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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鄉村社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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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鄉村社區

    第1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一、存在的難題

    (一)政府職能混亂

    鄉鎮政府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過程中,往往獨攬“大權”,忽視了農民在社區建設中的主體地位。鄉鎮政府在資金利用方面也由于一直以來存在著的行政化思想,過多干預市場,對市場經濟沒有明確認識,以及缺乏投資的合理化規劃,造成了社區建設的低效率,未能發揮鄉鎮政府的優勢,極大地浪費了資源。其次,村委會與社區委員會的關系不清,新型農村社區集中多個村的居民,這就使得社區管理和村委會的職能發生沖突。

    (二)社區管理利益目標不一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資金大多來源于政府或企業,而這也就使政府或企業掌握了大量的物質資源,而農民也往往因此成為被動的一方。基層政府或投資方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最大化利益,忽略了農村社區的社區管理問題。另外,社區居民想要獲得社區的基本服務和居住體驗,這也就使鄉鎮政府因為資金及意識的差距難以滿足農民所需的利益訴求。同時,外部力量的擠壓侵害了農民利益,降低了農民的社區自我管理能力。新型農村社區建成以前,農民生活在各個村子,受鄉鎮政府的管轄,短期內形成的社區管委會并不能有效兼顧原村利益,常會引發原村村委與社區管委會的利益沖突。

    (三)地方政府的政績發展理念

    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已推廣開來,也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但在實際運行的過程中,還存在著某些地方政府因為政績的考量而急于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在未對實際情況進行考察和規劃調查下,盲目開展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造成了土地的極大浪費,也就使新建社區出現大面積空房,侵害了農民的利益。另外,鄉鎮政府對建設項目的疏于監督造成了社區建設的質量層次不齊直接帶來了二次建設的問題。

    新時期,鄉鎮政府存在的固有的管理思想已不能適應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需要,必須轉變政府職能,促進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發展。

    二、對策

    (一)明確鄉鎮政府職能定位

    現階段,農民已搬入新型農村社區,但農民作為社區居民其參與程度與自治程度一直存在問題。鄉鎮政府要保障農民居民的權利,加強基層民主建設,推進社區自治,推動居民的參與意識。鄉鎮政府應及時轉變職能,加強適應統籌發展和新型農村社區發展的需要,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轉變管理思想,向服務農民的治理理念轉變,明確鄉鎮政府的職能定位。同時,優化政府公共服務績效管理,健全相應評估體系,建立嚴格的公共服務問責制。由居民民主選舉社區管委會,對社區事務進行自主管理。鄉鎮政府應為社區發展提供資金,促進新型農村社區的快速發展,制定相關規章制度保證社區的規范化運行,監督社區的運作。逐步取消原村的管理體制,讓社區自治成為新型農村社區管理的主體。加強村委會和社區管委會的合作,明確各自的職責權限,更好地服務于村民。

    (二)“以民為本”的價值取向

    鄉鎮政府應從農民的自身利益出發,征求民眾的意見,從行政化轉向社會化、民主化的管理。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是農民,必須尊重農民的意愿和權利,加強與農民的溝通。整合社會資源,引導政府公共服務向農村社區延伸,促進多元主體的投資,鼓勵村民自我供給公共服務,對互助型的社區機制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建立長效的社區投資機制。充分調動村民的積極性,采取多種形式,動員社會資金的投入,依靠自身力量解決社區建設資金。鄉鎮政府通過整合利用原村的資源,建立農村社區服務中心,承擔村民的公共服務。

    第2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陳統奎 上海財大社會企業研究中心副主任。2009年,臺灣桃米村生態村莊之行,給予他最大的感受是,農村的面貌是可以依靠村民自己的能力去改變,實現由下至上、由內至外的變革。工作之余,他在海南海口秀英區永興鎮率鄉鄰開展故鄉的生態重生之路。

    與現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對應的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社會,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臺灣社會,都出現過精英返鄉熱潮,他們開創了“社區營造”這股時代潮流,發愿“改變世界從社區出發”,在鄉村社區成立“歷史景觀保存協會”、“街屋委員會”、“故鄉會”、“社區營造協會等各種名目的執行機構,發動社區,發動民眾,再造新鄉土。

    當下中國,愈來愈多人返鄉筑夢。大多數從有機農業或自然農法農業起步。這是一股隱微而堅定的返鄉潮,越來越多人放棄都會生活,返鄉去做更有生命力的筑夢工程。

    返鄉不是拋棄城市

    何謂返鄉,我的認識是要返回鄉土中國,前進到鄉村社會,一種是返回自己的故鄉;一種是返回到其他鄉村,日久他鄉是故鄉,從日本和臺灣的成功案例來看,這一種很多是返回外家鄉下,即回到老婆出生的鄉村創業。鄉土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舊有的人脈網絡對返鄉者而言是一筆難能可貴的社會資本。

    不過,對于返鄉,我還有另外一層理解,即我認為可以分為物理返鄉(身返)和非物理返鄉(知識、智慧、資源等返鄉)兩種。我尤其強調,需要有一批非物理返鄉的人在城市搭平臺,開展類似社群支持農業、消費者共同購買運動、農夫市集、終端門店等工作,為物理返鄉創業的人連接城鄉,通過城鄉互動互助,讓物理返鄉創業的人有市場的保證。

    返鄉絕不能僅僅是一種理想主義,我們需要的是“解決現實問題,在發展自己的同時惠及社會”這樣的返鄉行動。返鄉不是拋棄城市,恰恰是去做一件連結城鄉的工作。一方面,精英返鄉造福鄉里,另一方面成功的返鄉代表成為榜樣,激勵更多年輕一代返鄉。城鄉差距這個全球性難題,其解決方案不是靠高談闊論整出來的,是靠一個個返鄉人用艱辛行腳一點一滴彌合的。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精英返鄉,鄉土中國就會繼續沉淪下去,繼續凋敝下去,那么誰都阻擋不住每年成千上萬的古村落的消失!

