傳統文化基層治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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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關鍵詞：農村 法律文化 培育

中圖分類號：D920 文獻標識碼：A

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由于發展不均衡，農村由管理向治理的轉型相對緩慢，加上鄉土社會固有的封閉性、保守性和相對獨立性，農村社區在某種程度上仍徘徊于國家法律控制的邊緣，國家主導推進的社會主義法治在農村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基層治理法治化仍任重而道遠。新時期的農村法治發展應以農村法律文化的培育為切入點，通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現代文化，培育農民的法律意識，進而完善農村的法治機制，最終實現鄉村的良法善治。

一、法律文化是農村法治建設的基礎

農村法律文化是指生活在農村社區的農民對于歷史法律傳統和當代法律現象的認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情感，包括與法律精神內核緊密相連的各種文化現象，如鄉村習俗、生活習慣、倫理傳統和社會評價標準等。法律文化具有濃郁的傳統沿襲性，是鄉土農民從事各種社會交往活動的文化心理基礎，是調處基層矛盾、推進鄉村有序治理、實現農村法治的重要前提。

法律文化是農村法治發展的基礎。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然而，完備的法律并不代表法治的實現，尤其是在農村，法律所預期的理想秩序與當下的農村社會秩序并不一致，干部和農民傳統觀念中的“官本位”、“權本位”思想并未去除，權力的濫用、誤用時有發生，公正文明的行政執法尚有較大的差距，農民對司法的信任和親近仍未形成，農村居民的重法守約意識仍然淡薄。究其原因，既有國家普法以及執法司法過程中釋法的不足，也有農民對倫理傳統戀戀不忘的因素。“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如何才能形成農民的法律信仰？在傳統觀念影響下，農民對法律產生的是畏懼感，認為其只是的工具，而忽視了其保護人權和關注民生的一面。制度層面的建構并不能解決農民的法律信仰問題，而文化層面的理念具有潛移默化的功能。通過農村法律文化的創新，使之與現代主流法治文化相銜接，能使農民認識到法律可以為我所用。李交發先生曾說，法律文化是法治扎根的土壤，是一切法律制度和思想賴以存在、運作的條件。從這個層面來說，法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能使農民認可和接受法律，并使之在農村產生親和力，從而也有利于培養農民的法律信仰，實現農村基層治理的法治化。

二、傳統法律文化對農村法治建設的影響

重禮輕法的觀念影響到農村糾紛的依法調處。傳統法律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導，以“禮”為核心，以宗法為本位，以親情倫理為基礎，禮法相融。受禮的影響，長期以來，農村形成了典型的熟人社會，主要依靠倫理規范來調整人們的行為，深刻地影響著廣大農民的法律心理和行為，制約著人們的法律態度和對法律的認同感。

由于農村環境閉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局限在一個較小的地域范圍內，基本上形成了一個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親疏遠近有序的倫理關系圈，即“差序格局”。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由于農民感覺到依靠國家正式制度下的法律途徑解決糾紛有經濟和時間上的不劃算，更容易選擇通過家族權威或鄉村精英來調解糾紛。當政府部門執法不文明或所依據的法律與當地習俗不相符合時，農民很少去考慮法律的權威性和執法的公益性，圍觀者往往選擇“幫親不幫理”，最終導致嚴重抗法事件的發生。當農村出現山林、土地等糾紛時，由于沒有完善的登記制度，主要依靠長者的印象才能確認權屬，很容易發生偏袒，導致家族之間相互庇護甚至出現群毆的情形。盡管做證是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但是村民之間的糾紛很難取證，農民由于害怕得罪糾紛雙方的任何一方而拒絕做證或者做偽證的情況時有發生。由此可以發現，盡管法律客觀公正，卻無法沖破基于血緣聯系而存在的倫理關系圈，在法的權威與人際親情間，情重于法。

重權輕法觀念影響了農村民主法治的進程。傳統法律文化以權力為本位，盡管有法律，卻只是“以法治國”，法律工具主義思想濃厚，是典型的“人治”文化。目前一些農村的基層干部權力意識仍然明顯，借助政府的權威在農村基層耀武揚威，盡管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負有農村管理職能，但從法律角度而言，村級實行的是民主自治，基層政府不能通過簡單的“行政命令”交辦事項和干預治理。但是，實踐中，鄉鎮干部仍通過各種“手段”左右村民委員會的決策和影響村民的行為。比如說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行政指導往往就蛻變為行政命令，這與行政指導的非強迫性明顯不符。傳統倫理化的法律文化以嚴格的等級思想為基礎，片面強調國家、集體的秩序和利益，這種理念指導下的農村法律文化主要體現為對宗族利益的維護和以封建家長為權威的個人崇拜。盡管當前農村村干部權力來源于民主選舉，但是仍然有不少村干部受重權輕法思想的影響，搞“一言堂”，踐踏民主。比如，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對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征地補償問題，不召開村民會議進行民主決策，而是個人拍胸脯，最終導致村民集體上訪。又比如，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搞硬性攤派，缺乏勞動力的家庭苦不堪言，名為服務，實則造成新的不穩定。

重刑輕民觀念影響了國家法律在農村的親和力。中國古代法律以刑法為核心，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民法規范只表現為刑事法律中的民事責任條款。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被告應承擔的民事責任相對輕視，而代之以刑罰制裁，過分地強調法的懲罰功能。這種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泛刑罰主義”和“工具論”， 使農民產生了對法律的畏懼與規避。現代農村社會中，部分村民仍然保留著這種觀念，認為法只能被動地遵守，不能為我所用。由此，現代民主法治理念、市場經濟觀念和契約意識找不到載體，民法所調整的利益和權利得不到重視，公民平等的人身權、財產權被漠視，即使農民偶爾去法院打個官司也只是為了“不輸氣”或“迫不得已”。重刑輕民意識支配下的農村社會，現代法治理念難以植入，法律保護人權和關注民生的一面被忽視。對農民而言，法只是帶強制性的他律性機制，只是被束之高閣的“陳設品”，應疏而遠之。

三、培育農村法律文化的幾點思考

（一）挖掘傳統文化，培育現代法治理念

解決傳統與現代法治沖突的重要出路，不僅僅在于嫁接西方法制，還在于更新傳統的法律文化觀念，通過對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解決制度性法律文化與觀念性法律文化的沖突。梁治平先生認為：“歸根到底，法的觀念是被塑造出來的，它不能夠越出它置身其中的文化的界限”。盡管傳統法律文化產生于皇權制度之下，以人治為基本特征，以宗法倫理為價值取向，為維護階級統治服務，但傳統也不等于徹底的腐朽，其中仍然不乏合理性因素，我們必須在批判地繼承傳統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切合于當代農村社會實際的法律文化。由此，農村法律文化的現代化應當是對傳統的繼承、更新和超越。

傳統法律文化中的許多合理性資源已被運用到現代法律制度中。例如傳統中的“孝”即被《婚姻法》和《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等予以確認，當我們宣揚“贍養”、“扶養”、“相互忠誠”這些現代法的觀念時，即可通過傳統文化的重申來使農民得以了解。“天人合一”觀念在被賦予新的內涵后，轉化為了現代法律中的“和諧”理念，運用到了《環境保護法》《森林法》等相關法律中。而傳統法律文化中的道德教化制度，與許多行政法律規范中的“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相一致。

傳統法律文化中仍有合理性資源需要挖掘。筆者以為，在當前的農村治理的現實環境下，“無訟”的觀念不應作為現代法治的不和諧因素被批判。表面上看，“無訟”是對通過國家公共權威機構裁決糾紛的一種排斥，實則蘊涵了人們對和諧人際生活的追求。“中國的立法者們主要的目標，是要使他們的人民能夠平靜地生活。他們要相互尊重，要每個公民在某個方面都依賴其他公民。因此，他們制定了最廣泛的‘禮’的規則”。孔子曾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這里，“無訟”所追求的是通過非法律手段來解決糾紛。“鄉下事鄉下了”，這是“私了”觀念的源頭，與現代法治建設主張的法治化的基本治理方式相比較存在偏差，不利于定紛止爭，國家法律的權威性受到影響，不利于現代法治的推進。事實上，訴訟并不是解決糾紛的唯一手段，“無訟”理念最核心的價值也不在于抵制訴訟，而在于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無訟”所體現的是一種理想化的追求。即使我們從“無訟”的表面形式來詮釋，也應將其理解為通過調解而不是司法裁決解決普通民事糾紛，既能節約司法資源，也有利于人際和諧。

（二）扎實普法，增強農民的法律意識

連續六個五年普法教育盡管被人們指責為流于形式，但是如果沒有國家主導持續地向農村社會灌輸現代法律理念，今天的農民將對法律更為陌生。通過政府組織普法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更有利于農民樹立公民權利意識，接受現代法治文明。就當前現狀而言，應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在普法內容的選擇上要注意實用性。應注意選擇與農民生活和其所參與的經濟社會活動緊密相聯的內容進行宣傳。二是在普法目的的確定上要注意觀念性。普法的目的在于促使農民實現法律文化觀念的更新，在普法過程中，要把現代法治精神、民主理念、平等觀念、權利意識等灌輸給農民。正如法學家田成有所說：“我們不一定要每個農民懂得法律的具體規則、規定是什么，但一定要讓農民懂得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是什么，權利受到侵犯后，救濟的辦法和保障在哪里，法律的權威和地位有多高。”[5]三是要重視用法技能的培訓。讓農民清楚基本的訴訟規則和勝訴的必要條件。

（三）改善執法司法過程，增進農民對法律的信任

農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源于對法律實施效果的認可，執法司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容易使農民喪失對法律的信心，改善農村執法司法是培育農村現代法律文化的關鍵一環。一方面，權力部門要徹底擯棄“權大于法”的觀念，樹立“權源于法”的理念，嚴格按照法律授權的目的和范圍行使職權。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權利運行的監督。要破除基層干部“山高皇帝遠”的觀念，建立執法責任追究制度，對侵害農民合法權益的濫權行為要嚴肅查處，讓法律的利劍在農村高懸，讓農民切身感受到法的公平與正義。在農村執法、司法的過程中，相關人員要學會運用民間規則、傳統倫理、鄉村習俗等詮釋國家法律的精神，培養農民對國家法律的認同感，同時，要關注鄉風民俗，注意法律實施過程中適當的靈活性，使農民在看到法律權威性的同時，也感受其合理性。

參考文獻：

[1] [美]伯爾曼著.法律與宗教[M].梁治平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

[2]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第2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少數民族規模性的人口流動改變了民族地區基層治理的過程和結構，對民族地區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影響。經過城市現代文明的洗禮，少數民族人口的民主意識、參政意識、主人意識、權利意識等有了增強。然而，大量少數民族人口外出使得民族地區的參政主體缺失，不利于基層干部隊伍選拔與建設，還對民族地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帶來沖擊。

(一)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外出，無法實現有效的基層政治參與

少數民族人口的有序政治參與是實現政治權利的重要形式。民族地區的民主政治發展與少數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參與的廣度、深度是分不開的，少數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參與也是民族地區政治現代化的標志。所謂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在認同現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為促進國家與社會關系良性互動、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與績效而進行的各種有秩序的活動，它包括各種利益表達、利益維護的行動。［7］然而，民族地區大部分青壯年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在外務工經商，其工作生活重心在流入地的城市，致使其在家鄉的基層民主政治活動中缺席，使得民族地區基層民主政治的參與主體缺失。因為長期外出，大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民族地區難以享受到民利，較少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及民主監督等公民基本權利，這對民族地區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般來說，青年的政治意識正在漸進成熟階段，他們能夠接受新東西、新觀念，但是往往政治責任感不牢固，參與政治活動的興趣不高。尤其是一些長期外出打工的年輕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返回民族地區后，對于民族地區公共事務的興趣不大。調查發現，哈尼族村寨的年輕人即便偶爾回來，時間較短，對村寨公共事務并不關心。［8］當然，他們即便是在流入的城市中也無法享有應有的政治權利，而在流出地又無法真正享有政治權利，成為民主政治權利享有的“盲區人群”，陷入到真正的權利貧困境地。民族地區留守的弱勢群體對政治活動的熱情也不高，“當前民族地區由于大量年輕人外出，而留下的人很多缺乏社區認同感，不愿參加社區活動。”［4］(P176)留守人群不愿意參加社區政治活動，而流動人口無法參與，民族地區的基層政治活動難免流于形式。

(二)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民族地區鄉村中，黨支部、村委會等正式權力組織中的干部是國家政權在民族地區的代言人、決策者，不僅代表著國家在基層社會中的形象，還影響著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生活。把一些有能力的少數民族精英選拔到基層政權中，對貫徹執行國家政策、帶動百姓富裕、推動民族地區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青壯年因為文化程度較高和外出務工的經歷，民主意識和政治認知等高于其他年齡層的人們，具有更高的政治素質。有研究者發現，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少數民族人口，對政治符號的認知水平明顯高于老年人，其中男性又比女性高出13%左右。［9］(P107)但這個相對精英階層的人口卻大規模流出，而留守在民族地區的人口大多整體素質較低，致使難以選出較高水平的基層干部，影響到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的精英化與能人化。此外，早期流動的一部分少數民族人口中，有一些就是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他們多為思想活躍、思路清晰且有一定知識的農村精英。他們的外流導致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不穩定，再加上稍有能力者多在外打工且不愿擔任村干部，使得農村干部后繼乏人，極大地削弱了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力量，使得基層政權運營處于胡亂維持狀態。雖然某些少數民族精英的回歸為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建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了民族地區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出的規模化、精英化程度遠遠高于回歸的數量，這使得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選拔范圍變得狹窄。部分少數民族人口因為外出不僅取得較豐厚的經濟收入，擁有較廣的人際關系網絡，而且對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等了解加深，政治素養得到較大的提升。但是，他們參與基層政治活動的愿望并不強烈，只愿意成為經濟好手，而不愿意參加到基層政治中。已有經驗研究顯示，廣西仫佬族流動人口中的農村精英絕大多數忙于商業活動與生意，對參加競選村干部沒有什么興趣。［1］(P112)這不利于民族地區基層政治的發展。

