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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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中圖分類號】R156.3【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5-0515(2011)12-0399-02
以傳統西醫解剖學及現代醫學的生物力學來構建現代新針灸的理論體系固然是很好的發展方向，但一味以西醫理論及研究方法來構建針灸理論可能會有失狹隘之憂。
事實上，所謂的針灸理論就是指中醫的理論，并不是別有一套針灸理論游逸與中醫理論之外。中醫理論向來以整體觀念為基，這就根本有異于西醫分支蔓蕪的理論，學科愈分愈細，研究愈加冗繁。正因為如此，才產生眾多的邊緣學科，力圖加以學科整合。但邊緣學科剛剛興起，任重道遠，協調各科尚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最終的歸途可能與中醫的整體觀念不謀而合。
針灸向以“法于心生”為理則，此亦是整個中醫理論的支點。《黃帝內經》開宗明義：“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與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何謂“神明之府”？即心也。即陰陽不可脫離“神明之府也”。何謂神明之府？即心也。陰陽不可脫離神明之府”獨存。中醫理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如果以現代科學理論來衡量，它算不上科學理論。
現代科學是建立在實驗基礎之上的。實驗對象是物質現象而不是心。剛起步的心理學，雖以“心理”為對象，亦處于相對原始的階段。但它誕生之初卻震撼世界。當時大部分醫生視弗洛依德為“瘋子”、“精神病患者”，可見西方醫學對“心”的研究是多么蒼白。
以心為支點，不可能像研究物質現象一樣以實驗基礎來構建理論。所以整個思維方式與研究手段、詮釋方法迥然不同。整個中醫理論與中華文化意在言外的傳統息息相通。中醫分三種境界：第一、淳德全道，精神內守。第二、熊經鳥伸，效法自然。第三、應病與藥，亡羊補牢。一般所謂的中醫理論大都是指第三種境界而言，但這部分所謂的理論并不是重點，大多各人有各人的說法，以經驗論，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
理論的重心在第一境界上，實際就是儒道的哲學思想。所以所謂的中醫理論就是一門哲學。而看儒道兩家的代表經典《論語》、《道德經》全是一條條的格言錄，哪個稱得上西方意義的理論體系呢？可見中醫的思維方式根本不同于西方。
不知現在是否有醫學家研究哲學境界對人體生命各個方面的影響以及在臨床的治療意義。如果有，肯定是最前沿的醫學了。但如果不借鑒中醫理論那就是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學發展到量子水平，碰到了“測不準原理”這個瓶頸，西方許多視野開闊的科學家紛紛向東方文化尋找靈感，并獲得新突破。醫學界不可固步自封，尤其針灸學界，在盡情吮吸西方智慧的同時，不要忽視中醫內在思想的巨大價值，更不要固步于醫學的范疇之內，真正領會中華文化的精髓而自如的運用與本科之內，尋找新靈感。
筆者以為中醫針灸分三境界。一：患者接受醫生針灸。二：醫生引導患者鍛煉傳統的養生導引。三：向患者滲透中華文化的哲學觀。即外在針灸；內在養生；哲性自調。根據患者自身條件，醫生最好具有這三重立體針灸治療觀。
必須承認針灸有其內在缺陷，非常必要吸收西方智慧，構建新的理論體系。
而傳統的養生導引在針灸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現在許多針灸學界的人士并未給予充分認識。甚至很迷惑：養生引導與針灸有何關系呢？實際上，在一定的條件下養生導引具有更好的療效，而且具有長效性、持久性的特點。有些條件適宜的患者僅僅通過這一步的鍛煉即可取得穩固的療效。
第2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下面就從古代哲學、古代文學和古代自然地理文化三方面剖析中國文化內涵對中醫醫學論文翻譯的影響。
（1）中醫理論英語翻譯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古代哲學
中國的中醫理論體系的框架是在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五行學說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陰陽五行學說中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和“土”分別對應著人的“五臟”——“肺”、“肝”、“腎”、“心”和“脾”。在中醫診斷中，中醫師一般不會直接言明病癥病狀，而是隱喻的用五行來表達。
比如：“瀉南補北”，意思是“瀉心火滋腎水”，在翻譯時就要充分考慮其意義，對不同的讀者，選擇不同的翻譯方式，要加以區分直譯和意譯的運用。
（2）中醫理論英語翻譯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古代文學
對中醫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醫理論著作都具有較強的文學性，在論著中作者經常會使用一些修辭手法，讓一些病理現象更加生動。
例如“心為君主之官，五臟六腑之大主”，這是將人看成一個整體，用君臣之道來比喻五章六腑，君王是“心”，重點強調“心”在人體結構中的重要地位。而對中國文學不懂的情況下，就不能很好的對其進行翻譯，勉強翻譯，也不會到位。
另外還有就是中醫理論中，經常會有一些歷史經典典故的運用，這樣使得語言更加的精煉，內涵也更加的豐富。
比如：病人膏育中“膏”是指心尖脂肪，而“育”是指心臟與隔膜之間的空隙，而病人膏育意指病人病情嚴重。但是如果不了解典故的情況下，對“膏育”的英語翻譯就絕對不能到位。
（3）中醫理論英語翻譯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古代自然地理文化
在中醫理論著作中也經常會與一些地理名詞相關，而這些名詞的在這里的意思又與正常意思不同，所以進行英語翻譯時，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第3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摘要】
中醫學是人文和自然科學中的多種學科的融合體，它是隨著古代哲學思想史的發展而發展的，現以傳統中醫理論的整體觀和辨證論治為立足點，結合古典哲學的基本原理，通過對傳統中醫學的特點及現代醫學特點的分析、比較，站在思維方法的高度探討中醫發展的趨向，不但肯定傳統中醫理論體系和臨床實踐的科學性，并認為中醫現代化勢在必行， 中醫現代化必須站在哲學的高度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關系。
【關鍵詞】 傳統中醫理論 中醫現代化 古典哲學 中西醫結合
中醫學是中國的傳統醫學，英文翻譯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醫學具有幾千年的歷史，在科學迅速發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矚目，并不是它具有當今公認的先進的科學理論，恰恰相反，它是以東方古老而深奧的哲學思想及同學科所沒有的特色與優勢吸引著世界。中醫學的理論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學“整體觀和辨證論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然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傳統中醫的科學性越來越被人們所懷疑，因此，中醫現代化勢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醫現代化呢?筆者認為中醫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醫自身主體、特色和優勢的基礎上，建立系統完整的科學方法體系，將整個中醫學從理論到實踐都納入現代科學整體發展軌道，并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對中醫學理論進行合理解構和重建，通過多學科向中醫學的滲透，形成新興的綜合性學科，依靠現代科技的不斷發展，來促進中醫學向更趨系統化、客觀化、科學化、國際化方向發展。中醫現代化是一個持續發展的實踐過程，要求以現代科學思想為指導，以中醫學為研究對象，結合中醫學固有的理論體系，全方位、多學科地吸取一切現代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作為自身的養料，使其學術理論和臨證實踐具備現代科學的特征。其最終目標絕非實現中西醫全面結合，中西醫結合只能成為推動中醫現代化進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醫學只是實現這一過程可借鑒和可吸收的學科，不可能取代中醫學［1］。
1 中醫現代化與中醫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醫的特色是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 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在中國傳統醫學中的自然體現，是哲學與醫學相融合的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和診療實踐。中醫學的陰陽、五行、藏象、經絡、辨證，哪一樣都離不開特有的哲學思維方式，而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不過是其中一個具體體現罷了。總之，中醫是傳統人文觀念和傳統科學相混合的產物。中醫存在了幾千年，其科學文化體系表現在，對生命現象、人體功能、生命規律的直接觀察、整體把握以及對疾病未病防治，動態整體診斷，激發潛能，自我調節等。中醫不僅是一門醫學科學，更是一門醫學哲學，是中國古代自然哲學所派生出來的醫學哲學，與現代科學從根本上存在著互不兼容性。現代科學思維方式不能解釋脾與胃關系、經絡的走向、中醫氣的運動。中醫基本理論指導下的中醫臨床實踐持續了幾千年，并以其具有較好療效性而為中國人所接受，甚至為世界人們所接受，我學院一位方劑學袁教授在美國紐約的"中醫黑診所"（在美國中醫診所暫無行醫執照） 里看到中醫的湯藥、針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歡迎，這說明中醫的傳統療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論與現代科學從根本上存在著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達到中醫現代化，使其在理論上和臨床療效上與現代科學具有相容性呢?這是我們所要深思的問題，筆者認為中醫現代化實際上仍是繼承與發揚的問題，因為中醫現代化的基點是中醫而不是其他學科，是在中醫學原有的基礎上現代化，因此對原有中醫學就有一個繼承的問題，而現代化則應是她的發展，不是中醫學受到摒棄或為其他學科所代替。
2 中醫基礎理論的應用體現著整體觀
