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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來評估融資平臺的現狀。我們構建了包含869家融資平臺財務資料的數據庫，據此推斷這些公司債務的可持續性。這869家融資平臺公司都曾在國內市場發行債券，會定期向評級機構披露財務信息。我們數據庫的樣本涵蓋了規模較大的融資平臺公司，并且能夠有效反映全國融資平臺的狀況。
我們估計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總債務規模為人民幣19萬億元（占GDP的37%），其中帶息債務達14.3萬億元。如果沒有政府支持，2012年超過一半的融資平臺債務可能面臨違約風險。如果經濟遭遇流動性危機，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可能違約的融資平臺債務比例或上升至70%。我們認為政府將穩定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增速。2014年有可能出現融資平臺違約的個案，但是短期內融資平臺債務出現系統性違約的可能性較小，因為債務展期的財政成本仍然較低。 當信貸增長減速時，融資平臺確實會面臨嚴重的流動性問題，這從 2011 年融資平臺的首次技術性違約事件便可見一斑。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規模
我們估計，2010年-2012年期間融資平臺債務總額累計增長39%，2012年末達到人民幣19萬億元（3.1萬億美元），占當年GDP的37%。這一估算既包括銀行貸款和債券等典型的帶息債務，我們估計為14.3萬億元（2.3萬億美元，占GDP的28%）；也包括應付賬款和應付工資等無息債務，估計為4.7萬億元（0.8萬億美元，占GDP的9%）。
下面是對19萬億元債務如何得出的詳細介紹：
1.估算2010年融資平臺的帶息債務存量。因2010年的官方資料較為充足，我們將其設為基準年。國家審計署公布2010年末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為10.7萬億元，從中扣除地方政府應付債券（0.4萬億元）后，我們估算出2010年底融資平臺帶息債務為10.3萬億元。融資渠道明細數據顯示，其中9.1萬億元來自銀行貸款，0.6萬億元來自債券發行，0.4萬億元來自信托公司，還有0.2萬億元來自其他渠道。
2.估算2010年-2012年期間帶息債務的增長。我們的公司樣本中有736家融資平臺公布了2009年-2012年歷年的債務數據，其帶息債務在此期間累計上升了約39%，從2010年底的7.5萬億元增至2012年底的10.4萬億元。
3.據此推斷2012年帶息債務存量。對于2010年已經存在的融資平臺，我們假設其帶息債務的增速與數據庫中736家融資平臺樣本一致，這意味著截至2012年底帶息債務存量達到14.3萬億元。
4.對無息債務的估算。無息債務包括應付賬款和應付工資等項目。我們認為無息債務對于衡量融資平臺的財務可持續性是非常重要的，應該納入債務總量。736家融資平臺樣本顯示，這部分債務通常占負債總額約25%。據此推斷，2012年無息債務達到4.7 萬億元。
5.估算觀察期間的融資平臺債務總額。根據連貫樣本的債務變化和國家審計署2011年的報告，我們估算了2008年-2012年期間融資平臺的債務總額。
目前尚無2012年融資平臺債務存量總額的官方估計，但是國家審計署報告顯示，2010年-2012年期間36個地方政府的本級政府性債務累計上升了13%。這遠遠低于我們觀察到的736家融資平臺帶息債務及債務總額同期增長39%的速度。兩者的差異可能是由于融資平臺樣本不同造成的。
我們還估算了融資平臺的帶息債務結構。根據對20家最大融資平臺的分析，銀行貸款、應付債券和其他類型債務占帶息債務總額的比例分別為73%、16%和11%。這表明截至2012年末銀行貸款、債券和其他類債務的規模分別為人民幣10.5萬億元、2.3萬億元和1.5萬億元。
雖然全國范圍來看融資平臺債務與GDP比率是可控的，但債務與財政收入的比率表明融資平臺債務仍給地方政府造成沉重負擔。我們估計2012年融資平臺債務達到了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的311%。如果加入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融資平臺債務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比率將下降到179%；如果包括土地出讓金，這個比率將進一步下降到141%。如果進一步包括融資平臺的營業收入（這已全面涵蓋地方政府的各項收入），我們估計債務與財政收入的比率為109%，仍高于許多地方政府設定的100%的臨界值。 融資平臺公司層面的金融風險
現金流緊張，并且高度依賴借新債。絕大多數融資平臺的融資用于長期基礎設施投資，因此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收回投資。所以我們認為，現金流是融資平臺面臨的最大風險。有政府的支持，融資平臺的償付能力一般不被視為問題，因為政府可以動用公共資金提供援助。但當信貸增長減速時，融資平臺確實會面臨嚴重的流動性問題，這從2011年融資平臺的首次技術性違約事件便可見一斑。2011年政府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并打擊影子銀行活動，融資平臺的流動性狀況捉襟見肘。4月份以后融資平臺的每月債券新發行量大幅下跌，直到年底才重新反彈。
在經歷了多年的債務驅動型投資熱潮后，我們認為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長期的去杠桿過程，預計這個過程將持續到2014年。因此未來12個月可能再現2011年的一幕，而且因為目前經濟運行杠桿率更高，風險強度或更大。所以我們將融資平臺的現金流作為監控流動性風險的一個重要途徑。
償付能力依靠政府注資。表面上看，樣本顯示融資平臺的杠桿水平（總負債/總資產）在過去四年來似乎有所改善。但仔細分析40家融資平臺（資產規模最大的20家公司，以及杠桿率下降最多的20家）的詳細資料，結果顯示當地政府注資（主要是土地）才是這些融資平臺杠桿率下降的主因。
在極端情況下，我們發現有些融資平全靠政府注資才得以維持償債能力。例如，156億元的土地注資才讓杭州運河集團的總資產上升到83億元，2012年的杠桿比率達到53%。如果沒有注資，公司可能已經面臨資不抵債的風險。遂寧發展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四川的一家融資平臺）也是如此；政府注資（47億元的土地資產，5億元現金）使得公司2012年的總資產達到68億元，杠桿比率下降到29%。
融資平臺采取各種方法重組資產負債表的做法也日益引發國內投資者的擔憂。最近被廣泛報道的柳州市投資控股公司就是一個例子。該公司在2013年初試圖剝離資產負債表上120億元的負債。為其提供信用評級服務的大公公司警告稱如果其繼續這一“重組活動”，大公將停止提供服務。柳州市投資控股公司最終決定暫時推遲其重組計劃。
利潤偏低并且迅速下降。融資平臺公布的盈利能力偏低并且還在迅速下滑，這意味著其償債能力令人質疑。股權回報率（ROE）中值從2009年的4.1%下降到2012年的3%，遠低于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7.5%的中值水平。樣本中盈利能力最強的10%的融資平臺的盈利能力下降最明顯，其平均股權回報率從12.2%下降至7.9%。如果用資產收益率（ROA）來衡量盈利能力，結果依然如此。資產收益率中值從2009年的1.9%下降至2012年的1.5%，遠低于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4.3%的中值，而盈利能力最強的10%的融資平臺的這個比率也從5.8%降至3.7%。 衡量融資平臺的潛在不良債務比率
投資者經常問的一個問題是：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規模到底有多大？不良貸款問題實際上涉及兩方面：1）有多少貸款是平臺無需財政補貼有能力自行支付的；2）政府至少補貼多少才能避免壞賬的發生？
為衡量融資平臺貸款（10.5萬億元，占2012年銀行貸款總額的16.7%）的信用質量，我們估算了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NSD）。我們采取“利息保障倍數”方法來衡量融資平臺有多少比例的債務如果沒有政府補貼就無力自行維持。我們修正失真的財務指標，從盈利中剔除財政補貼，并將資本化的利息費用重新計入財務費用。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銀監會的做法，我們假設利息保障倍數低于1的融資平臺存在債務違約可能性，并將其資產負債表上的帶息債務都歸為不可持續性債務。然后加總所有不可持續性債務來計算樣本的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銀監會的報告都曾采用這一方法來估算上市公司的“潛在不良貸款”。我們認為我們的估算結果更應該稱之為“不可持續性債務”，因為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或支持，融資平臺的這些債務不可持續。
我們的基本結論是：上述修正后推算的2012年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在53.4%-72.7%之間。哪個數字是最可能發生的情況呢？我們認為應該是經過雙項會計修正后的ICR-EBITDA 所隱含的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53.4%）。雖然可以改變折舊及攤銷來提高盈利，但不能假定所有折舊及攤銷都有問題。畢竟這些融資平臺要進行長期的資本密集型投資，其企業性質決定了折舊及攤銷是財務中很大的一塊。
我們認為ICR-OCF所隱含的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2012年：69.7%）給出的是上限。在發生流動性危機的情況下，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或許會枯竭，極端情況下經營現金流將成為唯一的收入來源。由于現金流指標不容易操縱，我們認為這可以作為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的上限。ICR-EBIT 所隱含的72.7%的不良債務比率可能過高，這甚至超過使用現金流推斷的比率。一個原因是大部分折舊及攤銷是合理的，不應從盈利計算中扣除。
我們還進行了兩次融資平臺壓力測試，來檢驗在沒有財政補貼并且將資本化的利息費用重新計入財務費用情況下融資平臺的償債能力。簡單的利率變化測試顯示，融資平臺的償債能力對利率變化非常敏感。如果有效利率上升100 個基點，2012年ICR-EBITDA所隱含的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已對財政補貼和利息費用做修正）將上升10.4個基點至63.8%。根據我們對融資平臺銀行貸款額10.5萬億元的估計，10.4個基點意味著不可持續性債務增加1.1萬億元。這是相當可觀的，2012年中國銀行業的利潤總額也就是1.5萬億元。ICR-OCF 所隱含的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也將上升5.3個基點至75%。
