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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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和諧社會；社區群眾；參與精神；文化活動
0 引言
從我國目前的社區建設來看，和諧社會已經成為了社區建設的重要目標。在這一目標的指導下，社區建設在手段和方式都進行了不斷的創新。為了滿足社區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社區文化部門對群眾的興趣愛好進行了深入了解，并根據群眾的興趣特點，開展了有針對性的社區群眾文化活動，提高了群眾的文化生活質量，活躍了社區氣氛，構建起了和諧的社區環境。基于這一認識，社區群眾應積極參與到文化活動中來，應認識到參與社區文化活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提高社區文化氛圍，提高生活質量。
1 社區文化活動的內涵和基本特征
什么是社區？按《辭海》的解釋，社區是以一定地域為基礎的社會群體。所謂社區，就是由一群具有個性特征且相互聯系的人組成的和諧共處的區域或團體。社區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那么，社區文化是指社區區域共同體包含的文化現象和文化活動，是區域性的。社區文化是一個地域性集合文化現象，具有一些與其他文化現象所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現為：
（1）區域性。這是社區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它反映的是某一特定地域內的社會文化特色。由于受到特定環境條件、居住人口、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影響，各個社區文化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社區文化活動的組織者因素質愛好不同，會對社區文化活動起到不同的導向作用，形成不同的文化風氣。
（2）和諧性。社區文化雖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它也是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社區成員共同建設起來一種群體文化，一旦形成，便成為全社區成員所遵守的一種文化范示，體現出和諧性的特征。
（3）群眾性。社區文化是地道的群眾文化，群眾是策劃者、表演者，也是觀眾和裁判員，它是扎根于社區居民的自娛自樂和自我教育的方式。群眾在社區文化活動的過程中，身心能得到充分的愉悅，從而也對他們創造的文化，更容易產生認同感。
由此可見，社區文化是為社區群眾服務的，如果沒有了群眾的積極參與，社區文化也就是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以，我們應認真研究社區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
2 社區文化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對于當前的社區文化來說，先進性和群眾性是其重要特征。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出發，社區文化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重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區文化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社區作為重要的社會單元，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狹義上講，只有社區穩定了，社區群眾和諧了，城市整體社會氛圍才能和諧，整體和諧社會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同時，社區文化還為社區建設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所以，社區文化已經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之一，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
（2）社區文化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方法。在社區建設中，構建先進的社區文化成為了構建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在社區文化的建設過程中，不但要保證社區文化是先進的，還要保證社區文化具有一定的親和力，保證社區文化能夠吸引廣大群眾參與其中，提高社區文化的發展質量。所以，社區文化已經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方法，對社區群眾有著重要的影響。
（3）社區文化成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正因為有了健康向上的社區文化，社區的整體氛圍才能得到保證，進而促使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早日實現。因此，在社區建設中，應對社區文化的作用引起足夠的重視，應將社區文化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來看待。使社區文化能夠成為廣大社區群眾喜聞樂見的參與項目，具有更強的參與性，滿足社區群眾的實際需要。
3 社區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
基于社區文化的先進性和親和力，社區文化活動具備了吸引社區群眾參與的特點，社區群眾通過參與社區文化活動，也能夠在放松身心的同時，獲得一定程度的提高。由此可見，社區群眾參與社區文化活動是十分必要的，同時也具有重要意義，其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區群眾參與到社區文化活動中來是豐富業余生活的重要方式。社區群眾通過參與社區文化活動的方式，找到了豐富業務生活的方式，將空閑時間投入到社區文化活動中，不但滿足了自身的興趣，還活躍了社區氣氛，對社區群眾和社區文化部門都具有重要影響。所以，社區群眾參與到社區文化活動中來，對豐富業余生活具有重要意義。
（2）社區群眾參與到社區文化活動中來是提高自身修養的必要手段。社區文化活動為社區群眾提供了多種有意義的活動方式，使社區群眾能夠利用業余時間參與其中，并獲得自身修養的提高，同時又培養了自己的興趣愛好，對社區群眾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由此可見，社區文化活動已經成為了社區群眾提高自身修養的必要手段。
（3）社區群眾參與到社區文化活動中來對促進社區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正是有了社區群眾的廣泛參與，社區文化活動成為了社區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推動了社區文化的不斷發展，為社區文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保證了社區文化建設的總體質量，滿足了社區文化建設的實際需要。因此，社區群眾參與到社區文化活動中來對促進社區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 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在社區文化建設過程中，應根據群眾的興趣愛好，構建有意義的社區文化活動，鼓勵社區群眾參與其中，發揮社區文化的積極作用，提高社區文化建設質量，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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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城市社區；宗教工作；研究
［中圖分類號］B9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9）04－0011－02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社區宗教興起的原因和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社區宗教興起，既有諸多客觀因素也有其自身的特點。
（一）城市社區宗教興起的原因
1．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社會分工的細化，使社會分離和人產生孤獨寂寞感。首先，復雜的社會分工，使生產單元細化，職業的專業化要求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專業的不同實際上已成為人際交往的一種障礙。其次，現代社會的工業化、科技革命和城市化對傳統的社會結構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導致社會日趨高度制度化。這種社會的高度制度化也嚴重地削弱了介于個人、家庭和社會之間傳統的“媒介關系”，即介于鄰里、親戚和教會等非行政化的環境。這種“媒介關系”的削弱導致家庭同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日益孤立和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變化。第三，住房單元化，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使人更加孤獨。交流的困難，精神生活的空虛，生活的隔絕，人們除了忍受孤獨寂寞以外到宗教中去尋找安慰也就成其為必然。
2．生活快節奏，社會競爭激烈，使人經常感到身心疲憊和緊張，為緩解身心疲憊和緊張而追求心靈安靜。首先，現代大機器生產要求整個社會的節奏適應于它的運轉，形成一種非強制性的強制勞動。人的生理心理節律往往難以承受這種機械模式，由此導致失眠、精神衰弱等病癥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人雖說生活富足，但同時精神生活卻變得越來越艱難。其次，機械的自動化與智能化也使社會競爭明顯加劇。競爭激烈的城市生活，使人們在復雜的社會、經濟及個人現實面前，產生迷惑、不安和孤獨。第三，教育的技術化與終身化的飛速發展一方面使人們越來越傾向于把勞動時間花在掌握一種最實用的技術上，而關乎人類整體生活原則的價值、意義等卻越來越不受重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顯著的就業壓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下崗和失業人員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用于交往的時間顯著減少，而其放松程度也相應減弱。宗教的精神信仰和心靈慰藉則成為其中一些人的現實選擇。
3．貧富差距拉大、強烈的物質刺激，導致人們心理失衡。首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但貧富差距也在拉大。過大的收入差距會對經濟增長形成負面影響，更嚴重的是導致人們心理失衡。其次，一方面新的社會組合方式、新的娛樂消遣方式使人適應新境遇的能力帶有嚴重的滯后性，給人的心理帶來巨大的震蕩。另一方面，在巨大的物質刺激面前，人們陶醉于感官的刺激之中，整個現代文化在推崇本能的直接刺激的過程中被徹底庸俗化了。當感官在經歷重復性刺激后變得日益麻木和遲鈍時失落感就悄然而至，有的人更以吸毒、酗酒等極端方式來加強刺激，但仍無法擺脫難以名狀的空虛與寂寞。宗教團體之所以使成千上萬聰明而有成就的人入迷，其秘密就在于為精神空虛生活寂寞的人，提供集體生活的溫暖和他們迫切需要的生活秩序及所謂的生活意義。
4．信息化的高度發展，人與人之間聯系方式的簡便快捷，使人們產生日益增長的依賴與疏外感。首先，信息化有效地實現了信息資源的全球共享，極大地提高了信息傳遞的速度，便利了遠距離信息的交換，節省了人們相互聯系的時間。但也使人際交往日益缺乏一種面對面的氛圍，妨礙著人們的情感交流。同時在信息化社會里，人們選擇的多樣性卻導致了無法作出選擇。在這種飄蕩的狀態中，人們總是希望依賴于某種力量來加強內心的確定性，或借助于占卜、算卦來決定行動的方向，或干脆依賴于某個似乎具有超強意志的人來擺脫自己的責任。現代宗教中普遍存在的專制主義和權威主義恰恰滿足了人們的這種需要。第三，工業文明對于自由勞動力的需要和市場化傾向，使整個文明以自由主義作為其基本特征，這就使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極度泛濫。社會分離造成的孤獨寂寞感給宗教的活動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心理基礎，宗教組織常常利用其特殊的組織方式來滿足人們的這種歸屬感。
（二）城市社區宗教的特點
1．城市社區宗教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功能。城市社區宗教的社會影響力，首先，表現在宗教信徒人數不斷增加。這其中既有城市信徒人數的自然增長，也有外來人口中信徒的加入和鄉村信徒身份的轉變而帶來的城市信徒的自然增長。其次，我國宗教正處于“活躍期”，城市宗教也不例外。開設并修復更多的活動場所，社會對各類宗教的態度比以前更寬容，社會上宗教書刊越來越多，反映宗教內容的文學作品日益突出，新聞媒介中的宗教信息也相當客觀，旅游文化中的宗教成分日趨濃重。城市社區宗教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在正功能上。如不少宗教教義中宣揚“濟世利他”等思想，教規主張孝敬父母，提倡泛愛等，同社會主義所提倡的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精神有異曲同工之處。
