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戰爭的資料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關于戰爭的資料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一、調查原因

在上個世紀日本帝國主義蓄意制造了，這是個日本侵略中國的開端。為了讓我們更深地了解這段歷史，我寫了下面這個調查報告！

二、調查方法

①訪問參加或目睹過的爺爺奶奶們；

②翻閱一些有關的書籍以及資料；

③上網搜索關于的事情。

三、調查人員

林心怡

四、調查情況匯報

又稱、七七。1937年7月7日夜晚10點，日軍進行軍事演習，以＂不見一名士兵＂為借口，毫不留情、殘忍地攻打我軍，這件事是日軍為了鯨吞我國，而蓄意制造出來的。

第2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在與聯合國相關的國際行為中，是否合法即指與聯合國各項成文規定、慣例或國際法院的判例相沖突。若存在沖突的情況，那么這個行為的合法性就會被質疑。1950年聯合國安理會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做出決議一事，不是國際法院的案件，因此不適用國際判例。其合法性的關鍵取決于是否與聯合國成文規定或慣例相沖突。本文認為：無論從成文規定的角度，還是從慣例的角度，當時的相關決議都很難說是合法的。

1. 從成文規定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決議與《聯合國》第27條第3款的明文規定相沖突。

《聯合國》是聯合國的根本大法，是聯合國所有條約、規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他規定了聯合國組織的基本精神和組織活動基本規則。《聯合國》第27條第3款的內容是：“安全理事會對于其他一切事項（即指所有的非程序性事項）之決議，應以九理事國之可決票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表決之；但對于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條第三項內各事項之決議，爭端當事國不得投票。”

《聯合國》第27條第3款規定，要通過決議，必須有“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此處用詞說的是必須是“同意票”。棄權、反對都不行，更不用說沒有投票的情況。而自1950年1月17日起，蘇聯因反對政府繼續在聯合國中代表中國，開始以缺席的方式抵制聯合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聯合國安理會進行的一系列相關表決中，蘇聯都沒有出席。蘇聯缺席的情況也被記錄在聯合國官方決議之中了。

《聯合國》原文明文規定必須有“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但是1950年聯合國安理會關于朝鮮戰爭的一系列決議顯然都沒有蘇聯的同意票。因此，做出這些決議的程序與《聯合國》第27條第3款的明文規定相沖突。

2. 從慣例的角度來看，當時做出這些決議，并沒有之前已經形成的慣例為依據。

首先從當時聯合國決議的記錄來看，缺席和投棄權票顯然不是一回事，因為他們是分開記錄的。投棄權票的情況被直接記錄在決議正文中。而缺席的情況則被記錄在決議的注釋中。

在常任理事國成員棄權的情況下，雖然按《聯合國》的原文是不應通過決議的。但事實上自1946年起就出現過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投棄權票，而仍視為通過決議的情況。如1946年的4號決議，蘇聯就投了棄權票，決議仍然通過了。幾年中都是這樣做的。因此“棄權票”被視為原文所說的“同意票”，到1950年時已成為被安理會普遍接受的慣例。但這并未解決常任理事國缺席時應該怎么辦的問題。不過，將常任理事國的缺席視為“同意票”，后來也成為慣例了。但從資料可以看出，這是1950年以后的事了。

關于這一點，在聯合國官方出版的《安全理事會慣例匯輯》中有非常詳細的記述。1946-1951的慣例匯輯的第三部分C篇，標題為“關于27條第3款常任理事國缺席的情況”（absence of a permanent membe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7（3）），詳細記載了相關慣例的發展歷程。該文件175-176頁的記錄顯示，安理會歷史上首次出現決議時常任理事國缺席情形是在1946年春關于蘇聯和伊朗的問題上。但這顯然是完全符合《聯合國》第27條第3款“爭端當事國不得投票”的明文規定的。因此蘇聯本來就無資格投票，是否出席也就無關緊要了。第二次出現常任理事國缺席情形，就是在1950年1月17日開始的。當時蘇聯反對政府繼續在安理會中代表中國。蘇聯代表聲稱如果政府不被排除出安理會，蘇聯就不再出席。當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蘇聯仍處于缺席狀態。在此期間，安理會分別于1月17日和3月14日通過了兩個決議。隨后就是6月爆發朝鮮戰爭，然后安理會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了組織“聯合國軍”出兵朝鮮支援韓國的一系列相關決議。

