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環境治理制度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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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摘要：環境作為公共產品，無疑會遭遇到“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雙重夾擊。本文試圖引入社區作為環境治理的主體，通過分析社區中激勵優勢和合作優勢來論述社區如何成為治理的最佳主體，并提出借助社會、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律的力量推動社區的環境治理。
關鍵詞：社區；環境；治理
我國經濟發展的霸道性和壓榨性所產生的惡果，一定程度在環境問題上凸顯而出，這種不計代價的發展使我們不得不冷靜下來思考如何治理“那片灰色的天空，和那條發著惡臭的河流”。為了解決環境問題和經濟低效率，學者們致力于研究誰是環境的最佳治理主體。目前無論是政府管制還是走市場激勵的路都無法“藥到病除”。我們看到的是NGO、民間組織和社區日益成為治理主體的新寵。而社區的角色在近20年的時間里，其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已成為治理最為炙手場。
一、社區與生態環境治理
德國的社會學家滕尼斯早在1881年提出“社區”一詞，并將其納入社會學研究范疇。他將社區解釋為一種由同質人口組成的具有價值觀念一關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會群體。自此以后，社區的概念不斷的演變，先后經歷了“組織”論階段、“區域”論階段和“綜合”論階段。盡管學者對社區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是構成社區概念的因素是普遍認同。希勒里從1995年收集的資料發現，在已經存在的94個社區定義中，有69個認為社會的本質因素有三個社會互動、地區、共同約束[1]。社區作為一個非正式制度下的制度體系最突出的特征是文化機制，也是社區精神的層面體現。另外，社區中的社會機制，如社會關系紐帶和社會聲望是社區運行的劑，這些都是現代政府和市場關系中所缺失的，同時也是社區與政府、市場的區別之所在。社區既強調本土知識，又注意到特定地理空間上形成的生態環境共同利益。在生態環境管理方面，社區被描述為具有自己在長期的歷史中形成的本土知識的生態體系，任何保護行為要想成功或者更加有效，都需要這樣的本土知識的參與。社區成員作為資源擁有者與使用者的雙重角色，他們自主擁有資源時的激勵力量是任何別的主體所不具備的優勢，因此，社區參與生態環境治理既必然又有效。[2]
強調社區基礎上的環境治理是基于環境治理的“雙重失靈”的既有背景，雙重失靈是指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環境是典型的公共產品。環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人人都可從自然環境中受益而不能排除他人從中受益。對于環境問題而言，由于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環境資源的公共性、環境資源產權不存在或難以界定以及環境信息的稀缺性與不對稱性等的存在，就使人們對環境的所作所為難以經過交易方式反映出來，于是環境問題就表現出某種外在的失靈。環境產權的難以界定為政府管制提供了依據，而政府不是萬能的，正如阿格拉沃與吉伯森所指出的，過去幾時年的經驗表明了，國家想要通過強制的手段來推行不受歡迎的發展與保護項目，管制人們的資源使用行為是，其能力是有限的。政府面臨著高額的管制成本、理性的有限性、監督缺位和尋租等問題，出現了政府失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同時存在就使得環境問題成為名符其實的“公地”。要促進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僅靠政府與市場的調控是不可能的，環境治理必須引進其他治理主體[3]。
二、社區治理環境的優勢分析
洪大用教授認為，以社區為基礎的環境治理（保護），是指：完整的社區擁有以社區為主體的保護；同時又可以向另外兩個主體延伸：向上可進入政府的保護活動中，往下又進入環境資源私有化的范圍。通過社區機制的建立，進一步擴大了環境治理的主體，明確了相關方面的責任，而且有效地整合了政府活動與個人行為，提高了環境治理效率[4]。社區是最容易達成相互合作的場所，社區的小規模、互動頻繁而容易通過溝通實現合作。社區中的人際關系、相互認同與團結程度高，人們之間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一體化，而社區中存在的互惠機制加強了一體化的程度。此外，社區的社會機制讓違規者無法逃脫公眾的“法眼”，減少了“搭便車”行為，這是因為社區內監督日常化，匿名困難、輿論優勢產生了強大的外在力量讓社區的政策執行起來更透明、民主和高效。在社區中，選擇“搭便車”會使其失去社區中的人際關系和聲望。最后社區具有產生并維系社會文化的功能。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信仰、信念，這是社區成員共享的。正是它們不僅促使了規制的產生，而且成為這些規制背后的依據，這樣的組合促進社區合作，改善激勵。如，在文化價值上，在資源極度短缺時期，資源的價值的上升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是資源的純粹物質價值上升，人們對資源的需求增加；二是是資源被社區文化賦予某種神圣化的意義，人們對其的敬畏增加。在不同的價值觀引導下，人們的合作效果天壤之別。前者只會因資源稀缺，物質價值上升，導致人們爭奪，后者則會因其神圣的光輝增加擁有者的合作。這些核心價值成為社區的道德力量。經過長期的宣傳和存在，內化為社區成員自我約束的規則。環境管理作為社區的公共事務，每個人都有責任，這些共享的價值文化一方面強化個人的環境保護意識，減少個人破壞環境的行為，另一方面，督促個人監督他人的行為是否違規是否有利于利于社區的環境發展。總體來說，就是營造出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參與式氛圍。將管理環境的權利下放給社區，意味著環境資源直接賦予社區。社區保護在激勵機制上的優勢與社區的地理空間密切相關，正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上，塑造了環境問題上的利益共同體。利用社區成員關注其自身利益的要求，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這就是所謂的激勵機制。社區產權相對于私人擁有的優勢是不需要完全私有時高額的交易成本。在由政府治理到社區“私有”的過程中，沒有進一步私有到個人，這是世界性的社區治理趨勢的另一面體現。資源屬于社區，資源又是社區成員的生存根本，社區成員可以從良好的環境中獲得利益。無論是作為個體的成員還是作為集體的社區，都有著共同的目的就是管理好環境，從中獲益。與政府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人時所出現的監督問題，造就了政府管理的激勵不足，濫用公共資金、腐敗、將權力變為壓制手段而限制了社會成員應有的民主和自由相比，社區由于規模小，沒有正式權力體系，權力主要來源于民間，而顯得更民主，理性和具有責任感。
社區可以被看成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產物，它代替了政府與市場而成為更有效的治理主體。從這層意義上講，它是工具性的。社區特有的激勵結構，又促使我們利用它來作為保護環境資源的最有效手段，這是它工具性的體現。但是最終，社區超出了工具的范圍，社區擁有的文化價值構成了一個包含物質內容與精神內容的生存空間，而不像市場，除了經濟、效率與正式制度這些沒有“人情味”的概念外，見不到更為豐富的社會內容與文化成分。（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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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大用.中國民間環保力量的成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第2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一、指導思想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開展“基層組織建設年”活動為契機，按照“拓展延伸、提升水平、注重常態、健全機制”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制度，創新舉措，突出重點，切實增強群眾的環境衛生意識和參與意識，不斷深化城鄉環境治理工作，全面提升環境面貌。
二、總體目標
以“擴大保潔范圍、提高保潔水平、深化保潔措施”為重要抓手，狠抓城鄉環境治理工作薄弱環節，健全環境治理長效管理體系，城鄉環境基礎設施更加完善，環境綜合治理工作機制基本完善，到2013年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基本達到《省城鄉環境綜合治理“清潔化、秩序化、優美化、制度化”標準》要求，主要環境建設指標有新的提升。其中，街道保潔時間不低于10小時，垃圾日產日清，定點堆放，集中清運，分類收集率達20%，生活垃圾清運率和無害化處理率達到100%。
三、工作重點
（一）實現保潔范圍的全覆蓋。將轄區內道路、車站、公廁、中小學等公共場所納入日常保潔范圍，做到保潔界限清晰。繼續深化“門前五包”制度，把企事業單位和家庭納入“門前五包”范圍，明確單位和個人的“五包”范圍和要求，即責任范圍從門口到公路中間白色分界線為止。努力實現日常保潔和單位、家庭“五包”的無縫化對接，不留保潔死角，實現保潔范圍的全覆蓋。
（二）實現動態化保潔。進一步加強保潔隊伍建設，對場鎮街道實行保潔專職承包。各村（居）委要根據轄區人口和管轄范圍，配備動態化保潔相適應的保潔隊伍，為實現日常保潔動態化奠定扎實基礎，努力實現全面消除環境衛生死角，確保道路整潔暢通，村委會衛生整潔，亂張貼亂涂寫現象得到有效遏制，轄區內零星垃圾現象明顯改觀，使保潔水平再上一個新臺階。
