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區治理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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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6-0039-02
一、新農村視野下的農村社區
關于中國傳統農村社區,等學者以“熟人社會”等詞語準確地描述了它的特點,幾千年來一直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狀態。改革開放后,農村經濟迅猛發展,而農村社區的封閉性也悄然發生變化,由傳統農村向現代農村社區變化。隨著現代農村社區的發展,傳統農村社區逐漸走出孤立的自然狀態,融入到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中。徐勇認為,和傳統社區相比。目前中國的農村社區具有開放性、流動性、異質性、變化性四方面特征。
首先,農村社區變得具有開放性。傳統農村社區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這種經濟條件下,社區居民不必和外界交往就可以滿足自己生產生活的需要。但隨著社會的進步,農村社區的這種封閉性正逐漸被打破。盡管還是以家庭為生產和生活單位,他們生產的目的不僅僅為了滿足自己的消費,更大一部分是為了交換;在另一方面,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各種生產生活資料,社區居民也不可能自己制作,需要外界提供,農村社區具有日益開放的特性。
其次,農村社區變得具有流動性。限于農業的特點,在傳統農村社區里的農民很可能一輩子即固定在社區里面,人們長年累月在同一個地方生活交往,社區具有凝固性的特點。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農村社區出現了很大數量的剩余人口,這些人為了生計等原因走出社區走向城市,社區就出現了新的特點,新的農村社區既包含了社區居民和非社區居民,而社區的居民也可能生活在其他社區,農村社區不再是凝固不變的而具有了流動性。
再次,農村社區變得具有變化性。如前所述傳統的農民會在同一個地方日復一日進行同樣的生產,過著同樣的生活,社區具有一成不變的穩定性。而在當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農村社區也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一方面,各種現代化的生產工具提高了農業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各種現代化的生活資料繁榮了居民的生活。徐勇教授用“邊在田野上耕作,邊打手機的農民”形象地說明了現代農村社區的變化性。
最后,農村社區變得具有異質性。在傳統的農村社區,居民從事同樣的職業,進行同樣的生產,進行同樣的生活,甚至擁有同樣的祖先,在這種情況下,社區就具有高度的同質性。而在當下,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社區居民的差異性越來越明顯。首先,社區內出現不同的行業,居民不再都以農業作為自己的職業;其次,即使從事農業,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出現不同的變化。傳統農村社區的同質性正逐漸走向現代農村社區的異質性。
2006年,國家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我們農村的建設指明了方向。面對農村社區的新特點,我們農村社區各建設主體該如何發揮作用,對實現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農村社區建設和治理主體作用分析
社區是社會的縮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以居民、家庭、駐區單位為基本構成單元,小小的社區蘊涵著公共部門(政府)、私人部門(市場)和第三部門(非營利、社區組織)合作博弈、相互作用的全部要素。政府一方面在社區建設中由于自身所處地位,在社區建設中起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政府失效,有時也會阻礙社區的建設;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有它獨特的優勢,但在涉及到社區公共物品上市場也總顯得無力;非營利組織能很好的彌補市場和政府的缺陷,但也會存在自身的志愿失靈。因此,從社會工程的角度看三大主體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制衡、良性互動的機制無疑是社區建設和治理的最佳選擇。
(一)基層政府在農村社區建設中的作用
在實現可持續發展農村和諧社區的總目標的道路上,基層政府的作用至關重要。如何有效地發揮基層政府的職能,協調好農村社會的各種關系,關系到實現中國農村社區建設和治理的總目標的實現程度。
首先,基層政府起到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一方面,基層政府能夠有效地向上級政府反映社區群眾的呼聲和愿望,為上級有關部門及時準確制定農村社區建設治理對策措施提供決策依據;另一方面,基層政府直接面對社區群眾,是居民了解黨和國家相關政策的有效渠道。
其次,基層政府能夠有效地維護農村社區的穩定。基層政府與農村社區聯系最為密切,其中很多干部自身就來自于農村社區,對農村社區的各種情況比較了解,因而,在處理社區內各種矛盾和利益關系是有其獨特的優勢。與農村社區的自身特點有關,很多矛盾在其發展初期很好處理,基層政府干部因其自身就處于社區當中,就能很好地發現矛盾的原因,盡早地將矛盾化解在萌芽階段,從而保證農村社區的穩定。
再次,基層政府是展現政府形象的窗口。一方面,基層政府直接服務于社區居民,在處理居民各種需求時,能否及時有效讓群眾滿意,關系到黨和政府在農村居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基層政府采取何種措施,帶領農村群眾進行社區建設,實現新農村建設目標,讓居民切實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影響到農民對政府的信任。
(二)市場主體在農村社區建設中的作用
本文所述市場主體指的是以營利性為目標的企業。且在廣大農村地區中為數眾多的企業都為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故本文探索在農村社區建設和治理中市場主體作用是,主要探討中小企業在農村社區建設和治理中的作用。
首先,中小企業是解決農村居民增收的關鍵。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增收問題,而擴大農民就業是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方法。農村地區的中小企業在擴大農民就業方面有它天然的優勢,一方面中小企業大多處在社區里面,社區居民可以在上班的同時照顧農業生產;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受資金、技術等方面的限制,大多為勞動密集型企業,這樣它就最大限度地擴大農村居民的就業。因此,在推進農村和諧社區建設過程中,要大力扶持發展農村中小企業。
其次,中小企業能夠有力地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農村地區往往是農民一家一戶進行單獨生產,勞動效率不高且容易造成資源浪費。而中小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它在資源配置上有其獨特的優勢,可以把眾多的農戶組織起來,進行產業化經營。農業產業化經營是現代農業的要求,也是新農村的標志之一,因此,中小企業的發展,能夠有力地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如何有效地扶持中小企業,促進現代農業發展,是農村地區社區建設和治理的任務之一。
再次,中小企業是推動農村城鎮化的重要途徑。一方面,城鎮化實現前提條件是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變成城鎮人口,
而中小企業在這方面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社區居民在選擇中小企業就業的同時,自身也可能從分散的地方聚集到城鎮;另一方面,城鎮化還要求農村社區工業化發展,而中小企業本身就是工業發展的一分子,并且它的發展有利于帶動相關服務業和商業的繁榮,促進工業化的進步,從而加快農村城鎮化的步伐。可以說,發展中小企業是農村城鎮化的必然要求,農村城鎮化是中小企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第三部門在農村社區建設中的作用
農村社區第三部門組織的本質特性體現在“公益性、民間性、非營利性”上,公益性特征適應了新農村建設的要求;民間性特征有助于新農村建設;非營利性特征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保障。在新農村建設背景下,推動第三部門的發展對實現農村和諧社區的目標影響積極而深遠。
首先,農村社區第三部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城鄉統籌發展。不可否認由于歷史的原因,城鄉目前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如果任憑這種差距的擴大,將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為了縮小這種差距,政府提出“以城帶鄉,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社區第三部門組織將起到一個橋梁和紐帶作用。如一些社區服務組織和社區經濟組織可以在信息服務、合作渠道等方面幫助居民,提高農業生產的產出,增加農民收入,抑制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
其次,農村第三部門組織在籌集社區建設所需資源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中國農村社區建設目前普遍存在基礎設施建設比較薄弱的情況,在加強這方面建設上,資源問題是關鍵,政府部門的財政支持畢竟是有限的。而你農村市場部門由于其自身逐利的特性,不可能不追求利潤而為社區建設提供其本身就有限的資源。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是農民,如何使農民參與到農村社區建設當中是建設成敗的關鍵。第三部門因為一方面它本身的非營利性特征,另一方面貼近社區居民,與農民直接打交道,就能很容易把農民組織起來,將社區的資源最有效地投入到社區建設和治理最需要的地方。
再次,農村第三部門組織可以有效促進農村社區“管理民主”目標的實現。“管理民主”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保障,必須貫穿于農村社區建設的始終,在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村地區,管理不能僅僅依靠“國家干預”或者“基層自治”,而農村社區組織在這方面就可起到橋梁的連接作用。一方面,社區組織參與農村社區建設和治理推動了基層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促進了政府和社區的有效溝通;另一方面,農村社區組織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整合民間的資源服務農村社區建設和治理。農村第三部門組織構成了社區管理的組織基礎,有力地推動農村地區民主管理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第2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長期以來，由于發展規劃、組織體制和財稅政策的原因，遠郊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嚴重滯后于中心城區。近年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城鄉一體化工作，通過各種方式開展城鄉一體化推進工作，其中，農民的社會醫療和養老保障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的硬件建設有了較大的進步。今年以來，市政府出資10億，并要求各部、委、辦、局和國有大企業出資等方式開展綜合幫扶，以此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的城鄉一體化目標。
城鄉一體化是城鄉在保持其各自不同的經濟功能、生態功能和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在相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中，保障城鄉居民具有平等的發展和生存環境。上海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工作中，目前的綜合幫扶主要是希望長效解決農村地區由于集體資產產出不足，難以支付其社會管理中的經費和公共服務配套所需資金而實施的政府行為。現有的10億政府綜合幫扶資金，主要是通過購買成熟區域的房地產，實現貧困村農村集體資產的增值。現有的方式可能產生的經濟和社會風險主要是：一是，所形成的資產能否真正以市場化的方式實現利潤，進而滿足農村社區管理經費和城鄉公共配套均等化所需有待進一步檢驗。二是，如果形成了良好的資產回報，城市居民治理體系與農村居民治理體系所需的經費來源和金額不同，將形成新城鄉社區治理中的不平衡。事實上，現在同一區域的貧困村與富裕村已經因政府“幫扶”資金的使用問題，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同時，在國有企業和上市企業捐助農村集體資產增值的過程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障礙。為了使綜合幫扶這項工作取得實效，需要對一些基礎性工作加以認真思考和研究，使綜合幫扶能夠在區、鎮、農村社區規劃、體制、機制明確的基礎上，精準幫扶，有效提高。
1、加強對綜合幫扶戰略目標的定位研究和頂層設計。加強對城鄉一體化建設與農村社區建設和治理可持續發展架構認識，明確政府資金是用于提高農村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和產出效率，實現未來農村完全自我管理的治理目標，還是以上海農業現代適度規模的發展趨勢為依據，將村委會的經濟功能和社會服務功能分離，以城鄉一體化的居民治理體系為目標，構建鎮、村社區建設與城市社區居委會相同的社區治理體制機制，形成具有與國際化大都市和依法治國相匹配的城鄉管理法律法規和組織體系。
2、加強遠郊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規劃配套標準研究和設計。現有10億綜合幫扶資金，主要是購買成熟地區的房產，與農村社區的公共服務設施關聯度尚不緊密。從政府職能角度出發，主要應以提高全體居民的公共服務質量均衡化為目標。事實上，與城市人口集中的街道社區不同，鎮域化和農村生活區域，相關的社區公共服務配套標準需與鄉鎮、農村社區面積大、人口少的實際相匹配，制定近距離、便利化和規模小的公共服務設施配套標準，更加有利于農村社區居民就近享受公益性公共設施，有利于各種小型綜合幫扶資金發揮作用。
3、加強遠郊社區規模和管理法規的研究和頂層設計。歷史上由于鄉鎮和村委會組織機構的不斷歸并，遠郊鎮域、農村社區的區域大小、人口規模、經濟實力差距較大；區、鎮、村級社區的組織體系各自為政，層級多，管理模式差距較大，組織和管理體系設計難以滿足群眾對社區生活的便利需求，社區治理效率低。農村行政管理條例缺乏，“城中村”現象頻現。上海需要根據遠郊鄉鎮和農村的實際，加強社區居委會的規模和組織框架的頂層設計，制定城鄉一體的《城鄉行政管理條例》，促進城鄉社區治理和現代文明共同發展。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奉賢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建奉賢區委主委、奉賢區科協副主席）
第3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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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基金項目：河南省2013年科技發展計劃項目“河南省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區信陽市‘三化’協調科學發展對策研究”（132400410809）階段成果。
作者簡介：厲有國（1966-），男，河南羅山人，信陽師范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理論。
新型農村社區是“現代化城鎮體系的末端節點”。對農民來說，它是一個全新的場域，對農民身份的影響意義重大。關于農民市民化的研究，國內學者主要集中在有關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的市民化上，而對新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對農民市民化轉身的影響研究則不足。因此，了解和考察這一群體的生活狀況及存在的問題，探討社區文化建設對社區居民身份轉化的作用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新型農村社區農民市民化存在的問題
“我是誰”是一個涉及到人的社會身份與角色的問題。農民生活的最大特點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生活在新型農村社區的人住在樓房或獨棟別墅里，他們通過土地流轉或土地承包的方式脫離了與土地的聯系，從事建筑、服務等非農工作，與城市居民一樣，工資性收入成為主要經濟來源，家庭支出構成也與城里人大致相同，其突出特點是正在“去農民式生活”，但其市民化轉身仍然面臨許多障礙。
