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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家的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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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家的作用

    第1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情景教學模式;數控加工機械;作用分析

    1數控加工機械基礎學習中遇到的問題

    在近幾年,科學技術發展的越來越快,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于數控加工機械基礎都比較重視,我國也是如此。數控加工機械的應用加快了我國在技術領域的進步,同時還帶動了社會的發展。但由于學習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生之前并未接觸到數控加工機械方面的知識,學習難度較大,學生也不了解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所以,這種情況對于學生學習數控加工機械基礎造成了困難。根據調查顯示,有一部分學習對于數控加工機械基礎學習提不起興趣,是由于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授課教師在講課時教學模式過于單一,不懂得創新,一味地采取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學生認為教師的教學方式和方法并不適合現代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所以對于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失去了積極性和主動性。還有一部分高校的學生反映,學生現在使用的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教材還是幾年前的老教材,學校并沒有根據時代的變化和改革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及時調整教材,采用適當的教材進行教學。目前狀況下,學生的教材并不適合。由于學生沒有合適的教學進行學習,這自然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效率。學校方面應該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和需求,及時采用合適的教材,對于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教師也應該做出嚴格的要求。由于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內容較單一,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容易失去興趣。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教學方案和教學模式,采取情景教學模式,使學生能夠在輕松、有趣的環境下進行學習,從而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教師要聯系實際生活采取情景教學方法

    在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中,教師可以采取情景教學模式,使學生了解到數控加工機械基礎與我們的實際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數控加工機械基礎與我們的實際生活有一定的聯系,但是又與我們的生活有所不同。數控加工機械基礎是來源于我們生活中的機械加工制造行業。專業人士把機械加工制造業從新整合并完善后,產生了數控加工機械基礎專業。教師應該讓學生明白這一點,學生在了解了自己所學內容的具體來源后,可以和實際生活更好地結合起來。這也就是所謂的情景教學。情景教學就是將所學的專業知識與實際生活聯系起來,使學生在學習相關知識時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案例。這樣可以增加學生的記憶能力,開闊學生的思維。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由于大部分的學生對于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專業知識并不是很了解,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書本知識又比較枯燥、乏味,如果教師只是單純的采取傳統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會嚴重影響學生對于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在這時,教師采取情景教學模式,可以將所學的專業知識與實際生活中的例子聯系起來,為學生創造一個真實的學習場景。這樣的教學模式可以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還可以使全員都參與到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中來。通過情景教學模式,學生會了解到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知識與生活是緊密相連的,學習數控加工機械基礎在生活中是可以應用到的,也是具有一定意義的,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便利。

    3情景教學模式在數控加工機械基礎中的作用分析

    在我國目前的教育環境下,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都受應試教育的影響,過于在乎學習成績,反而忽略了學習的過程和學習中的樂趣。這樣的情況導致了學生學習壓力較大。無法在一個輕松的環境下進行學習。在數控加工機械基礎學習中采取情景教學模式,可以使學生將所學的專業知識與實際生活中的例子聯系起來,為學生創造一個真實的學習場景。這樣的教學模式可以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還可以使全員都參與到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中來。比如在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的學習中,學習到“認識鏈傳動”這一課時,如果教師沒有采取情景教學模式,而是讓學生簡單的學習書面知識,對于沒有經驗的學生來說,很難理解書面知識所講的實際內容。對于認識鏈傳動的整個知識結構也是很難理解,更是很難記憶。因為學生在之前并未接觸過這一學科的相關知識,單單的靠接觸一些簡單的書面知識很難學習到其中的重點知識。所以這時教師應該采取情景教學模式進行教學,使學生將專業知識和生活聯系起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4結語

    根據研究調查顯示,在數控加工機械基礎教學中,采取情景教學模式可以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知識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實用性,將數控加工機械基礎與生活聯系起來,可以使學生在學習時感受到一個真實的生活場景。使學生在學習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知識時,更加容易理解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知識的重點和難點。還可以在以后的實際生活中靈活運用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知識,這樣才可以發揮學習數控加工機械基礎知識的真正意義。

    參考文獻:

    [1]王光明.情景教學在數控加工機械基礎中的應用[J].中國校外教育,2015(24):103.

    [2]王崗.“情境—問題—探究”教學模式在“數控加工機械基礎”中的應用[J].職業教育(中旬刊),2014(07):16~18.

    第2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一、朱熹「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原意及所引發的爭議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最先由朱熹(元晦,1130-1200)對其弟子郭友仁(德元,生卒年不詳,楚州山陽縣〔今江蘇淮安縣〕人)提出,他說:「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1)可見朱熹因機設教,個別教導郭友仁,強調只要個人閒暇無事,且生活上不虞匱乏,實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修業課程亦無不可。但須注意的是,朱熹並未以此作為教學通則。清儒陸隴其(稼書,1630-1692)亦認為朱熹不可能教人半日靜坐,此語是因郭友仁本身學禪而誤記。 (2)在《朱子語類》卷116有朱熹訓郭友仁八則(第48至55條),其中一則的確曾說:「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未能博文,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 (3)可見陸隴其懷疑「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記載失真,並非無的放矢。不過陸隴其是朱派學人,他作這樣的辯解,多少是為了維護朱子。

    清儒顏元(習齋,1635-1704)在其《朱子語類評》,對「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八字,提出強烈批評,他說:

    聖道之亡,只為先生輩貪大局,說大話,滅盡有用之學,而舉世無一真德、真才矣。試問先生是學孔子乎?孔子豈是「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乎? (4)

    「半日靜坐之半日固空矣,「半日讀書之半日亦空,也是空了歲月。……釋氏之萬理皆空,猶可言也;滅絕五倫之釋,不能滅儒道也。講誦五經之釋,不可言也,其萬事皆空,人不覺也;是以天下無一習行經濟之儒矣。 (5)

    先生廢卻孔門學習成法,便是一種「只說道理之學,而不自見其弊者,誤以讀書、著書為儒者正業也。當其說顏(淵)、曾(參)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萬一時,何不思古人著力是做甚工夫,而自己一生只「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了事乎? (6)

    朱子「半日靜坐,是半日達麼(按:即達磨)也;「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也。試問十二箇時辰,那一刻是堯、舜、周、孔乎?宗朱者可以思矣。 (7)

    先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聖人所說工夫否?……朱子則立朝全無建白,只會說「正心、誠意,以文其無用,治漳州,全無設施,只會「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聞金人來犯宋,慟哭而已。 (8)

