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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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以T市H區政府為例

 一、論文擬研究解決的主要問題及意義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從整體經濟到實體企業的發展都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和世界經濟形勢的風云變幻帶來的嚴峻考驗，出于保障經濟形勢平穩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經習慣于在宏觀層面對經濟社會發展進行各項政策調控，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特殊形勢下更會采取強有力的政策調控措施支持企業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結合地方實際情況，正確貫徹落實好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將其快速轉化為可操作的具體措施，從微觀層面直接幫助企業克服各種困難，創造和抓住機遇，使企業在確保生存的同時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成為擺在我們面前最緊迫和實際的課題。

本論文試通過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機形勢下，T市H區政府如何貫徹中央各項宏觀調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實際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業發展，及其取得的經驗和效果進行概括總結，力爭具備一定的指導性。

研究解決上述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在現實意義方面，一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我國經濟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全球性大范圍的經濟波動對我國的影響將越來越大，地方政府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等特殊形勢，采取何種政策措施幫助企業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將會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對其進行研究總結尤其重要；二是中國幅員遼闊、國情復雜、地方差異巨大，中央政府的決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導性和原則性。當中央宏觀調控政策逐級傳達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實際落實上級指令的過程中，必然會結合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適應自己區域特定情況的操作辦法，調度區域經濟，在金融危機等特殊形勢下直接扶持企業發展。那么，總結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實際、適應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業發展的操作辦法，現實意義十分巨大。

在理論意義方面，我們可以發現，研究國家層面經濟調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對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觀層面扶持企業發展進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沒有形成一套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地方政府扶持企業發展的相關理論。本文即嘗試從上述角度進行研究，力爭為相關理論的形成做出一些貢獻。同時，金融危機形勢下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及其指導下地方政府扶持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應對危機的非常舉措和直接干預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機特殊情況下聯系十分緊密，明顯有別于我們普遍倡導的政企分開等發展方向，由此將會引出金融危機形勢下對政企關系的重新界定。

 

二、論文基本理論、核心概念及相關文獻綜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問題，必然從政府財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務職能角度出發，因此本文以公共經濟學、政府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相關理論為支撐，并作為概念框架來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疇是由政府經濟學研究衍生的，具體指金融危機特定經濟形勢下地方政府如何從微觀角度發揮服務企業職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關系、地方政府、扶持企業等。

通過有目的地查閱相關文獻，我們認為，國外與國內從宏觀角度研究把握政府與企業關系的文獻比較豐富，成果比較豐碩，特別是從宏觀角度研究分析社會轉型期如何理順政企關系的文獻很多。同時，結合地方政府職能和施政特點，從微觀角度研究其施政過程中如何具體為企業發展服務的文獻較少見，更少有對社會主義國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業發展的研究，沒有一套具備較強操作性的規范實施辦法，更沒有形成具備一定借鑒意義的相關理論及概念。對此，本文在克服相關文獻較少的困難，盡量搜集查閱相關資料的同時，更多地采用聯想推理、邏輯判斷、數字比較等方法對涉及問題進行原創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論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創新

    本論文研究思路（邏輯進程）主要是：首先，概括總結金融危機形勢下國家采取宏觀調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結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區政府為實例，綜合分析研究基層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發展所采取的各項政策措施的目的、實際操作辦法及其效果。最后，試歸納總結出具備一定借鑒指導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點的金融危機等特殊形勢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發展的思路辦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經濟學基本方法論外，主要采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實證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歷史分析與邏輯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具體包括定量統計分析法、試驗方法等研究方法。對企業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實際困難進行調研，掌握企業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務其生產經營的政策措施，并通過準確的統計數據分析，對企業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產經營效果變化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得出結論。

    本文具備以下特點：一是選題原創，比較符合時勢，具備較強現實意義，創新性總體較強；二是論文縱向跨度較大，從宏觀經濟走向、中央政府調控到地方實體企業發展形勢、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闡述，從政府經濟學相關理論到地方政府對促進經濟、服務企業的施政嘗試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層面、角度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順應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形勢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級行政區為研究實例，采用資料真實客觀、鮮活；五是提出觀點、得出結論在當前具有較強的借鑒性、實用性、推廣性。

 

四、論文基本框架結構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選題緣由

第二節 選題研究的目的意義和理論貢獻

1.2.1選題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2.2選題研究的理論貢獻

1.2.2.1金融危機特殊形勢下對政企關系的新界定

1.2.2.2對地方政府落實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操作辦法進行總結

第三節 選題研究的創新點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整體架構

第二章 政府與企業關系概述

第一節 研究政企關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關系的理論意義

2.1.2 研究政企關系的現實指導意義

第二節 政企關系基本概念和理論

2.2.1 政企關系研究的歷史脈絡和趨勢

2.2.2 政企關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論

第三節  我國政企關系特點

2.3.1 我國政企關系的復雜多樣性

   2.3.1.1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

   2.3.1.2政府與三資企業的關系

   2.3.1.3政府與中小企業的關系

2.3.2 我國政企關系的發展變化性

   2.3.2.1改革開放前政企關系發展特點

 2.3.2.2改革開放后政企關系發展特點

   2.3.2.3金融危機特殊形勢下政企關系特點（比照美國凱恩斯主義）

2.3.3 改善我國政企關系的途徑

第三章 中央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宏觀調控政策分析

第一節 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觀調控的歷史演變和現實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趨勢

第二節 21世紀初全球性金融危機及其對我國企業發展的影響

3.2.1 21世紀初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到來

3.2.1.1 金融危機的起因及發展趨勢

3.2.1.2 各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預經濟）

3.2.2 金融危機對我國企業發展的影響

3.2.2.1 金融危機對我國企業發展的不利影響

3.2.2.2 金融危機也為我國企業發展帶來了機遇

第三節 中央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宏觀調控政策

3.3.1 金融危機形勢與我國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應對金融危機宏觀調控的具體政策（財政、就業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及發展趨勢

第四章 金融危機形勢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發展的實例分析—以T市H區為例

第一節 地方政府施政特點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環境特點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點

4.1.3 地方政府落實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節 T市H區區域發展背景概況

4.2.1  T市H區區域發展的戰略定位和規劃定位（具備濱海新區特殊背景）

4.2.2  T市H區區域快速發展的趨勢

第三節 金融危機形勢下T市H區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發展的實踐

4.3.1 金融危機對T市H區企業發展的影響

4.3.2  T市H區政府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直接扶持企業發展的具體實踐

4.3.2.1 扎實開展基層調研并制定落實中央調控政策的實施方案（從政府的經濟調節職能角度，結合區域發展規劃）

4.3.2.2 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從政府經濟調節職能角度）

4.3.2.3 努力擴大內需消費（從政府經濟調節職能角度）

4.3.2.4 潛心打造促進企業長遠發展的公平環境（從政府市場監管職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業人員就業、分配和生活水平穩定（從政府公共服務、社會管理職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優勢直接扶持企業發展（分為正常服務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區政府落實中央宏觀調控政策過程中的特點和創新

4.3.4  T市H區政府落實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觀察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發展措施的歸納總結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發展的遵循原則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發展的具體操作方法

第二節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發展相關問題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的發展趨勢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業的相關理論研究

結束語

第2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關鍵詞：中國 宏觀經濟 政策 推動 經濟發展

縱觀我國現有的經濟現象，不難發現其中所存在的諸多問題。隨著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經濟變化的形式也變得復雜繁瑣。所以，極容易出現經濟膨脹或者經濟緊縮的現象，而能夠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則是進行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控。所以，本文就重點談論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如何推動經濟發展。

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概述

（一）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

雖然，在不同階段所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不變的。其主要目標則是促進經濟不斷增長，使我國就業率增加，保持國際間收支平衡。而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的目標則是：抑制通貨膨脹，優化內部經濟結構，同時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以此來實現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穩定。但是，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必須要根據利弊得失進行判斷，從而制定出合理的經濟政策。

（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

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多數為供給管理、需求管理以及國際經濟政策。供給管理是通過調節總供給進行調控經濟，從而實現政策目標。需求管理則是按照調節總需求來實現政策目標調節經濟的工具。國際經濟政策則是對國際經濟關系之間進行調節經濟的工具。

（三）宏觀政策內容

宏觀政策內容具體包括：國家為了達到增加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以及有效改進國民經濟運行緩慢的現狀，為了達到以上目標而制定的具體措施以及指導原則。它還包括國家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確定地區發展策略，以及相關產業的政策、物價政策、收支政策以及物資流通等政策。

二、如何利用宏觀經濟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一）明確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政策