1.習慣于農村生活方式。新型農村社區擁有全新的自然空間和人文空間，既與城市社區不同，與傳統村莊社區也不可同日而語。確切地說，它具有城市特質――高樓大廈、林蔭大道和現代公共設施。從公共服務設施等器物上看，如建設規模和社區公共設施的品種和質量而言，新型農村社區都不是傳統村莊社區的翻版，也不是舊村莊社區的再造，這類社區的硬件設施可以和城市社區相媲美。但由于生活在這里的農民對成為城市市民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加之習慣于自在自由的農村生活，這就使得散漫、規則意識缺失的農村生活習慣，在社區生活中隨時表現出來，如占用公共綠地種植蔬菜、在公共場地亂堆亂放、在公共場所隨意亂丟垃圾等等。這些不文明、不科學、不衛生的農村陳規陋習在新型農村社區隨處可見，在管理缺失時表現得特別突出，這都是他們還沒有適應新環境的表現。農村生活方式的慣性，是農民市民化轉身的重要影響因素。
2.非農化就業轉換艱難。新型農村社區的居民通過土地流轉或土地承包的方式脫離了土地，從事建筑、制造、加工、服務、修理等非農工作或成為農業工人，與城市居民一樣工資性收入成為他們主要的經濟來源。但是新型農村社區的農民大多學歷低、年齡大，轉崗能力差，導致他們的就業領域十分有限，且大多是工作環境差、待遇低、強度大、工作時間長的工種。新型農村社區的許多居民由于就業困難，不得不選擇設點擺攤，從事一些回報少、技術含量低，缺少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有的甚至不得不又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巨大的城鄉差距，高昂的生活成本，艱辛的就業歷程，冷卻了農民的“市民熱情”，使他們難以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很多人內心里并沒有認同自己社會身份的轉變。
3.市民身份認同比較模糊。在我國特殊的國情下，一般來說，從農民轉變到市民是一個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過程。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新型農村社區的居民對自己社會角色的認同卻并不一定如此。例如，他們對自己究竟是“市民”還是“農民”的看法就有疑問。盡管已經把新型農村社區作為城鎮化的最后一級的組成部分，制度設計的目的是使農民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身份和社會權利，但由于新型農村社區居民在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等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問題上，仍然游離于城市社會保障之外，與城市市民相比，他們的社會保障仍然是“低覆蓋、低標準、低起點”。由于這種保障對于他們來說與農民并沒有什么差異，因此，許多社區居民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這種社會權利的“二元制”，在客觀上強化了新型農村社區居民社會層面的失落感，使他們在內心深處難以認同自己新的社會身份。
4.市民人格精神缺失。新型農村社區通過村莊整合等模式改變了居民的聚居模式，集中居住的生活模式打破了以往村與村、組與組，以及家族、宗族的傳統居住格局，人口、家族結構異質化，形成了“大雜聚，小聚居”新的人際關系，并為人們提供了城市化的公共服務，目的是以城市性取代鄉土性、以現代性取代傳統性，逐步轉變農民的思維方式、生活觀念、行為習慣，使其擁有“城市性”，并最終成為名副其實的市民。但是，村莊社區的“社會關系及其殘余，不管是物質的、意識形態的或其他，都會對現今的社會關系產生約束”，[1]致使他們具有濃厚的農民情結，突出表現就是一些人拒交物業管理費，對城市文明生活難以適應，缺乏獨立性、自主性、責任性、組織性和紀律性，以及積極進取、勇于創新等價值觀和法治精神、自治精神。
二、影響新型農村社區農民市民化的社區文化因素
文化具有“以文化人、潤物無聲”的功能，新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缺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影響社區農民市民化轉身的重要因素。
1.社區文化設施、組織和人才缺失，影響了農民對新生活的預期。基礎設施是社區文化賴以存在的物質載體，沒有這些硬件設施，社區文化就無從談起。因為文化屬于精神范疇，在一定的載體下形成一種社會文化環境，并對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產生同化作用。由于政府在規劃新型農村社區時標準低，準備不足，多將其定性為“安置社區”，沒有將其納入城市社區管理體系，導致新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缺少公共財政經費支持，文化建設投入不足，硬件設施不齊全，很多新型農村社區缺少居民圖書室、公共活動室、體育健身設施，沒有電影院、KTV、娛樂場所等，更缺乏群眾性的文化組織和文化活動人才，導致社區公共文化活動無法正常開展，農民在閑暇之時主要以看電視、斗地主、打麻將等方式消遣時間，或者做“宅男”“宅女”。這樣的文化氛圍、文化生活和休閑娛樂方式跟農村生活并無區別，社區的文化生活與城市文化生活的巨大差距，直接增加了農民心理層面的失落感，阻礙了社區居民對未來生活的預期。
2.社區文化活動缺失，影響了社區凝聚力和農民歸屬感。公共文化活動，是人們增加彼此聯系和了解，提高人們的公共精神和社區意識，培育社區歸屬感的重要平臺。新型農村社區居民入住社區后，由于住房缺乏開放性，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由而隨意地相互串門，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斷裂，以往以血緣、地緣為主的人際關系被解構。在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網絡成員相互認識的可能降低，社會關系功能結構趨于開放、松散，其親密程度大不如以前。同時，社區內的農民為維持生計，每天忙于奔波，缺乏參與社區治理的動力。同時，人們也因為工作差異而缺少共處的時間和空間，人們交往頻率變低，即使是前村后屯的鄰里，也逐漸變得陌生，社區除了居住功能外，其情感、文化、精神的溝通功能都在弱化。但是，目前新型農村社區的體育活動、棋藝活動、演唱活動、科技教育、節慶文化等公共文化活動供給嚴重不足，更缺乏具有鄉土特色的文化活動，如廟會等“節場”文化。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不足，弱化了其情感、文化、精神的溝通功能，在客觀上導致鄰里互動和群體意識缺失，導致社區居民社區認同感不強。
3.社區民主管理缺失，影響了農民市民身份的轉換。新型農村社區通過村莊整合等模式改變了居民的聚居模式，一般規模比較大，多者上萬人，少者也幾千人，異質化的社區人口和家族結構，導致了復雜的利益格局和多元的利益訴求，增加了社區管理的難度，并對社區管理人員的服務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但新型農村社區或委托于物業管理，或是由傳統農村社區管理者繼續管理。前者，只是對物業管理負責，注重的是經濟利益。后者，由于缺乏協商等現代社區治理思想和技能，在實踐中仍采用命令式的管理方式，缺乏推進社區群眾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措施和行為。如此以來，導致新型農村社區管理方式陳舊混亂，造成社區管理者和社區居民的沖突時有發生，這種沖突在婚喪嫁娶、利益分割、人情往來、社區治理活動中表現得特別突出。這些沖突造成社區居民心理上的不適，阻礙了他們市民人格的形成。
4.社區制度文化教育缺失，影響了農民市民化轉身的進程。制度是文化的重要形態，表現為一系列影響人類行為的規則或規范。對于新型農村社區而言，社區管理無疑被注入了城市社區管理的新“要求”，目的是再造新型農村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社會心理等，促使社區里具有鄉土氣息的農民向市民轉化。但目前制度文化建設也存在著缺失的問題，既沒有把城市化的規則和制度納入社區文化建設之中，對社區群眾的消費觀、時間觀、娛樂觀、價值觀和信仰觀等進行集中培訓，也缺乏將遵章守紀等意識滲透到社區文化活動、學習活動之中，更缺乏處罰措施。一些新型農村社區雖然制定了新的規范，但往往只是寫在紙上、貼在墻上，缺乏硬性規定和處罰措施。因為社區的人們大多是前村后屯的，因此，對于一些違反市民生活準則、文明規則等行為，也大多因為是熟人，不愿得罪人而熟視無睹，制度制定的初衷并不能夠完整實現，結果導致社區內許多不文明行為的發生，如亂牽亂拉、亂挖亂建等隨處可見。制度文化教育不足，影響了農民市民化轉身的進程。
5.公共文化服務缺失，影響了農民對新市民角色的認同。物化的產品和服務中的文化，對人們的生活習慣、價值理念、思維方式等會產生重要影響。因為當他們共同趨向某一類文化實物、器用時，他們直接就被相同的習慣選擇和文化認同所聯系起來。新型農村社區一般規模較大，但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金融、購物等公共服務不足，特別是學校、醫院較少，更缺乏酒吧、電影院、咖啡廳、KTV和非營利的公共文化機構等具有城市生活標志的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社區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資源的短缺，就造成城市生活方式缺乏對農民的引領。公共文化服務缺失嚴重影響了社區文化建設，制約了社區居民城市生活習慣、價值理念、思維方式的形成。據統計，有超過65%以上的受訪居民對社區公共文化服務現狀表示很不滿意，認為他們是“二等”市民，沒有享受到城市市民的待遇，這阻礙了他們對新市民身份的認同。
三、加強新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助推農民市民化的對策
新型農村社區是農民的“新型社會空間”。[2]它的建設宗旨在于對接城市社區、消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農村城鎮化和實現城鄉一體化，因此，應當積極建設新型農村社區促使農民向市民“華麗轉身”。
1.多渠道籌措資金，加強新型農村社區文化設施、組織和人才建設。多渠道籌措資金是新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健康發展的前提。首先，地方政府要立足于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加強規劃管理，把居民圖書室、公共活動室、活動場地、體育健身、托幼教育設施等基本設施納入社區建設規劃。其二，各級政府要完善財政預算，安排新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預算經費，社區文化管理部門要創新工作方式，加強社區與企業的聯合，爭取企業支持。其三，積極培育和發展各種基于共同愛好和興趣的社區文化團體，積極組織人員申請文化建設項目，通過項目帶動的形式支持群眾性的文化組織建設，培植業余文化隊伍；采取多種途徑培訓文藝骨干，開發社區業余文化人才資源，提高社區文化人才的政治和業務素質，儲備文化力量。
2.開展多種形式的社區文化活動，幫助農民構筑市民價值觀。“從社區建設與發展的角度看，當下社區發展的目標主要在人，在于人精神層面的滿意度、歸屬感、凝聚力。”[3]為此，必須開展多種形式的社區文化活動，幫助農民構筑市民價值觀。首先，根據新型農村社區的實際情況，組織豐富多彩的社區文化活動，如各種體育比賽、棋藝比賽、演唱比賽等活動，引導興趣愛好相同的人聚集起來，減少他們在社區生活中的失落感，使他們在享受到文化活動樂趣的同時，也不斷地積累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消費觀念。其次，開展多種類型的文化交流學習活動。如社區科技文化學習和技能培訓、（高）校（社）區聯合等文化交流活動等，傳播居民精神風貌和城市生活方式，彰顯文化“以文化人、潤物無聲”的功能，營造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引導社區農民逐步構筑市民價值觀。
第5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教育共同體；農村社區教育；農民素質；管理機制；政府主導
加快培養有文化、有責任感、有上進心和公益心的高素質新農民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當務之急。鑒于此，從2008年起，四川省郫縣積極轉變政府公共治理模式，在發現、開發農村社區教育新資源的基礎上，通過政府主導的方式構建農村社區教育共同體，有效整合了農村社區各種教育資源，初步形成了新農民培養的嶄新模式。
郫縣構建的政府主導型農村社區教育共同體是對教育管理機制的改革和創新，是新農民素質培養體系的核心推動力。“教育共同體是區域教育主體之間的關系模式。”[1]這種關系就是合作。它主張政府放棄壟斷或獨自包攬教育的傳統做法，逐步退出微觀辦學過程，通過價值引導、資源配置、制度設計、信息服務、平等對話等方式，充分利用社會生活中已存在于農村社區的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行會協會以及個體成員等教育力量，構建別具特色的農村社區教育自治組織。經過近三年的探索和實踐，郫縣以政府主導為核心的農村社區教育管理機制改革和創新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全面提升農民素質方面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具有借鑒意義的實踐經驗。
一、樹立大教育觀，發現農村社區教育新資源
這里的“發現”在郫縣農村社區教育管理機制改革探索中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含義。從動機層面分析，它體現了“大教育觀”，認可“學校教育”只是“教育”的“冰山一角”，[2]帶著對“教育”等于“學校教育”的批判意識才可能去發現農村新教育資源，即一切可被開發利用來實現農村教育價值的社會因素和條件；“發現”又相對于“主辦”而言，它是政府主導的核心理念，是放棄壟斷和獨自包攬農民教育責任的開端，充分體現了有限政府和新公共治理理論的核心理念；從結果層面上分析，發現30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經濟基礎變化、形成的教育發展新資源和新形式是構建農村社區教育共同體以及全面提高農民素質的基礎性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準確地把握農村社區教育發展的規律，才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農民素質提升政策。
通過對郫縣165個村或社區教育狀況的調研發現，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積聚了豐富的可供開拓的新教育資源，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各種村鎮組織開展的社區文化活動，每村投資80萬～150萬元建設文化活動室或中心，僅此項建設全縣投資超過2億元，活動超過100項；二是農村的社會服務體系，如就業保障工作站、便民服務站；三是黨政部門的社區教育宣傳與社會服務，全年舉辦活動達170項，如“警校共育”、法制學校、婦女學校等開展的全民科學素質提升行動；四是縣級群團組織，包括共青團、婦聯、關工委、未保委、老齡委等，積累了豐富的、有價值的教育資源與經驗；五是駐農村社區的企事業機構，尤其是駐郫的19所大學與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開展了大量的社區教育活動；六是高校學生志愿者和NGO志愿者密切關注農村社區教育，僅西部大開發“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就有330名志愿者在開展農村社區教育服務，同時每年超過6000人次的大學生志愿者與農家和農戶開展結對幫扶。新教育資源的發現與大教育觀的普遍樹立是分不開的，反過來又促進人們對大教育觀的理解更加深刻。
二、基于利益共振，創建農村社區教育共同體
在對郫縣廣大農村地區的非學校教育資源和形式的進一步細致分析后，我們發現不同的教育主體有著不同的行為動機與利益訴求。政府部門開展農民教育活動的出發點是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例如公安與司法部門開展的“警校共育”生存教育活動以及法制學校開展的普法活動等。NGO及其志愿者，如成都河流協會在安龍村開展的以“綠色學校”為主題的環保教育活動，他們的動力則主要來源于成都河流協會的章程規定和志愿者對環保工作的熱情；駐郫縣19所高校學生志愿者以輪崗的形式在社區開展各類有利于農民素質提高的教育活動，其內在動力一方面是承擔社區服務的職能，另一方面是培養學生的社會活動能力。部分有社會責任的盈利企業，如高福記公司通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對農民開展衛生行為習慣方面的教育，其是基于自身企業的長遠發展考慮，主要目的是培養具有良好衛生習慣的合格勞動者。村級組織，如中國農家樂發源地郫縣農科村，運用村規民俗廣泛教育村民，其主要動機是維護和傳承地方經濟、文化活動模式與準則。
面對不同利益訴求的社區農民教育主體，政府如何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是沿用傳統教育管理模式努力尋求同一，還是另辟蹊徑創新履職方式？經過不斷地思考與探討，我們認為，農村社區教育主體不同的利益訴求與形成農村社區教育發展的合力之間并不沖突。為此，我們有選擇地學習、改造了諾瓦克爾醫院的倒金字塔型，[3]最終形成了政府主導型農村社區教育服務模式，即政府有效推動農民素質提升的方式。
