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績效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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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在國民經濟中，煤炭行業一直扮演著基礎產業的角色，長期保持著一定的增長勢頭。作為煤炭企業的代表，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自然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絕大多數該類公司是以既有的集團總公司為基礎，采用設立股份公司的途徑進入股市，擁有比較理想的發展前景。我國政府向來十分關注煤炭行業發展，并對其產業結構加以引導和支持，尤其是《煤炭工業十二五規劃》制定和實施之后，可預見煤炭上市公司將會隨著所屬的煤炭行業共同迎來經營績效進一步提升的重要時期[1]。
2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評價出現的問題分析
21沒有動態性
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構建評價體系時，往往選取自身某個年度并將當作一個橫截面，對包括經營成果在內的諸多指標予以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實現對企業的評價。值得一提的是，被評價企業通常處于差異化的發展階段，所以，截面靜態評價這一做法難以獲得良好的可比性[2]。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進行績效評價時，傾向于對自身的歷史經營數據予以靜態分析，表現的是企業過去某個時期的經營狀況，無法以動態形式表現企業經營狀況，很難滿足該類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在自我更新方面表現出嚴重不足。
22經常使用多指標綜合指數法
先結合已有的評價目標與相關要求，構建對應的評價指標體系和標準；以所有指標為對象予以相關處理，一個是同趨勢化處理，另一個是無量綱化處理；通過專家法得到各評價指標所對應的權重；將指標數值、標準值放到一起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計算出單項指標值，通過它實現對企業經營績效的評價。該方法在指標選取以及權重確定方面表現出較大的主觀性，特別表現在權重確定方面，容易受到多種主觀因素的不良影響，給評價準確性埋下了較大隱患。
3有關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評價體系設計分析
31設計原則
（1）系統性原則。該評價體系屬于一套具有典型綜合性特點的績效評價體系，因而在選取評價指標的過程中，應協調好財務指標、非財務指標之間的關系。另外，還應協調好定量指標、定性指標之間的關系[3]。
（2）社會效益原則。以企業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最大化為根本價值取向，針對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評價時，應基于企業利益視角，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企業對當地社會、債權人和內部員工等做出的貢獻。基于社會效益的關注，是評價一家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核心方面。
（3）綜合性原則。由于煤炭企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對其經營績效進行評價時，一方面要兼顧資源效率優化配置問題，另一方面還應考慮相關的安全風險因素。政府規定經營者是企業安全的首要承擔方，而安全生產又是煤炭企業的一貫主題，即安全工作是該類企業的核心工作。總之，應在資源配置、安全生產之間找到一個結合點和平衡點。
（4）重要性原則。所謂重要性原則指的是，全面性、關鍵性之間的有機結合。對于煤炭上市公司，其在構建績效評價體系的過程中不可過分追求面面俱到，因而這種做法會讓評價體系體現出側重點，難以找出核心問題加以討論。所以，在確定指標的過程中，應遵循重要性原則，確定影響煤炭上市企業經營績效的核心要素。
（5）時效性原則。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具有明顯的動態性特征，所以，相關指標的選取應盡量體現時效性。指標體系應涉及三大方面的指標，即短期指標、中期指標以及長期指標，將便于定期衡量當成確定指標的一個關鍵的參考條件。
32設計思路
基于前文提及的五大原則，煤炭上市公司是將人、物兩種要素有機結合起來自主地開展相關經濟活動、以營利為核心目的的一類經濟組織。以煤炭上市公司為對象，對其經營績效進行評價的設計思路可基于兩大層面進行分析，一個是輸入，另一個是輸出。在輸入方面，借助對人力、物力以及財力等相關方面的具體投入的分析，實現對效率的科學評價；在輸出方面，基于企業不同利益相關方視角，收集若干家煤炭上市公司的經營信息，系統分析和比對它們的產出效果。在這一過程中，煤炭安全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是媒體上市公司正常運營的基礎，為其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環境支持[4]。
33經營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對煤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分析時，可基于兩大層面進行相關分析，一個是過程控制，另一個是結果分析。所以，可構建下述指標體系[5]。
（1）過程控制。基于人力評價視角，選取“職工人數”這一指標：人力資源狀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反映公司經營績效的一個核心因素。在公司運營中，員工屬于最活躍的一種要素。該指標集中體現了公司在“人”這一領域的投入。基于物力評價視角，選取“固定資產原值”這一指標：反映了公司在固定資產領域的投資，集中體現了公司在“物”這一領域的投入。基于財力評價視角，選取“主營業務成本”這一指標：指公司銷售商品（服務）的營業成本、收入之間的配比。該指標集中體現了公司在“財”這一領域的投入。
（2）結果分析。基于經營者視角，選取“營業總收入”這一指標：指公司在開展以銷售商品（服務）為代表的一系列日常業務時所取得的經濟利益的總體流入。基于股東視角，選取“每股收益”這一指標：也就是每股盈利，具體而言，普通股股東手中每占有1股所能夠獲取的公司凈利潤或者需要面對的公司凈虧損。基于社會責任視角，選取“利稅總額”這一指標：指公司產品銷售稅金和附加、應交增值稅以及利潤總額之和。該指標集中體現了公司在某段時期內取得的全部利潤額以及對肩負的社會責任的量化。基于債權人視角，選取“資產負債率”這一指標：指年末盤點時公司負債總額、資產總額之比。該指標集中反映了公司負債水平，即在總資產構成之中，哪些資產是通過負債方式進行籌措的。不僅如此，還反映了公司利用債權人資金的綜合能力。
（3）煤炭安全。基于安全生產視角，選取“百萬噸死亡率”這一指標：煤炭產量以萬噸為單位進行統計和計算的，而事故發生通常將年當作統計時間。該指標集中反映了一個公司所具有的安全生產能力。
第2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關鍵詞：利率市場化；中資銀行；外資銀行；經營績效；比較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5）05-0064-06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選擇來華經營，特別是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外資銀行加快了入駐我國的步伐。2006年12月11日我國全面放開人民幣業務，完全取消對外資銀行在地區、業務和客戶方面的限制，更多的外資銀行轉制為外資法人銀行，與中資銀行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至此，外資銀行在華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據銀監會2013年年報，截至2013年底，共有51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設立42家外資法人機構、92家外國銀行分行和187家代表處。36家外資法人銀行、57家外國銀行分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外資銀行在我國的27個省（市、區）的69個城市設立了機構，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覆蓋面積和市場深度的總行、分行、支行服務網絡，營業網點達947家①。
隨著金融改革在我國的持續推進，更加透明、開放和政府較少干預的金融改革措施將相繼在我國實施，其中一項重要舉措便是利率市場化。2013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全面放開對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管制，金融機構可以自主確定貸款利率。2014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市場化很可能在最近一兩年內實現。2014年11月22日，央行降息，并將存款利率上浮區間擴大至1.2倍。進入2015年后，央行又于2月28日進行了年內首次降息，將存款利率上浮至1.3倍，進一步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存款利率市場化后，商業銀行的競爭態勢勢必會發生變化。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的收益主要依賴于利息收入，利率市場化使得利差收窄，進而使得商業銀行的收益下降。反觀外資銀行，由于很多外資銀行在國外利率完全放開的地方設有分支機構，積累了很多經驗，知道如何在利率開放的條件下設計新的產品，以及如何為這些新產品進行定價和風險管理，從而提高了經營績效。很顯然，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外資銀行先進的經營經驗使得他們成為我國商業銀行不可忽視的競爭力量。因此，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對我國的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的經營績效進行比較分析，找出中資銀行相對于外資銀行的優勢與不足，并提出相應建議，對于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競爭力與經營績效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國內外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學者在對利率市場化背景下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經營狀況的比較研究較少，并且結論不一。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課題組（2004）將北京地區中外資銀行作為樣本，運用層次分析法，對銀行經營狀況、外部環境、創新能力等指標進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外資銀行相對于中資銀行在盈利能力、安全性、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創新性方面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黃亮雄等（2010）采用DEA交叉評價模型對在華經營的中外資銀行進行了效率評價對比，得出的結論是國內銀行的效率要高于外資銀行。張碧瓊（2014）采用GPCA法，對我國12家中資銀行和3家外資銀行2009―2012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結論表明，本土商業銀行的總體經營業績要高于外資銀行，但外資銀行的業績增長速度明顯快于中資銀行，且在安全性、成長性和穩定性等指標上也要明顯優于中資銀行。