中醫學產生于生產力落后的原始社會，《黃帝內經》為其奠定了理論基礎。其思維形式采取“比類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觀的抽象與模糊，是思辨的、邏輯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種因素的相互聯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簡單的線性關系來識別疾病［2］。比如在中醫整體觀中包含以下幾點含義: （1）生命有機性，中醫學自始至終以人為本，不僅僅局限于人體自身的有機性，更倡導自然界的有機性。“人與天地相參”的天人統一觀，認為“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這里的“大同”，無疑就是對“有機”的反映。（2）整體性，系統觀認為生命是有序、開放、自我調節和有目的性的整體， 整體觀是中醫學的靈魂和精華，不論陰陽五行、藏象、病因病機、辨證論治都面向人這個整體，同時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個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現代的整體觀還包括社會地位，生活和工作環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對象，即研究真實現象形成概念模擬對象行為，這個問題，源于五材學說的五行說體現最明確。當古代醫家把反映古代農業生態的“五材”比類于人體某種病理、生理狀態，五臟配五行，使中醫以模型描述對象的方法確立［3］。《素問·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幾千年來，這樣的思維方法，始終是中醫診療體系的指導。由此相關的辨證論治體系，“四診合參”，“司外揣內”也無不一一對應于信息論原理及控制論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饋調節機制等，另外中醫理論把人體生命看成是“形與神俱”的統一體。對形神關系，儒道兩家的基本思想都認為神隨形生，神賴于形。但道家主要從本體論角度探討人之生成規律及個體生命之自然本性，以達順從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則從認識論和倫理本位出發，探索主體能力發揮和心性修養之有效途徑。而中醫學的形神觀則立足于醫療實踐，以人體健康為中心，綜合并發揮儒道兩家的形神理論［4］。由此可見中醫的整體觀既是其立足點，又是它的精髓。
3 傳統中醫理論模式需要現代化重構
中醫學是唯一延續至今的與現代醫學并存的中國傳統科學中的一個學科。近年來，由于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我國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醫藥與現代科學發展的不適應，中醫的地位可謂岌岌可危。有學者認為，中醫理論是一種“哲理式”的思辨，實踐是一種“經驗式”的積累，從現象上看，中醫在醫療市場的競爭力略顯不足，中醫的許多分支學科在萎縮，主動或被動地與西醫同化;一些中醫院為了求生存，放下純中醫的架子，大量地引進大型現代醫學檢查項目，大量地使用西藥，甚至超過中藥;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醫院校畢業生普遍面臨找工作難的窘境。這一切，都無法令人樂觀。但峰回路轉，柳暗花明，中醫在世紀之交也面臨著更大的機遇。人們發現，21世紀將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交叉發展融合的時代，這也反映在現代醫學模式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上。目前西醫正經歷由微觀到宏觀的新轉變，由生物醫學模式到生物-心理醫學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過渡。而傳統中醫學由于歷史的原因仍然沒有從宏觀到微觀的過程，沒有擺脫古老的哲學的約束，中醫學偏重于整體的肯定，而對人體的病理生理缺乏細致入微的考察，過分強調整體經驗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細致入微地進行解剖、分析。中醫學偏向實用，而忽視實證理論，中醫理論僅是用來說理及指導臨床的工具，而不是對人體內在的規律的闡釋，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與客觀實際相符合，而僅體現在它聯絡經驗過程中的適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較現代醫學缺乏客觀、科學的精神。同時，富有辯證性的中醫思想體系缺乏對觀念的精確界定和細密分辨，造成現象與實質不分，觀念與經驗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論的模棱兩可性。中醫作為醫學應該具備自然科學的特點，故中醫學不能免去現代化這一過程。我們應該有勇氣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對傳統的中醫體系進行整理，對傳統的中醫理論模式與中醫的文化根基進行反思，在重構發展中繼承其科學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讓現代科學中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成果給古老的中醫增添活力，這樣，中醫必能獲得新的發展。
4 中藥的現代化
中藥的現代化問題，也是中醫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是傳統中藥飲片的現代化問題， 中醫處方是針對某個患者開的特定的臨時組方，包括古方、經方、時方、驗方（偏方）、秘方等等，這是傳統中醫藥的優勢和特色。傳統中藥飲片的質量是臨床療效的基礎，發展傳統醫藥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方法和手段，使傳統中藥飲片現代化。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4.1 名稱的統一 我國地域廣闊、物種繁多， 不少中醫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間醫生經驗的匯集。目前中藥同名異物、異名同物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例如有南北區分的藥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蒼術，南、北沙參等。處方調配隨意性大，臨床療效不穩定，不良反應難掌握，學術交流說不清。因此，當前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國藥典》）為綱，抓住國家頒布《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范》的契機，用生藥學的方法，形態學描述、分類學處理制定中藥飲片實名原則。如基源名、傳統習慣名、加工炮制名、藥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藥飲片的名稱統一，處方規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實”，“名正言順”。
4.2 加工炮制的規范化 中藥材前期的加工，多在產地采收季節由藥農及時加工，中藥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藥飲片加工企業由藥工進行。基層醫院中藥房購入的多為傳統的中藥飲片，是用藥效果與安全性的最后關口。目前中藥飲片的質量呈下降趨勢，有的是野生資源減少，如甘草越來越細，杜仲、黃柏、厚樸越來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種不一，如丹參、、黨參、黃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統一，如茯苓有塊狀、片狀，雞血藤、苦參塊狀有大有小;炒黃、炒焦全憑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黃芩、炒山梔、鹽炒杜仲;對中藥飲片的粗細、大小、顏色、氣味、雜質、灰分等以外觀、感官確定其質量優劣，國家無統一標準，主觀性強。2000年版《中國藥典》收載藥材534種，其中有200余種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飲片炮制品性狀無據可依。生藥經炮制后顯微特征、化學成分都與生藥不盡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沒有標準直接影響臨床療效。
4.3 中藥劑型現代化 中藥劑型的不同與使用者的需要相關，有傳統的湯劑、丸劑等和具有現代化表現的超微飲片， 沖劑、氣霧劑、膠囊劑、栓劑、緩釋劑等新劑型，為方便患者用藥、提高中藥療效發揮了作用。中藥的現代化應立足于中醫藥理論，證法方藥相結合，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以解決制約優勢發展的關鍵問題為突破口，組織中醫藥與多學科結合的研究隊伍，爭取實現飛躍性進展，加快中醫藥現代化進程。
5 中醫現代化的實現應走中西醫結合道路
中西醫結合是中醫現代化的必經之路，無論從理論還是臨床實踐，中醫和西醫都各具特色，中醫注重整體觀和辨證論治，它主要從疾病當前的病因、病位、病性、發生發展過程和轉歸五個方面來整體地分析疾病，因而，在臨床上出現了“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這就是因為中醫強調的是證，以證來論治，而西醫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標而未治本，中醫則標本兼治，當然西醫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優勢，因此，中西醫結合要“有的放矢”。中西醫結合應在發揮中醫優勢的基礎上取長補短，如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病證結合擴大了治療范圍，豐富了辨證論治在臨床中的應用。人們的生活方式、生存環境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病因結構、疾病發展規律隨之變化，心腦血管病、癌癥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為嚴重威脅人類的主導疾病，其形成中的社會因素、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這些因素正是中醫理論非常重視的，如何利用中醫之優勢，找到更好的治療、預防手段應是21世紀中西醫結合的任務與焦點。所以說中醫現代化在臨床上的突破口有兩個:（1）現代的疑難雜證是以病因治療的西醫內科和以手術為主的西醫外科的難題，而這恰恰是中醫辨證施治的優勢;（2）在保健方面，中醫的養生術和保健是中醫的特色和優勢。
綜上所述，中醫是傳統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交相融會而成，它具有豐富的內涵:既包含我國古代哲學、文學、美學等人文學科，也吸取了地理學、天文學、氣象學、數學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學中的多學科的融合體，但在現代層次上將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互融合，還需我們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醫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礎上，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1 羅雄，凌湘力. 從“中醫研究”與“研究中醫”談中醫現代化 .貴陽中醫學院學報， 2005，27（2） :7-8.
2 劉中景.當代自然科學中“多因一果”的特征.醫學與哲學，1998，19（3）:135.