    顏元的批評雖非常強烈,但他因別有用意而作出如此批評,近人陳榮捷先生(1901-1995)說:「顏氏之顛倒是非,實所罕見。朱子只對此門徒一人如是教訓,並非教人人如是。即訓友仁亦無事時然後如此實習,非絕無酬酢,而專靜坐讀書也。今顏元乃誣朱子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為一般人之生活方式,又誣朱子所謂靜坐如菩提達磨(約460-534在華)之擯去外務,面壁九年,所謂讀書如漢儒之訓詁,堯舜周孔之經世,一律不管。實際上顏元並不相信朱子如此。彼反對宋儒性命之學,提倡實用。思以革命口號,打倒權威。因而故為顛倒是非,亂唱口號。 (9)又說:「其實顏元讀朱子書,無孔不入。其《朱子語類評》,志在攻擊朱子,故不惜扭曲穿鑿,以朱子一時訓一門徒之言,為一般教人之方。 (10)錢穆先生(1895-1990)亦說:「《語類》中只此一條提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語,……習齋不深考,乃拈此八字批評朱子,是亦不讀書之過。 (11)可見顏元對「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批評,未能依理而論,不足取法。可是顏元可能不滿歷來的理學家習用朱熹此語,才會有這樣激越的批評。例如高攀龍不但以此為常法,還時時以此勸人(見下文),其弟子陳龍正(幾亭,1585-1645)更直接說:「此固為學至切要之法。 (12)陳龍正奉為切要之法,而顏元則棄如弁髦。此外,劉宗周(蕺山,1578-1645)也提出過看法,說:「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為法。然除卻靜坐工夫,亦無以為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為讀書之益,有不待言者矣。 (13)如無靜坐工夫,讀書難以進入情況,可見靜坐可幫助讀書時領會書中精義,助益不可謂小。例如劉宗周曾言:「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即千言萬語,無有是處。而「求吾心必須於靜定之中,方有所得。 (14)他在〈靜坐說〉又云:「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為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 (15)在《人譜》亦言及:「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坐,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16)如是觀之,靜坐與讀書是一種求吾心的方便施設,不能說不重要。因為靜坐是為了助成讀書能理會通透;讀書是為了善求吾心;求吾心即是求聖賢之心。然而,顏元卻醜詆「半日靜坐是半日達磨,「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彼此間南轅北轍,找不出交集點。可見不同才氣性情的人,對「半日靜日半日讀書自有不同的領悟,引發的諍訟也必然不少。陳榮捷先生對高攀龍採用朱熹此語作為常法,指出「高氏……以朱子一時教一門人之法為學者常法,則可謂誣朱子矣。 (17)高攀龍是否誣陷朱熹,實難斷言;他或許想藉此提昇朱學教法,都有可能。不過無論如何,他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為進學規程,且屢勸他人如此做,則為事實。

    二、高攀龍對「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實踐

    高攀龍在萬曆廿三年(1594)秋,赴揭陽貶所, (18)途經武林,跟友人陸古樵(名粹,廣東新會人,潛心陳白沙的主靜之學,生卒年不詳)、吳子往(名志遠,生卒年不詳)暢談數日,討論作聖功夫。其間,陸氏忽問高攀龍,「本體何如?高攀龍言下茫然,難以肯定回答,便隨說「無聲無臭四字。然而,高攀龍知道自己此答「實出口耳,非由真見。於是矢志發憤,並告誡自己:「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 (19)於是他以朱熹「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作為日常實踐,他自述操作情形及所得經驗云:

    明日於舟中厚設蓐蓆,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 (20)

    第3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調查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惡化、國內經濟明顯降溫等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學家對經濟出現趨勢性下滑的憂慮進一步加重(見圖1)。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世界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出口需求增長持續放緩,順差持續降低;國內投資增長從偏快趨于正常;消費需求增長乏力;貨幣信貸增長從“偏快”轉向“略顯偏慢”;經濟迅速降溫,增長預期持續走低。人民幣升值壓力明顯緩解,熱錢流出風險減少;資本市場疲軟,資產價格趨降,通貨膨脹壓力明顯減弱。

    經濟學家們的建議是: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取向,“保增長”應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綜合運用貨幣和財政政策,抓住有利因素及時調整和發展;以公平、透明為原則,規范、完善資本市場。在調整過程中穩步推進價格、收入分配、金融和財稅、農村、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體制改革。

    當前判斷和未來預期

    調查顯示,經濟學家信心指數在二季度基礎上繼續走低。從指數構成看,即期景氣指數(經濟學家對當前總體經濟形勢的判斷得分)為4.08,比二季度低0.72點;預期景氣指數(經濟學家對未來六個月總體經濟發展趨勢的判斷得分)為3.54,比二季度低0.76點,二者均為2004年以來最低值。指數的運行軌跡提示目前經濟可能步入不景氣區間(見圖2)。

    隨著經濟增長勢頭的減緩,去年年底,中央的宏觀調控目標還是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現在已轉變為“保增長”與“控通脹”。近幾個月來,隨著宏觀調控成效的逐步顯現,通貨膨脹壓力出現緩解跡象,于是,保證經濟持續較快增長,防止出現“硬著陸”風險,逐漸成為當前關注的核心。

    ――經濟迅速降溫,增長預期持續走低。

    調查顯示,認為當前經濟運行“過熱”和“偏熱”的經濟學家比二季度分別降低2個和28個百分點,現在僅為1%和6%,經濟“偏熱”的主張明顯減少。認為經濟運行“正常”的為48%,比二季度高2個百分點;相反,認為“偏冷”的則從二季度的11%提高到32%,大幅提高,還有13%表示“尚難判斷”(見圖3)。

    經濟增長預期也持續走低。預測2008年GDP增長超過10%的經濟學家僅占12%,比二季度低24個百分點;平均預測值為9.8%,比二季度低0.2個百分點。預計2009年GDP增長在9%及以下的經濟學家接近半數,為49%。

    具體來說,當前經濟學家心中的經濟運行態勢,有如下特征:

    一是投資增長趨穩,貨幣信貸增長從“偏快”轉向“略顯偏慢”。調查顯示,67%的經濟學家認為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正常”,比二季度高11個百分點;20%認為“過快”,比二季度低19個百分點;還有13%認為“過慢”,比二季度高8個百分點。

    對于貨幣信貸增長,62%的經濟學家認為“正常”,比二季度高9個百分點;5%認為“過快”,比二季度低38個百分點;而認為“過慢”的則從二季度的5%提高到33%。與此相聯系,60%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國內流動性過剩壓力將“緩解”。