事后蘇聯激烈反對這些決議，并認為在常任理事國之一缺席的情況下通過的決議都是非法的。1946-1951的慣例匯輯的第三部分C篇下第二章“關于第27條第3款常任理事國缺席情況的討論”（Consideration of absence of a permanent membe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7 （3））記錄了安理會在這個問題上的討論。文件顯示，在缺席期間，蘇聯仍在通過電報形式抗議安理會在其缺席期間通過決議的做法。1950年8月蘇聯代表重新出席后，各國就相關問題繼續爭吵。古巴、英國、法國表達了不同意見。1946-1951的慣例匯輯中記錄的最后一次發言記錄是在1950年8月14日，法國代表對蘇聯進行反駁。

在此之后的慣例匯輯中，再也沒有關于第27條第3款下常任理事國缺席情況的爭論記錄了。雖然1952-1955和1956-1958的慣例匯輯中仍有“關于27條第3款常任理事國缺席的情況”（absence of a permanent membe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7 （3））和“關于第27條第3款常任理事國缺席情況的討論” （Consideration of absence of a permanent membe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27 （3））的標題，但標題下空空如也，完全沒有正文。

第3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同課異構”是單元主題教學下“一課一中心”比較教育研究方式之一。“同課異構”可以是同一課題，由多位教師在不同層次的班級教授同樣的課題。“同課異構”是新課程實施以后頗為流行的校本研修方式。“同課異構”有助于教師相互學習，更好地將新課程的理念變為課堂教學行為，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提升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同課異構”之“同”有哪些？為什么“同”？“同課異構”之“異”有哪些？為什么“異”？下面以人教版“”為例，談談自己的理解和實踐性認識。

一、“同課異構”之“同”――教之“魂”

1、“同課異構”之“同”首先是基于同一課程標準。課程標準是規定某一學科的課程性質、課程目標、內容目標、實施建議的教學指導性文件，也是教材編寫、教學評估和考試命題的依據，它體現著國家意志。具體到某一課題而言，課程標準規定了該課題的“課程目標和內容目標”，因此，教學設計和實施必須從課程標準出發，圍繞課程標準的要求組織教學。關于“”一課，課程標準的要求是：“列舉1840年至1900年間西方列強的侵華史實，概述中國軍民反抗外來侵略斗爭的事跡，體會中華民族英勇不屈的斗爭精神。”教師再設計和實施教學時，無論選擇什么樣的內容材料，采取什么樣的教學方式，都必須基于課程標準。

2、“同課異構”之“同”其次是基于同一課題內容。“同課異構”的前提是同一課題，只是基于同一課題內容，才能彰顯執教者對同課主旨的把握、為達成“同”而“異構”教學資源與教學方式的獨特“靈性”。關于“”一課，有“”、“”“戰火重燃”三個內容，教學設計和實施必須以這兩個教學內容為中心，為達成課程標準的要求，根據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對學情的了解整合教學資源，選擇恰當的教學方式。

3、“同課異構”之“同”還基于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北京四中校長劉長銘認為：我心中的好課有四個標準：1.好課有“有知識”；2.好課要“有方法”，或者說有思想；3.好課要“有生活”； 4.好課要“有境界”；還應該有教育意義，體現以學生為本，啟發、指導和培養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

4、“同課異構”之“同”更應基于學生的發展。教育教學的終極目標是培養“人”。《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指出：“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是用唯物主義觀點闡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和規律，進一步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歷史意識、文化素質和人文素養……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促進個性的健康發展。”在“同課異構”中，無論怎樣設計和實施教學，都應基于學生的發展為旨歸。

二、“同課異構”之“異――教之“靈”

這里所說的“異”，并非“靈魂”而是“靈性”，即“同課異構”之“異”的獨特方面。“同課異構”的精彩之處便于在于“異”，對于同一課程標準下、同一課題內容，執教者如何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如何以獨特的方式整合課程資源，選擇怎樣的教學方式，都體現著執教者“異構”課程的“靈異”。

1、教師風格之“異”。教師是課堂教學的組織者、主導者、參與者與合作者，因此課堂教學效率的高低取決于教師。但是，教師的風格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性資源，正是“同課異構”之“異”的基礎。實踐中，有老師以采在研讀與闡釋史料，問題探究，歷史比較過程中實現本課教學目標。有的老師以“三段六環”為載體達成教學目標。在“三段六環”教學中突出學生的“問題探究”。