在第二項測試中，我們假設名義GDP增長率發生變化。與利率變化相比，名義GDP增長率變化對隱含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的影響較小。名義GDP增長率放緩的測試更加復雜，需要估算名義GDP增長率每降低1個百分點，融資平臺收入的下降幅度。我們進行了面板回歸測試并發現，如果名義GDP增長率下降1個百分點，融資平臺的資產收益率（ROA）將下降0.05個百分點。然后我們測算資產收益率的下降對剔除財政補貼后的EBITDA的影響，再據此推算隱含的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結果發現：如果名義GDP增長率下降1個和2個百分點，ICR-EBITDA所隱含的不可持續性債務比率分別將提高2.4個和3.1個基點。 系統性風險分析
我們預計政府將出臺一系列政策來應對風險，2014年部分過度負債的城鎮或會發生個別的違約事件。我們的基本觀點是政府能夠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或經濟硬著陸，但下行風險將持續。
首先，我們認為融資平臺債務的系統性風險正在增大。
一、 政府稅收大幅減少。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營改增的結構性稅改導致2013 年上半年稅收收入同比增長不到8%，分別較2012年和2011年同期下降2個和22個百分點。此外，今年稅收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房地產政策放松推動房地產市場交易量大幅增長。鑒于明年房地產相關稅收的增速很可能不及2013年，這意味著2014年政府收入將面臨更大壓力。
二、過熱的土地財政和房地產市場。土地出讓金從2000年的510億元（占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的9%）迅速攀升至2011年的3.3萬億元（占63%），2012年小幅回落至2.9萬億元（占47%）。今年房價回升又推動了土地出讓金的飆升，前七個月出讓金同比增長49%至2萬億元（占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的48%）。而且融資平臺的帶息債務余額截至2012年末估計達到14.3萬億元，其中不少是以土地為抵押獲得的。許多人認為土地財政完全依賴于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因此不可持續。
三、緊張不安的市場和投資者情緒。今年各評級機構已下調了七家融資平臺的信用評級，這種情況過去鮮有發生，說明融資平臺的財務狀況惡化，而且投資者擔憂情緒不斷加重。信用評級的下調導致融資成本升高，融資平臺維持債務規模的難度進一步增大。
四、市場利率近期的上揚。經歷了6月份的“錢荒”后，國債和公司債券收益率在最近幾個月再度上升，達到或接近2011年末2012年初的高點。我們預期當前的去杠桿過程很有可能持續到2014年，這意味著2014年利率可能維持高位運行或甚至進一步上升。目前融資平臺債務收益率也呈上升趨勢，但是仍遠低于2012年初的高位水平（低100 個基點以上）。一旦出現個別違約事件引發市場重估，預計融資平臺的融資成本將快速上升，而留給融資平臺的調整時間將會更加短暫。
如果類似6月份“錢荒”的流動性緊張局勢一再出現，這或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另一個導火索可能是較大規模的信用違約事件的發生導致融資平臺債務的信用風險被重新定價。在這種情況下，新債發行難度將增大，發生流動性風險的可能性也更大。第三個導火索是房地產市場繁榮預期的逆轉，造成土地出讓金和財政收入減少，從而壓縮地方政府對融資平臺的財政補貼，并削弱土地儲備作為抵押品的信用有效性。
我們認為中央政府會采取措施避免未來12個月爆發系統性風險，并相信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預計政府需要解決以下兩個問題：降低融資平臺債務余額、控制融資平臺新增債務。
國家審計署今年8月份公示要摸底全國的融資平臺債務，這是解決債務余額問題的第一步。一旦各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包括銀行、信托公司、基金和公眾在內的債權人）清楚了解到融資平臺的債務余額規模，我們認為第二步便是各方討論如何分擔風險。
預計討論可能發生在2014年。我們估計政府或采取以下措施：中央政府可能承擔部分融資平臺債務；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剝離部分資產來償還債務（或用組建省級資產管理公司的方式來完成）；政府可能實施債務重組，延長部分融資平臺債務的期限；中央政府可能允許個別信用違約發生，以此警示其他融資平臺和投資者，同時提高地方政府的市場約束力。
雖然分析了以上風險，但是我們的基本觀點是2013年-2014年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引發經濟硬著陸的情況，因為現階段政府仍有財政能力避免系統性風險。我們估算了避免融資平臺債務發生違約所需要的最低補貼額。對于2009年-2012年，我們首先基于456家融資平臺連貫樣本的真實利息費用和利息保障倍數估計了其需要的財政補貼金額，隨后根據樣本債務占總債務的比例推算了總體需要的財政補貼。2012年為支付有問題融資平臺的利息費用所需的財政補貼占GDP的0.25%。2013年和2014年所需的財政補貼可能更高，但不可能超過GDP的1%。
[關鍵詞]應收票據；貼現；應收賬款；讓售；融資
應收票據貼現(以下簡稱貼現)是指企業將持有未到期的商業票據轉讓給銀行，銀行受理后從票據到期值中扣除貼現日至票據到期日的貼現息及其他相關的手續費后，將余額付給企業的一種融資行為。應收賬款讓售(以下簡稱讓售)是應收賬款持有企業(稱出讓方)將應收賬款所有權轉讓給金融機構(稱受讓方)，即企業通過向金融機構出售自己擁有的應收賬款籌措資金的一種籌資方式。貼現和讓售都是企業通過轉讓未到期的應收債權以獲得資金的籌資行為。
一、貼現與讓售的相同點或相似點
1.貼現與讓售的標的物都是信用債權。貼現和讓售都是企業通過轉讓未到期的應收債權以獲得資金的一種籌資方式，都是將未到期的應收債權提前變現的一種融資行為，標的物也都是信用債權，是轉讓遠期信用債權，其行為目的基本一致，都是企業為盡快收回現金，將應收債權轉移給金融機構，通過轉讓遠期收款權而獲得現金，實現債權提早變現以提高企業現金流量及資金利用率的融資方式。
2.貼現與讓售都有帶追索權和不帶追索權之分。貼現和讓售均依據是否承擔連帶償還責任分為有帶追索權和不帶追索權。不帶追索權的貼現或者讓售，即企業在貼現或者讓售應收債權的時候，一并將收取應收債權的風險轉移給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終止確認該項應收款項：帶追索權的貼現或者讓售，即企業讓售或者貼現時，企業并未轉嫁票據到期不能收回的風險，對到期無法收回的款項需承擔連帶償還責任，即在讓售或貼現時不終止確認該項債權，且已讓售應收賬款上發生的任何壞賬損失，也要由讓售方承擔。
3.貼現與讓售時的會計處理基本一致。企業在對不帶追索權的貼現或讓售時，應收款項均滿足金融資產的終止確認條件，應沖銷此項債權的賬面價值，減少時貸記應收款項(金額為應收款項的賬面價值)。對于帶追索的貼現或讓售，理論上都有兩種核算方法，但我國會計準則規定帶追索權貼現或讓售時，應將因其產生的負債單獨以“短期借款”科目核算(金額等于貼現款)，不應設置應收票據的備抵科目“應收票據貼現”或者“讓售應收賬款”，即按照實際收到的款項，借記“銀行存款”科目，按實際支付的手續費，借記“財務費用”科目，貸記“短期借款”科目。企業在收到客戶償還的款項時，則借記“短期借款”科目，貸記“應收賬款／應收票據”科目。
4.貼現與讓售到期償還時的會計處理基本一致。貼現和讓售在應收款項到期償還之時，不管受讓方是否收到足額款項，出讓方都應終止確認該項債權。若應收款項到期時，應收款項的付款人足額向受讓方支付款項，則企業的連帶責任解除，如果該應收款項的付款人于應收款項到期日未能向受讓方足額支付應付金額時，出讓方則成為了實際的債務人；若出讓方存款賬戶有足夠的款項，受讓方可以從出讓方存款賬戶中直接扣取，而出讓方銀行存款賬戶余額不足扣取且不能用貨幣資金支付時，受讓方將對未予扣取部分作逾期貸款處理。
5.貼現與讓售對企業融資有相同的優點和弊端。貼現和讓售對企業產生的優點：首先表現為二者的融資速度快，風險小；通過貼現或讓售方式融資，不但可迅速籌措到短期資金，以彌補臨時性短缺，而且這種融資無需增加企業負債，這樣不僅加速了資金周轉帶來的收益，又可彌補交付的融資費用，其實際成本還往往低于銀行貸款。其次貼現和讓售都減少了應收款項的管理成本，企業把應收債權交給專門的金融機構進行管理，可以使企業從應收款項的管理中解脫出來，利用金融機構的專業技能和信息優勢收回賬款，使應收賬款的變現工作更有效，也減少了壞賬的風險。因而貼現和讓售同時作為解決企業流動資金短缺和轉移風險的一種途徑，籌資成本低，避險效果更直接、更明顯，是企業融資的重要方式。
二、貼現與讓售的主要差異
1.貼現與讓售時的差異。(1)貼現的融資成本以“貼現息”反映，貼現息=票據到期值×貼現率×貼現天數／360；應收賬款讓售則在讓售時一方面直接收取一定比率的手續費作為代價，手續費一般按扣除最大現金折扣后的應收賬款的凈額的一定比率計算，比率則根據收回款項的工作量和承擔的風險程度加以確定，一般在1％～5％不等；另一方面則在實際收到受讓方的款項時，根據實際收到現款日與估計籌款到期日之差計算提前給款的利息，以“財務費用”核算。(2)應收賬款讓售時，應按協議中約定預計將發生的銷售退回、折讓和現金折扣借記“其他應收款―應收扣留款”科目，核算應付銷售退回、折讓以及其他需要減少應收賬款的事項，具有保證金的性質，其比率一般不超過應收賬款總額的20％，應收票據貼現則不存在此項核算。(3)貼現與讓售的可籌款限額計算存在差異。應收票據貼現款=票據到期值一貼現息：票據到期值=應收票據面值+票據到期利息；貼現息：票據到期值×貼現率×貼現天數／360。應收賬款讓售可籌款限額=籌款實際所得+籌款利息；籌款總額=應收賬款面值-最大現金折扣-手續費-扣留款，籌款利息是企業因籌措資金而負擔的資金使用費，籌款利息=籌款實際所得×籌款利息率×籌款天數／360。
2.貼現與讓售后到期收回時會計處理的差異。(1)貼現一般都有固定的到期日，貼現天數是指自貼現日起至票據到期前一日止的實際天數，其由固定到期日前一日倒推至貼現日便可得，一般票據的付款人都要于匯票的到期日向貼現銀行足額支付票款；讓售則不存在固定的款項收回日，籌款天數為自資金籌措日至收回賬款前一日的實際天數，一般是預先估計借款天數，習慣上人們把最后現金折扣日以后的10天作為估計的賬款收回日。(2)讓售到期收到款項，出讓企業應根據實際發生的銷售折讓、退回金額，借記“主營業務收入”及相關稅費，貸記“其他應收款一應收扣留款”，以及實際發生的壞賬準備，沖銷多提或補提少提的壞賬準備，直接沖減或者是計入“其他應收款”；應收票據貼現不存在此項核算。(3)已貼現的應收票據逾期不能收回時，企業首先應注銷應收票據，再將其轉為“應收賬款”，重新將其作為對該票據付款人的債權，對應科目則為“銀行存款”或者是“短期貸款”；讓售的應收賬款逾期不能收回時，企業僅是重新收回了對該項債權的收款權而已。
