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社區文化是農村社區建設和發展的核心所在，特別是處于轉型期的農村社區，其社區文化建設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如何積極探索轉型期農村社區建設的有效途徑、不斷推進農村社區精神文明建設，促進農村社區物質文明發展，已經成為了推進農村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轉型期農村社區文化的內涵
轉型期農村社區文化主要指的是由居住在農村的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由一定的紐帶聯系在一起而形成共同的價值觀，生活方式、情感歸屬和道德規范。而從農村社區文化內涵的形態上看，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及觀念文化三個層次。其中，物質文化主要指的是進行農村社區文化建設所必須的各種文化設施以及文化活動場所等物質條件，由此可見物質文化是保證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根本保障；制度文化指的是農村社區文化管理制度化、規范化，制度文化是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基礎保障；觀念文化指的是居民所有具有的共同價值觀、社區意識、社區精神等，制度文化是農村社區文化的核心所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及觀念文化三者是農村社區文化的主要內容，且三者缺一不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構成了農村社區文化的統一體。
二、轉型期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主要問題
（一）思想認識不足
轉型期農村社區文化建設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思想認識不足問題，許多干部群眾對政策的解讀和理解不夠，完全沒有認識到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真正價值。許多社區干部工作理念和方式依然停留在以往落后層面，沒有與時俱進，及時更新觀念，在農村社區文化建設中沒有充分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沒有從根本上抓好農村社區文化管理模式的革新，嚴重制約了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深入開展。
（二）硬件支撐不夠
農村社區文化建設也同其它類型的項目建設一樣，需要有強大的硬件設施作為支撐，但是由于經費不足，其目前的固定資源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匱乏性，即便是已經建成的圖書館、文化活動室也會因為后續資金的不足難以進行必備的資源補充、維修甚至是日常的運作，這就導致很多地方的社區文化建設成為了“形式主義”，并沒有任何實際性的內容與意義。
（三）文化人才匱乏
文化建設同樣需要一定的人才作為支撐，但是由于受到其固有的經營條件以及市場運作規律的影響，真正愿意投身到社區從事文化服務工作的人才數量并不多，而且極有可能因為工作環境和現有工作條件的落后與不發達造成已有人才的流失。同時部分地區政府層面由于缺乏對文化活動的支持，導致從事此項工作的人才很難得到進一步發展、充分實現個人價值的機會，嚴重影響了其工作的積極性與熱情。
三、加強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途徑
（一）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先進文化
在轉型期農村社區文化建設過程中，需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積極發揮農村社區居民的主體作用，樹立先進的農村社區文化。因此，在進行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過程中，要堅持以先進的文化占領農村社區，以先進的思想武裝人們的思想，幫助社區居民實現其自身的價值，使先進文化在農村社區中扎根、發芽。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既要做到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同時又要打造適合人全面發展的、良好的社區文化氛圍。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根據農村社區的具體情況，積極利用鄉土資源，以戲曲、歌謠、民謠等方式開展一系列的具有當地特色的文化活動，促使獨具特色的農村文化精神的形成，從而使本土文化與先進文化進行有機結合。
（二）完善設施建設，健全管理體制
農村社區文化是通過一系列的物質文化表現出來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社區文化公共設施、文化活動場所、規章制度、文化管理體制等等。因此在當前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用于硬件設施投入的缺失而呈現出并不繁榮趨勢的情況下，要不斷加強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和建設力度，加大用于專項服務社區文化建設的資金，確保其各項事業能夠健康有序的發展。同時，社區內部還要做好文化管理工作，讓科學完善的發展體系，符合整個農村經濟建設規律，以及廣大群眾文化需求規律的管理體系來完善對其的運作與支持。當然值得一提的是，要想徹底健全管理體制，還需要構建一支穩定的工作隊伍，其要以發展的觀點來落實文化建設中的各項工作，同時在明確其自身權責以及個人責任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的獎勵機制，來實現其對于文化工作的積極性，充分發揮自身作為文藝工作者的潛能。
（三）注重人才培養，增強培訓教育
鑒于目前農村社區文化建設已經存在的人才匱乏、人員結構失衡的現狀，其要想從根本上擺脫其對于自身發展的束縛，就要注重人才培養，加強對工作人員的培訓教育。要充分儲備社區文化服務人才，尤其是面向廣大年輕的村干部，構建具有先進性、針對性、目的性與服務性的人才培養體系，并側重于培養其管理素質與管理能力。同時，在農村社區文化建設過程中，需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大力推進社區文化教育工作。社區文化教育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大力開展一般知識性教育，通過采取組織村民學習方式，對村民進行社區基本知識、社區環境知識、生產知識、勞動技能、村民共約等知識進行教育，以此來不斷的提高村民科學素質；二是積極進行觀念教育，積極培養村民的公民意識，根據村民的傳統文化意識、文化層次及接受能力，對村民進行民主意識、公德意識、法制教育、科學意識等教育，促使村民樹立起良好的公民意識；三是在社區中積極進行行為教育，在社區中充分地利用多種文化教育資源，采取豐富多在的形式，組織、疏導、激勵村民選擇正當的行為方式，自覺抵制不良行為。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轉型期農村社區文化建設過程中，只有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積極樹立先進文化，完善設施建設和健全管理體制，注重人才培養，增強培訓教育，才能夠促進我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黃瓴，羅燕洪.社會治理創新視角下的社區規劃及其地方途徑――以重慶市渝中區石油路街道社區發展規劃為例[J].西部人居環境學刊，2014，（05）.
第2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村民自治在中國農村普遍推行以來，農村基層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都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進步，農民的民主意識和農村的面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我們也知道，村民自治在30年左右的發展進程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出現了發展中的困境，這些問題和困境有的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或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不強造成的，有的則是由于某些人明目張膽的腐敗和蓄意破壞造成的。毫無疑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相關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對這些方面的關注是正確和必要的，但是要認識和理解當前中國村民自治的困境，僅僅看到這些相對主觀的因素是不全面的。
當前中國村民自治發展中的困境，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當前中國發展的時代特征客觀決定的。當前中國發展最主要的時代特征是大規模的快速城市化，改革開放30多年間，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從20%左右提高到了51%，這個速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一。這一特征深深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方方面面，客觀上加深了當前村民自治存在的困境，當前中國快速的城市化對村民自治的客觀影響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農村社區變動不居
快速城市化使中國農村處于一個劇烈變動的時期。雖然由于各地城市化的進程和速度并不一致，各地農村社區的形態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所有的農村都處在一個高速變化的時期，農村社區呈現多樣化而且變動不居的狀態。除一些農村還保留著傳統農村社區的特征外，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地區出現了空心村現象，在城市近郊出現了城鄉轉換過程中的社區、樓房化的農村社區、非農化的農村社區和農村中的農民工社區等多種形態。農村社區的高速變動可以從城鄉轉換過程中的社區和樓房化的農村社區中得到充分體現。
城鄉轉換中的農村社區主要在城市近郊，一方面農民的宅基地和耕地已經完全出讓，不再具備從事農業生產的條件，開始向非農產業轉移；另一方面，農民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已經完全市民化，在樓房集中居住。社區組織有的已經完成了“村改居”，正式更名為“居民委員會”。有的在保留原村民委員會的同時成立居民委員會，出現了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并存的局面，使村民自治呈現出全新的特點。在“村改居”的過渡時期，基層政府尚未觸動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人事安排，保留了原行政村的村民委員會，將大部分重要的社區事務交予原來的村組織解決。村委會不僅繼續行使著原村民委員會的部分自治功能，還對原行政村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為社區居民提供社區服務，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計劃生育等。社區居民委員會的成員由基層政府直接任命產生，很多村民并不清楚社區居委會的職責所在，甚至并不認識居委會的工作人員。
樓房化的農村社區的特點是實現了農民居住的樓房化和集中化，基本生活條件正在向城市化的方向發展，居民社區打破了原行政村的空間，一般是幾個村或多個村形成一個新社區，村民或村集體保留較多的耕地，農業收入仍是農民家庭收入的一個構成部分。這類農村社區從地理位置上看，有的毗鄰市區或城鎮，成為市區或城鎮在空間上的延伸部分，有的則在農村就地實現樓房化，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仍然保留較多耕地，多數家庭仍然從事農業生產。在樓房化的農村社區中，這些社區原有的地理位置、空間布局、社區規模和社區成員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也意味著管理體制即將面臨許多新課題：原有的農村社區管理體制是以村民委員會為載體的村民自治，而現在的一個樓房化的居住小區可能容納了原來的好幾個村民委員會的村民，原來一個村的公共事務現在變成了好幾個村的公共事務了，農民的居住模式由獨門獨戶的小院變成了涉及更多公共性的單元樓房，人們所關心的公共事務的內容也將發生諸多變化。在當前村民自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這些村民在新的社區如何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呢？如果涉及到村委會的合并或者成立新的管理機構，能否保障村集體的資產和農民的利益不受損失，以及如何在新老機構間實現平穩過渡？
城市化進程中使農村社區形態呈現出了多樣化的特點，多樣化和新型化的農村社區在有效實現村民自治方面正面臨著全新的困擾和挑戰。并且，在中國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這些多樣化的農村社區并非靜止不動，而是仍然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原有的農村社區不斷被打破重組，農民原有的生活場域不斷地發生時空轉換。
