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的重要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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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孫子兵法》開篇有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年代，金融市場就是沒有硝煙的戰場，金融安全是國家大事，決定著國家興衰，甚至是民族存亡。《尉繚子》則說：“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在國際金融戰場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戰略對抗才是內涵。國家利益博弈的結果，取決于金融安全戰略的高下。而制定國家金融安全戰略，首先需要正確看待金融安全。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金融安全，三個問題十分重要。
金融安全是個技術問題嗎？
技術指標是金融風險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與否的唯一衡量標準。事實上，金融安全不僅取決于金融風險的大小，還取決于金融體系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風險的紓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戰略對風險的綜合處理能力。因此，技術指標對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僅從技術角度維護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險的。
金融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專業領域，金融工具的設計、金融風險的測度和金融監管的執行，都需要深厚的經濟學、金融學、數學和心理學的專業知識。較高的專業門檻和技術含量實際上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權力量驅動的，技術指標作為體系運轉的結果，對不同國家的含義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金融安全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技術標準，用技術手段來觀察金融安全狀況、來應對金融安全問題，往往會陷入困境之中。而將金融安全視作技術問題，這首先就是一種危險，很容易在國際金融博弈中陷入戰略被動。
金融安全指標體系里的指標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經常性項目差額占GDP的比重、外匯儲備可供進口月數、償債率、償息率、債務率等。這些指標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對于判斷和預防金融風險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研究和應對系統性金融危機，保障國家金融安全，僅從技術層面上考慮是遠遠不夠的。
從邏輯上看，金融安全是一個相對概念，即風險相對于風險承受者是否危險。同等程度的金融風險，對于一國可能是安全的，對于另一國則可能是危險的。金融安全取決于多個要素，包括：金融風險的絕對水平，一國金融體系的成熟度（決定風險承受力），一國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地位（決定風險分散能力），以及一國金融安全戰略謀劃水平（決定風險化解機制）等。由于技術指標大多只描述了風險的絕對水平，因此其對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標高還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與否的決定性要素。
由于技術指標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國圍繞技術指標來構建金融安全戰略是危險的。舉兩個例子：案例一是印度尼西亞，亞洲金融危機后，為了修復技術指標以達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經濟兩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價。案例二是美國，次貸危機后，美國并沒有著力于技術指標的修復，卻贏得了風險出清和強勢復蘇的契機，并于近期展現出經濟“周期性領跑”和金融“霸權地位加固”的相對強勢。
因此，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不僅需要技術上有考慮，更需要從戰略高度著眼，堅守底線思維，完善頂層設計，全盤統籌金融戰略的制定、國際博弈的應對、金融風險的緩沖、基礎體系的建設、各種威脅的化解等。
陰謀論還是陽謀論？
陰謀還是陽謀，這是一個問題。國際金融體系中浮現和隱藏著的是各國之間的權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爭奪和較量，每一次國際金融危機都是國家間權力與財富重新分配的過程。無視他國“陰謀”的存在是危險的，但如果僅以陰謀論作為主線和戰略思維的基調來看待這些問題，則太過狹隘。我們應正視最大化國家利益是陽光下的行為，是陽謀，不是陰謀，靠的是實力和智謀。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陽謀，掌握政治經濟主導權是基礎，活用虛實結合的戰術技巧是手段。
因為金融具有技術上的復雜性，大國金融博弈也有較強的隱蔽性，所以很多人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理解金融安全，這是錯誤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保障國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經濟、金融手段在國際經濟金融博弈中占據先機，用各種符合規則的手段最大化本國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是陽謀不是陰謀，原因有三：第一，目標是清晰明確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隱藏目的；第二，實現目標的手段是公開的，盡管謀劃的過程可能不會大張旗鼓，但策略實施都是通過經濟活動和市場操作來實現的，任何不公開的“地下經濟”和“地下金融”，都會被各國一致抵制，難以真正產生深遠影響；第三，追求目標的結果是一目了然的，誰在利益博弈中占據先機，誰就有更強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誰就能主導國際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獲知的隱藏收益。
全球利益博弈中，每個國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底氣實現陽謀。所謂陽謀，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陰謀詭計、憑實力也能實現的謀略。在國際經濟金融往來中，只有掌握政治經濟主導權，才能保障陽謀的長期實現。具體來看，陽謀的底氣源于以下六點：第一，強大的經濟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基石；第二，貨幣霸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關鍵；第三，主導國際金融業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路徑；第四，國際金融組織控制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手段；第五，壟斷金融定價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保障；第六，信息控制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利器。
金融安全可以自發實現嗎？
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陽謀的過程是一個復雜博弈的過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亂中有為，才能掌握主動，占據先發優勢，進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獲得超額收益。亂中有為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而是要有所節制，保有底線思維。
全球化不僅意味著生產要素的流動跨越國界，還意味著各國政策的影響相互交叉。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每個國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不可能是自發統一和協調的，而是充滿了對立和沖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博弈，是一種非合作的多重博弈，博弈過程非常復雜。混亂和無序是國際金融運行的本質和常態，有序是短暫的，混亂是長期的，金融創新發展就是在“長期混亂短期收斂于有序長期混亂”的過程中實現的。在混亂的國際金融博弈中，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會自然實現國家利益的帕累托最優，在長期受制于人的情況下，一國很容易不知不覺就掉入了“溫水煮青蛙”的困境。誰占據先機，誰主導格局，甚至誰引導失序，誰就能取得更有利的發展契機，博弈論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就已論證了亂中有為對于占據先行者優勢的重要性。
第2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政府審計；國家經濟安全；關系
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和平時期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正受到各個國家的高度重視，尤其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國家經濟安全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1 政府審計關注國家經濟安全
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集大國經濟、轉軌經濟和不發達經濟于一體的時代背景，在全球經濟安全問題凸顯下，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更具有特殊性。
