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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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摘要：長期以來，企業數量與規模一直是產業經濟學與管理學的研究內容。筆者利用中國31個省級區域工業企業的面板數據，探討了企業數量、規模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企業數量的增長對區域產出有較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呈現時序遞增趨勢。研究還發現，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企業數量對經濟的影響存在差異，越是發達地區，企業數量對產出的彈性越強，即越是經濟發達地區，越應當重視企業與產業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強調“做大做強”。本研究還為理解地方政府與國家產業主管部門在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上的沖突提供了區域經濟增長角度的解釋。

關鍵詞：工業企業；數量；規模；區域經濟

一、引言

從亞當?斯密開始，分工、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就是經濟學與管理學重要的研究內容。勞動力、資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況下，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與勞動力、資本的投入量和增長速度正相關，而且根據新增長理論與新貿易理論，存在投入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較大的企業數量常伴隨著較大的經濟總量。但企業數量的增長同時也意味著平均意義下企業規模的下降，導致規模經濟的損失。通常管理學研究企業規模的目的在于探討不同生命周期(發展階段)企業規模對其市場競爭力與經營績效的影響。經濟學中對企業規模與數量的研究主要歸屬于產業經濟學。與管理學主要從企業角度進行研究不同，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產業整體，關注產業結構、產業競爭力、產業經營績效與發展階段(錢德勒，1999)。管理學與產業經濟學的研究結論在企業經營決策與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區域層面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企業數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馬歇爾對企業空間集聚效應的研究。以后產業集聚的研究得到較多的關注，成為區域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但區域經濟學很少關注企業規模對區域經濟的影響，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從企業與產業層面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否同樣適用于區域層面?舉例說，是將有限的資源投入現有企業“做大做強”更重要呢，還是推動企業數量的增長對區域經濟更重要?根據管理學的研究，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數量與規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與成長期的企業需要重視量的擴張；對進入成熟期與衰退期的企業，深入挖掘其規模經濟效應可以有效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與盈利水平(黃修權、顧銀寬，2004)。那么，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企業數量與企業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如果差異確實存在，是否有規律、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否有相關性、又是通過什么機制影響區域經濟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結構如下：在提出問題后，第二部分介紹了研究模型與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數據的來源與處理；第四部分將全國作為一個區域，分析企業數量、規模對經濟的影響；第五部分對全國31個省級單位企業數量、規模對區域經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進行研究，主要出于兩個考慮：一是匯總數據可能會損失個體信息；二是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別較大，面板數據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業數量、規模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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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關鍵詞:企業規模;交易費用;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7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028-03

產業組織的發展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由于新的市場機會出現和分工的發展導致一個產業內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加;二是行業內現有企業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生產要素的進一步集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對于產業組織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現有的文獻中存在著兩條相對明確的研究路向:(1)新古典的規模經濟和遞增報酬范式,自馬歇爾(Marshall,1890)以來,新古典范式主要討論在既定的分工結構下如何通過價格機制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在解釋經濟增長的來源和機制時,新古典經濟學強調規模經濟和遞增報酬的作用,企業會隨著規模的擴張而形成規模經濟效應,這種規模經濟效應則是經濟發展的動力(Marshall,1890;Samuelson and Nordhaws,1992;Krugman and Obstfeld,1997)。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狄克西特(Dixit,A)、諾曼(Norman,V)、蘭開斯特(Lancastes,K)、艾瑟爾(Ethier,W)及克魯格曼(Krugman)等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尤其重視規模經濟的思想,基于規模報酬遞增效應,他們建立了內生的經濟增長模型。與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的思路不同,他們更加強調企業內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企業規模的擴大促進了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成本降低,并最終導致長期經濟增長。(2)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傳統,他們遵循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主要從分工演進的角度來解釋經濟增長,并結合了交易費用概念,形成了“分工―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亞當?斯密最早指出促進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分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要解釋經濟增長問題,首先必須說明決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斯密由此發展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取決于市場范圍。阿林?楊(Yang,A,1928)進一步發揮了斯密的分工學說,認為市場容量又是由分工水平決定的,因而分工水平最終決定了分工的動態演進,因此,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就歸結為對經濟系統中分工演進的研究。繼承這一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鮑姆加勒(Baumgarden.J)、基姆(Kim.S)、洛凱(Locay.L)、楊小凱、博蘭德(Borland.J)以及貝克爾和墨菲等人,相繼提出了一條基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增長思路,形成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專業化表征生產條件,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思想。在這一思想背景下,廖伯偉發現1970年以后廠商平均規模逐步下降,而同期這些國家的總產出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斷增長,企業規模變化和產出增長不一致。張永生(2003)用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數量來衡量企業規模,在分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有關時間序列數據的基礎上,揭示了這種意義上的企業規模和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系,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廠商規模無關論”,指出在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廠商平均規模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廠商規模無關論”將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分析結合起來,并且為了便于進行這種分析,用企業雇傭的勞動力人數來表示企業規模。在此條件下,企業規模的變化取決于分工在企業內還是在企業間發生,而這又取決于勞動和中間產品各自交易效率的高低。如果勞動的交易效率較高則分工在企業內發生,企業就會多雇傭勞動生產中間產品,企業規模會隨之擴大;反之,則分工在企業間進行,企業就會選擇外購中間產品,減少雇傭勞動,企業規模減小,企業數量增加。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市場交易效率越來越高,交易費用越來越低,企業規模越來越小,主流經濟理論中的規模經濟效應在現代經濟增長中不起作用。一些新的商業實踐如外包(Contracting out)、特許經營(Franchising)、外購中間產品和服務(Outsourcing)及貼牌生產(OEM)等為這種觀點提供了部分事實上的支持。

1.企業的橫向規模。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企業規模概念實際上是指企業的橫向規模,企業被看成一個投入產出裝置,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從事生產,企業規模就是企業的均衡產量,它由企業的生產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來決定。

古典經濟學通過規模經濟(生產)來解釋企業擴張的機理。有關企業存在與擴張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和馬克思(Marx)。他們主要是從分工深化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來規模效應的角度來解釋企業的存在和擴張的。斯密以制針廠的例子說明專業化分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報酬遞增現象,技術進步引起勞動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種是密不可分的,必須在同一組織中進行,因此企業規模隨著分工的深化而擴大。他還指出“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邊界就是企業規模的邊界。馬克思也認為協作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協作的經濟效果大于單個生產者的經濟效果之和,協作的不可分性決定了協作的規模,這就是企業的最小規模。

在利潤最大化的假設下,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的橫向邊界主要是由生產中的技術因素決定的。當企業依據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去組織生產時,它所選擇的生產規模是最佳的,規模報酬遞增空間的消失與否成為判斷企業最佳規模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已經認識到, 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中, 確定企業邊界時所需考慮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同一行業內部存在著眾多的生產同質產品的廠商,每家廠商是既定的市場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從長期來看,由于資源在各行業間可以自由轉移,因而每家廠商最終只能獲取正常利潤,在產品價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處進行生產,對單個廠商而言,企業的最佳規模是由其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來確定的。完全競爭模型的中企業規模定義并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根據完全競爭理論,當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為傳統的U型時, 企業尚可在市場競爭中選擇最佳規模;而當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線為水平線或向右下方傾斜時(即始終存在著規模報酬不變或遞增現象),企業就無法確定其最優規模了,因為這時它無限地擴大生產,始終會使平均成本等于或低于產品的價格,是有利可圖的。針對上述問題,經濟學家們開始放棄了完全競爭的假設,在其他市場結構中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斯拉法(1920)指出,企業之所以停止進一步的擴張,不是因為這將使產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而超過既定的產品價格,而是因為這將使產品的市場價格下降而低于企業的生產成本,現實中的企業并非完全競爭意義上的價格接受者,在非均衡狀態下, 企業產品面臨的需求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即使市場是競爭性的,但由于差別產品的存在,企業產品面臨的需求曲線也將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市場競爭仍會使廠商按照價格等于平均成本的原則組織生產,但需求曲線與平均成本曲線的切點,不在平均成本線的最低點上,而是在其左側的某一點上。可見在壟斷競爭模型中,企業在確定邊界時,不僅要考慮自己的產品成本,同時還要研究市場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市場需求的增加,可以導致企業規模擴大,當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為水平線或向右下方傾斜時,市場需求的大小制約著企業的橫向規模。

2.企業的縱向規模。企業的縱向規模揭示了企業內部所包含的生產環節的多寡,它由企業所涉及的交易費用決定。自科斯(1937)以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看成是有別于市場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一種經濟交易的治理機制,企業的存在體現了對市場交易費用的節約。科斯以前的經濟學把企業的存在本身作為一個前提,而科斯的貢獻在于對這個前提進行了重新論證。他認為,企業的產生是為了節約市場運行的交易成本,企業組織可以內化市場運行的成本,但同時企業代替市場也是有成本的,即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只有當企業節約的市場交易成本大于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時,企業才有利可圖,規模才會擴大,企業會包含更多的生產環節。企業的最大規模為“企業將傾向于擴張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科斯,1994)。”張五常認為,由于市場交易的對象是商品,“企業交易”的對象是要素,因此,企業代替市場是要素市場代替產品市場。由于要素市場的合同和產品市場的合同都是私有產權借以讓渡的工具,兩者沒有本質區別。當勞動要素的交易費用低于產品市場的交易費用時,企業規模就會擴大,企業就會增加雇傭勞動的數量,直到二者的邊際交易費用相等時為止。