大多數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集中在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東道國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這一方面。克萊森斯、德米爾古克和赫伊津哈（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arry Huizinga）對1988―1995年間80個國家的7900家銀行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外資銀行比本國銀行具有更高的利息邊際和利潤，并且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東道國銀行體系效率的提高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蘭辛克和赫爾墨斯（Robert Lensink和Niels Herms）收集了1990―1995年間48個國家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在經濟落后的國家，外資銀行的進入使其國內銀行的經營成本上升，利差收入也上升，但利潤的總體變化在統計上不顯著。郭妍、張立光（2005）采用我國具有代表性的13家國內銀行1993―2002年的面板數據，在國內首次對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我國銀行盈利狀況、經營水平、抗風險能力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隨著外資銀行進入程度的加深，雖然國內銀行的利差有所上升，但利潤率、非貸款收益率、費用率均有所下降，此外，國內銀行的盈利狀況等受自身資本充足率和費用率的影響較大。葉欣（2006）運用我國銀行業1995―2004年的橫截面數據對外資銀行進入程度、中資銀行效率水平的變化關系進行經驗分析，研究發現，外資銀行進入程度與中資銀行利息邊際和利潤水平顯著正相關。毛澤盛（2006）通過選取1989―2005年的相關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實證研究了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外資銀行進入與國內銀行的稅前利潤和管理費用負相關，而與凈利息收益和非貸款收益正相關，且外資銀行進入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沖擊更大。張金清和吳有紅（2010）運用2001―2008年14家主要商業銀行的面板數據，利用SFA法測度商業銀行的效率，對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外資銀行進入對本土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存在“閾值”效應，即在外資銀行進入水平達到閾值之前，外資銀行的進入將促使本土銀行效率的改善；在進入水平超過閾值后，外資銀行可能對本土銀行的效率產生消極作用。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目前，我國的證券市場雖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是證券市場的完善仍然需要一段較長時間，因此，我國的銀行體系在整個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功能中仍然起著主導作用，銀行融資仍占據主導地位。我國不斷推進金融深化改革，特別是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得商業銀行既面臨著外部經營環境不斷變化所帶來的風險與挑戰，又承受著自身體制的不斷變革。而2006年底全面放開人民幣業務，外資銀行全面進入后，我國商業銀行能否取長補短，迅速提高經營效率，不僅關系到商業銀行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也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銀行、證券、保險的分業經營，在這種體制下，我國的商業銀行把存貸款利差作為其利潤的主要來源。相關調查研究顯示，我國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差收入一般占其營業收入的70%以上，尤其是中小型商業銀行，這一比重更大。相比之下，在華經營的外資銀行雖然盈利模式多元化，但由于大部分外資銀行進入我國市場的時間較短，對我國整個金融環境和監管結構缺乏了解，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他們的利息收入比（凈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也處于較高的水平，表1反映了部分在華經營的外資銀行（18家）和中資上市銀行（16家）2007―2013年的利息收入比狀況。
表1中的數據顯示，無論是中資上市銀行還是在華經營的外資銀行，利息收入占比均超過了60%，處于較高的水平，說明存貸款利息差的收入仍然是我國銀行業盈利的主要來源，對銀行業的經營績效產生重要影響。根據國際歷史經驗，利率市場化往往導致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加劇，市場活躍度提高，利率水平上升，銀行業的利差收窄。而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將導致存款成本在短期內上升，貸款收入在短期內下降，但是銀行的資產結構調整相對緩慢，因此，短期內利息差收窄的可能性較大。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存貸款利差的收窄將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對中資上市銀行和在華經營的外資法人銀行的影響不同。
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推進，近幾年來，各家中資銀行都在積極探索經營模式的轉型，將業務重點由傳統銀行業務向中間業務過渡，積極發展中間業務，努力實現盈利模式的多樣化，但是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仍然較小。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由于銀行的利差收窄，存貸款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整個市場將對銀行業的業務創新能力、利率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外資銀行由于有著豐富的利率市場化經驗，在以上幾個方面相對于中資銀行更具有競爭優勢，且外資銀行的中間業務發展良好。隨著利率市場化的發展，中間業務發展較好的商業銀行，其經營績效受到的影響較小，而中間業務發展較差的商業銀行，其經營績效受到的影響也就較大。因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2：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以非利息收入為代表的中間業務收入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其中，中間業務的發展對外資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大于對中資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我國在2006年年底全面放開了人民幣業務，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諸多限制，外資銀行紛紛轉制為外資法人銀行，可與中資銀行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同時，我國于2007年1月4日起正式運行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簡稱Shibor ），這標志著我國的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工作的全面啟動。Shibor的建設有利于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是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舉措，因此，2007年可以說是我國進入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標志性年份。本文選取的樣本包括中資銀行樣本和外資銀行樣本兩部分，數據的時間跨度為2007―2013年。為了滿足平衡面板數據的要求，保證數據的完整性，經篩選，最后保留了16家中資上市銀行樣本和10家外資法人銀行樣本。原始的銀行財務數據來源于《全球銀行和金融機構分析庫》（BankScope數據庫）和國泰安數據庫，根據本文研究的需要，由原始數據經過計算確定相關的變量。
（二）變量設計
1. 被解釋變量。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評價方法傳統上是以銀行的財務指標為基礎的，通過商業銀行財務報表的數據計算相關財務指標，從而評價銀行的經營績效。本文選取常用的財務指標――資產收益率（ROA）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銀行的經營績效。資產收益率指的是一段時間內，凈利潤與總資產之間的比率，本文采用商業銀行的年資產收益率。
2. 解釋變量。（1）非利息收入占比。即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本文用NIR表示。非利息收入占比是衡量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的重要指標，該指標越大，表示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發展越好，對傳統的存貸業務依賴性越小。（2）凈利差。即銀行的凈利息收入與銀行的平均總資產之比，本文用NIRA表示。凈利息收入是商業銀行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在利率市場化環境中能夠反映銀行效率的重要信息。
3. 控制變量。為了更準確地衡量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凈利差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借鑒已有的研究，本文進一步選用資本充足率（CR）、存貸比（LCD）、成本收入比（CTIR）以及銀行總資產（ASSET）作為控制變量。
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是商業銀行的資本對其風險資產的比率，是保證商業銀行安全運營和正常發展所必需的重要比率，也是巴塞爾協議對銀行安全性監管的重要要求。但是，銀行的安全性原則與盈利性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矛盾，因此，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銀行經營績效的提高。
存貸比。即商業銀行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的比率。該比率越高，表示商業銀行對其資產的運用越充分，同時流動性風險也越高。我國明確規定，商業銀行的存貸比不得超過75%。
成本收入比。該比率反映了銀行的每一單位收入需要支出多少成本，是衡量銀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可反映銀行的經營效率。一般來說，該比率越小，表明銀行的經營效率越高。
銀行總資產。即銀行規模的大小。一般來說，當銀行存在規模效應時，銀行的規模越大，經營績效越好。本文采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ASSET）來衡量銀行規模對銀行績效的影響。
（三）模型設計
于本文選取的數據為面板數據，因此對以上模型的估計可以使用面板數據的無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通過Likelihood Ratio Test和Hausman Test，檢驗結果的P值均接近于0，即在1%的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因此，本文應用面板數據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分別對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進行實證分析。
五、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經營績效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本文的實證分析需要分樣本進行回歸，即分別對中資上市銀行樣本和外資法人銀行樣本進行回歸，因此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也分類進行（結果略）。
在華經營的外資法人銀行與中資上市銀行在資產收益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凈利差等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衡量銀行經營績效的指標資產收益率ROA在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上的平均值分別為1.02和0.68，可以看出外資法人銀行的資產收益率遠低于中資上市銀行，其平均值不到1。從標準差來看，外資法人銀行ROA的標準差為0.41，高于中資上市銀行ROA的標準差0.23，這意味著外資法人銀行資產收益率的內部差異性要高于中資上市銀行。測度中間業務發展情況的指標非利息收入占比（NIR）在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的平均值分別為14.56和24.35，這意味著平均看來，外資法人銀行的非利息收入比是中資上市銀行的近兩倍，說明外資法人銀行在盈利模式多元化方面的表現要優于中資上市銀行。但從標準差來看，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分別為6.62和15.11，說明外資法人銀行在非利息收入上的內部差異性要遠高于中資上市銀行。商業銀行主要收入來源通過指標凈利差（NIRA）來反映，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的這一指標的均值分別為2.34和1.78，即中資上市銀行在利差收入上的優勢明顯大于外資法人銀行，且就標準差來看，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分別為0.29和0.77，也反映了中資上市銀行利差收入的差異性明顯低于外資法人銀行。
對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樣本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不大，因此可以較好地避免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通過運用統計軟件Eviews，采用面板數據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分別對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的模型進行回歸，經整理，各個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2。