第4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中醫學主要是應用陰陽五行理論建立起來的醫學模式。其哲學理論體系形成于中國古代，對于事物的觀察分析方法，多以“取象比類”的整體性觀察方法，通過對現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內在機制。故“有諸內必形諸外”是中醫理論賴以構建的基礎。這樣一個獨特的理論體系反映出中醫哲學思想兩個特點:整體和辨證。整體觀念是中醫理論中診治疾病的基本原則。中醫整體觀認為人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與自然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的精神和形體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體是由具有不同機能的臟腑構成的，臟腑之間既存有相生相克、相辱相乘等聯系，又存有陰陽協調、互為表里的聯系。臟腑之間還可通過遍布全身的經絡相連，使人體形成一個以五臟為中心，通過經絡相互聯合的五體、五官、五華的統一整體［4］。陰陽五行理論又有機的將人與自然界密切結合在一起，自然界的運動變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體，致使機體產生不同的生理病理變化。如人體體溫會隨晝夜變化，夜間較低、下午傍晚較高;大多疾病亦呈現出清晨較輕、下午加重。現代醫學、社會學、心理學研究發現，人的精神心理變化可引起機體的病理生理改變，是眾多疾病的發病因素之一。而早在幾千年前，中國傳統醫學通過哲學思辨的方法就以總結出“情緒致病”的理論。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將人的精神和形體作為一個統一整體的基礎上，精神和形體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在中醫理論體系中人的精神意識包括神、魂、魄、意、志、思、慮、智等，情志活動包括喜、怒、優、思、悲、恐、驚等。無論精神意識或情志活動皆由五臟精氣所化生，是五臟活動的產物。故而有了諸如“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的理論［5］。辨證是中醫哲學思想的另一特點，辨證的過程即是認識疾病和解決疾病的過程，體現出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經典哲學思維。整體觀念和辨證觀念實際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體現，是從實踐總結理論、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再總結理論的科學思維過程，是中醫哲學體系的基礎。
2中醫哲學思想對現代整體護理模式的指導意義
中醫學在我國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其思想和方法便于群眾接受。中醫哲學思想對現代護理發展亦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其整體和辨證觀點可對整體護理模式在我國的具體實施提供正確的指導思想和邏輯思維方法。
2.1充實現代整體護理內涵
現代整體護理實質是把人視為一個整體，從生理、心理、社會、文化、精神五個方面考慮人類存在的或潛在的健康問題，并通過護理程序來解決這些問題。中醫哲學思想中的整體觀念不僅闡明了人是一個生理、心理、社會、文化、精神的整體，而且說明了這些方面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機理，為現代整體護理提供了可以應用的方法論。如在進行健康教育時，護理人員應綜合分析患者的生理病情、文化程度、社會地位等，制定出切實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案。在慢性病患者護理時，注重心理護理，強調情緒與疾病的關系，亦充分體現出中醫哲學思想中的整體觀念。
2.2延伸現代整體護理行為
第5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一、中、西方醫學的概念及思想發展
（一）中、西方醫學概念
中醫學屬于在陰陽五行理論指導下，從動態整體角度研究人體生理病理及其與自然環境關系，尋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學問，其理論基本特色為整體觀念，辨證論治。西醫學即西方國家的醫學，其相對于中國醫學而稱。現今正發展的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是近代西方國家學者否定摒棄掉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之后，發展出的一門全新醫學體系。其基礎學科有解剖，生理學，細胞學，組織胚胎學等等，而且其理論學說都與生物學，化學，物理學，數學等學科有較密切的聯系。
（二）中、西方醫學思想發展及差異
中西醫均起源于遠古時代對人體的基本認識[1]，在發展過程中，中醫融入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歷史文化，而這又成為影響中醫診治指導思想的主要因素。而西醫自文藝復興后，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及指導，很快擺脫神學、宗教的束縛，從古代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在自然科學發展基礎上建立的觀察實驗方法，通過自然科學反映對象。可以認為，中醫診療起源于樸素的人體認識，豐厚的哲學內涵，內容上屬于經驗科學，傳承形式上是人文科學；而西醫診療源于淡化的哲學影響和精細的人體認識[2]，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和研究對象。中西醫存在著技術差異，文化差異，自西醫傳入中國，便逐漸開始了結合，清末民初就有所謂中西匯通派，至今這種思潮從未停止，并且不斷尋求獲得更大的突破與結合。
二、中西醫兩方面學習方法
（一）以扎實中醫基底為前提
中醫理論，來自于臨床實踐，并借用古代哲學中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等進行系統闡釋總結，在此理論的指導下，根據臨床經驗形成了一系列中醫思維，如整體思維，辯證思維，取象比類思維等。[3]這些思維經臨床檢驗，有成效便留在各家手中豐富傳承。但其缺少自然科學對形體結構的深入了解，帶有主觀思辨的模糊性。
由此，對中醫院校而言（尤其對于未接觸過中醫，國學功底差的學子），教會學生樹立全面深入的中醫理解力，培養深厚的中醫文化氣質，扎實中醫理論基礎，和臨床診療能力，是中醫教育的重中之重。可加強下面幾個方面的投入。
1.信仰
對中醫學有熱情、恒心和信心，無熱情，便沒有動力，無恒心，也就沒有毅力，而缺少這些，必定難以學好中醫。歷代名醫學醫的原因主要有：因疾學醫，因孝學醫；世代學醫，繼承祖業；詬世從醫，厭世行醫；熱愛國醫，濟世救人[4]。并不是說有段滄桑的經歷才能對中醫了解透徹，想參透中醫奧妙，非得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做為一生的信仰去跟隨、創新。
2.刻苦
勤求古訓，博采眾方。一方面要熟讀入門課本和經典，博覽各家醫注，岳美中金壽山，彭履祥，劉渡舟等人傳記中，每個人的閱讀書目都是長長的幾號，更有臺灣國老張步桃，傷寒論讀3000遍，黃帝內經抄了50遍。另一方面背誦，歷代名醫，都有起五更睡半夜來背誦中醫書籍的經歷，背誦熟練，信口拈來。并不是所有的名醫都有自己的技巧，只不過不了解他背后的心酸罷了，現在，許多中醫學生得到些皮毛，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不思進取，安慰自己還不錯，但離開了烏托邦，什么都不是。若肯下足功夫，想不成為一本行走的醫學百科全書都難。
3.思考
善思之人善學，更是善自學學之人。學習理論知識時善于整合歸納。金壽山、李金鏞等多位醫家堅持寫寫資料卡片的習慣，將有用的知識類比對比的東西，聽到看到的各種觀點等等都寫在卡片上，后分門歸類，便于回顧查找，學習中醫經典，任應秋強調，逐字讀經，弄懂每個字在句中段中的意思，勤寫筆記，深思歸納。沒有什么是一看就懂的，需要花時間去思考，更需要有計劃目的的思考。
4.使用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中醫是靠臨床不斷實踐得來的，盡管現階段各體系都已日臻完善，但對于較抽象的思維理論，不通過臨床檢驗總結，很難在心中有深刻印象。也很難在以后工作中，輕車熟路的放開手去做，但其前提是將理論基礎，熟記于心。
（二）積極借鑒西醫成熟的人體認識系統
隨著西醫自然科學的不斷滲透，中醫加強對人體、結構、組織等的認識，但并不意味著中醫理論思想是錯誤的。營造能使中醫學生在西醫精細的人體生命認識體形象，充分理解中醫傳統思維和哲學方法的氛圍[5]是現階段中醫發展的出路。
西醫的發展基礎是人體生命的精細化、系統化，診斷學和治療基于解剖學、組織學和形態學的認識[6]，由此來看西醫診治采用的割、補、換也不無道理，但這也是與中醫相較最大的不同之處。所以中醫院校學子應該借鑒西醫但不被其診治思想混淆，以免在以后臨床工作中運用中西醫疾病理論知識對辯證施治產生誘導。
第6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關鍵詞：民國；范式；中醫；西醫；發展
中圖分類號：R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12)01-0209-04