2、教學對象之“異”。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教學活動服務的對象是學生，而學生的差異性是很大的，不同學校、不同班級、同一班級內的不同學生，他們的知識儲備、認知水平、學習能力都是有差異的，學情的這種差異性資源是教師在設計和實施教學的重要依據。就“”一課而言，關于學情的認知就有不同的解讀，有老師認為：本課涉及的兩次戰爭，在初中階段的教學中也是重點掌握的知識，所以對課本上的關于戰爭及《》、第二次及《》、《》，無論過程還是條約內容，以及條約產生的影響，課本講述都非常清楚，故課堂教學中不必占用太多的時間，指導學生完成課前的導學案內容，教師只需解答學生的疑惑即可，更多的時間應放在對背景的分析上。

第4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紀念日，在這一天，國內許多媒體的焦點聚集到了唐山，大面積的傳播使得有關于唐山三十年前的黑色瞬間重新走入人們的視線。但是，那些不遠萬里來唐山尋找記憶的人們同時也會發現，在唐山，大地震已經遠去了。

新華社報道這樣說：“如今的唐山，已經很難看到地震殘存的痕跡。新版的唐山市區地圖上標出的七處地震遺址，掩在新建筑群中，若不是導游帶領，一些當地人都說不出它的確切位置。站在市中心的鳳凰山上環顧今日新唐山，高樓鱗次櫛比，街衢寬闊坦蕩。漫步市區街巷，商貿興旺繁榮，環境優美雅致，人們的生活平靜、安寧。”

除了“7?28”紀念日街頭一字排開的冥幣焚起的火堆以及此起彼伏路人同哭的哀號，關于大地震的痕跡，真的已經找不到多少。

我們的民族從來不缺苦難，缺的是對苦難的記憶和反思。想起曾經看到過一個關于“2005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調查――五成以上被訪者不知道“九?一八”。是的，畢竟已經過去七十多年，太多親歷者已經作古；囿于當時條件的原聲原影資料實在有限；能口述歷史的人越來越少……所以，戰爭距離當下的我們已經很遠；所以，全世界人民同仇敵愾反對侵略反對戰爭的精神變得微弱；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二戰的意義已經失去”。

看到有報道說，紀念館少人問津；關于“抗戰”的圖書和影像資料“叫好不叫座”，痛心于“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之余，不能不問，歷史究竟在哪里？唐山大地震的歷史，是對地震建設成就說得多對地震本身說得少的“唐山抗震紀念館”？還是微縮在大學校園內的一小片廢墟，或者是根本找不到一具尸體的地震圖像資料？對于那些舉世哀慟的過去，我們能拿出來的證據有多少？歷史本來的豐富性哪里去了？

精神力量是塑造世界的“軟實力”，而沒有了歷史的蹤跡，精神便來得沒有根據。三十年前唐山人民的抗震精神留到現在的，怕更多是幸存人的記憶吧。親歷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忘懷的，因為有切膚之痛。印度洋海嘯，尤其讓唐山人動容，正是源于感同身受的困厄和苦難，那是人類心靈的黑洞。這種記憶和痛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是無論如何也抹不去了。但是，下一代呢，那些沒有苦難記憶的人們，那些只聽到與虛構電影無二的災難故事的人們，怎么理解曾經的苦難，所謂精神，又該如何傳承？

三十年后，我們看到了一個將苦難掩埋得不露痕跡的城市，同時，我們也失去了一段用以反省并從苦難中重振的記憶。

第5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關鍵詞]國防經濟制度變遷影響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遷。國防經濟制度的變遷,本質上是自身矛盾運動的結果,但同時也必然受到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正是這些因素的聯系和影響,構成了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規律。影響中國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因素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國家安全形勢

國家安全形勢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基本態勢及其走向。國家安全形勢是動態發展的,其決定因素在于國家或地區之間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力量對比。一個國家對自己所面臨的安全形勢的判斷和把握,直接影響著國家關于戰爭與和平可能性的評判與選擇,從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應的調整。國家安全形勢對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第一,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直接影響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國防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的比重和規模,但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會迅速改變這種局面。當國家面臨現實的戰爭威脅、安全形勢趨于緊張時,為保證整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利益,國民經濟中的很大一部分會迅速轉入國防領域,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就會迅速擴張,國防工業生產和武器裝備采購就會急劇擴大;當國家安全形勢趨于緩和、戰爭危險解除時,原來緊急轉入戰爭軌道的那部分國民經濟就會逐步復員,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也就隨之改變。國防經濟的這種伸縮性就要求國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勢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國家安全形勢直接影響國民經濟動員制度的變化。在相對和平時期,國民經濟動員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國家的國防潛力,同時應對各種突發性公共事件;而當國家安全形勢惡化、戰爭危險來臨時,國民經濟動員就會迅速轉入應戰體制,國民經濟動員制度作用的內容、方式和強度等,都以服務戰爭和贏得戰爭為根本指針。

