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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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內涵是一個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也就是概念的內容。關于“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上文也對這兩個概念的定義進行了推論。在基本了解了“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和定義后，進一步挖掘它們的內涵尤其是“舞臺主持”的內涵將有利于深入認識“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有利于開展更進一步的研究。

（一）“舞臺主持”的外在形態是群體傳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人是以群體的形式活動的，這是人的社會性的體現。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體之中，“舞臺主持”正是由個體組成了群體才具備了傳播的條件和場所。所謂群體，指的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歸屬感、存在著互動關系的復數個人的集合體[4]。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一個群體的產生要依托于個體的數量。第二，這個群體的凝聚力主要來自于共同目標和歸屬感。第三，群體成員之間是有互動關系的。西方的傳播學理論把傳播的形態分為體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幾大類。群體傳播主要是指群體內部或外部的信息傳播活動。這里談到的群體傳播就和“舞臺主持”很相似。因為“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舞臺主持”中的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等一起構建起了一個臨時性的群體。我們以“晚會主持”為例來做進一步的解釋。首先，晚會的舉行一般都是在禮堂等特殊場合，在這個場合里有這樣一個獨特的群體的存在，他們是由臨時的集合行為所產生的聚集的人群，這樣的人群被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朋稱之為“烏合之眾”。晚會里的“烏合之眾”就是指在晚會現場的“觀眾和主持人”這一群體。其次，絕大部分的晚會都被稱之為“主題晚會”，所以晚會的舉行帶著鮮明的主題、目的和意義，參與到晚會當中的觀眾和主持人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的。主持人早已獲悉了晚會的主題，因此明確了晚會的傳播目的；觀眾也是在清楚了晚會的主題和意義后才到達晚會的現場。因此，晚會的主題和意義使得主持人與觀眾擁有了共同的目標和關心事項，使得晚會擁有了凝聚力。第三，晚會的過程中的群體分工使得晚會有了主持人，燈光、音響、攝影師和觀眾等成員，在晚會的過程中群體與成員、成員與成員之間的互動可以在主持人與觀眾的話語互動、游戲互動等過程中體現出來。由此可見，一臺晚會有人群、有目的、有分工，還產生了顯著的凝聚力和互動性，所以“晚會主持”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舞臺主持”形式之一，可以幫助我們認清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從外在形態來看，“舞臺主持”和群體傳播是基本一致的。

（二）“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是組織傳播“舞臺主持”

不僅僅是“晚會主持”，它還包含了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因此，不能光從外在形態上判斷它屬于群體傳播就認定它只是群體傳播。其實，“舞臺主持”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上文以“晚會主持”為例解釋了“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因此外在形態為群體傳播。其實這里所說的晚會只是泛指一般的主題晚會。越是主題鮮明的專題晚會，主持人與受眾的特征、需求、功能就越會發生變化，晚會現場由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構建起來的這個群體就越像是一個組織。關于組織的定義，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是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為實現某個共同目標而協同行動的集合體。組織的任何活動都伴隨著信息傳播，以至于我們很難說出一種與傳播無關的組織活動。如果把“舞臺主持”涉及的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也作為研究對象，那么很明顯的，“舞臺主持”更像是組織傳播。組織傳播是常見的傳播形態之一，指的是組織所從事的信息活動。組織傳播包括組織內傳播和組織外傳播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是組織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溝通保障。組織內傳播擁有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兩種途徑，而組織外傳播則更多采用正式的渠道。根據“舞臺主持”的定義我們可以得知：會議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之一，同時它也是組織內傳播的渠道之一；晚會、宴會、儀式也都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但它們同時也屬于組織外傳播的公關宣傳。由此可見，“舞臺主持”在組織傳播里發揮的作用要比在群體傳播里顯得高規格、高層次，所以“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其實更偏向于組織傳播。

（三）“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是大眾傳播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傳者可使用的最具影響力的傳播方式。“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毫無疑問的要走向大眾傳播，這是傳者與受眾的選擇，更是時代與媒介環境的選擇。當下的傳媒領域快速發展，具有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媒介無處不在，滲透在我們的周圍。當大眾傳播媒介強勢介入，會使得“舞臺主持”的傳播形態發生變化。例如：一臺晚會究竟是群體傳播還是組織傳播，主要取決于“主持人與受眾”這個群體的性質；一旦這個群體的性質明顯出現了組織的特征，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組織傳播。同樣，一臺晚會究竟是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還是大眾傳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使用了大眾傳播媒介輔助傳播。如果使用了，參與的受眾更多了，傳播的輻射面更廣了，影響力更大了，那么它就應該是大眾傳播。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分要素，那就是受眾的身份不同。在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視野下的“舞臺主持”，其受眾的身份是可以預知、判斷的；但是進入大眾傳播領域的“舞臺主持”的受眾，其身份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一檔電視節目的傳播一樣，你永遠不知道是誰在看著這檔電視節目。我們還是可以以“晚會”為例進行說明。一臺學校里舉行的晚會，一般情況下是屬于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可是如果它被電視臺現場直播或轉播了，那么它就成了大眾傳播。因為直播或轉播的晚會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更多的受眾，獲得了更高的關注度，提升了影響力。同時，主持人面對的受眾由“有形”轉為“無形”，不再是單純的和晚會現場“可視可感”的受眾進行交流，還得兼顧其他的以大眾傳播媒介收聽收看的受眾的交流。特別要提及的是，這種交流是單向的，是無法同步接收到受眾的反饋的，這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大特點。其實無論是晚會還是會議、宴會、和儀式，所有的參與者都已不滿足于小團體成員之間的傳播，大家都希望“舞臺主持”更有影響力，尤其是在傳播依舊具有“強效果論”的當代社會。像各種會、慈善晚宴、公益募捐等“舞臺主持”的新形式，它們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應該引起我們的觀察和思考。

二、結語

第2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憑借分解切割的、機械的技術，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長，現在它正在發生內爆（imploding）。在機械時代，我們的身體在空間范圍內延伸了。今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發展，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抹去了我們星球上的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我們正在迅速接近人類延伸的最后一個階段——技術上模擬意識的階段。……人的任何一種延伸，無論是皮膚的、手的還是腳的延伸，都影響整個心理的和社會的復合體。

——馬歇爾．麥克盧漢

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正在變成一個彈丸之地。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簡言之，大眾傳播的日益發展已經使地球進入到了一個“村落化”時代。

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調整來自世界的每一處角落和每一個個體。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另外一個主題——大眾文化。

究竟大眾傳播是如何誘發了文化體系從結構到形態的種種嬗變呢？而人類又如何來評價和界定這些變化呢？我們的現在和我們的將來之間會存在什么樣的文化路徑呢？我們可以找到并通過最佳的設定路徑以達到我們所希求的目標嗎？

概念認定及論證準備

在展開對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的論證之前有必要對其中主要的概念進行一定的認定和說明。

〔大眾〕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這是一個特定語境下的語詞，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這里“大眾”（mass）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點有：（1）規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異質性（3）匿名性（4）無組織性（5）流動性（6）同構型。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大眾是一個傳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諸如“公眾”、“群眾”等的政治概念。

〔大眾傳播〕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亞階段對“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ao）有著不同的定義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針對本文的論證范圍和論證體制，援引如下定義——“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

〔大眾文化〕基于以上對“大眾”的界定，我試圖把握“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這個概念，但是很無奈。因為“文化”這個概念實在令人無從著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所以我只能在一個武斷的人為設定的平臺上加以一定的說明。雷蒙．威廉士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本文著重討論的領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種關于“文化”的用法而設定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