在使用不同企業規模概念的基礎上,他們分別強調了企業的規模經濟性和分工經濟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事實上,無論是經驗證據和理論分析都說明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規模經濟性導致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熟練程度的提高,間歇時間的減少和物質資料的節約都可概括為規模經濟性(盛洪,1994)。不同經濟學家分別將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古典經濟學家將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作為自己分析的起點,而作為回應,新古典之集大成者薩繆爾森認為,規模經濟性很大程度上來自合理的專業化和分工。新制度經濟學通過引進交易費用概念揭示了企業和市場是現實中資源配置的兩種替代機制,企業的出現是為了節約市場的交易費用。在現實中,專業化的生產者個體之所以不通過市場買賣他們生產的專業化產品―中間產品和服務,而選擇聚集在一個企業內,是因為市場的交易成本超過了在企業內組織生產的成本,企業一旦形成便具有超過單個生產者的規模,因而在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看來,由于交易費用的節約而出現了一定規模的企業。因此,在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一定的情況下,規模經濟就是對交易費用的節約;而當我們考慮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規模經濟實質上就是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對生產費用的節約。企業的全部成本表現為生產費用和交易費用的總和,因而規模經濟(分工專業化經濟)實際上表現為企業總成本的降低。

我們在現實中可以看到企業規模的擴大及企業數量的增加和區域經濟增長趨勢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我們就用中國工業發展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來探討企業組織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體來說,我們用工業企業數量的變化來表明行業的分工水平,用企業規模的變化來表示行業的規模經濟狀況,并在此基礎上來具體分析企業數量、企業規模變動與工業產出增長的關系。

由于1978年以前中國實行的是嚴格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沒有保障私人產權確定和實施的法律制度,更沒有自由的價格機制,因此在這種經濟制度條件下,企業的投資權完全由政府實施控制,企業規模和數量的變化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工業產出的變化同樣也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他們都依賴于國家計劃的實施,這一時期的數據不適合我們的分析。為此,我們選擇了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時間跨度從1978―1997年。

為了計算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和平均規模擴張對中國工業GDP的貢獻率,我們設定了一個簡單的回歸方程:

LogGdp=C+B■LogSi+B■LogNi+ε

其中,Gdp表示工業GDP的增長,Si表示企業平均規模的增長,Ni表示企業數量的增長,ε表示殘差項,下面是對數據進行回歸的結果:

logGdp=-14.082+2.818logNi+1.218logSi+ε

(-16.96) (13.15)(8.47)

R2=0.97 F=305.706

我們可以看到方程的擬合優度較好,表明了中國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和規模擴張與GDP顯著正相關,二者的變化共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根據回歸結果,我們分別計算了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和平均規模擴張對工業產出的貢獻率。在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對工業產出增長的貢獻率為53%,工業企業平均規模擴張的貢獻率為46.49%。

企業縱向規模理論上的邏輯起點源自于亞當?斯密的古典分工學說,并結合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決定企業縱向規模的最終因素是勞動和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各種變量的交易效率的不同組合會導致不同的分工水平和經濟績效,分工水平內生地決定了企業制度。楊小凱、黃有光(Yang and Ng,1993)的間接定價理論將張五常(1983)的“企業用勞動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的企業理論形式化了,賦予企業理論以經濟增長的意義。當勞動的交易費用小于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時,企業就從分工中內生出來;在給定的企業制度出現后,如果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下降得比勞動的交易費用快,則企業會在市場上外購中間產品,減少雇傭勞動進行生產的數量,企業規模會隨之變小,分工主要在企業間發生,單個企業越來越專業化。反之,企業規模會擴大,分工主要在企業內部發生,企業更多地是自制所需的中間產品而不是通過市場向外部購買。

“分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對于企業的一體化現象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卻不能解釋企業橫向規模的確定問題。現實中的企業的確具有交易和管理職能,企業進行市場交易和內部交易(即管理)都是要花費成本的。企業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與市場相比較, 企業具有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交易成本的大小決定了企業的均衡。但企業在本質上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不僅僅是一個交易單位,僅用交易成本去解釋企業的邊界是不夠的。實際上,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的集合,是加入契約的各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的集合,是各生產要素交易契約的履行過程, 這一過程融交易功能與生產功能于一體(謝德仁,2001)。交易費用分析僅僅抓住了企業組織的“交易性”一面,而忽視了企業的“生產性”。阿爾欽和德姆塞茨(1972)認為,市場的交易和企業內交易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企業組織與市場的最大差別在于其生產功能,企業組織通過聯合生產(隊生產)創造出更大的經濟剩余,生產的聯合效果和團隊監督與激勵的同時存在導致了資本主義古典企業的形成。因此,無論在企業進行生產活動內部化之前或之后,企業的最優規模都是建立在包括生產成本計算在內的利潤最大化基礎之上的。新古典范式與經濟現實的脫節為交易成本理論的產生預留了空間,但“分工―交易成本”框架并不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企業均衡的分析,生產成本仍然是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的決定因素。企業內部各個生產要素的結合導致生產成本內生于專業化分工的收益,而為了結合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和銷售,企業在不完備的信息世界中必須付出搜尋、談判、簽約和契約實施等交易成本,這種交易成本又內生于生產要素的結合(生產成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內在統一的,二者統一于企業的產出,二者的結合才最終決定了企業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均衡。在這種企業均衡的意義上,企業規模的變動包含了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變化的因素,分工經濟性和規模經濟性才能真正統一起來。正是二者的統一使我們在現實中看到,企業數量的增加和企業規模的擴張共同推動了長期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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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pp.46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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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科斯,A.阿爾欽,D.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M].高鴻業,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

第3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關鍵詞]產業集群；區域經濟；規模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產業集群的背景和現狀

產業集群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將眾多具有分工與合作關系的不同規模和等級的特定產業或者企業，以及與它們的發展息息相關的各種組織機構通過網絡連接起來，聚集而形成的一個產業團體的組織形式，一般為中小企業。產業集群是一種新的經濟概念，由邁克·波特在1990年在他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首先提出并論證分析。同時，產業集群理論更是一種新型的區域發展理論，由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要素稟賦、地理位置等差異較大，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各不相同，造成各國形成不同的規模經濟和產業集群，如溫州的服裝業、大連的輪船制造業等。總體來說，產業集群化分為五類：非正式集群、有組織集群、創新集群、科技集群和孵化器及出口加工區等。產業集群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對于充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發揮區域內各種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推動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等，有重要的作用。

我國產業集群較早，發展程度相差很大。我國產業集群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比如天津、遼寧、廣州、浙江等，環渤海工業區、珠三角工業區、長三角工業區等是重要的產業聚集地。通過中小企業及相關的機構組織的連接，我國產業集聚對當地經濟發展、產業機構調整轉移和推動社會福利水平提高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由于我國改革開放較晚，工業化基礎薄弱，產業集聚規模與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的硅谷等相比仍很落后，而且，我國國內的產業集聚的發展差異較大，有些問題如集聚人員素質低下、基礎設施不完善等問題急需解決。

二、我國產業集群問題

（一）我國產業集群缺乏技術創新和特色品牌 品牌是一個產品獨一無二的標志，是民眾挑選產品的重要依據。目前我國很多集群區域內缺乏具有核心知識產權的、在世界范圍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品牌。與此同時，技術創新能力不足，我國京津唐、長三角等地區的許多中小企業集群在聚集過程中多采用的技術引進或模仿，嚴重缺乏創新或者缺乏持續的創新能力，再加上中小企業規模偏小，依靠初級產品或者原材料的聚集，導致難以形成卓有成效的規模效應，因此盈利低下，投資風險大，不利于中小企業擴大再生產。此外，我國產業集群區域的生產技術，大多數偏向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缺乏技術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比如溫州大多數生產服裝（陶瓷紡織、制衣、鞋內）等，并且多處于利益鏈條的最低環節，只是貼牌生產，缺乏自主品牌，難以形成全球性的大盈利集團和高科技產業集群，。

（二）人員素質偏低，集群內部關聯程度不高

現階段，我國產業集群區域內部多為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并且與某一中心企業或者產業相關聯的企業或者相關組織機構的聯系松散，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產業鏈條，降低了產業集群的競爭力。例如，佛山石灣鎮的陶瓷生產等，甚至之間沒有發生太大關聯，不利于資源配置。此外，由于企業規模和成產成本問題，很多企業雇傭大量低學歷的農民工，導致企業缺乏合理的管理和健全的組織形式，創新能力不足，發展落后。三、我國產業集群的影響

（一）推動城鎮化，促進就業

產業集群是將一些中小企業以及有關的機構組織有機的組合起來的空間組織。產業集群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由于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在于，它擁有較強的持續的競爭力，可以帶來規模經濟，促使自身發展，進而吸引社會資源，如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融入集聚區域，增加了就業人口，緩解了就業壓力，并在長期的作用下，必然推動城鎮化的形成；此外，發展產業集群，形成集聚效應，吸引越來越多的的相關企業到此集聚，進而產生的外部經濟，進一步擴大城鎮化規模。

（二）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根據生產要素稟賦原理和勞動分工理論，產業集聚有利于形成專業化產業區域，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本來規模很小的企業不利于參與社會分工，但是如果企業利用比較優勢、規模經濟和生產要素稟賦的優勢，大量的中小企業集聚于一定區域，通過加大區內生產的分工和協作，進而分享因分工細化而帶來利益，并且還由于空間的臨近性，降低企業的交通運輸成本。此外，通過合理科學的勞動分工，大大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進而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提升社會競爭力，當企業規模做大做強，必然會擴大再生產，引進資金和技術人才，進一步提升成產能力，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此外，企業集群有利于兼顧公平與效率，完善區域內收入再分配。集群產業內部包括批發業、零售業、金融業支、與研發和職業培訓有關的教育等，通過產業集中，有利于收入在區域內的再分配和社會公平。

四、結束語

產業集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某一產業相關的許多中小企業，通過該國或該地區資源稟賦優勢，自發形成的一種網絡形狀的空間組織形式。我國產業集聚成就顯著，比如溫州服裝城、山西大同煤炭生產的產業鏈條、大連輪船制造業等，通過產業集群，提高了當地的資源利用效率，促進了城鎮化的推進，增加了社會就業，促進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此外，產業集群，也有利于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進行科技創新，提高社會競爭力。然而，我國由于發展起步晚、十年對經濟的巨大破壞，產業集群發展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的差距，但是，相信，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深入調整，我國會逐步實現高層次的產業集群。

參考文獻

[1].孫久文.區域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04).

