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金融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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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關鍵詞]金融改革；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利率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8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4）03-0088-05

當前，中國正在啟動以市場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金融改革，商業銀行改革是其中的關鍵環節。由于中國商業銀行所處制度環境及其復雜，甚至會受到社會傳統、行政機構等因素影響，基于金融政治經濟學視角進行分析非常必要，這樣才能更加充分理解中國商業銀行改革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一、銀行主導型金融改革

1984年，中國正式確立了二級銀行體制，其目的是使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各司其職，適應經濟市場化轉型。此后，金融市場的建設也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國放開了對金融產品交易的管制，銀行間同業拆借、票據貼現、大額定期可轉讓存單等金融市場逐步建立，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企業股票也開始以市場化模式進行交易和投資。此后，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以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建立，標志著金融市場的建設已經全面展開。顯然，在金融改革的初期，金融市場建設的步伐很大。與之相比，中國的銀行體系改革明顯落后。

在中國金融改革的模式中，商品市場化是實現金融市場化的條件，國有企業改革則是商業銀行改革的條件。因此，金融市場和商業銀行改革的快與慢，并非僅取決于金融體系本身，而是取決于整體經濟改革的進度和模式。如果商品市場化先實現，則金融市場起步就早，而如果企業改革先完成，則商業銀行就能較快進行股份制改造。曾經有著名學者這樣評價，“作為公認的難度最高、風險最大的價格改革，竟然走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前列，把過去認為容易得多的企業改革遠遠拋在后面，的確出乎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料”。[1]中國市場化改革方向確立后，僅僅是商品市場化改革的成功，生產要素市場化仍然顯得任重而道遠，其中包括土地、資金、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內的諸多市場化運作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因此，金融市場建設方案很快就提上了日程，并且也開始了實質性的進展。

不過，從金融市場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關系看，盡管金融市場建設步伐明顯快于商業銀行改革，但并不能由此否認銀行在中國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的金融體制面臨著發展模式的選擇，是選擇美國、英國的市場主導型，還是選擇德國、日本模式的銀行主導型。事實上，無論是金融市場，還是商業銀行，都是作為聯結資金融通的中介機構。格利和肖在《金融中介和儲蓄—投資過程》中，定義了盈余與赤字單位、初級和二級市場、直接和間接融資等一直沿用至今的金融術語，并指出不同的金融中介能夠提供不同的資產，而投資者對不同資產的需求就產生了不同的金融中介。[2]隨著交易成本和信息經濟學在金融理論中的應用，不同金融中介發展模式得到了更為合理的解釋。由于在資金盈余者和資金赤字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每一筆貸款業務的簽訂都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商業銀行的業務功能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在獲取貸款者信息、提供專業化合同、維護借貸信用等方面擁有規模經濟效應，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對稱，銀行作為聯結儲蓄者和貸款者之間的金融中介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無論是市場主導型的英美模式，還是銀行主導型的日德模式，在早期金融體系中都是由商業銀行主導資金流向。隨著信息技術不斷進步，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也不斷降低，當其在融通資金方面的優勢超過商業銀行時，金融市場就進入了快速的發展期。美國和英國的金融市場才在商業銀行的支持下發展壯大起來。美國經歷了商業銀行混業經營的繁榮時代，銀行將吸收的儲蓄投資于金融市場，企業則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在市場上融資。隨著資金逐漸從銀行體系轉向金融市場，金融模式也從銀行主導型轉變為市場主導型。日本和德國之所以一直保持銀行主導型金融模式，與其實行的主銀行制密切相關，由于商業銀行持有企業股票，銀企關系非常密切，主銀行制顯著提高銀行在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地位，銀行主導型的金融模式才得到了不斷的鞏固和延續。

金融模式的選擇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要看是否有利于金融信息的獲取，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二是要看經濟體制與金融模式之間的是否協調。從全球觀點看，通信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對金融領域的制度安排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關于公司企業的金融數據的各種數碼信息越來越容易得到，使得反映在投資銀行、基金、市場經濟人和證券分析業務中的各種市場導向型的金融技能不斷升值；另一方面，同樣的因素也使得那些不易數碼化的信息的潛在價值上升。[3]顯然，信息技術和金融創新的進步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模式沿著這種路徑發展，很容易從銀行主導型逐漸轉變為市場主導型。但這僅僅是金融體制選擇的技術性基礎，從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的金融體制發展歷程看，無論是銀行主導型金融模式，還是市場主導型金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觀依據，需要與社會經濟體制相匹配，才能使金融中介的資金配置功能發揮好。

中國在金融改革啟動后，金融體系中的信息技術比較落后，資金規模顯然無法與銀行體系相比，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雖然沒有實行主銀行制，但商業銀行在獲取企業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社會資金也呈現出向商業銀行匯集的傾向，政府、企業、居民都在銀行開設儲蓄帳戶，金融市場的籌資功能則顯得非常薄弱。此外，政府參與商業銀行決策的現象一直存在，與金融市場相比，政府通過干預銀行業務來實現既定發展目標的模式更加直接有效，這也是銀行主導型金融發展模式在中國更受青睞的重要原因。因此，商業銀行成為了中國金融模式中的核心。

二、商業銀行漸進式改革

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最初設立時具有一定的專業性，隨著金融改革的展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也不再按照原有的歸口行業發放貸款，相互之間業務出現了交叉和競爭。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各自的主要業務仍然集中在傳統領域中，并且各自擁有貸款相對集中的行業，當時的貸款業務仍處于國有銀行占據主導的局面，具有一定的壟斷特征。隨著交通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招商銀行等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立，中國金融機構已經呈現出逐步多元化的發展態勢。此外，中國眾多股份制商業銀行已經涉足國內儲蓄貸款業務，但是由于當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吸收了絕大多數的存款，其他商業銀行沒有實力與其競爭。在這種金融格局下，國有商業銀行在業務經營方面缺少競爭壓力，也沒有真正實現市場化運作，雖然成為了金融主體，但反而減慢了市場化金融改革的整體步伐。

不僅在打破國有商業銀行壟斷地位方面缺乏動力，商業銀行行政化的傾向也越來越嚴重。在當時的國有體制下，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依靠財政撥款，盡管吸收了大量的居民儲蓄，但儲蓄者無法對貸款方向產生任何影響，銀行在發放貸款方面仍然要受到政府的干預。由于各級政府對商業銀行業務經營的干預，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在機構設置，還是在業務經營方面，都更像是機關，而非從事金融業務的企業。就連商業銀行的機構設置也基本按照總行、省、市、縣模式層層設置的，而每級分支行都與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每當政府財政緊張，無力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時，就要求銀行給企業發放貸款。這些屬于政策性貸款的項目，本應由財政部門予以提供，或者由財政給予銀行提供利率補貼，以彌補當時銀行在發放貸款方面的虧損。事實上，不僅銀行在利息方面無法獲得補貼，就連本金都很難收回。由于這些貸款大多沒有經過謹慎的論證和評估，有些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也能夠通過政府的指導獲得銀行貸款，貸款歸還的難度極大，特別容易形成不良債權積累在國有銀行體系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國有商業銀行自然無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金融主體，實行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非常必要，但卻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首先，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順利推行，并且徹底解決積累在國有商業銀行體系中的不良資產，為國有商業銀行走向市場化減輕負擔；其次，需要建立較為完善的財政稅收體制，避免銀行貸款“財政化”傾向，使銀行存款、貸款業務真正做到市場化運作，才能使國有商業銀行成為合格的金融機構；再次，政府職能需要從指令性和指導性的計劃經濟模式中徹底走出來，把銀行塑造成金融企業，防止商業銀行業務功能“行政化”傾向；最后，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局面，必須發展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尤其要促進各種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

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一整套解決問題的辦法，包括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積極培育包括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的金融市場，提出逐步實施分稅制改革，建立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此時，中國幾乎同時啟動了財政、企業和金融改革，財政改革主要在于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按照分稅制的原則，確保財權和事權相匹配，企業改革則注重所有制關系的調整，目的是厘清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改革突出表現為建立獨立的銀行體系，完善金融市場的功能。這說明，財政改革和企業改革共同構成了金融改革的前提條件，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必須擺脫原有的各種束縛和羈絆，中國才能實現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

1994年，為了減輕國有商業銀行在政策性貸款方面的壓力，中國專門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金融機構，對需要給予信貸支持的特定行業發放貸款，這樣就避免了政策性貸款與商業貸款混雜的局面，既有利于促進特定行業發展，也有利于為商業銀行減輕負擔，為未來市場化改革提供前期準備。但由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艱難超乎所有人預料，商業銀行貸款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直接導致銀行資產質量的下降，也是不良債權形成的源泉。商業銀行實質性的改革并沒有取得進展，國家只能不斷的為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漸進式的商業銀行改革之路從此開始。