大眾傳播工廠的神話

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人類進入電子時代之前，尤其是在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在人類傳播活動中是主導媒介，對人類傳播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較時間性媒介更為顯著（我并不否認時間性媒介在整個傳播史上的主體意義和影響力）。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古代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為人類實現海上遠航創造了條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正是在指南針的指引下在曾經遙不可及的海外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殖民地和貿易市場，使世界成為一體，打破了人類千百年來不同大陸不同人群的相對隔絕狀態。這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人類的活動范圍，提高了人類的活動能力，由此人類社會舊有的結構體系被打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構成也相應地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革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斷興起、上升；并且，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開始海外市場的占領之后，報紙成為了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報紙只是一種影響人群較窄、影響力較小的媒介。報紙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在文化領域也開始不斷醞釀和引發革命，對于這種革命我們可以在文學、藝術、教育等領域找到很充分的證據。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這在火車、輪船和飛機出現以后表現得異常明顯，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無線電技術和各種電子媒介得以飛速發展。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人類的文化復合肌體在信息量不斷增大、信息傳播日益迅疾、傳播內容不斷擴展的情況下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調整和嬗變。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并且爆炸的當量不斷增大，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

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人類進入到了一個癲狂的時代。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大眾傳播時代到來之前西方人從讀書識字的技術中獲取了采取行動而不必立即作出反應的能力，機械時代反應和行動是割裂的、延遲的；但是機械時代消退之后，大眾傳播時代中人類生活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里，人們用電子時代之前的陳舊的、支離破碎的時間和空間模式來思考問題顯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個新的技術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經過超過3000年的專業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體的技術性延伸中經過3000年日益加重的專業化和異化之后，世界戲劇性地逆向變化并收縮變小。在某種意義上，電子使地球縮小成為了一個村落。人類已經并且還在以電的速度發生某種內爆，在這種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數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論中，人們總是狹隘地將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對于當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種形態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娛樂以及大眾傳播的一般行為），其實，大眾傳播對于知識領域的調整則更為隱蔽而意義深遠。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尤其是在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時代到來之后，這種調整更加顯著。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言是傳播體系中最為復雜而關鍵的問題），如音位學與語言學理論、交流問題與控制論、現代代數與信息學、計算機與計算機語言、語言翻譯問題與機器語言兼容性研究、存儲問題與數據庫、通信學與“智能”終端的建立、悖論學等等。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的影響來自與知識的一個主要功能——傳遞。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曾經指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像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

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的各個學派以及其它領域的學者都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廣泛而又卓有建樹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總總的理論。無論是為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熱情謳歌，還是大聲怒斥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這些理論都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眾文化的歡歌和悲曲

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個世紀6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W．林格斯就把電視與原子能、宇宙空間技術的發明并稱為“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大事件”，并認為電視是震撼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之一。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為了傳播學和文化學的重要領域，這其中不乏一些尖銳而偏激的理論學說，但是這些建構在西方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基礎上的思維成果無疑都為我們思考現代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參照。

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

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現在我們還能夠在一個邊遠的山村看到一臺收音機或者電視帶給一個村莊的巨大影響力。首先人們通過一種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工具獲取了異常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內容涉及與這個山村相隔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里的地方，這種信息的介入無疑給山村原有的生活處境帶來了一種催化劑。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可以用于實現變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變地維系舊有的生活體制。新的觀念和想象在大眾傳播的渠道中萌動起來并借助傳播的信道開始行動。我們認為，行動的先決條件就是選擇，而大眾傳播的介入正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時代充滿熱情甚至開始癲狂起來的時候，開始有人站出來說話了，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這些學派和理論相比主流的經驗學派來說更加具有破壞力，同時也更為復雜。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之下建構起來的。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

西方社會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不斷加劇，這種獨占現象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下的文化生產和流通，而大眾傳播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有促進現存不平等關系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又有推動人們接受不平等、安居較低社會地位的“從屬性”價值體系，還有不滿足于階級支配現狀、號召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價值體系。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的“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訊息作出多種多樣的理解。S．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一是同向解讀或“優先式解讀”，即按照媒介賦予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性解讀，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于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爾認為，大眾傳媒的符號化和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種從屬性文化之間支配、妥協和反抗的關系，體現了“意義空間中的階級斗爭”。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業”，為了“消除一種誤會，即防止人們望文生義，認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從人民大眾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不斷地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潢，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而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處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發自心靈的音樂可以是充當推銷術的音樂。”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在這個文化陰影下生活的人們正在成為這個文化的基礎的權力結構造成的犧牲品。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為傳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獨的迷惘的存在，并且這種存在正在和藝術一同消亡，因為靈魂在異化過程中不斷地迷失。

中國當下大眾媒介與文化批判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表現出了很強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在傳播領域，中國近20年來的發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應該說，西方的大眾傳播實踐和大眾文化現象對于中國當下的傳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鑒和反思意義的。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相比西方來得要快，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會責任論，因為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我們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類的媒介形象并產生了一些過激的體制外的反社會行為。此外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

可以說，如何建構一個良好的健康的文化體系對于中國的傳播機制和其他功能部門都是一個很棘手但迫切的問題。 霸權話語的狂亂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主權和文化主權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對于文化與傳播的思考中，一種叫做“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國學者J．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對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主體的媒介帝國主義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盡管他的學說帶著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色彩，但是他對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利用強大的具有全球活動能力的傳播體系推銷美國式的大眾文化這一事實也是承認的。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在這樣的話語霸權嚴重干預著發展中國家和弱勢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況下，我們在思考，跨文化傳播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在強勢的高度壟斷的發達傳播體制的掠奪性的擴張下，發展中國家防守的最后底線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文化，維護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權？壟斷的“傳媒寡頭”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蕩，你抬頭就能看見他的臉，怎么辦？

這是一個很無奈的問題嗎？也許，我們能做些什么的。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

結語

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作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的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什么呢？觀望當然是不夠的。

參考文獻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　著

2《社會水泥——論大眾文化》

陳學明、吳松、遠東

著

3《傳播學概論》

〔美〕威爾伯．施拉姆　著

4《傳播學教程》

郭慶光　著

5《文化帝國主義》

〔英〕J．湯林森　著

6《世紀晚鐘》

高小康　著

7《科學的歷程》

吳國盛　著

第3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題記

當代生活世界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即生活審美化和審美生活化。這不僅僅是某種生活態度和審美態度的變化，而是一種歷史的生成，也就是生活變成美的，而美變成了生活的。這樣我們所處的時代可以稱為一個走向美的時代。①在這樣一個走向美的時代里，一方面生活的審美化需要美、藝術走進生活，這是藝術傳播的內容；另一方面，審美的生活化離不了大眾媒介的參與，這又是大眾傳播的優勢。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同時關聯于美和生活，兩者的關聯何在？又有什么區別？做這樣的追問時，我們先要理解當代生活世界的特性。

一、當代生活世界的特征

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大眾文化的興起。大眾文化的興起一方面離不了傳播媒介的發達，另一方面需要文化的參與。傳播媒介的發達要求信息量的無限膨脹，這是信息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而文化的參與媒介促使著藝術傳播的普及。從這兩個方面來看，當代生活世界有兩大主要特征。

