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核心思想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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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日前，世界范圍內對經濟學的數理分析之風漸盛。對于經濟學研究及教學呈現的數理化趨勢，國內外都展開了爭辯。下面是編輯老師為大家準備的淺談數理經濟學教學的研究。
贊同者甚至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們認為，數學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經濟問題時采用數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純語言的定性分析中難以直觀得出的結果，它使得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表述更加準確精煉，且能將已有的經典經濟理論拓展延伸。而批評者們則認為，經濟學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論思想的研究和傳播。數理模型過度建設和使用無益于理論的創新，也無法準確反映現實復雜且不穩定的經濟活動。數理經濟學的本質是探討如何用數學語言準確、精練描述經濟學問題，并推敲通過數理分析而導出的數學關系式所表達的經濟學含義及揭示的經濟規律。在不脫離經濟思想本質的情形下，科學地應用數理工具，進行經濟理論的理解、應用和延伸，將有助于經濟學科的長足發展。
數理經濟學是一門方法論，它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就分析對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觀或宏觀經濟理論，也可以是勞動經濟、產業經濟、公共財政等經濟學分支學科。因此，數理經濟學囊括了經濟學各個方面內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關數學理論和模型，內容極其龐雜。這給教學工作帶來了難度。國內關于數理經濟學這門課程也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國內學者們編寫的少數教材之外，比較有影響力的是華裔經濟學者蔣中一編寫的《數理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動態最優化基礎》。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經濟學研究生的相關通用教材進行授課。教學內容上以學習和參照國外的教學內容為主。
針對數理經濟學覆蓋內容眾多、理論過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復雜等特點，筆者認為在進行數理經濟學教學時，首先讓學生了解相關經濟學理論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從基本分析框架出發的思路，使學生掌握解決經濟學優化問題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養學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體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從而更好地把握數理經濟學的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2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關鍵詞】科斯定理 交易成本 產權界定 制度安排
一、社會成本問題的內容及中心思想
許多人即使并沒有讀過該書，卻也知道“科斯定理”。其普遍定義為：如果交易成本為零，那么無論初始權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實現產值最大化。認為這就是本書最主要的核心思想。其實不然，細讀本書發現科斯完全沒有提到什么定理，科斯后來也提到自己并不很贊成使用”科斯定理“這一術語。下面還原原著內容及其真正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本書一共分為十節。第一節開門見山的提出了本書研究的主旨即“對他人產生有害影響的那些工商業企業的行為”，外部性問題。在此之前的經濟學家多沿襲了庇古的觀點：損害就要賠償，但科斯認為傳統的方法掩蓋了不得不做出的選擇的實質，外部性問題具有相互性，如何避免更嚴重的損害才是問題的關鍵。接下來科斯以交易成本為零的前提，以走失的牛損壞鄰近土地的谷物生長事例，認為有必要明確損害方是否對引起的損失負責分別討論了對損害負有責任和對損害不負責任的定價制度。得出了論斷：“如果定價制度的運行果定價制度的運行毫無成本，最終的結果（產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狀況影響的。”也就是說無論損害方是否對引起的損失負責，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實現最優化。
當然，真正的現實社會交易中往往是伴隨著交易成本的。在考慮到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的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調整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產值。科斯從第六節具體分析了市場、政府、企業三種不同的力量參與的解決方式但不管那一種都是具有成本的，通過市場調整合法權利后，產值的增長多于它所帶來的交易成本時，市場就是有效的；當企業的行政成本低于它所替代的市場交易成本，企業活動的調整所獲的收益多于企業的組織成本時，通過企業是可行的；當外部損害涉及許多人，因而通過市場和企業解決問題的成本很高時，通過政府是有利的，但政府管制并非不要成本。因此，選擇合適的社會安排就要根據具體情況，找出那一種成本最小，產值最大化的安排。
權利的法律界定及有關的經濟問題是第七節的內容，科斯通過對法院審理外部侵害案件的分析說明了法律體系在經濟體系運行和資源配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解決外部侵害進行權利調整時“必須決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為停止產生該損害行為的結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損失。”政府對經濟的全面干預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可能會保護了“對有害后果負有責任的人”。
后面幾小節著重對辟谷《福利經濟學》中的理論進行了批判，認為“經濟學家未能對解決有害效果問題得出正確結論，這并不簡單地是由于分析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經濟學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從而需要的是方法的轉變，現行制度的變化也會導致其他決策的惡化，所以要必須考率“各種社會格局的運行成本（不論它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管理機制），我們應考慮總的效果。”
通過對原著的解讀可以大致提煉出《社會成本問題》一書的中心思想即在存在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影響到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在調整權利關系時，關鍵是要進行制度運行的收益、損害與成本三者之間的比較，最終選擇的制度安排要滿易成本較小和總產值最大。并非簡單的“科斯定理”所能完全概括的，這是我讀此書所帶來的對以前所學的反省和最大感悟。
二、對現實的借鑒意義
科斯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也是產權理論的創始人，他的《社會成本問題》和《企業的性質》無疑對市場經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它告訴我們產權制度在市場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基礎作用。因此必須建立明確的產權及保護制度，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情況下選擇合適的制度安排是降低成本實現最優小效率的途徑。
然而，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存在著很多問題，尤其是產權制度的界定和保護尤其不完善。眾所周知的許多國企的壟斷造成的高成本、低效率問題，強制性轉嫁給消費者的現象存在，甚至造成了尋租行為，無疑這種有行政干預的制度安排是高成本的，并非帕累托有效率的。那么進行國有制度改革就顯得十分必要。允許私人民營等資本的進入，放開國有企業產權的獨占，選擇合適的制度安排，從而提高該行業的效率，減小成本。
其次，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也產生了大量外部害，如環境污染問題嚴重，資源消耗過快，粗放式的經營開采模式，過度利用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不解決必將會影響我國經濟的進一步持續發展，政府近幾年倡導的科學發展觀也將難以實現，成為空想。是不是只要加大處罰就可以解決問題嗎，科斯告訴我們答案是否定的。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為我們合理解決市場經濟中的外部性問題提供了一條非常富有啟發的思路：第一，解決外部性的根本出發點是促進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片面地對造成外部性的當事人進行處罰；第二，在兩個假定前提下，市場功能是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一是權利得到充分界定，二是交易成本為零或足夠小。因此，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多方面的合適的制度安排，何時采取行政手段，何時使用經濟手段，何時需要政府干預，何時需要市場調節。相關政府管理部門應該明確上述問題，不可盲目決策，拍腦門決策。
總之，真正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關鍵是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完善，加快產權制度的完善，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化是嚴峻而又不可缺少的挑戰。
參考文獻：
第3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關鍵詞] 通心絡；曲美他嗪；血脂；心功能
[中圖分類號] R541.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5（b）-0066-04
Effects on serum lipid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Tongxinluo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underwent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ZHOU Shuting1 XIAO Chunyue2 GUO Ruimin3
1.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Sanhe City Hospital, Hebei Province, Sanhe 065200,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anhe City Hospital, Hebei Province, Sanhe 065200, China;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Sanhe City Hospital, Hebei Province, Sanhe 065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n serum lipid and cardiac function of Tongxinluo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after underwent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160 patients with STEMI after underwent PCI i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Sanhe City Hospital from May 2011 to May 2013 were chosen and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8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ly given Aspirin, Clopidogrel Hydrogen Sulfate, Isosorbide Dinitrate, Metoprolol Tartrate, Captopril, diuretics and Atorvastatin, treatment group was added with Tongxinluo Capsule and Trimetazidine on basis of control group, the course was 12 weeks. The changes of TC, TG, LDL-C, HDL-C, LVEF, LVEDV, LVESV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level of TC, TG, LDL-C, HDL-C after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The changes of serum lipid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more obviously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 of LVEF in both groups was increased and LVEDV, LVESV were decreased, which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while the changes were more remarkable in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ongxinluo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can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 and plasma lipid level of patients with STEMI after underwent PCI, which can als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