（三）完善環境治理長效管理體系。健全和完善鎮及村（居）委轄區內衛生保潔制度、垃圾集中處理制度、公廁衛生保潔制度、“門前五包”制度等各類衛生保潔制度；完善鎮建筑垃圾堆放場地規范化管理，堅決杜絕建材垃圾亂堆放、亂傾倒現象。建立健全對保潔隊伍日常檢查制度，建立健全對村（居）委環境治理監督檢查考核制度。通過制度約束、源頭管理、日常檢查、監督考核，形成農村環境治理的長效管理體系。
（四）實現環境綜合治理網格化管理。落實環境綜合治理責任，加強領導與檢查，對場鎮街道保潔、車輛停放、市場秩序實行網格化管理，由黨委書記，黨委副書記、鎮長兩同志牽頭負總責，落實分段責任到人頭，定時檢查。責任具體劃分詳見附表。各村由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負責，具體落實本村網格化管理區域劃分和責任人員。
（五）整治環境衛生。定期開展衛生大掃除，徹底清除主次干道、集貿市場、公共場所的暴露垃圾、積存垃圾、雜草磚石，搞好環境衛生。各村各單位要抓好辦公場所、居民庭院內外的衛生，保持樓體、巷道及周邊潔凈。社區要督促環衛工人，強化清掃保潔，垃圾日產日清，保持垃圾桶（池）等環衛設施周邊整潔，無蚊蠅、無鼠無臭味；勤清掏、沖洗公廁，保持干凈衛生、完好通暢。清理不規范的廣告、招牌、燈箱、條幅，拆除亂搭亂建彩鋼棚，及時清除影響鎮容、有礙安全、污染環境的亂堆亂放、亂吊亂掛、亂搭亂建、亂潑亂倒等違章行為。
（六）整頓交通秩序。科學規范、合理設置停車場所，完善交通標識設施，查處機動車輛亂停亂靠等違章違規行為，杜絕侵占公路、破壞道路設施和在公路打草曬糧等現象，創造便捷高效、規范安全的交通環境。
（七）整頓市場秩序。強化對鎮區的主次干道管理，坐商歸店，游商歸市，嚴禁伸店經營、占道經營，嚴禁招牌、廣告占道，取締馬路市場，解決以路為市、占道經營、堵塞交通、影響形象的問題。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強領導，落實責任。各村、社區和各單位要統一思想，加強領導，精心組織，明確責任，真抓實干，真正把農村環境和庭院治理擺上重要議事日程。
（二）齊抓共管，形成合力。環境治理是一項綜合性、復雜性、艱巨性、長期性的重要工作，需要各村、各單位在鎮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共同參與，既分工承擔，又密切配合。鎮環境治理領導小組是此項活動的牽頭部門，要切實履行管理、指導、監督、檢查、協調、服務職責，要敢抓敢管，善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第3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一）重城市、輕農村的環境治理政策導致農村環境治理缺位
由于農村地區幅員遼闊，長期以來農村地區的環境污染一直處于隱蔽狀態，在中國的發展戰略中，一直對城市環境治理工作高度重視。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對于農村環境污染的嚴重態勢缺乏科學、客觀的認識。加之地方政府發展理念中的重經濟因素的偏向，導致對農村環境治理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一方面，農村是城市工業生產的原材料和自然資源的輸出地，消耗了農村大量環境資源。另一方面，由于城鄉產業結構的不同，城市環境排放的廢物遠遠大于農村，不斷向農村轉移，導致農村環境不斷惡化，而由此造成的損失，城市并未向農村按“誰污染，誰治理”原則支付治理補償費。一些農村地區成為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并未得到應有的補償。中國的“排污收費”制度，一些污染物排向農村卻不包括在治理范圍之列，并且對于農村小水體、水源地、耕地等治理和保護也未加考慮。作為環境治理的政策長期主要用來治理城市環境，對廣大農村環境的治理長期處于被忽視的地位。
（二）缺乏農村環境治理的機制
中國環境治理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城市地區，對農村環境關注較少。在中國城市地區，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環境治理機制。在廣大農村地區，環境治理機構不健全，農村環境治理、監督體制不完善。這源于多年以來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體制，以及對農村環境問題的忽視。政府在農村環境領域的公共管理職能長期缺位，未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農村環境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環境利益是一種公共利益，個人或企業不能代表公共利益，只能由公共的權力機關來代表公共利益。在環境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公共的利益，而且基本壟斷了環境制度的供給，應當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職能，積極推動農村“環境良治”的實現。因此應發揮政府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在政府的引領下，發揮群眾在環境治理中的監督作用，積極參與到環境治理的行動中來。（三）農村居民環保意識仍需提高長期以來，農村居民一直沿襲傳統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對環保的知識掌握不足、環保意識較弱。在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他們大多關注自身經濟條件的提高。對環境的重要性并未上升到重要地位，甚至一些居民認為環境保護是政府的事情，與居民無關。在這種錯誤的認識下，難以發揮環境治理的主體與監督作用，導致環境治理難以收到科學的反饋信息，環境治理效果較差。
二、對策分析
（一）以政府為主體切實加強農村環境保護的意識
隨著經濟發展造成的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環境問題被世界各國廣泛關注。以可持續發展觀為引領，生態文明觀、環境公平觀、環境正義、與自然和諧相處等環境保護新理念開始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加大環境治理和保護力度，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當前農村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之一。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農村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應以政府為主體，貫徹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切實加強農村環境保護的意識，強化環境觀念。轉變過去經濟發展優先忽視農村環境保護的不合理的思想，樹立環境是農村發展的根本的理念，在保護農村生態環境基礎上切實維護農村居民的環境權益。
（二）以政府為主導，建立多方參與與監督的環境治理體制
環境治理是一項長期工程，作為公共事務的人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根據國家發展的長期戰略制定農村環境治理的目標體系。以政府為主導，建立多方參與與監督的環境治理體制。對環境治理的力度納入政府考核的主要目標，同時在地方發展中堅持環境為本的發展策略。在環境治理過程中，農村居民及各級組織既是環境保護的參與者，同時也應積極發揮他們的主體性作用，提高農村居民的環保意識。把環境保護與社區發展結合起來，讓村民在環境治理中監督治理的效果，并積極參與到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的行動中來。
（三）健全環境治理的法律法規
從目前來看，農村環境治理缺乏完善的法律體系。雖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環境保護的法律條文，但是總體來看，呈碎片化的狀態。因此應從農村長遠發展的角度，逐步健全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制定針對性強、操作性強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是改善農村環境狀況、加強農村環境監督管理切實有效地防治農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法律依據。為了適應農村環境保護的需要，盡快修改完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相關內容，建立健全農村居民環境權益訴求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同時健全和完善權利保障法律機制，使農民在農村環境保護實踐中發揮更大作用。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農民的各項環境權利，這是實現農民參與環境保護的法律基礎和根本保證。在微觀層面，對于農村環境治理應該以村委單位，建立建立農村環境保護規章制度并有效落實制度。
三、結論與討論
第4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關鍵詞：環境治理；政府職能
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講過，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秩序，一種是源自于經驗的，是自生自發的秩序；一種是源自于理性的，是人為建構的秩序。①自古以來，無論東方西方，所有的烏托邦――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均是人為建構的秩序。這些形形的人造秩序，其出發點是為了解決人性中善惡沖突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企圖以一種完美的社會架構來消滅人的惡性。然而，事實上，我們永遠不能指望消滅人性中的惡，而是以人性的善來感化惡性。這些人為設計的烏托邦非但沒有產生構建者的哪怕一半的預期，反而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也印證了哈耶克所言的人類的“無知”。
環境治理亦是如此。肯定政府能夠自我解決環境治理問題，是上述烏托邦思維的反映，企圖以人造秩序作用于客觀世界，以取得秩序構造者的預期；而否定政府的全能，在環境治理中整合社會多元力量解決環境問題，則是自發秩序的反映。市場不是萬能的，社會也不是萬能的，但政府更不是萬能的。人造秩序的缺陷就在于高估了人的理性能力，夸大了意識對于物質的反作用。