由表2內中資上市銀行的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我國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衡量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指標非利息收入占比對我國的中資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確實有影響。回歸得到的非利息收入占比（NIR）的系數為0.010，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在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中資上市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就越高，且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中資上市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平均提高0.010個百分點。凈利差（NIRA）的系數為0.297，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意味著凈利差對銀行的資產收益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商業銀行的凈利差越高，資產收益率越高。系數0.297表示凈利差每提高1個百分點，資產收益率平均提高0.297個百分點。同時，比較變量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和凈利差的系數，可以看出凈利差的系數要遠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這表明對中資上市銀行來說，凈利差仍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凈利差對銀行經營績效的貢獻要遠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對經營績效的貢獻。
從針對外資法人銀行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非利息收入占比（NIR）的系數為0.017，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中間業務的開展對外資法人銀行的資產收益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平均提高0.017個百分點。凈利差（NIRA）的系數為0.275，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示凈利差每提高1個百分點，外資法人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平均提高0.275個百分點。對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和凈利差的系數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凈利差也是外資法人銀行收入的主要來源，對資產收益率的貢獻有0.275，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遠小于凈利差的系數，對資產收益率的貢獻也相對小很多。
比較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的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凈利差（NIRA）對中資和外資銀行的經營績效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存貸利差的收窄會對銀行的經營績效帶來不利影響。同時，比較二者凈利差的系數，可以發現中資上市銀行的凈利差系數略高于外資法人銀行，表明凈利差對二者的影響稍有不同，對中資上市銀行的影響效果高于對外資法人銀行的影響效果。這可能是因為與外資銀行相比較，中資銀行更多地依靠傳統的存貸款業務來增加其收入，凈利差對其影響要更大一些。這一實證結果使得本文的假設1得到驗證。非利息收入占比對中資、外資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也不同，二者系數略有差異，外資銀行的系數稍高于中資銀行，這意味著中間業務的開展對外資法人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高于對中資上市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這主要是由于外資銀行的母公司對利率市場化有較為成熟的經驗，外資銀行的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化。這個結論證實了本文的假設2。
比較中資上市銀行和外資法人銀行控制變量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可以看出：銀行總資產對中資、外資銀行資產收益率的系數均為正，但外資銀行的系數不顯著，表明外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確定；存貸比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在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中的影響效果均不顯著；中資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對經營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外資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的影響卻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外資銀行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發展；成本收入比的系數只在外資銀行的模型中顯著，且對經營績效有負向影響，但在中資銀行中不顯著，表明在中資上市銀行中成本收入比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不確定。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模型的穩健性，本了如下的穩健性檢驗：在前文的分析中，以資產收益率ROA為被解釋變量衡量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在穩健性檢驗中，用權益收益率ROE代替資產收益率來測度銀行的經營績效，以相同的方法對模型進行回歸。總體上看，基于ROE的回歸結果與基于ROA的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應用面板數據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對2007―2013年間在華經營的16家中資上市銀行和10家外資法人銀行的經營績效進行了實證研究。根據各銀行樣本的回歸模型，進行橫向、縱向比較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一）主要結論
1. 總體上看，在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中資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高于外資法人銀行。其中，中資上市銀行的經營績效受非利息收入占比、凈利差、總資產規模和資本充足率等因素的影響顯著，而外資法人銀行的經營績效受非利息收入占比、凈利差和成本收入比等因素的影響顯著。
2. 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凈利差對中資、外資銀行的經營績效均有顯著影響，但凈利差對銀行經營績效的貢獻要明顯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說明雖然非利息收入占比對銀行績效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現階段在華經營的中資、外資銀行仍然依靠存貸款凈利差來提高其經營績效。
3. 外資法人銀行模型中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數高于中資上市銀行，說明中間業務對外資銀行績效的影響大于對中資銀行的影響。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中間業務是新的利潤增長點。從中間業務的角度來看，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外資銀行能更好地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利差收窄的沖擊。
（二）政策建議
對中資銀行來說，逐步減少對存貸款凈利息收入的依賴，清楚地認識到中間業務對銀行經營績效及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意義。要積極學習外資銀行應對利率市場化的經驗和創新中間業務的方法，在有效擴展傳統中間業務（如結算類業務、銀行卡類業務、類業務等）的同時，積極挖掘開發新型的中間業務，拓展中間業務的品種，減少對傳統中間業務的依賴。
對外資銀行來說，利率市場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雖然外資銀行在中間業務的開展狀況以及盈利模式的多元化方面優于中資銀行，但是優勢并不明顯。這是由于外資銀行在華開設的機構數量較少，在開展業務的廣度和深度上均不敵中資銀行，且外資銀行的本土化發展進程較慢，這使得其傳統的優勢與我國金融市場融合程度較低，從而不能在最大程度上發揮其中間業務的優勢。因此，外資銀行應抓住利率市場化的機遇及我國其他金融開放政策，快速適應我國市場，積極融入本土化市場中，從員工的招聘到產品的研發以及業務的拓展方面均實現本土化，并結合其自身的優勢，盡快實現與中資銀行的競爭合作關系，提高自身的經營績效。
注：
①數據來源：中國銀監會2013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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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0 引言
公司資本結構、股權結構與公司業績關系的研究是公司績效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以解釋它們之間的關系，但目前為止尚無明確定論，有的學者認為它們之間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有的學者提出了它們之間非線性的假設但所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結論有些牽強。
本文從一定假設出發，通過建立相關計量經濟模型并用圖形來展示我國中小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股權結構與其經營績效的關系。緊接著，從分析結果出發嘗試性提出一些建議，以期為我國中小企業提高經營績效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與借鑒。
1 樣本的確定與指標選取
1.1 樣本選取 截止到2014年4月底，在深市上市的中小企業達719家，作為研究樣本，為確保研究結論說服力應盡量消除異常樣本對研究結論的影響，于是對原始樣本做以下處理：首先，為更好地分析各公司近期經營狀況，選取2007年以前在深市上市并且在2004到2013年持續經營的公司；其次，本文研究的股權結構是A股結構，因此只保留發行A股的公司；再次，在樣本中剔除ST和*ST公司；最后，為保證研究結論的說服力，剔除凈資產收益率過高和過低的15家公司，此外，剔除當年因信息披露方面的原因受到證監會的處罰和譴責的18家公司，最后共得到研究樣本139家。
基于此，本文將收集的139家公司數據作為分析來源，對我國中小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進行實證分析。本文數據由和訊網公布的信息、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數據和大智慧行情分析系統獲得。
1.2 變量選擇與定義 本文選取反映公司績效的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被解釋變量。選擇ROE作為衡量公司績效的指標，是考慮到其能科學地衡量公司的獲利能力。
在分析資本結構與公司經營業績的關系時，選取資產負債率為解釋變量，因該指標反映公司的財務能力；選取公司規模做為控制變量，因規模不同公司盈利能力不同，本文將公司規模取為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在分析股權結構與公司經營業績的關系時，采用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Z）為解釋變量，Z指數為第一大股東持股與第二大股東至第十大股東持股比重之和的比例，選取Z指數作為解釋變量是考慮當第一大股東增持比例時，來自其他股東的約束會變小，第一大股東有可能去實施隱藏轉移財富行為。但當第一大股東持有比例越來越大時，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趨于一致，因此就不會進行隱藏或轉移財富的行為。本文將將前10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這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在文中做為控制變量用赫爾芬達爾指數（HERF）表示。
2 理論闡述與假設
2.1 資本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闡述與假設 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本文用資產負債率來衡量。資產負債率作為衡量公司財務能力的重要指標，它表示企業總資產中有多少是通過負債籌集的，該指標是國際公認的衡量企業負債償還能力和經營風險的重要判斷標推，對企業投資人和企業債權人來說都十分重要。