不過，企業改革并非拖累商業銀行轉型的唯一因素，也不能由此認為中國銀行體系完全是低效率的，只能說明在微觀方面商業銀行存在低效率。有研究認為，如果離開對一個轉型國家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和人們收入水平及金融需求層次的總體動態把握，不從國有金融中介產生與]進的內在邏輯出發，就很難全面洞察和準確把握轉型經濟的金融中介尤其是國有金融中介的特征、效率與]進路徑。[4]雖然在貸款方面，商業銀行大部分貸款都發給了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但在動員儲蓄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卻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商業銀行的資產和負債基本能夠反映整個社會的資金供求狀態，從資金的供給角度看，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比率并不是很高，主要來源是居民和企業的存款，由于中國民眾所特有的高儲蓄傾向，居民存款已經超過企業存款，成為中國資金供給最為主要的力量。并且，與企業存款相比較，居民儲蓄具有非常好的穩定性，商業銀行所從事的零售業務是最為穩定的儲蓄來源。從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看，盡管在居民、政府、企業三部門中，居民的儲蓄率最高，但中國居民儲蓄率卻不斷呈現出下降的態勢。[5]因此，在中國穩定居民儲蓄是非常重要的任務，這不僅僅涉及到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更會影響到整個中國的宏觀貨幣形勢。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充分動員國內的儲蓄資金，以此來支持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從動員儲蓄這一宏觀視角看，中國商業銀行實行漸進式轉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制模式，再加上國家屢次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中國的銀行信用已經非常接近于國家信用，這對于穩定儲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漸進式的商業銀行改革并非停滯不前，動員儲蓄的優勢，與不良債權的劣勢，二者之間如何權衡利弊，始終在考驗著金融改革的決策者。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給中國的銀行體系敲響了警鐘，雖然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但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比率已經遠高于國際上公認的風險水平。中國在專門成立長城、信達、華融、東方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接管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后，僅僅過了幾年的時間，不良債權比率又回到了高位。國有商業銀行“大而不倒”的現象，迫使中國商業銀行轉型開始步入了更加實質性的階段。將國有商業銀行塑造成金融市場的主體，主要有兩種辦法：一是需要進行徹底的產權改革：二是需要引入合理的市場競爭。

在產權改革方面，由于國有商業銀行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資產，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全運行，穩定性和安全性是壓倒一切的首要原則，尤其是要保證存貸款規模，才能在較為寬松的條件下進行股權改革。顯然，需要維護國有商業銀行的規模優勢和政策傾斜，銀行業仍然存在高度集中的局面，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基本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國有商業銀行實現徹底的非國有化顯然是不現實的，但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單一產權結構非常必要，企業化的銀行治理結構和運作機制自然成為主要目的。

與此同時，眾多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卻步履維艱，放松行業進入管制，以市場競爭提高金融效率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從金融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在中小企業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就業、繳納稅收的主力軍時，卻無法得到足夠的信貸資金支持，導致信貸資金的低效率配置。而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銀行業結構與企業結構之間存在沖突，直接導致中小企業融資困難。[6]發展多種所有制結構的中小金融機構是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既有利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又有利于創造更加具有競爭活力的金融體系，城鄉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屬于這一行列。[7]

產權論和市場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前者要求繼續給予國有商業銀行經營上的優勢，以此來積累利潤，甚至需要國家繼續注資消化不良債權，而后者則會對國有商業銀行形成外部的競爭壓力，分流儲蓄和貸款的流量。考慮到中國商業銀行的主要利潤源泉就在于存款和貸款之間的利息差額，這無疑將降低國有商業銀行的利潤水平，從而惡化產權改革的寬松環境。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承諾五年內國內金融業對外資銀行開放，對于商業銀行的產權改革而言，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外資銀行的進入有利于加快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步伐，而激烈的競爭又會使股權改革面臨極高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選擇了相對折中的方案，鼓勵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但金融業對外資采取不完全開放。當前，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既處于不斷增大的市場壓力中，也處于國家對其提供的隱性擔保和補貼中，這使得曾經飽受不良債權困擾的國有商業銀行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時期。近年來，銀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的降低了人力成本、信息成本和費用，自動柜員機、網絡銀行、電話銀行等模式極大的降低了儲蓄貸款業務的經營成本，國有銀行最為明顯的特征也從高不良債權轉變為高利潤水平。同時，也暴露出國家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新問題，巨大的市場份額使國有商業銀行處于絕對優勢的市場地位，各種收費名目層出不窮，服務效率飽受詬病，反而成為國有商業銀行需要解決的新問題。此時，以市場競爭推動中國商業銀行體系轉型的呼聲已經越來越高漲。

三、商業銀行改革與利率市場化關系

中國金融改革任重而道遠，許多方面都亟待完善，但作為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無論是中央銀行調控貨幣，還是商業銀行的儲蓄貸款業務，利率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變量。利率市場化對于增強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促進商業銀行體系轉型也具有非常明顯的作用。利率決定機制已經成為中國金融改革能否繼續的決定性環節，利率市場化的任務也開始顯得愈發迫切，但改革卻始終難以全面展開。

1992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曾經提出，“中央銀行按照自己供求狀況及時調整基準利率，并允許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在規定幅度內自由浮動”；1992年12月《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決定》又提出，“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逐步形成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的市場利率體系”。利率市場化的任務已經提出整整二十年，但在復雜的利率種類中只有少數利率實現了市場化運作，大多數利率仍然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國利率體系非常復雜，在中央銀行利率體系中有存款準備金利率、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而在商業銀行體系中有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存貸款利率等。按照市場化程度進行劃分，處于嚴格控制的利率主要是存款利率，貸款利率則正在逐步嘗試市場化運作，而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企業債券利率等已經實現市場化運作，央行利率中仍然存在非常明顯的非市場化特征。

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制度進行改革，但仍然對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支付利息，縱觀世界發達國家，存款準備金利率都非常低，甚至是零利率。中國這種獨特的做法事實上在為商業銀行提供補貼，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商業銀行繳納準備金的傾向，中國超額存款準備金長期存在，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一些時期，商業銀行甚至出現“惜貸——超存”的現象，即寧愿把資金存在中央銀行準備金賬戶上，也不愿意發放貸款，因為前者獲得的利息收入更為穩定。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存在還給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了極大的難度，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的緊縮措施，經常會由于商業銀行擁有超額存款準備金而失去力度。存款準備金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中的“重型武器”，在中國貨幣政策中經常頻繁出現，而在經典的教科書中大多都有謹慎操作的表述。例如，“變動存款準備金的作用十分猛烈，一旦準備率變動，所有銀行的信用都必須擴張或收縮。因此，這一政策手段很少使用，一般幾年才改變一次準備率。”[8]以及，“以改變法定準備金率的方式來使貨幣供應作小幅度調整是不易的。”[9]還有，“但是，盡管它是有力的，聯邦儲備系統并不是經常使用這個工具。”[10]

再貸款利率與再貼現利率都由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二者密切相關，一般再貼現率略低于再貸款利率5～10個百分點。在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再貼現率往往被作為基準利率，中央銀行以此來作為調控貨幣的杠桿。美國經常以調整基準利率的方式來提高或降低整體利率水平，而在中國則是直接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這種干預方式固然直接有效，但利率卻無法真實反映資金的供求狀況，容易造成資金市場扭曲和錯位。缺少市場化運作的基準利率是制約貨幣政策準確性的重要因素。當前中國最能反映資金狀況的基準利率參照系仍然是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早在1996年這一利率就實現了市場化運作，也經常被看作是貨幣寬松或短缺的風向標，但由于參與者主要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儲蓄和投資的影響較小，只能反映短期內金融體系資金供求狀況，很難全面反映整個社會的中長期貨幣信貸情況，也無法以此準確衡量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水平。

從商業銀行改革方面看利率市場化則具有明顯的矛盾性：一方面利率是銀行體系開展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商業銀行轉型繼續深入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利率市場化的進展也受商業銀行轉型的制約，在商業銀行沒有實現完全轉型的條件下，很難全面推行利率市場化。利息是銀行利潤的源泉，“銀行一方面代表貨幣資本的集中，貸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銀行的利潤一般地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11]在中國，這種特征尤為明顯，商業銀行盈利主要依靠存貸款利息之間的差額，如果存貸款利率同時進行市場化運作，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存貸差縮小，這無疑將會對商業銀行經營產生巨大的壓力。因此，中國一直在嘗試存貸款利率的單邊浮動，即在基準利率條件下，允許貸款利率上浮和存款利率下浮，這樣做的目的無疑是為了增強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如果允許貸款利率下浮，激烈的市場競爭將降低銀行業盈利能力，不利于商業銀行體系的穩定。如果允許存款利率上浮，那么高息攬儲的現象所造成的惡性競爭同樣會威脅中國金融安全。顯然，利率市場化的推行受制于金融改革，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必然成為利率市場化的先決條件。

可見，在當前中國商業銀行改革的進程中，錯綜復雜的利率體系已經成為非常關鍵的決定因素，未來金融改革亟待突破的就是利率市場化。當然，這方面的改革也必然會秉承著中國金融改革的一貫性特征——穩中求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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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e

Wang Zhiyu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第2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關鍵詞】遼寧省 區域金融競爭力 指標

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金融資本在世界市場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區域金融競爭力的強弱會直接影響到城市的發展速度，也會影響城市的現代化進程。隨著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金融競爭力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將進一步強化，要想分析、了解遼寧省金融競爭力的水平，就要構建指標體系，能夠將遼寧省的金融發展情況表現出來，全面展示遼寧省的金融競爭力，提出遼寧省金融發展的建議。

