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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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一）金融泡沫經濟研究動因的考慮要素

1.經濟基本面。如果從市場與政府的角度來分析泡沫經濟的話，我們不難發現，僅從公共債務規模去辨析美國或美元貨幣是無法判斷出其是否已經形成巨大的金融泡沫經濟的。這是因為當前國際市場與各個國家地方經濟的階級性質的差異性，都決定著這種泡沫經濟的研究主體有所不同。也就是說，金融泡沫經濟肇始于美國，同時美國也是國際貨幣的發行國，和自身發型貨幣的方式有別于其他普通國家，致使美國金融危機的引爆方式，引起了其他國家的不同社會結構、階層等的經濟震蕩，其中就包括我國深受影響。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研究這種金融危機下的泡沫經濟，我們不單要把握當前某一階段、某一背景下的兩面性、多面性、以及復雜程度與不確定性等。所以在我們研究這種泡沫經濟時，應當首先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體制所反映的現實看起，進而去進一步取得金融危機下的泡沫經濟形成的動因；這樣的基礎研究動因，也是我們對泡沫經濟認知程度的基本基礎。由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研究這種金融危機下的泡沫經濟，實質上使對“經濟基礎面”的研究、分析，這是因為，從“經濟基本面”整體角度來看，它不僅包括諸多較小的經濟實體，甚至還包括國別經濟與全球經濟。與此同時，“經濟基本面”的研究，也是我們展開這種形勢下的泡沫經濟研究的基礎點與出發點。

2.市場行為主體。我們知道，經濟趨勢發展的行為走向取決于在市場中的無數市場下的行為主體。但是我們也深知經濟基本面也僅有一個，所以這就導致，市場中的行為主體對經濟基本面的認知程度并不是都是相同的或者近似的。仔細想想，我們可知道，市場行為主體有他們自身的利益需要、有利價值、先入為主意識、教育背景、特定條件與環境以及綜合素質等均有差別，而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切實存在的因素，對于金融機構以及其他組織的市場行為主體，所欲選取的信息角度、分析能力、遠瞻性意識也不盡相同。因此，這也就進一步導致了現階段在這種金融危機影響下的市場主體行為的決策與其自身的反映程度均有不同，起碼是多元的、易變化的。另外，大多市場行為主體，對自身所處經濟環境的正確認與錯誤的認知程度、市場不同預期的變化節奏、以及不利市場環境下采取的理和過失行為等因素，都會影響經濟走勢，加速泡沫經濟虛化的程度，同時這種經濟走勢，也使得全球層面上的市場參與者加快了市場信息相互傳遞、交互過程，以致使現代金融市場具有易變性。

（二）信息產業技術對金融經濟市場行為主體的影響

隨著全球經濟與科技產業的高速發展，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現代信息通訊技術也同樣迅猛發展開來。這也就使得，市場行為主體的能動作用發生了改變，甚至顛覆了傳統市場模式，它既可能使所謂的有效市場理論更有效，理性市場行為更理性，又不斷侵蝕地緣和文化的障礙，加快溝通的速度，提供爆炸性增長的信息，改變著傳統市場的功能，影響著包括政府等市場監管者在內的所有市場參與者的決策和行為，全球市場金融經濟的不確定性因而進一步增加。

二、政府與泡沫經濟

（一）膨脹和破裂的往復循環是泡沫經濟演進的基本模型

政府或者其他組織機構、市場行為主體，以及其他外部力量等，都很希望打破膨脹與破裂的往復循環的泡沫經濟。而此時這種抽象的泡沫經濟，人們對其予以厚望，想讓政府出面干預。那么，政府真的能夠都到均衡處理好嗎？實際上，市場信息的充分程度與市場主體行為參與者得理，在一定程度能夠抑制泡沫經濟加速形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市場參與者雖然認識到了這種泡沫經濟的風險性，但是也有不少市場參與者為了自身所追逐的片面利益，使其陷入泡沫經濟中，補給了泡沫經濟的形成動力。由此可見，金融市場難以做到平衡。因此，作為市場監管的政府部門，當仁不讓地應對市場主體參與者所施行的非理，加以有效監管，發揮出監管職責。

（二）政府和金融市場的關系

如果市場參與者未能準確預測市場何時形成了泡沫，政府是否就能夠具備充足的信息與判斷能力，進而做出正確決策？其實仔細想想，市場監管者決策的反應意識，很深程度上是不可能進行正確預測的。這就說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只能是一個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即政府高層的決策既可能引導市場趨于均衡；也可能促使金融市場進一步扭曲，而這樣的假定在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包括美國政府至今持續推進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得到了驗證。

三、結 語

總之，在如今年代，金融市場的泡沫經濟出現，已經不可避免。雖然市場行為主體在市場中受泡沫經濟的影響以及政府監管的制約，但是對于市場行為主體而言，他們的一些行為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自我反省、自我認識、自我評估，到最后自我校正的，從而使得市場行為主體能夠在金融泡沫經濟的環境下，還依然能夠保持持續性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理查德·庫珀,趙瑾.理解全球經濟失衡［J］.國際經濟評論,2007,(02)

第2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關鍵詞：價值投資；安全邊際；金融市場理論

一、價值投資策略的產生和發展

美國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衛·多德在1934年出版了《證券分析》一書，證券市場價值投資理論及策略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盡管證券的價格波動很大，其內在價值穩定且可測量。短期內證券市場價格會經常偏離其內在價值，但市場存在自我糾偏的機制，長期來看內在價值與市場價格趨同。價值投資的精髓是在市場價格明顯低于內在價值時買人證券，在顯著高出時賣出。內在價值與市場價格間的差額——安全邊際越大．投資風險就越小。預期收益就越高。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出發，通過分析資產價值、盈利價值和成長性價值來計算投資對象的內在價值。關于備受爭議的公司成長性價值，格雷厄姆指出，唯一能給投資者帶來利潤的成長是那些資本回報超過資本成本的增長，只有具備經濟特許權(企業受壁壘保護，對手難以進人該行業)的成長性才是有價值的。格雷厄姆投資思想是價值投資理念的啟蒙和經典，其實質便是選擇買人被市場一定程度低估的股票并且在其被高估時賣出。

《證券分析》出版之際，正值1929年-1933年美國股災結束，華爾街處于歷史性的熊市，市場中充斥著股價跌破凈資產的股票，是價值投資的大好時機。此時，通過大量收集上市公司財務數據，格累厄姆及其追隨者找到無數符合價值投資理念的股票，并在隨后的反彈行情中獲得巨額收益。但是此后數十年，隨著公司財務信息日益透明，投資者素質提升，想在美國證券市場找到被嚴重低估的優質股票已經日趨困難。到20世紀70年代大牛市中，市場中已很難找到傳統價值型股票，格雷厄姆本人也宣稱隨著市場越來越有效，投資者運用傳統的價值投資策略很難再獲得超額利潤。然而此時及以后的數十年間，沃倫·巴菲特等價值投資者繼承和發展了格雷厄姆的投資理念，并創造出一系列極其成功的投資記錄。巴菲特認為選擇股票的本質是選擇上市公司。他的投資策略便是以合適的價格購入具備持續競爭優勢的超級明星企業股票并長期集中持有。在權益證券評估方法上，只認可現金流量貼現模型，即任何證券的內在價值取決于其未來現金流量以適當貼現率貼現的現值之和。