第三,國家安全形勢直接影響軍隊后勤保障制度的變化。不同的國家安全形勢,會對軍隊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戰爭一觸即發時,就要求軍隊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務戰爭、最終贏得戰爭為中心,在戰備物資采購、儲備、投送等方面進行科學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戰爭的順利進行,并加快戰爭勝利的進程;當戰爭結束或戰爭危險解除后,軍隊后勤保障制度服務于戰爭的功能并不會隨之褪去,但此時就要求軍隊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關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進國防和軍隊建設與國民經濟建設協調發展以及改善軍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二、軍事戰略方針

軍事戰略方針“是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是戰爭指導者運用戰爭力量和手段達成戰爭目的的一種藝術”,是對戰爭中一些帶有全局性、長遠性問題的籌劃和經略,贏得戰爭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敵對(現實的或潛在的)雙方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體現著國家的根本利益。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對國防經濟制度的變遷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一,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決定著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一個國家如果奉行擴張性的軍事戰略方針,就必然會安排相應的制度刺激其國防經濟超常發展,以滿足其擴張戰爭的需要,其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也就超出了本國防御的實際需要。建國以來,我國的軍事戰略方針雖然幾經調整,但“積極防御”的總體性質始終沒變,這就有利于我們在國防經濟制度安排上保持適度的國防經濟規模,既能保證國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礙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并且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從而有力地維護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第二,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會對國防工業生產、武器裝備的采購及其管理體制、國民經濟動員體制、軍隊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軍事戰略方針,要求國防經濟在武器裝備生產的數量和結構、國民經濟動員的方式和強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國家經濟體制

國防經濟制度作為一個子系統,既從屬于國家的國防制度,又從屬于國家的經濟制度。因此,當國家經濟體制轉型時,國防經濟制度也會隨之變遷。

第一,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國防經濟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防經濟在生產資料占有形式(產權制度)上實行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了多種實現形式,這就必然引起國防經濟尤其是國防科技工業產權制度、投資制度變遷。

第二,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國防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防經濟資源由國家以指令性計劃的形式統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場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資源配置采用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方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對國防科技工業制度、裝備采購制度、國民經濟動員制度和軍隊后勤保障制度均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第三,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軍隊后勤保障方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軍隊后勤保障自成體系,軍隊后勤社會功能齊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建立起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必然促進軍隊后勤保障的社會化改革,引起軍隊后勤保障制度變遷。

當然,影響中國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因素還有很多,但上述因素無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階段,當這些主要因素相對穩定時,國防經濟制度也較為穩定;當主要因素發生重大變化時,國防經濟重大就會隨之發生質的變遷。

參考文獻:

[1]D.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第6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這些浮雕塑像遠不是用于裝飾等目的，具有藝術氣息的雕刻顯示著死亡的符號以及表達著阿特克人遠古血腥的祭祀儀式。考古學家勞爾?巴雷拉研究后發現，浮雕上講述了一個關于“星球戰士”的故事，俘虜人類并作為祭品。

初步估計這些石雕可追溯到550年前的紅色和灰色火山巖，該時期處于阿茲特克統治者蒙特蘇馬一世統治之下，時間為1440年至1469年。當16世紀外來殖民者抵達阿茲特克時，將這里描述成“散發臭氣的屠殺場”，并將其拆毀。由于數千個祭祀儀式使得阿茲特克人被殺戮于神廟，西班牙殖民者對此驚恐萬分。到了1978年，挖掘電氣線路的工人發現了這些數百年前的遺跡，考古學家遂進行了重復性挖掘。

阿茲特克在古代墨西哥人心中具有神圣般的意義，阿茲特克神廟被認為是宇宙的中心。根據古墨西哥人傳說，這座神廟構造是公元1325年神之所授，當時一個流浪部落看見一只“鷹”降落在一棵仙人掌上，嘴里還叼著一條蛇。這個情景被古墨西哥人所記錄，這也是今天墨西哥國旗中央的圖案。復雜的結構還組成了一個巨大的金字塔基座，可以支持兩座神廟。此外，在神廟中有兩處階梯通向神殿的方向，一個是雨神特拉洛克，另一個則是象征太陽和戰爭之神、阿茲特克的最高神：太陽神慧茲羅波西特利。