實踐中，過高的負債率表明企業財務風險太大，過低的負債率表明企業對財務杠桿利用不夠，因此難以用資產負債率的高低來判斷公司經營業績的優劣。同時由于負債對企業的稅盾作用以及對管理者治理公司的約束作用，其在一定的范圍內負債對公司績效的有正面影響，但是隨著負債比例提高，企業財務風險加大，負債為企業帶來的正效應不斷減小，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資產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是一種倒U型的關系。
2.2 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闡述與假設 股權結構一般表現為股東所持股份的比重。通常用股權集中度指標衡量，通過前五大或前十大股東所持股份比重表示。該層意義下的股權結構又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股權高度集中，第一大股東對公司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二是股權高度分散，任何股東對公司都沒有絕對的控制權；三是公司擁有較大股東，雖未達到絕對控股，但處于相對控股地位。
當公司不存在控股股東時，股權結構可以在公司內部形成良好的制衡以約束各利益方行為，因而上市公司的績效表現良好，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度，超越這個度也即第一大股東增持比例時來自其他股東的約束會變小，第一大股東有可能實施隱藏轉移財富行為，公司績效表現下降；但同時也應注意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逐漸增大時他的利益和公司利益趨于一致，因此不會進行隱藏或轉移財富的行為，公司績效表現漸趨良好。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個假設：股權結構與公司的績效呈現U型關系。
根據上述理論闡述與假設，依據公司經營績效的研究架構，本文從資本結構和股權結構出發，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進行實證分析。
3 模型的建立與回歸分析
3.1 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分析 為分析資本結構與經營績效關系，先不考慮股權結構指標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僅用解釋變量LEFT和控制變量lnSIZE對運營績效指標ROE進行回歸，所用模型如下：
其中ROEi是被解釋變量，LEFT為解釋變量，lnSIZE為控制變量，c為截距項，εi為變量殘差項。資本結構變量對ROE的回歸分析見表1。
從表1可看出，可決系數R2為0.94，說明方程擬合較好。同時可看出，資產負債率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是倒U型的，即一定的負債范圍內公司經營績效表現良好。此外可看出我國上市公司正在處于“規模經濟”時期，資產規模的擴大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是正面的。事實上，如果單考慮資產負債率與公司經營績效的關系，利用Eviews軟件可得這二者的倒U型關系，如圖1所示。
3.2 股權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系分析 為分析股權結構對公司績效指標的影響情況，這里不考慮資本結構指標對公司業績的影響，用解釋變量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Z）和前10大股東持股比例平方和（HERF）對績效指標ROE進行回歸，所用模型如下：
模型中ROEi依舊是被解釋變量，Z為解釋變量，HERF為控制變量；c為截距項，εi為變量殘差項。股本結構變量對ROE的回歸分析見表2。
由表2可看出，可決系數R2為0.94，說明擬合效果好。同時可以看出控制變量HERF指數對ROE的影較小，并且t檢驗顯著性水平不高。Z指數與凈資產收益率是二次函數的關系，即在一定范圍內股權越集中，公司經營績效越好，也即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與公司績效呈現倒U型關系，這一結論與朱鍵武（2005）的研究結論相背，也與多數對股權結構影響公司績效的研究結論相背。本文認為第一大股東增加持股比例時，來自其他股東的約束就會變小，第一大股東有可能去實施隱藏轉移財富行為，公司績效表現欠佳，但當最大的股東持有的比例變大時，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趨于一致，因此不會去進行隱藏或轉移財富的行為，公司績效表現良好。實際上，若僅考慮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用EViews軟件進行這二者關系的非線性估計時，可得二者的U型關系，如圖2所示。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用139家公司的數據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效率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反映公司資本結構的資產負債率與公司經營績效是一種倒U型關系；反映公司股權結構的第一大股東控股能力與其經營績效是一種U形的關系。為了進一步構建我國公司合理的經營結構提高其經營管理績效，本文嘗試性提出兩點建議：
第4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9-0167-02
2013年年初，我國上市銀行的年報相繼出臺，深入解讀各商業銀行年報是分析商業銀行經營狀況的一條途徑。本文中通過對16家上市銀行2012年年報的分析和整理，運用SPSS17.0統計分析軟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對上市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進行排序，深入分析影響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因素，并且根據分析結果得出相應的結論。
一、衡量指標的確定
（一）原始指標的選取
本文選取了11項具有代表性的原始指標，這些指標分別從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成長能力、安全性、流動性來衡量其經營績效水平。反映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指標有：成本收入比（英文表示為CIR）、每股收益（EPS）、凈資產收益率（ROE）；反映商業銀行成長能力的指標有：凈利潤增長率（NPR）、每股收益增長率（EPSG）、凈資產增長率（NAG）；反映商業銀行安全性的指標有：不良貸款率（NPL）、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NPLPC）、資本充足率（CAR）；反映商業銀行流動性的指標有：存貸比指標（LDR）以及流動性指標（LR）。
（二）指標的處理
1.正向化處理。正向指標是原始指標值與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同向變化的指標。本文的正向指標有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凈利潤增長率、每股收益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這些指標不需要進行正向化處理。負向指標是原始指標值與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向變化的指標。本文的負向指標有成本收入比、不良貸款率。這兩項負向指標需要進行正向化處理，即將100-成本收入比（ICIR）作為衡量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指標；將1/不良貸款率（INPL）作為衡量商業銀行安全性的指標。ICIR和INPL為修正后的原始指標，并且這兩個指標為正向指標。適度指標是指標值在某一范圍內，商業銀行的績效達到最佳的指標。本文的適度指標有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存貸比指標以及流動性指標，這些指標受到相關部門的監管。而本文中這4項指標都在合理的范圍內，因此將其視為正向指標。
2.標準化處理。本文選取的11項原始指標具有不同的單位，有的是百分比形式，有的是數值形式，所以指標的量綱不同。因此為了避免單位不同對分析結果帶來的影響，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使得每一項指標的平均值為0、方差為1。經過標準化處理之后的數據是計算各樣本銀行綜合得分的基礎。標準化指標的表示是在原始指標英文表示前添加字母Z，如ICIR標準化處理之后為ZICIR，等等。
二、統計分析
（一） 檢驗
1.檢驗原始指標分布。運行數據之前需要進行檢驗，目的是看數據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本文主要采用KMO檢驗Bartlett檢驗，前者主要研究變量間的相關性，其取值范圍是0-1，取值越大，表明原始指標之間的相關性越強；后者主要是檢驗數據是否來自于服從多元正態分布的總體。運用SPSS軟件進行KMO檢驗Bartlett檢驗后的輸出結果顯示，KMO的取值為0.473，因此可以做因子分析；除此之外，用來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的Sig.值接近0且顯著小于0.05，這說明樣本來自服從正態分布的總體。
2.檢驗原始變量共同度。運用因子分析的前提是從原始變量中能夠較大的程度的提取公因子，公因子表示的是對每個變量方差能夠解釋的比例。運用軟件進行原始變量共同度的檢測，結果顯示除NAG指標的提取共同度為74.4%以外，公因子對其他指標的解釋程度都在75%以上，這說明運用主成分分析法能夠從原始指標中提取較多的信息，所以運用因子分析是有意義的。
（二） 因子分析
1.特征值、貢獻率的計算。運用SPSS17.0軟件進行分析，選擇因子分析的降維選項，根據盡可能多地保留原始變量信息的原則選取主成分，并且要保證各個主成分之間彼此不相關。一般來說根據大于等于1的特征值的個數選取主成分的個數，或者根據主成分方差累計貢獻率大于等于80%來選取主成分個數。本文中應選取4個主成分指標，分別是F1、F2、F3以及F4，并且累計方差達到82.351%。
表1 經過整理的主成分特征值和貢獻率
2.旋轉因子矩陣。上文依據矩陣變換原理得到了四個相互獨立的主成分，然而各個主成分并不一定具有實際意義。為了深入研究主成分的含義，接下來通過旋轉因子矩陣和因子得分矩陣來進一步闡述。根據SPSS的因子旋轉矩陣，因子1的載荷值中，NAG指標和INPL指標有著較高的系數分別為0.826和0.815，所以因子1主要反映了商業銀行的成長能力和安全性；因子2的載荷值中，NPG指標有著最高的系數0.852，其次是EPS指標的載荷系數0.800，所以因子2主要反映商業銀行的成長能力和盈利能力；因子3的載荷值中，ROE指標的載荷系數最高為0.901，所以因子3主要反映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因子4的載荷值中，LDR指標的載荷系數達到0.922，所以因子4主要反映商業銀行的流動性。
（三） 因子得分與綜合得分
通過對旋轉成分矩陣分析，得到了每個因子所表示的含義，為了樣本之間的可比性，還需要計算每個樣本的每個因子得分。一個樣本的1個因子得分的計算公式為，該因子所有的因子載荷系數與標準化原始指標乘積之和，然后再用同樣方法得到該樣本的其他3個因子得分，依此類推便可以得出每個樣本的4個因子得分。由于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是對各個因子的得分進行綜合分析，所以在得到4個因子的得分之后，需要將4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分別作為權重得到加權的因子得分，再將4個加權因子得分加總得到衡量商業銀行總體經營績效的綜合得分。
三、結果分析
根據以上統計分析原理，在SPSS軟件中運用因子分析法得到各因子得分和綜合得分。下表為個因子得分和綜合得分情況。
通過表2可以看到：從成長和安全因子來看，興業銀行、北京銀行和交通銀行的因子得分遠遠高于樣本銀行的平均水平；從成長和盈利因子來看，民生銀行排名第一，浦發銀行和興業銀行緊隨其后；從盈利因子來看，盈利水平最高的是浦發銀行，其次是民生銀行和招商銀行；從流動因子來看，流動性水平最好的是中信銀行，其次是招商銀行和光大銀行。從綜合得分來看，經營績效水平要高于樣本平均水平的是有7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前三的分別是興業銀行、浦發銀行以及民生銀行；經營績效水平要低于樣本平均水平的有9家銀行，排名最后三位的是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行以及農業銀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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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一、2013年西藏上市公司營運能力及盈利情況
（一）西藏上市公司基本情況
截至2013年末，西藏有9家上市公司，分布于礦業、制藥、旅游等行業，反映了西藏資源型區域經濟特色，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二）西藏上市公司營運能力及盈利能力分析
營運能力反映上市公司資產管理能力，體現為各種資產的周轉率，在收入與成本既定的前提下，資產周轉率越高，說明資產占用水平越小。盈利能力（獲利能力）是上市公司利益相關者最關心的能力。本文選取以下6個指標：存貨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營業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西藏上市公司2013年營運能力及盈利能力評價如下頁表2所示。