近年來，我國經濟較為突出的地方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房屋價格持續走高。第二、消費品價格普遍上漲。第三、能源價格急劇增高。第四、通貨膨脹。所以，針對這些問題我國應該出臺相對應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節。這樣一來有助于良好的推動我國經濟不斷發展。對于物價持續走高的情況，我國應該加強對土地的控制，有效的減少土地供應量。同時也應該對房產地行業的資本市場進行合理的調控。例如有效的控制房地產企業上市的數量。對于消費品價格普遍上漲的情況，國家應該采取有力的物價調控政策。從而及時將物價穩定在一個固定水平上。而對于通貨膨脹的情況而言，國家則可以通過控制物價來減少通貨膨脹的情況。

（二）中央應及時落實實行雙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

雙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及貨幣政策從本質來說則為“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所謂中性宏觀政策即是不同于緊縮性以及擴張性經濟政策的調節力度。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是一種微調節并且適度進行擴張以及緊縮的政策。所以，將傳統的調節模式進行改革，并向中性宏觀政策進行過渡。這樣一來，能夠從客觀上有效的抑制諸多企業投資過快的需求，進而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中性宏觀經濟政策實質的意義。其實質意義在于既要預防通貨膨脹的萌芽又在于預防通貨緊縮現象再次發生。通過中性宏觀政策不但能夠解決因為過度投資所剩下的生產能力，有能夠抑制過度建設所形成的產能過剩。這樣一來就能夠有效的實現雙方的目的。

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對比較突出的問題進行解決。例如在鋼鐵、水泥以及機械等投資過熱的行業進行調控。并且同時也要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薄弱行業進行大力支持。例如西部開發、農業、以及生態環境等經濟薄弱環節進行適當刺激經濟內需的工作。這樣一來，通過適度的調控，不但能夠克服現在所存在的經濟問題，又能夠讓我國經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所以，所謂的中性宏觀調控政策就是將結構與總量的調整結合在一起，并同時將需求以及供給進行結合，將長期與短期發展進行結合，這樣就能夠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持續穩定。

三、結束語

宏觀經濟政策作為一項能夠有效調節經濟問題的手段，能夠通過國家或者政府有計劃使用，進而達到實現宏觀調控經濟的政策目標。而宏觀調控也是公共財政所具有的職責。具體包括為彌補市場失效所帶來的不良影響以及向社會提供服務的政府分配等一系列行為。雖然，我國向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尚未實現，但是計劃經濟的影響仍然存在。但是這不能否定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所以，中國如果想要有效的推動經濟發展，實施宏觀經濟政策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陳守東，劉琳琳.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J].當代經濟研究， 2013

第3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中小型房地產企業；核心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5）09-0120-02

[作者簡介]王芳（1979-），女，漢族，吉林敦化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房地產、項目管理；宋世宇（1981-），男，漢族，吉林德惠人，工程師，研究方向：工程項目管理。

房地產業作為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國房地產業發展迅速，近幾年國家先后從土地、稅收、住房供應結構、個人住房貸款政策、產權交易等多方面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在各種調控政策影響下，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在企業規模、獲取土地、融資渠道、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都處于弱勢地位，在新形勢下面臨很大挑戰。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必須通過內外部資源的整合，做大做強，才能在未來的房地產業占有一席之地。

一、宏觀調控下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獲地難度增加

隨著國家加大對房地產土地市場的宏觀調控力度，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在獲取開發用地方面的難度也隨之增加。一是受國家從緊土地政策的影響，一級土地市場開發用地的供應量受到更加嚴格的監管和控制，直接導致源頭的土地供應量減少；二是我國商業性用地的土地使用權出讓方式出現了新的變化，開始全面實施 “招拍掛”制度，加上設置的限制條件過高，致使中小型房地產企業根本無法參與競投；三是隨著近年來我國商品房價格增長過快，地價也飛速增長，再加上一次性出讓的土地面積過大，致使地塊的總價過高，已嚴重超出中小型房地產企業的經濟實力。因此，開發用地獲取難、土地儲備量不足是阻礙中小型房地產企業生存與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

（二）融資門檻提高

從2003年開始，國家對房地產業進行了宏觀調控，為促進我國房地產業健康平穩發展以及穩定房價，政府在嚴格信貸標準、上調存貸款利率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2005―2006年兩年間政府先后四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國八條”和“國十五條”中都明確規定了房地產開發信貸的條件。2007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的主要措施也是提高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既控制了銀行可用于貸款的資金，又提高了房地產企業的貸款成本。這給自身經濟實力較弱的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帶來了致命打擊。2009―2013年國家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對于中小型房地產企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資金缺乏、融資難也是制約中小型房地產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

（三）管理制度落后

我國大多數中小型房地產企業是家族企業，具有較濃厚的家族性色彩。企業缺乏先進的管理制度，企業管理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中小型房地產企業自身實力較弱，需要建立一套科學的規章制度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措施來指導企業的發展和規范員工的行為。

（四）人才儲備不足

目前，許多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在人才儲備方面普遍存在“留人難”的問題。究其原因，一是中小型房地產企業難以給人才提供高薪酬和高福利；二是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同大型房地產企業相比其穩定性和影響力較差；三是中小型房地產企業普遍存在著家族式管理，致使企業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規范，不利于人才發展。因此，中小型房地產企業解決了人才問題，就解決了企業未來生存與發展問題。

二、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培育核心競爭力的對策

（一）準確進行戰略定位

核心競爭力的培育是企業的發展戰略，可確立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為企業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目前房地產市場已趨于飽和狀態，對于中小型房地產企業，無論是土地使用權的獲得還是融資都變得越來越困難，所以如何準確地進行戰略定位成為增強其核心競爭力的首要問題。應主要注重以下兩方面工作的開展：

1.大力開拓二手房市場

在房地產市場，中小型房地產企業的競爭力遠遠比不上大型房地產企業。依照統計數據，無論在開發面積上還是銷售額上中小型房地產企業都無法和大型房地產企業相競爭。因此，與其以卵擊石還不如大力開拓二手房市場。

二手房由于價格相對低廉、地段較好、社區成熟等優勢得到大多數普通百姓的認可，區域地帶新建商品房價格長時間居高不下，城市拆遷工作帶來相關人員的二次置業需求，外來人口對住房的需求逐漸從租賃轉向產權的購買，城市交通的拓展完善帶動相關地帶的地域價值升高等因素都會使二手房市場的需求量遞增。面對越來越大的二手房需求，中小型房地產企業應抓住機遇，調整企業戰略目標，向二手房市場發展，擺脫在市場競爭中的劣勢，為企業尋求長久發展之路。

2.積極參與保障性住房開發

對于中小型房地產企業來說，拿到開發保障性住房的參與權對企業以后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保障性住房的開發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拿地廉價、拆遷方便、管理成本低廉，所以保障性住房雖然賣價不高，但量大、銷售有保證、項目風險低，總利潤并不低于開發商品房。

目前我國初步建立了以廉租房、公租房、經濟適用住房等為主要形式的住房保障制度。“十一五”期間，通過各類保障性住房建設，全國1140萬戶城鎮低收入家庭和360萬戶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得到解決。到2010年底，我國城鎮保障性住房覆蓋率已達8%，城鎮居民人均住房保障面積達到15平方米。從2011年起，我國將進入保障性住房建設“加速跑”階段。在此階段，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可根據自身的特點與政府聯合開發保障性住房，從而避開高風險競爭，轉變核心競爭目標，贏取更大的收益。

（二）注重培養和留住人才

企業要想發展就離不開人才，對于中小型房地產企業來說，留住人才很重要。要盡量滿足員工的需求，包括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在物質需求方面，可以適當提高工資和獎金，多增加一些社會保障，還可以通過將個人利益和企業利益聯系起來，在公司內構建“利益共同體”，從而增強人才的責任心，激發其積極性和創造性。如可以向企業內部發放股權，其范圍涵蓋從董事長到各級別員工，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期股權、干股、崗位股權、貢獻股和知識股等。在精神需求方面，中小型房地產企業應該更加注重對人才的培養，讓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得到重用，這樣才能真正留住人才。

（三）創新企業組織結構和管理控制體系

企業組織結構是企業的流程運轉、部門設置及職能規劃等最基本的結構依據，是組織全體成員為實現組織目標，在管理工作中進行分工協作，在職務范圍、責任、權利方面所形成的結構體系。隨著房地產市場的激烈競爭，對于中小型房地產企業來說，要想不被淘汰，就要具有更加合理、靈活、健全的組織結構，時刻隨著市場環境的改變作出相應的調整。

對于中小型房地產企業來說，目前迫切需要打破原有的管理格局，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標準化和規范化的管理控制體系。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可以根據員工、部門的各自職能來更加合理地安排組織結構，力求做到在合理的組織結構中人盡其才。其組織結構創新的目的就是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組織結構，實現企業在資金材料、人力資源和信息技術等方面的最優配置，從而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達到不斷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目的。

企業擁有不同的核心競爭力就擁有不同的市場定位，最終要通過其核心競爭力來創造市場價值。我國的房地產業經過了區域競爭、價格競爭和質量競爭等階段，價格、質量、品牌等歸結起來都是房地產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房地產市場，中小型房地產企業要全面提升自身素質，不斷加強對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從而增強抵御行業內競爭風險的能力，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邢兆強.宏觀調控背景下中小型房地產開發企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J].職業時空，2010（7）.