2．城市社區宗教信徒有較高的總體素質。首先，一些宗教信徒具有較高的文明程度和信仰理解。表現為許多城市居民在信仰上著重于探求人生的真諦，不少具有較高文化素質且不缺乏物質生活基礎的人士，到宗教領域中去尋求精神上的再生力量。其次，城市宗教禮儀素質也較高。主要表現為信徒溝通人與神之間關系的行為表達方式更加規范化，并嚴格遵守各教規定的程序模式。第三，宗教的各種組織、院校、研究機構等多數設在城市，內部有比較完備的組織機構，起著某種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城市宗教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
3．城市社區宗教信息量大、傳播速度快，影響輻射面廣。
二、加強城市社區宗教工作的路徑
城市社區宗教工作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如何面對新的問題，研究新措施，采取新對策，切實解決城市社區宗教工作的困難和問題，是宗教工作的一項迫切任務，也是各級黨委和政府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大問題。
（一）健全人才培訓機制，加強宗教教職人員隊伍和宗教道德建設，是加強城市社區宗教工作的前提條件
1．要加強宗教工作部門和干部隊伍建設。首先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增強工作的主動性，減少工作的盲目性。要經常分析本地區宗教工作的新形勢、新問題，切實解決宗教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其次，各級黨委、政府要舍得花本錢、下力氣，抓好宗教政策法規的普法宣傳。第三，要加強宗教政策法規的培訓工作，使基層宗教干部不但提高認識，而且也要增強駕馭宗教工作的能力。第四，宣傳、文化、科技、教育等部門要加強無神論的教育，普及科技知識，培養科學精神，努力形成全社會學科學用科學的良好氛圍，淡化乃至消除宗教的負面影響。
2．要抓好宗教教職人員隊伍建設。抓好宗教教職人員隊伍建設，包括不斷提高他們的思想政治素質、宗教學識和宗教修養。重視加強宗教團體的正常運轉，充分發揮他們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團結、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徒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要始終不渝地抓好中青年宗教教職人員的培訓和使用，加強宗教教職人員的管理工作。
3．要依照中央統戰部宗教界代表人士“百千萬工程”培養計劃，制訂城市社區中長期宗教界人士培養使用規劃，通過考察考核，建立數量充裕、素質較高、結構合理的宗教界后備人士人才庫，定期補充調整，做好人才貯備。
4．以團結和睦為目的，加強宗教道德建設。首先，要挖掘宗教道德，要在宗教道德中尋找基本的有益因素。其次，要改造宗教道德。一方面要把不合時宜的因素拋棄，另一方面要把新的時代精神吸收進來。在吸收新的時代精神過程之中，特別要注意強化宗教信徒的三種情感；一是要強化宗教信徒的愛國主義情感。二是要強化宗教信徒的文化認同情感；三是要強化宗教信徒的利人律己情感。第三，要鼓勵信徒回報社會。
（二）不斷提高科學管理宗教事務水平，是加強城市宗教工作的關鍵所在
一是要把握宗教發展的規律性，按照宗教規律去做好宗教工作，樹立科學管理的意識，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和管理宗教事務，既要依法管理，更要科學管理。二是要正確處理好管理宗教事務和不干涉宗教團體內部事務的關系，做到既敢于管理，又善于管理，但決不干涉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和正常的宗教活動。三是要正確處理因宗教問題引發的事端，依法抵御境外勢力的滲透。四是要將依法管理與教育引導有機結合起來，寓教育引導于依法管理之中。
（三）創新思想政治工作機制，有效解決宗教界人士的實際困難，是加強城市社區宗教工作的有效途徑
1．要認真探索總結，努力創新思想政治工作機制。通過建立動態調研機制，定期分析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態勢，掌握思想傾向和苗頭性問題，因勢利導，抓好正面教育。
2．要著眼宗教和順，逐步研究解決宗教界人士的實際困難。要充分發揮宗教協調小組作用，對當前城市社區宗教界存在的突出問題不斷進行集中會診，爭取有重點、有選擇、分批次地研究解決房產糾紛、醫療保險、養老保障等實際問題。同時，對一些長期和我們合作共事的老宗教界人士，要從精神上和物質上多加關心，為城市宗教工作健康有序開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好地發揮宗教團體的自身作用。
（四）全面落實宗教工作負責制，建立健全齊抓共管的組織網絡，是加強城市社區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證
第3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社區音樂文化；中原文化；創新發展
城市社區是居民生活、娛樂、交往、健身益心等多種需求融為一體的生活共同體。社區文化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區的結構，社區音樂文化是社區文化構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區文化建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對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普及傳承群眾音樂文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盛行于各地的廣場舞，就充分說明了民間自發性文化娛樂活動的強大生命力。
一、社區音樂文化的傳播特點
社區音樂文化的快速發展與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有著緊密的聯系。進入到現代社會之后，傳統的大家族聚居生活方式逐漸被社區生活所取代，社區已然成為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文化格局，并滲透到文化建構、教育培養和經濟發展的歷史格局中。“以社區為依托，開展各種文化教育活動是推動學習化社會和終身教育w系建設的一種形式，這也是發達國家社會發展中采取的主要形式。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發展較為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其中，城市社區音樂教育是城市社區建設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1]利用社區推動經濟建設，以及利用社區推動文化發展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政策決策的重要選擇。那么，中原文化如何迎接現代社區生活方式的挑戰，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重塑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解決這一問題之前，首先要面對的現實挑戰是：自發組織、相對松散的社區音樂文化是如何傳播的？我國的社區音樂文化是從改革開放后慢慢形成、發展起來的，在老齡化人口比例不斷上升、青年人亞健康狀態不斷持續的今天，音樂文化對生活在社區的每個人都至關重要，是一種為社區居民提供精神享受為直接目的的文化娛樂形式，不同地域、不同環境的社區音樂文化又多表現出內容多元的形式特征。在極為復雜的表象之下，社區音樂文化實則有其共同的傳播模式。具體來說，社區音樂多以社區平臺建設為依托，適度融入現代化的網絡傳媒技術作輔助。在強化社區居民人際交往的同時，為他們提供更為豐富、多元的精神生活享受。
社區音樂文化的平臺建設是指以生活區為基礎，搭建社區文化娛樂交流平臺，策劃組織社區文化娛樂項目，如情景劇、競技類游戲、達人秀、信息收集等活動為依托的信息傳播渠道。現代化的網絡傳播技術主要用于參加相關活動人員的信息溝通，其核心并非是將社區音樂文化轉換至虛擬空間，而是借用其便捷的信息溝通能力和信息處理方式，強化參與社區音樂文化成員之間的交流。
二、社區音樂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
社區音樂文化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它的開發利用尚無較為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鑒，如果將其作為中原文化創新發展的一種手段，則需要先考慮兩個層面的工作：其一，開發符合中原文化的社區音樂文化資源；其二，推廣契合中原文化的社區音樂文化課程。
“社區音樂文化資源是人們在社區這一特定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內長期從事與音樂相關的物質和精神活動而形成的音樂歷史傳統、風俗習慣、行為規范、生活方式以及社區成員共同的心理素質、價值觀等的總和。”[2]學者也意識到單純借鑒校園音樂課程模式無法滿足社區音樂文化的需要，主要是因為“課程素材或內容偏重知識資源特別是學科知識資源的開發，忽略學科知識的新進展和各學科知識間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從載體形式來看，往往偏重于紙質印刷制品，對于開發多樣化的課程資源載體形式則重視不夠；校內與校外課程資源的轉換協調機制還未能很好地建立。”[3]社區音樂是立足于社區生活實際情況，以與音樂基本特征相符的精神性活動和物質性載體相統一的音樂表現方式，其內在的精神氣質應體現為符合社區民眾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文化心理，同時還要能與社區民眾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心理素質保持統一。在我國當前的城市社區中，較為常見的社區音樂形式有兩種：一種是以中老年群眾為主體的興趣愛好，如廣場舞、大合唱、扭秧歌等社區音樂活動；另一種是接受了一定專業培訓或具有較高專業素養的“票友”性質的社區音樂活動，如京劇票友會、戲曲票友會和音樂大獎賽等，后者對參與者的表演技能、表現技巧都有較高的要求。
中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華夏民族文化的發祥地。“逐鹿中原”“問鼎中原”“血沃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等都發生在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讓中原文化形成了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系統。因此，在開發社區音樂文化的過程中，應注重從中原地區的文化傳統入手，將普通民眾喜聞樂見的音樂表現形式進行整理、提升，使其在推動中原文化的創新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河南很多城市的社區中較為常見的豫劇社團，就是一種符合中原地區文化要求的音樂表現形式。它主要以廣大豫劇愛好者為主，采用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在社區中開展活動，深受當地群眾的喜愛。還有部分社區推廣的秧歌舞比賽，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表現形式，使社區居民在放松身心的同時，還能尋找到文化歸屬感和情感共鳴。
三、建立科學的社區音樂文化機制
一項工作能夠最終從學者的理論思考落實到現實操作層面，不僅需要學者的理論不脫離實際，還需要有一整套的機制作為依托。
社區音樂文化的基本屬性是民眾自發形成的以興趣愛好為基礎的民間活動，相關文化主管部門不應過多干涉、也無需作過分解讀。就近年盛行于我國各大城市和社區的廣場舞，曾有學者將其解讀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期的宏大敘事背景下的“忠字舞”，也有學者將其解釋為帶有一定社會公共空間意識的表達形態。我們認為這些觀點無一例外地存在以西方文化視角認識中國社會的價值偏見，是不足取的。代迅先生在《廣場舞：意識形態、審美文化與公共空間》一文中針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城市規劃建設中公共文化設施的嚴重不足和公共道德未得到充分發育，是廣場舞擾民的重要原因。以健身為主要目的和以中老年婦女為主體的廣場舞空前興盛，包含了對中國傳統生活方式的追懷和對中國當下醫療體制的感性批判。”[4]可見部分學者在討論社區文化最突出代表的“廣場舞”時所持有的認識是極為偏狹的，既未從當下的社會文化出發，也沒有從實際情況考察，而是空泛地將其作“穿鑿附會”的解讀。社區音樂文化正是一種囊括了廣場舞在內的社區文化表現形式，“廣場舞的流行，客觀上意味著經濟繁榮、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安定，是和諧社區的大幅海報，是太平盛世的一道獨特景觀”[5]。我們需要完成的工作僅僅是對廣場舞等社區文化活動加以正確地引導和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