3.貼現與讓售行為的可操作性存在差異。總體來講，我國目前讓售的可行性低于貼現。應收賬款融資法律制度尚未完善，企業間運用應收賬款作為融資方式的情況并不多，銀行等金融機構也出于謹慎考慮，一般僅與操作規范、應收賬款回收有保障的大企業開展融資業務；貼現則不同，不少銀行認為票
據貼現業務風險相對較低，可基本保證銀行信貸資金的安全性，因而貼現的可行性較讓售而言，可操作性大大提高。
三、從貼現與讓售現行會計處理得出的啟示
1.通過“預計負債”核算帶追索權的貼現與讓售。(1)設置“預計負債―票據貼現”核算帶追索權的貼現。帶追索權的應收票據貼現存在兩種會計處理方法，第一種是單獨設置“應收票據貼現”科目，作為“應收票據”的備抵科目，這種方法會導致企業的負債總額低估，不利于報表使用者進行分析和決策；我國會計準則規定采用第二種方法，即將企業貼現票據時所承擔的或有負債作為一種現時負債“短期借款”來處理，我們認為將企業貼現產生的負債作為現實負債處理有不妥之處，且報表使用者也難以通過報表單獨了解企業因票據貼現產生的負債。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3號――或有事項》第四條規定了或有事項相關義務確認為預計負債的條件，我們可以單獨設置“預計負債一票據貼現”科目反映企業由于貼現而承擔的預計負債。貼現時，借記“銀行存款”，貸記“預計負債―票據貼現”；到期時，付款人不能支付或足額支付票據本息時，一方面將付款人到期無法支付的票據轉為應收賬款，處理方法同前：另一方面將原預計負債轉化為現時負債，作銀行存款的減少或作為向銀行的短期貸款，借記“預計負債―票據貼現”，貸記“銀行存款或短期借款”。(2)設置“預計負債―應收賬款讓售”核算帶追索權的讓售。帶追索權的讓售在我國的會計處理方法跟應收票據貼現相似，都將因應收債權融資引起的負債以現實負債來確認。
2，貼現基數應為貼現所得額而非貼現到期值。以票據的到期值為貼現基數計算貼現息，雖然計算簡單，清晰明了，但對持票人而言，既缺乏理論依據，也有失公允，更無法準確地體現出資金占用費的內涵，改為以持票人的實際貼現所得即票據貼現所得金額為貼現基數比較準確、合理，我們認為計算公式可以做如下調整：(1)貼現息=貼現所得額×貼現率×貼現期：(2)貼現所得額=票據到期值-貼現息。兩種方法的計算結果雖然相差不大，但顯然以票據的貼現所得金額為貼現基數計算出的貼現息更準確科學：其一，從票據貼現的實質看：票據貼現是持票人融通資金取得銀行借款的一種行為，貼現率實際上就是貼現銀行的同期貸款利率，貼現息是持票人因有償占用資金而付出的資金時間價值，是有償占用資金的體現，貼現所得金額是持票人實際籌集的資金額，是持票人以票據作質押向銀行申請的貸款額，以持票人貼現所得金額為貼現基數計算貼現息，能真正體現出貸款人為此付出的資金使用代價，因此，以票據的到期值為貼現基數計算貼現息顯然缺乏理論依據。其二，從資金成本的內涵看；貼現息實際上是持票人貼現時向銀行支付的資金占用費。既然是持票人在占用資金過程中實際支付的資金占用費，就應該以實際籌到的金額為基數計算，一般實際在銀行籌到的金額都小于票據的到期值，常規的計算方法對持票人來講不夠公平，沒有準確地體現資金成本的內涵，也不能真實地反映貼現企業因貼現占用銀行資金所付出的代價，不符合等價交換的原則。
本文在國內外已有規范研究的基礎之上，從公司特征層面，就深滬兩市A股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形成的影響因素提出相關假設并做出檢驗。
假設一：資產負債率與股權融資偏好正相關。企業最佳資本結構的形成有賴于負債的最優配比，這種對比關系是融資結構安排的最終結果。負債在全部資本中所占的比例過高和過低都不利于最佳資本結構的形成。如果資產負債率高就會傾向于股權融資。
假設二：公司的流動性與股權融資偏好負相關。根據自由現金流理論，對流動性缺乏的公司最好的長期融資方式則是權益融資。流動性缺口大表明公司缺乏長期資金，有短借長投的傾向，而短借長投又加劇公司的流動性缺乏。
假設三：公司規模與股權融資偏好負相關。規模大的公司多傾向于實施多元化經營或縱向一體化。因此大企業更為穩定，具有較低的預期破產成本。可以更多地負債，運用較少的股權融資。
假設四：公司的資產的有形性與股權融資正相關。公司的有形性較高的企業其信息不對稱程度相對較低，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公司應該發行權益而不是債務。
假設五：公司盈利能力與股權融資偏好負相關。當企業獲利能力比較強的時候，公司就有可能保留較多的盈余。內源融資的比重會加大，而且具有更強的負債能力和信譽，從而降低股權融資的比重。
假設六：公司成長性與股權融資的偏好正相關。成長性強的公司在一定時期內所需投資的資本比較多，即使獲利水平不低，由于成長性強的公司的投資速度快于利潤增長速度，因此需要大量的融資。而且迫于資金壓力，公司傾向于公司股權融資。
假設七；公司經營風險與股權融資偏好正相關。當公司的經營風險很大的時候，高的杠桿率會導致公司面臨較高的財務危機成本。因此公司風險越高，越傾向于股權融資。
假設八：公司的獨特性與公司股權融資的偏好正相關。公司的獨特性可以理解為公司資產的專用性，公司的資產的專用性越強在變賣的時候只能獲得越低的價格，所以專用性越強，獲得貸款就越困難。
假設九：非債務稅收庇護與股權融資偏好正相關。折舊、投資稅收優惠、稅務虧損遞延等非付現費用可以形成非債務稅盾，其可以替代一部分債務融資稅盾。公司如果擁有較多的非債務稅盾，就可以較少地使用債務融資。
假設十：國有股和國有法人股占股權融資的比例與股權融資偏好正相關。許多上市公司都是國有企業剝離出來的優質資產上市的，而將剩余部分組成集團公司對上市公司進行控制，這種制度導致了許多公司靠上市來養活。因此國有股和國有法人股份額越大的公司越傾向于股權融資。
假設十一：內部人控制度與股權融資偏好正相關。因為融資等重大問題決策由董事會作出的，當獨立董事比例越大時，公司的融資策略更為理性，不過分地偏向股權融資。
假設十二：高級管理人員平均持股數量與股權融資偏好負相關。如果高級管理人員平均持股數量較大，考慮到股權融資會稀釋高級管理人員的權利，因此他們的決策將趨于理性，現實情況下，高級管理人員應該抑制股權融資偏好。
二、研究背景
企業融資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尋求最佳的資本結構是所有財務專家共同研究的內容，西方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考察了企業融資的問題，并且得出比較一致的結論：企業融資應首選內源融資，其次是債權融資，最后才是股權融資。但許多學者在對中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的分析中卻發現了截然不同的融資偏好，最明顯的區別是中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與“啄食順序理論”嚴重背離的現象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
到目前為止國內許多學者就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權融資的現象進行了實證分析和理論的探討。趙守國、王炎炎（1999）從配股參與者的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權融資存在的根本原因。他們認為：缺乏對大股東人的監督、大小股東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以及由此產生的流動性溢價在分配是問題產生的關鍵所在。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是大股東的人憑借所掌握的對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權作出的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文宏（1999）、袁國良、鄭江淮（2000）、黃少崗和張鋼（2001）等認為股權融資實際上的低成本是上市公司偏重股權融資的主要原因。上市公司除了稅收強制繳納以外，幾乎其他所有的融資成本都是一種軟約束，這種軟約束使得上市公司實際融資成本很低。
蘇利平（2005）認為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是一種務實的選擇。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具有深層次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缺陷，股權融資成本實際上比債券融資成本低，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的結果，上市公司經理人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機構投資者和經理的信息不對稱、政策導向引發顧全融資熱。
趙峻巖（2005）采用統計分文章版權歸文秘寫作網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析的方法，從2002年深滬股市中參與配股增發的上市公司A股中選取了29家作為樣本，運用SPSS統計軟件就公司規模、獲利能力、成長性、國有股比重等可能影響股權融資偏好的統計指標進行回歸分析，并運用綜合因子分析法就變量代表性進行檢驗。研究發現公司的股權結構（國有股）比例、資產負債率、公司獲利能力、內部人控制度四個方面影響股權融資偏好的力度比較大，而公司的規模、成長性、現金流和高層管理人員平均持股數的影響不甚顯著。
以上學者的研究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偏好的影響因素，但是對各個因素的影響力度沒有比較確切的描述，因此其政策建議也泛泛而談。趙峻巖盡管用統計的方法進行了實證分析，但是由于樣本量較小，因此對其結論還是值得商榷。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選取
1、研究程序
本文采用統計分析方法，從在深滬股市上市公司中選取42家公司作為樣本，運用SPSS軟件就公司資產負債率、公司流動性、公司規模、公司獲利能力、成長性、國有股和國有法人股比重等可能影響股權融資偏好的統計指標進行回歸分析，采取標準參數檢驗方法以確定其顯著性。
2、數據選取
數據資料主要來源與上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網站。我們選取的數據主要來自各公司的年報數據。有些數據直接取得，有的通過計算整理得到。為了剔除特殊行業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回避了投資、金融類的股票。同時也剔除了ST、PT類公司。本文對所有自變量均用2002~2004年3年的平均值，以減少由于變量的年度波動引起衡量的誤差。
3、變量定義與計算方法