第4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協調失靈;政策轉型

2012年以來，我國告別過去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放緩，進入經濟新常態階段。宏觀經濟面臨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及債務積累等結構性問題，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重要任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也對貨幣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總體情況

過去十五年，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控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02～2007年。由于我國國際收支長期以來是雙順差，所以基礎貨幣的投放主要靠外匯占款。為對沖外匯占款的影響，加強通脹預期管理，實際上從2002年開始，我國首創央行票據，通過央行票據的投放回收基礎外匯占款及基礎貨幣，以減少流動性壓力。同時，由于未充分實現利率市場化，央行通過制定存貸款管制利率以調節信貸需求和供給。總體看，在這一階段，外匯占款和銀行信貸構成我國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國貨幣政策呈現典型的數量型貨幣政策特征。［1］第二階段:2007～2012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外匯占款逐漸出現負增長，基礎貨幣投放也在減少，過去對沖基礎貨幣的央行票據規模也逐漸減少。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央行票據的地位逐漸下降，在此期間我國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和公開市場操作等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商業銀行流動性。同時，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利率調控在這一階段的貨幣政策調控中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階段:2012年至今。在這一階段中，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面臨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也更為復雜。國際方面，美國經濟復蘇導致美聯儲加息和美元進入升值周期，這對人民幣幣值穩定形成較大壓力。國內方面，為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一方面貨幣政策要有所作為，另一方面貨幣政策應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去杠桿”“去產能”等要求相適應，避免造成資產價格泡沫，加劇宏觀經濟金融風險。面對如此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貨幣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和公開市場操作并不能滿足結構性調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準備金率調控而言，由于其規模龐大、影響范圍廣，往往被視為全面寬松(緊縮)的貨幣政策信號。因此，在我國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央行通過改造傳統貨幣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準、常備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補充貸款(PSL)等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滿足市場對流動性的需要。不僅如此，隨著利率市場化的加速，我國取消了存貸款利率限制，銀行間市場的利率品種也逐漸豐富，利率調控的貨幣政策體系初見雛形。自2013年以來，在貨幣政策工具創新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形成以常備借貸便利利率為上限、超額準備金存款利率為下限、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為核心的市場化利率體系。在確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過基準利率影響存貸款等其他利率，從而通過影響金融中介的信貸行為間接調控宏觀經濟變量。

二、我國貨幣政策調控中的協調失靈

雖然我國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取得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對紛繁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貨幣政策的協調失靈問題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實施。

(一)貨幣政策的目標手段沖突

從貨幣政策目標看，由于處于經濟轉型時期，我國貨幣政策目標除穩定物價和經濟增長外，還肩負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標和推動金融業改革發展的動態目標。長期看，我國貨幣政策的各個目標大體一致，但短期看我國貨幣政策目標過多。如，在當前國內經濟不確定性較強階段，我國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就要求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但若要保持經濟增長目標，就要求中性偏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樣，在內部目標中，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目標在短期內也存在一定沖突，實際上我國貨幣政策往往更側重實現經濟增長和就業目標。根據丁伯根法則(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數量或控制變量數至少要等于目標變量的數量，而且這些政策工具必須相互獨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幾乎所有貨幣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衍生品，且考慮到利率和貨幣需求的內在聯系，長期看所有貨幣政策工具幾乎不存在異質性。因此，長期內多目標的貨幣政策必然帶來一定沖突。在目前較為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傳統降息降準的貨幣政策受到較大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央行不斷創新貨幣政策工具，這在近年來我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中都有所體現。自201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先后設立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常備借貸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對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貨幣政策對市場流動性的預調微調及短期利率引導的功能不斷加強。這些創新型貨幣政策工具雖然沒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銀行間市場流動性過剩。如，MLF余額從不足1萬億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萬億元，PSL從6000多億元上升至當前的2.1萬億元，逆回購余額當前也在6000億元以上。這樣，導致銀行對央行的負債近三年也迅速飆升，且央行提供資金利率要低于市場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購利率為2.35%，而相同期限的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銀行間回購利率則更高。而銀行間市場流動性過剩，客觀上造成金融機構利用其他渠道來增加杠桿及延長信貸鏈條。［3］

(二)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不協調

當前，金融去杠桿是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重要任務，而金融業高杠桿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步調不一致及監管權限不同造成的監管漏洞。具體看，自2012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逐漸轉為中性，但金融監管較為滯后，一方面造成對信貸投向施加嚴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場化和直接融資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銀行業務發展迅速。在金融監管滯后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信貸受到約束，貸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實體經濟，迫使金融體系通過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動性。如，銀行可通過向符合貸款投向規定的“過橋企業”放出一筆貸款，這家“過橋企業”再通過委托和信托貸款的方式把這筆款項轉貸給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這樣，雖然最終結果等同于銀行給該企業放貸，但在計算社會融資總量時會產生兩筆記錄，即銀行向“過橋企業”投放的貸款及“過橋企業”的委托和信托貸款。因此，同等社會融資總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對應更低的實體經濟增長。除監管滯后外，金融監管職權真空也會產生監管套利機會。由于金融監管的職能由“一行三會”分別行使，分業監管使金融業往往通過同業合作等方式規避監管。以債券市場同業存單和同業理財為例，在整個信用投放鏈條過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業銀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同時涉及銀行間市場，在對其進行監管時就需要中國人民銀行與銀監會和證監會協調，而金融市場的不斷創新將在短期內造成監管真空，從而形成監管套利機會。此外，央行在執行貨幣調控和金融監管任務時也存在角色沖突。一方面，央行作為金融監管者，有責任化解金融系統風險。因此，在觀察到流動性投放過快、資金空轉嫌疑，且有部分銀行通過銀行間市場融資快速提升杠桿率后，央行應針對金融風險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僅是金融監管者還是“最后貸款人”，是維護貨幣市場穩定的最后一道防線，央行應向市場上投放充足的流動性。可見，央行的最后貸款人和金融監管者的雙重身份存在一定沖突，貨幣政策總量型工具和金融監管結構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確。

(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協調

從理論層面看，價格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觀調控政策執行過程中，財政政策往往被賦予主動角色，政府可自由設定預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時期都實現預算平衡;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則屬于被動型，要根據財政預算來控制鑄幣稅，從而實現財政平衡。該理論預言，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組合可避免流動性陷阱階段貨幣政策的失靈，從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有助于更好地實現宏觀經濟目標，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從我國貨幣政策執行環境看，經過之前多次降息降準，不僅基準利率下降空間有限，同時受宏觀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的影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也大打折扣。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已接近流動性陷阱，進一步使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收效有限。同時，考慮到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更多的是結構性問題，而貨幣政策本質上是總量型而非結構性政策，在此情況下，如若頻繁使用傳統的貨幣政策調控，不僅不會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還會帶來更大的風險和隱患。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實施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宏觀調控措施:一方面，通過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實現增長目標，同時通過結構性的政策措施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目標;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則保持相對穩健，同時注意防范金融風險的爆發。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協調還體現在貨幣政策執行的實踐中。如，全口徑政府收入的波動、財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現象，對我國貨幣政策穩定性和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造成較大影響，使央行的貨幣政策執行陷入被動。再如，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及貨幣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都需要國債政策等的配合，而國債在期限結構和品種上的缺乏則限制了貨幣政策的傳導和執行。