傳統農村的居民世代聚族相居，人口相對固定，每個農村都是一個天然的利益和生活的共同體。但是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打破了這種千百年來的天然共同體，全國各地推行的撤村并點、樓房化和宅基地換房等各種小城鎮建設模式，都無一例外地要求新的社區擴大規模，把多個原有的農村社區居民合并集中在一起。集中居住對于改善生活條件、提供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便利，節省了成本。但是對于新的社區來說，除了原有的一些集體利益需要重新分配調整外，更重要的是重建社區意識和管理機構。建立管理機構相對容易一些，但是培育新的社區認同意識、建立新的和諧社區恐怕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村民自治是一種基層社區自治，社區需要穩定的邊界、空間環境和社區意識，成熟的社區自治是建立在相對穩定的社區共同體基礎之上的。快速城市化使中國農村社區變動不居，這怎么能夠實現有效的社區自治呢？
自治主體經常缺位
傳統農村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人口流動性小，基本上不發生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但是當前處于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村，快速的人口流動成為其主要的一個特征。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統計，2012年外出農民工達到16336萬人，增加473萬人，較上年增長3%，其中舉家外出農民工3375萬人，增加96萬人，增長2.9%。農民工的大規模外出就會在流出地的農村大量出現空心村和農村社區衰敗的現象。
當前全國大部分農村都有“空心村”現象，特別在我國中西部民工勞務輸出省份如安徽、湖南、河南、四川等表現尤甚。這些省份大批農民工長期舉家外遷，房子、土地長期閑置在農村。空心村最大的問題是，在青壯年常年在外、村莊常住人口大量減少的條件下如何使農村公共生活保持生機和活力。人口過少也會導致治理失效，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為主要人口結構的農村社區會產生大量的社會問題。
但是我們都知道，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自治的主體是村民，“三個自我”和“四個民主”的實現都需要村民的直接參與。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干部的產生方式，必須經全體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會議是村民自治的最高決策機關，有權審議村民委員會的年度工作計劃和報告，有權撤銷或者變更村民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等；村民有監督村干部的權利，可以通過村務公開、民主理財、經濟責任審計、民主評議和罷免等方式行使監督權。可以說，村民的參與是村民自治的基礎和核心。但是，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國農村，勞動力的頻繁流動會造成村民自治主體的經常性缺位，自治主體的缺失必然會使村民自治流于空虛。
不僅如此，大量的人口外流也使村級組織和村民小組缺乏必要的干部人選，使農村治理面臨群龍無首的窘境。受城市化及市場經濟的影響，不少年輕有為的村干部也外出務工了，不僅使村級組織出現干部老齡化現象，而且不少的留守村干部對工作的消極態度也比較明顯。如果說村民會議是村民自治的決策機關的話，那么村委會便是其執行機關和組織載體，而村干部就是這個執行機關和組織載體的必要組成部分。缺乏一定數量和積極努力的干部人選，村委會的有效運行便成了問題，會使公共事務難以組織，許多公共服務無法提供。國家的一些惠農政策是需要村組織自己申請的，由于有些留守村干部缺乏必要的政策素質和主動性，就會使國家的這些惠農政策無法與這些農村對接和落實，造成項目、資源和機會的浪費。
快速城市化使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致使村民自治出現主體缺失現象，嚴重沖擊村民自治最基本的人的基礎。
自治內容繁雜急迫
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以村民委員會為組織載體的村民自治的內容相對簡單，行政性的職能主要是協助鄉鎮政府的行政工作，自治性的職能主要是管理村級內部經濟、社會、文化、治安、基礎設施、環境等，經濟性的職能是管理集體資產、村辦企業等。
但是在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村的經濟活動更加密集和活躍。密集的經濟活動必然會使人們圍繞著利益而進行的互動活動更加頻繁和密切，利益沖突也會增多。這表現在很多方面：如村辦集體企業可能面臨著利益分配不公的爭議，一些高污染的企業可能會引發村民與企業之間的沖突以及環境災難，尤其是由于征地而引發的利益沖突更加激烈。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都對土地形成了越來越突出的需求，但是圍繞著征地補償問題，農民與村干部、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經常意見不一致，往往會由于利益問題而不斷上訪告狀、甚至會發生暴力沖突和。這些都使傳統意義上村民自治的內容變得繁雜急迫，沖突頻發。
如在土地征收過程中，依法發放征地補償款是失地農民生存的保障，然而有的地方政府基于降低政府土地征收的成本，常常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不發或少發征地補償款，有些基層政府或村委會濫用權力，違規截流或挪用本應分配給農民的土地補償款，有的甚至不安排失地農民參加社保或擅自降低失地農民的社保標準。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農民只能得到土地非農化收益中的很小一部分，這種土地收益分配上的不公、征地補償措施實施中的不規范，嚴重侵害了農民應有的土地權益。近年來發生在農村地區的許多都是征地補償引起的，這給我國的社會穩定，城市化進程的順利推進帶來了不利影響。這些問題直接導致村民委員會在很短的時間面臨巨大的壓力，給村民自治增加了很多現實難題。
因此，如何在短時間內協調政府、企業與農民的利益，如何在利益分歧中找到均衡點，就成了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村民自治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這些問題會不時發生、頻繁出現，并且一旦出現就會非常急迫，嚴重考驗村干部和村民的應急能力，將給村民自治平添很多難題。
外來力量頻繁介入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進入了一個加速的社會轉型期，而農村更是處于一個高速轉型和變遷的中心。在趕超壓力下，中國的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一是速度快，二是規模大，三是政府主導。如前所述，在政府主導的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各種主體圍繞著利益而進行的活動更加頻繁和密切，利益沖突也會增多。他們為了自己的目標，都會積極介入到村民自治的事務中來。而相對于村民自治來說，這些來自于外部的力量，不僅頻繁，而且強勢，村民和村干部自身根本無力招架。
外部力量對村民自治的頻繁介入在當前集中表現在征地拆遷問題上。為了經濟發展和快速推進城鎮化的目標，地方政府會成為一個積極活躍的主體，直接介入到農村的征地拆遷活動中來。地方政府經常打著集約利用土地、發展現代規模農業、推動城鎮化進程等旗號，來到農村推動土地流轉和農民的集中居住，介入村級事務。開發商和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他們或者在地方政府的引介下進入農村，或者自己直接走進農村，介入和影響村級事務。
問題不在于地方政府、開發商和企業是否應該介入和影響村級事務，而在于他們影響的方式是否正當。按照正常的程序，村民是否集中住進樓房，要尊重農民的意愿；村民是否出讓土地以及以什么樣的補償標準出讓土地，都需要由村民討論決定。但是要想讓村民在所有問題上達成共識，需要深入溝通、耐心說服，而這一切都需要時間。為了提高效率，地方政府往往不愿意去做那些耗時費力的說服溝通工作，而是用行政化的手段強勢推動，不惜違反農民意愿，強迫農民住進樓房，或者強迫他們出租或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推動外來企業“購買”農民的承包地。很多情況下，村委會被迫成了地方政府和企業推行自己意志的工具，村民會議根本不召開或開同虛設。換言之，發展的壓力導致地方政府和企業等外部力量頻繁介入村級事務，而這些外部力量為了追求效率經常以行政化的手段強勢介入，完全破壞了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
綜上所述，快速城市化進程的特點雖然不能說明中國村民自治的一切問題，但是客觀上決定了當前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一些重要特點及未來發展趨勢。根據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結合中國的實際特點，我們可以判斷，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仍將持續30～50年才能趨于平穩。因此，中國的村民自治將會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仍然處于不穩定狀態，社區形態不斷變化，人口流動日益頻繁，村級事務紛繁復雜，來自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外部力量不可避免地不時介入。只有當中國大規模、快速的城市化進程趨于平穩之后，農村社區形態才能趨于穩定，人們的社區意識才能逐步培育起來，那時的村民自治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穩定、和諧和成熟。
第3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關鍵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規劃；設計模式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被稱為農村發展的第,是統籌城鄉發展的結合點、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切入點、促進農村發展的增長點，是中國農業經濟建設新型城鎮化作引領的戰略基點。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既不能等同于村莊翻新，也不是簡單的人口聚居，而是通過新社區建設，改變農民生產和生活方式，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加快縮小城鄉差距，讓農民享受到跟城市人一樣的公共服務。目前，各地已經建成的新型農村社區規模不等，少則幾千人，多則上萬人乃至幾萬人，基礎設施相當完善，公共服務全面覆蓋，生活環境堪比城市小區，城鄉差距在這里已顯著縮小[1]。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山東、四川、河南、河北、北京等省市把建設新型農村社區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戰略加以推進，其中成都、新鄉、蘇州、德州等省轄市為此專門下發文件，成立領導機構，制定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全力推進，成效顯著，涌現出很多好的典型，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在通常的概念中，國家有了政策和物資、資金的保證，地方上的建設就可以大上快上，指日可待，但實則不然。一項大的經濟建設和改造，不僅要有政府的各項支持，還要有社會各界、各種力量的大力配合。如一個社區在建設過程中，即使政策、資金、物資全部到位，也不一定能建設一個好社區。因為怎么進行布局，建設多少房子，多少人居住，建設哪些服務設施等的問題，需要技術層面的專業人士進行規劃與設計。規劃與設計有其自身的原則與標準，不能一概而論。當前，在全國范圍內的新型農村社區改造活動中，需要規劃與設計的城鎮鄉村很多，但還沒有一個通用性的設計模式可以借用。因此，中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設計模式研究和推廣應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1設計模式的創新思路與方法
中國幅員遼闊，東西南北差異巨大，發展水平也極不平衡，由權威部門完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設計模式顯然是不可能的。就像世界上沒有適合中國農村經濟發展通用的“模式”一樣，中國自己也沒有通用自己所有省市農村經濟發展的“模式”。這個模式需要具體的定位和建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設計模式必須是針對某一地區或相似區域進行的具體化的系列方案[2]。設計模式是一種理性的解決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論。把解決某類問題的方法總結歸納到理論高度，那就是模式。設計模式是一種指導，在一個良好的指導下，有助于完成任務，有助于做出一個優良的設計方案，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最終會得到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環境規劃與設計是一門學科，有其自身的規律和要求。方案設計要按客觀規律辦事，要結合實際辦事，要充分尊重和體現用戶的要求，維護用戶的利益。設計模式是建立在充分的調研、考察，廣泛征詢意見，實際的實施檢驗等前提下形成的，具有針對性、特殊性和可操作性等特點。而它又不是一般性建筑和環境設計模式的重復，應有以下創新點：一是設計模式既有文字論述，也有圖例說明；二是設計模式既有概念性的規劃，也有建設性的實施細則；三是設計模式針對性強，遵從原創性的原則，不重復，不摹仿；四是設計模式在同一類型中，有多種形式可供參選；根據不同的設計對象其復雜程度，可設置為一、二、三、四、五個等級；不同的地理位置可設置為平原設計模式、高原設計模式、江河設計模式、海洋設計模式、丘陵設計模式、崗地設計模式或山地設計模式等。不同的氣候環境可設置為熱帶氣候設計模式、溫帶氣候設計模式或季風帶氣候設計模式等。