在創立的郫縣政府主導型農村社區教育共同體模型中，工作運行機制發生了方向性變化：農村社區教育主體成為“老板”、成為社區教育的“發動機”，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訴求來設計并開展各種各樣的社區教育活動；正式的公共教育機構（主要是學校）不再充當主導或領導的角色，而是強化了其配合和服務功能；政府在該模式中則充當“機長”的角色，只要農村社區教育主體合法、教育目的與內容不違背國家政策與法規，政府一般不干預各教育主體設計和實施的具體教育活動。政府高度信任教育主體的能動性，對各種社區教育活動不設定系統、剛性的考核指標體系，但重視受教育者的感受與評價，如受教育者有不良反映，則聘用專業評估組織予以客觀評估；當社區教育主體提出某種條件要求時，政府才利用自身信息優勢、資源優勢予以幫助和扶持。
三、尊重農民意愿，建立社區教育和諧新關系
通過社區教育提高農民素質，本質是一種教育活動。因此它也必須遵循教育規律，應在政府的主導下，在教育主體與農村居民之間建立和諧的教育關系。這種關系既可以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行政權威優勢，又能夠充分調動社區組織與居民參與社區教育活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是農村社區教育得以開展的前提條件。
根據我們的實踐經驗分析，要追求農村社區教育關系的和諧與效率，僅僅考慮農村社區教育主體的利益訴求是不夠的。因為作為受教育的農村居民對于自己接受什么樣教育以及怎樣接受教育有無可爭議的話語權，他們有權利根據自己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表達自己的教育需求并得到滿足。為此，無論是政府還是社區各教育主體都應當學會尊重農村居民的意愿。在某些情況下，還應當做出某種妥協以換取農村居民的信任與支持。
以成都市河流協會為例，它最初進入郫縣農村社區的目的是保護河流并研究城市生態與河流保護之間的關系，提升農村居民環境意識，改善鄉村人居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于是，他們前期開展了系列調查活動，旨在了解村民對于環保教育的需求。但是，調查結果卻大大出人意料：村民的一致要求是想學跳舞，而不是任何形式的環保教育。面對這種沖突與差異，河流協會最終選擇了尊重與妥協。在政府等各種渠道的幫助下，他們將著名的戰旗文工團請到農村社區，讓高水平的專業演員給當地村民輔導，隨后又舉辦一系列盛大的文藝匯演，請農民自編、自導、自演……很快，河流協會這種尊重農民意愿的行動給他們帶來了“甜頭”：通過文藝匯演交流活動，河流協會工作人員取得了當地農民的信任，農民朋友開始主動了解河流協會的組織情況、活動宗旨等，并開始了解河流保護的相關知識。
當然，河流協會等社區教育主體倡導的尊重不等于放縱。在通過滿足農民意愿的基礎上，他們在無形之中推廣了自己的環保主張、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村民的行為，為后期的社區教育活動奠定了扎實的群眾基礎。日前，郫縣農村社區成為成都市河流協會進行環保教育宣傳的重要基地，多個國際合作項目在縣域內開展順利，初步建成了綠色蔬菜生產基地，培養了一大批講環保的高素質農民。另外，部分社區農民還走上了國際環保論壇，向世界展現了新世紀中國農民的新形象。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和諧農村社區教育關系的建立。
四、重新界定角色，賦予學校教育農民新職責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社區教育實踐在“學校、家庭和社會三結合教育”的命題下展開，[4]引發的是以學校為主導的社區教育研究路線，表現為家庭、社區對學校教育的配合。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社區教育的獨立地位在不斷強大，而以學校為中心、采取課堂延伸的做法則不斷地暴露出諸多弊端，如學校負擔過重、出現學校話語霸權、教育活動與農民生產、生活相脫離等。在政府主導型的農村社區教育共同體中，我們不贊同以學校為中心開展社區教育活動，同時我們也不忽略學校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根據教育共同體的關系模式，考慮到學校自身的專業優勢，我們支持學校以農村社區教育的“平等”主體角色承擔社區農民教育的責任。在實踐中，大家親切而形象地用“偵察員”、“秘書”、“教練”來重新界定學校在農村社區教育共同體中的角色與作用。
“偵察員”角色，是指學校承擔信息樞紐的作用。一方面以專業的視覺挖掘新農民所應具備的理想素質及其教育缺口；另一方面，努力挖掘、發現、尋找社區農民教育的新形式、新資源。
“秘書”角色，是對于教育共同體中的政府作用而言的。這一職能在鄉鎮一級的社區教育共同體構建最為典型，體現為學校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和專業優勢為鄉鎮政府制訂社區教育發展規劃。如在郫縣安德鎮，每年都由兩路口學校制訂整個鎮社區教育共同體的活動計劃，然后經社區教育共同體認可、批準后予以實施，該做法效果良好，得到了社區教育各方的認可與肯定。
“教練”角色，在某些農民社區教育主體有明確教育目標指向，但教育教學能力上有所欠缺的情況下，學校就自覺充當教育技能訓練的角色。如在“警校共育”生存教育活動和法制宣傳教育活動中，學校就幫助公安部門設計出深受廣大農民群眾喜愛的教育形式（如電影觀摩等），有效地提高了社區農民的法律素養。
五、發揮比較優勢，建設農村社區教育系統工程
與正規的公共教育體系相比較，農村社區教育具有主體多元、方式多樣、活動豐富、發生在特定社會環境、與具體的社區活動密不可分等特點。正是這些優勢的存在，使得農村社區教育在提升農民素質的過程中，其所發揮的作用不可低估。為使其在新農民培養過程中提供源源不斷的推動力，克服其偶發性與非系統性等弊端，郫縣在建設社區農民教育系統工程上做了很多有益嘗試。以制度建設為突破口。由于農村社區教育共同體的構建是一個難以數量化的問題，是一個難以分解為低層次問題的社會經濟系統。但運用軟系統方法（SSM），把各試點社區構建教育共同體的探索，歸納總結為政府政策而行動，把社區教育共同體的實際運作與設想升華為“根定義”模型，以此指導各基層政府教育活動，再以現場會方式達成研究人員與政府的共識后推向全縣。通過對相關制度的建研制并固化，達到對農村社區教育全過程監督和約束的目的。
積極推廣成熟工作經驗。首先，確定試點農村社區。在全縣選擇10個鎮的農村社區作為試點，按照教育共同體總體思路，各自圍繞一個主題精心選擇活動項目，一邊研究活動一邊推進工作。其次，從政府各職能部門入手優化、整合教育資源。各試點農村社區現有的黨團活動室、文化活動站、老年學校、法制學校、婦女學校以及家庭學校等資源同正規學校結成教育共同體，高校與企業的相關資源也配置到相應社區。教育共同體構建以后，以往政府各職能部門走過場似的各類文體娛樂活動，全部轉變為依托學校進入農村社區的教育內容，增強了活動的教育意義。最后，以培養現代公民和新農民為重點，設計并開展社區道德素質教育活動，全面提高農村居民的道德素質，這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
建設穩定的社區教育隊伍。第一，工作推進隊伍，在政府機構內部遴選一批熱心教育的同志組成教育共同體工作委員會。第二，專家指導隊伍，以教育專家為主建立專家指導隊伍。第三，志愿服務隊伍，以“一村一大學生”計劃的全職志愿者為主體，關工委老同志、駐郫縣19所高校學生、河流協會工作人員和企業員工等志愿者通過教育共同體各類活動參與農村社區教育。教育隊伍內部分工合理、職責明確、相互配合，老、中、青相結合的梯隊結構激發了隊伍的活力和激情、增強了隊伍的創造力和戰斗力。穩定的教育隊伍是不斷深入推進農村社區教育、提升農民素質的核心力量。
參考文獻
[1]柯玲.農村教育共同體構建――基于成都郫縣的探索和實踐[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5.
[2]項賢明.泛教育論――廣義教育學的初步探索[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43.
第6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在中國現有條件下，與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鮮明過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體是農民城市化的一種“新型社會空間”，是弱勢的非農化群體“小傳統”得以依托、行動邏輯得以體現的社會場域。這種組織化共同體是農民城市化進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會空間”。筆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體概念，為村莊研究增添了“走向終結型的村社共同體”類型。
1990年代末以來， 大有燎原態勢的城中村日益成為中國城市化中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這里的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過程中，已經實現非農轉化的村社區的組織及其社會關系網絡等能在城市經濟社會關系中延續下來，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城市社區。由于已經或者正在形成的城中村與一些比較嚴峻的城市問題（如治安、流動人口管理、城市“景觀”）直接或間接地關聯在一起，因此，無論在當下政府、公眾抑或學界的視野里，城中村都在相當程度上被建構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化現象。本研究立足于廣州城中村個案，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就城中村依存的都市村社共同體的承續與變異邏輯進行探究。這既可以在理論上深化理解城中村現象，又可以在實踐層面和政策層面上提供一條不同的思維路徑。
在城市化的村莊研究中，非農化的“工業村”是比較集中的研究論域。 王穎通過對1990年代上半期廣東南海鄉村再組織的經驗研究，指出非農化即鄉村社區的工業化，這種新基礎上的社區化是“集傳統家族文化、地緣關系、群體基礎結構、行政組織單位、社會實體、情感歸屬與社會歸屬于一體的綜合性概念”，是“新集體主義”在社會意識、關系模式、組織方式上的現實化。（注：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65頁。）折曉葉、陳嬰嬰則通過自然城鎮化中產生的“超級村莊”的研究，發現這種村莊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內源性的發展，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既是工業化的社區，又保留著鄉土社會生活秩序與原則”的社區組織。（注：折曉葉、陳嬰嬰：《社區的實踐——“超級村莊”的發展歷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頁。）這些具有代表性的非農化村莊研究發掘出，鄉村城市化過程中，非農化雖然改變了原有的社區傳統與結構，但傳統與現代要素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互融合的關系，傳統與本土可以成為創造與促進現代社區發展的資源。
城中村是中國城市化特有的現象， 西方經典理論在闡述由鄉村向城市的轉型過程中，并沒有涉及過渡形態的“亦城亦村”共同體組織的存在形態與城市化意義，更沒有著重涉及在周邊已經完全城市化的社會情境下，“走進”都市的村社型共同體的變異與生存邏輯。在國外關于城市外來移民聚居區的研究中，如關于華人聚居區唐人街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注意到，這種“民族文化聚居區”是“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社區，在承擔具有濃厚原鄉本色社會文化“庇護所”的同時，更提供了讓各種融入主流社會的因素得以發育與崛起的社會空間（注：周敏：《唐人街——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華人社區》，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63頁。）；關于非精英群體移民的社會融化研究指出，非精英群體更傾向于用鄉土性的資源，更熱衷于通過群體的內聚來為其社會融入提供服務（注：王春光、Jean-Philippe BEJA：《溫州人在巴黎：一種獨特的社會融入模式》，《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這些研究表明，傳統鄉土性資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會融化中具有獨特的價值與地位。
都市村社共同體是本研究提出并借諸分析的一個核心概念。 這種新的村社共同體特指與傳統小農村社共同體相對應、相區別的一種村社型組織，是以行政村莊為邊界，建立在非農產業經濟基礎之上，并在非農化過程中依賴自身的經濟、權力、歷史、文化和社會心理等資源進一步凝聚起來的共同體組織，具體包括工業化的新型村社共同體與后工業化的新型村社共同體。由于本研究關注的城中村是完全進入城市地域、經濟結構上也已經“去”工業化的特殊城市社區，因而，本文是關于一種特定類型的新村社共同體的研究。
一、緣起：“走進”都市的村社型共同體
石牌村是本文關于都市村社型共同體及其運作邏輯得以展開的實體空間， 同時也是筆者關于城中村立論的重要現實場景。
石牌村是廣州市建成區內的45個城中村之一。 石牌村原是廣州市近郊的一個普通鄉村，1980年代初開始，它的農地逐漸被征作非農用途，村民聚落周邊的農地逐漸被標準的城市建筑取代。1987年，為配合城市東移策略的實施，天河區在原石牌村域內成立了石牌街道辦事處，村因此成為街道辦事處轄下的一個行政村，并同時成為廣州市第一個“街帶村”、“街‘管’村”的農村社區。到1994年，村莊農地差不多全部征用完畢，在不斷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的重重“包圍”下，村域范圍與村民聚落基本合為一體，形成內外特征均自成一格的城中之村。
城中村的發育成型過程， 同時也是原來的村社組織“走進”都市并成為都市村社型組織的過程。村莊非農轉化中與非農化以后，隨著村域優勢級差地租的形成與房屋租金的刺激，依托于低成本的村民私宅，逐漸形成一個流動人口聚居區。1994年，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動人口已達萬人，超過本土常住居民的人數。其后，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到1990年代末，石牌村已成廣州市聲名顯赫的流動人口聚居區。據2000年統計，區內共有本土居民9181人，3139戶，外來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動人口4.2萬人。近年來，流動人口一直比較穩定地維系于這種規模。異常復雜的流動人口聚落的形成，客觀上對社區提出巨大的“治理”要求，原村社組織在諸多緊迫“問題情境”下順乎自然地獲得了嶄新條件下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因此，進入都市以后，甚至到撤村轉制以后，石牌村仍被稱為“村”。一直都在治理著這個社區的，依然是村社型組織。也恰是在這一意義上，數量上幾倍于本土居民的龐大外來人口只不過是“嵌入”這個村社型組織的一個重要變量。石牌村是一個在人口數量上以外來流動人口為主，但在經濟社會結構上卻以本土居民為主的特殊城市社區，村社型組織是該新型社區的治理主體。
在村社組織成為新型城市社區治理主體的同時， 也在進行著自身的“擬單位制”的建構。與許多非農化村莊一樣，石牌村集中了大部分農地非農轉化的補償資金與相關資源，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實力雄厚的社區經濟；并以社區經濟為基礎，推動了包括村民福利（如居民生活補貼、社區合作醫療、社區養老、社區助學等）在內的社區公益事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一個“擬單位制”的社區生活體系（注：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村莊組織在非農化過程中，建構了一種類似于原來城市社區中普遍存在過的“單位制”組織，如毛丹提出的“單位化村落”，李培林提出的“單位制”村落社區。但筆者發現，城中村社區組織的“單位化”現象與一般城市的“單位制”有著本質區別，它的前提是社區組織擁有的公共經濟在市場競爭中的承受力，因此，充其量只能稱為“擬單位制”的建構。），形成以行政村社組織為框架、成員與其從屬的組織有著高度利益關聯與社會心理凝聚的共同生活體。
值得關注的是， 進入都市的村社型共同體還“闖進”撤村改制以后的城市化發展之中。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鬧市區內仍然還有稱之為“村”的社區，這與周邊的城市氛圍很不協調。1997年，經天河區委區政府批準，石牌街道辦事處對石牌村進行了撤村改制的變革。改制的主要內容是：第一，集體經濟公司化，組建了三駿企業集團與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第二，撤銷村黨總支，成立了企業集團黨委；第三，撤銷村委會，原村委屬下的27個經濟社在行政管理上改組為27個居民小組，分五個居委會直接歸街道辦事處管理。顯然，改制是要通過改革，實行對龐大村莊經濟的公司化管理，通過居委化實現對非農化村民及居住地的城市化管理，由此實現制度與體制上的城鄉一體化，把村民轉變為市民，把農村社區轉變為城市社區。
按照這一制度設計，改制既能夠讓原村民更充分地分享城市化利益， 同時又能夠實現政府城市管理的策略，是一舉多贏之策。社區經濟的公司化，是要把繁雜的社區行政與社會事務“剝離”出來，轉移到街道與居委會，這既可以節約原村委投資于辦社區的大筆開支，又可以引入規范的公司化運作機制，從而推動經濟效益的提升，讓社區居民（同時還是公司股民）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而居委化則可以通過強化政府相關職能機構對城中村事務的介入，強化街道與新組建居委會的聯系與管理力度，優化流動人口聚居區的社區治理。按理說，這應該是一場上上下下都會有高度“共識”的制度性變革。