在環境治理中，政府有其限定的作用，這種限定作用在于主動尋求企業、非政府組織、公民的支持，與社會各界建立合作型的伙伴關系，并推行環境管理的地方化及區域合作，從而建立容納多主體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框架，形成共同分擔環境責任的機制。
一、政府是環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現代國家公共服務的基本職能，在于向公眾和企業提供包括污水處理、廢物和垃圾的收集與處理，保證水體、空氣、生活環境的清潔優美，保證生態環境的安全等等。這些公共服務，通常是私人不愿意提供或經營，或者沒有政府幫助私人很難承擔的，于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或經營。由于“公共部門所提供的許多服務基本上具有市場的特質”，[1]148這為特定公共物品的市場化提供了可能，因此這些公共服務也可委托給私人企業、社區和非盈利組織直接經營。
另一方面，許多環境問題，或因價格不合理、或因產權無法界定顯示的市場缺陷，就必須由非市場的政府行為來進行干預。 “制度的關鍵功能是增進秩序：它是一套關于行為和事件的模式，它具有系統性、非隨機性，因此是可理解的。……當秩序占居主導地位時，人們就可以預見未來，從而能更好地與他人合作，也能對自己冒險從事創新性試驗感到自信。”[2]30因此，環境治理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制度。環境能否得到保護，關鍵在于制度設計者的環境理念，以及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的制度安排。因此，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體現在環境政策上的宏觀調控，包括環境立法和經濟協調。
二、政府是社會力量參與環境治理的倡導者
倡導企業和公眾采取環境保護的自覺行動、倡導政府和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建立伙伴關系、擴大公眾參與，是當前環境保護方面的一個重要趨勢。目前，嚴峻的環境形勢表明，在環境管理和環境保護方面，在實行國家干預和經濟刺激的同時，公眾參與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在1992年聯合國里約環境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認為，公眾的廣泛參與和社會團體的真正介入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公眾是環境污染的最終承受者，公眾和社會團體通過環境決策、環境、環境訴訟等法律途徑參與環境管理監督，是政府行為的一種補充。公眾和社會團體的監督為政府提供了環境管理實踐狀況和環境問題狀況的信息，實際上增強了政府管理部門監測環境問題和監督環境管理的能力，因而是政府環境管理行為的有益補充。公眾通過政治參與、社會輿論和市場消費選擇對政府和企業的環境管理進行監督，一定程度上糾正和避免了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建立、完善公眾參與機制能培養公眾環境意識，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反過來又促進公眾自覺參與環境管理。加強環境宣傳力度，提高環境宣傳的廣度和深度，保護和扶持各類環境保護社會團體和群眾組織，是實現公眾參與的社會基礎。政府要從資金上保證、技術上支持，正確引導社會團體和群眾組織開展環保活動。因此，政府部門不能僅局限于管理者這一角色，還要起到收集、綜合、信息和引導、扶持并發揮公眾參與的作用。
三、中央政府應成為環境管理地方化及區域合作的積極推行者
在中國的實踐中，中央政府很少主動將環境管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環境管理地方化通常是中央政府迫于削減政府人員及開支的壓力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正因如此，環境管理地方化的通常做法是只將管理自然資源的責任轉移至地方政府，但并未賦予地方政府決策及分配預算的權力。換言之，地方政府僅僅成了執行決策的機構，而并不具有地方責任。在玻利維亞、菲律賓、印度某些州及其他地區采取的更為真正意義上的環境管理地方化，取得了很好的結果，使人們相信如果執行得好，環境管理地方化可以使環境決策既能為地方人民所接受，又能達到環境管理目標[3]。因此，中央政府應積極推行環境管理的地方化，將環境管理權適當下放，讓地方政府不僅要承擔環保的責任，同時也具有相應的治理權。
總之，環境治理需要政府、社會組織、公民三方參與，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對自己的角色有準確定位，明確環境職能和職責，及時高效地提供環境治理公共產品，積極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并賦予地方相應的治理權限，從而實現區域合作與共贏的環境治理局面。
參考文獻：
[1][美]蓋伊?彼得斯.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 [M].吳愛明，夏宏圖，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48.
第5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關鍵詞：農村環境治理；農民主體性；法制建設；組織嵌入
一、農民自覺：喚醒內在的主體意識
環境意識是人們對自身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態度和認識，農民的環境意識體現了其對環境狀況的追求程度。近些年來，河南省糧食產量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這其中雖然離不開農業科技的貢獻，但各類經營主體特別是分散經營的農戶為了提高農業產量，大幅增加化肥、農藥和地膜等生產資料的投入量，而對超量使用給農村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漠不關心，導致農村的生態系統形成斷層極難修復。以化肥使用為例，河南省的綜合利用率僅為33%左右，過量施用造成農田氮素通過徑流、淋溶和硝化等方式滲入地表水和地下水當中。另外，河南省農業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一些農村耕地中有機質平均含量不到1%，遠遠低于1.5%的全國平均水平，造成全省50%的耕地缺鉀、22%的耕地磷鉀俱缺。因此，廣大農民對農村環境治理保持的“肉食者謀之”的消極隔閡態度，導致對發生在自身的環境破壞行為不在意，對周圍存在的環境破壞行為不制止。梁漱溟先生認為：“農民自覺，鄉村自救，鄉村的事情才有辦法。所以我們說鄉村建設頂要緊的便是農民自覺。”因此，鑒于農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現狀，政府有關部門有必要通過通俗易懂的講授和清楚明了的案例進行環保宣傳，讓農民認識到農村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鼓勵農民按照低碳可循環方式進行生活和生產，并向農民傳授環保、綠色、簡易的垃圾處理知識，以充分調動農民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的積極性，扭轉長期以來存在的自我主義傾向。眾所周知，河南省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糧倉”，2017年全省糧食產量為5973萬噸，但糧食豐收帶來了嚴峻的秸稈處理問題，因為草谷按照1：1.3的比例進行換算則產生的秸稈約為7765萬噸，如果隨意焚燒秸稈則不但會破壞土壤微生物結構和土壤表層團粒結構，影響農作物對土壤養分的充分吸收，應促使農民改變過去對秸稈“一燒了之”的不良習慣，積極發展秸稈制作飼料和秸稈栽培食用菌等項目，發揮農民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
二、法制建設：確立農民的主體地位
長期以來，我國在農村環境治理方面的立法明顯滯后，直到2018年8月31日才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而在農村清潔生產和農村污水治理等方面的立法至今仍處于空白狀態。因此，由于農村環境法律法規建設的薄弱性，阻滯了農村環境治理工作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抑制了農民主體性的發揮。河南省是一個水資源十分匱乏的省份，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為455m3，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8%，水資源量與人口數量和耕地保有量嚴重不匹配，如豫東、豫北平原地區是全省耕地最集中的區域，耕地面積占全省的52%，人口占全省的54%，但該地區水資源量不足全省的30%，因而河南省的水資源污染狀況著實讓人擔憂，由于缺乏法律制度的約束導致污水排放的長期放任，周口市的沙穎河近年來平均污水排入量為2.24億m3，占該河流全年總水量的十分之一，這不僅影響到農村生產用水的質量，還直接威脅到城市人口的用水安全。因此，當務之急是健全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確立農民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在城鎮化發展背景下“資本下鄉”導致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愈發顯得嚴峻，究其原因在于部分資本的真正意圖是為了套取國家資金和騙取優惠政策，因而經常以非可持續的資源掠奪模式來經營農業，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并沒納入其考慮范圍，因而建構長效化、常態化的污染防控機制，以應對農村環境治理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異化問題至為關鍵。首先，保障農民的環境權。必須進一步完善基礎性立法中保障農民環境權的體系性和框架性規定，以消解當前法律條文內容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問題，確保農民的環境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農村環境治理的各個階段均能有效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其次，健全司法救濟制度。“無救濟則無權利”，因而應在司法中完善農民環境權的救濟途徑。農村復雜的環境問題導致各種糾紛不斷出現，針對農民在環境訴訟中存在的取證困難、專業知識匱乏以及無力承擔訴訟費用等問題，應建立一套農村環境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制度，并由政府提供經費逐步建立起專門的、免費的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為進行環境訴訟的農民提供咨詢、和辯護服務。
