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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學人文教育;醫學道德素養;良好醫患關系
[中圖分類號]R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5654(2017)12(c)-0056-02
在中國,醫患關系這一最基本的社會人際關系,在各種復雜因素的共同推動之下變成了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由于涉及到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每每出現醫患糾紛,討論都會異常激烈。因此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為了應對不斷凸顯的社會矛盾和持續增長的利益訴求,從根本上緩解日益緊張的醫患矛盾,離不開醫患雙方的共同努力。在此過程中,醫學界應該把努力的重點放在醫學生醫德培養以及醫務人員醫德素養的繼續教育方面。如何加強醫學生以及醫務工作者的職業道德素養,從根本上提升他們的醫學人文素養,無疑是擺在醫學界面前的重要課題。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醫學人文教育的逐步加強,會有越來越多的醫學生和醫務工作者自覺提升自身醫德素養,以為患者提供高水平人性化的醫療為己任,在重建令多方滿意的和諧醫患關系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醫學在本質上是一門人學,內涵著一種人性的溫度[1]。醫學的這種獨特屬性加之其實踐對象和研究對象一致,都指向有生命的人,醫學以人為研究客體,又直接服務于人[2]。因而沒有任何一門科學技術像醫學那樣需要人文與之同生共榮,并且在此基礎上要求其從業人員的技術與道德高度協調一致。然而,當前的醫學道德領域出現了許多問題,一類是隨著生命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發展,在實踐過程中層出不窮的各類生命倫理爭議,諸如器官移植問題、人類輔助生殖問題、基因增強技術等等。另一類是如何使臨床醫學更加人性化的問題,例如:在臨床實踐中醫院和醫務工作者應堅持“患者第一”的原則,任何情況下都要把患者的利益置于首位,不能以任何理由損害患者權益;日常工作中對患者要一視同仁,同情、關心、體貼患者,不濫用藥物、不濫施輔助檢查、不濫施手術;注重與患者及家屬的溝通,在不影響治療效果的情況下盡量滿足他們的合理訴求,踐行知情同意、尊重自主等醫學倫理原則以及醫學倫理基本規范,自覺遵紀守法。
上述這兩類現實存在的醫學問題是中國醫療衛生改革進程中急需克服的的頑疾。現階段,由生命科學技術應用以及臨床醫學工作缺乏關愛這兩類原因導致的醫患關系緊張的局面尚未得到有效的緩解,涉醫暴力事件仍然時有發生。在如此復雜的執業環境中,要改變不良的醫患關系,就要在變革體制的同時,恢復和強化醫學的人文傳統。那么更加有理由相信,醫務工作者醫學人文素養的全面提升有助于緩解醫患之間的矛盾、降低涉醫暴力事件發生的概率。醫務工作者加強醫學人文素養的建設不僅是醫學道德的本質規定性,更是當前時代的需要。因此全面提升醫務工作者的人文素養是當下醫學行業發展的當務之急,而醫學人文教育是提升該職業群體醫學人文素養的根本途徑。
醫學道德因素在醫學科學進步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引起國內外醫學界與教育界的重視。近年來,醫學教育的落腳點已經逐步放在改進與加強醫學道德教育、從根本上提升醫務工作者以及醫學生的人文素養等方面。與此同時,醫學教育領域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識,那就是不能使醫學人文淪為空想和口號,醫學人文要進入醫學并與之一同尋找二者的共鳴點,醫學人文教育應該把實現人性化醫療作為終極目標,在醫學實踐過程中展現對患者、對患者生命的關愛[3]。
對此,醫學人文教育作為整個醫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要達成的目標共有3點。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正確處理醫學人文與醫學技術的關系。這點要求醫務工作者在具體的醫療實踐中要對現行的醫學科學技術引發的各類生命倫理問題要有深入的理解,本著患者利益第一的基本要求,運用醫學倫理學的相關專業知識對由技術的應用所帶來的風險及收益進行綜合評估。堅持這一過程有利于醫務工作者形成對生命科學技術合理運用的正確認識,對于突發或者全新的醫學問題潛在的風險能夠具備預判能力,從而全面提升醫務工作者處理醫學技術所引發問題的職業道德素養。第二點是認真處理好醫學與醫學道德實踐之間的關系。對此,醫務工作者應做到靈活應對醫學倫理困境,在工作中遇到棘手的倫理道德難題要學會結合政策法規、科學事實以及醫學倫理理論原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對于棘手的倫理困境迎難而上能夠促使醫務工作者產生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和勇于承擔風險的主人翁精神。同時,解決問題的過程必然伴隨改革和創新意識的產生,在日常工作中全面塑造其倫理敏感性。第三點是全面處理好醫學與醫學人文素養之間的關系。即要求醫務工作者能夠更好地認同和接受不同人群觀點的多樣性,增進對于各個階層、各種文化以及價值觀的尊重。在踐行醫學倫理學三大生命理論的同時加深對生命的理解,并于工作中體現出對患者生命的充分尊重。此外,醫務工作者還應具備仁愛之心,能夠盡一切努力,甚至冒著某種風險為患者解除病痛,增進健康,并為此提供盡可能最優、盡可能周全、盡可能最低成本的服務,即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醫療服務。
由此可以明確“正確處理醫學人文與醫學技術的關系”“認真處理好醫學與醫學道德實踐之間的關系”“全面處理好醫學與醫學人文素養之間的關系”所闡述的內容是醫學人文教育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是醫學研究的主體,更是醫學實踐的對象,在具體的醫療實踐過程中實現對人生命的全面尊重和撫慰、提供人性化醫療體現醫務工作者醫學人文素養的高低,在醫療實踐中,人性化醫療沒有特殊的、具體的、程式化的標準。它以醫務工作者的仁愛之心為起點,廣泛存在于醫務工作者主動和積極的努力中,并以醫務工作者對患者的強烈責任感貫穿表現于醫療實踐的整個過程中。人性化醫療是醫學人文的最高要求,任何具體的衡量標準都是對最高要求的束縛,因此,能夠為患者提供何種層次的人性化醫療完全取決于醫務工作者的醫學人文素養的高低。著名的醫療劇《心術》對醫患雙方基本共識的形成影響很大,此劇認為醫生有三重境界:一是治病救人,即醫好患者的病。二是人文關懷,即在醫好患者病的基礎上,像親人一樣對待他們。三是進入患者的靈魂,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醫務工作者要認真理解和內化“三重境界”的要求,全面提升醫學人文素養,努力為患者及家屬提供更高水準、更高層次的醫療服務。
此外,需要醫學教育界引起重視的一個問題是,對于中國醫學人文教育目標的落實,要注意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語境,也就是說提高醫務工作者醫學人文素養離不開現代倫理思想的澆灌,更離不開中國傳統醫德的滋養。“醫乃仁術”是中國傳統醫學的基本命題,也是中國傳統醫德的精髓所在,時至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現實主義。“醫乃仁術”包含豐富而又深刻的理論內涵,可以深度挖掘的空間非常大。為了更好地明晰“醫乃仁術”所包含的深刻含義,就必須先要全面剖析什么是“仁”。仁是儒家倫理文化的核心要義,儒家傳統認為仁是“全德”之稱,是“五常”之首,是包羅眾德的道德范疇,其核心是“愛人”。從字源學上看,仁字從人從二,涉及的范疇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仁者應該尊重、同情、愛護、幫助他人,時時以己推人,處處為他人著想。仁者愛人的觀念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3]。
結合對“仁”的理解,“醫乃仁術”應該指向的是助人擺脫疾病苦痛困擾的仁慈之術,是愛人、救人之術,“醫乃仁術”是對至高醫學道德最簡明的詮釋。“醫乃仁術”闡明了醫學應該包括“仁”與“術”兩個最基本的方面,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一方面,要實現“愛人”的目的,醫務工作者不但要具備相應的人文道德素養,同時還應熟練運用醫學技能,對于醫學來說二者缺一不可。其次在“仁”與“術”的關系上,“仁”為“術”的前提,“術”必須以“仁”為宗旨和歸宿,當然,“仁”的實現,必須以“術”為手段,“仁”與“術”共同鑄就了醫學的完整性。此外,“醫乃仁術”還界定了正當醫學行為的范疇。醫學只有在“仁術”的意義中才是醫學,才是醫家應當追求的,出離“仁術”范圍的醫術,不能稱之為醫學,對此醫家應著力避免。“醫乃仁術”的命題時刻提醒醫家,醫學在任何時刻都不能忽視人,不能脫離人。醫學在任何時刻都不能忘記其服務對象是人,以“活人為心”是醫務工作者工作的重中之重[4]。
“醫乃仁術”不但體現了中國傳統醫德的核心要求,更是現代倫理思想的極致追求。醫務工作者要在科學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對醫療評價標準全面化的多重挑戰中把握正確的方向,在醫療改革轉型的關鍵時期找準定位,必然需要將“仁心”“仁術”“仁性”融匯內化到自己的靈魂中,以極高的醫學人文素養為患者、家屬乃至社會提供人性化醫療,使之體會到來自醫務工作者發自內心的仁愛和關懷,重建令多方滿意的和諧醫患關系。
作者:戴曉暉等
[參考文獻]
[1] 郭照江.醫學倫理學新編[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3.