1.1 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指出：經濟活動是國家權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個主要國家間不大可能發生戰爭的世界里，經濟力量將是決定一國是處于主導或相對優勢地位還是從屬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
1.2 政府審計與國家經濟安全
國家審計制度的確立是基于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必要干預、調節和管理的現實需要，是國家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政府審計是國家經濟運行的“免疫系統”，審計的最高目標是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民利益，把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人民利益作為審計工作重要任務，尤其要關注財政安全、金融安全、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安全、民生安全、環境安全等，不負時代賦予的使命。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劇以及可持續發展壓力的加大，國家經濟安全觀越來越受到各國家和社會的廣泛重視。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要共同面對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2 關于政府計防御國家經濟安全風險的研究
發展中國家政府審計雖開始關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但研究尚未深入，我國對政府審計與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研究也才起步。如何使政府審計成為國家經濟安全“衛士”，承擔國家經濟安全風險審計重任尚在研究中。近年雖然針對政府審計的國家經濟安全防御職能及范圍研究較多，但對外國資本跨國并購產業安全審計理論與實務問題研究卻很少。特別是研究產業安全指標體系和審計評價系統的構建，政府審計對跨國公司并購國內企業動機、趨勢、績效的評價，以及對國家經濟安全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審計等問題研究鮮見。因此，我們構建國家經濟安全“防線”，政府審計職能轉變，建立我國政府審計國家經濟安全風險預警機制并肩負起防御國家經濟、政治安全風險的重任有著重大意義。
3 政府金融審計與國家經濟安全
政府金融審計作為金融監管的重要手段，是政府審計機構對金融機構會計記錄、會計報表和其他財務資料所反映的業務活動真實性、合規性和經濟效益所進行的監督、審查活動，對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強政府金融審計是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內在要求。我國政府金融審計歷經30年的發展已日漸成熟，但在審計對象、審計內容、審計程序和方法、審計功能定位等方面仍存在有待改進之處。
作為金融監督的重要形式之一，政府金融審計是強化金融監管、維護金融穩定、提高金融效率、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手段。政府金融審計在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作用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金融審計是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機制。政府金融審計以審查金融機構財務收支真實性，評價金融機構資產質量、抗風險能力、資金運營效益為目標，便于我們從總體上把握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及時發現隱藏于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并提出有效的整改建議，做好評價防御工作。政府金融審計圍繞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業務、表外業務等具體業務展開審計，便于及時發現金融活動中的違法違紀行為，化解危害國家金融安全的隱患，做好查漏糾錯工作。政府金融審計通過系統分析和綜合評價，能夠及時識別金融動態對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便于我們完善宏觀金融政策、提高金融安全預警能力，做好信息反饋工作，提高國家金融體系的安全性。
金融審計是監督金融管理機構的重要手段。金融審計機構與其他金融監管部門分工明確、職責清晰、層次分明，將有助于規范金融監督行為，優化金融監管資源配置，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4 我國政府審計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關注
在我國，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也受到高度關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首次將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并明確提出“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在擴大對外開放中，要十分注意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并把國家經濟安全提升到戰略的高度；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2007年的全國審計工作總結中，劉家義審計長首次提出了“現代政府審計是經濟社會運行的一個免疫系統”的觀點。2008年，在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劉家義審計長在中國審計學會五屆三次理事會及理事論壇上，對“免疫系統論”作了詳盡得闡述。該觀點認為，從經濟社會發展與審計發展的內在聯系來分析，從國家學說的更深層次研究來看，審計本質上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運行的“免疫系統”。審計發揮的是預防、揭示和抵御經濟社會運行中的障礙、矛盾和風險的“免疫系統”功能。由此，我國會計、審計界就政府審計發揮“免疫系統”作用，從不同角度展開討論。我國會計、審計界普遍認同“免疫系統論”的觀點。審計署黨組通過的《審計署2008至2012年審計工作發展規劃》提出了“充分發揮審計保證國家經濟社會運行的'免疫系統'功能，全面提高依法審計能力和審計工作水平，初步實現審計工作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積極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中國特色審計監督制度”的要求。
5 中國審計的國際化趨勢
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使審計國際趨同的進展迅速。審計的國際化更多地體現在國際審計準則的制定與采用上。中國審計準則的國際化趨勢正在加速。我國于2007年1月1日起實施的《企業會計準則》、《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準則》正在趨于國際化。
環境的變化是審計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土壤，無論這土地富饒或貧瘠，審計作為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極富生命力的產物就會適應環境的變化存在和發展著，不斷地完善和創新自我，服務于對它需求的方方面面，承擔著社會公眾的責任。審計的生命力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賦予的，審計發展的動力源來自于利益相關者們的博弈，只要社會存在、經濟發展，審計必將繼續實現其目標。
參考文獻
[1]蔡春，李江濤，劉更新.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基本依據、作用機理及路徑選擇[J].審計研究，2009（4）.
第3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金融如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2017年4月25日，發表重要講話，“國家金融安全”對當下中國的重要性由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我們認為，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是國策，其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影響將是長期而深遠的，對于投資領域和金融市場而言，更是如此。以投資的名義看國策，則需要“風物長宜放眼量”的長期視角和“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深度思辨，這對理解市場大方向和投資大問題不無裨益。
系統性風險是“阿喀琉斯之踵”。對于投資而言，結果是硬道理；對于國家金融安全而言，過程更重要，不以漲跌論英雄。
因此，長期投資的首要風險，是過于重視結果而忽略了國家意志對于過程理性的核心關切，進而在策略選擇中留下致命隱患。這一點對于中國投資尤為重要。
系統性風險是國家金融安全的重要威脅，而解決系統性風險則需要從風險形成、共振并相互激化的過程著力。實際上，無論是2015年的“股殤”，還是2016年的“人民幣貶值心魔”，都充分表明，中國經濟金融存在三重潛在割裂：實體經濟與金融行業的割裂導致資產泡沫做大，混業趨勢與分業監管的割裂導致監管協同困難，經濟調控與法律權力的割裂導致金融違法懲戒力度有限。
三重割裂制約了政策效能，單一政策即便方向正確，也難以在錯綜復雜的環境中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從機制上解決系統性風險、保障過程穩健，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核心方向。
市場翹首以盼的金融監管改革，無論具體形式如何，都將著力于解決三種割裂，即通過機構改革增強監管協同、通過完善法規保護消費者權益、通過激勵機制改革引導資本脫虛向實。如此背景下，中國投資更需重視金融監管改革的客觀必然性，并規避監管改革指向的過程非理性。