    二是消費需求增長乏力。調查顯示,46%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消費需求“正常”,比二季度低22個百分點;41%認為“不足”,比二季度高21個百分點。對于未來6個月的消費需求,65%的經濟學家認為“持平”,比二季度低6個百分點;29%認為“趨弱”,比二季度高12個百分點。

    三是出口需求增長繼續趨緩,順差持續降低。調查顯示,51%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出口需求“正常”,比二季度低7個百分點;47%認為“不足”,比二季度高20個百分點;認為出口需求依然旺盛的僅余2%(見圖4)。

    對于未來六個月的走勢,67%認為“順差減少”。相應地,58%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6個月,外匯儲備增長速度將“減慢”。

    四是資本市場疲軟,資產價格趨降。年初以來,股市價格經歷了大幅震蕩下調。對于股市價格的判斷,相比二季度,認為會繼續下跌的有小幅減少,下降8個百分點,至16%。這部分人大多轉為預期平穩,61%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國內股市價格將“穩定(或小幅波動)”。認為股價將會上升的與二季度相比,基本沒有變化,為23%。(見圖5)

    50%的經濟學家認為2009年房地產價格將比2008年“下降”,比二季度高28個百分點,比認為會上升的高近20個百分點。不過經濟學家同時認為,未來發生“房地產信貸危機”的可能性較小,認為“可能性較小”和“不可能”的比重分別為69%和6%。

    五是人民幣升值壓力明顯緩解,“熱錢”流出風險趨降。調查顯示,預期未來六個月人民幣匯率(兌美元)“基本穩定”的占43%,比二季度驟增27個百分點;預期“升值3%以內”的占38%,與二季度基本持平;而預期升值3%以上的則僅占13%;還有6%預期“貶值”。

    人民幣升值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元的已經明顯緩解。調查顯示,認為美元兌換人民幣匯率“合適”的達到53%,比二季度高25個百分點,為近年來最高,其余兩項認為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被“高估”與“低估”的比例分別為32%與15%(見圖6);

    雖然來自歐元、英鎊等的升值壓力有所增加,即認為“高估”的分別為47%和44%,比認為“合適”的分別高11和4個百分點,但與二季度相比沒有明顯變化;認為日元“合適”的仍高達64%,比二季度高8個百分點。

    同時,聯系到國際經濟形勢特別是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狀況和悲觀預期,熱錢流出的風險趨降。調查顯示,15%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一年內熱錢“很有可能”流出,比二季度低3個百分點;30%認為“有一半可能”,比二季度低6個百分點;27%認為“無法判斷”,還有28%認為“不可能”(見圖7)。

    ――通貨膨脹壓力明顯緩解,2008年結構性通脹特征明顯。

    經濟學家預計,2008年CPI同比增長的平均值為6.3%,比二季度低0.9個百分點。而且60%的經濟學家認為,2009年通貨膨脹率會比2008年“下降”。

    上述判斷基于對近期通貨膨脹結構性、輸入性特點的認定。調查顯示,64%的經濟學家認為2008年中國會出現“結構性通貨膨脹”,比二季度高8個百分點,比認為會出現“全面通貨膨脹”的高48個百分點。同時,87%的經濟學家認為近期物價漲幅偏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國際大宗產品價格上漲”,53%認為是“勞動力價格提高較快”。

    ――世界經濟形勢趨于惡化。

    調查顯示,52%的經濟學家認為與2008年相比,2009年世界經濟總體將趨于“惡化”,雖比二季度低17個百分點,但比認為“好轉”的仍高34個百分點。

    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顯然還看不出從次貸所引發的危機中擺脫出來的跡象。雖然美國8月公布的二季度經濟增長率明顯高于原先公布的數據,但近七成的經濟學家認為,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已經基本走出了次貸危機的困難時期。而且,認為會“繼續惡化”的比例明顯增加。

    政策建議和改革意見

    ――“保增長”已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53%的經濟學家認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經濟增長下滑”,比認為是“通貨膨脹”的高23個百分點(見圖8)。

    同時,62%的經濟學家認為沒有措施同時具有“保增長”和“控通脹”的作用,其中43%認為應優先考慮“保增長”,比認為應優先考慮“控通脹”的高24個百分點。此外,還有38%認為有政策同時具有“保增長”和“控通脹”的作用,主要是指減稅、稅制轉型等以及財政轉移支付、保護和促進中小企業以及銀行業的發展等。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在目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逐漸加大的情況下,應及時推出“保增長”的舉措,以保證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保持持續健康發展。調查顯示,75%認為目前推出“保增長”的政策“時機適當”,比認為“為時過早”和“為時已晚”的分別高56和70個百分點。同時,88%認為“保增長”政策效果的時滯為三個月以上,其中48%認為是“三個-六個月”,40%認為是“六個月以上”。調查表明,經濟學家認為目前“保增長”政策推出正當其時,并需注意政策的時滯效應。

    ――調整宏觀調控政策取向,注重發揮財政政策作用。

    為應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人民銀行10月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和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國務院也決定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因此發生重要調整。這與經濟學家對未來政策取向的建議相一致。

    調查顯示,認為未來六個月應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適度放松的貨幣政策的經濟學家分別為45%和32%;只有23%認為應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比二季度低39個百分點(見圖9)。

    而對于未來六個月存貸款利率,32%的經濟學家認為應“降低”,比二季度高27個百分點,比認為應“提高”的高15個百分點;51%認為應“不變”。

    具體來說,對于目前可以考慮的政策措施,選擇“增加中小企業貸款”的比重最高,達86%;其次是“增加轉移支付,提高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補貼”,比重為65%;第三是“取消利息稅”,比重為54%。此外,還有“降低存款準備金率”(48%)、“增加長期投資項目”(38%)、“降低貸款利率”(28%)、“推動股票價格上漲”(25%)和“推動房地產市場復蘇”(15%)等。同時,鑒于目前形勢的需要,經濟學家普遍建議重視發揮財政政策在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的作用,調查顯示,61%的經濟學家建議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重點在于增加公共事業支出、減輕居民稅收負擔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等方面。

    ――在調整過程中穩步推進改革。

    經濟學家對改革的建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價格體制改革。經濟學家建議充分利用目前通脹壓力明顯緩解等有利條件,積極推進燃料、原材料等生產資料的價格改革,建立起市場為導向的價格形成機制,利用市場的力量推進節能減排和結構調整。

    二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經濟學家建議認真研究此次勞動力價格的上調機理,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勞動收入合理增長機制,提高勞動在社會分配中的比例。同時,依靠強大的財政基礎,加大對中低收入群體的補貼力度,促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

    三是金融和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吸收美國金融市場動蕩的教訓,注意金融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安全性,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建設。財稅體制改革主要是以減輕居民個人和中小企業稅費負擔為核心,推進合理減稅體制的建立和增值稅等的轉型,目的在于近期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長期則在于推進真正公共財政體系的建立。

    四是農村改革。經濟學家建議農村改革的重心在于保障農民的利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和能力,保證農業生產的穩定和安全。同時,積極總結一系列農村改革和改革試點的經驗教訓。

    第4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同時,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4.8%,遠超2007年初確定的目標3%。

    經濟持續高位運行引發了種種憂慮。2007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2008年宏觀調控主要任務定位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基調也由“適度從緊”轉為“從緊”。

    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深化蔓延,美國經濟預期驟然下降,并波及全球,國際經濟環境及走向日漸微妙。中國當何去何從?