就“制度保障”來說，推廣契合中原文化的社區音樂文化資源是促進社區文化穩步發展的基礎，它同時還能夠以“建制化”方式為社區音樂文化的發展提供制度依托。作為一種以民眾自發和興趣為引導的社會文化形式，社區音樂文化的發展形成經歷了較為漫長的發展過程。為了能夠提升社區音樂文化的影響力，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就需要一種社會制度作為依托。“前者是社會形式的成長過程，后者是當下的制度設計。”[6]我們認為社區音樂文化的制度設計應注重完成兩個方面的工作：其一，挖掘、整理符合時代文化潮流，展現民族文化主體性和符合中原文化基本訴求的社區音樂文化資源；其二，為民眾自發性的社區音樂活動提供一定的場地保障和技術指導，在努力提升社區音樂文化藝術品位的同時，促使社區音樂文化成為推動中原文化走向創新發展的精神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原地區的經濟發展一度落后于沿海l達地區，造成了部分民眾之間的地域文化歧視。事實上，中原地區精神發展的滯后狀況是多種因素相互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結果，絕非單純的某一類因素可以左右。因此，我們應該拋棄以地域符號為主要評價標準的文化評判模式，在理性認識中原文化基本特質的同時，讓歷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煥發出生命活力。就社區音樂文化的制度建設來說，豫劇、秧歌、廣場舞、大鼓等音樂文化表現形式已經在中原大地上取得了良好的發展，以社區主導、相關文化機構參與和民眾踐行的社區音樂文化已然呼之欲出。
四、弘揚社區音樂文化的意義和作用
中原文化是中原地區的民眾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具有歷史文化內涵和符合中原民眾生活習慣、精神信仰的精神集合體，既有物質層面的載體，也有內化于中原人民心靈的文化沉淀。誠如我國著名思想家唐君毅先生所說：“文化非自然現象，亦非單純之心理現象或社會現象。……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動之表現或創造。”而梁漱溟先生則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指出：“文化是一種生活態度。”[7]無論是何種界定方式，中原文化必定是以中原人民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物質生活方式為依托，體現中原人民的生活“態度”。
將社區音樂文化作為中原文化創新發展的手段之一加以凸顯，是社會物質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內在訴求，也是落實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必然結果。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滿足之后，人民群眾對精神生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近年來盛行于各地的廣場舞，就充分說明民間自發性文化娛樂活動的強大生命力。中原大地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它鑄就的民族性格、民族特征，不僅要通過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掘得到體現，還需要在當下的文化建設中加以凸顯。社區音樂文化正是一種既能展現厚重文化傳統，也能彰顯當下城市發展狀況的文化形式。以社區音樂文化建設為切入點，將為中原文化創新發展提供新鮮血液，這值得深入探究。
目前，社區音樂文化的快速發展勢頭充分體現了社區文化建設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社區作為最基礎的社會單元，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社會功能體，是整個城市發展水平的縮影。因此，社區文化建設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進入到21世紀之后，在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多元文化并存、互融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不僅需要積極吸收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更需要從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挖掘文化主體性、增強民族自信心，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本文為河南省社科聯課題“社區音樂文化在中原文化創新發展中的作用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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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社區服務功能 社區餐飲 企事業共建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居民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人們對于社區服務功能以及餐飲需求層次也隨之提高。本文提出了社區特色餐飲的構建理念。所謂社區特色餐飲模式，是一個以社區為載體，以居民為中心，融合家庭飲食和大眾餐飲于一體的新型社區餐飲模式。社區特色餐飲是以企事業單位雙向合作的形式構建，在豐富更新社區餐飲服務的同時，推動社區經濟的增長。
二、社區服務的含義
服務是社區最主要的功能，社區服務是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基礎性工作。社區服務是城市基層社區在自愿、自治、自助、互助基礎上，向全體社區成員，包括向重點對象和有特殊需求對象提供的福利，來滿足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社區服務作為構建和諧社區的重要舉措，它有不同于其他服務的基本特征，就是福利性、公益性、群眾性、互、區域性。
三、社區特色餐飲模式的內涵和特征
（一）社區特色餐飲模式的內涵
社區特色餐飲模式，是一個以社區為載體，以居民為中心，融合家庭飲食和大眾餐飲于一體的新型社區餐飲模式。社區特色餐飲將與社區管理相聯系，成為社區的一塊功能區。
社區特色餐飲是致力于社區建設，以社區服務功能的完善為目標，著眼點主要是基于滿足社區居民的多樣化需求，從而提高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調動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實現對社區發展的支持、協助與合作。社區特色餐飲是以企事業雙向合作共建的餐飲模式，即所謂的“公私合作”的模式，引入市場運作方式，依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則，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在注重經濟效益的同時，注重社會效益。
（二）社區特色餐飲模式的特征
第一，社區特色餐飲的消費方式將仿效目前高校的打卡付款與最普遍的現金支付結合起來，方便居民的消費。此外，我們將給予社區居民價格上的優惠。
第二，社區特色餐飲的特色服務項目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網上訂餐業務。只要登陸其所在公寓的餐廳的主頁，點擊“網上訂餐”，即可選擇所需的餐點以及數量，再填寫一下門牌號就可輕松完成，送餐上門后付款。（2）預訂餐業務。為需要特別定做餐飲的顧客提供他們指定的餐飲，充分了解他們的需求，最后還會提供在預定的時間送餐上門服務。（3）溫情服務業務。一是為社區里行動不便的居民和年邁的老人特別提供無條件免費送貨上門服務；二是為有特別需要的病人、學生、孕婦等居民提供特別的營養膳食；三是將每戶居民的飲食偏好、飲食戒忌等飲食習慣在電腦中存檔記錄下來，為居民提供滿意的餐飲。
四、社區特色餐飲的構建必要性
（一）基于社區服務功能的涵義
社區服務是一個社區為滿足其成員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需要，而進行的社會利服務活動。社區作為公共管理的典型場域，社區建設的基本職能就是要滿足社區居民作為社會人的基本需求。社區居民的實際需要是社區服務兩重性存在的根本內驅力，單純依靠公共服務無法滿足社區居民的個性需求，必須以商業性、社會為有益的補充。
（二）基于居民對社區餐飲的需求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區居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的服務需求，社區餐飲服務發展的趨勢是必然的。但是隨著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提高，人們對餐飲的認識不僅僅只是“吃得飽”，更多的是“吃得好，吃得健康”，這就給社區餐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基于增加擴大就業崗位的需要
社區特色餐飲的構建可以為社區失業待業的居民提供一定數量的就業崗位，增加居民的家庭收入，解決貧困家庭的生活困難。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從社區的初創階段向成熟完善的現代社區的發展過程中，社區服務業的發展是最明顯的推動力。由于社區服務業吸納的勞動力可以占到整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40%～50%。社區服務既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又滿足了居民大部分生活需求，成為社會和諧的一大因素。
五、結論
完善社區服務是“十二五”規劃綱要關于全面開展城市社區建設的需要，社區服務是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基礎性工作。本文針對社區居民的社區餐飲需求，與社區服務功能相結合，在福利性和營利性、社會性和商業性的基礎上，構建以社區為載體，社區居民為中心的社區特色餐飲。希望本文對于社區建設拓展社區服務領域，豐富社區服務內容有一些啟示作用，呼吁對構建社區特色餐飲的踐行，從而實現滿足居民對餐飲的客觀需求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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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沿河縣；廣場舞；現狀；對策
自1995年6月20日體育總局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以來》，城市社區居民從事體育活動鍛煉是貫徹和實現這一方針的重要體現。近兩年，時尚的廣場舞在沿河縣開展得如火如荼，許多居民養成了早鍛煉的習慣，而且每天吃完晚飯后都喜歡在人多的聚集點散步，這個現象使得人們自發或者有組織的聚集在各個廣場、社區公園等地方以各種不同的表演形式來展現給人們。舞蹈音樂則以紅色歌曲、民族音樂、流行音樂及迪斯科四大類為主。我覺得這些現象可以說明廣場舞已經是當今居民們健身的一種重要運動。
在陶醉于我縣廣場舞蓬勃發展的同時，我也清醒地認識到隨著參與這項運動形式的人們越來越多，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指導人員組織力度不夠以及人員較少，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缺少完整的管理制度等問題極大的約束了廣場舞的發展。為了能讓更多的居民加入健身行列中，以及豐富居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本課題將對沿河縣社區居民參與廣場舞的發展情況進行研究調查并且文獻資料法、問卷訪談法、分組對比法、實驗觀察法等有效的措施，通過對基本特征、參與行為方式、練習場地、設施設備、組織管理制度、專業指導員數量、宣傳力度、政府部門重視程度進行了深入分析。為了推動廣場舞運動更科學、更廣泛地發展以及科學的開展社區體育活動，豐富社會文化生活，提高國民素質，促進全民健身運動可持續發展提出幾點建議，希望能為沿河縣的社區體育活動鍛煉提供一些有效的改善措施及為社區居民能夠更好地融入健身鍛煉中進行調查研究和對未來居民參與體育鍛煉廣場舞的發展趨勢展望進行參考。
如今廣場舞不但作為藝術表現形式，更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已越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愛，成為大眾極為推崇的一種娛樂健身方式。因為廣場舞是實現健體、健心、健腦、健美為一體的運動，現代社會由于競爭和壓力的增大，使人們的衰老速度加快，而跳廣場舞則可以消除大腦疲勞和精神緊張，增強體質，延緩衰老，提高人體的健康水平。另外，它還可以作為一種交流方式存在，有許多中老年人自從借著參與了廣場舞鍛煉自身的同時又擴大了社交范圍，擺脫了孤獨、隔閡等問題。
國內隨著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全民對身體的健康也有了很強的意識，政府也對全民的健康高度重視，1995年6月20日體育總局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以來》。
廣場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作為廣場文化重要表現形式的廣場藝術，更呈方心未艾之勢。而廣場舞的功能和表演區域發生重大變化。從以來，黨和政府非常重視民眾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政府在縣以上的城市建立了許多文化廣場。由于廣場舞蹈藝術的特殊性，在娛樂中能夠起到意想不到的健身作用，使廣場舞成為娛樂健身為一體的城市舞蹈。在全國各地從早到晚都能看到廣場舞的影子。
第6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社區教育；基本特征；社區性；教育性；人本性；適度正規性