評價西藏上市公司營運能力及盈利能力的6個指標中，存貨周轉率的均值為5.8257次/年，最大值是西藏珠峰15.4047次/年，最小值是西藏城投0.0561次/年，主要原因是西藏城投屬房地產投資行業，產品生產周期長所致。應收賬款周轉率指標體現出異常的狀態，主要原因是西藏發展的異常數值導致，最小值是西藏礦業，僅3.7969次/年。流動資產周轉率均值是1.6777次/年，標準差為2.1877，最大值是西藏珠峰，7.2944次/年，西藏城投以0.0822次/年最小。總資產周轉率均值是0.8087次/年，標準差為1.0078，西藏珠峰為最大值3.2819次/年，西藏城投以0.0773為最小值。反映西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兩個指標包括凈資產收益率和營業利潤率。凈資產利潤率均值為0.2112，但是9家上市公司差異明顯，標準差為0.4398，主要原因是西藏珠峰的凈資產收益率偏高，達到1.3733，西藏礦業是最小值0.0117。營業利潤率的均值是0.1083，標準差為0.1473，最大值是西藏發展，達到0.4392，反映其主營業務的盈利能力較強，最小值是西藏珠峰-0.0420，反映其報告期內公司主營業務虧損而凈利潤較高。
二、西藏上市公司營運能力及盈利能力回歸分析
通過分析表3中6個營運能力及盈利能力指標的相關系數，由于凈資產收益率與流動資產收益率相關系數為0.9538，最接近1，因此筆者選取凈資產收益率為因變量、流動資產周轉率為自變量，進行一元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決定系數0.909814接近1，反映西藏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變動可以由流動資產周轉率變動來解釋的比例，確保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統計關系；t-統計變量值反映的是系數有異于零的標準誤差是多少，表4中t-統計變量的值是8.403402，盡管不存在大樣本，仍然可以肯定，西藏上市公司流動資產周轉率系數是顯著的；由于p值是0.00006649，所以基本上可以100%（實際上是99.99993351%）的相信兩個變量是顯著相關的。“上限95%”、“下限95%”的兩個數字表明有95%的把握相信，1單位的流動資產周轉率變化所引起的凈資產收益率變化在0.1377948至0.24570843之間，當然凈資產收益率變化位于該范圍之外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概率很小，僅為5%。
三、研究結論及提高西藏上市公司營運績效的措施
（一）研究結論
西藏9家上市公司營運能力與經營績效差異較大。在評價西藏上市公司營運能力及盈利能力的6個指標中，標準差較大，反映上市公司資產管理能力不平衡，如西藏發展和西藏珠峰在應收賬款周轉率指標上反應異常。在利潤指標中，凈資產收益率均有較好的表現，反映股東收益較好，但是從盈利的可持續性方面考慮存在問題，如西藏珠峰，營業利潤率為負數，但凈資產收益異常高，可持續性較差。通過對9家西藏上市公司流動資產周轉率與凈資產收益率的一元回歸分析，得到回歸模型：凈資產收益率=-0.11048+0.191752×流動資產周轉率。上述方差分析及回歸系數分析結果表明該模型對西藏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預測非常有用，西藏上市公司的流動資產周轉率每提高1單位，其凈資產收益率將會提高約0.19單位。
（二）提高西藏上市公司營運績效的政策建議
1.關注營運能力與經營績效的關系，通過提高資產管理效率提高西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西藏9家上市公司應該關注營運能力，特別是流動資產的管理效率，在減少或不增加風險的前提下，給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提供盡可能多的可創造利潤的流動資產數量，提高流動資產周轉率。同時，還應考慮各類資產的匹配性，公司最終持續盈利能力非常依賴固定資產，西藏上市公司必須考慮在企業經濟承受能力的情況下實現生產的累積增長，當公司固定資產投資得當且結構合理時，就能充分發揮其效率，提供較多的生產成果，增強企業的營運能力，繼而提高經營績效。同時還應考慮流動資產與固定資產的融資政策，利用日趨完善的金融市場及政府等監管部門出臺的相關政策，激勵西藏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債券、可轉換債券等融資工具，為上市公司的融資工具發行、交易和管理規范化提供基礎性條件。
第6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關鍵詞：股權結構；經營績效；影響機制
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主要指的是所有權結構。就所有權結構而言，我國上市公司大體上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股權高度分散，公司沒有較大的股東，所有權與經營權基本完全分離；二是公司擁有較大的相對控股股東，同時還擁有其他大股東，可以對相對控股股東形成一定的制衡作用；三是股權高度集中，公司存在一個絕對控股股東，該股東對公司擁有絕對的控制權。經營績效是指公司利用各種經濟資源獲取利潤的能力，也是指公司利用各種生產要素的效率。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機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股權結構通過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來影響經營績效
在公司股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公司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人員作用有限。因為股權高度集中，絕對控股股東就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對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及董事會等機構施加實質性的影響。
一方面，絕對控股股東因為在上市公司擁有50％以上的股權，因此可能會非常關注公司的經營績效，而且他們也有能力這么做。此時控股股東的存在對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提高有積極作用。因為他們有能力也有動力監督公司的經營管理人員，促使經營管理人員將公司利益作為經營目標，從而有利于公司經營績效的提高。另一方面，絕對控股股東有自己的私利，有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整個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東的利益。
絕對控股股東的地位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力使其完全可以支配公司的管理人員做出有利于自己而損害其他股東利益的行為，這對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是不利的。股權高度分散時情況與此相反。在我國目前不存在控制權市場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內部人控制”的現象，即公司的管理人員完全控制了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對公司擁有絕對控制權，他們有能力和動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損害股東利益的行為。這種行為往往是以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為前提的，所以股權的高度分散不利于我國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改善和提高。
在存在相對控股股東而且有其他大股東存在的情況下股權制衡在理論上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因為相對控股股東并不能夠單獨對公司的董事會和管理人員等內部管理機構施加實質性的影響，相對控股股東在做出有關上市公司的決策時必須要考慮其他大股東的態度和反應。通過前幾大股東的相互制約和監督有利于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改善。
二、股權結構通過監督和激勵機制影響經營績效
股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或者總經理往往是由絕對控股股東本人或者其人擔任，此時絕對控股股東與上市公司的利益也比較一致，絕對控股股東有動力和能力對管理人員實施必要的激勵措施和監督約束措施來維護自身及上市公司的整體利益。另一方面，如果絕對控股股東為了自身利益而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由于其他中小股東并沒有能力進行監督和約束，因此他們往往會采取“用腳投票”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在股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管理人員與股東的利益很難保持一致，此時年薪和單純的股票期權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激勵機制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同時，大量的中小股東并沒有能力對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人員進行必要的監督和約束。而且，小股東有“搭便車”的心理，因為他們實施監督的行為的成本和為此所得到的利益并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中小股東對上市公司管理人員的監督作用更為有限。
在存在相對控股股東和其他大股東的情況下，由于相對控股股東和其他大股東持有相對較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因此他們有動力對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人員進行必要的監督以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是相對控股股東和其他大股東在進行監督時也受到監督的成本和收益的關系的制約。如果監督和激勵的成本高于他們為此所獲得的收益，他們對管理層進行的監督的積極性將大打折扣。
三、股權結構通過公司外部治理影響經營績效
公司的外部治理主要是通過“控制權市場”和“權競爭”來實現的。所謂控制權市場是指通過收集股權或者投票權取得對上市公司的控制從而達到接管和更換管理層的目的的機制。通過控制權市場可以形成對不稱職管理人員的持續性的外部威脅，從而使他們有壓力把上市公司股東的利益最大化作為經營的目標。所謂權競爭是指收購者通過大量征集股東委托書的方式，股東出席股東大會并行使優勢的表決權，以通過改組董事會等方式達到收購目標公司的目的，其本質在于收購者借助第三方的力量實施對目標公司的低成本控制。
在股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由于其他股東由于投票權有限，對由大股東或者其人擔任的高管實施有效的權競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故此時通過權競爭更換公司管理人員以達到提高公司經營績效的目標的做法是難以實現的。同樣，在股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由于股東的持股比例都非常的小，他們沒有能力也缺乏動力來實現權競爭。相對而言，管理人員在公司的經營活動中則起到更為突出的作用，他們有可能通過對本上市公司的了解來影響一些小股東從而使權競爭變得更為困難。在有相對控股股東的情況下，與上述兩種情況相比，權競爭更為容易實現。
四、股權結構通過其適度性影響經營績效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適度的股權結構要求股權結構選擇的成本即風險成本和治理成本達到最小。風險成本是指投資者投資方向所帶來的風險損失，治理成本是指維持公司治理的有效運作而發生的成本，主要包括治理的組織結構本身發生的成本和治理活動的組織協調成本。股權集中度越高，成本越低，風險成本越高。較高的股權集中度表明少數股東持有公司絕大多數股份，此時公司的投資行為在為大股東帶來高額收益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較高的風險，投資失敗的風險主要還是由大股東承擔的。在股權集中度較低時，情況與之相反。由此，可以通過成本和風險成本得到一個最優的或者說最適度的股權結構。
通過以上的分析，為了提高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高度的股權集中和股權分散都是不可取的。實證分析也證明了隨著股權集中度的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有上升的趨勢，但是當股權集中度達到一定的水平以后，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不升反降。對此的合理解釋是股權集中在少數股東的手中有利于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和約束，可以減少成本，從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經營績效。但是當股權高度集中于極少數甚至一個股東的手中的情況下，如果該絕對控股股東的利益和其他股東的利益發生沖突，同時如果缺乏外部控制威脅，或者外部股東多元化，絕對控股股東可能采取證券回購、資產轉移等手段，以犧牲小股東利益為代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絕對控股股東對公司經營管理的過度干涉有可能會降低公司管理層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和投資效率，從而不利于經營績效的提高。