    時至歲末年初,《財經》繼續與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檢測中心(下稱景氣中心)合作,進行全年宏觀經濟調查,總結2007年經濟運行狀況與宏觀調控得失,并對2008年的經濟走勢做出展望。當然,調查不可避免地存在時滯,或有不周全之處,但相信能為人們把握當前及未來中國經濟提供一個有益的參考。

    《財經》雜志與景氣中心的合作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財經》委托景氣中心執行的對經濟政策的評論和前瞻性調查,半年一度,自2004年底以來已進行了七次;第二部分為景氣中心獨立完成的季度經濟學家信心調查,該調查獨家優先發表于《財經》雜志,并在《財經》網(省略)刊出。

    調查遴選了國內有代表性、對宏觀經濟有研究的100位經濟學家,通過問卷了解他們對當前經濟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并征求他們對未來宏觀經濟政策及改革的建議。

    此次參與調查的經濟學家有80位。他們是(按姓氏漢語拼音排序):巴曙松、常修澤、陳道富、陳淮、陳浪南、陳平、陳興動、陳宗勝、程永照、遲福林、丁寧寧、哈繼銘、賀力平、洪銀興、胡必亮、華而誠、黃少安、黃衛平、紀玉山、金雪軍、雎國余、李泊溪、李羽中、李善同、李天德、李曉西、李子奈、歷無畏、梁優彩、梁中堂、劉厚俊、劉世錦、劉憲法、劉小川、盧中原、茅于軾、馬曉河、潘云、史晉川、舒元、談敏、談世中、湯敏、唐壽寧、田秋生、王、王慶、汪同三、王建、王小廣、王小魯、吳曉求、夏興園、夏業良、易憲容、喻新安、余永定、袁鋼明、袁志剛、曾五一、張寶通、張承耀、張軍擴、張力、光、張卓元、章錚、趙凌云、趙志耘、鄭超愚、鄭京平、周黎安、周立群、周天勇、周學曾、周業安、周振華、周志斌、左小蕾。

    對應于經濟的高漲,2007年宏觀政策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調控頻繁。年內共加息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十次;其他如出口退稅變化、產業結構調整乃至信貸調控等措施也接連不斷。對此,經濟學家們如何評價?有何建議?

    國家統計局景氣中心的“中國百名經濟學家信心調查”顯示,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態勢的信心在四季度間平穩回升。2007年四季度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為5.52(取值范圍在1-9之間,值越高代表信心越強),比2007年三季度高0.61點,為2004年以來平均值。

    但同時,認為當前宏觀經濟運行“過熱”和“偏熱”的經濟學家仍占大多數,分別為16%和68%,而認為“正常”的僅占16%。

    調查結果表明,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宏觀調控的預期效應比較樂觀,對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的擔心減少,信心明顯增強;另一方面,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經濟仍嫌偏熱。

    多數參加調查的經濟學家建議,應強調宏觀調控的穩健性,建議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并注意相關政策的綜合配套;冷靜應對物價上漲,謹防全面通貨膨脹;穩步推進金融創新和開放;進一步完善房地產調控政策。

    多管齊下,謹防全面通脹

    隨著CPI攀升,乃至一度創11年新高,通貨膨脹壓力加劇,經濟學家建議冷靜應對物價上漲,謹防全面通貨膨脹。

    10%的經濟學家認為,2008年會出現“全面通貨膨脹”;超過六成(64%)的經濟學家認為會出現“結構性通貨膨脹”,17%認為“不構成通貨膨脹”,另有9%選擇“其他”(圖1)。

    調查表明,多數經濟學家認為,2008年物價不會延續2007年持續攀升的態勢,考慮到比較明顯的“翹尾”因素以及國際石油、糧食價格較高等因素影響,2008年物價會在一個相對高位上保持平穩,且價格上漲較多的將限于食品及可能政策性調價的公共用品,如水、電、成品油等。

    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一方面應該看到,這次物價上漲是主要由豬肉、糧油及能源、勞動力等價格攀升引起的結構性上漲,其應對措施應與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產業結構調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統籌聯系起來;

    另一方面,必須在統籌兼顧的基礎上,積極采取諸如緊縮貨幣、加強市場監管、增加市場供給、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補助等方式謹慎應對,保證其可控性,防止由結構性上漲向全面通脹轉變。

    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壓力,來自巨額貿易順差與銀行放貸沖動所導致的龐大流動性。為抹干流動性,央行不得不采用多種手段,持續進行貨幣政策操作。調查顯示,經濟學家多數支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并注重相關政策的配套效果。

    在種種貨幣調控手段中,央行重點采用也備受公眾關注的提高存貸款利率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其有效性最為經濟學家所認可。

    調查顯示,認為“提高存貸款利率”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最有效的經濟學家分別達75%和59%,其次是“加大央行票據發行力度”、“特別國債操作”和“加強窗口指導”,認為其最有效的經濟學家依次占42%、38%和28%(圖2)。

    盡管2007年已先后六次上調存貸款利率,仍有近七成(69%)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應進一步“提高”存貸款利率,僅31%認為應保持“不變”(圖3)。

    房市拐點尚難判斷,

    “港股直通車”應穩步推進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房地產調控仍需進一步完善。在調查中,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房價水平偏高,增長偏快。同時也認為,由于中國處于工業化、城市化迅速發展的特殊階段,住房需求增長迅速,房地產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

    不少經濟學家指出,要真正解決房地產問題,首先需要明確政策定位和導向,明確政府和市場的分工,即政府通過大量廉租房供給等保證市場無法滿足的低收入居民的居住需求;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房地產投資需求特別是投機性需求,并適當增加供給,才能真正推動房地產問題的解決。