三、發展經濟：夯實農民參與的基礎
落后的農村經濟發展現狀導致大量村民外流，而青壯年勞動力恰恰是農村環境治理的主體，因而實際上農民已成為農村環境治理的缺場者和失語者，農民的主體性地位無法顯現。據河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2018年7月25日的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河南省新增農村轉移勞動力總量為44.92萬人，轉移就業勞動力總量高達2983.92萬人，在鄉村地區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萎縮”問題。同時，據河南省地方經濟社會調查隊的調查結果顯示，這些轉移勞動力大多為擁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青壯年，而留守在農村的勞動力則年齡明顯偏大，且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中女性人數占到總量的60%以上。因此，農村環境的有效治理首先需要壯大鄉村經濟，如果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拉大，農民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則讓他們去關心農村環境保護問題不啻于異想天開。首先，完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由于河南省旱災較為頻繁，決定了農田水利建設在農業生產中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因而需將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基本的公共產品納入政府預算當中，并確保高于政府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以切實保障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安全性；其次，種植特色經濟作物。許昌市鄢陵縣成功打造出全國知名的“現代名優花木科技示范園區”，有效解決了當地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因而河南省其它地區可以借鑒鄢陵縣的成功經驗，并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種植瓜果蔬菜等經濟作物以促進農民增收；最后，發展鄉鎮企業。長期以來，河南省以發展第一產業為主，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其工資性收入占總體收入的比例不高僅為40%左右，因而政府應加大對鄉鎮企業的扶持力度，鑒于河南省種植業和畜牧業分列農業結構中的第一、二位主體，因而可鼓勵鄉鎮企業大力發展食品加工業。
第6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一、切實加強領導
學校成立了以校長周建初為組長，分管領導王小明為副組長，學校相關行政和各班班主任為成員的的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校園”活動領導小組，切實加強了對活動的領導。
二、開展相關工作
學校根據城鄉環境綜合治理“進校園”活動的文件精神，深入查找、整改存在的問題，找準薄弱環節，突出整治重點，使學校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一）加強宣傳動員，使環境治理精神深入人心。
學校少先隊大隊部牽頭，教導處、總務處、工會等部門，積極做好思想發動、宣傳造勢等工作，讓全校師生能全面了解開展城鄉環境綜合治理的重要意義，積極、主動參與到活動中。
（二）認真組織開展，讓環境治理工作落實到實處。
1、少先隊制訂了活動實施方案，發揮了學校傳播文明的社會功能，利用黑板報、宣傳欄、廣播等，大力宣傳了城鄉環境綜合治理，增強了師生的公益意識、衛生意識和責任意識。
在各年級各班的配合下，學校開展了文明衛生專題知識講座，加強了學生的行為規范教育、健康教育、環保教育、禮儀教育和習慣教育，幫助學生樹立衛生、文明觀念，增強節約、環保意識，摒棄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等陋習。
各年級各班也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以宣傳“加強環境綜合治理，創建文明衛生校園”的主題班（隊）會、黑板報專欄，以培養學生積極健康的生活情趣和文明衛生習慣。學校還積極開展了“小手拉大手”向家長發放了活動倡儀書，讓學生寫家信等活動，讓學生影響和帶動家長、群眾積極參與到城鄉環境治理中來，以實現“教育一個學生、帶動一個家庭、影響一個社區、文明整個社會”的目標。
2、堅強學校衛生管理常規管理工作，做到了每天“三掃一撿”每周一次大掃除，每周一次通報評比，保證了學校環境衛生的干凈整潔。少先隊組織制訂了教室、公共區衛生打掃評分細則，認真開展了班級清潔衛生“流動紅旗”競賽活動。每天下午集合和每周星期一升旗儀式上進行表彰、通報等。
3、認真做好辦公室、功能用房的衛生治理、評比。學校根據誰使用誰負責的原則，對辦公室、功能用房進行了包干負責，并且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學校行政進行不定期的檢查評比，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并且在全校教師中發出了“人人參與、看我行動”的倡議，讓每一個老師自覺的養成教育、巡查、動手的習慣、不斷提高全校教師的環保和節約意識，為學生作好表率。
4、學校行政和值周教師定期檢查校園內外臟、亂、差現象，并且和當地政府和村委會及時溝通，聯合動手徹底清除了衛生死角，消除了亂貼亂畫亂涂，加強了校園環境基礎建設，綠化、美化、凈化校園。
5、建立健全了食品衛生管理制度，確保了伙食團和生活區潔凈衛生，基本做到了無蠅、無鼠、無蟑螂、無蛛網、無塵、無油漬、無污物、無異味。
6、學校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認真排查了校園內存在的安全隱患，健全了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了安全應急預案，杜絕了安全事故的發生。
第7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面對環境問題，人類需要的是系統的視角與多維的合作，其中公眾參與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環境治理機制。而建立環境公眾參與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從而促進公眾在環境治理中主體作用的發揮。與西方國家自下而上的環境治理模式不同，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由是一種由政府積極制定、推行政策，組織教育群眾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從經濟起飛的一開始，中國政府就提出了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基本國策。1992年中國政府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其后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首次對公眾參與做出規劃。在獲得這個政治保障后［1］，社會實踐領域的環境公眾參與才逐步發展起來。可以說，中國的環境公眾參與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政府主導的特殊性。本文提出的問題是：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在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方面成效如何？具體而言：（1）在多年的政府引導下，中國公眾是否已經具備了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2）中國環境領域的社會化過程有什么特殊性？（3）這種特殊性又對公眾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為了探討以上問題，本文將利用跨度十年的兩次全國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并結合相關的文獻資料，運用量化分析和比較分析的方法，以“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為切入點進行分析。之所以選擇這個切入點，是因為“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體現了公眾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政府主導公眾參與制度的績效。通過考察這一偏好的影響因素，一方面可以獲得對環境參與主體意識普遍意義上的認知，另一方面也為評價制度績效及其轉變方向提供依據。
二、研究設計及變量描述