(三)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導致民族地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功能弱化

大部分民族地區的基層權力格局中，呈現出正式權力組織與非正式權力組織并存的形態。基層的正式權力組織如黨支部和村委會代表的是國家基層政權，非正式權力組織如鄉老集團、宗教組織等代表的是宗族、宗教的權力等。傳統上，非正式權力組織中的鄉老享有民間承認的權威地位，宗教組織掌握著民族地區宗教的話語權。然而，少數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中，自身思想觀念等都產生了變化，打破了民族地區傳統、同質的社會狀態，促使民族地區社會權力結構功能的變遷，民間權威逐漸由傳統老人型向經濟精英型讓渡。鄉老對于社區公共事務決策及協調的功能開始弱化，部分民族地區的宗教組織也開始萎縮、衰落，正式權力組織在民族地區公共事務中的作用逐漸突顯，民族地區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由禮治型向法治型過渡。例如，在新坪藏族地區，人們對于民間糾紛的調解上，傳統社會主要依靠鄉老們調解。現在則不同于過去全部依靠鄉老的調解，出現了尋求基層正式權力組織解決的情形。34.3%的人找村干部解決，23.9%的人找傳統權威即鄉老解決，41.8%的人私下解決。［2］(P237)同時大量人口外流使得民族地區的一些宗教組織出現傳承危機，宗教組織的聲望逐漸下降，難以發揮其原有的功能。比如，新坪藏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包括宗教組織“苯苯”階層、“吉巴”、“牌子”和鄉老集團。“苯苯”呈現衰落趨勢，年輕的“苯苯”開始外出打工，“吉巴”、“牌子”組織趨于癱瘓，原有的一些功能現在逐漸無法發揮。［2］(P235)由于民族地區的大部分非正式權力組織在少數民族人口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協調矛盾、間接影響社區事務決策等作用，是維系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重要力量。民間非正式權力組織的弱化對于民族地區傳統社會的正常運行、社會力量的整合、基層事務的開展以及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存是非常不利的現象。

二、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文化傳承的負效應

過去，民族地區因地理環境封閉、交通閉塞、人口流動較少等原因，文化的變遷與傳播等較為緩慢，文化傳統、、儀式實踐等有著較強的穩定性與較高的權威性。隨著人口流動規模增大，民族地區信息流通更快速、更加開放，原來的禮儀規范、儀式實踐、風俗習慣等受到外界的沖擊而發生改變。我們知道，文化傳播是促進文化變革和創新的活性機制。回歸民族地區的流動少數民族是外來文化傳播的載體和文化發展的推動力。他們把城市的現代文明、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現代化的文化帶到民族地區，當地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傳統觀念受此影響發生變化，促進本元文化的生成和發展，從而使民族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10］頻繁的人口流動造成民族地區傳統民族文化的傳承主體群體萎縮。“對于其原屬群體來說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主體流失，群體萎縮，表現在文化的后果上，就是原屬群體的社會文化傳承主體逐步減少，文化的承繼問題凸現。”［11］在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下，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正逐漸失去市場，其傳承遭遇危機。

(一)民族語言使用空間日益萎縮，甚至有消失的危險

受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的影響，作為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語言，其使用的場所逐漸在減少，比如，“朝鮮族人口流動引致的朝鮮族居住形式和各地區人口比重的變化，將朝鮮族傳統文化特別是對朝鮮族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方面產生深刻而深遠的影響。”［12］民族地區的很多年輕人多不會說民族語言，致使某些民族語言有消失的危險。有研究者以朝鮮族為例指出，“由于朝鮮族遷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語言環境正在逐漸消弱，朝鮮族后代正在面臨喪失民族語言的趨勢。”［13］其他民族地區存在類似的情形。比如，在湖北苗族地區，人口的大量流動削弱了教育的民族文化傳承功能，一些孩子隨父母流動到流入地漢族學校讀書，一開始就處在與民族語言文化完全隔離的狀態之下。即使留守兒童，其父母也要求他們說漢語，學好普通話，并且囑咐長輩不要跟孩子說土語(即民族語言)，認為土話跟不上形勢，教娃娃講土話，長大后吃不開，與外面交流不方便。［14］因為流動，年輕人體會到民族語言的不便以及普通話的好處，感到民族語言的消失是必然的;而老年人雖然擔心民族語言失傳但為了孩子們的長遠發展而沒有辦法教授民族語言。顯然，人口流動的因素導致民族語言失去了傳承的場域與主體，跟隨父母在外流動的孩子沒有機會學習民族語言，而在家鄉的留守兒童同樣則不讓學習民族語言。

(二)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體出現流失與斷層

隨著民族地區人口流出加劇，民族傳統文化承繼主體大量流失。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無論是口頭傳統還是儀式實踐等都存在文化傳承斷層問題。口頭傳統的傳承主體逐漸缺失。口頭傳統是民族集體記憶及身份認同的重要媒介。調查發現，哈尼族古老的火塘邊唱哈巴被現代流行歌曲代替，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話傳說、史詩歌謠等出現無人繼承的情況。村寨核心文化人物和傳統文化代表莫批離開村寨外出打工，致使村寨的儀式無法進行。巫師年齡普遍偏大，而青年人則對古老的儀式興趣不大，哈尼族的口頭文化遺產青黃不接無法傳承，有失傳甚至消失的可能。［15］其他民族地區的很多口頭傳統文化亦面臨著消失的危險，較少有年輕人愿意花費時間學習類似東西。傳統儀式實踐及生活實踐的主體面臨流失。各類實踐活動都需要人操作實行，由于民族地區外出務工的人口增多，傳統生活實踐傳承主體相應減少，出現后繼乏人的情況。例如，坡芽村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走出了壯族文化所包圍的傳統社會，融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氛圍。大多數人已經不再會唱壯族民歌、不再穿本民族的服飾、不再做鞋墊送情人、不再會織布……［16］(P136)同樣朝鮮族的人口外流，也使一些傳統的民族體育實踐開始衰落。例如，朝鮮族傳統體育項目秋千和跳板，過去很受群眾喜愛，一般朝鮮族集居的地方都有秋千架子。隨著秋千和跳板運動逐步消失，盡管國家每4年舉辦一次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把秋千納入競技項目，但是現在要練秋千的人越來越少。［17］這表明民族地區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的載體變少，民族傳統文化失去傳承主體進而越發沒有市場。民族地區傳統的勞作實踐隨著人口的大量流出而面臨發展困境。比如，紅河哈尼梯田2013年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大量哈尼族人口外流使哈尼梯田面臨發展危機，甚至出現無人耕作而廢棄的情況。作為梯田耕作主力的哈尼族青年成為了打工仔，精壯勞動力的流失使得哈尼梯田逐漸荒棄。哈尼族青年一代遺忘了祖先傳承下來的很多傳統技藝如手工藝技能、稻作技能，農業遺產有滅絕的危險。［15］在其他民族地區，民族傳統實踐活動同樣遇到傳承無力的情形，甚至其文化內涵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發生了功利化的改變，民族地區的傳統價值觀與受到了沖擊，“就連原本非常神圣的一些原始宗教儀式，現在也成為了一種為獲得經濟利益而進行的表演行為，而使其內隱文化的觀念內涵失去了依附的基礎。”［18］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攜帶的外界文化沖擊了民族傳統文化

基于少數民族人口外流與回歸而帶來的外界文化對民族地區傳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認為，“文化是一條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對其他特性有作用，它們反過來又對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陳舊過時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補充進去，新的排列、組合和綜合持續不斷得以形成。”［19］(P373－374)人口流動使得民族地區傳統民族文化發生變遷，民族文化因子不斷被創造也在不斷流失，一些傳統習俗開始消失。外在物質文化受到的影響最明顯。民族服飾穿著的時間日漸減少，很多人改穿流行服飾，只有在重要節日、婚喪嫁娶時才穿民族特色服飾。民族地區飲食文化發生較大變化。食材、食物中多了流入地的飲食習俗，少了民族特色。外來文化的沖擊打破了原本的飲食結構。比如，藏族地區的傳統食物所占比例已大大減少，糌粑、酥油茶等已從餐桌淡出，主食變為了大米和面食;飲料種類增加了諸如可樂、碳酸汽水等;開始經常吃各類時令蔬菜等。一些少數民族傳統餐具逐漸被日常餐具取代。民族文化空間也發生了變遷。民族地區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及審美取向等受人口流動而有所改變，使得傳統文化空間正在不斷地縮小甚至消失，其中住宅建筑空間變遷較為明顯。房屋的形制與結構發生了變化，傳統吊腳樓與干欄式建筑被現代瓦房與樓房取代，比如，近十年來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王村建房者不再建“土筑瓦蓋”的干欄式建筑或土家吊腳樓，而是修建小洋樓。32戶人家中，有16戶修建了小洋房或者平房，土家吊腳樓淡出了小王村村民的生活。［5］這與人口流動所接觸的高層建筑審美文化有關。房屋的內部設計、裝修等不再按照民族傳統的房間格局布置，導致一些民族特色建筑空間不斷消失。比如，火塘被看作一個小型的家庭公共空間，一家人圍坐在火塘旁吃飯、烤火或者聊天等，還舉行一些民族特色活動，如哈尼族在火塘邊唱哈巴，彝族祭祀火塘等。現在民族地區的新式住宅中較少修建傳統火塘，圍繞火塘所展開的活動也相應減少。像仫佬族聚居的鳳梧村地區，新式樓房中不再設有火塘，火塘逐漸消失。［1］(P140)一些曾經發揮特殊功能的傳統房屋正在消失。例如，坡芽村中的新建房屋中不再修建女兒房。在傳統的壯族社區，每家每戶在大門外的左右兩邊建蓋有側房即女兒房，是專門給成年的女兒夜晚對歌、談戀愛準備的。由于人口流動數量的上升，壯族人戀愛方式也相應發生變化，因為夜晚對歌、談戀愛的習俗漸漸消失，女兒房慢慢失去原有的功能意義。［16］(P136)民族地區具有特定文化特色的古建筑民居正在逐漸被現代建筑取代，失去了以往的民族風情。民族地區的公共建筑空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作為民族地區村落公共活動的祠堂與作為民族信仰中心的廟宇等，在人口外流的影響下，呈現出兩個極端的發展情形:要么是由于人口外流過多，人們把重心放在務工經商與個人家庭上，對公共祠堂與宗教場所少人問津，導致這些作為公共活動空間的場所逐漸敗落;要么是很多人在城市里獲得了財富，復興傳統民族文化的意識覺醒，進而組織起來把公共祠堂與宗教場所按照現代審美標準修建得富麗堂皇，而失去了其作為民族傳統建筑的符號意義與文化內涵。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負效應

隨著少數民族人口的外流及其回歸，民族地區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局部地區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與貧富分化趨勢，社會分層現象日漸顯現。傳統意義上的婚姻變得不穩定，夫妻關系受到沖擊。民族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比如留守婦女問題、留守兒童問題、老年人問題以及、盜竊搶劫財物等違法犯罪問題，民族地區社會穩定面臨一定的壓力。

(一)通婚圈擴大導致民族地區出現“娶妻難”問題

受人口流動的影響，民族地區通婚圈不斷擴大，跨地域婚姻增多，比如，在廣西壯族地區那善屯，屯內婚、村內婚、鄉內婚減少，跨鄉婚、跨縣婚、跨省婚增加，通婚圈逐漸擴大。［20］民族地區外嫁其他省市的女性人數上升。比如，在土家族聚居區，“出現了遠嫁遠娶現象，各村都有數對遠距離異族通婚者，他們涉及云南、貴州、重慶、湖北、安徽、浙江、河南、湖南等省市。”［14］通婚圈的擴大還表現在族際通婚數量的上升。比如，廣西仫佬族鳳梧村，目前村內仫佬族人與壯族通婚的有32對，與漢族通婚的有18對。［1］(P120)由于民族地區婚嫁年齡的男女性別比相差不大，再加上外嫁女性的數量增加，一些未婚男性青年被排除在傳統通婚圈外，有些地方出現“娶妻難”甚至“光棍村”。一些人在本地找不到媳婦轉而迎娶外地媳婦或者入贅外地家庭等;或者在同一年齡組內找不到轉而到下一年齡組尋找對象，出現“婚姻擠壓”問題。比如，新坪藏族地區的通婚圈擴展后，但是女子外嫁的現象日益突出，漢族女子內嫁的比例并沒有增加，反而外出入贅男子的比例上升，這就意味著，通婚圈的擴展在事實上只是加大了新坪藏族女子的通婚范圍，對男子而言，通婚圈的擴展又造成了他們自身通婚范圍的萎縮。［2］(P137)朝鮮族地區同樣存在類似的情形。未婚女青年大量外流，農村男青年“娶妻難”問題有所突出……某些男性青年因找不到對象而對社會產生怨憤情緒，影響了地方社會穩定。［21］顯然，女性的大量外流，導致農村未婚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在很多農村看不到未婚女性，致使很多適齡男性找不到結婚對象，出現了“光棍村”現象。［22］民族地區找不到對象的男性青年對于當地社會而言是一個潛在的“問題群體”，不利于當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對于那些有著民族通婚禁忌的少數民族而言，他們習慣在本民族內通婚，若是在本民族內找不到對象，一些人將會到外民族如漢族中尋找對象，最終會導致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延續出現問題。此外，受人口流動的影響，民族地區的婚俗逐漸朝著簡化和城市的方向變遷，這不利于民族傳統婚俗文化的傳承與保存。