    具體到某些針對性的調控政策,經濟學家的態度尚不樂觀。對于2007年9月27日出臺的提高第二套(含)以上住房消費貸款首付款比例等調控措施,僅3%的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房地產問題的解決“作用很大”;28%認為“作用較大”;而認為“作用較小”和“作用很小”的分別達到47%和20%;還有2%表示“說不清”(圖4)。

    基于對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前景的樂觀預期和短期波動的擔憂,以及此前一系列調控措施效果的不盡如人意,經濟學家在“房地產市場是否已臨近拐點”的問題上沒有形成一致意見,認為“是”、“否”和“說不清楚”的比例分別為31%、39%和30%(圖5)。

    股票市場方面,在開放境內個人對外證券投資(“港股直通車”)問題上,調查顯示,64%的經濟學家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港股直通車”政策“應穩步推進”,27%認為“條件不具備,不宜進行”,9%認為“應加快推進”(圖6)。

    調查表明,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創新和開放是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必然選擇,但需要穩步推進。

    此外,在國際市場石油價格高位運行的條件下,超過半數(51%)的經濟學家認為未來六個月國內成品油價格在2007年11月初上調的基礎上應進一步“上調”,41%認為應“不變”,7%認為應“下調”(圖7)。

    綜合運用各項政策,

    積極推進政府改革

    鑒于目前經濟形勢的復雜性,經濟學家認為宏觀調控應特別關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應注重適時適度綜合運用各項政策措施,既注重不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又注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綜合運用。將財政政策的重點放在解決民生、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創造就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支持和配合貨幣政策的落實;

    二是保證宏觀調控決策的獨立性、調控目標的明確性和調控過程的透明性;

    三是密切關注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提前做好應急方案;

    四是注意宏觀調控措施同經濟、社會發展中重大問題的協調與配合,如從緊的貨幣政策同節能減排、小企業發展、就業問題的協調等;

    五是宏觀調控同產業結構調整等改革措施的協調;

    六是宏觀調控應繼續堅持區別對待的原則;

    七是注意緊縮政策的累積效應,防止其集中釋放,造成經濟較大波動;

    八是改善和穩定公眾心理預期;

    九是注意宏觀調控政策在部門間的協調與統一。

    著眼于長遠,經濟學家建議通過改革來提高政府能力,促進發展。具體來說,其對改革的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進行行政體制和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將其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結合起來;建立適應調控和改革需要的機構和機制,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工作效率。

    二是推進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加強對財政的預算管理,增加財政支出的透明性、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改變重化工業對區域經濟的“利好”影響,解決投資過熱、輕重工業比例失衡問題,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加快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設置土地物業稅作為地方固定收入來源,改變地方“土地財政”的格局;減輕小企業和個人稅務負擔;改革財政支出結構,重點轉向民生、社會保障、教育、扶貧等方面。

    第5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十多年前,經濟學家樊綱和作家梁曉聲之間有關經濟學與道德問題的論爭,曾引起廣泛關注。彼時,樊綱指出,“經濟學家是不管道德的,討論道德的經濟學家是不務正業”。

    事實上,不講道德的是經濟學,而非經濟學家。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基于某些假設下的邏輯推演,而科學是和道德無關的。秋天,一個熟透了的蘋果從樹上掉了下來,可能剛好砸到一個搶劫犯頭上,也有可能恰好砸到了一個追趕匪徒的見義勇為少年頭上,我們不能因此認為蘋果是歹毒的或是善良的。物理學家用萬有引力的假說,可以解釋和推導這個現象。在沒被證偽前,這個假說就是有效的,或者說,可以通過增加一些約束條件,能使得假說有效就足夠了。

    物理學假設存在萬有引力,樹上的蘋果熟透了,受地球引力作用,會往地上掉而不是往天空飛。蘋果掉下來砸到人了,沒誰會怪罪于物理學家。而經濟學家的挨罵,源于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人本身,即便是人性自私這個假說都會引發不少批評和反駁。當然,還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和經濟學家自己沒處理好價值觀與邏輯分析有關。

    經濟學家是人,當然會有自己的價值觀的。而經濟學家說的是經濟學,所以推理一定要符合經濟學的邏輯。比如,經濟學家說的這些話“不應實行最低工資制度”、“福利國家模式不是好榜樣”、“價格管制無助民生”⋯⋯其實就是價值判斷。經濟學家在論述時也會難以避免自己的價值觀。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混進邏輯分析中,獲將兩者混為一談是非常有必要的。最起碼的要求,是在表達價值判斷之時,不應違反經濟學邏輯。說“中國不應走福利國家模式,那樣會導致人們好吃懶做,走的是平均主義路子。”前一句是價值判斷,后一句就是經濟學邏輯。當然,經濟學家也完全可以說“中國應該走福利主義道路,這樣可以使得人們收入更為均等。”這句話邏輯也是沒問題的。但“走福利主義道路,這樣可以提高社會效率”這樣的話則是違反了經濟學邏輯的。

    民眾對經濟學家的價值觀而非經濟邏輯有期盼,這也導致一些人一味去迎合民眾的價值觀,置基本的經濟邏輯于不顧,夸夸其談,滿紙荒唐言。比如農產品價格上漲,就說是“是炒家壟斷了貨源,大肆炒作,從而在農產品市場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這些一味迎合民眾、大搞陰謀論毫無邏輯的人,也堂而皇之博得“經濟學家”的大名。

    而一些人在談論經濟學當中,一味著重抨擊他人的價值觀。科學、宗教、文學、藝術是不同的體系,以經濟學之名對之妄加批評,以經濟學效率去要求別人,其實是一種理性的僭越。因為效率更好是否是好事,屬于價值觀的范疇。說不準有人就是喜歡懶洋洋的工作,拿少一點錢。有一則很多人都聽過的故事是這樣的:

    一個富人在沙灘看到一個窮人在曬太陽,就質問他為什么不去工作。窮人問為什么要去工作。富人說只有辛勤工作才能賺到很多錢,變成一個富人,能有時間悠閑地在沙灘曬太陽。窮人反詰“我現在不是正在這曬太陽么?”