(四)國內政策與國際政策不協調

從國際經濟環境看，2012年以來美國經濟形勢不斷好轉，向好和對通脹的擔憂使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聯儲“縮表”已提上日程，未來美聯儲不斷削減其持有的龐大資產，必將導致資金回流美國和全球范圍內流動性緊縮。［4］與美國相比，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蘇則表現得更為緩慢和波折，但經過多年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歐洲和日本央行也將逐漸退出寬松政策，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歐主要經濟體，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宏觀環境更為不確定，這需要國內貨幣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寬松，否則將對國內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但由于國際貨幣環境偏緊縮，造成美元、歐元和日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升值趨勢。從雙邊匯率看，人民幣自2015年開始進入貶值通道，從2014年底的1美元兌6.11元人民幣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幣，跌幅達13.7%;2017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雖然止跌，但兌歐元和日元等其他貨幣的匯率不斷下降，受此影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亦不斷下跌。匯率的不穩定體現當前階段貨幣政策的內外不協調。一方面，國內保增長目標要求貨幣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和穩定匯率又要求貨幣政策緊縮。可見，當前階段的貨幣政策越來越多地面臨“三元悖論”的挑戰。

三、我國應加強貨幣政策調控的政策協調

面對上述問題，我國未來的貨幣政策調控應注重政策協調，不僅要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手段間的協調，更要注重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財政政策的協調，并實現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一)注重貨幣政策目標手段協調

首先，不應將保增長作為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目標經歷了由多目標向突出物價穩定目標轉變的過程，相比之下，我國由于處于經濟轉型階段，目前尚不具備強調單一物價穩定目標的條件。但為了協調貨幣政策目標間的沖突，要簡化貨幣政策目標，下調經濟增速目標的重要性，保增長不應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具體看，由于在經濟新常態下潛在增長率下滑，宏觀調控的政策權衡空間縮小，高速經濟增長不宜再成為貨幣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標;貨幣政策調控應強調穩定和均衡目標，尤其應致力于穩定通貨膨脹和實現內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重要性。貨幣供應量是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標，但由于作為操作目標的基礎貨幣和存款準備金與貨幣供應量息息相關，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和操作目標的界限較為模糊。從貨幣政策調控的國際經驗看，貨幣供應量目標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場日益完善、社會融資結構多元化的背景下，貨幣供應量目標與最終目標的相關程度會有所減弱。因此，建議降低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重要性，同時將匯率、利率、國際收支狀況及資本市場變化等指標納入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范疇。最后，轉變貨幣調控方式，在操作目標方面突出利率機制的作用。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可由價格型指標和數量型指標兼顧轉為更多向價格型指標過渡。

(二)促進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協調

我國金融監管寬松助推金融業高增長，同時其背后杠桿投資和期限錯配的痕跡明顯。為促進金融業穩步發展，并控制金融風險與實現金融業“去杠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應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構建完善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從當前“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貨幣發行、利率和匯率等宏觀調控工具，但還需要加強對銀行、證券和保險等金融機構內部風險的識別和監控;而從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的角度看，這些機構擁有微觀監管和一系列強有力的控制風險的手段和監控工具，但在宏觀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還有所欠缺。因此，應進一步聯合現有的金融監管機構，在涉及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上，既要有銀監會對單個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還要針對跨市場、跨機構、跨行業風險，考慮不同金融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確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范圍，對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制定嚴格的規則，同樣也要有逆周期效應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資本管制政策。

(三)推動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協調

首先，應在較長時期內堅持“積極穩健配”。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對經濟增長形成支撐，而在貨幣政策方面，應更加謹慎穩健，以避免總需求波動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并為推進全面改革培育相對較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尤其是我國經濟在經歷了近十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發展后，面臨增長動力不足、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從經濟增速轉型的國際經驗看，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經歷了二戰后長達2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長階段。為刺激經濟增長和降低失業率，美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果不但沒有起到預期效果，反而使美國經濟在“滯脹”中越陷越深。因此，在當前形勢下，我國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需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協調，以在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同時，降低宏觀經濟金融風險。其次，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分別針對總量和結構目標。就本質而言，貨幣政策是總量型調控，而財政政策則兼具總量和結構調控。因此，針對當前經濟增長放緩和結構問題嚴峻的局面，宏觀調控則應進一步區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貨幣政策承擔總量調控的任務，主要作用于總需求。另一方面，財政政策在總體寬松的同時，更要針對結構性調控目標，通過結構性減稅等措施更有效地影響總需求和總供給。如，就當前經濟環境而言，保增長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要立足于財政支出的大范圍規模擴張，還要在保持適度財政收入增長的情況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社會公共產品的支出，保障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穩定當前宏觀經濟環境;并通過結構性減稅引導社會資金流向，更多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再次，構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制定部門的日常協調溝通機制。具體看，除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總體方向外，還應增強兩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體措施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加強與公眾溝通。更為重要的是，應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體制機制建設。如，財政部應進一步完善國庫收付制度，避免財政存款的季節性波動對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利影響;同時，進一步完善國債市場，不斷豐富國債的品種和期限，為貨幣政策的執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財政風險向金融領域蔓延。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作用下，預計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率都將高位運行。因此，應重視防范財政風險向金融領域蔓延，從而引發系統性風險。在財政風險中，應高度重視地方財政風險。近年來，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建設融資機制，在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起到較大促進作用的同時，負面效應也不斷凸顯。為此，應建立財政風險監控與預警機制，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包括債務當年償還情況、債務余額、償債能力和債務風險指標等指標，以及時監控地方政府債務，防止地方政策債務風險向金融領域蔓延。

(四)加強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首先，發揮國際組織的協調作用，增加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美日歐經濟形勢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顯了宏觀調控國際協調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國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時期，為確保宏觀調控保增長和調結構的總體目標，應充分利用G20、IMF等國際治理平臺，在宏觀調控方向和手段上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做好充分有效溝通，適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以抵消外部沖擊對我國宏觀經濟環境的負面影響。此外，我國還應通過宏觀調控國際協調溝通渠道，借鑒歐美國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更加有效地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其次，增強匯率彈性，穩定匯率預期。當前，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劇，對貨幣政策而言，宏觀調控措施的獨立性日益受到國際經濟環境和他國政策的影響。

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市場體系還不完善，金融體系更表現出脆弱性，貨幣政策往往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墻”。因此，我國更應重視宏觀調控尤其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尤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體化趨勢客觀上削弱了各國對資本賬戶的限制，從“三元悖論”的角度分析，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要求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或資本賬戶限制，在此情況下，為確保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必然需要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目前，我國已將每日人民幣兌美元的浮動范圍增至2%，這標志著我國匯率形成機制向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更具彈性和市場驅動的匯率制度近一步靠攏，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隨之增強。未來，我國貨幣政策轉型需要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應促進人民幣匯率向均衡水平進一步調整，以保證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1］.中國貨幣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

第5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關鍵詞：土地管理；房地產；關系

一、深刻理解房地產宏觀調控對土地管理的本質影響

1、正確理解把握政策基本面。

政府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和實施各類具體措施主要是為了開拓房地產市場，加快房地產經濟快速有效發展，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抑制房價、打擊投機只是表象，讓低收入階層有房住才是問題的關鍵。從深層次看，解決房地產內部矛盾、房地產緩和社會矛盾與土地管理的矛盾，有利于建設和諧社會，穩定執政基礎，加強執政能力，這是政府的根本目的所在。作為被調控對象的之一，土地管理與社會民生息息相關。這二者聯系密切，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力量之一，我們在認識層面上，必須深刻理解國家政策意圖，做到緊跟不掉隊，并在牢牢把握政策基本面的前提下設定具體的應對策略。

2、正確深入理解房地產企業的戰略意圖。

由于大多數土地管理公司與地產開發公司聯系密切，因此，在實體操作中，必須保證土地管理正確為房地產開發所運用。作為地產開發業務鏈條的一部分，在宏觀調控面前，必須緊緊依靠相關的上級公司，團結其他業務口系統，充分發揮與客戶端聯系密切的優勢，為加快房地產的運行，提高自身的土地管理利用率做出相應的貢獻。

另外，土地管理部門必須充分認識到本輪調控的長期性、全局性和嚴峻性，同時“做最壞的打算，朝最好的方向努力”，積極做好應對房地產市場可能出現的危機和預案，重點關注客戶價值和現金流，堅決而迅速地展開行動。

二、房地產宏觀調控對土地管理的現實影響。

1、長期性分析

由于土地管理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房地產市場聯系密切，因此房地產宏觀調控在長時期影響地產開發企業的同時，也將長期影響土地管理。例如：在短期內，由于某一地區地產銷售的萎縮，必將影響該區域土地管理的力度和實施面積，進而影響該土地管理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但從長期看，由于增加土地供應能力是長期控制房價的關鍵，因此，整體土地管理系統的規模經濟并非徹底無望，而只是放緩，另外，在調控中前期，地產企業的正確應對策略是加快開發、銷售節奏，縮短開發周期，迅速回籠資金，因此土地管理在調控中前期的管理規模將按預計幅度增加。

