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思想史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宏觀經濟思想史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銜接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本科教學中的西方經濟學教學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無論是經濟學專業，還是與工商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等就安排了西方經濟學的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教學任務，而且大都在學科體系中都是專業主干課程。與一般院校的西方經濟學講授類似，在教學過程中，一般都是分學期先后講授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劃分往往簡單的根據關注的視角和范疇，既割裂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在思想體系上的聯系，也把方法論和學科地位上的紐帶不經意的阻斷了。以至于后續課程《世界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課程中學生往往無所適從，不能準確的將已經學習的課程知識與經濟學演化過程進行系統的銜接。導致整個經濟學教學的碎片化傾向。以至于通過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后，學生仍然不能鳥瞰整個經濟思想體系，更不能駕馭較為復雜的經濟學問題研究，僅僅是達到了簡單模仿和基本理論應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達到學科體系所要求的教學目標。為此，通過梳理和分析，試圖通過有針對性的教學和實踐活動，有目的的使學生建立起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的聯系，找到能夠打通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關鍵環節，積極尋找兩者學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論上面的統一，從而使學生融合貫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學科思想，并能夠靈活運用西方經濟學思想分析和解決現實中的綜合性和系統性問題。
一、導致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出現割裂的原因
西方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過程中，往往相對獨立。學生對微觀和宏觀部分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思想體系有學科體系的原因，有教材選擇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學過程中的問題。首先是學科體系的問題。西方經濟學發展到今天總共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雖然在學科體系上形成了主流體系，但總體的學術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觀點呈現百家爭鳴的態勢，這就導致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學習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個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全面，導致學習中不能建立起有機體系，而容易造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形成割裂的局面。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選擇問題。當前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劃分和教材的編寫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角展開的，同時為了保證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將部分非主流經濟學的流派思想也納入了教材體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國內學者編著的教材，加入了國內學者的主觀思想，同時也避免不了國內學者思想體系的束縛，導致當前的教材使用中，學生很難通過閱讀教材看到歷史上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演化歷程和不同觀點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經濟學思想的編入使當前教材在學科體系的傳播和影響上，作用大為下降。造成學生無法讀懂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密切聯系的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后是教學環節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認可教師往往會突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各自學科中的重點部分，而往往忽略兩門課程的銜接部分。在微觀經濟學部分，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市場結構理論等部分是教學的重點內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學時間和講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觀經濟學部分，無論是是先講短期模型后講長期模型，還是先講長期模型后講短期模型，都更多從宏觀經濟學產生之初，宏觀經濟學幾點問題入手。忽略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講授過程中，也回避了眾多打通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紐帶的因素。最終導致學生形成一種錯誤的觀念，微觀經濟學介紹消費者、廠商、單一市場結構等微觀問題，而宏觀經濟學介紹政府和貨幣當局如何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學關注的統計指標等。
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部分
首先，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紐帶。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強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主體作用的。而且，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對特定的社會環境、歷史傳統、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確的限制。這說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不僅強調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還強調維系市場經濟基礎的軟環境。其次，方法論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共同的基礎。無論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眾多主流經濟學家通過不斷發展演化中創造性的運用了數學中邊際、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雖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現代西方經濟學存在眾多局限，但整體上來說，西方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在整個經濟學界上不可撼動。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板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聯系的。最后，存在著許多可以打通和關聯的知識理論。造成現實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有明顯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興起。由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強調了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積極干預經濟，導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觀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經濟學以及宏觀經濟學中的發展經濟學、經濟周期理論等。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包含著宏觀思想，宏觀經濟學理論有扎實的微觀基礎。
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中的銜接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既然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學實踐中就應該消除兩種之間割裂的感覺。使兩者之間真正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并使學生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兩門西方經濟學不可分割的部分成為有機整體。一是在教學中為學生梳理不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脈絡，在經濟學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論的地位、作用和選入教材的原因等。通過這樣的教學過程，可以使學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學的知識點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間有著緊密聯系的。微觀理論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觀經濟學思想的，而宏觀經濟學的演化中，微觀基礎也是其可以發展和延續的重要依據。二是通過課程培養目標、教學目的和考核方式的調整，避免教學過程對學生進行經濟學思想體系學習產生障礙。由于以往教學中經常會根據難易程度、結構組織、如何考核等問題安排教學的重點內容，這樣一來，往往會導致一些結構較為龐大、聯系緊密、難易適中，容易考試的部分成為所謂的重點部分。而一些學科體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被教學過程人為的刪減了。這樣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形成人為阻隔，成為孤立的知識小島。因此在教學中，一方面通過調整整個專業的培養方案，增加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比重；一方面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大綱中也進行必要的修改和調整，增加對必要的思想體系、研究方法的教學時間。此外，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后續課程世界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也進行了有益的調整，使其教學過程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教學能夠密切聯系。
作者:柯希嘉 單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經濟管理系
參考文獻:
[1]張守一.對規范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的評論[J].經濟學動態，2009(9).