    第6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經濟學乃致用之學,深深植根于百姓生活之中。按照漢語本意,就是“經邦濟世”、“經國濟民”之經驗總結,它本來就是一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古老學問。

    雖然這是一門古老的學問,但能將其清楚地敘說出來的專家學者卻沒幾個。許多“小師”級的經濟學者,則往往出于某種功利主義或商業利益考慮,炒作概念,玩弄學術,造成“巫師庸醫卜卦者,秘方真傳漫天飛”那樣一種混亂局面。此外,一些不大不小的“中師”級經濟學者,常以“專家”身份自居,以大家似懂非懂,最好是聽不懂的語言講一些故弄玄虛的學說或理論。

    相比之下,只有“大師”級的經濟學家,能夠通過自己高超的學術技藝將蒙在所謂“專家”頭上的神秘面紗揭下來,把“真知灼見”語重心長地、通俗易懂地講給讀者聽,使他們聽后總有“恍然大悟”之感,獲得“返璞歸真”的思想體驗。

    在中外經濟學領域,都不乏大師級經濟學家。西方經濟學大師級人物,如加里?貝克爾、米爾頓?弗里德曼等,都曾在報刊雜志、電視媒體上做過很多經濟評論,并專門寫作出版諸如《生活中的經濟學》這樣的普及性讀物。

    而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張五常等,也是貼近老百姓生活訴說經濟學原理和方法的“行家里手”,都寫作出版過很多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經濟學普及讀物。

    百花爭艷的情景雖然令人欣慰,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真正符合大眾口味、具有“心靈雞湯”作用的經濟學科普讀物還是太少,尤其是對今天處于經濟危機下的廣大民眾來講,更需要一本經濟學讀物來給他們解疑答惑。

    近年來,《西方經濟學》已經成為經濟管理類專業必修的基礎課程。但是,這種基礎性經濟學課程教學普遍存在一個明顯偏誤,那就是:只注重照本宣科地介紹一些有明確結論的現成經濟學原理,而嚴重忽視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不注意引導大學生們去直面“火熱”的現實生活。其結果是課程學完了,“考試成績”也不錯,但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人沒有能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經濟學思想方法,更不用說學會用經濟學家的頭腦和眼光去思考、觀察和分析問題了。

    這顯然是一種遺憾。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羅格?A,阿諾德教授著的《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書,則與其他經濟學大眾讀物迥然不同。翻看一下目錄和章節,再隨機讀幾段文字,你就會發現:這本書原來不是“寫”出來的,而是面對面向讀者“說”出來的。實際上,這確實是一本“講”出來的經濟學故事集。從頭至尾,阿諾德教授都像在課堂上一樣,面對著你侃侃而談,將有關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結合生活中的小故事娓娓道來。作為讀者,讀著這種以第一人稱寫成的口語化文字,你會覺得面前仿佛坐著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在跟你聊天,你會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不知不覺地漫游在有著深厚生活底蘊的知識殿堂中,領悟著一個個經濟學基本概念、精髓理念和思想方法。

    第7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中國社會不能缺少市場派經濟學家,市場派經濟學家不能不挨罵。理由很簡單,經濟學家是中國社會利益分裂的象征,也是專業素質受詬病的典型一族。

    專業素質要求經濟學家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不止一個經濟學者說過,自己的唯一職責是判斷怎樣的經濟手段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并提出相關的建議。這與社會的道義要求有萬里之遙,這個轉型期的社會要求經濟學家不僅指出什么是高效的資源配置,還要求他們在效率與公正之間作出正確選擇――經濟學家如果不愿意成為倫理專家,就可能被口水淹沒。口水戰的結果是兩敗俱傷,經濟學家喪失了尊嚴與道義,而社會喪失了經濟效率的理性探討。

    茅于軾是經濟學家分裂癥的典型人物

    茅于軾是經濟學家分裂癥的典型人物。這位年長的經濟學家一直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幾乎在房地產、社會保障等各個領域遭遇炮轟。不要說,不能說,一說就是錯。對此,他倒也十分坦然,達到這種境界的經濟學家不多。

    從實踐角度來看,茅于軾先生是個身體力行的無可挑剔的窮人的經濟學家。1992年開始,他聯合同道中人在山西創辦“龍水頭村民互助基金”,以具有尤努斯鄉村銀行特征的小額貸款試點開始探索中國特色。2003年,他74歲時又創辦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訓學校,以后又在北京嘗試為民工辦理小額信貸支持創業。就是茅于軾理論的反對派也承認,這是一個品格令人敬重的人物。正因為如此,茅于軾的“不識時務”讓人頭痛之極。

    前兩年,他支持鐵路票價上漲以緩解春運壓力,支持油價上漲以緩解交通運輸壓力,貫穿2007年與2008年初是“替窮人辦事,為富人說話”的主張,而后提出“經濟適用房不應該繼續建設”和“限價房太多的確會搞亂正常的房地產業”,還贊成提高高校學費,認為在中國高校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過提高學費來增加更多的助學貸款和獎學金,才是解決窮人上學問題的最好辦法,可以避免富人搭便車……不用多說,誰都知道這些言論會帶來怎樣的后果。

    但他以平和的口氣繼續說,不斷地在各種場合說,這其實不是經濟學家的執著,筆者認為這更是歷史學家式的歷史道義。

    茅先生將市場化簡單化了

    毫無疑問,茅于軾先生是個市場派。他這一生青壯年時期的大好時光,正值計劃經濟大行于世,經濟計劃時代的普遍貧窮成為特定歷史時期無法抹去的集體記憶創傷,經歷過那一代的人,大都堅定地走市場道路,避免回到普遍貧窮狀態,而這根邏輯貫穿到極致,有可能得出即便是貧富不均也好于普遍貧窮。如果市場經濟發展到貧富嚴重不均的程度,可以選擇的道路是,政府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實現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壞的選擇是政府直接插手,以實現市場公正的名義進入市場資源的配置領域,在獲取行政溢價之余,敗壞市場的基礎。

    茅于軾的選擇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反對限價房,主張提高高校學費,邏輯是一以貫之的,限價房既不是徹底的市場化的商品房,也不是徹底的保障性住房,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蝙蝠”。政府在土地供應與稅費上實行一定優惠,同時對房地產商的盈利空間進行嚴格管制,參照周邊樓盤的均價進行定價。很清楚,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限價房是一個將市場與行政混雜于一體的怪胎,決策者以為是將市場與行政的益處集于一身,而在市場派眼中,是將市場與行政之害嫁接到一起,既無益于已經混亂無比的房地產市場,也是政府推卸責任的表現。

    反對限價房政策只是市場之樹上無數果實中的一粒,反對經濟適用房同樣歸因于此,主張高校學費上漲雖然體現出茅于軾先生對于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觀點,與上述稍有不同,牽涉到對于貧富區隔的基本判斷,以及對于公辦教育的理解。我國的大多數高校屬于公辦高校,由政府撥款建立,教育產業化政策實行之前,基本上實行的低收費政策。茅于軾先生認為是高校低收費,是窮納稅人補貼了富人,但這一理論根基的數據調研顯然值得推敲。中國高校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20%有什么依據?所謂窮人的標準是什么?在屢屢爆出高校學費壓垮學生家長新聞的今天,是否證明我國的高校平均收費已經是中產收入階層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提高了收費,高校將這部分經費不用于教育資源的增加,而是挪用作購新樓、買房產或者像天津某高校一樣大買股票,又該如何處置?