（一）研究假設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政治系統傳播政治文化、公民個體學習政治文化的互動過程。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誕生于政府主導的模式并歷經20多年發展，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政治系統傳播其理念，公民個體學習并接受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從政治社會化的外部條件來看，家庭、學校、同齡群體、工作單位以及大眾媒介是政治社會化的介質［2］（P506－601）。在中國政府主導的公眾環境參與制度中，宣傳教育是實現社會動員的最主要方式。時任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的曲格平曾于1988年指出：“我們重視環境宣傳工作，這是由我們的國情所決定的。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歷史短，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對這項事業還缺乏認識；我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又比較落后，使各行各業和廣大群眾自發地增長環境意識、提高環境道德還有困難”［3］。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中國的環境教育開始進入高校專業教育和廣大中小學普及教育領域，并迅速具有了廣泛的群眾性。這就意味著，學校教育是中國公民環境政治社會化最主要的介質。從政治社會化的生命歷程理論考察，青少年時期的社會化過程是公民習得政治文化、形成特定政治態度和傾向的最關鍵時期［4］（P16）。這就意味著，集中接受了政府環境教育的公民，尤其是當青少年時期正好處在中國政府開始實施環境教育政策的特殊階段的公民，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會明顯高于其他年代的公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設：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將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為驗證這一核心假設，估計出生年代對這一選擇偏好的凈影響，還要納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從環境意識理論考察，作為一種環境意識，“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會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環境感知和環境污染經歷的影響。而從治理理論考察，公眾參與基層環境事務的邏輯起點是對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缺陷的彌補，公眾對本地政府績效評價的高低影響著公眾是否參與基層環境事務，即是否愿意從管理對象變成治理主體。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就包括：社會經濟基礎變量、環境污染感知變量、環境污染經歷變量以及政府績效評價變量。
（二）變量描述
1．因變量：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首先來描述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狀況。數據顯示，有61．30％的受訪者選擇地方政府是最主要的環境治理主體。可以看到，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仍然具有很強的“政府依賴性”特征。認為公眾應該承擔治理責任的公民比例為17．09％。接下來依次為內資企業、中央政府、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僅有1．70％的公眾認為社會團體應該負主要的治理本地環境污染的責任。這一比例說明絕大部分中國公眾對ENGOS還很陌生，對其在環境治理中所應發揮的作用不甚了解（如表1所示）。本文認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基層環境系統中，地方政府、企業和公眾是最主要的三個參與主體，公眾對這三方主體的偏好將是本文所要解釋的因變量。之所以忽略中央政府和社會團體，主要是從兩方面考慮：一是從研究的問題和中國的環境管理體制來看，中央政府是基層環境治理的制度提供者，而不是具體環境治理的參與主體；二是從統計分析的有效性考慮，選擇社會團體的受訪者比例太低，將其納入回歸分析模型將導致分析結果偏差。另外，研究合并了兩類企業，并且直接刪除了因變量上無回答的個案。最終本研究的樣本是2161個明確表示了選擇態度的受訪者，樣本分布如圖1所示。
2．自變量：出生年代。按照社會化理論，影響社會化變遷的因素一般包括“變化的成年經歷，如失業、婚變；重大的特殊事件，如經濟大蕭條；長期的社會變遷，如社會轉型；領導層的變革；社會化介體的瓦解或變遷”［5］（P174）。本研究認為，人們在環境參與意識上的代際差異實際上體現了社會化的變遷。因此我們在劃分出生年代時，考慮了社會轉型、社會結構以及特殊事件的影響，將人群分為四個出生年代：1949年及以前出生（建國前出生）、1950—1965年出生、1966—1979年出生、1980年及以后出生。自變量為分類變量，在納入模型時轉化為虛擬變量。3．控制變量。（1）社會經濟基礎變量描述。控制變量中納入的社會經濟基礎變量包括了性別、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行業類型。這四個變量均為分類變量，在納入模型時分別轉化為虛擬變量（如表2所示）。
（2）環境污染感知變量描述。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公眾環境參與的動力機制有三種，污染驅動型、世界觀模式和后物質主義模式［6］（P57－59）。假定公眾是否選擇自身直接參與環境治理是與其實際感受到的污染嚴重程度相關的，于是本研究選取了公眾對對本地環境問題嚴重程度的感知作為控制變量之一。這是一個0～10分的連續變量，分數越高代表認為環境問題越嚴重。數據結果顯示，公眾打分的平均分為5．77分②，總體來看還是傾向于認為本地的環境問題比較嚴重③（如表3所示）。3．環境污染經歷變量描述。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理論，人們在認識和評價事物時存在著“近因效應”，因此本文將公眾最近一年是否經歷過環境污染作為控制變量納入研究。數據結果顯示，有32．35％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經歷過環境污染事件④。4．政府績效評價變量描述。由于基層環境治理既具有區域分隔性，又具有系統相依性，因此社區層面和縣／市層面都被考慮在內。本研究選取公眾對本市／縣政府工作的評價和對本村／居委會／社區工作的評價兩個變量，共同反應公眾對本地政府績效的評價狀況。這兩組變量的可靠性檢驗以及因子分析顯示，其信度系數α＝0．62，因子負載率是0．7071，證明這兩個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并處于同一個維度。所以對上述兩個變量進行加總，建立當前公眾對于本地政府績效評價的綜合指標。加總后該變量是一個取值范圍為0－20的連續變量，樣本均值為14．14⑤。
（三）數據來源
本文有兩個主要數據來源，一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2008年組織實施的“公民文化與和諧社會調查”的環境問題部分。該調查在全國范圍的25個省、市、自治區的73個縣級單位進行，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中國公民，共完成有效樣本3989個。為了滿足覆蓋流動人口的需要，該調查采用“GIS／GPS輔助的區域抽樣”方法，按照分層、多階段、概率與規模成比例（PPS）的方式抽取概率樣本。為比較中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分析政府主導的公眾環境參與制度的績效，本文還使用了由國家環保總局和教育部立項，委托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于1998—1999年設計實施的“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有關數據。該調查在全國共抽出139個縣級樣本單位，成功完成9202戶訪問。值得一提的是，這項調查設計了針對青少年的問卷。最后合格的成人樣本數是9919，合格的少年樣本數是2682。
（四）分析方法和模型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已有一定的研究，然而基于大樣本社會調查的定量研究仍然不多見。本文選取了定量研究方法，不僅克服了規范分析和定性研究在代表性和客觀性上的兩難處境，還可以通過統計控制，有效地檢驗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凈效應。同時，本文還采用了同期群研究的方法，縱向比較跨度十年的兩個全國規模的調查數據，從方法論來看更具有因果分析的科學性和規范性。根據2008年的調查數據結構特征，本文選擇了多分類的邏輯斯蒂回歸（Mult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模型來建立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影響因素模型多元回歸模型：y＝logitp（yit＝1，2，3）＝b0＋bx＋bixi＋bjxj＋bkxk＋bmxmy因變量：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x自變量：出生年代；xi控制變量組1：社會經濟基礎變量；xj控制變量組2：環境污染感知變量；xk控制變量組3：環境污染經歷變量；xm控制變量組4：政府績效評價變量。
三、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描述