(二)人口流動導致民族地區家庭穩定受到影響

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影響到民族地區的家庭關系穩定，部分家庭夫妻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最終婚姻破裂，家庭解體。比如，“在朝鮮族流動人員家庭中，因客居異地條件差、經營上的矛盾、借貸問題、經營失敗而破產等多種原因，出現一些家庭不和甚至離異的現象。”［12］至于離婚的原因則是與女性外出、長期分居、感情破裂等有關。“長期的夫妻分離導致了離婚率的急速上升，直接影響和動搖家庭的根基，嚴重影響延邊地區社會的穩定發展。”［22］當然也與男女差距拉大有關。夫妻中一方外出打工后，外出務工的丈夫進城見了世面，獲得更大的現代性，而留守的妻子則沒有改變任何情況，導致丈夫往往看不上家鄉的妻子導致離婚。

(三)基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某些新社會問題影響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

第3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一）利于確保少數民族合法權益，建立科學的訴求機制首先，利于確保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民族地區的公共治理本質是實現對人的管理，直接與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利益密切相關，而這是實現廣大人民利益訴求的重要方面。在對廣大人民的利益與愿望訴求在獲得表達之后，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廣大少數民族群眾面臨的問題。面向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利益表達機制，也是為進一步表達少數民族群眾的利益提供了一個表達路徑，并采用制度的形式予以規范，這有利于落實少數民族的切身利益。其次，建立科學的訴求機制。創建科學的訴求機制，這本身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體系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能全面加強并全方位完善黨和政府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權益機制。創建科學的訴求機制，協調好民族地區各個階層的權益關系，做好對社會矛盾的梳理工作，科學處置好少數民族群眾內部矛盾，切實維護好廣大群眾的權益。

（二）開通權益表達新路徑，利于創新民族地區公共治理模式首先，開通權益表達的新路徑。在大力發展民族地區社會建設、全面發展當地經濟的同時，還需要確保少數民族地區的各個群體、階層中的整體利益表達可以有充分表達的路徑，這能實現社會各大階層利益實現進一步統籌，科學處置好社會中存在的各類矛盾。將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訴求真正納入到規范化、法制化的道路上來，進一步拓寬少數民族群眾的利益表達路徑，全面尊重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權利訴求，這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手段。只有如此，才能在處理民族地區社會矛盾時，進行耐心的引導，有效疏導民族地區社會矛盾。其次，利于創新民族地區公共治理模式。創建新的表達機制，并且創建適宜民族地區的公共治理模式。原來的民族地區的公共治理往往是自上而下開展，這本身會導致一些政策落實上不到位，不利于維護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這主要是因為訴求機制是公正與公平的表達機制，這能為推動民族地區的公共治理進程。

二、行政法語義下困擾民族地區公共治理模式構建的因素

（一）財政困境、經濟困境方面的束縛民族地區財政困境重點體現在以下多個方面：一是財政收入少。民族地區的基礎政權所獲得的財政收入不多，特別是在國家開展稅費改革之后，民族地區的基礎政權收入大大減少，并且民族地區經濟欠發達，在進行必要支出后，基層政府不得不采用借貸的方式進行維持，這直接導致基層政府的赤字規模在持續擴大，債務負擔也越來越大。二是政府的公共職能難以落實。民族地區的基層組織在進行資源爭奪、項目建設的過程中，行政成本也進一步增加，在支援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國家財政資金對民族地區的支持量也持續增加，不同地區之間因為基礎條件等多個方面的差異，就會陷入到項目的爭奪中，不得不負債去想辦法，這樣就會導致政府公共職能難以實現。三是行政成本增加，收效不高。民族地區人口、環境差別大，這導致成本的投入高，并且收效不佳。雖然政府撥款增加，但由于民族地區地理環境等方面的特殊性，這樣就會使通訊、交通和技術等方面的利用比較困難，伴隨服務職能的進一步強化，行政成本就進一步增加，使一些有限的資金投入，獲得不了很好的公共治理效果。經濟困境主要表現在生態環境方面。從表面上來看，生態環境不應該被界定在經濟范疇內，這是經濟層面的問題。民族地區本身的發展水平低，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也一直處于發展的不平衡狀態，這將會導致貧困、自我發展能力上的束縛，過分依賴環境。并且還有些民族地區的群眾居住在一些自然障礙區，這些地區本身就不適合人居住，在貧困與惡劣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下，漸漸形成惡性循環。有的民族地區為了加快發展步伐，不得不加劇對自然資源的濫用，付出了破壞當地生態環境、耗費自然的沉重代價，引進了屬于高污染的制造產業，這進一步加劇了對當地環境的破壞。

（二）民族地區文化本身的復雜性民族地區往往是多民族聚居地帶，在這些地區，人口數量少的一些少數民族處在劣勢地位，民族特點以及本身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很好地實現，民族文化的保護就陷入困境，會讓這些民族有自卑感，這是導致社會出現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此外，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群眾處在不同的交往中，不同少數民族的價值觀、不同的信仰與不同的文化間交互碰撞，這樣就會出現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也直接影響到不同民族間的團結。在當前大力推進城鎮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區有些地方過分關注經濟效益，并不尊重少數民族信仰與風俗，這樣就會導致群眾、干部之間的關系緊張，人際關系進一步淡化。一般來講，少數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區重要資源，是為了全面融合民族地區的各個民族，全方位培養少數民族感情的紐帶。

三、行政法語義下民族地區公共治理模式構建的策略

行政法語義下的民族地區公共治理模式解構

（一）確定公共治理主體，建立基層公共治理評估機制

1.確定公共治理主體傳統的民族地區公共治理都歸入到民族問題內予以解決，采用的是族際主義治理模式，該模式對科學處置民族地區糾紛，創建新型的民族關系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然而，伴隨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提速，民族地區的現代化轉型已經提升到重要的議事日程，由此出現的民族地區的穩定問題、發展問題、環保問題等并不能看成是單一性的民族問題，而是民族地區的治理問題。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只依靠傳統的解決問題的模式是很難實現的，主要是因為這些問題往往呈現出一定的區域性，需要開展全面治理。因此，探索適宜民族地區的公共治理模式。公共治理模式是在對民族地區的區域特點進行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可以從解決該區域矛盾的問題基礎上，制定具體政策。但是這一治理方式也因為只是考慮到民族地區的局部性情況，并未從民族地區的發展大局出發，所以，結合傳統的模式，實現傳統治理模式與現代公共治理模式進行有機結合，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民族地區公共治理取得一定實效，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結合建設雙重治理主體結構，不同主體都是圍繞民族地區公共治理進行協作，全面發揮各自優勢，解決好民族地區在公共治理中面臨的復雜因素。中央與地方政府都要在治理過程中發揮宏觀性指導作用，比如，確定整體規劃、提出宏觀性政策等，而基層政權需要充分考慮民族地區的差異性，讓中央、地方政府提出的一些政策得到貫徹落實，才能提升民族地區的公共治理效果。

2.建立基層公共治理評估機制在民族地區建立基層公共治理評估機制，能全面激發基層治理的運作的活力。民族地區基層政權開展的績效考評、人事任免等采用的都是量化指標與上級考核的模式，該模式不僅操作便捷，而且也方便上級政府對基層政權的管理。然而，這一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如短期的量化指標未科學反映該民族地區的治理情況，還存在不科學的量化標準，未能全面發揮民族地區基層工作人員創造性。要從《憲法》規定出發，民族地區的基層政權有一定的自，然而，當前采取的績效評估方式，導致基層部門人員為了避免出現錯誤，不愿意進行大膽實踐，因此，在民族地區公共治理模式下，要明確民族地區基層主體的地位，發揮其自力。所以，需要創建基層公共治理評估機制。該機制需要將綜合性績效管理作為目標，舍棄簡單做法，對民族地區的基層部門工作人員考核，將會對公共治理效果長期影響。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類型的基層公共治理評估機制，評估操作復雜，需要廣大民眾的廣泛參與，有效糾正公共治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使得基層政權能全面投入到公共治理中來，因地制宜地提升民族地區公共治理水平。

（二）經濟發展中堅持多元化發展道路，公共產品實現多元化供給模式

1.經濟發展中堅持多元化發展道路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發達地區相比，經濟整體競爭實力并不占優勢，但也有一些局部性優勢，比如，自然景觀、天然資源、礦產資源等。從民族地區發展實際出發，在民族地區不能照搬市場經濟發展模式，這需要與民族地區的實際相互結合，進行科學地創新與選擇，探索適宜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之路。從民族地區實際出發，可以采用以下幾種適宜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是在資源相對豐富的一些民族地區，并且當地的生態環境相對好，可以堅持市場化的開發機制，但需要做好監督管控工作，保證在資源開發內的綜合性輻射效應。二是在旅游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可以開發當地的旅游資源，假如外部資金引入存在一定困難的話，需要從利于區域公共治理的長效性出發，維護好民族地區少數民族群眾的長期利益。三是在生態環境相對脆弱的地區，但是蘊含大量的礦產資源，資源開發價值高，需要避免采用“殺雞取卵”性開發模式，堅持走集體開發之路，創建好的機制，確保環境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地區綜合發展的一致性。四是在資源相對匱乏或者農業生產不發達的地方，可以發展一些特色經濟，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藝品、特產等。

2.公共產品實現多元化供給模式民族地區農村在公共服務上面存在結構失衡、供給不足、效率不高等多個方面的問題，這和民族地區的基層政權建設滯后性、建設能力低等有著密切關系。所以，采用建立公共服務型的基層政府，提升對當地群眾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這是改變民族地區公共產品不到位的重要選擇。創建民族地區基層服務型政府，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出發：一方面，全面適應民族地區公共服務需求特殊的經濟條件與文化環境，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建立科學、職能分布相適應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另一方面，在社會公共服務供求體系中，還需要創建回應性制度機制，采用該機制，能全面反映少數民族群眾喜好，提供的公共物品的類型與服務等也能實現多元化，更好滿足民族地區群眾的需要。

（三）轉化生產方式，提升環境的公共治理水平要改變民族地區的落后生產方式，應著力發展綠色經濟，實現資源低耗與經濟高效的有機兼顧，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有效互動。民族地區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實現平衡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并不能一定能導致當地環境的退化，可以從當地實際出發，降低經濟增長的速度，實現改善當地環境質量的目標。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的整治，還需要在全面保護并尊重當地宗教、儀式與禁忌等傳統文化基礎上，確立生態環境保護儀式，倡導綠色消費理念，進而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確立正確的環境觀。民族地區環境整治的路徑以及目標，將對當地的生態利益產生一定的效果，但對當地少數民族群眾利益的保護也是社會政策的重要核心目標，社會政策積極效應重點表現在全面緩解因為結構性不平衡出現的再分配效應，補償制度性存在的不利地位，不同利益相關人員對環境問題的建構方式也需要達成共識，提升環境的公共治理水平。

第4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關鍵詞】調解制度 社會原因 文化傳統 社會結構 現實運行

優良的民族文化與調解的實質內涵的契合

任何民族的現代化均離不開自身的民族性。傳統文化是民族積累的歷史經驗，對社會發展影響深遠。考察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調解制度的聯系，不難發現兩者存在共同的價值追求。

傳統文化注重公共利益的思想與調解制度主張服從大局的觀念存在契合點。無論哪個時代的調解，均強調整體利益。封建時代，為鞏固封建等級秩序需要，此時的整體利益主要表現為家族集團利益，調解成為維護等級制度的工具。現代社會的調解，強調社會主義義利觀，主張促進民眾和睦，在引進西方法治理念時，既要尊重個人權利，又不要過分強調個人權利。①因此，在調解中，對當事人權利的救濟，并非主要關注內容，而是主張糾紛主體持大局觀，對利益本身協商，實現利益平衡，維護社會穩定。調解成為社會治理機制中的一環，既然是治理社會的一種權力制度，那么就必須講求對社會整體性利益進行規劃和平衡建設。所以，調解的過程體現了運用法律的齊肅和道德的教化進行社會治理的過程。

傳統文化推崇的“仁愛”與“和諧”的思想與調解制度追求的價值存在契合點。儒家倡導的“禮”、“讓”、“和”的思想，其實是調解制度的雛形，同時也是調解的程序。調解制度能重新被社會青睞，說明它必定蘊含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無法比擬的價值元素。調解制度正是追求形成或恢復關系結構的和諧這一平衡點的制度安排，調解制度體現了強大的“和諧”價值。如今，和諧社會成為核心目標，和諧價值指揮著所有的社會行為，成為法律制度建設的理念支撐。因此，社會對調解制度表現出強烈的依賴，調解制度以其蘊含的和諧價值以及能和平、經濟地解紛優勢得以在社會解紛機制中體現出強大的現實功能。