    非官方意志

    對比兩岸中國,我發現一個奇特的反差。

    臺灣在鼓勵“還鄉幸福”,政府通過貼息貸款、多元就業補助等政策,鼓勵年輕人還鄉創業。反觀大陸,現在的官方意志是鼓勵“城鎮化”。這就注定,政府掌握的資源大多數要分給城鎮,政府制定的政策也是傾向城鎮。換言之,作為逆流而上的返鄉潮,他們面臨的現實環境非常困難,回到鄉村,他們面臨資金、土地、稅收等各種政策性門檻,各種不確定性困擾著無數返鄉精英。

    返鄉精英能耐再大,碰到這些問題他們一點能耐也沒有。因為政策制定權在政府手里,不在個體手里,不管你多么優秀。眼下返鄉的人,要創出一番成功事業來,是很難很難的。正因為如此,對于那些返鄉的人,我們肅然起敬,不管他所做的事業是否成功。我甚至鼓勵大家,不要急于評判他們成功與否,尤其不能單純用經濟成效來評判。

    第3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進入工業社會以后,人類的農業活動比重逐漸下降,非農業活動比重逐步上升,人口不斷從農村向城市聚集,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也逐漸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這就是社會發展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和產業發展密不可分,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非農產業比重持續提高,農業現代化程度不斷提升,可自由流動的人口、資本等生產要素隨著產業發展日漸向城市聚集,推動城市化發展。在城市化進程中,伴隨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創造了城市文明。

    從1985年到2012年,隨著工業化推進,我國城鎮人口從2.51億增加到7.12億,城鎮化率從23.71%提升到了52.6%。單從數據看,我國城鎮化建設已經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現實情況是,按城鎮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還包括了接近2.63億的農民工群體。這個群體工作、生活在城鎮,戶籍身份卻依然是農民。他們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被綁定在與戶籍密切關聯的土地上,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其生活方式,形成了人們所說的“半城市化”問題。可見,現有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稅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公共服務供給方式等多方面的制度因素,阻礙了人的城鎮化進程,降低了城鎮化質量,制約了經濟發展。

    黨的十明確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新型城鎮化已成為國家發展戰略。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產業集約發展、產城融合發展、工農業協調發展、城鄉統籌發展,更能體現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發展理念。因此,推進新型城鎮化,不僅僅要加強城鎮基礎設施的建設,更重要的是強化制度層面的創新和突破。

    本期圍繞新型城鎮化配套改革問題,分別從新型城鎮化進程遇到的問題、智慧城鎮建設、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村社區建設、農地承包權退出諸方面,在制度層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提出通過制度層面的突破和創新,按照資源集約高效利用的要求,注重產業的合理布局與配套集群發展,推動功能互補、聯系緊密的城市群發展;建立農地承包權退出機制,推進戶籍制度、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等相關配套制度的改革,讓城鎮化的過程成為促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建設農村社區,加強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城市現代文明向農村擴散,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以形成城鄉統籌發展的格局。總之,創新產業政策和戶籍、土地、社會保障、公共服務供給等配套制度,是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邁向中國新型城鎮化之路的重要保障。

    第4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石川河;土地安全;生態環境

    中圖分類號:S181文獻標識碼:A

    DOI:10.19754/j.nyyjs.20201030058

    前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階段,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經轉移到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現階段已經在農用地治理方面開展了系列研究與工程建設,對確保國家耕地紅線和糧食安全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土地工程應為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提供更加良好的土地,這其中還存在合理配置區域空間資源、協調區域基礎設施建設、人居環境的質量提高等問題。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還需在人居環境方面做更多工作。這就需要健康、持續、穩定的建設用地投入作為基本保障,而新型城鎮化建設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1-3]。

    1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

    1.1新型城鎮化基本情況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4,5]。新型城鎮化的要求是不斷提升城鎮化建設的質量內涵,與傳統提法比較,更強調內在質量的全面提升。“新”是指觀念更新、體制革新、技術創新,是新型工業化、區域城鎮化、社會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生態發育過程。“型”指轉型,包括產業經濟、城市交通、建設用地等方面的轉型,環境保護也要從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潔生產—生態產業—生態基礎設施—生態政區”五同步的生態文明建設轉型[6,7]。隨著時代的發展,新型城鎮化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強化城市和區域生態規劃,做到多規合一,合理處置好城市建設中眼前和長遠、局部和整體的生態關系,注重生態基礎設施和宜居生態工程建設。

    1.2科學技術破解城鎮化發展瓶頸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新型城鎮化瓶頸日益凸顯[8-11]。建設用地利用粗放,質量問題日益突出。2000—2010年全國城鎮建成區以粗放式用地、用能的方式不斷擴張,在土地開發利用前,未考慮土地質量健康問題,導致多地出現“毒地”現象,危害人類健康,整個過程處于“亞健康”狀態。區域發展不協調,人居環境差距大。過多的優勢資源集中在區位條件較好地區,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態環境逐年改善;反之部分區域的發展投入較少,經濟水平不高,周邊環境呈臟、亂、差趨勢發展,再加上政策體系和管理體制的差異,使得人居生態環境質量、教育、醫療等配套設施方面差距越來越大,這也是阻礙新型城鎮建設和發展的核心問題。城市功能不完善,設計實際不匹配。在前期規劃中不根據實際開展相關工作,完全不遵從科學依據,不持有科學態度,導致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與土地利用的規劃和發展脫節。建設資金量不足,發展需求難滿足。新型城鎮化建設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支出,由于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復雜、投資項目多等問題,單一依賴財政支出,難以滿足新型城鎮化發展需求,導致城鎮建設資金投入不足,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尚未完善的問題。

    1.3新型城鎮化發展中的市場潛力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和基本之策。我國的城鎮化起步于1949年,較發達國家來說,起步晚,水平較低,但是速度快。到2017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8.5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7%,但與處于相同發展階段的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相比,低了近7%,與高收入國家差距更大,還有很大發展潛力。2014年3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12]正式,按照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明確的時間表,2014年底前開始試點,并根據情況不斷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試點任務取得階段性成果,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2018—2020年,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試點地區的成功經驗。可見中國的新型城鎮化,是確鑿無疑的大方向。

    根據近10多年來陜西省統計局的數據,陜西省2000—2018年城鎮化率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城鎮化率與全國平均水平逐漸靠近,2019年達到59.43%。陜西省作為絲綢之路建設的發源地和橋頭堡,近年來經濟呈現出強勁發展的趨勢和巨大的發展潛力,其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必將會對省域經濟的發展產生推動作用[13]。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要積極探索新型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融合發展路徑,搶抓陜西省縣域經濟發展和城鎮建設有力機遇,瞄準特色小鎮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注重科研引領作用,加強重大項目策劃儲備,為陜西省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作出新貢獻。

    2新型城鎮化建設新模式——以石川河為例

    陜西省富平縣石川河綜合整治項目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成功案例,項目建成后,將生態建設與人文環境有機結合,實現了多方共贏,充分滿足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環境的向往。

    2.1前期治理

    土地安全是確保人居安全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開展“土地治理”科研攻關,針對建設區域內存在的土地質量脆弱、生活、建筑垃圾圍城、土地污染嚴重等一系列導致生態環境逐步惡化的問題,采取科學手段,開展前期調查、技術研發、問題治理、工程實施以及后期管控,對區域內的污損土地進行全面治理和維護,從根源上解決土地“亞健康”的問題,以此為良好的生態環境及區域整治建設提供堅實基礎。

    2.2生態環境建設

    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中,對生態環境給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提出了眾多的“生態命題”,表明在國家層面已經將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予以緊密關聯。一個良性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必定是將生態環境作為發展前提的。在城市開發的過程中,土地資源、水資源、生物資源以及氣候資源等應該被綜合考慮并加以利用。城鎮化質量與生態環境具有相互作用,只有兩者之間協調發展,才能全面促進城鎮化的健康發展。