[Key words] Tongxinluo; Trimetazidine; Serum lipid; Cardiac function
溶栓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是治療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的重要方法，通過及時有效的再灌注治療可以改善患者癥狀[1-2]。PCI術后缺血/再灌注損傷，慢血流、無復流、微循環障礙、術后支架內血栓、再狹窄等嚴重影響患者預后，強化藥物治療，抑制血管炎癥，改善微循環，降血脂，優化心肌能量代謝，減少心肌氧耗，保護心肌細胞非常重要。本研究是對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在解除機械梗阻、疏通血管主干道同時，聯合應用藥物改善微循環，達到心肌有效再灌注，恢復心功能，穩定斑塊，防止動脈硬化的發生和進展，減少二次血運重建機會，改善患者癥狀及預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1年5月～2013年5月三河市醫院收治的STEMI PCI術后伴高脂血癥患者160例，PCI術后24 h內按隨機數字表法分成治療組和對照組，各80例。治療組男47例，女33例；年齡52～66歲，平均（59.3±6.0）歲；合并高血壓62例，糖尿病49例；罪犯血管完全閉塞或次全閉塞29例，罪犯血管殘余狹窄＞80% 51例；單支病變36例，雙支病變29例，三支病變15例；直接PCI 11例，補救PCI 10例，即刻PCI 8例，延遲PCI 51例；人均支架植入數1.4個；心功能Ⅰ級59例，心功能Ⅱ級18例，心功能Ⅲ級3例。對照組男48例，女32例；年齡55～67歲，平均（61.4±5.0）歲；合并高血壓60例，合并糖尿病52例；罪犯血管完全閉塞或次全閉塞30例，罪犯血管殘余狹窄＞80% 50例；單支病變35例，雙支病變32例，三支病變13例；直接PCI 12例，補救PCI 9例，即刻PCI 9例，延遲PCI 50例；人均支架植入數1.3個；心功能Ⅰ級61例，心功能Ⅱ級17例，心功能Ⅲ級2例。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及病情相關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均經所有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書。
1.2 納入標準
參考美國心臟病學院和美國心臟學會（ACC/AHA）1999年修訂的AMI治療指南[3]及我國2001年的AMI診斷和治療指南[4]：①缺血性心痛的臨床病史，缺血性胸痛持續時間＞30 min，含服硝酸甘油無緩解；②心電圖動態演變（ST段抬高型為發病后相鄰導聯ST段明顯弓背向上抬高），心電圖至少相鄰兩個導聯的ST段抬高，其中肢體導聯≥0.1 mV；胸前導聯≥0.2 mV；③心肌壞死的血清心肌標志物的動態改變。高脂血癥診斷和調脂治療的目標值符合2007年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5]。
1.3 排除標準
①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②既往有陳舊性心肌梗死、PCI或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史；③心臟瓣膜病及其他原因導致的心功能不全；④有嚴重的肝、腎衰竭者；⑤有活動性出血病史者；⑥患者及家屬拒絕試驗或有其他威脅生命的疾病；⑦對通心絡或曲美他嗪藥物過敏者。
1.4 方法
對照組：按照臨床需要常規應用拜阿司匹林（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BJ09667），硫酸氫氯吡格雷（賽諾菲安萬特有限公司生產，批號：1A702），硝酸異山梨酯片（山西云鵬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B120502），卡托普利片（中美上海施貴寶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1206032），酒石酸美托洛爾片（阿斯利康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1208052），降脂藥物應用阿托伐他汀（商品名：立普妥，大連輝瑞制藥生產，批號：1037038）20 mg，每日1次。治療組：在對照組治療的基礎上加用通心絡膠囊（石家莊以嶺藥業生產，批號：100137），每粒0.26 g，每次3粒，每日3次；鹽酸曲美他嗪（法國施維雅生產，批號：2000803）20 mg，每日3次。療程12周。
1.5 觀察指標
儀器：超聲心動檢測儀（美國公司，型號：GEVV-7），生化分析儀（日本東芝40）。檢測觀察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及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左心室舒張末期容積（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LVEDV）、左心室收縮末期容積（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LVESV）的變化。
1.6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血脂水平變化比較
兩組治療后TC、TG、LDL-C及HDL-C水平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組TC、TG、LDL-C低于對照組，HDL-C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心功能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后LVEF升高，LVEDV、LVESV下降，與治療前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但治療組LVEF高于對照組，LVEDV、LVESV低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3 討論
2011年ACCF/AHA的PCI治療指南[6]對心肌梗死患者直接PCI治療做了相應的推薦建議。AMI PCI治療的目的是使患者梗死相關性動脈早期、持久的開通，挽救瀕死心肌，縮小梗死心肌面積，改善梗死組織的瘢痕修復，降低非梗死區心肌重構，使冬眠心肌復蘇。急診PCI成了挽救患者、實施心肌再灌注治療最有效的措施。STEMI急診PCI方式包括：直接PCI，不溶栓直接PCI；補救PCI，溶栓失敗后PCI；即刻PCI，溶栓成功對嚴重殘余狹窄行PCI；延遲PCI，溶栓后1～7 d行PCI。急診PCI術后心肌缺血/再灌注損傷和無再流（慢血流或無復流）現象，已成為AMI患者再灌注治療時代不能實現心肌“有效再灌注”的主要原因和障礙。STEMI直接行PCI患者，對于血栓負荷較重者應用抽吸導管行冠狀動脈內血栓抽吸或聯合應用替羅非班等藥物，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和預防了心肌慢血流、無復流的發生。部分STEMI患者雖PCI術后心肌梗死溶栓試驗（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TIMI）血流達到TIMI Ⅲ級，但仍有心肌缺血癥狀，ST段下降幅度慢，T波倒置淺，沒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再灌注[7]。PCI治療不能解決AMI患者毛細血管-微循環血流不暢，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心肌再灌注，造成心肌損害逐漸加重，左心室進行性擴張，導致充血性心力衰竭。因此，通過加強藥物治療改善患者微循環非常必要。心肌再灌注損傷是由于異常氧化（過氧化）、鈣超載等原因造成缺血心肌再灌注損傷，甚至導致心肌細胞死亡[8]。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治療后的血脂（TC、TG、LDL-C及HDL-C）水平均出現顯著變化，與治療前相比有明顯差異（P ＜ 0.05）；治療組血脂變化水平明顯優于對照組（P ＜ 0.05）。心功能方面：兩組治療后患者LVEF升高，LVEDV、LVESV下降，與治療前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但治療組LVEF、LVEDV、LVESV指標與對照組相比變化更顯著，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與文獻[9-10]研究結果相符，表明采用通心絡聯合曲美他嗪對STEMI PCI術后患者血脂及心功能可有效提高治療有效率，改善臨床癥狀。
通心絡膠囊由人參、水蛭、全蝎、赤芍、蟬蛻、土鱉蟲、蜈蚣、檀香、降香、乳香（制）、酸棗仁（炒）、冰片組成。主治：益氣活血，通絡止痛。臨床上用于冠心病心絞痛屬心氣虛乏、血瘀絡阻證，癥見胸部憋悶，刺痛、絞痛，固定不移，心悸自汗，氣短乏力，舌質紫暗或有瘀斑，脈細澀或結代。亦用于氣虛血瘀絡阻型中風病，癥見半身不遂或偏身麻木，口舌歪斜，言語不利[11]。通心絡膠囊具有抗氧化、改善血管內皮功能障礙、緩解血管痙攣、抑制動脈硬化、穩定和消退動脈硬化斑塊作用[12]。通心絡還具有保護心肌再灌注損傷和微血管完整性、預防心室重構和心肌細胞凋亡等作用[13]。AMI的發生常常伴隨著其他危險因素的存在，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胰島素抵抗、血脂紊亂及血管內皮功能失調等均加速冠狀動脈硬化的發展。內皮受損和血管內皮功能減退是動脈粥樣硬化的始動因素，改善血管內皮功能及降脂可起到治療和預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14]。曲美他嗪通過減少高能磷酸鹽生成過程中對氧的需求，從而提供代謝性心肌保護作用[15]。
本研究結果表明，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對STEMI PCI術后患者，聯合應用通心絡、曲美他嗪通過抗炎、降脂，改善血管內皮功能，改善微循環，減輕或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損傷，優化心肌能量代謝，增加心肌灌注，從而改善患者心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并減少二次血運重建，降低病死率，達到改善患者癥狀及預后的目的。本臨床研究入選病種單一局限，隨訪時間短，有待更大規模的研究證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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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 效益資源配置 法律現實運動 法學泛經濟化 法律的經濟價值 定量 事前分析
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一門新興的邊緣性、交叉性學科“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的法學流派，開始躋身于傳統法學流派之林，并因其視角之新穎，方法之獨特和實際的運用價值，越來越引人注目，不斷擴大，在法學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成為許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并且擁有自己的專門的學術刊物和有關的學術研究機構。本文試圖從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展軌跡和當前研究狀況方面對其作一個簡單介紹，并予簡略評析。
一、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所謂法律經濟學，即用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的一門學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一般將其稱為“法學與經濟學”。例如，該理論研究領域中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為“法學與經濟學雜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稱其為“法律的經濟分析”；此外，該學科還有一些類似的稱呼，如“法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分析法學”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門由法學和經濟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興學科。