二、遼寧省區域金融競爭力指標體系

（一）構建金融競爭力的指標

要想構建金融競爭力的指標體系，首先要進行指標選擇，影響金融發展水平的因素很多，綜合量化指標，應用主層次分析法，將金融競爭力作為一級指標，設置二級指標、三級指標來支撐、反映一級指標，具體指標構建結果如表1所示：

在金融競爭力各級指標數據的獲取上，以歷年來的區域統計數據為準，通過數據帶入，可以比較遼寧省區域之間的金融競爭力。

（二）指標分析方法

在金融競爭力指標數據的選擇上，首先要對原始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出來，促使所有的指標數據保持在統一水平面上，應用等級權重計算法（本文研究采用等權法綜合評價指標，構建原始數據的矩陣，確定最終的指標權重值），為每級指標選取不同的權重，通過甲醛進行遼寧省區域金融競爭力的連續指標數據的比較。

設置Xij為第i個城市在第j個指標樣本上的指標值，則其標準值為：

求取標準值后，按照從0～1的范圍進行標準正態分布。

第j個指標在第i個城市指標值中的比重，具體式子為： ，其中Pij代表區域城市金融競爭力的相關指標。

第i個城市的金融競爭力，具體式子為： ，將無量綱處理過的數據帶入式子中，比較區域金融競爭力。

（三）總結與分析

本次調研的樣本指標主要包括2015年遼寧省各城市的金融競爭力指標，以來源于2016年《遼寧省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省區數據為準，分析遼寧省區域金融競爭力水平。

按照指標分析方法，可得出大連、沈陽以及鞍山的城市金融競爭力保持在前三位，而營口、錦州、盤錦處在第4、5、6位，朝陽、鐵嶺、葫蘆島、阜新三個城市分別處在遼寧省的第11、12、13、14位，算結果與遼寧省數年的統計年鑒數據排名一致，其中大連市多年來保持第一名，在全國的金融競爭中也保持在前列，而沈陽、遼陽、本溪等城市的排名下降1到2名，撫順、盤錦呈現出上身趨勢，其余城市的變化相對比較穩定。

三、遼寧省區域金融競爭力水平

縱觀遼寧省各城市金融競爭力的變化，可以看到遼寧省中部地區的城市金融競爭力較強，如沈陽、大連等處于第一階梯，而隨著中部向四周輻射，城市的金融競爭力逐漸下降，如本溪、營口、盤錦等處于第二階梯，沿海的葫蘆島、阜新等城市的金融競爭力處于第三階梯，金融發展空間有待提高。

隨著我國現代經濟的發展，城市的金融競爭力的差異化不斷縮小，如葫蘆島近年來的金融競爭力不斷提高，但大連、沈陽與葫蘆島、阜新等城市存在絕對差異，金融城市競爭力誘導提高。

在遼寧省的區域金融競爭力建設中，我國重視新城區的建設，城市的基礎設施水平顯著提高，隨著金融經濟的發展，區域金融競爭力逐漸以“金融單純競爭活力”為核心，其他經濟力、設施力等為輔助因素，以此全面實現遼寧省的金融發展。

四、結語

文章通過構建遼寧省區域金融競爭力指標體系，觀察遼寧省各區域城市的金融發展潛力，為城市發展提供指導意見。研究顯示遼寧省的區域金融發展不平衡，整體呈現出“中部突出，四周衰微”的態勢，因此在省區建設上，應該將建設重點放置在周邊城市上，全面推進省區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3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關鍵詞：非正規金融  制度經濟學  雙層制度安排

1 問題的提出 

對我國的非正規金融產生與興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獻大都從以下兩個方向展開：一條思路是沿著麥金農的非正規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觀點進行拓展，如史晉川(1997)、張軍(1998)等的研究；另一條思路是沿著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貸配給均衡的框架進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認為，信貸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是非正規金融產生和廣泛的根本原因，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應當說，這兩種觀點都可以用來解釋我國的非正規金融的起源問題，但他們都無法解釋非正規金融為什么會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后逐步壯大興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產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國的金融抑制尤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銀行信貸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不會因改革而有所改變；最后，在我國這樣一個具有“二重結構”的國家里，中央政府的強大控制力也不會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規金融為什么會屢禁不止。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都沒有很好的解釋我國非正規金融的產生問題。

根據諾斯和托馬斯的雙層制度安排假說，制度安排可分為基礎性制度安排和次級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當制度供給主體，通過引入法律、法規、政令等手段加以實施。基礎性制度安排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滯后性。

后者是個人或個人團體在獲利機會誘導下自發倡導實施的，多表現為私人間的契約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漸進改革進程中。次級制度安排大體上是對現存基礎性制度安排的彌補和修正，在某些范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離，從而導致對基礎性制度安排進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級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礎性制度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作者認為，非正規金融是我國經濟制度轉軌過程，因正規金融制度供給滯后于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對制度服務的需求，由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在正規金融制度邊際進行非正式制度創新的結果。因此只有從我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規金融產生的原因，正確把握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趨勢。 

2 非正規金融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2．1 制度環境變遷：非正規金融的產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環境是指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的基本規則。從邏輯上講，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變化可能會使制度環境發生變遷，并導致利用現存的外部利潤機會獲利成為可能，那么與制度環境相關的制度安排就會處于非均衡狀態，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或在其邊界進行制度創新。

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制度選擇從功能上使得金融實際上成了政府財政的一部分。社會資金大都通過財政手段進行分配，銀行的作用只是充當政府的“出納”，金融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階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的貨幣化水平低，人們 在解決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幾乎沒有多少貨幣剩余。因此，雖然我國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這種制度環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給與制度需求是相適應的，整個金融制度處于均衡狀態，非正規金融根本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

1979年以后，我國開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所有制結構和經濟資源分配方式的不協調。我國的私營企業不斷的發展壯大，對經濟資源的需求不斷擴大，但在金融資源分配方面，為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 有經濟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國正規金融機構的首要任務，對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暇顧及，個私企業從正規金融部門融資變得十分困難。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當正規金融的進人變得更昂貴時，中小企業必然會尋找新的金融服務機會、形成相應的規則和約束并使之合理化，即從非正規金融部門籌集資金。

其次，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變。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經濟資源上的絕對的控制權，對經濟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與此相適應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給方面長期居于壟斷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許的任何制度創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將其他個人或團體排除在制度創新的空間之外。改革開放以后，政府逐漸放松了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將一部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私人部門，為權利主體的多元化創造了條件。

最后，經濟運行的貨幣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開放后，收入的貨幣化分配逐漸取代了傳統經濟制度下的實物分配，我國居民在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積累了大量的剩余貨幣。為使其貨幣資產保值增值，社會居民或組織在運用其貨幣資產時要兼顧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建立在地緣基礎上的非正規金融正好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因此，數量巨大的民間資本所有者受利益驅動而成為非正規金融的供給者或中介人，將小規模的短期儲蓄集中起來，為各種類型的非公有制企業提供資金供給，促進貨幣或資本向投資轉化，對正規金融產生“擠出”效應。 

2．2 正規金融制度變遷：非正規金 融產生的制度供給因素分析

第4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財稅政策；金融支持；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038（2016）12-0163-02

從19世紀的工業革命爆發至今，人類社會發展的步伐突飛猛進。然而，人們在創收經濟效益和改善物質水平的同時，也因諸多竭澤而漁的破壞行為而遭到了大自然的報復，一系列環境問題引發的危機向我們敲響了警鐘，如何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環境保護，已然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戰略中的首要議題。對此，在21世紀初，由西方發達國家率先提出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概念。低碳經濟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核心理念的經濟發展模式，該模式的提出旨在緩解全球氣候變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其核心方法是依靠科技創新手段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同時降低碳排放量，從而構建以清潔能源為導向的生產和消費結構。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概念，低碳經濟戰略的實施不僅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目標，而且對于促進經濟方式轉變和優化產業結構也大有裨益，將對我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1低碳經濟的發展現狀

低碳經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正式出現，到了2003年在英國的白皮書就被當作一個正式概念提了出來，到了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把低碳經濟這一發展模式推向了世人面前，于此低碳經濟正式地開始發展起來。二氧化碳的過量排放是造成全球氣溫變暖的主要原因，節能減排是我們人類生存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一時代背景下觸發了在能源利用與經濟發展領域的大變革，使得低碳經濟的理念應運而生。按照當前國際通行的定義，低碳經濟是人類通過技術手段和制度設計的方式方法來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從而有效地遏制全球氣候變暖，減少各種自然災害的發生與生態環境的惡化，保障人類的生存安全；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理念與一種發展模式，它是通過控制碳排放，以達到有效平衡生物圈的目標；低碳經濟的實質是實現能源的高效利用與綠色GDP，并大力開發清潔能源；低碳經濟的核心技術與能源技術開發，減排技術創新以及產業結構與制度的創新等都有關聯[1]。