首先，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信息社會。所謂信息社會，指的是“信息成為與物質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資源，整個社會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以信息為核心價值而得到發展的社會”。信息社會的到來與傳播媒介的進化密切相關。從最初的口語傳播到文字傳播到印刷傳播，再到今天的電子傳播，歷史上傳播媒介的每一次進化，都意味著信息、文化在整個人類社會的進一步普及。加拿大傳播學家M．麥克盧漢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媒介即訊息。這個觀點的核心思想是，從人類社會的漫長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具體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及其開創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開創了人類交往和社會生活的新方式。②如果我們把媒介和媒介技術理解為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內容，那么媒介的進步對社會變革的巨大影響是無可否認的。媒介的極大豐富和體外化信息系統的發達，進一步增加了信息和信息傳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這就是信息社會的產生基礎。

其次，我們的時代也是一個美的時代。作為一種令人激動和使人心醉神迷的現象，美在當代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和重要。在社會生活方面，人們正在倡導一種審美文化，讓社會的各個方面充滿審美的情趣。當然各種形態的藝術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走出了象牙塔，傳播到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同時大眾文化的興起使每一個人在工作之余不僅被動地享受藝術，而且主動地創造藝術。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我們的時代與美的關聯越來越緊密，美走出了象牙之塔，融入了大眾文化中。

一方面，伴隨著傳播媒介，特別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發達，社會信息量無限膨脹；另一方面，伴隨著審美的生活化，整個社會對美的事物、美的文化，即對藝術傳播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而藝術傳播的普及又離不開大眾傳播的參與。大眾傳播作為當代信息傳播的重要途徑，我們應該怎樣去認識它呢？

二、大眾傳播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書籍、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的信息傳播活動不僅普及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現代社會里，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實現國家和社會目標的主要手段，是社會上各利益集團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又是社會文化和娛樂的提供者。③大眾傳播的影響之普遍、作用之強大，使得它成為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信息系統。大眾傳播的產生是人類傳播技術和社會發展的結果。在大眾傳播媒介誕生以前，人類經過了以口語和手抄文字傳播為主的漫長時代。手抄傳播效率低、規模小、成本高，而且信息的傳播覆蓋率低。19世紀30年代，大眾報刊的出現標志著大眾傳播的誕生。以此為起點，隨著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媒介的興起，大眾傳播真正發展起來。

那么什么是大眾傳播呢？關于大眾傳播的理解有很多種。有的學者認為，大眾傳播是“人類社會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職業工作者（記者、編輯）通過機械媒介（機械媒介、電子媒介）向社會公眾公開地、定期地傳播各種信息的一種社會性信息交流活動。”④還有的學者認為，大眾傳播“指特定的社會集團通過文字（報紙、雜志、書籍）、電波（廣播、電視）、電影等大眾傳播媒介，以圖像、符號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數人表達和傳遞信息的過程。”⑤還有的國外學者認為，“大眾傳播即現代印刷和廣播、電視等影像和音聲媒介組織運用法人資金，借助高科技和產業化手段，在國家調控的范圍內向未知的受眾提供信息和娛樂產品的實踐活動。”⑥實際上，由于大眾傳播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社會現象，任何一個簡短的定義都不可能概括它的全部特征。

簡而言之，大眾傳播的特征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把握：1.大眾傳播中的傳播者是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媒介組織。這些媒介組織包括報社、出版社、廣播電臺、電視臺以及以大量發行為目的的各種音樂、影像制作公司。這個特點說明，大眾傳播是有組織的傳播活動，是在特定的組織目標和方針指導下的傳播活動。2.大眾傳播是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大量生產、復制和傳播信息的活動。大眾傳播的出現和發展，離不了印刷技術以及電子傳播技術的進步。3.大眾傳播的對象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用傳播學術語來說即“受眾”。受眾的廣泛性，意味著大眾傳播是以滿足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信息需求為目的的大面積傳播活動，也意味著它具有跨階層、跨群體的廣泛社會影響。4.大眾傳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屬性，也具有文化屬性。大眾傳播作為生產信息產品的產業，其產品價值是通過市場得到實現的，這說明大眾傳播的信息產品本身就是一種商品。但另一方面，信息產品又與滿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一般物質產品不同，人們對它的消費主要是精神內容即意義的消費。意義是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文化屬性。5.從傳播過程的性質來看，大眾傳播屬于單向性很強的傳播活動。大眾傳播的單向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播組織單方面提供信息，受眾只能在提供的范圍內進行選擇和接觸，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二是沒有靈活有效的反饋渠道，受眾對媒介組織的活動缺乏直接的反作用能力。大眾傳播過程的單向作用性質為它賦予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這種影響，既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負面的。6.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由于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的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由于它的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具有直接關系。由于傳播過程的特殊性賦予它的巨大社會影響力，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⑦

從大眾傳播的特征來看，在現代社會里，大眾傳播執行著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由于大眾傳播影響力的廣度和深度，其功能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傳播學者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特別強調了現代大眾傳播具有的負面功能。拉氏和默頓認為，大眾傳播將現代人淹沒在表層信息和通俗娛樂的滔滔洪水中，人們每天在接觸媒介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從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具有負面的“麻醉作用”。如何去克服這一問題，關鍵是要提高大眾傳播的傳播內容的質量，加大文化、藝術傳播在大眾傳播中的比例。那么何為藝術傳播呢？

三、藝術傳播

如果說大眾傳播是從傳播的途徑和傳播的媒介角度來講的，那么藝術傳播則是從傳播類型、內容來劃分的。人類傳播的內容豐富多彩，它們在特定的傳播活動中有具體的形式和意義。以傳播內容的不同性質為基礎，可以把傳播類別劃分為新聞傳播、政治傳播、文化傳播、藝術傳播、經濟傳播和教育傳播，這種研究表明了當代傳播學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推進。具體到藝術傳播，我們應該怎樣去認識呢？藝術傳播研究離不開對藝術符號和傳播媒介的認識，因為藝術像人類創造的一切文化產品一樣，也是一種符號形式、一種符號語言。藝術（繪畫、雕塑、建筑等）主要以表象符號為載體，物化在具體的媒介（報紙、雜志、書籍、廣播、電影、電視等）上，激發和滿足藝術傳播受體對藝術信息的需求。⑧藝術傳播活動在發展過程中，對審美的要求、對社會功用的實現都有著規定，“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我們重新感受生活，就是為了使我們體會到物體，使石頭具有石頭性，使我們真正感受到是看到了物體而不僅僅是承認了它。”⑨

轉貼于 藝術傳播作為一項特殊的、重要的傳播活動，它自身有哪些特征呢？首先，藝術傳播的過程是創作者靈感迸發的過程，是自覺性和非自覺性、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一方面，藝術靈感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現象和審美認知活動，離不了客觀情境，離不開外界刺激；另一方面，它又是人腦在特定條件下特別活躍的創作性思維活動和心理現象。在這種個人直覺的心理形式背后，潛伏著深厚的社會文化的理智考慮，沉淀著許多生活經驗和感受。其次，藝術作品的未完成性和藝術傳播中的對話。在藝術世界中，無論藝術家怎樣用烈焰般的思想和感情，做全身心的投入，也無論怎樣努力使其“純然的”表達如何對應著外部世界，都需要通過對藝術的欣賞和接受的洞識去獲取藝術完全實現的意義。藝術傳播活動是藝術的交流，是前景的事物和背景的力量的呈現，藝術和公眾的辯證對話關系，在這種呈現中真實聯系起來。⑩所以，藝術交流、對話與傳播的走向，并不簡單地由作品流向讀者、觀眾或聽眾，而是藝術家通過作品與藝術公眾在不斷變換整體與部分地位的關系中，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互為回應的。最后，藝術傳播對物質載體的依賴性。從遠古的圖騰神像、口耳相傳到今天的電子傳播，藝術傳播除了再現歷史藝術珍品的局部風貌外，如出土的陶瓷、敦煌的壁畫，更多的是借助各種物質形態的傳播媒體，進行現時態的大范圍再現，即歷史的、現實的藝術作品深入大眾的實現。