2、全局性分析 ：

對于全國性規模的土地管理而言，當前珠三角區域是“重災區”，但絕不會僅僅局限于珠三角區域，隨著調控影響蔓延至其他區域時，該區域的土地管理系統也將受到嚴重的影響。隨著調控對地產開發企業影響的全面波及，土地管理也深刻的影響著房地產的發展。

3、嚴峻性分析

長期以來（包括在房地產行業大發展時期），土地管理普遍管理狀況不佳，在地產銷售、經營狀況受到調控影響時，必然會進一步加快土地管理項目的進行和發展。土地管理部門與地產公司休戚相關，榮辱與共，土地管理勢必面臨的挑戰同樣嚴峻。

（1）優勢/比較優勢

房地產：上級地產公司有著綜合實力支持；較高的客戶滿意度與忠誠度；跨地域布局，確保整體經營安全；職業化的工作團隊；良好的品牌知名度；近距離了解客戶信息，營造和諧社區。

土地管理系統：自身良好的現金流與成本控制； 規范透明的制度流程；土地項目一旦投入到使用當中，就會有立即具體的收費，不會影響整體的管理水平。

重點分析：面對調控，土地管理最大的優勢是貼近客戶，能夠及時搜集、了解客戶需要，在不斷創造客戶價值，提高客戶忠誠度的同時，也可實質性地幫助地產公司改善外部經營環境。

（2）劣勢

土地管理系統高度依附地產開發企業；調控必將影響甚至削弱地產公司對土地管理的支持力度； 土地管理過程中多種經營收入減少；土地管理的同質化傾向日趨明顯，創新能力日漸弱化；土地管理系統人員因處于地產業務鏈條的末端，大都對公司產生的嚴重影響認識不足。

重點分析：對于大多數土地管理部門而言，其最大的劣勢是僅僅具備自我改善能力。作為上級土地管理部門體制選擇的結果之一，大多數土地管理部門高度依附于地產公司的改革和發展，面對重大變革，此類物業企業往往無法在短期內僅僅憑借自身力量完成徹底有效的應對管理方式。

（3）機遇

理順與地產公司的體制關系，建立市場化或內部市場化的管理機制；在危機面前，組織會更有動力進行自我優化，提高運營效率，減少官僚；壓力管理提高業務服務質量，提升客戶忠誠度； 主動加強對客戶、市場的研判；加強對競爭對手的學習和研究，更加聚焦，更加關注現金流；面對共同的敵人，組織成員會更加地團結，有利于加強內部團隊建設。

（4）威脅

行動遲緩及管理疏漏；運營成本有可能導致的管理質量下降；多種經營收入減少導致的服務質量降低；短期內新增入住面積減少導致整體物業費收入的規模效應減低；管理麻木導致的質量事故；

重點分析：在行業形勢變化期間，土地管理部門面臨的最大的威脅是，由于沒有過早的操辦和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沒有堅決迅速地展開行動，從而失去先機，在對房地產的土地調控方面不夠迅速。

三、土地管理應對房地產調控的策略設計

策略目標：提高和諧能力、促進地產、提升品牌、加快創新

策略一：

通過各種有效途徑和形式，全面加強地區土地管理的和諧建設，為企業房地產順利度過調控期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軟”環境。

重要關注點：由于土地管理部門自身的資源條件有限，可考慮由地產公司投入專項資金，保障土地管理公司切實有效地開展管理建設工作。

策略二：

堅持客戶導向，持續提升客戶價值。在抓好基礎服務的前提下，在整個調控周期內加快系統建設，加強客戶信息搜集與分析，根據客戶需要提供服務，有效提升客戶忠誠度，穩步降低服務成本，持續提升客戶忠誠度。

策略三：

開源節流是土地管理一貫的優良傳統，長期以來，土地管理一直在和地產公司有著穩定的關系，在調控期間要進一步合理降低項目運營成本。 以各種方式提高關系的效率；在確保工作質量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各項服務成本；在加強監管的同時，加快業務外包速度。

策略四：

加強員工關懷工作，營造和諧團隊。首先確保在當前特殊的困難時期，管理人員能夠同舟共濟，共度難關，其次，利用危機管理，統一人員思想，加強內部團隊建設，營造和諧奮進的良好團隊氛圍，提高職業團隊的“純度”。

策略五：

面對變革，必須具有創新的思維，運用創新的方法，更必須堅決、迅速地行動，結合土地管理基礎業務工作，不斷引入新的管理內涵，逐步加強客戶與企業在價值觀方面的互動，改變客戶被動接受服務的意識和習慣。

[參考文獻]

第6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在當前國內外較為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繼續有效地運用包括積極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而其中宏觀稅負水平的合理確定則是關系到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運用的重要環節。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的適度合理標準時，不僅要考慮到國際經濟因素的重要影響，尤其是應對當前世界新一輪減稅浪潮所引發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挑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國政府在運用宏觀政策管理經濟過程中，必須面對變化的社會、技術、經濟等方面的約束條件。這些約束條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國際稅收競爭，它的存在使得國家自主改革稅收制度和運用稅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戰。國際稅收競爭的一個直接效應就體現在對一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影響上。當前國際稅收競爭已出了不少新動向，而這與國際資本流動新特點與國際經濟形勢日趨嚴重這兩方面密切相關。最近幾年，國際資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美國，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長期繁榮，并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了許多變化。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市場也面臨著新一輪的調整。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在謀求通過各種方式吸引國際資本，刺激國內投資和需要，拉動經濟增長。而稅收工具則成為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的重要組織部分。當前的世界經濟正在引發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運動。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稅收競爭已成為提升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環節。我國應積極應對國際稅收競爭挑戰，合理適度地運用稅收競爭政策，也包括應加快稅制改革與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結合軌跡稅收競爭的新態勢，從稅收在我國積極財政政策運用中的內在作用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國際財稅背景這一新角度，來研究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

從總體上說，我國自1998年以來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并加以完善。其一，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是有目共睹的。這既表現在我們對這一政策實施對當時形勢的準確判斷，又表現在政府執行中對政策取向與政策組合的合理選擇。其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風險控制，這幾年的實踐也已證明是成功的。中央對于這種帶有階段性、應急性特點的財政政策，已經明確指出并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在發債空間的把握、國債項目建設質量的保證、抑制通貨緊縮趨勢與防范通貨膨脹新苗頭并重、短期財政政策運用與財政資源長期可供給性的協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績。其三，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是一政策持續成功的重要方面，這幾年成功的實踐包括了對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體措施的選擇、與穩健貨幣政策等相關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認識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們也應看到從如何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性這一特定角度出發，特別是隨著積極財政政策運用的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現有的政策組合選擇中仍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

只有充分發揮稅收作用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可持續性才是完備的，因此應將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內在化于積極財政政策之中，并結合稅收這一內在因素的外部環境變化來調整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說，稅收在近年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與宏觀調控中已經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收入穩定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提供了財力支持，我們實行了鼓勵投資于消費的一系列稅收措施，出口退稅體制的不斷改進與運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應。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并論證了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暫時不采用減稅手段作為積極財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觀性。但是，現在的問題在于，從稅收角度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我們要充分注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對積極財政政策進行調整的必要性，清醒認識以舉債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積聚的財政風險，認真探討宏觀稅負水平進行必要調整是否會有助于積極財政政策發揮最大效應。

第7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關鍵詞：住房價格；住房存量；調整成本；投資行為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9）02－0005-06

一引言

從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來看，房地產業作為基礎性、先導性產業，它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起著經濟“寒暑表”的作用。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對于一個經濟體宏觀經濟的高速增長有著重要的貢獻。如日本房地產增加值在20世紀80年代對GDP的貢獻率高達31.5％，在1990-2000年泡沫破滅之后仍保持平均年占GDP12.3％的比重。在中國過去的5年，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年均增長19.5%，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由12.7%提高到17.9%，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直接或間接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每年保持在2個百分點左右。不僅如此，房地產業還能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房地產可以促進建筑業，拉動建材、鋼鐵、金融和服務等相關部門；居民居住環境改善擴大消費品需求；間接帶動城市基礎設施和相關公共服務業等。據統計，中國房地產業直接帶動了57個相關產業的產出增加，并且從帶動系數看，帶動效應明顯。