傳統文化關于禮讓謙和的主張與調解方式解決糾紛需要權利主體的適度讓與的要求相契合。中國講求“和為貴”，墨家的“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思想，強調溫良恭儉讓，為人處世應“事思敬”、“擇善而從”。調解要成功，須講求“讓”，需要糾紛主體對權利的適度讓與。實現“和”，就是利益持有者經過權衡，尋找雙方利益的共同點，在中化解矛盾，謀求最大程度的認同和執行。社會的發展就是要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才能有序推進，進行適度的讓與換取的可能是實質性利益，這符合經濟原則。調解具有的旺盛生命力也許正是基于這樣的文化解釋和文化支持。

從二元結構的社會特征角度考察

二元制的社會結構客觀存在，農村地區缺乏法治基礎。我國城鄉二元制結構難以打破，中國的農民數量以及農業從業人員數量眾多，比重高達49%，農村經濟依然落后，經濟基礎薄弱，缺乏基本的法制環境，法治建設困難，普法活動無法展開，司法所成立不起來，已經成立的缺乏專業法律服務人員。法律在農民眼里仍然是陌生事務，農民發生紛爭，并不會求助于法律援助機構。因此，廣大農民的習慣和思維方式依然沿襲傳統，基層干部仍按傳統方式管理事務和處理糾紛，司法存在遠離中國主體人群的危險。②

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較強的家族勢力，調解成為主要解紛方式。家族組織具有封閉性和自足性，在一些農村地區影響力很強，尤其在南方地區，表現出很強的適應性，發揮著法制難以顯現的作用。家族勢力的作用有二重性，一方面，家族勢力抬頭影響社會穩定。不健康的家族活動對于農村的基層政權是隱患。但另一方面，一些農村地區的家族行為卻是有序規范，家族在修訂族譜、族規、處理紛爭時，主動與政策相適應，對地方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這些農村地區，政府和法院的調解人員已經認識到其正面作用，注意調動這種民間資源。如福建的一些地區，調解員由家族的威望人物擔任，負責調處村民的相鄰權、土地權、婚姻家庭等糾紛，在調處過程中，糾紛主體會對糾紛的處理表現出合作態度，進行權利讓步，解決糾紛。因此，當地的司法人員總結經驗，利用好家族關系調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社會的文明和進步。③所以，在這些地區，糾紛的解決仍以調解為主要方式。并且，在進行農村普法活動的時候，普法人員運用合適方式，首先對這個群體進行普法教育，利用其影響力，擴大法律在農村的作用，收效甚好。

從城鎮居民所處的社會環境分析調解制度在城鎮地區的適應性。城鎮社會居民的自主性意識在不斷增強，個人強調獨立，追求自由、權利的實現。然而，社會性始終是人的本質屬性，自然人不可能游離于其附屬的團體之外。作為單位人，家庭發生糾紛，尋求組織幫助一般是其首選方式，而組織在介入糾紛處理時，常用方式即對當事人開展耐心思想工作，進行勸說，以求和解，并且不排除會利用組織對個體的約束和影響力解決糾紛。即使無單位的居民，也同樣身處組織化程度在不斷加強的各類團隊或民間組織內，如行業協會、社區等。這些組織有自己的管理機制，并且形成自身獨特的文化理念，在這樣的組織影響下，自然人能產生對組織的認同感，組織對于他們而言有吸引力。因此，一旦發生糾紛，組織同樣可以開展調解工作，從中斡旋，提供對話場所，促進成員的協調和妥協。

從國家管理的需要角度分析

如同許多研究者指出的，調解在中國絕不僅僅是一種糾紛解決的技術或方式，而是社會治理的一種制度性或體制性存在。④調解具有政治服務功能，國家的管理對它懷有極強的政治需要，調解實質上是作為國家管理的重要方式存在，具有很強的政治屬性。

調解制度的安排體現了國家進行社會有效管理的政治需要。調解作為解決糾紛的手段被寄予厚望，政府和司法部門期待將調解建設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的思想是總書記對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規律的總結，已經成為指導法院工作的政治綱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指出：“促進和諧，就要牢固樹立公平正義、調解優先、寬嚴相濟、為人民提供法律保障和優質服務的理念。”⑤高層的講話表達了對調解制度發揮政治功能的期望，指揮著各級法院的工作重點，法院工作不僅是審判，更高要求是如何實現審判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

轉型期中國的特殊性決定調解方式作為解紛的慣常性手段得以使用。轉型期的現實矛盾突出，短期內實現全面協調發展不可能，經濟在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城鄉、區域之間的差別在不斷拉大，各種新型的糾紛產生且存在激化趨勢，嚴重影響穩定，使政府面臨管理的困境。因此，建設高效的解紛機制迫在眉睫，調解機制作為一個能排解社會不滿和憤怒的管道，自然得以青睞。法官在處理案件時，以法律為準繩是前提，但同時分解社會壓力更是大前提。法官工作的出發點是講政治、和諧、穩定，案件處理需要法官積極介入，如審理一起企業破產案件，由于企業涉及復雜利益關系，法官需要以法律名義深入企業，行使政府職責，調查企業破產的背景，了解職工、債權人、擔保人情況，進行專業評估，形成認識，作出是進行破產清算還是重整的判斷。假如企業能重整恢復生產，或者企業僅僅因為暫時資金短缺陷入困境，法官要對債權人做調解工作，尤其對有擔保的債權人做大量的工作，動員其從大局出發，暫緩實現債權。如此運作下來，案件一般能夠取得債權人配合，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自然較好。所以，法院調解在這個特殊時期顯現出強大的維穩和發展經濟的功能。

當然，法官積極介入案件不免產生強制調解、違背自愿原則之嫌。所以，在涉及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處分時，法官必須保持必要的消極性和中立性，且應該跟進必需的監督機制。我國復雜時期的糾紛解決，考驗著調解人員尤其是法官的法律智慧和政治智慧。

通過以上從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現實運行幾方面的挖掘，得出這樣結論：調解制度重新被認同和推崇的原因不能排除是制度本身的現實功利性和社會落后性原因所致，但是，其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更是源于傳統文化賦予的精神支撐，其謀求合作的實質和追求和諧的目標符合時代主題，及其講求在尊重分歧的基礎上展開合作對話的解紛方式符合民眾心理。調解制度具有深刻的精神、制度、心理需求基礎，從而使它重獲接受。調解作為中國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并未為現代社會不容，相反，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后現代司法的標志之一。⑥（作者為桂林醫學院人文社科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注釋

①徐靜村：“糾紛與和諧”，徐昕：《司法：糾紛解決與社會和諧》，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46頁。

②⑥肖建華，楊兵：“對抗制與調解制度的沖突與融合――美國調解制度對我國的啟示”，《比較法研究》，2006年第4期，第89頁。

③張亦嶸，郭宏鵬：“黑臉紅臉‘宗族’都扮，合理引導利于化解糾紛”，《法制日報》，2007年3月26日。

第5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俸錫金和王東明的最新專著《社區減災政策分析》，恰是從這一普適的邏輯和獨到的角度出發，研究在自然災害背景下，在社區層面上怎樣的政策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破壞程度、減少災害損失。作者依托公共政策系統分析的理論框架，緊緊圍繞中國社區減災政策生命周期的幾個關鍵環節，步步為營、層層推進，為讀者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中國社區減災政策全景圖。

毋庸置疑，減災工作的很多層面都值得研究和探討：國家宏觀層面、地區中觀層面、社區微觀層面，甚至還叮以從個體的行為主義層面展開。不同的研究層面，體現了研究者各自的關注視角，但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一國在減災領域的發展階段和成熟程度。亨廷頓認為，文化的世俗化和結構的分化，是一國政治發展程度的基本指征。同樣，能夠超越國家和地區的層面，從社區微觀層面出發深入研究中國的減災政策，說明中國的減災政策開始邁向關注細節、尊重差異、追求精致的新階段。

當然，從《社區減災政策分析》的研究也不難看出，我國仍舊處于這一階段的初始狀態，亦即全社會雖然普遍認同社區減災政策的重要性，找到了政策動力的來源和政策評估的模式，但在具體的政策制定和執行中，理想方案往往無法實現其預期效果。現實的政策環境并沒有為社區減災政策創造良好的制定和執行條件――政策資源稀缺，政策理解迥異，所有基層政策執行困難的表征都無一幸免地體現在社區減災政策的執行上，甚至其“淋漓盡致”的程度遠遠超出了其他同類基層政策的執行。作為一項在關鍵時刻可以挽救千百人生命的制度安排，減災政策緣何在基層層面屢遭梗阻，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問題。

在城鎮化浪潮席卷下的中國，社區無疑處在一個不斷解構與重構的過程中，傳統社會相鄰守望的親情式合作關系已經無法粘合加速流動和情感疏離的社區成員。只有依靠主動而理性的公共政策，才能有效整合資源、充分發揮社區的風險抵御能力，社區減災政策，相比其他基于社區的管理政策（如計劃生育政策、學區升學政策等），更具根本性和關鍵性，但往往由于其強制性不足，在一些扭曲的政績觀的影響下，社區減災政策的執行被不斷弱化和形式化，甚至有時決策者寧肯承擔災害的風險和重建的成本，也不愿在相對低廉的災害預警和危機教育上投資。災害發生的小概率特征激發了部分決策者的賭徒心理，對社區減災政策從口頭重視到心理認同再到實際行動，其間所需跨越的障礙困難，呈幾何級數增加。《社區減災政策分析》的作者不但在書中揭示了上述困境，而且提出了相應的解決之道，亦即要進行綜合的政策創新。

本書作者始終冷靜地以經濟人或行政人的假設考察社區減災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在研究中更加相信理性的制度設計和有力的政策執行，而對流于形式、空洞抽象、疲于應付的社區減災政策表示了強烈的失望和不滿，對“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的社區基層管理者的無奈充滿同情。因此，本書作者更注重如何通過精心的制度設計，讓更多的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保證社區減災這一基礎性政策的有效貫徹和執行。

我個人對公共危機治理比較關注，而社區減災恰是公共危機治理的一種具體形式。我曾對危機治理與文明建設有如下比喻，讀罷俸錫金先生的研究，覺得似乎該比喻也同樣適用于社區減災與社區建設這一對關系：

第6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構建和諧社會要加強基層文化設施建設，把基層文化站所建設成人民群眾向往和熱愛的場所，使之自覺參加文化活動。一是要量力而行。基層文化設施建設，要結合實際，根據身處自身的力量，針對群眾民俗民風，完善各項功能設施，比如完善民俗文化博物館、文化站、電子閱覽室、群眾廣場、文化公園，配備書法美術、音樂民樂活動設施，都要根據群眾的要求進行設置。二要加強規劃，對基層文化設施的建設，要抓好每個時期的時間段，根據基層文化建設的發展需要，進行科學的規劃建設，在建設基層文化設施中，要充分考慮群眾參與活動的便利條件，打通群眾參加文化活動的快捷通道。三是要明確基層文化建設的目標。要結合落實文化站具體工作，明確目的。按照一切為群眾出發、一切為群眾服務的要求，努力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向人民大眾提供更豐富的精神食糧。四是要充分利用好文化設施，扎實開展各項基層文化活動，比如開展節慶喜日活動、文化講座、藝術培訓、廣場舞蹈活動、電子閱讀對外開放等，充實人民群眾的業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群眾的精神層面，建設和諧社會。

二、強化基層文化隊伍

構建和諧社會按照的要求，打鐵還要自身硬。作為直接面對基層群眾、工作在文化第一線的文化站工作人員，擔負著本地區的群文活動的具體工作，包括有效地組織、指導、輔導、培訓群眾文化活動，自身還擔負著創作活動，收集，整理，開發和利用民間藝術遺產，任務繁重。因此，基層文化干部必須善于跟群眾打交道，與群眾密切溝通，還要能夠在關鍵時刻展示和發揮管理、藝術才華，協助群眾開展文化活動。一是基層群眾文化干部要加強自身修養學習，要善于吸收綜合藝術技能，還要善于容納當地的民俗藝術，才能有效地為群眾服務。除了要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外，還要努力學習各門類的藝術知識。要組織基層文化干部參加各種培訓學習，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提高藝術修養和水平，開拓視野，真正成為基層文化干部的領頭人，成為基層群眾的文化朋友，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員。二是培養敬業愛崗的奉獻精神。要加強基層文化干部的道德教育，幫助基層文化干部樹立干一行愛一行的職業道德，提倡奉獻精神，充分認識到投身基層文化建設是一項崇高的職業，事關整個中華民族崛起和強盛復興。只有具有責任感，才能理解基層文化干部的工作性質，才能除了做好本職工作之外，在節假日加班，犧牲與家人、親朋聚會，享受人生快樂的機會，積極開展基層文化活動，無怨無悔，全面完成工作任務。由此可知，職工干部的敬業精神和奉獻精神對每位干部職工顯得何等重要。三是培養一支技藝精湛、一人多用，一專多能的群文隊伍。基層文化干部，既是工作人員，又是群眾眼中的老師，如果沒有專門的藝術才能，就得不到群眾的信賴和尊重。基層文化干部，在基層文化活動中，起的是“火車頭”的作用。火車快不快，全靠你自身的能力，包括責任心和藝術才能。只有掌握了藝術技能，才能在開展基層文化活動中如魚得水。同時，由于受基層文化站職數的影響，往往不能同時配足各類型的人才，就要求我們基層文化干部要做到一專多能，及時應付不同情況，組織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大顯身手，這是當今基層文化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的文化工作都的必然要求。四是要善于利用社會能量。當前，農村農民收入越來越高，農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了，開始轉入重視發展精神生活，把目光轉向文化上來。不少熱心人事積極投身文化事業，作為基層文化干部，要及時利用好各種機會，鼓勵和引導社會財富投放到基層文化事業上來，以文養文，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結合。五是要大力吸收一批熱愛基層文化事業、具有高學歷的專業人才，加入到基層文化隊伍中來，從整體上提高基層文化干部的素質，從整體上改變基層文化干部隊伍的結構。