第4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一、引言

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自2003年誕生以來，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各種理論拓展和實證檢驗的文章紛紛涌現。其中，部分學者發現中國企業的出口行為符合新新貿易理論的經典結論；［1］［2］而另一部分學者則發現中國出口企業的生產效率反而低于非出口企業，存在“生產率悖論”，并把悖論出現的原因歸結為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特征。［3］

與新新貿易理論引起的廣泛關注相比，另外一種緊隨其后產生的重大理論突破在我國卻幾乎無人關注，這就是在異質企業理論擴展到區域經濟問題時發展起來的新新經濟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經濟地理將企業或居民的差異性特征引入新經濟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壟斷競爭和規模經濟為假設條件，發現產業集聚時“中心-”的企業是不一樣的，生產率較高的企業“自 本文獲得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11YJC790101）的資助。我選擇”地分布在經濟中心，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為了避免激烈競爭而居于經濟，這一基于經濟個體差異的分析模式為空間經濟學的研究奠定了微觀基礎，必將對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的研究、城鄉收入差異問題的測度、地區間人才分布等問題的考察產生深遠的影響，并進而系統地影響中國未來區域經濟規劃、城鄉發展、國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從學術自身發展的邏輯來看，新新經濟地理在微觀領域研究的突破，也絕不亞于新經濟地理的學術貢獻。因而將新新經濟地理的當前研究成果及時介紹到國內，使國內學者能夠在理論發軔之初迎頭趕上，已經成為一項迫切的工作。

為了系統地總結和梳理新新經濟地理的發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1）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來呈現新新經濟地理與其他理論之間的關系。橫向來看，本文遵循理論發展的邏輯順序，介紹了新新貿易理論與新新經濟地理的理論關聯；從縱向上來看，本文對比了這兩個“新新”理論與上一代“新”理論（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的差異，從而直觀地呈現了新新經濟地理的理論價值。（2）對新新經濟地理的現有文獻進行梳理，總結了理論構建常用的三種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總結現有文獻發現，較之于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和新新貿易理論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經濟地理的基準模型更加多元化，但總體來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擬線性二次函數OTT模型三種，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來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論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夠帶來實證研究方面一系列的進展，因而，本文對當前國外新新經濟地理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還展望了新新經濟地理與企業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及中國轉型經濟的特殊國情相結合這三大富有潛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經濟地理的突破與局限

（一）前克魯格曼時代：空間不可能性定理

空間經濟學在經濟學主流理論中一直處于休眠狀態，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觀。因而諾貝爾經濟學評審委員會將經濟地理學劃分為“前克魯格曼時代”（Before Krugman, BK）和“后克魯格曼時代”(After Krugman, AK)。在BK時代，僅有的兩個經濟地理學模型是Von Thunen的空間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區位選擇模型，但這些模型并不能刻畫當代經濟的集聚特征。馬歇爾雖然精彩地描述了產業集聚產生的三個原因：專業化供應商、勞動儲備和信息傳播，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數學工具予以刻畫。

從理論上講，空間因素在經濟學中被忽視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通常假定規模報酬不變、完全競爭，并且假定所有生產與消費都可以抽象為一個點，因而得到的是一個無城市的世界，這與現實中到處是產業集聚和城市快速發展的事實相矛盾。范劍勇認為城市化和產業集聚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特征是非常顯而易見的：規模經濟、區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經濟學一直在沿數學阻力最小的方向前進，并沒有將上述顯而易見的經濟現象模型化。數理模型的約束常常導致經濟學家將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數規模報酬和完全競爭模型，甚至可以說，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優美與簡約，導致經濟學家產生了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然而，只要堅持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就不可能產生空間經濟學。這是由于在完全競爭分析框架下，經濟個體在做出生產和消費決策時，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場給出的價格，而個體無法影響價格，也無需考慮廠商或消費者的地點問題。Starrett為此提出了空間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間是同質的、運輸成本為正，消費者的偏好滿足局部非饜足性，那么地區之間就不會存在運輸商品的競爭性均衡；也就是說一旦考慮到區域問題，完全競爭模型的分析框架將難以成立。［5］

（二）后克魯格曼時代：規模報酬遞增視角下的產業集聚

要解決空間不可能性定理問題，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競爭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區同質性假定。相關研究主要圍繞三條途徑解決這一問題：（1）強調地區差異，相關理論主要有比較優勢學說和Heckscher-Ohlin理論，這些理論認為地區貿易和專業化產生的原因是各地區之間不平衡的技術水平或資源稟賦。（2）城市經濟學則強調產出與消費的外部性問題。（3）產業組織理論上的區位選擇模型，則強調市場力量和不完全競爭。這三種分析框架都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壟斷競爭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融合起來。Krugman(1991)在建立新貿易理論之后，將Krugman（1979）所蘊含的地區規模經濟思想重新挖掘出來，標志著經濟學家所稱的“新經濟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學者所稱的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的誕生。［7］

在BK時代，國際貿易和經濟地理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領域：遵循不同的規則、討論不同的話題、運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時代，經濟地理與貿易理論開始融合：規模經濟作為一種凝聚力量同時決定著國家之間的專業化（貿易理論）和地區之間的專業化（經濟地理）。雖然不完全競爭和外部性是解釋復雜經濟地理現象的關鍵性因素，但由于當前還沒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畫外部性，因而當前新經濟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設前提是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

（三）新經濟地理面臨的挑戰：忽視微觀個體差異并缺乏微觀基礎

過去20年是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黃金時期，被譽為是經濟學研究中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經濟地理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1）缺乏微觀基礎。雖然在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視角下，企業聚集會產生規模收益，但這種收益的具體發生機制還是一個黑箱。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相關探索文獻分為兩條線路展開：一是企業主動尋找共享機制，該機制又可具體地分為基礎和公共設施的共享和專業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機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尋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機制。但是，這些對微觀機理探索的相關研究仍然處于狹隘和分散狀態，所謂的狹隘是就視角而言的，所謂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沒有文獻將不同的視角有機地整合起來，因而縱觀新經濟地理的發展脈絡，亟須一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整體性理論。（2）忽視企業和勞動者個體差異。新經濟地理主張產業集聚會給企業帶來收益，問題是，如果這個結論成立，為什么還有許多企業分布于呢？在現實中我們經常能夠觀察到的現象是大城市的企業擁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資本、更高的生產效率，農村中的企業往往很難跟城市中的企業匹敵，但新經濟地理卻無法分析這些差異。

三、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與主要模型框架

（一） 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

與新經濟地理產生的過程類似，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也是在貿易理論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后。所不同的是，從新貿易理論（Krugman,1979）到新經濟地理（Krugman,1991）產生，期間大致間隔了12年；而從新新貿易理論（Melitz, 2003）到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不超過5年時間。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空間區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貢獻，這兩個方面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但新貿易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末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Bernard and Jensen(1995)運用1976-1987年的企業出口數據發現，即使在擁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參與出口的美國企業也僅占企業總數的很小一部分，而且與非出口企業相比，出口企業的規模大、生產率高、資本密集程度強；Bernard and Wagner(1996)針對德國，Clerides, Lach and Tybout(1998)針對哥倫比亞、墨西哥和摩洛哥, Aw et al (2000)針對中國臺灣的研究等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而先前的貿易理論往往用宏觀層面上的優勢來說明貿易發生的原因，無法解釋為什么微觀層面上只有小部分企業參與貿易的問題。

2003年以Melitz為首的經濟學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業異質性解決了這一問題，［8］成為繼新貿易理論之后的另一理論高峰，被稱之為“新新貿易理論”，或異質企業貿易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的核心假定是每個企業的生產率水平不盡相同，由于出口面臨可觀的沉沒成本，因而只有生產率較高的企業才能彌補這一成本獲取正利潤，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固守國內市場，生產率最低的企業退出市場。由于這一理論能夠解釋各國出口的實際狀況，并與相關實證檢驗相互呼應，迅速成為國際貿易領域的主流理論。

由于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和異質性的分析框架不僅可以用于分析國際間的商品貿易問題，也可以用于分析國內區域間的商品生產問題，因而新新貿易理論的產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經濟地理。新新經濟地理假定，每個企業的生產率水平不盡相同，高生產率的企業由于能夠經受激烈的競爭，因而能夠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生存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了避免競爭只能分布于。這種分析可以解釋新經濟地理“中心―”結構中存在“質”的不同，處于經濟中心的企業與企業相比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而不僅僅是新經濟地理所看到的企業產出規模、企業雇傭人數等外在的“量”的差異。很顯然，這一理論不僅可以深層分析地區間經濟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鄉差異、城市層級體系演化、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等問題，因而引發了經濟地理領域的重大革新，激發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 et al.綜合了這些研究成果，將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歸結為三大效應：（1）產業集聚效應，指企業集中在某一區域產生的知識溢出和規模經濟有利于企業提高生產率；（2）人才歸類效應，指優秀人才主動選擇到大城市工作；（3）市場選擇效應，指由于競爭激烈，只有高生產率的企業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現象。［12］

Ottaviano（2010）借鑒了Baldwin and Robert- Nicoud（2005）等學者將新貿易理論引入企業異質性后的新發展稱之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做法，將引入企業異質性問題的經濟地理方面的新進展稱之為“‘新’新經濟地理”。［13］下表1總結了新新經濟地理發展過程中相關的兩論和四種模型間的關聯。