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法律的成長、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它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民法、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釋法律現象與現實的全新的方法論結構體系，提供從法律的價值等基本理論到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來服務于整個法律制度，也包括經濟法制的變革和完善。[1]
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和研究現狀：
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學》就有了用經濟觀念分析法律規則的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創立了唯物主義。馬認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而已。”[2]“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是廣泛地論及了法律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因此，有人稱的法學理論為“經濟學研究的法理學”。
而經濟學與法學的真正結合肇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劇烈沖擊使法律在此時顯得蒼白、無力與無能，促使人們尋求新的法律模式。這就必然要求改變傳統的法學研究，改變純粹的邏輯推理式的法律演繹和歸納法，于是在美國興起了法律現實運動。人們開始將法律與包括經濟在內的相關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便能對已經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在此背景下，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醞釀課程設置的改革，經濟學開始成為法學院的正式課程，芝大也由此獲得“法律經濟學發祥地”的美譽。1958年，芝大法學院經濟學教授阿隆？迪萊克特（Aron Director）創辦了法律經濟學方面的最具權威性、代表性并對該學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促進作用的學術刊物——《法學和經濟學雜志》，該雜志對推動法律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經濟學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數政府管制經濟的成文法規，被人稱為“舊的”法學與經濟學。[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社會成本問題》和卡萊布雷斯的《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行為法的若干思考》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才改變了這一局面，被認為是開辟了“新的”法學與經濟學的廣闊領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其主要標志是芝大法學院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的發表。該書后來多次再版，成為法律經濟學史上的經典性著作。在該書中，波對法律經濟學的有關理論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并且幾乎對所有的部門法領域進行了經濟分析。至此，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法學流派，終于以其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臻于成熟，并為人們所接受。
學在其短短的幾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亞的兔子”，在“知識生態學”中找到了一塊真空地帶，并以驚人的速度填補了它，其與成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矚目。法律經濟學的日益繁榮與深入，法律經濟學的日益增強，其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獨秀”到進入“春色滿園”，越來越多的法學院與商學院開設了“法學與經濟學”課程，有關論著接連問世，學術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學與經濟學雜志》外，又創辦了《法學與經濟學研究》、《法學與經濟學評述》、《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志》、《法和經濟學國際評論》等刊物。法律經濟學也不僅僅囿于學術研究的“閨房”，而開始向司法滲透并對司法活動產生影響。如在威廉訴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為了支持自己的判決，“在判決中將平均可變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以及有關它們同確定掠奪性定價的做法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也包括進去了”。[5]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法官漢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B
三、對法律經濟學的幾點認識：
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誕生發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隨贊譽與詆毀，既有人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為然。本文試圖從價值觀與論上對其作簡略評析：
無疑，發展經濟與弘揚法治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法與經濟作為社會的兩大主題，已構成的基調。如果用單純的法學或經濟學的原理去評價某種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只窺一斑。法律經濟學以其新穎的視角，獨特的研究方法將兩大目標關聯在一起，成為本世紀法學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創新。正如西方學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學思想方面發生了一種轉向于強調經濟的變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為重點。”[8]但另一方面，過分的法學泛經濟化，抬高經濟分析方法而貶低、排斥其它傳統的研究方法對法學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害的。經濟學理論在法律中的具體首先應體現在價值層次，亦即在公正、正義等基本價值名目中，為“效益”躋出一席之地，形成正義與效益雙重標準的法律價值觀；其次在立法、執法等層次上，應貫徹效益優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經濟價值，并以此作為評判法律優劣、成敗的一個客觀標準。
在方法論上，法律經濟學別具一格，它運用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對法律進行分析，具有明顯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它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經濟學的優勢在于它是一種事前分析，而法律僅僅是一種事后的“補救措施”。法律經濟學將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學研究，可以對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進行事前分析，預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誤。這種方法大大開拓了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視野，豐富了法學研究的內涵，是法學研究方法論的重大變革。但認為經濟因素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以經濟學概念將正義、權利、義務、過失等傳統法學概念取而代之，將法學泛經濟化無疑也是有失偏頗的。因此，實事求是地說，經濟學方法只是研究法學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能片面強調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種法學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適用界限。但必須有一點明確，那就是運用經濟學原理與方法分析法律不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這一理論并將其運用于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對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的法學與法的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頁。
[2]《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3]《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第21頁
[5]克拉克森和米勒：《產業組織：政府、證據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77頁。
[6]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20－22頁。
第5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新制度經濟學流派在研究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徑和傳統。新制度經濟學更注重從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詳細考察，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重視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以經濟制度的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會對制度結構及人們具體的經濟選擇行為產生影響。顯然制度的產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實的資源，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費用，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問題卻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被認識到。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即使是他們的批評者也都想當然地把這些制度和交易費用看成黑箱或無摩擦狀態。這與他們在經濟研究過程中舍棄制度變量緊密相關。第二，試圖從文化、心理、歷史、法律的角度尋找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制度的一種產生方式是通過人類的長期經驗形成的。當一種經驗或習俗被足夠多的人采用時，這種規則就會逐漸變成一種傳統并被長期地保持下去，鎖定為一種行為方式或傳統習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發展起來的。并且，多種制度的特有內容都將漸進地沿著一條穩定的路徑演變。學者稱這樣的規則為“內在制度”。凡勃侖把制度形成的基礎歸于思想和習慣，“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聯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加爾布雷思則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商業、利潤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注重對包括習慣、思想在內的內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鮮明特點。第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是經驗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同時，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研究，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生改變。