[2] 陸潔冰,文秋林.伴隨醫學科學的發展步伐前進—杜治政醫學人文思想研究[J].醫學與哲學,2015(2):24-26,30.
一、人類基因組計劃與基因組學
在榮膺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的沃森(JamesDeweyWatson)、克里克(FrancisHarryComp?tonCrick)和威爾金斯(MauriceHughFrederickWilkins),于1953年發現DNA雙螺旋結構之后。相繼于1958年和1980年罕見地兩次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桑格(FrederickSanger),先后完整定序了胰島素的氨基酸序列和發明很重要的DNA測序方法,這些劃時代的杰出成就于20世紀后半葉完全“打開了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和基因組學研究領域的大門”。于是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基因組學,在隨后20世紀90年代人類基因組計劃實施并取得很大進展后,基因組學取得了驚人的長足進展。
基因(gene)是DNA(脫氧核糖核酸)分子上具有遺傳特征的特定核苷酸序列的總稱,系具有遺傳物質的DNA分子片段。基因位于染色體上,并在染色體上呈線性排列。基因不僅可以通過復制把遺傳信息傳遞給下一代,還可以使遺傳信息得到表達。例如不同人種之間頭發、膚色、眼睛、鼻子等不同,是基因差異所致。基因是生命遺傳的基本單位,不僅是決定生物性狀的功能單位,還是一個突變單位和交換單位。由30億個堿基對組成的人類基因組,蘊藏著生命的奧秘。
基因組(genomes)是一個物種的完整遺傳物質,包括核基因組和細胞質基因組。即基因組是生物體內遺傳信息的集合,是某個特定物種細胞內全部DNA分子的總和。顯然原先只關注單個基因是遠遠不夠的,應當深入研究整個基因組,于是產生了基因組學。
基因組學(genomics)是專門從分子水平系統研究整個基因組的結構(以全基因組測序為目標)、功能(以基因功能鑒定為目標)以及比較(基于基因組圖譜和序列分析對已知基因和基因的結構進行比較)的分支學科。基因組學著眼于研究并解析生物體整個基因組的所有遺傳信息,突出特點是必須以整個基因組為研究對象,而不是只研究單個基因;同時還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基因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基因組學概括起來涉及基因作圖、測序和整個基因組功能分析的遺傳學問題。這門分支學科交叉融合了分子生物學、計算機科學、信息科學等,并以全新視角探究生長與發育、遺傳與變異、結構與功能、健康與疾病等生物醫學基本問題的分子機制,同時提供基因組信息以及相關數據系統加以利用,進而解決生物、醫學和生物技術以及相關產業領域的有關問題[3]。基因組學的主要目標包括認識基因組的結構、功能及進化規律,闡明整個基因組所涵蓋遺傳物質的全部信息及相互關系,為最終充分合理利用各種有效資源,以提供預防和治療人類疾病的科學依據。
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genomeproject,HGP)的確立和實施極大地促進了基因組學的發展。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提出,可追溯到尋求新方法解決日本廣島長崎原子彈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基因突變率檢測低于預期問題。1984年12月美國能源部資助召開的環境誘變和致癌物防護國際會議,第一次提出測定人體基因和全部DNA序列,并檢測所有的突變,計算真實的突變率。1985年6月,美國能源部正式提出了開展人類基因組測序工作,形成了“人類基因組計劃(HGP)”的初步草案。歷經幾年醞釀與論證,1988年美國國會批準撥款,支持這一被譽為完全可以與“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并列相比美的宏偉科學計劃。1990年正式啟動后,陸續擴展成為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中國共同參加的國際性合作計劃。2000年人類基因組工作框架圖(草圖)完成,是人類基因組計劃成功的標志。
HGP這項規模宏大,跨國家又跨學科的大科學探索工程。旨在測定組成人類染色體(指單倍體)中所包含的30億個堿基對所組成的核苷酸序列,從而繪制人類基因組圖譜,并且辨識其載有的基因及其序列,達到破譯人類遺傳信息,解碼生命奧秘,探索人類自身的生、老、病、死規律,揭示疾病產生機制以提供疾病診治的科學依據。截至2005年,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測序工作已經完成,但基因組學等研究工作一直在不斷深人和擴展。例如,2006年啟動了腫瘤基因組計劃力求揭示人類癌癥的產生機制以及癌癥預防與治療的新理念。當下已經邁進后基因組時代,從揭示生命所有遺傳信息轉移到在分子整體水平上對功能的研究(功能基因組學)。21世紀的生命科學以新姿態和新方法闊步向著縱深發展,同時有力推進了基礎與臨床醫學、生物信息學、計算生物學、社會倫理學等相關學科的蓬勃發展。為促進這些相關學科及其應用的更好發展,尤其推動在人類健康與疾病、個性化醫療、農業、環境、微生物等諸多領域的廣泛應用,自2006年以來巳經召開了十屆國際基因組學大會(ICG)。第10屆國際基因組學大會于2015年10月在中國深圳舉行,特別就臨床基因組學、生育健康、癌癥、衰老、精準醫療、人工智能與健康、農業基因組學、合成生物學、生命倫理和社會影響、相關組學及生物產業等熱點問題進行深人研討,展現了相關組學的旺盛活力。
二、轉錄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等與基因組學相輔相成
基因組學作為研究生物基因組的組成,組內各基因的精確結構、相互關系及表達調控的科學,又必須從系統生物學角度與方法,著眼于整體出發去研究人類組織細胞結構、基因、蛋白質及其分子間相互作用,并通過整體分析研究人體組織器官的功能代謝狀態,從而才能更有效地探索解決人類疾病發生機制及其診治與保健問題。
雖然人類基因組圖揭示了人類遺傳密碼,而對生命活動起調節作用的是蛋白質。基因組研究本身不能體現蛋白質的表達水平、表達時間、存在方式以及蛋白質自身獨特活動規律等。因此,自從基因和基因組學問世以后,分子生物學的組學大家庭中,不斷延伸分化形成了相互密切關聯的轉錄組學(tmnscrip-tomics)、蛋白質組學(proteomics)、代謝組學(metabo-lomics),以及脂類組學(lipidomics)、免疫組學(lmmu-nomics)、糖組學(glycomics)、RNA組學(RNAomics)等,這些相互密切關聯的組學構成豐富的系統生物學以及組學生物技術基礎。
轉錄組學是一門在整體水平上研究細胞中基因轉錄情況以及轉錄調控規律的分支學科。也即轉錄組學是從RNA水平研究基因表達的情況。轉錄組即一個活細胞所能轉錄出來的所有RNA的總和,是研究細胞表型和功能的一個重要手段。可見在整體水平上研究所有基因轉錄及轉錄調控規律的轉錄組學,乃是功能基因組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蛋白質組(proteome)是指一個基因、一個細胞或組織所表達的全部蛋白質。而蛋白質組學研究不同時間、空間發揮功能的特定蛋白質及其群體;從蛋白質水平上研究蛋白質表達模式和功能模式及其機制、調節控制及蛋白質群體中各個組分。蛋白質組本質上指的是在大規模水平上研究蛋白質的特征,包括蛋白質的表達水平,翻譯后的修飾,蛋白與蛋白相互作用等,由此獲得蛋白質水平上的關于疾病發生,細胞代謝等過程的整體而全面的認識。基因組相對穩定,而蛋白質組是動態的概念。研究蛋白質組學是基因組學研究不可缺少的后續部分,也即生命科學進人后基因時代的特征。
代謝組學的概念源于代謝組,代謝組是指某一生物或細胞在一特定生理時期內所有的低分子量代謝產物。代謝組學則是對某一生物或細胞在一特定生理時期內所有低分子量代謝產物同時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一門新分支學科。代謝組學以組群指標分析為基礎,以高通量檢測和數據處理為手段,以信息建模與系統整合為目標的系統生物學的一個分支。繼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之后新發展起來的代謝組學,是借助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的研究思想,對生物體內所有代謝物進行定量分析,并尋找代謝物與生理病理變化的相對關系。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分別從基因和蛋白質層面探尋生命的活動,而實際上細胞內許多生命活動是發生在代謝物層面的。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告訴你什么可能會發生,而代謝組學則告訴你什么確實發生了”。所以,代謝組學迅速發展并滲透到諸多領域,例如疾病診斷、醫藥研制開發、營養食品科學、毒理學、環境學、植物學等與人類健康密切相關的各領域。
三、放射組學在交叉融合中應運而生