為了提高上市公司經營績效，存在相對控股股東和其他大股東的股權結構是可取的。大股東的存在使得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和約束成為可能，有利于降低成本。同時，大股東數量不唯一性使得其中部分大股東在做出損害公司整體利益和其他股東利益的同時又收到其他大股東的制約。但是這種股權結構下大股東的數量不能過少，否則少數的大股東有可能會結成同盟，共同損害公司的利益和中小股東的利益。而大股東的數量究竟是多少才是最優的，由于上市公司及其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復雜性而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但是根據李維安的研
究，使得成本和風險成本最小的股權集中度就是最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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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要：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被稱為商業銀行經營的“三性”原則。本文基于改進的熵值法，對我國14家上市商業銀行的三性指標進行綜合評價。評價結果表明，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要普遍優于國有商業銀行。
關鍵詞：上市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改進熵值法；“三性”原則
Abstract：Security，liquidity and profitability are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commercial bank’s operating. The paper evaluates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14 China’s listed banks by adopting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and National-wide share equity commercial banks a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in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Key Words：listed commercial bank，operation performance，improved entropy method，three principles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12-0012-04
一、引言
如何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一直是銀行業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但是，目前關于這方面的文獻多集中在經營管理效率方面，都偏重于業績評價中的盈利性，忽略了穩健性和流動性方面；或者大多是對商業銀行總體經營狀況進行評價；或者孤立地用一些指標來評價某一個方面。但商業銀行強調的是“流動性、安全性以及盈利性”原則（統稱“三性”原則），因此，基于“三性”原則的綜合績效評價指標是必需的。毛定祥（2007）指出，在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水平相對落后的情況下，對商業銀行“三性”的綜合評價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孫文合等（2005）、左曉慧等（2010）同樣認為，從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等方面，可以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彌補其他分析方法的不足。由此可見，流動性、盈利性、安全性不僅是商業銀行經營的基本原則和經營目標，也是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的核心內容。
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我國共有16家上市商業銀行，其中包括4家國有商業銀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2010年，16家上市銀行總資產合計為61萬億元，占全部銀行類金融資產的60%以上。因此，對上市商業銀行的績效進行評價，不但可以對商業銀行的上市效應進行檢驗，而且對其他商業銀行的股改和上市道路有借鑒和指導意義。
本文的研究框架基于對商業銀行“三性”的理論分析，從中篩選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財務指標，并將定性和定量分析有機結合起來，運用熵值法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作出適當的評價。
二、商業銀行績效評價體系的構建
（一）流動性指標
流動性是指商業銀行保持隨時以適當的價格取得可用資金的能力，以便隨時應對客戶提存及銀行支付的需要。商業銀行流動性主要體現在資產和負債兩個方面：資產流動性是指銀行持有的資產能隨時得以償付或者在不遭受損失的情況下變現的能力。其評價指標主要有：
1. 存、貸款增長率。客戶存、貸款總額及其增長率，是衡量一家銀行融資能力和流動性能力的重要指標。通常，該指標越高，預示著其融資能力和流動性能力越強。存款增長率減去貸款增長率結果為正，表明流動性上升。
2. 存貸比。商業銀行在某個報告時點的貸款余額與同一時點的一般性存款余額的比例，計算公式是：存貸比=（報告期表內貸款余額/報告期表內存款余額）×100%。自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頒布以來，存貸比指標就一直作為中央銀行監控商業銀行“三性”的重要指標之一。該指標主要測度銀行資源配置能力和資金運用多元化的程度，表明銀行資產流動性的強弱。
3. 流動性比率。資產流動性比率是在側重資產管理方針下，商業銀行衡量流動性風險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該比例越高，表明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越小，但同時也意味著其盈利能力的降低。其計算公式為：流動性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二）盈利性指標
盈利性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最終目標，這一目標要求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者盡可能地追求利潤最大化。商業銀行實現盈利的主要途徑是利差收入，關鍵在于3個要素：資產收益、其他收入與經營成本。據此，我們構建如下盈利性指標：
1. 凈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又稱股東權益收益率，是商業銀行盈利性指標的直接體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商業銀行總資產、總負債和利潤3個總量指標與其單位資產經營績效即凈資產收益率都有著直接關聯，凈資產收益率越高，越能為商業銀行的業績總量循環累積提供基礎，反之，凈資產收益率越低，越將導致經營總量的不足。其計算公式為：凈資產收益率=稅后利潤/所有者權益。
2. 人均利潤額。人均利潤反映了商業銀行員工的人均創利水平。其計算公式為：人均利潤額=凈利潤/員工人數。毫無疑問，銀行員工成本的上升會侵蝕部分銀行的利潤。員工人均創利水平是衡量商業銀行盈利表現的一個重要指標。
3. 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是衡量上市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另一個重要的財務指標，它反映了普通股的獲利水平。該指標越高，表明每股創造的利潤越多。其計算公式為：每股收益＝期末凈利潤/期末發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數。
（三）安全性指標
安全性是指商業銀行在經營活動中，必須保持足夠的清償力，經得起重大風險和損失，能隨時應付客戶提存，使客戶對商業銀行保持堅定的信任。商業銀行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負債經營，其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資產規模和結構，取決于其資產的風險程度。從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的主要特征和風險監管的角度，可構建如下安全性指標：
1. 不良貸款率。即不良貸款占貸款總額的比重。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我國銀行業貸款“五級分類”（指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的風險管理原則，將后三類貸款合并計算為不良貸款，使得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有了明晰的統計方式。不良貸款率反映了銀行信貸資產的質量，是判斷銀行經營狀況的核心指標。
2. 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是考察銀行抗風險能力、衡量銀行穩定性的重要指標。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可以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其計算公式為：資本充足率=（資本-資本扣除項）/[風險加權資產+（操作風險資本+市場風險資本）×12.5]。按照巴塞爾協議標準，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應不低于8%。2010 年中國銀監會明確要求：大型銀行資本充足率應保持在11%以上，中小銀行在10%以上。
三、熵值法在商業銀行經營績效評價中的應用
（一）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種根據各項指標觀測值所提供的信息的大小，即信息熵來確定指標權重的客觀賦權方法。在信息論中，信息是系統有序程度的一種度量，而熵是系統無序程度或混亂程度的度量，故也可以用其值來判斷某個指標的變異程度。根據系統某項指標熵值的大小與其變異程度相反的原則：某項指標的指標值變異程度越大，則信息熵越小，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大，權重也應越大。就商業銀行績效評價而言，如果某一財務指標在不同商業銀行間差異程度較大，說明該指標在區分和評價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中所起的作用也較大，相應的信息熵較小。因此，完全可以根據指標值變異程度，以信息熵為工具，計算出各指標的權重，為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綜合評價提供依據。
設有m個評價對象，n個評估指標，形成原始指標數據矩陣X=（xij）m×n，第j項評價指標xij的熵定義為：
（1）
其中，
則第j項指標的熵權Wj定義為：
（2）
其中，dj=1-ej為第j項指標的效用值。
用第j項指標權重與該指標的接近度pij的乘積作為xij的評價值：fij=Wj×pij，則第i個樣本的評價值為：
（3）
對于多層結構的評價系統，根據熵的可加性，可以利用下層結構的指標效用值，按比例確定對應于上層結構的權重。對下層結構的每類指標的效用值dj求和，得到上層各類指標的效用值和Dk（k=1，2，…，k），以及全部指標效用值的總和D=D1+D2+…+Dk，則相應類的權重為：
（4）
在熵值法的計算過程中運用了對數和熵的概念，根據相應的約束規則，負值和極值不能直接參與運算，應對其進行一定的變換，即應該對熵值法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進。目前對熵值法的改進方法主要有功效系數法和標準化變換法兩種。其中，標準化變換法由于不需要加入任何主觀信息，評價結果是唯一的，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客觀賦權法，也有利于縮小極端值對綜合評價的影響，因此本文使用該方法對熵值法進行改進。采用Z-Score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5）
其中， 為第i項指標的均值， 為第i項指標的標準差。為消除負值，可將坐標平移，令： ，K為坐標平移的幅度。
（二）樣本與數據
由于農業銀行和光大銀行均在2010年上市，數據不具參考性，因此本文的樣本為其他14家上市商業銀行，包括3家國有商業銀行和11家股份制上市商業銀行。在這14家上市商業銀行中，有5家是在2003年以前上市，9家是在2003年之后上市。樣本數據來源于各大銀行的2010年報（見表2）。為統一起見，指標選擇人民幣業務年末數。
（三）熵值法測量結果
在獲得樣本數據之后，利用建立的指標體系，就能夠構造評價數據矩陣。由于本文所用的指標包括兩類：越大越優指標和越小越優指標，為使指標能夠正確反映出客觀的評價結果，在利用熵值法進行綜合評價前需對原始指標進行一致化、正向化處理。然后，再按照前述的熵值法計算過程，求得14家上市商業銀行流動性、盈利性、安全性指標的總得分；最后根據評價指標體系的層次結構特點，采用綜合加權的方法計算得出各銀行的綜合評價結果。評價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在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中，NB銀行的綜合評價得分列居第一位，其較高的流動性、安全性得分（分別位列第2、第1位）和較低的盈利性得分（位列第6位）反映出該行經營方針偏于保守，即為了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而犧牲盈利性。列居第2、第3位的XY銀行、SZ銀行與NB銀行的綜合評價分值差距不大，但經營績效評價體系中的結構差異比較明顯，體現為XY銀行和SZ銀行的盈利性得分都比較高，分別位列第1、第2位，但XY銀行的流動性得分僅居第9位，SZ銀行的安全性得分僅居第7位，顯示出這兩家銀行的經營方針比較激進，可能存在犧牲流動性和安全性追求盈利的傾向。列居第4位的NJ銀行在流動性指標上的得分是14家上市商業銀行中最高的，表明其很好地開展了多樣化經營，但這種優勢被其較差的盈利性所抵銷。處在第5位的BJ銀行在各方面的表現均中規中矩，總體而言其經營策略穩健，資產優良。