然而，事實并沒有這么簡單。石牌村改制由于啟動較早而未經村民公決， 但村委就撤村改制事宜給石牌街道辦事處的一份報告中聲明，“石牌村的村民雖然轉為居民，但不論從人的素質，生活習慣，對事物的認識，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屬農村型的”，并且還特別強調，“長期以來，村委會的自治組織形式已被廣大村民接受且運行良好”（注：見石牌村委于1997年4月11日給石牌街道辦事處的一份報告。），可見，在村一級的認知中，至少還沒有產生出內在的需求。因此，這種改制還稱不上是達成“共識”的變遷。無獨有偶，1999年，天河區著手對附近的另外10個村進行改制。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已正式頒布實施，當中明確規定，撤村建居必須經由村民會議討論同意，報經縣人民政府批準才能付諸實行。起初，10個村的改制都遇到了來自村民與村干部的阻力，不少村第一次投票未獲大多數通過，后經深入做工作，并經兩次投票才得通過。鄰近石牌村的獵德村本來也預定參與改制，但因抵觸思想嚴重，兩次投票都未獲通過，最后只好暫時放棄。
石牌村的改制經歷了七年多， 在政府具有明確定位的公司化與居委化的改制方案中，表現出明顯的“非預期后果”。最具實質意義的是，多年來，在原村民委員會基礎上新成立的幾個居委會與一般城市社區居委會不同，它們由于經濟利益、歷史文化、社會關系網絡等因素，共同組成一個以三駿公司為核心的都市村社型共同體，三駿公司也因此成為這個城中村社區事實上的“當家人”。而且，該現象至少在廣州已實行改制的城中村中不是個別現象，這些改制公司因此被人們稱為城中村社區的“影子內閣”。
如此“成熟”條件下的村改制為何得不到最主要“受益”群體的大力擁護與支持，公司化與居委化的“分離”性舉措為何遭遇到村社“頑固”的“抗爭”？改制中的這種上下分歧與“非預期后果”（注：默頓：《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林聚任譯，三聯書店，2001年，第310頁。），反映出政府行為之下、城市化過程之中的一個獨特社會場域行動邏輯。
二、理論分析框架：布迪厄的場域理論
村社型共同體“闖進”都市，并能在撤村改制以后得到再延續。毫無疑問， 其生命力得到體現與釋放的真正原因還在于它自身的場域邏輯。在布迪厄跨越諸多學科邊界的繁雜理論體系中，場域理論是其精髓。其中，有三點意涵值得關注。
第一，場域是客觀社會關系的網絡結構。場域的諸構成要素中， 本質性的是把各要素聯結起來的客觀關系，因為“場域都是關系的系統，而這些關系系統又獨立于這些關系所確定的人群”（注：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引論》，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45頁。）。第二，場域是具有自身動力機制的網絡結構。在布迪厄的場域動力機制中，社會資本占有重要地位，他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復合體，那些資源與對某種持久性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這一網絡是大家所熟悉和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的網絡（注：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引論》，第202頁。），場域中的關系網絡賦予每人以集體擁有的社會資本，且通過制度性聯結得以加強。而社會資本累積對于歷史延續的依賴、對于群體性關系網絡的依托都反映了場域的運作特點。第三，場域的邏輯是“實踐的模糊性邏輯”。場域結構中有著人們不可完全貼近的、屬于自身的“邏輯”，并因此表明場域變遷與實踐活動之間的關系特征。
相對獨立的網絡結構與動力機制以及“模糊性”的邏輯存在， 決定了場域生存發展中的自我邏輯性；同時意味著，具體場域并不單純地屬于總體社會安排中的“零件”，而是有著自身的目標、追求與價值，從而在社會格局中有著自身的發展路徑與作用。具有啟發意義的是：第一，作為客觀關系網絡結構的場域，它存在著自身的運作邏輯與動力機制，是在歷史累積中形成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由此提醒我們，一個場域的存在及其結構隱含著“生產性”能力的內生資源體系，在發展進程中往往具有獨特含義。第二，場域是主觀與客觀、個人與社會處于無止境“雙向解讀”的關系之中，任何自主性都是這一過程的體現，但場域實踐的邏輯意味著存在理智無法企及的地方，因此，“非意圖”因素與“自然秩序”在實踐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三，場域是自身歷史發展的結果，對于場域，要特別關注它的歷史生成過程、歷史文化因素與現實功能的聯系，以及這種聯系在現實活動中的價值。第四，場域的相對自主性過程在實踐中還提醒我們，不同社會場域都具有推動自身發展的內在力量，只有在充分開發與利用這種力量的過程中，社會才具有更充分的基礎性推動力。
三、都市村社共同體：農民城市化的特殊社會場域
都市村社共同體的場域邏輯使得非農化弱勢群體在實現城市化的過程中， 擁有了能夠最大化自身多層面利益的社會場地。基于此，都市村社型共同體獲得了新條件下的生命活力。
（一）建構守護型的經濟模式與弱性的內部市場保護機制， 從而建構了共同體得以凝聚的經濟基礎。
在地理區位已經進入城市且經濟社會格局越來越強地受到城市輻射的背景下， 石牌村能夠繼續凝聚成一個村社型共同體，其獨特的社區公共經濟（即原村集體經濟，后改制為三駿企業集團，到目前為止，該經濟的功能仍呈現出濃厚的社區公益色彩，筆者稱之為社區公共經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進”到城市的新條件下，它所建構的社區公共經濟恰是與城市市場經濟相接軌的一種經濟類型，因而，這種經濟具有一定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正是倚賴這種經濟資源的支持，共同體組織才能夠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著自身的能力。
社區現有的公共經濟中，絕大多數都來自與土地資源密切相關的物業出租， 而這些出租的物業，或者由征地補償款直接轉化而來，或者由留用地（征地時政府按一定比例返回的土地）轉化而成，或者由征地補償款與留用地相結合轉化而成，由此形成規模龐大的物業出租經濟體系。歷經20多年的發展，目前已建成的各類物業，總面積達到25萬平方米，年租金收入一億四千多萬元，占到三駿公司總收入量的七成以上。我們暫且把這種以物業出租為主的經濟模式稱為守護型的經濟模式，因為這種經濟的最重要特點是安全第一、保守經營。
社區經濟的這一特點意味著它擁有與眾不同的生存邏輯。 由于盡可能外移出去的市場風險和相對簡單化的經營管理與效益衡量標準，守護型經濟模式明顯地體現著村莊共同體在面臨巨大市場化動力和壓力下更深層的社區生存的理念。不難想象，在城市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石牌村這樣的社區經濟，無論從發展視野、經營管理策略角度，還是從人力資本資源等方面都處于絕對劣勢地位，這些因素的存在與共同作用隨時都有可能把它推向“風雨飄搖”的生存境地；而且，村莊不僅是“弱勢”的經濟共同體，同時還是“弱勢”的社會共同體，它在經濟層面的生存與它在社會層面的生存是不可分割地關聯在一起的。在這樣的內外條件下，要真正改變產業結構，通過追求產業升級來促進經濟效益的全面提升確實很難。因此，人們實際奉行的原則是“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經濟發展與一般意義上的創業不同，它所做的是把國家征地后的資源以最簡單的方式開發出來，從而，以最保守的方式盡可能地穩定住市場利益。顯然，在社區組織的現有條件下，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是一種最為理性的選擇。而恰是這一理性選擇，社區共同體的生存發展基礎與城市市場經濟才取得了相對的平衡。
為適應內外環境的巨大變化， 村莊在這一過程中還建構了一整套具有社區自身特點的市場保護機制。這可以借助黃宗智研究中國農村經濟時關于“過密化”與“反過密化”的觀點來認識。（注：黃宗智：《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規范認識的危機及出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頁。）村莊的自我保護傾向是村社共同體的一種本能，而村莊經濟保護機制的建構只是村莊自我保護在經濟層面上的演繹。在石牌村各種經濟合同與文檔中都可以發現，只要在可能的條件下，它都會有意識地把村社區的利益訴求融會到每一個事項以及與合作者的關系之中，從而實現村社區的整體發展。在村內，從保護性的產業到保護性的職業乃至保護性的業務都是存在的。比如，村內的物業建筑是村莊經濟發展中非常活躍的同時也是利益比較大的行業，這一領域的集體項目一般是走不出村莊的，村內不僅有個建筑裝修的四類企業，而且還有一支人數不少的村人“包工頭”隊伍，兩者幾乎獨攬了村內大大小小的集體工程項目。可見，即使面臨異常強大的市場作用力，社區經濟同樣建構著自我保護機制。
不同的是，在石牌村還有著強大的“反過密化”力量與這種保護機制抗衡， 因此，社區經濟的自我保護機制呈現出彈性與弱性的特點。首先，村莊經濟結構本身便內含著抗“過密化”的因素，這是最具殺傷力的“武器”。物業出租經濟由于經營管理比較簡單，對勞動力的吸納非常有限。隨村莊經濟規模的擴展與向第三產業轉型，村里的就業不僅沒有提升，甚至還出現一定幅度的下滑。1987年與1982年比，營業總收入增長了將近10倍，從業人員反而減少了140人；2000年總收入又比1987年增加了將近20倍，而村社區經濟能夠解決的村內就業人數與20年前差不多。兆隆公司是三駿公司最大的下屬公司，擁有上億資產，經營項目全是物業出租，管理人員包括總經理在內僅4人。物業出租這一特定產業對勞動力吸納有極大的局限，同時，比較低下的村人綜合素質與比較高的就業要求，客觀上抑制了村社區經濟保護機制賴以發揮的空間。其實，作為物業主的社區組織在與物業承租方簽訂各種租賃合同時，一般都會盡可能地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要求，但承租方往往出于節約成本和便于管理的考慮，在合約制定或執行時表現得彈性甚強。太平洋電腦城是村里的效益“明星”物業，與承租方約定大樓的保安員與保潔員全部雇請村人。但現在的情況是，保安員已經沒有村人，保潔員僅存10多個村人。“亮點”物業尚且如此，遑論其它。
城市市場經濟中，石牌村這樣的非農化群體無疑是競爭中最為脆弱的群體， 它們的自我保護機制會在強大外在環境的推動、侵蝕下發生流變，形成獨具特色的保護模式。在石牌村社區公共經濟飛速發展的20多年間，“過密化”力量總是伴隨著“反過密化”的力量，自我保護機制的建構總是伴隨著“解構”，并且，后者的壓力與動力遠遠大于前者。正因為如此，才形成了既富于弱質、又充滿彈性的內部保護市場；進而石牌村的社區經濟也才沒有像“一些鄉鎮企業，特別是辦在村域內的鄉鎮企業”（注：折曉葉、陳嬰嬰：《社區的實踐——“超級村莊”的發展歷程》，第385頁。）那樣，擴展的速度高于所得效益，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
守護型經濟模式與弱性內部市場保護機制， 共同構成社區經濟運作的兩大特點。正是由于這兩者的協同作用，才使共同體的生存邏輯與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則實實在在地走到一起，才使原本是市場競爭中最為弱勢的群體，能夠在并不如意的內外環境下，最大限度地規避市場風險，以最穩妥的方式保持住城市化與市場化的雙重利益，避免了經濟層面上群體性地陷入“無地農民生活的困境”。因此，這一經濟模式在農民城市化過程中是一種深具發掘價值的經濟模式。
（二）建構經濟關聯型與擬家族化相結合的權力運作模式， 從而建構了具有自身特點與功能的社區治理能力。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著個人利益本位日益凸顯的社會變遷過程，也伴隨著群體性合作與社會組織的再整合過程。基于此，村社區在建構自己經濟能力的同時，也建構了社區公共權力在新條件下的運作能力；此外，由于這是一個具有深厚家族文化傳統的社區情境，傳統家族化的治理資源自然成為共同體能夠借助并獲得認同的資源。由于它能有效地以民間自組織的方式分擔城市社區治理的職能，而且，由于這是適應市場機制與借用民間深度認同基礎上的職能分擔，所以，創造出了一種新的社區治理模式。
經濟關聯型的社區權力運作是共同體組織權力運作的一大顯著特征。 都市村社共同體這類民間組織天然地缺乏足夠的強制力，同時，經過市場化的大掃蕩，經濟理性已成為人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準則，各種社會關系網絡在這一基礎上進行著重新的編織與梳理。這些都決定了，在治理能力再造中，只要具備條件，就有可能通過經濟資源的注入來實現社會變遷背景下微觀單元的自發調整與適應。在社區組織內，許多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規定往往都帶有經濟性的處罰與激勵。幾乎所有公共活動的參與（小到出席一般的村民會議，大到代表村參加龍舟大賽）以及所有涉及公共榮辱的事件（小到拿文憑考上學，大到參加國際比賽拿國際大獎）往往都與社區經濟“獎勵”或者“處罰”聯系在一起。而且，效果往往還很明顯。
許多研究者注意到， 在歷史上華南村落強大的宗族組織與其令人詫異的自組織能力之間，宗族公共財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穩定的經濟來源既是宗族存在發展的基礎，又是宗族活動具有吸引力的前提條件。波特在對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的研究中指出，缺乏經濟基礎的宗族組織將無法發揮其傳統社會功能，單憑情感和祖先崇拜儀式是不能強有力地把族人凝聚在一起的（注：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68.）。
這種經濟關聯型的權力運作，是在社會變遷條件下， 以一種類似于市場化的方式對組織體系進行再梳理，其權力能力主要來自組織成員之間的密切利益關聯。這一治理模式，與一些地方成功地采用經營式動員的道理具有一定相通性。其之所以有效，“在于運用了一種類似于市場的方式對這些權力和組織因素加以使用”（注：馬明潔：《權力經營與經營式動員：一個“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載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第1輯，鷺江出版社，2002年，第47頁。）。當前，在中國社區公共經濟發達的村莊中，這種治理模式并非少見。在這些村莊中，社區公共經濟與人的經濟理性的結合成為村社組織最容易揮動的“權力之棒”。這種權力的運作方式實際上是以村社正式組織為基礎，借助于社區經濟資源與內部利益的聯系來實現的。該治理模式中，除共同體的公共經濟資源外，利益相關的內部組織化聯結本身便是有效的治理資源。
在這一擁有歷史文化淵源的社區組織情境中， 它擁有一般現代城市社區難以具備的本土化資源，這些資源在每個治理細節中都發揮著它的功用。比如，對家庭和家族影響力的開發與利用是社區公共權力運作的重要特征。“戶代表會議”是目前石牌村社區廣泛發動的重要途徑，當有關事項需要進行全體動員時，此村常常以“戶代表會議”的形式達到目的。
借助宗族性關系依然是社區權力有意或無意采取的一種策略。 宗族制度下的權力運作曾經是村社區權力運作的最重要方式。雖然已經時過境遷，但在社區“心靈”深處，它依然是協調社區資源配置、實現社區正常運轉的因素。在實際最高權力層“兩委會”成員構成中，大姓氏池、董、潘姓大體上是平衡的。三姓稱大與照顧三大姓的平衡是村里的老規矩，這對于協調群眾的心理平衡有好處。社區組織的宗祠重修活動，先是池氏宗祠重修，繼而潘氏宗祠重修，接下是董氏宗祠重修。社區權力就是在包容、順應與利用本土化與民間化的規則過程中自發地實現著傳統心理與現代社會變遷的交流，同時創造著新基礎上的社區權力認同。
在這個熟人與半熟人化的社區人際關系網絡里， 正式與非正式權力關系呈模糊化狀態，它們的相互依賴與相互利用在促成權力尋求內部合作、推動社區事務的運轉上起著微妙而重要的作用。正式權力與關系的非正式利用、非正式權力與關系的正式利用同時存在于社區權力的邏輯中，并滲透到社區共同體生活的所有方面。諸如民間輿論、熟識信任、身份認同、父老權威等，所有這些都時不時進入正式權力實現秩序的過程中。雖然社區公共權力的非正式運作與社區結構中的一些內在緊張直接相關，但它同時又是推動社區秩序實現的力量。
村社區實現秩序的權力運作， 主要還是一種具有家長制色彩的擬家族化的治理模式。在分配人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以及調解人們之間的資源分配與利益關系時，它主要依賴于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套關系網絡；其效力來源于對本土化知識的熟悉以及與“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聯系在一起的機制（注：梁治平：《論清代的習慣與習慣法》，載于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7頁。）。其中，無論是權力之下流露出來的脈脈溫情，還是權力之上顯露出來的赫赫威嚴，往往都沒有脫離家長制的韻味。林南在論述天津大邱莊發展模式時也指出，地方政治權力結構不一定因市場轉型而發生根本變化，因為該結構的基礎是家族網絡（注：邊燕杰主編《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三聯書店，2002年，第28頁。）。同樣可以看到，在石牌村這樣的城中村社區，自主權的復得為社區權力的發揮提供了一定的社會空間。利用扎根于村莊記憶中的權力運行方式就成為一種便利的而且是相當合理的選擇。
在這種都市村社共同體的治理模式中，有兩個因素值得關注。 一是關于社區經濟與治理的關系問題。學者對社區經濟與治理效果的正相關關系已經達成一定共識。二是對這類社區治理模式的評價問題。非農化村莊研究表明，這些村莊已有的治理成果相當程度上得益于對社區內社會資本等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深度非農化的城中村社區事實上已經從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過渡。如何對這類特殊社區的治理模式進行定位？有學者論及社區建設的目標模式時指出，善治與重建社會資本是中國社區建設的雙重目標，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會資本的下降或喪失并不僅僅存在于城市社區，鄉村社區與城鄉邊緣社區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因此，實現善治與社會資本重建是整個國家的一種戰略性政策（注：趙孟營、王思斌：《走向善治與重建社會資本》，《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城中村社區因為都市村社型共同體的存在，是社會資本相對豐盛的所在。雖然，社區的城市化與市場化瓦解了部分社會資本，但它也繼承、創造或者強化了一些社會資本，特別是利益關聯性的社會資本。如果在進一步的社會資本增值路徑中實現社區治理優化，更會顯示出共同體組織網絡的重要性。