神廟高度大約為九十英尺，統治著神圣的區域，是特諾奇提特蘭的“心臟中樞”。考古學家勞爾?巴雷拉認為：這是第一次在特諾奇提特蘭古神廟前區域內發現描述阿茲特克神話情景的神秘石雕。其中還涉及到前哥倫布文明的起源，有一句神話是這樣描述的：“在一次星球大戰中，太陽毀滅了月亮和星星”。

事實上，考古學家認為太陽神慧茲羅波西特利的出生可能就描繪在這些神秘的石雕上，該文明的神論史讀起來看似一部宇宙情節。整個故事起源于大地女神科阿特立，喻為蛇裙。當神秘的羽狀球粒席卷了位于“宇宙山”頂部的神廟，大地女神遂將生育阿茲特克的太陽與戰爭之神。這時，大地之神的其中一個女兒，月亮之神開尤沙烏奇與四百個星星神密謀將大地女神與未出生的太陽與戰爭之神殺死，但后來太陽神成功誕生并打敗了他們，并斬首肢解了月亮之神與400個星星神。

第7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2010-2011學年度八年級語文第一學期教學計劃

舒城三中 涂德根

一、學生現狀分析：

經過師生七年級一學年的努力，本班大部分學生已基本適應了初中階段的學習，語文成績有了一定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較濃。但是，部分優秀生的學習成績還不夠理想，部分學生學習習慣有待進一步養成。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開展自主、合作、探究式學習，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培養學生綜合實踐能力。由于本期分班，部分來自不同班級學生的學習方法和學習習慣存在很大的差異，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各種能力的發展水平也參差不齊，新學期開始要耐心的教育學生，樹立學習信心，培養他們良好的學習習慣，教給他們一些學習語文的方法，盡快提高他們的語文水平。另外，部分學生存在著應試思想和厭學情緒，需加強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

二、本冊教材分析：

本學期所使用的是按照《義務教育課程標準》編寫的《人教版語文八年級上冊》教材。本教材分為五個板塊六個單元。五個板塊分別是閱讀、綜合性學習寫作口語交際、課外古詩詞背誦、名著導讀、附錄。六個單元是根據文章的內容或體裁把入選課文分為六個單元（即戰爭、愛、建筑、科學、古詩文、自然山水）。

本冊教材六個單元共有30篇課文，根據內容和體裁分為：

第一單元，關于戰爭題材的文章；第二單元，以“愛”為主題的文章。兩個單元都是記敘性文體，分別反映的是戰爭生活和平民生活，目的是通過學習引導學生區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培養學生的愛心；

第三單元，事物說明文；第四單元，事理說明文。兩個單元都是說明性文體，重點培養學生對祖國文化的自豪感和求真創新的科學精神；

第五單元，文言文單元（沒有明確的劃分標準）；第六單元，關于自然景物的文言文單元。這兩個文言文單元，記敘、描寫、說明、議論的內容都有，通過學習，陶冶學生情操，豐富文化積累。

本冊教材共有精讀課文16篇，略讀課文14篇。

綜合性學習寫作口語交際仍然分“三大三小”，共六次。第一、三、五單元的是相對大型的綜合性學習活動，通過活動來感受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可貴，思考調查橋的歷史，領略蓮的文化魅力；而第二、四、六單元的是相對小型的綜合性學習活動，以寫作為主，以口語交際、綜合性學習為輔，通過練筆來感悟“愛”的世界，走上辯論臺，收集資料撰寫小論文。

三、教材重難點分析：

課程目標是根據知識和能力、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三個維度設計的。各單元的“單元說明”中都依據這三個方面設計了單元教學重難點。本冊教材在培養學生的知識和技能并使他們掌握一定的方法方面，設計的學習重點如下。

（1）一、二兩個單元要注意把握敘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對作品中感人肺腑的形象、驚心動魄的情景和各具特色的語言，有自己的心得和評價；還要努力提高默讀的質量和速度。熟讀這些課文，要從中了解敘述、描寫等表達方式，揣摩記敘文語言的特點。

（2）三、四兩個單元要注意課文怎樣抓住特征來介紹事物，理清說明順序，了解常用的說明方法，體會說明文準確、周密的語言。要注意說明的順序和方法；默讀有一定的速度；能按照要求篩選信息。