三、努力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第7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近年來，烏爾旗漢林業局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創新思路，努力建設林區新形象，用核心價值觀凝聚力量，用先進文化規范職工行為，先后實施了“園林綠化進小區”、“良好形象進機關”、“群眾文化進廣場”等工程，為企業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2010年，烏爾旗漢林業局被授予“優秀企業”稱號。

提質硬件，夯實企業文化建設基礎 。為使企業文化建設有目標、有成效地開展，2008年，烏爾旗漢林業局制定了企業文化建設五年規劃和實施細則，把加強環境建設和改善公共設施條件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重點。圍繞綠色家園建設，進一步加大了“四旁”綠化工作力度。2010年，共完成“四旁”綠化2207.26畝66765株，植草坪26500平方米，打造出一個整潔怡人的生態園林城鎮；在落葉松人工林景區內建立了鹿泉山景點，修建了1600延長米的景觀林棧道，使之成為走進森林、體驗林海、休閑觀光的場所；在千里文明線建設中，設置了10公里長的景觀林帶，在公路邊緣豎起33塊宣傳牌，并對公路沿線可視范圍內的病腐木、站桿、倒木進行了清理。圍繞標準化建設，投入重資對基層26個單位的場容場貌進行了規劃建設。對9個林場、森林管護站進行了統一修繕，對場（站）區統一規劃、綠化、美化、亮化，使之與環境相協調；按照一站一景的標準，對溫庫吐等檢查站進行統一修繕改建，使檢查站成為林區的一道景觀，2008年煤田檢查站被國家林業局授予全國林業系統“文明窗口單位”稱號；各工隊不僅做到了院落規范整齊、房舍舒適美觀，還使用了太陽能照明，2011年3月烏爾旗漢林場主伐一工隊被林管局文明辦評為“文明工隊”。圍繞環境建設，集中治理了6個局場址主要街道、居民區、公路干線兩側的環境衛生， 使廣大居民住得舒心、安心、放心。

提升軟件，拓展企業文化建設內涵。 為加快企業文化建設步伐，烏爾旗漢林業局通過培育文明道德風尚，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各類文體活動、文明創建活動，加強了企業的軟件建設，有效地提高了新林區建設水平和職工的文明程度。注重培育文明道德風尚，依托“六文明”跨越杯競賽活動這個載體，鞏固了局、場兩級活動成果，并向段隊、班組延伸。各基層單位結合生產經營實際，廣泛開展了立德、立規、立標、立業的“四立”活動、“雙新”建設活動、“創先爭優”活動；積極組織開展了推薦“感動林區人物”、“林區文明家庭”、“道德模范人物”等活動，2010年林業局職工鄭世菊家被評為林區文明家庭；將職工文明公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文明禮儀要求等進行匯總，編制了《新林區職工文明手冊》，統一制作了50塊標準化宣傳板，配發到各單位統一懸掛；制作了企業標識、歌曲、旗幟、企業精神和宣傳畫冊、宣傳片，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提高了企業的整體文明程度，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不斷提升生態文化建設，林業局建立了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面積最大、儲藏數量最多、內容最為豐富、影響最大的自然博物館，建立了老干部、老科技工作者和入黨積極分子造林基地等生態道德教育基地，并將自然博物館、榮譽室、鳥類環志站、種子園面向社會開放，全年接待參觀者計6000余人次，關工委每年都組織中小學生參觀；以廣播電視、報紙、網絡、板報、宣傳標語等宣傳媒介為載體，廣泛宣傳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邀請當地“夕陽紅”老年秧歌隊深入居民區、鬧市區、林場采伐工隊等場所演出；以“創先爭優”活動為契機，組織黨員干部在北斗山下栽植黨員活動林……多種形式的宣傳方式，為全局廣大職工群眾牢牢樹立起生態環境保護意識。

面向基層，積極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林業局以文藝下基層為重點，以森林文化、生態文化、廣場文化為主線，不斷用健康、豐富的文化活動占領思想文化陣地。針對林場職工群眾對文化科學技術的渴望，各基層單位都建立了職工文化活動室，為職工群眾提供了文化場所；大力開展特色文化活動，職工文藝作品創作在鼓勵多創作、出精品的基礎上，還在國家、省級報刊及網站發表，并有職工的文學作品在全國獲獎，擴大了對外宣傳和交流；通過開展廣場文藝演出、燈展和庭院美化評比、多種形式打造”廉政文化”品牌工程等特色濃郁的各種文化活動，以及端午節全民登山比賽、趣味運動會和“一建四送”等活動，滿足了職工群眾求智、求美、求樂的需要，達到了內聚人心、外塑形象、振奮精神、檢驗隊伍的目的。

（作者單位：實踐雜志社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烏爾旗漢林業局黨委宣傳部）

第8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鄉村振興，文化為魂。鄉村文化振興為鄉村振興走訪座談各地干部群眾和文化專兼職人員，實地查看農村文化設施建設，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建議，對全市加強農村文化工作、推進鄉村文化振興進行了調查和思考。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全市農村文化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群眾對精神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對發展農村文化的要求越來越高，農村文化整體呈現出昂揚發展之勢。宜城市農村文化發展當前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以廣場舞為引領的群眾文化活動自發興起。這幾年，廣場舞以其簡便易學、門檻低易組織、娛樂性和健身性兼而有之等特點，為廣大婦女所接受，迅速從城市傳向農村，成為我市農村群眾文化生活的一個最大亮點。目前，全市227行政村（社區）村村都有跳廣場舞的。有的鎮（辦）每個群眾居住相對集中的地方都有。鄭集鎮初步統計，全鎮有80余支廣場舞隊伍。廣場舞的興起讓農村干部群眾看到了農村文化活動的魅力，也激發了農村群眾進一步開展文化體育活動的熱情和積極性。玩龍燈、舞獅子、踩高蹺、劃旱船等不少傳統節目也在群眾的期盼中走上了舞臺，健身器材開始遍布農村大小廣場，健身步道在經濟條件較好的鎮（辦）推出，農村（街區）公園建設也提上一些鎮（辦）村的工作日程。群眾文化生活不斷興起，地方順勢而為，形成了一個亟待蓬勃發展的局面。

2、文化體育活動設施建設不斷跟進。按照省有關文件要求，宜城市10個鎮（辦）文化站已全部更名為綜合文化服務中心，中心設有圖書閱覽室、教育培訓室、多功能活動廳，鎮（辦）政府所在地都建有文化活動廣場，面積一般都在500平米以上。227行政村（社區）也按要求把村里原有的農家書屋改造成了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都設有圖書閱覽室，還增設了電子閱覽室、文化娛樂室。大多數行政村已經在村級辦公場所附近修建了村級文化活動廣場；有的鎮（辦）不僅實現了廣場的全履蓋，還在自然村落、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興建了廣場；有的鎮（辦）在修建村級文化活動廣場時，還在附近增設了文體設施、兒童娛樂設施，大大豐富和方便了群眾的文化生活。

3、農村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成為自覺。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快速融入城市文明的今天，留住鄉愁、留下記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保護農耕文化、保護農村傳統文化的自覺在全市不斷增強。行動較快、影響較大的有，流水多次舉辦過民俗文化節，劉猴爭資千萬在胡坪村打造民俗博物館，流水歐集村正在籌建農耕文化展覽館等等。其他的，有的自發對傳統村落、古寨、古居及其他文化古跡進行清理和保護；有的主動對本地傳統文化劇目進行發掘和繼承；有的積極對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申報和傳承；更有不少地方始終在思考，如何把村名文化、村組地名文化、村里歷史人物、村里歷史事件等等這些特有的傳統文化，融入到當今農村社會生活中，去展示、弘揚傳統文化精髓，去涵養、教化人們。

4、農村文化產業逐步發展。文化作為一種產業來發展，一般需要與其他產業進行嫁接，以帶來更多的經濟價值。宜城市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最早的是農家樂，是以農村飲食文化相結合的產業，其中，小河高康、南營萬洋、雷河鄂西等地較為有名。后來，又有現代農業與傳統農耕文化相結合，產生的采摘園、種植園等等。文化產業發展到現在，更多的則是與旅游休閑相結合。在這方面，我市最為典型、最有成效的是近兩年發展起來的醉美鶯河。其他，如鄢城宋玉墓，王集龐居洞，流水歐樂寨、馬頭寨、松林寺，劉猴堂子、尹氏宗祠，小河萊公山，板橋少數民族特色村等等，都還在規劃和建設中。而劉猴的石圣山，雷河的郭家臺，孔灣的夫子崖、萬壽寺等等，也走進了人們的視野，有待成為開發的對象。

二、全市農村文化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盡管宜城全市農村文化建設現在處在一個向上發展的重要階段，但實際上問題更多、困難更大、矛盾更突出，更需要解決問題，更需要正確引導。

1、群眾文化活動單一，參與群體單一。當前，農村最活躍、最健康的群眾文化活動就是廣場舞。這個活動從自發興起到一枝獨秀，既有其自身優勢，也反映出農村留守婦女的需求，更說明農村群眾文化活動的缺乏。婦女的廣場舞能夠興起因為開展起來很容易，而開展其他活動往往會因活動場地、活動器材以及安全、環境等方面因素而受到制約。現在看，宜城市農村大多數人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其主要娛樂方式仍是抹牌賭博；年輕人農閑時主要靠看電視、上網打發時間，有的追劇，有的上網玩游戲，有的手機玩微信、玩抖音；一些留守孩子更是沉溺手機，既耽誤學習又傷害身體。所以，總體上，全市農村群眾文化活動還是非常缺乏、非常單一的，迫切需要基層有組織、有目的地來加強群眾文化建設，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

2、文化產品流于形式，文化服務需改進。文化部門送電影、送戲下鄉活動開展較為正常，但多由于影片質量不高、群眾需求不大、放映場地有限等，觀看人員始終十分稀少；農家書屋在改為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后，由于圖書不多、更新不及時、群眾讀書需求少、位置不便利、管理不到位等原因，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農家書屋基本處于閑置狀態；架設到村組的“村村響”群眾反映一年到頭也難得響一回。這些問題說明上級文化部門對群眾真正的文化需求了解不夠，提供的服務與日益興起的廣場舞等活動對接不夠，沒有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用到回應群眾需求上，用到改進服務方式上。在廣場建設上，有的部門對廣場位置、廣場面積、建設標準提出的要求不切實際，不利于把廣場建到人群相對集中的地方，不利于廣場小型化，不利于建設多個小廣場。還有的部門認為體育器材、文體設施應配給學校，對村級文體設施配套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導致一些村至今還沒有可供群眾娛樂的文體設施。

3、改革后的鎮、村文化服務部門功能缺失，指導管理缺位。鎮級文化站改為綜合文化體育服務中心后，定性為民辦非企業，經費缺乏，人員核減為2—3人；工資除站長與綜改辦簽定合同達每年2.8萬元外，其余人員一般每年在1.5—2萬元之間；不少同志還肩負有包村駐點等工作任務，平時難以集中精力抓好農村群眾文化工作，指導督促服務跟不上，落實上級文化政策沒有力度。村一級的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因實為農家書屋改建，原本少有人管，現在設立不久，大多數村對其職責、任務、分管領導、具體管理人員未予明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沒有運轉，同樣在農村群眾心目中沒有什么位置。

4、農村文化隊伍建設不夠，文化人才稀缺。由于經費缺乏、平時少有人重視，全市農村文化隊伍建設嚴重滯后，除個別鎮（辦）稍有組織外，其他根本沒有自己的宣傳隊伍。待到全市有大的宣傳任務和比賽活動時，大多鎮（辦）只得利用群眾自發創辦的廣場舞隊臨時培訓后拉出來上場。同時，農村文化人才也十分短缺，特別是一些專業人才急需要發掘和培養。調研了解到，近幾年，市里只舉辦過一次太極拳培訓班，且時間太短，只有一個星期，僅學了點皮毛，回來后根本不能組織指導其他人學習。全市廣場舞的指導員大多也是自己先跟著電視、電腦學習，爾后再培訓隊伍的。王集龐居村拿出的傳統劇目二人轉、黃梅戲等等都是自學自編自演的。在一些農村傳統文化劇目的傳承上，急需要更多的年輕人來學習，但實際愿學的人非常少；有些村會的人都六七十歲了，再沒人學可能就要失傳。

5、農村文化政策在基層落實不夠，發展機遇沒抓住。主要是中央的一些文化政策在基層落實不夠好，農村文化發展的良好機遇沒有抓住。比如，前些年我市在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工作中，因未達到中央提出的“三館（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標準而錯失機遇，近年又提出了創建省級示范區，仍然因未達標而失去機遇。這兩年，在鎮文化站人員配備上，如按上級文件要求，應實行縣聘鄉用，每站不少于2人；現在只有鄢城落實到位。并且，政策還要求各地免費開放“三館一站”，財政納入預算進行補貼，其中撥給鄉鎮的每鎮（辦）國家補2.5萬元，地方配套2.5萬元。實際上宜城市從2017年才開始執行，且只把國家補貼的2.5萬元撥給了鄉鎮，作為專門文化費用；而大多數鎮（辦）并沒有把這筆費用撥給文化部門使用。