具體而言，建議遠離杠桿投機引致的資產泡沫，謹慎看待中國經濟短周期反彈所伴生的市場亢奮，珍中國經濟微觀崛起、消費崛起所帶來的長期機遇，并對中國實體經濟“騰籠換鳥”“減速增質”過程中產生的結構性機會保有關注。
投資世界里，退潮之后，人們才知道誰在裸泳。2017年以來，機構投資者表現迥異，大部分“裸泳者”的重要問題之一是誤判了人民幣表現。2016年年初，人民幣兌美元快速貶值伴隨著兩次“熔斷”和“熔斷”機制取消，全球市場經歷了一輪罕見的“開門寒”，以至于很多投資者在隨后一整年里都在努力爬出年初落下的深坑。
2016年的前車之鑒讓機構投資者對2017年年初的人民幣表現格外敏感，而在2016年歲末，市場內充斥著人民幣即將迅速“破七”的言論，進而使得部分投資者在2017年初做出了過于保守的選擇，進而錯失了全球市場、特別是港股年初以來的上漲機會。我們認為，誤判人民幣表現的關鍵，在于投資者未能理解中國政策調控的核心基調。
第4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金融風險；安全；防范
基金項目：2016年遼寧省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在校大學生金融安全意識及風險防范能力調查研究――以沈陽市高校為例”（編號：201610149018）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2月10日
一、大學生面臨金融風險的表現形式
（一）大學生網絡借貸問題普遍。隨著互聯網金融的迅速興起，許多網絡借貸平臺將高校作為拓展業務的主要場所，眾多的校園網貸平臺，不僅加劇了行業內的競爭，也使得大學生貸款的門檻不斷被降低。P2P網上“大學生貸款”不需要抵押擔保，全程網上操作，借款手續也非常簡便，只需身份證、學生證即可完成所有流程，甚至有平臺顯示，只要QQ聊天工具達到一定級別便有貸款資格。部分在校大學生消費方式不夠理性，缺乏審慎的考慮和對財務規劃的正確認知，在面對個別網絡貸款的虛假宣傳時，易被誘惑。部分不良網絡借貸平臺采取虛假宣傳的方式和降低貸款門檻、隱瞞實際資費標準等手段騙取學生們信任，看似“實惠”的貸款暗藏“高利”，誘導學生進行網絡借貸，并以各種理由索取費用，更有甚者利用學生的個人借款信息做出違法犯罪的事情，讓大學生面臨巨大的金融風險，甚至發生了“裸條催收”、“跳樓自殺”等極端事件。
（二）分期購物助長大學生超前消費。分期購物是一種根據個人的信用情況可以將物品價款分成多批支付的購物方式。分期購物越來越受年輕人的青睞，許多網上商城都有專門針對在校大學生分期付款購物的方式，學生購買商品無需信用卡，只需身份證、學生證辦理相關手續即可。
大學生對新事物、新產品的接受能力比較強，追求時尚個性，有著新潮消費理念，更加熱衷于提前消費和超前消費，尤其是對新潮時尚的電子產品尤為青睞，再加上易于攀比的消費心理，在無任何抵押擔保的情況下進行分期購物，對自己想要而負擔不起的商品通過分期付款來實現。在滿足消費需求的同時，許多大學生忽略了對自己還款能力的估算，看似每月不多的還款額對沒有收入的學生來講仍然會帶來經濟上和心理上的雙重壓力。一旦支付不起，要么由父母代為償還，增加家庭的經濟負擔，要么從網上或同學處借貸償還，最后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
（三）對個人信息不能妥善保管。部分大學生對自己的身份證、學生證、銀行賬號、手機號碼等個人私密信息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證件輕易借出。還有部分大學生將生日號碼、手機號碼等設置成支付寶、網上銀行、微信支付等電子渠道的登錄密碼，或使用過于簡單的密碼，對個人重要信息不能妥善保管，個人信息的泄露為金融風險的產生留下了隱患。現在很多高校都已經在推進網絡安全教育這項工作，但有的大學生對信息時代的安全風險還是認識不足，比如隨便把身份證借給別人，結果別人以他的名義借款；頻繁使用免費wifi；隨意參加街邊掃二維碼贈小禮物等活動，為貪圖一些小便宜就泄露個人信息。
二、大學生面臨金融風險的原因
（一）缺乏金融知識。在校大學生社會閱歷較少，普遍缺乏金融知識，金融專業的學生相對好一些，而非金融專業學生對于單（復）利、年（月、日）利率、還款方式（等額本金、等額本息）等并不了解。最近，清A大學當代青年財商認知與行為調查報告顯示，有三成90后大學生期望投資年化收益超過10%，但他們對風險的甄別能力卻明顯不足。河南一所高校對在校學生調查顯示，約34.3%的被調查者不了解單（復）利、年化率、年（月、日）利率、等額本金、等額本息、信用記錄和資金的時間價值等專業術語；約19.6%的被調查者認為網絡貸款平臺貸款的金額能全拿到手；約11.4%的被調查者認為網絡貸款所給予的零首付承諾是真的。很多大學生對網貸所產生的利息并沒有概念或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許多大學生還不知道年利10%與月利10%到底有多少差別。成熟的投資者都知道，高收益往往伴隨著高風險，但在大學生群體的眼中，市場上必然存在高收益、低風險甚至無風險的理財產品。金融知識的缺乏，讓大學生對金融風險認識不足，也讓不少違法平臺有了可乘之機。
（二）金融安全意識薄弱。在校大學生由于沒有固定收入來源，絕大多數都是依靠父母提供生活費用，傳統金融行業并不會將大學生作為一個信用良好的消費者群體。隨著互聯網金融和電子商務的興起，互聯網金融開始進入到被傳統金融業所忽視的市場，在校大學生就成為一些互聯網金融機構的潛在客戶。以校園借貸為典型代表的校園金融產品最大的特點就在于雖然門檻低但各種費用加在一起很高，比銀行要高不少。但是為了吸引大學生客戶，這些費用的收取在學生咨詢辦理時并不透明。從大學生自身來說，金融安全意識不強，并沒有認識到其中的風險，輕易陷入網貸陷阱。除此之外，大學生由于缺乏社會經驗、防詐騙能力較弱、容易上當受騙，也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從而產生金融風險。
（三）部分大學生消費不理性。面對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沖擊，部分大學生缺乏自制力，消費不理性，盲目追求昂貴時尚的商品，強烈的消費愿望和資金缺乏的矛盾，使他們很容易對校園貸或分期付款購物動心并付諸行動，從而最終讓他們陷入分期付款購物卻還不起的窘迫境地，更有甚者陷入“連環貸”的困境之中。從諸多案例中可以看到，大學生借貸不少都是花在了手機、電腦、衣服等炫耀性消費上，甚至還有賭博等違法行為上，這說明大學生亟待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把金錢和時間花在最具長遠利益的事情上。
三、提高在校大學生金融風險防范能力對策建議
（一）加強關于金融安全的宣傳教育。加強金融安全方面的宣傳教育是提高在校大學生金融風險防范能力最有效的辦法。該方面的宣傳教育需要學校、金融機構、社會媒體以及家長等各方主體共同承擔。校方可以邀請金融機構到學校通過講座、宣傳片、宣傳單、咨詢答疑、有獎互動等方式，對大學生們進行關于金融安全的宣傳教育；媒體對發生在現實中有關大學生金融風險的典型案例的宣傳報道容易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大學生的共鳴，能起到強有力的警示和教育意義；而家長則要和孩子經常溝通，對孩子進行必要的干預和金錢觀的培養。多方主體相互配合，形成一張結實有效的金融安全教育網，必將有力地推動大學生們增強金融風險意識，提高風險防范能力。
（二）普及金融知識。普及金融知識以學校為主。不管是財經類院校，還是其他院校，可以開設面向所有專業學生的有關金融理財知識的課程，對非金融專業的學生普及金融知識。高校還可以鼓勵學生組建相關社團，社團主要承擔金融知識宣傳、識別網絡和電信詐騙、定期組織參觀、投資模擬大賽的策劃組織等職能，并可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參加金融方面的各種競賽等。
（三）大學生加強自我管理。作為大學生，要根據自身的實際財務能力來確定自己的消費能力，養成理性的消費習慣，不能盲目消費和過度消費，同時還要學習必要的理財知識，對自己的財務進行合理的規劃。在確有合理資金需求時，通過助學貸款、大學生創業貸款和合法金融機構，按照合法程序辦理貸款。同時，要將金融風險控制在自己的承受范圍之內，避免因債務問題給自己和家庭帶來巨大的傷害。除此之外，大學生還要充分認識到個人信息和個人信用的重要性，妥善保管個人信息，提高對個人信用的認知度。隨著我國個人征信體系的建設和完善，今后個人信用記錄將越來越重要，大學生不僅要為現在負責，更要為自己的將來考慮，以免產生不良記錄，影響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主要參考文獻：
第5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校園貸；大學生；信用安全教育
一、大學生校園貸亂象的成因
（一）金融監管缺失。校園貸最初的目的是能幫助大學生創業、助學，在培養良好的消費意識、理財意識方面，也有積極意義，但由于未建立系統監管，有部分不良網絡借貸平臺采取虛假宣傳的方式和降低貸款門檻、隱瞞實際資費標準等手段，誘導學生過度消費，甚至陷入“高利貸”的陷阱，侵犯學生合法權益，造成嚴重的后果。（二）大學生理性消費觀念的缺失。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成為網貸的犧牲品，根本原因還要從學生自身找起。盡管大學生已經成年，但他們在校期間基本沒有價值創造的收入，研究顯示家庭是花銷的主要來源。同時，隨著互聯網時代的發展，線上和線下充斥著各種消費誘惑，具有時尚前沿的電子設備或國外物品能快速的通過互聯網獲得，大多都價格不菲。然而父母提供的基本生活費，很難支付這些產品的高額售價，校園貸的出現正滿足了大學生的消費需求。它能使學生在最短時間內實現自身的消費愿望，這種不理性消費行為從客觀上增加了大學生網貸的使用頻率，長期會使大學生產生扭曲的價值觀，對其成長造成不利影響。（三）大學生金融信用安全知識的不足。大學生的金融信用安全知識與網貸或消費的理性成正相關性，即掌握的金融信用安全知識越多，網貸消費越理性。然而，近幾年的“裸貸”等不良校園貸款事件的發生表明在社會、學校或家庭層面都缺乏相應的金融信用安全教育。在家庭教育角度，大多數父母對孩子的安全教育不涉及金融信用方面，很少對孩子的金融意識和理財意識進行培養，甚至是忌諱談“錢”的問題。在學校教育角度，金融信用安全相關課程未納入大學生必修課程中，針對金融安全教育的第二課堂活動也相對較少，缺乏具有成效的教育途徑。總的來說，校園貸亂象叢生，從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到學生個人都有原因。雖然市場監管機制正趨于完善，不良校園貸平臺在嚴管下趨于好轉，但高校對于大學生的金融信用安全教育亟待加強。
二、大學生信用安全教育的現狀