（3）五、六兩個單元要先借助注釋和工具書讀懂課文大意，然后在反復誦讀中領會文本豐富的內涵和精彩的語言，并積累一些常用的文言詞語。要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整體感知內容大意。在反復誦讀中，了解借景抒情的寫法，體會作品的語言特色。

第8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別列茨基告訴記者，他在1945年4月時剛20歲出頭，但已是某先鋒營營長。雖然他在攻打柏林的激戰中受了重傷，但最后還是活了下來，比那些犧牲的戰友們“幸運得多”。

記者在別列茨基身邊看到了一名滿臉稚氣的壯實小男孩。別列茨基自豪地介紹，這是他12歲的孫子伊戈爾。他說：“伊戈爾在莫斯科第一士官生學校學習。我希望他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人。這一次正好趕上紀念反法西斯勝利60周年，帶他乘坐‘緬懷列車’到柏林，就是希望他能親眼看看我曾經戰斗過的地方，讓他知道我們是如何戰勝法西斯的。”

對于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年過。8旬的老兵別列茨基來說，4月14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在老伴、女兒和孫子的陪同下，他身著節日盛裝，一大早就趕到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白俄羅斯火車站。他們一行4人和其他200多人一起，登上了從莫斯科至柏林的“緬懷列車”。他們將沿著60年前攻克柏林的路線，重溫戰勝法西斯的喜悅。

“緬懷列車”是莫斯科市政府社會聯絡委員會專門為那些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們組織的專列。2004年1月，為紀念列寧格勒(今圣彼得堡市)勝利解除圍困 60周年，由莫斯科至圣彼得堡開通了第一列“緬懷列車”。從此，每逢與衛國戰爭有關的特別紀念日，總會有不少老戰士在家人和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乘著“緬懷列車”前往伏爾加格勒、明斯克等地，在故地重游中感受那來之不易的勝利喜悅。

意大利反法西斯游擊隊員雷蒙多?里奇――

陳玉芬　盧　濤

“戰爭是整個世界的災難。二戰的戰火更是燃遍歐、亞、非三大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大地區，近6000萬人喪生。”談起戰爭，老人的聲音低沉了下來。

雷蒙多?里奇是意大利一位參加過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老兵，也是一位見證了集中營地獄般生活的老人。

“二戰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一頁。而歷史，無法改寫，更不該被遺忘和回避。只有正視歷史，才能不再犯錯。”他聲音渾厚，思路清晰，很難想像這是位84歲的老人。

“我是在1943年9月8日，意大利與盟軍代表簽署了停戰協定之后參加抵抗法西斯運動的。在那之前，我是一名法律系的大學生。”里奇說，“當時由于意大利的投降，德國法西斯很惱火，他們占領了不少意大利城市。”

出于對自己祖國的熱愛，出于對法西斯的反對，22歲的里奇和一些朋友組成首批游擊隊，開始了與法西斯軍隊的戰斗。但是不久，1943年12月，里奇被捕了，法西斯分子為了從他嘴里挖出游擊隊的消息，并防止別人營救他，幾度轉移他的關押地點，最后，德國黨衛軍將里奇送進了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

毛特豪森集中營建于1938年7月，位于奧地利毛特豪森鎮附近，主要關押重要政治犯和外籍猶太人。被送到這里的 33．5萬人中，約有12，2萬人被殺害。

再次談起那段地獄般的經歷，里奇的聲音有些哽咽。毒氣室、焚尸爐、酷刑拷問等等被無數小說和電影描述過的場景都是老人親身經歷過的。“能看到當天的日出，卻無法知道能不能看到日落。”他緩緩地說著，“不少人，早晨的時候還見過，晚上就永遠消失了，命如草芥呀。”

記者不忍再觸動老人那痛苦的記憶，“您是什么時候知道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

“那是我最高興最激動的一天了，我同時也為死在集中營的千千萬萬的人感到難過。”里奇講述著他被營救的情況，“我一直相信勝利會到來，也是這個信念支撐著我。但當時，集中營的日子把我已折磨得不成樣子，我有些絕望，以為生命快到盡頭了。就在1945年5月5日，美國軍隊的裝甲車開到集中營，把我們解救出來，告訴我們戰爭勝利了，我當時真有些恍如隔世。”

俄中友協第一副主席瓦西里?伊萬諾夫――

陳玉芬　魏忠杰

“和那些曾英勇抗擊日本占領者的中國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珍貴的回憶。”曾經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后來又在遠東培訓過中國抗聯戰士的俄中友協第一副主席瓦西里?伊萬諾夫這樣對記者說。