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非常關注“微觀”問題，同時將個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層次。阿爾斯通指出：“借助關于制度的理論知識和現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動我們積累關于制度變革理論知識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準和理論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準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羅伯特·d·庫特對“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釋：“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科斯定理是認識產權功能的理論基準。科斯定理說明，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就所有制來說，無論它是國有或非國有，誰擁有財產對效益并不相關。而在現實生活中，產權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關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尋找答案的路徑：究竟是現實生活中的什么因素與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設恰恰相反，導致產權與效益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現代產權理論大廈的基礎。1937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等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節約交易費用。他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和分工的方式(即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企業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勞動和分工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組織勞動和分工的費用。一方面，企業作為一種交易形式，可把若干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產品的所有者組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易，從而減少交易者的數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了，伴隨著市場交易的復雜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因此，企業替代了市場。由此可見，無論是企業內部交易還是市場交易，都存在著不同的交易費用。而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通過企業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比通過市場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低。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企業用于尋找交易對象、訂立合同、執行交易、洽談交易、監督交易等方面的費用與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構成。企業運用收購、兼并、重組等資本運營方式，可將市場內部化，消除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交易費用。科斯這一思想為產權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盡管交易費用理論還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進之處，但交易費用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經濟學的傳統面目，給呆板的經濟學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虛假假設之上的完美經濟學體系的一統天下，為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分析視角和新的研究領域。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使經濟學更加完善，而且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說：“認為《企業的性質》的發表對經濟學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們重視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錯了。在我看來，人們極有可能產生這種想法。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后來會被視為重要貢獻的是將交易成本明確地引入了經濟分析。”也許，該理論目前應用于現實生活中還有距離，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對經濟理論的巨大創新意義。
四、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區別在于：前者采用微觀、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觀、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費用為理論基準，后者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參照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定予以繼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現實世界中由于人所處的經濟制度環境的復雜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資源，因此總有意識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會導致：想達到理性意識，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們仍繼承了古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同時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邊際、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對環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現實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費用概念論證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經濟人活動其中的市場制度有改進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結論。其對市場現實分析得出的產權理論，成為支撐其整個制度變遷理論大廈的基石。但其整個學說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經濟人命題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質上仍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它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面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在理論分析中，堅持了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演繹分析方法。在理論和史實的分析中，堅持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分析方法。馬克思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他的社會歷史哲學觀。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觀、結構觀、發展觀、動力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觀，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學工具，使其制度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相似處在于：第一，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都對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結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說過：“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性，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明顯地受到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是借鑒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第二，都強調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定義的“制度”即經濟關系與豎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變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有自身的運動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制度對生產力有反作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反之則阻礙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1971年發表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明確提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說“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產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進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更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它們不過是由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某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結論
第6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現狀
1.教考分離對教學效果提高的作用有限
自 2004 年起，為了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質量，學校實施了教考分離的改革。促進了教師了解教學情況、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教學水平有所提高。但教學質量評判標準還是考試成績，老師還是以考試為中心；部分教師以“ 教”取代學生的“ 學”。學生則很少主動去學習和研究同課堂教學有關的資料,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不強。
2.教學方式相對單一
為了學生考出好成績，老師重點關注學生考試成績過關，反復講解，反復講授練習題；學生也重點關心考試及格問題。老師一般以課堂講授教學方式為主，盡管重慶工商大學設置了經濟學實驗室，建立了宏觀經濟運行模擬分析平臺。但由于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體系多、課時少、實驗課少，學生全面了解宏觀經濟理論精神實質的作用有限。
3.案例教學相對落后
學校案例教學基本上處于起步階段，與國內外高校的差距相當大。案例分析混于宏觀經濟學正文教學課件之中，沒有成熟的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課件或講義。部分教師沒有實際社會經驗，不能鮮活、形象地描述案例的社會背景，不能讓學生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
4.考核方式相對單一
目前學校宏觀經濟學的考核重卷面成績、輕素質培養。考核主要通過閉卷考試，以成績來衡量優劣。這種相對單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學生不注重平時學習，依靠考前背一背，作業抄一抄來獲得成績。期末考試實際上只是考察了學生的記憶能力和考前突擊能力，誰在這些方面的能力強，誰的成績就好。
二、宏觀經濟學學習情況
1.部分學生學習主動性較差
部分學生主動性較差，平時不努力，課前不預習，上課不思考，被動地接收老師傳授的知識，基礎知識不牢固。部分學生還停留在中學時代的思維方法和學習習慣上，不會自我學習。主要表現為學習方法單一，僅限于課堂上聽教師講解。