目前根據各高校的措施看，大部分高校已經開展了針對網絡借貸的防范教育，設立了相關的監察機制和處理措施，但在學生信用安全教育方面還存在這一些問題。（一）高校對信用安全教育認識度較低。一是信用安全教育認識滯后。高校對大學生信用安全知識和法律的普及教育沒有跟上社會發展的腳步，校園貸這種新興消費模式打破了傳統，學校老舊的管理方法已經鞭長莫及，尤其是培養學生信用安全的教育缺乏，只側重對交通、消防等日常生活安全的教育。二是傳統的教育沒有將金融安全教育相關課程納入學生必學課程，認為金融安全教育相關課程可有可無，無關緊要。三是沒有正確處理金融安全教育與人才培養的關系，沒有認識到搞好金融信用安全教育不僅能夠盡量避免學生陷入網貸陷阱，而且也是學校培養人才的最基本保證。（二）金融信用安全知識普及度不高。近年來校園網貸的發展非常迅速，最初的目的是為廣大學生們創業、貸款提供便利，但與此同時，受金融機構監管不到位、網絡貸款平臺的運營者素質不良等因素的影響，校園貸廣告中出現一些虛假宣傳和隱瞞收費，加大了大學生判斷真偽的難度。大學生盲目相信零利息等誘惑信息的學生很容易落入陷阱，無法償還欠款，成為受害者。大學生金融信用安全知識的匱乏暴露出了目前高校對學生進行知識普及度不高的問題，學生在應對互聯網金融帶來的消極影響時不知所措，產生盲目心理、從眾心理，出現不理性消費和貸款行為，最終對自身財產安全帶來惡劣后果。（三）大學生養成正確消費觀的培養不足。互聯網金融的核心是金融理財和消費，大多數新生剛剛學會使用互聯網金融的消費功能，學生還沒有形成成熟理性的消費觀念，易產生過度消費的傾向。通過分析落入校園貸陷阱的學生特點可以得出，大多數學生具有盲目追求奢侈消費的不良消費觀念。面對大學生校園貸問題，許多高校重點在監察和應對不良校園貸學生，但預防工作欠缺，未能全面有效的幫忙學生樹立正確消費觀念和價值觀。（四）缺乏培養借貸風險意識的機制。校園網貸平臺利用其門檻低、審核松、無抵押、放款快的特點吸引大學生參與，如果學生自身缺乏相應的風險意識，極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對自身利益造成損害。除此之外，信用風險和金融意識的缺失也是造成大學生逾期還款的重要原因，歸根結底，大學生認識不足，不清楚貸款不良記錄對于未來生活的影響，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個人征信系統。一旦違約，就會受到一些不良網貸平臺的催款追款，嚴重擾亂了在校生的正常校園學習生活。目前，大部分高校對于加強學生借貸風險意識的措施還未形成機制，對大學生信用安全教育缺乏合理的機制，無法讓學生意識到不良校貸的嚴重性。
第6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一、經濟法的價值內涵
“價值”概念，語意豐富，在經濟學、哲學、法學、等學科中廣泛應用，在政治經濟學上，價值是指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在哲學上，理論界對價值的含義界定存在爭議，主要有關系說、實體說觀念說和屬性說。馬克思認為，價值這個普遍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要求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價值表明了客體對主體的需要的滿足。在法學領域，關于“法的價值”這一問題的探討也是觀點紛呈，筆者同意張守文教授的觀點，即經濟法的價值應當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經濟法自身的功用，一個是經濟法功用對人的需要的滿足。這兩個層次，前者著重于經濟法的內在價值，即自身的有用性;后者著重于對其價值的評價，及經濟法功用對人的需求滿足程度的評價，它涉及到經濟法能夠滿足人的那些需要，如秩序、公平、效率等。由此形成了內部與外部相結合，主觀與客觀相統一，功用與評價相聯系的“二元價值論”。
(一)客觀功用價值經濟法的客觀功用價值，即經濟法的內在價值，是經濟法規范所內涵的，客觀上具有的功用。經濟法的內在價值也可以理解為經濟法的制度功用，它蘊含在經濟法中并通過經濟法的實際適用表現出來。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金澤良雄認為，經濟法不外乎適應經濟性及社會性要求的法律。經濟法的社會性、經濟性、公私交融性，決定了經濟法的客觀功用價值是平衡協調，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關系復雜，利益主體多元，既有各種社會個體之間的矛盾，也有社會個體和社會整體之間的矛盾，所以要求正確妥善處理好各類經濟矛盾，平衡協調各種經濟行為，協調各方利益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協調和處理好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之間的意志、行為和利益的關系。
平衡協調是指經濟法的立法和執法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目標統一。經濟法發揮功能的基本方式是國家以社會代表人的身份介人生活，規制市場經濟運行中的行為，對其進行規制、引導、控制、調節、和監督，使其符合市場規則，協調運行。普遍認為，在當前社會實際生活中經濟法主要通過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來對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進行平衡協調的。
(二)外在的主觀評判價值經濟法的外在的主觀評判價值，簡稱外在價值，是外部主體在對經濟法功用的預期、認知、反饋、交流中所形成的主觀評價或價值追求。通過經濟法內在功用價值的分析可知，經濟法的調整，會影響到經濟社會的穩定，資源的配置，從而會影響到各國關注的重要目標—保障經濟穩定增長、社會公共利益等的實現。要實現上述三個目標，就要考慮到秩序，安全，公平，效益等方面的要求，才可能實現上述各國關注的重要目標，所以秩序，安全，公平，效益便成為經濟法的重要外在價值。應該看到，經濟法的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的秩序，安全、公平效益價值有著其獨特的內涵，即“具有很強的經濟性和社會性特征”。
二、金融危機體現了經濟法的哪些價值
(一)經濟法的客觀功用價值在經濟運行中，市場監管是國家對市場交易活動的適度干預，目的是促進和維系市場的秩序和安全，平衡和協調市場主體的矛盾和利益;宏觀調控法本質上是國家通過經濟政策間接影響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法律手段，和市場管理法不同的是它的干預是間接的，它主要通過諸如貨幣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等經濟性的政策來影響市場主體的具體經濟行為選擇。市場經濟不是放任自流的無政府主義經濟，宏觀調控可以校正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協調市場經濟的總體平衡，調節市場經濟的發展態勢，維護市場經濟的宏觀秩序。
金融危機的發生，表明在一些國家沒有充分發揮經濟法內在的功用價值，即經濟法所具有的平衡協調的功能沒有得到有效發揮。事實上，在金融危機較為嚴重的國家，正是金融調控、金融監管較為欠缺的國家。由于這些國家過于相信市場的力量，且對于政府的力量過于輕視甚至蔑視，或者沒有能夠使兩種力量形成有效的合力，因而在金融竟爭、金融秩序等方面，更強調放松管制或不干預。如果經濟法的調整能夠很好地解決個體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兼顧效率與公平，則市場失靈的問題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也就因此會大大降低;金融危機的發生，使人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無論一國是否存在形式意義上的經濟法，都要重視實質意義上的經濟法的重要功用，以實現經濟法在保障總體經濟秩序穩定、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重要價值。
(二)經濟法外在的主觀評判價值金融危機的發生，還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經濟法的外在評判價值，這在金融危機方面體現得也非常突出。如果經濟法的調整能夠解決好市場秩序和經濟安全的問題，尤其是能夠解決好金融秩序與金融安全的問題，則大大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危機的預防或解決等問題上，要同時兼顧經濟法的多種價值，包括公平、效率、秩序與安全等，其中，秩序價值和安全價值尤為重要。
下面重點談談這兩個方面:
1、經濟秩序:政府和金融企業權利維度之邊界。追溯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不同的研究者已經分別給出了答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的原因有三點:發達經濟體制監管失敗、大型私營金融機構的管理風險以及市場的約束機制存在漏洞。卡恩認為，現有金融體系不能適應全球化金融市場的要求，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存在疑問，由此總結出一點，即由于市場監管不力所致。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意味著它并不是放任自由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僅關注自由，放任競爭，不僅市場經濟難以為繼，社會也會毀于一旦。
因此為了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和社會安定，國家必須推行適當的財政、產業和金融政策，協調經濟運行，規制經濟運行。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經濟法治，法治最重要的是政府依法行政。政府應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大對金融企業的監管力度，把一切金融活動納人到規范化和法制化的軌道。在法規規定的范圍內，而不是在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信貸政策，強行施加壓力，迫使金融機構做不愿為的事情，從而使金融企業違反金融信貸運行規律，做出有損經營自和企業利益的行為。同樣，金融企業應該加強自身管理，貨幣的發行、流通和回籠，商業銀行的存貸款活動，以金融衍生品的管理都必須依法進行。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應該遵循經濟法經濟價值理念，并以此為指導，以經濟法的觀念認真審視，加強事前預防，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金融業進行宏觀調控和有效監管，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
2、經濟安全價值:金融監管之準繩。經濟法與民法不同，民法保障私人經濟安全，而經濟法在于保障和促進國民經濟整體安全。經濟法是對經濟運行平衡協調的法律，它從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出發，促進國民經濟整體安全與效益。經濟安全既包括微觀的經濟安全，又包括宏觀的經濟安全。在現代市場中，市場規制法通過市場監管，化解市場風險，維護市場秩序，確保微觀的經濟安全。例如，食品安全法草案規定食品生產經營許可制度、食品標簽制度、進貨查驗記錄制度、索證索票制度、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等，以保障食品安全，創造良好的微觀經濟環境。