在衛國戰爭期間，伊萬諾夫曾轉戰西線和西南線戰場，3次受傷，后來被調往遠東方面參謀部。1945年2月至7月，他參加了對撤退至蘇聯境內中國東北抗聯戰士的理論教學，從此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伊萬諾夫說，他那時負責為蘇遠東方面軍88旅軍官們上有關日本軍隊的課程。 88旅主要是由來自中國和朝鮮的抗聯游擊隊員組成的特別部隊。伊萬諾夫給五六十名連級以上軍官講課，主要介紹蘇聯方面掌握的關于日軍裝備、軍事戰術等情況。

第9篇：關于戰爭的資料范文

而當我們真正看到影片之后，會發現它與五六十年代蘇聯新浪潮時期的杰作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第四十一》、《士兵之歌》、《伊萬的童年》等影片中濃郁的詩意和悲愴的反思傳統，在《斯大林格勒》中雖有一定程度的體現，但沒有更進一步的超越，其敘事和主題的力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商業目的所削弱了。由這內外兩方面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當下戰爭片創作的革新和依然面對的困境。

戰爭與電影

戰爭片是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類型之一，它的價值存在于戰爭這一歷史形態對電影這一藝術載體之間的支撐上。二戰之后，世界范圍內的戰爭片創作達到，經過長期的積累，已經形成了很多的類型樣式，如戰斗片、戰俘片、驚險片、英雄傳記片等，都有各自成熟而鮮明的套路。

但是在今天相對和平的年代里，戰爭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是在娛樂至死的環境中，作為渲染殘酷質感和破壞力度的戰爭片很難獲得觀眾興趣，戰爭在記憶中找不到印象，人們也就無法進行情感投射；另一方面在于戰爭片本身的創作瓶頸，不管是宣揚英雄主義精神，還是表達反戰主題，都很難在敘事層面上出現新的東西。于是，當下的戰爭片開始向娛樂屈服，出現了某種類型雜糅的趨勢——把自己偽裝起來，作為娛樂敘事的背景或某種攙和元素來出現，比如《黃金大劫案》、《廚子戲子痞子》等電影，都與戰爭有著緊密的關系，但又不是戰爭片。

相比之下，《斯大林格勒》無疑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戰爭片，它對戰爭過程的直接展現、對人性的揭示、對英雄主義的頌揚，都是典型的戰爭片元素。但是關于這場二戰中最慘烈的戰役的影片，此前已經有了四部之多，有的是從宏觀上營造史詩氛圍，有的是從微觀上講述傳奇故事。所以，《斯大林格勒》在題材上本身就不具有什么新意，它的突破也只能建立在技術上，也就是制造視覺奇觀的噱頭。

人性與情愛

《斯大林格勒》從局部入手，通過兩支敵對的小分隊在數天之間的較量，以及對寥寥幾個人物的塑造，從側面透視這場戰爭的慘烈。“斯大林格勒”在影片中不僅是一個地理坐標和一次歷史事件，更是成為“戰爭”這一人類現象的象征符號。把影片中的故事放在任何一個戰役背景下也都能說得通。

故事的沖突點在于對一座房子的占有和搶奪，蘇聯軍隊的大反攻失敗，僅有幾個偵察兵進入城內，占領了一座樓房，而原本守衛這座樓的德軍上尉卡恩奉命奪回樓房。有了這個核心目標，電影就可以坐下來慢慢談情說愛了。它在劇情上鋪展了兩條情感線索：一條是六個蘇聯士兵與樓房里唯一留下的少女卡嘉之間的愛情故事；另一條是卡恩與淪陷區的俄羅斯少女瑪莎之間的糾葛。電影在平行敘事中，交替敘述兩方的情感發展，間或加入一段戰斗場面。在經過幾次拉鋸之后，矛盾必將達到頂點，最后的問題解決就是影片的。由于影片在文戲部分的表現有些拖沓，對觀感的刺激性并不大，只有到了戰斗時，才能提起精神。

在這兩條線索中，能夠明顯看到作者的立場。從表面上看，兩個故事呈現出愛/性、光明/黑暗、純真/骯臟、活著/死亡的對比，觀眾自然會被前者所感動，但是從人性揭示角度來看，后者的力度卻要比前者更強，卡恩對故鄉的思念和對戰爭的質疑，讓我們看到了戰爭對雙方都造成的傷害，而瑪莎的行為，在生存的訴求面前也是可以理解的。