6、農村傳統文化傳承難，留住難。在農村文化工作被邊緣化的今天，尤其是慣有的文化意識的缺乏和工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農村傳統文化的傳承非常難。一是一些地方傳統文化劇目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因耗費精力大、起不到養家糊口作用等而少有人學。如，劉猴鄧沖村的《麒麟送子》（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孔灣鐘崗村的《五馬破曹》（傳統劇目）等至今沒找到合適人選。二是群眾接受到的傳統民風民俗教育少、了解不多，農村多年活動開展少，經濟不活躍，外出打工多，對傳統文化的宣講更是缺少陣地、缺少平臺，農村有什么風俗、有什么習慣，不少年輕人完全不清楚。三是傳統村落保存少，原有建筑格局被打破，古建筑保留少，器物發現少，原汁原味的農耕文化得不到有效保護。劉猴云臺村有一地叫娘娘臺，臺前有一大片花櫟樹林，每天早上娘娘臺上就云霧繚繞，村子由此得名；后來由于沒有人保護，花櫟樹林被砍掉后，這一現象就一并消失了。四是因文物保護意識淡漠，保護措施不力，致使一些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遺跡遭到破壞。如流水余棚村的古景“赤山夕照”損毀非常嚴重，歐集村的古跡“一碗水”也被人為損壞。此類現象還多有存在。

7、農村文化產業打造難，扶持難。宜城市不少地方發展農村文化產業主要還是盯著文化旅游產業。但發展到現在，除了流水的醉美鶯河，還有些旅游休閑價值，還有些經濟效益，給群眾帶來了些好處。但我們了解到，鶯河的質量和檔次并不高，農耕文化元素東拼西湊的很多，景區規模小、占地面積小，但就是這樣一個景區，現投入在千萬元以上。可見，要發展這樣的文化旅游產業，資金壓力會很大，規劃能力、設計水平、建設檔次還不一定跟得上來。這也是流水歐集、馬頭、劉猴錢灣等一些地方，雖然具有一定的資源卻一時難以發展起來的原因。但還是感到，這些產業始終沒有邁開步子或者沒有起步，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與宜城市產業發展方向、旅游產業謀劃布局、領導戰略決策力和政策扶持力度等等有著較大的關系。

8、農村文化產業思路不開闊，創新意識不強。說到農村文化產業，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農村文化旅游產業，多數還是離不開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而實際上許多與農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家餐飲、農家庭院、農家房屋、農家器物、農耕用具、農村種養殖、農村典型人物、農村生活環境、農村傳統編制、農村特色產品制造等等，其實都是農村文化的一部分，都可以貼上文化標簽，都可以打造成農村文化產業。但是這些年來，除了梅緣農資今年舉辦過“十泉食美”稻香節、把稻米貼上了文化標簽外，其他的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創舉。這說明在大家思想當中還沒有這方面的概念，還沒有認真思考過，也沒有行動過。可見，大家發展文化產業的眼界還不寬，思路還是狹隘的；要么說明大家缺乏積極作為的進取精神和創新意識，還在等著天上掉下餡餅。

三、全市實施鄉村文化振興戰略的幾點建議

結合調研了解到的宜城市文化建設的實際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主要就下一步市里如何高點定位、科學謀劃、有力推進鄉村文化振興戰略實施提幾點建議：

1、正確認識，科學決策。要充分認識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性。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是五大振興之一，必不可少，不可或缺。因為文化振興是振興的魂，只有有了魂，鄉村振興才能形神兼備，才有靈氣，才有內涵。否則就是單調的發展，不是真正的振興。作為決策者，不可只談發展，不談振興，必須思考振興之魂，必須融文化于發展。其次，要正確認識文化的性質和特點，認真學習、研究、掌握鄉村文化建設的規律和特殊性。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寬泛的，文化是獨特的，文化是包容的，文化又是系統的；如何把握，如何推進？對決策者來說，更是一個難題，但不是無解這題。決策者唯有據實而行，科學施策，精準發力，才可能取得突破，才可能有所成效。

2、總覽全局，統籌謀劃。長久做好鄉村文化振興工作，不僅要站在鄉村振興的高度去對待去推進，還應站在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高度去謀劃去落實。既要綜合考慮農村文化與農村產業、農村人才、農村生態等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問題，還要考慮農村文化與農村教育、與農村人口、與農村經濟、與農村社會治理、與民族團結等其他工作如何銜接、如何照應的問題。總之，是希望市級層面有一個考慮周全的、涉及方方面面的鄉村文化振興的總盤子；既有長期的、總體的、具有指導意義的規劃，又有近期的、可操作的實施辦法。同時，也建議每個鎮（辦）、每個村都研究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或規劃。比如，鎮里、村里有什么文化資源，都一一擺出來，哪些需要發掘、哪些需要傳承、哪些需要作為文化元素、哪些需要展示、哪些需要打造成產業，要有所思考、有所打算；沒有文化資源的，有什么創新的點子、想做些什么文章，也要擺出來，也要進行謀劃。這也可以讓領導摸清大家的底子，摸清大家的思路，便于通盤考慮，科學謀劃，合理部署，統籌推進。

3、把握重點，著力推進。全市鄉村文化振興既包括群眾文化活動的振興，也包括傳統農耕文化的振興，還包括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振興等，內容多，頭緒多，困難多，問題多。建議從解決問題、積極引導出發，重點抓好兩方面工作。一方面是要切實抓好當前的農村群眾文化活動，解決好群眾的所需所盼；另一面是要切實推進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尤其應在文化旅游產業上力爭實現更大突破。農村群眾文化活動要圍繞群眾需求，著力引導各地建好村級群眾文化活動廣場和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等活動場地和文體設施，理順農村文化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落實好中央文化政策和上級有關要求。對文化旅游產業，市級領導要真重視、真發展，要拿在手中，用好政策，用好資源，重點扶持，重點打造，力爭形成品牌，形成亮點，全力追趕周邊縣（市）。

，走訪座談各地干部群眾和文化專兼職人員，實地查看農村文化設施建設，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建議，對全市加強農村文化工作、推進鄉村文化振興進行了調查和思考。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全市農村文化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群眾對精神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對發展農村文化的要求越來越高，農村文化整體呈現出昂揚發展之勢。宜城市農村文化發展當前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以廣場舞為引領的群眾文化活動自發興起。這幾年，廣場舞以其簡便易學、門檻低易組織、娛樂性和健身性兼而有之等特點，為廣大婦女所接受，迅速從城市傳向農村，成為我市農村群眾文化生活的一個最大亮點。目前，全市227行政村（社區）村村都有跳廣場舞的。有的鎮（辦）每個群眾居住相對集中的地方都有。鄭集鎮初步統計，全鎮有80余支廣場舞隊伍。廣場舞的興起讓農村干部群眾看到了農村文化活動的魅力，也激發了農村群眾進一步開展文化體育活動的熱情和積極性。玩龍燈、舞獅子、踩高蹺、劃旱船等不少傳統節目也在群眾的期盼中走上了舞臺，健身器材開始遍布農村大小廣場，健身步道在經濟條件較好的鎮（辦）推出，農村（街區）公園建設也提上一些鎮（辦）村的工作日程。群眾文化生活不斷興起，地方順勢而為，形成了一個亟待蓬勃發展的局面。

2、文化體育活動設施建設不斷跟進。按照省有關文件要求，宜城市10個鎮（辦）文化站已全部更名為綜合文化服務中心，中心設有圖書閱覽室、教育培訓室、多功能活動廳，鎮（辦）政府所在地都建有文化活動廣場，面積一般都在500平米以上。227行政村（社區）也按要求把村里原有的農家書屋改造成了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都設有圖書閱覽室，還增設了電子閱覽室、文化娛樂室。大多數行政村已經在村級辦公場所附近修建了村級文化活動廣場；有的鎮（辦）不僅實現了廣場的全履蓋，還在自然村落、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興建了廣場；有的鎮（辦）在修建村級文化活動廣場時，還在附近增設了文體設施、兒童娛樂設施，大大豐富和方便了群眾的文化生活。

3、農村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成為自覺。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快速融入城市文明的今天，留住鄉愁、留下記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保護農耕文化、保護農村傳統文化的自覺在全市不斷增強。行動較快、影響較大的有，流水多次舉辦過民俗文化節，劉猴爭資千萬在胡坪村打造民俗博物館，流水歐集村正在籌建農耕文化展覽館等等。其他的，有的自發對傳統村落、古寨、古居及其他文化古跡進行清理和保護；有的主動對本地傳統文化劇目進行發掘和繼承；有的積極對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申報和傳承；更有不少地方始終在思考，如何把村名文化、村組地名文化、村里歷史人物、村里歷史事件等等這些特有的傳統文化，融入到當今農村社會生活中，去展示、弘揚傳統文化精髓，去涵養、教化人們。

4、農村文化產業逐步發展。文化作為一種產業來發展，一般需要與其他產業進行嫁接，以帶來更多的經濟價值。宜城市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最早的是農家樂，是以農村飲食文化相結合的產業，其中，小河高康、南營萬洋、雷河鄂西等地較為有名。后來，又有現代農業與傳統農耕文化相結合，產生的采摘園、種植園等等。文化產業發展到現在，更多的則是與旅游休閑相結合。在這方面，我市最為典型、最有成效的是近兩年發展起來的醉美鶯河。其他，如鄢城宋玉墓，王集龐居洞，流水歐樂寨、馬頭寨、松林寺，劉猴堂子、尹氏宗祠，小河萊公山，板橋少數民族特色村等等，都還在規劃和建設中。而劉猴的石圣山，雷河的郭家臺，孔灣的夫子崖、萬壽寺等等，也走進了人們的視野，有待成為開發的對象。

二、全市農村文化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盡管宜城全市農村文化建設現在處在一個向上發展的重要階段，但實際上問題更多、困難更大、矛盾更突出，更需要解決問題，更需要正確引導。

1、群眾文化活動單一，參與群體單一。當前，農村最活躍、最健康的群眾文化活動就是廣場舞。這個活動從自發興起到一枝獨秀，既有其自身優勢，也反映出農村留守婦女的需求，更說明農村群眾文化活動的缺乏。婦女的廣場舞能夠興起因為開展起來很容易，而開展其他活動往往會因活動場地、活動器材以及安全、環境等方面因素而受到制約。現在看，宜城市農村大多數人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其主要娛樂方式仍是抹牌賭博；年輕人農閑時主要靠看電視、上網打發時間，有的追劇，有的上網玩游戲，有的手機玩微信、玩抖音；一些留守孩子更是沉溺手機，既耽誤學習又傷害身體。所以，總體上，全市農村群眾文化活動還是非常缺乏、非常單一的，迫切需要基層有組織、有目的地來加強群眾文化建設，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

2、文化產品流于形式，文化服務需改進。文化部門送電影、送戲下鄉活動開展較為正常，但多由于影片質量不高、群眾需求不大、放映場地有限等，觀看人員始終十分稀少；農家書屋在改為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后，由于圖書不多、更新不及時、群眾讀書需求少、位置不便利、管理不到位等原因，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農家書屋基本處于閑置狀態；架設到村組的“村村響”群眾反映一年到頭也難得響一回。這些問題說明上級文化部門對群眾真正的文化需求了解不夠，提供的服務與日益興起的廣場舞等活動對接不夠，沒有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用到回應群眾需求上，用到改進服務方式上。在廣場建設上，有的部門對廣場位置、廣場面積、建設標準提出的要求不切實際，不利于把廣場建到人群相對集中的地方，不利于廣場小型化，不利于建設多個小廣場。還有的部門認為體育器材、文體設施應配給學校，對村級文體設施配套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導致一些村至今還沒有可供群眾娛樂的文體設施。

3、改革后的鎮、村文化服務部門功能缺失，指導管理缺位。鎮級文化站改為綜合文化體育服務中心后，定性為民辦非企業，經費缺乏，人員核減為2—3人；工資除站長與綜改辦簽定合同達每年2.8萬元外，其余人員一般每年在1.5—2萬元之間；不少同志還肩負有包村駐點等工作任務，平時難以集中精力抓好農村群眾文化工作，指導督促服務跟不上，落實上級文化政策沒有力度。村一級的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因實為農家書屋改建，原本少有人管，現在設立不久，大多數村對其職責、任務、分管領導、具體管理人員未予明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沒有運轉，同樣在農村群眾心目中沒有什么位置。

4、農村文化隊伍建設不夠，文化人才稀缺。由于經費缺乏、平時少有人重視，全市農村文化隊伍建設嚴重滯后，除個別鎮（辦）稍有組織外，其他根本沒有自己的宣傳隊伍。待到全市有大的宣傳任務和比賽活動時，大多鎮（辦）只得利用群眾自發創辦的廣場舞隊臨時培訓后拉出來上場。同時，農村文化人才也十分短缺，特別是一些專業人才急需要發掘和培養。調研了解到，近幾年，市里只舉辦過一次太極拳培訓班，且時間太短，只有一個星期，僅學了點皮毛，回來后根本不能組織指導其他人學習。全市廣場舞的指導員大多也是自己先跟著電視、電腦學習，爾后再培訓隊伍的。王集龐居村拿出的傳統劇目二人轉、黃梅戲等等都是自學自編自演的。在一些農村傳統文化劇目的傳承上，急需要更多的年輕人來學習，但實際愿學的人非常少；有些村會的人都六七十歲了，再沒人學可能就要失傳。