經過大半個世紀的發展，雖然價值投資方法的本質依然是通過判定證券內在價值與市場價格的偏離而尋求投資機會，但具體的投資策略卻有著極大發展并各有特點。證券的基本面分析成為了價值投資方法的核心。由此逐步形成了從宏觀經濟、行業研究到公司分析和證券定價的三步定價法。從過去僅僅側重于公司財務報表分析，到關注報表數據之外的因素(如品牌、技術領先程度和管理層品質等)；從過去地關注上市公司歷史和現狀分析，發展到現在兼顧公司未來成長性分析；指標分析上亦從側重于市凈率和分紅派息，到現在對一攬子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市盈率、價格銷售額比率和經營性現金流量等)。上市公司的價值評估方法逐步得到優化，內在價值的內涵和外延不斷地得以擴大，分門別類的價值投資也有著以下共同特征：(1)安全邊際的留存，使得買入的股票相對比較便宜，市盈率、市凈率等指標值相對較低，因此在熊市中操作較多，在股市泡沫中操作較少；(2)更傾向于中長期投資，對于證券市場的短期波動相對不敏感；(3)投資組合相對集中；(4)更適用于相對成熟的證券市場。

二、金融市場理論對價值投資策略的解釋及爭議

金融市場在整個20世紀有著長足的發展，分門別類的金融理論和投資策略亦層出不窮，各有發展。時至今日。證券市場的主流投資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基本面分析理論的價值投資和成長投資、基于空中樓閣理論的技術分析和基于有效市場假設的指數化投資。而行為金融學自20世紀80年代誕生起便逐步異軍突起，成為極具發展前景的新興金融理論。

成長投資和價值投資同屬于基本分析范疇，二者都強調嚴謹的獨立分析，在理論的內在邏輯上趨于一致，但實際投資風格差別較大甚至完全相反。前者看重企業的發展潛力，認為股票價格不斷上漲的動力來自于企業持續快速發展，盈利高速增長，當前股價的高低并不是考慮的第一要素，所選擇股票往往市盈率較高。在成長投資者看來，價值投資利用市場波動在安全邊際下購入股票。P／E、P／BV和P／S等指標值較低，風險固然相對較小，但投資風格顯得保守單一，得不到高增長企業帶來的超額回報。從美國股市運行的實證分析結果來看，在過去的25年間，價值投資和成長性投資各有其風行周期，呈現周期輪動的態勢，各自在其風行周期中的表現均好過對方，但從長期回報來看。價值投資收益要明顯高于成長投資，而收益波動卻小于對方。

相對于基本面分析理論，空中樓閣理論認為證券的價格波動是由大眾心理預期的變化所決定，聰明的投資者所要做的僅僅是購入大眾認定可以漲價的股票，并以更高的價格賣出即可。在此理論依據下，技術分析方法僅從證券的市場行為來分析證券價格的未來變化。技術分析師認為價格變動受長期趨勢影響，對新信息并不是立即做出精確的反應，而是逐漸反應，因此投資者只需計算未來的趨勢，沒有必要進行基本面分析和價值投資分析。但大多數對歐美證券市場弱有效性的檢驗結果證實，證券價格并不按照一定趨勢變動，技術分析的前提假定條件難以成立。

基于有效市場假設的現資理論認為，在所謂的半強式有效市場中，證券市場價格能夠迅速反映公開市場已有的全部信息，因此價值投資分析不能為投資者帶來超越市場的額外收益。然而在歐美市場上的大量實證研究并不能證明證券市場完全有效，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非有效性證據，包括風險溢價的時間序列相關性、市盈率效應、賬面價值／市場價值比率和日歷效應等。同時沃倫·巴菲特、彼得·林奇等價值投資群體的長期超額業績回報也從實踐上對半強式有效市場進行了極其有力的反駁。

在統計分析實證研究對現資理論提出挑戰的同時，行為金融學理論于20世紀80年代誕生。該理論以心理學對人類決策心理的研究成果為依據，以人們的實際決策心理為出發點，研究投資者非理性決策對證券價格變化的影響。行為金融學認為，投資者并非如有效市場理論假設的那樣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有一種偏差會使人們更注重最近的消息，存在著“過度反應”，從而導致證券價格的非理性波動，證券價格偏離價值是不可避免的，投資者身上出現的類似認知偏差還有：過度自信，反應不足和損失厭惡等等。這個發現驗證了價值投資理論的前提假設：從短期來看，市場只是一個投票機，股票價格不僅決定于基本面因素，還受影響于投資大眾的心理認知偏差。證

券價格的非理性波動，使得價值投資策略利用市場波動尋求套利成為可能。來自基本面的邏輯因素決定了股票的內在價值，而心理因素則影響其短期的市場價格。

三、價值投資策略的實踐效應

價值投資方法所具有的科學性和穩健性使其逐漸成為歐美成熟證券市場的主流投資理念和投資策略，美國華爾街90％的證券分析師都聲稱自己是基本面分析者。隨著證券分析業的不斷發展和走向成熟，歐美證券市場上越來越難以發現內在價值被明顯低估的股票，特別是在幾波大牛市中，市場中多數股票都被嚴重高估，此時價值投資者只能選擇有所不為。難以分享證券市場空中樓閣所帶來的超額投機收益。當證券價格普遍達到甚至超越其內在價值，股市若長期處于高漲狀態，堅持價值投資策略的機會成本也較大。

另外，在買人證券之前的價值評估環節中，由于上市公司信息來源有限，信息可信度有時也不高，已有信息中，無形資產等項目的價值也難以確定，由此造成其資產價值難以判斷；另一方面，企業未來的盈利和增長更是不易預測，很多復雜和隨機的因素都會導致原先的預測結果和實際值相差極大，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價值投資者雖然在單個股票上所花工作量巨大，精確度卻未見有多高，因此，保留足夠的安全邊際在抵消風險和獲得盈利上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如此一來，一些未來成長性極佳上市公司便很容易被忽略掉。一些能力和精力均有限的投資者往往只能選擇那些低市盈率和市凈率的股票，近似達到和實現價值投資的效果。彼得·林奇曾將利潤增長率指標結合考慮，提供一個新的價值指標公式：K=增長率／市盈率，K值愈大，投資回報愈大，這樣能夠兼顧分享到成長型公司的業績回報。

來自歐美、日本以及新興證券市場的實證研究表明，從長期來看，堅持價值投資方法是能夠獲得超額收益的［(JosefLakonishok和AndreiShileifer(1994)；Fama和French(1997)；Hart和Slagter(2001)；Chan，Hamao和Lakonishok(1991)］。我國學者對于內地A股市場的實證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郝愛民，2006)。價值投資的業績不僅超越純粹的技術分析投資，也明顯超越了成長投資和指數化投資。與此同時，其遭遇風險而損失的可能性卻小于成長投資，穩健性更是明顯好于對方，尤其是在熊市中，價值型投資組合能夠表現出更強的抗跌性。

第3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關鍵詞]金融市場；分形；仿真；元胞自動機

金融市場中不但有資金上億的基金或整合的利益集團，又有不計其數的中小散戶。故市場的漲落即在整體上具有統計特征也體現了小團體的意愿。因此，模擬金融市場就需要一個既能反映個體特性又能體現市場統計特征的理論模型。這就成了引入元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簡稱CA)的原因。CA通過簡單的元胞和規則產生復雜的現象，依據確定的簡單局部規則作同步更新，成為研究高度復雜系統演化的有力工具。

金融市場作為復雜系統，必須使用基于復雜性的理論與方法求解此類問題。應尚軍等在《元胞自動機及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中介紹了元胞自動機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提出了它在金融市場中的應用的基本設想和研究方法。

1　從眾行為(羊群行為)