（二）新新經濟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經濟地理雖然脫胎于新新貿易理論，但模型的構建更加多元化，從當前的文獻來看，主要有三種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BEJK伯川德競爭模型和擬線性二次函數OTT模型，從現有發展趨勢來看OTT模型可能是未來主流的分析框架。

1 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創立的常替代彈性模型一直是經濟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稱整個新經濟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計算機模擬技術”的基礎上。由于新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壟斷競爭模型基礎上的，所以，新新經濟地理的部分文獻也沿襲了這一傳統。其中Baldwin and Okubo運用DS框架證明了在集聚效應和選擇效應下，生產率更高的企業會主動選擇市場更大的區域、而低生產率企業分布到，這樣就解釋了“中心-”結構中企業本質性的效率差異。［9］Behrens, Duranton, and Robert -Nicoud也運用DS壟斷競爭模型證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 et al, Combes et al等運用DS分析框架對市場規模和企業效率的研究也得出兩者正相關關系的結論。［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極為困難，以至于在多數情況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運用數值模擬的方法來研究參數變化的影響。這種求解過程顯得不全面、繁瑣，而且有時得到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間的替代彈性不變，由此決定了壟斷競爭條件下企業進行定價時的加成比例也是不變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間替代彈性為σ=1/(1-ρ)，這決定了企業的最優定價策略為邊際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這意味市場規模無法反映在企業定價公式中，因而嚴重削減了DS模型在新新經濟地理方面的解釋力。表2 DS模型與OTT模型比較

基本函數定價公式經典文獻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 and Okubo（2005）

Behrens et 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Foster et al (2008)[HJ0〗

2 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競爭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費者對某種工業品的需求彈性為常數，結果導致企業定價與市場規模無關。因而新經濟地理的進一步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學界能否建立一個囊括空間因素的更有解釋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建立了一個基于準線性二次函數的分析框架。［15］OTT壟斷競爭分析框架除了能夠分析產品之間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隨著產品種類增加消費者效應得以提高的多樣性偏好之外，還具有如下優點：（1）企業最優定價策略隨著市場規模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是說，影響消費者需求的除了產品本身的價格效應，還有同類產品的交叉價格效應，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業實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從表2第3行第3列的定價公式可以看出，企業定價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準線性函數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變替代彈性的雙重效用函數，所有的內生變量都可以用外生變量的線性表達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運用OTT分析框架證明了市場規模和貿易可以影響競爭的激烈程度，而競爭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業進入該市場的選擇，結果只有生產率較高的企業才能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生存。［10］Okubo et al運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14］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運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來新新經濟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 BEJK框架。新新貿易理論除了Melitz(2003)的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外，還存在另外一個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 Hsu and Lee在BEJK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企業家和企業異質性生產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經濟地理模型。［17］該文假定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同質產品間針鋒相對的競爭，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異化商品的競爭；此外，企業生產率服從“厚尾分布”。他們發現在企業家和勞動力可流動條件下，產業集聚地區的企業會有較高的平均生產率。與DS模型經典結論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企業的生產效率方差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企業的生產率均值較大。總體來看，運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經濟地理的文獻相對較少。

（三）新新經濟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經濟地理脫胎于新新貿易理論，因而，當前部分研究將兩個“新新”理論（新新經濟地理與新新貿易理論）結合起來考慮。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8）將貿易自由化與企業區位相互作用的結果，發現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高效率企業和低效率企業會產生分離，貿易成本的減少將會導致低成本企業實行產業集聚，而高成本企業則遷移到小國家中去后，其結果是國家間經濟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深入，選擇效應發生逆轉，這是由于市場中的消費者足夠多時，高成本的企業寧可選擇激烈的大市場而不選擇競爭緩和的小市場，因而市場規模與生產效率呈現先增加后減小的倒U型關系，［18］而在Baldwin and Okubo(2006)和Melitz and Ottiviano(2008)的文獻中這種關系是單向的。［9］［10］

市場競爭較為激勵的區域，企業的進入和退出也較為頻繁，Asplund and Nocke研究了市場規模引發的競爭程度與企業更替率之間的關系，［18］他們假設企業的生產率服從一個馬爾科夫過程，在壟斷競爭的條件下，市場競爭的均衡條件是：高效率的企業生存，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并被新進入者取代；在這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市場進入成本與企業更替概率負相關，固定生產成本與更替率正相關；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企業更替概率與市場規模正相關，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企業的平均壽命更短。而Foste,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則發現新進入企業的定價要比在位者更低，這意味著以往的研究過低估計了新進入者的價格優勢和對總體生產率的改進作用，同時說明了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生產率優勢不僅來源于已有的企業淘汰機制，也源于新企業的產生。［19］

（四）新新經濟地理的實證研究

由于新新經濟地理是最近幾年產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稱的前沿理論，因而國內外實證研究都比較匱乏。先前雖然也有學者對企業規模與生產效率的關系進行了考察，但這些考察主要依據的是新經濟地理，由于新經濟地理將區域間生產效率差異的原因僅僅歸結為產業集聚效應，而忽視了各地區之間還可能存在的人才結構差異和企業生產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過高估計了產業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 et al運用新新經濟地理三大效應檢驗地區間收入差距。［12］ 發現2000年美國276個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對城市人口的彈性為0082，這意味著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場競爭程度等因素后，這一系數下降到46%，這說明新經濟地理的確容易高估產業集聚的作用。類似的研究還有Venables，他認為城市中企業的生產率較高是因為城市本身可以視為是一種自我選擇機制，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具有較高能力的勞動者將主動選擇生活在費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這種生活狀態當作一種高能力的信號顯示機制，所以，這種自我選擇提高了城市中勞動的匹配程度，并最終提高了全市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 et al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雖然引起工資差異的原因很多，但運用法國工人的面板數據檢驗結果發現，在控制工人特征、勞動者固定效應、產業固定效應的情況下，地區間工資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個體勞動技能；如果采用新經濟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勞動者異質性，將會導致集聚經濟的估計偏誤，偏誤程度高達100%。［11］

四、新新經濟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從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論文《規模經濟與經濟地理》誕生20年以來，新經濟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釋“宏觀異質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視了各地區間的企業與人力資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異。新新經濟地理充分考慮企業和勞動者的“微觀異質性”(micro -heterogeneity)，使我們對地區間經濟差異的研究從“量”的層面深入到“質”（微觀效率）的層面，為我們觀察空間經濟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1 將企業理論與新新經濟地理相結合，研究地區間企業組織形式的差異。新新貿易理論和新新經濟地理都建立在微觀企業基礎上，這意味著企業理論或契約理論中的交易費用學說、產權理論學說等理論框架可以擴展于新新貿易理論和新新經濟地理當中。Antras and Helpman將產權理論中的GHM模型運用到新新貿易理論獲得的成功，使我們不難預見企業理論結合到新新經濟地理方面的巨大潛力。［21］企業理論從Coase(1937)發展至今已經相對成熟，所以與新新經濟地理交叉領域的研究必將是激動人心的。

2 將企業異質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資本異質性。新新貿易理論將企業異質性作為研究基礎，但沒有回答異質性的來源問題，因而在理論邏輯上并不是自洽的。較之于新新貿易理論，新新經濟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異質性來源的條件，由于勞動要素在國內是自由流動的，因而勞動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行為可能客觀上產生了企業異質性和地區差異。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9）、Behrens et al（2010）等學者已經發現了這一潛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進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對于人力資本地區分布這個重要話題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3 對中國而言，新新經濟地理為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城市體系和開放條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從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視角來看，當前中國存在著城鄉發展差異、地區差異和工農差異三大社會問題，運用新新經濟地理的視角，我們很可能會發現中國城鄉之間、東西部地區間的經濟差異是勞動者素質差異、企業效率差異等全方位深層次的差異。（2）從城市層級規劃來看，當前中國正在興起的波瀾壯闊的城市化運動，亟須理論層面的指導，新新經濟地理可以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3）從開放經濟的視角來看，對外貿易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量，也是引發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地理格局變化的重要力量，運用新新經濟地理的視角來考察對外貿易引起的中國內部經濟地理格局的變化，很可能也將得出與以往不同的結論。

注釋：

① Baldwin and Okubo(2006)的論文首開新經濟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的論文更具理論價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標志著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尚有待時間檢驗，這也是本文用“不超過5年”來描述這一時間段的原因所在。

② Krugman（1979）的論文之所以同時出現在兩欄中，是因為該文對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都有所貢獻。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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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關鍵詞：產業集群；資本論；理論支撐

中圖分類號：F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1-0011-02

1 產業集群研究的現狀

產業集群的現象早在19世紀末就已經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紀70年代末，學術界才開始關注產業集群發展的研究。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集群現象進行了描述。波特(Porter， 1998)， Redman (1994)等從產業鏈縱向關聯和橫向互補來分析集群經濟的產業特征，提出集群經濟的產業組織往往向下游拓展到銷售渠道和客戶，橫向擴展到互補產品的制造商和在技術、技能上相關或有著共同產品的企業；Krugman（1991）、Rosenfeld（1996）等則強調了集群經濟內部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認為集群是一些企業由于互動而形成的一種聚集，這種組織形式可以給企業帶來高額的回報。Hill&Brennan(2000)、Nassimbeni(1998)等則從集群內部企業之間的技術聯系作為聯結模式來界定產業組織特性，認為集群內產業便于建立頻繁的交易關系，可以運用相同的技術，或者分享專業化的勞動力儲備，從而為這些企業帶來超越其他地方同一產業的經濟效應。但真正促使產業集群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影響的是波特(Porter， 1990)。

國外對產業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集群的機理、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及經濟增長與產業集群關系的研究、基于集群的產業政策和實證研究方面，但仍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多偏重于實證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的歸納。目前理論仍落后于實踐，但產業集群的研究結論已成為許多國家制定產業政策的依據，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績效。