從藝術傳播的特征可以看出，藝術創造是審美對象化的過程，它再通過傳播媒介，滿足受眾主體的特定需求，實現其中蘊含的潛在價值，表現出多種社會功能。1.藝術傳播的社會功能以審美為中心。“美的規律”是藝術創造者和傳播者遵循的基本規律，而藝術傳播的其他非審美功能都需要借助于審美功能來顯現，一旦受傳者靠直觀能力獲得審美愉悅，那么蘊含在藝術形象中的種種意義就會影響藝術受眾的視聽，產生各種作用。2.藝術傳播的認知和教育功能。藝術傳播的教育功能的最高表現是激勵人們積極改造社會環境，完善道德品質，以求得社會和個人的發展。藝術教育本身是使被教育者全身心獲得完整、和諧的發展的藝術傳播過程，藝術傳播的整個過程不應過分遷就受眾的興趣、愛好、水準，而應該積極引導藝術受眾的欣賞和接受，在觸發了藝術受眾的功能系統時，把思想、感情、功能或動機灌注于其頭腦中，或者使其在積極地參與、共鳴和討論中填充文本“召喚”結構的空白，實現藝術受眾對真假、善惡、美丑的辨析和對個體行為的規范。3.藝術傳播的娛樂和溝通調適功能。隨著大眾媒介的日益普及，藝術傳播廣泛滲透，其娛樂功能愈來愈突出，強烈的感染力和娛樂作用常使審美、認知、教育的功能可以更好地實現。

從藝術傳播的特征與功能分析中，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在當代社會生活中，藝術傳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藝術傳播是實現當代生活審美化的重要途徑。而生活的審美化同時需要審美的生活化。審美的生活化需要美、藝術走進生活，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就需要大眾媒介參與藝術傳播事業。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緊密關聯，二者的關聯何在呢？

四、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關聯

人類的歷史有多長，藝術的歷史也就有多長，伴隨著藝術歷史的發生與發展，藝術的傳播也在自覺與不自覺地發生著。在大眾媒介出現之前，藝術的傳播范圍主要局限在上層貴族階級及士大夫之間，普通百姓很難感受到藝術的魅力。而隨著媒介技術的進化，特別是大眾媒介的出現，普通大眾享受到了藝術、美的光環。從此，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開始發生越來越緊密的關聯，在兩者發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趨勢。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二者的關聯，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論述：

一方面，藝術傳播的審美、教育、娛樂功能必然要求大眾傳播的參與其中，從而真正實現藝術、美走進大眾生活。大眾傳播由于其傳播的受眾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其范圍之廣泛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所以其影響力超乎尋常。大眾傳播的電視、報紙、廣播、雜志，再加上新興的網絡媒介，已經越來越普及，成為了大眾生活的一部分。藝術傳播只有借助于大眾傳播的手段，才能將藝術的傳播真正實現大眾化，從而實現生活的審美化。

另一方面，大眾傳播的發達需要以藝術的傳播為其傳播內容。由于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的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由于其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具有直接關系，由于傳播過程的特殊性賦予了它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所以，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部門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澳大利亞學者蘇利文認為，大眾傳播是在“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內”進行的。大眾傳播作為一項制度化的社會傳播，它有責任將生活審美化，也就要求大眾媒介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要關注、重視藝術的傳播，把藝術傳播納入其傳播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滿足大眾的更高精神文化需求。

兩個方面都說明了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緊密關聯，而兩者的結合也是當代生活的一大特征。但藝術傳播在借助大眾媒介作為其傳播手段的過程中，其對社會的影響，對社會審美能力的提高也不總是發生著肯定的、正面的影響。(轉第10頁）(接第7頁）因為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各有其傳播的規律和要求。讓美生活化，不僅僅更不只是美的普及，更在于生活的審美化，從而提高生活的質量，豐富大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因為兩者傳播的不同規律和要求，所以不能任其兩者的混淆，而要找出兩者各自發展的邊界。

五、藝術傳播與大眾傳播的邊界

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并非僅僅是提供了更多的藝術傳播途徑，以及產生了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質料的藝術品種如電影、電視劇藝術等，更是作為一種整合的力量，從整體上沖擊、改造著藝術文化的結構、精神與形態，依存于現實社會的藝術活動，無可避免地要接受這一制約。藝術傳播既不等同于大眾傳播，大眾傳播也不能取代藝術傳播。兩者要各自認清自己傳播的邊界，從而克服各自傳播中的局限性，更好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大眾傳播由于其傳播的服務對象是一般大眾，用傳播學術語來說即“受眾”。受眾是一個模糊的集合概念，它并不特指社會的某個階層或群體，而是指社會上所有的“一般人”。任何人無論其性別、年齡、社會地位、職業、文化層次如何，只要他接觸大眾傳播的信息，便是受眾的一員。受眾的廣泛性，同時媒介競爭的激烈性，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眼球利潤和點擊率，一些大眾傳媒有時可能會置自身傳播的社會職責于不顧，放棄藝術的傳播，取而代之用一些低俗的、不健康的內容來取悅部分受眾，從而導致惡劣的社會影響，不但沒有促進審美的生活化，反倒是將生活質量降低。

同時，大眾傳播還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傳播學者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特別強調了大眾傳播的“麻醉作用”。拉氏和默頓認為大眾傳播將現代人淹沒在表層信息和通俗娛樂的滔滔洪水中，人們每天在接觸媒介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熱情：他們在讀、在聽、在看、在思考，但是，他們卻把這些活動當作行動的代替物。他們有知識、有興趣，也有關于今后的各種打算，但是，當他們吃完晚飯、聽完廣播、讀完報紙以后，也就到了睡覺的時間了。拉氏和默頓把這種現象稱為大眾傳播的“麻醉作用”，認為過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層和通俗娛樂中，就會不知不覺地失去社會行動力，而滿足于“被動的知識積累”。

大眾傳播一方面有被市場化、利潤化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從而使傳播的內容低俗，另一方面大眾傳播本身也有使受眾“麻醉”，使受眾過于享受信息的便捷的弊端，從而降低了受眾的思考力和想象力。利用大眾傳媒并不是服從大眾傳媒，而是有效利用它。所以，藝術傳播在借助大眾媒介作為其傳播手段、傳播工具時，要充分認識到大眾傳播自身的邊界，越過了這個邊界，藝術傳播也就不是藝術傳播了。而藝術傳播自身也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傳統觀念的框框內，隨著審美生活化時代的到來，藝術的概念和傳播的手段都在發生變化，藝術傳播要認識到自身歷史性的生成。比如網絡媒介的出現，也可以也應該成為藝術傳播的工具。藝術傳播要走出象牙之塔，進入尋常百姓家。這樣，藝術傳播才會有真正的生命力。

注釋：

①彭富春．哲學美學導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②③⑦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10、112頁．

