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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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業自然資源 可持續利用 觀點
農業自然資源,主要是指一切可供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活動所需的自然界存在的物質和能量。它是相對于農業生產的社會資源(如勞動力、資本等)而提出的,并與其一同構成農業生產和經濟活動的兩大物質基礎,即農業資源。對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研究,主要有以下觀點。
1.農業自然資源區劃觀
農業自然資源區劃,就是從區域的角度深入揭示自然資源的區域分布特征、資源利用的空間結構、資源開發利用的潛力和限制因素,從而引導并實現農業自然資源持續利用的空間優化。
事實上,農業自然資源區劃觀點主要是根據比較優勢原理,尤其是稟賦比較優勢理論而提出的。比較優勢原理起源于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后經李嘉圖的發展而形成。再后來,赫克歇爾和俄林進一步發展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總結成稟賦比較優勢說。該學說認為,不同的商品生產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比例,而不同國家或地區擁有不同的生產要素;各國或地區如能集中于生產并出口其相對比較豐富的生產要素所加工的商品,進口自己相對比較稀缺的生產要素所加工的商品,必然會有比較利益的產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資源的合理區劃以實現比較優勢,主要就是體現在各地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外移和消費者選擇集的擴張(以交換的可能性為前提),從而實現有限自然資源利用的社會福利的增加。
我國地大物博,農業自然資源總量豐富,但分布及不平衡,而人們的需求卻是多樣的。因此,單純依靠各地自己的生產以滿足當地人們多樣化的需求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需要進行各地區間的協調。而實施農業自然資源區劃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生產的合理地域分工,則是達到區域間協調以滿足人們多樣化需求的有效途徑。在自然資源區劃觀的指導下,羅其友等人(1999)根據資源分布特征,在構建分區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用聚類分析的方法,將我國農業基本資源可持續利用分為了四個一級區和十四個二級區,并具體分析了各區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模式。這種劃分在當時反映了我國資源的地理分布和利用特征,具有相當的科學合理性。但是,時隔六七年,隨著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不斷利用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以上這種分區的合理性已經降低,因此有必要結合目前需要及未來發展趨勢重新進行農業自然資源的區劃。另外,區劃只是反映了資源的空間分布特征和為區域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提供了一定依據,但要實現資源的持續利用還應該根據各區內具體的資源特征制定科學合理的開發利用方案。
2.自然資源和環境“閾值”觀
為了描述的方便,此處借用生物經濟學中的“經濟閾值”概念(Stern et al.提出)而使用了“閾值”一詞。一般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是自然資源存量的“臨界值”和環境 “容量”兩個更專業的術語。資源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自然資源從不同角度可以有多種分類。按照資源的可更新(可再生)能力可分為可更新資源與可枯竭資源。“閾值”觀認為,無論是可更新資源還是可枯竭資源,都存在著一個存量上的“臨界值”,對其利用超過這個“臨界值”,則資源就會絕對減少以至完全消失;如果利用率控制在“臨界值”允許的范圍內,則可以實現資源持續不斷的利用。這一“臨界值”對于可更新資源來說,就是維持其自身再生產的最低數量(如生物資源的最低種群數量);對于可枯竭資源而言,則是其潛在儲量被探明和開采的可能性概率或者其可替代資源開發的可能性概率。
對于環境,其“閾值”則是針對其承載能力提出的。環境經濟學認為,環境作為一種資源,本身在向經濟過程提供投入的同時也具有吸納經濟活動的最終產物(即廢物)的功能。經濟活動向環境排放廢物,也就是對環境資源的利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環境對廢物的吸納能力和其提供資源的能力也有一個最大限度,如果超過這一限度,環境就被破壞(表現為環境惡化、生態失衡)。因此,對于環境的利用同樣不能超過其最大承載能力或環境“容量”。
當前農業自然資源利用過度(如地下水超采)、農業環境破壞嚴峻(如化肥、農藥污染)的形勢,要求我們對資源環境的開發利用不可忽視其“閾值”約束。目前實施的一些環境標準(如各種污染排放標準)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具體資源的“閾值”標準似乎還比較少見,這應該是今后的一項重要工作。尤其在當前人們的資源環保意識還不夠強、僅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情況下,科學合理地確定出自然資源的“閾值”和環境的最大承載“容量”并強制實施這一標準,或許可以暫時抑制住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破壞。此外,還要說明的是,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并不是指簡單的將開發利用率控制在“閾值”許可范圍內即可,還需要考慮經濟效益。也即是說,要在不損害自然資源自我更新能力和不超過替代資源開發能力的前提下,實現自然資源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配置。
3.資源有效利用技術對策觀
人類對農業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開發利用,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技術水平下進行的。某一時期的科學技術水平決定了此時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生產手段,從而影響并決定了該時期的資源利用狀況。近代農業和現代農業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于科學技術水平低下導致生產方式落后,農業生產力水平不高與人口的急劇膨脹和人類需求的持續增加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從而引發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經營,最終導致了資源與環境的破壞。技術論觀點認為,要解決資源短缺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主要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
技術進步對農業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作用機理主要體現在:(1)技術進步能提高人類利用農業自然資源的效率和能力。一方面,技術進步可以優化各種農業自然資源在生產利用過程中的結合方式(改變生產函數),使人們通過既定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大的產出,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節約了資源。表現在等產量曲線上就是,技術進步會使等產量曲線向坐標原點方向移動,表明生產等量的產品只需較少的投入;而表現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就是,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移動,表明以前不能生產的點而現在可以生產(見圖1)。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不斷擴大資源的范疇。技術進步通過改變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改變生產方式),使以往人們難以利用的或不知其用途的農業自然資源逐漸被發現和利用,從而突破了資源供給的限制。(2)技術進步可以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進而影響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技術進步本身是各種人力資本積累的結果,是由勞動者實現的;反過來,技術進步也可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因為技術進步引起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從而要求使用和掌握這些生產工具的勞動者接受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素質。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體現為技能、技術工藝操作水平的提高,認識資源環境的能力及改善、治理環境的技術水平的提高,從而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產生影響。此外,技術進步還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從而影響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4.結構調整觀
簡單的說,結構調整是對事件或者任務的主次、輕重緩急程度根據實際需要并結合限制條件進行的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重新安排。將結構調整的觀點應用于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活動,就是要按照市場導向、效益和效率、比較優勢等原則,結合一國或地區的農業資源狀況和技術水平,對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活動進行的統籌安排,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協調發展和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根據調整內容和范圍,可以分為以下主要類型: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結構調整、農業區域結構調整。
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指對農村經濟構成中第一、二、三次產業的合理配置,是針對廣義的農業而言,對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進行的合理安排。農業結構調整包括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和種植業內部結構的調整,主要是就狹義的農業而言,是指對種植業內部糧食作物、經濟作物、油料作物等的生產比例以及各作物品種安排的調整;農業區域結構調整是從農業生產的空間布局而言的,農業具有鮮明的區域經濟特點,發展農業必須依據各地區地理位置、區域資源和環境、人口素質、市場狀況、區域文化科技狀況等來綜合考慮、綜合安排,這是實現區域資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基礎。
目前,區域間農業結構和農業內部結構趨同,是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要特征,也是有限的農業自然資源利用效率不高、農產品供給結構性過剩、農業比較利益低下、農民增收困難等問題的主要原因。李曉明認為,新一輪的農業結構調整應堅持以下原則:市場導向原則,效益優先原則,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原則,科教興農原則,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原則,政府合理引導、扶持與農民自愿相結合原則。具體實踐中,首先要發揮地區比較優勢,調整農業生產布局,東部地區要注重發展高科技農業和出口創匯農業,中部地區繼續發揮糧食生產的優勢,西部地區抓住大開發的機遇因地制宜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和節水農業;其次,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農產品結構,提高農產品質量,要注重農產品的優質化和專用化,以增強市場競爭力;再次,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二、三產業,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總之,結構調整的目的就是要將有限的資源用于最需要的生產中,以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產生最大的社會福利。
5.結束語
5.1 對于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觀點,還有諸如自然資源價值論與“資產化管理”觀、循環經濟論、資源保護論等,因其內容與這里所討論的幾種觀點本質上并沒有太多區別,因而沒有一一列舉。同樣要說明的是,關于本文的幾種觀點,并沒有見有關文獻明確提出,但它們實際上卻體現于眾多的資源利用研究中,出于更好探討資源持續利用的目的,我們將其進行了總結并概括為以上論點。
第2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產品價格 協整分析 格蘭杰因果檢驗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處在市場經濟中的農產品價格則是農業的基礎也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農產品價格的微小波動就會通過市場機制傳輸到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中去，進而關系到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社會的安定。在我國，農民占了很大的比例，農業一直都是制約經濟全面發展的軟肋。在改革開放以前，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的方式以犧牲農業來為工業的發展提供資本原始積累。開放以后，農業市場化社會化，農產品價格市場出現了很大的波動，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后，農業逐步對外開放，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限于自身生產效率、信息的不對稱及生產的季節性，我國農產品市場相繼出現了以“豆你玩”、“姜你軍”、“蒜你狠”、“豬你漲”為代表的漲價現象，這直接曝出我國農業生產體系和供給體系的薄弱及農產品價格市場的諸多漏洞。
因此，合理穩定靈敏高效安全的農產品市場不僅直接關乎著廣大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及“三農問題”的解決，而且也是構建完整健全的農業生產體系、增強我國農業競爭力及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基礎，更是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運行和國家經濟安全的保障。由此可見，新形勢下全面深刻地研究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因素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因素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價格是調配農業資源最為重要的手段，農產品價格的波動直接影響到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為此依據西方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中關于農產品價格的相關理論并結合新形勢下我國和國際農產品市場出現的新變化，從供給、需求、國內、國外角度進行以下六個方面的因素分析。
農產品供給因素。農產品從屬于一般的商品，其價格也要受到供給因素的影響。根據市場經濟中供求定理可知，在需求一定的情況下農產品供給量與其價格成負相關，即供給越多價格越低，供給越少價格越高。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條件要求、農業生產信息不對稱、外界產品和資本的介入及生產的滯后，使得農業自身的供給波動性很大。
國內需求因素。由于農產品是社會經濟運行和人民生活的基礎，所以根據需求定理，在供給一定的情況下需求與價格成正相關，即對農產品需求越大，價格就越高；需求越少，價格就越低，但是限于農產品自身的特殊性，需求在一定時期相對穩定，所以農產品需求彈性相對較低。