TCM Development under Different Paradigm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ANG Hui，WU Hongzhou，YE Xinghu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Chinese Medicine was influenced by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ed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paradigm theory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seen in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 of Western Medicine have obtained its own characters and fun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Key words:Republic of China；paradig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Western Medicine；development
民國時期西醫傳入中國并占據了主要地位，陳邦賢在它的《中國醫學史》對當時的西醫在中國的情況描述到：“歐風東漸，中國數千年來哲學的醫學，一變而為科學的醫學；在最近三十年中（當時本書出版日期為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新醫學的蓬勃，有一日千里之勢；推原其故，中國自從西洋及日本醫學輸入以后，國人之思想為之一變。”[1]民國時期的中醫受到西醫的影響，吸收了部分西方科學及西醫的內容，在這段時期中西醫范式并存，民國時期的中醫有的仍然在中醫范式下繼續發展，有的其實是在西醫范式下發展。
1 “范式”理論簡介
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由現代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庫恩以一名理論物理學家開始其學術生涯，后來成為著名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庫恩認為，有沒有一個單一范式的存在是衡量某一學科的科學性與非科學性的一個重要指征，他說：“取得了一個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許的那類更深奧的研究，是任何一個科學領域在發展中達到成熟的標志。”[2]范式是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文化條件下，由于思維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一種文化框架，范式中包含陳述明確的理論假說，還包含有一些哲學的形而上學的部分，如自然觀、思維方法等，范式涵蓋了該學科的本質特性。正是這個范式為它所支配的科學中的合理工作確立了一些標準，并且協調和指導當時的科學家群體進行“解難題”的活動。庫恩還提出，不同范式之下的常規科學具有不可通約性，而且在邏輯上也不能證明一種范式就比另一種范式優越。這是因為相互競爭的范式的支持者們所贊成的一系列標準和其所支持的范式所包含的一些形而上學的內容是不相同的，所以“不同范式的倡導者之間總有誤解存在。沒有一方會認可另一方在論證中所需要的所有非經驗的假設――范式之間的競爭不是那種可以用證明來解決的戰斗。”[2]而且，“只要范式未受損害，那么即使對合理性沒有一致意見或對合理性根本無任何考慮，范式仍能發揮其指導功能。”[3]“范式理論”一經提出便在科學哲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當代物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查爾莫斯在他那本著名的科學哲學教科書《科學究竟是什么》中這樣評價庫恩的范式理論：“從描述上講肯定是對的，也就是說，基本上沒有什么疑問的。”[3]的確，“范式”理論在歐美科學界受到廣泛的認同，能夠體現現代西方理論物理學家和哲學家對“科學”的理解。庫恩關于科學工作是在某一個文化框架內解決問題的思想在西方學術界得到公認。
2 中西醫是不同范式下的醫學科學體系
從庫恩的“范式理論”出發，顯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命題，即中西醫學是屬于不同范式下的醫學科學體系。中西醫學所具有的不同的自然觀及中西醫學所應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體現了中西醫學具有不同的范式特征。
2.1 中西醫學自然觀的不同
自然觀是構成范式的一個重要部分，“中西醫學術范式的主要差異，都可以在東西方自然觀的比較中找到某些原型”，［4］中西醫學有著不同的自然觀，即中西醫學家看待世界或自然界的方式不一樣。中國古代醫學家認為自然界就是由元氣組成的，由此認為人體也是有元氣生成，“人以天地之氣生” （《內經•素問•陰陽應像大論》），中醫認為“惟氣以形成，氣聚則形存，氣散則形亡”，“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醫門法律•明胸中大氣之法》)。氣一元論的自然觀把自然界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整體包含部分，各部分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受到元氣論的影響，作為存在于自然界的人在中醫上也被看作是有機的統一體，人體包含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皮肉筋骨、五官七竅各個不同的密切聯系的部分。中醫不僅把人體看成是一個有機整體，同時也將人與自然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如人與自然事物的統一、人與自然規律的統一等。
原子論是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本原說。原子論自然觀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可以分解為原子，在考察事物的時候把復雜因素分解為簡單因子。而西方醫學家深受原子論自然觀的影響，他們像自然哲學家或物理學家一樣在不停的追尋構成自然物組成的最小粒子。18世紀時，意大利醫生莫干尼將疾病定位于器官，創立“器官病理學”，法國醫生比沙將疾病定位于組織之上，提出“組織病理學”，19世紀時，法國的魏爾嘯將疾病定位于細胞層面，創立“細胞病理學”，20世紀50年代以來，“分子病理學”主導了西醫病理學的發展。西方醫學家幾千年來一直在尋找病因，顯然是受到原子論自然觀的影響。原子論自然觀引導著西方醫學探究人體的方向，從器官、組織、細胞、分子，甚至到量子，在各個層次上研究人體的生理及病理解剖機制。
中醫與西醫有著截然不同的自然觀，我國著名哲學史家張岱年對比了中國的元氣論與西方的原子論，他說：“西洋哲學中之原子論，謂一切氣皆由微小固體而成；中國哲學中元氣論，則謂一切固體皆是氣之凝結”［5］。
2.2中西醫學研究方法的不同
和中西醫學不同的自然觀相呼應的是中西醫學不同的研究方法，中醫的研究方法以整體研究、功能研究為主，西醫以局部研究、形體研究為主。中醫以人體為一整體來研究，人體的各個部分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一旦互相分離，便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如唐宗海所說：“西醫剖割視驗，止知其形，不知其氣，以所剖割，只能見死尸之形，安能見生人之氣化哉！”（中西醫匯通醫經精義•人身陰陽）中醫不是用解剖的方法來闡明人體功能活動的機制，而是運用取象比類等方法，從人體的外在功能現象揭示內臟的功能活動規律。和中醫不同的是，西醫從解剖形態研究入手來認識人的健康與疾病，從生物、物理、化學等方面尋找致病因子。西醫認識疾病的焦點體現在解剖形態的器質性病變上，注重局部定位及病變的病理解剖根據，西醫常常從解剖形態的異常來解釋疾病。西醫的生物醫學模式認為:“人體是可被分成部件的機器，疾病是生物裝置在機能上出了毛病，這可以從細胞或分子水平上加以研究，醫生的職責是通過物理或化學手段糾正這種裝置的機能故障”［8］。
中西醫學在各自歷史的發展中，的的確確形成了各自的獨特范式，在各自的范式支配和指導下，中西醫學家各忙各的，他們在各自的群體中進行醫學研究。根據庫恩的范式理論中西醫學顯然都達到了成熟科學的標準。民國時期，中西醫兩種范式共存，由于范式的不同，醫學家都試圖證明兩種醫學孰優孰劣，但是從理論上講，這種戰斗并不能通過證明來結束。雖然，從社會學意義上講，中醫及其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擊，但是這并不阻礙中醫范式仍舊發揮其功能。
3 民國時期中西醫不同范式下的中醫發展
3.1 中醫范式下的中醫發展
3.1.1 惲鐵樵的“四時為主”