（1）因變量的選擇：
關于股權融資偏好的度量本文采用當年股東股本值占總資產的比例。受數據來源所限本文所用的變量都是用帳面價值衡量，考慮到我國上市公司中絕大部分股份是不流通的國有股和國有法人股，所以用帳面價值衡量也是比較合理的。
（2）自變量選擇：
結合西方融資理論和我國實際情況選取一下自變量。
①.資產負債率，資產負債率X1=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②.公司流動性缺口，流動負債率X2=流動負債/總負債
③.公司規模，公司規模X3=Ln總資產
④.公司資產的有形性X4=期末固定資產凈值/總資產
⑤.公司盈利能力X5=息稅前收益/總資產
⑥.公司成長性，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X6=本年主營業務收入/上年主營業務收入-1
⑦.公司經營風險，息稅前收益標準差X7表示公司經營的不穩定性。
⑧.公司獨特性，由于年度報表中研發費用沒有單獨列示，我們采用銷售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來衡量。公司獨特性X8=銷售費用/銷售收入。
⑨.非債務稅收庇護X9=累計折舊/息稅前收益
⑩.國有股和國有法人股比重X10=非流通股/總股份數
?.內部人控制度X11=內部董事/董事會人數
?.高級管理人員平均持股數X12=高級管理人員持股總數/高級管理人員的總人數
4、多元回歸模型
Y=a+?1x1+?2x2+?3x3+?4x4+?5x5+?6x6+?7x7+?8x8+?9x9+?10x10+?11x11+?12x12+μ（1）
其中μ為隨機變量。
假設上述各個解釋變量對股權融資偏好有顯著影響，那么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結果中各個解釋變量的系數都不應該等于零。
5、研究的局限性。
（1）本文主要從公司特征角度對公司股權融資偏好進行考察，對其他的影響因素：行業因素，宏觀經濟因素、市場波動等因素未進行考慮，這使得該模型的解釋能力受到一定的影響。
（2）各個影響因素的衡量至今沒有一個比較公認的指標，本文只取了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指標進行衡量，其指標的解釋力度沒有進行確實的考證。從而影響該模型的解釋力度。
（3）本研究的樣本量盡管超過了30個，但是樣本量還是有限，可能會影響模型的說服力。
四、實證結果的描述與解析
1、變量描述
2、基本統計結果及分析
為避免多重共線的情況，本研究采取逐步回歸法建立因變量Y與自變量X的多元回歸方程，逐步剔除不夠顯著的變量，并在不包含常數的情況下的回歸結果更為顯著。最終結果如下表：
從上三表我們看出，該回歸方程可以描述為：
Y=-0.338X1+0.143X2+0.390X11（2）
(R=0.910R2=0.829)
F檢驗：F=62.87（回歸顯著性的置信概率為95%）顯著性水平為0.000。
DW檢驗：DW=2.001我們可以斷定該模型沒有自相關現象。
從（2）可以看出該模型的R值比較理想，擬合優度較高，在檢驗水平a=0.05條件下，變量Y與X顯著相關較大，而自變量X1，X2，X11對股權融資偏好程度Y有較大影響。
從上述統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
（1）X1與Y成負相關關系，與假設1相背離。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比較高的情況下，公司一般傾向與股權融資。樣本的資產負債率平均值大致在48.3%左右，然而2002年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則在58.72%左右，顯然長期以來形成的單一的融資體制導致了國有企業的過度負債問題，增加了企業還款付息的壓力和出現財務風險的可能性。而企業經過股份制改組取得上市資格后，通過發行股份和配股后直接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目前過低的負債比率也反映出上市公司沒有充分利用“財務杠桿”，進一步舉債。資產負債率過低的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的債券市場發展滯后，導致了公司的嚴重受到負債融資的約束，另外一點是國有銀行改革后，不良資產的產生和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意識的增加，自2000年起造成了銀行“惜貸”的信貸緊縮政策。而這部分資金空白則只有通過發行股票募集的資金來填補。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了出現了與假設相背離的情況。
（2）X2與Y成正相關，驗證了假設2成立。公司在融資期與投資實現期的中間期會存在資金匱乏期，公司為了應付經營支出需要外部資金的注入。公司此時就會受到外部和內部的流動性沖擊。外部流動性沖擊下，公司最好有一定的流動性儲藏；而內生的流動性沖擊是公司自身行為造成的。此時破產是約束公司流動性需求的最優機制。但是中國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很難破產，因此國有企業沒有多少激勵保有一定的流動性儲藏。同時由于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理是政府官員而不是資本家任命的，經理的升遷主要取決于官員的偏好，經理人沒有激勵努力縮減投資成本以提高盈利。因此企業內生的流動性沖擊也得不到控制。而且我們發現上市公司的流動負債率非常高，表明上市公司缺乏長期資金，有短借長投的傾向。而這樣做又會使公司更加缺乏流動性。由此我們可以推論中國的上市公司的流動性缺口比一般企業要大。而傳統上，一直依靠國有銀行融資的國有企業，在很難按期償還已有的債務的本金和利息、以及銀行本身的商業化改革的情況下，尋求政府支持下的股票融資是一種更為合理的選擇。因此流動性越是缺乏的企業，越會傾向與股權融資。
（3）X11與Y成正相關關系，也驗證了假設十一。我國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后，董事會主要由內部董事和獨立董事組成。在國有股和法人股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國有股和法人股會派出自己的代表擔當持股公司的董事。在本研究調查中發現，我國的國有股和法人股占總股份的比例平均高達60%。而且一般企業都是采用配股的方式來增發股份，國有股和法人股并不會因為增發股票而受到權利稀釋的損失，反而能夠獲得非常大的收益。作為投資者來說，總是要追逐利益的。盡管在理論上來講，股權融資的成本是最高的，但是股利發放是個軟約束，在現有的股市，非常少的公司會發放股利，另外名目繁多的稅收優惠待遇弱化了負債的“財務杠桿”效應，使得負債的節稅能力大打折扣。因此綜合考慮，股權融資的成本是最低的。因此國有股和法人股的董事代表必定代表他們的意志，積極要求股權融資。
（4）公司規模，公司資產的有形性，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成長性，公司經營風險，公司獨特性，非債務稅收庇護均不顯著。可能有數據選取、影響因素的度量指標選取與我國資本市場弱勢有效等方面的原因。作為我國許多上市公司都是國有企業剝離出來的優質資產上市的，而將剩余部分組成集團公司對上市公司進行控制，這種制度導致了許多公司靠上市來養活。在這樣的一個特殊背景下，不管公司的規模多大，是否有大量的可抵押資產，公司的經營風險是否大，公司是否獨特，公司都是非常大的欲望采用股權融資的方式進行融資。2001年證監會公布的最新的配股條件，規定最近三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低于6%，對增發股票的公司的獲利能力也做出了規定。但是我們采用總股本占總資產的比例來衡量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而且樣本公司在2001年后增發股份的比較少。盡管達不到政策要求的公司不能增發股票，但并不代表這些公司沒有股權融資的偏好。因此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長性對股權融資偏好的解釋并不顯著。
（5）比較值得研究的是國有股和法人股的比重不顯著的問題。因為不管從實際還是從理論上講，中國上市公司的特殊背景，我們可以預計該指標應該與融資偏好有比較大的相關性。但是結論卻耐人尋味，唯一的解釋可能是：該指標與內部人控制指標有比較大的相關性，該指標可以用內部人控制指標來解釋。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SPSS將該指標剔除了。
（6）高級管理人員平均持股數不顯著，這是因為高級管理人員的人均持股數非常少，經過計算，樣本的高級管理人員的平均持股數僅為6036股，最高的持股數為113171股，最低的為0股。對于全部股份來講微乎其微，目前很難發揮作用。
五、政策建議
（1）大力發展我國的債券市場。
從研究結論來講我國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低的情況導致了公司更傾向于股權融資。資產負債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融資渠道單一。債券市場發展的嚴重滯后約束了企業的負債融資。我國債券市場由于流通性差，市場缺乏統一性和有效風險規避機制和債券利率沒有市場化等原因，使得企業債券市場滯后，沒有能和股票市場獲得同步發展。應努力加快債券市場的發展，增加債券市場金融工具品種的開發，拓展債券融資渠道，逐步放寬對債券融資額度的限制，并放開設立各種投資基金的限制，培育企業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建立包括柜臺交易在內的多層次交易平臺，為創建發達的債券交易流通市場提供支持。同時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企業信用等級評估體系，建立企業信用檔案，規范債券市場，吸引更多投資人購買。
（2）建立強有力的上市公司退市機制或破產機制。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傾向較大的流動性缺口，導致了對股權融資的偏好。流動性缺口主要由公司的外生和內生流動性沖擊產生的。在外生的流動性沖擊下，公司最好有一定的流動性儲藏，有一定的變現資產或金融機構的授信額度。而約束內生性的流動性沖擊最有效的是建立強有力的上市公司退市或破產機制，以最有效地約束流動性需求。完善和健全的破產制度能起到給予經營者懲罰性債務約束和有效保護債權人利益的雙重功效。但是新的破產法出臺后，效果并不理想。新破產法在我國的順利出臺和有效實施必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轉變觀念。企業的優勝劣汰是社會資源不斷優化配置的必然規律，健全的破產制度在市場經濟中并非是消極的善后處理制度，而是一項建設性的制度安排。第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破產制度改革的基礎，應不斷推進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為新破產法的有效實施提供基礎條件。