農業生產成本因素。農業經濟是實體經濟，必須依靠一定的實體（即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才能進行生產。一般來講，農業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生產資料越多，那么其價值量就會增加，迫使農產品價格上升；反之農產品價格就會下降。
貨幣因素。在市場經濟中，商品流通交換的媒介就是貨幣，貨幣起著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出現通貨膨脹的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流通中貨幣量過多，由于農產品強大的需求剛性和生產的特殊性，所以在一定時期，如果流通的貨幣過多即貶值，那么農產品價格就會迅速上升；流通的貨幣過少即升值，農產品價格會下降。
國際農產品價格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一體化世界趨近于一個整體，因而一國經濟不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以我國為例，加入世貿組織后在更大范圍內通過對外貿易來互通有無調劑余缺，但是外國在農業方面依靠高效的勞動生產率和科學的管理方式，使得自身的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很強，強烈沖擊著我國國內農產品市場，隨著國際農產品成為國內農產品供給的替代產品，同時加上匯率的快速傳導，外國農產品價格上漲，我國農產品也會上漲，反之會下跌，這一直在威脅著我國的農產品市場穩定和國家經濟安全。
國際石油價格因素。自從人類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農業也隨之進入了機械化時代，而機械化時代依靠的就是石油，因而此后的農業也被形象地稱之為“石油”，石油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資料，一方面，石油通過影響國際農產品價格進而傳輸作用到國內農產品價格；另一方面，通過石油輸入，特別是我國現在對國際石油依賴性很高，在市場機制下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很快會影響到國內石油價格，然后國內石油價格再作用影響國內農產品，這樣的雙重途徑，加劇了國內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影響到農業生產和供給安全。
二、變量的選擇及數據處理
（一）變量的選取
由于國內居民食品價格指數涵蓋了糧食蔬菜水果魚類及蛋奶，所以選取它作為農產品價格的代表；考慮到食用油的特殊性即一般與人類日常生活的其他農產品成比例使用，所以選取精制食用油供給量衡量農產品供給量；考慮到在我國現階段工業在我國經濟總量中占據絕對地位，所以用月度工業增加值衡量需求變量；農業生產成本用農產品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衡量，該指標包括農業生產資料農藥化肥農膜和燃油等；貨幣因素選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國際農產品價格選取國際食品價格指數；國際石油價格指數即布倫特、迪拜和德克薩斯三大國際石油價格的月度平均價格指數。
變量的原始數據取自中經網產業數據庫、銳思數據庫、國家統計數據庫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網站。選取的數據是2005年到2011年的月度時間序列數據，工業增加值、貨幣供應量、食用油供給量、國內食品價格指數、國際石油價格指數、國際食品價格指數和農產品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都轉換成以2005-01為基期的定基數據；由于取用的數據為月度數據，有很強的季節性，先用X-12技術進行季節調整，然后分別取自然對數，以減少波動和異方差，同時可以將非線性關系線性化。經過上述處理后將國內農產品價格、國際農產品價格、國際石油價格、貨幣供應量、農產品供應量、農產品生產資料價格、工業增加值分別縮寫為LDAP、LNAP、LOIL、LM2、LSU、LAMP、LGDP。
（二）平穩性檢驗
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LDAP、LAMP、LGDP、LIAP、LM2、LOIL、LSUP的ADF統計量在5%的顯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穩的。
表1 原序列平穩性檢驗
注：（c，T，d）分別代表所檢驗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
進一步檢驗顯示（表2），一階差分之后各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穩的。說明原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表2 差分序列平穩性檢驗
注：（c，T，d）分別代表所檢驗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
三、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協整分析
（一）協整檢驗
由于各序列是同階單整，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對多變量系統進行向量協整檢驗，最大特征值的檢驗結果見表3。最大特征值檢驗表明存在4個協整關系。協整檢驗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均衡關系。
表3 最大特征值檢驗（Maximun Eigenvalue Test）結果
注：*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示Mackinnon-Haug-Michelin（1999）p值。
（二）格蘭杰因果檢驗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實質上是檢驗一個變量的滯后變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變量方程中。一個變量如果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后影響，則稱它們具有Granger因果關系。如果序列X是Y的格蘭杰成因，必須滿足如下條件：第一，X應該有助于預測Y，同時Y不應有助于預測X，其原因是如果Y也有助于預測X，那么很可能存在另外一些因素，他們既是引起X變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是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接下來對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認為變量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特別是LAMP和LGDP對LDAP影響明顯，同時LDAP對剩余變量也有很強的反作用，也可能是因為LDAP是市場價格的基礎，通過通脹預期、市場利率和匯率才傳輸到其他商品價格上，形成連環反應，這進一步說明了政府要穩定物價特別是農產品價格的重要性。
四、研究結論及對策
通過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變量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說明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因素在長期內是均衡的不容忽略，因此，政府在進行調控時既要有所側重又要統籌兼顧雙管齊下。在影響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因素中農產品自身及其滯后期所占權重最大，所以應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改變農業的薄弱局面。
在推動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過程中供給和需求是長期影響因素，同時鑒于農產品供給的相對穩定性和需求的剛性，以后政府調控中要加大農業的資金技術投入，保障農產品供給。
貨幣供應量雖然先期為負的效應但是正的滯后期較長，是加劇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一個重要的長期因子，央行此時要發揮作用防止流動性過剩。
國際因素也不可以忽視，國際農產品價格傳導期短，隨后呈現負的效應說明我國一方面農產品國際化程度較低，同時政府對農產品價格調控得力快速，國際石油價格影響逐步加強通過兩種途徑加劇農產品波動，這說明伴隨著對外開放的程度，國際因素對我國農業的影響也在無形中加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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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漲的重要原因嗎[J].經濟學動態，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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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關鍵詞：生態農業；技術；特點
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基礎，農業不但為人們提供衣食住行的原料，還為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奠定基礎，而生態農業則是現代可持續發展經濟的重要保障。隨著社會的發展各類生產口號層出不窮，而生態文明道路、節約型社會以及友好型社會的發展成為了經濟發展的主流，同樣，這些理念也深深影響著農業的發展，成為當代農業發展的主流趨勢。自生態農業概念出現以來，其對社會發展經濟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因而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近年來政府開始積極投入到生態農業的發展中，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化道路。我國對生態農業的研究開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時至今日取得了諸多成就。而隨著全球經濟融合程度的加深，農業發展也開始進入到新的階段。這樣的發展背景下。如何實現傳統農業到生態農業的轉型，如何進一步推進生態農業的發展是目前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1 生態農業概述
1.1 概念
以生態經濟學、生態學原理為基礎，通過系統工程技術的應用，有機融合現代和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并合理利用自然條件和社會資源，因地制宜的組織農業生產即生態農業生態農業。這是新型的一種農業生產方式，不但繼承了傳統農業生產的優勢，還兼具現代農業生產的便捷高效特征。
1.2 特點
生態農業的基本特征是保證農業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把保護生態環境作為發展農業生產的前提條件，把生物工程技術作為農業發展的關鍵技術。
1.3 必要性
雖然我國地大物博，但是由于人口眾多，人均耕地面積相對較少，淡水資源分布也相對不均，加之城市化建設和工業化發展的影響，我國無法依照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方式進行發展，因此繼中國特色化經濟道路之后又提出了中國特色化農業發展道路，這種現代化的生態農業生產模式更加符合我國國情。另外，生態農業所生產的農產品符合綠色食品要求，得到國際認證，因此生態農業的發展也有利于我國農產品出口。并且生態農業的理念和生產模式都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因此成為了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2 生態農業技術概述
2.1 技術特征
對農業生產環節進行預先設計，提出合理的生態工程，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調節生態環境，并實現環境保護。除此之外，生態農業具有高節能性、節水性，注重生態效益，提供了直接性的生產收益。最后由于結合了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和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因而實現了人力、科技的有機結合，有助于推進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
2.2 技術內容
我國生態農業強調發展生態技術，把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取其精華構成具有系統綜合性特征的生態農業技術體系。我國生態農業技術包括：生物共生互惠及充分利用時間、空間和營養生態位技術；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結合的農業環境綜合整治技術；農業資源保護與農業生產自凈增值技術；水土流失與小流域綜合治理、利用、開發等技術；物質與能量良性循環與再生技術；立體種植與庭院相結合的綜合利用開發技術；資源多層分級與再生能源綜合利用開發的生態工程技術；農村能源互補型綜合建設；能源副產品循環再利用技術和有害生物綜合防治技術；生態農業綜合評價技術。
2.3 技術應用原則
盡管生態農業模式多種多樣，結構有繁有簡，但是均遵守以下各項基本原則：地域性、層次性、戰略性、高效性、多樣性、持續性、整體與協調性等，以達到資源合理利用，產品數量穩定增長，產品高質量，經濟上高效益和環境質量不斷改善。
3 具體技術分析
3.1 立體種養技術
相對于傳統單一的農業生產活動和農業養殖活動而言，生態農業更加注重立體農業生產，將若干單一的平面農業有機結合起來，使之成為立體農業。通過在單位面積中，不同區域、海拔內，利用區域環境差異、植物特性等，有效分析溫度、光照、水分含量、氣體成分、土壤肥沃程度等條件，合理投資，運用現代科技建立體系性的農業生產。折中立體種養技術的特征在于能夠有效利用生物種群之間相輔相成的特性，通過最佳的種群結合，充分發揮生物相生相合的作用，而不是依賴于人為的催發、抑制。從而實現農業生產的生態循環，和生物產品的高效利用，最大限度的發揮自然資源，通過這種最貼近生物原始生態的方式獲取經濟效益。這種農業生產技術有利于土壤非禮的保持，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生產模式。
3.2 生態農業接口技術
生態農業接口技術是指不同產業或不同組分之間物質循環與能量轉化的連接技術。它主要包含：飼料接口技術、貯藏工程技術、肥料接口技術和加工工程技術。
3.3 綜合利用水肥資源
水資源缺乏是我國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節約用水一直是生產生活中提倡的重要口號。現代農業發展中，如何建立節水農業降低農業生產灌溉用水，減少水資源的浪費，提高水資源利用率是現代生態農業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節約型農業的重要手段。通過綜合利用水肥資源，利用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提高農業用水產出效益，結合化學節水、管理節水以及生物節水等手段，全方位提高生態農業用水效率。
3.4 庭院生態農業技術
庭院生態農業是庭院經濟與生態農業結合的產物，是生態農業的一個重要分支，其以生態學原理為指導，在農村充分利用庭院的設施、資源和勞動力等優勢，運用先進的環保技術，從事適宜的養殖、種植、農產品加工等生產經營。該技術包括庭院環境建設和資源開發利用，這樣可以改善小范圍內的人類生活環境，如凈化空氣、美化生活、陶冶情操、防止噪聲等功能。
3.5 能源的綜合開發
農村自然資源豐富，但是生產資源相對短缺，并且既有資源的利用率也相對較低，這些都極大的阻礙了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基于這一點，在提倡能源節約的同時，還應當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盡可能的利用農業生產活動以及農產品的副產品開發新型清潔能源，例如利用動物糞便、作物秸稈生產沼氣、太陽能發電、生物發電、風力發電等。這種能源的轉換是新型生態農業遵循的基本原則。政府應當加大這方面的投入，重視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并因地制宜的選擇清潔能源生產方式，加快清潔農業、新型能源工程的建設，推進現代化的生態農業發展。
4 結束語
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是綜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而生態農業作為符合我國發展、國情的農業發展模式雖然在不斷的改進中得以完善，逐步成為現代農業發展新趨勢。但是實際的生產中仍舊存在很多需要予以改進的地方。因此農業生產中應當不斷總結實際經驗，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在實踐中改進技術，令產業化動力推進農業生產生態化改造。不斷尋求傳統農業生產和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建立友好型農業、綠色農業。
參考文獻
[1]黃海濱.農村水資源管理與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07，35（12）：3636-3653.