2015年是倫琴發現X射線120周年,正如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所評價:X射線的發現“宣布了現代物理學時代的到來,使醫學發生了革命”W。近40多年來計算機科學技術的交叉融合,以X射線透射開始并不斷拓展許多種類型的醫學成像技術,又經歷了數字化革命而呈現出跨越式發展。數字化醫學影像學已經成為現代醫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醫學影像學在保健査體、疾病預防、疾病篩査、早期診斷、病情評估、治療方法選擇、康復療效評價等,以及生命科學研究方面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不可替代作用。隨著多排螺旋CT、雙源CT、能譜CT、磁共振成像(MRI)、單光子和正電子計算機斷層顯像(SPECT與PET)、圖像融合一體機成像(PET/CT等等)諸多影像醫學新設備、新技術、新方法層出不窮,醫學影像學巳經從結構成像發展到功能成像,又邁向分子影像學的新階段。尤其進人21世紀后,分子影像學方興未艾地蓬勃發展,已經成為分子生物學的重要手段。當前數字化醫學影像學所形成的大數據又密切關聯到相關基因組學,應運而生了放射組學(radiomicsV)。如果說20世紀驅動醫學影像學的發展主要是依靠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技術、電子工程科學技術等,而21世紀則迫切需要與醫學、分子生物學(包括基因組學等諸多組學)等相關學科進一步深人交叉融合相輔相成。
放射組學(亦有稱之為影像組學)、分子影像學完全是與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等相關組學彼此關聯并相互促進而不斷發展的。整合各種技術實現運用影像學手段顯示人體組織水平、細胞和亞細胞水平的特定分子,并能反映活體狀態下分子水平變化,從而對其生物學行為在分子影像層面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無論在人體保健與疾病的診斷治療,或者在藥物研究開發,以及在基因功能分析與基因治療研究等方面,都凸顯了巨大優勢和良好前景。
包含分子影像學的數字化醫學影像學迅速發展,可提供越來越豐富的多層次醫學影像數據資料,顯然必須加以深度發掘并充分利用這些極其龐大的數字化信息。通過放射組學研究,解碼隱含在醫學影像信息中的因患者的細胞、生理、遺傳變異等多因素共同決定的綜合影像信息,并客觀且定量化將其內涵呈現在臨床診治、預后分析的整個過程,這無疑會成為臨床醫學具有重大意義的革命。應運而生的放射組學,就是致力于應用大量的自動化數據特征化算法將感興趣區域(regionofinterest,R0I)的影像數據轉化為具有高分辨率的可發掘的特征空間數據。數據分析是對大量的影像數據進行數字化的定量高通量分析,得到高保真的目標信息來綜合評價腫瘤的各種表型(phenotypes),包括組織形態、細胞分子、基因遺傳等各個層次。例如近期文獻報道,放射組學可揭示腫瘤預測性的信號,能夠捕獲腫瘤內在的異質性,并與潛在的基因表達類型相關聯。
美國的國家癌癥研究所(NationalCancerInstitu?te,NCI),已經建立量化研究網絡(quantitativere?searchnetwork,QIN),旨在共享數據、算法和工具,以加速影像信息量化的合作研究網絡U5]。他們將放射組學的建設及應用框架分為5部分:①圖像的獲取及重建;②圖像分割及繪制;③特征的提取和量化;④數據庫建立及共享;⑤個體數據的分析。當然這些均是很有挑戰性的工作。
放射組學通過標準化的圖像獲取以及自動化的圖像分析等,能為疾病的診斷、預后及預測提供有價值的信息。近期的研究還提示放射組學能有效預測不同患者中的腫瘤基因異質性等,可見放射組學有著廣闊應用前景。四、發展相關組學更好共促精準醫療
從基因組學、轉錄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等2直到新形成的放射組學,均是在相關學科交叉融合中,當條件與時機發展到一定程度而瓜熟蒂落催生。
這些相互關聯的組學全部都兼備著學科分化以及整合的特色。學科交叉融合根據發展需要分化催生出4新分支,而所有這些組學分支學科又都從系統生物學角度出發,注重對形成的分支學科自身整體開展研I究。正是如此辯證統一的現代科技發展特點,如同DNA的螺旋結構一樣在不斷深化中而螺旋式上升,7推動科學技術向更深層次和更高水平發展。
藥理教研室通過加強對畢業生進行跟蹤調查,了解行業對人才培養的要求,聘請行業專家參與設計制定教學計劃,構建科學的藥理實踐課程體系。將藥理學實踐教學體系分為三個模塊:即基本操作模塊、模擬藥房教學模塊、開放性實踐教學模塊,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提高學生的技能和素養,培養學生良好的職業道德和行為規范。
1.基本操作模塊
該階段主要是完成藥理學實驗基本技能訓練,其內容包括:家兔、小白鼠、蛙等動物的捉拿及給藥方法,注射器的使用,生物記錄系統的使用,藥物劑量的換算等。首先選取部分經典的驗證性實驗,教師對實訓內容認真講解、示范后,學生獨立練習操作完成,記錄實驗結果,整理實驗數據,認真書寫實驗報告,從而掌握本門課程的基本技能。
2.模擬藥房教學模塊
社會藥房和醫院藥房是藥學專業學生主要就業基地。為使學生充分體驗職業環境,實現教學與實踐的無縫對接,學校按標準規格建設了模擬藥房,收集了大量藥品包裝盒及藥品說明書,建立藥品展示柜臺。在教學中首先讓學生熟悉藥物的分類、劑型、貯存與保管,學會藥品的擺放與分類管理。然后,收集一些常見疾病的案例,通過醫患角色扮演(即分別扮演“患者”和“藥師”角色),開展問診和用藥推薦活動,從中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促進了理論知識與實踐有機結合,提高用藥指導和用藥宣教的能力。另外,收集一定數量的醫藥處方,聘請當地藥學行業的專家參與處方審核和處方分析,要求學生利用現有的知識體系分析處方的合理性,并對不合理處方進行深度剖析,提出解決的措施和思路。
3.開放性實踐教學模塊
開展此模塊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教師先給學生進行全面輔導,讓學生學會文獻檢索方法和實驗設計、結果分析處理等。然后根據學生熟悉或感興趣的內容對進行選題,學生自己查閱文獻后以小組為單位設計實驗方案,進行反復論證后,要求學生獨立完成實驗操作,寫出報告和實驗分析,匯報實驗結果并接受師生的提問和答辯。通過這樣的訓練,有利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運用知識能力、設計能力、創新能力和團結協作精神。
二、改進實驗考核方法
考核是課程教學的最后環節,科學的考核方法可促進學生形成良性循環。以往藥理學實驗考核方法簡單,主要是按考勤、紀律和實驗報告情況進行評定,考核的范圍狹窄,不利用綜合素質培養。因此,我們對藥理學實驗考核方式進行了改革,除了考慮傳統的考核項目外,增加了基本操作考核、處方分析和實驗設計等內容,從多角度評價學生的實訓效果。
三、加強實驗室建設
為了適應實驗教學改革的需要,學校投入了專項資金,在建設普通藥理實驗室的基礎上,增建了藥理機能實驗室和模擬藥房,添置了BL-420F生物機能實驗系統、BF-6無創血壓測量系統、PL-200熱刺痛儀、腦立體定位儀、足趾容量測量儀、動物手術顯微儀等現代化設備,配全了模擬藥房的輔助設施,完善實驗室的功能,確保實訓項目的順利開展。同時,建立完善實驗室管理制度,規范實驗操作程序,嚴格執行實驗登記管理制度。同時,不斷加強實驗室文化建設,體現辦學特色和人文修養,對培養學生嚴謹認真的學習工作態度具有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四、加強教學模式改革
傳統的藥理實踐教學實行“教師講解、學生練習”固定模式,根據當今社會藥師的素質要求,從提高學生“動手、動腦、動嘴”能力入手,即培養學生操作能力、思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除了使用傳統的講授法教學外,還嘗試引入“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方法(PBL)”教學。充分利用學校資源條件,使用多媒體教學法,使教學內容變得更加直觀。另外,在模擬藥房的實訓中,通過角色扮演法,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性,培養學生的學術素養和創新精神,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靈活應用知識的能力。
五、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教師永遠是學校辦學的主題,也是加強學校內涵建設的根本。根據學校“人才強校”的辦學理念,以提高業務素質為核心,改善學歷結構,建設一支素質高、業務精、結構合理、富有活力、適應學科發展、滿足教學需要的師資隊伍為目標,以引進與培養并重為原則,以提高實驗教師隊伍整體素質、建設“高層次創造性人才”為核心,以培養學科帶頭人、中青年骨干教師、優秀青年教師和提高實驗教師學歷層次為重點,建設醫藥互補、學緣結構合理的藥學實驗教師隊伍,切實加強實驗教師隊伍建設。目前藥理教研室有6位教師,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2名,高級實驗師1名,碩士研究生3名,形成了一支學歷、年齡結構合理的教學團隊,為藥理學實訓教學的建設與改革奠定基礎。