作者簡介：陳乃林（1941-），男，江蘇通州人，中國成人教育協會專家組成員，研究方向為社區教育、終身教育；趙瑤珍（1981-），浙江蘭溪人，杭州市余杭區社區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課程與教學論。
中圖分類號：G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5）15-0060-07
所謂特征，是指事物內在屬性和外部表征的統一性狀。關于社區教育的特征問題，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論述。本世紀初，就有論者概括了“三性說”、“四性說”、“五性說”和“七性說”等①。隨著社區教育實踐的發展，人們認識逐步深化，關于社區教育“全員”、“全面”、“全程”特征的概括，逐步成為人們的共識。在此基礎上，有的論者，把社區教育歸結為全民終身教育在社區范圍內的縮影。
當然，在實際工作中，社區教育工作者仍然存在一些困惑，說到社區教育具有“三全”特征，社區教育似乎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容器、無所不能的工具，因其缺乏確定內涵和明晰邊界，難以把握其本質屬性，凸顯其獨特價值。這就需要我們直面問題與困惑，深入反思與凝煉，不能僅僅停留在或滿足于對特征的一般性闡釋。經過十多年的實驗實踐，現在社區教育已經在全國范圍逐步推廣普及，比過去較多地具備了深入研究社區教育本質的現實可能性。本文嘗試就社區教育的基本特征，作進一步的反思與探索，就教于諸君。
一、社區性是社區教育的本源性特征
社區與社會，一字之差，既有聯系也有區別。社會是指人類交往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是宏觀的、抽象的概念；而社區則是指某一個地域范圍，是具體的、特指的概念。“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目前城市社區的范圍，一般是指經過社區體制改革后作了規模調整的居民委員會轄區。”[1]當然社區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社區，就如上述“經過社區體制改革后作了規模調整的居民委員會轄區”，這是區劃的概念；廣義的社區則涵蓋城鄉的居村、街道鄉鎮，這是社會學研究的范疇。
對于社區性的特征，在許多學者著文中，都已形成共識。例如，“社區教育是一種區域性的、有組織的教育社會一體化的教育活動。”這里的“區域性”當指“社區性”[2]。又如“社區教育是提高社區全體成員素質和生活質量以及實現社區發展的一種社區性的教育活動過程。”[3]這里的“社區”、“社區發展”所體現的“社區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社區性究竟是一種什么層面、層次上的特征呢？有的論者把社區性界定為“社區教育外延上的范圍規定性”，這是對的，但僅僅是外延上的特征嗎？本文試從以下幾方面，解讀社區教育的社區性特征：
一是“社區”是社區教育的“外延”。我們贊同許多論者的觀點：社區性首先是社區教育范圍即外延的規定性，就是說，社區教育是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一種教育活動，它有別于社會教育。這里還要注意的是，社區教育是社區范圍內的教育，但不能反過來說，凡是社區范圍內的教育都是社區教育。譬如說，社區范圍內的學校教育、企事業的單位教育、機關及社會團體的教育等等，原則上都不是社區教育。只有當這些單位的成員回到社區，社區為其提供教育服務，或者社區范圍內的單位和社區發生雙向互動、參與，共同開展的教育活動，或社區提供了教育服務，才能稱之為社區教育，如青少年校外教育等。
所以，還在世紀初，教育部有關領導曾經指出：社區教育的重點對象是成人，特別是離開學校、離開單位的成人，此話寓意深刻。也就是說，社區教育重點是為社區內的下崗失業人員、殘障人員、外來務工人員、老年人、家庭婦女、（放學以后回到社區的）青少年提供各種教育服務。社區教育和社區內的學校教育、單位教育、機關教育雖有聯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混為一談。這和過去我們都很熟悉的以在職從業人員為主要對象的成人教育也有區別。所以，準確理解和科學把握社區教育的邊界和重點對象，對搞好社區教育，推進社區教育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二是“社區”是社區教育的“本源”。對于社區教育的社區性，不僅僅要看到在教育前面加了一個限制詞而已，或者只是一種范圍或外延的限定，更要看到社區是社區教育的本源，沒有社區，就沒有社區教育。所以，“社區”既是指它的外部特征，更是這一類或這一塊教育的“根”和“源”。
社區教育是應社區所需而生。化解矛盾、解決問題是任何一個事物產生、發展的潛在根源。社區教育的產生，同樣是為了解決社區建設、社區發展的問題應運而生的。社區教育的興起，不僅給社區居民傳授并拓展知識、訓練并學會技能的機會，而且還豐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特別是社區教育通過種種方法，化解社區矛盾，維護社區穩定，推進社區公平，構建社區和諧，幸福惠及百姓，發揮了很重要的社會人文功能。教育有諸多類型，唯獨社區教育，是專門應社區所需、應居民所需而產生而發展的一種教育類型，這就是社區性之于社區教育的獨特之處。
三是“社區與居民”是社區教育的“主體”，是社區教育的“依靠力量”。社區教育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但是，社區教育究竟依靠誰？社區教育的主體又是誰？實踐證明，必須依靠社區，依靠社區居民，依靠社區的骨干力量，調動社區各個方面的積極因素，激發社區各個方面的社會活力。社區機構與居民是社區教育的主體，搞好社區教育，必須問需于民，問計于民，依靠社區居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推動社區教育的可持續發展。社區是社會的細胞，是一個個具體的社會實體，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問題，解決社區的問題，只能依靠本社區居民的力量，這也是社區教育的社區性獨特之處。
三、人本性是社區教育的基因性特征
人本性兼有社區性和教育性兩者的基因因子。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張謇提出“父實業，母教育”的主張，意指實業教育由實業和教育有機結合的關系。同樣社區教育也內在地包含著社區和教育的有機聯系，社區教育也必然具有這兩者的基因因子。從社區的角度，人本性的基因性特征非常明顯，社區本來就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共同體，是人們生活起居、生生不息的地方，草根性、生活性則是社區教育題中應有之義。
關于教育，我國教育學界通常都從實證科學的角度界定教育的概念，按筆者理解，教育固然具有科學的特征，但教育的本旨更多地則表現為一種出于人類本性的愛。加拿大現象學大師馬克思?范梅南在其著作《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一書中指出：教育學不能從抽象的理論論文或分析系統中去尋找，而應該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尋找，在母親第一次凝視和擁抱新生兒時，在老師向學生眨眼睛對學生的工作表示贊賞時，教育學存在于情感的親身體驗中[7]。就是說，愛是教育關系發展的先決條件，教育是一種愛，愛也是一種教育。
康德認為“人唯有憑借教育才能成為人，人決非人所創造的教育以外的產物”[8]。人本主義教育思想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個性化發展。社區教育著眼點、歸宿點都是為了居民，為了滿足居民更加多樣、更加適合、更高品質、更加個性的教育學習需求，教育對象沒有年齡、性別、種族和身份的區別，特別注重為社會低層的特殊群體，如殘疾人、外來務工者、服刑人員、孤寡老人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這就彌補了正規化、制度化教育層層篩選、優勝劣汰所帶來的弊端，落實教育公平公正，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所以，社區教育是最能體現人本性質和人文關懷的一類教育，社區教育是一種“有教無類”（我國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語）、“把一切知識教給一切人”（近代捷克民主主義教育家夸美紐斯語）的普惠教育。
上個世紀90年代，為了滿足殘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學習需求，在全民教育基礎上，又衍生出了全納教育。全納教育發端于特殊教育，卻又超越特殊教育，它所指的對象除了殘障學習者之外，還包括其它一些困難群體或弱勢群體。全納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它承認人的差異性，包容差異，走向全納。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社區教育倡導個性化學習，針對不同的人群創設不同的學習平臺、開發不同課程，采用不同的學習方式，使學習者既掌握知識技能，又提升個人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實現生命價值。社區教育教育對象的全納性、教育內容的包容性和教育機會的公平性、教育價值的普惠性，與人本主義教育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人本性來自社區，又必然回歸社區，創新提升社區品質。社區居民通過社區教育，學到了知識技能，提高了主體意識，他們在政府指導下，積極參與社區自治，參與社區管理服務，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加強信息溝通服務，實現居民“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在這里，居民真正成了社區主人，當家作主，主動參與，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構建和諧，創造自己的新生活。
社區發展的真正內涵是社會資本的積累和提升。社會資本以人際關系和社會網絡資源為表征，傳統的胡同、院落、街巷、社區等生活單位，是社會資本的制造基地，也是社會信任和社會交往的基礎，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粘合劑”。時下不少社區以公共治理理念創新管理制度，以基層民眾日常生活為內容，共創共建和諧社區，提高組織凝聚力，增強組織和諧度，促成成員之間的信任與合作，將“陌生人社會”變成“熟人社會”，不斷增進社區成員之間相互信任、合作、共識、集體認同和歸屬感[9]。
由此可以看出，人本性并不完全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也是一個很接地氣、非常務實的社會實踐問題。社區教育人本性特征，通過個體與群體、理論與實踐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盤活社會資源，形成社會資本，不斷推動社區的發展與進步，并且不斷升華到更高的境界。如果說人本性深藏于內，那么，精神家園就是這種人本性顯露于外的社會實踐結晶。現在不少地方，居民心手相牽，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下，共建自己的精神家園，涌現了一批諸如村組家園、睦鄰點、新市民之家等社會組織，一方面以學習為中心，以學習為動力，以學習為紐帶，另一方面又和精神文明與社會文明建設、生態文明與美麗家鄉建設結合起來，活動的內容和動機、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超出了教育與學習的范圍，深刻地蘊含了社區教育的精神內涵和文化價值，以文化人，立德育人，促進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提升社區精神和家園意識，推動著社區由社會生活共同體，經由教育學習共同體，向構建和諧共同體、建設精神家園的新境界發展提升。
實踐證明，隨著社區教育的深入發展，經過教育學習實踐的積累和積淀，推動著知識的教育態不斷地向個體生命態轉化與內化，并由個體生命態向群體生命態擴展與升華，推動著精神文化層面和社會實踐層面相互融合，千萬個理想、夢想和心智聚焦到一點：社區居民齊心協力共同創建自己的精神家園，成為越來越多的地方發展社區教育必然的價值選擇和實然的目標追求。社區教育發展目標是多重的，但歸根結底，構建和諧，教育惠民，建設精神家園，則是最核心的目標。
四、適度正規性是社區教育的制度性特征
從教育制體系的類型（形式）上，社區教育屬于非正規教育范疇。所謂非正規教育，美國著名教育學家菲利普?庫姆斯（Philip H. Coombs）于1973年所作的定義是：“在已建立的正規系統之外的任何有組織的教育活動――無論是獨立進行的或是作為一些更大的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目的在于服務于明確的對象和學習目標”。[10]這里要糾正以往的兩種誤讀和誤導：一是為了強調社區教育的地位作用，一味到正規教育那里找定位、爭地位，殊不知這是兩種不同范疇、不同類型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形態，不可簡單類比和攀比；二是一提到非正規教育，似乎沒有規范可言，可以隨心所欲，這就必須強調非正規教育，決非是教學無目的、辦學無計劃、質量無標準的教育，它只是和傳統的普通學校教育具有相對區別。
我們認為，從制度類型上，社區教育定位于非正規教育，但非正規不等于不正規，探尋非正規教育中的正規性，也就是探索并揭示非正規教育的規律與特點，正是當今社區教育工作者必須著力研究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當下探討這個深層理論和實踐問題，既有研究的必要性，也有現實可能性，關系到我國社區教育的內涵發展、品質發展和按規律發展、可持續發展。我們初步研究的結論是：適度正規性是社區教育的制度性特征。
（一）推進治理創新，著力探索社區教育體制機制建設新架構