顯然，經濟關聯型與擬家族化結合的社區權力運作， 其有效性與合理性都深深地存在于這個具有經濟實力與歷史文化根基的共同體中。社區公共經濟與本土性資源基礎上構筑的社區治理模式，在特殊城市社區找到了賴以安身立命的秩序法則；它在大量分擔政府治理成本的同時，還能夠在這塊彈丸之地準備著完全融化于城市的種種條件。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社區治理模式本身會有它內在的一些問題：有些是固有的，有些是派生的。這種成長于大都市里的特殊社區畢竟不是孤島，都市脈搏的每一次跳動都會給它帶來深深的顫動。石牌村的權力與秩序結構隨時面臨著挑戰，對挑戰的應對也正是這個過渡性社區權力與秩序格局的自我進化過程。
（三）走向現代的生活方式與文明的建構
在厚實的社區公共經濟與獨特的治理模式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都市村社型共同體，在非農化農民群體對于城市生活的適應中到底有什么作用？
文化人類學研究顯示，關系網絡不僅涉及工具理性與理性計算，也涉及社會性、道德、意向和個人感情；它既是權力游戲，又是一種生活方式。（注：閻云翔：《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李放春、劉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頁。）共同體生活中，隱含與依附的、已經存在的與還在“生成”的內在質素，隨時都能夠被發掘出來，并派上實際用場。這些早已結束傳統農業生產、往往又被現代市場競爭排斥于就業邊緣地帶的人們，如何找尋富有意義的閑暇生活，在其行動體系中凸現出重要性。而在這一行動特點的凸顯化過程中，歷史累積中形成的潛在資源，隨時隨處都可能成為可以借助的現實資源。宗族性聯誼是城中村異常活躍的民間活動，在參加祭祖典禮、觀賞莊稼長勢、共述兩地情緣的交流中，在類似這些血緣和歷史情緣的聯系中，所實現的不僅是歷史的延伸，而且還在實現著城市化、市場化中人們的心理認同與社會認同，以及社會視野與社會關系的擴展。從派生出的少量經濟活動中還可以看到，歷史與現實的融合能夠嫁接出現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嶄新生長點。
現代文明生活核心的理性精神與文明生活方式的培養，同樣發揮著特有的作用。因為共同體組織的存續，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急需的現代文明與理性化精神，才有條件以組織化與群體化的方式傳播并被農民接受。實際上，無論是天河區發起的村民素質教育，還是廣州市推行的殯葬改革、居民普法教育等活動，主要都是通過共同體組織的力量和網絡得以實施和實現的。其中，村民素質教育推行的力度大，持續的時間也長。1999年3月，石牌村根據區委區政府文件，制定了村民素質教育方案，并以公司董事長掛帥方式成立了村民素質教育領導小組，分批對村里16—40歲的中青年村民進行全面綜合素質培訓。培訓內容包括文化基礎課、法制教育課與專業技術課，經費統一由三駿公司負擔。為保證正常的教學秩序，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與經濟獎懲相聯系的制度規定。許多參加學習的學員都順利通過學習。不管這種形式的素質教育有何局限，在讓村民轉化為真正市民的素質訓練中，它都具有獨到的效果。
都市村社型共同體由于特定的社區背景， 其經濟社會結構已經全面地滲透經濟理性的價值觀念；同時，它還擁有傳統村社價值合理性的深刻土壤。兩者共存共融，使得它在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的緊張關系中、在兩者的博弈中能夠達到相對“中庸”的境界。該境界無疑為這一時期人們的生活方式注入嶄新因素，同時又存留了滿足心理認同的原生文化因素。許多人承認，邁入城中村以后，生活狀態盡管有它的不足之處，但生活質量卻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這是社區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在城市化過程中，他們還能保持傳統社會文化網絡，這是這一時期能夠貼上“黃金”稱謂的重要原由。日本學者內山雅生指出：“那些過去的慣行的繼續存在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農民生活本身是依存于農村社會的各種關系中的。”（注：轉引自李江濤、吳重慶《村委會選舉與鄉村社會的自組織資源》，《中國農村研究》2001年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61頁。）
學者在廣州都市村莊南景村的調查中也同樣發現， 生活在都市中的原住南景村民沒有產生如臺灣都會區原住民的自卑感、精神的失落和內心的郁悶，沒有造成文化彌合中的深度困擾，而是在不同層次上劃定著認同的邊界，在村莊的認同中，分享著組織化的管理與經濟利益；在地緣、血緣與歷史文化的認同中，尋找著往日的親情、友情與社會心理的滿足（注：孫慶忠：《都市村莊——廣州南景村的人類學追蹤研究》，中山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未刊稿），第115頁。）。它在與都市文化的交流中，維系著一些固有的行動方式與交際網絡，同時又在建構著新型的社會關系與價值觀念。城市化的深化過程也是兩種文化先糅合繼而又逐漸疏離的過程，由此沒有形成激烈的社會心理與文化沖突。
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社會資本帶來的好處遠遠超越經濟領域， 對于創立一個健康的文明社會與社區至關重要（注：福山：《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劉榜離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0頁。）。這一具有社會資本性質的組織化共同體，在社區可持續性的經濟利益創造之中，在獲得認同的社區治理模式建構之中，在適應城市化與滿足本體需求的生活方式選擇之中，均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它是實現農民城市化利益最大化的獨特場域與“新型社會空間”。 四、關于都市村社共同體的進一步闡釋及政策性思考
經典的“理想型”范疇中，滕尼斯（Tonnies，F）區分了鄉土社會與法理社會，認為前者是簡單小型的社區社會，后者則是復雜大型的個人取向型社會；迪爾凱姆（Durkheim，E）區分了機械團結社會與有機團結社會，認為前者是“集體意識”基礎上聯結起來的共同體，后者則是復雜分工基礎上聯結起來的共同體；雷菲爾德（Refield，R）區分了俗民社會與都市社會，認為前者以傳統規范、全面人際關系互動為特征，后者則以多元化價值觀與片面人際互動為標志。縱觀這些城市化與社會變遷的二元分類法與解釋范疇，村落與城市都各自擁有一套規范與文化意義系統，它們是如此不同乃至相互排斥著；因此，若以這種分類視角看，村落終結型的變遷是顛覆性的一種社會變遷。然而，在轉型得以發生的并非“理想型”的具體情境中，后生文化形態總會擁有前者文化形態的沉淀。在城市特質與農村特質、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如果有使過渡平緩發生的場所，那么，巨大的差異與沖突就能夠消融于逐漸的演變之中。都市村社型共同體恰好為這樣的轉變搭起了一個時空“平臺”。
因為都市村社型共同體的生成和它所發揮的作用，在由“村”向“城”的轉化中，石牌村并沒有采用以“城”去同化“鄉”的方式，而是采用以村社型共同體的組織架構和本土化的資源去吸納“城”、實現與大都市融合的路徑。此種轉型沒有根本意義上的組織重組，無論是向城市社區組織轉型的居委化，還是向現代經濟組織轉型的公司化，都是寄居于本土組織的。令人關注的是政府力量對這種方式的介入。石牌村改制五年后的居委會換屆選舉，街道仍然下文讓三駿公司去做，類似這樣的事例還有許多。這里反映出一個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最貼近民間的基層政府部門常常體會到借助本土力量進入工作的便利，因而在實際工作中，會通過各種途徑有意識地保護這種力量，如三駿集團公司的董事長還曾一度兼任街道黨委副書記；另一方面，上級政府出于更具普遍意義的理念，以及對本土性力量感知的弱化，更傾向強化政府本位的權力，由此招致文本制度與實際工作的矛盾。
這一轉型表明了村社型共同體組織及其本土化資源對農民城市化的意義。 因為這些本土性資源是寄居在共同體組織網絡之中的，因此，共同體組織便成為“小傳統”依附并發揮作用的社會場域，該組織本身也成為最重要的本土資源。通常，具有弱“勢能”特質的社會群體與文化是以自己的“小傳統”為“橋梁”，進入或者融化到具有強“勢能”特質的“大傳統”中去的。而農民是通過他們的“小傳統”進入到“大傳統”中去的（注：米格代爾：《農民、政治與革命——第三世界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壓力》，李玉琪、袁寧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15頁。）。在這個意義上，都市村社型共同體是特定“農民”群體城市化的實質性依托。
學者指出，應該對我們的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策略與政策進行深刻反省， 發揮與發掘諸如宗族、宗教與習慣法等傳統資源在社會與社區發展中的作用；即使一些“社區記憶受到市場化與現代化沖擊會趨向弱化，但在短期內，它仍然與地域傳統文化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聯系在一起，與市場化程度不可化約”（注：賀雪峰、仝志輝：《論村莊社會關聯》，《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學者甚至一致認為，“小傳統”中的不少因素都可以發揮社會資本的效用，因為，社會資本的特征是“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而“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是否擁有社會資本，決定了人們是否可以實現某些既定目標”（注：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54頁。）。對于農民這一在整體社會結構中最為弱勢的社會群體，動員與利用自身具有的社會資源更是他們走向城市社會生活的有效的與便捷的路徑。
都市村社共同體是群體成員可以借助的惟一重要社會資源。 在城市強勢力量的“圍攻”下，脫胎于農民、又不得不進入城市生活的城中村民普遍一無技術、二無文化、三無特殊優勢，是城市生活中最缺乏競爭能力的群體。目前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規范化的弱者保護機制，這些人的訴求與利益隨時都有可能遭到忽視。由于都市村社共同體具有長期正式組織的合法性，同時又根植于農民的歷史文化以及種種正式與非正式的關系與制度，所以，這類共同體擁有實現這一群體需要的不可替代的能力與潛力。
事實上，村社共同體借助自身的組織化機制， 建立了應對城市“圍攻”的適應性經濟模式、治理方式與生活方式。在此，因為已有組織化網絡的存續，所以大小“傳統”才有機會進行多層面的交流。在這里，發現以下情況并不意外，即城中村民在擁有一份衣食無憂生活的同時，還能以自己的方式分享、編寫民間社會的歷史文化，實現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因此沒有產生進入城市生活的嚴重困擾與大規模的失范行為，沒有陷入城市生活與社會心理的雙重“邊緣化”狀態。這與許多征地轉居后陷入“社會排斥”與“社會邊緣化”的農民不同。
第7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社會資本；農村社會資本；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2-0010-10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從新經濟社會學演化出來并在近幾年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研究熱點。因此，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及政治學家都紛紛引用這一概念以解釋紛繁多樣的社會經濟現象。近幾年，社會資本作為一種新的資本形式，在國內研究中逐步興起，并成為學術界較為熱門的話題。作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并列的第三種“資本”，社會資本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釋范式。以信任、規范和參與網絡為主體的社會資本與我國當前構建“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有重要的聯系。如何正確地認識和發掘傳統社會的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通過開放、吸收和制度創新等途徑來增加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的存量，來加快新世紀中國新農村建設，是一項意義重大的任務。因此，完全可以將社會資本這一理論范式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中。
一、社會資本理論及其詮釋
從目前所能發現的資料來看，最早獨立使用“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在內涵上與現今學術界所熱衷的“社會資本”相近的是漢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他在1916年發表的《鄉村學校社群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一文和1920年出版的《社群的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書中，用“社會資本”概念說明了社會交往對教育和社群社會的重要性，但是他那里的社會資本還比較模糊。當然，漢尼凡并沒有在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之間作明確比較，而是使用這個概念來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傾向于使得這些有形的物質（不動產、個人財產或者現金）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變成更有價值的東西：也即善意、友誼、同情心以及構成社會紐帶的個人和家庭之間的社會互動……”漢尼芬把社會資本看做個體的一種資產以及對個體社會交往的重視表明，社會資本概念已初具雛形。
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資本概念首先由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國大城市的存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中說道：“網絡是一個城市不可替代的社會資本，無論出自何種原因而失去了社會資本，它所帶來的收益就會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資本慢慢地不確定地積累后它才會恢復回來。”雅各布斯將“網絡”作為社會資本應用于城市鄰里關系的研究，他將社會資本界定為“鄰里關系網絡”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為研究社會資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認為，最早使用社會資本概念的是經濟學家洛瑞（Glen Loury，1977），洛瑞在《種族收入差別的動態理論》（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中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研究種族間收入不平等時太注重人力資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洛瑞從社會結構資源對經濟活動影響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對應的一個嶄新的理論概念――社會資本。他認為，社會資本是諸種資源之一，它存在于家庭與社區的社會組織之中，為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發育、社會化過程以及人力資源發展都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洛瑞嘗試把社會資本的概念引入經濟學，是為了論證社會資源對發展人力資本的重要影響。在他看來，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是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的，即個人是自利的，總是用盡一切手段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這種利己主義者的描述與現實社會中的人相去甚遠。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網絡中的，并非以獨立的方式去實現目標。個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為中心。因此經濟學家必須修改理論假設，以使之更符合社會現實。洛瑞雖然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但他并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因而也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