金融市場中存在與有效市場假說相的現象，投資行為表現為從眾行為(羊群行為)。應尚軍等建立了基于CA的證券市場投資行為演化模型，通過對多種市場狀態下、證券市場復雜系統的演化的模擬與分析，得出個人投資偏好與宏觀因素是影響證券市場穩定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建議投資者應該減少跟風從眾行為，以促進證券市場的穩定和發展。

由于現實中從眾行為形式十分復雜，簡單的規則并不能如實模擬市場狀態，如投資者的身份不同，其初始規則就應有差別，所以還需進一步對CA模型優化。孔建國等建立了CA開放性金融市場模型，可以通過擴充或重構其預測策略庫來獲得更精確的預測結果。

2　分形

CA與分形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系。CA的自復制、混等特征，往往導致CA模型在空間結構上表現出自相似的分形特征。應尚軍等基于CA模型，運用分形結構特征變量和穩定性變量來刻畫股票市場的復雜性特征，通過新提出的離散度來度量市場的穩定性。研究表明，股票市場的復雜性特征變量與投資者心理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隨后應尚軍等開始把研究聚焦于股票市場的價格，并在重構的相空間中去發現是否存在混吸引子，同時，通過相空間的分形維的計算探討建立股票市場的系統動力學模型的可能性。范英等建立了基于CA的州煤業股票市場演化模型，證實演化模型與現實市場在復雜性特征上的相似性，出現了混現象和分形維。但演化模型僅對單支股票建立了模型。楊帆、徐世英以上海股票交易市場為研究對象，建立了基于投資分析的CA模型，以分形理論為工具，應用重標級差(R／S)方法，通過改變初始值和初始規則，如除去無從眾心理狀態、從眾概率偏移，進一步分析了股票市場的復雜性。高建喜、董宏光等建立了描述投資者心理和股票交易量的CA模型。綜合零鄰居、Moore和V.Neumann三種不同的鄰居形式，用模糊隸屬度函數刻畫投資者的選擇心理。

3　其他

證券市場的復雜性還表現在投資者地位的差異。王佳佳、李青等區分了證券市場上的基于基本面因素和模仿者兩類投資者，通過模型反映出股票市場中尖峰厚尾、波動聚集與投資者交易行為有關的特點。

吳軍、李青基于CA的模型分析股票價格的宏觀變化，建立了新的股票價格變化規則以及股票交易量的演化模型，假設了兩類影響股票價格宏觀變化趨勢的因素，同時也細化了股票交易量的函數。仿真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股票價格的宏觀變化趨勢和股票價格變化的波動聚集性。

第4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關鍵詞：股市； 聯動； 上海； 紐約

隨著金融一體化的加深，各國主要股市呈現出一起上升和一起下跌的趨勢，因此股票投資者十分關心股票市場的聯動性。股票市場聯動性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在一些東亞和南美國家中也已經被證實。

一、主要文獻綜述

為研究中美股市波動率和回報的聯動性問題，我們查閱了國內關于相似課題的文章。王志芬(2009)檢驗了中國內地、美國和香港間的聯動關系，發現在次貸危機發生前，三者存在波動協同關系，在次貸危機之后不再有波動協同關系。然而一方面，這些文章通常只關注于波動性或股價中一項的研究，較少關注兩者之間的影響。另一方面大多采用僅由波動性和股價構成的模型，對控制變量的選用還不完善。因此我們認為中美股市間風險和回報率的聯動性關系值得進一步研究。

現有文獻對兩國股市聯動性的研究結論包括：（1）兩國或多國股市存在很強的聯動性，即這種影響是顯著雙向的。Eun and Shim(1989)利用VAR模型分析從1980年到1985年為止的9個發達國家證券交易所的股價指數收益率間存在相當大規模的相互作用。（2）兩國或多國股市僅存在單向的顯著影響。Beekeretal(1990)對1985年10月到1989年12月的美國S&P500指數和日本的NIKKE1225指數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S&P500指數對日本的NIKKEI1225指數有強烈的影響，而日本的NIKKE1225指數對S&P500指數的影響卻很小。(3)兩國或多國股市只存在很弱的聯動性。如韓非（2005）檢驗了中美兩國開收盤價的聯動性，發現兩者間的聯動性很弱。

二、不同股市之間的傳導機制：

有兩種主要的傳導機制。首先，這些文章預設的理論前提是：根據半強勢有效市場假說，股市中的投資者會對各類信息作出反應，如果有足夠重要的信息，或者能夠構成“沖擊”的信息出現，則股價不再僅僅做噪音運動，而是向上或向下產生顯著變化。針對兩國間的聯動性關系研究時，我們將宏觀經濟變化產生的信息分為兩類：地域性信息和全球性信息。地域性信息僅對本國有直接影響，全球性信息同時對至少這兩個國家產生直接影響。如美聯儲基準利率如果產生變化，不僅對美國造成影響，對全世界的金融市場也會產生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將投資者分為兩類，一類投資者關注基本面，根據經濟基本面的信息變化作出自己的股票決策。另一類投資者更多的是做技術分析，他們僅僅依賴對股價歷史走勢以及波動的分析，作出自己的決策。   

在作出以上假設，即存在兩類信息、兩類投資者，并且投資者會對自己感興趣的信息產生反應改變股價后，我們就可以引出相關文獻分析的兩國間市場聯動機制。第一種機制被稱為經濟基礎假說（economic fundamentals）。Adler,Dumas(1983)的研究表明，存在一些全球性的宏觀經濟基礎變量，它們同時影響全球的金融市場。在理想狀態下，當關于宏觀經濟變量的信息以公告的方式向市場披露時，由于信息在國際間的傳播速度是瞬時的，各國股市應當對該變量有同時的反應。但是在實踐中由于時差的原因，各個股市開收盤的時間并不相同，因此很有可能是先開盤的股市帶領晚開盤的股市，而晚開盤的股市在收盤時的走勢也會影響另一股市次日開盤時的走勢。因此，不同市場之間會有顯著的同向聯動關系，盡管這種聯動關系由于各市場時差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同時的。第二種是市場傳染假說(contagion effect)。這種假說認為一個主要國家股票的收益率變化，將領導其他國家股票市場的收益率變化，即使這一收益率變化僅僅是純粹的噪聲運動，沒有經濟基礎的支持時，也同樣如此。Hamao,Masulis和Ng(1990)的研究表明，美國市場的交易情況會顯著地影響隨后的日本股市的交易。市場傳染假說認為，在金融市場中并非所有投資者都理性的根據基本面的變化調整投資策略，投資者的心理預期在股價決定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而這種心理預期更會通過自我實現而擴大。因此，盡管并不存在全球性信息，兩國市場間仍可能存在聯動關系。

三、提出假設

根據上文的傳導機制分析，提出研究假設：（1）中美股市之間存在顯著的聯動關系。首先我們應當嘗試證明美國股市的股價變化和波動性對中國股市有顯著影響。如果這一結論得到證實，我們可以用已搜集的數據，調整模型，檢驗中國股市的變化是否對美國股市有顯著影響。（2）這一聯動關系主要由市場傳染效應引起。具體的說，我們預期美國的經濟基本面變化并不會顯著影響中國的股市，但是其股價的變化和波動的強弱會顯著影響中國投資者的決策。

我們需要使用中國的宏觀經濟變量，而不是美國宏觀經濟變量。這是由于美國收益率和波動率已經包含了美國的宏觀經濟數據變化的信息，因此加入美國的宏觀經濟變量可能會產生多重共線性的問題，降低主要描述變量的顯著程度，所以使用美國宏觀經濟數據作為控制變量是不恰當的。而中國宏觀經濟數據會直接影響中國股市的收益率和波動率，例如，當中國政府擴大信貸規模，放松銀根時，中國股市會顯著上揚，但此時美國的宏觀經濟變量并沒有變化。因此，中國宏觀經濟變量是必要的控制變量，缺少這一變量將會導致錯誤的回歸結論。

四、研究意義：

關于研究意義。如果我們的第一個假設得到證實，即美國股市變化確實對中國股市有顯著影響，則證明兩國股市間確實存在著聯動關系，我們就可以通過國際上其他國家的股票表現來預測中國股市的股價變動。如果第二個假設也得到證實，我們就可以說明這種聯動關系的主要來源究竟是經濟基本面的全球性變化，還是投資者信心的傳遞。這有助于在金融一體化的環境下建立更完善的股價預測模型。

參考文獻：

[1]韓非,肖輝.中美股市間的聯動性分析[J]金融研究,2005年第11期.