2設計模式的運用與實踐
設計模式的優劣與否，必須通過實際運用才能夠檢驗。為此選擇了襄陽地區保康縣歇馬鎮。選擇的理由是：襄陽是傳統的農業大市，有較好的農業發展基礎，也有比較豐富的地理位置和產業形態。襄陽地形為東低西高，由西北向東南傾斜。東部、中部、西部分別為丘陵、崗地、山地，約占襄陽總面積分別為20%、40%、40%。按照襄陽今后的發展目標和地形條件，在設計模式當中，可進行大的分類，即丘陵設計模式、崗地設計模式和山地設計模式。符合我們理想的T型設計模式系列，即相似模式的梯級排列。保康縣歇馬鎮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山地鄉鎮，其中有許多的村莊坐落在高山地帶，平均海拔在1200多m以上，符合選用“山地設計模式”進行運用。根據設計原則，對歇馬鎮設計模式進行了2個階段的分期工作：一期為概念性的規劃；二期為建設性的實施細則[3]。首先對鎮屬的49個村子進行了大量的現場勘察、測量、調研，結合各級相關的要求、規定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與發展的政策，根據大的設計模式綱要，再進行單位的模式劃分：產業結構設計模式、居民居住設計模式、公共交通設計模式、公共設施設計模式、供水、供電設計模式、通訊設施設計模式、旅游開發設計模式、生態環境設計模式和文物古跡保護設計模式。歷時2a多的時間，完成了規劃設計任務。受到老百姓的歡迎，鎮政府的認可，市、縣城鄉設計規劃部門的驗收。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期的建設規劃設計。運用設計模式的方法，可以清晰地看到襄陽地區新型農村社區的形態分布和業態布局，可以根據政策去調控，根據不同區域的實際情況去落實。
3結語
設計模式在當前如火如荼的全國范圍內的新型農村社區改造活動中有著良好的參照價值和引領作用。通過研究，本課題實際應用價值主要體現在一是為相關部門的決策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二是為用戶準備的多方面的設計模式，成熟、可行，可供選擇余地大；三是為同行和相關人員提供有益的借鑒；四是為實踐性教學、研究積累了大量的素材；五是為與外省、外地區同行間進行學術交流積累了經驗。
作者:張波 單位:湖北文理學院美術學院
參考文獻
[1]葉齊茂.村莊整治技術規范圖解手冊[J].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
第4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關鍵詞：社會資本；農村社區文化；新農村建設
中圖分類號：DF36
文獻標識碼：A
提到社區，大多數人會認為它似乎只是城市的專利，畢竟城市社區這一概念在人們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但事實上，農村社區一直是人類歷史上古老而又十分重要的社會共同體。其古老在于，它是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產生以前就存在的原始部落；說十分重要，是因為從古到今，它一直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之一，至今仍發揮著獨特的社會功能作用。如今，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推進，城鎮一體化、農民居民化逐漸成為城市化進程的必然趨勢。這種新的時代背景要求社區建設工作必須與時俱進。雖然國家文化部已提出保障全社會公平享受文化權利問題，但是農村社區文化建設依然存在諸多困難。
一、問題的提出及相關概念
社區是滕尼斯提出的一個與社會相對應的類型學概念，與隨著工業化出現的、建立在理性意志之上的社會相比，社區是指建立在血緣、地緣、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認同感的傳統社會生活共同體。在滕尼斯看來，社區是一個溫馨美好的概念，它是與建立在契約基礎上、充滿理性計算的冷冰冰的“社會”相對照而提出來的。借此，滕尼斯表達了一種對前工業社會基于血緣、親情、共同習慣和傳統紐帶的共同體的眷戀。在此后的社區研究中，盡管關于社區的定義層出不窮，但地域、互動和認同是公認的構成社區的基本要素，并且社區一直承載著一種共同體精神：人們可以為了共同利益而產生集體行動。
然而，我國目前社區建設運動中建構起來的社區未能產生一種共同體精神。在農村，由村委會動員的參與主要是個體化的離散參與，參與過程也大多是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實現社會控制目標。參與過程并沒有改變村民的心理特質，沒能使他們產生一種超越個體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參與了社會改造過程而生發的主體性。那么，在當代中國農村，村民們該如何超越個體私利形成具有集體責任感和歸屬感的農村社區?這樣的地域共同體在當代中國農村中該如何形成?
肯尼斯?紐頓認為通過互惠和信任，社會資本把個人從缺乏社會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義的算計者轉變成為具有共同利益的對社會關系有共同假設和共同利益的共同體的一員，從而構成了將社會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劑。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即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能夠通過促進合作來提高社會的效率，也有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他認為“在一個擁有大量社會資本存量的共同體中，生活是比較順心的。公民參與的網絡孕育了一般流的牢固準則，促進社會信任的產生。這種網絡有利于協調和交流，擴大聲譽，因而也有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而且“公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人們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培育了強大的互惠規范；促進了交往，促進了有關個人平衡的信息之流通”。依據帕特南的理論，在一個擁有大量社會資本的共同體內，合作更容易出現，也就是說，社區治理與社會資本之間存在著極大的關聯性。
社區文化是我國新時期興起的一種社會文化形態，農村社區文化建設作為農村社區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已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娛樂、文化設施，還影響和包容著人們的行為規范、民情習俗、信仰觀念、人際關系等。良好的社區文化不僅有利于培育文化認同，促進人際交往，強化社區自治意識，而且具有重要的利益導向功能。具體來說，通過農村社區文化建設，可以實現農村居民廣泛的社區參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趣味、文化價值取向和文化認同，使農民個體的利益沖突在觀念上得以有效的溶解。在這一過程中，農村社會資本的培育與農村社區文化建設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關系。基于一項全國性調查數據(CGSS2005)的分析，本文考察了當前農村社區文化的發展狀況，及其與農村社區社會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對當前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和建議。
二、基于CGSS2005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一)農村社區文化的發展狀況
由2005年全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05)數據顯示，在問到“你所在的社區／村莊有沒有以本地居民為主要參與者的文化／節慶活動呢?”，87.7％的人回答“沒有”，8.9％的人回答“偶爾有，但不規則”，僅有3.3％的人回答“有，而且定期舉辦”；而在問到“在業余時間，您有沒有參加由您工作單位以外的社團組織(如俱樂部、培訓班、教會等)安排的娛樂／文藝活動呢?”比較農村居民與其他社區居民回答的情況，我們看到，農村居民文化活動不僅絕對數量上相當少，相對其他社區類型來說更是非常匱乏。
(二)農村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文化狀況的相關分析
帕特南是一位較早將社會資本理論運用于社區治理研究的學者。他和他的同事們花了20年的時間就社會資本問題對意大利南北行政區進行了研究：意大利南北不同地區治理績效差異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社會資本分布的差異。充足的社會資本使意大利北方的民主制度走入良性循環，信任、互助、互惠合作帶來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充滿活力、政府日趨民主。相反，稀缺的社會資本使意大利南方南部地區陷入了惡性循環，背叛、依附、剝削、強制服從帶來了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經濟與社會的混亂如影隨形。帕特南的研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任何一種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運作的，這種社會環境即是包括了信任、互惠規范的公民參與網絡。一個民眾積極參與的、團結合作運作規范的公民參與網絡，可以將一種制度的績效發揮至極大；相反，一個缺乏凝聚力、缺少規范、勾心斗角、混亂無序的公民參與網絡，則會將相同制度的績效降至最低。依據帕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本文選取以下問題來考察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
關于互惠和網絡，我們選取問題“您和同村其他村民相互之間的熟悉程度是怎樣的?”、“在日常生活中，您與同村其他居民之間有互助行為嗎?”來考察。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級評定法，分為：“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比較熟悉”、“非常熟悉”；“沒有”、“偶爾有”、“有時有”、“較多”、“很多”。
關于信任，韋伯認為，中國人的信任建立在血
緣共同體的基礎之上，是一種難以普遍化的信任。福山也強調中國社會是一種低信任度的社會，因為一切社會組織都建立在血緣之上，人們缺乏對家族之外其他人的信任。但是，最近國內學者的研究并不都支持這些觀點。例如，李偉民和梁玉成的研究指出，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雖然以有血緣家族關系的親屬家庭成員為主，但同時也包括家族之外的親密朋友。因而我們選取調查問卷中的問題“在不直接涉及金錢利益的一般社會交往接觸中，您覺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來考察。選項分別為：“同村的同姓人士、同村的非同姓人士”，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級評定法，分為：“絕大多數不可信”、“多數可信”，“可信者與不可信者各半”、“多數可信”、“絕大多數可信”5個等級。
關于社區參與，我們選取問題“您對村委會日常工作和決策的關注程度是怎樣的?”“您在上一次的村委會選舉中有沒有投過票”來考察。回答分為：“沒有”、“有，但是因為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有，是自己自發主動去的”(分別記為1、2、3分)；以及李克特量表，5級評定法，分為：“一點也不關注”、“不太關注”、“一般”、“比較關注”、“非常關注”。
為便于分析，我們首先采用sPssl3，0對以上各項進行因子分析，經斜交旋轉后得到三個因子，結果如下所示，我們將他們分別命名為：“網絡、互惠因子”、“信任因子”、以及“社區參與因子”。
再將這三個因子與農村社區文化狀況進行相關分析。
我們看到，反映社會資本存量的這三個因子都與社區文化狀況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三、思考和建議
(一)對農村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文化建設的思考
農村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文化建設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對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影響。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對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國內外的眾多研究都已證明社會資本對社區建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具體到我國的新農村建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意味著其關系網絡內的成員能夠相互信任，并保持著密切的互惠交往和互動，因此它使成員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為攝取其中的隱性資源(如信息、技術、構思等)提供了便利，因而有利于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目標的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離不開強大的資源支撐：社會關系網絡把擁有不同資源的人們聯系在一起，動員社會關系網絡能為資源匱乏者帶來各種各樣的資源收益，因此，挖掘、利用農村社區的社會關系資本，能夠克服新農村建設的資源瓶頸。