（3）建立完善的獨立董事制度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的特殊背景，只有建立完善的獨立董事制度才能更有效地減少董事會作出股權融資的盲目決策，減少內部人控制的消極影響。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建立的關鍵，是要把獨立董事制度的建設與公司治理結構的創新結合起來，營造獨立董事發揮其作用的制度環境和制度保障，否則獨立董事制度則會流于形式。
近年來，伴隨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匯改力度加大，人民幣匯率呈現雙向波動，且波幅變大。而由于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加之美元進入加息周期，人民幣從2014年初起，整體呈現貶值趨勢。對于進出口企業，外匯風險顯著增大，尤其是進口企業，人民幣貶值形成的匯兌損失給經營帶來較大壓力。如2015年8.11匯改到當前一年的時間，人民幣兌美元貶值達到8.9%，即1億美元一年損失5000多萬元人民幣。
D企業為中國銅加工基地之一，由于自有礦不足，主要依靠進口銅原料，人民幣貶值對該企業造成較大影響，匯率成為影響該企業經濟效益的一個重要變量。匯率不僅影響進口原料成本增加，也影響到外匯融資結構，繼而影響整體融資成本的增加。
二、D企業外匯風險分析
D企業外匯風險主要來自3個方面：一是進口原料過程中的匯率風險；二是來自外匯融資的外匯風險；三是境外投資的外匯風險。由于該企業外匯投資相對較少，外匯風險主要集中在進口原料鎖價和外幣融資中的外匯風險。其中進口原料過程中的外匯風險主要是進口原料到單付匯前，企業進行“雙鎖”，即進口原料作價，而同時通過產品銷售或期貨保值鎖定售價，而匯率沒有鎖定，這時存在匯率的波動風險。而外匯融資則主要是該企業利用信用證進口3-6個月押匯或美元流貸，匯率貶值將造成后期還貸多支付本幣的匯兌損失。
D企業整體外匯風險狀況及特點如下：一是美元負債頭寸較大，短期美元敞口大。美元負債占該企業帶息負債總額30%左右，且主要是一年內負債，特別是3個月以內的居多，占70.41%，匯率如不鎖定，短期內的匯率波動對企業影響較大。二是外匯風險操作難度大。外匯頭寸集中為3個月到期的短期頭寸且每天滾動到期，單筆頭寸相對小而分散，外匯匯率鎖定相對不好操作，而且短期鎖匯保值成本高。因而，長期以來該企業均未做匯率鎖定。三是風險控制體系未完整構建，風險控制目標和策略不明確。該企業外匯風險管控的制度還欠缺，針對匯率變化的應對機制、決策程序、控制手段、部門聯動等控制體系還未建成。四是缺乏外匯管理專業人才。
三、外匯風險管理一般方法
外匯風險管理的方法較多，通常有如下幾種：
1.選擇或搭配結算幣種。如外幣升值，本幣貶值，通常選擇本幣計價，不涉及到貨幣兌換和外匯風險。或者選擇有利的外幣計價，基本原則是“收硬付軟”。
2.平衡頭寸對沖法。即在一筆交易發生時，再進行一筆與該筆交易在貨幣、金額、收付日期上完全一致，但資金流向相反的交易，使兩筆交易面臨的匯率變化影響抵消。
3.合同保值條款法。即在簽訂合同中加列保值條款，同意在貿易合同中加列分攤未來匯率風險的貨幣收付條件，或采取加價保值和壓價保值等。
4.進行外匯衍生業務的操作。如做外匯遠期、外匯期貨、外匯期權等。
四、D企業外匯風險應對措施建議
1.制訂外匯風險管理辦法，明確外匯風險控制決策機構和程序，建立外匯風險控制體系。制訂《外匯風險管理辦法》，包含外匯風險管理工作原則，外匯風險管理機構設置及分工職責，涉及外匯業務管理、外匯頭寸統計與管理、外匯衍生工具使用的管理等。明確外匯風險控制策略，以及可容忍的風險度，如規定外匯風險敞口頭寸額、外匯匯率鎖定比例及遠期鎖定的成本線，如按即期匯率上浮0.5%鎖定匯率。
2.全面識別企業各個環節的外匯風險，建立操作模型和預案，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操作方案。如企業建立進口原料雙鎖的外匯操作模型，針對信用證到單付款前和付款后、不同市場比價情況下，分別采取不同的外匯操作方案。對于外匯融資，判斷匯率走勢，根據匯率所處的高低位置來進行外匯頭寸的調整和外匯衍生工具的應用。
3.選取外匯風險管理顧問，做好外匯走勢預測。借助外部力量，如D企業選擇1-2家外資銀行、1-2家中資銀行、1家投行作為顧問機構，解決企業外匯專業性研判能力不足的困境。
4.建立整體和前瞻性的頭寸管理，在業務層面與融資層面考慮減少外匯敞口頭寸帶來的外匯波動風險。在整體效益測算的前提下，加大產品出口，增加外匯收匯對沖現有外匯頭寸。改變進口原料支付方式和手段，減少匯率變動損失以及換匯成本，如與原料供應商洽談，盡可能使用跨境人民幣結算。逐筆進行本外幣融資成本測算分析，在考慮匯率風險成本的前提下合理選擇本幣還是外幣融資；也可以與銀行協商采取匯率鎖定的綜合成本報價的外匯融資方式。
5.合理選擇結售匯時點，獲取外匯收益或減少外匯匯兌損失。有時對部分美元流貸可以采取展期或以新的美元貸款替換到期的美元貸款，達到延遲還匯的時間，而避免即期匯兌損失。擇機選擇有利匯率鎖定或根據市場匯率情況選擇性購匯還貸。還可以借助銀行短期理財品種，開展無風險存貸理財獲取收益或貨幣互換等，以凈收益沖抵匯率損失。
現在擁有的錢才最值錢
LILY 33歲 外企銷售總監
LILY至少有兩百萬的身家，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她看中一套精品外銷公寓，100余平米，總價80多萬，本來完全可以一次性付款，還可以因此得到房產開發商2%的優惠，但她卻偏偏選擇了按揭，而且還是8成20年！對于別人疑問的目光，LILY只是淡淡地笑笑，心里卻為自己的精明暗暗自得。
LILY的經驗與心得：雖然從表面上看按揭貸款比一次性付款所付出的總額要多，尤其是利息，更讓許多人覺得冤枉。但是真正的理財智慧是要以發展的眼光從長遠看：1、按揭將現在要付的大筆資金分解為以后長期的小額資金還貸，不會對現在的生活及理財計劃產生任何影響；2、作為一種理財手段，用現在的一筆購房首付款，延緩余款的繳付日期，其實等同于投資行為中用一筆小資金控制了一個大項目；3、如果趕上房價飚升，等于給貸款者創造了一筆額外利潤；4、如果再把通貨膨脹的因素算進去，貨幣逐步貶值，雖然所需償付的本金沒有變化，實際上，本金的“含金量”已大大降低，實際還款額逐漸減少；5、當房子的租金價位高于銀行按揭還款額時，通過以租養樓的方式也是很好的投資渠道。
把自有資金用作其它投資項目
ARRON 30歲 高級軟件設計師
在北京中關村打拼了7年，加上擁有公司的股份分紅，ARRON已有一百多萬的積蓄。但他決定買下一套70萬的房子時，還是辦了8成15年的銀行按揭。對于別人“明明可以一次性付款，干嘛要去背利息”的疑問，ARRON自有一套自己的理財計劃：房子首期只用付出14萬，這樣比一次性付款在目前要少拿出50余萬元。就可以拿這50多萬去做其它的投資項目，比如炒金、炒匯，或干脆用按揭的方式再投資幾套房出租，以租養貸。
ARRON的經驗與心得：如果你有足夠的財力，雖然可以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但是辦理住房按揭貸款仍然是合算的。因為，只要能取得高于貸款利率的投資收益，借款人可以把自己自有資金用作其他投資項目。從投資角度說，辦按揭購房者可以把資金分開投資，把擁有的資金用于多項投資，資金使用靈活，才能使收益達到最大化。
通過按揭，取得最低的融資成本
張蕾 35歲 私企老總
張蕾身為一家資產上千萬的私企老總，買房子卻沒有豪爽地一次性付清，而是跟公司的小職員一樣選了按揭的方式。原因是她想通過這種按揭的方式，來以較低的成本融資，發展自己的事業。而這種投資回報，可比按揭貸款的利率高多了。
張蕾的經驗與心得：有些人可能是因為不愿承擔利息支出，不想負債，而一次性付清了房款。可是從融資的角度看，這樣是不劃算的：比如一套100萬的房子，可以從銀行最多貸到80萬，以貸10年看，其10年期的貸款利率為5.58%；如果不是用按揭的方式，而是直接向銀行貸款，可以申請信用貸款或住房抵押貸款，但卻要承擔期限貸款利率，其10年期的貸款利率為6.21%同樣是融資，后者的利率比按揭貸款利率高0.63%，以80萬元貸款為例，10年里將少支出利息30288元。
由此可以看出，個人住房貸款的利率遠低于普通貸款，因此在購房時，不妨對自己的資金和投資行為要有一個全面長期的計劃，而通過申請個人住房貸款，取得最低的融資成本，何樂而不為呢！
讓銀行為房產項目把關，降低投資風險
田倩 28歲 公司部門主管
田倩和丈夫現在住的房子是當初結婚時父母贈送的，雖說在市中心，但就是小了點，只有60多平米。現在兩人已有近80萬的積蓄，田倩便四處物色著再買一套大house，最后看中了一套帶空中花園的復式單位，是期房，總價50多萬。父母主張干脆一次性付款得了，免得背利息，還有長期還貸的壓力。
但田倩最終還是選擇了按揭供樓。對此，她有自己的想法：購買房產特別是期房要避免風險，除非對其房產項目有相當了解，包括建筑質量、開發商技術和資金實力等，這就需要購房者有相當的技術專業水準，而普通人是無法達到的。辦借款是向銀行借錢，所以房產項目的優劣銀行自然關心，銀行除了審查你本身外，還會審查開發商，為你把關，自然保險性高。
田倩的經驗與心得：對于購買期房的人來說，一次性付款可能加大你的購房風險，一次性付款之后所產生的諸如工程延期、造價上漲資金追加等問題，都是購房者所無法掌握的。如果開發商沒有按期交房，甚至工程“爛尾”，那么你就有可能損失更多的利息，甚至全部打了水漂。同時，通過申請貸款，銀行已幫借款人對房地產項目做了初步的調查和審查，而且完善的個人住房貸款操作，無形之中為借款買房人把了一道房地產買賣和房地產抵押的政策關、法律關，因為對于銀行來講，為某個項目提供按揭貸款支持，定會對房地產開發商和房地產項目進行深入調查，而且銀行提供按揭的前提是有效的買房合同，銀行發放貸款的前提是有效的抵押。
選擇按揭，也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
趙凌 30歲 高級保險人
多年努力工作的結果是30歲的趙凌有了近百萬的家底，可能做保險就有一種憂患意識吧，趙凌很想將積蓄保值增值，最后選擇了房產投資。她看中了靠近市中心商圈的一套公寓房，40多萬。拿出這筆錢一次性付清，趙凌也想過，但慎重考慮后還是辦了按揭。
對此，她解釋說：“還有太多的生活規劃我想去實現，比如陪父母游歷歐洲，添一部奧迪A6的車，辭職好好休息一年充充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游學……如果一次性付款，雖說沒有問題，卻會影響我的這些生涯規劃，比如買車就會延后，辭職更是不可能馬上實現，因為我會為了補上這塊“資金空”，而讓自己再拼幾年；而辦了按揭就不一樣了，每月還款的額度對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壓力，不會影響我的任何計劃，可以從現在就盡情地享受生活。
趙凌的經驗與心得：許多人害怕用按揭的方式買房，覺得無端要多付給銀行許多利息，感覺不舍得，于是一切讓位于房子，其它的計劃以后再說。可是只想到若干年后輕松，為什么不想一直輕松呢？相較于輕不輕松和劃不劃算，我選擇輕松，我認為選擇按揭方式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
GRACE提示：
按揭貸款，理財專家的三個建議