[2]王志芬; 張雪玲. 次貸危機對中美股市聯動性的影響分析[J]. 經濟論壇,2009年第9期.

[3] 胡秋靈; 劉偉. 中美股市聯動性分析——基于次貸危機背景下的收益率研究[J]. 金融理論與實踐,2009年第6期.

[4] 龔樸; 黃榮兵. 次貸危機對中國股市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中美股市的聯動性分析[J].管理評論,2009年第2期.

第5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先來看看下跌的因素。

首先，近期油價暴跌幅度太大助漲了美元的走勢，拖累了黃金。美國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從5月2日最高價106.05美元/桶，暴跌到5月8日最低95.37美元，4個交易日跌幅達到10%。油價下跌將直接推升美元的走勢，黃金自然受壓回落。

其次，歐元區在法國選舉之后，又迎來了希臘的選舉，且左翼政黨很有可能執政且觀點鮮明的反對歐債救援配套的緊縮計劃，歐元雪上添霜，居然歷史罕見的大幅跳空低開，跌破1.3的心理關口，影響太大。外匯市場上最有可能替代美元的貨幣落得如此下場，黃金也無法做到獨善其身。

第三，澳元連續暴跌7個交易日，始于澳大利亞央行意外降息50個基點的大動作，直接支持了美元的反彈。澳大利亞又是產金大國，黃金支持得已經很久了，此次下跌算是補跌吧。

第四，大宗商品一攬子指數CRB指數跌至536.55點附近，從3月份到目前，跌幅達到了4.3%。

第五，很多銀行機構將今年黃金的平均價格紛紛在近期給予下調，雖然黃金ETF維持了持倉，但是近期一段時間看，減持遠遠大于增持。

黃金受到以上因素的影響，出現了補跌走勢，有繼續下行測底的趨勢。

為什么黃金的下跌和上述因素不是同步的？

首先， 金融市場的復雜性決定了市場在相同的影響因素之下，有并不相同的理解。黃金近期之所以繼續企穩調整，還在于美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這從非農就業在年初達到峰值后一直處在縮減中有關。這幫助了黃金并未像以上其他品種一樣出現下跌走勢。

其次，黃金超強的貨幣屬性，使得市場在調整投資結構的時候，取舍不一致，金融屬性在危機中(目前這個危機主要是歐債危機的發展和美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導致的)會超于商品的屬性，市場規避風險和穩健獲利方面都會有所不同。

第三，實物需求的陸續降低和風險事件爆發的幾率降低，使得黃金失去了避險屬性的主導，例如中國黃金進口減少和印度增加關稅等都是征兆。綜合以上可以看出，眾多分析因素并未集中爆發，導致各市場相互影響，金融市場的復雜性往往就體現在這些地方。

在理解和分析的過程中，都是由果推因的倒推法未必能全面掌握，因此，順勢才是最好的選擇。不過，在別人恐懼的時候買入，或許是少數投資者能成功的選擇，眼下黃金或許離這個位置不遠了。

第6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2月27日，全球股市意外下跌。這次下跌始于中國。當天，上證指數跌去了將近9％。隨后，美國道-瓊斯指數下跌了大約500點。在之后的交易日中，從日本東京到印度孟買的市場也都經歷了類似的下跌。此后一周，市場出現了小幅恢復。但是，大多數市場都沒能收回下跌損失的一半。由于此次下跌伴隨著巨大的交易量，而市場又沒能充分反彈，因此，熊市氣氛依然存在。

國際金融市場彌漫著中國觸發股市坍塌的輿論，但這不是真正的原因。由于很多投資者追逐短期投機，市場實際上已經處于超買狀態，哪怕微小的沖擊都可能引發動蕩。滬市下跌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為很多投機者相信中國的需求總是強勁的，并且可以抵消美國經濟的下滑。絕大多數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認識十分有限，因此他們對于中國支撐世界經濟以及金融市場的幻想不斷膨脹。滬市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些投資者的中國幻想。

此外，還有兩個事件也對全球股市下跌起了關鍵作用。格林斯潘在2月26日講到，美國經濟可能在2007年底進入衰退期。作為美國經濟向來的樂觀派，格老的悲觀言論對于金融市場影響巨大。而2月27日公布的美國1月數據顯示，1月耐用商品訂貨量降幅超過8％。美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投資，疲軟的耐用商品訂單量預示著疲軟的企業投資，這引起了市場對于美國經濟形勢的重新評估。

技術性調整

對于此次調整的性質，市場觀察家們仍然有所爭論。有人提出，這只是一次技術性調整。過去兩年，投機于市場短期波動的交易者數量急劇增加，因此，至少在短期，他們的資金對市場定價的影響可以壓倒傳統資金的力量。這類交易者彼此關注，其行為跟企鵝有些類似――一旦危險信號出現，他們會在同一時間跳水，然后在一段時間內一個個地回到岸上。當這類交易者充斥市場時，價格攀升的過程將是漸進的，但下跌則會是突然而急劇的。這種市場波動被認為是技術性的，因為它并不取決于市場基本面，如企業盈利及利率等的變化。根據這個解釋，中國股市下跌之所以引發全球震蕩，是因為所有投資者都把它看作是一個真實的風險信號。

日元利差交易（carry trade）的平倉，可能也擴大了這次技術調整的幅度。日本央行剛剛宣布，將基準利率提高25個基點，達到0.5％。這使得借日元比原來要貴一點點。數年來，國際金融機構及對沖基金借日元來購買利率更高的貨幣，如美元或澳元；只要日元匯率穩定，他們就可以賺取利差。這種被稱為“利差交易”的套利行為大約有1萬億美元的規模，其利潤約500億美元。然而，利差交易的死穴在于日元突然升值。一旦有任何危險跡象顯現，交易者會在同一時間平倉，從而更加劇日元的迅速升值。當利差交易者賣出日元，而日本銀行回收日元時，全球流動性將會減少，這對于貨幣供給的影響等同于央行加息。

也有人認為，這次調整是熊市到來的前兆。熊市的催化劑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波及到經濟其他部門所引發的美國經濟衰退。美國聯邦政府最新的經濟調查顯示，多數地區和行業經濟已經出現減緩。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在整個經濟中占有很大份額。房地產的銷售總額占到GDP的15％。有估算指出，從2001年起大約一半的新增就業來自于與房地產相關的經濟活動。房地產業下調的影響是分階段產生的。當價格下降時，只會引起消費者更加謹慎的消費。然而，由于美國股市活躍，很好地抵消了房地產價值的縮水，美國消費者仍然維持像以前一樣的消費。但是，隨著待出售的現房存貨不斷增加，建筑商沒有動力開始新的工程，于是當現有工程結束的時候，他們會解雇工人。這種對經濟的延遲效應會通過失業率的上升而逐漸顯現。當股市察覺到這種影響，也會隨之降低對企業收益的預期，這又會減少消費者的支出。最后，上升的失業率以及下跌的股市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進入衰退。