第4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業勞動力；二元經濟；勞動力與資本的替代效應
[中圖分類號] F304.6[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0-0073-0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06BJL003)。 勞動力與資本的替代效應是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資源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原理。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又集中在農村，這就導致了我國農業產出增長對勞動力的偏好顯著，因此在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替代資本的方式被普遍采用，而這種替代效應也確實在促進農業產出增長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近年來農業產出沒有大的突破，進入了一種“瓶頸”狀態。2003年糧食產量為43，069.5萬噸，相當于18年前的1986年的糧食產量水平；2006年糧食產量為49，747.9萬噸，相當于10年前的1996年的糧食產量水平。①本文將以勞動力和資本兩種要素的生產函數為基礎并引入生產經濟區概念對此進行分析。
一、勞動力與資本的替代瓶頸效應[1]
圖1中橫軸L代表每畝有效勞動力投入量，縱軸k代表人均資本投入量。曲線OE和OF是脊線，在OE之上和OF之下的區域，等產量曲線Q1的Q2的斜率為正值，勞動力與資本缺乏有效的替代，這一區域為生產非經濟區；在OE和OF之間的區域，等產量曲線Q1的Q2的斜率為負值，勞動力與資本可以進行有效的替代，這一區域為生產經濟區。
以A點為假定參照的起點，由于資本與勞動力共同擴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就產生了從A到B和從A到C兩種不同的擴張路徑。
從A到B是在資本擴張的同時，偏重于勞動力擴張，并在B點達到資本與勞動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產量。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勞動力具有相對比較優勢而有限資本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勞動力投入的組合。在B點，勞動力的邊際產量為0(MPL=0)；邊際技術替代率RTSLk= MPL / MPk= 0/ MPk =0。
從A到C是在勞動擴張的同時，偏重于資本擴張，并在C點達到資本與勞動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產量。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資本具有相對比較優勢而有限勞動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資本投入的組合。在C點，資本的邊際產量為0(MPk=0)；邊際技術替代率RTSLk= MPL / MPk = MPL / 0=∞。
對于進一步的農業產出增長要求，B點農業區資本短缺而勞動力過剩，如果進一步單純擴大勞動力投入，就會產生如B'點的農業產出下降的結果。同樣C點農業區資本過剩而勞動力短缺，如果進一步單純擴大資本投入，如C'點，也會使農業產出下降。在這兩種情況下，勞動力與資本缺乏有效的替代，因而使農業產出處于一種瓶頸狀態。
二、勞動力與資本替代瓶頸形成過程的現實考察
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初期，政府較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改善了過去片面發展重工業而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的局面，農業收入大幅增加，而此時農村的非農產業發展剛剛起步，收益優勢不明顯。農村中有效勞動力投入增大，農業資本投入也不斷增加，二者共同擴張促進了農業產出的增長。這一階段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初期的普遍現象。在圖1中，這一初期擴張過程表現為偏重勞動力投入，但兩者比例的差別不是很大。
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經濟發展有著鮮明的資源偏重差異性，因此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產出擴張過程。
(一)從A到C的農業產出擴張過程
我國一些地區農業生產的顯著特點是人均農業自然資源缺乏。受這一條件的限制，農民人均收入難以大幅度提高，經濟的快速發展只有轉向依靠非農業產業。而這些地區經濟發展傳統上一直以發達的農業和輕工業為主，重工業發展有限，因此，這些地區具有“弱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在表1與表2中排名靠前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這一特征。這一特征為非農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一方面發達的農業為輕工業提供豐富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輕工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起到積極作用。因此，非農產業在這些區域的農村有了迅猛的發展，非農產業的經濟收益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了農業，投入農業中的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也隨之增大。根據勞動力追逐高工資原理，農業勞動力會流向非農產業，農業中勞動力投入會因此而減少。但由于初期“離土不離鄉”等政策的限制，農業依然是農民的一項主要收入來源。而農業生產中不斷減少的農業勞動力投入則主要依靠“以商補農”，即通過擴大農業資本投入來彌補，以促進農業產出的增長。
1992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各種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開始松動，從而進一步擴大了農業人口流動的范圍，增加了非農產業的就業機會，投入農業中的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進一步顯著增大。因此，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人數越來越多(見表1)。當非農產業收入越來越多地成為農村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而土地經營收入比例逐漸下降(見表2)，就會使得，一是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大多從事非農產業。現有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大多為婦女兒童和老人，這一群體常被戲稱為“386199”部隊。2002年調查農戶勞動力平均農業勞動時間為6.70個月，而女性勞動力平均農業勞動時間為7.11個月，②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農村婦女已成為農業勞動的主力。素質較高的青壯年男性勞動力的過度流出導致了農業發展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需求缺乏，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阻礙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其也是造成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急劇減少的重要原因，甚至產生了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③二是農戶對土地實行粗放是耕作和掠奪性經營，甚至部分或全部棄耕。④而與此同時，原本投入到農業中的生產資源也會隨之荒廢。我國屬于農業自然資源短缺的發展中國家，人均耕地、水資源和林地面積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3和18%。耕地資源不能有效的利用對我國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浪費。這樣，盡管在農村中，農民收入增加而農業卻出現了萎縮。[2]
資料來源：根據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計算得出。
(二)從A到B的農業產出擴張過程
我國還有一些地區農業生產的顯著特點是人均農業自然資源豐富，農業生產收益較高，但農業生產方式比較傳統。而這些地區又往往是我國的重工業基地，因此形成了以落后的農業和重工業為主的“強二元經濟結構”，在表1與表2中排名靠后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這一特征。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更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很難實現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在原有薄弱的輕工業基礎上，建立新的輕工產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在國家財政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和農民自身投入又不足，很難形成規模型的輕工產業群。因而這些地區的非農產業發展不充分，相對于“弱二元經濟結構”地區而言，農業與非農業利益差產生的投入農業的勞動力機會成本不大(見表2)，從而不足以促進勞動力的規模性流動，只是有限的轉移(見表1)。而這些地區農業資本自身形成不足，地方政府和國家農業資金投入不多，因此在有限的農業資本供給下，只有通過擴大相對富足的勞動力投入，進行精耕細作以促進農業產業的增長，而一旦勞動力供給飽和，農業產出增長就會受到限制。
(三)結 論
農業勞動力轉移植根于農業與工業發展不均衡的二元經濟結構。這一特點使我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農業人口向工業流動上，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中國自身區域間農業發展的差異性也逐漸顯露出來，因此以均質二元經濟為基礎的發展政策也產生了一定的局限性。我們可以根據我國區域間二元經濟發展存在的差異性，通過農業勞動力在區域農業間互補性流動促進農業產出增長，來為我國解決二元經濟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三、對策探討
盡管我國一些地區出現了農業資本過剩現象，但這只是相對的，在總體上農業資本仍然是短缺的，而且農業資本以耕地等固定資產為主，其流動性較差。相比之下農業勞動力過剩是絕對的，豐富的農業勞動力資源仍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農業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已經形成先導和后發趨勢。并且農業勞動力在區域農業間流動，可以延續發揮農業技能，一般不用特別培訓，這可以減少人力資本投資支出，降低轉移成本。因此，有效地引導農業勞動力在區域農業間互補性流動應是我們對策關注的中心之一。
農業勞動力流動具有自發性，但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自主就業的表現，我們必須尊重這種權利，不能橫加限制。但針對一些地區農業勞動力相對過多流出問題，國家應積極引導新的農業勞動力流入，并且促進土地產權順暢流轉與新流入的農業勞動力有效結合起來。具體措施是：
1.改革土地制度，促進土地經營權的自主流轉，使新進入的勞動力有合法的土地經營權和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的可能
第一，保持現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變⑤，除國家征地外，農村土地不得用于非農用途⑥，對于放棄農村戶籍進入城市定居的農民，其土地應由相應的村委會收回。第二，對于暫時進入城市謀生的農民，就要相應地完善土地流轉制度。具體措施：一是制定相關法規，依法保障農民應有的土地權利，杜絕侵害農民合法權益行為的發生；二是穩定土地承包制，只有確立土地承包權的長期化和固定化才會有農地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合理流轉；三是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必須考慮客觀條件，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在承包期內，農戶對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權、收益權和流轉權，有權依法自主決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轉和流轉的形式。土地流轉的轉包費、轉讓費、租金等收益應由流轉雙方協商確定，可采取多樣化的收益分配方式。四是建立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由土地行政管理機關負責管理，積極做好土地流轉信息收集、登記工作，及時信息，搞好土地招商，促進農村土地資源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3]第三，對耕地的占用要嚴格審批，要嚴格遵循審批制度和程序，不得隨意占用農民耕地和基本農田。對于因征地而失地農民，要依法合理確定征地補償標準，拓寬安置渠道。
2.增強農業勞動力信息反饋的靈敏度，建立健全農業就業服務體系
一般勞動力市場只關注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信息，而對農業自身勞動力供求缺乏有效的反饋，而常常被忽略。農業產出作為一項生產活動對于勞動力的供求同樣也離不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反饋，因此，第一，政府要加強信息服務工作。省、市各有關部門要收集農業生產的勞務市場的各種供求信息，及時向各種中介機構及勞動力聚集地，要建立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和宏觀決策系統。第二，要建立健全農業生產的勞務輸出中介機構，引導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中介機構不僅要提供基本的農業生產的勞務介紹服務，還要提供指導、培訓，代辦社會保險以及開發公益崗位。尤其要建立地區間勞務協作交流機制，開展多種勞務交流活動，要定期交流地區間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信息。第三，要推進勞務輸出的產業化建設，探索建立市場化運作、規范化經營、一體化服務的勞務輸出模式，通過建立以培訓機構為輸入系統、介紹機構為輸出系統的聯合運作方式，擴大勞務輸出的規模，提高勞務輸出的質量。[4]
3.保護新流入勞動力的合法權益，限制歧視性待遇
第一，嚴格執法，完善相關政策法規，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建立規范的勞動關系。第二，保障新流入的勞動力成為流入地的重要組成群體，應該將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住房和醫療等需求納入流入地公共服務的范疇。
本文以我國國內區域農業間勞動力轉移為例，實踐中還可以促進農業勞動力在在全球范圍內的農業生產間轉移。
[注 釋]
①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第478頁。
②資料來源：莫榮. 2003―2004年：中國就業報告[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
③2007年5月13日中國社科院報告認為，我國目前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已經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供給平衡乃至短缺轉變。由此而帶來的影響是，我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但這種勞動力短缺在區域間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一些農業區域所能提供的農業勞動力必然不足，而另一些還會存在過剩的農業勞動力。
④這也成為許多農業土地非農化的借口。最近我國農產品價格大幅波動，如豬肉、雞蛋價格上漲，無不與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息息相關，必須保障農用耕地不被侵蝕。
⑤當前存在將目前的集體所有土地改變為國有土地的觀點，其實不可取。一旦轉變為國有土地，承包權也必然轉變為全體國民擁有，如果只承包給農村居民則缺乏法理上的依據。