2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的協同效應

在社會主義市場化經濟的發展戰略中，財稅政策和金融手段二者可謂相輔相成，相依相存。好的財政政策需要通過靈活多變的金融手段進一步落實，而金融手段也唯有在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財稅政策框架內實施，才能得到有效地規整與監控，從而確保其有序健康地發展。二者的協同效應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以財政政策約束金融手段。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的協同運作是指全面發揮出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即加強金融、財政以及稅收等多項政策協調與配合，使多項政策合力，從而提高政策效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目標。（2）運用信貸政策促進融資。財稅政策的扶持是企業堅定跟進并克服種種現實問題的保障手段，可以實現政策扶持的效果，但財政方面投入非常有限，僅依靠有限的財政資金支持很難共同實現政府的預期目標，而金融支持方面，銀行信貸投入也面臨種種風險，這是因為低碳經濟與傳統產業相比擁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再加上市場的認定與節能減排效果的有效性，其投入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3）通過財政稅收政策優化金融市場結構。政府與市場的職責所在，根據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運用法律法規、稅收、財政補貼、信貸、轉移支付、資本市場、排放交易等相關手段措施，來調節或者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并注重財稅政策的激勵作用，以金融，財政，稅收等多項政策有機協同配合，發揮出多項政策合力的作用。

3將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的協同效應用于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1）財稅補貼和信貸融資對低碳環保事業的利好政策。財政補貼可以直接增加從事低碳產業的企業的收益情況，而且方式多變靈活，針對性較強，激勵作用也比較突出明顯。財政補貼可以采取價格補貼、投資補貼、虧損補貼等多種具體方式，支持新能源、新技術、新材料為代表的低碳產業的發展。預算撥款能夠直接促進發展低碳產業的作用，在財政預算當中，“碳預算”是將節能技術研發，提高效能以及支持低碳產業與綠色產業發展，直接納入財政預算之中，通過設立專項資金，明確資金額度和增長幅度，建立了財政專項資金合理投入的穩定性與長效性，并保證節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開發的必要支出，直接促進低碳產業長久的發展。（2）政府部門對節能環保科研項目的扶持。政府的低碳采購制度在發展低碳經濟中具備社會引導性與間接激勵性。中央專項轉移支付對經濟落后地區淘汰的落后產能具備財政支持與財政鼓勵的作用。中央政府設立節能減排轉移支付專項資金，可以最大化的提高保護生態環境，防治污染的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稅收優惠政策可以直接鼓勵與支持企業積極主動地發展低碳產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是減少能源消耗與污染物的排放，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其關鍵問題是要進行技術進步及創新。貸款貼息在企業發展低碳產業中起著具大的作用。貸款貼息指的是財政給予能效投資項目的貸款利息補貼，貼息主要是針對企業的節能減排項目貸款施行的，貸款貼息的方式對相關領域技術創新進行支持，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場主體能源投資與開發的具體成本的支出，從而達到鼓勵全社會主動減排節能的目的。（3）通過綠色稅收來優化企業產業結構。財稅政策在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主要分為兩方面：①根據發展中存在市場失靈急需低碳產品；②財稅政策及其配套機制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低碳經濟是在環境保護和改善的基礎上降低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實現低碳發展，而如今大氣環境和水、森林等自然資源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給的一些公共設施都屬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在這種屬性下大多數的公共物品的效益都是外在化的，因此會產生由外在性引起的市場失靈現象，在這方面政府可通過選擇低碳產品，在供給公共物品中鼓勵低碳經濟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金融行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它可借助低碳經濟的發展進而壯大自己：①應該全面發揮銀行的信息媒介與信用創造功能；②可以充分全面發揮銀行業獨特的篩選功能；③可以發揮資本市場與保險業對低碳行業的投資保護支持等輔助作用。（4）通過私營金融信貸服務為中小型環保企業融資。我國是世界上目前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碳減排交易市場，同時也是最大的低碳經濟項目需求方，每年排放出的溫室氣體達到15000萬~22500萬t之間，這預示著我國低碳金融市場的交易額可高達130億元人民幣，這勢必將催生出許多新生產業，以及配套產業，這都將給金融業創造巨大的盈利空間，有助于提高金融行業的經濟與社會效益。企業要發展低碳經濟，得到金融行業的支持是關鍵，對商業銀行來說，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帶來的即是巨大的業務量，又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在低碳經濟發展和金融業競爭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中國境內銀行將業務重心放在貸款業務上這樣的盈利結構不利于銀行的可持續發展，都在致力于戰略性轉型。根據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金融業同質化競爭現象比較嚴重，金融產品創新能力嚴重不足，而低碳經濟發展則需要金融業在產品服務上的創新，在客觀上要求金融業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金融業本身提供了創新發展的良好機遇。金融業作為我國特殊的經濟行業決定了其在為社會創造信用，提供資金積累和保障經濟安全的同時也應該在其業務方向上傾向了綠色環保產業，以提高金融業的社會責任感，配合國家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促使節能減排與環境保護等舉措有效地開展開來。

4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促進低碳發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必然趨勢，它即符合市場需求，也符合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財稅政策與金融對低碳經濟大發展起著關鍵的支持作用。將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有機的結合起來，實現多項政策協同配合運作，共同促進低碳經濟在我國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鄭良海，侯英.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2，03：141~145.

[2]任勤.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的協同研究[J].理論與改革，2012，04：91~94.

[3]《發展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研究》課題組，劉尚希，魏躍華，余麗生，張學誕，邢麗，李銘.發展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研究[J].財會研究，2011，12：6~14.

[4]郭福春.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體系研究[D].武漢大學，2011.

第5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關鍵詞】 金融安全; 預警指標體系; 層次分析法

一、國內外研究綜述

由于金融安全預警方法研究有較大的難度,目前國內外尚無完整的、準確性較高的研究成果。國外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KLR信號分析法、FR概率模型、STV橫截面回歸方法和學者劉遵義采用的“主觀概率法”。但是,這些模型假設與現實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表現為:一是特定樣本難以反映總體實際情況和揭示總體特征。預警模型是一個單純的數學關系式,不是經濟、金融發展規律的全面反映,僅僅是實際情況的近似模擬;二是從歷史數據估計出的模型對金融危機預測的準確性有一定的影響;三是用線性預測方法等傳統范式預測理論來研究金融危機非線性問題,預測效果不甚理想。

國內金融安全預警系統基本方法可歸納為三類: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基于案例推理CBR模型和動態信息融合法。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突破了傳統的風險預警模式,解決了傳統模型難以處理高度非線性模型、缺少適應能力等困難,在金融預警的工作中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基于案例推理的CBR模型是人工智能領域較新的一種推理方法,適用于問題描述半結構化和經驗豐富的領域,將其運用到金融危機預測領域,避免了傳統的經濟預測方法解決非線性問題的局限性,為金融危機預測提供了新思路和有益的探索;動態信息融合法不僅解決了模型選擇的困難,也改善了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缺少專家知識的缺點。該模型建立的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的動態信息融合方法,仿真結果表明該方法是有效的。但是,總體來看,以上模型和方法并沒有真正從宏觀與微觀的視角建構具有預警功能的國家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

二、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的建構

我國國家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的建構,應包括宏觀、微觀兩個層面。

(一)宏觀層面預警指標

宏觀層面預警指標包括:經濟運行指標和國家綜合指標。

1.經濟運行指標。包括:實際GDP增長率(U111);通貨膨脹率(U112);經常項目差額/GDP(U113);廣義貨幣M2增長率(U114)。

2.國家綜合預警指標(U12)。包括:利率波動率(U121);匯率波動率(U122);國家綜合負債率(U123)。

(二)微觀層面預警指標

考慮到我國的具體國情,本文的微觀層面預警指標主要選取:國有企業安全指標(U21)、證券業安全指標(U22)、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機構安全指標(U23)。

1.國有企業安全指標(U21)。包括國有企業負債率(U211);國有企業信貸/GDP(U212);國有企業增長率(U213)。

2.證券業安全指標(U22)。該類指標選擇包括股指波動率(U221)和證券化率(U222)。

3.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機構安全指標。

(1)盈利能力指標(U23)。對于盈利能力的考核,當前國際上常見的主要以資產利潤比例來衡量。本文參照國際標準和中國人民銀行的相關指標,選擇總資本凈回報率作為盈利指標。

(2)流動性風險指標(U24)。流動性風險是指由于金融企業資產負債比例過度,資產負債長短結構搭配失衡、資產流動性不足所可能導致的支付危機和擠兌風潮。本文選擇貸存比例作為流動性風險的預警指標。

(3)資本質量預警指標(U25)。資產質量一直是各國監管當局關注的重點。本文選擇不良貸款率作為反映資本質量預警指標。不良貸款率(U)=不良貸款余額/全部貸款余額×100%

(4)資本充足性預警指標(U26)。資本充足率是衡量金融機構穩健與否的根本因素之一,本文選擇資本充足率作為資本充足性的預警指標。

資本充足率(U)=資本總額/權重風險資產總額×100%

該指標是衡量銀行實力和防御資本風險能力的核心指標,是資本風險監控和衡量金融機構健康水平的關鍵指標。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規定,本指標的最低標準為8%。

三、國家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及數據的采集

本文選取了2004年~2009年上半年的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經濟數據。對宏觀經濟數據的選取主要從關系我國國計民生的經濟運行和國家綜合經濟發展這兩個層面考慮,微觀層面經濟數據主要從國有企業、證券業、國有商業銀行的年報中選擇相應數據。指標數據主要來自2004年~2009年的《財政年鑒》、《中國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執行政策報告》等。