第二，農村社區社會資本還意味著社區成員間和諧交往，遵守規范，因此它是能夠協調社區發展的劑，有利于新農村建設“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目標的實現。村容整潔、鄉風文明以村莊共識性規范的建立為前提條件。但是，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進一步加快，在當前的農村社區，村民原有的規范意識以及村莊的治安秩序都受到了較大的沖擊和破壞，因此積極建構農村社區的規范資本，能夠有力推動農村社區和諧秩序的建立。
第三，農村社區社會資本也意味著其成員具有明確的“社區歸屬感”，即“在這一社區中，我們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強化了社區成員的“我們”意識，推動了農村社區凝聚力和集體行動力的產生，因而有利于新農村建設“管理民主”目標的實現。社區社會資本包括社區內的公眾參與網絡，如果農村社區建立起以各種社團和文化活動為載體的社區居民公共參與網絡，那么村民在參與、交往的過程中就會逐漸產生互相信任感，并提高對集體利益的興趣，積極、主動地參與村莊公共事務，進而推動集體行動的產生，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
2，農村社區文化建設有利于增進農村社區的社會資本
從上述分析我們看到，“網絡、互惠因子”和“社區參與因子”與農村社區文化狀況具有最為顯著的相關關系。
首先，構成“網絡、互惠因子”的重要內容――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也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社區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是與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緊密相關的，作為社會生活共同體的社區基礎，缺少了這個基礎，社區就成了沒有任何社會意義的純地域性概念。頻繁的社會交往和密切的社會關系是確立社會文化價值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重要條件。促進社會交往和強化社會關系的基本途徑是開展社區中的“共同活動”。社區成員只有在共同的社區活動中，才能增進交往，形成社會聯系。因此，大力發展農村社區文化建設，采取多種措施鼓勵人們參與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社區文化活動，對增進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強化社區認同感、增進地緣關系和人際關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
其次，社區文化作為社區活動建設的具體方面，有利于以生動形象、通俗易懂的形式形成共同的文化趣味和文化價值取向進而形成廣泛的社會參與，例如增加村民對村委會日常活動和決策的關心程度以及對村委會選舉的參與程度等等。有利于使他們產生一種超越個體利益的公民精神和因參與了社會改造過程而生發的主體性，這對于使村民最終超越個體私利形成具有集體責任感和歸屬感的農村社區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關于農村社區文化建設的建議
首先，當前我國農村的社區文化建設十分匱乏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農村不是文化的荒漠，它蘊藏著極為豐富的鄉土文化；農民不是沒有文化的人群，他們中間臥虎藏龍。因而，新農村建設一方面要培育先進的農村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即對一些農村的儀式、風俗、習慣、信仰要給予尊重和扶持，讓這些傳統優秀文化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文化基礎并發揮新的貢獻；而散布于廣大農村的“鄉土藝術家”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他們的藝術養分直接來自于農村，和農民有著天然的相通性，是農村文化事業中最活躍的因子，培養和激勵這些“鄉土藝術家”，也有利于激發農村自身的文化活力。
其次，應注重發展“第三部門”性質的文化中介組織，如俱樂部、協會、培訓班等等。在社區建設尚存在政府行政行為時，社區事務和生活必然存在政府全面而具體地介入，這固然可以起到政治整合的作用，但卻占據了“第三部門”本來就不多的生長空間。而根據以往的經驗研究，社團參與是影響社會資本存量的重要因素。帕特南在很大程度上也把社會成員對社團的參與看作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
第5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 人口轉移空間優化產業支撐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十報告鮮明地提出了城鎮化戰略。加快新型城鎮化是推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實現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是順應群眾對幸福生活新企盼的重大舉措。
一、新型城鎮化的內涵
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十分豐富，筆者認為踐行新型城市化的要害，是推進以農村人口轉移、轉化為核心的城鄉產業調整、空間優化和體制變革。具體表現在：
（一）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是以農村人口轉移、轉化為核心
人的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一方面，人口城鎮化是城鎮化的“本源”。盡管城鎮化的表現形式有多種，但“人”才是城鎮化的惟一主體，實現農村人口轉移，實現人口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升級，才是城鎮化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另一方面，人口城鎮化是解決城鎮化中累積問題的必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取得了較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較突出的是，過于重視城市空間拓展，而忽視了提高人口城鎮化水平。一是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遠高于人口城鎮化的速度。二是沒有為農民真正轉為市民提供更多的機會，處于一種“半城鎮化”狀態。
（二）新型城鎮化要有科學合理的空間形態，要形成科學合理的現代城鎮布局體系
空間優化是新型城鎮化的基礎。我國農村需要向城鎮轉移的人口數量巨大，合理引導人口流向，既要避免農村轉移人口在個別城市過度集聚，也要扭轉城鎮發展遍地開花、盲目擴張、惡性競爭、質量不高的格局，努力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模式。新型城鎮化要將空間結構調整納入到經濟結構調整中去，要大力優化空間結構和提高空間利用效率。
（三）新型城鎮化要有產業支撐，要與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
產業支撐是新型城鎮化的關鍵。農民進城的前提是工業化，工業化進程中，二、三產業的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對農民進城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現代農業的發展解放了生產力，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為農民進城提供了強大的推力。
（四）新型城鎮化必須要改革創新，攻堅克難
新型城鎮化的根本是制度創新。現行的體制機制與制度不利于城鎮化健康發展。新型城鎮化不能單純從設施建設、產業發展等硬件的角度來推進，不能只關注硬的方面的變化，而看不到軟的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內需，要把這個潛力發揮出來，就要靠改革，把城鎮化最大潛力和改革最大紅利結合起來，形成疊加效應，未來的發展就有長久持續的動力。新型城鎮化要以制度創新為突破口，深化包括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財稅制度等在內的各項改革，將合理的頂層設計與積極的末端治理相結合，為加快城鎮化進程提供必要的制度和體制保障。
此外，新型城鎮化還包括要堅持集約高效、生態宜居策略，要避免千城一面，要由政府主導向市場為先轉變等。
二、滁州市踐行新型城鎮化的幾點思考
近幾年來，我市堅持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城鎮化速度明顯加快，城鎮布局體系不斷優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投資環境和人居環境得到較大改善，城鄉面貌發生巨大變化。
(一)大力推進農村人口轉移、轉化
作為傳統農業人口大市的滁州市人口城鎮化任務較為繁重，人口轉移轉化過程中要對當前人口遷移現狀、面臨的困境、未來遷移趨勢進行認真研判和分析，以增強工作針對性、實效性和科學性。
1、人口遷移現狀。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很多村莊成為老人、婦女和兒童的留守地。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集中在40歲以上，繼續向城鎮轉移的難度較大。據測算，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體可以支撐城鎮化率提高4-5個百分點，但如果沒有體制改革或技術創新進一步釋放農村勞動力，幾年后，城鎮化率增速將遭遇“硬門檻”。傳統上向城鎮集中的農村人口主要是剩余勞動力，未來將轉變為農村家庭。研究表明，當我國城鎮化率達到70%、基本實現城鎮化時（此時全國總人口約為14億），需要向城鎮繼續轉移約2.9億農村人口，其中包括1.5億的勞動力、1.4億被撫養人口，其撫養比約為0.97，遠大于目前0.36的全國平均水平。傳統上勞動力進城的動力主要是城鄉收入差距的單一因素，而農村家庭進城將涉及到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遷移動力多變而復雜。
調研顯示，相當數量上世紀7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一代農民工在城市和農村來回游動，現在年齡較大，正在面臨選擇，這些人留在大城市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大多要回到回歸故土，會采取“折返式”進城的路子，他們在大城市積累一定資金和技術后會返回家鄉，并選擇進入門檻更低的鄉鎮、縣城二次就業和創業，并逐步實現定居，拓展新的生長空間，這一趨勢將因東部地區產業加速向中西部省份轉移而得到強化，小城鎮會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起到相應的作用。
流動人口逐步年輕化，受教育程度增高，人口流動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16-30歲的新生代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的60%，是我省農民工群體的主體。與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沒有務農經驗，沒有多少農業生產的技能，與農村生活漸行漸遠，對融入和扎根大中城市有著強烈的意愿和訴求，對生存與發展權利的訴求將愈加強烈。
就轉戶意愿的調研數據顯示，現在中國只有1/3的農民愿意轉為城市戶口，2/3農民還在觀望。老人愿意住在農村，中年人希望工作穩定，和良好的子女教育，許多農民還在把農村當作避風港。
2、人口城鎮化面臨的困境。城鄉二元體制形成的一系列城鄉分割的制度、體制和政策安排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許多環節都存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和障礙。這些障礙既有地方層面的，也有國家層面的。
首先，是農村勞動力農業退出環節的障礙。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模糊產權”, 缺乏對轉讓或放棄土地承包使用權者進行合理補償的相關規定，這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徹底，形成“兼業”經營與農業小規模經營的局面。
其次，是流動人口城市進入環節的障礙。當前剩余勞動力在進人城鎮的過程中，只實現了由鄉到城的地域轉移和由農到非農的職業轉換，但沒有實現身份變換。戶籍制度對鄉村人口的流動在當前仍然有很大的限制作用，農民到城鎮落戶的制度障礙依然存在，其不僅阻礙了社會良性運行，而且還制約了城鎮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受到自身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的限制，已轉移的勞動力普遍存在就業能力不強、就業層次不高、就業狀況不穩的現象。
最后，是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環節的障礙。一是流動人口子女上學難。進入城市后，流動人口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是農村的孩子難于在城市找到接受入學的學校。二是城鎮生活成本相對較高。上學難、上學貴、看病難、看病貴、買房難、買房貴無疑是阻礙城鎮化發展的最大障礙。一個城市的生活成本過高，會使一部分待轉移人口望而卻步。