5、農村文化政策在基層落實不夠，發展機遇沒抓住。主要是中央的一些文化政策在基層落實不夠好，農村文化發展的良好機遇沒有抓住。比如，前些年我市在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工作中，因未達到中央提出的“三館（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標準而錯失機遇，近年又提出了創建省級示范區，仍然因未達標而失去機遇。這兩年，在鎮文化站人員配備上，如按上級文件要求，應實行縣聘鄉用，每站不少于2人；現在只有鄢城落實到位。并且，政策還要求各地免費開放“三館一站”，財政納入預算進行補貼，其中撥給鄉鎮的每鎮（辦）國家補2.5萬元，地方配套2.5萬元。實際上宜城市從2017年才開始執行，且只把國家補貼的2.5萬元撥給了鄉鎮，作為專門文化費用；而大多數鎮（辦）并沒有把這筆費用撥給文化部門使用。

6、農村傳統文化傳承難，留住難。在農村文化工作被邊緣化的今天，尤其是慣有的文化意識的缺乏和工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農村傳統文化的傳承非常難。一是一些地方傳統文化劇目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因耗費精力大、起不到養家糊口作用等而少有人學。如，劉猴鄧沖村的《麒麟送子》（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孔灣鐘崗村的《五馬破曹》（傳統劇目）等至今沒找到合適人選。二是群眾接受到的傳統民風民俗教育少、了解不多，農村多年活動開展少，經濟不活躍，外出打工多，對傳統文化的宣講更是缺少陣地、缺少平臺，農村有什么風俗、有什么習慣，不少年輕人完全不清楚。三是傳統村落保存少，原有建筑格局被打破，古建筑保留少，器物發現少，原汁原味的農耕文化得不到有效保護。劉猴云臺村有一地叫娘娘臺，臺前有一大片花櫟樹林，每天早上娘娘臺上就云霧繚繞，村子由此得名；后來由于沒有人保護，花櫟樹林被砍掉后，這一現象就一并消失了。四是因文物保護意識淡漠，保護措施不力，致使一些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遺跡遭到破壞。如流水余棚村的古景“赤山夕照”損毀非常嚴重，歐集村的古跡“一碗水”也被人為損壞。此類現象還多有存在。

7、農村文化產業打造難，扶持難。宜城市不少地方發展農村文化產業主要還是盯著文化旅游產業。但發展到現在，除了流水的醉美鶯河，還有些旅游休閑價值，還有些經濟效益，給群眾帶來了些好處。但我們了解到，鶯河的質量和檔次并不高，農耕文化元素東拼西湊的很多，景區規模小、占地面積小，但就是這樣一個景區，現投入在千萬元以上。可見，要發展這樣的文化旅游產業，資金壓力會很大，規劃能力、設計水平、建設檔次還不一定跟得上來。這也是流水歐集、馬頭、劉猴錢灣等一些地方，雖然具有一定的資源卻一時難以發展起來的原因。但還是感到，這些產業始終沒有邁開步子或者沒有起步，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與宜城市產業發展方向、旅游產業謀劃布局、領導戰略決策力和政策扶持力度等等有著較大的關系。

8、農村文化產業思路不開闊，創新意識不強。說到農村文化產業，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農村文化旅游產業，多數還是離不開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而實際上許多與農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家餐飲、農家庭院、農家房屋、農家器物、農耕用具、農村種養殖、農村典型人物、農村生活環境、農村傳統編制、農村特色產品制造等等，其實都是農村文化的一部分，都可以貼上文化標簽，都可以打造成農村文化產業。但是這些年來，除了梅緣農資今年舉辦過“十泉食美”稻香節、把稻米貼上了文化標簽外，其他的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創舉。這說明在大家思想當中還沒有這方面的概念，還沒有認真思考過，也沒有行動過。可見，大家發展文化產業的眼界還不寬，思路還是狹隘的；要么說明大家缺乏積極作為的進取精神和創新意識，還在等著天上掉下餡餅。

三、全市實施鄉村文化振興戰略的幾點建議

結合調研了解到的宜城市文化建設的實際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主要就下一步市里如何高點定位、科學謀劃、有力推進鄉村文化振興戰略實施提幾點建議：

1、正確認識，科學決策。要充分認識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性。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是五大振興之一，必不可少，不可或缺。因為文化振興是振興的魂，只有有了魂，鄉村振興才能形神兼備，才有靈氣，才有內涵。否則就是單調的發展，不是真正的振興。作為決策者，不可只談發展，不談振興，必須思考振興之魂，必須融文化于發展。其次，要正確認識文化的性質和特點，認真學習、研究、掌握鄉村文化建設的規律和特殊性。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寬泛的，文化是獨特的，文化是包容的，文化又是系統的；如何把握，如何推進？對決策者來說，更是一個難題，但不是無解這題。決策者唯有據實而行，科學施策，精準發力，才可能取得突破，才可能有所成效。

2、總覽全局，統籌謀劃。長久做好鄉村文化振興工作，不僅要站在鄉村振興的高度去對待去推進，還應站在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高度去謀劃去落實。既要綜合考慮農村文化與農村產業、農村人才、農村生態等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問題，還要考慮農村文化與農村教育、與農村人口、與農村經濟、與農村社會治理、與民族團結等其他工作如何銜接、如何照應的問題。總之，是希望市級層面有一個考慮周全的、涉及方方面面的鄉村文化振興的總盤子；既有長期的、總體的、具有指導意義的規劃，又有近期的、可操作的實施辦法。同時，也建議每個鎮（辦）、每個村都研究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或規劃。比如，鎮里、村里有什么文化資源，都一一擺出來，哪些需要發掘、哪些需要傳承、哪些需要作為文化元素、哪些需要展示、哪些需要打造成產業，要有所思考、有所打算；沒有文化資源的，有什么創新的點子、想做些什么文章，也要擺出來，也要進行謀劃。這也可以讓領導摸清大家的底子，摸清大家的思路，便于通盤考慮，科學謀劃，合理部署，統籌推進。

3、把握重點，著力推進。全市鄉村文化振興既包括群眾文化活動的振興，也包括傳統農耕文化的振興，還包括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振興等，內容多，頭緒多，困難多，問題多。建議從解決問題、積極引導出發，重點抓好兩方面工作。一方面是要切實抓好當前的農村群眾文化活動，解決好群眾的所需所盼；另一面是要切實推進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尤其應在文化旅游產業上力爭實現更大突破。農村群眾文化活動要圍繞群眾需求，著力引導各地建好村級群眾文化活動廣場和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等活動場地和文體設施，理順農村文化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落實好中央文化政策和上級有關要求。對文化旅游產業，市級領導要真重視、真發展，要拿在手中，用好政策，用好資源，重點扶持，重點打造，力爭形成品牌，形成亮點，全力追趕周邊縣（市）。

走訪座談各地干部群眾和文化專兼職人員，實地查看農村文化設施建設，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建議，對全市加強農村文化工作、推進鄉村文化振興進行了調查和思考。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全市農村文化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群眾對精神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對發展農村文化的要求越來越高，農村文化整體呈現出昂揚發展之勢。宜城市農村文化發展當前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以廣場舞為引領的群眾文化活動自發興起。這幾年，廣場舞以其簡便易學、門檻低易組織、娛樂性和健身性兼而有之等特點，為廣大婦女所接受，迅速從城市傳向農村，成為我市農村群眾文化生活的一個最大亮點。目前，全市227行政村（社區）村村都有跳廣場舞的。有的鎮（辦）每個群眾居住相對集中的地方都有。鄭集鎮初步統計，全鎮有80余支廣場舞隊伍。廣場舞的興起讓農村干部群眾看到了農村文化活動的魅力，也激發了農村群眾進一步開展文化體育活動的熱情和積極性。玩龍燈、舞獅子、踩高蹺、劃旱船等不少傳統節目也在群眾的期盼中走上了舞臺，健身器材開始遍布農村大小廣場，健身步道在經濟條件較好的鎮（辦）推出，農村（街區）公園建設也提上一些鎮（辦）村的工作日程。群眾文化生活不斷興起，地方順勢而為，形成了一個亟待蓬勃發展的局面。

2、文化體育活動設施建設不斷跟進。按照省有關文件要求，宜城市10個鎮（辦）文化站已全部更名為綜合文化服務中心，中心設有圖書閱覽室、教育培訓室、多功能活動廳，鎮（辦）政府所在地都建有文化活動廣場，面積一般都在500平米以上。227行政村（社區）也按要求把村里原有的農家書屋改造成了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都設有圖書閱覽室，還增設了電子閱覽室、文化娛樂室。大多數行政村已經在村級辦公場所附近修建了村級文化活動廣場；有的鎮（辦）不僅實現了廣場的全履蓋，還在自然村落、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興建了廣場；有的鎮（辦）在修建村級文化活動廣場時，還在附近增設了文體設施、兒童娛樂設施，大大豐富和方便了群眾的文化生活。

3、農村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成為自覺。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快速融入城市文明的今天，留住鄉愁、留下記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保護農耕文化、保護農村傳統文化的自覺在全市不斷增強。行動較快、影響較大的有，流水多次舉辦過民俗文化節，劉猴爭資千萬在胡坪村打造民俗博物館，流水歐集村正在籌建農耕文化展覽館等等。其他的，有的自發對傳統村落、古寨、古居及其他文化古跡進行清理和保護；有的主動對本地傳統文化劇目進行發掘和繼承；有的積極對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申報和傳承；更有不少地方始終在思考，如何把村名文化、村組地名文化、村里歷史人物、村里歷史事件等等這些特有的傳統文化，融入到當今農村社會生活中，去展示、弘揚傳統文化精髓，去涵養、教化人們。

4、農村文化產業逐步發展。文化作為一種產業來發展，一般需要與其他產業進行嫁接，以帶來更多的經濟價值。宜城市農村文化產業發展最早的是農家樂，是以農村飲食文化相結合的產業，其中，小河高康、南營萬洋、雷河鄂西等地較為有名。后來，又有現代農業與傳統農耕文化相結合，產生的采摘園、種植園等等。文化產業發展到現在，更多的則是與旅游休閑相結合。在這方面，我市最為典型、最有成效的是近兩年發展起來的醉美鶯河。其他，如鄢城宋玉墓，王集龐居洞，流水歐樂寨、馬頭寨、松林寺，劉猴堂子、尹氏宗祠，小河萊公山，板橋少數民族特色村等等，都還在規劃和建設中。而劉猴的石圣山，雷河的郭家臺，孔灣的夫子崖、萬壽寺等等，也走進了人們的視野，有待成為開發的對象。

二、全市農村文化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盡管宜城全市農村文化建設現在處在一個向上發展的重要階段，但實際上問題更多、困難更大、矛盾更突出，更需要解決問題，更需要正確引導。

1、群眾文化活動單一，參與群體單一。當前，農村最活躍、最健康的群眾文化活動就是廣場舞。這個活動從自發興起到一枝獨秀，既有其自身優勢，也反映出農村留守婦女的需求，更說明農村群眾文化活動的缺乏。婦女的廣場舞能夠興起因為開展起來很容易，而開展其他活動往往會因活動場地、活動器材以及安全、環境等方面因素而受到制約。現在看，宜城市農村大多數人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其主要娛樂方式仍是抹牌賭博；年輕人農閑時主要靠看電視、上網打發時間，有的追劇，有的上網玩游戲，有的手機玩微信、玩抖音；一些留守孩子更是沉溺手機，既耽誤學習又傷害身體。所以，總體上，全市農村群眾文化活動還是非常缺乏、非常單一的，迫切需要基層有組織、有目的地來加強群眾文化建設，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

2、文化產品流于形式，文化服務需改進。文化部門送電影、送戲下鄉活動開展較為正常，但多由于影片質量不高、群眾需求不大、放映場地有限等，觀看人員始終十分稀少；農家書屋在改為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后，由于圖書不多、更新不及時、群眾讀書需求少、位置不便利、管理不到位等原因，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農家書屋基本處于閑置狀態；架設到村組的“村村響”群眾反映一年到頭也難得響一回。這些問題說明上級文化部門對群眾真正的文化需求了解不夠，提供的服務與日益興起的廣場舞等活動對接不夠，沒有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用到回應群眾需求上，用到改進服務方式上。在廣場建設上，有的部門對廣場位置、廣場面積、建設標準提出的要求不切實際，不利于把廣場建到人群相對集中的地方，不利于廣場小型化，不利于建設多個小廣場。還有的部門認為體育器材、文體設施應配給學校，對村級文體設施配套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導致一些村至今還沒有可供群眾娛樂的文體設施。

3、改革后的鎮、村文化服務部門功能缺失，指導管理缺位。鎮級文化站改為綜合文化體育服務中心后，定性為民辦非企業，經費缺乏，人員核減為2—3人；工資除站長與綜改辦簽定合同達每年2.8萬元外，其余人員一般每年在1.5—2萬元之間；不少同志還肩負有包村駐點等工作任務，平時難以集中精力抓好農村群眾文化工作，指導督促服務跟不上，落實上級文化政策沒有力度。村一級的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因實為農家書屋改建，原本少有人管，現在設立不久，大多數村對其職責、任務、分管領導、具體管理人員未予明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沒有運轉，同樣在農村群眾心目中沒有什么位置。