民國時期有關中醫范式下的中醫發展，內容有很多，著名中醫家惲鐵樵(1575-1935)所提出的“四時為主”一說，即是屬于中醫范式下對中醫理論的發展。在《群經見智錄》一書中，惲氏所提到的“四時為主”涉及到“氣血運行以四時為法則”、“四時的五臟”等。關于人身氣血運行以四時為法則，他說：“――人為四時之產物，而又賴四時以生活者。大地茍無四時寒暑之變化，則動植不生。有四時寒暑，然后有生物。是人為四時之產物――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氣與味，皆四時為之。是人資四時以生――惟其如此，則人與四時自然息息相通。”對于中醫五臟的概念，惲氏認為中醫的五臟是“四時的五臟”，非解剖意義上的五臟，對此，他說：“是故春生物授之夏，夏長物授之秋，秋成物授之冬，冬藏物以待春之再生。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母氣既衰，子氣代王。《內經》以肝屬之春，以心屬之夏，肺屬之秋，腎屬之冬。則肝當授氣于心，心當授氣于脾，脾當授氣于肺，肺當授氣于腎，腎當授氣于肝。”他進一步列舉了中西醫關于水腫的病理的不同認識，藉此說明對于“四時的五臟”的理解是理解整個中醫理論的關鍵。關于西醫對水腫病理的認識，惲氏說：“原因靜脈血歸流障礙，小血管內血壓增加，或因管壁之滲漏機過盛。凡有以上原因，液體集于皮之蜂窩織內部，故腫，其原因，凡患心臟瓣膜病者，最易罹此證。”關于中醫對水腫病理的認識，他說：“腎病也。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于皮膚，故膚腫。膚腫者，聚水而生病也。水之始起也，目窩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陰股間寒，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其原因在濕土太過，陽光不治，而大寒在下，腎氣傷也。”通過中西兩說相比較，惲氏認為“西說從血肉之軀研究而得，而中說非解剖所能明了，亦非由解剖而得，乃由四時運行推考而得”［7］。
惲氏的“四時為主”的觀點體現了中醫的整體觀，以人為有機的整體，以人與自然為統一的整體，并從運動變化的角度認識人的生理病理活動。在中醫理論框架下發展中醫也是現代中醫研究的重要內容，隨著科學負面作用的浮現、西醫自身問題的暴露以及西醫倫理困境的出現，在中醫范式下發展中醫越來越受到重視。隨著復雜科學的興起，以人體為一有機整體，通過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方法研究中醫成為中醫現展的一個新興途徑，我國科學家錢學森同志曾對中醫學的發展十分關注，多次從科學技術全局的戰略高度發表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中醫理論包含了許多系統論的思想，而這是西醫的嚴重缺點”［8］。
3.1.2 張錫純的西藥中用
著名中醫學家張錫純(1860-1933年)是近代中西匯通學派的代表之一，是近代實行中西匯通醫學實踐的大家,在匯通中西藥物方面，曾做過大膽嘗試和創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曾試圖把西藥納入到中醫理論體系，在中醫的范式下應用西藥，即在中醫藥理論的指導下，使西藥中藥化。對于西藥的性能，他以中說析理，如對阿斯匹林，他指出“其味甚酸，其性最能發汗散風，除熱及風熱著于關節疼痛;其發表之力又善表痧疹;其退熱之力若少用之又可治虛勞灼熱、肺病結核”。張錫純對阿司匹林的使用，也運用中醫理論,按照中醫的“三因制宜”的原則,根據臨床的具體情況分別制定相應的用法，他說：“西人用治肺結核之熱,日服三瓦……愚用阿斯必林治肺結核,視西人所用之數,則減之又減……阿斯必林……特其發汗之力甚猛,若結晶堅而大者,以治外感,半瓦即可出汗;若當天氣寒涼,或近寒帶之地,須服至一瓦,或至半瓦……是在臨證者,相其藥力之優劣,而因時、因地、因人制宜也”［9］。
我國從古代起就有在中醫理論指導下使用外來藥物的歷史。盛唐五代時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后，中國與西域之交流日益頻繁，輸入中國的物品中有不少藥物，據范行準先生統計：礦物藥如石硫黃、密陀僧等凡18種，植物藥如木香、豆蔻等凡58種，動物藥羚羊角及龍涎等凡16種，共計92種。這些外來藥物被中醫吸收和應用，在長期的實踐中融入了中醫體系。李曾著有《海藥本草》，其所收錄的藥物多來自海外，該書為總結唐末時南方藥物與海外藥物臨床應用的本草學著作。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應用西藥的思想也受到了部分現代中醫人士的認可，如中醫界有人按照中醫理論對西藥分其寒、熱、溫、涼、平,認為抗生素多數是寒性的，對此，鄧鐵濤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互補性很大,但是不能拿西醫的理論去改造中醫,可以拿中醫的理論來指導西醫”［10］。但到現在為止，中醫理論指導下應用西藥的設想還停留在理論階段。
3.2 西醫范式下的中醫發展
3.2.1 陸淵雷的“中醫科學化”
民國時期西醫范式下的中醫發展較具代表性的是陸淵雷等人所推行的“中醫科學化”。陸淵雷（1894-1955）認為應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中醫理論，對中醫傳統理論進行全面評比，摒棄那些“太玄”的內容，對于不合生理解剖、病理等的內容應廢棄。陸氏自編了許多教材，如《傷寒論今釋》、《金匱要略今釋》、《生理學補證》、《病理學補證》、《癥候學補證》、《治療學補證》等，這些教材大量引用西醫學理論，包括生理解剖學、藥理學及臨床科學等內容，試圖論證《傷寒論》及《金匱要略》等醫籍的正確性、合理性。陸氏試圖用西醫知識對中醫理論進行闡述，如陸氏在其著作《傷寒論今釋》中對“水飲“的闡述：“水飲在膈下者，停于骨盆之上，西醫謂之腹水。《金匱》所謂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者也。在膈上者，因膈膜穹起之故。停于膈上四周者，西醫謂之胸水,《金匱》所謂水流在脅下咳唾引痛者也。此條云心下滿微痛，則是停于膈上也，若水飲之濾出不多也，則漸由組織吸收，仍入于淋巴管及毛細血管，其人安然如無病。今無汗而小便不利，則血中水分必充溢，又曾服桂枝湯，則血運暢盛，毛細血管之血壓高，其濾出必加多，或經下之，則腸蠕動亢進，淋巴管被擠壓，管中壓力亦增高，設有破裂之處，淋巴即漏出不已，而水飲不能自愈矣”［11］。
陸淵雷以西醫知識闡述中醫理論，以使中醫理論符合西醫的生理解剖等內容，他的分析方式具有西醫的局部分析、形態分析的特點，他在西醫還原論的思維指導下對中醫理論進行闡釋，以更易于為當時的中醫從業者所接受，但這已經不屬于中醫范式下的發展內容了。民國時期西醫范式下的中醫研究延續到現在，如沈自尹的對中醫腎本質的研究，即有關“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與腎陽虛的關系”的研究，也是從形態學角度論證中醫基礎理論，同樣屬于西醫范式下的中醫研究。
3.2.2 常山的提取分析
西醫范式下的中醫研究還包括對中醫單味藥的提取分析，藥物提取分析的結果皆來自于實驗室和臨床，這也是西醫的常用分析方法。民國期間，中醫單味藥的提取分析有很多，如常山的提取分析。當時的主要科學期刊“科學”發表了許多中國科學發展的成果，在“中醫的過去三十年的科學研究”一文中，作者把常山作為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主要的中藥科學研究的成果［12］。在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瘧初步研究報告”，常山的研究報告分為四個部分：即常山的生藥學分析、化學分析、藥理學分析以及臨床研究報告。通過這四個部分對中藥常山的分析，結果表明常山的臨床抗虐療效確定，對良性、惡性瘧均有效，且不遜于奎寧。常山的科學分析符合當時的西醫對藥物的分析過程。常山的提取分析還修正了部分中醫理論：通過提取常山的有效成分，“惡心嘔吐之不良反應亦大見減少幾至于無”［13］，根據當時陳存仁編中國藥學大辭典，“謂嘔吐為治療之必要條件”，推其原因，是因為我國古代的醫藥學家認為服用常山嘔吐后疾病可愈，于是想到瘧疾是食積痰迷之故。
中藥的科學分析仍是現代的中藥研究的重點之一，如抗瘧新藥青蒿素的發現和提取、治療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有效藥物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和開發等。中醫單味藥的科學研究模式是從天然產物中尋找先導化合物,提取其有效成分，進行優化,從而開發新藥。這種研究模式為開發中醫藥寶庫提供了一種有效途徑。但是，“改革傳統中藥劑型，或在單味中藥里提取有效成份，再人工合成，研制成新藥，使中藥西用，其實這些藥物事實上已經不具備中藥的特性，都不姓‘中’了”［14］，中藥的科學分析實際上已屬于西醫范式下的發展內容。但不可否認的是，西醫范式下的中醫發展也可以為臨床提供某些新的治療方法，或者提供治療的一些思路，如半夏瀉心湯中對于黃芩的西醫式的闡述:“黃芩為清涼性消炎健胃藥,內含一種植物基為‘司克胎拉米’,用其煎劑有苦味質,對于急性胃炎、腸炎,有制酵防腐鎮嘔止利等作用” (司克胎拉米,即黃芩苷)［15］。
中西醫現在的發展都是冰山一角，“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盡管它們各具特色，但它們各自又具有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病”［16］，“西方醫學有很大的進步，可以說日新月異，但是也不是說所有的病它都有辦法。中醫藥學恰恰很多方面可以補充，有獨特優勢，但也不是‘包治百病’”［17］，醫學是實用的科學，中西醫學還需不斷互相補充，不斷完善充實自身，人類醫學探索之路艱辛而又漫長。民國時期延續至今的中西醫兩種范式下的中醫發展各具特點，現階段仍然在人類醫學摸索發展的前進道路上發揮各自相應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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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教學內容的改革既要保持中醫學特色，又要兼顧臨床醫學專業學生在有限的課時內把握這一理論體系的的現實，需要找到兩種醫學體系相互關聯的通道，便于醫學生理解中醫理論。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與現代醫學模式的趨同性是兩種醫學體系可以進行有效交流的基礎。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理論的基本特點，其中整體觀念又是辨證論治的基礎。整體觀念是中醫的一種思想方法，它貫穿中醫理、法、方、藥等所有的領域。它認為人體是有機的整體，由許多組織器官所組成的，臟腑、經絡、肢體、孔竅和氣血津液等，雖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但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的，是一個以五臟為中心，配合六腑，聯系五體、五官九竅等的有機整體。在生理方面相互密切配合協調，病理相互影響。同時認為人與自然環境存在著密切的關系，自然界的變化，時刻給予人體以影響。人體對于自然環境具有主動適應能力，但氣候變化劇烈，超過人體調節能力，即會導致疾病。