(二)模型的構建

1.模糊判斷指標集合。模糊判斷評語集合V=(V1,V2,V3,V4,V5),Vi(i=1,2,3,4,5)含義為國家金融安全預警綜合指數臨界點,如表1所示,分值越低越安全。如果V1表示國家金融安全綜合指數處于安全狀態,分值為0.2;V5表示國家金融安全綜合指數處于嚴重風險的程度,分值為1,即處于可能發生金融危機的程度。

2.確定模糊判斷指標的權重。(1)權重的確定方法。考慮到上述指標中既有定量指標,又有定性指標,本文采用定性與定量結合的方法――層次分析法(AHP法),其優點是能量化決策者的經驗判斷,體現人的決策思維的基本特征,即分解、判斷和綜合。利用AHP法的基本步驟如下。

第一,分析指標體系中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建立遞階層次結構。目標層U包括一級系統Ui、二級系統Uij、三級系統Uijk。目標層U為國家金融安全預警綜合指數;一級系統Ui包括宏觀層面指標U1、微觀層面指標U2;二級系統Uij包括經濟運行指標U11、國家綜合指標U12、國有企業指標U21、證券業指標U22、中國工商銀行指標U23、中國農業銀行指標U24、中國銀行指標U25、中國建設銀行指標U26;三級系統Uijk包括實際GDP增長率U111、通貨膨脹率U112、經常項目差額/GDPU113、廣義貨幣M2增長率U114、利率波動率U121、匯率波動率U122、國家綜合負債率U123、國有企業負債率U211、國有企業信貸/GDPU212、國有企業資產增長率U213、股指波動率U221、證券化率U222、總資產凈回報率U231、存貸款比例U232等。

第二,對同一層次的各元素關于上一層次中的某一準則的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構造兩兩比較判斷矩陣,并按1~9標度進行相對重要性的賦值。下層被比較元素構成一個兩兩比較判斷矩陣A=(aij)axa式中(aij)表示元素fi與fj相對于上一層指標的重要性的1~9標度量化值。顯然判斷矩陣具有下面的性質:對所有的i,j∈N相當于{1,2,………,n｝有aij>0,aji=1/aij,aii=1,故A稱為正互相反矩陣;當i,j,k∈N,有aij×ajk=aik,稱為完全一致性矩陣。

第三,由判斷矩陣計算被比較元素對于該準則的相對權重,并進行一致性檢驗。

(5)計算一致性指標C.I(Consistency Index)。C.I=(λmax-1)/(n-1),并查找相應的n的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R.I(Random Index)。

(6)計算一致性比例C.R(Consistency Ratio)。C.R=

C.I/R.I,若C.R

(三)結果分析

通過向各大銀行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以及部分金融專家對各層面指標之間的重要性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發出100份,收回78份),結合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國際慣例對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分析和調整,并利用模糊數學方法求出各層面指標的權重,如表2所示。

將各層面安全預警指標的數值乘以與之相應的各層面的權重系數得出國家金融安全綜合指數V、國家金融安全宏觀層面的綜合指數V1和微觀層面的綜合指數V2,見圖1。

從國家金融安全預警綜合指數趨勢圖中顯示出:在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前,我國國家金融安全綜合指數明顯高于其它各年。通過對各層面系統的一致性進行相應的檢驗,可以看出:系統的一致性和穩定性是可以接受的。

【參考文獻】

[1] 王順.金融風險管理[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

[2] 張建華,等譯.金融危機早期預警系統及其在東南亞地區的運用[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3] 王元龍.關于金融安全的若干理論問題[J].國際金融研究,2004(5):78-82.

第6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關鍵詞：民族地區 經濟發展 金融支持

延邊州作為吉林省唯一享受西部開發政策的少數民族地區，在國家政策、資金的大力支持下，總體上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但經濟總體表現為發展不力，已經到了十分緊迫和危急的地步。如何及時調整有關經濟、金融政策，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逐步縮小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差距，對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金融現狀

（一）經濟發展速度緩慢，表現為經濟發展不力。一是地區人均生產總值逐年下降。（1）同全國和全省平均水平相比，相差越來越大。1990年，人均GDP延邊州2041元，高于全國、全省水平；2000年，延邊州5829元，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1999元、與全省平均水平相差1183元；2010年，延邊州24448元，與全國和全省平均水平相差越來越大。（2）同省內各發達地區相比，已望塵莫及。1990年，人均GDP長春市和吉林市與延邊州相差無幾甚至不如延邊州；2000年，延邊州與長春市相差6552元、與吉林市平均水平相差3421元； 2010年，延邊州已經是相差甚遠。二是財政收入越來越匱乏。自2001年至2010年十年間，延邊州財政收入總體逐年下降，同省內各發達地區相比，相差甚遠。2001年，延邊州財政收入為9.17億元，與長春市相差27.09億元、與吉林市相差4.85億元；2010年，延邊州財政收入為41.26億元，與長春市相差139.54億元、與吉林市相差98.28億元。三是平均工資水平每況愈下。自2001年至2010年十年間，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均未達到全省平均水平，與省內部分發達地區相比，差距越拉越大。2001年，延邊州平均工資水平為7955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816元，與長春市相差3135元、與吉林市相差530元；2010年，延邊州平均工資水平為2375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646元，與長春市相差11970元、與吉林市相差7239元。

（二）金融業發展滯后，導致金融抑制。一是延邊州各項存款逐年大幅度上升。自2001年至2010年十年間，各項存款增幅除2007年以外，基本上都高于全省和省內部分發達地區。二是各項貸款增長緩慢，部分年份出現負增長，且占全省比重逐年下降。三是存貸差逐年增加，資金外流嚴重。十年間延邊州存貸差逐年增加，尤其是自2008年至2010年三年間存貸比未超過50%，從資金流入地區逐步變成資金流出地區。可見，少數民族地區的金融發展總體滯后，經濟的貨幣化不足，經濟循環中信貸和貨幣化的程度過低。

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不力與金融抑制成因

（一）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可持續發展受阻。延邊州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比較高，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相矛盾，許多企業、產業是資源消耗型企業和產業，受行業政策的限制，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和銀行業的信貸介入，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如醫藥行業雖然成為延邊州優勢產業，具有較高的經濟地位，但還沒有納入國家重點支持的行業序列，國家相關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大。

（二）工業發展相對滯后，經濟效益低下。延邊州工業起步較晚，基礎相對薄弱，同其他地區的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且資金投入一直偏低，沒能滿足工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導致工業的發展相對滯后于全國及全省平均水平。其主要表現是工業規模偏小，產業關聯度較低，運行質量不高，經濟效益低下，未能形成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資源開發利用的層次較低。

（三）財源匱乏，自我調整乏力。財政收支不平衡現象比較嚴重，尤其是縣級財政困難問題更為突出。其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實力較弱，總量相對偏低，稅源基礎薄弱，相當部分的企業經營不景氣，虧損面大，包袱沉重，財政支出較大，地方收入增長遠遠低于財政支出的增長。

（四）少數民族優惠政策作用沒有得到充分體現，適應市場能力較低。一是原有一些少數民族優惠政策沒有根據不斷變化的市場經濟條件做出及時的調整和完善，與改革后出臺的一些政策不配套，缺乏連續性，以致失去原有的效力，難以操作和落實。二是“等、靠”政策依賴思想仍比較嚴重，沒有認清政策只是經濟發展變化過程中的催化劑，而最根本的動力還是要靠自身，適應市場能力較低。

（五）貨幣政策“一刀切”、信貸權限的上收，導致金融功能弱化。貨幣政策全國“一刀切”，少數民族地區金融機構在資金管理方式、二級準備金要求、資金調撥、利率、專項資金、利潤核算等方面沒有享受優惠政策。相反，由于民族地區經濟基礎差，金融總量小，貸款風險大等原因，商業銀行總行普遍采用貸款限額管理和授信額度管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限制。隨著審貸分離、信貸權限上收，信貸業務準入門檻過高，延長了貸款時效，一些好的項目或企業未能及時得到金融支持。

第7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一、柴達木循環經濟的實際意義

柴達木盆地是我國四大盆地之一，素有“聚寶盆”的美稱。柴達木盆地現已發現礦產86種，占青海省發現礦種的69%；產地1050處，探明儲量的礦產57種，礦產地281處，其中大型礦床72處，中型礦床61處，優勢礦床189處，占青海省的60．4%；礦產資源的潛在經濟價值約16．27萬億元，占青海省礦產資源潛在經濟價值的95%。

柴達木盆地不僅有著非常豐富礦藏資源，而且還蘊藏著豐富的再生能源資源。盆地周邊的山間向匯水中央奔流的條條清澈的河流，不僅為工農牧業生產提供良好的水源，而且水電資源有良好的開發前景。盆地年日照時數為3000個小時以上，年總輻射量約為600-750千焦/厘米2，太陽能資源極為豐富。

柴達木盆地這一特殊地理自然環境中，還生存著種類繁多的珍禽異獸。有動物王國、鳥的樂園；也有千姿百態經濟價值極高的特有野生植物。盆地有皚皚雪山、博大冰川；有茫茫戈壁、遼闊草原；有北國的風土，南國的湖水；有高原溫泉，雅丹地貌，這些都具有良好的開發前景。