藥學教育主要是為醫藥產業輸送人才,因此理論上醫藥產業的發展水平對于藥學教育的規模和結構起到決定性作用。第一,醫藥產業的規模決定了藥學教育的規模。各類藥學人才是藥學教育輸出的產品,而醫藥產業就是藥學教育最大的客戶,決定著對于藥學教育產品的需求數量[2]。根據市場供需理論,如果醫藥產業的需求大于藥學教育培養的人才數量,就會吸引更多的高校開設藥學教育,使藥學教育規模不斷增加。反之,則會導致教育過度,造成藥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和教育成本的浪費。第二,醫藥產業的技術結構決定了藥學教育的層次結構。醫藥產業各個環節、各個子產業的職能不同、任務不同、工作的性質和內容不同,決定了藥學教育設置不同層次的院校以及不同的學科專業和招生等級。新藥研發環節需要高層次研究型人才,藥品生產環節需要工程型、技術型人才,藥品銷售環節需要技能型人才;各產業市場份額的不同影響高校各專業的設置,決定了不同專業人才的輸送數量。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數量關系和質量要求決定著高校學科結構的數量和質量結構,新藥研發、化學藥、中藥以及生物藥品的生產、臨床藥學服務等需要的人才在知識結構方面各不相同,影響了各高校培養方案的制定和培養模式的選擇。第三,醫藥產業的發展決定了高等教育結構調整的方向。“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是醫藥技術未來發展的趨勢,生產環節所需人才在數量上會適當減少,但水平層次要求則會越來越高;隨著新藥研發戰略由“仿制型”逐漸向“創制型”轉變,需要更多的人才從事新藥創制研發工作;醫藥產業在實踐中產生的新知識、新技能豐富了藥學教育的知識體系;隨著人們對于合理用藥意識的增強,臨床藥學服務的全面開展勢在必行,藥學服務型人才就業前景廣闊。
二、藥學教育為醫藥產業提供人力資源和科學技術,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雖然藥學教育受制于醫藥產業發展水平,但同時藥學教育又對醫藥產業的發展產生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種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藥學教育能夠為醫藥產業提供所需人力資源,這是由藥學教育的教學功能實現的。人力資源是一個重要生產要素,而作為高新技術產業的醫藥產業,對于人才有著更高層次的要求。從新藥研發到工業化生產,從藥品流通到患者用藥,實現藥品預防、診斷、治療的作用,每個環節都離不開相應的藥學人才。第二,藥學教育能夠為醫藥產業提供知識與技能,這是由藥學教育的科研和社會服務功能實現的。藥學教育不僅通過培養人才為醫藥產業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障,而且它還通過各種科研活動直接或間接地為醫藥產業發展提供各類知識、技術和產品的支持與幫助。特別是在我國,高等學校是新藥研發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要把藥學教育的發展與醫藥產業的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不但要提供人才支持,而且要貢獻科學知識與技能。第三,藥學教育的規模和結構是推動醫藥產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藥學教育數量上的不足會導致醫藥產業的人力資源供給不足,教育結構上的不合理會導致醫藥產業局部的人力資源供給出現問題。某個環節可能出現人才供給失衡現象而無法有效地推動醫藥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三、藥學教育與醫藥產業協同發展策略
1.構建合理的藥學教育結構。合理的藥學教育結構是保證藥學教育與醫藥產業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保證藥學教育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對醫藥產業結構和藥學教育關系進行分析之后,本文對構建合理的藥學教育結構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嚴格控制研究型大學進入藥學教育領域。目前我國新藥研發水平不高,使得醫藥產業沒有能力消化大量的高層次研究型人才,結合產業現狀和教育成本,應當嚴格控制研究型大學進入藥學教育領域。第二,大力發展藥學高等職業教育。目前,醫藥產業市場也存在著“大學生過剩”與“技工嚴重缺乏”兩種格局,而打破這種局面,解決就業結構型矛盾的核心就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采用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技術技能復合型人才。因此,藥學教育應以實踐技能教育為重點,以實際崗位需求為出發點,為藥品生產、藥品流通、質量控制、臨床藥學服務等環節培養大批高等職業技能型人才。第三,嚴格控制中藥學類專業的規模。目前,中藥學類專業規模均超過化學制藥類專業的規模。同時,隨著生物技術制藥產業的趕超,使得這種專業規模布局與醫藥產業的發展現狀不能適應。對藥學服務類人才的大量需求,也迫使藥學教育向臨床藥學專業方向側重。
2.開設新專業。醫藥產業發展積累到一定程度并向相關領域擴張,必將需要新的專業來與之相適應。藥學教育可以在現有學科基礎上根據醫藥產業結構的發展和調整開設相關專業。高等藥學院校可以根據產品關聯、技術關聯和服務關聯三條思路來開設新專業。與藥學專業產品關聯的專業有化學、生物科學、醫學、材料科學、能源科學等;與藥學專業技術關聯的專業有食品科學、環境科學、化妝品學等;與藥學專業服務關聯的專業有經濟學、管理學、營銷學、信息學、法學等。如民族藥學專業可整理和研發我國豐富的民族醫藥資源;化工藥學專業可將藥學專業技術用于化妝品行業和化工行業;農藥學專業可將農業和生命科學有機融合;信息藥學專業可將信息化技術用于藥學服務的發展。上述專業都是藥學相關專業,可培養醫藥產業發展需要的人才,為醫藥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人才支撐。
3.做好藥學專業認證工作。《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鼓勵專門機構和社會中介機構對高等學校學科、專業、課程等水平和質量進行評估。專業認證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保證高等教育與產業之間能夠相互適應。依靠藥學行業協會(學會)或組成權威的中介機構,加強對藥學專業認證評估力度,定期公布專業評估結果,真正實行專業設置的優勝劣汰,保證專業教育質量。社會力量參與專業認證能夠及時將社會對人才培養的要求、執業資格對畢業生的能力要求、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及其他信息直接反饋給學校,使學校及時關心了解行業發展對專業人才提出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的指導和監督下,在高校的支持和配合下,建立以藥學行業協會為主體的獨立藥學專業認證機構是進一步完善我國藥學認證體系的首要任務[3]。
關鍵詞:獨立學院 生物技術 應用型 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2.4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4)02(c)-0194-02
生物技術學科是人類新興的自然學科,其研究成果在在工業、醫藥、食品、農、林、牧、漁、環保、園林等行業應用前景廣闊,進入21世紀,以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發酵工程為代表的現代生物技術發展迅猛,并日益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曾經高等院校的生物技術專業是熱門專業,但近幾年呈下行趨勢,其原因一方面是社會急劇變化帶來的急功近利思想,更重要的原因是高校人才培養定位不準,方式落后帶來的人才培養不能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現代生物產業已經涉及生物醫藥領域,生物農業領域,生物能源領域,生物制造領域,生物環保領域五大領域,需要各類生物技術人才。高等學校獨立學院的學生培養目標是既有一定理論基礎、更重視實踐能力的應用型人才。生物技術是一門涉及領域寬、涵蓋范圍廣、基礎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生物技術不僅能應用于生物科學,還與食品科學、醫學、藥物學等相關的學科關系極為密切,承擔著迎接可持續發展的生物經濟時代重要責任。生物技術應用人才前景廣闊,可以在推進農業革命、增加能源供給、改善環境狀況、確保生物安全與人類健康等方面發揮積極地作用。
高等院校獨立學院應用生物人才培養既要重視本科教學的學科體系,達到本科教學標準,更要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致力轉變教育理念,深化教育教學改革,積極探索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有效途徑。浙江師范大學行知學院自開辦生物技術專業以來,就著力以“應用型”生物技能人才培養為目標,構建具有特色的技能人才標準,探索實用生物技能人才培養模式,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1 準確定位,構建有特色的應用型生物技術人才技能培養規格