    這就體現出市場派經濟學家的另一劣勢,即在專業上色厲內荏。如茅于軾先生基本上以供求關系理論這一招“吃”遍所有經濟難題,一切的經濟失調只要漲價或者降價,就能完成調整,市場會自動根據供需作出漲價或者降價的選擇。但他不能告訴人們,當面對中國鐵路這樣的壟斷鐵老大,當在特殊時段內需求處于剛性時期的漲價,是緩解供需還是壟斷溢價?對于自由市場的發展是有利還是有害?可以說,茅先生是將市場化簡單化了,這種臉譜式的做法,被大多數人所反對,包括許多市場派經濟學家陣營內部的人物。

    經濟學家挨罵是社會過失的替罪羊

    丁學良曾經指出,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人。另一個屢屢挨罵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則被指責為根本不具備經濟學家四個字的起碼支撐,無論從論文還是如今的主要任務,都讓他離專業經濟學家相去甚遠。在張維迎與鄒恒甫之爭爆發后,有記者曾經直言不諱地向他提出了這一問題,而張維迎也變相地認可了。

    道德上的質疑因人而異,可以用清者自清的辦法來解決。當人們質疑厲以寧家族在股市上的作為讓厲以寧的股市發言失去客觀性與公正性以后,雖然有人提出了茅于軾的小額信貸試驗有任志強等企業家捐贈的資金,但這并不是什么污點,不至于被戴上“二奶學者”、“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但另一些經濟學家在市場與理論上的表現,確實有違起碼的社會公德。

    要害的問題在于,當市場派經濟學家盯著行政權力介入市場的廣度與深度時,社會已經因為扭曲的市場所產生的教育、醫療等扭曲的價格而義憤填膺,有強烈的呼聲,要求政府干預市場,比如打壓房地產市場,以降低房價。普羅大眾與市場經濟學家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這一對立來自于此前市場的扭曲。事實上,如中國的房地產業一樣,在教育與醫療等領域,從來沒有真正獨立的市場產生,這樣的偽市場必須糾偏,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可惜,市場派經濟學家不僅不識時務,還以含糊不清的過激言論在市場理念上撒了一把鹽。

    第8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宏觀經濟短期企穩信號明顯

    被調查者普遍預計2013年一季度經濟將繼續保持回暖趨勢。34名首席經濟學家對2012年全年和2013年一季度的經濟增速預測均值分別為7.75%(實際增幅為7.8%)和7.87%,均高于上期調查結果,顯示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信心進一步提升。超過四成首席經濟學家預測,2013年一季度的經濟增速不會低于8%。

    由于2012年三季度工業增加值實際回升速度高于預期,首席經濟學家對新一期的工業部門景氣預測值也有所調高。調查數據顯示,2013年1月及2月的工業增加值增速將達10.42%和10.28%,均高于2012年11月的實際增速。

    行業生產景氣度顯著提升

    調查顯示,2012年四季度行業新訂單指數、采購量變動指數和生產指數分別為77.06%、71.18%和71.18%,顯著高于50%的擴張收縮臨界線,較上季度均提高了超過20個百分點,處于較為強勁的擴張狀態。但四季度是消費性行業的傳統產銷旺季,擴散指標的好轉有季節性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實體經濟去庫存進程還未結束,經濟仍處于弱勢復蘇階段,短期經濟增長明顯趨穩,但難有較快的提升。被調查行業原材料和產成品庫存指數仍處于收縮區間,分別為44.71%和34.12%。其中,原材料庫存指數較前一季度提高7.35個百分點,但產成品庫存指數則進一步下降了13.01個百分點。實體經濟庫存調整滯后于產能和訂單調整進程,經濟復蘇的階段性特征明顯。

    按照庫存周期的基本模式,首席經濟學家判斷2013年整體將處于被動去庫存向主動加庫存轉變的過程中,而發生庫存行為進一步轉化的可能時間為2013年二季度或三季度。

    投資增長,消費平穩,出口現分歧

    首席經濟學家預計2013年1月及2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將分別達到21.19%和21.03%,1月及2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測均值較2012年11月20.7%的實際增速略有提高。

    首席經濟學家對2013年1月及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的預測均值分別為14.82%和14.87%,接近2012年11月14.9%的實際增速,未來兩個月消費增速基本維持穩定。

    調查顯示,首席經濟學家對2013年1月及2月的出口總值增速預測均值分別為7.72%和4.84%。當前出口面臨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已在之前有所體現,2012年10月出口增速達11.57%,11月又回落至2.86%。部分首席經濟學家對2013年1月和2月的出口增速給出了1%和-10%的預測值,近1/6的首席經濟學家認為2013年2月出口將出現同比負增長。

    通脹預期有所增強

    首席經濟學家對2013年1月及2月的CPI同比增速預測均值分別為1.9%和2.63%。調查對象普遍認為2月物價將出現明顯的上漲趨勢。部分首席經濟學家認為2月CPI增速最高可達3%以上。

    調查顯示,未來兩個月PPI增速仍將處于負值區間,但將延續2012年三季度以來PPI下行幅度不斷縮窄的趨勢。首席經濟學家對2013年1月及2月的PPI增速預測均值分別為-1.63%和-1.32%。

    對行業分析師的調查顯示,2012年四季度被調查行業企業購進價格指數為56.47%,較前一季度上升了12.79個百分點,企業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有微幅上漲。行業企業2013年一季度的購進價格指數為61.18%,表明一季度企業原材料購進價格還將進一步上升。雖然PPI增速負值區間有望進一步收窄,甚至回到正增長區間,但不及原材料購進價格提升幅度,工業企業的盈利仍將承受較大壓力。

    貨幣政策取向穩健

    2012年下半年國內貨幣政策保持穩定,央行以靈活的逆回購為主要流動性操作手段。鑒于中央對穩健貨幣政策的強調,同時結合國內外經濟形勢判斷,市場對短期內貨幣政策放松的預期轉淡。僅有2位首席經濟學家預計未來兩個月有降息可能;8位首席經濟學家預測未來兩個月存款準備金率有下調的機會,持相似觀點的人數較前一季度大為減少。