宏觀經濟安全在積極意義上表現為保障國民經濟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狀態而在消極意義上則表現為抑制經濟系統中不協調因素與力量，控制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防止經濟疲軟、過熱和動蕩以及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等消極經濟狀態，宏觀調控法通過計劃、金融、財政、產業等方面的法律規定為宏觀經濟安全提供法律保障，營造符合經濟安全的宏觀環境。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市場是市場經濟體系的動脈，是市場配置關系的主要形式。金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處于特別重要的位置，金融體系的安全、高效、穩健運行，對經濟全局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金融業作為一個特殊的高風險行業，一個金融機構出現危機很容易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引起連鎖反應，引發全局性、系統性的金融風波，甚至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動蕩。08年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一國金融安全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關，因此，金融安全日益受到各國重視，維護金融安全，已成為各國法律對金融業經營的基本要求。
三、如何實現經濟法的價值
(一)加強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此次美國金融危機中，美國金融機構綜合經營以及監管體系所暴露出來的問題為我們敲響了金融風險的警鐘。當前我國多家大型公司所陸續披露出來的由于金融衍生產品投資失誤而導致巨額虧損的慘痛事實，再一次說明了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在改革進程中，我們需要統籌兼顧，循序漸進，減小金融改革的風險。一方面，加快完善綜合經營及金融監管的法律法規，組建具有全球視野的金融監管隊伍;另一方面，繼續推進金融機構改革，盡快建立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風險控制系統。監管機構之間應繼續加強合作，聯合建立即時的風險控制系統，及時向金融機構發出風險預警信號，有針對性地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同時，金融監管部門應與有關經濟部門積極配合，建立對金融機構信息披露違規行為的公示和懲處制度，嚴厲打擊金融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促進金融業的健康發展。
第7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網絡金融；安全；監管
網絡金融是對在虛擬話的空間即網絡中實現金融活動的總稱。網絡金融是因特網技術與金融理論、金融管理和金融實務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全新的的金融運行模式。網絡金融包含的內容比較全面，網絡證券、網絡支付、網絡保險、網絡銀行、網絡金融理論、網絡金融管理和網絡金融監管等等。
網絡金融的本質決定了其存在以下幾大特性：經濟性，體現在網絡金融本身強調投入產出效益即投入少而產出高；科技性，是金融活動利用先進的現代信息技術開展業務，近年來金融電子化、網絡化是金融活動和信息技術結合；信息性，是指網絡金融本身是各類金融信息的超強載體，金融信息通過網絡進行歸集、加工整理、傳遞等等；以人為本，是指網絡金融活動的整個運行離不開人為因素，創造網絡技術應用網絡金融并使其實現預期效果都需要掌握技術的人員來完成的；創新性，是有網絡金融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網絡是一個新技術，并且為了滿足網絡經濟條件下客戶新的需求在不斷的創新發展，金融業務也在網絡載體上不斷的創新業務類型，伴隨網絡金融的發展，網絡機構管理也必然實行管理創新。
網絡金融在我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開啟了金融服務的新時代，但是網絡金融發展的現狀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我國網絡金融的進一步發展。
一、網絡金融存在的問題
（一）網絡金融安全性較低
網絡金融安全問題是廣大客戶最為關心的問題，也是制約網絡金融更好更快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引起安全問題的原因有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計算機犯罪；人為行為，認為使用不當，安全意識差等；黑客行為，由于黑客的入侵或侵擾造成的等等。我國網站安全隱患嚴重，據調查超過80%的網站有安全問題，影響了網絡金融業務的健康快速發展。安全隱患具體表現在：網絡金融硬件落后，國產化的硬件技術低，較為依賴外國技術；網絡系統漏洞，網絡固有的技術體制存在缺陷，較為容易被病毒、黑客入侵；安全意識薄弱，這個體現在多個方便，包括網絡金融管理和業務運行人員、監管機構及客戶。
（二）網絡金融立法相對滯后
隨著網絡金融的快速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和糾紛，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但是法律法規并沒有針對新問題的出臺新的規定，致使出現的問題和糾紛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這就給網絡金融帶來了較大的法律法規風險。
（三）網絡金融監管體制不健全
網絡金融是網絡和金融的混合業務，這對我國進行分業監管的體制是一個挑戰。在網絡金融出現后，監管出現了真空地帶，隨著網絡金融的快速發展，新的問題層出不窮，監管力度小，使得網絡金融監管缺失。
（四）觀念落后
網絡金融還是個新生事物。政府、消費者和金融業從業人員等各方面對網絡金融認識不足。對于政府部門來說，網絡金融監管難，新業務多，配套的法律法規較少，且這種新業務是否能帶動經濟快速發展需要進一步研究。消費者因網絡金融更習慣于傳統的交易方式，網絡交易不直觀，對于網絡提供的各種產品存在質疑，且對產品的售后保障不放心等等制約了消費者對網絡金融的需求。金融從業者準備不足，缺乏推動網絡金融發展的積極性。
（五）網絡金融機構間缺乏協同機制
各網絡金融機構各自為政，行業信息、網絡結構構建等缺乏有效溝通，行業間數據作為絕密材料被保存，缺少較好的資源共享渠道，資源資金浪費嚴重，影響整個金融業的發展。
（六）應急預案缺失
針對出現的各種問題，應對措施相對被動，也缺乏較好的應急預案，這也是制約我國網絡金融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
二、推動我國網絡金融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強化金融網絡系統的安全性
采取積極措施，加快發展金融網絡系統所需的硬件和軟件系統，不斷更新換代，加強技術的自主化研究，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降低對國外信息技術的依賴性；同時對于網絡系統固有的缺陷，要建立一定的安全制度進行防范，并且隨著網絡技術的提升，弱化缺陷；強化業務人員的安全意識，強調安全的重要性，對金融從業人員制定制度和法規進行限制，提高其執行業務的安全性，提醒、教育客戶運用多種技術進行防范。
（二）加快配套的網絡金融法律法規建設
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我國網絡金融法律法規立法滯后，空白地帶多，需盡快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制體系。第一，網絡金融安全法律缺失嚴重，由于網絡金融安全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國家參照國際上網絡安全法律《電子通信法案》、《數字簽名法》等法律制定要求，研究制定政策、標準和指導規范等。慎重設置市場準入條件，在保障安全的基礎上保證公平公正，同時對特殊交易應作出另行規定。第二，健全網絡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體系，網絡金融監管體制不健全也是由于缺乏法律支持。第三，制定相關法律促進各大網絡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強化資源整合，使得金融資源能夠在網絡化運行中最大程度地共享。第四，通過立法，確定金融機構制定應急預案為長效機制。
（三）完善網絡金融監管體制
我國的金融業處在不斷發展的階段，尚不成熟，針對網絡金融的混合業務，監管部門須突破現有觀念，更新網絡意識，使得監管思路符合網絡金融發展趨勢；權責分明，確定好監管部門職責權限，清晰劃分各部門負責的領域并確定權責范圍，同時要不斷調整、交流與協作；加強網絡金融監管部門的內部控制體系建設和運行實施，確保監管系統運行的有效性；加快加強網絡金融監管人才培養，提升網絡金融服務水平；加強各監管機構之間的交流協調，共同提高監管效率。
（四）加強網絡金融的宣傳
針對各方面對網絡金融內容、作用等的了解不足，可以通過媒體對網絡金融進行宣傳，對其提供的產品的真實性進行強調，改善客戶對網絡金融的認識。
（五）培養網絡金融專業人才
網絡金融有其人為特性，人才在網絡金融運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網絡金融安全運行需要信息技術專業人才和法律法規專業人才的介入，網絡金融監管活動的實施需要監管專業人才，我國現有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需要進一步提高。建立一支復合型、專業型的人才隊伍，需要增強現有從業者的業務興趣并且提供其進行國外培訓學習的機會，同時注意大學中此類專業學生的素質培養，使得企業、政府和高校合作，讓學生在校期間即可獲得更多的出國和培訓機會。（作者單位：山東經貿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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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文婷，我國網絡金融發展初探，黑龍江金融，2011（7），68-70
第8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金融監管改革取得了更為廣泛的共識，無論是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G20）、金融穩定理事會（FSB），還是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都將加強和改善金融監管作為維護金融安全穩定的重要手段加以推進，大力推動被稱為“巴塞爾協議Ⅲ”的一攬子金融監管改革的實施。今天，可以通過回顧“巴塞爾協議Ⅲ”的歷史沿革歷程，來分析未來金融監管改革的發展趨勢。