由于應用性,實驗性、實踐性是生物技術專業最重要的特點,因而實踐教學具有獨特的教學特點和教學手段,在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創新能力、實踐能力等專業技能培養方面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長期以來,本專業實踐課程存在課程設置彼此獨立,實驗內容缺乏整體設計,實驗內容的專業方向特色不強,注重學科邏輯,實踐教學從形式到內容都存在圍繞課堂進行體驗式、驗證式實驗,而綜合性、應用性實驗很少,實驗教學模式落后、單一,缺乏對學生具體操作能力的培養,進而也實際影響學生專業技能、創新創業能力的提高,不適應獨立學院知識、能力、素養為一體的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制定應用型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技能規格已成為教學改革的當務之急。
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結合浙江師大行知學院“實基礎、厚素養、精技能、強能力、善創新”的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與教學實際,我們在2010級生物技術專業本科教學指導計劃的基礎上,大力提高實踐性教學課時數,制定了涵蓋生物技術專業人才的專業素質能力、專業基本技能、研發及創新能力、適應社會能力等4方面的人才培養規格。
(1)專業素質能力:主要體現“厚素養”,包括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質,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健康的身心,良好的語言表達、人際交往和溝通能力,團隊協作與組織能力,社會適應與協調能力,基本的外語和計算機應用能力等等。主要通過相應的通識課程完成專業基本素質方面的訓練,共計48學分,其中實踐訓練460學時。
(2)專業基本技能:包括較為系統的生物技術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主要通過學科平臺課程(18學分)、專業核心課程(30學分)中單獨開設的實驗課程進行。如有機化學實驗、儀器分析實驗、植物生物學實驗、動物生物學實驗、生物化學實驗、微生物學實驗、細胞生物學實驗、生化技術、發酵工程實驗等,以及集中于食品生物技術和生物制藥技術的專業方向課程完成相應的專業基本技能訓練,實踐總課時達到了942課時,遠高于理論課時。此外,還包括信息采集、加工、處理及項目申報與論文寫作能力的實踐訓練(36課時)。此部分重在培養學生掌握本專業的知識體系和基本技能,以大量的實驗課強化學生的專業實踐能力,夯實學生的技能儲備。
(3)研發及創新能力:通過專業基本技能訓練,學生掌握了專業基本的實驗技能,在此基礎上,大三大四年級通過設置相應的綜合實驗及實訓項目,進行相關實驗技能的綜合應用實訓,如發酵工程綜合實訓、生物技術綜合實訓、生物工藝綜合實訓、食品藥品檢驗技術及實訓等等(合計108學時),整合實驗項目,強化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訓練,使學生初步具備生物技術及其產品研發的能力,如具備從事發酵工藝、食品生物技術、生物技術制藥、功能食品開發、現代生物技術等的基本技能。同時,結合學術報告、學年論文以及鼓勵和指導學生進行相應的項目申報與、參加生命科學技能競賽、科技創新和創業大賽等(可獲得相應的學分)以及參加生物技術學分社團活動并通過考核可以獲得學分,進一步激發、鍛煉學生的研發及創新能力,促進學生個性發展。
(4)適應社會能力:主要包括對相關行業、單位的了解(始業教育、專業見習、社會實踐、形勢與政策專題講座等等),職業技能培訓、相關職業技能證書考證培訓,職前培訓及崗前實訓等。在大三暑期的實踐教學周設置了專業基本技能達標考核和國家高級職業技能證書考證工作,要求學生必須已獲得相應的實踐課程學分方可以參加此兩個考核,且必須通過專業基本技能達標考核并獲得至少一種本專業相關的國家高級職業技能證書,才可以進入大四的專業實習和畢業論文工作。同時,將專業實習延長至暑期開始至少4個月,并鼓勵學生將生產實踐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作為畢業論文的研究內容,使學生更有針對性地學習、研究,更有效地將專業技能應用于生產實踐,使學生在實踐中提高素質,獲得技能,增強了學習興趣,提高了學習效果,逐步實現與社會的無縫對接。
2 校企合作,共同探索學生的應用能力培養途徑
獨立學院生物技術應用人才的培養離不開學院的總體育人氛圍。近幾年來學院不斷探索“定制式”人才培養方式,根據行業需求,共創辦涉及農業、生物、制藥、制造業、金融、旅游服務等行業的32個人才培養特色班,聘任222名企業家為兼職教授。學院通過構建網絡服務平臺提升大學生“就業力”,通過實施“雙元雙重(學院與企業互為培養主體,企業與學院人才互為技術與教學骨干)”和“師傅帶徒弟”機制提升大學生適應力,為中小企業培養了一批能服務中小企業、扎根中小企業、推進中小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高水平應用型人才。
積極探索與行業企業聯合,建立互惠互利、良性互動的合作關系,探索應用人才培養模式。生物技術應用型創新人才培養目標是系統掌握本專業必須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關知識,適應當前與未來生物技術發展的能力;基礎知識寬厚、應用能力強、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學習能力強,社會與崗位適應能力快、創新素質高、綜合素質好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能在工業、醫藥、食品、農、林、牧、漁、環保、園林等行業的企、事業單位和行政管理部門工作的應用型創新人才。根據本專業特點,結合社會需求,給學生提供在生物技術產業單位實習的機會。讓學生深入具體崗位,理論聯系實際,大膽實習,放手操作,融會貫通。培養學生科研興趣,給學生提供個性發展的空間,提高學生科研素養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使畢業生與就業單位的科研、生產研發和管理達到“無縫接軌”,從而能夠在社會生產、管理和服務的第一線解決生物技術方面的實際問題。本院生物技術專業2010―2012級三屆學生的實踐看效果明顯。學生普遍具備了現代生物技術基礎實踐技能,顯著增強學生在食品生物技術與生物制藥技術兩個專業方向的專業技能,并具有一定的行業綜合技能,學生的應用研發能力、交流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有較大提升。畢業生基本勝任在食品、功能食品生產、產品開發、食品藥品檢驗及質量管理、生物技術制藥和醫藥衛生等領域從事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產品營銷、生產管理等工作,受到用人單位普遍好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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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硅谷銀行 中小科技企業 直接創業投資基金 融智型服務
一、對中小科技企業提供創新性金融融資服務的意義
2009年1月10日,中國首批科技銀行在成都正式亮相。當天,中國建設銀行成都高新支行和成都銀行高新支行被銀監會批準,變身為“科技銀行”。這兩家銀行將按照新的要求,重新辦理金融許可證。
兩家科技銀行的業務試點范圍將與其他銀行略有不同,其支持對象是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的省級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門認定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在業務范圍上鼓勵銀行探索和開展多種形式的擔保,同時將引入貸款的風險定價機制,根據風險水平、籌資成本、貸款目標收益、資本回報等要求以及當地市場利率水平等因素,自主確定貸款利率。且在3至5年時間內對高新技術企業和科研機構的服務量占其總客戶數50%以上。
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正在突飛猛進的發展,其規模和數量都在不斷地增長,己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中小企業作為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高新技術產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推進作用。然而,許多中小科技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面臨著資金缺乏、融資困難等問題,阻礙了這些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