國內對于產業集群的大量研究開始于最近幾年，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仇保興(1999)通過信息經濟學原理分析了小企業集群內部出現的因過度競爭導致的產品質量惡性循環、不斷退化的現象，他認為究其原因是產品質量信息分布不對稱導致的“檸檬市場”效應；王緝慈(2001)較系統地研究產業集群與區域發展，認為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集群，營造區域競爭環境，創造區域競爭優勢是增強區域經濟力量的關鍵；魏守華、石碧華(2002)指出通過支撐機構和企業間的相互作用，將形成一個區域創新系統，提升整個集群的創新能力；葉建亮(2001)運用新增長理論，通過建立經濟學模型，得出知識溢出是導致產業集群的重要因素；陸國慶、高飛(2001)提出了產業地理集中對抗產業衰老具有重要意義，并將其應用于我國產業結構問題，認為產業區位重構、優勢產業區位創造外部經濟、資源重組加速產業集聚、創新并維持集聚效應可以作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措施。

2 資本論對產業集群理的理論支撐

2.1 馬克思的協作理論

馬克思分析了協作可帶來的經濟效應：馬克思指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

首先：協作可以降低成本。“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須的勞動時間。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協作可以與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在勞動的作用范圍擴大的同時勞動空間范圍的這種縮小，會節約非生產費用，這種縮小是由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造成的”

其次：協作可以產生規模經濟。“一方面，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范圍，因此，某些勞動過程由于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系就需要協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開鑿運河、修筑道路、鋪設鐵路等等。”

同時還指出了協作中組織的重要性，他認為，協作只是一種勞動形式，協作必須依附于一定的生產組織中方得以運行。“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

馬克思的協作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可以認為，企業集群就是企業之間基于復雜協作的區域生產性組織。在產品技術日益分散化的今天，已經沒有哪個企業能夠長期擁有生產某種產品的全部最新技術，企業單純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經很難掌握競爭的主動權。每個企業都可以采用外部資源并積極創造條件以實現內外資源的優勢互補，將企業的信息網擴大到整個集群范圍，利用群內的資源、品牌、資金、信息等進行優勢互補，并借助于與群內企業的合作，相互傳遞技術，加快研究與開發的進程，獲取本企業缺乏的信息和知識，實現群體的效益大于聯合前各個成員企業的個別之和的協同效益。企業集群作為一種建立在復雜協作基礎上的集體生產活動，也需要進行產業組織協調，需要管理。

2.2 馬克思的分工理論

馬克思的分工理論也成為了集群區域分工優勢的理論依據。

首先：分工可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 “經常重復做同一種有限的動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有限的動作上，就能從經驗中學會消耗最少力量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一個在制品的生產中依次完成各個局部過程的手工業者，必須時而變更位置，時而調換工具。由一種操作轉到另一種操作會打斷他的勞動進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種空隙。一旦手工業者整天不斷的從事同一種操作，這些空隙就會縮小，或者說會隨著他的操作變化的減少而趨于消失，這樣就提高了勞動效率”。

其次：分工降低交易費用，“企業內分工能夠發揮協作利益，提高勞動效率，增加企業的利潤，加速企業的資本積累。社會的分工則是互相獨立的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生產分工，他們的協作必須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當市場存在不確定性，供求價格波動劇烈，契約履行困難時，社會分工的利益就會被市場的外部負效應所抵消，社會分工的某些環節甚至整個體系有時還會被破壞” 。因此，一個穩定的可達到預期目的、交易費用低廉的市場便成為決定社會分工效益高低和是否可行的重要因素。而集群企業依靠其地理位置的聚集，利用區域性市場的特點，增大市場聯系的穩定性，減少市場交易費用，維護了社會分工產生的利益。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協作與分工的論述，可以看作是產業集群存在原因和集群競爭優勢形成機理的理論基礎（吳宣恭，2002），其中一些經典性論斷也可以作為集群系統研究方法的理論依據。馬克思的分工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個別的分工”和“一般的分工”理論可以看作當前產業集群降低交易費用的理論基礎。當前任何一個企業必然致力到生產自己最具競爭力的產品，它不可能包羅萬象、無所不能的為社會提供物資。由此可見：集群經濟的本質是企業內部分工的外部化或社會化，通過企業內部分工將某些功能操作從企業中分離出來或使之外部化，使中小企業不僅實現了功能操作的內部規模經濟，而且同時獲得了可觀的外部規模經濟。

2.3 馬克思的資本積聚理論

馬克思的資本集聚理論詮釋了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規模擴張的動機。

首先，積集聚帶來規模生產，“每一個資本，都是生產資料的或大或小的積聚，并且相應地指揮著一支或大或小的勞動軍。每一個積累都成為新的積累的手段。這種積累隨著執行資本職能的財富數量的增多而擴大這種財富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的積聚，從而擴大規模生產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基礎”。

其次，積聚帶來豐厚利潤，資本的積聚是單個資本靠自身的積累而增長，是通過剩余價值資本化為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并入原投資，形成資本的積聚。馬克思在《資本論》把積累定義為“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就是資本以不斷擴大的規模進行的在生產”。并且認為剩余價值是積累的唯一源泉，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重要源泉。追求剩余價值是資本積累的內在動因，市場競爭是資本積累的外在壓力。

馬克思的協作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作為經濟實體的企業，在市場上具有自己獨立利益，他們在市場上追逐的最終目標是利潤的最大化，只要當追加資本所獲得的邊際收益，大于追加的邊際成本，企業就會不斷的加大資本的積聚。這就決定了企業會把一部分的利潤轉化為資本的積累用于擴大再生產以期獲得更優厚的利潤。

2.4 馬克思的資本集中理論

馬克思的資本集中突破了單個企業資本運行中的界限限制。

首先，集中彌補了積聚的不足，資本的集中是使許多小資本聯合為一個更大的資本。它與資本積聚不同，它不是個別資本家把剩余價值資本化的結果，“這是已經形成的各個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體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馬克思指出：“假如必須等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事完成了”，“通過集中而在一夜之間集合起來的資本量，同其他資本量一樣，不斷再生產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從而成為社會積累的新的強有力的杠桿。”

其次，集中提高了競爭力，馬克思指出，“競爭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大小成反比。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因此，企業通過集中，利用群內的資源、品牌、資金、信息等進行優勢互補， 突破了其個體資本規模的有限性，能過集群的外部經濟效應，獲得強有力的競爭優勢。

馬克思關于資本集中的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任何企業在生存、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是處于不斷追逐利潤、尋求生產規模化的過程，而企業的規模的擴張過程中是有一定的界限了，超越了這個界限便產生規模的不經濟階段，馬克思關于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的理論對于單個企業的規模擴張有界性與集群產生的效益的無邊界性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發意義。這樣我們就找到了彌補企業規模擴張有界性的有效途徑――產業集群。

參考文獻

［1］吳宣恭.企業集群的優勢及其形成機理［J］.經濟縱橫，2002，（11）.

［2］胡宇辰.產業集群支持體系［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

［3］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第6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摘要：城市群是一個復雜的演化系統，是一種新型的城市體系，突破了中心地理論的解釋范疇。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關于專業化分工的思想對于城市群的形成具有解釋力，專業化分工的深入和分工在空間上的分化是促使城市群成長的根本動因，城市群是企業為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和獲取由分工產生的報酬遞增的一種空間表現形式。城市群的發展，以其擴大市場規模、降低成本、協調產業布局的功能，進一步促進分工的深化，提高交易效率，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分工；演進；城市群

二戰以后，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新興城市迅速崛起，城市間的交通網絡日益發達，城市聚集分布的趨勢越來越明顯。1957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在考察了北美城市化以后用大都市帶(Megalopolis)來形容美國東北沿海地區北起波士頓、南至華盛頓，由紐約、普羅維登斯，哈特福德、費城、巴爾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組成的城市密集區域，并認為“大都市帶”是城鎮群體發展和人類社會居住形式的最高階段，而必然成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標志。姚士謀[1]在對國內幾大城鎮密集區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認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不同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特大或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發生與發展著純屬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對城市體系的研究開始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德國經濟學家克里斯塔勒通過對德國南部地區城市分布的觀察認為擁有不同市場空間的城市體系會自發地出現和存在。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為其周圍區域的服務中心，為其腹地提供商品和服務，城市的等級越高，提供的服務越多，服務范圍也越大，人口就越多；反之城市的等級越低，提供的服務越少，服務范圍越小，人口就越少。高等級城市不僅有低等級城市所具有的職能，而且具有低等級城市所沒有的較高級的職能。在市場競爭條件下，最終會形成三角形城市結構和正六邊形市場區的分布體系。

相對于中心地理論所構建的城市體系，在城市群這種城市體系結構下，城市不再是均勻的分布，城市的地理分布集中，城市間的空間距離較短，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每個城市不存在市場的六邊形分割，即所有的城市都面臨城市群范圍內的共同市場，體現出城鄉互動和區域一體的發展特征；城市間的分工日益密切，互相提供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因此中心地理論對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缺乏解釋力，這就需要進一步用理論來探索詮釋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機理。

一、分工理論的演進

斯密(A.Smith)[2]在《國富論》中對企業分工作了充分的論述，并將它看作國民財富增長的基本原因。斯密強調，不僅在各個不同的生產活動或部門中都存在分工，而且在各種工作中，乃至同一個工作中，也都存在專業化分工。他認為分工有三個好處：第一，勞動者熟練程度的增進；第二，節約時間，否則會損失從一個工種到另一個工種的轉移時間；第三，機器的發明幫助工人簡化了勞動、節省了時間。斯密視技術進步源自于勞動分工的發展。他在第一章開篇就指出，“勞動生產力最大的改進，以及勞動在任何地方運作或應用中所體現的技能、熟練和判斷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緊接著用制針業的故事加以說明。斯密認為分工與城鎮的形成有直接的聯系：“農民常常需要鍛工、木匠、輪匠、磚匠、皮革匠、鞋匠和縫匠的服務。這類工匠，一方面因為要互相幫助，另一方面又因為不必要像農民那樣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小市鎮”。