軍事與政治

當然，影片也通過蘇聯士兵的話語，表達了對衛國戰爭的反思。蘇軍上尉格羅莫夫擔心自己的部下不是為祖國和斯大林作戰，而是為一個女人作戰。當他意識到這個問題時，恰恰說明了他的頭腦是清醒的。而當他清楚這場戰爭的荒誕時，他并沒有反抗，而是繼續執行任務，并在最后一刻用自我犧牲消滅了敵人，這就更是一個悲劇。

事實上，斯大林格勒戰役為什么持續如此長的時間，造成如此大的傷亡，與希特勒和斯大林這兩位集權人物的精神較量是分不開的。斯大林決不允許這座以自己命名的城市被德軍占領，所以命令部隊無論如何要守住腳下的每一寸土地，誰若退縮，立即槍斃。所以影片中的蘇軍小分隊雖面對敵強我弱的包圍形勢，毅然接受了上級的固守命令。而希特勒也堅決要用這場戰役來毀滅蘇軍的意志，即使后來的戰役形勢發生了變化，他還是命令部隊務必奪下斯大林格勒，而錯失了很多突圍和作戰的機會，導致最終的失敗。

影片雖沒有強調這一點，但是從一個情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創作者有意識的隱喻。卡恩集合手下的部隊進行戰前動員，他說上帝與“我們”同在，而希特勒就是上帝，就在“我們”身邊。但是在畫面中，我們分明看到部隊的背后墻上恰好是斯大林的巨型雕像。這一頗具意味的構圖昭示了戰爭本質上的非正義性。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弄權者的游戲，而軍隊只不過是棋子，是“萬骨枯”的注腳。觀眾在看到這個情節時會發出會心的一笑，影片的效果就達到了。

商業與藝術

《斯大林格勒》的結局是典型的商業敘事模式，就像警匪片或西部片一樣，敵對雙方的首腦人物必定相遇，進行一場最后的決斗。影片中的卡恩與格羅莫夫對峙于閣樓，同時拔起槍射擊，雙雙中彈。（這樣的情境我們在《英雄本色》、《喋血雙雄》等香港黑幫片中早已司空見慣，甚至在吳宇森的《赤壁》中，也安排了周瑜和曹操進行直接的刀劍較量。）主角人物必定是最后一個倒下，當炮聲過后，塵埃掩埋了一切，只留下那個在塔樓上的少女，為生命留下最后的希望。

然而，在觀影過程中，我已經給影片做了另一個結局的設定：卡嘉和瑪莎都被自己的男人送到了這座無人的塔樓中，當戰斗在進行過程中，瑪莎步上樓層，與樓上的卡嘉相遇，四目相對時，這兩個隸屬于不同陣營中的男人的女人，心里會有什么感想？這樣的結局可能會傳遞出更加豐富和深厚的意蘊。但可惜的是，影片讓蘇軍狙擊手一槍結束了瑪莎的性命，完成了圓滿而封閉的敘事，終結了某種更加開放性的結尾。

這便是商業和藝術之間的距離，也許只有一步或一條線的間隔，卻是生與死的設定。

寫意與寫實

戰爭片是動作片的一種，在表現戰爭場面時，也便有了寫意和寫實兩種方式。《斯大林格勒》引以為傲的對戰爭場面的還原，恰恰結合了這兩種方式。影片從一開始就從宏觀上展現了斯大林格勒的城市面貌，這已經不像是人們所能居住的環境，而是地獄的模樣。到處是殘垣斷壁，炮火仍在蔓延，整個城市彌漫在一種灰黑色的濃霧中，觀眾似乎能夠聞到其中濃烈的火藥味，也是死亡的味道。這種如油畫式的慘烈場景首先為故事奠定了一個基調，在這種環境下，任何事的發生都是反常的，也是正常的。而在細節上，我們分明看到被炮灰沾染的鋼琴、書籍、布娃娃等物件，它們暗示了戰前的生活，也就批判了戰爭的破壞性。

在表現戰斗場面時，影片運用聲音、鏡頭、道具等元素，渲染出真實、激烈的戰斗狀態，觀眾的心被提止嗓子眼，有一種口干舌燥的感覺。影片運用慢鏡頭的處理方式，把戰斗著的人物的動作分解成可看到的鏡像，在動與靜的結合中，攝錄了從生到死的過程。但同時，這種方法也讓人物的動作顯得很笨拙，影像有些凝滯，就像電腦上的劣質游戲畫面一樣，顯得機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