因此,創造性的為中小科技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已成為國內政府、科技、金融和企業界的共識。在當前環境下,創新的金融服務方式將顯得尤為重要,而美國硅谷銀行一直被認為是為中小科技企業提供創新金融服務的榜樣。
二、硅谷銀行模式
(一)硅谷銀行的發展
總部位于美國加州硅谷地區的硅谷銀行是一家完全“硅谷風格”的銀行。當初,美國硅谷銀行的決策者正是由于看到了創業投資的局限,通過有效的制度創新,終于創立了以支持企業創業、創新為主體的新型金融品——創業金融,并據此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商業化運作的創業銀行。過去26年中,硅谷銀行的業務就是集中精力為高新科技產業和創業公司提供各種金融服務。硅谷銀行將客戶明確定位在受風險投資支持且沒有上市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客戶可以通過硅谷銀行的知識經驗和網絡,在較短時間內融資,初創企業不但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得貸款支持,還可以通過銀行找到天使投資者或者風險資本家,當企業要拓展海外市場網絡甚至上市、并購,都可以通過硅谷銀行獲得資金和咨詢服務。
(二)硅谷銀行創業投資理念
(1)選擇合適的投資領域和階段
硅谷銀行的投資領域側重于信息與電子技術行業、軟件與網絡服務行業、生命科學行業,主要向這些領域中高速發展的中小型企業提供投資。既考慮了回報率,也充分考慮了投資組合。
1993年以來,硅谷銀行的平均資產回報率是17.5%,而同時期的美國銀行業的平均回報率是12.5%左右。這使得它在16年后,一躍成為全美新興科技公司市場中最有地位的商業銀行之一。
(2)制定出明確的投資原則
硅谷銀行選擇企業遵循的原則是:
1)要有明確的發展方向以及合理的企業定位;2)有價值、有發展前途的產品或服務,產品、服務的理念符合經濟發展趨勢;3)有效的管理結構,能發揮作用,為公司服務;4)管理層有良好的背景或經驗;5)有合理的發展計劃及財務預算;6)有齊全的財務報表及會計系統。
(3)在創業投資公司之后投資
為了降低風險,硅谷銀行規定被投資對象必須是有創業投資基金支持的公司,并尋找更多的創業投資公司來合作。這一要求無疑促使相關聯的創業投資基金與銀行密切聯系,使銀行可以進一步了解被投資企業的經營狀況,從而降低風險。另外,在確定一家初創公司是否值得提供信貸服務時,硅谷銀行會通過各種途徑做周詳的盡職調查。
(三)硅谷銀行模式的創新
硅谷銀行業務模式創新主要包括投入方式的創新。具體操作上,硅谷銀行只從事面向中小科技企業的融資。
首先,硅谷銀行突破了債權式投資和股權式投資的限制。對于債權投資,硅谷銀行主要表現在從客戶的基金中提取部分資金。盡管創業投資的大部分資金來源于債券及股票的銷售,但硅谷銀行會從客戶的基金中提取部分資金作為創業投資的資本,以減少募集資金的數量以及募集所需要的花費。而后銀行將資金以借貸的形式投入創業企業。采用股權投資時,硅谷銀行與創業企業簽訂協議,收取股權或認股權以便在退出中獲利。值得一提的是,硅谷銀行在投資中往往混合使用兩種方法:將資金借入創業企業,收取高于市場一般借貸的利息,同時與創業企業達成協議,獲得其部分股權或認股權。使用這種方法的目的在于提高收益,同時降低風險。
其次,硅谷銀行模糊了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界限。“直接”投資是指硅谷銀行將資金直接投入創業企業,途中不經過創業投資企業;在產生回報時,由創業企業直接交給銀行。“間接”投資是指硅谷銀行將資金投入創業投資公司,由創業投資公司進行投資,同時由創業投資公司回報給銀行,其中創業企業不會與銀行有投資方面的接觸。與創業投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一直是硅谷銀行最重要的策略之一。硅谷銀行同時為創業投資機構所投資的企業和創業投資機構提供直接的銀行服務,通常它會將網點設在創業投資機構附近。
三、當前國內銀行的探索
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快速成長的國內股權投資市場成為金融機構新的盈利增長點,國內一些金融機構已經開始探索這方面的業務。目前,金融機構開展的相關業務主要有兩種類型:直接創業投資基金模式和融智型綜合金融專業化服務。
(一)提升金融創新能力,創立直接創業投資基金模式
硅谷銀行成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不斷創新,而金融產品、服務創新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對于具體的金融機構而言,在現行金融制度不變的環境下,金融創新也就是金融工具、金融服務的創新。針對客戶的不同需求設計不同的金融工具、金融產品,提供差異化金融服務,是金融機構擴大客戶群的重要途徑,也是金融機構具有競爭力的重要表現之一。金融機構創新,既要在管理上創新,更要在金融制度、金融工具、金融產品和服務上創新,通過創新為客戶創造價值而吸引客戶,進而為自己創造價值。獲得良好的發展。通過不斷創新來為客戶提供差異化的優質服務,獲得良好的發展。
硅谷銀行的創業金融主要創新之處在于設立直接創業投資公司作為創業投資人。因此,直接創業投資基金模式是指銀行拿出資金設立直接創業投資子公司進行股權投資,同時由創業投資公司將收益回報給其母公司——銀行。
最早有硅谷銀行模式特征的是國家開發銀行。事實上,國開行在直接投資業務方面,一直走在銀行機構的前面。它的直投業務發展迅速,對推動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加快高新技術發展和科技成果轉化發揮了重要作用,扶持了一大批中小科技型企業。2007年,國開行支持設立了吉林、大連、寧波三支創投基金,還投資設立了國開行在境外的第一支創投基金——中國-以色列華億創業投資基金。截至2007年末,國開行共支持設立6支創投基金,基金總規模折合人民幣約33億元。
(二) 利用PE加強銀行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開展融智型綜合金融專業化服務
硅谷銀行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只做貸款不參股企業的商業銀行,而是融產業與資本市場運作于一體的新型商業銀行。擁有其服務對象——未上市高新科技公司的股權是硅谷銀行的一大特色。而通過促使其服務對象上市獲取高額投資收益來彌補投資中小企業而承擔高風險則是硅谷銀行的主要手段。受相關法律法規的制約,我國商業銀行不能參股企業。在銀行不參股企業的前提下,通過與PE合作,利用PE加強銀行對企業的監管能力,減少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促進兩者之間的優勢互補與長期的密切合作,以便形成銀企關系的良性循環,共享企業快速成長所帶來的經濟成果,對于銀行業務的擴大和收益率的提高,對于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營造銀行企業雙贏的新局面,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硅谷銀行的創新除了設立直接投資基金作基金投資人(LP)之外,最主要的是為私募股權基金提供其他金融配套服務。因此,融智型綜合金融專業化模式是指銀行主要以“財務顧問+托管”的綜合服務模式,為PE(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機構和成長型企業的投融資提供一體化的綜合金融服務。在具體操作中,銀行是以“財務顧問”的身份介入,不直接承擔資產風險。所謂“財務顧問”,就是幫助PE與企業牽線搭橋,最終企業與PE是否能達成共識、建立合作,由雙方獨立決定,而銀行只是為雙方建立一個溝通、協商的平臺。在后續的服務中,對于有潛力的優質企業客戶,銀行會提供一定的信貸支持。此外,銀行會對PE投入企業的資金進行托管,幫助PE對被投資企業上市前后進行資金監管,從中收取一定的費用。這樣,銀行通過聯合PE間接扶持了中小企業,同時還通過PE的專業化運作,降低了銀行信貸資金風險。
去年,就有不少商業銀行與PE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其中,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與中科招商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浦發以“財務顧問+托管”的模式為PE機構一體化的綜合金融服務。據了解,浦發銀行PE綜合金融服務方案,依托在PE投融資領域已搭建的平臺和資源,在PE產業鏈中的各個環節中擔任財務顧問角色,提供融智型專業化服務。該服務方案主要包括:PE融資支持方案、投資支持方案、投資后管理支持方案、退出支持方案、托管支持方案。
綜上所述,通過借鑒美國硅谷銀行的成功模式,從而提升國內金融機構金融創新能力,完善金融服務和加強金融產品的研發,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狀。