在構建上述模型的基礎上，本文采用Stata10．0軟件對公眾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了社會經濟基礎、環境污染感知、環境污染經歷和政府績效評價四類變量的基礎上，出生年代對公眾的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存在著顯著的影響。標準化的回歸系數⑦可以用來說明各解釋變量對于因變量的相對作用大小。通過對其考察進一步發現：代際差異是影響公眾對區域環境治理主體偏好的相對作用最大的因素。換言之，在諸多影響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因素中，出生年代是影響作用最大的因素。縱向觀察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如表4所示：不同年代出生的公民在選擇“政府”還是“公眾”時，呈現出逐級遞增的顯著性差異。研究發現，隨著年齡的增加，公眾選擇“本地政府”的發生比遠高于選擇“公眾”的發生比，而其標準化回歸系數也在逐步增加。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選擇“公眾”的發生比則是選擇“本地政府”的2．505倍，并在P＜0．00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標準化回歸系數最高，為0．187。再結合描述分析的結果來看，越是年輕的一代人，就越偏好“公眾”這一治理主體；越是年老一代，對于“地方政府”的偏好就越多；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一代人，其偏好具有典型性和顯著差異（如表5所示）。
四、解釋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
（一）基于政策背景的宏觀解釋
1．中國政府的環保社會動員歷程回顧。中國政府的環保社會動員始于1972年。當時中國政府提出了環境保護的“三十二字方針”，強調了環境保護領域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7］（P140）。1973—1979年是政府環保工作的單純治理階段。此階段環境教育以促進環境污染防治為主要目標，面向全社會的環境教育和環保動員未見起色。1979—1992年，中國政府的環保工作進入到環境管理階段，同時環境教育初步發展。在這個階段，促進環境管理成為重要的環境教育目標。1993年以來，中國當代環境教育快速發展。在這個階段，環境教育開始重新定向，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高等環境教育持續快速發展，基礎環境教育不斷增強，各中小學都開設了環境教育專題課；宣傳部門廣泛開展以“中華環保世紀行”為主題的環境宣傳教育；“自然之友”為代表的民間環保組織成為環境教育的新生力量；以環境倫理學為代表的環境人文學科開始融入教學內容。
2．不同年代出生公民的環境意識社會化。按照早期經典社會化理論，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主要發生在青少年時期，即成人之前的這段時間，也就是通常界定的10～15歲。按照生命歷程視角的政治社會化理論，這段時期是個人形成對國家和對政府抽象效忠感和公民意識的啟蒙階段［8］（P17）。通過對中國政府主導的環境保護制度的簡要回顧，可以看到，1949年及以前出生的一代人沒有接受過任何環保動員和環境教育。而1950年到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即主要集中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一階段只是在政府層面提出了環保目標，但實質的環境教育和公眾參與處于零水平狀態。1966年到197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其青少年時期大致是在1978—1993年間，這段時期正是環境教育的初步發展階段，不過其主要對象還是高校學生，并未普及到中小學校。也就是說，這一人群中的環境意識差異較大，這一時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會更多地接受到環境教育，而且其所受環境教育多為專業性教育而非參與式的環境意識教育。那么到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這一代人，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大致在上世紀90年代初之后，這段時期正是公眾環境教育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環保教育開始進入中小學課堂，也開始有ENGOs積極介入，并與政府一起共同推動公眾環境教育。將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時期與中國政府環境教育的不同階段繪制在一個時間坐標軸上，可以直觀地展示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時期與環境教育各階段近似重合的情況（如圖2所示）。從上圖看到還可以，作為環境意識社會化結果的偏好選擇的變化與環境教育的發展階段呈現一致的變化規律。例如，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其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青少年期處在中國尚未開展環境教育的階段，而其在2008年調查時，在區域環境治理主體選擇中偏好“公眾”的百分比最低，為12．10％；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其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青少年期處在中國環境教育迅速發展的階段，在2008年調查時其在區域環境治理主體選擇中偏好“公眾”的百分比最高，為24．22％。這一比較結果說明，青少年時期的環境教育，實際上是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實現途徑。中小學校作為社會化介體，在環境意識社會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結果之一，是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即對“公眾”作為環境治理主體的偏好。
（二）基于兩年度數據比較的微觀解釋
1．1980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正如前文討論過的那樣，環境公眾參與制度的目標之一即是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本文認為，相較于“企業”和“本地政府”，具有“公眾”治理主體偏好的人群，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也相對較高。而這類人群將成為中國環境公眾參與制度模式變遷的推動力量。研究發現，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正是具有這樣特征的人群。有近四分之一的“80后”人群偏好“公眾”這一環境治理主體，高于全體人群近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他們具有最強的參與傾向。為考察這個特殊人群的環境意識特征，需要借助政治社會化理論。“個人的行為舉止通常都被分析為歷史的與同時代的影響共同起作用的結果。研究政治社會化的意圖是探討歷史對成年人政治態度和行為舉止的影響。”［9］（P2－3）這就給了一個考察視角，即追溯到這代人的少年時代，即社會化的關鍵時期。為此，本研究用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數據做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解釋環境意識社會化的過程及其對制度模式變遷的影響。
2．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少年部分數據描述。1998年的調查數據結果顯示，少年（10～15歲）的環保意識水平明顯高于成人。具體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少年的環保意識在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自然觀、環保行為等各方面高于成人近10個百分點。（2）少年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高于成人近20個百分點。（3）少年環保知識主要來源于學校課堂，學校課堂是少年環保知識最主要的、第一位的來源途徑，說明中小學教育對提高少年環保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少年的環境意識社會化與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對比2008年和1998年兩項調查的相關數據發現，1998年調查中的少年（當時為10～15歲）恰是2008年調查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人群。可以看到，少年時代高水平的環境意識對成年后的環境治理主體偏好具有塑造作用。少年作為接受環境宣傳教育最為集中和系統的群體，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的高低集中體現了政府主導的環境參與制度的成效。這是因為學校教育作為少年社會化的主要機制之一，對于少年環境意識的養成，以及這種個體層面的環境意識群體化并成為一代人所共有的價值理念具有關鍵的作用。兩年數據比較為研究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論據支持，對前文的兩個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印證和解釋：（1）中小學校作為社會化介體，在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結果之一，是有助于形成集中的環境參與傾向。同時又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啟示：雖然是政府主導了自上而下的環境參與模式，可卻通過環境意識的社會化過程，使得這個制度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那里被內化為一種特定的環境治理主體偏好，而這種偏好正體現了一種積極參與的傾向。于是，在基層民眾中產生了自下而上的社區環境參與的動力機制。因此可以說，環境意識借由“80后”這個新生代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從個體意識匯集成為一種群體意識，進而影響了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狀態向著自下而上方向的轉變。而這個轉變過程本身，即是制度目標———培育參與主體意識、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現，從而體現出正向的制度績效。