    以富平石川河為例,通過GIS、GPS、RS等技術,實施綠色基礎設施規劃先行,建立生態本底,設置生態調控單元,并將綠色基礎設施作為項目開發的建設重點,最終形成利于人類生存、提升環境質量的生態結構。在微氣候改善評價方面,對項目前后包括溫度、濕度、光照和風環境等主要生態環境指標進行評價,最后形成了一套適用于中小型城市城鎮邊緣區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研究表明,該項目不僅使石川河局部微氣候得到極大改善,而且有效緩解了富平縣的城市熱島效應。整個建設過程,將“綠地系統”轉型為“綠色基礎設施”,將“開敞空間”營造為“綠色廊道”,將“城市片區”整合為“生態功能區”,切實為新型城鎮化建設打好“生態本底”與“綠色根基”,創造了一個更為適宜人類居住生活的環境。

    2.3智慧人居建設

    科學技術的發展引領時代交替,5G、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深入普及的浪潮下,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也逐步邁進智慧化時代。有的學者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其核心是讓新一代信息技術充分運用在城市的各行各業中,實現精細化和動態化管理。在此基礎上,石川河提出了智慧人居的概念,依托信息化基礎建設的完善,以智能家居、智慧社區和智慧養老為切入,創新研發了智慧人居社區平臺,全方位構建了“人物互聯、業務在線、數據智能、網絡協同”的社區運營生態,最終實現人居環境智能優化。

    2.4運營模式創新

    在運營模式上,創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提升土地價值為核心的綜合開發運營模式。由企業足額墊付項目費用,改變了政府擔保金融機構貸款的模式,將企業收益與項目質量互相綁定,既解決了政府資本不足的問題,又保證項目保質保量完成,達到雙重目的,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輔助功能開發利用提供了可運行的經濟支撐方法。石川河項目運用該模式,不但帶動周邊經濟效益增長,同時又吸引多個知名企業前來投資[14,15]。

    3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工作思路

    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要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到重要位置,堅持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道路,更加重視人居環境系統化提升的科技研發。要全面創新,加強土地整治、城市綜合體建設、土地開發研究、凈土生態治理全方位創新,采取規劃先行,高起點構建新型城鎮化戰略藍圖,重視土地整治、綠色建筑材料等核心技術研發與工程應用轉化,進行產業化模式推廣,通過同網(物聯網)、同臺(通用功能平臺)、同數(數據體系)、同效(高效運營數據中心)和同制(制度系統)組合而成的高度標準化體系,將科技融入建設環境的提高,讓人居環境更加智慧化,最終實現農業用地整治與建設用地開發協同發展,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4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建議

    4.1以土地安全為核心的新材料、新技術、新裝備研發新型城鎮化產業落地的首要任務應以科研作為支撐治理工程實施及應用的基礎,確保土地潔凈安全。從研究角度出發,應著力凈土新材料、新技術、新裝備的研發,從而保證人居用地土壤環境長遠安全,保障新型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可持續健康發展。

    4.2以生態環境建設為導向的新方法、新技術研發

    生態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水資源、土地資源、生物資源以及氣候資源數量與質量的總稱,是關系到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復合生態系統,新型城鎮化下生態環境建設需綜合考慮3個方面。重點針對工程項目區域,開展城鎮生態環境評估研究;針對陜西城鎮生態環境的典型問題,開展生態環境建設新技術及新材料研發;開展城鎮生態環境管控的新方法及新模式研究。

    第5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1.缺少提升教學有效性的教學研究

    教學研究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之一,離開了對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的探討,沒有規范化的教學程序與研究方法,教師教學經驗難以轉化為顯性的實踐知識與有效的行動模式。對農村教師而言,多數缺乏普通高等教育經歷,本科學歷的比例偏小,沒有教學研究的意識。農村教師專業發展主要是以高師院校為主導的外在強制性方式,這種培訓方式,理論學習占主導,經驗交流與案例研討內容偏少,導致農村教師專業發展出現了兩種誤區:一種是教學失范,這和學歷較低有關,對農村教師應加大學歷教育供給力度;另一種是高校培訓模式失效,參與培訓的主體性不夠,應轉換培訓模式。目前,以高校為主的農村教師專業發展模式日益為人們所詬病,以校本培訓以及行動反思為主的發展模式成為農村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途徑。由于教師缺乏研究的意識,盡管教師嘗試教學反思專業發展模式,但多數教師沒有對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科學合理的研究設計,缺乏研究的嚴謹性與完備性。

    2.教師教學同教學專業化要求相差較遠

    農村稅費改革后,原有由鄉村承擔的教育費用取消,全部由縣一級財政負擔,現有的地方財政投入方式使農村教育經費出現較大缺口。為了節約辦學成本,減少財政壓力,多數采取“綜合教學”方式,即一個教師承擔應由多個專業教師共同完成的工作,相當一部分農村學校教師專業性不夠,語文、數學等科目的教師較多,而英語、音樂、信息技術教育的教師短缺。貧困地區的農村小學有的教師無一人能勝任英語教學,音體美教師更是缺乏。同時,農村地區教師亦師亦農,工作之余還要從事農業勞動,生活和工作的雙重壓力嚴重影響到教師的專業學習。由于經費投入不足,農村學校沒有完善的網絡設施,教師缺乏網絡技術培訓,使用網絡技術獲取信息的能力欠缺,教師知識更新較慢,處于專業早期的求生階段[1]。

    3.農村教師教學信心不足存在假象

    在加大校本研究力度之后,農村教師校本研究的程序不規范,缺乏合理的研究設計,沒有按照預定的過程進行實施。當農村教師同高校教師在一起討論教師專業發展模式時,普遍存在發言不積極,話語較少的現象,與專業研究者溝通不多,盡量回避專家的提問,從而形成了農村教師自信心不足的思維定勢。實際上,農村教師之間的交流十分活躍,教師的主體意識鮮明,積極性較高。之所以出現農村教師自信心不足問題,這同其交流的對象有關,由于專業研究者長期生活在城市,從事更為專業的研究,學術話語的專業性較強,同農村教師交流存在較大的文化反差,農村教師話語所特有的地方文化同城市語境中的學術文化形成了無形的隔閡,產生了兩種文化之間的陌生與對抗。

    從有關研究的結論來看,普遍認為農村貧困地區所處的文化環境弱,福利待遇差,網絡資源少,學歷層次低,導致農村教師缺乏校本研究的觀念和教學研究能力,難以創新知識體系,不能提供有效的社區服務。從教學實踐來看,教師所擁有的學科專業知識需要同教育教學實踐相結合,才能轉化為有效的教學知識。特別是在當前新農村建設背景下,農村學校獨特的資源條件決定了其不能游離于新農村建設之外,而是要深入其中,因此,農村教師的任務與專業發展途徑應該不同于城市,不能用城市文化視野審視農村教師專業發展,而應該立足農村發展需求,分析與建構農村教師知識結構。