在看到資源豐富的同時，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柴達木是一個生態非常脆弱的地區。柴達木地區建政以來，尤其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給柴達木資源開發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資源開發在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和資金積累的同時，也給這里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由于受自然條件和技術水平的限制，柴達木地區的企業大多采取粗放型、掠奪式資源開發模式，相當數量的傳統企業技術落后、設備陳舊，加上業主采富棄貧、單一開采、亂挖濫采、浪費嚴重，使單位產品的資源消耗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水平。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能源、資源約束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國家的發展迫切需要有柴達木這樣的增長區、增長極，形成對國家的新支持。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環保已成為柴達木資源開發建設非常嚴格的前置條件和各環節的剛性約束。

柴達木循環經濟區列入國家首批13個循環經濟試點工業園，為柴達木資源可持續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在國外，發達國家開展循環經濟首先從解決消費領域的廢棄物問題入手，向生產領域延伸，最終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引入循環經濟和開展循環經濟試點，用生態鏈條把工業與農業、生產與經營、城區與郊區、行業與行業有機結合起來，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推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發展循環經濟，是柴達木開發的必由之路。

二、金融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的有利因素

1．金融機構設置相對較為齊全，目前，轄內設有中央銀行、銀監局、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中國財險、人壽險、新華人壽、證券營業服務部等分支機構。共有各類金融機構126家，從業人員1562人，為金融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2．信貸資金來源比較充裕。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和柴達木資源的大規模開發，柴達木地區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統計資料顯示，十五期間海西州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5%以上，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6%，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0%，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了柴達木地區各項存款快速增加，十五期間，全地區金融機構存款年均增長17．4%，2005年末，各項存款余額達917249萬元，各項貸款余額為448955萬元，存差為468294萬元。“十一五”期間，隨著柴達木資源的更大規模的開發及國家重點項目在盆地的開工建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還會迅速增長，預計年增長約20%。這給金融機構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資金保障。

3．近年來，隨著柴達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金融業發展亦日新月異金融經營管理能力不斷加強，金融創新能力不斷增強，金融業務不斷發展，金融新業務、新產品不斷推出，金融服務水平不斷提高，金融科技水平不斷升級，信息平臺不斷完善，為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融資、結算等條件。

4．柴達木資源的開發及國家重點工程建設，給金融業創造良好的發展平臺。據調查，柴達木循環經濟區工業發展規劃初步安排項目152個，總投資為906．74億元。其中近期規劃項目投資額為455．96億元，中遠期規劃項目新增投資為460．8億元。項目包括石油天然氣、鹽湖化工、煤炭及煤化工、金屬及冶金、建材及其他、農畜產品的開發及深加工等。國家一批重要基礎設施項目也將在柴達木開發建設，如青藏鐵路西格段復線電氣化工程；格爾木――庫爾勒、格爾木一柳溝鐵路；109國道日月山―格爾木高等級公路建設等，隨著柴達木資源開發及國家重點工程的建設，會吸引大量國內外有實力的投資開發企業來柴達木投資建設，區域外金融資金將會大量流入，帶來先進的管理手段。這些給柴達木地區金融提供難得的發展機遇，只要金融機構抓住機遇，發展自我，柴達木金融業就一定能夠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發揮核心作用。只有金融業的大力支持，建設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點產業區才能成功。

三，金融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的不利條件

1，金融機構布局不合理的影響。就全國而言，金融改革不斷完善了我國金融體制，增強了商業銀行的競爭和盈利能力，但從柴達木地區情況來看，金融改革使本地區的金融體系更加不合理。2000年以來，各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社共撤并轄內機構40多家。目前，柴達木地區八個縣市(行委)，有五個縣(行委)只有一家商業銀行分支機構，一個縣只有農村信用社，沒有任何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八個縣市(行委)只有格爾木地區有一家證券服務部。全地區沒有區域性或地方性商業銀行。金融機構的減少造成了金融市場功能弱化，金融服務水平下降，大部分地區信貸總量嚴重萎縮，如轄內天峻縣有豐富的畜牧業資源和煤炭資源，但該縣沒有一家商業銀行分支機構，造成該縣經濟融資困難。

2．金融管理體制的影響。一是各家商業銀行按照一級法人實行授權授信的集權管理，層層上收貸款和客戶信用評級權、貸款的發放權。一些地區的商業銀行只吸收存款和清收不良貸款，不發放新增貸款，弱化了基層商業銀行的信貸動力和作用的發揮，進而影響到自身生存發展的問題；二是商業銀行調整經營

策略后均實行了“雙優”、“雙大”策略，貸款投放重點向優勢產業優良客戶和大企業、大項目集中，對縣域經濟和中小企業實行信貸弱化或信貸退出機制，使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融資難的問題非常突出；三是信貸觀念陳舊，存在重城市輕農村，重大型企業輕小型企業，重生產經營輕消費，重重點項目輕非重點項目，使銀行支持的領域變得越來越窄。

3．投資環境的影響。投資環境是一個地區社會經濟、政治法律、自然條件、地理位置以及人們文化道德素質的總和，它的優勢實際上直接影響金融支持的能力。近年來，柴達木地區各級黨委政府在改善投資方面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投資環境有了明顯改善，但軟硬環境的改善程度仍存在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一是資源環境不盡人意。雖然柴達木盆地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能源，但科技資源、文化資源、人才資源、生產資源、生活資源的利用和擁有程度都比較低，這就影響了金融支持的力度；二是基礎設施環境不盡人意。柴達木地區總面積30萬平方公里，地域遼闊，自然環境比較艱苦。特殊的自然環境使基礎設施建設欠賬太多，交通不夠暢、城市不夠靚、環境不夠美。尤其是廣大偏遠的農村牧區生產經營比較落后，道路不平，水利設施破舊，自然災害頻繁，農牧民生活還比較困難，這些嚴重影響了柴達木經濟的發展和消費能力；三是信用環境不盡人意。當前柴達木一些地區信用缺失是全方位的，是信用制度、信用市場、信用道德“三位一體”的缺失，如此信用環境必然引起銀行惜貸、慎貸、恐貸、少貸甚至不貸。有些商業銀行因此而撤銷機構，收縮業務、上收貸款權限，導致地方經濟發展中融資“瓶頸”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四是政府行政服務環境不盡人意。有些地方政府角色轉換不明顯，服務意識、金融意識比較差，對金融常識不甚了解、不掌握，一些由政府協調主導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缺乏用市場手段指導金融工作的能力；五是金融司法環境不盡人意。金融債權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法律保護，破壞了資金的正常循環，對金融機構實現可持續發展增加了難度，也增加了出現金融支付風險而造成了柴達木地區金融供給不足。

四、金融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的思路

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復雜的工作，需要各部門的支持和配合。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經濟發展的動力，金融的支持是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因此，要明確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轉變觀念、全力支持，這樣才能確保建設柴達木循環經濟的成功，才能更好地體現金融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中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

各金融機構要加強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的組織領導，并根據自身工作的特點，積極編制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的規劃。一是要研究制訂行業信貸政策，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產業園區新興行業、“朝陽”行業、成長行業的發展；二是要研究市場供給狀況，制訂產品信貸政策，支持名牌產品、供不應求產品、有較大市場占有率產品的發展；三是研究企業經營發展情況、制訂企業信貸政策，支持經營管理強、經濟效益好、信用等級高、市場前景廣的企業發展；四是研究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的優勢，制訂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的貸款科學決策管理機制及貸款營銷手段、方式、品種、利率定價等問題，提高貸款項目的技術水準，推動產業技術進步。

五、營造柴達木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1．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要加強與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協調，制定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評價監測制度，及時反映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意見和建議。建議政府盡快形成改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原則性框架，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工作評價納入到各級政府考核范圍，逐步形成政府考核金融，金融考核政府的“雙考核”局面，從而為打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打下基礎。同時，要加強窗口指導，引導各金融機構積極調整信貸結構，改進信貸方式，加強金融產品創新，完善金融服務，加大對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外向型經濟和“三農”的信貸支持力度。

2．充分利用新聞媒體，通過多種方式、多種措施、多種手段大力開展金融生態環境知識宣傳，提高社會各界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員對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認知度，爭取政府、社會公眾支持金融生態建設，維護金融生態環境，理解金融工作。

3．各金融機構要以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為契機，促進思想觀念，轉變經營思路，牢固確立發展是第一要務的經營理念。重新構建考核、獎懲、約束機制，創新授權授信制度和放貸形式，切實為基層金融機構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松綁。基層金融機構根據“區別對待、有保有壓、扶優限劣”的原則，制定優惠政策，優先支持緩解制約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項目；優先支持資源能源開發項目；優先支持改善環境污染、降低資源消耗項目；優先支持技術改造項目；優先支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型工業和高新技術項目。同時，要嚴格限制國家禁止和高消耗、高污染項目。

4．改善行政司法環境，各級政府要加大對金融、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加大對社會信用意識的教育力度，加大對執法情況的檢查力度，加大企業破產改制的規范力度，為金融業營造良好的發展氛圍。司法部門要加大執法力度，有效保護金融資源產權所有者的合法權益，懲治惡意逃廢金融債務的當事人和負責人，規范有關當事人的金融行為，降低金融債權案件的訴訟費用，、提高金融債權的執行回收率，保證金融債權得到公平清償。