第2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關鍵詞：思想史；經濟；范式規定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但“經濟思想史要提升科學品質，研究方法上必須要有范式規定”已成為大家的共識。綜合各位名家及眾多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可從理論和操作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理論的角度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遵循的指導思想、研究體系、研究方法及服務目標
（一）以為指導思想
作為最先運用理論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篤信其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的指導意義，并應用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實踐，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其親身經歷驗證并加深了其對這一點的認識，比如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認識就是依據的基本原理解決了一直困擾的問題。
而另一位名家葉世昌先生則提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以為主導”。
趙靖先生則具體明確地提出：“關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研究經濟思想史中的運用。”
在老一輩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之后近些年來也涌現了一股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古代經濟思想的思潮。資本主義思想也在逐步影響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異的研究體系
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種體系有兩種迥異的觀點。
一種意見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不要以不適合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擯棄傳統的受西方經濟思想史影響的“商品―資本”研究模式，而采用與之相適應的“地產―地租、賦稅”的研究模式；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編寫經濟思想史所采取的表達方式應是通過現代的經濟術語來分析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
胡寄窗先生從多個方面闡述了以現代的經濟術語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帶來的好處。比如在正確用詞方面，他提出了“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現代語言詮釋古代語言，使兩個時空連接在一起。
（三）理論研究方法
1．對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認為各類經濟范疇進行對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時，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終得出結論：“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其《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政治經濟學前史》就是運用此法的實例。
葉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參照西方經濟學。但不要用所學得的經濟學知識硬套中國的經濟思想，不應對前人的經濟思想做出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從中國社會的特點出發，從研究對象的實際理論和主張出發，而不是從相承的某種模式出發。”
香港樹仁學院宋敘五教授提出的兩個時空完全不同的社會如果經濟發展程度相近會產生相近似的經濟思想的觀點，則把中國古代某個時期的經濟思想與西方某個時期的經濟思想緊密聯系起來。這又是一種推崇比較分析的觀點。
現今又出現了通過中西經濟思想的比較從中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與西方經濟學差距的文章，并且這種現象幾乎成了潮流。也有學者認為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古代經濟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適用性。
2．與現代經濟理論的融合
一種意見應將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語言來解釋；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應將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現代水平，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方法來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現代化”，一方面遵循嚴格的歷史性，另一方面要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準確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而不能無中生有、牽強附會。他指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需的過程：一是“轉譯”；二是“對口徑”；三是“加工”。他的這一觀點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了研究的總指導方向。
當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界的許多學者在努力使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現代經濟理論之中，為現代經濟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提供歷史基礎。比如，北京大學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概念欲望和稀缺與先秦各家的經濟思想的基礎相聯系，山西財經大學的畢世宏認為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產業經濟思想促進中國目前比較完善的產業體系以及經濟的高速增長等。
（四）服務目標
經濟思想史研究必須為我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服務，這是中國思想史界的共識。
武漢大學的郭笑撰博士主張引進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數量分析、邊際分析等方法以及運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別是網絡資源。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也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指導思想，成為宏觀經濟的理論支持，而不僅僅是單純的以史為鑒。
安徽師范大學戴家龍副教授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與“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在本質上是不斷對中國經濟思想典籍進行的理解和解釋。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要真正融入現代經濟科學之中、在現代經濟理論之林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取決于其對今天的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的影響能力。”
當前將古代經濟思想與現實經濟結合起來考察的“古為今用”之作不斷涌現。
二、從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具體方法
（一）以人物來編排
編撰經濟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據時間、年代順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據此編排章節結構，另外附以點評。在分析人物時可結合多種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觀點，其所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其經濟思想的源泉與影響等。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了解經濟思想發展進程，但也有一些缺點：首先，不確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論的延續性、觀點的持續變化、結論未完結、經濟學者有待歷史考驗；其次，由于人物數量、思想素材很少，經濟理論發展的面貌難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夠建立完整理論體系的經濟學者、學派數量極少，歷史的完整性難以依靠此方法獲得。
（二）根據熱點（或重點）問題編排
即按時間順序以某些熱點（或重點）問題為專題，然后歸納綜合與此相關的探討觀點，據此編排章節結構。
其優點是由于不受時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較為客觀。但最大的缺點是不能從龐雜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價值的理論與科學研究成果。
（三）因循發展的線索，展現發展的過程
“寫經濟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術性的觀點綜述，而應著重梳理有價值的思想形成和演變的軌跡。”我們要從浩渺的思想資料中按照歷史發展進程整理、合理表現出理論史的線索，并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論分析和評判。
趙靖先生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分期，必須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來劃分，而不能機械地搬用其他歷史學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國經濟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體歷史特點，他認為可以把中國經濟思想史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和中國現代經濟思想史三大階段。其中，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階段可分為中國封建經濟思想形成的時期、中國封建經濟思想支配的時期；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又可分為近代初期帶有某些資本主義傾向的經濟思想和中國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沒落兩個時期。
這種方法要把握兩點：一要“還原歷史”，而非“制造歷史”。即從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客觀地反映考察對象的歷史內容，而不能主觀臆斷；其二，要史、論結合。不能僅僅限于整理歷史資料和描述發展流程，還需要進行理論分析、評價闡釋。
“歷史的方法是通過總體考察、歸納和類比分析，從諸多復雜的現象中發現事物的本質和規范性。如果從這一方法論要求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內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須能夠提煉出理論要素，可以歸入一種理論線索或理論體系。”
總之，雖然中國的經濟思想史學界長期存在著眾多研究者及相應數目的理論和觀點，但在這個領域，當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顯示著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領域在不斷延伸，愈加呈現出古今結合、中外結合、多學科交叉和其他學科融會貫通的特征。我們深信，作為理論經濟學的重要構成部分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研究方法、理論范式、學術體裁等方面會有更大的飛躍。
參考文獻：
[1] 程霖，劉甲朋．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思想[J]．中國經濟史論壇，2004，（7）．
[2] 葉世昌．談談學習和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J]．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1）．
[3] 趙曉雷．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史論綱[J]．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J]．學術學刊，1986，（3）．
第3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述評
資本積累、階級斗爭與空間生產
基于SSA新進展的SSSA和CSSA理論創新
基本定理的一般證明
為什么說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
經濟學中國化的過程與機理探討
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納什討價還價解”及其改進
從學術規范的角度審視凱恩斯對待馬克思的態度
西方經濟學者視角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及其啟示
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與我國私營企業勞資關系的實質與特征
馮·維塞爾的社會經濟學與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
關于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兩大思潮的再研究
為什么要創建中國的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流派?