我認為，這次小型的崩盤是技術性的。全球股市自2006年10月起已經連續上漲了四個月，這段時間的市場波動異乎尋常的低。直到這次下跌前，美國股市在接近四個月的時間里沒有經歷過單日下跌超過1％，這是歷史最好紀錄。當市場處于這樣一個平緩穩定的上升狀態，投資者失去對風險的警惕，不斷向市場投錢。短期交易者認識到這個趨勢并借錢撲入，進一步擴大了這種趨勢。當交易者達到他們借貸能力的極限時，市場停止上漲并出現技術調整需要。一旦危險信號顯現，他們會像企鵝看到北極狐的影子一樣急于跳水。

金融模式變化

雖然這次下跌風暴可能反映了技術性的因素，它同時也暗示，流動性或許已經不足以支撐股市的進一步上漲。“流動性”已經變成當今世界的一個流行詞，但究竟什么是流動性呢？

經濟學家總是嘲笑“流動性”這一定義。對他們來說，流動性就是金融系統里的貨幣，與其他用途的貨幣并沒有區別。貨幣是央行創造的，當央行降低或提高基準利率，商業銀行希望從央行借出或多或少的貨幣。這種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資金流動的變化導致了貨幣供應的變化。一個稱職的央行能夠看到經濟中的通脹或通縮壓力，并能預見性地調整利率，從而保證相對穩定的低通脹率。

而在金融市場觀察者的言談間，流動性則是另一概念。當銀行家說到大量流動性時，指的是他們的客戶有大量的閑置貨幣。當股票首次公開發行（IPO）時，就可以看出流動性的情況。如果基金經理不需要通過出售資產來為IPO融資，就表示經濟系統中存在剩余流動性。

金融從業者熱愛流動性，因為它會帶來免費午餐。例如，股市上漲可以是由于公司業績的提高或者市盈率的增加。但是，如果投資者愿意為股票支付更多錢，股市就可以脫離公司業績而上漲。假設投資者愿意為股票支付15倍于其盈利的價格。有一天，他們忽然有了一筆現金，購買股票的愿望增強，他們或許會愿意支付20倍的價格。于是，股市可以在沒有任何基本面變化的情況下上漲三分之一。

經濟學家并不相信金融系統中流動性的變化可以不影響實體經濟的貨幣流動。因此，央行必須通過控制實體經濟中的貨幣來控制金融經濟中的貨幣或者說流動性。從長期來看，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正如凱恩斯說的，“在長期，我們都死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金融系統的貨幣能夠增加很大一塊，但是幾乎不影響實體經濟中的貨幣流動。1998年以來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

過去十年，IT業的技術革新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金融市場的運作模式。過去，金融從業者習慣于以收取交易傭金為生。例如，當你通過一個經紀人購買股票的時候，他們會收取一定的交易傭金。而你需要一個經紀人的原因，是你不能直接進入市場。但為什么不能呢？因為有時，市場準入要求你達到一定的規模經濟。這類似于你去超市購買蔬菜，是因為超市有規模經濟，它可以從農民手中大量購買蔬菜并運送到城市里來。在金融市場里，信息就是被運送給你的貨物。互聯網突然使得信息的運送成本接近于零了。想象一下，如果蔬菜可以沒有成本地運送給你，你還會去超市購買蔬菜嗎？IT技術就是這樣突然地破壞了金融從業者的基本價值。

在過去，美國股票經紀人一般會向基金經理收取0.25％的買賣股票的傭金。現在，費率已經下降到了0.06％。這項業務在美國已經不掙錢了。在亞洲，過去五年間，韓國的傭金費率已經下降了一半，香港的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可以預見，亞洲市場的傭金像美國一樣減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這將改變交易文化，金融從業者將試圖通過參與市場交易來謀生，而不再是通過服務顧客來掙錢。例如，華爾街的公司已經有超過50％的收入是來自于交易。此外，投資銀行也已經變得和對沖基金區別不大。投行的交易員發現他們可以離開投行，設立對沖基金，為自己而不是為投行掙錢。因此，對沖基金的數量急劇增加。事實上，對沖基金和投資銀行共同占據了超過一半的市場交易量。從短期來看，他們的行為決定了市場的價格。

市場已達峰值

上述邏輯對于理解過去三年的流動性現象很有幫助。交易員已經發明了新的交易工具，從信貸調期協議到指數股票型基金，新型市場突然出現在所有地方。這就類似于實體經濟中的支付革新。假設有一天，你常去的商店給你提供信用而不是要求你支付現金；同時供貨商也給商店提供信用，供貨商的銀行再給他們提供信用，而銀行當然是從央行獲得貨幣。經過這樣的創新后，整個世界看起來還是和以前一樣，只是你手頭有了更多的錢。如果你決定花掉這些錢，就能刺激經濟。在金融世界里，手里有錢的投資者肯定會更多地購買，于是會抬高資產市場的價格。想象金融市場能不斷找到類似的支付創新，從而讓投資者手里有越來越多的資金――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三年在金融市場看到的景象。這也正是此輪牛市維持時間大大超出多數分析師預測的原因所在。實際上，牛市可以一直維持下去，只要金融市場找到辦法，讓投資者手中有錢就行。

但有跡象表明，這種支付“創新”或許已經進入尾聲。次級市場（sub-prime market）是這些創新中重要的一種，其本質是以低信用級抵押貸款為支撐的債券。這類借款人購買了他們根本無法支付的資產。一旦經濟稍有惡化，他們的收入就會減少并無法履行還款。于是，這類債券的價值也將隨之下跌超過20％――這種幅度對于債券來說是很大的。就這樣，一種貨幣創造途徑失效了。雖然這只是數以千計的貨幣創造途徑中的一種，但也顯示出金融市場的貨幣創造機制正在破滅。

如果次級市場的問題暗示流動性已經達到峰值，那么全球金融市場也應該已經達到了峰值。我認為的確如此，全球股票市場將在未來數月不斷波動，但卻無法創造新高。在這種市場中，投資者應該在反彈的時候出售并且不要在下跌時買入。這就是說，減持風險資產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真正的熊市會在金融市場嗅出衰退味道的時候到來。目前最有可能的誘因就是美國房地產市場衰退，擴散到經濟其他部分。我認為，美國經濟將在2008年經歷一場衰退，到那時，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將波及到經濟的其他部分。金融市場將在2007年三季度察覺到這種衰退。

第7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3月26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全球貨幣政策經過多年QE（量化寬松），眼下已到達周期尾部。對中國而言，認真思考何時、如何離開貨幣政策寬松周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2017年的三個多月來，我國已兩次全面上調政策利率，截至發稿（4月7日），央行連續十天暫停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十個工作日內凈回籠資金達4200億元，存量逆回購持續縮減。

一場關于貨幣政策變化的討論，隨即四起。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需從兩個緯度來理解貨幣政策走向。短期來看，央行上調政策利率和回籠操作在于金融降杠桿、抑制資產泡沫、協同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調控銀行擴張以及跟隨3月美聯儲加息采取的適應性調整，而非貨幣政策急速轉向，市場不必過度解讀。長期來看，我國貨幣政策退出寬松、回歸常態既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也是全球大勢所趨。