    二、農村教育需求

    1.學生發展需要同農村現代化相一致的生存智慧

    現存的高考制度對農村教育發展有著較強的引導性,促使農村教育需求主要體現在書本知識的記誦方面。農村學生對書本知識的依賴性學習模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盡管新的高考制度改革正導向于促進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但書本知識體系考核模式在短時間內仍無法退出歷史舞臺。隨著新農村建設工程的不斷推進,農村的經濟與文化環境將有所改變,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也會有所緩和。受近年來高校就業率偏低的環境影響,學生及家長開始思考學習的成本問題,通過高考渠道實現社會流動已成為高風險的投入。傳統的學習與發展觀念逐漸松動,通過高考階梯改變自身的命運并非唯一的選擇,職業技術教育已成為農村學生發展的另一種渠道。

    教育目標是多元的,教學不是歸結為制度化的學問關系,而是存在著以知識為媒介的人與人之間關系[2]。與成人世界一樣,學生生命中每一個場景每一個階段,都是人生發展的時空連續,不能人為地把學生的學習階段同其生活隔離開來,不能把學生個人從教學群體中孤立出去,教師應把學生的學校生活作為生命延續的組成部分,把學生的學業發展同未來的職業生活緊密結合,把學生的生命延續同情感發展結合起來。由此,教師需要以學生發展為本,把知識積累同學生的情感發展、意志提升與實踐活動相結合,使學生在學校學會處理未來社會可能遇到的矛盾與問題,提高服務于社區的心理傾向與實際能力。

    2.社區和諧發展需要農村教育引領

    農村教育是農村區域發展的組成部分,教師與學生是農村區域共同體的重要成員,學校同農村其他組織一起,共同推動著農村經濟與文化發展。由于農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教師成為典型的知識分子,學生也是現實的文化群體,因而生存于農村社區的教師與學生成為農村文明發展的引領者,成為化解各類矛盾的勸說者,也是農村風俗的傳承者。

    由于農村地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短板效應,科學發展觀必然要求城鄉之間協調發展。當前新農村建設旨在通過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大力發展農村經濟,著力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保護與傳承鄉村文明,縮小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差距,共享發展成果。在新農村建設進程中,由于農村學校同社區的天然聯系,農村教育除了擔負起教育教學的任務外,還要承擔起鄉村建設任務,如通過深入農村社區,改善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環境,及時化解內部矛盾,促進鄉村文明;通過舉辦勞動技術培訓班的方式,培育新型農民;通過學生的宣傳與教育,提高家庭文明水平等。盡管新農村建設由政府提供引導,但最終還是要依靠農村自身的力量實現自主發展,農村各級各類學校具有亦教亦農的特征,農村建設離不開農村學校的支持。

    3.學術知識拓展需要發展農村教育

    在公眾的視野里,由于中小學屬于基礎教育階段,重心在于傳授知識,提高學生問題意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促使學生全面發展,因而同大學的培養目標明顯不同,不需要通過教學與科研活動創新知識體系。實際上,從教學性質來看,隨著教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教學活動不再局限于經驗性范疇,如同科學研究一樣,教學內部蘊藏著豐富的問題,隱含著憑借經驗難以解決的危機,使學術視野逐漸同教學問題相結合,突破了學術作為專門化系統性學問的認識。在李•舒爾曼看來,“教學像其他形式的學術一樣是一種成果。當教師將工作公開、接受同行評價和批評,并與所在專業社團的其他成員進行交流時,反過來又加強了自己的工作,這時教學就變成了教學學術”[3]。也就是說,只要某種知識能夠公開、能夠面對批判與評論、能夠同本專業或相近專業成員進行深度交流,就具有學術功用,包涵學術價值,可以納入學術范疇。學術的外延不斷擴大,不僅指專業的科學研究成果,而且還意味著通過課程發展綜合知識,通過發現一定的方法應用知識,以及通過咨詢或教學傳授知識。因此,農村教育同樣存在著基于自身教學實踐與教學研究的學術內容,學術保存與知識增長也是農村教育的內在功能。

    三、農村教師知識構成

    農村教育功能多樣,既要滿足學生的需求、又要適應社會與學術的發展,而滿足多樣化需求的關鍵在教師。為了提升農村教育的供給能力,需要加快農村教師的專業發展步伐,促進農村教師不斷積累,形成多種知識,優化知識結構。

    1.專業知識

    受區域文化環境的影響,農村教師專業發展目前仍處于外在制度的依賴階段,教學還遠未達到專業化發展階段[4]。由于貧困地區農村教師普遍學歷較低,農村教師專業知識應以積累學科專業知識,擴充教育專業知識為主。鑒于師資緊缺的現實情況,其專業知識不能局限于原有的學科知識增長與深化,而是要根據需要進行取舍。與職前教育不同,職后階段重在把實踐經歷同教育學科知識相比較,不斷積累有效的教學法知識。只有教師把實踐經歷與職前教育階段所學的教育專業知識相比較,把兩種知識在行動中有機結合,不斷反思教學實踐,在學科專業知識教學中生成學科教學法知識,才能增強兩種專業知識的教學意義。

    教學專業化很容易導致狹隘的專業知識取向,忽視有關農村學生未來發展,以及農村問題的專門化知識。面對農村多元教育需求,教師在做好常規教學工作之余,還要積累同教育職責相符的專業知識,擔負起促進農村發展的義務。如:掌握職業倫理知識,承擔對學生自立、自信與自強的教育職責,彌補規章制度存在的強制性缺陷,弱化個人自主產生的自由主義傾向[5];了解關于平等的知識,激勵農村社區更高的發展愿望和對美好生活的強烈追求;涉獵多元文化的知識,學習理解不同文化的價值,以包容的心態對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掌握家庭教育知識,增強家庭教育能力,以共同承擔教育學生的責任[6]。教師只有積累更多的通識知識,拓寬問題視野,才能適應農村社區的發展需求。

    2.實踐知識

    國內外有學者對教師實踐知識進行了許多研究,展現了教師實踐知識的內涵與特征。施瓦布是“實踐性知識”研究的鼻祖,他提出了“實踐性樣式”的術語[7]。此后,“默會知識”等概念不斷出現,開始確立了教師專業發展所擁有的獨特性知識信念。它認為實踐知識同具有系統性、嚴密性及客觀性特點的科學知識或技術知識相比,有著根本區別,帶有典型的情境性與緘默性特征。但這些研究普遍存在把實踐知識歸結為緘默知識的傾向,把實踐知識生產與表達神秘化,不利于積累與建構實踐知識。其實,通過積極的實踐與反思,教師在實踐中形成的不可言說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可以轉化成可交流的顯性知識,這些知識包括了提供工作案例、增長專業工作效能的背景知識、程序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