“新常態”下“微刺激”政策的理論意義
達龍·阿塞莫格魯的制度增長理論評述
財政赤字與國家公債——凱恩斯主義視角的考察
科學知識社會學視角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西方經濟學者論恩格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貢獻
西方經濟學者視角中科斯經濟思想與馬克思的關系
關于存在固定資本時價值量的計算與價值轉形
韋斯科普夫對利潤率動態的研究及其局限
基于席勒資產價格分析重新界定通貨膨脹
斯密“無形之手”思想發展及其影響再探討
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經濟學發展趨勢與中國經濟學的新建構
“瓊·羅賓遜的遺產”和經濟學的批判與回歸
金融發展過度:最新研究進展評述
市場和政府的功能強弱性及其互補作用
公共債務擴張的機理與效應研究述評
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從李嘉圖到馬克思
經濟危機背景下的經濟危機理論:馬克思的視角
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地租理論的比較研究
財富觀的演進及對構建科學財富觀的啟示
斯拉法的計算錯誤與價值的歷史轉型過程
穩定配置與市場設計:合作博弈理論的擴展與應用
論凱恩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貢獻
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發展觀簡析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的恩格斯及其啟示
馬克思經濟增長模型中的靜態最高與最低增長率
經濟危機理論的比較與詮釋:馬克思和明斯基
關于經濟中不同發展水平均衡陷阱理論的探索
經濟發展的實踐、增長理論的進展與文獻的轉向
理性疏忽:內涵、模型及其對經濟分析的意義
主觀預期與客觀約束——一個利益“最大化”的現實路徑
公私利益選擇與公共品供給動態有效性:經濟思想史的視角
價格總水平上漲的微觀機制——貨幣政策失效
論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特質
第4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關鍵詞：
一、政府活動范圍的界定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公共部門的存在是以“市場失靈”為前提條件的。通常認為，市場在這些方面是無力的:不完全競爭的存在；外部經濟；不公平的分配；宏觀經濟效率低下，等等。因此，公共部門必須介入，其目的在于: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矯正不公平的分配格局；通過稅收、支出等來影響物價、就業以促進經濟的增長。這正是市場經濟賦予政府財政的職能。
政府財政的職能決定了政府的活動范圍:（1）通過稅收和支出，提供私人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使資源在私人鄒門和公共部門之間合理配置，糾正由于“外部經濟”和“私人生產成本遞減”而造成的資源配置不當，（2）通過稅收和支出，使收入分配更公平合理；（3）利用政府預算來維持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市場經濟制度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這個成果不僅屬于資本主義，也屬于社會主義。作為市場經濟，它既可以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搭配，也可以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搭配。我國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以，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市場經濟的共性，也有其特性，因而夕政府財政的活動范圍也就不同。
如果說“市場失靈”是公共部力介入市場的前提的話，那么，在我國，由于市場機制正在發育過程中，其市場“失靈”的領域和程度相比之下就會更大一些，因而公共部門的范圍也就比資本主義國家大一些。更何況在我國:（1）全民所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國家被賦予了更多的管理經濟的職能；（2）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低，經濟增長的任務遠比其它任務更為重要。所以，除了西方國家政府財政活動的一般范圍以外，我國政府財政投資將在社會總投資中保持有一定的數量。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資金的短缺，由于企業、個人行為在市場機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缺乏規范性，因而，通過政府儲蓄進行投資就顯得非常重要。
在政府選擇的投資領域中，首先是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一定數量的資金和勞動力，而且也·需要發達的交通、電力、通訊和商業服務等。很多國家的經驗表明，沒有較好的基礎設施環境，經濟增長就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項目的經濟收益率證實，財政投資在GDP中所占份額上升到某一點時，農業和工業項目中的生產率就會明顯提高。據統計，財政投資在GDP中的份額上升到10%時，經濟收益率會提高6%以上。國家財政投資有助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統一市場和傳搖信息，最終使企業的生產能力得到提高。其次，我國政府直接經營和控制的行業，不僅包括了西方國家直接經營的郵電、通訊、公路、鐵道，而且還包括原材料、電力、化工和一些新興產業，這對改善我國的產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二、功能財政
在財政思想史上，“功能財政”是相對于強調預算收支平衡的“健全財政”而言的。“健全財政”是建立在“市場經濟自動調節論”基礎上的一種財政思想和財政制度，而“功能財政”則是在否定這一理論的前提下，強調財政調節并服務于經濟的一種思想和制度。從極端的意義上來說，“功能財政，，就是徹底取消“財政平衡”這一概念，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強調了財政和，經濟的關系，即所謂的財政經濟學。
“功能財政”的思想通常表達為“經濟決定財政，財政反作用于經濟”，這是對財政和經濟關系的本質一認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根據價格所提供的信號自由選擇進入的行業和部門，政府的作用不是去限制他們的選擇，而是幫助或協助他們作出最佳選擇，同時嚴格遵守市場規則。可見，政府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才對經濟進行千預和凋節。當然，調節經濟必然會造成政府開支的增大，由此可能出現財政赤字。這時，政府就面臨著一種選擇，要么放棄財政收支平衡，要么放棄對經濟的必要調節。前者著眼于財政收支本身的平衡，而后者則著眼于宏觀經濟的平衡。