5．加快推進征信系統建設，加大銀行信貸咨詢系統建設力度，加快建立個人征信信息檔案，充分利用信息資源，防范信貸風險和和信用風險。

六、建立健全金融組織體系

1．在充分發揮現有國有商業銀行支持柴達木循環經濟作用的基礎上，尋求金融多元化支持，吸引發展信托、保險、證券、租賃、典當、財務公司、投資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提高服務水平，增強競爭力。

2．組建和引進地方性商業銀行或區域性銀行在柴達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彌補國有商業銀行從轄內一些地區部分或全部退出后的金融服務空缺，以支持整個柴達木地區經濟的均衡發展。

3．強化農業發展銀行的政策。農發行在確保政策性銀行農副產品收購的同時，要積極拓寬服務領域，探索開展對農業綜合開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業產品加工企業、環保旅游等行業的信貸服務。

4． 抓住農村信用社改革的契機，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壯大資金實力，增強金融服務功能，真正成為金融支持“三農”的主力軍，為柴達木地區廣大農牧區農牧民增產增收作貢獻。

5．引導規范發展民間借貸，積極推動合理、合法民間金融業務的發展，逐步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限制，允許民間資本在一定條件下從事金融服務，減輕銀行、信用社的信貸壓力，提高社會資本的配置效率，拓寬投資渠道，滿足正規金融無法滿足的合理金融需求，發揮其補充作用。

七、完善社會金融服務體系

1．大力推廣擔保公司制度，完善擔保體系和機制，建立擔保基金和擔保機構，并依照市場規律，行使擔保職責，使中小企業通過擔保機構的運作，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

2．規范抵押評估、登記程序和操作規程，減少貸款營銷費用。

第8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關鍵詞：有限理性 信息不對稱 農村非正規金融 鄉村社會

農民問題是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而農村居民的資金借貸行為，與其收入的增長基本同趨勢變動，且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其收入的增長速度和潛力（何廣文，1999）。因此，從農戶借貸的角度考察農村金融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自1979年的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對農村金融體制進行了漸進式改革，目前形成了政策性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商業性的中國農業銀行、合作性的農村信用社并存的農村正規金融格局。但目前的這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滿足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比如金融服務短缺的現象不僅普遍存在于農村，并且出現了向縣、鎮經濟蔓延的趨勢；同時，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事實上已成為農村資金外流的主渠道。基于此，一些學者提出了農村金融體制多元化發展的觀點（何廣文，2004；張紅宇，2004）。筆者認為，農村經濟的主體是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因此資金需求主體可以劃分為農戶和農村企業兩個方面。

周脈伏、徐進前（2004）基于農戶融資的視角，運用信息成本理論和契約理論分析了農戶融資難的問題，提出了“金融機構近距離”假說。他們的分析視角非常獨特，但存在以下一些局限性：規模經營的限制決定正規金融機構不可能無限接近農戶；未深入探討社區信任和自我履約機制的運作，沒有回答放開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管制的風險分析。在此，本文擬從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和重復博弈理論的角度探討農村非正規金融發展的必要性。

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局限性分析

農村金融問題的根源在于現有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未能解決農村金融商業化和“非農化”之間的矛盾（章奇，黃季，2005）。在此，我們說，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解決上述矛盾，農戶向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或者融資難的問題是否就得到解決也有待商榷。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預設，意味著市場參入者能無成本獲得需要的所有經濟信息。在這一理想模式下，正規金融機構可以輕易了解任何有貸款要求農戶的信用狀況，并能確切知道需要貸款支持項目的風險和成功概率，也能預見農戶未來償還貸款的能力。這樣，金融機構可以根據不同情況決定是否批準某一農戶的貸款申請：信用狀況好，未來有償付能力的農戶得到貸款，農戶和金融機構實現雙贏；而不符合貸款條件的農戶則被拒之門外。

然而，現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認為：個人或個人組成的團體在處理或利用可獲得的信息的能力方面，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限制，即存在信息的復雜性；世界上一切可能的情況和一切有意義的因果關系都是可以識別的，根據以前發生的事情算出或然率的觀點不合情理，即存在著信息的不確定性（迪屈奇）。簡言之，有限理性及其導致的信息不完全、不對稱才是現實的真實寫照。

作為農業大國，我國農戶數量龐大，地域上高度分散，造成了正規金融機構與農戶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農戶資金需求具有如下特征：家庭經營規模小決定了用于家庭生活和生產方面的貸款需求規模不是太大，貸款數額小；農戶貸款需求季節性特點明顯，希望貸款手續簡便、靈活、及時（周脈伏，徐進前，2004）。這一現實狀況，決定正規金融機構無法有效滿足農戶對貸款資金的需求。

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正規金融機構來說，貸款資金的安全性和貸款的及時、順利回收是其關心的首要問題。在這一借貸過程中，農戶擁有更多關于自己的私人信息，比如自己能否及時償還貸款，而正規金融機構只有通過對農戶的信用狀況進行調查，了解資金的用途，對貸款項目進行評估，才能較多地了解關于農戶能否及時償還貸款的私人信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降低貸款資金的風險。但金融機構了解農戶私人信息要花費成本，而我國農戶不僅數量巨大，且在地域上高度分散，使得金融機構要獲得農戶能否及時償還貸款的私人信息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或者要獲得所有農戶的私人信息基本不可能。這使得正規金融機構為農戶服務的單位貸款成本過高，而農戶貸款需求的特點又決定金融機構從農戶貸款中獲得的單位收益偏低，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看，金融機構傾向于拒絕農戶的貸款申請。

農業的高風險性和弱質性特點決定農戶未來按期償付能力的不確定性，因此，當金融機構為數量龐大的農戶提供貸款時，其面臨的風險是系統性的，出于預算硬約束和安全原則，金融機構會實行“惜貸”的經營策略。

農戶貸款需求時間或季節性特點明顯，因此當預期到正規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需要履行許多繁瑣的程序和手續而可能錯過資金的最佳使用期時，農戶也可能主動放棄向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念頭。

上述分析表明，即使沒有“非農化”的政策和經營取向，現實約束也很難使農民融入正規金融的資金供給市場，從而出現農戶“貸款難”的問題。當然，轉軌經濟中正規金融機構的改革取向，如四大國有銀行大規模撤并基層機構，郵政儲蓄只儲不貸，信用社由于各種原因為“三農”提供的金融服務同樣非常有限（章奇、黃季，2005）等非農化、商業化的舉措更加惡化了農村的融資狀況，使農戶“貸款難”的問題更顯突出。

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優勢及其風險分析

按照國際經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戶如果無法從正規金融獲得資金，就會轉而求向非正規金融服務（章奇、黃季，2005）。非正規金融是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甚至替代，其經濟學解釋如下：

農村非正規金融有利于信息不對稱問題的解決

我國農村社會現在仍保留著傳統鄉村社會的痕跡，其特點是相對比較封閉，內部人口流動性不大。在這個沒有“陌生人”的熟悉社會中，通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動，每個人的私人信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同知識。從相對意義上說，個人的私人信息都是對稱的，有資金供給能力的農戶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動機（如是否以盈利為目的收取利息）決定是否放款。現實中的非正規金融體系，包括行會、民間集資、民間借貸等多種形式，本質上一般都是建立在人緣、地緣和血緣關系基礎上，都利用了可以低成本獲得私人信息的優勢，這也導致了民間非正規金融呈現出無(或者低)抵押擔保和借貸中正式合同比例低的特點。正是因為農村非正規金融有效地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才成就了其對農村正規金融的補充甚至替代的地位。許多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溫鐵軍(2001) 對東中西部15個省份的調查發現，民間借貸發生率高達95 %；何廣文等（1999）的調查發現農戶貸款中來自民間借貸的比重高于75%，貸款來源傾向約為0.3。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調查顯示（曹力群，2001），2000年每個農戶累計借入款為1020元，其中約700元來自民間借貸，約占68.6%。IFAD（2001）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中國農民來自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貸款大約為來自正規金融市場的四倍。

農村非正規金融發展的風險分析

國家取締非正規金融是由于其潛在的高風險，然而，從農村社會和農戶借貸的角度思考，非正規金融的風險并非很高。

農戶借貸一般是以血緣、地緣展開的，信息的對稱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借款人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機會主義行為，鄉村社會中的鄉規民約和民風民俗等非正式制度從道德上對農戶行為起到了強烈的約束作用。而且，通過長期互動，農戶已經在社區中建立了對其生存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一旦借錢不還的“不檢點”行為被確認或者在社區共同體內被多次傳播，這樣農戶將失去其在農村社會共同體內的社會資本，即包括融資在內的許多方面將因得不到農村社區中其他農戶的合作而受到懲罰。

農戶之間進行的是一種長期的重復博弈，這一則因為鄉村社會中人口流動性小的特點決定了行為人的活動空間有限，而且一旦失信于人，另一方不僅可以對自己施加懲罰，還可能對失信方的后代進行報復；再則由于農戶不管是在生產性活動（購買生產資料等）還是非生產性活動（如婚喪嫁娶，子女上學，人情往來，臨時性生活困難等）中，因收入的不穩定對資金的需求是經常的。經典博弈論已經證明，重復博弈可以導致信譽機制，農戶出于長遠利益的考慮會自覺抵制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短期利益的誘惑。