④劉建明．宣傳輿論學大辭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頁．

⑤沙蓮香．傳播學．中國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頁．

⑥T．O’Sullivan，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Methuen﹠Co．

New York ，1985，第130頁．

⑧⑩戴元光，金冠軍．傳播學通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20頁．

⑨羅伯特·休斯．文學結構主義．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0頁．

參考文獻

第4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新媒體”一詞最早見于1967年美國CBS（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技術研究所所長、NTSC電視制式的發明者P.Goldmark發表的一份關于開發EVR(電子錄像)商品的計劃書。后來,1969年，美國傳播政策總統特別委員會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總統提交的報告書中也多處提到“新媒體”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體”一詞開始在美國社會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響了全世界。

隨著新媒體產業的迅猛發展，近幾年來國內越來越多的傳播與媒體研究人員開始關注新媒體的現狀與趨勢、發展與創新，整個學術界對于新媒體的探索與爭論也在持續升溫。然而縱觀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圍內，有關新媒體的很多基本問題都尚未得到解決。比如“新媒體”的權威定義的提出、適用范圍的確定、具體研究對象的劃分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個準確權威的定義的提出不僅可以建立理論研究領域中系統性、全面性的基礎，也可以為該理論領域研究的深入與發展解除最基本的定義分歧。筆者認為，新媒體研究混亂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懸而未決的新媒體定義紛爭，分眾樓宇電視稱自己“新媒體”；手機短信稱自己“新媒體”；早已出現的都市類、財經類、時尚類、IT類等紙質媒體也紛紛改頭換面，把自己扮成所謂的“新媒體”……鑒于這種混亂的持續和加劇，及時準確地定義出當今的新媒體，為新媒體的涵蓋范圍作以界定便成了當務之急，以為它直接影響著學術界今后對新媒體理論系統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細致的探索。

美國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W.Schramm）曾經預言：“人類傳播的基本性質不會改變，但傳播本身的社會體系，很可能同我們已經知道的各個傳播時期大不相同。”③諸多新興媒體的產生對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已經逐步顯露出來。新媒體在占據大眾心智資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監督與宣傳、社會經濟參與、企業公關營銷與品牌宣傳等方面都表現出無可復制的優勢，新媒體對社會的影響無孔不入，用戶數量也以驚人的速度飆升。據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介紹，近幾年來中國讀者傳統圖書閱讀率呈下降趨勢，而電子書和網絡出版物的閱讀率卻大幅上升。調查數據表明，國民圖書閱讀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網上閱讀率迅速增長，從1999年到2005年7年間增長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07％；④據2008年中國互聯網絡調查（CNNIC）顯示，我國已經有2.1億網民，成為世界上的互聯網使用大國；⑤手機用戶也已達5.75億之眾（2008年3月國家發改委的我國電話用戶發展情況統計）占全國人口的約44.2%。⑥這些數據足以說明，新媒體正在被大眾普遍認可并日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人們的信息傳播方式和學習交流習慣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因此，“新媒體”定義的研究不僅是學術界對新興事物的好奇，也不僅是新媒體理論系統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對于規范形勢模糊、規則紊亂的傳媒市場具有很必要的現實意義。

二、關于國內外新媒體定義的分析

目前，關于新媒體的定義可謂五花八門。但有一定影響而被普遍傳播的主要是以下觀點。

美國《連線》雜志對新媒體的定義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⑦這一觀點一語道破新媒體的本質特征，見解獨到深刻，但嚴格地說，這不是一個概念的定義，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號。首先，該“定義”的核心概念“傳播”并不是“新媒體”的所屬類而更像是一個動詞，應解為“人類社會的信息流動過程和信息系統的運行”。形式邏輯學對定義的要求首先必須滿足被定義項與定義項之間的所指對等，本質定義提出的前提是被定義項的所屬類的確定，因此“傳播”一詞不具備定義“新媒體”這個名詞的資格；其次，“所有人對所有人”概念不夠清晰，過于籠統泛泛，不能準確界定新媒體本質特征，這只是其眾多特質中比較顯著的一面，不足以將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徹底分離出來。

在線媒體顧問、資深媒體分析師VinCrosbie定義的新媒體，“就是能對大眾同時提供個性化的內容的媒體，是傳播者和接受者融會成對等的交流者、而無數的交流者相互間可以同時進行個性化交流的媒體。”⑧他指明了新媒體的傳播模式——既包括人際媒體的“一對一”和大眾媒體的“一對多”的傳播模式，還包括特質層面上的“多對多”的模式。這與《連線》雜志“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的表述異曲同工，但顯然要具體明確得多。可以說，在此之前，沒有人對新媒體做出更加全面準確的定義。但仔細分析VinCrosbie的說法，在有關“個性化傳播”方面表述稍顯冗余，定義尚需提煉。而且對于新媒體的傳播渠道、信息表現形式、傳播范圍等區別于傳統媒體的重要特質還是沒有明確的涉及與界定。

對于“新媒體”的定義，國內學者也是各執己見、百家爭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局長岳頌東提出：“新媒體是采用當代最新科技手段，將信息傳播給受眾的載體，從而對受眾產生預期效應的介質。”⑨他的發言側重于為新媒體尋找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希望該定義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不被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當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說辭。然而筆者認為，這種嘗試沒有實際意義，正如很多學者討論過的那樣，“新媒體”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概念，任何人都無力掌控它今后的定義走向和效力范圍。況且，定義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質，其中不應出現帶有模糊時間概念的限定詞，諸如“當代”、“今天”、“未來”等。另外，“將信息傳播給受眾的載體，從而對受眾產生預期效應”，更像是“媒體”的定義，并沒有界定出新媒體有別于傳統媒體的特性。而且，“對受眾產生預期效應”說法過于籠統模糊，所有傳播活動都期望對受眾產生預期的效應。顯然僅用“采用當代最新科技手段”這一特征無法準確描述新媒體的概念。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國網絡媒體論壇上指出，“今天的新媒體主要是指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上產生和影響的媒體形態，包括在線的網絡媒體和離線的其他數字媒體形式。”⑩熊教授的定義基本上已經概括了“新媒體”概念的內容，觀點清晰明確，但不符合形式邏輯學思想里本質定義的呈現形式。定義中“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上”范圍過大，現在很多傳統媒體都利用了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但這種技術的應用并沒有使傳統媒體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從而不能被定義為新媒體，例如電子雜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過計算機技術的應用改變了紙質雜志上的信息的存儲形式，傳播內容、模式和目標受眾并未發生任何變化。“產生和影響的媒體形態”用詞晦澀難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線的網絡媒體和離線的其他數字媒體形式”外延太廣，這將各種戶外音視頻播放設備（如LED廣告牌）也囊括在“新媒體”的范圍內，筆者認為此觀點尚需完善。

三、新媒體概念的定義方法與新媒體的定義

概念清楚明確是思想正確的先決條件，概念模糊浮泛則是探求真理的阻礙。現在，對新媒體概念之內涵與外延的說法稍顯混亂，但也不能僅因標準不同、觀點不一等問題，把傳統的類別和屬差輕易忽略，形式邏輯學中定義本身需要這種層層剝離的過程。換句話說，對新媒體定義的研究離不開縝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讓我們在新媒體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遠。康德的“批判哲學”將世界分割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認知過程。在已有的針對新媒體的學術研究基礎上，我們要使“新媒體”的概念明確全面，應該從大眾普遍的感性認知出發，培養自身在學術研究中理應具備的知性認識，進而將這種認識升華為對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近些年新媒體的定義常是以推理論證的方式給出，在給出關于新媒體定義一般性要素以后，接著證明推斷出有關新媒體分類的種種假設，最后被分離出來的若干似是而非的類別成了新媒體確定性的劃分。這樣的定義方式在新媒體研究領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體論是由從具體形態的根據中推論出來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統，根據的本身又是來源于假設，因而其總是處于不斷的爭論與分歧中失去了根基，這種利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建立的體系在聚集了極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遠離了新媒體本身是什么的問題，而事實上新媒體本身的問題卻又是這些理論的進步所不可回避的問題，因此新媒體理論應該回到新媒體本身，只有確定了新媒體的本質定義后，才能在此基礎上完成擴建，新媒體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對新媒體的定義正是回歸本體的體現。