在國有商業銀行排名中，JS銀行較高的盈利性得分反映了其較強的盈利能力，配合較高的流動性得分，反映了金融創新能力和發展能力。然而其安全性并不高，但流動性方面的優勢抵銷了安全性方面的不足，這奠定了其領先的地位。ZG銀行的盈利性得分和流動性得分均不高，然而，在4家國有商業銀行中，ZG銀行的安全性得分是最高的，但仍低于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GS銀行的盈利性得分較高，但同時也存在資本充足率不佳、流動性差、不良資產比率較高等問題。
從總體上看，國有商業銀行在流動性、盈利性、安全性上的得分均低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重較大，降低了其市場競爭力。2010年，3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14%、1.1%、1.26%，而當年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也僅為1.14%。普遍較高的不良貸款率說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資產，直接影響了其經營績效。另一方面在于國有商業銀行存款吸收能力、員工創利能力較弱，大大影響了其盈利能力。從表2可以看出，2010年，國有商業銀行的存款增長率均低于其貸款增長率，同時在人均利潤額代表的創利能力方面，國有商業銀行與股份制商業銀行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其平均值還不及股份制商業銀行的1/6，再加上經營有關的費用支出水平較高，導致利潤率降低。
四、結論
熵值法是一種較為簡便直觀的客觀賦權評價方法，本文應用改進的熵值法，從流動性、盈利性、安全性三個方面，對我國14家上市商業銀行2010年的經營績效作了綜合評價和分析，發現NB銀行在各上市商業銀行中排名第一，國有商業銀行排名靠后，較為客觀地反映了目前我國銀行業的狀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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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績效考評作為一種有效的管理手段，在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既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活動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又成為資源配置和內部激勵的主要依據，是商業銀行改革和完善內部經營機制的核心內容。近幾年來，各商業銀行為適應商業化經營的需要，在績效考評方面做了許多積極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績效考評制度和考評體系。但是，在金融同業競爭日趨激烈，經營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不斷增加的新形勢下，如何進一步完善績效考評制度，更好地發揮績效考評的激勵約束作用，有效促進經營業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仍然是商業銀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商業銀行績效考評存在的主要問題
商業銀行的績效考評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發展，特別是近幾年的不斷改革探索，考核內容越來越全面，考核指標越來越合理，考核方法越來越科學，但仍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
(一)績效考評的定位存在偏差。考評的定位是績效考評的核心問題，其實質就是通過績效考評要解決什么問題，績效考評工作的管理目標是什么。商業銀行績效考評定位出現偏差的主要表現是考核缺乏明確的目的，有的是為了考核而考核，沒有真正發揮績效考評的激勵約束作用；有的把績效考評的目的僅局限于幫助做出一些薪酬方面的決策，如獎金的分配和崗位系數工資的調整等；有的認為績效考評是人事部門的事，與其他部門關系不大，忽視對績效考評信息的收集和記錄，考核時只能憑主觀印象，導致評價結果出現偏差。
(二)績效考評的體系不夠完整。商業銀行完整的內部績效考評體系，至少應包括三個層次：一是上級行對下級行的考評(縱向分支機構考評)；管理層對不同部門的考評(橫向部門考評)；管理層對員工個人的考評。從商業銀行的績效考評開展情況看，對分支機構的考評開展時間較長，各項考評制度和考評指標較為完善，已基本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備的考評體系，但對部門、個人的績效考評開展時間較短，業績的認定也缺乏客觀、科學的方法和標準，工作相對滯后。其結果導致機關缺乏活力，工作效率不高；員工干多干少一個樣，挫傷了工作積極性。
(三)績效考評指標的確定缺乏科學性。目前商業銀行的經營指標基本都是自上而下制定，上級行因無法全面真實掌握下級行的經營情況，所以考評指標的科學性和準確性難以得到保證。下級行和部門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可避免地會與上級行和管理者討價還價，使得考核指標在利益搏弈中產生，造成行際間、部門間的人為偏差，出現鞭打快牛或搞平衡、搞照顧現象，影響了考評的公正性。由于指標設置的不科學和考核體系的僵化，使下級行和部門“任務”觀念強化，機械地為任務而完成任務，為指標而完成指標，經營失去了應有的創造力和活力，長遠規劃。對員工的考評要求描述不詳細、不清晰，往往以定性為主，定量為輔，缺乏準確、規范的量化標準，考評時多依賴管理人員的主觀感覺，很難進行客觀評價。
(四)績效考評的隨意性較大。績效考評制度的制定政出多門，缺乏通盤考慮，往往只針對某個單項工作制定實施，一年一個政策，一項工作一個辦法，名目繁多。有時年初制定的辦法，年末考核時就變了，令被考核單位和部門無所適從。而且對分支機構、部門和員工的績效考評基本都由內部不同部門負責，各層次考核之間相互脫節，標準不一，績效考評的激勵約束作用難以真正發揮出來。
(五)績效考評結果的運用范圍狹窄。現實中績效考核結果的運用范圍很狹窄，對分支機構的考評結果主要與工資收入掛鉤，而與等級行管理、授權管理、內部資源分配掛鉤力度不大；對部門的考評結果主要與獎金分配掛鉤，與部門經營管理、部門負責人任免考核關系不大；員工績效考評結果也主要為員工的工資發放提供依據，忽視了將考評結果用于員工的晉升、崗位調整、培訓以及長期發展等方面。
二、完善績效考評機制的建議
(一)科學設置考評指標。商業銀行績效考評指標設定的科學與否，直接影響考評結果的公正性和科學性，進而影響到績效考評功能的發揮。因此，要按照先進性、導向性、明確性等原則科學設定考評指標。在設定對分支機構的考評指標時，要進行全面的業務審計，確認負債業務數據的真實性，對資產業務要準確反映形態，對所有者權益項目要準確認定，在夯實基數的基礎上確定考核指標，確保績效考評的真實性。商業銀行業務經營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存款、貸款、資產質量、中間業務等是實現利潤目標的基礎和手段，只能作為利潤目標的輔助目標。考評目標過多、過細，實際是多標準的考核，容易導致評價失真，甚至產生負激勵作用。同時要合理設置“期望概率，考評指標的設置既不能高不可攀，又不能一蹴而就“以跳起來能摘到桃子”為宜。對部門的績效考評指標要明確、具體，應以定量指標為主、定性指標為輔，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結合的方法編制。不同的部門其職責不同，工作重點不同，因此考評指標的制定應與各部門的職責范圍相符。要在進行崗位分析、明確崗位職責的基礎上，從工作業績、工作能力、工作表現等方面設定員工的績效考評指標，業務經營人員的業績主要通過效益體現，后勤管理人員的工作業績應從工作計劃的制定與執行、執行的結果以及計劃外工作等環節來考核。在建立統一考核指標的同時，考核內容應體現崗位特色。
(二)完善績效考核評價體系。一是對分支機構進行分類考評。商業銀行在對下一級分支機構進行考核時，一般采用統一的模式，即設置相同的考評指標、考核標準，采用相同的計分權重和方法，使各分支機構的考評結果具有可比性。但由于各分支機構的經營環境、規模不同，采用統一標準和考核權重，忽略了行際間的差異，忽視了各行主要矛盾、工作重點的不同，有失公平。因此，要根據各行的經營條件不同，劃分類別，實行分類考核。如可根據分支機構所處的經營環境進行分類，將所轄分支機構劃分為重點類行、關注類行、監控類行；也可根據資產質量分類，按照不良貸款占比，將分支機構劃分為不同的級別，分別制定不同的考核權重，分類考核。如對資產質量好的行減少資產質量考核權重，加大效益、增存類指標權重；對資產質量較差的行要加大資產質量考核指標的權重；對監控類行加大資產質量指標、依法合規管理指標的考核權重。通過實行分類考核，發揮各分支機構的不同優勢，因行施策，激勵先進，鞭策后進，逐步縮小行際差距，實現商業銀行資產質量、經營效益的共同提高。二是完善對橫向部門的績效考評。根據部門工作性質的不同，對公司機構、銀行卡、資產風險管理等運作體系容易獨立的業務經營部門，探索實行責任制。在確定責任部門和劃分資金的基礎上，建立以內部資金轉移價格為主的內部轉移價格體系，部門間的人、財、物實行內部介，費用按部門進行分攤，參照損益表計算各部門的責任利潤，自負盈虧，建立以利潤為中心的指考核體系和獎懲機制，實行工效掛鉤，獎懲兌現。對以業務管理和后勤保障為主的部門，實行目標管理考核，根據各部門的分工情況，從工作業績、部門管理和部門整體功能發揮三個方面進行考核。工作業績主要考核部門職責履行情況、工作數量、質量和工作創新情況。部門管理主要考核規章制度是否健全、有效；是否發生內外部經濟案件和重大責任事故、服務于上級領導、本級各部門、基層單位及客戶的情況。部門整體功能發揮主要考核部門內部團結合作、部門之間協調配合和專業工作指導情況。各部門的目標管理考核內容年初根據全行的工作計劃和工作任務確定，以正式文件或責任書的形勢下達。目標管理內容要以定量為主，對難以量化考核的，以民主評議為主，將不同的考核指標交由不同人員打分，以便全面、公正地進行考核。三是加大員工績效考評力度。崗位分類是績效考評的基礎。針對商業銀行崗位特點，可將員工崗位職務劃分為決策類、管理類、客戶經理類、專業技術類、業務操作類和后勤保障類，實行分類管理，設置工作業績、工作能力、工作表現三類指標，分類考核。決策人員對全行的總體目標負責，其考評以綜合性經營指標為主，側重于決策的準確性和領導能力的考評。管理類人員的考評主要看其工作任務和管理措施是否落實到位，管理制度體系建立是否健全，制度執行和檢查情況如何等；對市場營銷人員的考評主要以市場營銷成果和績效的貢獻率為主；對一線操作人員，主要考評工作量、崗位技能、合規操作和服務質量等。就是要通過不同的考核者(上級領導、同事、下屬和客戶等)從不同的角度來考核，以全方位、準確地評價員工的工作業績。對不同的考核者，要設置不同的考核權重。采用360度全方位評估制度，從不同的角度對員工進行評價，可以避免單角度評價的主觀武斷性，增強績效考評的可信度。
(三)充分運用考核結果，建立健全激勵約束機制。有效運用考評結果與科學考核績效同樣重要。為了充分調動各行、各部門和廠大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必須在正確評價業績的基礎上，充分運用考評結果，建立健全激勵約束機制。
1．對分支機構實行等級行管理。以經營規模和績效考評兩類指標為依據，將所轄分支機構統一劃分為若干個等級。以國有商業銀行一級分行為例，大體可劃分為6個等級，二級分行分為第1至第4等級，支行分為第3至第6等級。第1等級為最高等級，第6等級為最低等級，各類等級之間可以相互交叉，下一層次的分支機構如果績效水平較高，在資源配置時可按上一層次對待。等級行按年根據經營規模和績效考評結果進行調整，不同等級的行資源配置不同，主要與領導職位的配備、內設機構數量的確定、員工總數的確定、經營授權的確定、信貸規模的確定、經營費用的分配、收入分配等掛鉤。
2．強化部門績效考評結果的運用。部門績效考評結果反饋到各部門后，各部門要對照考評結果，找出差距，分析原因，有針對性地改進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各部門的績效考評結果，要與部門費用、工資收入、獎金分配掛鉤，對考評結果優秀的部門，可加大資源分配的傾斜力度，加快這些部門的業務發展。部門業績是部門負責人業績的真實體現，因此，要把部門考評結果與部門負責人的個人收入、任免等事項掛鉤，真正起到激勵作用。
第9篇：經營績效分析范文
關鍵詞：外資銀行；中資銀行；面板數據；經營績效
文章編號：1003-4625(2009)09-0045-05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隨著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快速發展，銀行業的國際化程度顯著增加。作為銀行業國際化的一部分，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內資銀行的影響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改革開放以來，外資銀行逐漸進入我國，特別是加入WTO以后，外資銀行發展迅速，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將逐漸發揮重要的作用。