⑥土地制度改革給予農民土地流轉的權利并不意味著其可以將土地作任何用途的處置，對于其非農用途必須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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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Farm Labor Force’s Complementary Flow among Regional Agricultures――The Substituting Effect of Work Force and Capital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hou Jia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第5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業發展；農業改革；市場；政府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9-0047-05
農業、農村與農民問題關系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與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基礎，長期以來一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結構的變化，現在農業發展中遇到了許多瓶頸性的制約，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業的進一步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一次把農業發展放到了重要的地位，預示著我國的農業改革將會出現全新的局面。本文在解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基礎上，分析我國農業發展的現狀和更深層次的制約因素，對我國未來數年農業改革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一、我國農業發展的現狀與制約農業發展的因素
1978年黨的之后，我國農村逐步放棄了原有的集體生產方式，實行了，在這之后的上世紀80年代我國農業出現了一段高速增長時期，這一時期農業產出增加、農民收入增加、農村各項建設也出現了可喜的變化，但這一時期持續了不到十年。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農業進入了緩慢發展階段，特別是進入新世紀我國農業發展的速度與工業相比差距越拉越大。而最近幾年我國農業又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我國今后農業改革的方向和舉措。
（一）“后劉易斯時代”即將來臨
勞動力是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判斷一國經濟形勢首先要對其勞動力的結構做出基本判斷。我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這一過程已經持續了30多年，我們現在離“劉易斯拐點”越來越近，即將進入勞動力普遍短缺的“后劉易斯時代”。雖然，國內經濟學界對我國是否跨過“劉易斯拐點”進入“后劉易斯時代”有著不同的判斷，但是從近期我國的統計數據出發，可以判斷我國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或者說我國的勞動力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時期”。做出這種判斷主要依據有兩個：一個就是從2006年開始出現的普遍的“用工荒”，一開始這種用工荒出現在珠三角地區，最近則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整個東部相對發達地區都不同程度上出現了用工荒。雖然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用工荒”有所緩解，但是隨著2009年我國成功走出危機，我國出現了比2008年之前更為嚴重的“用工荒”；另一個就是我國從2006年起持續多年的高通脹，如果扣除貨幣發行因素，我國最近幾年持續的高通脹恰恰說明了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對全國農民工工資的調查數據，1995年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只有400多元，到2005年上漲到861元，用了十年時間翻了一番。而到了2010年農民工的平均工資達到了1690元，只用了五年時間就翻了一番（蔡，2007）。而在這一時期其他商品的價格并沒有出現如此幅度的上漲，可見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在不斷地提高。當然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我國真正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農村仍有相當多的剩余勞動力，但是由于制度因素的制約，這些勞動力暫時得不到釋放。“用工荒”和持續的高通脹則正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如果繼續進行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則農村的勞動力會得到進一步的釋放。這種判斷也有其科學性和合理性，但是，我國農村現有剩余勞動力的不斷減少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使“劉易斯拐點”還未到來，但我們現在可以說已經處在了“劉易斯轉折時期”，勞動力全面短缺的“后劉易斯時代”也不會太遠。
（二）我國農地撂荒現象嚴重
與農村勞動力全面短缺的“后劉易斯時代”相伴隨的是我國嚴重的農地撂荒現象。我國農地撂荒現象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出現，最近幾年呈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據統計，我國耕地面積總共18.26億畝，從2000年開始到2007年平均每年撂荒耕地達0.265億畝，而且耕地面積連續六年持續下降。2007年后雖然在國家相應政策的鼓勵下某些耕地得到了復墾，但就全國而言總體撂荒現象仍然十分嚴重。農地撂荒原因眾多，最重要的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業轉移到工業和第三產業；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收入過低造成的，從事農業收入遠遠低于進城務工的收入，所以農民務農的積極性很難得到調動，土地撂荒是必然的現象。
第6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關鍵詞】二元經濟 剩余勞動力 農業生產 總需求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中，市場在國家疆域的限制下是統一的，每種生產要素只有一個價格，這個價格傳遞著生產要素的供求信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據此做出生產決策。在這個過程中，資源會得到有效配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卻與新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情況不甚一致：發展中國家處于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經濟十分落后，市場體系尚未形成，社會經濟結構具有剛性，價格機制對資源的重新配置的作用很小。劉易斯（A．Lewis）1954年發表了《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把發展中國家不同于市場成熟完善的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概括為二元結構，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經濟二元結構的理論。
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土著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勞動收入僅足以糊口的維持生計部門（主要指傳統農業部門），另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活、勞動率較高、工資率較高的資本主義部門（主要指城市工業部門）。在農業部門中存在著大量的“過剩勞動力”，其表現是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這部分勞動力形式上在勞動，實際上處于“偽裝失業”的狀態。
而在工業部門，勞動者已實現了充分就業，其工資率水平高于農村勞動力收入，從而農村過剩勞動力有流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自然趨向。只要農業部門存在著“偽裝失業”，只要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勞動力收入保持差距，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就會對工業部門形成源源不斷的無限供給。工業生產的擴大不會引起工資率上漲，因為雇傭來自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而積累起來的利潤可以轉化為投資，可以使工業生產進一步發展，再吸收更多的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另一方面，農業部門由于過剩勞動力的逐漸消失，勞動生產率和勞動者收入將逐漸提高，這一過程一直維持到農村過剩勞動力被吸收殆盡，工農兩部門工資水平相等為止。其結果將是工業化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率不斷提高，國民經濟得到發展。
一、農業的剩余勞動力
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通常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可以把他們視為自我雇傭，這樣他們得到收入就可以看為工資。受到土地數量有限和技術水平的限制，農業工資一般是很低的，僅能維持生計，因此可以稱農業工資為生存工資（subsistence wage），農業部門可以稱為生存部門（subsistence sector）。這里，農業部門的生產企業首要目標是利潤最大化，為了這個目標可以增雇或者解雇工人；生產單位是家庭，它和企業的生產目標是不一樣的，家庭的首要目標是維持所有成員的生存。正是因為這個差異，傳統農業部門就存在著過剩勞動力。
如圖1所示，圖中TP線和TC線分別表示農業總產量和勞動力總成本（總工資）。MP是TP曲線上對應L?鄢點的切線，表示第L?鄢個工人的邊際生產率。LT為勞動力總數。W為工資率,正是TC線的斜率。起初，總產量隨著勞動力的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由于勞動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當勞動力數量超過L0以后，總產量不再隨著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而增加了。在給定的一個工資率W下，如果是一個現代化農業企業，此時就只會雇傭L?鄢個工人，這樣能保證利潤最大化原則。但作為一個從事傳統農業的家庭，不可能解雇自己的家庭成員，勞動力總量是LT，他們都要生存，要得到工資，因此總產量要在全部勞動力中進行分配。這樣一來，勞動力L?鄢LT雖然表面上參加了農業生產，但時間上其邊際生產率小于工資率，處于偽裝失業狀態。其中，L0LT是完全過剩的。他們的邊際生產率是0，但是得到工資W。這些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勞動力就是劉易斯所謂的剩余勞動力。
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
如圖2所示，OA表示農業部門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實際收入，OW表示工業部門的實際工資。WSS?鄢是工業部門的勞動供給曲線，D1K1、D2K2、D3K3分別為不同資本量下工業部門的勞動需求曲線。對工業部門來說，在OW工資水平下，來自農村的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具有完全彈性的，即不必提高工資，就能不斷地得到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的源源供給，所以勞動供給曲線WS段是一條完全水平的直線。假定工業部門在初始階段的資本量為K1，當資本固定在這個水平上而逐漸增加勞動投入時，按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勞動的邊際產品逐漸減少，如曲線D1K1所示。這條曲線也正是工業部門的勞動需求曲線。工業部門雇傭工人的數量由勞動供給曲線和勞動需求曲線的交點決定，此時，在K1的資本量下，雇傭的勞動力數量是OL1。工業部門的總產量為OD1FL1，付出的工資總量為OWFL1，剩余產出即利潤量為D1FW。只要有剩余勞動力，這個過程就可以重復下去，“一旦存在一個資本主義部門，它的壯大就只是時間問題”。這樣使得工業部門的資本量繼續增加，雇傭的勞動力數量隨之增加，利潤額不斷擴大，工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張。這個階段是劉易斯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型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中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相對稀缺，工業工資不變，利潤額不斷增加。
當工業部門雇傭的勞動力增加到一定限度后，進入劉易斯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型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中，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資本和勞動都是稀缺的，工業工資上升，利潤額不一定不斷增加。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已全部轉移到工業部門，農業中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將提高，農業的勞動力收入也將提高。此時，工業部門要得到更多的勞動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資水平。在圖2中，農業剩余勞動力數量為OLS，超過這個數量，工業部門的勞動供給曲線將向右上方上升，成為SS?鄢。
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表現形式和特征，并提出了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的途徑和思路，的確是發展經濟學理論上的重大貢獻。但是這個模型也有其以下幾個缺陷。
1、最為明顯的一點是忽略了農業在工業增長中的重要性。沒有注意到農業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出現剩余產品應該是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流動的先決條件。1960年，羅斯托（Rostow,W.W.）在《經濟增長的階段》中提出了主導部門方法的理論。他引入了主導部門的概念，并認為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國民經濟不同部門的增長存在著廣泛的差異，不同的主導部門相繼地作為增長的基本發動機。在羅斯托的發展政策體系中，農業部門在工業化的早期可以充當主導部門，承擔經濟加速增長的責任。此外，農業還得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糧食，為新生的工業部門提供市場，為農業以外的新主導部門提供資本投資和勞動力。而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里把農業部分的作用過于簡單化了。拉尼斯（Ranis,G.）和費景漢（Fei,J.C.H.）對二元經濟理論對劉易斯模型的這些缺陷進行了補充和改進。拉尼斯和費景漢認為，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不會減少農業產出，也不會提高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農業生產的剩余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而同時被轉移到非農業部門作為發展的資金來源。在這一體系中，農業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既貢獻勞動力，又貢獻剩余產品。正如拉尼斯和費景漢所說：“任何試圖加速工業化的國家，如果忽視了農業部門先行的或至少是同時進行的革命，都會發現難以前行。因此，我們強烈認識到這個事實：任何只集中于工業部門勞動吸收能力的成功標準，僅僅是一個指標，它暗含地包括了農業部門同時釋放勞動的能力。”