3、人口城鎮化的模式。異地城鎮化和就近城鎮化相結合的人口轉移模式 。 我市面積相對較大，農村人口眾多，各地條件差別較大，人口轉移要將依托大中城市的異地城鎮化和依托縣域范圍小城鎮的就近城鎮化結合起來。從經濟功能、吸納就業的能力、控制和減少污染的能力、土地利用率等方面來說，大中城市具有比較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就全局和一般而言，其在城鎮化進程中無疑占據著主導地位，這對我市來說也不例外。國際經驗提供了有力證據。從世界各國的城市化經驗來看，發展最快的是大、中城市，其次是小城市，最慢的是小城鎮。優先發展戰略，并非排斥包括縣城在內的小城鎮的發展，只是強調在未來城市人口的中，大中城市要占較大的比重。應該通過各種方式鼓勵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已有一定發展基礎的農民工、中等文化以上和高級技能勞動力實現異地城鎮化；在短期內，要把所有農民集中到大中城市，這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依托縣域范圍小城鎮的就近城鎮化在當前還是有著較大的發展空間。以上兩種模式有著各自的優勢和發展空間。
4、人口城鎮化的解決思路。總體思路是：一要提高農村待遷人口的動力和能力。要切實加強農村義務教育、職業教育與勞動技能培訓，提高待遷人口就業的能力；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交易和變現，松動農民和農村的聯系，降低農民遷移的成本，提高其在城市置業的可能性，并引導農民將外出務工收入用于在城市中置業，或者進行自身及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而非用于在農村的住房等投資；按照政府引導、市場推動的原則，積極探討相關激勵機制，將人口遷移和生育行為、土地置換與流轉、經濟激勵政策等結合起來，引導和激勵待遷人口的城鎮化。
二要增強城鎮吸納人口的能力和吸引力。為此，要加快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改進公共服務，將公共服務的覆蓋范圍擴大至當地所有有合法穩定收入和住所的居民，改善其生產生活條件，促進他們融入城市社會；要改革戶籍、教育、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等制度，促進農民工就業定居。
具體思路是：實施分層次的農村勞動力人口轉移機制。要順應人口老齡化和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客觀趨勢，結合不同人口群體的特點，合理引導，分層流動，實施農村勞動力人口的有效轉移。要根據轉移區域的差異進行分層引導，主要區域可以分為農村新型社區、重點鎮、縣城、包括新滁城在內的中心城市。
對于“新生代”，依靠走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之路，減少明天的農民。要建立“完全職業教育”體系，讓未考入上一級學校的農村初、高中畢業學生，一律進入國家補助的職業學校接受技能培訓；對于“青壯年”，依靠外出轉移和就地轉化分流今天的農民。加快農村土地的流轉，促進農業規模化生產，引導農民擺脫土地束縛，促進轉化為城鎮二、三產業就業者和居民。對于“老一代”，依靠保障“多渠道”離開農門，消化昨天的農民。對家庭相對殷實的老年農民，引導其進入城鎮安享晚年；對大多數老年農民，鼓勵入住新型農民社區；對相對困難的老年農民，引導入住福利院，逐步離開農村。新型農村社區主要應吸納中老年勞動力、初等及以下文化層次的勞動力。鼓勵老年農民將自己的土地交給土地流轉中心對外出租，政府幫助投入到有長期穩定收益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具有較大增值潛力的農業產業化項目中，以保障相應的收益。全面建立農村低保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進城購房補貼機制等。
（二）加快構建新型城鎮體系
滁州市踐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進一步優化空間布局，形成集約高效的新型城鎮體系。
1、做大做強做美做精新滁城，強化其龍頭地位。新滁城在我市新型城鎮化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全局性戰略支撐作用。做大做強做美新滁城，不斷提升其區域競爭力，增強載能力和輻射帶動能力，是滁州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的重要任務。
（1）推動城市建設轉型升級。當前，新滁城應按照市委視為市政府的既定部署，一方面努力推動城市建設應由“大滁城”的“大”向具有“美、好、新”現代文明特質的城市轉型升級，將城市建設由規模擴張、構建平臺向要素集聚、產城融合轉變，由拉開框架、注重數量向填充補齊、品質提升轉變，由政府主導、財政支撐向市場為先、經營城市轉變，在擴大城市規模基礎上更加豐富城市文化內涵、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夯實城市產業基礎、創新城市管理體系。全力推進主城區蘇滁產業園、瑯琊山旅游區、城南新區、清流河風光帶、古城區、南譙新城等重要功能區建設；提升全椒縣城、來安縣城、汊河新城三大副中心建設水平，加快其與滁州主城區同城化速度。
（2）將新滁城培育成我市農村外遷人口的理想目的地。集聚產業與人口的能力對一個城市的未來發展的極端重要性。新滁城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和充當市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的要求需要將滁州打造成集聚產業與人口的洼地。隨著工業強市戰略的實施，特別是蘇滁產業園的引入和興建，未來滁州的產業發展大有空間。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大新滁城對外來人口，特別是市域范圍內農村外遷人口的吸引力，將新滁城培育成我市農村人口異地城鎮化的理想目的地。從區位、產業基礎、環境承載力、發展勢頭與潛力等方面來看，滁州對人口有著較大的吸引力。在我們看到優勢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滁州在吸引市域范圍內農業轉移人口所面臨的挑戰。一是當前新滁城的人口和經濟集聚程度尚需提高，城市功能還有待完善，新滁城市域中心城市的龍頭地位還有待加強和發揮；二是新滁城位于市域偏東的位置，客觀上使得其對離新滁城較遠的區域，如定遠、鳳陽、明光、天長的部分地方的農業人口的吸引力較弱，面臨著區域周邊城市如合肥、淮南、蚌埠、揚州等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形成的離心力與競爭。人口城鎮化在未來幾年將還會呈現較快的發展速度，當前我市應緊緊抓住當前的有利時機和機遇，積極采取各種對策吸引和推動人口來創業、就業和居住，并且將其作為我市踐行新型城鎮化的優先考慮，最大限度地吸納外遷人口，全力將滁州打造成農村外遷人口的理想目的地。
2、支持縣城提質擴容和發展少數重點鎮。
縣城是縣域范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縣域經濟發展的龍頭。縣城對于縣域經濟起著集聚協調、帶動輻射的重要作用。踐行新型城鎮化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充分發揮新滁城集聚效應的前提下支持縣城提質擴容，加快將其培育成宜居宜業的中等城市，將其打造成農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的主要載體，而不是縣城以下的小城鎮。相比較大中城市而言，縣城的“門檻”相對較低；定居縣城具有強烈的歸屬感和很好的認同感。縣城和縣城以下的小城鎮相比，縣城具有眾多優勢，縣城以下的小城鎮具有太多的先天不足。縣城大多已有一定規模，具有一定行政和政策資源，有一定的城建基礎，基礎設施和綜合服務功能較強。
和江浙等省的部分縣市的大量產業集群分布在縣城以下小城鎮不同，我市縣城以下的許多小城鎮目前只是個行政中心，附帶市場中心，屬于低密度、分散化、不緊湊的城鎮形態，具有規模太小，缺乏集聚效應；公共品投資效益差，功能殘缺；缺乏支撐產業，就業機會少；政策支持少，缺少發展動力等固有的弊端。這些遠離大中城市的小城鎮對農村轉移人口的吸引力非常弱。我市一半以上的建制鎮，鎮區的連片建成區人口不足五千人，有的只有二、三千人，非建制鎮的人口規模就更小了，農民進這些小城鎮總覺沒有進城，和進縣城的感覺差距較大。不加區別地提倡重點發展小城鎮將最終會帶來空間無序，低效重復建設，導致一系列投資浪費和生態環境與土地資源浪費問題，伴隨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的長三角、珠三角的許多小城鎮發展道路即是例證。
3.穩步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發揮其網絡節點作用。
農業人口眾多的滁州，要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作為踐行新型城鎮化和建設美好鄉村的重要內容，把其作為“農民就近城鎮化”和城鎮公共服務功能向下延伸、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載體。
（1）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必要性。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必要性。對“小、散、亂”的自然村落實行萎縮性管理，探索新的發展思路勢在必行。農村居民點存在著規模小,布局分散， 環境臟亂等特點。隨著大規模的農民外出務工，很多農村村落出現了空心村、空巢村現象，缺乏基本生存條件，發展潛力小。在這些自然村落進行基礎設施與公共設施投資，建設成本高，共享率很低。以婦女、兒童、老人為主的村落人群，外遷能力差，長距離異地城鎮化難，正逐步成為被邊緣化的弱勢一族。就近城鎮化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成為改變其生產生活條件的較好選擇。
（2）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具體思路。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既“拖不得”也“急不得”。“拖不得”是指做得越晚，成本會越高，社會資源浪費就越大；“急不得”是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進度，必須與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承受能力相適應，穩步推進。要堅持“政府引導、規劃先行、群眾主體、自愿有償、分類指導、逐步推進”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逐步建成一批布局合理、建筑美觀、設施完善、管理先進、經濟繁榮、環境優美的新型農村社區。要堅持規劃引領。規劃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重點。要把新型農村社區納入城鎮體系規劃，結合全市城鄉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對全市新型農村社區進行科學規劃。規劃編制要統籌考慮面對人群特點，充分考慮農民承受能力、人口流向及生活、就業、就學需求等因素，確保規劃具有合理性與針對性。社區人口應有一定規模，丘陵、山區社區人口規模應不少于3000人，平原地區的新型農村社區不少于5000人，鼓勵在中心鎮、產業集聚區等條件好的地方規劃建設萬人社區。住宅建設要充分考慮居民的生活習慣和生產生活需要，結合農民經濟承擔能力，做到戶型合理，功能完善。建筑風格要體現地方文化特色，簡潔大方、立面豐富，建筑色彩要與社區整體協調、和諧一致。住宅形式要充分考慮未來在社區居住的人群特點，住宅大小要適度，形式要合乎人群特點，可選擇聯排式住宅，也可嘗試建設針對老齡人和困難家庭、困難人群的公寓式住宅，再以設定條件下的建房成本價出售，禁止炒房，以便一些弱勢群體得以集中居住。確定適度的社區設施配套建設的標準，完善公共服務功能，保障社區居民享受便利的生活條件。堅持分類指導，選擇部分城郊村、鄉鎮政府所在地、、產業集聚區、重要景區、發展基礎好的強村等搞好試點，探索規律與路子， 逐步展開。要積極引導條件成熟、群眾要求迫切的地方適時啟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和維護好農民的利益，對入住社區的農民采取“自愿報名，自由選擇，分批安排”的方法，要堅持自愿有償、政府適當補助的原則，通過優惠的政策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要整村遷居與分散遷居相結合，對于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應按照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群眾的意愿穩步實施，不搞一線平推，不搞強制推進。要通過項目實施推動農民入住新型農村社區，將當前在建的許多重點民生項目（如危房改造、土地綜合整治等）與推進農民搬遷與“換家”相結合，發揮項目資金的激勵作用，推動農民內聚與外遷。
（3）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保障。思想保障。一方面，地方黨委政府要充分認識到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重要性，將其列入到重要議事日程，要廣泛宣傳新型農村社區的各項政策，及各地好的做法和經驗，在全市上下進一步形成共識，營造濃厚的輿論氛圍；另一方面，要通過廣電、報刊要開辟專欄多形式、多渠道的輿論宣傳，打消群眾疑慮，組織農民參觀試點新型農村社區，利用現實引導說服農民，為農民入住新型農村社區營造濃厚的社會氛圍。