維持財政收支平衡，一方面保持了政府節儉的美德，另一方面防止了財政赤字對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但代價卻可能是宏觀經濟的失衡。按調節經濟的需要增加政府開支，可以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但由此而產生的財政赤字可能又會反過來破壞宏觀經濟的平衡。由此可見，如何認識財政赤字是作出這種選擇的關鍵。實際上，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需要考查三個條件:（1）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投資之間是否存在盈余?有多少盈余?來自國外的儲蓄有多少?（2）商品市場上的供求狀況。（3）是否還有閑置的資源?在這些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即財政赤字是審慎的情況卞，木能為了財政的平衡而放棄宏觀經濟的平衡。所謂財政經濟學的思想，不過是這么一種思想，即財政只不過是政府的一種手段，而最終的目的是在于保持整個宏觀經濟的平衡。財政政策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存在的。
三、對財政調節手段的再認識
財政政策的實施要借助財政調節的諸手段，如稅收、支出、補貼、申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系的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其它各手段都是向接通過價格來調節的，只有處理好和價格手段的關系，才不致降低市場機制的效率。在此夕我們僅就稅收、支出和補貼三種財政手段作以下分析。
（一）稅收。市場經濟以價格為核心，人們在對生產、消費、儲蓄、投資等作出選擇時，都是以價格信號為依據的。如果政府的征收改變了商品的價格，那么，就會改變經濟主體的選擇。如果市場機制是有效率的，政府征稅應以保持中性為原則。那么，政府征稅時怎樣才能盡可能地不影響市場價格，保持市場機制的高效率呢?答案是，政府稅收應盡可能地減少額外負擔，并堅持稅負公平的原則。對生產者來說，完全競爭和沒有外部影響的市場是生產高效率的必需條件。不完全競爭的消除當然不是稅收所能辦到的，然而，減少納稅帶來的不利影響和征稅成本，保持稅收的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卻可以盡可能地減少企業生產的外部影響（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此外，稅收還可以通過替代效應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產生影響。政府對某種商品課稅，改變了商品的相對價格，自然就影響了消費者的選擇。消費改變后，通過價格傳遞既會使經濟效率提高，也會使經濟效率低下。
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中，流轉稅是以直接參與企業利潤分配的方法來調節企業生產的，它不同西方國 家直接作用于價格的商品課稅。首先，我國流轉稅調節經濟的作用不是通過價格信一號傳遞的。其次，我國的產品稅、增值稅和營業稅互不交叉，各種商品的稅收負擔難以橫向比較，這樣會影響到商品相對價格的合理性。再次，所得稅按經濟性質不同分設不同種類的辦法，不能保證企業有一個公平的外部環境。最后，稅收制度缺乏規范性和穩定性，不利于企業長期投資決策的作出。
（二）支出。稅收決定了資源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的配置比例，支出決定著政府支配的資源在公共部門內部的配置比例。在這里，我們主要討論一下財政投資的原則，以及“準公共產品”的定價間題。
1.財政投資的原則
政府部門投資與非政府部門投資有著不同的作用和目的，因而投資的方向和安排投資的原則也就不同。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投資也需要注意投資的經濟效益（尤其要防止以社會效益為借口而犧牲經濟效益），私人投資考慮的因素，如邊際投資效率和利率的比較，，投資對產出的影響等，在政府投資中也必須適當考慮。在對生產性投資作出安排時，應采用“成本一一效益”分析法，詳細論證，選出最佳方案。
2.“準公共產品”的定價
政府提供的“準公共產品”如教育、公共交通以及其他公用事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價格應該盡可能考慮其成本的大小。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政府補貼和不必要的開支，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消費者的盲目消費，適當的收費和免費提供相結合，將會使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第5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 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 ：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6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 需求側 “三駕馬車” 生產要素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新的有效供給不足日漸凸顯，結構性矛盾突出
在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改善了，消費需求從以前的“吃得飽、穿得暖”，轉變為“吃得飽、還要吃得好，穿得暖、還要穿得美”。低端產品被自然淘汰，而高質量的產品大受歡迎。在全球化條件下，人們出國日益頻繁。國人每年大約一億人次出國旅行，每人平均在海外購物額超過5000美元，其中，很多人是到國外采購中國生產或應該能夠生產的產品。比如，去日本買馬桶蓋，去新西蘭買奶粉，去荷蘭買剃須刀，去美國買成衣。又比如，我國的各類養老需求巨大，但高質量、可靠的養老服務機構卻奇缺。城市化的加速使人們對公共交通和環境治理的需求急劇上升，然而公交系統太擁擠，霧霾又成為了危害公共健康的重大挑戰。
當前，雖然傳統的短缺現象不復存在，但新的有效供給不足日漸凸顯，結構性矛盾突出。應當從供給一側著手，改善供給的有效性，提供更多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特別是增強醫療、養老、教育和休閑娛樂等公共服務領域的供給。這需要從根本上激發企業活力，鼓勵投資和創新，化解結構性矛盾。
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盡管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長期粗放式發展的慣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業和一般制造業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不僅經濟增速放緩、增長動力缺乏，而且企業盈利下降，債務風險上升。全部國企的資產負債率從2007年的58.3%已上升至2015年11月末的66.4%，其中中央國企的資產負債率從2007年的56%上升至2015年11月末的67.7%。債務風險和通縮相互作用，導致經濟持續下滑，不良資產積壓，傳統行業的生存舉步為艱，大量僵尸企業成為經濟運行中的風險源。