那么，貨幣政策回歸常態的節奏、路徑如何？此后對經濟尤其樓市的影響力如何？全球性貨幣收縮又會否引發新的貨幣博弈？

經濟學家管清友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沒有預先設置好的貨幣政策，每走一步都是結合當下經濟基本面和國際因素等C合考量的結果。“不同時間，央行的側重點不同，對于貨幣政策如何回歸常態也是相機而擇，不會刻意收緊”。

貨幣政策回歸常態

招商證券研究發展中心宏觀經濟研究主管、董事謝亞軒向記者表示，眼下急需捋清近幾年貨幣政策走向及其帶來的實質影響。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國家均實施了超常規QE――美聯儲多次降息、擴表，歐洲、日本等出現負利率，中國也以“四萬億”和定向降息降準等開啟了非常規貨幣政策。

2014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上，周小川坦言“我們不得不動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這個主要就是量寬了”。

謝亞軒認為，“量寬”的初衷在于刺激企業投資、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穩定經濟增長。然而在經歷了近7年的實踐后，市場卻發現其正面效果遠不如預期，同時造成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比如整體經濟杠桿率、負債率迅速攀升，資產價格尤其樓市泡沫嚴重以及資金脫實向虛、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等。

管清友分析其原因稱，當前龐大的金融市場、多業態的金融機構及其高利差，使得大量資金在金融市場中無序輪動，難以流入實體經濟，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積極作用。

因此，我國貨幣政策從2015年底開始回歸中性穩健，并結合財政政策發力以求穩定經濟增長。今年兩會上，周小川明確指出“貨幣政策并非萬能藥，不可過度依賴”。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周小川所言的退出寬松，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收緊、轉向，而是中長期內我國貨幣政策向常態化的回歸，即回歸更為保守穩健的狀態。

組合拳與穩步伐

那么，我國會以怎樣的方式退出寬松周期？央行“工具箱”如何用好？

謝亞軒認為，央行會通過對政策利率的操作、調整M2預期、監管上收緊MPA考核、引導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加強對商業銀行窗口指導等方式打出一套“組合拳”。其中，諸如MLF（中期借貸便利）、SLF（常備借貸便利）等工具箱中最為靈活的調節工具將被頻繁使用。而加息這一顯性的收緊信號，除非出現短期內CPI、房價等指數均遠超預期且連續數月通脹上行，否則可能性較低。

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助理、金融學院教授丁志杰稱，除了前述貨幣工具外，央行還應適時降低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

丁志杰認為，長期上只有適時的降準才能使商業銀行下調其對實體經濟的融資利率，讓利率、利差回落正常水平，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另一個難點在于，貨幣政策應把持怎樣的回歸節奏？

管清友認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是調控貨幣，而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因此不會刻意緊縮，而是配合經濟基本面采取必要措施，等待合適的窗口時間。當然，我國貨幣政策目前也正是央行綜合通脹情況、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充分就業等多項指標充分考慮后的結果。

“措施正在商討中，急不得。”一位央行人士坦言。

按照周小川在今年兩會上的說法，貨幣當局收緊流動性將是一個漸進過程，現階段央行會重點強調結構性改革和長期的戰略調整。

退出寬松是世界性難題

毫無疑問，退出量化寬松是全球性的巨大挑戰。市場流動性充裕之時，一旦貨幣當局邊際收縮不慎，便可能造成資產價格斷崖式下跌和社會融資成本急劇攀升，甚至出現金融市場波動、經濟“開倒車”等情況。

因而，各國如何把握退出方式、退出節奏，成為了一門走鋼絲的藝術。

以美聯儲為例，早在2013年5月，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便稱“非常規貨幣政策對美國經濟既無好處也無必要，退出QE勢在必行”，而真正實施卻已是兩年半之后。并且，盡管美國經濟基本面持續向好、就業接近充分、企業盈利改善等利好條件不斷，但美聯儲的加息步伐仍高度謹慎，尤其重視對市場預期的引導。

管清友坦言，退出寬松周期對中國更是史無先例，一切都在摸索之中。難點在于：一要穩定資產價格；二要避免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大幅度攀升；三要避免人民幣匯率劇烈波動。

如此，僅央行一家之力遠遠不夠，須各部委從多層次、多領域給出更高層次的“組合拳”。

不同于前述央行工具箱中的策略性“組合拳”，中央層面的“組合拳”必須更加宏觀與長遠。諸如PPP、專項金融債以及國企改革、實體經濟減稅減負等一系列財稅和改革措施，均要適時上馬。

管清友建議，要繼續從供給側推動改革，提高實體經濟回報率；其次，貨幣政策還須協調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發力，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形成資金的正循環；再者，要尋求除房地產之外新的流動性吸納區域，如設立雄安新區以及繼續推進國企改革等。

貨幣博弈進入下半場

部分受訪專家表示，2008年以來大國央行間貨幣政策因不統一所造成的“沖突”，其根本在于大國貨幣政策間缺乏協調性，而未上升至貨幣博弈的層面。

但真正難點在于，美聯儲憑借美元在全球w系中的錨貨幣地位，根據自身經濟目標制定貨幣政策的同時，并未過多顧及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面對其政策擴散所帶來的影響，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自然處于弱勢地位。

丁志杰稱，若將中美貨幣政策的部署視為貨幣博弈，2008年以來的寬松可視為上半場；2015年美聯儲加息通道開啟和我國貨幣政策回歸中性穩健，則開啟了下半場。此刻，我們最需要總結經驗教訓。

上半場中，或存在資本大規模流入管理不夠到位：IMF估算2008年以來約有4.2萬億美元游資流向新興市場，其中約1/3流入中國，這部分國際套利資本穩定性較差，既造成了我國資產價格泡沫，也使得外匯儲備以負債而非財富積累的方式快速增長，弊大于利。

由此，一方面弱化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效益，大量經常賬戶出口順差收益因資本流動成本倒掛被吞噬，對外資產收益遠低于對外負債成本；另一方面，游資也成為2015年以來我國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因素之一。

丁志杰對管理資本流動給出兩方面建議：首先是在持續推進資本項目開放之下將資本流動的把關前置，適當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理、審核，鼓勵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本進入市場而非大規模“熱錢”的涌入。其次，短期內對資本流出采取必要管制，以實現平穩流出；但長期來看，須逐漸放開對流出端的管制，改變當下寬進嚴出的扭曲局面，增加海外投資者信心。

并且，面對未來美聯儲加息或成常態，中國應更積極地予以應對，除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外，還可考慮在經濟基本面允許前提下主動縮表。

強勢貨幣的根基

大部分受訪專家強調，改變中國在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效應中弱勢地位的關鍵，還在于人民幣國際化。

管清友稱，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是綜合國力強盛的產物，是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向好、金融市場充分開放的結果；另一方面，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必不可少的戰術。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長、農業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也強調，人民幣國際化與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相輔相成，是全球市場的自然選擇。當大部分國際投資者選擇持有人民幣作為金融資產時，各國央行必然會開始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以施展貨幣政策、調控市場。

丁志杰建議，首先要摒棄過去不具備可持續性的讓利式推進行為，然后要以國際貨幣合作、金融合作的方式加強人民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幣的關聯性，讓人民幣不僅能在這些國家“進得去”，還能“留下來”。

謝亞軒認為，金融市場開放應把人民幣的可置換和債券市場開放置于更重要的位置。既要充分意識到自身價值，以積極、穩健的方式推進債券市場開放，也要從監管和技術層面掃清障礙，實現債券市場與國際接軌，吸引新一輪資金的流入。