經過多年改革創新和實踐探索，我國社區教育已經基本形成了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基本框架：黨委領導，政府統籌，教育主管，部門協同，社會支持，社區實施，居民參與；實行規劃目標導向機制、建立條件保障機制、激勵制約機制、目標責任考核機制、評估督導機制。與此同時，許多地方建立了以縣市區社區學院為龍頭、街鎮社區學校為骨干、居村社區學習點（室）為基礎，實體性教育學習與信息網絡學習相結合，教育機構學習與民間社團學習相結合的社區教育支持服務體系。這些體制機制和服務體系成果，凝結了各級黨政領導和教育部門、廣大社區干群的實踐創新創造的智慧，是探索社區教育管理體制機制建設規律性的總結，為進一步推進社區教育持續發展和制度創新完善奠定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教育部提出要全面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完善科學規范的教育治理體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結合社區教育實際，應以改革創新為動力，構建社區教育治理體系，即以積極推進政府職能改革為關鍵，以培育社會組織激發社會活力為重點，以積極搭建社區教育平臺和支持服務體系為支撐，以積極探索市場運行機制為突破，以加強法制建設推進治理體系法制化為核心，以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機制為新的維度，[11]逐步形成治理體系的結構框架。目前，要以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為重點，形成政府主導、社區自治、社團主角、居民主體、協同治理的新格局；政府轉變職能，強化服務，通過購買服務、項目招標或承包、委托授權等方式，引進市場機制，提高服務效能，改善公共服務，滿足公眾需求。
（二）深化內涵建設，構建以素質標準為引領的課程建設新體系
課程是社區教育的核心領域，課程具有傳承、傳播、發展、創新人類文化的獨特功能，是教育的基本載體，也是社區教育區別于社區文化、社區體育、社區衛生、社區服務之處。社區教育作為一種帶有地域色彩的教育，其課程也呈現區域特點。華東師范大學黃健教授認為，“由于社區教育是一種有著不同于普通學校教育、職業教育等功能的一種新型教育，因此，社區教育課程的內涵，應該體現社區教育的這種獨特性。基于社區教育本質上是一種面向普通民眾，滿足他們在學校、在職場難以獲得的、與日常生活結合更加緊密的學習需求，因此，應該以‘經驗觀’來詮釋社區教育課程的內涵。”[12]全國各地基于當地社區教育發展需求，開發了內涵豐富、特色明顯、鄉土味濃的課程，滿足了當地居民多樣化、個性化的學習需求。
歷經十多年的實踐探索，社區教育課程建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進入本世紀以來，2006年，全國社區教育專業委員會在新疆克拉瑪依市召開了第一次社區教育課程建設研討會，旨在解決社區教育作為一類非正規教育，同樣具有正規教育共同的質的規定性；教育活動盡管是社區教育的常項與強項，但是社區教育決不是簡單的唱唱跳跳的事情，社區教育需要從表層的活動型向深層的內涵型轉化提升，課程則是社區教育的核心領域與基本載體。此后進入第二階段，全國先后開展了四次社區教育特色課程的評審選優，旨在解決社區教育需要什么樣課程的問題。社區教育所需要的課程，是以需求為導向、以學習者為中心、具有社區教育自身特色的課程，是居民喜聞樂見、通俗易懂、適用實用的課程，決不是簡單地照搬正規學校教育的課程，不是學歷教育的學科體系性課程，也不是一味追求高精尖的課程。到2013年，在總結上海、北京朝陽區、大連金州新區等地課程建設經驗基礎上，全國社區教育實驗課程建設步入了第三階段，開始建立分人群的素質教育標準，開始實行課程分類，開始建設課程體系，制定課程實施指導綱要。以上社區教育課程建設的歷史軌跡充分說明，加強非正規教育的正規性建設，既是社區教育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社區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建立健全課程建設與實施體系，則是一個核心環節和關鍵表征。
（三）以專業化建設為抓手，強化隊伍建設新安排
師資隊伍是教育可持續發展的組織保障和智力支撐，決定著教育的質量和教育績效。發展和提升教育事業，必須加強社區教育隊伍的專業化建設。教師隊伍專業化是一個世界性、長期性的重要問題。1955年，世界教師專業組織會議第一次討論了教師專業化的問題。196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關于教師地位的建議》，首次以官方文件確認了教師專業化。到20世紀80年代，教師專業化成為世界發展的潮流，也是21世紀國際教育的核心問題。我國于1993年頒布的《教師法》中的第三條規定：“教師是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從1995年起，我國實施教師資格證書制，這在教師專業化道路上邁開了第一步。
如果說加強正規教育的教師專業化建設早已見諸實踐，那么，在社區教育這一類非正規教育中，要不要加強教師專業化建設？答案是肯定的。這不僅是按照非正規教育規律特點，推進非正規教育科學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也是加強非正規教育正規性建設，對社區教育工作者隊伍建設提出的必然要求。當然，可能在某些方面與正規教育有所區別，以體現其特色。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于2013年3月印發關于《社區教育工作者崗位基本要求》的通知中明確指出，社區教育工作者是指社區教育的管理人員和專職教學人員，并且分別就崗位職責和崗位要求作了明確規定。這是加強社區教育隊伍專業化建設的重要標志。此后，全國社區教育專業委員會會同北京市朝陽區，對社區教育工作者開展了相對比較正規的繼續教育培訓試點，自此揭開了全國社區教育工作者專業化建設的序幕。其實全國各地也陸續開展了一些類似培訓，表明了社區教育加強隊伍專業化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為全國社區教育加強隊伍專業化建設提供了先導性經驗。
目前，社區教育隊伍建設中存在數量不足、質量不高、比例失衡、管理缺失、評職不暢等問題。為了建構數量足夠、素質良好、結構合理、勝任崗位職責的社區教育工作者隊伍，必須加強社區教育專職工作者專業化發展。一是要加深對教師隊伍專業化建設意義的認識。社區教育工作不僅是一份職業，也是一份專業，社區教育工作者既是一個工作者，也是一個學習者、研究者、專業工作者。正如華東師范大學的葉瀾教授在其著作《教師角色與教師發展新探》一書中的導言中說：“我們堅信，沒有教師的生命質量的提升，就很難有高的教育質量；沒有教師精神的解放，就很難有學生精神的解放；沒有教師的主動發展，就很難有學生的主動發展；沒有教師的教育創造，就很難有學生的創造精神”[13]。二是建立社區教育工作者管理制度。按照教育部職成司關于《社區教育工作者崗位基本要求》，對照崗位職責和崗位要求，有針對性地加強專職工作者建設，明確目標，逐步到位。建立和規范社區教育專職教師的職稱評審制度，要像上海市一樣，為社區教育工作者的職務晉升創設條件。同時，加強兼職工作者和志愿者隊伍建設，明確工作職責和工作要求，逐步做到多元化、多樣化、優質化，滿足社區教育發展和居民學習需求。三是積極開展社區教育工作者隊伍培訓。制定規劃計劃，創設平臺條件，堅持開展社區教育隊伍培訓交流活動，幫助其提高文化科學和綜合素質，掌握社區教育基本理論和業務技能，掌握社區教育最新發展動態和先進經驗，提高教育服務能力，提高居民滿意度。四是制定工作激勵機制和評價制度。科學的激勵和評價制度，有利于推動教師隊伍良性流動、結構趨于合理。社區教育效果好不好，關鍵看居民學習反饋，可以通過隨機訪談、調查問卷、社會反響等渠道，評價考量教育成效和社會滿意度。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對社區教育的基本特征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反思與探索，意在對認識社區教育“是什么”這個基本理論問題，提供一種視角和認識，和廣大的社區教育工作者一起切磋。而認識事物“是什么”的問題，又有兩種方法：一是靜態描述，二是動態觀察。本文在靜態描述和理性思考的基礎上，更多地采用了過程追蹤和總結反思的方法，力求與時俱進地總結、慨括社區教育實踐創新成果，以利比較完整、深刻地把握當下社區教育的基本特征，為社區教育可持續發展、并升華到更高境界提供理論支撐，就教于諸君同仁。
注釋：
①轉引自吳遵民.關于對我國社區教育本質特征的若干研究和思考――試從國際比較的視野出發[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3（9）（“三性說”指的是自發性、自主性和自下而上性；“四性說”指的是全員性、終身性、綜合性、地區特色性之說；“五性說”指的是地緣性、整合性、開放性、互補性及廣延性；“七性說”指的是全員性、地域性、廣參性、即需性、多樣性、組織性和共管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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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城鄉結合部；社區整合；襄陽市
中圖分類號：F3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5-0195-02
引言
對于處于城市擴張過程中的邊緣區域，國外學界普遍使用的是“城市邊緣區”（Stadtradzonen）、“ 城 鄉 邊 緣 區 ”（The Rural- Urban Fringe）、“ 鄉村-城市邊緣帶”（Rural- Urban Fringe Belts）、城市邊緣帶”（Urban Fringe Belts）“、轉型區”（Zonein Transition）等概念。在筆者看來，中國的城鄉結合部社區首先是在整個社會大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既是一個價值理想，也是一個理論范式，同時還是一個社會過程。這個社會過程在“總體性社會”和“市場社會”兩種“非傳統的”社會形態之間的轉變，在此” 現代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相當有中國特色的城鄉結合部社區。
城鄉結合部目前出現的問題與我國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密不可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資源大部向城市傾斜，對農村缺乏應有的資源投入，而隨市場快速發展起來的城鄉結合部在政府眼中仍然屬于農村地區，因此缺乏有效規劃與管理，城鄉結合部在相當程度上處于任由自身發展的狀態，嚴重地制約了城市化進程，影響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亟待治理。與此同時，在計劃經濟時代對社會人員管理起過相當重要作用的中國單位組織卻日益受到來自市場化的壓力，國家與社會的同構關系被打破；市場化造成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和社會結構的重組，國家通過單位組織進行的單一行政性整合模式受到了挑戰。越來越的管理需要下放到新興出現的各類基層社區。要解決這個問題應從基層管理入手，即強化社區管理。社區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組織內，為了維護社區的正常秩序，滿足社區居民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等特定需要而進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活動。本文擬以襄陽市S社區為例，對我國城鄉結合部治理面臨的問題及對策，謹陳管見。
一、S社區的管理現狀
S街道地處湖北省襄陽市樊城區近郊，是襄陽市西大門，316國道和鄧城大道橫貫東西，襄荊高速公路連通南北，并留有出口。全街版圖面積28.6平方公里，擁有耕地面積1.4萬畝、灘涂資源近8 000畝，農業主要以蔬菜為主，兼有花卉、糧食等經濟作物，工業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現有工業企業近70家，是一個涉農型的街道辦事處。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張，S社區快速由傳統農業區轉變為現代工商業區，村民變為居民，農村變為社區，農田變為工業和商場。目前，該社區現有常住人口3 140戶，總人口7 450余人。
二、S社區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種糧不如種房，違法建設泛濫，亟須治理
隨著近年來城鄉結合部地價的飆升，越來越多的社區居民開始大肆違規建房以期在拆遷時等到高額賠償。目前，S社區存在的違法建設主要有，一是鄉鎮政府、村集體經濟組織未經批準，擅自占用大量土地，用于建設廠房、商鋪出讓、出租；二是借農業結構調整、舊村改造等名義，規避用地審批手續或超范圍建設，搞小產權房開發；三是通過出租、承包等以租代征方式，非法使用農業用地進行非農建設；四是村民未經批準強占邊角地、綠地、耕地等，建房出租，謀取不法利益。其中，前三類屬集體違法，第四類屬個人違法，說明在違法用地方面鄉鎮基層政權、村集體組織與村民個人具有一致性。
（二）城鄉結合部管理體制不順，從而引發許多社會矛盾
城鄉結合部說到底是隨著城市的發展，以往近郊農村在向城市轉化過城中形成的過度階段，這種特性造成了其城不城，村不村現象，一方面它必須接受以管理城市為主的社區的領導，但又不能實施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另一方面其農村社區屬性，決定了在土地所有權、戶籍制度等方面只能實行農村管理體制。于是，就形成了城鄉二元管理體制并存的交叉性矛盾，導致城鄉結合部管理乏力和管理效率低下，最終只能是誰也管不著，誰也管不好。而管理體制交叉性矛盾與管理體制改革的滯后相結合，致使現行的管理體制大大落后于已經基本實現城市化，甚至高度城市化了的城鄉結合部村鎮的發展需要，因此出現了所謂城中村現象。特別是因為體制滯后，使土地所有權、戶籍管理等問題難以解決，導致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建設不能納入城市發展整體規劃，形成了特有的戶籍身份與職業身份嚴重不相符的特殊人群部落。