2、另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把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看成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的唯一動力。劉易斯曾明確指出，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去理解一個由原先的儲蓄和投資還不到國民收入的4%或5%的社會本身變為自愿儲蓄增加到國民收入12%或15%以上的經濟過程。它之所以成為中心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是迅速的“資本積累”。劉易斯只注重對工業部門供給方面的分析，認為在勞動無限供給的約束下，現代工業部門發展的唯一約束是投資（儲蓄），只要有了足夠的投資，現代工業部門就可以不斷擴張，創造足夠的需求，剩余勞動就可以被吸引完畢，經濟就可以進入持續發展階段。他忽略了總需求不足也可能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條件。在這里，劉易斯模型背后其實隱藏了薩伊定理。作為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經濟社會，中國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經濟表現也許可以對此做出一個反面證明。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中國經濟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總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費乏力。這可以從當時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看出，不論是連續的調低銀行利息，甚至是調低銀行準備金率，還是發行大量的政府債券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都是針對總需求不足而采取的措施。伴隨著總需求的不足，還有很多產業產能的剩余，中國經濟的這個例子說明：一個二元結構經濟社會不會很容易由于伴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可以保證現代工業部分的持續擴張，創造持續需求從而使經濟持續發展。劉易斯的分析框架基本上還是從總供給的角度出發，停留在古典經濟學的背景里，忽視了從總需求角度去考慮經濟的發展。
3、一些理論也與現實脫節。即勞動力的轉移速度、工業部門就業機會的增加速度和工業資本積累的速度不可能總是成比例的。首先，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的積累并不一定都是用于生產性投資，事實上，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里，企業家把大量利潤用于奢侈性消費，或者轉移到發達國家的銀行里。其次，即使積累的利潤用于投資，發展中國家為了追求現代化，往往又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削弱了吸收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機會。
此外，在劉易斯模型中，肯定了鄉―城人口流動的影響，認為正是這種人力資源從邊際生產率較低的區域向邊際生產率較高區域的轉移，帶動了經濟的全面發展。但是現實表明這樣的觀點是片面的：鄉―城人口流動一方面給城市造成巨大的人口壓力，加劇了城市就業競爭；另一方面造成了農村高素質勞動力大量外流，使農業現代化更加滯后于工業現代化，對經濟發展形成了負面的影響。出現了繆爾達爾（Myrdal, G.）所提出的“回浪效用”，即由于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受報酬差異吸引而由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的流動，從而有利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不利于落后地區發展，最終使落后地區成為發達地區持續擴張的工具。
在具有二元結構經濟的發展中國家，還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城市里存在大量的失業，失業的壓力十分巨大，而農村落后地區的勞動力仍源源不斷的向城市轉移。這一點，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也無法解釋，在劉易斯模型里，現代工業部門在使農業部門的工資上升到和工業部門相同的水平之前，是可以無限制地吸收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而保持工資不變的。同時，環境、住房、交通、治安等社會問題日益尖銳，這些國家里的 “城市病”日益嚴重，顯見城市的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并不是如劉易斯模型里所顯示的那樣的順利和完美。
4、劉易斯假設剩余一部分農業勞動力（即圖1中的L0LT部分）邊際生產率為零的觀點也很難令人接受。這一點至今仍有許多經濟學家持不同意見。舒爾茨(Schultz,T.W.)借助了一個“自然實驗”反駁了劉易斯的這個觀點。1964年，舒爾茨利用印度1918至1919年發生全國性流感的數據，對比了流感前后農業生產力人數和農業產量，發現流感使全國的勞動力減少了8.3%，產量下降了3.8%，而且死亡人數越多的地區，產量下降的幅度越大，這說明了印度農業中原本不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否則，農業勞動力的減少應該對產量沒有明顯影響。還有經濟學家指出，農業生產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在播種或收獲季節，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可以完全消失，此外，在家庭農場之外也可能有其他就業機會，使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不為零。
三、結論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作為結構主義發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正如上文所述，劉易斯模型在比較確切地解釋了發展中國的經濟特征的同時，有著自身的缺陷。從本質上來說，劉易斯發展理論在分析方法上注重的是結構主義，傾向于把經濟分解為幾個構成部分，通過對結構剖析去認識和研究經濟發展的進程。同時，不可忽視的一點就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在經濟思想上是古典主義，忽視對總需求的分析。默認了在通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變過程中，供給會自發地創造出需求。也就是說，薩伊定律對該模型來說是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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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關鍵詞：循環農業；信息技術；信息平臺
農業作為人類生產生活的基礎，已經擁有悠久的歷史，根據不同時期農業生產的特征，農業可分為原始農業——傳統農業——現代農業——生態可持續發展農業。今天世界農業面臨著資源、生態、環境、能源等方面的嚴峻挑戰，循環農業已成為生態可持續發展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中國成功申辦北京奧運會后，我國大力發展綠色農業、生態農業等，為舉辦一屆“綠色奧運、人文奧運”貢獻力量。信息在循環農業中的各個環節，如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階段，以及農業資源的物流循環階段都在進行著無數次的傳輸，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何將這些信息快速地搜集、處理，并高效率地運用起來，已經成為十分迫切的問題。因此，探討信息技術在循環農業中的作用，為實現農業可持續地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1、循環農業的涵義及本質
1.1、循環農業的涵義
目前對于循環農業國內外還沒有一個準確定義。周震峰等認為，循環型農業是在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充分利用高新技術的基礎上，調整和優化農業生態系統內部結構及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系統物質能量的多級循環利用，嚴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質的投入和農業廢棄物的產生，最大程度地減輕環境污染，使農業生產經濟活動真正納入到農業生態系統循環中，實現生態的良性循環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1]。宣亞南等認為，循環農業是通過優化農業產品生產至消費整個產業鏈的結構，實現物質的多級循環使用和產業活動對環境的有害因子零排放或零(最小)干擾的一種農業生產經營模式[2]。尹昌斌等認為循環農業通過農業技術創新,調整和優化農業生態系統內部結構及產業結構，延長產業鏈條，提高農業系統物質能量的多級循
環利用，最大程度地利用農業生物質能資源，利用生產中每一個物質環節，倡導清潔生產和節約消費，嚴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質的投入和農業廢棄物的產生，最大程度地減輕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同時實現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價值增值和生活環境優美，使農業生產和生活真正納入到農業生態系統循環中，實現生態的良性循環與農村建設的和諧發展[3]。高旺盛等認為循環農業是按照循環經濟理念，通過農業生態經濟系統設計和管理，實現物質能量資源的多層次、多級化的循環利用，達到農業系統的自然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購買性資源投入最低化、可再生資源高效循環化、有害生物和污染物可控制化的產業目標[4]。
筆者認為循環農業是伴隨著整個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而逐步形成的一種全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它主要運用可持續發展思想和循環經濟理論與生態環境工程學的方法，在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充分利用高新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技術創新，調整和優化農業生態環境系統內部結構和各種產業結構，提高物質能量的多級循環利用，尋找到更多的循環接點，延緩末端循環的出現，嚴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質的投入和農業廢棄物的產生，減輕農業生產對環境污染，把農業生產和生活活動真正融入到生態系統循環中,實現農業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與農業農村和諧可持續發展。因此可以將循環農業稱為“3R農業”，即實現農業資源的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和廢棄物減量化(Reduce)型的農業生產模式。
1.2、循環農業的本質
循環農業本質上是一種低投入、多循環、高效率、高技術、產業化的新型農業。循環農業產業鏈條是由種植業、林業、漁業、畜牧業及其延伸的農產品生產加工業、農產品貿易與服務業、農產品消費領域之間[5]，通過廢棄物交換、循環利用，要素耦合和產業連接等方式形成呈網狀的相互依存、密切聯系、協同作用的農業產業化網絡體系，各產業之間通過中間產品和廢棄物的相互交換而互相銜接，從而形成一個比較完整和閉合的產業網絡，其資源得到最佳配置，廢棄物得到有效利用，環境影響減少到最低水平。
2、循環農業的特征
循環農業主要有系統化，多級（生態鏈）循環，低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高技術，功能效益綜合化等特征。
2.1、系統化
循環農業是把農業生產活動納入自然生態系統進行整體考慮，將農業系統真正與工業、服務業等系統統一起來，既強調資源的分配效率，又強調資源利用效率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
2.2、低消耗，低污染
循環農業把農業生產資源環境的消耗嚴格限制在自然生態系統閾值內，并根據自然環境的自凈能力和資源的再生能力從源頭上防治污染和浪費[6]。循環農業通過各種先進技術對農業生產銷售等環節進行嚴格控制，降低水熱等資源的消耗，減少廢棄物的排放。
2.3、多級（生態鏈）循環
通過環境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要素耦合等方式，延伸農業生態產業鏈，推進相關產業組合形成產業網絡，優化農業系統結構，按照“資源——農產品——農業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流程[7]組織農業生產，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和環境污染最小化。農業系統是以提供物質輸出為主要目標的開放式循環體系[1]，因此農業系統的物質循環不可能采取閉合式的循環模式，而是一種耗散結構所決定的非閉合高效率的循環。
2.4、功能效益的綜合化
循環農業強調生產性、生態性和高效性的統一，以綜合效益最大化為主線，把農業看成既是一種基礎產業，又是一種上層產業，不僅要提供物質產品，還要提供環境效益，使農業由單一經濟轉向綜合經濟，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有機統一。
2.5、高技術
循環農業的產生、發展與提高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只有將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生物技術與新能源材料技術等應用到循環農業中，才能夠使農業生產過程得以優化，產業鏈得以延伸，尋找到更多的循環接點，延緩末端循環的出現。只有通過高新技術的應用才可以使得農業資源得到充分循環高效利用，通過各中生物技術等將農業廢棄物進行生物降解，盡力減少對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破壞污染。
農業生產要真正實現循環可持續發展，必須以現代高新技術與原理作為支撐和引導，主要有新能源材料技術、信息控制技術、生物基因技術等。信息控制技術主要表現在各種資源信息的共享以及減量化利用方面，如對農作物的水噴灌、滴灌，光熱的合理化控制；新能源材料技術為循環農業提供新的能源支持體系，減少對傳統碳質能源的依賴，優化生態環境。生物基因技術主要表現在對生物生長繁殖機理的控制，合理調節生物生長繁殖的速度，延長生態鏈，提高生態系統中各種資源的利用效率，通過各種生物分解技術將循環廢棄物進行生物降解，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只有通過這些技術才能夠使農業生產的深度和廣度大大擴展。循環農業的各環節都需要信息網絡技術作為支撐，各種資源的利用處理都需要進行信息搜集、分析、處理、共享等，不僅能夠提高循環農業生產利用效率，而且對于其他產業與農業系統之間的融合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3、信息技術在循環農業生產過程中的作用
循環農業特別注重農業資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環境污染的最小化，為了實現減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環的原則，必須充分利用信息技術。
3.1、提供耕作前資源信息支持
在農作物播種之前，用戶可以通過信息數據庫和互聯網查找獲取農作物種子和土壤植物營養成分以及在農作物生產過程中注意事項等各種相關信息和技術，并根據當地的土地、水源和氣候等資源進行分析，為資源的高效利用，減少環境污染提供具體信息，為循環農業生產的有效開展提供參考。在這一過程中，信息技術為循環農業的資源選擇提供了支持。
3.2、分析顯示土壤成分及廢棄物循環利用
循環農業可以通過傳感器技術，紅外感應技術等分析土壤的具體信息，并通過計算機網絡將信息傳送到信息處理中心。信息經過計算機等相關設備分析處理后，提供土壤所需要的有機物質。同時通過互聯網、搜索、分析到的相關信息，并將農業系統內部以及其他產業系統循環鏈路產生的廢棄物（但富含土壤所需要的有機物）加入到土壤中，通過某一循環接口參與到循環生態鏈中，將原來的末端循環再度擴展，形成具有環鏈相間結合的循環農業生產新模式，達到對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廢棄物在農業系統內部進行自我消化與分解。
3.3、控制溫度濕度，節約水熱肥資源