第8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關鍵詞】匯率制度固定匯率浮動匯率

【正文】

近年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日益高漲，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在各種場合敦促中國對人民幣匯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國出口產品沖擊，一些歐美國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陣營。今年9月初，美國財長斯諾訪華并在泰國出席APEC財長會議，圍繞人民幣匯率的辯論達到了。

其實，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實質，并不是人民幣是否應當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與否，而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應采取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換言之，匯率水平只是最終的結果，形成匯率的機制才是問題的關鍵。斯諾認為，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是中國確保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最佳選擇。那么，事實果真如此嗎？

一、兩種匯率制度利弊的比較

1.固定匯率制

固定匯率制的優點在于較為固定的匯率有利于投資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穩定的盈利預期，或者說，國外流入資金的風險貼水較低，從而有利于吸引外資。

固定匯率制的不利影響，一方面是不能靈活反映外匯供求關系，使匯率的市場性喪失或削弱；匯率市場性的喪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過來調節外匯的供求關系，自動調節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調節。但政府確定匯率的弊端十分明顯：一是受到主觀影響，如果政府調控能力不強還會出現重大失誤；二是受到客觀因素的牽制，匯率的確定和變動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慮；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標的牽制，匯率目標可能和其他目標相沖突，若匯率水平脫節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就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另一方面，“蒙代爾三角”理論認為，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貨幣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顧，只能犧牲其中之一而保證實現另外二者。因為假如在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下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利率會上升，在匯率不變的情況下，利率的上升帶來對本國投資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國資本會流入，造成本幣升值的壓力，為維持匯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賣出本幣買入外幣進行干預，這樣緊縮的貨幣又被擴張了，貨幣政策無效。因此，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堅持固定匯率就要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獨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固定匯率制都曾發揮過它的積極作用。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其實質就是一種固定匯率制度，對于戰后各國經濟復蘇和建立穩定的經濟貿易聯系，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從我國以前的情況來看，資本自由流動不存在，通過政府調整可使國際收支大體平衡，固定匯率制的利大于弊。亞洲國家高速發展的90年代，固定匯率制對于穩定投資者預期也曾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經濟泡沫膨脹，經濟增長減慢，貿易赤字上升，投機資本沖擊的情況出現，此時固定匯率制的不利影響就遠遠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動匯率制

浮動匯率制能夠克服固定匯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夠靈活的反映外匯供求關系，使匯率更具有市場性，從而反過來自動調節外匯供求；另一方面，浮動匯率不存在“蒙代爾三角”的困擾，能夠使貨幣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獨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動匯率制不利于投資者形成穩定的盈利預期，從而不利于外資的引進；同時，浮動的匯率容易導致價格的波動，給抑制通貨膨脹造成困難。

二、匯率制度選擇的條件

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是國際金融領域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匯率制度的選擇是由一系列客觀條件所決定的，不同的匯率制度適合于不同的國家，這取決于其經濟實力、外部環境、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等。從總體上看，一國采取什么樣的匯率制度必須考慮以下因素：

1.國家的大小和經濟實力的強弱

這里的國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國家大小。大國、強國的經濟實力強，防范和抗拒金融風險能力強，匯率波動在一般情況下不強，適宜實行浮動匯率制。例如美國，是最典型的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國家，但是由于技術革命的影響，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快，經濟基本面好，國際競爭力強，因此浮動匯率并未帶來不利影響，相反，美國是全球外資引進最多的國家。這類國家通常對貨幣政策的依賴性較大。

小國、弱國經濟實力弱，宏觀調控能力弱，受外部影響大，抗風險能力低，國際競爭力不強，匯率波動性大，若實行浮動匯率，則其負面影響將超過有利影響，造成投資預期差、通貨膨脹無法控制的局面。由于這類國家外部均衡實現難度更大，因此更需發揮匯率政策的調節作用，所以更適宜實行干預程度較大的匯率制度，如固定匯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2.經濟基本面的健康情況，外匯儲備充分與否，國際競爭力的強弱

經濟基本面健康，外匯儲備充分，國際競爭力強，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的國家更宜實行浮動匯率制。相反，經濟基本面不好，或外匯儲備不充分，或國際競爭力不強，抗風險能力弱，幾者不能同時滿足，則宜實行固定匯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我國為例，我國宏觀經濟基本面比較好，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外匯儲備比較多；但是國際競爭力較弱，特別是金融體系不夠健全，金融監督機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實行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

3.資本的流動性

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固定的匯率易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并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在資本流動受到管制的條件下，固定的匯率不會發生大的危險，并且，由于資本流動受到管制，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之間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國就是如此。

4.通貨膨脹水平

通脹率高，匯率水平對物價總水平影響較大的國家適宜實行固定匯率制，等以后通脹情況有所好轉時，可調整匯制，以避免固定匯率的負面影響。相反，通脹率不高的國家可以實行浮動匯率制。

以上這些條件都不能單獨決定采取何種匯率制度，而應看一定時期的條件組合。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是固定不變的，匯制的選擇要根據條件的變化而定。

三、中國目前不具備實施浮動匯率制的條件

1.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監管能力差，抗風險能力弱。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沉重包袱，資本市場不完善，中小金融機構規模小、競爭能力弱，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不完備，市場不規范，監管體制不健全等問題都尚未得到有效解決，一旦匯率完全放開，國際游資的沖擊有可能導致金融體系的全面崩潰，引發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的歷史將可能重演。

2.從自由化的次序看，從一個完全管制型的經濟向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過渡時，其合理的過渡路徑應該是：在國內金融市場實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實行浮動匯率制（李楊、殷劍鋒，2000）。因為只有在金融市場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場供求決定的情況下，無抵補的利率平價的假設才可能成立。這時匯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實現匯率的均衡。一國經濟才能在經歷真實、金融沖擊時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利率是匯率變動的平衡器、緩沖器，其變動方向和匯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減小利率浮動造成的沖擊。目前雖然人民銀行已明確表示要在3年內實現利率市場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時也更多地考慮市場因素，但畢竟還受許多關鍵問題制約，短期難以實現。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場，也因人們投資理念的培育、熟練專業人才的培養、金融法規的健全、金融產品的豐富等都需要在進一步開放中完善，難以一步到位。所以與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國的匯率更易于波動。這時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個實例。

3.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和資本自由流動是實行浮動匯率的前提條件，否則，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雖然加入WTO以來，我國已經采取了多項措施加速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和放松外匯管制，但是距離完全意義上的開放和資本自由流動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且，在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還未得到加強的條件下，資本市場完全開放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都必須謹慎為之。

4.無論是在影響匯率波動的預期方面，還是在匯率的調節機制方面，我國當前都存在誘發匯率不穩定的因素。一是我國還處于轉軌階段，結構調整尚未完成，各項市場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來的經濟狀況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中國的銀行業積累了大量不良資產，同時又沒有存款保險制度，很多人對中國的金融業沒有足夠的信心，因此對匯率波動的預期始終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價格調整具有嚴重的不均衡性。我國商品市場分割程度較高、信息流動不充分，商品的異質性導致商品流動速度較慢，商品價格調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國金融市場的生成和發育較為規范，資本的單一性和同質性使資本能夠低成本地快速流動，市場價格調整具有彈性，更易于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商品、金融市場價格調整的差異性造成金融市場的均衡實現快于商品市場，根據多恩布什的“匯率超調理論”，這會加劇我國匯率的過度波動。

總之，我國目前乃至一定時期內不宜采取完全浮動匯率制，央行難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完全放棄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樣從邏輯上講，中國匯率制度的設計應當考慮介于固定制與浮動制之間的有管理的浮動制。