（三）人戶分離，農居混雜，流動人口密集，治安形勢嚴峻
城鄉結合部的人口構成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農居混雜”，指農民與居民混聚在同一村落。主要情況，一是本地現代小區建成后，許多城鎮戶籍的居民隨之遷來，與本地農民形成廣義層面的農居混雜；二是外來流動人口中也是農居混雜，既有農民工，也有外地城鎮戶口的務工經商人員。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外來人口的快速集中和高流動性、人員構成的復雜性、素質的低層次性和較高的犯罪率，已嚴重影響了城鄉結合部穩定發展。城鄉結合部社區聚集了較多文化素質較低、法制觀念淡薄、幫派性較強的流動人口，加上地方宗族勢力和惡勢力的抬頭，極大地削弱了當地社會穩定的控制機制。另外，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合部地區社會資本下降，其原有的 “熟人社會”變成了新的 “陌生人社會”，人們相互之間缺乏一定的互動網絡與信任，行為容易 “失范”。在調查中，我們著重對當地的社會治安狀況做了針對性的調查，結果如表1。
表1 居民對所在地社會治安滿意度調查
如表1所示，有61.6%的受訪者對當地社會治安狀況表示滿意，他們普遍認為當前的社會治安較以前有所好轉，總體上呈現良好的態勢；而剩余36%的受訪者則給出了否定的意見，即不滿意當前的社會治安情況，這些人認為當前的社會治安還存在諸多隱患和問題，亟須采取措施加以改善。綜合來看，居民對當地公共安全給予了較好的評價，但仍需注意解決隨時可能發生的公共安全問題，進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指數。
（四）基礎設施不足，環境臟亂，公共服務落后
一是社區居民娛樂健身設施較少，社區現有占地400多平米的文化活動廣場，300平米的社區辦公、老年活動用房，休閑小樂園。這些硬件設施能滿足居住在社區辦公樓附近的居民休閑娛樂需求，但不能滿足社區其他角落居民的需要。二是商店較少，無固定買賣場所。例如，居民買菜是在路旁的小攤上，僅有8：00--9：00和17：00一18：00兩個時間段營業，給居民生活帶來不便。三是路燈稀少，草叢濃密，建筑工地多，易造成安全隱患。
三、實現城鄉結合部社會穩定發展的思路與對策
（一）強化城鄉結合部社區居民自治意識，促進社區自治
目前城鄉結合部社區治理亂象主要原因在于由村級管理模式向社區管理模式的轉變過程中，符合社區建設需要的各類組織形式沒有充分發展，以及相應的組織制度建設滯后。我們應該轉變政府主導型的社區管理措施，把社會資本引入到社區管理中來，引導非政府組織、公眾、志愿者、私人部門等多方力量參與，形成多元化治理的新格局。
這種背景下，社區建設的方向就不應是國家化與行政化，而是通過改變政府對資源分配的絕對控制，逐步弱化政府對社區的直接控制和干預，適當從社區退出，培育社區居民自治的土壤。同時，重視中介組織的培育，把社區中的一些公益性事務轉由中介組織或公益組織承擔，從而使居民委員會卸下重負，淡化行政色彩，由此促進居民的自我組織與社區自治。
（二）培育社區社會資本加快社區整合
社會學將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納入資本范疇，提出了社會資本概念。帕特南運用社會資本的概念探討市民社會與民主行政運作的關系，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來提高社會效率，并減少群體內部的機會主義行為。社會資本理論認為，個體公民關心公共事務，并形成互惠合作的規范。網絡是公民參與的前提條件與基本特征，活躍的公民參與是推進民主政治與獲得良好制度績效的有效保證。加強社會資本建設，提高居民的社區認同感，是實現社區整合的又一途徑。城鄉結合部社區面臨著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社區成員復雜、管理難度大等問題，提高居民的社區認同度，能夠彌補組織和功能整合上存在的不足。 社區社會資本是一種群體視角的社會資本，它涉及社區居民間的交往頻率，社區居民的交往越頻繁，對其社區的歸屬感越強，就越能夠在整體上提升全社區的社會資本，從社區工作的角度來看，也有助于社區各項工作的開展。
第8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 鍵 詞：農民工 城市歸屬感 地域歸屬感 群體歸屬感
一、問題的提出
“三農”問題和城鎮化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而農民工問題正同時處在這兩大問題的核心地帶。也許正緣于此，近年來農民工問題成為社會的熱點和焦點，受到我國政府重點關注，同時也成為我國學術界尤其是經濟學、人口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領域關注和研究的重要問題，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近年來我國農民工問題從社會學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工流動行為的研究、農民工內部的分化或分層狀況、農民工群體與社會的關系、農民工的社區研究以及農民工外出對農村發展和農民現代性的影響、流動人口的管理和政策研究等方面[1]，這些研究大多是從中宏觀層面和顯性的角度出發，而從農民工的社會心理、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以及城市融入和適應等微觀層面和隱性角度的專門研究顯得不足。然而這些方面的研究對于農民工問題的根本解決卻是有著不可或缺的價值和意義，不可不研究。就如本文研究的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其不僅是進城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程度的重要表現和參照，同時也是影響進城農民工城市適應和城市社會穩定與整合的重要因素，農民工很多的行為都可以從該角度進行合理解釋，例如進城農民工的遷移與回流、進城農民工的行為失范與犯罪、進城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摩擦與沖突等等。
對進城農民工城市歸屬感問題的專門性研究，迄今為止還沒有，但在對農民工問題的相關研究中有很多零星涉及。比如，“我們認為這種（與城市）接觸的經驗也會帶來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感的形成”、“而‘村民’心態使農民工對城市無法產生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只有自卑的‘陌生人’的感覺”[2]，“農民工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就會使他們只有家鄉意識而沒有他們所在城市的社區意識，對所生活的城市社區沒有歸屬感，更無法產生主人翁意識”[3]，“要使他們（農民工）既是城市生活的創造者，又是城市生活的享受者，以致對城市產生歸屬感”[4]，“（農民工）獲得了一些較為現代化的觀念，但仍對城市沒有歸屬感”、“引導外來人口對城市的歸屬感，讓他們認識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社區的主人”[5]。
以上這些對進城農民工城市歸屬感問題的相關論述，一方面說明了這一問題存在的廣泛性，有進行研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對這一問題研究有待規范，凸現了進行專門研究的緊迫性和現實意義。
二、進城農民工城市歸屬感的概念界定及其層面構成
所謂“歸屬感”，字面上的理解是“歸于、屬于某種事物的情感”之意，隸屬于社會文化心理范疇，其并不像我們身邊的具體事物那樣有形有色、易于感知，但它卻客觀地存在并影響著人的行為表現。具體一點講，它是外界環境作用于人而產生的一種內部主觀意識，這種作用結果又進一步影響著人在環境中的行為。由此不難看出，“歸屬感”作為一種社會心理，是介于外界環境與人的行為的一個中間變量，我們要探求人的行為與外界環境的互動關系，往往需要借助這一變量，而且在特定情形下必須借助這一變量才能順利地展開相關研究。
對“歸屬感”的研究一般見于 “社區歸屬感”、“群體歸屬感”以及“組織歸屬感”等研究之中，尤其是常見于“社區歸屬感”的研究當中。所謂社區歸屬感，“是指社區居民對本社區地域和人群集合認同、喜愛和依戀的感覺”[6]；“是指社區成員對所居住地區和所屬的文化群體的認同、喜愛和依戀”[7]。本文研究的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與社區歸屬感在基本含義與特征上有很大的關聯度和相似性，但同時又有其很大的獨特性。首先，城市歸屬感可歸于社區歸屬感的范疇。按照我國最基本、最主要社區分類方法，即按照社區的經濟結構、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規模多元標準可將社區劃分為農村社區、城市社區和城鎮(集鎮)社區[8]，而本文研究的“城市歸屬感”當中的“城市”一詞即指該種劃分意義上的“城市”，所以“城市”亦可換種角度說成“城市社區”，“城市歸屬感”同理亦可理解為“城市社區歸屬感”，其當然可歸于“社區歸屬感”的范疇了。但是同時，本文研究意義上的“城市社區”與我們日常所說的“城市社區”又有很大的不同，它并不是指具體的哪一個城市，更不是指城市具體的哪一個街道或居民小區，而是泛指意義上的城市。
另外，社區歸屬感的主體——社區居民，與本文中城市歸屬感的主體——進城農民工，在相應的身份特征上有著較大差別:前者在社區中具有事實上和形式上的正式成員身份，而后者最多只是事實上的城市人口，但卻不具有制度性的正式居民身份，至少沒有明確法律意義上的正式居民身份。這一差別必然導致兩者在基本含義以及影響因素等多方面的不同，從而要求在探討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時，一方面有必要參照社區歸屬感研究已有的成果和結論，同時也要注意在比較辨別的基礎上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從身份這個角度看，本文所研究的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倒與非政策性自愿遷移人口對遷入地的歸屬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本文對此不作進一步探討。
在對相關概念進行必要的論述和比較分析基礎上，現對“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作如下概念界定：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是指進城務工就業的農村人口對城市（地域角度）和城市居民群體在思想和心理上的認同、滿意和依戀程度。
根據對農民工城鎮歸屬感以及相關概念的分析和理解，筆者將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劃分為兩大相對獨立的層面——地域意義上的城市歸屬感和群體意義上的城市歸屬感，或曰對城市的地域歸屬感和對城市居民的群體歸屬感。前一層面主要是從經濟和物質等客觀條件角度進行分析，后一層面則側重于從社會和思想心理、文化觀念方面展開分析，兩者相對獨立但并非彼此孤立，更不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交疊，共同構成了本文研究的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此對進城農民工城市歸屬感的層面劃分是在尊重客觀事實前提下，為了便于理論分析框架的構建而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比較粗糙的劃分，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嘗試和創新，對于這種劃分的科學性、合理性還有待進一步的論證和實踐檢驗。下面筆者就在已構建的理論框架下，采用經驗分析、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這兩大層面分別展開具體分析。 三、進城農民工對城市的地域歸屬感
進城農民工對城市的地域歸屬感的含義，可以理解為進城農民工基于城市里迥異于農村的生活與勞動就業方式、收入與物質生活水平、潛在的發展機會以及可利用社會資源存量等客觀經濟物質條件而對城市產生的認同、滿意和依戀程度。地域歸屬感是影響個體或群體進行遷入、定居、遷出某地域等流動決策的重要因素，在農民工對城市的地域歸屬感問題上亦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上文所述，“歸屬感” 是一種社會文化心理和介于外界環境與人的行為的一種中間變量，它在特定情境下能夠影響著甚至于決定著人在環境中的行為，但作為一種“中間變量”，其自身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決與外界環境，其對人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外界力量的傳遞和轉化。對于農民工對城市的地域歸屬感的態勢判斷，筆者的觀點是很強，依據主要有二。
第一，據農業部、勞動社會保障部等有關部門估計在二OO二年離土離鄉的農民工約為九千四百六十萬[9]， 如此龐大規模的農村人口自發自愿地從農村涌向城鎮，成為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農民工”，這一點就很能說明城鎮尤其是城市對于農民工的巨大吸引力，說明農民工在心理預期上對于城鎮有著強烈的認同與向往。正是這種深入心底的美好心理預期與向往的存在和延續，使農民工盡管在城鎮的生存發展遇到種種困難，盡管受到種種歧視、偏見與不合理對待，仍然堅持在城鎮勞動就業甚至是長期定居向市民轉化。透過現象從本質上看，這根源于我國長期的城鄉分治和城鄉居民在生活與發展上的巨大差距，根源于城市相對于農村的絕對性比較優勢。正是由于這種絕對性比較優勢的存在，農民工才會對城市趨之若鶩，才會對城市產生如此程度的地域歸屬。