    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

    有近七成首席經濟學家預測未來兩個月人民幣匯率將進一步升值,但普遍認為升值區間不大。首席經濟學家對2013年1月及2月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預測均值分別為6.2675和6.2629。也有個別首席經濟學家對人民幣匯率給出了較為激進的升值預測,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最低預測值達6.17。

    未來經濟增長面臨的

    挑戰與潛在動力

    首席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未來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很有可能從底部溫和回升,但難以形成持續的強烈回升態勢。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力度能否抵消房地產及制造業投資增速的下滑,是未來半年宏觀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問題。美國財政問題和歐債危機對出口的沖擊,居民收入和就業的滯后下滑對消費的影響,流動性風險特別是“影子銀行”對實體經濟、金融體系及資產市場形成的沖擊,都是未來經濟增長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第9篇:經濟學家的作用范文

    一、引言

    經濟學家們都承認,經濟學的各種現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數學描述,基本上是從阿爾佛萊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那里傳承下來的。這一百多年的經濟學發展大致可以看做“經濟學中的理性主義運動”,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問世)以來各國經濟學家介入政治經濟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經濟制度的演變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著經濟學理性主義的思路行進。除了韋伯研究過的例子外,一個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國(包括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過程中迅速興起的期權交易制度。在期權市場上,人們幾乎完全按照伯萊克-肖爾斯(兩位沿襲了經濟學主流學派的金融理論家,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定價理論來買賣期權,偏差一般不超過理論價格的5%。相應地,1997年以來,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圍繞這一理論迅速發展(汪丁丁,1997a)。一般說來,市場社會里各種經濟制度的創設,總是由企業家們發起,然后由經濟學家們加以“理性化”闡釋(有時需要理性化地修正),從而得以推廣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聲稱:理性主義至今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信條(大部分制度經濟學家,雖然站在經濟學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著理性主義信條)。

    由于對“理性”一詞的諸多不同理解,我必須在闡釋“經濟學理性主義”的涵義之前,簡要地把這一解釋按其推理步驟列舉出來:(1)經濟學是英國經驗主義的產物,而不是歐陸思辨哲學的后代。經濟學家必須把自己的理論置于實證研究的基礎上。(2)經濟學是“經世之學”,不是書齋里的學問;經濟學家必須對每日每時發生著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釋,而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統計性的,只能是那些服從“眾數原則”的事件。(3)在對所有那些服從“眾數原則”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兩種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傾向。(4)經濟學理性主義堅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經濟行為的(至少是經濟行為研究者的)出發點。這是亞當·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認為是“經濟學帝國主義”里程碑的貝克爾(G.Becker)1976年著作《人類行為的經濟學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過去二十年里,人類社會的演進發生了與經濟學密切相關的三大重要變化,迫使經濟學家們(為了使經濟學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須提出足以解釋這些變化的理論。這些變化是:(1)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方式、動力、以及相應的政府政策有了極大的改變;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資而不是物質資本投資,正在成為各國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主要動力,人類社會正在進入所謂“知識社會”(汪丁丁,1994)。經濟學家必須解釋由此而來的問題: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術演變路徑,知識產權,…;(2)前社會主義經濟以及非洲和亞洲經濟不發達地區各國普遍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而構成這一“過渡”的不僅僅是經濟制度,還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個社會(經濟、政治、心理、社會組織以及文化結構)的大范圍變遷(汪丁丁,1992)。經濟學家必須(或試圖)解釋發生于這些社會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經濟效率為主旨的人們的社會實踐及社會整體變遷過程,必須研究此類問題:新的行為規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業家能力的積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礎,社會自組織過程,革命與宗教行為,…;(3)首先從發達市場社會里提出來的,并正在成為所有市場社會(發達的和不發達的)不得不思考和處理的“未來學”(關于“市場經濟”的未來)問題,如環境與增長極限的問題(汪丁丁,1991,1997b),經濟學家必須(或試圖)理解這一人類基本生態過程的前景,并研究相關的問題:礦產以及包括“環境”在內的各種可再生資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際間的“公平”,對個體“理性”的重新理解,對“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對“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與道德和審美問題有關的“權利”界定。這些問題大部分已經超出經濟學傳統的研究領域,但是由于它們的提出或發生是基于上述三個經濟發展方面的問題,人們自然要求經濟學家給出某種經濟學的解釋。

    當經濟學家給出某種“經濟學的解釋”時,這一解釋的實質必須是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否則就談不上是“經濟學解釋”。于是,當代經濟學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要么堅持經濟學理性主義,但是也許不得不放棄對上述許多重大問題的解釋;要么修正經濟學理性主義,而由此不得不導致對經濟學基礎的懷疑甚至動搖。

    對于社會學理論來說,胡塞爾(E.Husserl)畢生與之糾纏而不得解決的哲學問題———“主體性與主體間性”,始終以其社會學形態折磨著社會學家們———“人類行為的私人性與社會性”。古典社會學家們(黑格爾,迪爾凱姆'E.Durkheim,韋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發現了現代社會(道德共識方面)的危機;近代社會學家們(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種“主義”(行為主義,功能主義,現象學符號交流主義)以圖解釋社會危機的各個方面;而當代社會理論家們(哈貝瑪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國學派諸家)則宣稱“本體”消解之后,“社會”(各種制度的集合)本質上應當被理解為在個體與其他個體交往的過程中不斷產生和再生產的“歷史形態”。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義宣言”姿態宣稱過的那樣,馬克思所說的“人創造歷史,但不能選擇自己的歷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對當代社會的人來說不再有效。當我們轉向當代思想家們從“認識論過渡到新本體論”的視野時,我們無法忽視麥金太爾(AlasdairMacIntyre)的批評:任何理性都是在具體思維傳統之內的理性。就西方傳統而言,至少存在三個不同的思維傳統:(1)亞里士多德傳統;(2)奧古斯丁傳統;以及(3)蘇格蘭啟蒙傳統。此外,有各種各樣的東方思維傳統(印度吠陀學派,佛教,禪宗,伊斯蘭,波斯,…)。處于不同傳統的個體所得出的理性判斷,在許多方面是沖突的,是被處于其它理性傳統中的個體認為“非理性”立場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論域里研究文化沖突固然有意義,卻無法提供給我們整體性的(盧曼式的但不是“設計性的”)解決框架,也許哈貝瑪斯的“交流理性”顯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節里要討論的,社會交往或博弈過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麥金太爾的批評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至少“多均衡”意味著現代社會的高度不穩定性。于是,在我看來,社會學家們,至少是那些理論社會學家們,不得不像當代經濟學家們(或者理論經濟學家們)一樣,再次追問黑格爾和韋伯反復追問的那個古典問題:什么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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