房地產業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但同時由于中國房地產發展不平衡，近年來局部地區和城市的房價增長很快，己經引起人們對房地產市場價格問題的廣泛關注。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從2001年以來，全國35個大中城市房地產市場價格持續上漲。2001年全國商品房銷售價格比2000年上漲1.7％，2002年全國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3.7％，2003年全國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4.8％，2004年全國房屋銷售價格比2003年上漲了9.7%，2005年第一季度，房屋銷售價格上漲9.8%。從2004年開始實施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對于控制投資規模過快增長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一些房地產熱點市場依然存在著房價上漲過快的壓力。如長三角一些城市從2003年進入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階段，房價上漲迅速，不論是上漲幅度還是平均房價都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總體上說，自20世紀90年代末住房改革以來，隨著公積金政策銀行住房抵押貸款及二手房市場等配套措施的完善，中國商品房市場保持了較好的增長態勢。國民經濟穩定增長使人均收入不斷提高，城市大規模發展派生出大量住房需求，建筑技術的升級，住房消費信貸等金融支持，促使房地產的質量升級，需求主體從商業樓宇向住宅轉移，從集團購買力向個人轉移，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對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的良好預期。房地產作為兼具消費價值和金融投資價值的特殊商品，在良好的長期發展預期作用下，其價格會由于投機炒作而不斷地、非理性地攀升，短期內形成泡沫。與此同時，價格持續不斷地上升又吸引大量的潛在投資者進入房地產行業，形成過度投資。過度的投資將帶來房地產業中大量的沉淀成本和調整成本，進而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房地產價格出現“超調”，這將使房地產業未來的發展面臨巨大的困難。“金融超調理論”早已證明，預期可以引導金融房地產價格大起大落，而價值回歸是一個后續的長期過程，甚至伴隨著劇烈的崩潰。因此，可以說房地產泡沫不僅造成金融危機，而且影響房地產長期發展。

中國1992年到1993年的上半年經濟過熱，銀行放松銀根，致使1993年信貸失控，一部分貸款集中于海口與北海炒作房地產，中央政府被迫收緊銀根和大幅度提高銀行利率，結果使全國房地產業長期低迷，許多涉足房地產業的企業倒閉破產。緊接著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國家出臺一系列刺激經濟的宏觀政策，包括大力鼓勵房地產業發展，直至1998年后各地的房地產業才開始復蘇。因此，消除房地產泡沫，確定房地產價格合理增長范圍對房地產業健康穩定和持續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那么，房地產泡沫是怎樣產生的呢？在對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分析中，袁志剛等認為行為人預期銀行信貸以及政府政策在地產泡沫的形成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楊帆等（2005）從西方的房地產經濟學、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和索羅斯的市場非均衡觀出發，認為房地產泡沫的產生有以下因素：一是房地產供給彈性較小，需求彈性較大，因此，房地產企業有提高價格的天然傾向。在經濟持續增長時期，商品房的均衡價格會持續上升并依靠套利活動實現。二是絕對地租壟斷地租級差地租這三種地租在要素市場化過程逐步顯現并在地方政府、開發商之間分配，加上強制拆遷和占用耕地，對居民補償不足，成為房地產業超額利潤的來源，既成為其發展的強大動力，也是泡沫經濟必然發生的特殊因素。三是房地產成本與價格不是相互獨立的，價格預期影響供求關系，改變由供求的交叉曲線決定的相對靜態均衡，導致索羅斯的“動態不均衡市場”，的錯誤預期，而錯誤預期又不斷改變基本面，造成“劇烈的偏向化發展”――先泡沫后崩盤的結果。

當前理論界關于房地產泡沫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影響因素上，而對于房地產價格的決定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動態變化是怎樣影響房地產價格的研究較少。作為投資主體的房地產開發商，其投資決策主要從三個方面考慮：第一，投資項目帶來的利潤。第二，改變房地產存量產生的調整成本。第三，由于投資不可逆帶來沉淀成本，因此須考慮等待而不進行投資所具有的選擇價值。本文以Poterba（1984）的住房模型為基礎，試圖從理性投資的角度，從房地產存量投資和調整成本三個方面解釋房地產價格的變動，構建一個房地產價格動態變化及影響因素的一般模型，并且運用此模型，分析利率稅收和房地產開發商自有資本比例的變化是如何影響房地產價格的。

二住房價格與存量動態變化的局部均衡模型

（一）基本理論框架設定

在建立模型之前，先作以下基本設定：

第一，經濟具有中長期均衡的特征。消費者和企業信息完全對稱，都在理性預期的基礎上作出理性決策；整個行業市場競爭完備，從中長期看，總供給等于總需求，市場能夠出清，達到均衡狀態。

第二，房地產業住房存量與價格的設定。假定房地產行業由N個相同開發商組成，全行業的住房存量為H（t），住房的真實價格為P（H），并且P′（H）＜0。

第三，房地產業住房租金的設定。租房需求用Hd=f（R）表示，R為真實的住房租金，并且f′（R）＜0。租房供給用H′=H表示，H為住房存量，在短期內，住房存量不變。短期內市場達到均衡的條件為Hd=HS，即f（R）=H，得到市場出清的住房租金為R=R（H），并且R′（H）＜0，它是住房存量的減函數。

第四，地產商在改變房屋存量時存在調整成本。這種調整成本由兩方面引起，一是投資不可逆性，即一旦投資，撤出投資要花費成本，并且有時所花費的成本比增加同等數量的資本所花費的成本大。二是投資具有選擇價值。Avinash Dixit在其論文《投資與滯后效應》一文中對選擇價值的產生原因作了描述：第一，一項投資承擔一些沉淀成本，如果未來要想撤回投資，這種成本花費是不可回收。第二，經濟環境具有不確定性，并且，關于不確定性的信息是逐漸獲知的。最后，如果不立即投資，這種投資機會不會消失；投資的決定不但包括是否投資，而且包括什么時候投資。當以上三個條件存在時，等待具有正的價值。在不斷變化演進環境中，時間將帶來更多的關于該項目的信息，只要投資機會存在，較晚的決策能成為較好的決策。考慮到沉淀成本，對預期不好的項目沒有必要立刻進行投資，以防以后變動該項投資而付出成本。

調整成本分為兩種類型，即外部調整成本和內部調整成本。對于住房投資來說，它的外部調整成本產生的原因是：當房地產的供給具有彈性時，如果住房相對于其他商品的價格發生變化，從而使廠商不會即刻進行投資或負投資，那么就產生了外部調整成本。其數學表達式：Ce=g（qH）。對于房地產業來說，Ce表示房地產業的外部調整成本，qH為房地產的相對價格，g′（qH）>0。房地產的相對價格越高，外部調整成本越高，呈現出正向的函數關系。邊際外部調整成本隨房地產的相對價格遞增（如圖1所示）。內部調整成本是開發商在改變房地產存量時面臨的直接成本，主要指過度投資引起的轉換成本和沉淀成本。其數學表達式：Ci=Ci（H），Ci=Ci（0），Ci′（0）=0，Ci″（）>0，邊際內部調整成本隨調整規模遞增（如圖2所示）。

（二）房地產存量與價格動態變化的局部均衡模型

對于房地產存量的變化，按照Poterba的觀點，住房存量的變動方程為：

=I（PH）-H（1）

I為整個房地產業投資率。根據前面的設定，從中長期來看，房地產業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它的供給，即投資率由住房的真實價格決定，用I=I（PH）表示，并且I′＞0。對于房地產的供給曲線，Muth（1960）認為，從長期來看，它是一條具有完全彈性的曲線。用?啄表示住房的折舊率，?啄H為住房存量的折舊。

如果考慮改變住房存量的調整成本（為簡單起見，在這里假定調整成本只有內部調整成本，這種假設不會改變問題的結論），那么，（1）式就變成（2）：

根據（2）式，則有I（PH）＜?啄H+Ci（H），即新增投資不能抵補存量的折舊和調整成本。這種情形在住房過度投資時容易產生，住房的過度投資使住房大量空置，加大住房的折舊和調整成本，住房的折舊和調整成本高于新增投資。

三開發商自有資本比例和貸款利率變動與房地產商的投資行為

面對宏觀經濟變化，房地產商的投資行為具有兩個特征：一是投資商預期的不確定性導致投資易變性。凱恩斯用本能沖動來說明投資者的樂觀和悲觀情緒。樂觀和悲觀情緒決定投資商的非理性預期，基于非理性預期基礎上的投資具有較大的波動性。二是投資時間的靈活性。投資一般來說是在中長期中進行，而投資的具體時間易于變動。這主要由經濟運行的狀況決定。比如，房地產商決定要進行某項投資，經濟正處于緊縮時期，融資成本進入規制利率等提高導致投資延期；等到經濟開始走出低谷，政府鼓勵投資，融資成本進入規制利率等降低促使投資高漲。投資時間的靈活性加劇了投資波動。