現代醫學模式隨著醫學的發展也在不斷發生著轉變。現代醫學模式是指在現代醫學、科學和哲學基礎上形成的醫學觀和醫療衛生結構體制，也稱“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本模式認為人體是一個復雜且多層次的系統整體，它不是單純的自然生物體，而是與其周圍的社會、自然和生態環境密切相關，有著復雜的心理活動和社會聯系的社會生物，它不斷與環境進行信息、物質和能量的交換，所以人的健康與疾病不單純和自然及生物因素有關，社會及心理因素也與之密不可分。因而在對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的研究中，不單考慮到自然與生物因素，也要考慮到心理和社會因素。
醫學模式的轉變從根本上是系統論、整體觀在人們頭腦中的作用的結果。整體性客觀地存在于自然、社會和人的認識。而現代整體論，是上世紀以來科學技術、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的思維趨勢。當前不斷發展的“以病人為中心”的整體護理、整體醫療模式，也是系統思想、整體分析的一種應用。可以說現代整體觀是醫學模式轉變的哲學基礎，醫學模式的轉變必須圍繞整體觀這一方法論才能進一步得以實現。不難發現，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與中醫整體觀念不謀而合，從現代醫學模式角度去理解和學習中醫理論，可以讓臨床專業醫學生更容易理解掌握以整體觀為基本特點的中醫理論體系。
2中醫學教學內容的整合
整體觀念認為人是有機統一的整體，機體各部分之間保持著密切的相互協調的關系，與外界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也有著緊密的聯系。整體觀念相關理論體現在中醫學體系的各個方面，因課時有限，需要圍繞整體觀念相關理論知識進行整合并作為重點教學內容。在基本理論上，哲學基礎方面主要包括陰陽五行學說和元氣論，這是整體觀念的源頭。氣是構成世界萬物最原始、最基礎的物質，其運動變化而構成自然界萬物。元氣論既對生命過程的物質性和運動性加以闡明，又闡述了人體結構功能及病理等方面的整體性和聯系性。陰陽五行學說認為，運動變化的事物之間存在著相互關系，彼此形成一個密切的有機整體；生理病理方面主要有臟腑經絡、病機學說和氣、血、津液學說，闡述人體臟腑組織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及其相互關系；在心理醫學方面，說明了人的心理活動與生理功能也是密切聯系的。人的正常生理與心理功能的有機融合即“形神合一”，而心理的失調往往可產生多種軀體疾病等等。
在診察方法和辨證理論上，主要是包括四診八綱。四診是診查過程中使用的望、聞、問、切四種方法手段，通過觀察病人的神、色、形、態及氣味聲音的變化，問病人起病和轉變的情形，寒熱、汗、頭身感覺、大小便、飲食、胸腹、耳、口等各種狀況，以及脈診和觸診等方法來全面收集病人的相關信息；在四診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辨別證候的八綱（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屬性，診察和辨證過程是整體觀的具體運用。在治療原則和方法上，扶正與祛邪是中醫治病的兩項重要原則。扶正是使人體戰勝疾病的抵抗力得到增強，使用益氣、養血、滋陰、補陽補益中藥，提高生理功能，祛邪則是用祛風、散寒、清熱、解毒、利水等方法消除致病因素，促進疾病的轉歸。根據藥物性能的四氣（寒熱溫涼）、五味（辛酸甘苦咸）、升降浮沉及歸經的差別，結合病人的體質、發病時節、所處環境的不同而選方用藥，運用整體觀指導辨證施治。
3結語
第8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西醫，亦即是現代醫學，是建立在解剖、實驗、觀察和實證基礎上的一門學科。它的理論是開放式的，與現代科學中的生物學、化學、物理、數學等學科緊密相連、互相滲透；它的發展是從宏觀不斷走向微觀，一步一步向生物內部深入的過程，是現代科學的一門重要學科。中醫理論源自于古代哲學，秉承了中國人特有的類比思維模式。它的主要內容有陰陽、五行、臟象、氣血、津液、病因病機、辨證論治等學說。這些學說的理論基礎與方法學，都是運用哲學的思辨方法對人體生理、病理、疾病診斷和治療進行宏觀上的把握。與現代自然科學相比較而言，中醫更具有人文科學的特性。由于缺乏西醫學上的解剖結構、實驗論證、觀察推理等方法，其認識的層次比較表淺，不分明；它只有宏觀上的把握，沒有微觀上的深入研究；并且缺少通用的現代科學語言。因此，雖然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但發展很緩慢，不但沒有產生突破性的進展，反而與現代自然科學距離越來越遠。以至于現在，中醫被很多人認為不屬于自然科學，甚至有人認為其不是科學、甚至是偽科學，應將其廢除。關于這一觀點，當代的中南大學教師張功耀和當年法國傳教士李明、俄國傳教士塔塔村諾夫的話很能說明問題。李明說：“兩千多年前，黃帝寫過有關論著，從那時開始，中國的醫生就把這一學科看成是整個醫學的基礎。他們在醫學上從未取得過較大的進展”。塔塔村諾夫說：“確信中國的醫書都是按照同一種模式，根據古代醫書一字不差而寫成的之后，我們便不再需要注意了解近代出版的醫書和古代的醫書……無論是二三百年之前出版的書中，還是距今相當近的時候出版的書中，醫學的所有原理和主要基礎知識，都是一樣的。他們有著共同的來源：《黃帝內經》”。2006年張功耀在《醫學與哲學》雜志和網絡上，發表了“告別中醫中藥”的一系列文章，呼吁國家采取辦法“推動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系，回歸民間”，他的觀點曾獲得了包括西醫專業人士在內的很多人的廣泛響應。他說：“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中醫不是什么積極的文化，更說不上是什么科學，都不夠格稱為偽科學”［6］。
當代醫學生的中小學教育經歷都是應試教育。他們所接受的教育，除了語文、歷史、地理等人文學科外，自然學科僅僅是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學等，很少涉獵到其他領域的學科。醫學生的這一教育背景，使他們在面對中醫和西醫這兩種醫學體系的時候，更容易認同西醫，更容易接受西醫是科學并且西醫比中醫更加科學的觀點。上中醫課時，筆者對所在校2012級臨床醫學專業2個班的學生進行了調查。第一個問題是“上中醫課前，你了解中醫嗎？”備選答案有三個：一是聽說過，但不了解；二是聽說過并有所了解；三是了解。70％的學生選擇第一個選項，表示聽說過，但不了解。第二個問題是“中醫和西醫哪個更科學？”備選答案有三個：一是兩者都科學；二是中醫比西醫科學；三是西醫比中醫科學。86％的學生選擇第三個選項，認為西醫比中醫科學。第三個問題是“你有興趣學習中醫嗎？”備選答案仍有三個：一是感興趣；二是好奇想了解一下；三是不感興趣，但為了考試被迫學習。80％的學生選擇第二和第三個選項。這一調查結果，從某個方面說明了當代的西醫學生，普遍持有西醫比中醫科學的觀點，并且缺乏學習中醫的興趣。愛因斯坦有句名言：“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興趣是指個體以特定的事物、活動及人為對象，所產生的積極的和帶有傾向性、選擇性的態度和情緒。每個人都會對他感興趣的事物給予優先注意和積極地探索，并表現出心馳神往。而且興趣不只是對事物的表面的關心，任何一種興趣都是由于獲得這方面的知識或參與這種活動而使人體驗到情緒上的滿足而產生的。沒有興趣，學生自然就不愿意學習中醫了。
2西醫與中醫理論存在巨大差別，難以理解中醫
西醫是來源于西方國家的醫學，與東方的中國不同。它研究的醫學是基于解剖與實驗，從微觀入手，以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直觀、可視、可實證的方法研究人體，并以之為基礎論述人體的生理、病理、疾病的一門學科。其方法與現代科學具有一致性、同步性。中醫學則源自于中國古代哲學，主要以援物比類、司外揣內、心法等方法研究人體的生理、病理、疾病，缺少現代科學通用的方法手段。兩者在方法學上存在根本不同的認知方法。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中西醫理論差異就出現了。雖然研究的對象都是人體，但是其理論卻有著巨大的差別。這種差別滲透于中西醫理論體系的每一個角落。歸納起來，中西醫理論的差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語言表述；二是對人體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和疾病診斷治療的認識。語言表述上，中醫更加明顯地具有哲學思辨、人文學科的特點和色彩；而西醫則是具有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學等現代科學通用的語言。在生理、病理、疾病診斷治療上的區別，主要在于同一個組織器官有著不同的功能描述，同一種疾病有著不同的病理、病因解釋和不同的治療手段。這里有兩個典型的例子，一個例子是關于內臟“脾臟”的功能，中醫認為其具有“運化、統血”的功能。在人體出現消化不良、出血等情況下，要考慮脾的病變；而西醫則認為其是免疫器官，與中醫的消化功能根本不搭界。另一個例子是，病人出現多尿、尿有甜味、消瘦等癥狀時，中醫的診斷是消渴病，其病理機制是陰虛燥熱、津傷；而西醫的診斷就叫糖尿病，其機理是人體胰島素減少或抵抗，血糖升高所致。西醫院校的課程設計，一般是臨床醫學專業第一年安排西醫基礎課程，第二年或往后才安排中醫學這門課，這一設計無疑使學生在學習中醫之前形成了一種西醫的思維定勢。這一思維定勢將束縛學生對與西醫理論有著巨大差別的中醫學的理解和學習。在教學中，筆者也觀察到，對于中醫的臟器生理功能的學習中，其與西醫有關聯的內容，學生容易理解與記憶；而與西醫無關或者在西醫學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些內容，學生則很難理解和記憶。有一個考試題目為“中醫心臟的生理功能有哪些”，80％的學生能答出“心主血脈”的功能；而僅有30％的學生能答出“心藏神”這一功能。究其原因，很明顯中醫“心主血脈”與西醫“心為血液循環動力器官”的認識有相似之處，學生容易理解記憶；而對于“心藏神”，神是意識思維，西醫認為其屬于腦的功能，心臟并無此項功能，因此學生便難以理解和記憶了。