    實踐知識蘊含教師工作的背景知識,有助于提供工作案例,提高專業工作效能。就教學活動而言,新的主體觀把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表達為主體際關系[8]。換言之,教師、學生與知識之間不是單向的流程,而是教師與學生圍繞知識共生的過程。教師所傳達的知識滲透了教師在生活與工作學習中積累的社區新聞與經驗知識,這些知識作為知識背景對教學發揮解釋功能。同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會把學習的教學法知識同課堂教學相比較,進行再次加工與完善,形成常規的教學操作程序,以及解決重大教學疑難問題的策略,經過交流與討論,形成普遍的程序知識與策略知識。服務農村社區,需要教師在工作與生活過程中注重經驗積累,積極參與人際交往,了解社會新聞事件,積累家庭生活知識,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充足的動力,以提升教育教學質量。

    3.行動模式

    基于工作實踐,教師把內化的知識結構同各種場景相結合,形成了多種實踐知識。在波蘭尼看來,這些實踐知識有些是默會的,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或者說不能夠形成系統的知識體系,無法同教師具體行動分隔開來。與一般教師不同,優秀教師通常有超常的教學智慧,有著解決教學疑難問題的良好思維方式、認識問題的視角和處理問題的有效方法,以及在整個過程中所需要的靈活性。在認知心理學看來,這些實踐知識包括了程序知識與認知策略,為了同上文的實踐知識區別開來,可把那些基于實踐形成的默會知識界定為行動模式,把那些能夠通過交流進行明確表達的操作程序以及實施策略作為實踐知識。

    行動模式是教師基于人格特征、思維方式以及文化素質,在實踐活動過程中整合而成的難以文本化的操作程序以及行動策略。在實踐過程,每個教師都會追求提高工作質量的有效行動模式,但并非每個教師都能達到行之有效,它需要教師結合自身的素質調整教學行為,產生適切性教學行動。有效行動模式可以隨著教師個性的發展與變化,以及自身素養的整體提高而不斷進步,這就需要教師分析影響無效行動模式的關鍵因素,設計專業發展路線,重塑教師職業的價值取向,同時,深入各種實踐場景,增強各種實踐場景的反思能力,不斷磨練文化性格,積累有效行動模式,促進專業發展。

    [參考文獻]

    [1]郭浩.農村教師業余生活存在的問題、成因及對策[J].教育與職業,2007,(18):173.

    [2]熊梅.當代綜合性課程的新范式:綜合性學習的理論和實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151.

    [3]王玉衡.試論大學學術運動[J].外國教育研究,2005,(12):26.

    [4]蔣茵.國外教師專業發展新范式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5,(9):27.

    [5]紹學倫.關于中小學教師流動問題的思索[J].山東教育科研2002,(8):14.

    [6]黃白.教師專業發展的視角:美國教師培訓新態勢[J].中小學教師培訓,2006,(11):58.

    [7]Schwab,J.J.(1969).Thepractical:Alanguageforcurriculum[J].SchoolReview,1978,(2):20.

    [8]項賢明.泛教育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22.

    第6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關鍵詞:摩梭 社區參與 旅游發展 創新模式

    前言:關于“社區參與”

    “社區”一詞源于拉丁語,“共同的東西和重要的伙伴”之意。20世紀30年代,等一批學者將“community”一詞的概念引入中國,翻譯為“社區”。1985年,墨菲(P.E.Murphy)出版的《旅游:社區辦法》一書,首次將“社區參與理念”引入到旅游發展研究中,嘗試從社區參與的角度研究、把握旅游發展方向。筆者試圖沿著前人的足跡,結合多年生活在瀘沽湖的所見所聞,對云南境內瀘沽湖畔落水村和里格村的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進行比較分析,提出了“CPIT”模式以創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以期為社區參與旅游提供理論參照,積極為瀘沽湖旅游發展建設服務。

    云南瀘沽湖景區發展現狀

    瀘沽湖在1983年被列為云南省省級自然保護區,1992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為對外旅游開放區,1994年寧蒗縣成立了瀘沽湖省級旅游區,于2004年正式掛牌成立了市政府直屬的麗江市瀘沽湖省級旅游管理委員會。到2012年,接待國內游客達到100萬人次,海外游客達到6萬人次,門票收入6000萬元,旅游綜合收入實現10億元。

    落水村與里格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

    落水村是從1989年開始興修客棧接待游客,是瀘沽湖最先開發旅游的村寨,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全球50個“模范社區”之一,1995年榮登“麗江市十大富裕村”。自瀘沽湖對外旅游開放以來,落水村旅游業的萌芽、發展大多都是村民自發組織、自主經營。村里的集體項目主要是劃船游湖、騎馬環湖和篝火晚會,根據規定,以母系大家庭為單位,每戶每天派出一人,一周騎馬,一周劃船并跳舞表演,分成三組人馬提供旅游服務,費用由村寨集體按戶統收統支,實現均等創富。

    1.政府是旅游開發活動的啟動著,政策的制定者、組織者和宏觀調控者。在旅游發展環節中起著主導作用,在整體開發中要宏觀指導、科學規劃、要素投入,組織協調各方利益,建立有效的多元參與機制及其保障制度。此外,對當地社區居民進行旅游知識和技能的專業培訓,使每一位具有勞動能力的居民在參與旅游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

    2.企業是整個旅游開發的中間環節和中堅力量,在旅游開發中整合旅游專家的智慧、地方特色資源(民族工業品、傳統節日等)及自身的經營能力和營銷網絡生產極具特色的旅游商品和服務。在社區成立專門的行業性協會,形成品牌、統一定價,規范社區居民的參與的機制。吸收本村勞動力緩解旅游區的一部分就業壓力,有助于當地社會安寧,還能為企業降低成本。

    3.社區居民應積極參加專業培訓,開拓視野,學得一技之長,將社區參與旅游活動的范圍轉向大企業無法提供的一些特色服務,如經營家庭旅館、農舍食宿等小型旅游企業,這些重要的參與形式有利于實現社區參與的升級換代。

    綜上所述,通過CPIT模式,政府主導,市場先行,社區參與,將政府、企業、社區、NPO四大主體有機結合、相互驅動,形成聯動的力量,建立多元化的社區參與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共同推進瀘沽湖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五、 結束語

    本文只是對瀘沽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創新模式構建的初步探討,CPIT模式是否切實可行,還有待于瀘沽湖旅游各利益主體和開發主體的踐行而得到驗證。

    參考文獻:

    摩梭網http://.cn/

    李渝娟.瀘沽湖民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問題研究[D].2006.

    顏亞玉,張荔榕.不同經營模式下的“社區參與”機制比較研究———以古村落旅游為例[J].人文地理,2008,(4).

    保繼剛,孫九霞.旅游規劃的社區參與研究[J].規劃師,2003(7).