以往，宏觀調控更多地采用貨幣政策，通過總量調整來激發短期增長。然而2015年以來，央行已經5次降息降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超過2萬億人民幣，但經濟頹勢難改。無論是2009-2010年的“四萬億”，還是目前“精準投資”，均收效不佳。這表明，中國經濟中的矛盾已經不僅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沖擊，而且是中長期的、結構性的、內生性的問題。對總需求進行管理的刺激性政策對前一種情形短期內有效，但對后者尤其是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卻束手無策。因此，應該及時轉變思路，從總需求管理轉為對供給側調整與需求側管理相結合的結構性改革，才能重新激發創新的活力。
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內涵
供給側改革是相對需求側管理而言的，主要側重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增強企業長期創新活力，注重經濟長期、持續的發展。縱觀經濟思想史，作為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分別采用減稅和國企改革等措施，幫助美、英兩國在20世紀80年代擺脫滯脹，走出衰退。
過去二十多年來，“投資、消費、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為人們耳熟能詳。“三駕馬車”指的主要是需求側，與其相對的是供給側，就是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需求側的“三駕馬車”決定短期內的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這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調整經濟結構，實現要素優化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降低企業稅負、減少生產領域的交易成本、促進投資者更有效地進入各生產領域等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地釋放生產力，提升企業競爭力，促使資源轉向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最終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供給側改革既包括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的高效投入，也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領域的要素升級，還包括企業、創業者、創新型園區、科研院所、創新型政府管理等創新。同時，通過減稅、簡政放權、擴大市場準入等措施，激發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改善經營環境。最后，通過淘汰落后產能，培育具有競爭優勢的新產品、新服務。
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
實現綠色發展。實現綠色發展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目標之一，也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要實現綠色供給，就要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發展理念入手，樹立生產優質的生態產品同樣是發展的理念。
實現消費升級。重點對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品質消費、農村消費等領域實施和促進消費升級，對健康、醫療、教育、養老等消費升級領域探索資產證券化的創新，加大對新興產業以及相關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融資支持。
以“互聯網+”改善產業業態。鼓勵采用互聯網、智能機械等技術和創新模式，促進傳統產業的創新、升級，促進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
進一步放寬民生領域的準入。在養老、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應加快市場準入放松的進程，比如，高水平的物業管理不僅帶來新的商業增長點，也能切實改善生活品質。
淘汰落后產能，促進新產能的進入。對產能嚴重過剩的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要加快結構調整力度，提高環保、技術、質量、勞動保護等標準，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產能，同時建立產業援助機制，為企業退出提供必要的通道和支持，重點在失業救濟、離崗培訓、土地、設備轉換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協助和經濟補貼。
簡政放權，降低稅費。一方面，要化解產能過剩，實現市場出清，另一方面，我們要為企業減稅減負，提高競爭力。因此，只有簡政放權，調整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才能為改善供給創造的有利條件。同時，應減少財政性投資的比重，優化市場和產品的供給結構，降低融資成本。
以中國研發創造新供給。蘋果手機再次論證了供給可以創造需求的理論。因此，一味依賴“后發優勢”，依靠模仿和引進，就不可能在大飛機、芯片設計制造、智能制造、物聯網等領域實現突破和飛躍。應當加強培育競爭優勢，通過產品研發和創新來提高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促使供給由低端、廉價轉向“高大上”。
要兼顧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動態平衡
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的時效性不盡相同。需求側調控側重短期調控，主要通過調節財政性支出、貨幣信貸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長期則難以為繼，而供給側調控注重激發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短期內難以見效。
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不可偏廢。宏觀經濟面臨周期衰退時，一般是需求不足，應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擴大需求。這是宏觀經濟逆周期的主要調節手段。而供給側改革主要針對經濟結構失衡，即供給和需求不匹配的問題。
當前，供給和需求兩端都要推進結構性改革。事實上，我國已經著手對供給加大改革，如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互聯網+”等，都是旨在創造新的供給。同時，擴大中西部鐵路建設、棚戶區改造、城市地下給排水設施建設等領域的投資需求。
對于經濟體系龐大、結構復雜、地區差異明顯的中國而言，既要著手供給側的改革，又要繼續專注于對需求側的培育。因此，盡管供給側改革極為重要，但不可能完全替代“三駕馬車”的作用，我們應當在需求和供給兩側同時發力，實行動態的管理政策。
（作者分別為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導；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綜合處副處長）