但理論界一般認為，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正式提出 “社會資本”概念，并把它引入社會學的研究領域。1980年，布爾迪厄在《社會科學研究》發表了題為《社會資本隨筆》（Essays on Social Capital）的短文，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它從集體擁有的角度為每個成員提供支持，在這個詞匯的多種意義上，它是為其成員提供獲得信用的‘信任狀’。”布迪厄對社會資本概念作了社會學的解釋，開創了社會學也能研究資本的先河，從而使社會學和經濟學有了進行對話的可能。但是，這種解釋僅僅將社會資本局限于網絡這一種形式，縮小了社會資本這一范疇的理論內涵。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是第一次提出社會資本理論框架的學者，科爾曼（1988）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發表的題為《社會資本在人力資本創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1）一文中完整地闡述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爾曼從功能角度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資本的定義由其功能而來，它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其共同特征有兩個：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組成，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提供便利。”后來科爾曼在其所著《社會理論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書中，對社會資本理論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而真正使社會資本的概念引起廣泛關注的是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認為社會資本是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范和網絡的。他在《使民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1993）一書中對社會資本做了這樣的定義：“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普特南對于社會資本的重要貢獻在于，他在科爾曼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從個人層面上升到集體層面。普特南強調的是集體行為或組織行為的重要性，強調信任、規范和網絡的重要性。近些年來，普特南及其繼承者已經進一步發展了其社會資本理論。這種發展集中體現在世界銀行的社會資本定義①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廣和運用。
托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2000）分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上逐一闡述了社會資本，將社會資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論一貫的知識體系。托馬斯?福特?布朗認為，社會資本是按照構成社會網絡的個體自我間的關系類型在社會網絡中分配資源的過程系統。在微觀層面上，微觀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自我的觀點，是個人融入網絡的產物，它以關系的形式存在，如親緣、學緣、地緣。微觀社會資本有三種構成形式：嵌入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資源的可獲得性以及對這些資源的使用。在中觀層面上，社會資本以非正式制度、組織慣例、習俗規則而存在，強調個人、企業、社區、團體等因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特定位置引起的對資源的可獲得性。在宏觀層面上，稱嵌入結構的觀點，關注的是在組織、社會或國家中某一行動者群體對社會資本的占有情況，包括和諧的社會關系網絡、有效的制度規范、普遍信任等。有關社會資本這三個層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根據討論問題的不同而各有側重，任何給定的問題都需要在三個層面上分析。托馬斯?福特?布朗對社會資本的表述提供了研究社會資本的新視角。
著名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Lin Nan，2001）在吸收了馬克思的資本概念，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概念，以及布爾迪厄、科爾曼和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的基礎上，強調“社會資本是投資在社會關系中并希望在市場上得到回報的一種資源，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并且可以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來獲得或流動的資源”。林南定義社會資本時強調了社會資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人們必須遵循其中的規則才能獲得行動所需的社會資本，同時該定義也說明了人的行動的能動性，人通過有目的的行動可以獲得社會資本。林南的社會資本界定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網絡或社會關系之中，不能離開社會關系談論社會資本；第二，社會資本是一種可以帶來增值的資源，這種增值功能不僅體現在貨幣、財產等物質資本上，也可以體現在人力資本以及聲望、信任、規范等社會資本上；第三，社會資本不僅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資源，而且也是人們為了獲得各種效益的投資活動。
盡管上述社會資本定義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指向基本一致，即都把社會資本看作為一種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資源，它為社會結構中的行動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規范與網絡三大基本要素。對于社會資本概念，我們可以結合中國的現實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社會資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構成的，其關鍵是使人們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觀的世界觀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會資本的主要特征體現在那些將朋友、家庭、社區、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聯系起來的人格網絡；再次，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一種特性，它有助于推動社會行動和辦成事情。參考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我們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存在特定共同體之中的以信任、互惠、規范和合作為基本特征，進而建構的社會參與網絡。它具有社會結構資源的性質，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構成社會資源的三大基本要素。中國社會是一個關系本位的社會，長期以來將人際關系、關系網絡等視為社會生活的一條重要原則，關系取向一直是中國人在人際關系中的一種主要運作方式，從而使得社會資本理論與中國社會現實有著某種強大的親和力。
二、農村社會資本的概念、層次、特征及類型
20世紀80年代后，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政府對農村政治控制的逐步松動，農村社會政治生活出現了根本性變遷。隨著“三農”工作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確立，學者們自然而然地將社會資本這一嶄新視角逐步引入中國農村社會予以考察。于是，農村社會資本這一概念被應用到農村研究的各個領域。在農業生產方式市場化轉變、農村人口“經濟性”外流、農村政治文化轉型及新農村社會網絡形成等農村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資本正處于一種承繼與消逝、異化與新生的新舊裂變之中。當前，如何培育積極的農村社會資本，增強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改善農村的非制度化參與渠道，實現鄉村社會的善治，則是當前理論界和政策界進行理論探討與實踐的一個重大課題。當然，我們利用“外來的”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問題時，應懂得結合我國農村社會實際，對“本土化”農村社會資本理論進行探討，賦予其新的內容。
1. 農村社會資本的概念
農村社會資本是農村社會中由于社會成員的長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歷史傳統、習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際及組織關系網絡，這種參與網絡將產生某一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信任、互惠、合作，并通過信任和互惠最終促進該共同體成員之間以共同收益為目的的集體行動的達成。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中心的傳統親屬關系占據重要地位的熟人社會，農村社會成員之間形成了一種建立在血緣共同體上的特殊信任。這種特殊信任使農村社會成員相互信任、相互幫助、彼此協作，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規范。當成員之間產生矛盾或利益分歧時，通過這種特殊信任關系的溝通和協調，比較容易化解矛盾和分歧而達成妥協。中國，尤其是在農村社會，因血緣、地緣和親緣等因素構成的關系網絡，是中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表現形式。這些參與建構的網絡體現了身后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從而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2. 農村社會資本的層次劃分
對農村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應從各個不同層次予以展開。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避免農村社會資本層次混亂、內涵不清的現象發生。筆者結合我國農村實際，從宏、微觀兩個層面分別對其予以界定，分為農村個體社會資本與團體社會資本，其中宏觀層面，涵蓋了傳統意義上的中觀分析。
（1）個體社會資本。個體擁有的被用來實現個體目標的社會資源，包括個體所擁有的人際關系和成員資格，它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個體的社會生活能力。它意味著個體的社會關系網越廣，個體所具有的社會身份越多，他的社會資本存量越大。個體社會網絡中直接嵌入著的諸如權力、財富、聲望等更是一種實質性資源。這些資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不是個體直接擁有的資源，而是一種嵌入性資源。因此，個體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性資源，是嵌入個體社會網絡中的資源（顯然，這里的資源包括多種形式）。具體在農村勞動力中體現為農村村民可通過投資或動員來獲取社會稀缺資源的關系，它以各種“人際關系”的形式存在，如血緣、地緣、業緣與趣緣關系等。
（1945）在探討中國社會關系的特點時用“差序格局”②這一概念來解釋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他認為中國社會關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差序格局深刻地表達了中國社會關系網絡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如果兩個人之間發生交往，在一個人考慮是否將所掌握的資源做有利于另一人的分配時，他心目中首先考慮的就是另一人和自己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中國差序格局社會所形成的農村社會網絡是一種基于傳統血緣、地緣、業緣等初級社會關系的網絡體系，主要通過血緣、地緣、姻親、宗族、家族等網絡進行溝通和互動。農村的社會關系網絡可以看作是一張封閉的大網，農民或其家庭是網絡上的節點，節點之間的連線就是雙方的情感聯系。農民個體社會資本的變化在結構上主要體現在強關系聯系人和弱關系聯系人上的變化以及各種情感聯系的變化。
（2）團體社會資本。早期的研究者在考察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時，一般都把社會資本視為一種蘊藏于個體網絡之中的財富。但自從科爾曼指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結構性資源”后，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注意到社會資本的團體（集體）層面，即不僅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個體擁有的資源，而且將其視為一個組織、一個社區甚至是整個社會所擁有的資源和財富。
本文所界定的團體社會資本，是指一個組織或一個團體，甚至一個社會、地區和國家所具有的追求團體目標、實現集體合作的組織資源，包括組織網絡、關系和文化等內容，表明了一個組織或團體的組織凝聚力。它意味著，組織的橫向和縱向結構越密集，成員之間的組織關系、信任關系越密切，組織切合實際的文化價值觀念越是一致，它所提供的集體資源就越大。顯然，組織中的信任、規范、參與網絡等可以減少機會主義行為，解決囚徒困境問題，有利于團體目標的達成，因此，對團體來說是一種資源。可見，團體社會資本就是如信任、規范、參與網絡等團體內部成員共同擁有的軟性資源。具體在農村勞動力中體現為農村中結構化的關系網絡資源，即結構化關系網絡本身和依附于結構化關系網絡之上的信任和規范等。同時還包括“內化于”農村社會結構的文化、制度等環境資源，它們通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兩種主要形式表現出來，并蘊涵于農村不同的社會結構中，在特定結構化的關系網絡內發揮著作用。與個體社會資本不同，它們不是以村民的人際關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會結構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們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它們雖與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結構有著緊密的聯系，但也可獨立于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社會結構而存在。
事實上，本文所指的團體社會資本，包含了中觀層面的對社會組織、社區和區域社會資本的研究和宏觀層面上對國家社會資本的研究。不過對于宏觀的社會資本，相對一個地區的農民來說差別和影響不大，且發揮作用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潛移默化。因此本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對社區的社會組織、團體的研究上。具體在農村居民中體現為農村中結構化的關系網絡資源，即結構化關系網絡本身和依附于結構化關系網絡之上的信任和規范等。團體社會資本關注社區或團體如何構建、維持并發展其社會網絡，及社會網絡如何約束個體的理性選擇行為，從而克服團體行動的困境以及網絡成員間如何通過社會資本進行義務與權利的分配等方面。
一般而言，對于一個事物的完整定義和理解至少還要涉及對其功能的界定。個體社會資本雖然不是個體直接擁有的資源，但卻是一種嵌入在個體社會網絡中的、可以被個體行動所獲取的資源，著眼點是幫助個體從外部獲得資源，歸屬某一個體，其功能在于為個體行動帶來便利，直接為該個體利益服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把個體社會資本稱為外在社會資本或私人物品；團體社會資本的著眼點是存在于團體內部的團體內部成員共同擁有的資源，歸屬于某一團體，其功能在于促進互惠合作，提升團體行動水平，直接服務于該團體的公共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把團體社會資本稱為內在社會資本。