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歷史沿革
被廣泛稱為“巴塞爾協議Ⅲ”的一攬子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的全稱是“第三版巴塞爾協議：更具穩健性的銀行和銀行體系的全球監管框架”，該協議正式于2010年12月16日，確定了新的全球監管標準與規則框架。此后，在2011年1月和6月，又分別了題為“確保喪失生存能力情況下吸收損失的最低資本要求”和“關于雙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資本要求”的兩個補充文本，進一步完善了資本定義，以及對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的資本要求。需要說明的是，“巴塞爾協議Ⅲ”仍有部分細節尚未達成一致意見，如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自救安排等等，關于流動性指標的部分參數也會在今后的定量測試過程中不斷完善。也就是說，最終的“巴塞爾協議Ⅲ”將會是以12月16日公布文本為整體框架的一系列文件。盡管規制本身還存在少許不確定性，但整體架構已基本確定，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委員均已將工作重心從規制制定轉向規制的實施跟蹤。
“巴塞爾協議Ⅲ”將對全球的金融監管實踐產生深遠影響，這不僅僅是因為國際組織（G20、FSB和BCBS等）對其實施情況進行嚴格的監控與評估所產生的約束力，更重要的是“巴塞爾協議Ⅲ”是近40年來金融監管理論與實踐深刻反思的產物，反映了全球金融監管當局對當前這場危機及危機背后深層次原因進行的思考。盡管資本制度并不是防止金融危機發生的唯一要素，也不是金融監管的唯一內容，但卻是反映金融監管理論、理念及實踐變化最為生動的一面鏡子，回顧從“巴塞爾協議Ⅰ”到“巴塞爾協議Ⅲ”的沿革歷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未來金融監管變革的趨勢。
巴塞爾委員會本身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產物，它創設于1974年底，致力于應對當年原西德赫斯塔特銀行倒閉后蔓延于大西洋兩岸的金融市場動蕩。成立初期，巴塞爾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協調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環境中的國際監管合作，并于1983年了“跨境銀行境外機構監管原則”，確定了母國監管當局和東道國監管當局對境外機構監管責任的劃分原則，這一原則沿用至今。后來，巴塞爾委員會將工作目標擴展到改進全球范圍內的銀行監管質量，并于1997年了“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推動世界各國加強和改進銀行監管，從而提升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健性。但巴塞爾委員會影響最大，也是花費時間最長的一項工作是資本監管框架，即巴塞爾資本監管協議，制定和完善該協議的工作從20世紀80年代初一直延續至今。
巴塞爾委員會在性質上屬于國際協調機構，沒有任何凌駕于國家之上的正式監管權力，其的各類協議也沒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但這并沒有妨礙各國的監管實踐向該委員會的各類標準看齊。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巴塞爾委員會總結了全球銀行監管的最佳實踐，的確有助于改善銀行監管，提升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維護各國金融安全；二是絕大多數國家在受理跨境銀行在本土的準入事項時，往往將該銀行的母國監管當局是否執行了巴塞爾委員會的各類標準，是否具備足夠的監管能力，作為審批的前置條件；三是各類國際組織，如金融穩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定期或不定期對成員國進行的金融穩定評估中，會對各國執行巴塞爾委員有關協議的情況做出評價，由于這些評估報告對市場具有很強的影響力，使得巴塞爾委員會公布的各類標準具備了更強的約束力。
第一版資本協議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浪潮中。80年代初，巴塞爾委員會注意到，在金融創新和跨境銀行業務日益活躍，特別是在拉美債務危機相關國際風險不斷增長的同時，主要國際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卻呈現下降趨勢。為強化國際銀行體系的穩定性，消除因各國資本要求不同而產生的不公平競爭，巴塞爾委員會于1988年7月第一版資本協議，即大家所說的“巴塞爾協議Ⅰ”，要求成員國的國際活躍銀行最遲于1992年底達到8%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
1993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的公告表明，當時十個成員國的國際活躍銀行均如期達到“巴塞爾協議Ⅰ”要求的最低資本要求，促進了公平競爭和國際銀行體系的穩定。然而，“巴塞爾協議Ⅰ”的局限性也在實施過程中逐漸暴露。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在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金融市場進一步活躍，銀行體系的交易賬戶資產比重明顯上升，市場風險日益凸顯，而“巴塞爾協議Ⅰ”只對信用風險計提資本要求，銀行的資本水平不足以應對其他風險，特別是市場風險的沖擊。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巴塞爾委員會于1996年1月了“巴塞爾協議Ⅰ”的補充修訂，即 “巴塞爾協議1.5”版，要求商業銀行對所持有的外幣資產、證券、商品、衍生品等交易頭寸由于市場價格變化所帶來的風險計提資本要求，將資本監管的范圍擴展到市場風險。
無論是“巴塞爾協議Ⅰ”還是“巴塞爾協議1.5”，都還存在著比較明顯的缺陷，突出表現在：一是對風險的衡量使用較為僵化的權重法，雖然簡單明了，但對風險的計量不夠科學、精確，資本要求對風險變化不夠敏感，也不利于激勵銀行改善風險管理；二是覆蓋范圍雖然在“巴塞爾協議1.5”中擴展到市場風險，但對于其他風險，如操作風險、聲譽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仍沒有資本要求。為此，巴塞爾委員會從1999年即啟動了第二版資本協議的制訂工作，五年磨一劍，最終在2004年6月正式“巴塞爾協議Ⅱ”。“巴塞爾協議Ⅱ”包括了資本監管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要求，覆蓋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三大風險。第二支柱――監督檢查，引入資本充足率評估程序，要求銀行自查并經監管當局確認所持有的資本是否覆蓋了包括三大風險在內的全部風險，一方面賦予了監管當局實施資本監管的責任、權力與工具，另一方面使資本監管覆蓋范圍擴展至三大風險以外的其他風險。第三支柱――市場紀律，明確信息披露要求，更好地發揮市場約束作用。同時，“巴塞爾協議Ⅱ”引入了內部評級法計量風險，提高了資本對風險的敏感程度，鼓勵商業銀行改進風險管理技術，提高風險管理水平。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巴塞爾協議Ⅱ”尚未得到全面實施，特別是危機的始發地美國尚未實施“巴塞爾協議Ⅱ”，即便實施了的國家，其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狀況也與“巴塞爾協議Ⅱ”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因此，我們并不能因為危機的爆發而全面否定“巴塞爾協議Ⅱ”。但是，危機也的確暴露了“巴塞爾協議Ⅱ”存在著一些缺陷。
首先，“巴塞爾協議Ⅱ”認可的資本吸收損失能力不足，在危機來臨時，原來認為具有一定資本屬性的資本工具，如次級債、高級資本債券等幾乎沒有吸收損失的能力，超出股權資本以外的損失幾乎全部由政府和納稅人承擔。其次，“巴塞爾協議Ⅱ”，特別是內部評級法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對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技術、方法有很高的要求，全面實施“巴塞爾協議Ⅱ”具有較高的挑戰性。第三，“巴塞爾協議Ⅱ”，特別是內部評級法，對風險的計量方法具有一定的順周期性，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經濟波動幅度。第四，“巴塞爾協議Ⅱ”對于系統性風險關注不夠，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大而不倒”問題。最后，“巴塞爾協議Ⅱ”對某些領域的潛在風險存在低估傾向，特別是復雜的證券化、表外金融工具等領域。面對金融危機的壓力，巴塞爾委員會于2009年7月了強化“巴塞爾協議Ⅱ”的補充協議，即“巴塞爾協議2.5版”，大幅提高證券化和交易賬戶的資本要求，并提高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同時將薪酬機制納入第二支柱的監管范圍。
2010年12月，“巴塞爾協議Ⅲ”最終出臺，對“巴塞爾協議Ⅱ”存在的缺陷進行了更為全面的修訂。首先，“巴塞爾協議Ⅲ”更加強調資本吸收損失的能力，大幅提高了對高質量的核心一級資本最低要求，強調資本無論在持續經營階段（Going concern）還是在破產清算階段（Gone concern），都需要具備足夠的損失吸收能力。其次，提高了資本充足率水平，要求銀行除達到最低的核心一級資本4.5%水平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分別滿足2.5%儲備資本和0～2.5%逆周期資本要求，進一步提高商業銀行應對沖擊的能力，緩解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第三，引入了杠桿率監管要求，用簡單的表內外資產加總之和替代風險加權資產來衡量資本的充足程度，防范風險加權資產計算過程中的模型風險。由于杠桿率計算沒有人為判斷的參數，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經濟繁榮與衰退對預期的影響，具有一定的逆周期調節作用。第四，構建了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防范系統性風險，加強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防范“大而不倒”帶來的道德風險。最后，“巴塞爾協議Ⅲ”引入了新的流動性監管標準，更加關注壓力情形下的流動性管理，防范流動性危機。