參考文獻
關鍵詞:中小企業;科技創新;科技保險;政府補貼
一、 引言
在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企業,作為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載體,只有具備強勁的科技創新能力,才能促進一國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的進步。科技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由于科技創新項目資金投入的回報高度不確定,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中小型企業從事技術創新活動的積極性較低。為了完善市場化的科技風險互助和轉移機制,促進科技與保險的結合,2006年12月,保監會下發了《關于加強和改善對高新技術企業保險服務有關問題的通知》,提出了大力發展科技保險,構建中小企業科技創新保險支持模式的基本思路,并著手實施了科技保險在北京、重慶、武漢等試點城市的推廣工作;此后又陸續推出了《關于進一步支持出口信用保險為高新技術企業提供服務的通知》等政策,想方設法鼓勵科技保險的實施,科技保險迎來了最佳的發展時期。
由于科技保險在我國尚屬新生事物,且在現階段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和政策性特征,不僅在其推廣過程中難以借鑒一般財產保險和人壽保險的成熟經驗,而且國外也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循。要解決科技保險推廣過程中碰到的種種問題,無疑需要保險理論的重大創新。雖然眾多學者對科技保險的相關問題展開了探討,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這些文獻角度不同,側重點不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也不同,尚未形成系統的研究體系。本文從科技保險的涵義、運作模式、險種設計、政府補貼和實施績效等多個維度對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和總結,試圖在對該領域的理論全貌進行準確把握的基礎上,給出科技保險研究的系統理論框架,并指出現階段急需解決的理論問題和未來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供科技保險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推廣工作借鑒。
二、 科技保險的涵義
西方發達國家在上世紀的四五十年代就開始關注到了保險在分散科技創新風險中的重要作用,伴隨著科技的進步開發出許多規避科技創新風險的保險產品,例如環境責任保險、出口信用保險、知識產品保險等等,K.J.Arrovo(1995)等學者也從理論的角度分析了保險在科技創新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其可以顯著提高參與創新者的人數,激發科技創新的熱情。但國外理論界并沒有明確提出科技保險的概念,可以說,科技保險實際上是我國政府和學界為了加強保險在高科技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活動中的保障和融資功能而率先提出的,國內學者則從不同的角度對科技保險的內涵進行了界定。謝科范(1995)是較早關注科技保險的學者之一,他從科技保險的根本屬性出發,認為科技保險是在風險與收益對稱原則下實現科技風險社會分攤的一種有效形式。此后隨著科技保險試點的陸續展開,學者們對科技保險的涵義進行了更細致的探討。邵學清(2007)認為科技保險是為了規避在研究開發、科技成果轉化、科技產品推廣等過程中,由于內部能力的局限和諸多不確定外部因素的影響,而導致科技活動失敗、中止、達不到預期目標的風險而設置的保險;陳雨露(2007)指出,科技保險是對某項科學技術的理論研究、新產品開發或新技術產業化,以保險期內的失敗為前提,以等待期內無成功事實出現為條件,以合同商議價為保險金額的給付保險;呂文棟、趙楊、彭彬(2008)則將科技保險定義為是承保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由于項目自身及外部環境的影響,導致項目失敗、終止或在規定期限內不能完成價值實現風險的一攬子保險的統稱;等等。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雖然目前理論界對于科技保險仍沒有一致性的定義,但就其內涵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科技保險已經遠遠不是狹義上的單純承保科技創新失敗風險的險種,而是發展成為一個涉及承保科技創新活動全過程(包括創新失敗、成果轉化失敗、產品責任、知識產權侵犯等)風險的廣義概念。科技保險內涵的明確界定為科技保險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 科技保險的推廣路徑與運作模式
歐美國家普遍采用商業保險的運作模式來推行科技保險,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為技術創新活動中的特定風險設置單獨險種,如用于轉移侵權風險的知識產權保險(也稱專利保險)、用于轉移責任風險的過失與疏忽保險,以及轉移與電子信息安全有關風險的網絡保險等等;另一種是向從事特殊技術創新活動的行業提供組合保險服務,例如美國丘博保險公司針對生命科學行業提出的解決一攬子解決方案,具體包括財產和營業收入保險、一般責任保險、失誤與過錯保險等等。
由于我國保險公司對科技風險的承保經驗不足、中小科技企業的保險意識不強、資金缺乏等原因,目前我國的科技保險具有明顯的政策性特征,在其推廣過程中直接采用商業保險的運作模式是明顯不合適的。針對科技保險的本質屬性,國內學者探討了適合于我國現狀的科技保險推廣模式:謝科范、倪曙光(1995)創新性地提出了投保-理賠、擔保、半參與和全參與四種運作模式,并給出了科技保險推廣過程中從易到難的三步走路徑;任偉、胡安周(1997)認為科技保險的發展應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應針對可控性強、損失不大的領域開展科技保險服務,比如技術轉讓保險、新產品投產階段保險、新產品質量信譽保險等等;第二階段將其拓展到對研究和開發活動全過程的保險,比如技術改造綜合保險、開發項目全過程保險等等;第三個階段逐步形成以風險投資為主,普通保險與風險投資相結合的風險分散體系;王劍銳、陳培忠(2007)論證了目前試點階段宏觀上采用政府引導和商業運作相結合模式的合理性;孫珊(2008)在分析科技創新活動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常規保險、擔保保險和投資保險三種承保模式;劉驊、謝科范和趙湜(2009)在謝科范、倪曙光(1995)的基礎上,給出了擔保、半參與和全參與三種運作模式的詳細流程,并針對目前科技保險推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總結出分類定率、逐批遞減和總額控制的工作推進機制。
四、 科技保險的險種創新
1. 科技風險相關研究。對科技風險種類和特點的研究是科技保險險種設置和費率厘定的前提。隨著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科技風險的種類和特點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國外學者對科技風險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為科技類保險的開發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例如,Fedra和Weigkricht(1995)開發了一個科技風險評估的信息系統,幫助評估科技發展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風險;Stirling和Mayer(2000)針對現有風險評估中忽視文化和社會影響的弊端,提出了一種轉基因作物的多目標定位風險測量方法;Cannice,Chen和Daniels(2003)以美國在亞洲的高科技公司為例,探討了如何測度和管理國際間的技術轉移風險問題;Alan和Robert(2006)將高新技術發展風險的識別過程劃分為開發模型和技術、收集數據、評估技術發展的可能性以及相關利益人的決策分析四個部分,并在此基礎上開發了互聯網訪問的技術風險評估協作系統以便于在技術成功的可能性評估方面征求專家意見;MARA and VLAD(2009)將自然和科技風險分析方法拓展到了對私人公司經受的礦難相關災害的分析上;Tulbure(2010)使用生命周期評估(LCA)以及環境管理系統,評估了產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風險,可以供環境責任險的設置借鑒;Musee(2010)從廢物管理的角度探討了納米技術的風險評估問題;Juraj和Damir(2011)評估了沿海集裝箱班輪運輸過程中,由于采用不同的運輸方式和裝卸技術所帶來的不同風險等等。