通過感應器和傳感器分析當前的農作物生長環境的溫度和濕度，并通過計算機分析、時時監控空氣的溫度和土壤的濕度，將具體信息傳輸到農戶或管理員終端，他們通過計算機或者相關終端對環境進行及時控制。在水資源利用方面，用戶根據土壤和空氣的濕度情況，通過信息網絡將澆水的水量和時間進行控制，以達到農作物生長的最佳效果，實現水資源的高效利用。如果某一區域因降水等因素水量超過基本閾值，智能計算機設備能夠迅速作出反應，給管理員用戶發出信息警報，用戶可以通過遠程操作進行及時排水，并將多余的水資源儲存起來用于其他環節，真正實現水資源的高控制、低流失、多循環的效果。在營養施肥方面，用戶根據網絡傳輸的具體信息進行準確施肥控制，實現循環農業減量化、多循環、高控制的原則。另外根據實際需求，用戶通過網絡進行無人遠程光照溫度控制，實現農業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以實現資源的利用最大化，縮短生產周期，提高生產效率。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特別是“3S”技術的推廣，還可以通過信息網對農業生產電子機器人進行控制，實現對光照、水分和熱能的綜合高效利用、病蟲害防治和成熟蔬菜水果的及時采摘。信息技術的這一作用已在精準農業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因此在循環農業生產這一環節，信息技術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農業資源的高效利用與控制及降低對土地、環境污染和對減量化生產技術的傳播推廣。
4、信息技術在農業資源循環利用方面的作用
4.1、傳統與循環型農業資源流通模式比較
農業資源在流通過程中，作用和價值會隨著不同的階段環節而產生變化，在一個環節失去利用價值后，就可能被當作廢棄物丟棄掉，傳統的流通模式如圖1所示：
圖1傳統農業資源的流通模式
Figure1Traditionalcirculationmodeofagriculturalresource
信息技術可以通過協調各方面的因素，提供一個信息管理平臺，將農業資源的相關信息存儲起來，并跟蹤農業資源在各環節流通、利用的情況，將在某一環節沒有價值的農產品或廢棄物轉移到其他地方或環節，將末端循環變成中間循環，同時增加循環接口，使產品參與到更多的循環中，形成多級循環、高效利用，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利用價值，減少資源的浪費。我們可以通過產品傳統流通模式與循環流通模式的對比得出更好的效果。這種循環流通過程模型如圖2所示：
圖2循環農業資源的流通模式
Figure2Circulationmodeofagriculturalresourceinrecyclingagriculture
由上圖可看到，信息管理中心使農業資源在流通中增加了循環接口，由原來的線程流通轉變為環型流通，實現多層次循環和廢棄物資源化綜合利用，減少資源浪費和廢棄物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延伸農業生態產業鏈，推進了農業內部以及農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組合形成產業網絡，優化農業系統結構，形成了“資源——農產品——農業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組織生產模式，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和環境污染最小化。
4.2、調控產品流通量
信息管理平臺同時也為各地區農產品市場流通量的控制提供合適的信息支撐，例如某地的產品的銷售量呈現增長趨勢，但產品的進入量不能夠滿足這一狀況，信息交流平臺可以根據其他地區供應情況，從合適的地區調配產品，以達到供求平衡的狀態。
4.3、產品及廢棄物的分配處理
信息技術在循環農業產品分配交換過程中通過搜集農業資源相關信息和各地用戶的具體需求，將具有直接聯系和隔級循環聯系的用戶分類組織起來。當他們完成一部分生產后，再將廢棄物轉入到其他具有聯系的循環生產過程。
4.4、建溝通平臺，管理產品銷售
信息管理平臺在生產者、購買者和商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如圖3所示：
圖3循環農業信息平臺
Figure3Informationplatforminrecyclingagriculture
信息網絡不僅有利于生產者、商和購買者之間的信息溝通，并從源頭上對有污染的資源進入到循環生態鏈中進行檢測、控制。生產者可以通過信息網了解當前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并根據自己產品的實際情況提出銷售的實際價格，并選擇合適的購買者，使得自己的產品物有所值，避免并購買者和商故意壓低產品價格，生產者在市場交換中利益受到損害。另外，信息管理平臺還可以將商和購買者的需求搜集起來，提醒生產者進行循環農業的生產，平衡供求關系。這樣不僅能夠滿足廣大農戶的需求，而且還能減少循環農業生產所需資源的浪費。同樣，購買者和商也可以根據互聯網上的產品價格尋找適合自己的貨源供應商，使得各方面，各環節的利益得到保障。這樣既強調農業資源的分配效率，又強調資源利用效率和自然生態系統平衡。
以上作用在傳統農業生產模式中是很難達到的，信息的準確性和時效性也難以得到保障。除在農產品高效循環利用方面，信息技術還在產品的多樣化和質量監督等方面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信息技術不僅在農業生產內部循環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還在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資源循環流通、綜合利用方面起到了提供共享平臺的作用。
總之，信息及相關技術的快速發展給循環農業提供了很好的技術支持，解決了許多人工難以解決的問題，加速了循環農業的發展，提高了各種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了對環境的破壞。在這一過程中，循環農業也將給信息技術提出更多的問題和更新的要求，使得信息技術向更新的領域延伸，可以說循環農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信息技術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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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勞動力轉移；實證分析；VAR模型；測算
中圖分類號：F320.1；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5）24-6423-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24.084
Abstract：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evel for reference， by using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78 to 2012， and throug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n the VAR model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long run， labor transfer positively promoted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ly countermeasure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abor transfer； empirical research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農業現代化又是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基礎。黨的十報告指出，要“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根據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國現代化發展報告2012》，2008年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比中國現代化水平低10%。農業現代化發展滯后必然導致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滯后，使得中國現代化進程不能協調有序發展。馬克思認為“超過勞動者個人所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農業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特征便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根據《中國現代化發展報告2012》顯示，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世界平均值的47%，約為高收入國家平均值的2%，成為制約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的瓶頸。而勞動力的轉移又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關鍵所在。因此，從勞動力轉移視角分析其對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前人關于農業現代化的研究卓有成效。國外對現代農業的研究由來已久，最具代表性的是舒爾茨對改造傳統農業的研究，提出要把傳統農業部門改造成一個高生產率的部門，其后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及其合作者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對現代農業的研究不斷深入。首先關于農業現代化水平評價體系的構建，一般采取層次分析法（AHP）、專家評判法、數據包絡法（DEA）和多指標綜合測度法。如徐星明等[1]構建了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和農業保障水平兩個子體系對農業現代化進行測評；辛嶺等[2]通過專家評價法和層次分析法（AHP）對各地的農業現代化水平進行了測評；孫燕[3]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從農業勞動力資源；農業產出；農業機械化、化學化、水利化、生態化發展程度；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農產品商品化程度；農業投資等6個方面，利用30個統計變量分析了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就目前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來說，存在較為繁瑣、過多、過細，指標不突出等問題。近幾年從農業勞動力轉移與農業生產率方面結合研究農業生產的文獻還較少，郭熙保[4]通過生產率的對比研究發現，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對農業現代化發展最為重要。汪小平[5]利用1952 ― 2003年的有關數據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特點和路徑進行了實證分析。高帆[6]采用邏輯分析方法推演出結構轉化與資本深化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方式。然而，眾多學者在分析農業時只是針對與農業的某個方面來分析，很少有學者分析勞動力轉移對中國農業現代化整體水平的影響。
擬通過構建一個科學測定農業現代化的指標體系，衡量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并且分析農業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現代化的影響和提高路徑。
1 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的構建
1.1 指標體系的選取原則
關于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但要遵循以下原則：①指標的系統性。所選取的指標最好全面地反映農業系統的各個方面。②指標的綜合性。典型性指標與關聯性指標兼顧。③指標的重點性。重點選取能夠反映所研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側重點。④指標的可比性。指標設置要符合各地實際又必須具有一定的可比性。⑤科學性原則。所選指標要有經濟學和數學意義，保證指標選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⑥易操作性。數據來源應該權威、易得。各種統計年鑒和其他統計資料具有權威性并且較易獲取。
1.2 指標的選取和數據來源
根據以上原則，借鑒國內學者的一些研究，參照數據的可得性，選取農業生產水平、農業投入水平、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農業可持續發展5個一級指標，5個一級指標又包括12個二級指標，數據樣本區間為1978-2012年，數據均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農業生產水平指標：農業勞動生產率（X1），以GDP中第一產業總值作為農業產值（GDP1），第一產業從業人數（L1）作為農業就業人數，X1=GDP1/L1；土地生產率（X2），耕地面積（A），X2=GDP1/A。
農業投入水平指標：人均農機總動力（X3），單位播種面積施肥量（X4），有效灌溉率（X5）。
農業經濟結構指標：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X6）、林牧副漁業占農業總產值比重（X7）、農業從業人員比重（X8）、城鎮化水平（X9）。
農民生活質量指標：農村恩格爾系數（X10）、農民人均純收入（X11）。
農業可持續發展指標：農業成災率（X12）是度量農業防災抗災能力的指標。農業成災率（X12）=農業成災面積/農業受災面積×100%。
2 農業現代化水平綜合指數測算
主成分分析法主要對具有相關關系的多個指標進行降維處理，轉化為相互獨立的幾個綜合變量。彼此相互獨立的多個變量保留了原始數據的絕大部分信息（一般為80%以上），極大地簡化了原本復雜的評價問題。進行提取后的綜合指標就被成為主成分。
首先，利用SPASS 17.0對樣本數據進行Bartlett球體檢驗，KMO為0.766>0.7，Sig小于顯著水平0.05，說明變量之間具有相關性，適合作為因子分析。通過因子分析簡化數據，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響因子，根據1960年Kaiser提出的Kaiser準則，提取出2個主成分，其方差累計貢獻率已達95.167%（表1），且特征值均大于1。主成分1主要載荷X1-X11一共11個指標，主成分2主要在X12指標上載荷較大（表2）。根據SPASS 17.0得出的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表3）建立因子得分模型如下：
在主成分分析中出現了負數情況，由于在后面的動態計量分析中需要正數作為數據進行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利用廖進中等[7]的處理方法對結果F根據統計學中的3σ原則進行非負化處理。
3 勞動力轉移與農業現代化水平動態計量分析
3.1 變量和數據的選擇
勞動力轉移數據用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就業人數的比例X（%）來表示，比重越高代表農業勞動力轉移人數越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農業現代化水平采用非負化后的綜合指數Y來表示。為了減少數據的波動和異方差的存在，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均采用了對數化處理數據。
3.2 單位根的檢驗
由于時間序列可能存在非平穩性問題而產生偽回歸現象，因此首先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中國采用ADF檢驗數據的平穩性水平。
由表5可知，LNY、LNX時間序列在1%的水平上均是非平穩序列。其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了非平穩的原假設，說明DLNY、DLNX是平穩的，均為一階單整序列I（1），兩者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3.3 基于Johansen檢驗的協整檢驗
Johansen檢驗是基于VAR（向量自回歸）模型來進行的，首先建立VAR模型。綜合考慮AIC、SC和LR準則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為3。中國采用Johansen的“跡”檢驗確定模型的協整關系。在5%的顯著水平下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選擇農業現代化水平綜合指數的對數形式（LNY）為因變量的協整方程為：
LNY=1.547 662LNX （1）