國際金融監管發展的主要趨勢
從以上國際資本監管標準與規則的五個階段變革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見國際金融監管發展的一些主要趨勢及變化：
對風險的覆蓋面和敏感度將不斷提高
從“巴塞爾協議Ⅰ”到”巴塞爾協議Ⅲ”，資本對風險的覆蓋范圍從信用風險擴展到市場風險、操作風險，以及第二支柱下的其他風險。雖然信用風險依然是商業銀行面臨的最主要風險，但歷次金融危機表明，信用風險以外的風險仍足以威脅到一家銀行的安全，甚至帶來滅頂之災，必須強化全面風險管理和監管。內部評級法等風險管理技術的應用也提高了資本對風險的敏感程度，使資本要求能夠更為動態地反映風險的變化。正在修訂的《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將壓力測試作為常規性的監管工具，以充分反映極端情況下的風險狀況。這些最新進展都表明金融監管對風險的關注領域及敏感度在不斷擴大和提高。
不斷增強銀行吸收損失的能力，最大限度保護存款人和納稅人的利益
與“巴塞爾協議Ⅰ”和“巴塞爾協議Ⅱ”相比，“巴塞爾協議Ⅲ”顯著提高了資本質量，明確將核心一級資本作為主要監管目標，并進一步嚴格資本定義，只有在持續經營條件下具有完全吸收損失能力的資本工具（主要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才能計入核心一級資本。同時，對資本水平的要求也大幅提高，“巴塞爾協議Ⅰ”和“巴塞爾協議Ⅱ”對一級資本的最低要求僅為4%，而“巴塞爾協議Ⅲ”將更為嚴格的核心一級資本最低要求提高到4.5%，并增加了通常情況下必須滿足2.5%的儲備資本要求，使得對核心一級資本的要求達到7%。而大多數國家在執行“巴塞爾協議Ⅲ”過程中進一步提高了對核心一級資本的要求，瑞士要求達到10.5%，新加坡要求達到8.5%，歐盟要求達到9%，表明各國監管當局充分意識到，鑒于銀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必須強化銀行體系吸收損失的能力，才能減少政府救助的概率，保護存款人和納稅人的利益，降低由此帶來的道德風險。
同時關注單體風險和系統性風險
雷曼兄弟倒閉帶來的沖擊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及其復雜程度超乎人們的想象。這場危機提示金融監管當局，不僅要關注單體機構的風險，還要關注風險在不同機構之間的相互傳染，特別是對整個系統安全帶來的影響。新一輪的金融監管改革增加了兩項重要的宏觀審慎監管內容，一是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對其提出更高的監管要求，包括定量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也包括更高標準的公司治理、薪酬機制和風險管理的定性要求，同時也將分配更多的監管資源，增加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強度。二是逆周期監管。除引入杠桿率、逆周期資本和動態撥備要求等逆周期監管工具外，監管當局還要密切關注宏觀周期波動對銀行體系穩定的沖擊。這對監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進一步拓展監管視野，從系統性、全局性的角度審視銀行業面臨的各類風險，在加強單體機構監管的同時，不斷提高監測、識別、度量以及處理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審慎監管能力。
不斷強化監管當局的判斷能力和干預作用
危機表明完全依靠銀行的自我管理、自我約束，以及股東的監控并不足以阻止危機的發生，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高杠桿經營特性、大而不能倒和由此帶來的道德風險，以及不同程度的公司治理缺陷，決定了金融機構很難處理好短期盈利沖動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平衡關系。另一方面，經濟高漲時期普遍存在的歡欣癥和對尾部事件的忽略往往造成對風險的低估，引發各類風險在金融系統內的過度積聚。而金融監管當局的地位更為超脫，既沒有盈利的壓力，監管職責也決定了其對風險的判斷更為保守，適度的、前瞻性的提前干預有助于使傾斜的天平恢復平衡。新一輪的金融監管改革將賦予監管當局更多進行風險判斷和提前干預的責任與權力。但這也是一把雙刃劍，對監管當局的判斷能力和監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監管能力不足，不當的干預也可能成為引發或惡化危機的誘因。
不斷強化市場約束和國際監督的作用
新一輪金融監管雖然提出了更高的監管要求，監管措施也更為嚴厲，監管工具也更加豐富，但監管并不排斥市場約束，而是要通過改善監管更好地促進市場紀律來發揮作用。“巴塞爾協議Ⅲ”提出了比“巴塞爾協議Ⅱ”更為嚴格、詳細的信息披露要求，特別是對于復雜的證券化產品，無論是披露內容還是披露頻率都大幅提高。金融穩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也將對各國執行新監管標準情況，包括“巴塞爾協議Ⅲ”、薪酬政策、系統重要性機構監管、問題機構破產處置安排等等，進行更為嚴格和頻率更高的評價與監測，并向社會公布評價結果，這些措施也有助于增加透明度，發揮市場約束的作用。
今天，我們所處的世界更加融合為一個整體，已經沒有什么防火墻能夠真正阻止風險的跨境傳染。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否執行國際監管標準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內務，必然要求各國加強監管合作和相互監督，全球監管標準趨同也將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因此，國際上正在進行的金融監管改革及其趨勢也將對我國金融監管建設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國實施新資本監管標準的考量
2011年5月，銀監會了《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指導意見》，明確了我國實施國際新監管標準的總體思路和資本監管制度的基本框架。總的考慮是：根據我國銀行業的現有基礎和未來發展戰略，以及風險管理能力與風險狀況，適度提高資本監管要求，并適當加快實施新標準的進程。我認為，具體主要有以下考量：
實施國際標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
我國作為二十國集團、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執行巴塞爾委員會相關標準是義不容辭的責任。除了這份責任，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國際新監管標準的實施看作是提高中國銀行業風險管理能力和審慎監管能力，促進金融體系長期穩定的一次重要契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監管建設，我國銀行業取得了長足進步，特別是2003年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以來，銀行業的各項經營指標大為改善。本輪金融危機后，我國商業銀行在全球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無論市值、規模，還是代表盈利能力的資本收益率（ROA）和資產收益率（ROE）均進入全球銀行排名榜的前列。經過過去幾年的積累補充，我國銀行業機構的資本充足水平和撥備充足水平已大幅度提高，2011年三季度末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覆蓋率分別達到12.3%和270%，實施新資本標準已具備一定基礎。同時也要清醒的認識到，我國銀行業仍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現實和潛在風險，在未來不確定性增加的國際與國內環境下，仍會產生一些風險因素，風險領域也會不斷擴大。為維護我國銀行業長期穩定安全，有必要適當提高資本要求并加快實施新標準。另外，在具體的規定中，既考慮了國際銀行業的共性風險，同時也考慮了我國銀行業的特殊風險、特殊業務結構和資產結構等因素，并給予相應的不同處理。特別是在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對信貸需求剛性的特定背景下，我們將更加注重通過實施新標準督促商業銀行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加快從高資本消耗的粗放擴張模式轉向資本節約的集約型發展模式，在加強金融安全的同時，不減弱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促進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
實施新標準與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相結合
金融危機造成的巨大破壞展現了金融安全的極端重要性，我們也將實施新標準作為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步加強對單體風險和系統性風險的監管。在單體風險方面，提高資本質量和水平要求，增加單體機構的損失吸收能力，在微觀層面加強風險抵御能力。在系統性風險方面，新監管標準將初步確立系統性風險防范的框架安排：首先，《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將明確提出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資本附加要求，以及0～2.5%的逆周期資本要求，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防范系統性風險。其次，《商業銀行系統重要性評估與監管指引》將探討系統重要性機構的識別方法，并提出相應的監管安排原則。最后，已的《杠桿率管理辦法》在關注單體機構風險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逆周期調節作用。在監管實踐中，我們在不放松單體機構監管的同時，將更加關注金融機構之間的緊密聯系和風險的相互傳染性，以及經濟周期波動對銀行體系安全的影響。