如果說斯密對分工與空間集聚聯系的認識還只是停留在直觀、樸素層次上，馬歇爾則是直接提出分工的“外部性”原理，并將它視為產業區形成的主要原因。馬歇爾一方面開創了新古典研究程序并集其大成，另一方面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系統的動態性質，試圖在其一般均衡框架之中處理報酬遞增現象，從而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分工思想。馬歇爾對分工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報酬遞增與工業組織上，將分工的網絡描述成了經濟組織，他認為，有機體的發展，無論社會的和物質的，一方面包含它的各分離部分之間功能的子分工的增加，另一方面包含它們之間更緊密的聯系。每一部分越來越少自給自足，它的福利越來越依賴于其他部分。馬歇爾[3]首次提出了“產業區”概念，他認為在這種產業區內集中了大量種類相似的中小企業，他們規模經濟較低，但專業化程度較高，聯系十分密切。“產業區”導致的生產集中是城市形成的重要條件。

楊格重新闡述了斯密關于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的思想，他第一次論證了市場規模(范圍)與迂回生產、產業間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進的機制，從而第一次超越了斯密關于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思想。楊格關于“內涵的市場規模”累積擴大的論述真正使勞動分工“動態化”了。楊格認為：第一，只考察單個廠商和一個特定行業的規模變化效果時，遞增報酬機制可能被誤解。因為累進的行業分工和專業化才是實現報酬遞增過程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把整個產業的經營看作是相互聯系的整體；第二，報酬遞增取決于勞動分工的發展，現代形式的勞動分工的主要經濟是以迂回或間接方式使用勞動所取得的經濟。勞動分工水平的大小是由個人專業化水平、間接生產鏈條的長度及此鏈條上每個環節中產品的種類數綜合決定的；第三，勞動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勞動分工；第四，需求和供給是勞動分工的兩個側面，每個人的需求都是由其供給決定的，楊格稱之為“倒數需求律”。楊格關于勞動分工水平與市場規模互相決定、自我演進的思想被稱為“楊格定理”，而市場的形成和規模的擴大又是城市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標志[4]。

化水平和分工的網絡大小內生化，擴展了楊格的思想。他們在闡述內生分工與報酬遞增形成的過程中巧妙地回避了市場結構難題，通過“消費者—生產者”一分法的假設保證了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報酬遞增與市場競爭均衡相容。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分工是一個自發演進的過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規模的增函數。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人們對各種生產活動都沒有經驗，生產率低，人們付不起交易費用，只好選擇自給自足。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慢慢地在各種活動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或人力資本，能夠付得起一定的交易費用，于是選擇較高的專業化水平，通過市場的擇業自由和自由價格，這些自利決策的相互作用會使整個社會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場也因此出現。由于升高的專業化水過來加速了人力資本或經驗的積累，使生產率進一步提高，從而人們能夠支付得起更高的交易費用，反過來進一步提高了社會專業化和分工水平。楊小凱利用超邊際和邊際分析的方法對城市最優科層結構進行了分析和量化，認為最優城市結構的層次數是分工水平的增函數，是城市規模收益、城市間的距離和每單位商品運輸效率的減函數。當分工水平上升時，城市的分層結構層次增加。而當城市規模收益越顯著時，層次數會減少，這意味每個城市的最優規模會上升。當運輸效率改進時，層次數也會減少。

二、專業化分工視角下的城市群的形成

(一)分工演進與城市的形成

城市群是城市的集合體，對城市群的研究需要從單一的城市開始。城市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綜合體，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不同的城市形成的原因可能不同，這其中有一些特殊的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城市主要產生于政治因素(行政中心)，有的城市主要產生于戰爭的需要(要塞)，有的城市產生于地理因素(渡口)，但就本質而言，城市的出現乃是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聚集的過程，而人類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又對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和城市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分工是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單一的生產群體分化為互相獨立而又互相依賴的部門。人類在從蒙昧向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次社會大分工，每一次社會大分工都為城市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畜牧業和農業的分離是人類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使得農業產品和畜牧業產品的交換成為一種經常性的活動，直接導致了固定交換場所的出現，這就是人類社會集市的萌芽；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是人類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不僅形成了與農業相互依存的原始制造業，也大大提高了農牧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供交換的產品大量增加，從而使得產品交換的頻率增加和范圍擴展，也擴大了交換場所的規模。從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集市與城郭相結合的趨勢。商業和農業、畜牧業以及手工業的分離是人類的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業的出現，使人類在生產之外進入了一種全新的經濟活動領域—流通領域，這是早期城市形成的重要條件和標志。正如馬克思[6]所說的：“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商業勞動和農業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早在商代時期，我國就出現了專門的交易市場和手工作坊，因此有學者就以此為依據論斷我國的古代城市產生于商代。

現代城市的產生是在工業大革命以后，社會大分工的深化推動了產業集群的形成，產業集群又促進了現代城市的形成。使得行業日益增多，隨著分工的增加，交易次數的增多，交易費用會上升，交易效率會下降；各個行業的企業將面對更大更復雜的市場，企業買賣的伙伴關系日益擴大，企業買賣的產品在品種、花色和數量上日益增多。在本區域交易的產品和到外地交易的產品，花費的交易費用顯然是不同的。為了減少運輸成本，共享公共設施，減少不確定性風險，企業的自利決策行為，有本能地聚集在一起的偏好，以降低分工帶來的交易費用；當分工發展到專業化程度時，交易集中在同一地點要比在多個地點進行多個雙邊交易有效率，此時就出現了產業集群。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會雇用大量的工人，工人及其家庭為了節約通勤費用和通勤時間會選擇在企業的附近集中居住。為工人及其家庭服務的交通運輸業、文化娛樂業和教育業也會應運而生，這些行業又要雇用工人，生產和人口會進一步的集中，從而標志著現代城市的產生。

(二)產業鏈的區域分工與城市群的形成

產業在同一個地區集聚后，將產生以下三種市場效應，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和價格競爭效應。地區產業集聚水平越高，則銷往本地區的產品運輸成本越少，該地區的名義工資率也就越高，即為本地市場效應。同時產業集聚區內不需要運輸成本即可獲得的中間和最終產品種類就越多，從而降低了整體價格指數，提高了實際工資率，即為價格指數效應。而這兩個效應使得制造業中心具備高于其他地區的工資水平以吸引勞動力并進一步提高產業集聚水平。然而，隨著中心地區制造業份額的進一步增加，傳統理論描述的不可移動要素價格上升(如土地價格、擁擠成本等)，被概括為價格競爭效應。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構成了城市的向心力，價格競爭效應構成了城市的離心力。當價格競爭效應大于本地市場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即由于產業和人口的聚集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價格上漲、交通擁擠和環境質量下降等問題帶來的聚集不經濟大于產業聚集給企業帶來的正的外部性時，就會出現產業擴散。

產業擴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整體遷移，另一類是企業分蘗[7]。所謂企業分蘗，是在保持企業主體不變的情況下，將企業的具體運營組織機構(總部、研發、管理、采購、生產和銷售機構)進行分設，在地區和空間上進行重新分布，大部分的產業擴散都是以企業分蘗的方式進行的。企業將知識密集型環節例如總部、研發和銷售部門布局在城市中心，因為知識密集型生產環節對土地的需求量較小，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漲對其影響不大，而該環節從城市產業聚集產生的知識和技術外溢中的受益很高。而企業的生產環節需要建立大型的工廠，使用大量的土地，城市內土地價格的上漲無疑將大量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企業會將其生產環節布局到城市以外的地區。以北京市內的企業為例，大多數企業的總部和管理、銷售部門都設在東城、西城、崇文、宣武等中心城區，研發機構則設在海淀區和朝陽區，而生產部門則設在通州、石景山、順義等周邊地區。

企業分蘗會推動產業鏈的區域分工[8]，即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分布在其擁有其所需要素條件較好的地區中，以充分利用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從而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企業分蘗是產業鏈區域分工的微觀基礎，產業鏈的區域分工是社會分工的空間組織形式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結果。產業鏈區域分工的結果就是在城市周圍形成若干個城市亞中心，這些城市亞中心和中心城市存在著密切的產業關聯。產業擴散有就近擴散、跳躍式擴散等表現形式，產業擴散的方式不同會導致城市亞中心在地理位置上的不規律分布。就近擴散是企業、人口和資源由聚集地區向周圍地區的擴散。一般而言，與聚集地區相鄰的地區有著相似的外部環境，并且與聚集地區聯系方便，有利于產品和原材料的運輸以及信息的獲取。產業的就近擴散會導致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緊密相連。跳躍式擴散是產業從聚集地區越過周圍的地區而直接擴散到其他地區。導致跳躍式擴散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接受擴散的地區雖然與聚集地區在空間不相鄰，但是整體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具備接受擴散所需的良好條件，因而就能對聚集地區的企業、人口和資源產生吸引力，吸引他們直接進入到本地區。二是接受擴散的地區存在某些方面的發展機遇或潛力，在眾多的地區中成為聚集地區進行擴散的優選對象。產業的跳躍式擴散會導致城市亞中心離主城區距離較遠。如美國洛杉磯的28個城市次中心，距離洛杉磯市中心最近的僅4.9公里，最遠的為40.7公里[9]。轉城市亞中心與主城區形成的產業鏈區域分工吸引著擁有不同素質的人口和資源在主城區和城市亞中心之間不斷的分化和聚集，這種分化和聚集不斷強化的結果就是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之間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使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在不同的產業鏈環節上形成各自的產業聚集。城市亞中心的產業聚集又會導致商業、交通運輸業等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在這種循環累積因果效用的作用下，城市亞中心演變為邊緣城市，與中心城市一起共同構成了城市群。