由式（1）可知，系數在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因此，通過方程可知勞動力轉移在長期對農業現代化發展具有正向的影響。勞動力轉移每提高1個百分點，對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帶動作用為1.547 662%。這種情況符合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情況。關于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眾多學者的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一種觀點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是有利于農業生產的。蔡P[8]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不僅不會使農業減產，而且對緩解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陳吉元等[9]認為勞動力流動有利用農地的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會降低農業生產。李琴等[10]指出農村家庭成員的流出不僅使農村老年人的農業勞動參與率發生變化，而且參與農業勞動的時間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中中西部的勞動力跨省流動顯著增加了老年人參與農業勞動的時間。這種農業勞動力年齡的老化不利于新技術和新品種推廣。夏莉艷[11]認為勞動力的大量流動使得農民兼業化嚴重，農村青壯年的大量流出使得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無人解決，威脅農業的發展。蓋慶恩等[12]通過對2004-2010年全國固定調查點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男性和壯年女性的轉移會降低農業產出增長率，已經對農業生產產生了負面影響，進而推斷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
結合協整方程和眾多學者的分析，勞動力轉移盡管可能短期內對農業生產的某一方面可能存在不利影響。但長期來看，勞動力轉移對整個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是起促進作用的。
3.4 格蘭杰因果檢驗
因為已經通過單位根的平穩性檢驗，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表6）。
由表6可知，X是Y的格蘭杰原因，即勞動力轉移與農業現代化水平存在因果關系，可以認為勞動力轉移是農業現代化水平變化的原因。
3.5 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
協整分析只是顯示了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脈沖響應是反映一個內生變量的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對VAR模型中其他內生變量的影響。圖1為農業現代化對勞動力轉移的響應路徑。可以看出，在初期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現代化是基本沒有影響的，證明中國存在邊際勞動生產率為0的剩余勞動力，隨后勞動力轉移開始對農業現代化起促進作用，在第四期達到峰值，隨后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現代化影響逐漸減弱并趨于平穩。由于農業勞動力轉移，釋放了多余的勞動生產力，提高了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使中國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隨著農業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農業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現代化的影響趨于穩定。
從圖2可以看出，不管是在短期還是在長期農業現代化對勞動力轉移都具有正向作用，并且逐年提高，在第五期左右達到峰值，之后趨于平穩。這說明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相應提高，不斷釋放出多余的農業勞動生產力，促進了勞動力的轉移。隨著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農業現代化對勞動力轉移的促進作用趨于穩定。
方差分解方法就是衡量VAR系統中的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從表7可以看出，農業現代化剛開始就受到自身波動的影響，且影響為100%，隨后所受影響逐漸下降，最后穩定在91.365%；農業現代化水平受勞動力轉移波動的影響逐漸增加，在第五期達到最大值12.766 71%，最后穩定在8.635 00%。
4 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隨后建立VAR模型，對勞動力轉移與農業現代化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勞動力轉移在長期對農業現代化水平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建議。
4.1 不斷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
2013年中國第一產業總值為56 957億元，占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10%，然而中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總數為24 171萬人，占整個就業人口的31.4%。農民純收入最高的上海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9 595元，其中工資性收入高達12 239.4元，占整個收入的62.5%，然而收入最低的甘肅省農民工資性收入僅為上海的18%。這充分說明了中國依然需要不斷地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第一產業人員的轉移，不斷提高第一產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這樣才能促使中國農業現代化、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4.2 完善土地流轉制度
土地的流轉和集中是實現中國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根本途徑，也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而要實現土地的流轉和集中，首先還需要農村人口的轉移和流動。隨著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土地流動大多數朝著“散戶-散戶”的方向流動，而不是以實現土地規模化經營為目的的“散戶-大戶”的土地流轉。因此，要進一步完善中國的土地流轉制度，建立全面的養老保障體系，削弱土地對轉移勞動力的基本保障功能，促進以規模經營為目的的土地流轉形式。
4.3 推進新型城鎮進程
中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2013年以城鎮人口衡量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3.73%，然而中國的城鎮化還存在諸多方面的問題。中國非正式轉移的農民工總量為2.63億，他們更多處在一種邊緣化狀態，并沒有真正融入到城鎮生活。高質量的城鎮化必然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切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也是中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共同進步的基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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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
(一)二元經濟結構及其轉換的標志
最早將“二元結構”作為一個專門術語用于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是荷蘭經濟學家J•H•伯克(Boeke)，他在對19世紀荷蘭屬地———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在《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1953)一書中首次提出“二元結構社會(DualSocieties)”的概念。繼伯克之后，1954年，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Lewis)在《無限勞動力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模型，提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性質不同、成熟度不一的傳統和現代兩個經濟部門，系統地分析了伴隨著勞動力的轉移二元經濟結構的消長和變動過程。從理論上講，工農業兩大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差距的縮小和勞動力的轉移是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重要標志。最初，劉易斯構建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認為，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關鍵在于發展城市經濟，然而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設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此后，西方眾多學者對二元經濟結構進行了深入和廣泛的研究，二元經濟理論模型也出現了從古典向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的轉變。1961年，費景漢(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和修正，建立了費景漢－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從發展的角度提出:當自然經濟由于過剩勞動力的存在和流動進入二元經濟時代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況會逐漸消失，這一階段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會引起農業產品的減少，可以通過農業生產率相應地提高，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商業化，從二元經濟階段進入現代一元經濟階段。隨后，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喬根森和托達羅表達了相似的觀點，認為實現城鄉一體化，破解二元經濟結構的過程中，發展農村經濟也非常重要。
(二)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我國是在原有傳統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建立起現代經濟部門的。歷史上形成的城市和鄉村隔離的發展模式，再加上20世紀50年代后推行重工業優先和計劃經濟時代“抽農補工”、“以鄉養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種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直接誘因是落后的農業與發達的非農產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這一差異必然表現為二元對比系數偏小，即農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納的勞動力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又過高。據統計，發展中國家的二元對比系數通常為0.31～0.45，發達國家一般為0.52～0.86，1978～2011年中國的二元對比系數平均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間(除1984年達到0.266)，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還呈現出下降的趨勢，1980～1990年間我國二元對比系數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達到0.2403，然而此后連續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僅為0.1521。2003～2011年間逐漸回升，但基本上維持在0.15～0.20之間。這說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仍是我國的根本國情，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明顯，且結構轉換速度緩慢。
二、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和轉換面臨的困境
從理論上說，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出現是后起工業化國家無法跨越的階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形成一定規模的現代經濟部門，引領傳統部門的創新和現代化，這一點從中國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到印證。然而，長期存在并不斷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中國傳統農業部門的長期落后，使農業勞動者在利益的驅動下過度流向城市，造成農業的萎縮和城市的加速膨脹。對于當前的中國來講，伴隨著產業結構、人口結構變動引發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優勢逐漸消失，繼續保持二元經濟結構發展已經不現實。而長期發展滯后的農業經濟部門，也為中國城鄉經濟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換設置了必須跨越的障礙。
(一)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繼續發展的困境
從理論研究和各國的工業化實踐來看，幾乎所有的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國家和地區，農村勞動力剩余都是一個基本特征。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龐大總量和高比例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但是，經過30多年的人口出生規模控制和自由流動，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已經悄然改變。據聯合國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測算，1950－2010年間，我國0－14歲人口比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累計下降了16.15個百分點，其中0～4歲下降7.5677個百分點，5～9歲下降4.6976個百分點，10～14歲下降3.8865個百分點;而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后逐步上升，這種上升趨勢在1980年后愈加明顯，2010年我國65歲人口比例與1950年相比累計上升了3.87個百分點。這反映出建國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出與人口老齡化相伴的少子化趨勢，這種趨勢也將直接改變未來勞動力供給的總量和結構。1950～2010年間15～64歲的勞動人口比重總的來看呈現上升趨勢，累計上升了12.28個百分點，但上升趨勢非常明顯的人口集中在40～64歲年齡段。與1950年相比，2010年40～44歲、45～49歲、50～54歲、55～69歲和60～64歲人口比重分別累計上升了3.05、2.23、1.62、2.04和1.06個百分點。相對而言，15－39歲年輕勞動力人口比重上升態勢則相對緩慢，2010年相比1950年，累計上升了2.28個百分點。特別是1990年之后，只有30～39歲人口比重略有上升(增加1.22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雖然勞動人口比重在過去的60年間呈現增長趨勢，但是年輕勞動力的比重增長緩慢。郭熙保等(2013)指出，我國15～24歲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2015年將減少到不足2億，占總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14.3%。而55歲以上的老年人力資源由2005年的1.02億增加到2010年的1.34億，2025年達到2.05億。