第二，從對農民工的留城返鄉傾向以及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的滿意程度等實證研究來看，也說明農民工對城市有很強的認同和依戀，表現出了很強的地域歸屬。有人調查顯示，大約50%的農村流動人口表示想定居在目前的居住地，除非受到強迫，多數都不打算再回到農村，而只有不到30%的人愿意返回農村的家鄉[10]。另外有人的調查表明，對于今后的生活，50.0%的民工希望長期居住在城市，其中占總數34.5%的人希望取得城市戶口；22.1%的人想賺夠了錢就回家鄉，還有5.2%的人想盡快回家鄉，14.5%的人回答走一步看一步，視情況而定[11]。還有人進行的農民工的調查也顯示，56.3%的愿意留在城市，34.4%的愿意回到農村，9.3%的拿不定主意[12]。綜合分析這些數據，進城農民工中表示想留城的比例超過了一半，而表示要返鄉的還不到三分之一，相當多的進城農民工有留在城里成為城市居民的愿望。另外，有人的研究也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工對其在城市的生活表示滿意[13]，總體上農民工對目前的工作持基本滿意態度[14]。
以上這些實證研究和推斷有力地論證了筆者的觀點，表明總體上農民工不僅在進城務工前就在心理預期上對城市有很高的認同和向往，而且在其進入城市就業生活一段時間后，對城市也有很高的認同和依戀，顯示出了對城市有很強的地域歸屬。當然這種具體的強度還會因進城農民工的年齡、進城的時間長短、個人的心理預期以及成長經歷和背景等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差別，但總的形勢是進城前后的地域歸屬感都保持在一個較高水平。
四、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群體的歸屬感
進城農民工城市歸屬感的另一大構成層面是其對城市居民群體的歸屬感。群體歸屬感是指群體成員基于對群體的運行和發展狀況以及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和境遇等客觀因素的認知而在思想心理上產生的對該群體的認同、滿意和依戀程度。它是群體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和組成部分，也是群體整合性與穩定性的重要測度標準，其通過影響成員對群體的向心力與關注支持系數而影響著群體的內部平穩與長遠發展，進而會引致與該群體相關的社會組織結構體系的變動。群體成員的群體歸屬感強弱主要體現在群體成員對自己群體身份的認同程度、群體成員對群體目標和群體價值規范的認同接納程度以及群體成員與其它成員的交往關聯密切程度等方面。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顯著、最主要的表現在于群體成員對其群體身份的認同程度。試想，如果一個群體的成員在思想心理上不認同、不承認其屬于該群體，那么該成員對其所屬群體的歸屬感強弱顯而易見。
一項有關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有59.2%的進城農民工認為自己“還是農村人”，認為自己“已經是城里人”的占15.6%，另外的21.8 %“說不清楚”[15]；還有調查顯示，有40%的進城農民工把自己定位為“農村人”，只有2%的人把自己定位為“城里人”，另外有20%把自己劃歸為“半個城里人”，有37%的人“說不上”自己的身份地位[16]；另外有調查也顯示，認為自己“還是農村人”的占61.6%，認為“也算是城里人”的占8.7%，還有16.5%的認為自己“既不象農村人也不象城里人”[17]。以上這些實證數據表明，大多數的進城農民工認為自己還是農村居民，定位為城市居民的只占極少數。這說明進城農民工雖然長期在城市就業生活，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城市勞動人口和城市居民，但由于客觀與主觀、制度與觀念、自身與外界環境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他們的城市居民身份意識總體上還非常淡薄，身份認同轉變程度和被城市同化程度偏低。
從另一個角度——農民工在城市的人際交往范圍和關系網絡來進行分析。進城農民工的社會關系網絡是以親緣地緣關系為紐帶的，他們的人際交往圈仍然束縛在親戚、老鄉或農民工的范圍內，他們與城市人的交往只限于生產、生活方面的聯系，而感情交往極少。這表明進城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聯系溝通太少，僅僅停留在最起碼的必需層面。這其中當然有進城農民工收入水平、空閑時間等客觀因素的限制以及外界方面的原因，但也從側面反映了進城農民工與市民兩大群體間的隔閡、疏離甚至是摩擦和沖突，反映了進城農民工對市民群體缺乏認同、對城市居民群體缺乏歸屬。
經由上面的分析論證，得出的階段性結論是：進城農民工總體而言對城市居民群體的歸屬感不強，甚至是很弱。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受外界環境因素的影響，其次才是農民工的自身方面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根據社會學研究的相關理論以及基本生活經驗，一個群體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影響群體成員對群體的認同、支持和歸屬的最重要因素。結合我們討論的主題，進城農民工群體處于城市社會的最底層[18]，在城市普遍性地受到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對待，其與市民群體相比不管是在基本公民權利還是就業生活水平以及社會福利待遇上都有相當的差距，成為事實上的“二等公民”。這使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意識和對城市居民群體的歸屬感難以發育，是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群體歸屬感不強的最主要影響因素。具體體現在：1.進城農民工的平等就業權、受教育權和受救助權等基本公民權利遭到不同程度的忽視和限制，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和實現。2.農民工作為城市勞動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受了不合理的就業限制后，還不能同工同酬，而且其現實的合法權益被侵害嚴重。3.農民工雖然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卻很少能夠享受到城市里諸如住房、醫療衛生服務、公共教育、勞動力市場信息服務等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這些幾乎成了城市居民的專利。4.城市管理部門對農民工進行防范式、管制式的管理[19]，重管制輕服務、重整頓輕引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收費甚至是亂收費現象。5.用人單位和城市居民甚至是政府管理部門對進城農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見和歧視，這個因素相對而言更容易傷害農民工的感情，阻礙他們對城市社會和居民的心理認同與歸屬。
我國長期實行的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分割制度體系是導致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群體歸屬感不強的制度性制約和主要障礙。二元分割的制度體系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從進城農民工自身角度看，這些制度把進城農民工身份限定在進城務工農民、流動人口上，沒有注意到進城農民工從職業到生活方式上已經在整體上具備中國工人階級的基本特征，本質上已是產業工人而非農民[20]，沒有適時地給予具備條件的進城農民工在法律形式上的城市居民身份，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進城農民工在自我身份認識的轉變，制約著進城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和歸屬。從間接角度看，這些制度中的較濃的城市封閉性和集體排斥性色彩也對城市居民產生不良導向，使他們長期以來的“一等公民”優越意識難以轉變，不能較好地平等看待和對待進城農民工。
城市社會的各種組織團體對進城農民工的關注和容納不夠也是重要原因。無論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行政組織、職業組織和社會團體等，還是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建的社區組織、文化團體、福利組織等，農民工都很難進入[21]。最突出的是工會組織和城市居民社區沒有對進城農民工必要的承納與整合。據統計，中國目前還有1億多職工游離于工會之外，其中大多數是非國有企業的外來務工農民[22]。城市居民社區在吸納和同化新成員以及城市社會整合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國現在城市居民社區還不能較好地有效吸納、整合大量進城農民工。
除了相關制度政策以及城市社會方面的影響，進城農民工自身因素也不可忽視。一方面進城農民工從農村流向城市經歷的是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面臨一種高度的再社會化過程。然而由于受到主客觀方面的影響，尤其是進城農民工總體的文化素質不高、適應能力較差，要基本適應城市生活，需要一個比較困難和漫長的時期，這必然對他們對于城市的認同與歸屬產生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打工賺錢、增加收入是絕大多數進城農民工外出的首要目的，他們中不少人打算務工賺錢再“卸甲歸田”、回到農村老家謀劃生活，存在一種明顯的“城市過客”意識。從而不愿主動與城鎮居民交往、融入城市社會，難以形成對城市的深度認同和依戀。另外，進城農民工在進城之前長期生活在農村，小農思想和農民意識在他們身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記，這也影響著其對城市社會和城市居民的認同與歸屬。 五、初步結論與討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基本結論：（1）主要由于城鄉的巨大差距以及農村的落后，進城農民工對城市的地域歸屬感表現出很強的態勢；（2）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群體的歸屬感不強，這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主要是外界環境因素；（3）進城農民工對城市的地域歸屬感與對城市居民群體的歸屬感在強度上表現出較大的反差與矛盾；（4）由于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在兩個構成層面上表現出的不一致，從而不能簡單地對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作一個比較明確的強弱判定，而只能說，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表現出一種矛盾不和諧的態勢——地域上的強歸屬和群體上的弱歸屬。
在已得出的基本結論基礎上，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探討。對于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不能簡單地說強就是好些或者是弱就不好，應視具體情形而定。但當前的這種矛盾狀況，其不利的一面要遠大于可能起到的正面效應，所以應設法改變這種局面，化解不利影響，促其向著良性的方向發展。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的當前態勢已經產生或可能引起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進城農民工一方面在地域上表現出對城市的強烈歸屬與認同，他們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希望能留在城市定居；但同時由于外界與自身的原因又對城市居民缺乏認同與滿意，他們與城市居民互相交往、共同生活的意愿不強。在這樣的情況下，進城農民工的一種現實對策與選擇就是以原有的人際網絡為基礎，在城市重建原來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模式，構建一種以進城農民工為主要成員的初級社會群體與亞文化生態環境。進城農民工在城市的一種聚居區——“都市里的村莊”，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安徽村”以及南京的“河南村”等[23]，就是這種結果的集中反映和生動體現。這使進城農民工固守狹隘的交往圈，保護了進城農民工身上的傳統意識觀念，阻礙了其對城市社會的認同與歸屬，同時也不利與城市社會的整合與發展。
（二）近年來進城農民工與市民的摩擦和沖突有不斷攀升的跡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進城農民工對市民群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太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市民對進城農民工的排斥和不友好映射在農民工的思想中再反射為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群體的不認同、不滿意、缺少歸屬，進而轉化為農民工與市民在生活交往中的互不諒解、互不認同甚至到發生劍拔弩張的沖突的地步。這種現象在年輕一代進城農民工的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如果這種局面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引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進城農民工群體意識的不斷發育，可能導致進城農民工與市民兩大群體的群體性對立與沖突。