對于有經濟實力金領族來說，選擇按揭買房其實是他們的一種時尚理財方式。如果你是其中一員，不妨看看下面這些購房專家給出的建議：
1、首付越少越合適
在負債能力范圍內，選擇最高的抵押率，最小的首付款，讓錢能更好地生錢是最佳之舉。
2、還款時間15年到20年最恰當
利用按揭的方式來融資，使自己的總投資收益最大化，但并不是期限越長越好，合理的還款期限應該是15年到20年。
一、財務風險管理對于企業的重要意義
企業財務風險管理是指企業在充分認識其所面臨的財務風險的基礎上，采取各種科學、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對各類風險加以預測、識別、預防、控制和處理，以最低成本確保企業資金運動的連續性、穩定性和效益性的一項理財活動。
（一）有利于為企業創造一個相對安全穩定的生產經營環境
據統計：1980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18.7%，1993年上升67.5%，1994年底，國有資產管理局對2萬戶國有企業進行清產核資調查，企業資產負債率約為79%，2002年，900多戶中央企業及三級以上子企的企業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6.4%，略有下降，但目前企業資產負債率又有所回升，已經高達80%。事實表明，企業對財務風險沒有十分重視，防范意識差，高負債給企業帶來嚴重的財務危機，因此只有加強財務風險管理，建立相應管理機制，才能為企業創造安全的生存環境。
（二）有利于企業全面、經濟和有效管理風險
企業進入市場，如若對市場風險認識不足，無法把握市場變化，必然使經營風險加大，舉債經營的財務風險也會隨之上升。例如，片面追求盈利性強的產品，而不考慮市場變化，往往造成該產品前期暢銷，后期產品積壓、資金過分沉淀，使資金周轉困難，財務風險上升。
（三）有利于穩定企業財務活動，加速資金周轉，使資金具有安全性、完整性和盈利性
資金沉淀對企業而言是一種正常現象，因為資金的使用表現為各種資產，但是做為一個高效運轉的企業，應加速資金周轉，縮短資金沉淀時間，防范資金沉淀過程中的不良財務風險，如購貨方無故拖欠企業應收帳款，這樣有利于保證資金的安全、完整和獲利能力。
二、企業財務風險產生的原因剖析
這里主要從負債與收益的關系進行分析。企業實行負債經營而借入資金，會給企業的財務成果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企業由此獲得財務杠桿利益或承受財務風險。而財務風險的大小可通過財務杠桿系數指標衡量，它反映了財務杠桿的作用程度。一般而言，財務杠桿系數越大，企業的財務杠桿利益或財務風險越大；反之，則越小。財務風險大小的定性因素，取決于全部資本利潤率是否大于債權資本利息率，關鍵在于企業的獲利能力。債權資本與股權資本比例的確定是否適當，與企業財務上的利益和風險有著密切的關系。在財務杠桿的作用下，當全部資本的利潤率大于債權資本利息率時，企業擴大負債規模，適當提高債權資本的比例，就會增加企業股權資本的收益率；反之，就會導致權益資本收益率的降低，嚴重的則因資產負債率過高或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導致資不抵債而破產。同時，負債規模一定時，債務期限安排是否合理，也會給企業帶來財務風險。因此對于負債經營的企業來講，其還本付息的資金最終來源于企業的收益。如果企業經營管理不善，長期虧損，那么企業就不能按期支付債務本息，這樣就給企業造成償還債務的壓力，也可能使企業的信譽受損，出現再籌資困難，導致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由此筆者認為影響企業財務風險的因素除了資本結構外，最根本原因是資本運用的有效性問題。
三、企業財務風險防范對策建議
企業財務風險防范實質上是企業財務風險管理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這里把它單列出來進行詳細談論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國大部分企業都在風險防范上做得不夠，缺乏事前控制的習慣。筆者認為，要有效地進行企業財務風險管理或防范，應做到以下幾點。
（一）靈活應對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
企業應確定適合自身的最佳的現金持有量，以獲得最大的利潤，并滯交易性、預防性和投機性的需要。套期保值應對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時期，貨幣貶值，市場物價水平提高，企業此時可以使用套期保值等辦法以減少損失。積極把握利率的變動給企業帶來的機會。以當前較低的利率發行長期債券，可節省資金成本，減少未來償債壓力；在預期利率會下降時，按固定利率計息的債券價格會上下增長，這時企業出售已購入的長期債券則會獲得較預期更多的現金流入。
（二）針對內部各因素，管理和防范財務風險
一、中小企業負債融資風險表現
（一）中小企業自身融資風險 具體如下：
（1）財務風險。企業進行負債融資，所投資項目的收益必須大于資本成本，一旦企業投資決策失誤，或信用政策過寬，不能足額或及時地實現預期的現金流入量以支付到期的借款本息，就有可能出現收不抵支或發生虧損的情況。在負債數額不變的情況下，虧損的越多，企業資產償還債務的能力就越低，財務風險也就越大；在同樣負債規模的條件下，負債的利息率越高，企業所負擔的利息費用支出就越高，巨額的利息，也會降低企業的安全性和競爭能力；還有，如果還款期限比較集中，短期內要求企業籌集巨額資金來還債，也會影響企業資金的周轉和使用。
（2）機會成本風險。企業負債必須承擔還本付息的合同義務。如果企業負債過多，無法償還，則負債融資不僅可能給企業增加巨額的債務，而且可能會消耗企業大量的自有資本。在這種情形下，企業即使面臨良好的投資機會，也只能望而卻步。消費者可能因此會對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服務質量提出質疑，最終放棄使用該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供應商可能會拒絕向企業提供商業信用，比如對于部分依靠應付賬款進行負債融資的企業，如果應付賬款長期掛賬，則會失掉在銷售方心中的信譽，導致以后在賒購環節銷售方提供更緊的信用政策；同時由于增值稅抵扣政策的存在，部分銷售方采取不結算資金不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形式銷售，對于購買方來說，得不到增值稅專用發票則無法抵扣進項稅，在銷項稅一定的情況下，會導致增值稅過早流出企業，使企業的再融資變得十分困難。再比如過度依靠內部負債融資的企業，如果存在遲繳或欠繳各種稅費和“五險一金”的現象，職工權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部分職工可能選擇跳槽，由此引起高技術人才外流的風險。所有這些機會成本都不表現為企業直接的現金支出，但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并且隨著企業負債額的增加，這種影響會越來越顯著。
（3）破產清算或被兼并風險。中小企業舉債不當、經營不善，同樣會引起破產清算或被兼并風險。一方面，負債的本息一般要求以現金償還，如果企業的盈利狀況良好，但預期的現金流入量不及時、資產的整體流動性較差，風險就較大。很多企業破產清算或被兼并的實例證明，該企業破產清算或被兼并并不是沒有資產，而是其資產的變現能力較弱，不能按時償還債務。另外一方面，當企業主要采取短期貸款方式融資時，如遇到金融緊縮、銀根抽緊、負債利息率大幅度上升，也會引起利息費用劇增，利潤下降；更有甚者，一些企業由于無法支付高漲的利息費用而破產清算。再加上金融市場利率、匯率的變動，有時負債融資也會成為企業破產清算或被兼并風險的誘導因素。
（二）外部相關企業連帶風險 主要包括：
（1）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銀行和其他信貸機構作為資金的供應方，負責對中小企業資金的提供，當借款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無法償付借款本息時，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增加，呆賬增多，影響以后的貸款和運營。另外，我國尚未建立起統一的、完善的破產清算制度，銀行作為債權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當企業資不低債時，一部分得到消息的債權人采取訴訟手段，取得債權，提前受償，而銀行的債權則往往在進入破產程序后才開始受償，造成嚴重損失。這樣，借款企業的風險轉移到銀行和其他金融結構，引起此類企業的經營風險。
（2）擔保企業的經營風險。部分中小企業因資信等級低、缺乏抵押資產、融資成本高等原因，在難以得到銀行支持的情況下，就會通過同行間或內部融資解決所需資金。同行之間互相擔保申請貸款或互相拆借時，一旦一家公司因經營不善而蒙受損失，則會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此時若擔保企業短期內急需資金，外部融資渠道又受限，則只能通過內部融資的方式或民間高利貸來解決。這無形之中又加劇了擔保企業資金周轉的困難，提高了經營費用。
二、中小企業負債融資風險成因分析
（一）負債利率影響 負債利率存在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之分。如果中小企業不能根據經濟業務的發展和環境的復雜多變合理應用不同的利率策略，則很有可能使負債融資缺乏靈活性。除了增加財務風險外，進一步造成被兼并的風險。事實證明：許多被兼并的企業并不是因經營不善而導致利潤大幅下降被兼并，而是過高的利率導致支付大量的利息費用而造成賬面利潤虧損，因此增加了被兼并的風險。因為，如果兼并企業信譽好或抵押品流動性強，則通過談判仍然可以爭取到較低的利率。一旦實現了兼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兼并企業少支付的利息費用正好等于增加了同等金額的利潤，為兼并企業提供了利潤成長的空間。
（二）負債期限影響 通常，長期負債的利率高于短期負債的利率，負債期限越長，所付出的利息費用就越多，反之，則越少。如果企業大量舉借短期資金用于長期資產，則當短期資金到期時，可能會出現難以籌措到足夠的現金來償還短期借款的風險。反之，如果企業大量舉借長期資金用于短期資產，則會加大利息費用，造成不必要的資金閑置或浪費。一旦貸款利率降低，損失的機會成本可能更大，進一步造成企業經營的風險。另一方面，在負債結構中，如果短期債務負擔過重，也會對償債能力帶來負面影響。因為從負債的償還順序可以看出，企業首先要償還短期負債，其次才是長期負債，而長期負債在其到期之前要轉化為短期負債，與已有的短期負債一起構成企業在短期內需要償還的負債總額，形成企業的償債壓力。
（三）負債規模影響 負債規模是指企業負債總額的大小或負債在資金總額中所占比例的高低。由于負債的利率一般固定或相對固定，這就為企業利用財務杠桿效應創造了條件。但是運用財務杠桿獲得杠桿利益的同時，企業也要承擔相應的財務風險。如果企業不能將負債規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財務杠桿系數越大，承擔的財務風險也就越高。換句話說，負債規模越大，企業的財務杠桿系數越大，企業經營利潤的下降幅度比產銷量的下降幅度更大。股東收益變化的幅度也隨之增加，財務風險就越大。