【參考文獻】
第7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關鍵詞：教學綜合改革；課程體系；平臺；課程群；通識教育；專業教育；實踐教學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2016）03-0114-05
一、“平臺+課程群”課程體系
課程是教育教學機構為了實現各類教學層次的培養目標，通過對教育內容及其進程的合理設計，從教學內容和進度上進行的選擇和安排。財政學類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必須以相應的課程體系作依托，而課程體系的構建不僅要從知識和能力結構及基本素質上符合復合應用型人才應該具備和達到的要求，又要緊密圍繞財政學類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同時考慮突出專業特色及社會發展需求。從供給側角度構建以高素質、應用型為特征的理論課程體系，以專業應用能力培養為主線的實踐教學體系。
平臺課程是一個基礎臺階，在組建平臺課程體系時，應盡可能做到課程性質相對、選修時間先后要求一致，強調課程的共性和選修的先后順序。學生只有學習并通過該平臺的所有課程考核合格后，才能順利進入下一階段專業課程的學習，通過該階段的學習后才能向更高層次學習邁進。因此，平臺課程在時序上具有層次遞進性。
財政學類課程體系以培養應用型高素質人才為根本目標，應科學合理地處理基礎與專業課程、理論與實踐課程、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之間的關系。“平臺+課程群”課程體系由4個平臺和2組課程群構成，4個平臺即由全校通識教育課、學科通識教育課（包括必修和選修）、專業教育課、實踐教學環節4個既相互關聯又逐層遞進的“平臺”而構成的必修課；2組課程群包括專業提高課和專業拓展課構成的選修課。
1.全校通識教育課程是國家統一要求的課程，包括政治理論課和通識文化課，共58學分。
2.學科通識教育課是國家規定的學科基礎課程、學科主干課程以及跨學科課程等，依據“梯度深化，有機結合”的原則設置，包括四門學科必修課（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12學分）和學科選修課（金融學、政治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財政學、經濟法學通論、管理學原理、信息技術與管理、市場營銷學、財務管理）（至少15學分）、開放選修課（13學分）。
3.專業教育課程根據對財政學類專業知識結構的需求，打破傳統分專業課程的知識領域，組合原有課程，實現專業之間知識點融合和滲透，是專業基礎課程和主干課程，全部為必修課，包括國有資產管理、國家預算（含實驗課）、稅收學、財務會計、稅務管理（含實驗課）、中國財稅史、地方財政、中國稅制、西方財政理論、公債管理、專業綜合模擬實驗（財政學模擬實驗/稅務模擬實驗）等11門課，22學分，實踐教學環節15學分。專業教育課程由專業類群中財政、稅務兩個專業設置相同的專業課程所組成，為了滿足財政、稅務兩個專業方向所必需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教育的需要，為財政、稅收專業的相通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為打通財政學類專業提供了平臺。其作用主要是對學生進行專業知識教育、專業技能訓練和財稅應用能力培養。通過此類核心課程的學習，提升應用型人才的社會競爭力，使學生具備行業所必需的專業理論素質、更為寬闊的專業知識。
4. 實踐教學環節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過程。在實踐教學環節中課程實驗環節是基礎，畢業論文環節是核心，專業實習、專業調研、科學研究、社會實踐環節是支撐。學生在實踐教學環節中學到專業和工作中應具備的基本知識與技能，為將來從事實際工作做職業技能準備。
5. 課程群是為學生進行專業提高和拓展教育而設立的選修課程，包括專業提高課程和專業拓展課程。財政學專業提高課程包括財稅理論與改革前沿、宏觀經濟管理與財政政策、稅務稽查、政府采購、外國財政制度、社會保障與財政管理、稅收籌劃、非稅收入管理、稅務實務、國際稅收、財政專業英語、非營利組織會計等12門課程（至少選修10學分）和財政學專業拓展課包括資產評估、公共政策學、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稅收相關法律、審計學、投資學、行政能力測試與申論等7門課程（至少選修7學分）。稅收學專業提高和拓展兩組課程至少選修17學分。稅收學專業提高課程包括外國稅制、稅務稽查、稅務實務、稅收籌劃、稅收基礎、國際稅收、稅務專業英語、財稅思想史等8門課程；稅收學專業拓展課程包括資產評估、審計學、成本會計、財務報告分析、證券投資分析、行政能力測試與申論、稅收相關法律等7門課程。通過此類課程學習，有利于學生按興趣、特長選擇課程，個性得到充分自由的發展，力求使大眾化教育更加符合市場需求。
二、“平臺+課程群”課程體系的特點
“平臺+課程群”課程體系具有針對性、獨立性、適度性等特點。“平臺+課程群”課程體系，以社會需求的多樣化為導向，以“套餐式”設置的課程系列模塊，有利于培養學生個性的發展，增強人才的社會適應性。“平臺+課程群”課程體系，打破了原有的專業課程體系設置，通過對課程結構的調整和課程設置，更新教學內容，強化柔性教育，適應市場需求的多元性。
第8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由十年前的兩位數高速增長，轉為今天較之前幾乎增速減半，大陸經濟學界也開始重新反思現有經濟學框架，特別是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大陸的政府宏觀調控市場干預模式的前途與影響。實體經濟受挫、股市動蕩、人民幣匯率下行，中國經濟在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后亟須經濟學思想的突破。旨在推動大陸經濟學研究的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于今年9月在北京成立，該基金會由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譽所長夏斌與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共同發起成立，并舉辦了首屆思想中國論壇。眾多中外經濟學家亦借此時機，提出眾多現代經濟學發展，以及大陸經濟學研究的問題。
在論壇開始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曾接受《鳳凰周刊》記者訪問。
莫里斯：中國通過減稅來刺激國內消費需要一定時間才能見效，而與此同時減稅也會帶來政府赤字的增加，這樣就造成一個相當矛盾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國有部門事實上處于盈利的狀態，因此除了一方面減稅之外，也需將國有企業一定的利潤納入到中央的預算當中，但做這樣的決定需要非常謹慎。一些人或許會擔心，這樣會挫傷國企高管的激勵機制，但國企高管的晉升薪酬可以進行一定調整，仍然保持與營收掛鉤。不過由于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與其金融統籌聯系在一起，與銀行的協調也會必不可少。