2006年底，我國金融領域的五年過渡期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頒布標志著我國銀行業已進入全面開放的新時期。自2006年12月11日起取消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和客戶限制，取消對外資銀行在華經營的非審慎性限制。外資銀行的加速進入正深刻影響著國內銀行的經營行為，隨著開放進程的推進，外資銀行將在更廣泛的業務領域與中資銀行展開競爭。因此研究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在國外的研究中，大部分理論分析表明，外資銀行進入能促進商業銀行間的競爭，帶給東道國銀行業的收益大于成本，主要體現在：1.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的銀行業帶來競爭壓力，進入程度的上升顯著降低了內資銀行的利差收入、利潤和總成本，促使國內銀行提高經營效率，減少了政策依賴性(Claessens et al.，2001；Unite et al.，2003)；2.外資銀行的進入能夠激勵東道國銀行提高效率和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并通過引進新式金融服務及高效的管理技術，會產生正的溢出效應(Lensink et al.，2004)；3.對外資銀行進入限制的放松將降低借貸成本，外資銀行憑借其成本和效率優勢，為客戶提供更優惠的貸款，使借款人受益(Sengupta，2006)。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外資銀行進入非但未能促進銀行業的發展，反而降低了銀行業的效率。外資銀行進入會產生風險成本和利潤損失，并且外資銀行傾向于跨國公司等高端客戶，國內企業獲取的金融服務少，同時外資銀行進入增加了東道國銀行體系的不穩定性(Stiglitz，1993)。在部分拉美國家中，外資銀行的進入導致國內銀行業競爭程度的減弱，降低了銀行部門的效率(Levy Yeyati et al.，2007)。
在國內的文獻中，有研究表明，隨著外資銀行進入程度的加深，雖然國內銀行的利差有所上升，但利潤率、非貸款收益率、費用率均有所下降，同時呆賬準備率提高，表明外資銀行的“市場競爭效應”、“技術示范效應”、“金融穩定效應”在我國均有體現，而“市場勢力假說”并不成立(郭妍和張立光，2005)。由于國有銀行的壟斷局面未被打破，外資銀行的進入對國有銀行造成的沖擊小于股份制銀行(李曉峰等，2006)。另有研究認為，外資銀行進入的實際競爭壓力程度有限，尚未打破我國銀行業低效均衡的狀態，只有當外資銀行進入程度達到并超過一定水平時，才會對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競爭發揮促進作用(葉欣，2006；李偉和韓立巖，2008)。
在現有文獻中，多數研究結果認為外資銀行進入有正面的促進作用，能帶來新的金融技術和管理理念，會加強東道國銀行業的競爭，能提高東道國的銀行效率，促進銀行業監管，增強銀行體系的穩定性。但是有些研究也發現，外資銀行進入可能會使得東道國銀行的利潤水平降低，并對東道國銀行的營運成本和利息邊際產生不確定的影響。
三、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
我國自1979年批準第一家外資銀行機構――日本輸出人銀行在北京設立代表處開始，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加入WTO以來，外資銀行在我國市場取得了快速的發展。據中國銀監會2007年報顯示，截至2007年底，有47個國家和地區的193家銀行在華設立了242家代表處。有外商獨資銀行24家(下設分行119家)、合資銀行2家(下設分行5家，附屬機構1家)；另有23個國家和地區的71家外國銀行在華設立了117家分行。外資金融機構的資產達到1.25萬億元，占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2.4％。從1996年到2007年，外資銀行營業性經營機構和資產總額的變化情況可見表1。
尤其是近幾年，我國銀行業積極引入外資，加強競爭，推進金融創新，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07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利用外資余額為823.2億美元。其中，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的投資完成額為220.7億美元；境內外資金融機構實收資本和營運資金余額為147.5億美元；中資銀行海外上市(H股)引進資金455.1億美元。截至2007年底，我國共有25家中資商業銀行引入33家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總額212.5億美元(表2)。
四、模型與數據選取
(一)變量選擇與模型設定
借鑒Wu et al.(2007)的研究成果，資產收益率ROA作為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有效測度，是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基本測度指標。本文選取ROA為被解釋變量，其計算公式為：
ROA=稅后凈利潤／資產
在解釋變量中，為研究外資銀行對所入股銀行的影響，采用了虛擬變量FFOR來體現引入外資的狀況，若銀行i在t時點存在外資銀行入股則此變量為1，否則為0。另一解釋變量TFOR則表示從銀行i有外資入股那年算起，存在外資銀行人股的年數。
在控制變量方面，影響商業銀行績效的因素較多，一般可分為兩個層面，經過相關性分析，在宏觀經濟層面，本文選取了GDP增長率RGDP和通貨膨脹率INF；在微觀層面，選取的變量包括銀行成立年數AGE，因為在我國，擁有超過銀行業一半資產的大型銀行成立較早，雖歷經改革，但歷史遺留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對績效可能有較大影響。另一指標是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NONIN，表外業務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銀行業發展最快的業務，近年來，大型中資商業銀行也將其作為新的利潤增長點和提高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在經營管理中逐漸占據重要地位。還有一個指標是銀行規模SIZE，因為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大，可能存在規模經濟或規模不經濟，對經營績效產生影響。
具體回歸模型如下：
ROAit=α0+α1FFORit+α2FORit+α3AGEit+α4SIZEit
+α5NONINit+α6INFt+α7RGDPt+εit (1)
為了研究外資銀行進入程度對我國銀行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分別選取外資銀行在我國銀行業的總資產占比FOR A、吸收存款占比FORD、發放貸款占比FORL作為解釋變量，回歸模型如下：
ROAit=β0+β1FORAit+β2AGEit+β3SIZEit+β4NONINit+β5INFt+β6RGDPt+εit (2)
ROAit=α0+γ1FORDit+γ2AGEit+γ3SIZEit+γ4NONINit+γ5INFt+γ66RGDPit+εit (3)
ROAit=α0+ω1FORLit+ω2AGEit+ω3SIZEit+ω4NONINit+ω5INFt+ω66RGDPt+εit (4)
(二)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1996-2007年間的我國資產規模最大的14家銀行的數據，這些銀行包括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廣發銀行、深發銀行、興業銀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研究樣本區間為1996-2007年，數據主要來源于BankScope數據庫，以相應年度的《中國金融年鑒》(1997-2008年各卷)、各銀行年報、中國銀監會年報作為補充，數據的統計學描述如表3。
五、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試圖通過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的分析方法來探究外資銀行的進入是否能夠提高中資銀行的經營績效。要比較FE與RE估計量，通常使用Hausman(1978年)檢驗。本文運用計量分析軟件Stata9.0對上述面板數據(panel data)進行回歸分析，分別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并進行Hausman檢驗。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均選用固定效應模型，結果如表4、表5、表6、表7所示。
實證分析側重于兩個方面的驗證：第一是外資銀行入股中資銀行是否顯著提高了中資銀行的經營績效，可以通過虛擬變量進行測度，對入股前后進行比較。第二是外資銀行進入程度的加深是否促進了中資銀行加強創新，提高管理水平，從而提高經營績效。
從表4可以看出，外資銀行入股對中資銀行的經營績效并無顯著性影響。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外資銀行入股多數發生在2004-2006年期間，外資銀行人股后所帶來的先進管理理念和先進技術設備會產生成本費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經營利潤，在短期內未能凸顯效應；二是根據2003年12月中國銀監會頒布的《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規定：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向中資金融機構投資人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對非上市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合計達到或超過25％的，對該非上市金融機構按照外資金融機構實施監督管理。這使得外資銀行入股比例受限，對所入股的中資銀行影響有限。例如中國銀行，外資入股比例接近18％，按戰略投資合作協議，由RBS提名一位董事，淡馬錫提名一位董事，這對于中資銀行的經營管理難以產生有效影響。
從回歸結果可知，銀行成立年數AGE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下是顯著的，說明銀行成立的時間越長，銀行經營績效就越低。一般來說，中資銀行成立年限越長，遺留的問題積累越多，包袱越重。雖然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不良資產剝離、產權制度改革，但創新機制仍不靈活，在仍然背負歷史包袱的背景下，中資銀行的經營績效難以得到顯著提高。而成立時間較短的銀行則歷史包袱少，機制也比較靈活，創新能力較強。銀行規模對銀行績效的影響顯著為正，說明在加強管理，提高風險控制能力的情況下，隨著規模的增加，存在著規模經濟。而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比率對銀行經營績效顯著為負，表明內資銀行的收入基本來源于存貸利差，當開展表外業務以擴大非利息收入來源時，需付出很高的成本費用，從而對資產收益率產生負的影響。通貨膨脹率、GDP增長率對因變量影響基本不顯著，說明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對我國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有限，反映出我國銀行業市場化程度需進一步提高。
FORA、FORD、FORL衡量了外資銀行的進入程度，可以用來測度外資銀行的進入對中國銀行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從表5、表6、表7的計量結果可以看出，除了銀行成立年數AGE、銀行規模SIZE、非利息收入占比有顯著影響外，在華外資銀行的總資產、貸款、存款在我國銀行業的所占比例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在1％的水平下有顯著性影響。隨著近幾年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貸款、存款的大幅增加，國內銀行業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特別是從2003年開始，外資銀行的資產從3969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12524.7億元，年均增長54％；外資銀行的存款從906.7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4431.19億元，年均增長97％；外資銀行的貸款從1476.2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6950.77億元，年均增長93％；中資銀行為應對挑戰，著力引進新技術，研發創新產品，增強服務意識，提高管理水平，完善治理結構，從而提高經營效率。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進一步加大外資銀行進入的廣度和深度
目前我國銀行業的競爭不夠有效，國內銀行的壟斷局面未被打破，可以進一步放寬外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構的限制，鼓勵設立村鎮銀行。進一步加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引入更多的競爭者。外資銀行的進入可以促進多層次、多功能、開放型的銀行體系的逐步形成，同時也增加中資銀行自身改革創新的動力。市場競爭的加強，能促使中資銀行加大對經營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力圖通過轉變經營模式和運作機制，提高金融服務質量和經營管理效率，提升市場競爭力。
(二)中資銀行必須大力發展非利息業務
近年來，中資商業銀行將非利息業務作為利潤增長點和提高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但與發達國家銀行業非利息收入的發展水平相比，產品單一、對總體收入貢獻率、定價能力弱等問題還很突出。例如2007年，工商銀行非利息收入對營業收入占比為11.68％，占有國際結算優勢的中國銀行為15.46％，建行為12.15％，交行為13.77％，而據FDIC數據表明，2007年資產10億美元以上的商業銀行為43.24％。在當前國際大銀行受金融危機影響，經營困頓、信譽受損的情況下，中資銀行更應抓住時機，取得相對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