（四）經營水平影響 現代中小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負債經營有利于擴大企業的經營規模，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降低產品的單位成本，增強市場競爭力。但是如果企業經營不善，負債資本使用不當，既無法培育核心獲利產業，也不能正確把握資金投入和回收的風險來控制和抵御企業風險，則會出現負債融資項目預期報酬率低于借款利率，營業利潤不足以支付利息費用現象。為此，企業的信譽與財務形象將受到損害，再融資的資金成本將大大提高，存在被兼并的潛在風險。一定程度上還會使企業喪失償債能力，引起被迫宣告破產的風險。
（五）決策者對待風險態度的影響 人們對待風險的態度有三種：追逐風險、厭惡風險、無視風險。風險偏好者喜歡尋覓風險，在預期收益相同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風險較高的項目，他們認為風險越大，項目越優；風險厭惡者會選擇預期收益相同而風險較小的項目，他們認為風險與收益應當均衡；無視風險者則不關心所選擇項目的風險，總是把項目的收益與其他因素去比較而不是與風險去比較，他們認為收益越大，項目越優。如果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不太愿意承擔財務風險，則因本企業債務資本比率較低，融資風險相對較小。反之，如果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都是風險偏好者，又不愿使企業的控制權分落他人，則較多采用負債融資，債務資本比率相對較高，融資風險相對較大。
（六）財務管理環境影響 表現為：一是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最突出的是所得稅政策以及對稅金的抵減政策，由于企業的負債會給企業帶來稅收利益，所以有條件的企業盡量利用外部借款而不是自有資金。但由于借款擔保制度不夠健全，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完善，部分中小企業的負債風險依然存在。二是金融市場的影響。金融市場是資金融通的場所，企業負債經營要受金融市場的影響。企業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時，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導致實際結果與預期效果相偏離的情況是難以避免的。三是經濟發展周期的影響。一般來講，不同的經濟發展周期會對企業負債融資產生很大的影響。在經濟起飛和繁榮期，各種需求旺盛，企業產品能夠及時出售，貨款也能及時收回，負債融資風險較小；在衰退和蕭條期，整個宏觀經濟不景氣，企業銷售不暢，造成產品產量下降，單位產品成本上漲。再加上大量應收賬款無法收回，企業面臨資金的困境十分嚴峻，負債融資企業還本付息的壓力變大。另外在經濟衰退期，破產企業數量不斷增加，企業經營風險加大，而銀行為了避免出現壞賬，往往又制定更加苛刻的貸款標準，使企業貸款融資雪上加霜，企業負債比重更小。四是市場競爭的影響。從行業的競爭程度確定：如果企業所在行業的競爭程度較低或具有壟斷性，營業收入和利潤可能穩定增長，其資本結構中的負債比重可較高。相反，若企業所在行業競爭強烈，企業利潤有降低的態勢，應考慮降低負債，以避免償債風險。
三、中小企業負債融資風險防范對策
（一）根據利率走勢，制定合理負債計劃 目前來說，我國尚未實現利率的完全市場化，銀行仍舊只愿意貸款給國有企業，而不愿意貸款經民營企業。因此，一方面要盡快創造條件，實現利率市場化，讓資金價格來調節資金流向，實現資金供求平衡；另一方面針對由利率變動帶來的籌資風險，應認真研究資金市場的供求情況，根據利率走勢，把握其發展趨勢，并據此做出相應的籌資安排。在息稅前利潤一定的條件下，負債的利息率越高，財務杠桿系數越大，企業資金利潤率的變動越大。所以為節約籌資成本，減少利息費用，企業一定要充分利用利率的變化適當調整負債融資的規模、期限和數量。在利率處于高水平時期，應當盡量少籌資或只籌急需的短期資金；在利率處于由高向低的過渡時期，也應當盡量少籌資，不得不籌的資金應采用浮動利率的計息方式；在利率處于低水平時，則籌資較為有利；在利率處于由低向高的過渡時期，應積極籌集長期資金，并盡量采用固定利率的計息方式，降低負債利息率。
（二）根據經營需要，確定合理負債期限 如果負債的期限結構安排不合理，例如應籌集長期資金，卻采用了短期借款或者相反，那么都會增加企業的籌資風險。原因在于：如果企業使用長期負債來籌資，利息費用在相當長的時期將固定不變，但如果企業用短期方式來籌資，則利息費用會有很大幅度的波動。此時，若債權人由于企業財務狀況差而不愿意將短期借款展期，則企業有可能被迫宣告破產。而且，舉借長期資金的融資速度慢，取得成本較高，還可能會有一定的限制性條款。
（三）確定適度負債規模，保持合理負債比率 企業負債經營是否適度，一方面指是指企業的權益資金和負債資金的結構是否合理，另一方面指負債資金內部結構是否合理，通常指短期負債在整個負債資金中的比例。在實際工作中，如何選擇最優化的資金結構，是復雜和困難的，常用的靜態判斷指標有負債臨界點、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等。另外，由于流動資產變現能力較強，在實際確定負債結構時，還可以引進現金流量這個動態指標。
在實際操作中，在運用以上量化指標的同時，還要結合自身情況靈活調整。過高的負債率會使企業陷入債務危機，增大破產風險；而過低的負債率又將影響企業價值的提升；合理的負債率就是由于企業負債率上升導致的企業價值增加與同時引起的企業破產風險增加和債務成本上升導致的企業價值下降在邊際上相等。所以，對一些生產經營好、產品適銷對路、資金周轉快的企業，負債比率可以適當高些；對于經營不理想、產銷不暢、資金周轉緩慢的企業，其負債比率應適當低些，否則就會使企業在原來商業風險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籌資風險。
（四）加強負債資金管理、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企業利用負債經營加速發展，就必須從加強管理、加速資金周轉上下功夫，努力使企業按市場需要組織生產經營，及時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銷率，降低應收賬款，增強對風險的防范意識，避免由于決策失誤造成財務危機，把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管理水平提高了，銷售和盈利狀況較好，企業就能較多地負擔固定的財務費用，金融機構就會提高對企業信貸的資信等級評定；同時財務杠桿會發揮正面作用，提高權益資本的持有者收益。所以在營業收入穩定且有上升趨勢的企業，可以提高負債比重。相反，如果企業營業收入時升時降，則其現金的回流時間和數額也不穩定，企業的負債比重應當低些。
（五）采取積極風險防范措施，建立有效風險防范機制 具體為：一是企業方面要有計劃培養和培訓高素質財務管理人才。市場經濟下企業的競爭就是高素質人才和市場的競爭。目前，高素質財務管理人才培養和配備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實現：企業內部定期培訓；派相關人員外出學習；公開招聘具有實踐經驗兩年以上的高級財務管理人才等措施。這些措施的落實，將從源頭上對融資風險進行了防范。二是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要繼續完善中小企業貸款信用風險評估機制。2009年在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中，國家要求各大銀行成立中小企業部，通過各種指導，向中小企業貸款。然而，由于中小企業自身的信用缺失和對中小企業貸款信用風險評估機制的缺乏，中小企業的貸款難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因此，銀行要繼續深入研究當前中小企業信用風險評估存在的主要問題，建立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風險評估體系。必要時候，要利用中小企業數據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建立中小企業貸款違約風險的預測模型，解決授信環節對信用風險的識別、衡量問題，以最大限度降低貸款風險，減少中小企業帶來的不良資產。三是要繼續利用和整合現有資源，完善已有擔保體系。國務院國發[2009]36號文件明確要求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設立包括中央、地方財政出資和企業聯合組建的多層次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基金和擔保機構，提高擔保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擔保能力。這在政策上提供了理論支持。實踐中為提高中小型企業的綜合競爭力，國家還應該有條件地開放民間金融，鼓勵、支持和規范民間擔保公司的發展，使其更好地為民營企業融資服務。近年來小額貸款公司在全國如雨后春筍般的成立和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最近部分銀行推出的供應鏈融資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現狀。除此之外，借鑒國內外先進的擔保經驗，繼續發展和完善已有的擔保體系，真正緩解中小企業同業擔保的負面影響，減少或消除同業擔保的后顧之憂。河北省國控擔保集團公司的成立，標志著河北省信用擔保體系建設邁上了新臺階，對擔保機制的完善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鑒。
參考文獻：
一、需關注的問題
1、貸款企業與提供擔保的保證人或抵押人債務糾紛頻發
從來就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貸款企業由于自身抵押不足,需要找保證人或抵押人,但貸款由第三人擔保從近幾年的實際情況來看,絕大部分都是有條件的有償擔保。擔保人往往以資金周轉困難的名義,找貸款企業無息借款或收取擔保費。一般是在提供保證或抵押的同時,要求被借款人即貸款企業支付一筆擔保費(約1%),或借支一筆金額不小的現金才同意擔保。而貸款企業這部分資金來源要么就是向社會高息融資;要么就是承諾貸到款后,馬上支付款項。雖嘴上說是借款,實際上從開始借款到貸款到期歸還后再續貸,所借出去的款項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很少有守約歸還借款的。貸款行、貸款企業與擔保人之間的所形成的三角債務,無疑進一步加重了企業的經濟負擔,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周轉資金,致使本來就困難的企業更加雪上加霜。筆者調查張家界地區21家民營企業,其中,全部屬于貸款企業自有資產擔保10家,涉及有第三人擔保11家。截止2009年12月末,第三人擔保金額為13205萬元,占21家民營企業擔保金額22005萬元的60%。11家第三人擔保目前已有6家曾經發生過經濟糾紛。如:湖南省西部萬農生物有限公司的三個貸款擔保人,在貸款擔保過程中,除了收取擔保費外,還曾先后多次向公司法定代表人私下借款,且大部分在案發時仍未歸還而引起經濟糾紛,便是其最好的佐證。由于民營企業大多為家族式管理居多,未建立起科學有效的內部管理及控制體系,財務制度不健全,借款手續非常簡單,借款人一般都是沒蓋公章,而由個人簽名的白條子。被借款企業法定代表人為逃避銀行監管,將借款由個人保管而不入公司帳,借出去的資金也是以其它名義支取,造成財務數據嚴重失真,貸款被轉移用途,風險隱患進一步加大。