（三）進城農民工對城市歸屬感的這種狀況還可能助長進城農民工“過客”心態的生成和膨脹。本來大部分進城農民工原初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工掙錢、改善經濟狀況，這使得他們有產生“過客”心態的潛在條件。這種潛在條件在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群體較弱歸屬感的催化下而被激發和放大，強化了這種心態的效應與影響。這就可能使進城農民工更進一步與城市社會相疏遠，只是被動地適應城市生活，難以受到城市現代文明的熏陶和同化，阻礙其向現代公民的轉化。這還可能導致進城農民工的短視和越軌行為，不利于社會穩定。
（四）進城農民工對城市過強的地域歸屬感也不利于政府對農民工的宏觀管理和調控。雖然未來幾十年是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轉移的重要時期，進城農民工有留在城市并向市民轉化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緊迫性，但具體以何種方式、以多大比例轉化等諸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論證；而且也不排除因一些突發性事件比如高傳染性疾病爆發、突然性戰爭等而需要疏散城市人口或控制人口流動的可能。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進城農民工的積極配合與支持。但進城農民工對城市過強的依戀勢必可能增加國家宏觀調控的難度，存在著造成國家重大政策難以奏效甚至是失效的隱患，不利于維護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
（五）進城農民工對城市歸屬感的這種沖突不和諧狀況可能會導致他們的內心矛盾沖突以及他們這一特殊群體“邊緣化”程度的加深。這些“離土又離鄉”的進城農民工有明顯的“邊緣人”特征——他們主要生活在城市，主要社會關系卻在鄉村，“根”卻在鄉村；他們在職業上是城市勞動者，戶籍和身份上卻是農民；他們在法律上與城市居民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平等公民，但卻不能與城市戶口的工人同工同酬。現在，他們一方面留戀城市相對豐富的社會資源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但又對城市主流社會的一些排斥和偏見顧忌重重，惟恐難以與城市居民進行融洽的交往與合作，這勢必引起他們內心深出的矛盾斗爭和抉擇之苦，造成其在身份和生活空間之外的更深層面的心理上的邊緣化。
六、幾點建議
對于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所表現出的矛盾不和諧態勢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該如何改進，促使其走向良性循環。制定可行的對策方案，筆者認為應主要從強化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群體的歸屬感入手。一方面兩大構成層面中強地域歸屬感的形成原因和背景較之弱群體歸屬感要更深刻、更難以化解，從前者入手很可能歷時更長、成本更高且效果不一定顯著；另一方面，弱群體歸屬感較之強地域歸屬感所直接或間接引致的負面效應要更突出、更明顯。綜合考慮，要實現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的和諧健康發展，應以強化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的群體歸屬感為切入點和重心，同時輔以消融城鄉二元分割等必要配套性措施。具體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切實遵照憲法和勞動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按照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的精神，維護并努力實現進城農民工在城市作為中國公民和城市勞動者的基本權利，確保其生命財產安全、確保其勞動工資能按時足額發放、確保其合法的勞動休息時間、確保其應有的勞動福利待遇、確保其最起碼的生活條件和水平。盡可能消除和規避他們產生為城市社會甚至是整個社會所遺棄、不容的感受，增強其對社會和城市居民的親近感與滿意度。讓他們也能更加公平合理地享有我國改革開放的利益增量。
進一步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重點，貫徹落實城鄉統籌發展的戰略，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形態，解除農民工發展的制度性障礙與劣勢，消除他們在心理上與城市社會的隔離感，從制度和心理兩個層面同時解放進城農民工以及其他的廣大農民兄弟，為進城農民工實現平等合理的社會流動和身份轉化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適時地、有步驟地在法定身份上能與城市居民趨同，以便為他們在職業、城市意識等其他方面與原有城市居民差距的逐漸縮小奠定基礎，增進他們向城市社會靠攏和融入的動機和效率，推動我國城市化的良性快速發展和國民經濟有效需求的開發。
改進對進城農民工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方法，清除并杜絕任何針對進城農民工的歧視性和排斥性政策與做法，改變在經濟結構和需求上接納、社會結構和身份上拒絕的不合理趨向。必須看到他們在給城市社會帶來一些問題的另一面是他們對城市建設和發展所作出的巨大付出甚至是犧牲，認識到現在進城農民工中的不少人已經是城市的“準市民”并必將成為城市社會的正式成員[24]，要將他們與城市居民一視同仁，給他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和城市居民待遇。尤其在勞動就業服務、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等公共物品的供給和分配上，必須考慮到并適當地優先考慮他們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現實需要和應有權利。使他們在城市不僅僅只是“勞作著、生存著”，而且能像大多數的城市居民那樣“生活著、享受著”；使他們不至于幾乎僅只有生存之空間的而無發展之可能。
加強對進城農民工的引導和教育，增強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發展能力，加快他們融入城市社會的進程。進城農民工由傳統的農村社會進入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社會，面臨著一個深刻的再社會化問題。如果沒有政府有計劃地組織的以基本生活常識、城市規章制度、法律常識等為主要內容的引導和教育，那么其對城市社會的適應和歸屬必然需要一個漫長和艱難的過程，引起城市社會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就再所難免。所以政府有必要在制定農民工的培訓和就業管理規劃的同時制定對進城農民工的引導和教育規劃，有效提高他們的城市適應性和現代人意識。
積極有效地將進城農民工納入其居住的社區和所在地區的工會組織中，提高他們在城市的組織參與和組織化程度，提供其與城市主流社會交流互動的機會，逐步化解進城農民工與市民間的誤解與隔閡，加速新時期城市社會的整合以及進城農民工城市意識的發育。同時這也是推進新時期我國城市社區和工會組織建設與發展的客觀要求和重要內容，是實現對進城農民工進行有效引導、管理和服務的現實路徑。
改善進城農民工的居住條件，解決進城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這是增強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和社會的認同與歸屬的重要舉措。既然城市的外來人口必定是長期的現象，甚至長遠看來這些人必定會成為正式的市民，那么城市政府方面就有必要在規劃建設上確定他們的安生立命之所[25]。政府應規劃建設一批低造價但符合基本安全衛生標準的簡易住房，使廣大進城農民工租住得起，改善他們的基本生活條件。接受義務教育是進城農民工子女的法定權利，也是我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基本要求，應多渠道安排好進城農民工子女就學，切實保障他們的這項基本權利。轉貼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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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城市社區的基本特征范文
摘 要 根據文化程度、職業、個人收入的不同，把遵義市居民按不同序列、不同層級區別開來。通過訪談法、調查問卷法、數理統計法對遵義市不同層級的居民與其參加體育鍛煉的關系進行調查分析，得出遵義市不同層級的居民在參加體育鍛煉方面與居民自身所處層級有很大關系的結果，并以此結果分析其產生的原因以及應該采取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 遵義市居民 社會分層 體育行為
體育鍛煉作為人們增強體質、娛樂生活的有效手段，不僅能強健體魄，更能增進人們心理健康以及提高生活質量。然而在當代社會中，由于不同的客觀條件決定了不同的人們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其生活質量也不盡相同，其中就包括參加體育鍛煉的行為。但是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在享受體育鍛煉帶來的益處是不公平的，這當中不少是由于相關體制存在的弊端以及主體自身的一些原因造成，其改進措施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一、研究方法
（一）訪談法
主要是體育參與態度、參與后的感受等方面。
（二）調查問卷法
以書面問卷的形式發放問卷，主要內容為體育參與的基本情況。發放對象為遵義市居民的各個層級。發放問卷500份，回收493份，有效問卷480份。
（三）數理統計法
主要以Excel2010系統進行數據的統計分析。
二、遵義市居民參加體育鍛煉與自身所處社會階層關系的現狀調查
（一）體育參與和文化程度
根據調查數據可以得出：遵義市居民參加體育鍛煉次數與居民文化程度有關。其中每周都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主要集中在本科學歷，占總人數的45.8%，人數最少的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學歷。造成該結果的原因應該是本科生體育鍛煉意識較強，并且業余時間比研究生多，而高中及以下學歷則是由于生活壓力或是體育鍛煉意識不高造成。
（二）體育參與和職業
根據調查數據可以得出：遵義市居民參加體育鍛煉的次數受職業的影響，其中學生每周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比例大，但是可以看出1次及以下就有114人，對于青少年的身體發展要求，這樣的鍛煉頻率較低；而工人和農民參加體育鍛煉總人數最少，這樣的結果是由他們的工作環境以及生活條件造成的。可以看出遵義市普通白領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不少，說明普通白領體育鍛煉意識很強，在全民健身視角下，這是非常好的一種社會現象。
（三）體育參與和月收入
由表1可以看出，遵義市居民月收入與參加體育鍛煉次數有很大關系，其中參加次數最多的主要集中在月收入2000-8000元的人群，他們不但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而且時間較8000元以上人群充裕；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群參加體育鍛煉的次數最少。
三、結果分析
通過以上調查可以得出，遵義市居民在參加體育鍛煉次數方面與文化程度、職業、月收入之間存在很大關系：
（一）遵義市居民每周參加體育鍛煉的次數與自身接受教育多少有關，其中各個學歷的人群在參加體育鍛煉方面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本科以及大專學歷，高中以以下人數太少；
（二）參加體育鍛煉在人數上與職業上的分配上還算合理，但是可以看出參加次數不多，無論學生還是工人農民，每周參加體育鍛煉的次數都太少，不能達到預期的鍛煉效果；
（三）參加體育鍛煉次數以及人數最多的人群主要集中在2000-8000元，低于2000元的人群與接受教育有關，主要體現在身體鍛煉意識不高上面，還有就是經濟條件的限制。而月收入高于8000元的人群并沒有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體育鍛煉的平率，這主要是由于該人群沒有過多的時間去鍛煉。
四、建議
針對遵義市居民參加體育鍛煉與職業、學歷、收入的關系以及得出的結果，得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加強終身體育鍛煉意識教育，不能僅僅把這種意識強調放置于大學，要在中學，甚至小學期間就要培養學生體育興趣和終身體育意識。
（二）各種職場氛圍的優化，比如通過經常開展職工體育比賽來增進職工間的感情，不僅能增強職工體質，還能給企業帶來效益；村委會在農民體育鍛煉方面應下重力，可以定期開展農民工業余體育活動。
（三）政府投入公共服務資金，加強城市社區、農村的體育設施，讓沒有經濟基礎的人群也能很容易地參加體育鍛煉。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