個體社會資本和團體社會資本的層次劃分，僅是從社會資本的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不同層次出發，形成的一種理論上的分類框架，它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的目的是為這種描述提供一個明晰的表達手段，使這種描述成為可能。同時，它也并不試圖代表惟一可能的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觀點，它的重要意義在于為經驗研究提供一個清晰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任何理念型的效用，只有在其與具體的問題產生關聯時，方能估定；而且，它所以被創造出的惟一目的，在于有助于經驗問題的分析。總之，個體社會資本和團體社會資本的的層次劃分，可以更好地進行農村社會資本的經驗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3. 農村社會資本的特征
對農村社會資本本質特征的認識，主要來自于馬克思對資本本身的認識，包括資本的生產性、增殖性和過程性。它們揭示了農村社會資本動態性和實踐性的基本屬性。中國農村是中國社會的“特殊世界”。長期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使得農村具有許多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特質，尤其是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村。因而在農村社會中，其社會資本的特征和存量除具有社會資本的共性外，還具有其獨特的鄉土特色，即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禮”、“信”等規范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深遠影響。
與一般意義的城市相比，它們在社會結構、制度和文化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與城市社會資本相比，農村社會資本有著自身的具體特點。第一，從形式來看，農村社會資本以關系網絡和非正式制度為主，組織類和正式制度類社會資本相對較少；但在城市社會中，法人組織、正式制度和關系網絡等社會資本并重，非正式制度類社會資本相對較少。第二，從現狀來看，農村各類社會資本表現出明顯的鄉土特色，城市各類社會資本則具有現代特征。以人際關系類社會資本為例，在目前農村社會中，傳統的親緣和地緣關系仍是其主體，規模相對較小，同質性和穩定性相對較高；而城市中人際關系類社會資本主要以單位制的業緣關系為主，規模相對較大，同質性與穩定性也相對較低。第三，從分化程度來看，農村社會資本村內之間分化程度相對較低，村與村之間分化程度較高；城市社會資本，城內之間分化程度較高，城與城之間分化程度較低。第四，從運作風險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在強大的特殊信任基礎支撐下，運作風險相對較低；而城市社會資本在特殊信任基礎喪失，而普遍信任還沒有形成的前提下，運作風險相對較高。
4. 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類型。分類是人們認識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對事物的認知可能由于分類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對農村社會資本的分類，由于選擇的角度不同，其分類也有多種。如前所述，農村社會資本有層次之分，在不同層次上，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內容和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既然農村社會資本的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層次之分，那么，如果一些研究不加分析地在不同層次的承載主體和要解決的問題之間隨意地變動，則會帶來某些理論和測量上的模糊和混亂。因此，從方法論上看，也應該根據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層次對農村社會資本概念進行分類。也就是說，農村社會資本類型的劃分，也應充分體現出它的層次性。按照這樣的思路，筆者依據不同的標準，對農村社會資本進行了具體劃分。
從主體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村民社會資本、家庭社會資本、農村組織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區域社會資本和國家社會資本。在具體研究中，這幾類社會資本將在不同的分析對象中，分屬于不同層次。在本文中，根據我們對農村社會資本的分類，村民社會資本和家庭社會資本構成個體層面的研究內容；農村組織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和區域、國家社會資本構成團體層面的研究內容。
從客體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關系網絡、文化規范和制度體系等。如果以村民為分析對象，村民可以通過與他人結成私人關系、擁有組織成員資格、認同和運作文化規范及運用正式制度四種形式，實現對社會資本的提升和占有。如果以農村社區為分析對象，它可以通過協調人際關系、調整社會結構、強化文化規范和運作正式制度四種形式，實現對社會資本的提升和占有。
從內容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關系網絡、互惠規范和人際信任。如果以村民為分析對象，則體現為村民的私人關系網絡、組織成員資格、規范認可能力和個人誠信程度等。如果以農村社區為分析對象，則體現為社區內的人際關系、社區結構、風俗習慣和普遍信任等。
農村社會資本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變遷對鄉村治理將造成一種復合性的雙重影響。因此，從客觀后果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區分為正功效、負功效和零功效的社會資本。這只有在具體的社會事件中，才能體現出它運作的功效。并且，同一種社會資本的運作，在不同層面上會有著不同、甚至相反的功效。可見，社會資本本身沒有“積極”或“消極”的種類之分，只有它在具體的社會事實中，從運作結果才表現出它的積極作用或消極作用。
三、農村社會資本分析框架的建構
本文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是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來把握的。社會資本的縱向維度指社會資本的結構層次，即個體和團體層面，其中的個體層面主要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微觀社會資本，團體層面主要是指一般意義上的中觀和宏觀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橫向維度主要指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如網絡、信任、互惠、規范、參與以及共享的文化、習俗、價值觀等。
隨著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科學研究界的影響不斷擴大，圍繞著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其他的相關爭論也日益激烈，使得研究者對如何正確使用此概念大感困惑。其實要厘清社會資本的理論概念，有一種簡單可行的切入方法，那就是從厘清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入手。對個體社會資本的測量，在經驗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基本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嵌入個人社會網絡之中，可以為個人所調用的資源總體的測量，這種方法重在考察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擁有情況；另一方面則是考察個人在工具性行動之中所實際動用的社會資本情況，這種測量法側重于個人對社會資本的使用情況。在微觀層面上，大部分學者把社會網絡作為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內容，對微觀社會網絡的測量，一般采用局部網方法，也叫“個體中心網”或“自我中心網”（ego-centre network），它依據個體自我的屬性特征測量和判斷個體自我在網絡中的社會連帶（Social tie）問題。局部網常用的指標是網絡規模（網絡成員的多少）、網絡成分（由哪些類型的成員構成）、網絡密度（網絡成員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等。
在測量團體社會資本時，學者一般使用的指標集中于信任、公共參與、社會聯結和社會規范這樣幾個方面，而這與測量個體社會資本使用的以社會網絡為主的指標有較大不同，個體層面和團體層面的社會資本研究的重點不同，個體層面上關注社會網絡、社會支持等，而團體層面則強調協會、社團、志愿組織等非盈利性組織的作用。由于不同的測量方法得出非常不同的結果，使得測量結果的解釋力遭到了削弱，同時也很難得出測量社會資本的完整框架。有鑒于此，格魯特爾特和貝斯特納爾（Grootaert和Bastelaer，2001）在總結世界銀行社會資本協會組織的一系列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的縱向維度和橫向維度結合起來，明確提出社會資本的測量框架（如圖1）。
他們認為測量社會資本最理想的方法應該包括圖1中所有的四個象限。但是在實踐中，對國家層面社會資本測量的技術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目前大多數的進展存在于對微觀層次上的結構性社會資本的測量方面，重點在于那些與家庭、村莊和社區有關的制度或規范。對圖1右邊上部象限的測量，即對宏觀層面上的認知性社會資本的測量，是研究者的最遠目標。在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上，他們建議測量重點應該放在三種類型的替代指標上，即地方聯盟和網絡的成員身份、信任的指標和對規范的忠誠以及集體行為的指標。
關于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體系的研究很多。不同的學者對測量社會資本的指標設立不同，而且差異較大。普特南（1993）認為信任、社團組織、公民參與等是社區社會資本的重要因素。Lochner（1999）認為社區社會資本指標由鄰里互動、集體效能、社區競爭力、社區歸屬感以及社區凝聚力組成。納拉揚等人（Narayan和Cassidy，2001）認為，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應該包括參與社團、一般規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處（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鄰里聯系、志愿主義、信任。仔細分析他們所提出的測量指標，可以發現，一般規范的測量指標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為不信任的指標，和諧相處的指標與社區凝聚力（cohesion）概念相當吻合，而鄰里聯系的指標指的是鄰里間的社會支持。可見，納拉揚等研究者提出的測量體系中，測量的核心維度包括參與社團、信任、社區凝聚力、日常社交、社會支持、志愿主義等。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測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SCAT）是較早出現的系統的測量工具（Grootaert和Bastelaer，2002）。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者對SCAT進行改進，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個問題測量結構性社會資本，使用11個問題測量認知性社會資本（Harpham等，2002）。這18個問題包括與組織聯系（與參與社團比較接近）、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社會支持、社會凝聚力、歸屬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往往被認為是社會資本的結果而不是社會資本本身。邊燕杰（2004）運用社會網絡規模、網頂、網差和網絡構成四個指標來測量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從以往的定量研究結果來看，規模大的網絡比規模小的網絡擁有的關系、信息和人情橋梁較多；網頂高，意味著網絡內擁有權力大、地位高、財富多、聲名顯赫的關系人多；網差大，說明網絡成員從事不同的職業，處于不同的職位，資源和影響是互補性的；網絡構成合理，則是指與資源豐富的社會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邊燕杰對于網絡規模、網頂、網差和網絡構成四項指標的操作化測量，既強調了社會資本即社會網絡資源的觀點，也包括了網絡關系和網絡結構的觀點。林聚任等（2005）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維度，調查了山東省農村的社會資本狀況。農村社會資本呈現出的“明流”是傳統性、關系主義、家族主義、特殊性信任、社會參與性低等特點。“暗流”則是崇尚個人能力，不是簡單地靠關系達成工具性目標，對血親關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總體社會信任度較高。這個結論對于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的差序格局理論和現代化理論家的理性化假設提出了質疑。趙延東、羅家德（2005）區分為對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和對集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按照趙延東、羅家德（2005）的理解，個體層次的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嵌入于個人社會網絡之中、可以為個人所調用的資源總體的測量，這種方法重在考察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擁有情況；另一方面則是考察個人在工具性行動之中所實際動用的社會資本情況。在微觀層面上，對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主要運用提名法和定位法進行測量，前者讓每個被訪者提供自己的社會網絡成員的姓名、個人特征以及這些成員的相互關系等信息。后者要求被調查者回答其社會網絡成員中是否有人符合定位表中所描述的職業或單位類型特征，然后對所有被選擇的單位類型及職業類型進行加總，并計算相應的職業類型和單位類型得分，最后用這些指標來反映個人社會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情況。在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測量個體“擁有”的社會資本時，網絡規模、網絡的成分以及網絡的密度（網絡成員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個體在網絡中所處位置以及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都應是可供選擇的測量指標。在測量集體社會資本時完全可能結合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進行更為深入和系統的分析，從而起到連接兩種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測量的作用。第一，在測量社會或組織信任時，使用組織信任存量問卷中篩選出來的問題，并用七級里克特量表來衡量。第二，在測量社會連接程度時，使用外向中心度。第三，對社會網絡結構方式的測量，采用網絡密度、群體中心性和結構洞或橋等指標。王衛東（2006）沿著邊燕杰的思路，將社會網絡視為社會資本的一種主要形式，認為社會網絡資本總量是社會網絡資本的總價值量，它是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的。他以七個觀測指標即網絡規模、網絡成員的ISEI均值、網絡密度、網絡成員中的最高ISEI、網絡成員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網絡成員包含的職業類型數和單位類型數來測量個人層次上的社會網絡資本總量。從其操作化測量模型及其結果中可以發現，用孤立的、原子主義的、線形的測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測量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因為社會網絡資本不是網絡中資源的簡單線性累加，必須從資源間的關系與網絡結構上著手測量社會網絡資本。Harpham（2007）提出社區社會資本應由網絡、社會支持、信任、互惠等指標組成。肖星（2007）提出了社區社會資本可設立為社區信任、社區網絡、社區規范三大指標體系。桂勇、黃榮貴（2008）總結了常有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體系，并提出了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包括社區信任、地方性社會網絡、非地方性社會互動、社區歸屬感、社區凝聚力、互惠與一般信任、志愿主義等指標體系。