    第7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關鍵詞:互聯網;鄉村旅游;大連;旅游業

    中圖分類號:F590.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4428(2017)02-56 -03

    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形成了強大的互聯網消費熱潮,并導致人們思維、消費行為習慣發生轉變。在互聯網時代下,許多產業都受到了沖擊,面臨著改變與轉型。在這信息時代的大背景下,大連鄉村旅游如何利用互聯網突破傳統式發展提升吸引力,并通過智慧化的營銷、管理和服務提升現代經營管理水平需要新的探索。

    一、大連鄉村旅游的發展優勢

    (一)區位優勢

    大連,別稱濱城,舊名達里尼、青泥洼。位于遼寧省遼東半島南端,地處黃渤海之濱,背依中國東北腹地,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整座城市依山沿海而建,有著占遼寧省73%、全國8%的綿長海岸線,每年穩定日照時間大約2500~2800小時,并且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可以說,擁有著坐北朝南的濱海之城大連,在東北、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都是極佳的休閑旅游度假勝地。這為大連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二)資源環境優勢

    大連市的水產、畜牧、水果、蔬菜、花卉生產有著悠久的歷史,有“蘋果之鄉”“黃桃產地”的美譽,這是大連市的農業優勢。大連市1906千米的海岸帶為發展水產業、展示漁家風情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優勢。此外,旅順中路的生態農業發展帶,黃海大道的現代化產業帶,沈大高速公路的現代化農業產業帶,100多個無公害產品標準化生產示范基地等為鄉村旅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截止到2015年底,全市現已形成40鄉村旅游鄉鎮,60個專業村和331家省、市級星級農(漁)家樂,近3000戶農(漁)家樂,規模不等生態園、休閑農莊等近百座,并涌現出一大批休閑山莊、農業觀光園等農業休閑觀光綜合項目。鄉村旅游的迅速發展,帶動了一批“新農村”的積極涌現,例如水師營小南村、長海縣的楊家村、普灣新區的東溝村、甘井子區的岔鞍村、金州新區向應街道、旅順口區郭家村,莊河市仙人洞鎮等。

    (三)政策優勢

    2015年8月7日,國家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指出:“積極開發農業多種功能。加強鄉村旅游規劃引導,研究制定促進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發展的用地、財政、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加大公共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強從業人員培訓,強化農事景觀設計、鄉土文化開發,提升服務能力。保持傳統鄉村風貌的同時傳承農耕文化,并加強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發掘和保護,扶持建設一批具有歷史、地域、民族的特色景觀旅游村鎮。提升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的建設水平,加大美麗鄉村推介力度。”大連市第十五屆人民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務會審議通過《大連市2015年新農村建設要點》,也對大連地區鄉村旅游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大連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鄉村旅游逐步推出了采摘體驗、農業園區、特色村鎮、休閑農莊、生態觀光、綠道漫游和節慶活動等系列的旅游產品。

    二、互聯網時代下大連鄉村旅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鄉村居民互聯網營銷意識薄弱

    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當代社會已經正式步入了移動互聯網的時代。然而大連鄉村旅游網絡營銷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居民對網上促銷和網上宣傳效果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體驗,仍主要采取傳統的“守株待兔”形式,缺乏新型營銷渠道,不能更好地滿足旅游者的心理訴求。

    (二)鄉村基礎網絡設施建設不健全

    雖然大連市的鄉村旅游資源較豐富,但鄉村旅游項目內的經營者大都是以農民為主的個體經營戶,本身具備的基礎網絡設施建設不完善跟不上旅游開發的速度。而游客普遍希望景區能夠推出更加便捷的訂票、住宿等服務,旅游景區網站能夠提供網絡預訂等功能。在出行之前,游客通過景區網站或旅游專業網站可以實現訂票、旅游線路的設計等操作。大部分鄉村旅游經營者對于旅游景區網絡市場比較陌生,對互聯網營銷的實施不夠了解,對于網絡營銷專業人才培養與引進、網絡營銷培訓不夠重視,不能很好地滿足旅游者需求。

    (三)鄉村生態環境破壞較為嚴重

    在鄉村旅游發展的過程中,普遍存在當地政府、企業、居民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肆意破壞生態環境如池塘、森林,導致違章建筑林立。而這些行為都缺乏科學的理論指導,短期內或許為當地政府、企業、居民帶來高收入,但從長期來看,很多旅游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這種破壞性建設的做法無異于殺雞取卵,極大地破壞了鄉村的生態環境。同時,也對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很多不利因素。

    (四)營銷專業人才匱乏

    旅游網絡營銷的發展已不再是單單的對計算機的簡單應用和電子商務的了解,還要求經營者對旅游業務的精通以及多學科的應用。但大連地區的鄉村旅游發展普遍不注重對這方面專業人才的培養,網絡營銷人才的匱乏是制約大連鄉村旅游網絡營銷發展的因素之一。

    此外,鄉村旅游體現在吃、住、行上,而大連地區的鄉村旅游經營者主要都是當地的農民,家族色彩濃厚。這些人員都未受過專業的崗前培訓,不具備專業的服務技能且受教育程度不高,所能提供的服務水平有限。服務人員對待游客的態度不好,甚至游客的合理要求都得不到滿足,還有一些鄉村旅游點連衛生執照都沒有取得,導致衛生水平、消防安全等多方面都存在著安全隱患。這給那些追求高品質的都市旅游者帶來了極大的擔憂。

    三、互聯網時代下大連鄉村旅游的發展對策

    (一)強化互聯網意識,更新大連鄉村旅游發展觀念

    1.政府方面

    大連的鄉村旅游項目目前大部分仍然采用“守株待兔”的營銷模式,大部分個體經營者由于資金缺乏,互聯網營銷意識薄弱,營銷理念落后,技術手段不強,致使本身具有的旅游產品無法形成自身品牌。因此,要使大連的鄉村旅游向規模化、效益化、科學化的方向發展,需要政府科學的理論指導和規劃,加大鄉村旅游扶持力度。同時,要引進及普及村民互聯網營銷意識,幫助村民打開鄉村旅游產品銷售的新渠道。

    2.基層村委方面

    鄉村社區中廣泛存在著豐富的旅游資源,因此鄉村旅游的發展很大一方面要依托于基層村委的力量實現。在位置相對較偏僻的鄉村,很多有著其獨特的旅游資源的地方都未能進入到旅游市場得到廣大旅游者的關注,當地村委和相關組織可以籌集資金,組織當地村民學習新的網絡營銷知識。把當地擁有的特色通過網絡讓廣大旅游者了解到。此外,自2006年被國家旅游局定為“中國鄉村旅游年”后,旅游建設深入到鄉鎮中,村委積極參與進來可以較快的幫助村民實現脫貧致富。村委參與既能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提高當地農民的收入,還能通過鄉村旅游的發展協助解決現在存在的三農問題,成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個新契機。