為了實現房地產業穩定協調地發展的目標，政府將采取宏觀調控與結構控制手段，熨平投資波動。政府調控投資的手段主要有：第一，信息引導，政府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適時房地產業運行態勢的統計信息，以引導投資者理性投資。第二，財政稅收政策，一是政府為促進房地產業發展降低相關的稅率，二是遏制房地產泡沫提高稅率和轉移稅收，比如開征“不動產稅”或稱“物業稅”，就是把造房、賣房子時繳的稅改由購房者以后每年來繳，以增加房屋保有成本，遏止房產的過度流動。第三，貨幣政策，包括利率和信貸政策的調整。第四，房地產業規制政策，即政府通過調整進入壁壘進入規制和數量規制等手段，限制或鼓勵房地產業的發展。

我們應用住房市場局部均衡模型，從住房價格與存量動態變化的角度，分析房地產商對2003年以來國家實施的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提高利率和開發商自有資本比例變動的措施所作出的投資上的反應。

在一個房開項目中，開發商資金實力的強弱主要體現在其資本金的比例上。政府提高房開項目資本金的比例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阻止資產結構較差的開發商對房地產行業的過度投資，降低開發商外部融資的風險。二是降低開發商的外部融資比例，這在資本金一定的條件下會減少開發商的投資量，使住房存量不致過快增長。根據（2）式，存量多，住房價格低。

提高銀行利率包括提高貸款利率和存款利率。貸款利率的提高增加了開發商的成本，根據（2）式，使開發商在住房價格一定的條件下減少投資量I（PH），存量H增加少。存款利率的提高會使以銀行存款利率衡量的社會平均資本收斂于E″。E″與E相比，投資小，形成的存量少，住房價格可上升，也可下降，這要視銀行利率提高的程度而定。

四提高開發商資本金比例和利率的政策效應分析

自2003年以來，面對不斷高漲的住房價格，政府采取提高利率和開發商自有資本比例等宏觀調控措施遏止住房價格非理性上漲。根據本文模型分析可知，這些措施能夠有效地改變房地產開發商的投資行為，使住房市場在價格與存量的動態變化中達到新的均衡狀態，目的是讓住房市場理性發展。但是，從分析的結果來看，無論是價格的變化、存量的變化還是兩者變化的快慢來說，這些政策的效應是不一樣的（見表1）。

針對上述的情形，在實際的運用過程中要根據一個時期宏觀調控的目標，考慮各項調控措施之間的抵消作用和疊加效應，使調控措施的效果達到最佳。另外，各種措施在實施時，其效果顯現有的比較快，如提高利率；有的比較慢，如提高開發商自有資金比例；有的在較短的時間發揮作用后很快又有反彈，降低調控措施的作用，如提高利率。因此，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還要考慮具體措施取得效果的快慢程度。

最后，應該說明的是，本文僅僅是在Poterba模型的基礎上，以住房價格和存量的動態變化作為分析的工具，對2003年以來國家實施的或將要實施的調控住房市場措施的效應進行的探索性研究。雖然對每一項措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但是并沒有對政策措施的組合進行研究，在理論研究上，還有待于作進一步地深入分析。

參考文獻：

［1］楊帆，李宏謹，李勇.泡沫經濟理論與中國房地產市場［J］.管理世界，2005，（5）.

［2］袁志剛，樊瀟彥.房地產市場理性泡沫分析［J］.經濟研究，2003，（3）.

［3］屠佳華，張潔.什么推動房價的上漲：來自上海房地產市場的證據［J］.世界經濟，2005，（5）.

［4］陳多長，蹤家鋒.房地產稅收與住宅資產價格：理論分析與政策評價［J］.財貿研究，2004，（1）.

［5］Avinash Dixit（1992）， “Investment and Hystere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pp:108-116.

［6］James，M.Poterba， Tax subsidies to owner-occupied housing: an asset-market approac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99 Issue 4， 1984， pp.729-752.

［7］Evaluate the measures of macroscopic regulation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which have been implemented since 2003：based on Poterba’s model.

Evaluation on the Measures of Macroscopic Regulation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in China

Zhang Wei

（Management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China）

第8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關鍵詞： 社區護理 現狀 發展建議

一、引言

社區護理是指由護理學和公共衛生學理論綜合而成的，為促進和維護人群健康提供連續性的、動態的、綜合性的護理服務。社區護理的形式多種多樣，如家庭護理、臨終護理、康復中心等。近年來，我國的社區護理正在蓬勃發展，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尚處于萌芽階段。我分析了我國社區護理的現狀，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有關社區護理的發展建議。

二、社區護理的現狀

（一）缺乏宏觀調控及有效的管理機制。目前國家衛生部門對社區護理沒有統一的規劃，缺少明確的組織及管理機構，社區護理機構均沒有形成獨立的社區護理管理體系，沒有從根本上擺脫社區護理的從屬地位。護理工作走出醫院，走向社會的問題尚未很好地解決，各項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另外，社區護理的發展缺乏有效的財政支持，存在衛生資源分布不均，對基層衛生保健方面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較少，投入到社區護理上的資金更少，嚴重制約著社區護理的發展。

（二）社區護理人員素質偏低。有調查顯示：目前在崗的社區護士學歷以中專為主，占75.8%；18.6%的護理人員無正規專業學歷；職稱結構以中級和初級為主；65%以上社區護士缺乏系統化、正規化的培訓；在社區工作3年以內的占31.8%，4―6年的占45%；還有部分護士既缺乏臨床護理能力，又缺乏社區護理服務經驗。因此，目前我國社區護理人員的素質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三）服務缺少專業特色。與醫院相比，社區護理最大的特點是方便、經濟快捷，而方便、快捷則需要許多綜合條件作保證。目前，許多社區醫療機構護理條件簡陋，護理設施老化，往往需要快捷時快不了，需要方便時反而不方便。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對社區醫療機構投入資金不足，重醫療輕護理，加之護理人員數量不足、整體素質不高、流動性大，難以形成專業優勢。社區護理的一些特色服務，如“個性化服務”、“家庭式服務”、“專科特色服務”、“心理輔導”等在社區開展仍然舉步維艱。目前，社區護理只能求生存，難求發展。

（四）社區護理業務的范圍寬泛化，缺乏明確的分工。現在社區護理服務業務范圍越來越廣泛，真正體現了“六位一體”的健康綜合服務宗旨。社區護士已不僅是醫院與病人的橋梁，而且是病人與其他專業人員的橋梁，但是它的重要性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社區護士依然缺乏明確的分工，很多時候僅僅是醫生的助手和附屬，這與日益擴大的社區護理服務范圍相沖突。

三、發展我國社區護理的建議

（一）加強宏觀調控，完善管理機制。宏觀上，衛生部應督促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加大對社區護理的管理力度，要求其盡快出臺具體措施和相關規定。其次，衛生教育系統應著眼市場需求，培養一定數量的專門社區護理人員，政府有關部門還要給予政策和經濟的支持。規范社區護理建立健全明確統一，科學可行的質量評價標準，量化護理人員績效，最大限度地調動社區護理人員的積極性。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就社區護理任務和目標盡快出臺具體措施和相關規定，吸引更多優秀的護理人員加入到社區護士行列。

（二）重視并切實加強社區護理人才培養。教育部、衛生部《關于確定職業院校和醫療衛生機構開展護理專業領域技能型緊缺人才培養培訓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加強護理人才的培養，其中提出加強社區護理教育的研究，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護理課程體系，推動社區護理教育健康發展。要加大護理專業大專、本科層次比例；大力加強社區護理人員的在職培訓，形成體現現代教育觀和護理觀的全新的護理課程體系，適應社會醫學模式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社區護理人員素質。

（三）增加人們對社區護理的認知。提高居民的參與程度，這是社區護理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在社區護理實踐中讓學生充分參與對社區護理的宣傳，是提高居民對社區護理的認識的良好通道。我們充分和利用學生的社會實踐，畢業實習、假期社會實踐等多種渠道宣傳社區護理，通過宣傳資料、展板、宣傳畫等多種途徑的宣傳，使得人們對社區護理的作用和功能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讓人們對社區護理產生信任感，樂于接受和主動尋求社區護理服務。有了社會的認同和全體社區居民的參與，社區護理才能充分顯現其作用，才能真正達到人人享有衛生保健服務的目標。

（四）更新服務理念。社區護理人員要不斷更新服務理念，拓寬服務領域，改進服務方式，實現服務功能從醫療護理服務向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和身心康復轉變；服務對象從為病人服務向為普通群體服務轉變；工作方式從院內護理向社區、家庭服務轉變。同時還應設立一些特色項目，如定期體檢、飲食指導、用藥指導、精神支持、健康訪問等，使社區護理工作滲透到社區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四、結語

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社區護理工作的認識也逐漸提高。發展社區護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也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我們要樹立社區護理理念，不斷拓展社區護理服務領域，運用整體護理模式，提高護理質量，時時刻刻為社區居民提供優質、高效的社區護理服務。

參考文獻：

［1］林菊英.社區護理（2版）［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83.