4、農村文化隊伍建設不夠，文化人才稀缺。由于經費缺乏、平時少有人重視，全市農村文化隊伍建設嚴重滯后，除個別鎮（辦）稍有組織外，其他根本沒有自己的宣傳隊伍。待到全市有大的宣傳任務和比賽活動時，大多鎮（辦）只得利用群眾自發創辦的廣場舞隊臨時培訓后拉出來上場。同時，農村文化人才也十分短缺，特別是一些專業人才急需要發掘和培養。調研了解到，近幾年，市里只舉辦過一次太極拳培訓班，且時間太短，只有一個星期，僅學了點皮毛，回來后根本不能組織指導其他人學習。全市廣場舞的指導員大多也是自己先跟著電視、電腦學習，爾后再培訓隊伍的。王集龐居村拿出的傳統劇目二人轉、黃梅戲等等都是自學自編自演的。在一些農村傳統文化劇目的傳承上，急需要更多的年輕人來學習，但實際愿學的人非常少；有些村會的人都六七十歲了，再沒人學可能就要失傳。

5、農村文化政策在基層落實不夠，發展機遇沒抓住。主要是中央的一些文化政策在基層落實不夠好，農村文化發展的良好機遇沒有抓住。比如，前些年我市在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工作中，因未達到中央提出的“三館（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標準而錯失機遇，近年又提出了創建省級示范區，仍然因未達標而失去機遇。這兩年，在鎮文化站人員配備上，如按上級文件要求，應實行縣聘鄉用，每站不少于2人；現在只有鄢城落實到位。并且，政策還要求各地免費開放“三館一站”，財政納入預算進行補貼，其中撥給鄉鎮的每鎮（辦）國家補2.5萬元，地方配套2.5萬元。實際上宜城市從2017年才開始執行，且只把國家補貼的2.5萬元撥給了鄉鎮，作為專門文化費用；而大多數鎮（辦）并沒有把這筆費用撥給文化部門使用。

6、農村傳統文化傳承難，留住難。在農村文化工作被邊緣化的今天，尤其是慣有的文化意識的缺乏和工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農村傳統文化的傳承非常難。一是一些地方傳統文化劇目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因耗費精力大、起不到養家糊口作用等而少有人學。如，劉猴鄧沖村的《麒麟送子》（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孔灣鐘崗村的《五馬破曹》（傳統劇目）等至今沒找到合適人選。二是群眾接受到的傳統民風民俗教育少、了解不多，農村多年活動開展少，經濟不活躍，外出打工多，對傳統文化的宣講更是缺少陣地、缺少平臺，農村有什么風俗、有什么習慣，不少年輕人完全不清楚。三是傳統村落保存少，原有建筑格局被打破，古建筑保留少，器物發現少，原汁原味的農耕文化得不到有效保護。劉猴云臺村有一地叫娘娘臺，臺前有一大片花櫟樹林，每天早上娘娘臺上就云霧繚繞，村子由此得名；后來由于沒有人保護，花櫟樹林被砍掉后，這一現象就一并消失了。四是因文物保護意識淡漠，保護措施不力，致使一些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遺跡遭到破壞。如流水余棚村的古景“赤山夕照”損毀非常嚴重，歐集村的古跡“一碗水”也被人為損壞。此類現象還多有存在。

7、農村文化產業打造難，扶持難。宜城市不少地方發展農村文化產業主要還是盯著文化旅游產業。但發展到現在，除了流水的醉美鶯河，還有些旅游休閑價值，還有些經濟效益，給群眾帶來了些好處。但我們了解到，鶯河的質量和檔次并不高，農耕文化元素東拼西湊的很多，景區規模小、占地面積小，但就是這樣一個景區，現投入在千萬元以上。可見，要發展這樣的文化旅游產業，資金壓力會很大，規劃能力、設計水平、建設檔次還不一定跟得上來。這也是流水歐集、馬頭、劉猴錢灣等一些地方，雖然具有一定的資源卻一時難以發展起來的原因。但還是感到，這些產業始終沒有邁開步子或者沒有起步，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與宜城市產業發展方向、旅游產業謀劃布局、領導戰略決策力和政策扶持力度等等有著較大的關系。

8、農村文化產業思路不開闊，創新意識不強。說到農村文化產業，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農村文化旅游產業，多數還是離不開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而實際上許多與農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家餐飲、農家庭院、農家房屋、農家器物、農耕用具、農村種養殖、農村典型人物、農村生活環境、農村傳統編制、農村特色產品制造等等，其實都是農村文化的一部分，都可以貼上文化標簽，都可以打造成農村文化產業。但是這些年來，除了梅緣農資今年舉辦過“十泉食美”稻香節、把稻米貼上了文化標簽外，其他的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創舉。這說明在大家思想當中還沒有這方面的概念，還沒有認真思考過，也沒有行動過。可見，大家發展文化產業的眼界還不寬，思路還是狹隘的；要么說明大家缺乏積極作為的進取精神和創新意識，還在等著天上掉下餡餅。

三、實施鄉村文化振興戰略的幾點建議

結合調研了解到的農村文化建設的實際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主要就下一步如何高點定位、科學謀劃、有力推進鄉村文化振興戰略實施提幾點建議：

1、正確認識，科學決策。要充分認識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性。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是五大振興之一，必不可少，不可或缺。因為文化振興是振興的魂，只有有了魂，鄉村振興才能形神兼備，才有靈氣，才有內涵。否則就是單調的發展，不是真正的振興。作為決策者，不可只談發展，不談振興，必須思考振興之魂，必須融文化于發展。其次，要正確認識文化的性質和特點，認真學習、研究、掌握鄉村文化建設的規律和特殊性。文化是多元的，文化是寬泛的，文化是獨特的，文化是包容的，文化又是系統的；如何把握，如何推進？對決策者來說，更是一個難題，但不是無解這題。決策者唯有據實而行，科學施策，精準發力，才可能取得突破，才可能有所成效。

第9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范文

關鍵詞：學習型組織；中國傳統文化；契合

中圖分類號：GO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9-0016-02

1 學習型組織的背景內涵

學習型組織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管理理論和實踐中發展起來的一種全新的、被認為是新世紀管理新模式的理念。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因提出“學習型組織”而被美國《商業周刊》譽為“當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師之一”。

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中指出：“所謂學習型組織，是指通過培養彌漫于整個組織的學習氣氛、充分發揮員工的創造性思維能力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有機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續發展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持續學習的能力， 具有高于個人績效總和的綜合績效。”馬恰德（Marquadt） 指出：“系統地看，學習型組織是能夠有力地進行集體學習，不斷改善自身收集、管理與運用知識的能力，以獲得成功的一種組織。”沃特金斯和馬席克認為：“學習型組織就是通過不斷學習來改革組織本身的組織。學習在個人、團體、組織或組織共同體中產生。學習是持續性的，并可以戰略性地加以運用的過程，而且可以統一到工作中或者跟工作同時進展。學習不僅導致知識、信念、行動的變化，還增強了組織的革新能力和成長能力。

2 學習型組織的基本特征

（1）學習型組織的組織成員擁有一個共同的愿景。共同愿景促使組織成員朝一個共同的目標邁進。在學習型組織中，組織成員學習是組織開展工作和發展的需要，組織正是通過其成員個體的不斷學習、進步而獲得組織整體進步、發展的。

（2）學習型組織善于不斷學習。這是學習型組織最本質的特征，這一過程包含四個“強調”，即：強調“終身學習” 、強調“全員學習” 、強調“全過程學習”和強調“團體學習”。

（3）學習型組織的成員善于自主管理。學習型組織理論認為，“自主管理”是使組織成員將工作和學習緊密結合的方法。通過自主管理，組織成員可以自己發現工作中的問題，自己選擇伙伴組成團隊，選定改革、進取的目標，進行現狀調查，分析原因，制定對策，組織實施，檢查效果，評估總結。

（4）學習型組織的特點――扁平化。扁平化組織的特點是管理幅度大，管理層次少，這樣的組織有利于基層人員的成長。由于組織結構扁平化，在組織中上下級的信息傳遞快，管理層次少，信息失真少，決策的速度快，決策能迅速形成。在扁平化的組織結構中，建立學習型組織有利于節省管理費用開支。

（5）學習型組織由多個創造性團隊組成。由于學習型組織的管理權力下放到每個團隊，團隊是最基本的學習單位，組織的目標是由團隊來間接達到的。因此，學習型組織由多個富有創造性的團隊組成。

（6）學習型組織重視文化開放和系統思考。學習型組織建立了新的學習模式，有開放的文化，也重視開發系統的思考能力。在學習型組織中，一方面，組織成員彼此接納，坦誠相見，相互信任，相互學習，分享所得的信息及結論；另一方面，學習型組織用系統的思考和整體觀看待問題并解決問題，幫助組織的領導者和其他成員重新審視組織價值觀念和組織文化，更全面地分析組織內部和外部的環境，增加組織對于外部環境挑戰的能力，促進組織的持續發展和創新。

（7）學習型組織中領導者的新角色。在學習型組織中，領導者是設計師、仆人和教師。領導者的設計工作是一個對組織要素進行整合的過程，而不只是設計組織的結構和組織政策、策略，更重要的是設計組織發展的基本理念；領導者的仆人角色表現在對實現愿景的使命感；領導者作為教師的首要任務是界定真實情況，協助成員對真實情況進行正確、深刻的把握，提高成員對組織系統的了解能力，促進每個成員的學習。

3 學習型組織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

3.1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以人為本”，注重主體意識

彼得•圣吉談到他的理念與上一代思想家的區別時指出，他的研究與別人的不同之處，就是承認改變自己的關鍵在于自己，組織不可能根本改變一個人，能改變的僅是人的思考與互動方式，這就是人的主體意識的回歸與深刻反省。

“以人為本”是中國儒家管理思想的標志，孔子的價值取向是以人為貴的。孟子也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斷。荀子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與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中國的傳統哲學強調“天人合一”，發揮主體意識以便與“天”一致，這是精神境界的升華與完善。

3.2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自我修煉、自我管理

學習型組織強調人的不斷自我修煉、自我管理、自我超越。人們不斷擴展他們創造生命中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 從個人追求不斷學習為起點， 從而形成組織學習的精神。

把人看作主體，強調其內心的修煉、超越、升華，這一點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有云：“君子務本”，從管理學的角度理解，這個“本”就是要充實個體修養。“克己復禮為仁”，克己，自我克制，亦即自我管理；復禮，履行禮節，同樣代表自我修煉， 自我約束。孔子對這種自我修煉、自我管理的境界，甚至用“仁”來稱許，充分證明了這種自我修煉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根本性的重要地位。

3.3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注重團隊精神，強調集體主義的重要性

集體主義對組織學習至關重要，團隊學習是學習型組織五項修煉的重要內容，它是組織學習最為有效的學習單位。學習型組織認為組織競爭能力的提高，關鍵在于團體智慧的提高。為什么個人的智商在一百二十以上，而整個組織的智商只有六十，原因在于傳統的組織把團體看成一些個人簡單組合，而沒有真正發揮整體組織團隊學習的威力，故而學習型組織特別強調團體學習的修煉,要求不斷通過演練，提高團隊學習的技巧，提高整個組織的智商。

《論語》中有“禮之用，和為貴”。《孟子》中則寫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同時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荀子也指出，“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推崇的就是以大家庭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論斷。

3.4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注重整體觀念與系統思考

系統思考是五項修煉中的核心法則。學習型組織要求將管理者的直線思維方式轉變到系統的思維方式上來，不能把一切事情的發生歸結為簡單的因果關系，并非一切都是可預測、計劃、組織和監督的，應該考慮到事物運行中的動態性和不確定性。

《周易》將六十四卦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分層次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天、萬物、人類社會、自然界意識形態便是一個完整的、多層次的復雜系統。中國傳統文化追求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把天、地、人看做統一的整體，以“天人合一” 、“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為最高境界。由于在一個系統中，不同的部分具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就要求人們在考慮問題時，必須進行綜合考慮。要把具體問題放到系統中去，視其在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出具體的處理決定。由此可見系統思考、整體觀念始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所在。

3.5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無為而治”

學習型組織是一種“地方為主”的扁平組織，決策權向下層組織轉移。所以，學習型組織是一種“無為而治的有機管理”。學習型組織中主要是通過學習來控制下層，而不是靠復雜的管理系統。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質、加強反思與團隊學習能力，以及發展共同遠景和共同承擔企業復雜課題的能力。下層組織經過五項修煉可以到達地方自主、協調一致，從而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無為而治”。老子在《道德經》中稱“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在，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為無為，則無不治”；“為無為，事無爭”，“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老子所講的“無為”是達到“無不為”、“無為治”這一目的的手段。無為不是拱手默坐，無所作為，而是循道而為，發揮人的主觀努力，達到無所不為的目的。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玄宗的開元之治都是“無為而治”的典范。

3.6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不斷的學習

學習型組織強調終身學習理念。這是學習型組織最本質的特征。在這種終身學習理念的推動下，學習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學校只是學習的一種場所，人的一生無法區分“教育階段”和“工作階段”，以大教育觀念在全體社會成員中開展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強調活到老，學到老，溫故而知新。

3.7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學習型文化主張組織與環境的適應。一般來說，一個組織不能去改變它所面臨的環境， 而被動屈從于環境將意味著組織的淘汰。處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組織只能通過不斷的學習和持續的變革才能適應環境，達到與環境和諧的狀態。能夠保持領先，甚至是基業長青的企業，如 GE、微軟等，它們都是善于學習、能適應商業環境、與環境和諧共處的優秀組織。

中國文化以重和諧為重要特征。天人合一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理念。天，天理，天道，即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人，人性，人道，即人類社會活動的實踐。合，即和諧、協調。天人合一的理念放棄了物我之別，主張物我之間親密無間，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中國文化這種既不主動征服自然，也不被動接受外部環境的和諧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命題中得以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參考文獻

［1］羅伯特•B•登哈特等著，趙麗江譯．公共組織行為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