2.學生容易誤解抽象的概念
宏觀經濟學比較抽象，多數學生感覺看不見、摸不著，容易造成誤解和困惑。基本概念所包括的口徑理不清，基本原理所包含精神實質想不清，對該課程的體系難以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大多數學生是因為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困難造成不及格。
3.學生對龐雜的理論體系比較費解
宏觀經濟學的體系龐雜，爭論頗多，由眾多經濟學派的經濟理論和學術觀點構成，盡管我們主要講解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但是還是會涉及到眾多經濟學派，由于學派之間的學術排斥和對立，易造成學生的疑惑與費解。
4.文科學生害怕抽象的數學模型
宏觀經濟學經常采用數學模型來描述，由于學生數學基礎參差不齊，特別是文科出身的學生對較深的數學推導覺得晦澀難懂。除了一部分學生的數學知識掌握較差外，課時少沒有為學生留下消化模型的時間，造成學生學習中出現數學模型和理論核心思想相脫節，不懂得如何用數學模型來演繹推理經濟學規律。
三、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改革
針對以上教與學中出現的問題，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改革應著力強化學生平時學習的知識沉淀，著力把抽象、難懂的理論變為具體、簡單的知識；著力彌補學生數學思維的不足，把晦澀模型變為學生能看懂的模型。
1.注重宏觀經濟學的平時練習
除了正常的教學之外，輔之以一定的習題，使所學知識能得到沉淀。尤其是數學模型比較多的章節，會涉及到一些模型推導和求解問題，學生課后練習就變得相當重要。可根據歷屆學生感覺的難點、疑點，編制與教學配套的習題冊，作為學生的作業。習題冊一定應講究針對性，針對學生學習的薄弱點、重點和難點。
2.強化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
宏觀經濟學理論所描述的內容和中國實際差異很大，學生難以把宏觀經濟學原理與我國的經濟實踐結合起來。強化案例教學是把抽象、難懂理論變為具體、簡單知識的較好方法。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應考慮各類學校、不同專業學生的表達能力、反應能力等諸方面因素，結合中國當時經濟生活中一些熱點問題、國外典型經濟問題，編制不同的案例講義。以案例教學增強學生對理論的現實感覺，加深對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理解。
3.增設數學模型基礎的教學內容
針對學生有數學模型障礙的問題，教師可采取回顧經濟數學，如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最基礎課程有關內容的形式，對宏觀經濟學中將會用到的知識做講解。培養學生用數學模型描述經濟規律的思維。解釋宏觀經濟學怎樣借助高度抽象和嚴密的數學邏輯表達經濟學思想。
四、宏觀經濟學教學方式改革
針對以上教學中出現的問題，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應著力拉近師生時空距離，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改革考核的指揮棒，開導學生變苦學為樂學。
1.采用多樣化教學形式
教師可通過網絡資源來拉近師生時空距離，在教師個人主頁或公共郵箱向學生公布本人所教課程的內容介紹、教學進度、參考書目以及學習要求。借助電話、QQ 群、博客和電子郵件等網絡工具，最大限度地與學生交流。
2.多媒體與板書相結合
采取多媒體教學，易造成數學模型多，難度大的章節因學生的接受節奏滯后于教師的講解節奏，影響教學效果。可輔之以必要的板書；使教師的板書、學生的筆記和教師的講解節奏基本一致，學生與教師的思路連貫一致。避免老師站在多媒體展臺前，只顧操作機器忽略教學的互動。
3.發揮學生的主動性
現有“填鴨式”教學，最大的弊端是難以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老師可在每次課結束時，概略地講解下節課的主要內容，布置學生預習教材，并收集經濟生活所涉及的實際例子。把抽象、復雜的理論放到具體、簡單的實際問題中描述，變晦澀為通俗，又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和獨立思考習慣，讓學生變苦學為樂學。
第7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一、數學與理論的科學性
眾所周知，數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體系起源于古希臘，兩千多年特別從牛頓時代以來，數學及其具體應用-----自然科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長期以來人們習慣認為，能充分應用數學的學科或領域等價于科學，數學所顯示出的人類理性能力、根源和力量在諸多自然科學領域也似乎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這自然使人們猜想，為什么不能把數學方法應用到社會學科領域去尋求其真理呢？西方經濟學也許正是這種猜想的一個主要結果或實驗。數學究竟能給經濟學帶來什么呢？在進一步分析經濟學中數學的意義之前，我們應先來概略了解一下幾個數學基礎問題。
1、數學是什么？
簡單回答這個問題是十分抽象的。例如若干著名學者認為，“純數學的對象是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系”。數學“是研究抽象結構的科學“。“數學是結構及其模型的科學”。等等。數學在理論上的概括和科學的實際發展中，一般給人們的印象是，與其他學科相比，數學的特點可歸結為更高度的抽象性、更嚴密的邏輯性和更廣泛的應用性。因此，說數學是一切科學的根本基礎，是科學的皇后，是十分自然的。
稍具體說，首先，數學概念是抽象的典范，幾乎它的所有基本概念在現實世界中是找不到的，例如，點、線、面；自然數、實數、虛數和四元數等等；它們是抽象的，又是深刻的，極其奇妙地、精確地刻畫自然事物的某種基本特征。其次，數學是嚴密邏輯推理的象征，其方法論的核心是演繹法，即從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進行演繹推理；其實質含義是，若公理為真，則可保證其演繹的結論為真；從邏輯上看，演繹法是清晰、合理和完美的，由數學推出的顯然是毋庸置疑的正確結論。最后，由上面兩點，數學應用的廣泛性是不言自明的。
人的認識是無止境的，由于數學在科學發展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人們自然要進一步問，數學是絕對真理嗎？亦即數學的抽象性是絕對無誤的嗎？數學的嚴密邏輯性是絕對可靠的嗎？數學應用的廣泛性是無限的嗎？稍考察一下數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人們在這個問題的認識是不斷變化發展的。
2、數學的真理性問題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之前，數學的發展是順利的，人們對于數學的真理性是確認的。特別是十五～十八世紀，數學的順利發展達到高峰；這一時期一大批數學家同時在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做出了驚人的成就，如哥白尼、開普勒、伽里略、笛卡爾、惠更斯和牛頓等。他們從許多方面證明了自然界的一些現象與數學定律相吻合，最突出是牛頓力學；所有這些極大地加強了數學作為絕對真理的信念，人們相信上帝設計了宇宙，而數學的作用就是揭示出這些設計。
然而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非歐幾何的提出和集合論中悖論的出現，使整個科學界震動，它迫使數學家們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數學性質的認識，以及數學和物質世界關系的理解，由此引出數學巨人之間關于數學基礎的新數學方法而展開激烈的爭論。如由弗雷格、羅素和懷特海為代表的邏輯主義認為，邏輯法則是一個真理體系，而所有的數學是可以由邏輯推導出來。同一時期，以克羅內克、鮑萊爾、彭家勒和貝爾為代表的直覺主義卻認為，從邏輯原理所推導出來的東西，不比直覺感悟的更可信，數學可能是從經驗開始的，但并不真正源于經驗，而是來源于心智（經驗只是喚醒心智）。第三大派系大衛·希爾伯特領導的形式主義認為，數學實際上是一些形式系統，各有各自的概念，各自的公理，各自的推導定理的法則，以及各自的定理，把每個演繹系統發展起來，就是數學。最后是以策梅羅、弗蘭克爾為代表的集合論公理化學派，他們把解決悖論的方法寄托于集合論的公理化，即對所容許的集合類型加以限制，同時又使它們有充分的性質作為一切數學分析的基礎。
到了本世紀三十年代，這四種彼此獨立、不同的關于數學基礎的方法已形成并相互對峙，人們再也不能說某一個數學定理已證明了，這時還必須加上是依哪個標準它才是被證實了。人們不禁要問這些數學是相容的嗎？除了直覺主義認為人的直覺能保證相容性外，這個問題對于數學和科學來說，變得越來越重要和嚴峻。然而1931年著名數學家哥德爾得出了震驚世界的兩個結論，其中對于數學基礎問題研究具有毀滅性的結論是：任何數學系統，只要它能包含整數的算術，其相容性就不可能通過這幾個基礎學派（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集合論公理化學派）采用的邏輯原理而建立。另一個結論也可稱作“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它斷言：不僅數學的全部，甚至任何一個系統，都不可能用類似哥德爾使用的能算術化的數學和邏輯公理系統加以概括，因為任何這樣的公理系統都是不完備的。哥德爾的結論實際上表明，我們使用的任何數學方法都不可能借助于安全的邏輯原理來證實其相容性，亦即表明數學結果的絕對確定性和有效性已喪失。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說，歌德爾不完備性定理是對排中律的否定；即有些命題既不能被證明，也不能被證偽，而又有意義。
3、數學的有效性
現在數學已發展這樣一個階段，邏輯主義、直覺主義、形式主義和集合論公理化主義，它們都有著某種不同的哲學基礎，而難以形成某種共同的基礎。而這似乎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并不是只有一種而是有多種數學；亦即數學并不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嚴格的邏輯結構；它也許是一個人造體系，是一系列經過邏輯篩選、抽象和組織、是某種人所公認的非凡的直覺；這些直覺是我們的感覺器官、大腦和外部世界相結合的產物。任何一種數學或其分支都只是提供了某種可用的理論，根本意義上說數學也是一門自然科學，任何為其尋求絕對基礎的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
當然，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也表明，與任何其它實驗科學相比，數學作為一種精確而有效的思維方法，相對來說是最為廣泛和深刻、有效的；其作用也更為基本、更為重要。例如，在其它科學的歷史發展中，都曾經發生過若干次根本性的變化，而在數學中，大部分邏輯和經典分析已使用了許多世紀（雖理論上存在某些深刻的問題），現在仍然還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學又的確不同于其它科學，我們可以把它稱為準經驗知識。
數學在自然科學的應用中為什么能得出非凡的實際結論？為什么那些長而復雜的純推理過程（純推理是獨立于經驗的）能產生意想不到而又準確的結論？現在并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一種解釋是，人類試圖從復雜的自然現象中猜想（提煉）出某些簡單的系統，其性質能用數學來描述，正是人類這種抽象化能力產生了對自然令人驚異的數學描述。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成功是有條件限制的，例如，數學成功的領域主要是物理世界或無生命的物質，其方法論是把物理世界用長度、質量、重量和時間等簡單概念來刻畫，也許由于其行為是可重復的，因而用數學描述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其代價是犧牲自然世界的豐富性；數學只能是描述了自然某些簡單化了的方面和過程，決不是全部。另外，在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和生物學等領域，數學的有效性就非常不明顯了，這自然是由于研究對象的不同性質和復雜性所決定的。
如何認識數學的真理性問題，如何看待數學在自然科學中的有效性問題，如何理解數學在社會科學等領域中的作用問題，等等；這類的問題大都屬于哲學的范疇；雖然實難形成確定性結論，但通過學習和思考得到的有關認識，對于我們學習和認識西方經濟學是十分有益的，能使我們的看法更加深刻起來。
二、經濟學中數學應用意義的初步思考
西方經濟學從亞當·斯密《國富論》起的二百多年來，已形成了一個龐大而較嚴密的理論體系。在整個社會科學中，經濟學的理論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認為最接近自然科學的。我認為這實際上表明，數學作為一種理論信念、方法論和研究手段，十分明顯地體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特征中。下面具體展開談一談。
1、經濟學能成為一門科學嗎？
提出這個問題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經濟學和一般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有根本差別嗎？二是西方經濟學是如何具體進行科學研究的？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某些自然科學成功發展的歷史似乎明確告訴人們，一門學科要想成為一門科學，起碼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一是要有堅強的科學信念，即堅信其理論研究對象的客觀性或研究對象客觀規律性；二是數學方法要成為研究的主要方法；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不可分離的。眾所周知，經濟學是研究關于人類行為的學科，而人類行為是很難簡單看作是客觀的。因此，西方經濟學首先要解決其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問題。