實施新標準與提高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相結合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來。我國銀行業也不例外，無論是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還是境內銀行的走出去發展，都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競爭壓力，只有提高國際競爭力才是維護我國金融體系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未來的利率市場化和更加開放的競爭環境中，風險管理能力才是最為核心的競爭力。因此，在推行新的資本監管標準中，我們將統籌“巴塞爾協議Ⅱ”和”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把落腳點放到推動商業銀行改善風險管理上來。首先，我們將完整地引入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監管要求，通過監督檢查和市場約束督促銀行加強和改善全面風險管理。其次，在《資本管理辦法》的起草過程中，通過風險權重和參數設定等技術手段，為采用內部評級法和高級計量法的銀行提供資本節約激勵，鼓勵商業銀行改進風險計量技術，提高風險管理水平。最后，在執行新標準過程中，通過持續監管督促商業銀行將資本管理技術全面應用到風險管理流程之中，提高資本配置效率，轉變商業銀行的經營增長模式。此外，母國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和監管標準也是國際競爭力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適當提高資本監管標準，適度加快實施進程也有助于我國銀行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不斷改進的金融監管和維護金融安全能力的提高也將進一步提升銀行業整體的對外形象和國際競爭力。
充分考慮實施新標準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影響
新監管標準的實施在中長期有助于增強金融穩定，維護公眾信心，促進經濟增長。但提高資本質量和水平的內在要求必然會在短期內給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對此我們也進行了分析、研判和預案安排。首先，新標準會帶來一定的資本補充壓力，這也是資本約束發揮作用的應有之意，有多少本錢做多大買賣。在應對機制安排上，我們鼓勵銀行從分母與分子兩個方面做文章，一方面調整資產結構，更為節約、更加高效地配置資本；另一方面要做大分子，增加利潤留存，優化資本結構，創新資本工具。總的來講，中國不缺錢，缺的是機制和渠道，還要通過深化改革吸引各類社會資金。其次，新標準可能會帶來實體經濟投資成本的提高，更高資本要求帶來的成本上升可能被轉嫁給實體經濟。但新標準將提升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健程度，盡快恢復公眾信心，這對于走出衰退、恢復投資具有更為關鍵的作用，新標準的收益是遠遠大于成本的。此外，新標準還做出了許多具體的制度安排，如下調對小微企業和貿易融資的風險權重等等，對實體經濟的復蘇和創新具有較為正面的作用。
第9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國際經濟金融化 特征 成因
一、國際經濟金融化的概念及其特征
國際經濟金融化主要是指國際經濟活動日益以金融活動為中心，以金融關系為紐帶，以金融政策為協調工具，從而把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來推動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的過程與趨勢。國際經濟金融化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國際金融活動在國際經濟中日益趨重，成為國際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資產在財富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二是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的下金融活動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統一的金融市場體系，隨著金融創新和金融業務的不斷拓展，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日益表現為金融聯系;三是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出現，防范金融風險已經成世界各國的共識，國際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國際金融關系的協調成為國際經濟協調重要組成部分。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日益被世界各國所重視，國際經濟金融化的實質就是指金融這種經濟資源在世界各國日益被優化配置、被充分利用的過程與趨勢。在國際經濟金融化的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以下特征:1、金融虛擬經濟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日益突出。所謂虛擬經濟就是相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實物經濟而言的，主要指由虛擬金融資產如有價證券、存款、外匯等運動而形成的一種經濟活動，也稱金融虛擬經濟。金融虛擬經濟在國際經濟活動的地位日益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虛擬經濟規模日益擴大。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全球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為5900億美元，1992年為8200億美元，1995年為11900億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億美元，，全球的外匯日交易量已接近2萬億美元;國際債券1999年為1900億美元，預計2000年為2000億美元;證券市場到1998年11月，全球證券市場總值達25.2萬億美元，成交23萬億美元，其中，十大證券市場證券市值22.3萬億美元，成交20萬億美元。目前由于資本的流動和外匯交易日益脫離實體經濟，因此，國際經濟的金融虛擬化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將進一步加強。第二，金融資產在各國社會財富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在社會財富中，如存款、股票、國債和保險單位等多種虛擬金融資產的比重日益增大，以金融資產為主取代了以實物形態為主或以貨幣存款為主的財富持有形式。可以用金融相關率即金融資產占國民生產總值這一指標來表示社會財富金融資產化的進程(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一個世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相關率都在逐步提高，社會財富以金融資產形態存在的比重日益加大。目前，國際金融交易僅有2%的同生產、貿易等直接投資有關，其余的均在自我循環，進行錢生錢的游戲。據統計，全球股市市值約25萬多億美元，而金融衍生商品的價值就達100多萬億元，是全球GDP的三倍多;再如1997年全球僅養老金總額就達到9.7萬億美元，估計到2002年將達到13.7萬億美元，并且這些國家的虛擬金融資產總額都超過了實物資產的總額，在未來的時間內金融資產的相關率還在繼續增長。2、國際金融關系在國際經濟聯系中日益突出。金融關系主要是指各國在國際金融活動中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股權股利關系和風險與保險關系等金融關系。隨著國際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世界各國的金融關系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日益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一是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國際經濟關系金融化世界對經濟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它便利了全球金融的往來和全球融資，有利于發展家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目前，全球證券投資正在急劇的膨脹，意味著金融中介的快速運轉，全球證券業內50家最大的證券商都是銀行集團和金融集團下屬的部門，銀行與證券業的合并，方便了國際資本的國際轉移，大量而迅速的全球資金流動，將各國的經濟更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促進了資金在國際范圍內有效的分配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正如國際貨幣組織的總裁康德蘇在1995年5月美洲國家第25屆理事會上所說，“在過去10年到15年內，國際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擴大和一體化為眾帶來了許多好處，它促進了全球儲蓄的有效分配，而且促進了許多國家的投資與經濟增長。”二是金融債權債務增加顯著。國際清算銀行統計，僅跨國銀行債權總額，1992年僅為1885億美元，1997年已增加到90383億美元;國際融資總額，1992年為3149億美元，1997年底便增加到88272億美元。三是金融關系使得世界各國的經濟關系更加緊密。3、國際金融關系的協調日益成為國際經濟協調的重要方面，金融安全是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關注的重心。90年代頻繁的金融危機，特別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俄羅斯、拉美巴西的金融危機，使得各國都認識到金融風險的巨大破壞作用，如何避免金融風暴導致經濟衰退已經成為各國的共識，因此，金融安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首要關注的。
二、國際化的成因
1、金融全球化促進了金融虛擬經濟的。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業跨國境發展而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金融的全球化對虛擬經濟的擴張產生巨大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極大提高了國際資本流動的速度和效率。據統計，世界金融市場一年的交易量達400多萬億美元，是國際貿易的幾十倍，使虛擬經濟規模得到極大的擴張;二是金融業務全球化、多樣化，使得金融業的服務對象突破國界的地理限制，服務對象出現國際化，這對開拓國際金融市場，擴大虛擬經濟提供了前提條件;三是貨幣國際化，即許多國家在積極推進貨幣的可自由兌換，全球性可流動和交易的貨幣將增加，國際貨幣結構的多極化為金融業務的多樣化提供了可能性;四是世界各國金融政策趨向一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