高齡勞動人口的迅速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對勞動力供給量的不利影響可能大于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變化。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規模將會在2030年之后逐漸減少，并且15～24歲的低齡勞動人口迅速萎縮，而高齡勞動人口增加迅速。這種狀況表明，即使在勞動力總量不減少的情況下，未來年輕勞動力的供給仍將萎縮。在勞動力總體規模變動的同時，二元經濟體系所依賴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也由于城鄉人口遷移和流動逐漸減少。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城鄉市場化改革加速的條件下，我國城市經濟發展迅速，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和流動現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估計，1983年我國跨鄉鎮勞動力流動人數只有200萬，1989年增加到3000萬。按照農業部的估計，1993年已經高達6200萬，2000年為7550萬。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1年外出農民工數目就達到了8399萬，2002年超過1億，達到10470萬人;2003年超過1.1億，達到11390萬人，2005年超過1.2億，達到12578萬人;2006年超過1.3億，達到13212萬人;2008年超過1.4億，達到14041萬人;2010年超過1.5億，達到15335萬人。幾乎每兩年外出打工的農民數量就會增加一千萬，2012年更是超過了1.6億人，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6336萬人。若包含本地農民工數量的話，2008年就超過了2億人，達到22542萬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更是高達26261萬人。這其中不少農村家庭是舉家外出打工，如2008年，外出農民工中舉家外出農民工達到2859萬人，2009年增長至2966萬人，2010年繼續增加到3071萬人，2011年達到3279萬人，2012年達到3375萬人，均占當年外出農民工總量的20%以上。在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業剩余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傳統農業部門流入生產效率較高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能夠加速城市的工業化進程，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這種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鄉非農產業的流動，無疑將導致農業務農勞動力和剩余勞動力規模的急速減小和過度流失，再加上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所引致的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必然產生了一個根本改變二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后果，即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出現短缺。顯然，當前的中國已經不能繼續依靠勞動力數量優勢保持二元經濟結構下的繼續發展。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障礙
中國雖然仍然處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模式下，但是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優勢逐漸喪失，逐步開始向一元經濟模式進行轉換。但是，這種轉換的過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突破現有的農業經濟發展困境。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確立為“以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使農村生產關系得到了調整，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農村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至于農戶小規模經營無法解決的外部規模經濟問題則由集體統一經營層次來承擔。改革初期，由于農業發展的滯后性，多數集體經濟無法充分發揮統一經營的作用。加之我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導致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戶農地規模偏小且碎片化程度較高，致使以為基礎的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效益不高。據統計，當前我國戶均僅0.55公頃耕地，且平均每個農戶擁有9塊土地。雖然從歷史上看土地零碎化是適應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生產特點的，但是這種零碎化如果超過了一定的臨界值，將不利于技術擴散和生產機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農業勞動生產力，強化了農戶在市場交易中的弱勢地位。根據世界銀行(2013)公布的中國農業工人人均增加值(Agriculturalvalueaddedperworker)計算出的增長率，可以發現，雖然1980－2012年中國農業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增長速度一直在上升，但是這種上升的勢頭在2000年和2010年前后都進入一個趨緩的階段。特別是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非農產業的情況下，會進一步造成農業投資收益的下降和土地資源的浪費，不利于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由于，這種舉家外出農民工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在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和組織化程度仍然較低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農業的空心化和內卷化。城鎮化進程加速，農村精壯勞動力大批外遷，老弱婦孺成為種糧主力將直接導致我國傳統農業受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的《2013－2022年農業展望》報告預測，未來十年中國糧食產量增速將有所放緩，主要是受農村勞動力投入質量下降、人力成本漸高以及耕地質量下降等因素影響。將嚴重阻礙中國農業經濟的現代化進程和農業部門生產力水平的提升，進而成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向一元經濟結構面臨的困境。由此可見，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關鍵在于農業部門生產效率的提高。而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是農業部門生產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三、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理性選擇: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
從當前中國城鄉經濟發展現實看，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在基礎上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有效途徑，是中國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理性選擇。
(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促進農村穩定發展
農業生產的生物性特征決定了家庭一直是作為首選的生產經營單位而存在，這是由于家庭成員之間的特殊聯系能夠使得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勵兼容的特征。因此，相比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建立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模式，能夠在穩定農戶經營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實現規模經營，這樣能夠充分發揮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經營單位的優勢，同時也能利用合作經濟的形式彌補小規模農戶生產經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的局限性。即使農民脫離土地(將承包土地入股農業合作社)，進入城市非農產業短暫打工，仍然能夠有效保障農民在鄉村的財產所有權，解除外出務工勞動力顧慮，最大限度地激發務工者的勞動積極性，促進農村的穩定發展。
(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
農業是一種外部性很強的產業，特別是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要素供給、生產技術創新和產品的銷售等，具有顯著的外部規模經濟。在堅持家庭經營的前提下，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方面。與家庭農場和農業企業相似，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能夠消除小農生產的弊端，以市場為導向，在技術、資金、信息、購銷、加工、儲運等環節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有效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按照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收益返還的合作制原則運行，能夠有效解決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績效考核困難，結合各地農業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和農民意愿，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創新農業雙層經營體制，提高農業部門生產效率。
(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進一步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推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
雖然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體規模正在不斷下降，然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將會進一步解放農村勞動力，并推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為二元經濟轉換提供條件。一方面，農民合作經濟的發展能夠將土地、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集中，實現農業的規模生產和經營，突破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方式受資金、技術等限制，推動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提升，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將一部分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徹底轉移到非農產業之中。另一方面，農民合作經濟的發展能夠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形成“公司+合作組織+農戶”等產業化運作模式，有效地銜接農戶和市場。這種產銷一體化的組織形式減少了市場交易成本，從生產原料采購、資金籌集、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等環節實現一體化，為農民提供非農產業部門的就業崗位，實現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其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組織成員生產經營的同時還會鼓勵成員之間分工協作、智慧共享，為農戶提供各個方面的技能培訓，組織農戶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不斷推動勞動者綜合素質的提高，為解決勞動力轉移時面臨的供求結構性矛盾創造條件。綜上所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是我國當前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在我國“以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的框架下，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能夠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兼顧中國農業的生產經營特點，有利于新時期農業生產經營經濟制度的完善和創新，是轉換城鄉二元經濟的有效途徑和理性選擇。
四、進一步推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近年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快速發展，市場主體數量規模不斷擴大。然而，要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我國二元經濟轉換中的作用，還需要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和政策完善解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快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1.應通過立法和出臺政策規范，促進各類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
中國目前只有一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現實中不斷涌現的各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因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作為發展的依據而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因此，要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功能，就應當加快立法和出臺相關指導條例，以規范和促進各種類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2.加大資金和人力資本支持，鼓勵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實現規模經營。
國內外的實踐表明，沒有外部的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很難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從資本投入角度來看，在不斷加大財政支持的同時，還應當鼓勵農村金融機構采取實用的信貸產品和服務方式，拓寬金融支持途徑，積極穩妥發展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供全面的資金服務，推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實現規模經營。除此之外，從人力資本投入角度來看，應當通過各種形式的培訓加強農民企業家人才隊伍建設，鼓勵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股份化，實現人力資本的有效激勵，解決合作社人力資本相對缺乏的問題。
3.加強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全面跟蹤監督和動態管理，引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