在紛亂的現代思維中,存在四種這樣的基本形態:形而上,邏輯實證,結構主義,存在歷史。而后三者都是對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爭執,邏輯實證否定本質和原則,結構主義在否定本質時卻又堅持原則,存在歷史肯定本質反對技術邏輯,而我們要做的是在堅持某些必要的定義原則基礎上運用形式邏輯學原理探求“新媒體”的本質定義。“本質定義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釋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質要素，也就是說，嚴格的本質定義必須是類加上種差兩個要素合成的。”所以在為“新媒體”下定義之前，本文主要從類和種差兩個要素對新媒體進行界定。

“類是一個普遍概念，存在于多個不同種的對象上，表現出主體的和其他同類物體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質。”美國在線媒體顧問、資深分析師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眾媒體的特征為：完全相同的內容到達所有接受者；內容發送者對內容有絕對的控制權。筆者同意這一觀點，因此新媒體顯然不屬于大眾媒體。但從新媒體的傳播影響力出發，新媒體的傳播無疑是一種大眾傳播，由此，在類概念上只能將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視為兩個平等的研究對象，它們共屬“傳播介質類”。

對于本質定義中的另一要素——種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現出主體的部分本質，此部分本質為主體和其他同類異種之差異者。‘種差’加上‘類’就結合構成齊全本質的‘種’，這里的“種”也就是本質定義的定義產物。

首先，傳統的大眾媒體由于各種技術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區域性的傳播。而隨著新媒體傳播技術的發展，如果沒有人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體的平臺上，所的每個內容理論上都是面對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傳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傳播的主體，這使得大眾傳播的領域得到了極大的延展。傳統媒體是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的博弈場，無論如何受眾在其中都始終處于被動的位置。紙媒體的交互性還停留在讀者熱線、讀編往來階段，雖然以借助電子版本，但始終屬于輔助手段，電視媒體交互性只表現在專題節目中，也就是說，傳統媒體歸根到底是一種少數人對大眾的傳播載體。新媒體提供的一種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體平臺上信息、言論等各種內容進行地位對等的交流，通過與其他參與者的互動發出更多的聲音，這種“全民DIY”式的信息與思想的傳播是對傳統媒體內容生產方式的徹底顛覆，使新媒體內容傳播模式呈現多根網狀，原創性日益增強。同時，這種交互是實時性的，參與各方都能夠立即得到反饋信息，徹底打破了大眾傳播時代文化與傳播精英對傳播主體的把控。由于實現了個人成為傳播主體的大眾夢想，新媒體傳播的內容所涉及的人類生活的廣度、對各類問題所討論的深度以及傳播形式的多樣性都是空前的。實際上，新媒體已經涉及和全面展現了人類現有的所有文化形態，并針對不同個體實施個性化的精確傳播，這種個性化的范圍完全可以縮小到單個個體，使得“個人化精準傳受”一詞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分眾時代新媒體的代名詞。另外，傳播技術發展到今天，由于傳播載體發生了改變，信息的傳播形態也發生了本質的改變，依托于數字技術作為新媒體的共同特征，成為現代傳播方式與傳統傳播方式更合適的區分詞，“數字化”的字眼在新媒體定義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傳播技術在傳播形態上產生的最大的變化就是能夠在新的媒體平臺上把傳統媒體的各種信息表現形式復合起來。在已有的大眾媒體中，按照傳播形態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而網絡和數字技術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傳播載體如網絡、數字電視、手機等都既能進行文字的傳播，同時又能進行視頻和聲音的傳播，并且還能把文字、視頻、聲音存儲下來，為受眾提供閑暇時的信息消費。新媒體是多種傳播形式復合的媒體，大眾媒體界限分明的媒體類型區分在新媒體階段將不再具有意義，“復合信息”將在新媒體研究領域備受關注。

綜合以上特質，筆者將新媒體定義為：新媒體是所有人向大眾實時交互地傳遞個性化數字復合信息的傳播介質。

事實上，由新媒體革命推動的不僅是傳媒產業的突飛猛進，更是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大發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動下的產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強大的造勢引擎。在新媒體的平臺上，全球正逐漸成為一個真正的網狀傳播整體。新媒體的互動性和個性化精準傳播等特點更適合現代人的生活和消費觀念，“全民DIY”既是新媒體對傳統媒體內容生產方式的顛覆，同時也是新媒體不可復制的核心競爭力。自新媒體引起人們矚目至今，國內外對于“新媒體”定義的研究百花競放、爭奇斗妍，本文對其的定義也只是一家之言，筆者期待各位學術同道的評論和高見，并希望這篇文字能為學術界對新媒體的探討有所裨益。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服務大眾的層面上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我們應該看到，在不久的將來，整個世界將因為新媒體的蓬勃發展和與傳統媒體的互利共贏而愈發豐富多彩。

注釋

鄔昆如：《哲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蔣宏、徐劍：《新媒體導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聯網時代的大眾傳播事業》，/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國人網上閱讀率年均增長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國網民人數達2.1億》，/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國電話用戶發展情況》，/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暉：《新媒體的泡沫經濟?》,《廣告人》,2007(12)

鄭治:《新媒體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頌東：新媒體產業的8個特點》./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認識新媒體》，/tvguide/tvcomment/wtjj/xzlz/7233_3.shtml

第5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理解任何一件事情都應該追本溯源，欲走進五彩繽紛的傳播世界，同樣需要了解傳播的變遷歷程。

技術推進傳播方式演變

依據學院派的觀點，人類傳播活動經歷了4種方式：原始傳播方式、手抄傳播方式、印刷傳播方式、電子傳播方式。在書寫工具問世以前，信息的傳遞是通過語言手勢圖記、煙火等方式進行，受到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當新聞傳播工具出現后，傳播才成為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活動。

筆者更愿意從按目標受眾面的大小與性質的角度去進行理解，傳播一開始便是較為原始的人際傳播，甚至可以進一步簡化為口頭傳播。所謂的“大眾傳播”是隨著傳播工具的出現而區別于人際傳播的“一對多式”的傳播。依據筆者查詢的資料顯示，1945年11月在倫敦發表的聯合國科教文中才首次出現“大眾傳播”這個概念。

套用一下“大眾傳播”的定義是，大眾傳播是一種信息傳播方式，是特定社會集團利用報紙、雜志、書籍、廣播、電影、電視等大眾媒介向社會大多數成員傳送消息、知識的過程。可以說，漫長的傳播史其實際上就是指大眾傳播史。

但是，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逐步普及，媒體呈現出多樣性。互聯網這個號稱“第四媒體”的興起打破了報紙、廣播、電視“三足鼎立”的態勢。在網絡上，受眾的地位發生著變化，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選擇。傳統受眾只能根據傳媒已經安排好的節目時間表來接收信息，而網絡傳播的受眾能在任何時間自由調閱自己需要的東西，受眾主觀能動性大大提高，受眾不再是被動的客體，而成了駕馭信息的主人，傳受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傳者中心”被“受眾中心”所替代。