本文將依據個人分析層面和團體分析層面兩個維度，結合系統性、層次性、動態性和實踐性的原則，構建本土化的農村社會資本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由于它們各自的層次不同，決定了不同層次社會資本的主體、客體、內容和作用各不相同。從個體分析層面來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是村民個體和家庭層面，人際關系本身是社會資本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社會資本的作用范圍受限于關系中的個體，即只有關系節點中的人們才具備擁有和動員關系資源的資格和能力，關系外的他人不具備這種資格。從團體分析層面來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是模式化的、具備結構功能的組織、社區、區域和國家，它們蘊涵于農村不同的社會結構中，并在特定結構化的關系網絡內發揮著作用。與關系層面的社會資本不同，它們不是以村民的人際關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會結構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們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它們雖與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結構有著緊密的聯系，但也可獨立于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社會結構而存在。
在綜合其他資料的基礎上，根據上述社會資本的分析結構，本文也由此構建了相應的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體系（如圖2）。通過對社會資本的內涵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從網絡、信任、互惠、參與、規范及共享幾個方面對社會資本進行測度。測量指標體系共分為四個層次，總目標層、分目標層、子目標層和可操作層。總目標層是待測的社會資本總量，分目標及子目標層則是構成社會資本若干要素的分解，可操作層則是針對每一方面設計的在實際調研中用問卷進行訪談的具體問題。
四、結語
社會資本理論揭示，從個體角度講，在一個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的社群內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從整個社會角度講，一個擁有豐富社會資本存量的社會意味著和諧穩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會治理。與此同時，在政治學家看來，社會資本強調組織行為和集體行為的重要性，強調信任、規范和網絡的重要性，它對社會穩定和社會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資本理論的出現，大大豐富了傳統資本概念，為我們研究農村社會現象和社會結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從有關社會資本的梳理中認為，農村社會資本體現在以參與網絡為載體的公民間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維度之上，這是與傳統農村社會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的。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由于受傳統社會價值觀念、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規范的影響，當代中國農村社會資本基礎薄弱。隨著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國農村居民所具有的社會資本開始變得不足甚至出現了缺失。可以說，在新農村建設中，努力提高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所在。而現代性的社會資本生成與發展有助于削減社會的等級觀念意識，增強公民社會的內生能力，降低農村社會治理的成本。強化農村社會資本積極效應，削弱其消極影響，積極培育農村現代性新型社會資本是提高農村治理績效的重要途徑。
中國是在農業社會的傳統因子基本保留的狀態下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農村是傳統積淀最深的地域，農民是傳統因子負荷的主體。農民身上負載的傳統性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逐漸顯露出其弱質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諸如傳統宗法秩序、鄉村黑惡勢力等農村社會資本變遷中的消極性異化與復制，不利于鄉村社會治理。改革開放后，農村社會資本傳統性因子的再生與異化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帶來巨大的消解和腐蝕作用。因此，必須從制度規范和社會秩序層面加以改造和重構，其重要途徑就是社會制度變革和體制創新。歷史發展實踐證明，民主與法治是消解社會資本負效應和強化鄉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徑。而從推動力來看，政府是社會資本的最大來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對于社會資本的形成和增加至關重要。對此，政府應積極推進國家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設進程。在一個現代社會里，社會網絡資本只應該用來為制度性社會資本補充，而不是作為它的“替代品”。按馬克思經典理論，當村民們還不能夠代表自己的時候，一個凌駕于其上的強大政府則是必須的。因此，中國在邁向現代社會的時候，對于農村社會資本，要更多地補充其制度性的部分，只有這樣，近年來的“民工潮”對城市社會、農村社會的不良沖擊（如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貧困問題、流動缺少組織而造成的交通問題以及各種犯罪問題）才能減少，而城鄉勞動力的配置也才能更合理化，才能更有利于社會整合。
總之，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要注意建構農村中以關系網絡為載體，以信任、互惠和合作為特征的農村社會資本。我們必須著力增加整個社會的普遍信任、互惠規范和橫向社會參與網絡等社會資本，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基礎。社會資本作為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一種體現，以信任、互惠、合作為內在行為規范，通過公民間的良性互動和公民參與來推進新農村建設。
注釋：
①世界銀行（World Bank，2004）認為，社會資本是指能夠加強集體活動的規范和網絡。越來越多的觀點表明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不僅可以緩解貧困而且可以促進經濟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社會資本不是社會制度相加的總和，而是把各種社會制度聚結在一起的粘合劑。
②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特點是“差序格局”的理論，這一理論堪稱中國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典范。“差序格局”一詞，旨在描述親疏遠近的人際格局，如同水面上泛開的連暈一般，由自己延伸開去，一圈一圈，按離自己距離的遠近來劃分親疏。先生解剖中國傳統社會，使用的是社會結構分析方法，這是社會學通用的方法。在費先生之前，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就曾用“有機團結”和“機械團結”兩個概念區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費先生為更準確地區分中國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謂是費先生的獨創，并被國際社會學界所接受。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的結構是 “團體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團體里的人是一伙，對于團體的關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團體中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那也是先規定的。”；而我們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是“差序格局”。“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兩種格局顯著的區別就是西方人注重團體的概念，而我們中國人的整個社會關系網絡都是以己為中心。“團體格局”的西方社會對國家這個大團體的認同是普遍而且廣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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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Its Analysis Framework
Ma Hong-mei1, Chen Liu-qin2
（1.Gui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Economy，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ianjin 300191，China）
第8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社區治理 治理理論 善治
一、社區治理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
全球治理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對治理做出了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治理理論打破了社會科學中長期存在的兩分法傳統思維方式，強調管理是一種有效互動的合作過程，認為公民社會也是合法權力的來源，同時，治理也是當代民主的一種新的形式。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單位制的解體，街居制向社區制的轉變，政府主導下的傳統社區管理方式已經不能有效解決城市社區發展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區治理應運而生。在社會資源的配置過程中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使得國內外學者紛紛將希望寄于治理理論，而建立在國家和市場基礎上的有效的治理--善治--是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不足的有效手段。善治是一種最好的治理方式，是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因此社區治理的現實意義即是走向善治，實現合作共治。
二、D市城市社區治理的實證研究
1.調查方法
本文采取實證研究的方法，通過電話采訪和走訪民政局相關部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科、社會組織管理科、社區管理辦公室）、查閱D市政府信息公開的政策文件和在典型社區（二女橋社區、望海社區、新壩社區）發放調查問卷（對象為社區居民，紙質調查問卷60份，電子調查問卷40份，回收問卷94份，其中有效問卷92份）等形式對D城市社區整體情況和典型社區進行統計分析和實地調查。
2.調查背景及概況
近年來，D市以“組織和諧、文化和諧、利益和諧、人際和諧、環境和諧”為根本出發點，以創建“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治安良好、環境優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為目標，不斷提高社區服務水平，扎實推進和諧社區建設，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
截止2013年5月，D市全市轄14個鎮，368個村委會（其中含75個農居），42個居委會，總人口115.23萬人，總面積2340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61.6萬畝。目前，市區現有5個街道、22個社區，常住人口21萬人，市區建成區面積26平方公里。先后創建省級文明社區2個、和諧社區3個、民主法治示范社區10個、綠色社區3個，地市級社區建設示范社區17個。《D市“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規定，到2013年，D城市社區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新體制，農村社區達標率達80%；到2015年，農村社區“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達標率達100%。2013年D城市社區已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新體制，農村社區達標率達82%，已達《辦法》規定水平。
3.問題及原因分析
D市城市社區在組織架構、規章制度、人事管理安排、公共服務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實踐成果，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現代社區管理的標準，但社區治理還未在這個長江以北縣級市中唯一的中等城市里深入人心，與已在全國很多城市得到良好實行的成熟社區治理機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
社區治理主體單一。在D市城市社區生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社區問題越來越復雜化、多樣化，而社區治理的主體仍然停留在政府“一家獨大”的局面，政府全能型的主導地位并沒有改變，政府部門對于社區方面還沒有實質性的放權，只是交給社區居委會來承擔社區管理的相關工作，忽視了社區中其他治理主體的地位和作用。
D目前在民政局登記備案的社區民間組織有30余個，而實際上這些民間組織與社區的聯系仍然是停留在書面層面，實際操作意義上能夠真正起到社區治理主體作用的社區民間組織少之又少。社區居民也因為“熟人社會”的逐步瓦解而很少參與社區治理，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的積極性不高。缺少了社區居民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等社會團體的力量，便缺少了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與合作，公共利益不可能在這樣的模式中最大化。
第9篇：農村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一、考核對象
20個社區居委會
二、考核項目設置
（一）綜合類
1.城市社區（9個）
2.農村社區（11個）
（二）單項類
1.社會綜合治理工作先進單位
2.鄉村振興工作先進單位
3.城鄉環境整治工作先進單位
4.安全生產工作先進單位
5.黨建“三化”工作先進單位
6.綠色殯改工作先進單位
7.衛生與健康工作先進單位
8.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先進單位
9.征兵工作先進單位
三、獎項設置、表彰名額及獎勵標準
1、綜合獎
一等獎：城市社區、農村社區各1名，各獎勵3萬元。
二等獎：城市社區1名、農村社區2名，各獎勵2萬元。
三等獎：城市社區4名、農村社區5名，各獎勵1萬元。
2、單項獎
（1）社會綜合治理工作先進單位、鄉村振興工作先進單位、城鄉環境整治工作先進單位、安全生產工作先進單位、黨建“三化”工作先進單位、綠色殯改工作先進單位、衛生與健康工作先進單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先進單位各3名，各獎5000元。
（2）其他工作（重點項目服務等），需要特別獎勵的，黨委另行研究。
四、考核辦法
1.成立考核工作領導小組
組長：
第一副組長：
常務副組長：
副組長：
成員：
下設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
2.考核方式
實行“四評”考核機制，每半年考核一次，全年累計評先。
（1）各線、各科室初評
參評人員：各線、各科室分管領導、科室全體人員
各個科室必須按文件要求，實事求是，綜合打分，拉開打分檔次，嚴禁打滿分，至少形成三個評分檔次，打分時要備注扣分或造成分差的依據，經主管領導和科室長簽字后再上交。
（2）考核領導小組辦公室人員復評
參評人員：機關科室長
（3）考核領導小組審評
參評人員：相關班子成員
（4）班子會總評
參評人員：全體班子成員
3.督查考核辦法：
①交辦——事前告知，安排部署（作風督查除外）。對上級交辦和街辦部署的工作，以點到會或下發任務清單的形式明確任務、責任、時間進行交辦。
②落實――事中察看，微信曝光。各科室社區按照要求，抓緊時間進行落實。督查辦采取多種形式掌握進展情況，及時記錄在案，并向主要領導匯報。
③督辦――事后反饋，通報督促。對工作推進不力的，由街道黨委、辦事處主要領導簽發督辦單，要求限時辦結并啟動問責預警。
④銷號或問責。對在督辦時限內完成整改的，進行銷號；
對督辦后仍不到位的，啟動問責，列入“負面清單”，并以備考核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