資金保障。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僅憑政府財政肯定無力承擔，而僅憑農民自籌也不大現實。要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原則，拓展資金籌措渠道，形成多元化投資新格局。一是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需要算好“三筆賬”，即政府投入賬、土地收益賬、農民家庭負擔賬，做到心中有底，以便有序推進；二是注重資金使用導向，要堅持“政府能基本承受，農民能基本接受”的原則，通過對入住社區農戶予以適度補貼的形式，激勵農民入住新型農村社區或外遷；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對社會投資的引導、示范和放大作用，鼓勵社會團體和個人積極投入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項目，避免政府大包大攬；三是做好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項目的策劃、申報等工作，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爭取到更多的項目和資金；四是整合使用國家、省、市投入的專項資金，聚合農業綜合開發、小型農田水利、農村中小學建設、飲水安全、環境綜合整治等涉農專項資金，集中使用以解決重點難點問題；五是按照“能免則免、能減則減，能返則返”的原則，減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的一切可以減免的行政事業性收費與服務性收費；六是加強金融扶持力度，推行新民居貸款項目，支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七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把工程項目推向市場，實行招投標，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擇優選擇施工單位，最大限度地降低建設成本；八是把新型農村社區基礎設施建設與從事規模化、集約化農業生產企業和個人的利益掛鉤，通過增加農業生產補貼、減免有關費用、出讓社區服務項目經營權、優先安排農田水利和中低產田改造項目等形式，引導他們出資建設社區基礎設施；九是針對不少農民長期在外務工，積累有雄厚資金的實際，制定優惠政策，鼓勵他們捐資、投資新型農村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十是提高鄉鎮和農民在城鄉增減掛鉤工程中的土地收益分配份額，增強地方可用財力和提高農民進入社區的經濟實力。
土地保障。建議國土資源管理部門，采取更加靈活的預支政策，對列入計劃的農戶在退宅還耕土地整理未驗收前，先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用地進行審批，待土地整理指標出來后予以扣減，實行“先用后扣”。
組織保障。建立健全工作機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其涉及農業、城建、國土、交通、通訊、電力、公安、教育等多部門，各部門要全力配合，明確工作目標和職責；將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相關工作作為鄉鎮的重點工作之一，明確鄉鎮做好農村工作的重心和工作思路，處理好其與各類評比達標表彰活動和“一票否決”事項之間的關系，改變鄉鎮整天圍繞上面的“指揮棒”轉，難以有精力和時間干好應該干的事情的局面，市縣要對鄉鎮的考核方法要科學設定，以鄉鎮職能的轉變來推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強化新型城鎮化的產業支撐
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是要有產業支撐。幾年來，滁州工業強市戰略的強力推進，為我市城鎮化的發展提供內在動力，積累了許多好的經驗與做法。立足現有基礎，未來我市要全力在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推進中謀求相關產業有更大更好的發展。
1、加快培育特色產業發展。未來要著眼推動特色產業發展，推進特色產業園區建設，對園區進行整合和優化，將相同或相關的產業形成集群，實現優勢互補，錯位發展，避免發展定位模糊和低水平同位競爭。優化園區內企業布局，實現上下游產業銜接，減少資源浪費。要進一步完善產業發展規劃。依托我市產業發展基礎、勞動力資源和農產品資源、非金屬資源優勢，制定特色產業園區發展規劃。要按照主城區、副中心、縣城和鄉鎮不同層次，依托區位、資源和產業基礎進行各有側重、互為補充的產業布局。市以下層次由于條件限制主導產業不宜過多，要突出特色，壯大集群，形成具有一定競爭力和市場份額的產業鏈條。
鼓勵縣以下具有條件、有基礎的鄉（鎮）規劃建設專業園區，為依托鄉（鎮）而建的新型農村社區創造就業崗位。要綜合考慮鄉（鎮）的產業基礎、資源環境等因素，科學規劃，合理確定園區規模和功能定位，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宜農則農，突出特色，重點發展環境無污染的特色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讓那些留守在鄉村的農民在家門口就業，解決生活出路，繁榮地方經濟。鄉（鎮）規劃建設的專業園區一要防止盲目開發與擴張；二是產業要適合在新型農村社區居住人群的就業；三要立足當地產業基礎或資源；四是不能制造污染。
2、發揮現代農業對新型農村社區的支撐作用。在踐行新型城鎮化中，應立足我市豐富的農業農村資源，將現代農業納入支撐新型城鎮化的產業體系之中，促進農民轉移與就業升級，實現各層次的產城融合，產城互動。
一要堅持現代農業產業發展與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同步規劃。充分利用居住方式變化對生產方式形成的倒逼機制，引導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機械化耕作、現代化管理，促進農業結構調整。
一要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針對我市農村農產品資源豐富的特點，把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作為我市農村產業發展的重點。市、縣區兩級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支持鄉鎮和農村通過引進項目、動員在外務工人員投資、集體自建等形式興辦農產品加工企業，拉長農村產業鏈條，增加農業生產附加值；
三要大力發展現代高效農業。充分利用毗鄰蘇浙滬的農產品市場比較優勢，努力將滁州建設成滿足蘇浙滬市場需求的優質農產品基地。長三角地區農產品市場不僅容量巨大，而且市場消費水平在不斷升級，市場需求細分越發明顯。要深入研究長三角農產品市場所需求的品種、數量、質量以及供貨交易方式，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檢驗檢測體系，進一步拓寬農產品綠色通道。大力整合農業資源，優化農業結構，全面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做好我市特色優勢農產品區域化布局，重點建設一批面向長三角城市群的農產品生產、加工、供應基地和綠色生態農業基地，實現對糧油、特種水產、畜禽、特種蔬菜等優質農產品進行規模化生產
四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鼓勵各類主體建立經濟合作組織，開展市場營銷、信息服務、技術培訓、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從事交通運輸、建材加工、建筑等行業，促進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
參考文獻:
[1] 仇保興.新型城鎮化:從概念到行動[J]. 行政管理改革. 2012(11)
[2] 黃亞平,陳瞻,謝來榮.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異地城鎮化的特征及趨勢[J]. 城市發展研究. 2011(08)
[3] 曾志偉,湯放華,寧啟蒙,易純.新型城鎮化與城市規劃思變[J]. 中外建筑. 2011(04)
[4] 仇保興.科學規劃,認真踐行新型城鎮化戰略[J]. 規劃師. 2010(07)
[5] 吳江,王斌,申麗娟.中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地方政府行為研究[J]. 中國行政管理. 2009(03)
[6] 李程驊.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型城鎮化戰略[J]. 求是. 2012(14)
第6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成都二圈層村鎮地區農村聚居形態發展演變
中圖分類號： TU98 文獻標識碼： A
1 全國及成都地區城鎮化背景
據2011版《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51.27%，并有資料預計，到203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70%。對照諾瑟姆曲線，我國正處于“人口向城市迅速轉移的中期加速階段（30%~60%或70%）”。
在全國快速城鎮化背景下，成都市在2012年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監測報告中顯示成都市新型城鎮化率為60.2%。其中，成都市主城區城鎮化率達到96.7%，成都市二圈層城鎮群的平均城鎮化率為49.8%，正處于快速城鎮化階段。相關研究表明，成都市中心城區的一圈層和二圈層的縣城基本上是以外來人口為城鎮化主體，而二圈層的鄉鎮地區則是本地城鎮化的戰場。筆者所指的“本地城鎮化”是指以本地農業人口轉化為城鎮居民的城鎮化形式。成都市二圈層的村鎮地區通過工業的引入、一圈層的成都市中心城區以及二圈層的縣城經濟輻射、旅游業發展、鎮域特色開發等方式都極大推動了該地域的城鎮化發展，同時該地域人口在職業構成、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等方面發生了很大轉變，從而要求相適應的新型農村社區形式。
2 農業產業結構背景下成都市二圈層村鎮地區的聚居形態
四川盆地被周邊的高山峻嶺圍合，形成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獨特地理環境，被稱之為“成都壩子”。成都市二圈層村鎮地區大多地處四川盆地邊緣，地形環境多樣，主要有平壩、丘陵及山地環境。“四川普通農村居住方式與其他各省尤其與北方中原的農村的最大不同之處，主要是自由式散居，很少有像北方那樣集中聚居的村莊或營子。一般所謂某某村，其農戶都是散居各處，或大分散小集中。”[ 《四川民居》 李先逵 著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p53]這種散居式民居也是四川數量最多的一種民居聚落形態。其主要原因是這種散居方式較為適合四川山區及丘陵農田土地耕作分散的實際情況，農宅就近挨靠田地興建，便于農田耕種管理。通過溫江區部分村鎮衛星地圖（白色為村鎮農村散居點 ）可以看出，農村聚落多結合農田及林盤呈散點式布局。在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下，二圈層村鎮地區聚居形態除鎮區小規模集中聚居外，多按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生產隊、生產組）靠近農田、結合林盤優美環境成隊、成組散居。但是近年由于城鎮化發展，大量農民進城務工，昔日的農民散居院壩和川西林盤大院中居住的人越來越少，甚至出現了空心村的現象。
3 新型產業結構背景下，農村聚居形態的發展演變
成都市二圈層村鎮地區屬于成都市近郊區，依托良好的區位優勢和工業、旅游業、市場的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鎮域特色的開發、特色商業的植入等多種產業形式都極大地發展了村鎮經濟，打破了二圈層村鎮地區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形式，本地農民也通過多種產業形式的發展形成多種就業方式，由從事第一產業從業者轉變為第二、三產業從業者。如龍泉驛區的洛帶古鎮旅游開發、溫江區萬春鎮大型游樂園特色商業、金馬鎮的國際體育城項目、和盛鎮的大規模花木產業、永寧鎮的現代醫藥城及現代農業項目都極大促進了城鎮本身及周邊村鎮地區產業轉型及人口的城鎮化。根據調查研究，在快速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成都二圈層村鎮地區產業結構逐漸由以第一產業為主轉變為第一、二、三產業并重，并堅持“欣一、新二、興三”的產業發展思路，即發展欣賞型、精品化的現代農業，發展新型工業，鞏固傳統服務業和提升現代服務業。根據成都市二圈層村鎮地區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產業構成及村民的職業構成的發展演變，逐漸發展演化出一些新型聚居形式：
（1）結合基本農田保護區及川西林盤小聚居
在成都二圈層村鎮，基本農田保護區將長期存在傳統農業及發展中的現代農業，且機械化的現代農業生產相較于傳統農業將需要越來越少的人口勞動力和較大的耕種范圍，根據基本農業保護區分布情況及耕種范圍適當集聚散居農戶，形成聚居人口在20戶以上的各種規模的農村新型社區，按照“小型化、生態化、組團化”原則，具體包括新建、改建、擴建、移民安置、征地拆遷等形式，并覆蓋必要的基礎設施。
川西林盤一般是指成都平原及丘陵地區農家院落和周邊高大喬木、竹林及耕地和環繞而過的河渠等有機融合，形成成都平原特有的、在全國具有唯一性的川西田園風光。在成都市二圈層村鎮快速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在保護川西林盤文化前提下，對特色林盤進行保護整治、風貌改造、發展生態鄉村旅游，并在此基礎上延續、整合小聚居發展模式。
（2） “城郊型”新型社區
這種形式普遍存在于成都二圈層村鎮地區，“城郊型”的農村社區緊鄰城鎮區，農民普遍進城務工，、從事服務行業。隨著近年小城鎮的經濟發展和規模擴張，周邊1~3km范圍內的農村散居居民可在符合城鎮區規劃要求前提下，在城鎮規劃區內或緊鄰城鎮區建設農村新型社區，與城鎮區共享配套。規模一般超過500戶。
（3）依托人口密集型產業大聚居形式
這種形式的多存在于靠近成都主城區或二圈層縣城有著良好區位優勢的村鎮，如郫縣的犀浦鎮、溫江區的金馬鎮、永寧鎮等，借機主題特色商業的引入、區縣城市主題功能的植入、工業的發展等方式使得這些村鎮城鎮化效率非常高，可以帶動村鎮大批人口在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如溫江區金馬鎮，由于溫江區國際體育城主題功能的引入及歐洲小鎮風格特色城鎮定位發展，帶動鎮域約90%人口非農就業，這類城鎮依托相對成熟的產業發展帶來高效率的城鎮化，從而在聚居形態要求集中、整潔、現代的居住環境、便捷的交通、發達的通信、滿足生活需要的商業及休閑健身場所。
4 總結
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成都二圈層村鎮地區從產業結構、職業構成、生活方式、居住形態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各地新農村建設、農民安置小區等項目也在如火如荼地興建，各村鎮地域應根據本身所處的區位環境、地域特色、產業結構、經濟發展、城鎮化水平等要素合理確定適合本地新型“農民”適合的聚居形式。
1、李先逵著.四川民居.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09.12.