北京大學教授，前世界銀行副總裁林毅夫：現代經濟學長期以來基于西方發展的經驗而建立，但在把這些理論運用到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時候卻屢屢出現問題。因此經濟學也需要更加豐富，更具多樣性。理論的重要性來自于其解釋國家的重要性。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便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經濟學問題。研究中國問題不僅對中國的發展有益，也能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
德國奧爾登堡大學社會政策協會經濟思想史委員會主席Michael Trautwein：今日國際經濟學方面的研究過于碎片化，特別是現有的模型已經很難解釋一些跨國組織和非國家機構的經濟行為。另外，網絡對經濟的效應、中國股市發生的變化，也還沒有在微觀經濟學中得到很好的解釋。經濟學需要把不同的領域、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經濟學思想綜合起來，特別是對于如此大而獨特的中國來說。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副教授Terry Peach：經濟學研究的多樣性需要貫穿在學生和老師之間，不同的經濟流派、不同的經濟學思想之間。經濟學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學思想的發展受到經濟的變動的不斷影響。現今的經濟學模型無法解釋2009年以來的金融危機，這也促使在英國一部分學者開始發展經濟學的新方向，比如危機后的社會經濟。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光：中國經濟學界現在如同中國其他領域一樣面臨嚴重的問題，一些人守不住為學做人的底線，沒有自己的獨立性，不是被權力牽著鼻子走，就是被金錢牽著鼻子走，要么被大眾牽著鼻子走，總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偏好和愛好去做事。
中歐商學院教授、世界銀行顧問許小年：中國經濟學不僅要獨立于權力、資本與民眾，更應要獨立于海外主流的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史為中國經濟學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如果不能獨立于國外的潮流，也是無法做出成就。現在西方經濟學唯模型是從，那些無法被數學模型進行描述的問題，比如創新以及中國人有切膚之痛的制度問題，都沒有進入經濟學研究的關注領域，現實的問題因為工具的限制而被拋棄。
今日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部門并不缺少理論數據和模型，而缺少一些容易被忘記的常識。這些常識包括：中央銀行印鈔票僅僅是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轉移價值，并不能創造價值；財政的收入來自于企業和個人，財稅政策僅僅是財富的重新分配，是財富在國有和民營部門之間的重新分配，它也不創造價值；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場高，因為政府官員既沒有足夠的激勵，也沒有足夠的信息能夠制定比市場自發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由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創造價值，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比市場要低，所以經濟的增長是不可能依靠宏觀政策來實現的。經濟增長的源泉只有兩個，增加資源投入或者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單純依靠資源投入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可持續增長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而創新則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許成鋼：中國經濟的研究實際上要超出經濟本身，這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一個最突出的困難，因為中國有著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非常不一樣的制度，而這個制度是和中國獨特的歷史聯系的。一個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一個是中國從蘇聯照搬來的模式，還有從改革開放后進行的一定的調整。如何認識在這個制度下產生出來的一系列現象，實際上是社會科學里非常重要的挑戰。
第9篇：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
一、對企業與市場的理解
（－）企業與市場的關系
由于企業會計和市場經濟秩序分別屬于微觀和宏觀兩個領域的問題，要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首先必須明確企業與市場的關系。
對企業性質的理解屬于企業理論的范疇，企業理論的發展明顯經歷了傳統和現代兩個不同的階段。傳統的企業理論是指新古典理論，它主要從技術角度看待企業，單一產品企業由生產函數表示，并符合利潤最大化假設。新古典理論忽略了企業內部的激勵和組織問題，其研究主題是市場交易，即價格在平衡供求關系中的作用。在這種理論下，市場被認為是價格和競爭發揮作用的場合。由于企業制度并不重要，會計似乎與市場毫不相關。
由于新古典理論完全忽略了企業內部的激勵和組織問題，現代企業理論則試圖克服這些問題。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并非獨立存在的主體，而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因此，企業沒有明確的目標，諸如利潤最大化，它被看作是一群有自身利益的個人的組合，組成企業的每個人都為企業的生產過程提供某種要素（如人工、管理技能、資本等），他們提供這些投入是期望能從中得到報酬。此外，這些人認識到企業內部的利益沖突，因此需要簽訂契約來具體規定在各種可能情況下每個人的權利。債權人、優先股股東、普通股股東、租賃人、經理人員一一一所有的人都簽有契約，這些契約具體規定了應如何分配企業活動創造的現金流量。
對于企業與市場之間的聯系，Chueng（張五常，1983）認為，科斯所說的“企業”取代“市場”是不十分明確的，而應說一種契約形式取代另一種契約形式，企業與市場也就是要素交易契約與產品交易契約的關系。因此，契約是企業與市場的共性，而其主要差別在于契約的完備性不同，相對而言，市場是一種比較完備的契約，而企業則是一種不完備契約（張維迎，1996）。例如，債權是一種典型的狀態依存所有權，企業與債權人之間的債務契約具有如下特點：在企業正常經營的情況下，債權人不實施對企業的控制，僅僅享有企業經營的固定收益權，但當企業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時，債權人則取得企業實質上的控制權。債務契約確立了債權人的權利，這種關系的實施對于銀企關系的規范乃至金融市場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與銀企關系的不規范從而形成大量的銀行呆賬不無關系）。因此，維護企業的契約關系與市場經濟秩序是密切相關的。