西方經濟學在討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時，往往引用最多的著名論述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觀點，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一書中，他指出“一門實證科學……是關于是什么這一類問題的系統的知識體系；而一門規范科學(或稱管理科學)……關于應該是什么這一類問題的標準的系統的知識體系……。”這一觀點把經濟學分為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同時強調實證經濟學作為整個經濟學基礎的重要地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也在其著名論文《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中指出：“從原則上說，實證經濟學是獨立于任何特別的倫理觀念或規范判斷的。……。簡言之，實證經濟學是，或者說可以是一門‘客觀的’科學，這里‘客觀’一詞的含義完全等同于任一自然科學上的定義。”西方經濟學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模仿自然科學及方法的信念是十分堅定的，僅從其內容和研究方法看也是有效的。這一點從許多基本概念及思想就可見一斑，例如效用、邊際、理性經濟人、均衡、最大和最小原則、需求定律、理性預期等等。從方法論看，這些基本概念設定的一個核心思想是避免或消除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從而使其研究能得到確定性或“規律性”的東西。又例如，“均衡”作為西方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和思想，是從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演變而來，實際上“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均衡”思想，原思想更深刻、更復雜和更寬泛得多，“均衡”是對其的簡化，即去除其不確定性部分，形成某種確定性或新的明確信念。“均衡”似乎給我們更多的是某些確定性的結論或信念；（在某些非常嚴格的假設條件下）如供求定律、均衡價格的存在性、一般均衡、局部均衡、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等等。“均衡”是什么？是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或基本狀態嗎？我認為，“均衡”是一種精巧的理論構思，更是一種“科學的信念”，在解釋和理解某些常規經濟現象時是有分析力的，但更重要地是希望符合一般科學研究特征的要求。
如果我們期望（或假設）把人類經濟現象能夠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具有這樣的堅定信念，則西方經濟學的確是有成效的和富有智慧的。因此，經濟學是否為一門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信念問題，或者說其信念將產生巨大的影響。當然，把人類經濟問題轉化為科學研究的問題，光有信念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具體的思想、創造和方法；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也就是要解決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的基本思想及其假設。
2、經濟學中應用數學的思想及其假設
按傳統流行的科學觀，一門學科達到科學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它能否充分運用數學方法，西方經濟學認為這對經濟學也應是對的。另一方面，經濟現象與自然現象又非常不同，它是一種與人、人類（文化、政治）歷史進化、人與人關系等等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因素有關的、比自然現象更加復雜、不穩定的現象。把這樣一種現象人為地轉化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并達到數學能運用之，的確需要堅定的科學信念和具體的研究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確定西方經濟學中的有關基本假設及其思想。根據作者的初步認識，西方經濟學中基本假設及其思想可概括如下：
（1）注重靜態忽略動態。如“均衡”思想，強調靜態均衡狀態（特征）是一般經濟運行的本質特征及其在經濟學中的中心地位，而忽略實際經濟運行過程及其不確定因素的分析。西方經濟學相信任何經濟運行過程是圍繞均衡進行的，均衡是實際運行軌跡的中心線；均衡是客觀的、確定的，即使實際經濟運行可以是不穩定的但最終總是收斂于均衡的。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西方經濟學研究中不考慮諸如歷史文化、人際制度等復雜、易變的動態因素；著重研究靜態的物與物、人與物的關系，而不考慮人與人的關系。例如，“均衡”這個概念沒有歷史、文化和制度的差異涵義，象一個物理定律（均衡概念及思想實際上來源于比較靜態力學的研究思想）；又例如，西方經濟學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假設條件“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也是這一思想的具體反映。
（2）強調理性拒絕非理性。實際經濟中，影響人的行為的因素是十分復雜的，如歷史的、文化的、進化的、心理的和經濟的等等因素混合其中；簡言之，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綜合作用的。科學（數學）的力量主要在于理性分析，而對非理性等的分析是無力的，理性等價于邏輯和確定性而排除不確定性。西方經濟學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分析人類經濟行為方面，可以說極端地相信和強調理性因素在人們行為中的作用，而完全避免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例如，西方經濟學中的若干基本假設：理性經濟人、效用的量化、生產者和消費者只追求最大利潤和效用、生產者和消費者具有完全信息（知識）、供求定律、理性預期等等，十分明顯的反映了這一思想；這些有關完全理性的假設在經濟學中的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3）追求確定性避免不確定性。自然科學的成功及其信念就是其理論在一定時空內的確定性；從方法上講，上面兩點的思想及有關假設的具體作用，實際上也是追求經濟理論上的確定性，亦即為其理論的數學應用作信念及方法上的準備。另一方面，在具體研究中，則進一步表現為追求理論上確定性的形式，亦即分析、結論的幾何和數學模型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得到這些確定性的形式又需要具體滿足各種數學方法正確運用的種種假設條件，哪怕是完全不現實的。例如，有關均衡的若干假設、市場上存在充分多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以保證他們都只是價格的接受者、生產要素和商品的完全可替代性、供求曲線的設定、邊際概念等價于導數、變量之間某種形式的“線性型”關系假設、規模收益不變假設等。
總之，可以理解的是，為了實現經濟學的科學信念，方法上必須引入數學思想和方法，亦即演繹法：從創造性假設出發──經邏輯推理（數學推理）──得到確定性結論。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學中演繹法（數學）成功應用的關鍵，是巧妙和創造性地構思其演繹的前提──假設條件。我認為深入認識和理解其主要的假設及其思想，是認識西方經濟學方法論及其數學意義的關鍵所在。
3、經濟學中應用數學的方法論意義
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經歷了一個長期過程，西方學者認為，十九世紀其思想基礎是西方科學哲學中的“證實主義”，而二十世紀則是“證偽主義”；“證偽主義”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思想是徹底反對歸納法而推崇演繹法，而數學是演繹法的典范。我認為演繹法及其思想在經濟學中應用的方法論意義，簡單說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創造假設、數學推理、檢驗理論。下面稍稍展開談一下。
（1）創造假設條件是理論假說演繹推理的關鍵和必要條件。確立假設條件一個最基本目的，就是要創造性地簡化現實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從而確立現象間聯系假說的核心結構，并建立演繹推理確定性的前提。一般來說,不同假設下所形成的分析思路、分析范圍和分析方法往往是不同的；不明確提出假設條件,理論本身將顯得含糊不清,無法形成理論討論中的共同規范,往往會造成對同一理論認識和理解的不同,容易引起理論基本概念的混亂,這將阻礙理論研究中科學探討統一基礎的形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經濟學的假設條件中往往包含了其理論假說演繹的大前提；這里所謂“大前提”即是理論假說或假設條件的核心；它實際上蘊涵了理論假說的基本思想、主要結論和演繹的最終前提。應指出的是，根據“證偽主義”的思想，所謂“大前提”的形成是研究者“自由創造”的結果，而無需什么嚴密的邏輯推理或經驗事實依據；實際上，不同理論或學派的主要思想分歧或創新，往往表現在其演繹“大前提”的不同。因此，我們應特別認識到假設條件在經濟學中的方法論意義。
（2）演繹法的典型推理形式是數學推理。數學推理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其前提（即假設條件）應十分確定和嚴格的；經濟學中的假設條件往往確立了邏輯推理的“大前提”及其變量間的具體數量關系、演繹方向等；西方經濟學中演繹推理的基本過程可簡要概括為：提出假設條件(大前提)------邏輯推理(數學推理)------結論(并檢驗結論)。根據演繹法的特點,如果推理的結論不正確或通不過檢驗，則問題一定出在假設條件部分，而與邏輯推理過程無關；因為演繹法中,結論只是其假設條件(大前提)必然的邏輯結果，邏輯推理(特別是數學推理)一般是不會出問題的，這正是演繹法邏輯清楚或簡單的科學方法論意義所在。這個意義告訴我們，任何經濟理論存在問題是肯定的，也是十分明確的，即問題肯定在假設條件中，理論的發展或創新在于對原有假設條件的修正或創新。
（3）理論的可檢驗性是演繹法的目的。“證偽主義”判斷理論科學性的唯一標準是看理論是否具有可證偽性或可檢驗性；一般來說,假設條件和數學推理將使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明確具體、變量之間的關系數量化、以及保證邏輯推理過程的嚴密性，最終將保證理論結論的具體明確,亦即具有經驗的可檢驗性（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檢驗方法是計量經濟學），從而保證了其理論假說科學性的主要特征。值得指出的是，按照證偽主義思想，就一般經驗科學而言，演繹法意義上的檢驗是檢驗理論的結論，而不是檢驗其假設條件。但就經濟學來說，是檢驗假設條件還是理論結論或是都檢驗是有爭論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社會科學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演繹法或數學在西方經濟學中的應用具有科學方法論上的意義，是將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研究信念的必然結果，它的研究思路、體系和研究方法應該說是按科學研究的要求來設計的，并達到了相當高的技巧水平。當然，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有（根本？）差別的，自然科學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也應有差別；我認為這個差別集中反映在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上，或者說可以從西方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及其思想上去認識。另外，確立假設條件本身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創造過程,按照“證偽主義”的思想,理論核心假設的提出是一種大膽的猜想、“自由創造”或某種非理性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沒有什么邏輯的方法可循。但在西方經濟學中，科學的信念和數學應用的條件，實際上對其基本假設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其基本假設的思想是盡量去掉不確定性因素，而經濟學中的任何事實又滲透了人們心理變化的不確定性；在處理更加復雜經濟社會現象的面前，數學的威力仍在嗎？因此，在我們分析了經濟學中數學應用的科學意義后，還應更深入地思考另一方面的問題，經濟學中數學應用的限制又在哪里呢？
三、經濟學中數學應用限制的初步認識
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的有效性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方法論問題。我認為其關鍵點在于，如何認識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差異，以及怎樣認識數學有效性的深度和廣度；實際上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問題。雖然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很難說理論上會有什么最終定論，但某種深層次的思考和了解，將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方法論目前仍存在的某些基本問題有所理解。