    3.村民方面

    鄉村旅游是以農村地區資源為特色,以農民為經營主體,以旅游資源為依托,以旅游活動為內容,以促進農村發展為目的一種社會活動。農民作為鄉村旅游的經營主體在鄉村旅游的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鄉村旅游離不開農民。農家生活是民俗特色的體現。深入到農家生活中才能讓都市旅游者享受田園風光、回歸淳樸民俗的愿望得以實現。因此,農民才是鄉村旅游開發和發展的重要決定力量。應該讓村民們充分了解到互聯網營銷的好處,把互聯網引進到每家每戶。

    (二)建設完善鄉村基礎網絡設施

    1.建立網絡系統

    把網絡科技對旅游的貢獻和“智慧旅游”所帶來的新式旅游風氣相結合,建設完善大連鄉村旅游基礎網絡設施。通過微信、微博等自媒w渠道為鄉村旅游的宣傳做好工作,在項目的運行與消費中建設完善自助旅游APP,讓自駕或自主鄉村游更為方便快捷。夯實基層農業信息化基礎,按照“有場地、有設備、有人員、有寬帶、有制度、有經營能力”的標準,建設農村網絡綜合信息服務站;培育“有文化、懂信息、能服務、會經營”的農村信息員;探索智慧農業服務新模式,做好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平臺建設,推進農業網絡信息服務平臺,推動基于網絡的設施農業物聯網監測與預警技術應用,加強鄉村基礎設施和服務網絡的建設。運用科技讓大連的鄉村旅游更好的與時代接軌,是大連鄉村旅游長遠發展致勝的關鍵所在。

    2.利用網絡進行品牌宣傳

    當今社會城鎮居民生活節奏較快、生活壓力過大,往往需要通過旅游等方式來釋放壓力,但是由于工作時間的限制通常情況下并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遠距離旅游。鄉村旅游價格低廉,沒有門票等額外收費。因此大部分工薪階層都會選擇相對較近的鄉村來體驗農家樂。而他們了解周邊鄉村旅游信息的途徑大部分都是通過互聯網,因此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微博、貼吧等當今比較流行、信息流通量大的社交軟件進行宣傳。

    (三)推廣鄉村環境保護教育,加強鄉村居民環境保護意識

    1.開發者層面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鄉村旅游吸引大量旅游者的重要因素, 也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在鄉村旅游資源開發中 , 要使鄉村旅游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保護相統一,始終堅持“保護第一 , 開發第二”的原則。做到保護和開發并重的意識 , 實現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相結合,努力營造優美的自然景色和田園風光。

    2.管理者層面

    政府應積極組織大連周邊鄉村開展環境保護政策、法規等方面的宣傳,形成良好的宣傳氛圍,強化當地農民的環保意識;加強對農民的環保教育,定期開展環保知識學習、培訓等工作,并聘請專業人士開展環保宣傳講座,提高農民對于環境保護重要性的認識;組織一些內容豐富的與環境保護的宣傳演出活動,吸引農民的關注并讓農民積極參與進來,促使農民自覺保護生態環境。

    (四)加強專業人才培養

    優秀的專業人才對于鄉村旅游的發展至關重要,加強與大連高校、旅游企業等的合作,建立鄉村旅游專業人才培養基地,培養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通過與旅游企業合作,對從業人員進行實踐培訓,增強從業人員的實踐能力,培養、儲備專業的網絡技術人才。

    同時,由于大連市鄉村旅游經營家族色彩濃厚,經營者和服務者都是農民,自身素質偏低等,因此地區管理機構可以重點開展烹飪、接待禮儀、產品質量控制、衛生指標和安全生產方面的培訓。組織旅游從業人員學習相關專業知識,努力把大連鄉村旅游的從業人員培養成具有現代化管理和經營理念以及相關服務技能的實用人才。為旅游者提供愉悅、舒適、安全的旅游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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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毛峰.“互聯網+”時代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及對策[J].改革與戰略,2016,(03): 74-77.

    作者簡介:

    第8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對于博斯威爾的這種思想傾向,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大l?哈維有種說不盡的無奈。在《希望的空間》(Space of Hope)中,哈維著力描繪了那些具有身份優越感的貴族對城市的種種偏見:信誓旦旦地認定城市只因他們這些人而存在,為了健康的城市文明,那些黑人、窮人等群體,必須被逐出市區,或者將他們統一規劃到郊區與城市邊緣空間中。而為了防止“下等人”的靠近,這些城市貴族們甚至建造了“門控社區”等種種排他性空間。哈維相信,這種對城市的“不平衡地理”想象,勢必會導致城市中的“區隔”問題:不同群體之間的誤解和仇恨將會越來越嚴重。

    相比之下,作為博斯威爾老鄉的喬納森?拉班(Jonathan Raban)則要顯得大度得多。拉班認為,倫敦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城市,任何人都能在這個城市中找到自己獨有的注腳,它們無窮無盡,不分貴賤。1974年,拉班將這個思想進一步放大,最終歸結成了一本書,書名為《柔軟的城市》(soft city)。此書通過對倫敦的盡意書寫,為所有城市刻畫了一個細致入微、柔軟異常的現代寓言,其對西方后來城市規劃的影響極為深遠。

    自柏拉圖以來,關于城市的種種定義大多都是政治化的。拉班一改常規,將城市賦予了意味深長的感性:“城市,我們偉大的現代形式,是柔性的,它順從地接受了令人目眩,而且好色的種種生命、夢境和闡釋。”因為柔軟,一切就變得不再固定,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位置,各種可能性在此――敞開。換句話說,我們不應以階級、種族等眼光來打量一個城市,城市的特質正在于它的多元與異質。

    但是,城市為何會變得柔軟呢?作為旅游作家的拉班,通過自己多年對城市的切身觀察與體驗,最終將其原因歸結為城市中不同的個體人。一個人,意味著一種獨有的生活方式。在大小不一的城市中,我們總能看到波德萊爾詩里的浪蕩子、本雅明筆下的拾荒者、福樓拜眼中的貴婦、馬克思著作里的勞動力,以及狄更斯故事間的都市夜行人。這些人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無不為解讀城市提供著別具一格的視角。也正因此,拉班才借用羅蘭?巳特“零度寫作”的觀念,提出如今的城市已經變得“去風格化”,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城市無非只是個人風格一種經驗的劇場。

    當然,在個體人將城市變得柔軟的同時,城市反過來也讓個體人逐漸變得柔軟起來。書中,拉班甚至用了整整一章的文字來描述城市是如何軟化一個初來乍到者的(拉班將這些人稱之為“綠角”)。拉班認為,進入一個城市的過程,是一種戲劇化高度增強的場面。每個城市都有特殊的入口,那里凝聚了整個城市最具感染力的修飾符號,能使“綠角”們興奮異常,難以招架。于是,在諸多的影視作品中,我們總能看到那些身懷“美國夢”的人在客船甲板上第一次見到自由女神時的狂喜。而在進入到城市內部之后,各種城市景觀也在“綠角”面前逐一鋪開:衣著光鮮的摩登女郎、燈光迷離的都市街道、豪華氣派的大型商場、琳瑯滿目的百貨中心。要想融入城市,