3對策
3.1要突破學生中醫無用論的慣性思維學生存在“西醫有前途、西醫更科學”的思維慣性，直接的后果就是“中醫無用論”。無用就沒有學習的必要，沒有學習的動機和動力。因此，突破學生西醫的思維慣性，首先就是要破除其所形成的“中醫無用”的觀點。自然界的生存法則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中醫能生存幾千年，自然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中醫的療效性。中醫對疾病的治療效果是公認的。療效不管大小，只要有效就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醫學的終極目標就是解決人類疾病的痛苦，而中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病人的痛苦。盡管用西醫理論還無法解釋其療效的內在機制，但這并不影響人們對其療效的評價。同時，現代醫學無法解釋的這些療效性，正是當代科學研究中醫的動力所在，這也是西醫院校學生學習中醫必要性的所在。第二，中西醫具有互補性。西醫理論強調微觀，其優點是研究深度逐層次不斷深入，也正因為如此，其缺點也很明顯，就是對人體的認識缺乏整體分析、橫向聯系，易出現片面性、孤立性。而中醫正好相反，它強調的是宏觀整體觀。它認為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內部本身、人體與外界的社會、自然環境都有密切聯系，互相影響。中醫的這一整體觀念理論，對西醫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的。目前正在倡導的整合醫學，就是中醫整體觀念理論在西醫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另一方面，當今西醫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與進步，但對于疾病仍存在很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并且還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這些問題當中有的正好是中醫的強項所在。一個較淺顯的例子，綠膿桿菌的感染，雖然幾十年前發明的抗生素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但由于現代抗生素的濫用，綠膿桿菌多重耐藥菌株的出現不斷增多，使西醫已經解決的問題又成了新的問題。而中醫在這方面卻顯示了它的獨特療效。中醫通過辨證論治，調整了人體的整體狀態，調動人體內一切抗病因素抑制耐藥的綠膿桿菌，最終治愈疾病。類似的例子，臨床上已有大量報道，人們在臨床實驗中亦親身體會過，這也是得到了包括西醫在內的醫學界的認可。
第9篇：中醫理論的哲學基礎范文
關鍵詞：中醫；認知；科學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2-0033-03
一、“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統一
中醫在其歷史的自我發展完善過程中，形成了以《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為代表的四大經典。所謂“經典”，“經”字含有“經常之道”、“不容改變”之意，即是表示此四部經典所建立的理論體系為后世一切醫理和醫療實踐的根本依據。換言之，隨著中醫四部經典的成書，后世中醫學的發展和演變則是在經典理論基礎上的發揮和闡釋。
事實上，中醫與中國傳統之哲學、科學乃是一體同源，自古即有“醫易同源”、“岐黃源于道”之說。《易經》是古代先哲通過“取其象”的思維方法得到的關于天、地、人的一種觀念，是一種高度概括的宇宙自然觀乃至生命科學觀。如《易經系辭》中言：
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在中國傳統哲學看來，古之圣人通過觀察，將天地自然萬物通過恰當的類比與歸納（即“象其物宜”），將紛繁多變的事物加以抽象和簡化。所謂“道”即道理、原理，即事物現象背后所隱含的道理和規律。古人認為，唯有通過對一陰一陽的消長變化的認知，才可以對形而上的“道”進行把握和體認，進而達到“與天地準”，且“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的境界。
因此，《內經》作為中醫理論的基礎，并不是急于條分縷析地論述和分析各種疾病及治療方法，而是先要建立陰陽的觀念，以陰陽的觀念來分析和把握“形而上”之理――亦即人體生理病理的內在規律。《內經》中即指出：
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治病必求于本。
因為，如果不能夠把握形而上的道，則不能在錯綜復雜的病情和病證中做出清晰不誤的分別和診斷，因此有“治病必求于本”之說。所謂形而上的“道”，道即道理、原理，而“本”即是陰陽。陰陽是一對具有對立而統一屬性的范疇，它是中醫用以認知人體生命之“道”的工具，亦即是說，中醫正是注重于考察人體生命所變化出多方面的對立的現象來認知其原理。又因為陰陽可以很好地統攝和歸納事物的狀態、屬性，使之簡明，如寒熱、表里、虛實等，都可以統攝于陰陽的觀念中。換言之，陰陽的觀念相當于公式，事物具體的表象都可以代入這一公式中來求解。
當然，如果單單只是闡述一個形而上的道及陰陽的觀念，則只是哲學，又與需要訴諸形而下的“器”的醫學無關。中醫理論認為，“神、氣、精”即對應了人體生命從形而上之“道”以至于形而下之“器”，是人體生理的客觀功能和現象。其中，“氣”是溝通“神”（屬無形的機制層面）與“精”（精泛指一切精微、物質，屬有形層面）的媒介，如《內經》中所言：“氣合而有形”。“氣”在中醫之內涵亦非常之廣，含有五臟之氣、元氣、衛氣等等諸多內涵，但簡而言之，亦可說“氣”相當于有質無形的能量、人體生命活動的動力。因而，在中醫的理論和臨床實踐中，對氣的探求便常常顯得十分重要，諸如在中醫的四診中，望、聞、切三診都與對“氣”的探求直接密不可分。
與此同時，《內經》同時對紛繁復雜的形而下的自然與人的生理揭示以“數”的道理。在中醫的理論中，“數”――是將“氣”的周流運行加以定量化、精確化的依據。在《內經》中說道：
恍惚之數，生于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在我國傳統的文化中，關于“數”的原理又稱術數，其中，“術”字含有技術和應用之意，即指若能通達“數理”，則可以將形而上的道應用于技術和實踐的層面當中。在《易經》文化的體系中，包含有三個內涵，分別是理、象、數。而在中醫的體系中，則可以說同時含有理、氣、象、數四個內涵，“理”即是指形而上的道，“氣”是借以化生萬物的能量基礎，“象”即是通過歸納和抽象事物的形象特征而來，亦可說是一種既抽象又具有圖像式的思維方法，“數”則是對形而上到形而下之間的一種量的規定。《內經》中指出：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
其中，“知道者”也就是得道者、明理者，他必須是既通曉陰陽，又明了術數。陰陽屬于歸納之層面，術數則偏于推演。換言之，中醫的思想可以說是暗含了歸納與演繹的結合，也又同時包含了定性與定量的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數”的法則與西方的數學或數理邏輯不同，它所蘊含的思想是同中國哲學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傳統之“數”，不是單單純粹的、無意義符號，而是同時包含有“象”和“理”在其中，所以它本身是具有“二維”乃至“三維”的向度。中醫理論中常用到的通常是天干和地支（簡稱干支）的數理體系，干支的法則來源于中國古代的歷法、天文的系統，干支之數本身又可以與陰陽和五行相互配合，因此可以用來作為推演計算的依據。
在《傷寒論》中，張仲景即是根據《內經》中的數理法則應用于疾病的傳變和診斷中，將其具體化以應用于臨床之中，如“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傷寒二、三日，少陽、陽明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其中預測疾病發展和變化的時間，就是應用了傳統的數理法則來進行的計算和推演。
二、獨特的認知方法
隨著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和發展，中醫的理論廣受詬病的原因，緣于其形式上的神秘與玄學特質。事實上，中醫理論之神秘，源于它的高度歸納和簡化。南懷瑾曾提出，只有文化到了最高處，才能變成最簡化，中國上古時的文化智慧、科學哲學都發展到最高點，可是其弊病，就是后世不知其所以然[1]。