第8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關鍵詞：蘇南地區;環境治理;困境;ENGO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34-0089-03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系統化的環境保護機構，環境法律體系也日益完善，政府環保部門的權力越來越強[1]，這些舉措對于環境治理固然有用，但是只靠行政力量無法達到環境治理的目標。因為，單一的政府推動是有限的，環境治理需要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由于蘇南地區政府責任意識不明確、制度建設有缺失、政府對ENGO認識程度不夠，從而導致了蘇南地區環境問題突出的問題。
一、蘇南地區環境治理的困境及產生原因
（一）蘇南地區環境治理的困境
1.蘇南地區環境問題突出
在蘇南地區，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污染主要有：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等。改革開放以來，蘇南地區傳統的輕工業轉向紡織、冶金、化工等。然而，在消耗大量自然資源的同時，也使得各類污染事件頻發，水污染尤為嚴重。無錫太湖藍藻暴發，迅速引發了整個城區上百萬人的飲用水問題，情況十分危急。湖水的污染也致使周邊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因此，太湖流域成為國家和地方政府治污的重點地區。2011年PM2.5首次進入公眾視野，人們對空氣質量的關注進一步加強。根據2013年國家環保部和江蘇省環保廳公報關于天氣的記錄中，蘇南地區PM2.5和PM10均超標，空氣質量達標率為53.6%～68.3%，①情況不容樂觀。而PM2.5主要由大量的工業生產、汽車尾氣等產生。農工商業的用地、城鎮化的迅速發展，使得土地日益成為稀缺的資源，固體廢棄物的污染使土地的可利用率不斷下降，農業用地不斷減少。
2.ENGO在環境治理中被邊緣化
綜觀國內外環境治理的經驗，民眾環保意識覺醒、社會力量參與乃至全民參與環保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蘇南地區的ENGO很少參與環境公共政策的制定。北京的ENGO，如自然之友，卻常常受邀列席環保局的會議。每年人大會議期間都會提交相應的環保提案，首鋼搬遷一事，②就是自然之友1997年所做的提案。從這個角度可以說，ENGO在蘇南地區的環境治理體系中是被邊緣化的，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政府對ENGO的認識度不夠。
（二）環境治理困境的原因
1.政府責任意識不明確
生態環境的保護，是服務型政府的職責之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要求政府需要做到統籌兼顧，而在實際操作中，蘇南地區的政府一方面只重視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保護，另一方面也包括環境治理過程中只強調自身作用而忽視社會力量。
蘇南地區的政府片面追求GDP的高速發展，以無錫市為例，在太湖污染事件之前的2006年，它的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九，工業產值位居全國第七。但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政府卻沒有意識到追求綠色GDP和保護環境的責任。各類機械制造加工廠，造紙廠、印染廠、化工廠遍布蘇南各地。所以，太湖污染事件后，政府將沿湖各類高污染、高能耗等企業進行取締或另選廠址進行改造升級。而由此形成了政府追求經濟發展的責任和對環境保護責任的對立面，經濟發展也就意味著環境受到污染。
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因此，環境治理是全社會的事情，應該由社會的各個主體進行參與治理。但是，蘇南地區的政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始終處于一種絕對的核心主導地位，在主導了經濟發展的同時，產生的環境問題政府也要靠自身的行政手段進行治理，忽視了企業、公眾及社會組織的力量。長此以往也會使這些主體產生對政府的依賴性，認為環境的治理就是政府的事情[3]，這樣會加重政府的負擔。因此，環境治理的責任應是全社會的，每個主體都應該有明確的責任，政府的責任在于宏觀把控，制定政策，資金投入，放開渠道等。
2.制度建設缺失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召開，使全面依法治國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環境治理政策和制度的建設就更加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頒布了關于環境治理的各類法規和條例，自第一部《環境保護法》（1989年）到新《環境保護法》（2014年）的修正，中間相隔25年。理念的落后導致了人們對自然價值和權利的忽視[4]，這25年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環境保護法的一些條例已經不適用于現代社會，制度的落后，必然導致執法力度的薄弱。德國作為發達國家，在環境治理中首先就是推行環境立法先行[5]。有了各類制度和法規，執法的力度也是環境治理的重要因素。在很多地方，政府有時為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而不得不為污染型企業開綠燈，這種“家長主義”的做法會給公眾留下“污染猜想”的空間，導致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
3.政府對ENGO作用認識程度不夠
我國創制的環境治理政策大致可以分為命令控制型、經濟刺激型和社會型。社會型政策工具的主要載體和渠道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NGO，運用橫向或自下而上的方式，發揮其觀念倡導和行為改變的獨特優勢。蘇南模式下的環境治理政策以往過于強調命令控制型政策和經濟刺激型政策，這樣做雖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會導致政府無休止投入，造成資源的不合理利用。以2007年爆發的太湖藍藻事件為例，各級政府先后投入了上百億元進行太湖的治理，雖然初見成效，但是生態環境的恢復遠遠沒有這么快。與此同時，ENGO也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只能做些簡單的環保活動。
二、蘇南地區ENGO的產生特點及現狀
（一）ENGO的產生特點
在政府責任意識不明確、環保制度缺失等情況下，蘇南地區的ENGO卻在不斷地產生和發展，這與蘇南地區公民意識較早地萌發是密不可分的。進入新世紀以來，各種公益、慈善組織紛紛成立，越來越多的市民愿意加入一個義工組織，做一個服務他人和社會的志愿者。ENGO作為第三部門也積極地參與到環境保護中，彌補政府單一主導產生的不足。
1.道德自覺催生草根組織
很多非政府組織的名稱都含有“愛心”“義工”等字眼，如“歡樂義工環保協會”“常州義工聯”“蘇州小紅帽義工協會”等。從這些名字就可以看出，這些組織產生的內在動因就是一種道義、愛心、奉獻精神或者服務意識，因此，它們關注身邊的弱勢群體，也關注到周圍的社會問題，自然也包括了環境問題。在組織的創建過程中，創始人往往起著主導作用，而影響創始人的恰恰又是其強烈的自我使命感和利他主義。使命導向是社會組織發展的精神動力，也是其日后長久發展的持續動力。而利他主義者在投身環保事業的同時更多考慮的是子孫后代，這種利他主義在維系和支持著一批人一批組織的發展。
2.價值歸屬維系組織動力
ENGO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個體自覺意識成長的體現，但是要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組織形態，還需要具備必要的支持性資源。這些資源一方面來源于原有體制內資源的釋放，另一方面更需要的是市場和民間的橫向支持。
在組織產生和維系的動力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自我歸屬感與自我價值的成就感。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每個人都有歸屬與自我實現的需要。一些社會成員可能在家庭、工作場所得不到自我實現感，而在社會組織奉獻過程中得到這種滿足感。他們會選擇繼續這種“雙贏”的局面，通過不斷付出來實現自我價值的滿足，在幫助組織發展壯大的同時也為自己的生活增添樂趣。
3.社會支持促進組織發展
ENGO的發展離不開政府對其合法性的確認。但是，諸如資金來源、人才管理、日常活動等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以外的主體。
在ENGO的活動中，公眾的積極參與為環保組織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企業的支持也為其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而ENGO也能提升企業在社會上的良好形象，因此，企業和公益組織之間就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方式。蘇南地區ENGO在充分利用有利的社會資源的同時，也不斷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設。
（二）蘇南地區ENGO的現狀