(三)城市群促進分工的發展

城市群打破了地區分割和行政壟斷，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鼓勵要素合理流動，逐步形成統一的土地、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市場和完善的中間產品和終端產品市場，市場范圍從單一城市擴大到城市群及其周邊區域，市場范圍的擴大又要求更廣闊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繼續推動分工的深化。

城市群加快了城際交通網絡和信息網絡建設，降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成本，加快了城市與城市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要素流動，滿足了資源的共享、知識的擴散和產業鏈上的相互需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從而推動了分工的發展。

城市群推動一體化區域規劃的編制，明確各地產業發展方向和空間布局，實行產業導向和空間導向“雙重調控”，按照產業鏈分工和比較優勢的原則，根據要素稟賦條件推動城市間部門、產品和功能的錯位發展，推動城市間的產業分工與整合。

第7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關鍵詞：工序貿易；外包；規模經濟；不完全合約

中圖分類號：F746.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0)04－0057－05

收稿日期：2010－04－01

全球分工細化使得國際貿易模式不斷發生著變化，貿易的對象已經從產品層面深入到了工序層面，探尋工序貿易動因、模式及其利益分配問題已經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理論的前沿課題。本文試圖在梳理近期研究文獻的基礎上回答這些理論問題，并與傳統一般貿易理論作簡要對比分析。

一、工序貿易的基礎和動因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有關制針的經典描述為工序和勞動分工給出了一個鮮活的概念。自斯密時代開始，隨著運輸和通訊成本的降低，生產流程的專業化分工不再局限于企業內部。從18世紀60年代到如今的200多年時間里，國際分工經歷了由產業間國際分工到產業內國際分工，再到產品內國際分工的歷程，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也由完全制成品轉向半成品甚至是生產工序之間的交換。特別在20世紀末，伴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科技進步，國際分工的深化，國際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引人矚目的新現象，即產品制造過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環節被分散到不同國家進行，從而形成了以工序、環節為對象的新型國際分工形態。Grossman等(2008)為此提出了工序貿易(trading tasks)的概念，是把生產過程看作一系列連續的工序(tasks)，發達國家可以把一部分工序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它通常表現為指跨國公司將價值鏈中的低端流程分包給國外的第三方公司，然后再通過貿易完成生產鏈工序的全過程，應該說它是處于內部化交易與市場化交易之間的一種商業關系。

近年來的文獻表明，工序貿易的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標準國際貿易理論框架下推進。另一類是將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企業理論、信息經濟學和跨國公司理論融入貿易理論的全球生產組織理論，在闡述國際貿易理論時，大都從微觀的角度，研究當代國際貿易主體跨國公司的投資選擇和貿易方式，包括跨國公司縱向一體化生產與外包投資方式選擇以及世界貿易模式的轉變等，并由此展開一系列有關貿易發展和包括產業轉移在內的經濟全球化問題的探討。

(一)生產國際化、分散化和貿易垂直化：規模經濟視角

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假定存在兩個具有相同消費者偏好和生產技術的國家，經濟體之間不可能產生國際貿易(只有勞動一種投入，從而排除了要素稟賦差異的可能)。但根據克魯格曼的報酬遞增模型，每個國家都可以從國際貿易中得到好處，并改進每個國家的福利水平。他對這個模型的一般化擴展也表明，“一個國家可以出口它具有較大國內市場份額的產品”這個觀點是有一定理論依據的。這一結論為解釋“產業內貿易”現象提供了簡潔而令人信服的證據。

而楊小凱(2001)等經濟學家從分工和專業化角度對新型的國際垂直分工與工序貿易形式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他沿著斯密“市場范圍限制分工”的觀點，將消費者和生產者合二為一，并用數學將這些思想加以形式化，形成了國際貿易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該理論認為，隨著市場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會不斷提高，較高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必須和較大的市場容量相適應，而國際貿易可以使得市場的容量有效擴大。因此，隨著國際間交易效率的提高，國際貿易就會自發形成。不僅如此，不斷拓寬的世界市場規模為分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國際貿易的規模也隨之不斷擴大。除了那些天然連續性的工序或者環節無法在空間上分割外，任何存在報酬遞增的工序都可能在全球范圍內被重新分布，從而出現了生產的國際化現象，即產品的中間投入品的生產實際上是在許多國家分工生產完成的。這就為解釋生產國際化、分散化、貿易垂直化的緣由和趨勢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

從跨國企業生產角度看，我們知道生產國際化和相關要素的跨國流動受邊際報酬高低的影響，它的本質是產業和產品在國際地理空間內分工的深化與特殊的區位優勢(如地理優勢、勞動力價格優勢、投資環境優勢、特定技術優勢、人力資本優勢等)相適應的結果。生產國際化的主要實現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垂直型FDI的一體化形式，另一種是國際外包的不完全合約形式。跨國公司無論采取哪種方式，本質上都是由市場規模擴大所引起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高，使不同的產品或生產工序在不同的區位進行專業化的生產。垂直型FDI跨國公司的相關生產定位于全球市場，這些跨國公司的海外分支機構從母公司或其他第三方進口中間投入品，生產的中間產品或產成品除了滿足東道國消費需求外，還要出口到母國和其他第三方國家或地區，因此，這類投資有很強的貿易創造效應。而外包的貿易創造效應就更是顯而易見，所以，市場規模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最終決定了分工和貿易的模式。

(二)從福特主義到溫特爾主義：全球生產組織理論的回答

20世紀90年代初，作為生產發包主體的跨國公司面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顧客個性化要求的提高、企業競爭的加劇等一系列問題：使得強調垂直控制產業整體實物價值鏈的福特主義不能適應市場快速變化的要求。從跨國公司的產業組織結構和競爭模式的角度來看，福特主義屬于追求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的垂直型結構，從產品的設計、制造到銷售，以至售后服務，都是在同一個企業內部完成。這個過程中，雖然許多產品具有多節點的價值鏈，但企業都是以價值鏈的整體來競爭的，各價值節點對競爭結果影響不甚明顯，特別是各價值節點還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產業部門。因此，福特主義在全球生產外包活動中的典型代表依然是汽車工業。

而溫特爾主義(Wintelism)生產模式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局限，這種新型的國際生產模式在信息技術行業的全球化生產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根據定義，這種新型跨國生產體系是一個企業賴以進行的研發活動、產品設計、采購、加工、銷售以及各種支援活動所構成的關系網絡，這種網絡曾經是由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和由此發生的內部貿易帶動起來的，但現在更多的是依靠企業之間的協調，對于一個跨國企業而言，它的生產體系包括其子公司、分公司、

分包商、供應商、分銷渠道、合資公司以及其他各類的合作安排。以前所有這些組織活動或者經營活動都是在一體化的跨國公司內部完成，現在的跨國公司生產體系令資源相對匱乏的中小型企業也能像大型企業那樣進入全球化進程中。與傳統的福特主義跨國公司相比，新型跨國生產體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國界企業之間的非股權合作關系，使價值創造過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導企業之外完成，甚至整個企業的經營功能都可以通過外包的方式來實現，當然，由于主導企業控制著銷售渠道、市場標準，價值的實現依然會控制在主導企業手中。由此看出，不完全控制的企業生產組織形式，自然成為工序貿易存在的微觀基礎。

二、不完全合約與工序貿易的模式選擇

由于工序貿易理論興起不久，對工序貿易模式的研究還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代表性文獻主要集中在運用不完全合約理論解釋工序貿易的模式選擇方面。

不完全合約是跨國公司進行工序貿易的主路徑之一，以跨國公司所主導的貼牌生產(OEM)、許可經營等已經成為這種路徑的重要方式。因此，研究跨國公司的工序貿易模式離不開合約理論。代表性的合約理論包括經典的委托理論、交易費用經濟學以及不完全合約理論。不完全合約理論一般是指由格羅斯曼、哈特以及哈特、摩爾所建立的GHM分析框架。該理論認為交易費用尤其是專用性投資導致了合約的不完全性，其中專用性投資的可觀察但不可證實的特性是導致合約不完全的主要原因。

Grossman等(2002)、Antras(2003)和Helpman等(2003)把Grossman－Hart－Moore不完全契約模型引入貿易理論，分析了跨國公司獲取中間投入品的所有權安排問題。一般而言，相對依賴性較大的企業，會較愿意維持合作關系，也較容易接受合作伙伴所提出的要求與改變。而相對所有權較為獨立的企業，會利用其優勢地位要求合作伙伴接受改變。但這些研究在分析外包的區位選擇時抽象了企業邊界問題，在分析國際生產的企業邊界時沒有考慮貿易成本和市場規模差異。胡國恒(2004)以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和不完全契約理論為基礎，分析了完全契約條件下的母國國內生產，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的國際生產，構建了一個兩階段國際生產的理論模型。該模型把縱向生產結構中的所有權和區位問題統一起來，分析全球經濟中貿易、投資和企業組織之間的關系，對國際生產體系的形成和演變機制予以完整的理論解釋。模型表明分工結構是決定國際產業布局變動的基本因素，貿易自由化、規模經濟和良好的契約環境是其重要的推動力量。

Feenstra(2004)、Hanson(2005)以加工企業的所有權和中間投入采購的歸屬為標準，將在中國大陸的跨國公司加工貿易模式分為四種，外方同時擁有所有權和采購權；中方擁有所有權，外方擁有采購權；外方擁有所有權，中方擁有采購權；中方同時擁有所有權和采購權。第一種生產模式的是外商獨資企業，第二、三種為中外合資企業，第四種為非外資企業。Feenstra(2004)、Hanson(2005)通過建立博弈模型來說明跨國公司對這些貿易模式的選擇。在完全合約下，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第一種模式，或者第四種模式。在不完全合約的條件下，跨國公司與加工企業將分治兩項權力，但最為常見的是，跨國公司擁有所有權，而東道國企業得到中間投入品的購買權。這種分析方法對中國大陸地區的合資企業生產貿易模式有較強的解釋力。