相對而言,我國對科技風險的研究則顯得非常薄弱,基本還停留在定性分析階段,定量分析很少,作為支撐科技保險費率厘定的基礎還遠遠不夠。例如,周勇(2001)對技術創新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因素及其主要表現進行了詳細分析;吳濤(2003)提出了基于風險因素創新過程和決策層次的技術創新風險三維分析框架,并介紹了將其簡化為三個二維矩陣的方法;姜鈺(2006)提出了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高新技術投資項目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高新技術項目風險評價的多層次模糊聚類評價模型;劉驊、方榮軍(2010)探討了科技風險的基本規律和科技保險的運行原則;等等。
2. 科技保險的險種設置。如前所述,國外科技保險活動涉足的領域多種多樣,除了以單一險種的方式承保外,還經常采用組合保險的方式幫助科技企業分散風險。我國在于2007年下發的《關于加強和改善對高新技術企業保險服務有關問題的通知》中,明確規定了現階段重點推廣的六大險種:關鍵研發設備保險、產品研發責任險、出口信用保險、營業中斷保險、高管人員和關鍵研發人員團體健康保險以及意外險。這六大險種涉及財產保險和人壽保險兩大領域,對基本險種的設置已經基本完善。在此基礎上,有部分學者針對我國科技保險的產品創新進行了探討,例如劉驊(2010)通過界定科技保險創新行為的具體目標,給出了產品創新的原則、流程和發展方向;趙湜、謝科范(2011)針對科技保險的險種創新設計了具體的方案,并提出了發展研發技術人員職業責任險及其費率厘定的初步構想。趙湜、謝科范(2012)通過構建科技保險險種創新的進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和保險公司的在創新進化中的穩定性,進而對險種創新的若干促進策略進行了探討。
五、 科技保險的政府補貼機制
由于科技保險市場存在著外部性和價格效應,面臨著失靈的危險(胡慧源、王京安,2010),導致了政府財稅干預和補貼存在的必要性。謝科范等(2009)通過建立科技企業、政府和保險公司間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強調了財政補貼的重要性,并提出在地方財政預算內列出科技保險配套扶持資金的建議;曹國華、蔡永清(2010)通過建立科技企業和保險公司的博弈模型,發現必須通過政府實施財政補貼才能達到納什均衡;黃英君、趙雄和蔡永清(2012)在為政策性科技保險財政補貼的合理性提供理論依據的基礎上,以北京、重慶和武漢為例分析了補貼模式,并利用激勵相容理論確立了財政補貼的最優規模。除了理論研究外,目前在科技保險實踐過程中各試點城市根據本地區中小企業的特點,也出臺了一系列的補貼政策(如表1所示)。
六、 科技保險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階段、承保和風險控制能力都與國外有較大差距,所以我國的科技保險在推廣過程中也遇到了種種問題:
(1)科技保險的需求不足,投保企業比重偏低,專門保證技術研發過程的險種投保比例很小(吳應寧,2010;王香蘭,2011)。
(2)保險公司缺乏科技保險統計樣本,精算數據不足,且風險與收益不對稱,導致科技保險供給乏力(蘇維娟、周紅雨,2009;馮海昱、任立,2010)。
部分學者對供需不足的原因和解決途徑進行了探討,例如彭志文、宋旺(2010)則通過對中關村科技園區高新技術企業的調研,從宏觀經濟、市場結構和制度環境等多個角度分析了供需不足的根源;趙俊英(2012)利用效用函數分別從保險公司和科技企業兩個角度分析了科技保險供需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多種解決途徑。
(3)由于科技保險保費補貼細則不夠明確,對優惠對象的標準制定過高等原因,造成財政補貼不能按時到位(邵學清,2009)。此外,雖然已經明確了科技保險的保費支出納入企業技術開發費用,享受國家規定的稅收優惠,但由于財政、稅收等不同部門的協調配合問題,該項政策的落實效果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七、 科技保險的實施績效評價
科技保險在試點城市的陸續展開及其運行數據的積累,為科技保險的績效評價工作提供了可能。實施績效不僅是科技保險現階段運行狀況的全面反映,還可以為科技保險工作的改進和提升提供理論依據。劉驊和王朝平(2010)利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方法率先測算了首批試點城市的科技保險實施績效,并利用灰靶理論找出了影響績效的主要因素;萬歡(2011)則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對首批科技保險試點城市的科技保險實施績效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深圳和北京科技保險工作的情況較好,進而對如何提升科技保險的實施績效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議。
八、 科技保險研究的理論框架和未來發展展望
對科技創新的保險支持模式展開研究,探索完善這一模式的途徑,對促進科技保險的開展,分散轉移技術創新中的高風險,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創業熱情進而推動國家的技術進步,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而科技保險的推廣過程實際上是涉及高科技企業、政府和保險公司的三方博弈,只有從這三個角度出發,深入研究科技保險推廣過程中各個主體的行為特點,探討實踐中相關難題的解決之道,才能在保證各自利益的基礎上實現穩定的納什均衡,也才是保證科技保險長久生命力的根本之道。
在高科技企業層面,科技保險的研究涉及科技保險的需求特點和高科技企業的投保決策行為特征等問題;在保險公司層面,涉及對科技風險的認知和度量、科技風險的分散途徑以及科技保險業務的盈利途徑等問題;在政府層面,則涉及科技保險的推廣模式、保費補貼的最優規模、補貼資金來源以及稅收優惠等問題;總起來說,可以構建中小企業保險支持模式的理論研究框架如圖1。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系統梳理,并對比以上研究框架可以看出:第一,在高科技企業層面,現有研究側重于對科技保險需求的特點和投保決策行為特征的分析,但對高科技企業和保險公司共同關注的科技風險的識別和度量方面則涉及極少,與國外對高科技風險的豐富(下轉第18頁)研究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針對我國科技創新活動特點展開科技風險的度量研究,不僅是科技保險費率厘定的基礎,更是高新技術企業掌握科技風險規律、減少科技創新損失的捷徑,值得我國學者進一步關注和研究。第二,在政府層面,現有研究針對推廣模式、補貼規模以及稅收優惠的比例等方面探討的較多,但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財政補貼的資金從何而來?財政補貼的資金來源問題是財政補貼機制賴以運行的基礎,學者們可以借鑒試點城市的成功經驗(例如上海市建立了“科技發展基金”,為財政補貼融資),對此問題從多個角度展開探討。第三,客觀地說,雖然科技保險的推廣過程中普遍存在著供給乏力的問題,但目前理論界對于保險公司層面的研究還非常少,不足以支撐科技保險的設計和運行。一方面,現有研究集中于探討科技保險的險種創新問題,但對科技風險研究的缺失使科技保險成為空中樓閣,在這種情況下探討險種設計無疑是紙上談兵;另一方面,保險公司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只有幫助其建立起合適的科技風險分攤途徑(比如再保險、與風險投資相結合等),并理清科技保險業務的盈利機制,才能真正調動起保險公司的積極性,但在這一方面,我國的理論工作者無疑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
對于任何國家而言,科技創新都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作為科技創新活動有效的風險轉移機制,科技保險直接關系著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水平,因此越來越受到業界和學術界的重視。本文通過對相關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總結,給出科技保險研究的系統理論框架,并指出現階段急需解決的理論問題和未來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希望能對科技保險理論的創新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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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企業研發網絡、技術創新能力演進及其相互促動機制”(項目號:71132006)和上海市科技發展基金軟科學研究項目“上海市科技創新的保險支持模式”(項目號:11692105700)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