“社會組織最基本的維度便是它的規模或能力”[6]，這個維度的考察應該包括雇員數量、志愿者雇用水平、慈善捐款金額、公民社會部門的多元化程度等因素。蘇南地區共有100多家環境保護公益組織（包括學生環保組織在內），①不乏像綠石環境網絡行動、綠色江南公眾環境關注中心等專業的ENGO。公益組織的工作人員一般由在校大學生、在職人員、退休老人或者專門從事NGO的人組成。這些人學歷相對較高，有一定的從業熱情，因此，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培養他們的工作熱情可以為組織帶來更多源源不斷的活力。而且，高比例的高學歷人員，可以帶來更高水平的ENGO的產生和發展。通過招募大量的專業人才，如社會學、管理學、環境工程等專業的人才，可以使ENGO向更深的領域發展。隨著組織的不斷壯大，可以為高素質的人才提供機會與平臺。
三、ENGO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ENGO作為環境治理的主體之一，應該充分發揮其在環境治理中的資源整合、信息供給、倡導和協同治理的作用。環境的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生態的恢復更是需要時間的積累。要想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夢想就需要調動社會各方的力量參與其中，尤其是發揮ENGO的作用。
（一）資源整合是其基本的作用方式
相對于政府的權力導向和企業的利潤導向，ENGO的優勢在于其明確的使命導向[7]。這個優勢也使得本來分散在政府、社區、公眾、企業等各方面的資源具有了導向性，能夠集中調動并用于環境保護。某種程度上，來自政府、企業、社會等方面的支持可以使ENGO能夠充分調動自身的積極性，全身心地投入到環境的保護中。
無錫太湖之音志愿服務團隊舉辦的活動，絕大多數都是志愿者策劃執行，綜合調動多方資源來做活動。該組織的志愿者中有醫生、教師、工程師、社會工作者等，盡管背景不同，但抱著對保護環境的一股熱情，貢獻著自己的知識、技能、經驗，乃至各種設施、工具。ENGO作為一個中介、聯絡者、協調者，把項目運作起來。
一個環保組織可能專職工作人員很少甚至沒有，但是這些志愿者中蘊含著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都是組織的寶貴財富。這些社會資本一旦集中用于環境保護，ENGO也就發揮出了資源整合作用，就能夠以小博大，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二）信息供給是其與公眾溝通的重要渠道
環境信息的有效供給，對避免公眾誤解、便利公眾參與和化解環境公共危機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各方的努力推進下，《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自2008年起施行，但是環境信息的公開依然是一個難解的敏感問題，瞞報信息、謠言四起的現象依然時有發生。這種情況其實也反映出，環境信息公開的渠道不足，公眾對環境信息的巨大需求未能有效滿足。
ENGO作為政府和公眾的中介，基于自身對環境的專業和關注，能及時有效地傳遞政府的相關環保政策、法律和制度以及公眾關心的環境信息。
無錫的二泉網志愿服務團隊通過組織市民志愿者參觀藻水分離站，參與水質監測的過程。用實地考察的形式，增加了對市民的說服力。這樣的ENGO提供了一種開展活動的渠道和方式，便于公眾與政府和企業的接洽，能夠使民眾獲得真實有效的環保信息。這些信息供給的做法，成為公眾了解和參與環保的重要依據，同時也慢慢樹立起了ENGO的環保形象，減少了政府和公眾的“鄰避沖突”[8]。
（三）倡導是其調動公眾參與互動的形式
所謂倡導，指非政府組織影響公共政策和公共資源分配決策的過程。倡導不同于宣傳，宣傳是單向度的，而倡導強調的則是一種社會影響力，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過程;宣傳是一種比較初級的作用，倡導則是公民環保意識的回應。清華大學的賈西津副教授認為“所謂倡導，指非政府組織影響公共政策和公共資源分配決策的過程”[9]。因此，通過非政府組織的倡導，能讓公民有序參與公共決策、提升和改善政府的行為。蘇南地區ENGO早期發展的過程中絕大部分是起著宣傳的作用，但是隨著組織的壯大和專業化的加強，逐漸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決策的途徑。
通過ENGO的倡導，使公眾不光了解生態文明核心價值觀，而且能夠積極投身到環保，使其自愿做出符合政府意愿的環保行為，從自身做起，從身邊做起，形成人人、事事、時時崇尚生態文明的社會新風尚，為生態文明建設奠定堅實的社會、群眾基礎。無錫太湖之音志愿團隊就是用各種喜聞樂見的形式，將環保的理念傳遞給大家，帶動更多的人參與環保。
（四）協同治理是其發揮地區獨特優勢的手段
蘇南地區具有地緣相近、社會歷史條件相似等特點，因此在治理某一方面問題時可以相互配合，協同治理。協同治理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由地方政府之間協商、協同和合作形成跨行政區域的強制力，從而促使地方政府合力確保和引導多層次利益主體共同參與合作的環境污染治理機制[10]。蘇南地區的ENGO最大的優勢就是能促進政府之間形成利益點，搭建政府合作平臺。如蘇州的綠色江南公眾環境關注中心會定期將太湖流域的水和空氣等環境監測報告和日常的一些污染事件公布到網上，使社會形成對政府改善環境的壓力。由于蘇南地區大部分處于太湖流域，太湖生態環境的變好是政府間共同的利益，從而會使政府間形成更多治理上的合作。
改善生態環境是以使命為導向型的ENGO最大的特點，這些公益組織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也多以環境保護為出發點，不涉及經濟利益。而政府各部門之間因為環境治理產生各種矛盾，使環境改善難以推進。所以，ENGO之間的合作能為政府提供一種借鑒，共同的利益應該使政府內部之間形成合力，而不是張力。
四、總結
公眾環境保護意識和環境權益意識不斷增強，人們需要有一個平臺和組織來參與環境保護。ENGO的發展為蘇南地區的環境治理提供了一支社會參與力量，彌補了由政府單一治理手段產生的不足。通過其整合社會各方資源的能力，將政府、企業、公眾的有助于環境保護的力量納入其中，建立一個政府―企業―公眾―社會組織多方參與的持久的環境治理體系，使蘇南地區政府間在明確自身責任的情況下，用協同治理的手段共同面對環境污染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提出的“看得見、摸得著、能受益的成果”，才能實現美麗中國的新夢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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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區環境治理制度范文
一、專題研究，統籌安排
對照省、市城鄉環境整治行動方案提出的各項重點任務，根據我辦實際情況，對相關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全辦上下統一思想、凝心聚力、主動作為，按照“因地制宜、分類指導，試點先行、有序推進，政府引導、村民主體”的基本原則，突出重點，強化機制建設，優化基礎設施，穩步推進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
二、廣泛發動，營造氛圍
堅持村民主體，政府引導，廣泛發動。將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的過程變為服務群眾、依靠群眾、獲得群眾支持、為群眾謀利益的過程。以輿論宣傳為先導，通過橫幅、標語、宣傳欄、倡議書等形式廣泛宣傳發動，發揮村規民約作用，強化村民環境保護意識，提升村民參與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的自覺性、積極性、主動性。使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既深入人心又形成合力，建立各方共謀、共建、共管、共評、共享工作機制。
三、突出重點，強化落實
（一）大力開展農村垃圾治理。
1.將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內容擴展至市容市貌整治、污水治理、河道整治、畜禽養殖場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等，實現全面鋪開，同步推進。年投入300余萬元專項資金用于農村環境衛生保潔和農村垃圾處理，已建成垃圾中轉站1座，配備垃圾壓縮清運車2輛、鉤臂式垃圾轉運車6輛、垃圾中轉箱200個，根據村莊、居民點特點優化布局，合理放置，方便居民投放。并為每個村組配備1-2名專職保潔員，全辦3.4萬人口共配備保潔員120余名，遠遠超過上級要求的2‰標準，配齊了保潔車和工具，建立健全了村莊衛生保潔長效機制。現全辦農村日產生活垃圾收運處理率已超過90%。
2.在全辦范圍內開展了以河道、溝渠、公路沿線和村莊周邊、房前屋后、公共場所等為重點的陳年垃圾集中清理整治活動。按照每戶100元的標準籌措專項資金用于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前期每戶60元啟動資金已全部撥付到位，共向各村（居）撥款40余萬元。每村（社區）選取1-2個自然村作為試點，采取了“劃段包干、村（居）帶頭、群眾參與”的辦法，進行大規模的集中治理，使村莊和農戶庭院干凈整潔，環境大為改觀。
（二）加強隊伍建設，建立長效機制。
一是加強隊伍建設。以常住人口2‰的標準配齊配農村強保潔員隊伍，對保潔員的服務范圍實行網格化管理，目前在崗保潔員有111人，實現所有村組農村保潔全覆蓋。同時對保潔員實行動態考評，完善監督考核制度，出臺管理辦法，通過資金調控措施，建立街道、村（社區）、群眾三級監督評比體系，獎優罰劣。同時保障保潔員工資待遇，嚴格按季兌現，不得拖欠。二是建立長效機制。各村（社區）制訂了村規民約、“門前三包”責任制、衛生評比制度、衛生管理公約等各項規章制度，現已基本建成了人員齊備、設施完善、經費有保障的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長效管理機制，覆蓋面達到100%。
四、下部工作計劃
一是加強村莊規劃管理。目前已與市城鄉規劃局進行了對接，出資30余萬元由城鄉規劃局對西部4個行政村進行總體規劃，通過逐村實地查看，重點對道路、排水、小游園等公共設施進行統一規劃，待規劃完成后逐步實施。
二是持續推進“廁所革命”。要加快戶用廁所改造，加快農村公共廁所建設。目前全辦非衛生戶廁調查登記工作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將根據省、市相關部署，按照群眾接受、經濟適用、維護方便、不污染公共水體的要求，合理確定每戶無害化衛生廁所的建設和改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