    “綠角”們必須先融入這些城市景觀。原本堅硬的本我,就這樣在城市面前緩緩柔軟,進而變成了一個任意可塑的城市人。

    出于道德自覺的考慮,拉班雖然并未像博斯威爾那樣給城市設置一個具有等級差異的倫理標準,但是他還是對城市之“柔軟”提出了自己的憂慮。他認為,一個柔軟的城市,因為太隨便,太自由,以至于發展到了不負責任的地步,這樣的自由無疑是膚淺的。而對于自由來說,膚淺是極為危險的:人們可以把不切實際的消費欲望視為自由,可以把不顧他人之痛的欺騙視為自由,也可以把城市中無處不在的仇恨與犯罪視為自由。這種略顯無奈的自由,彰顯了一個饒有意味的悖論:城市雖很柔軟,但卻充滿著堅硬的事例。正因此,拉班才感嘆城市懷有“魔幻”之屬性,讓人實在難以猜透。

    面對現代城市中的各種堅硬困境,大l?哈維認定傳統的烏托邦已從城市中退隱,但他并未因此而否認城市的意義。在他看來,把城市比喻成一座糞堆,這只是一個頭腦簡單的l道士采用的一個頭腦簡單的提喻,毫無意義。所以,一方面,我們不能樂觀地奉承芒福德們的完美構想,認為僅憑理性便可掌控城市的全部;另一方面,我們也沒必要悲觀地走向鄉村社群主義,高唱“城市之死”的挽歌。這也是為什么拉班會把自己的書取名為《柔軟的城市》:

    第9篇:智慧鄉村社區范文

    產城融合是在我國轉型升級的背景下相對于產城分離提出的一種新的發展思路。要求產業與城市功能融合、空間整合,"以產促城,以城興產,產城融合"。"產城融合"是指產業與城市融合發展,以城市為基礎,承載產業空間和發展產業經濟,以產業為保障,驅動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務配套,以達到產業、城市、人之間有活力、持續向上發展的模式。

    產城融合試點縣

    武城位于山東省德州市西部,處于山東、河北兩省三市六縣交界之地,是魯西北、冀東南的重要交通樞紐,曾被譽為“中國民營經濟最具潛力縣”。如今,武城已經被列為山東省唯一的實施產城融合推進就地城鎮化試點縣。

    2016年8月,在山|省城鎮化工作領導小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武城正式被列為全省唯一的實施產城融合推進就地城鎮化試點縣。會議要求武城利用三年時間,重點破解大城市集聚吸納轉移人口的“獨角戲”問題、政策導向和農民意愿“兩張皮”問題、城中村、城邊村居民“半市民化”問題和“兩區同建”就業支撐“跟不上”問題。

    試點開展以來,該縣堅持將其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站在為全省新型城鎮化積累經驗、探索新路的高度,緊緊圍繞農民進城最關心的“離得開、進得來、留得住、過得好”四個關鍵環節,強化頂層設計,推進綜合改革,研究制定了20項推進措施、17個配套辦法,形成了“1+N”政策體系,同時,按照“四化同步”的總體要求,以新型工業化為支撐,以“兩區同建”為基礎,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探索與實踐,形成了一條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同步提高、戶籍人口和城鎮化協調推進的有效路徑。

    但武城還面臨著諸多挑戰。武城縣委書記張磊認為,在探索產生融合的道路上,武城要充分認識經濟總量太小、供給結構失衡的兩大主要矛盾。因此,在2017年1月12日至14日武城縣召開的第十三次黨代會上,張磊為今后五年發展定了調:“緊緊圍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大發展理念,以做大總量和提高質效為目標,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積極地穩,主動地進,不斷改革創新,完善體制機制,堅持標本兼治,一手抓產業推進,一手抓生活環境提升,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努力建設協同發展先行區。”

    據《中國經濟信息》記者了解,截至目前,該縣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50.53%,省長郭樹清就該縣創新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模式作出重要批示,該縣經驗被多家國家重點新聞媒體在全國推廣。

    在接受《中國經濟信息》記者采訪時,武城縣委書記張磊表示:“今后五年,武城縣將更新思想觀念、改進工作方法、狠抓工作落實。”

    富有特色的產城融合城鎮化模式

    在正在進行的2017年山東“兩會”上,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郭樹清在談及如何推進新型城鎮化工作時說:“武城縣開展產城融合,推進深化兩區同建,是非常富有創造性富有特色的城鎮化模式。武城這些關鍵的做法體現的實質是‘三權’不變,農民進城后的權益不變。特別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備案證書》,這個做法從根本上把資源盤活了,從根本上實現了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武城,作為山東省唯一試點縣,也探索出了富有武城特色的產城融合推進就地城鎮化模式。

    “兩證”保“三權”,著力消除農民進城的后顧之憂。一方面,讓農村土地變“權”為“證”,讓群眾放心安心。結合全國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在為農民100%“確實權、頒鐵證”的基礎上,積極引導承包土地規范流轉,并為規范流轉后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放《農村土地經營權證》,在全省率先實現了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小三權”分置。另一方面,讓農民“帶權進城”,實現了無牽無掛。在全國率先實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轉移備案制度,為進城落戶農民發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備案證書》,成為他們的“第二身份證”,保障進城農民的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這“大三權”及其合法繼承權不變,為進城落戶農民吃上了“定心丸”。

    三招活全局,確保就地城鎮化系統推進互動提升,全面建立“來去自由”的戶口遷移機制。目前已有17個村開展這項工作,盤活農村宅基地640多畝。農民進城落戶后即時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對憑《備案證書》在城鎮購房的給予每平米100元補貼。在“激活”創業潛力上,加強進城農民就業創業培訓,努力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就業創業能力。2016年開展就業創業培訓35期2000多人,發放創業擔保貸款700萬元。

    產城雙提升,不斷強化農民變市民的載體支撐公共服務。堅持推進三產融合,做大經濟總量,筑牢城鎮化根基,確保進城農民有穩定工作、有固定收入、有生活保障。強化“產”的發展支撐,全力推動新材料(玻璃鋼)、汽車及汽車零部件等特色產業轉型升級、膨脹發展。

    據《中國經濟信息》記者了解,武城2016年新上優質產業項目46個,新注冊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3300家,新增城鎮非農就業崗位5300多個。同時,武城深入開展“兩區同建”提升、拓展工程,高標準提升農村社區33個,規劃建設農民工和農業轉移人口創業園區16個,新建擴建城區小學8處、初中4處,凈增學位9000個。新建擴建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9個,實現社區衛生服務城區群眾全覆蓋。建設完成幸福中心、敬老院等養老機構9處,床位1200多張,文化館、圖書館全部達到省級標準,城鄉低保實現應保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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