四、匯率制度的長期選擇

雖然目前我國還不具備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條件，但是從長期來看，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固定匯率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將不利于實現國家內外部均衡的目標。

1.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將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實際上有著維持幣值穩定的雙重目標，對內維持物價的穩定，對外維持匯率的穩定。我國內外均衡的目標常常發生沖突，央行的貨幣政策也就常常顧此失彼。為維系固定平價，央行有義務按市場要求被動地買入和賣出外匯，這使貨幣當局控制貨幣供應量的主動性大為削弱了，同時外匯儲備也被動地受國際收支狀況的影響。具體到我國實際，由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連年順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由1994年的516億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億美元(數據來源，中經網)，增長了3倍，外匯儲備總額僅次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在強制結匯制下，央行相當于在購買外匯的同時，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加之我國目前缺少一個具有深度和廣度的便于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國債市場，無法通過在公開市場上的反向操作，來實現沖銷的目的，即賣出國債，買入人民幣，以此來抵消大量收購外匯而多投放的人民幣，穩定貨幣供應量，所以給貨幣調控帶來很大影響。

而且，外匯占款作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為受制與外匯的供求狀況，不能自主決定基礎貨幣投放和回籠規模。（2）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具有結構偏差，在地區上流向外匯供求順差地區，在行業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門，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生了改變，這給貨幣政策帶來了操作上的困難。

2．在政府干預程度較高的匯率制度下，我國財政政策較為有限。為了面對世界市場日益嚴峻和國內市場內需不足的局面，同時也為了彌補貨幣政策效應的不足，我國連續多年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外貿中大范圍地提高了出口退稅率，以增強出口商品競爭力，對內擴大政府投資支出，以啟動內需。然而，目前財政政策的可延續性令人懷疑：（1）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固定匯率制下的國內財政政策對外國經濟有正的溢出效應。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加大，國內的大規模公共工程建設，將有越來越多的外資公司的參與，大批的原材料和設備需要從國外進口，因此，很大的一部分財政支出轉化為了進口需求，對國內經濟的刺激效應逐漸減弱。（2）在我國，國債主要是由社會公眾和企業或金融機構購買的，大舉借債，其結果直接減少企業投資和私人消費。隨著國有資本的大量進入，中國民間資本的生存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有數據表明，2001年，民間投資再次減速，集體和個人投資分別增長8.1％和12.7％，仍低于國有及其他類型投資增長。民間富余的資本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統計表明中國民間儲蓄已逾7萬多億，卻大部分沒有進入投資領域。即使民間投資相對活躍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億元民間資金閑置。（3）目前，我國已出現了財政赤字，再大規模舉債，將導致財政負擔越來越大。經過連續數年的增發國債，我國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國際公認的20％的警戒線。正是基于已上，中國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將在今后逐步淡出。

第9篇：金融市場基本面分析范文

今年以來，QE在市場的猶豫中繼續。五月美聯儲主席柏南克一席QE可能退場的談話，瞬間澆了市場一盆冷水，全球股市、匯市、債市大幅波動，黃金成了犧牲品。但在隨后即將接任主席的耶倫可能延續寬松貨幣政策表態的刺激下，市場做出了不同反應。外匯市場上美元退回80的防守大關，但偏弱的美元的確增加了美國進出口的競爭優勢，十年期公債券利率的上揚加速了債券投資人的逃離決心，面對持續低檔的存款，可能下跌的債券市場，加上持續轉佳的經濟基本面，股市成了債市資金的新去處。

一場QE退不退場的爭論，到頭來沒讓美元指數上漲，卻讓股市漲幅不小。好的經濟數據代表美國基本面復蘇，股市理該上漲，但是不好的經濟數據卻代表QE不會輕易退場。不論如何，便宜都讓美國人賺了，美股也成了今年的不敗之神。即使財政懸崖問題引發政府在十月關門，將美國財政的脆弱面目全盤暴露，也絲毫不減美股的投資魅力。

當歐債危機不再成為新聞標題，歐洲股市在下半年異軍突起。令理性投資人傻眼的是，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本該讓人擔憂歐洲經濟不振、歐債危機恐將卷土重來，但投資人卻在此時燃起了投資熱情，認為歐洲將重演美國的復蘇戲碼，直接引發了流入歐洲的資金超越美國，令歐股回報率甚至優于美國，金融市場就是如此的不可捉摸。

在美國股市熱翻天之后，投資人赫然發現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家以及英國股市的投資價值絲毫不遜美國。再加上歐洲央行的推波助瀾，將利率降至歷史新低點0.25%，甚至暗示可能還會有新一輪的中長期債務融資計劃，降息也是未來選項之一。投資人開始重新審視歐洲股市的投資價值，深跌的希臘成為國際熱錢回流歐洲第一輪的熱炒對象。西班牙與意大利股市順勢跟上，歐洲五國一下成了歷史名詞。

今年亞洲股市最搶眼的要數日本。日幣貶值后帶來日股第一波的上漲，說明投資人看好日本經濟將有一番新氣象。不管未來改革是否成功，股市、房地產價格將在沉寂長久后發出怒吼。依目前的行情看，行情充其量剛走了一半。未來若日本經濟真能因為出口企業增加資本支出，帶動國內就業與薪資增長，日本股市可望“加倍奉還”，投資人可以持續關注。

中國政府則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新一輪改革。筆者認為，新一屆政府已在保經濟增長以及調結構的兩難中理出一條思路---經濟既然有周期，就順應周期循環做調整，經濟增長放緩就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一旦經濟下行風險解除，投資就要受到抑制，經濟結構失衡需要長線調整，時間是唯一的解決方法。對中國而言，龐大未開發的內需市場是未來10年經濟增長的基礎。

展望2014年的投資方向，筆者大膽預估仍是風險資產勝出的一年，股優于債的基本方向不會改變。在美國低利率環境之下、加上大膽且創新的擴大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方式加大市場流動性，成功刺激了房地產與股市反彈，企業信心恢復也讓未來的資本支出指日可待。歐洲及日本央行似都已確立要效仿美國，決定加大貨幣寬松力道，加大市場流動性，將通脹壓力暫時拋除，先以刺激經濟增長為首要。可以預見，即使美國真的部分退出QE，全球流動性仍會有增無減，這對風險資產是最大利好。

那么該選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的股市呢？從基本面及流動性的角度來評估，結論是不同的。看流動性，發達國家仍將保持較低的利率，甚至歐元區及日本都有進一步加大流動性的打算，而美聯儲完全退出QE預計還有一段時日。新興國家在經歷了過去十年的高速發展后，經濟增速開始放緩，在過去高增長、高通脹的局面下，尚可維持平衡，貨幣政策勢必趨緊以抵消長期的通脹壓力，而趨緊的貨幣政策則對已放緩的實體經濟不啻雪上加霜，股市恐怕難有表現的空間。

但從基本面來說，生產力的有效提升才是實質經濟增長的基石，目前發達國家人口普遍面臨老化風險，生產設備與技術也面臨提升瓶頸，生產力增長有限；反觀新興國家，人口普遍年輕，無論是從勞動力數量以及因為基礎建設、教育普及后帶來的勞動力質量提升，都有較大幅上揚空間。如果說過去十年新興國家的生產力提升主要靠勞工數量的增加，那未來這群勞工技術提升后帶來生產力質的提升將比過去十年量的增加更為可觀。

還有，如果發達國家持續推行寬松政策，意味著對新興市場的投資和資金流入不會間斷。而如果歐美經濟繼續復蘇性增長，那么新興市場的出口也將受惠，進而提升新興經濟體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