第7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一、固有的教育功能
1．促進農村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學習化社會、終身教育和開放教育，應該在教育公平的原則下盡可能滿足每位公民的學習需求，盡可能為經濟建設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以學校為中心的傳統教育和正規教育，顯然不能完全適應和滿足現代社會的要求，而社區非正規教育則可以突破學校界限，使教育向多層次、多形式、多內容方向發展，實現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的協調發展。農村社區非正規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促進農村教育整體改革與發展的作用。
2．是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實現教育社會化、社會教育化的有效途徑
人類任何時候都離不開學習，學習是人類社會永恒的現象。終身學習作為一個社區學習體系，在縱向上包括少兒學習、青年學習、成人學習和老年人學習，體現人生各個階段上下銜接、持續發展的特征；在橫向上包括個人學習、家庭學習、學校學習、社團學習、企事業單位學習等。這些學習載體構成一個學習的網絡，形成一個終生學習體系。這個體系的最高目標就是建立學習型社區，使社區居民時時處于學習氛圍之中，人人處于學習組織之中，使學習成為社區居民終生的需求與樂趣。
農村社區教育是面向農村社區內的全體民眾進行的教育活動。農村社區教育的發展對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實現教育社會化和社會教育化起到了促進作用。
二、成人繼續社會化的功能
過去人們一般認為，一個人經過兒童和青少年階段的發展，已基本掌握社會生活所需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其社會化過程已完成。其實，社會化過程貫穿于人的一生，不僅兒童和青少年需要社會化，成人也要不斷地社會化，尤其對長期居住在農村的農民來說，更需要不斷地社會化。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和人類知識的不斷增加和更新，成人社會化便成為一個重要而現實的課題。
在成人繼續社會化過程中，農村社區教育對民眾的影響具有全員性、全程性和全方位性的特點，使社區成為一個“人人是學習之人、處處是學習之所、時時是學習之時”的學習型社區。由此可見，農村社區教育可以對成人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繼續產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進而推動成人繼續社會化。
農村社區教育促進人的社會化的途徑有：第一，社區內的中小學向所在社區的成人開放，利用人、財、物等方面的優勢參與提高成人素質的活動；第二，社區充分利用其轄區內的文化設施，或通過組織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對成人的人生態度和審美情趣等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第三，社區還可以通過各種類型的社區學習中心或社區學院，為成人提供職業技術和文化知識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訓。
三、掃盲功能
人們一般把掃盲教育劃分為基礎性掃盲和功能性掃盲兩類。基礎性掃盲是使文盲脫盲。功能性掃盲是以職業發展為導向的活動，在培養掃盲對象讀、寫、算等能力的同時，強調對其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與培養。在農村特別是西部農村仍有大量文盲存在的情況下，只靠社區內的學校教育是難以完成如此大的掃盲任務的，社區教育在農村掃盲中的作用就顯得很重要了。
農村社區教育以社區學習中心為陣地，通過舉辦各種各樣的掃盲班、培訓班和講座，在積極掃除基礎性文盲的同時，及時向居民傳授新知識和新技術，實施功能性掃盲，以滿足社區居民不斷產生的新的學習需求。
四、休閑、娛樂功能
隨著農業科技的發展，農村社會生活方式將發生很大的變化，農民們的精神生活將得到更大的充實和提高。農業技術的廣泛應用，必然會降低勞作強度，縮短勞動時間，加之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很強，農閑時間相對較長，這一切就為勞動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來從事學習和娛樂等活動，來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生活。社區通過組織各種各樣的文化教育和文體娛樂活動，豐富居民的業余文化生活，既提高了人們業余生活的質量，又為社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環境。
五、社區道德建設與社會穩定的管理功能
社區道德建設有四個層次。其一是認知層次。作為一種特殊形態存在的社區教育，把道德作為一種知識，讓村民明了人們相處的規則，并體現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互助和博愛上。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社區道德建設提供了一個從道德知識到親身經歷和個人體驗的場所。其二是情感和情操層次。在社區鄰里中，幫助他人可以使人自身體驗到一種快樂。優秀的家庭和社區教育中心將成為高尚道德的典范，具有最持久、最深遠的教育作用。其三是意志層次。通過社區教育，使本來勤勞勇敢的村民具有了更良好的道德意志，能正確對待生產和生活中的暫時失敗，增加戰勝困難的信心和意志，更增加了村民與有損社區道德風尚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行為作斗爭的意志。其四是道德行為習慣的養成層次。道德的“善”依靠家庭萌生，父母對子女的道德教化作用是任何說教無法比擬的。與法律相比，道德對人的影響更基本、更深入、更廣泛，也更柔和、更溫情。在這個意義上講，社區道德建設是社會穩定與發展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平衡砝碼。
六、社區教育的保健功能
社區保健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社區環境保護；二是居民的身體保護；三是居民的精神和心理疾病的防治。從預防為主的角度看，這三方面都與文化密切相關，因此，作為社區文化的傳承者——社區教育便成為了最好的社區保健途徑。
七、社區規劃和服務的彌補功能
一方面，當前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對社區內生產經營、生活設施、社區發展等方面缺乏長遠規劃和合理布局；亂砍濫伐，亂建房屋，亂占耕地，破壞了農村的生態環境，不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活設施的不足，文化教育的落后，社區服務的匱乏，不能滿足農民生活中的許多公共需求，不利于農村社區群眾生活質量的提高。社區教育必須適應農村公共建設和公益事業的需要，與有關部門積極配合，對農村社區進行合理規劃和服務。
另一方面，農民的負擔不合理，破壞和損害農民利益的現象不斷發生，導致農村干群關系對立和矛盾的尖銳化。缺乏農情民意表達的暢通渠道和農民利益自我保護機制，往往只強調農民所應履行的義務而漠視農民所應享有的權利，無法實現對社會整體利益和農民個體利益的有機整合，不利于農村社區的穩定和發展。社區及社區教育要引導農民積極參加社區管理，組織農民積極學習黨和國家的“三農”政策，使農民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還要及時了解民情民意，幫助社區農民學會維護自己合理的利益。
八、人際關系疏離的彌補功能
農村“”的實施，無形中使農民的共同勞動和交往的機會減少。而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又將面對兩個社區：一個是真實的物質社區，一個是虛擬的網絡社區。隨著網絡基礎設施進入每一個家庭，人際關系將呈現出既接近又疏離的狀態。說接近，是就空間而言的，網絡上無地域，無種族、身份和貧富界限，在構造人人平等的社會意識上，屏幕取代了一切。就時間而言，信息網絡更容易體現人際瞬間溝通的效果，社會中人際互動將更加靈活，最后全球成為一個村落，社區壓縮成一個幾乎沒有緯度的點。然而這種快捷卻造成了人與人面對面交往機會的減少。“在那個虛擬的世界里，理性的工具淡化了非理性的情感，數字的脈沖取消了生命的樂趣。‘數字化生存’的結果是，人類情感領域普遍的東西，人的體態語言，人們真實的感知覺的具體的行為方式失落了。因此，‘數字化生存’中的冷漠和僵硬，可能導致社會虛擬化、人際疏離化和孤獨化；‘數字人’可能導致人類需求公式化，導致精神疾病增加和心理健康惡化。而社區學習是一種人的社會化過程，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真實情感的互動，是人際面對面的情感交流和體態語言的交流過程，在學習中體現著人類親情和人類之愛，遠程學習的所有缺陷幾乎都可以在社區學習中獲得彌補。最起碼，社區學習將使那個機器教育出來的人回到人性和人的社會性中間來，讓機器學生變成可愛可親的社會成員”[1]。
九、新型生育文化的傳播功能
目前，國家計生委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該活動的主要目標是，在
全國范圍內，依托社區，面向家庭，建立男女平等、計劃生育夫婦有責、生男生女順其自然、女兒也是傳后人的新型社會主義婚育文化。“婚育新風進萬家”以及與之相連的改善女孩生存環境項目，都要通過社區去開展和落實。而社區教育必將對這些活動的開展和落實產生巨大的推進作用。
第8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論文內容提要]中國鄉村社會秩序隨著社會變遷而發生著演化，當前農村社會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響鄉村秩序的一些深層負面因素并未因經濟發展而消除。原子化與集體行動困境則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過灌輸“勤勉、合作、自助”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培養“自立、自助與合作”的精神，調動并依靠社區成員積極自愿地參與，改善自身的文化環境，建設適應形勢的農村文化成為構筑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一、原子化與集體行動困境
鄉村秩序主要指農村社會結構要素之間平穩有序地互動，鄉村社會處在相對穩定和均衡狀態。一般來說，鄉村秩序主要由國家和農村社會的二元整合而實現的。雖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強，農村社會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響鄉村秩序的一些深層負面因素并未因經濟發展而消除。相反，經濟發展與鄉村秩序的悖論越來越突出，鄉村秩序的弱質性將在今后表現出來[1]。
在眾多深層次負面因素中，原子化與集體行動的困境是影響鄉村秩序基礎的基本因素之一。農村的這種原子化關系有著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農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這一點在組織合作上得以體現。農村的這種原子化，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即發展到個人生產力可以解決自身問題，但又沒有產生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分工合作需求。這反映了當地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因此，在東部農村，這個問題并不明顯。
吳思紅對農村目前所反映出來的這個特點做了確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會上個人與個人的聯系很少，主要通過與一個共同權威的聯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發生聯系，不是生活在一個互相依賴的群體之中。孫立平在此基礎上確定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個人間社會聯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時，是以個人而不是以群體的形式行動的。
這一理解相對淡化了“差序格局”中傳統文化的因素，而強調個人利益的動機性。從目前農村的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減弱，而是處于不斷加強的態勢中。雖然農村各種禮俗習慣和人情往來并未減少，并且以內在道德的評判表現出來，但實際上個人利益的至上藏著世態炎涼的真實背景。[2]
這種農村“原子化”關系的存在不僅不能強化農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體行動陷入了困境。奧爾森強調，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個體一般不會為了集體利益而行動，因為此類公共物品不會按照集體成員是否做出過貢獻來進行分配，扣留沒有做出貢獻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動者將會是一個“搭便車者”；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想搭便車，那么集體行動則無法可能實現。
二、文化關聯的缺失
農村的這種原子化，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斷裂，即從合作化至中，消除傳統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強行用一個新的整合因素。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強有力的打擊成功地將傳統表層的東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斷裂，這就導致新舊文化之間的誤讀，特別是對改革開放的誤讀。在今天的農村，可以聽到過去歷史上從來不存在的這種日漸單一的評價：誰會掙錢，誰就了不起，且令人欽佩[4]。
在傳統社會中，也即弱國家強社會整合模式時期，以儒家文化為主導思想的宗族自治和農村社會關系結構的特殊性產生了持續的整合力。這種社會，人的行為有著傳統的禮制管束著，從俗即是從心，穩定的文化傳統是有效的保證[5]。因此社會自我整合促進了村莊集體認同的形成，為村莊社會的集體行動提供了內生動力。
在村莊場域中，由于傳統文化影響逐漸減弱，通過契約產生的內生強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體制外精英即使擁有明確的共同目標，仍然難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動[6]。
村莊社會的文化關聯之所以能形成村莊集體認同、引起村莊集體行動、實現村莊社會整合，是因為它一經形成便能將村民納入到同一文化場景之中，讓村民在同一文化場景中體驗并遵從村莊文化網絡的張力，使村民在村莊社會中的活動越來越體現村莊文化網絡的要求[7]。但是，隨著市場化力量對村莊社會生活影響的不斷加深，鄉村社會傳統文化的支撐力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減弱，村莊文化網絡的張力逐漸弱化，村莊社會的文化關聯不足以形成集體行動和社會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動空間的村民原本極易形成特有的文化關聯，但是村民之間的交往活動中曾經存在的遵守共同