也就是說，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傳播本身也從單向過程變成了雙向過程。于是，當傳播內容能夠滿足人們的動機和需要，并能夠帶來愉悅的心理和生理體驗時，人們的注意力就會指向和集中到這些內容上來。由于個體的動機和需要不盡相同，于是就有了分眾傳播的必要。

嘩眾傳播的興起

筆者認為，2000年應該是傳播史上一個分水嶺的年份，因為從那一年開始，傳播史從大眾傳播進入到分眾傳播時代。分眾傳播經過近5年的發展真正意義上崛起了，這點從報紙、雜志、網絡等媒體的不斷分化就可以得出，越來越多細分市場的個性化需求被滿足。

但是，近幾年來的一些環境變化讓分眾傳播也受到了挑戰。一是能夠滿足越來越多細分市場的個性化需求的媒體在不斷增加，同樣一個細分市場有著不同的媒體來滿足，如何抓住受眾的注意力，也成為這些媒體的關注問題，媒體從一個信息傳播的中間介質變成了信息的共謀者（這點以后會單獨闡述）。

二是隨著傳媒數量的增加，人們接觸的信息也劇增。有人曾經用“知識爆炸”來形容近年來知識更新的程度，與“知識爆炸”接踵而至的是人類社會的“信息爆炸”。所謂信息爆炸，一方面是大量無用信息、虛假信息湮沒了有價值的信息，另一方面是人們要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所花費的時間越來越長了。因此，越來越多受眾會依據閱讀慣性或者說行為慣性來進行甄選，并形成了一個“慣性堡壘”，如果沒有新鮮內容去剌激，就意味著所傳播信息的湮沒。

正是面對越來越多樣性的媒體，面對越來越廣泛性的信息，人們的注意力被極度分散，因此，受眾的選擇顯得越來越重要。如何攻破受眾的“慣性堡壘”，如何讓受眾信任并產生相關的行動？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分眾傳播難以承受之重的障礙。

為此，筆者提出，在分眾傳播的基礎之上，一個嶄新的“嘩眾傳播時代”即將興起！所謂“嘩眾傳播”，就是以嘩眾為手段，以取寵為目的，以貼近現實、觀點時尚、深度剖析為特點的一種信息傳播方式。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傳播就是要嘩眾取寵的時代已經到來。

如果說互聯網的技術發展與迅速普及促使了分眾傳播的崛起，那么，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也破壞了傳統的傳播模式，尤其像手機終端、博客、QQ等新型傳播媒介的興起，使得受眾增強了對信息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導致在傳播中的分散用力，在此情況下，“嘩眾傳播”，一種新的傳播模式正應運而生。

嘩眾傳播更關注傳播效果

那么，嘩眾傳播與大眾傳播、分眾傳播究竟有何差異之處呢？

套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大眾傳播是指“消費者請注意”，一種泛指性的傳播方式，典型的在賣方市場背景下的高高在上的叫賣式傳播。而分眾傳播則是指“請消費者注意”，具有一定的專指性，語氣也較為委婉，一種適應了在買方背景下的請求式傳播。那么，無論是大眾傳播還是分眾傳播，其關注的重心在于目標受眾，也就是說，兩種傳播方式的主要任務解決的都是信息的到達率或者說是覆蓋率問題。顯然，在信息大爆炸和受眾形成的“慣性堡壘”面前，兩種傳播方式都難以憾動消費者的心。

延續上面的說法，嘩眾傳播是指“請注意消費者”，是指在分眾傳播的基礎之上，一方面要關注細分目標受眾，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目標受眾的反應，從而作出相應的針對性行動。關注的重心在于傳播效果，即“取寵”，取得消費者的信任。

我們通常理解的大眾傳播是以模糊的受眾為前提的，因為大眾傳播的宗旨是把信息傳播給盡可能多的受眾，信息面前人人平等，受眾之間無差別，所以，出現的情況是，受眾對傳播者的認識比較清晰，而傳播者對受眾的了解則比較模糊。而分眾傳播則是對一群或幾群需求相似的受眾進行傳播，雖然傳播者對受眾的了解相對清晰，但受眾對傳播者的認識則由于信息的干擾卻比較模糊。

第6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摘 要：鄉村旅游作為社會服務業末端的一環，對于地域與地方的品牌宣傳推廣存在其自身的明顯不足；在信息傳播規模和傳播手段空前飛躍的今天，利用大眾傳播的優勢彌補現階段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宣傳和推廣的不足成為推進鄉村旅游進步發展的重要途徑。文章以陜西省寶雞市眉縣為例，研究了大眾傳播下鄉村旅游現狀與發展方向。

關鍵詞：信息傳播；大眾傳播；鄉村旅游；旅游主體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10-0173-02

鄉村旅游將具備鄉村性質的自然和人文元素塑造為旅游產品，以地域環境的景觀、建筑和文化等資源為依托，開發了建立在傳統鄉村休閑游和鄉村體驗游的基礎上的新興旅游方式。地處秦嶺主峰太白山腳下的寶雞眉縣，依托自然優勢和文化優勢在農村經濟建設中將鄉村旅游作為拉動經濟的重要馬車。然而當地在打造鄉村旅游市場的過程中，對旅游產品的對外宣傳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在現代信息傳播規模和傳播手段空前飛躍的今天，借助大眾傳播優勢推動鄉村旅游的對外宣傳推廣，值得我們站在鄉村旅游自身和傳播的角度進行思考。

一、眉縣鄉村旅游內容系統構建

眉縣古稱“眉塢”，處于“關中-天水”經濟區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地帶。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豐富的旅游資源，是西周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在鄉村風光旅游方面，當地獼猴桃、草莓、板粟、大櫻桃等的大規模種植，結合現代田園風光建設，將農業生產銷售與觀光相結合，將農業生產與游客體驗相結合，構成鄉村觀光游和鄉村體驗游。同時依托太白山國家級旅游產業新區的優勢推廣農家樂建設，將鄉村特色美食與特殊環境相結合，在統一的管理模式下進行經營，打造鄉村休閑游；將鄉村觀光游，鄉村體驗游和鄉村休閑游三者緊密結合形成眉縣鄉村旅游的新形式。在鄉村文化旅游方面，當地的民間藝術形式多樣，種類繁多，臉譜、剪紙、皮影和泥塑等都是眉縣民間藝術的精品。當地農民畫以其獨特的反應視角成為眉縣鄉村旅游的一張名片式元素，它以反映農民田園生活內容為主，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根據石頭的形狀，以鳥獸、植物、人物、山水為主要內容進行藝術創作的石頭畫是眉縣的藝術門類精品之一。在戲曲藝術上，源于明萬歷年間的眉縣曲子，被列入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著名眉戶劇《梁秋艷》的演出影響了幾代中國婦女的婚姻觀；當地大力打造和保護張載文化，將“橫渠書院”和“張載祠”納入文化旅游的重要部分。對于鄉村旅游的政策支持上，《國家旅游局農業部關于大力推進全國鄉村旅游發展的通知》提到，為了能夠將“三農”資源充分利用發展旅游業，拓展提升農業功能和發展領域，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大力推進鄉村旅游的開發建設，國家旅游局農業部給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服從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部署，堅持按農村實際和旅游經濟規律辦事，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把加強服務放在工作首位；并且要求加大鄉村旅游扶持力度，積極促進鄉村旅游服務體系建設，加強鄉村旅游調查研究，解決制約鄉村旅游發展的瓶頸性因素，做好鄉村旅游市場開拓工作，探索各種類型的鄉村旅游模式，組織實施鄉村旅游“百千萬工程”；同時將鄉村旅游納入重要工作日程，成立了鄉村旅游工作領導機構，實行分級、分工責任制，給予必要的經費保障和政策扶持。眉縣政府部門在鄉村旅游的建設過程中，將地域文化與得天獨厚的農業資源和自然資源緊密結合，打造出具備鄉村旅游特色的旅游品牌。以政策為導向，積極為眉縣的縣域經濟發展開創了新的道路，同時也為其他地方的鄉村旅游開發和推廣提供了借鑒和經驗。