［2］李春玉.社區護士的護理活動現狀分析［J］.中國全科醫學，2001，4，（3）：230-231.

第9篇：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范文

關鍵詞：政府職能、投資體制、投資主體、資金結構

影響投資體制形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政府職能、發展階段、發展戰略、經濟結構等等，其中政府職能尤為關鍵。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十七大提出的“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等目標的確立，未來我國政府職能范圍將發生重大變化。政府傳統的經濟建設職能將逐步淡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社會建設的職能將得到不斷加強①。與之相應，投資體制應該也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事實上，盡管投資體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我國投資體制領域的改革一直相對滯后，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更是明確提出要加快投資體制改革。如何加快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要求，已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面臨的新挑戰。

投資體制涉及范圍很廣，但大致可以劃分為投資主體、籌資結構、投資調控和投資管理等幾個方面。本文將從上述幾個方面入手，在對有關國家進行國際比較的基礎上，梳理分析政府職能及其他因素對投資體制的影響機制，以期為我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深化總結一些可資借鑒的規律。

一、投資主體結構的國際比較

投資本身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廣泛，本文的投資，從宏觀上講，主要指固定資產投資等形成實物資本的行為和過程；從微觀上講，則是具有價值創造特征的直接投資行為。至于證券投資、理財等意義上的投資，其本質只是微觀主體的一種財務安排。這種財務安排在宏觀上可以看作是儲蓄轉換為投資的各種具體途徑和機制。基于此，本文的投資主體是指在上述投資活動中具備獨立決策權、享有投資收益、承擔投資風險的主體，包括各類法人或自然人。更確切地說，可以稱為投資活動的決策主體①。

投資的決策主體主要是企業和政府。就兩類投資決策主體在整個投資中所占的比重（或結構）來講，各國之間有所不同。一般來講，在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國家中，企業作為投資決策主體所占的比重應越大，在整個投融資體系中占據基礎性地位；而政府作為投資決策主體，其份額相對較小。上述判斷是否正確還需要實際數據的支撐。有關企業和政府投資份額的數據很難直接獲得，但是通過國民收入核算及財政支出的相關數據，可以大體推算出政府投資占投資的比重，具體如下：（1）收集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政府消費占gdp比重這三個數據；（2）將“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減去“政府消費占gdp比重”，大體可以得出“政府投資占gdp比重”②；（3）將 “政府投資占gdp比重”除以“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便能大體推算出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③。

從表1可以看出，各國在投資的決策主體結構似乎并沒有呈現前述局面。具體來說表現為以下幾點：（1）各國政府投資比重基本都呈不斷上升的趨勢；（2）無論是北歐及中歐（含德國）等民主社會國家，還是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典型市場國家，甚至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和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轉型經濟體，政府投資比重都處于較高水平，政府投資似乎與經濟發展程度呈正比；（3）以政府主導為特征的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以及

根據表4所列數據，就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1）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而金融發達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完善程度又直接相關；（2）不同經濟體制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對規模差別很大。對比前蘇聯東歐各國和其他歐美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比重較低可能與這些國家轉型過程中實行“休克式療法”有關；（3）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還受一國經濟傳統和經濟結構的影響。對比法、德、意等歐洲大陸強國、東亞各國及美英等自由市場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奉行自由市場傳統的國家其資本市場及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要明顯高于國家主導型經濟體；（4）根據各國1992年以來在數據上顯示的趨勢，直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隨著經濟發展將不斷擴大。

（三）資金結構與政府職能

進一步分析各國在籌資結構方面存在的差異可以發現，一國資金來源相對結構的形成與其政府職能范圍密切相關。

一是預算資金的相對規模和比重與政府職能范圍直接相關。在第一部分分析主體結構特征時我們已有較為詳細的說明。二是金融體系結構與政府干預程度也密切關聯。政府對商業銀行等間接融資機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一般要強于對資本市場①。當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職能范圍更為寬泛、更為直接時，從政府角度來講，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結構更有利于職能的履行。從東南亞各國、法、德等政府主導和干預傳統較強的經濟體，以及政府職能更為廣泛的北歐諸國來看，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通常遠高于直接融資相對規模。而對比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美、英、加、澳等國，這些經濟體中間接融資規模就沒有絕對優勢②。

三、投資調控和管理的國際比較

投資的宏觀調控和政府投資管理確切地說屬于政府的兩項不同職能。前者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社會管理者職責的具體體現；而后者則是政府相關部門為提高政府投資效率而采取的各種具體的管理手段。幾個具有代表性經濟體的投資調控、投資管理主要特征整理如下表5。

從表5我們可以看出，各國政府在投資調控、投資管理方面采取的具體措施同樣與各國經濟傳統、發展階段、經濟結構、政府職能等因素密切相關，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職能范圍

政府職能可以說是一國投資調控和管理方式最直接的決定因素。一方面，政府對投資的調控屬于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調控的目標、干預的方式、具體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則由政府職能所決定；另一方面，在投資管理方面，政府的介入程度取決于政府投資范圍，而政府投資范圍從根本上說也是由政府職能所決定，政府投資的范圍越廣，投資管理涉及的事務就越多，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也會更豐富。

（二）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

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對投資調控和管理的影響主要在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下，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職能范圍會有所不同。通常欠發達國家在經濟起飛的初期會采取趕超發展戰略，而這種戰略下政府對于經濟領域尤其是投資領域的介入很深。政府實施的投資調控和管理都是圍繞實現既定發展戰略目標而進行的，而且在具體的方式、手段方面可能會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在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為 “市場的守夜人”，這樣一來，政府職能也就非常有限，政府對投資領域的介入也就比較間接。

（三）經濟傳統和經濟結構

除了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以外，政府職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受一國經濟傳統和現實經濟結構的影響。這種影響傳導到投資領域，就表現為各國調控目標、調控手段及管理方式的差異。例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發展階段和發達程度在全球無疑處于前列，但國家干預的傳統使得日本與美英等國的投資調控和管理同樣存在很大差別。另外一個典型就是法國。在西歐傳統資本主義強國中，法國的投資調控和管理完全是另類。這主要是因為在法國經濟結構

五、未來投資體制演變趨勢分析

根據前面對投資體制各方面的橫向比較及投資體制影響因素的分析，對投資體制的演變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一）政府作為投資決策主體參與投資的領域將越來越集中于公共事務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這一趨勢是由政府職能范圍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隨著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機制將得到的不斷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效率優勢也將不斷顯現。政府職能將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并致力于市場缺失和失靈的公共事務領域。

（二）即使在由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領域，市場機制也將被逐步引入到投資項目的具體運作中。這主要可以歸結為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對其投資項目通常會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引入市場機制意味著私人企業和民間資本的介入，可以有效緩解資金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引入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投資項目資金使用效率。

（三）政府在投資的宏觀調控方面將主要采用間接調控的方式。間接調控重在運用經濟杠桿調節市場主體的行為，是符合市場規則的調控方式，也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有限干預的原則。

（四）在投資的融資結構中，以資本市場為依托的直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將不斷提高，以商業銀行體系為依托的間接融資的相對規模將出現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變化取決于金融體系的變化，而未來資本市場的日益繁榮和傳統商業銀行的日漸式微基本是大勢所趨。

（五）財政預算資金相對規模則可能呈倒u形變化。這是因為，財政預算資金相對規模主要取決于政府職能及其投資范圍。而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和市場機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政府職能范圍可能出現縮小和擴大兩種趨勢。一方面隨著政府對競爭性領域的退出，政府職能范圍將不斷縮減；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帶來的分工的不斷細化將產生許多新的公共事務，從而拓寬了政府職能及政府投資的范圍。

（六）投資中介機構在投資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將越來越大。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整個經濟系統變得越來越復雜，投資項目涉及到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客觀上需要由一些專門的機構獨立出來承擔一些投資服務的功能。與此同時，市場的不斷完善，也為這些機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這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分工越來越細化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