其實，農村社會具有的傳統鄉村社會的特點和農村社會的習俗導致農民在長期博弈中產生的合作行為在更一般的意義上都成立，而不僅僅局限于融資活動中，因此發展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真實風險比較小。何廣文（1999）在調查中發現農村居民的借貸行為中，以合同形式表達借貸關系的僅占15.3%，其余的84.7% 僅是口頭協議或根本沒有協議，這從側面說明了放款方事先就預期到了借款方違約的可能性小，否則正式合同的比例不會如此之低；上面所引溫鐵軍等學者的調查研究在說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重要替代作用的同時，也間接支持了其風險較低的觀點，因為農戶作為經濟活動的參加者，其行為是理性的，如果農村非正規金融不夠安全，很難想象農村非正規金融會有如此龐大的規模。

本文從我國農戶資金需求的特點出發，結合農戶和正規金融機構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現實，說明即使正規金融機構沒有非農化、商業化的經營取向，它們也無法有效滿足農村對貸款資金需求；另外，基于目前我國農村社會所具有的傳統社會流動性小的特點論證了農村非正規金融可以較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并利用重復博弈和社會資本的理論闡述了非正規金融的低風險性，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困擾非正規金融發展的風險問題。因此，在正規金融機構短期內無法有效滿足農村經濟對資金需求的背景下，對農村非正規金融采取簡單的“關”、“停”這樣的抑制政策并非救本之道，相反只會使農村的金融形勢進一步嚴峻和惡化。我們主張，解除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管制，允許其合法存在并引導其健康發展，這樣使得通過非正規金融渠道進行交易的資金供需雙方能實現雙贏，從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紅宇.中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績效、缺陷與制度創新[J].中國農村觀察，2004

2.何廣文.中國農村金融轉型與金融機構多元化[J].中國農村觀察，2004

第9篇：政治經濟金融范文

[關鍵詞]經濟發展；農村金融；優先序

一、引言

有關金融支持與經濟發展的研究方面,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了金融相關比率總結出各國金融發展與現代經濟增長方面帶有的規律性的趨勢。其后麥金農與肖分別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金融深化論”和“金融抑制論”闡述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20世紀90年代,赫爾曼等人提出了“金融約束理論”,這一理論強調政府干預的重要作用,認為有選擇的政府干預有助于金融發展,推動經濟增長。

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但農村經濟的特性、“金融抑制”、資本的“趨利性”和國家金融政策的調整,使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等金融機構大批退出農村,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呈現弱化趨勢。因此,如何通過適當的政策設計讓金融機構為農村經濟服務,使其切實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資金的需求發揮配置金融資源的功能是我們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結合寧波農村經濟發展實際情況,試圖在制度上對當前的農村金融支持提供發展的優先序依據。

二、寧波農村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制度分析

1.寧波農村經濟的特點

寧波經濟一種外向型經濟,有天然的深水港,貿易發達,這樣的地理環境使得寧波的農村經濟也是一種外向型經濟。與傳統的農村經濟不一樣,在寧波X縣Y村調研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該村1000余戶農民,仍然經營傳統農業即農林牧漁業的不足40%,而這40%經營傳統農業的農戶中有87%主要經濟收入為規模養殖水產所得,剩下的13%雖然也經營傳統農業,但是規模小、數量少,農業收入平均只占總收入的10%左右。該村中另外60%的農戶主要從事非農產業制造業的工作,其中80%的人靠辦廠生活,不在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大多是生產汽車零部件或紐扣之類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但銷量好、訂單多的產品。從以上數據我們看出,寧波貿易及物流的發展帶動了農村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其實現了轉型。盡管還是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但是基本上農村經濟已經不是我們傳統的農村經濟,實現了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轉變。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即使是從事傳統農業如水產養殖業的農戶,其中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原產品初加工流程。寧波農村經濟的這種特點對金融支持的要求和其他地區農村是不一樣的,在有限的金融資源約束下,怎樣更加有效的配置資金,讓其發揮最大的價值,這就產生了金融產業發展的優先序問題。

2.寧波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

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式有很多,從產業的角度可以分為: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再加上財政支農方面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包括了金融支持的各個方面,另外還有民間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支持,但是由于民間金融是農村內部自發性的是內生的經濟活動我們暫且不考慮政策上對其的影響。寧波農村經濟現在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形式,即農戶的生產活動基本上分為農業生產性經營和制造業生產性經營。這兩種生產經營方式有其各自的特征,所以對金融支持的需求也是有差別的。

傳統農業的特點是投資期限長、風險大,但是資金的回報率也高。在我們的調查中了解到,2009年受海洋氣候影響,該村養殖蝦的農戶基本上都虧本,而2010年養殖的蝦蟹產量和銷路都很好,初步測算其資金回報率都在200%以上。在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戶中,60%的人需要資金來擴大規模或需要資金引進新的養殖技術或設備,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取得過銀行或信用社貸款。由于農業的產業特性,現階段商業銀行基本上都撤出了鄉級營業點甚至某些比較落后的縣級營業點。農村現在最重要的正規金融機構只要農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相對于資金需求量龐大的農村經濟體,有限的信用合作社顯然無法滿足農村經濟對資金的需求。其次農村房屋及土地產權的不完全、不清晰使得農戶無法通過抵押或質押來取得貸款,在我們的調查中農戶們反映很多時候的貸款要靠村里或鎮里的干部或有經濟實力的人的擔保,這樣無疑會加大農戶的貸款成本,形成了一種新的租金,同時也無法保證資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最后農村信用合作社改制為事業單位后,其績效考核和職工工資待遇都同營業利潤有關,因此作為一個理性人,信用社更多的是將農戶的儲蓄存款拿到工商企業處發放貸款,盡量避開風險較大的傳統農業領域,不僅沒有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反而是從農村“抽血”供應其他產業。基于以上分析,農村傳統農業產業的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很難從銀行產業取得,也不具備發展證券業的條件。所以只能依靠財政在農業方面的投入,財政支農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形式的,可以直接通過項目投入到農業產業,比如養殖基地的建設投入或農戶的免費技術培訓等;也可以通過對商業銀行的補貼來激勵其加大對傳統農業的金融支持。另外要大力發展保險業,鑒于農業風險大的特性,發展保險業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有保險的支撐會消除農戶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激勵農戶自身對農業產業的投資。但是低的保費收入賠付比使得保險公司對此并不熱衷,這也同時需要政策上對保險業進入農業領域給予支持,如稅收減免等,也可以由財政出資設立專門的農業保險公司。財政支農和保險業的發展對于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但要有所側重,前期已財政直接投入為主,以此來增加農戶的抗風險能力和贏利能力;后期通過保險業的介入來激勵農戶的自發投資,同時減少財政直接投入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

農村的非農業經營生產領域對金融的支持需求又有所不同。調查數據顯示從事非農產業經營即制造業的農戶中,其中90%曾取得過信用社或農業銀行的貸款,而大部分人認為金融機構無法滿足自己的貸款需求,但是該村中的民間金融很發達,親戚朋友甚至是錢會、合會等的資金拆借活動很頻繁。寧波農村的制造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分工程度特別高,多數家庭的工廠產品單一,只做一道工序,正是這種生產單一產品的模式使得他們的產品專業化程度高。但是資金的短缺使得他們無法擴大生產,形成規模經濟。當產品逐漸從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轉變時,顯然僅僅依靠農村經濟自身的投資再生產無法滿足對資金的需求,這就需要城市反哺農村。如果通過財政支農來解決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顯然這樣發展起來的制造企業不具備自生能力,遲早會被淘汰掉。只有通過政策上對銀行業傾斜,誘導銀行重返農村扎根,在現階段農村還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情況下其資金回報率必然高于城市里其他資金密集型產業,在激活農村經濟后,將會有更多的資金從城市流向農村,直到城市與農村的資金回報率大致相同。另外也要發展證券業,規范民間資金流轉。

三、簡要結論及對策建議

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需要對金融支持的形式有所側重。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寧波農村的傳統農業領域要優先發展財政支農和保險業;在非農產業要優先發展銀行業和證券業。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議:

1.前期要加強財政支農力度,通過加大對金融機構主要是農村信用合作社的補助激勵其對農業領域的金融支持,但是要做到補助或其他形式的投入要以其對農業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為考核標準,做到專款專用;同時免費或資助農戶引進農業技術以及收集相關信息。

2.建立健全農業保險體系,完善農業保險機制,通過政策引導促進保險公司進入農業領域或直接由政府組建保險公司專門為農業保險。

3.在非農生產領域要大力引導商業銀行的進入,在政策上為銀行在農村設置網點或提供貸款提供方便,吸引資金從城市流向農村。

參考文獻:

[1]秦池江:論金融產業與金融產業政策[J].財貿經濟,1995(5)

[2]葉敬忠汪淳玉:新農村建設的優先序[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3)

[3]謝婷婷:新農村建設形勢下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J].學術交流,2007(3)

[4]熊軍:論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J].商業現代化,2006(4)

[5]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