規范的默契和自覺性發生了關鍵性的斷裂，這些最終導致文化關聯的缺失，從而無法形成集體認同，也就不能進一步形成集體行動。
三、集體合作的可能
化解農村原子化，從直接目的來說是要達到社會活動中的“技術”集體如分工協作，但最終這個目的還是通過要達到文化認同與“心理”協作如強調共同的心理素質等方面的情感相依來實現，也就是重新實現農村的社會整合。
科利爾認為不管是政治社會資本還是民間社會資本，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通過克服集體行動困境而解決社會秩序問題的。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從這個定義，我們得出，村莊內村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規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會支持網絡對于克服當前原子化以及集體行動困境，提高整個村莊的社會資本，達成集體合作都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賀雪峰認為，在傳統社會中，村民們團結起來，共同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強化以宗族組織為代表的傳統組織體系。在傳統社會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強烈搭便車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為存在一套相對有效的懲罰機制，也就是將不合作者邊緣化的辦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變成那種事事搭便車的懶漢，從而使有限的合作進行下去了[9]。但是這個辦法最終要依托的是傳統社會中的傳統組織及傳統文化。
總的來看，有條件是能實現合作的，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體系，因為合作需要起碼的信任氛圍，需要談判，要有合適的溝通話語。但是在轉型時期，農民合作賴以發生的誠信社會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沒有了傳統的文化基礎，而現代價值還未建立。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人生意義的重建、農民整體人生價值的建構，從而形成農村的文化傳統。
四、文化何為
在許多社會中，個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動者，尤其是在中國農村社會，社會行動單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強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護創造力，讓個人獨立地發展，卻又發揮凝聚力，讓個人在多元中結合成社會。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農民素質，引導其重新構建生活意義；另一方面是為農村社區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對社區的整合作用在農村社區整合中是不可忽視的。文化是依靠價值、規范以及風俗習慣等發揮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屬于深層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對集體認同感，個體意識有著深刻、深遠的影響。采納一個集體行動框架，則涉及到了文化體系（即一個特定的關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產品和個體意識的相互拼合。一個持續的、用于維持社會運動參與者忠誠和承諾的集體認同感的創造，本身就是一個文化成就。因此農村文化的內容以及文化內容的有效組織則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方面。首先，農村文化內容涉及到了農民的生活意義和農村社區的意義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蘊和價值觀念確立了農民自身想當然的、不自覺的認同對象。但是，當文化背景發生變化時，農民原有的認同對象和認同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出現了個體權利的不斷膨脹，人際交往的異化，公共善的喪失。在社會學和人類學里，“價值觀”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標準。而這些有效的共享價值觀即普遍價值觀必須在學校教育體系進行中進行。梁漱溟認為，無論廣義還是狹義的教育，平時皆為“綿延文化而求其進步”，換言之即為“不使文化失傳，不使文化停滯不進”，而“所謂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禮俗習慣莫不屬之”；即“著意在改造文化、創造文化，而不是綿續文化”[10]。只有這樣才能在農村形成新的文化傳統，從而在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能夠獲得集體行動的條件。
其次，對文化內容進行有效的組織是進行文化擴散的一個重要方面。文化內容應該在農村的信息構成即一種等級制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內容在農村要使用最強的中心服務器，并建在傳統知識擴散的中心，這樣可以保證內容的質量。農村文化內容組織的不足，在現代化沖擊之下，現代社會成員喪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傳統，每個人都將自身想象成為完全自由、獨立的自我，其進入社會、接受社會責任，只是為了減少冒險，保證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實現。這樣在各種思想的沖擊之下，村莊內部的文化聯系就被逐漸削弱，因為農村文化表現形式的增加就隨即增加了聯系社區的紐帶，文化紐帶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不穩定的盾牌和必備的平衡力。以先進文化以及傳統文化的可繼承部分作為文化內容的主要內容在農村社區的中心位置進行傳播，同時對于文化的組織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農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樂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戶建設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這也正是對文化組織方式的一種調整。
再次，農村文化活動是農村文化建設和發展的動力，沒有活動，農村社區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動在內部具有特殊的維護內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對其自身來說，是有特殊價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價值的實現。許多古老的神話故事、節日儀式、古歌、古物等，被現代化趨勢沖擊著生存地位，現在又重新為人所撿拾。在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時，進一步借助鄉土文化來重新建構農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間的文化網絡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且通過運用一些現代話語體系的解釋，使傳統文化的自我體系納入到現代科技社會和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中，可以使傳統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續。
最后通過發展地方文化，實現文化產業化來化解原子化，在傳統文化日益消減和衰微的現代社會，通過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文化產業，并且作為當地的發展優勢，能夠喚醒村民的文化自覺，即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勢，使其村民意識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價值，從而會更珍惜和保護自己的傳統。這樣可以延續傳統文化，增強社區“領域”感，培養認同意識，形成社群共識；同時也可帶動地方發展，提高地方經濟效益，提升地方認同。
[參考文獻]
[1][2][6]吳思紅.鄉村秩序的基本邏輯[j].中國農村觀察,2005,(4).
[3][4]賀雪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5].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間:透視鄉村社會秩序生成與重構的一個分析視角[j].天府新論,2005,(4).
[8]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題[j].社會科學戰線,2005,(1).
[9]賀雪峰.熟人社會的行動邏輯[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1).
[10]楊孝容.“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略論梁漱溟鄉村民眾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4).
第9篇：農村社區的主要形態范文
在展開農村教育與培訓的過程中，想要更好的為社區建設服務，這首先需要加強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很多農村地區的教育者在專業素養上都較為缺乏，這直接會導致教職人員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的缺失。農村地區的教育培訓在效用上有著一定的特殊性，應當明確教育培訓工作服務于社區建設的基本目標，這樣才能夠讓培訓教育工作更好的發揮其功效。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專業化素養與知識儲備要較為豐富，要能夠為農村社區的居民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引導，幫助他們克服工作與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教育工作者應當不斷充實自我，要多進行相應的學習，并且要深入了解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了解他們可能會有的一些基本需求，這些都是教育與培訓應當有的重心。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樹立堅定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要明確農村教育與培訓為社區建設服務的基礎，這樣才能夠給社區居民提供更多好的教育與培訓內容。只有首先完善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專業化素養與施教能力，并且加強他們的責任感與服務意識，這樣才能夠讓農村教育與培訓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二、探索農村教育服務社區的新管理模式
1、強化領導，健全社區教育組織。
新集鎮黨委、政府應高度重視社區教育工作，把社區教育工作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成立社區教育領導小組，制訂社區教育長期規劃和近期計劃。這樣才能夠形成以鎮社區教育領導小組為核心、社區教育中心為主體、社區學校和村民學校為基礎的三級社區教育網絡；要加強建立包括黨校、人口學校、老年學校、假日學校、文化站、司法所、婦聯以及志愿者服務站在內的社區文化教育宣傳網絡；并且要建立包括鎮人力資源保障所、農副業服務站及農業示范基地在內的科技推廣網絡。
2、注重協調，完善社區教育機制。
社區教育既是教育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作為介于政府與非政府行為之間的一種新型的教育形態，要確保社區教育健康、有序、規范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與有效干預。新集鎮加強政府對社區教育的統籌領導，首先把社區教育置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審視，將社區教育工作納入政府工作的目標管理范疇，納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其次，成立由政府牽頭、有關部門參加的領導機構，統籌協調社區教育工作，并加強溝通和協調，形成“政府主導、社區主體、社會參與”的社區教育運行機制；其三，建立并逐步完善社區教育保障體系，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多渠道投入的社區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妥善解決社區教育的辦學經費問題，保證社區教育機構的有效運轉。
三、提供有實用價值的教育與培訓內容
農村教育與培訓應當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多具有實用價值的教育與培訓內容，這不僅能夠體現教育培訓工作的意義，這也是推進社區建設的基礎所在。教育人員要充分了解社區居民的知識結構與認知層面，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夠制定更有針對性的培訓計劃，并且明確教育的內容與目標。農村教育與培訓針對的主要群體通常是農民，教育工作者要了解這一群體最為關注的問題，并且給他們提供實用的輔導與幫助。很多農民最關注的是就業問題，關于就業過程中機會的搜尋、選擇以及隨之而來的一些權益問題、法律問題乃至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些問題他們并不了解。這不僅是大部分農民最為關注的要點，這也是農民群體較為缺乏的知識范疇。這便是應當充分受到重視的教育與培訓方面，教育工作者要讓教育培訓過程有的放矢、目標明確，這樣才能夠真正發揮教育培訓工作的價值與作用，并且切實為社區建設提供服務。
四、豐富農村社區的文化教育活動
農村教育與培訓的內容要更為豐富、形式應當更加多樣，并且要充分考慮到不同的受眾群體。不僅要給農民提供大量實用的教育培訓內容，也應當經常展開一些豐富多樣的社區文化教育活動，讓更多的孩子、老人及女性同胞參與到其中，這樣才能夠真正照顧到社區中的所有居民。一方面，社區教育與培訓工作應當充分關注農村的留守兒童，他們是極度需要他人關愛與照顧的一個群體。另一方面，可以結合社區的具體情況多組織一些社區內的文娛活動，讓社區居民都參與其中。這些都是很好的教育與培訓的形式，不僅能夠增強社區內居民的凝聚力，也能夠豐富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這樣才能夠凸顯社區教育服務的作用與意義。
五、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