三、工序貿易的經濟效應

(一)工序貿易的經濟利益

盡管從表象上看，與傳統的國際貿易形式相比，工序貿易是一種更為細致和發達的國際貿易形態。然而，從理論上講，工序貿易并未超出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適用范圍，只要在傳統貿易理論框架內加入當代國際分工條件，仍然可以用于解釋產品不同工序間的國際分工。Grossman等(2008)構建了一個Trading Tasks模型，將交易成本變量和技術因素加入傳統國際分工理論框架，建立了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圖模型”和“拓展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從而將傳統分工理論拓展到產品內國際分工的利益分析上。

工序貿易理論模型有兩個假設，一是假設現有技術水平下各潛在任務之間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假設部分加工貿易的運輸仍需要費用。他們將需要較低技術水平的任務定義為“L－tasks”，較高技術水平的任務定義為“H－tasks”。發包國的跨國公司可以生產x和Y兩種產品，其中x代表技術密集型產品，Y代表勞動密集型產品，對于不同任務所需的要素數量關系可以表示為：aHx／aLx>aHy／aLy，并且規模報酬不變。

用w和w代表國內與國外的低技術水平工人工資，這種外包的工資關系就可以表達為

w=βt(I)w　(1)

在完全競爭市場，任何一種商品的價格都應該不大于一單位這種商品的生產成本。一單位J產品的成本是四方面的總和，包括生產一單位產品所需國內(發包國)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任務外包給他國工人的工資、國內高技術任務中熟練工人的工資、其他生產要素的成本，表示為

pi≤wai(?)(1－I)+waLi(?)βt(i)di+saHi(?)+…，for j=x，y，

廠商選擇將生產任務外包給國內低水平勞動工人時，可能會支付較低的工資水平，但也可能面l臨著較高運輸費用的問題。將(1)式代人，可得

pi≤wdLj(?)Ω(I)+saHj(?)+…for j=x，y

國內(發包國)要素市場，x、y代表著兩個產業的產出，當市場上低技能勞動力出清時，每個廠商在國內完成L／1－I的任務。

那么對于低技能工人和熟練技術工人，就可以推出

aLx(?)x+aLy(?)y=L／1－I

aHx(?)x+aHy(?)y=H

通過以上幾個基本等式，Grossman等(2006，2008)將任務外包的低成本效應分解為：(1)生產效率效應，相當于勞動所增加的效率提高，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資；(2)相對價格效應，就是說外包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相對價格下降，從SS定理可知，低技能工人的工資也會下降；(3)勞動力供給效應，外包相當于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勞動供給，他們被吸引到產業生產中去，盡管有可能減少他們的工資。這個模型第一次較為系統的解釋了跨國公司進行離岸外包的現象。在同一文獻所做的實證分析證明了上述效應的存在。

(二)工序貿易對工資水平的影響

發達國家的學者站在發包國的立場，更關注由工序貿易所改變的全球勞動力供求關系對發達國家工人失業率和工資水平的影響。Grosman等(2008)的研究發現，在關于外包的討論中，不僅應該考慮新增海外工人對全球勞動力供應和發達國家總體福利的影響，還應考慮外包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另外兩種經濟效應。首先，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結果

造成勞動密集型商品價格下降，受全球新勞動力市場影響最大的發達國家低技能工人工資面臨下行壓力。第二個效應是生產率方面的：任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轉移會降低企業成本，尤其是在更依賴于低技能工人的行業。那么，這些行業就會產生擴張的動機，低技能員工也會找到生產率和薪資更高的新工作。這兩位經濟學家估計，生產率效應主導著勞動力供給效應。也就是說，某些產業的轉出不僅沒有降低美國的薪資水平，實際上還抵消了中國和印度等大型新興經濟體融入全球經濟帶來的一些薪資降低效應。即便更高技能的工作任務成為貿易候選品，這些正面效應仍可能會存在。對于各級技能水平的美國員工而言，外包的性質類似于提高生產率和薪資水平的科技進步。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在工序貿易中得到提高。一是就業擴大所引起的收入提高效應。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目前的基礎是勞動力豐富這個比較優勢。因此，當中國處在為全世界生產勞動密集型的工序時，全世界的就業機會就或多或少轉移到中國來，即使工資沒有上漲，由于擴大了全社會的就業面，本身就會帶來整體勞動者群體收入的提高。二是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工資增長效應。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生產任務，比發展中國家原有的產業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勞動力，發展中國家所從事的生產任務中高技能勞動力密集度也比以前高了，這也相對增加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提高了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工資。另外，中國在參與國際分工時，本身也會帶動勞動力在地區間和部門間的轉移，產生一種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實際上也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一旦生產率得到了提高，一方面通過產品價格下降，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消費，擴大國內需求，從而通過乘數效應增加就業，另一方面也使企業具有了增加工資的物質條件，如果其他條件具備的話，工資水平也就自然得到了提高。

四、結論與前瞻

較之傳統貿易理論，工序貿易理論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征。第一，研究對象和前提假定不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在研究國際分工與貿易的起因和模式時，均以最終產品作為研究的對象，而有關工序貿易的研究文獻將研究視野由產品層面拓展到了工序層面。建立在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基礎上的新貿易理論被用于國際垂直生產的分析時，同樣將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等因素擴展到各個生產工序來考慮。這種調整使得貿易理論更貼近于現實，但也使該理論模型更加復雜化。第二，分工基礎不同。傳統理論認為，決定國際分工的根本因素是國家間要素稟賦差異；而工序貿易理論認為，無論兩個國家的稟賦差異如何，決定兩個國家分工的根本原因在于規模經濟和產品差別化。同時，科技進步為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和貿易提供了可能，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政策也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分工的細化。第三，貿易的利益不同。建立在差別稟賦基礎上的傳統貿易模式是產品層面的貿易，其利益來源主要是各方現有差別優勢的充分實現。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別化基礎上的工序貿易模式是工序層面的貿易，其利益來源主要是規模經濟在各個工序環節的充分實現和產品消費市場的擴大。此外，對于貿易經濟效應的分析也更加微觀化，主要集中在對參與國總體國民福利與國內收入分配的影響、對國際間技術擴散的影響以及對世界貿易增長的影響等方面。從研究結論看，工序貿易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其他幾方面的經濟效應分析均得到了較為一致的結論，即在一般情況下工序貿易對參與國貿易利益、國際技術擴散與世界貿易增長有積極影響。

第8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摘要: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但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關注的重心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發展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第9篇：勞動經濟學規模效應范文

關鍵詞：產業結構 就業吸納能力 實證研究

基金項目：湖南科技大學創新基金S120067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我過每年都有上千萬的就業缺口，但很多地區卻出現了招工難的現象，“就業難”和“用工荒”的反映了我過當前出現的嚴重結構性失業。

經濟學研究發展，就業率會伴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呈現自然增長的狀態。根據奧肯定律，經濟增長2%，自然失業率就會下降1%。我國近來高速的經濟增長率帶來的卻是高的失業率，與奧肯定律不相符合，經眾多學者研究發現，究其原因則是我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發展不平衡。

二、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朱軼、熊思敏（2009）利用DEA方法，引入交互效應模型，對我國整體與二、三產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算，結果表明，第三產業才是制約整體就業貢獻的主導因素，而產業結構變動過程所造成的結構性失業會對我國就業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姚戰琪、夏杰長（2005）通過對中國轉型期的投資、技術存量的變化、人力資本、城市化以及產業結構變化對就業的影響進行分析，發現依次是工資的增加、人力資本、技術水平的提升是現階段影響中國就業的主要因素。綜上，國內學者對就業效應的分析是主要利用就業彈性、生產函數和計量經濟模型等方法，或者將資本深化和技術進步等概念引入，分析行業就業不足產生的原因。因為各個行業間有著緊密的經濟聯系，所以對某一行業帶動其他行業發展進而間接創造就業崗位能力的研究不僅有助于解決我國就業結構性矛盾而且其更多的現實意義更值得重視。本文以就業彈性為基礎，分析我國各產業拉動就業的能力，以期對我國就業吸納能力與產業結構的關系有條理的進行闡述，為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三、實證研究

（一）模型的設定

就業彈性，指經濟每增長百分之一所對應的就業數量變化的百分比。用數學公式表示為

其中L表示就業人數，Y表示產業產值，則E表示就業彈性。本文利用對數線性回歸模型測度就業彈性E。具體計算方法如下，令

對該等式兩邊分別取自然對數，得如下等式

對上式進行線性回歸，求出β的值，β值的大小可以用來表示就業彈性E，lnA可以表示為常數項。

（二）實證研究

本文選取的就業人數和經濟產業產值數據來源于，。本文利用的統計軟件 Eviews6，根據對數線性模型估計方法，利用2003-2012 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中這十年間中國各個產業的就業人口數與相應增加值的數據，估算各個產業的就業產值彈性，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 我們得知，2003-2012年我國的第一產業就業彈性系數值是-0.2078，這說明第一產業的增加值每增長1%，就業人口則下降0.2078%；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系數為0.3401，這表明第一產業增加值每增長1%，就業人口增加0.3401%；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系數為 0.1512，這表明第一產業增加值每增長1%，就業人口增加0.1512%。

顯然，第三產業對就業的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作用最大，第一產業的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作用最小，而第二產業的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作用處在第一、三產業之間。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我國產業結構就業吸納能力從就業彈性視角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第一產業存在著大量的隱性失業，而第二產業就業的吸納能力在持續減弱，因此勞動力大量向第三產業轉移，我國現階段呈現出來的 “就業難”和“用工荒”現象，是結構性失業造成的，我國勞動力資源只是與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的匹配不合理。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就業難”和“用工荒”，只有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第一、二產業的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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