2、企業融資成本攀升,利潤與生存空間變窄
目前,大多數民營企業,由于融資渠道單一,資金缺口較大,對貸款的依賴程度較高。要想取得貸款,在自身有效抵押擔保物不足的情況下,只好硬著頭皮,以支付擔保費和外借資金的代價找第三方作貸款擔保人。有去無回的借款,擠占了企業生產經營流動資金,加大了貸款企業的財務負擔,超過了企業的經濟承受能力,留下了流動資金缺口,造成企業生產經營資金周轉困難,無法持續維持正常生產。同時,企業在獲得貸款之前,還得向資產評估機構和抵押登記部門支付一筆不菲的評估費用和抵押擔保辦理費用(一般約為抵押物價值或交易額的5%左右),高額的評估費用和抵押登記手續辦理費用,更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在企業因超過其授信額度,無法再取得信貸支持的情況下,一些企業法定代表人只好左支右絀,私下向社會高息融資,借貸月利率一般都在5%以上,遠遠高于同期人行基準利率,加大了企業融資成本,減少了企業生產經營利潤與生存空間。一些企業生產經營無利可圖,持續虧損,社會債務不斷增加而引發經濟危機,其法人代表被迫棄廠出走,造成企業停產,貸款逾期收不回,最終形成不良,國家信貸資金面臨較大風險。
3、貸款產生風險后第三人擔保的“保障性”不強
擔保的“保障性”是指擔保債權的如期實現,它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保證人能完全履行保證責任或抵押權實現的最終價值。保證人、抵押人及其抵押物在擔保有效期內,隨時可能因經濟形勢或其他變化而導致其債務清償能力降低,信用狀況出現惡化。不少貸款行在擔保貸款發放后,更多地是關注借款人是否按期還本付息,而疏于跟蹤監管提供擔保的保證人或抵押人的債務清償能力和抵押物在債權存續期間有無變動或發生重大風險事項等異常情況。結果一旦保證人的資信狀況糟糕,代償能力降低,或抵押人涉及重大經濟糾紛,財務狀況惡化,抵押物價值貶值,或擔保品變現困難,則貽誤了擔保債權實現的最佳時機,貸款的第二還款來源的保障性也隨之降低。實踐中,類似情況及后果已屢見不鮮。要么是因一些保證人發生分立、合并、股份制改造以及其他經營機制或組織結構等方面的變化,不及時告之債權人,造成人民法院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所取得的數額不足以代償全部債務;要么是因一些抵押人在其抵押物處置時,借口經濟糾紛,多方設置障礙,造成擔保抵押品拍買流拍,根本無法進入執行程序。
二、形成原因分析
在保證貸款行即債權人的債權實現上,貸款企業即債務人與第三人(包括保證人、抵押人,下同)的立場與行為是截然不同的。貸款企業作為債務人,是為自己的生產經營利益,以自身的財產物品設立抵押擔保關系。生產經營的好壞與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在資金的借貸、財產的抵押、資產的使用和收益等方面都具有同一性。當債務到期不能按期履行時,必然要以自己的財產清償債務。一日債務不履行,這種抵押擔保關系,就一日不能解除。企業想長久得到銀行的信貸扶持,生產經營想保持持續發展,就不得不維護自己的信譽,就不得不顧忌與銀行的信用關系。
在還款來源上,我們之所以強調注重貸款企業第一還款來源,而不完全依賴第二還款來源,是因為第三人擔保情況很不一樣。它是以自己合法的財產為他人之債提供保證擔保或抵押擔保。按照合同約定,如借款人未能按期歸還貸款本息時,第三人是要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所以,第三人提供擔保后,在其資金使用、財產收益上與債務人不盡相同。為分散擔保風險,第三人除了收取擔保費外,還要考慮向債務先借支部分資金供自己使用。至于需不需要歸還,什么時候歸還,到時看情況再說。當債務人無力足額清償債務即債不履行時,第三人出于對自己財產將要產生損害的考慮,必然會千方百計地盤算如何解除擔保關系,阻礙抵押權的實現。于是他們會想方設法尋找種種理由,處心積慮設置種種障礙,逃避責任,拖延時間,混淆視聽,干擾法院對貸款合同糾紛案的審理,阻撓法院拍賣、變賣抵押財產清償債權。如果面臨此類局面,貸款企業卻會不理不睬,置身事外。因為它的全額保證或抵押擔保為第三人,不少企業法定代表人的個人資產并未相應辦理抵押,所以它可以理所當然地袖手旁觀,坐山觀虎斗。
三、相關對策建議
1、完善管理方式,保全貸款債權
農發行總行最近下發了新整合的16項信貸制度和《信貸業務操作手冊(試行)》,對于進一步提高信貸管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增強擔保貸款管理的合法性和可靠性,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操作依據。我們一是要認真學懂弄通,不斷熟練掌握,加深對合規辦貸管貸的思想認識。糾正過來重貸輕管、重企業第一還款來源、輕第二還款來源的認識偏差。二是要全面核實企業各類流動負債,特別是個人及社會集融資金。無論是申請借款人,還是選擇保證人或抵押人,對其有參與社會高息融資的,均應高度關注,審慎接受。三是要根據企業的風險承受能力發放貸款,實行嚴格的風險管理。注意完善擔保手續,規范擔保合同內容,增強貸款擔保的管理責任,努力提高依法辦理擔保貸款的能力,為實現業務持續有效發展真正發揮其保障作用。
2、堅持“審慎”原則,恰當選擇擔保方式
與其他商業銀行一樣,信用風險仍然是農發行所要堅持不懈地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的主要問題。對信貸風險的有效管理是全面風險管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應該從近幾年風險管理的實踐中不斷總結和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貸款擔保管理辦法》第六條關于貸款擔保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審慎選擇,嚴格審查,動態監控,合法處置,合規操作”。因此,我們在貸款擔保方式使用時,應優先考慮有利于補償貸款風險的擔保方式,應將借款人自己提供的抵押(或質押)擔保作為首選擔保方式,對保證擔保方式和第三人財產抵押擔保方式應盡可能少用或不用。即便要用,其貸款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和股東都應與貸款行簽訂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保證擔保合同,并將其個人資產辦理抵押擔保。就是第三人擔保抵押已足額,也應作為貸款條件來要求,以防范企業法定代表人和第三人的道德風險。
3、核實資信情況,注重償債能力
中小銀行有“六難”和“五瞞”
光大銀行董事長唐雙寧指出中小銀行有“六難”：
存款難。由于成立時間短，機構網點少，中小銀行吸存能力明顯弱于大型銀行。2011年2月份以來，連續20個月負利率，更加劇了中小銀行的“存款難”；2012年，一些中小銀行存款甚至出現負增長。“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中小銀行現在是為拉存款而“消得人憔悴”。
存貸比難。中小銀行的存貸比長期高于大型銀行，近年季末存貸比普遍高于70%（“沖時點”更是掩蓋了日常數據），逼近監管紅線。存款的不穩定性更加大了中小銀行存貸比控制的難度。
流動性難。2010年以來，由于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中小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已達19.5%，加之“三高”即存貸比高、保證金存款占比高、中長期貸款占比高，導致中小銀行缺乏機動頭寸，資金鏈越來越緊。2011年9月5日起，由于保證金存款納入準備金上繳基數，對中小銀行更是雪上加霜。
資本補充難。長期以來，中小銀行主要依賴資產擴張帶動負債和各項業務的發展。與大型銀行相比，中小銀行對資本金的依賴程度更高。隨著監管要求的不斷提升，資本補充正在成為中小銀行發展的“緊箍咒”。
風險管控難。中小銀行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表現為中小企業客戶占比高，客戶穩定性差，信息渠道少，行政干預多，這使其更容易受到宏觀、地區和行業經濟波動的影響。如果經濟下行，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平臺貸款和房地產貸款風險將對中小銀行形成更大壓力。
效益提升難。多數中小銀行存在“兩高兩低”問題，即零售客戶占比低、中間業務收入占比低，成本收入比高、融資成本高，造成規模經濟不明顯，制約了中小銀行整體效益的提升。
唐雙寧指出，長期以來，中小銀行為了生存而徘徊于違規邊緣上，違規的作法歸結起來有“五瞞”：
一瞞存款大戰。負利率效應以及存款準備金率不斷上調加劇了中小銀行對存款市場的爭奪。監管機構雖三令五申，但仍有不少銀行為了生存只能以拉存款為第一要務，存款大戰或明或暗，時隱時現，“猶抱琵琶半遮面”，諸如高息攬存、“手拉手”貸款、違規積分獎勵，以及對“資源型人才”的“挖墻角”等等。中小銀行也有難言之隱，既生之，需活之，為了不餓死，只能這樣辦。
二瞞理財亂象。銀行理財對于豐富產品與服務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當前流動性日益趨緊的環境下，理財很大程度上已成為銀行攬存和滿足存貸比考核的工具，超高利率、超短期限的理財產品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人為制造的“一日存款”怪像。現在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個別銀行為了“血拼”，甚至收益“倒掛”。理財正脫離“代客”屬性，而日趨成為“自營”業務。相當多的理財產品在規模、期限、利率上與標的物不相匹配，這無疑將進一步加大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三瞞信貸騰挪。就是將本應在信貸科目反映的資產移出，通過“技術處理”滿足存貸比監管要求，或者利用監管“盲點”和監管滯后，將信貸資產在金融機構之間騰挪，以“躲貓貓”游戲逃避監管，制造“影子銀行”。還有不少銀行將信貸產品包裝成理財產品，再以投資名義直接持有，理財儼然成為銀行的“第二信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