1、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
一般性討論已告訴人們，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之間的確有某些根本性的差別。與自然現象根本不同在于，社會現象中人及其關系在經濟事件實際過程中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影響在自然科學中也存在，但影響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作某種嚴格的假設，這種差別將限制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經濟分析將最終歸結為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心理學的等方面的分析。因此，如何認識這種差別及其性質，是認識經濟學中數學應用限制大小或性質的關鍵。下面稍展開分析：
分析之一：兩種現象演化過程的客觀性不同。在觀察自然現象演化過程中，人和自然現象演化過程（主體和客體）是明顯分離的，除了人的觀察和認識可能有（某種相對固定）偏差外，自然現象演化過程本身相對來說是一個客觀過程；簡單地說，其過程是一個客觀事實直接連接著下一個客觀事實，與人的觀察和認識無關。而在社會現象演化過程中，由于其過程本身參入了有思考能力的人，人與社會現象演化過程不能明確分離開來，亦即人不能獨立或脫離自身來觀察自己；簡單地說，如若以事實為起點，事實經過人的思考產生認識或決策，進而影響到人的行動，而人的行動結果形成下一個事實；這里一個事實并不直接連接另一個事實，事實本身不是客觀的，而是參入了人的觀察或認識，亦即事實與人的思考是相互影響的（這種現象有人稱為“反射”現象），這時主客體是合二為一難以明確分離的；因此，我們觀察到的社會現象演化過程很難說是一個客觀過程，其不確定性因素是顯然存在的。
分析之二：兩種現象演化過程的科學特征不同。自然現象演化過程客觀性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相對來說，在人所能控制的范圍內（或在相同的條件下），其現象演化過程是可重復的或可控制的，這實際上是產生科學研究和確定性知識的基本特征。而社會現象的演化過程則完全是一個不可重復的歷史過程，亦即人們在其研究中，無論利用多少人為的條件（總是有限的）來刻畫條件相同但時間不同或地理不同的兩個實際社會（或經濟）狀態，都是不準確和客觀的，有時甚至是差別巨大；歷史事件是不可重復的！這突出地表明，歷史的、文化的、制度的和心理的等因素復雜作用、進化的不可逆性和不確定性，也表明社會現象的復雜性遠甚于自然現象。
分析之三：人的認識偏頗性對研究對象的影響不同。眾所周知，人對世界的認識是有限的，亦即總是存在偏頗或不完全性，但這種偏頗對我們所考察的兩種現象過程的影響是非常不一樣的。對于自然科學來說，由于其現象過程的相對客觀性，人的認識或偏頗相對來說不可能影響現象過程（事實）本身，亦即這里人的認識或偏頗和其現象過程實際上分別屬于兩個相互隔離的空間，客觀過程能不斷糾正認識上的偏頗；也正因為如此，自然現象或事實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既是扮演著可觀察的獨立現象，又實際上扮演著獨立而客觀標準；亦即相對來說，人的認識或理論的正確與否可以通過與現象或事實的對應得到客觀地檢驗或確定；因此，這種研究結論才可稱之為確定性的和科學的知識。而對于社會科學來說，由于其現象過程的非客觀性，即人的認識或偏頗滲透了現象過程本身（事實）之中，事實和人的思考兩者是互相影響而不斷變化的；因而造成了研究對象和研究本身的不確定性或非客觀性，例如，我們可以發現，經濟學中缺乏象自然科學中那樣無可爭議的假設或概念；這種狀況下的研究方法和結果很可能是，要么是確定性的而脫離實際，要么是不確定性的而失去科學研究的意義。
我認為，以上的初步分析反映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之間差別性質，也是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限制的深層次原因。
2、常規事件與歷史事件
我們自然想到，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有效性可能受到限制，怎樣來認識這種限制的大小呢？又怎樣來認識經濟學的實際作用呢？我認為認識和區分社會經濟現象中所謂“常規事件”和“歷史事件”的含義是十分重要的。
（1）常規事件和歷史事件。社會經濟現象（事實）中參入了人的思考（為）因素，事實和人的思考（行為）相互影響，不可分離，這里的事實相對而言失去了其客觀性；因而我們說經濟（社會）事件相對來說更具有不確定性；當然這并不能認為，經濟（社會）現象完全無穩定性、無研究意義，而是要著重指出它與自然現象的重要差別；這里歷史學研究及其內容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一般歷史學研究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是描述和分析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所謂“歷史事件”，從時間上衡量，“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長度在整個歷史過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時間中所發生的相對穩定、普通的事件，我們則可稱之為所謂“常規事件”，但它并不是歷史研究所描述的主要對象。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對照來看，可以簡單地說，所謂經濟中的“歷史事件”部分主要對應于較大經濟波動時的波峰或波谷時期的經濟狀態，或者說是指那些遠離“均衡”時的經濟狀態；而經濟波動其余部分相對較穩定時期，或者說那些較接近“均衡”時的經濟狀態則對應于所謂“常規事件”部分。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事件”和“常規事件”的區別本質上是不確定性和確定性、非理性和理性的區別。
（2）經濟學與“歷史事件”。值得指出的是，“歷史事件”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和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它往往是歷史進程重要的轉折點，也是難以事先認識和預測的。同樣，經濟（社會）現象中的不確定性也主要突出地反映在其所謂“歷史事件”中，簡單地說，即指較大經濟波動中的波峰和波谷部分（較大經濟波動轉折點的某一鄰域），目前的經濟學或經濟數學模型對此的解釋或預測是十分無力的。經濟中“歷史事件”的形成，實際上是人們思考或認識的偏頗逐漸加強（或非理性作用突出），并不可遏制地、不斷放大的結果，亦即實際事實與參入者的偏頗不斷相互影響、一致偏頗（或非理性）行為的程度積聚放大最終導致崩潰（突變）的過程，這一過程的不確定性（或非理性）特別顯示在波峰和波谷的形成上。這一過程的典型例子在金融證券市場上是十分常見的，也許目前科學方法對此的解釋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同樣可以看出，對這一過程的形成，均衡的力量或均衡思想的解釋力是微不足道的，更不用說去預測它了。
（3）經濟學與“常規事件”。當然，社會經濟中的不確定性不可能總是激烈地表現出來；一般來說，在“常規事件”時期，人們的偏頗及行為相對處于穩定（或較理性的）狀態，與實際狀況比較接近；這時，人們的總體偏頗狀態不會形成某種變化的趨勢，人們的思考及行為與實際狀態的相互影響處于穩定，不確定性或非理性的程度相對較小或相互抵消。這時“均衡”經濟學的確具有相當的解釋力和預測力，或者說在“常規事件”條件下或某種嚴格的假設條件下，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意義是顯著的。但我們應注意的是，由于“常規事件”本身的穩定特征或屬于經濟現象中常規部分，使得這種解釋力的實際意義和重要性驟然變小。這里出現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主要是“常規事件”還是“歷史事件”呢？西方經濟學顯然是選擇了具有較好確定性特征的“常規事件”作為其研究對象和經濟本質特征的，而把“歷史事件”作為例外加以處理。
3、檢驗經濟學的困難
眾所周知，自然科學真理性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其理論能相對其對應的客觀事實得到檢驗，這種檢驗不會因人的認識或理論的不同而改變，也不會因研究者的不同研究動機而改變；其基本原因是這里的“事實”是唯一的或客觀的，通過這種檢驗而得到的理論（或知識）是科學性的保證。然而，對經濟學的檢驗卻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經濟學及其實際預測無論正確與否，它們都會對人們的思考和行為產生某種影響，特別是有重大實際經濟意義的預測，可能會對預測的事實本身產生有利或不利的影響，亦即經濟學預測的事實本身并不是唯一的或客觀的，是可以變化的，這樣的預測成功或失敗似乎并不能客觀地說明其理論的正確或錯誤。在經濟學的檢驗中，在用什么“事實”作為檢驗的共同標準問題上，實際上缺乏一致和明確的認識。
其次，自然科學中，數學方法預測成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所謂“有條件預測”，亦即相對而言，其預測的假設（或前提）與其預測的結論之間是邏輯或直接（客觀）的關系；或者說，在相同條件下預測過程是可重復的或多次有效的。我們已知道經濟學預測不存在這種“有條件預測”的特征；在實際預測過程中，預測的條件（假設）與其預測結論之間存在著不確定性因素的干擾，尤其在經濟波動的轉折點時更是這樣。經濟學中的大量不同理論學派或預測模型之所以可以長時間地同時并存，是因為與自然科學不同，某個模型的某次成功預測并不能表明其理論的正確或有效；同樣，某個模型的某次失敗預測也不能表明其理論的錯誤或無效；因此，經濟學的檢驗意義是有限的。
最后，在任何科學研究中，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主要有兩種類型，可分為追求真理和追求功利的動機。在自然科學中，無論研究者的動機如何，檢驗研究者成果的標準是唯一的----客觀事實，來不得半點虛偽的東西。而在經濟學研究中，由于檢驗的標準可能是不確定的，不正確的動機、錯誤的理論或預測也可能取得“成功”，因為它能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進而影響到經濟現象本身或所檢驗結論的形成；如果加上政治和個人利益等傾向的影響，某些研究結論的偏頗性將十分突出，再利用經濟學“科學性”分析聲譽的影響，短期內使實際狀況達到某種檢驗目的的要求是完全可能的和有效的；這種檢驗破壞了科學檢驗的客觀性。
總之，經濟學的檢驗與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檢驗具有較大的差別，不能簡單地混為一談；這一問題的存在也是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的一個主要限制。
四、小結
以上從不同的方面，初步探討了經濟學中數學應用的意義及其限制，應該說還是十分粗淺的。總的來說，我認為經濟學中數學的意義，主要表現在純理論的信念統一和理論體系完美的結構上。因此，西方經濟學對于我們進入經濟學領域能夠起到基礎知識和技術的作用，學習經濟學不可不了解和學習西方經濟學；另一方面，對經濟學中數學的意義也不應過分夸大，特別是在實際應用時，要深刻認識經濟學的局限性。舉一個例子，在實踐意義上，經濟學中數學的作用很類似計算機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例如計算機在解決那些被嚴格限定的問題（如邏輯問題、國際象棋等）方面，的確具有超人的能力；但如果它面對大量人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解決的那類問題（諸如辨認一張面孔、一種聲音，或在擁擠的人行道上行走等）時，可能會一籌莫展。因此，許多時候，經濟學上的優美數學結構和確定性結論，一用到具體實際中往往會感到無用武之力或失效；特別是，數學在認識類似“歷史事件”的經濟問題時，其實際作用可能是十分有限的。
第8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值得注意：后現代主義經典作家和西方者往往把美學與經濟學混合在一起寫作；與此同時，當前典型的后現代經濟實踐（體驗經濟實踐）中，審美與經濟也混合在一起實踐。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共振，背后是否具有某種神秘的內在聯系？
審美的政治經濟學歷來是以異化及異化的消除為基本主題的，而經濟活動本身的日益審美化是以復歸為導向的，所以這兩股力量是同一股力量。在這種力量推動之下，經濟學可能發生一場“審美轉向”：從以資為本，單純進行工具理性的實證研究，轉向以人為本，對幸福快樂這種感性目的的價值判斷。
美學（Aesthetics）這個詞，在其創立者鮑姆嘉通那里，是“感性學”的意思。美學作為“感性學”，與經濟學這門“理性”學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在“感性―理性―更高感性”螺旋上升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當前現代化潮流正處于第三個階段（以第三次浪潮、信息社會、體驗經濟、“高科技、高情感”等為標志）。在復歸感性的現代化總背景下，以“理性”為旗幟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大本營，反而受到美學這門不起眼的“感性學”的“侵略”，就不足為奇了。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必然：以“感性學”所長，補“理性”學所短，這是在主流經濟學缺乏反省精神情況下，響應歷史潮流的“替天行道”之舉；而行為經濟學則從經濟學內部，通過對感性快樂的研究，里應外合式地配合了這股歷史潮流。
經濟學的兩次現代化：現代轉型與后現代轉型