（二）法律、契約與市場經濟秩序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優勝劣汰的競爭原理是人類得以進步與繁榮的必要條件。但無序的競爭不但不會推進反而會阻礙這種發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具有比較健全的契約制度。作為通用契約，法律制度是支撐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硬制度”，而類似合同這樣的特殊契約則是降低市場經濟中摩擦的一種“軟制度”。法律制度是使市場經濟朝著健康方向發展的最基本的制度環境，其作用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成本和維系社會公正（翟林瑜，1999）。在我國，市場經濟的法制環境得到了高度的重視。例如，國務院于2001年4月頒布的《關于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決定》，要求全面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其中大部分都與市場法制秩序有關人法律制度包括法律框架的制定和實施。我國目前已經建立了相對比較齊全的法律框架，在會計法規體系方面，已經形成了以會計法為最高層次，以企業會計制度和企業會計準則為第二層次的規范體系。但對于各項法律法規的實施仍然不容樂觀，正如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中國的政治思想經常重視形式，超過實質②。如何提高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實施力度是維護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關鍵所在。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企業由一系列契約組織而成，如債務契約、管理報酬契約等。契約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經協商談判而由當事者簽署的“明示契約”（explicit contract），二是指基于彼此的相互信賴而形成的“隱含契約”（implicit contract）。契約制度的基本原則在于契約自由，它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含義：（1）締約自由，即由當事人雙方自主決定是否締結契約；（2）選擇契約相對人自由，即當事人決定與何人訂立契約的自由；（3）確定契約內容自由，即選擇契約類型和契約條款的自由；（4）締約方式自由，即當事人有權自由選擇意思表示的方式（蘇號朋，1999）。契約自由原則本質是體現契約的公平性，這體現在契約訂立過程中的信息對稱，如果簽約雙方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態，是有悖于契約公平精神的。對于契約的各契約主體，其目的是從參與企業中獲取一定的財務利益，因此契約訂立過程中企業財務狀況的信息披露成為簽約的重要參考價值。例如，債權人在向企業提供資金之前，一般會根據會計報表評價企業的財務狀況；企業通過上市募集資金必須向公眾招股說明書，其中財務會計資料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企業契約與會計目標體系
既然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企業本身是沒有明確的目標的，各契約主體總是致力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他們的目標并不一致，企業總是生存在各種利益的沖突之中。而契約本身并不會減少這些利益沖突的成本，除非簽約各方能夠確定契約是否被違反。因此，基于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這一觀念，人們要求對這些契約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會計在制定契約的條款以及在監督這些條款的實施中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盡管復式簿記原理延續了500多年而無大的變革，但從會計思想史來看，會計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會計從來就受社會經濟權責結構的影響，其監督的目的——即監督經濟活動中經濟權利、義務或責任的履行總是隨著社會經濟權責結構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李若山，1991）。系統的會計目標理論包括受托責任現和決策有用觀兩種，從這兩種目標本身及其演化可以看出，會計的本質在于它在連接企業契約方面的作用。在企業契約中，股東憑借其擁有的財務資本而參與企業契約，但股東的資本一旦投入企業，其事實上的控制權則由經營者所享有，股東為防止經營者的逆向選擇行為，要求經營者提供會計信息，以對其財務資本的經營狀況進行監督；債權人也同樣面臨著問題，例如經理人員為了迎合公司股東的利益，有可能將公司的資產轉換為股利發放給股東，留給債權人的僅僅只是一個“空殼”的企業，從而債權人的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債權人需要利用會計信息來監督限制性契約條款（例如一定的利息保障倍數條款）的執行情況。除此之外，供應商、購貨商以及管理報酬契約等都涉及到會計信息的利用。可見，會計信息是實施企業契約的基本前提。但是組成企業的一系列契約總是處在不斷的變革之中，這要求會計也隨之而變。受托責任觀認為在委托——關系中受托方負有向委托方交待其履行受托責任的活動和結果的義務，而這一義務具體由會計人員完成，財務報表的目標就是對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反映。這一觀點依賴于：（l）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2）擁有所有權的所有者和擁有控制權的經營者是明確的。在這種環境中，受托方和委托方都關注著受托資源的保值與增值，一旦受托方未能完成既定的受托責任，委托方可以更換受托方。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股權呈現出日益分散的趨勢，委托受托關系變得不甚明確，小股東數量增加，使得搭便車問題無法解決，監督經營者的個人收益遠小于社會收益，股東不再積極實施控制權，他們更加關注資本市場的報酬與風險，因此會計信息要求面向未來，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這是決策有用觀所依賴的環境（吳聯生，2001）。因此，會計信息作為維系企業契約的紐帶，總是依存于企業的權責結構或契約結構。
三、會計目標的實現與市場經濟秩序
會計是維系企業契約的紐帶，契約是企業與市場不可缺少的內涵元素。因此，會計對維護市場秩序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會計信息與市場經濟效率
會計是對確認、計量和報告的一種程序，旨在提供有關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信息。信息使用者根據會計信息可以作出合理的判斷和決策，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導經濟資源流向效益好的企業，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是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據。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市場經濟的重要法則。豆、會計信息與債務契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