另一方面，中醫形式上的玄學特質，固然與它高度簡化以至后世不知其所以然有關，同時亦源于它在認知方法上有別于西方實驗科學。《內經》所建立的體系和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知，部分是源于古代醫家（即前文所述的“知道者”）在內證或慧觀下所得到的關于對生命現象乃至天地自然的認識。這樣一種“內證”的方法，是研究中醫乃至中國傳統文化時所不能回避的問題，但今天的學界少有提及和討論。它不同于西方科學依靠儀器進行實驗觀察的測量方法，需借助外部的觀測儀器或對象，如西醫學通過小白鼠的動物試驗、解剖分析等。最原始的中醫認知實踐，部分是在古代醫家（即《內經》所謂“知‘道’者”）處于虛靜的慧觀下對自身生理知覺和狀態的觀照及體悟而完成的，是一種“內證”的認知實踐。中醫博士劉力紅指出：“在傳統文化里，存在很細微、很精深的內證實驗，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正是因為這個內證實驗和理性思考的結合，才構建了中醫理論。”[2]熊春錦亦提出：中國的慧觀科學，可以說是一種系統型的靈感思維、有序性潛意識直覺思維以及深度定觀、慧觀、無為先天狀態下的“性慧”運用的產物[3]。前文提到“醫道同源”，亦是說它們在認知方法上有相通之處，如《老子》中指出：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由靜而“觀復”便能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體察到事物不容易被覺察到的微細方面，也就是認識了人體生命之規律。這種“內證”的認知是建立在古代醫家（實踐者）的自我修身（心）的基礎之上，既需要這個實踐者能夠做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需要能夠修養道德、以德進道，即通過完善自身的“德”而體認于“道”。在《內經》中即指出：“淳德全道，合于陰陽。”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道德”二字，不是現代語境下狹義的社會公德或倫理。中醫學中“道德”二字各有其意義，“道”即人體背后的原理、規律，“德”即生命的物質能量，即《老子》中所言“道生之，德畜之。”熊春錦亦指出，“道德”既是物質性的又是精神性的，道和德是人的本源，“德”蓄養著人體的精氣神，是生命的本質所在[3]。如前文所述，“氣”作為人體能量態的生命現象和動力，古代醫家先哲通過對自身感覺的冷熱、酸麻、痛癢等感知的體會和總結，使得中醫這種內證和慧觀成為可能。如《內經》指出：
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上古圣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
因此，古代醫家的實踐者（上古圣人）通過內證（即“論理”）的實踐中對“氣”與“陰陽”的把握，得到關于經脈、臟腑、穴位、氣血乃至本草的藥性等各個方面的認識，這個認識應當說是對于人體生命現象的一種直觀性的描述，而并非憑空思考或想象的產物，當然，我們亦可以說這是古代醫家關于人體生命現象的一種理論假說。
正是由于這樣的一種求證認知的方法，中醫在對人體的臟腑、經脈賦予五行、陰陽的內涵，是有其根據的。五行是對于紛繁復雜的物質自然世界直觀認知基礎上的歸納和抽象，其所代表的是五類屬性，同時也代表五種功能，并非單獨指狹義上的物質個體。《尚書?洪范》中將五行定義為：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古代醫家通過慧觀而觀察到，五臟在其功能態上各有其所主，其各個功能與五行的性質是相同一的，因此將其歸結為一類。例如，當人體肝臟出現問題時，會出現眩暈震顫等癥狀，即《內經》所說“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而這一癥狀與風搖動樹木在中醫“象”的思維中是同一的，因而中醫將肝與五行之木相對應，又有“風氣通于肝”之說。另一方面，中醫對五臟的定義，并不完全是狹義的器官結構，而是指代五種不同的功能，因而往往比西醫所定義的器官概念下的五臟具有更廣泛的內涵，例如，腎臟在中醫中不單單指代腎盂這個泌尿器官，而是廣泛的包含主管人體體液、排泄、生殖、骨骼等功能，它是一個功能系統的代稱。
因此，如果將中醫五行、五臟的觀念簡單地用現代常識加以理解，自然會造成莫名其妙的感覺和誤會，認為中醫同于玄學或偽科學，而事實上，這是由于其特有的認知方法和“象”的思維所致。
此外，在中醫理論中，關于五行與五臟的對應關系，乃至五行之間互相轉化的定義，是中醫最基礎的理論內核，后世歷代醫家都將之視為不言自明的前提或公理加以應用，而不會再去求證它。近年來，不少人就此而批判中醫有關五行、陰陽等理論屬于玄學，缺乏科學依據。在這里，筆者舉出英國科學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eal Polanyi）的觀點加以說明，波蘭尼認為：科學觀是這樣成型的，每一個人之所以接受自身已有的科學知識，無非是由于科學是一個龐大的信念體系，它深深地根植于人類的歷史中[4]。通過總結和反思西方科學發展的歷史，波蘭尼認為科學離不開信念，信念即是對某一形而上的觀念無條件地確信，并以其為向導而指引科學的實踐。因此，科學在某種程度上必須依靠于信念，因為科學永遠是在探求中以接近真理，但在這個探求的階段中，若不依靠信念而接受一些尚未得到完全確證但卻是最基礎的東西，科學實踐將無法進行下去，中醫學如此，西方科學也不例外。
三、從《傷寒論》論中醫之科學性
由于《內經》理論兼有哲學化的特點，它以“形而上”統攝“形而下”的理論建立方式，其理論便內在地要求醫者能夠如《內經》所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即所謂“醫者，意也”。至東漢張仲景通過發展《內經》、《難經》和《神農本草經》的理論，著有《傷寒雜病論》，集此前中醫理論之大成。《傷寒論》將《內經》的理論體系與臨床實踐相結合，開創“六經辨證”之法。所謂“六經辨證”，簡言之，即是六大分類的辨別方法，張仲景通過定義每一經病的主要癥狀和分辨方法，可以將臨床紛繁多變的病癥都納入“六經辨證”的體系中，而其核心仍是陰陽的辨證，也正是由于始終不離對“本”（即陰陽）的把握，方使得中醫在臨床中始終以最簡化的方式來進行診斷與治療。
由此可見，《傷寒論》在中醫理論體系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使得《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的理論得以應用于臨床的實踐中，它們之間是一種體與用的關系。與此同時，《傷寒論》開創了中醫“理、法、方、藥”的診斷治病規范，使得中醫在臨床實踐中，不再僅僅依靠“醫者意也”，而是有客觀、具體和確定的法度規則可依，消解了《內經》理論的哲學化，使之獨立分離為真正意義上的醫學科學。
《傷寒論》所開創“理法方藥”的辨證和臨床醫療規范，已經包含了科學的內涵和要素。科學是以在觀察（或實驗）的基礎上提出假說，然后通過實踐（驗）加以驗證假說，若證據支持假說，則假說提升為理論，反之則否定假說。《傷寒論》所創立的六經辨證機制，正是從臨床可直接并明確觀察到的癥狀（或癥候群），通過醫者思維而分辨其為某一經的病癥，然后只需依據“有是證用是方，有是癥用是藥”的原則遣方用藥即可。患者服藥后，若疾病的癥狀得到明顯或完全的好轉，則證明了六經辨證理論（可看作一種假說）的正確。
換言之，《傷寒論》建立的辨證機制所追求的是，只要患者的癥狀一定，那么，不同的醫生按照六經辨證的規則所診斷的結果和治療的處方應當是一樣的，這也正是實現了科學的可重復性原則。
后世醫家對于《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和用藥體系，對于其療效常常有“一劑知，二劑已”的肯定。可見，《傷寒論》的理論體系，是經歷了上千年的臨床反復實踐驗證的。如清代陳修園說：“經方（即《傷寒論》之方）愈讀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間臨證立方，至晚間一一于經方查對，必別有神悟。”[5]從這一點上來說，將中醫稱之為科學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而到了金元時期，中醫的臨床理論又經歷了發展和變化，如藥物歸經、五臟和三焦辨證理論等，與《傷寒論》六經辨證體系有著本質的不同，雖然看似豐富了中醫的理論，事實上卻失去了《傷寒論》所建立的最直觀的臨床觀察和檢驗的機制，使得中醫在臨床醫療實踐上變成不同醫家各執一端的局面，如清代徐靈胎認為：
至于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前明，蹈襲元人緒余而已……如謂宋元所制之方，則其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典章？[5]
而發展至明清時期，“溫病派”理論的產生和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以后，中醫的臨床療效受到更大的制約，中醫由原先“一劑知，二劑已”而逐漸成為“慢郎中”，由此，中醫在臨床診斷和治療效果上都漸漸失去了客觀和可靠的標準，使得中醫在近百年來一直陷入科學與否的爭論之中。
筆者認為，中醫臨床實踐的核心在于《傷寒論》――部分清代以及近當代以來的名醫亦都持此觀點，因此，對于中醫溯本求源乃至解決中醫的科學性問題都應從其中尋找答案。《傷寒論》無論從診斷到治療，都有其嚴密的邏輯體系和客觀的經驗事實做依據，因此，若簡單地將中醫批判為“偽科學”是片面武斷和有失公允的。
因此，在科學發展和東西方文化交互的今天，應當客觀地看待中醫理論及其認知方法，并為之留一席之地。同時，回歸中醫的經典理論體系和臨床實踐之中多多求證，未嘗是經不起驗證的科學。筆者認為，這需要東西方各自的開誠布公，以及中國對于自身傳統文化思想的認同感。相信若能如此，東西方之科學和文化都將得到互補與進步。
參考文獻：
[1]南懷瑾.南懷瑾選集：第3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59.
[2]劉力紅.思考中醫[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4.
[3]熊春錦.道醫學[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6，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