快樂是經濟學與美學共同的研究對象。經濟學在其古典時期，曾以研究快樂為中心。例如，古典經濟學家邊沁，就把快樂作為其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邊沁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中，把快樂和痛苦作為判斷價值的最終標準。邊沁認為快樂是一種終極價值和終極判斷標準。他據此提出后來被稱為“最大幸福原理”的“功利原理”，并區分出十四種人性可感覺的快樂。斯密最初的《道德情操論》，也不回避對于情感愉快的研究。
然而，馬歇爾以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快樂”不見了，代之以效用的概念。這是經濟學的第一次現代化，是理性驅逐感性的過程。從此，經濟人理性牢牢占據了經濟學的中心舞臺。“理性”的經濟學與“感性”的美學之間的聯系也被割斷了。從表面上看，這樣做直接的原因是人們認為快樂等情感不可測度。經濟學為了實證，采用效用（包括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這種可以精確測度的、引致快樂的中間價值變量，來近似替代快樂這種作為“一種心理行為，一種情感”（邊沁語）的不可測的最終效果。然而從根本上說，這是經濟學現代化轉型的必然要求。因為工業化的理性價值與情感這種感性價值之間存在實質性沖突。取舍的結果是在工業化中形成的主流經濟學自然要維護工業化的核心價值，即理性價值（經濟人理性無非是哲學理性的經濟化）。經濟學對情感的忽視，源于對理性的獨尊。所以在整個工業化運動中，人們不再把效用當作引致快樂的手段，而是把效用本身當作追求的目的。擴大到宏觀含義上，最大幸福概念也就被偷換為最大效用概念。此時的主流經濟學，已經“忘記”了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對效用的最初看法。
工業化完成后，形勢急轉直下，“快樂”這種終極狀態價值在“升值”，而“有錢”這種中間狀態價值在“貶值”。 人們開始發現工業化的“蛀牙”：以效用取代快樂，隱含著一個最近被行為經濟學家們證偽的命題，就是“有錢即快樂”。在這個命題中，“有錢”是效用和效用最大化的通俗指代；“快樂”是幸福和福利最大化的通俗指代。這個命題的經濟學含義是：快樂依附于效用。有效用就有快樂；只要效用最大化，快樂就最大化。卡尼曼、奚愷元、黃有光等的一系列實證研究證明，“有錢不一定快樂”。對應的宏觀結論則是，GDP的增長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著幸福水平的同等程度提高，光謀溫飽不謀幸福，人們會“放下碗筷就罵娘”。
針對工業化經濟學這個最大的“蛀牙”，即效用與快樂的倒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卡尼曼鮮明地提出“回到邊沁”的主張。這是經濟學的第二次現代化，旨在實現經濟學后現代轉型。
“回到邊沁”的本質：異化與復歸之爭
用什么做理論的價值基礎，這是經濟學理論在社會轉型期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卡尼曼的“回到邊沁”，實際上把問題挑明。快樂與效用（或按卡尼曼說的“邊沁體驗效用”與“馬歇爾決策效用”）的區別，從哲學高度認識，其實質是目的與手段的區別。兩種價值觀的區別在于：以人為本的觀點強調以人為目的，效用為手段；西方主流經濟學強調以效用為目的，以人為手段。
以人為目的，效用為手段，是經濟學中的后現代轉向的最鮮明特征。在歷史上第一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人是馬克思，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有所表述。 手稿既是一部經濟學著作，又是一部美學著作。這種經濟學與美學混合寫作的風格，在后現代主義作家中普遍存在，如鮑德里亞的符號交換與象征交換理論、巴塔耶的普遍經濟學和美學理論，顯然與馬克思有關。手稿的中心思想是指出資本主義（相當于我們語境中的“現代性”）的根本問題在于“異化”，而未來社會（相當于我們語境中的“后現代性”）的根本前途在于“復歸”。異化指人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對立，手稿中具體指資本主義把人的手段當作了人的目的；復歸指人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和諧，手稿中具體指未來理想社會，要實現人的手段向人的目的的復歸，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是對邊沁的“快樂”（幸福）的一個更具歷史性的概括。為人民“謀幸福”的說法，理論源泉就在這里。如今，“謀幸福”的技術計量問題正在解決，快樂與國民幸福總值的度量都有了突破性進展。
第9篇：經濟學的核心思想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農村法律;新農村建設;經濟發展
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了諸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新的解決對策與法律制度保障，農村經濟建設中的土地流轉等現實問題呼喚農村法律制度建設的進一步完善。從，特別是新世紀取消農業稅，放開土地流轉以來，諸多實踐表明，當前我國農村法律制度建設的薄弱環節在于產權制度不夠明晰，由于產權不明晰導致的經濟糾紛對農村經濟穩定發展和社會和諧環境的打造十分不利。因此需要參考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從產權制度入手，分析進一步完善農村法律制度建設的途徑與舉措。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在其著作《企業的性質》中提出。產權理論的主要觀點是，當交易成本為零時，只要允許自由交易，經濟行為就會達到帕累托最優，而交易成本為正，就會降低經濟效率。科斯認為，產權理論包括交易成本、產權界定與資源配置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中，交易成本是核心，交易成本的高低將直接影響經濟效率的高低。新制度經濟學還認為，制度需求與制度環境變化共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設計，制度安排設計必須建立在符合實踐規律和經濟規律兩個基礎上，不能只考慮實踐而忽視經濟成本，這樣的制度安排是無法貫徹和實現社會福祉進步的，同時不能只考慮經濟成本而忽視社會實踐的趨勢，否則這樣的規定也無法真正切合社會實踐。新制度經濟學指出，經濟效率最大化的前提是交易成本的盡可能降低，而從我國農村經濟建設實踐來看，產權問題構成了交易成本的主體。農村土地流轉是在農村土地所有權保持集體所有制基礎不變，允許有能力的家庭與個人適當突破原有的安排，通過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方式實現規模經營。土地流轉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的弊端，即家庭單位的經營導致生產碎片化，制約了大型農機設備等的使用，對農業產值進一步跨越式提升有一定的負面作用。2007年物權法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根本原則的同時，也為放開土地使用權流轉“放開了口子”，肯定了通過合法土地流轉所取得的收入的合法性，而且通過合同法等的規定，完善了對于承包及所得的歸屬問題規定，進一步激發了有能力的個人和企業參與農村經濟建設實踐的熱情，鄉鎮企業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春天。但是在實踐中，由于我國農村地域廣闊，國情復雜，以及農村法律意識淡薄等問題，物權法關于產權制度安排的一些條文精神并沒得到很好地貫徹，導致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不必要的問題。
二、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中凸顯的法律制度建設問題
1、法律意識淡薄
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在于通過規范包括產權在內的制度設計，用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保障，換句話說，通過加強法律制度建設來規范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但由于我國農村長期以來屬于人情社會，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村民鄰里之間的日常交往、生產生活，人們還是傾向于由當地具有一定聲望的族長、長輩來進行“斷案”，有時候甚至會逾越法律的邊界，或者做出與法律精神相悖的決定。同時，由于社會經濟發展與城市相比有所落后，加上人員流動性差，當代法律意識與族規以及約定俗成的風俗習慣有一定的出入甚至不同，此時很少會有村民選擇使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例如，2016年初，廣東潮汕地區某村對土地承包的利益歸屬分成產生歧義，由于當地宗族觀念強，根據風俗慣例，族長決定將九成利益收歸本村村民，對外地承包商僅分配一成，當外地承包商表示要重新討論，甚至要提起司法訴訟時，當地村民竟然對承包商群起而攻之，最終合作項目以爛尾告終，當地招商引資又一次失敗，經濟發展再次出現不和諧的事件。通過這一案例可以看出，當前法律意識淡薄，片面依靠族規村規，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亟待加強法律制度建設，規范制度運行，摒棄舊俗陋習。
2、土地流轉等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的精髓在于，明確產權邊界，規范制度設計，用制度“說話”，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當前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是土地使用權流轉，而與之相關的法律制度卻不夠完善。2007年的物權法雖然確立了土地成本所得由私人所有的精神，但對于土地流轉的方式、形式以及后續一應事宜則缺乏必要的條文規定。例如當前城市用地已經確立了招拍掛、使用權轉讓等形式，保障了城市土地供應側的良好運行，避免了由于土地流轉導致的經濟糾紛等問題，而農村則不同，國家至今沒有出臺一部有針對性的法律法規，因此出現了“各自為政”的情況。例如吉林某村規定，土地流轉要通過村、鎮、縣三級審批，而審批環節設置過多，審批過程不透明，就容易導致權力尋租行為，由此滋生腐敗;福建某村規定，土地流轉只可以承包給同村的人，不可以承包給外村的人，保障“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由此導致的權力不當使用、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對農村土地流轉和鄉鎮企業的進一步做大做強十分不利，需要在未來加強解決。
三、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農村法律制度的構建路徑
1、加強教育
有了好的法律制度還不夠，必須要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營造起“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圍，要讓制度設計落地，扎根廣大人民群眾的內心。以山東壽光為例，當地農村基層組織自發建立起普法教育工作小組，對農村地區進行專門的普法宣傳教育，特別是對土地流轉、承包利益分成等與群眾密切相關的經濟行為進行從法律角度的剖析，增強民眾的法律理念、法律意識，對于培養農民的守法意識，能夠識別經濟行為中的法律風險，讓廣大村民群眾對經濟糾紛能夠“防患于未然”。同時，在中小學開展學法教育，聘請外地專業教師，在國家教育大綱框架內，對法律常識“從小抓起”，根據當地的統計數據，普法教育從2008年至今7年來，當地的經濟案件立案率逐年下降，廣大村民在與開發商簽訂合同、租約時能夠使用好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利益，用法律規范行為，用制度保障經濟發展大局，對當地經濟建設穩定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完善立法
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立法是前提。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也在于必須建立起一套內容完善、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完善法律運行的制度設計。當前我國已有的《農業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及《物權法》等，對農村法律制度建設起到了框架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法律只是在制度層面上給出了原則性的規定，或者即便是有一定的細化但也是僅僅就某一個方面而言的，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一定的不足，無法滿足實際工作的需要。例如糧食問題，我國是農業大國，亦是產糧大國，然而卻沒有一部根本性法律對于關乎我國糧食生產安全及糧食產業發展的法律。特別是近期從中儲糧黑龍江林甸直屬庫的事件到農業部集中批準種轉基因大豆進口而導致的爭議，糧食相關重大事件扎堆更顯現出凸顯出糧食立法之必要。
四、總結
農村經濟建設需要法律制度為保障，新制度經濟學堅持這一認識，并認為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能夠起到“經濟劑”的作用，減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提高經濟行為效率，促進整個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進一步提高社會經濟現代化水平，縮小城鄉二元化發展的差距。此外，新制度經濟學所主張的產權明晰觀點，對當前土地流轉、承包利得分配等現實問題亦有較好的現實意義。未來，要通過加強立法、培育農民法律意識等措施進一步加強農村法律制度建設，更好地為社會經濟建設服務。
作者:楊子 單位:西安財經學院
【參考文獻】
［1］陳佳佳．基于制度視角的湖北省農村土地流轉研究［D］．中南民族大學，2015
［2］科斯，德姆塞茨，諾斯．財產權力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