二、鄉村旅游的主體意義

在鄉村旅游的市場化過程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直接影響了鄉村旅游的發展。在全縣范圍內借助豐富多樣的民間藝術、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特色農業的發展，形成了比較全面的鄉村旅游樣式。完整意義上的旅游主體包括旅游開發、經營者以及旅游者三個方面的一個群體[1]。眉縣鄉村旅游內容的系統構建下，開發者，經營者，旅游者三者處在一條結構鏈的不同位置，因此必然有著不同的主體價值意義。

對于開發者而言，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構成的鄉村旅游資源，上升為鄉村旅游業生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和條件；鄉村旅游業的發展依賴著鄉村旅游資源的開發，鄉村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水平直接影響著鄉村旅游業的發展程度和水平。在打造鄉村旅游過程中，旅游目的地眉縣形象從歷史、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設中對外體現，同時，鄉村旅游資源是打造鄉村旅游業最基本的生產力要素和農村經濟增長的新鮮元素，又是實現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一環。旅游資源被旅游業開發利用形成對應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以及生態環境效益，是打造旅游產品的基礎所在。從開發者而言積極發掘鄉村旅游資源并且充分利用對于鄉村旅游的持續成長極為重要；鄉村旅游資源開發建設對于農村經濟社會生活有著極大的調節作用，對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轉型，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業生產的進步都具有積極意義。

對于經營者而言，在對鄉村旅游開發有了全面認識的基礎上，進行調查和評價旅游資源，掌握旅游資源的形成、建設和發展演化規律，并實事求是的進行推廣營銷。旅游資源對旅游者“吸引功能”的最大特點和價值所在就是旅游資源能夠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其所普遍具有的特定美學價值，娛樂、文化和科學價值等使其具備吸引功能的原因。經營者如何利用旅游資源的特定功能，對于價值意義的產生有著直接的影響。鄉村旅游的推廣既是對鄉村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同時也為農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鄉村旅游的存在對于拉動農村級地方經濟有著不可輕視的作用。

從旅游者的角度，在選擇旅游目的地的時候，從自然景觀、歷史古跡、民俗風情、人造景觀和生產場所、生態觀光、文化感受以及娛樂設施等諸多的旅游資源類型中，占據主動選擇權的旅游者對旅游資源的判斷和選擇有其自身的價值衡量標準，因此瞄準旅游者的選擇目標是占據鄉村旅游市場的優勢地位的重要手段。然而眉縣的鄉村旅游在對外宣傳上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

在網絡宣傳方面，眉縣政府網站和眉縣旅游網是兩大主要網絡平臺，對眉縣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城市建設等進行了簡單的圖文介紹，囊括吃住、出行、游覽、購物、娛樂在內的部分信息；但是存在形式單一，內容簡陋的缺點。在電視宣傳上，眉縣電視臺涉及到旅游介紹推廣的電視節目包含《鄉村》和《旅游總動員》兩大欄目；走農家路，進農家院、下農家田，說農家事，采訪報道，倡導新農村文明生活理念， 以節目的參與性和趣味性打動觀眾，傳播當地鄉村旅游資源，塑造“山水眉縣”品牌。但是節目的受眾面過于狹窄，無法達到宣傳的目的。

從市場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可以將受眾定義為特定的媒體或訊息所指向的、具有特定的社會經濟側面像的，潛在的消費者集合體[2]。受眾既是傳播活動的參與者也是市場活動的參與者；電視宣傳局限性過大，鄉村旅游的宣傳活動無法直接刺激到目標受眾的選擇。

從信息社會的知識溝或數字鴻溝的現狀來看，還有許多人不能利用網絡媒體。從我國的社會發展現狀來觀察，網民隨意瀏覽的居多，有針對性的使用網絡尚未形成。目前眉縣的鄉村旅游開發力度和開發速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宣傳的不足導致其旅游客源市場相對閉塞。

三、鄉村旅游發展的大眾傳播路徑

鄉村旅游的發展應當充分利用大眾傳播的“地位賦予”功能，通過大眾傳媒的廣泛報道使鄉村旅游的旅游產品信息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從而提升鄉村旅游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在扎爾斯菲爾德和默頓看來，“地位賦予”功能能夠使大眾傳媒支持的事物產生一種正統化的效果。大眾傳播下的鄉村旅游如何利用“現代性增長的推進器”，大眾傳播進行專業的旅游信息生產和傳播從而創造更多的價值以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1.信息傳播媒介多樣化。旅游產品的信息推廣傳播需要多樣化的傳播媒介進行支撐。旅游產品的價值產生需要參與市場活動，作為價值產生來源主體的旅游人群需要對旅游產品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多樣化傳播媒介自然成為外界對旅游產品了解的直接途徑。埃默里說：“電視的經濟力量是驚人的”，電視以其獨特的傳播手段占據著龐大的受眾范圍和普遍的影響力。在大眾傳播的過程中，電視以其特有的傳播優勢成為重要的媒介手段。同樣具備大眾傳播功能的互聯網以強大的信息容量包含了文字、圖片、影像、聲音等眾多的信息形式，并進行文本式的組合進行信息的交互性傳播；手機等移動設備的普及和快速更新使得信息播有了更為便捷的途徑，新媒體的發展衍生了各樣的APP對于信息傳播和交流活動創造了良好的平臺。

2.傳播信息的文化屬性。作為生產信息的產業，大眾傳播的信息具有其相應的經濟屬性，作為旅游產品的推廣，文化屬性超越經濟屬性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部分。旅游產品作為信息對外傳播使信息作為一種商品具有經濟屬性，現代消費活動在注重物質性的同時更加注重文化即精神內容意義上的消費。對此，旅游產品的信息傳播在內容上應該圍繞文化屬性進行精致的設計，形成旅游產品的“議程設置”將信息進行選擇傳播，增強信息的文化屬性為旅游者提供導向選擇。

鄉村旅游信息的推廣傳播應充分利用和開發鄉村旅游資源屬性優勢，鄉村旅游信息的文化屬性能夠將地方的文化景觀向外界作以展示，從而能夠是受眾在信息選擇的過程中產生一定的傾向性和求知欲。明晰鄉村旅游信息的文化屬性應該借助地域文化，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將具備相似性的旅游信息進行整理，突出文化內涵。眉縣鄉村旅游的文化屬性可分為農業、歷史、地理等方面，突出文化優勢從而為鄉村旅游的建設助力。

3.信息傳播的分類調整。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實現社會目標的重要手段。鄉村旅游在進行社會化的信息傳播的活動中，使旅游者居于絕對被動的接受大量的信息，難以滿足大眾傳播將受眾需求用作衡量信息傳播效果標志的“使用與滿足”理論。所以對于旅游產品的信息傳播應當進行分類調整完成旅游信息的議程設置，以最為直接、便捷的類型化處理呈獻給目標受眾，方便受眾進行選擇以達到相應的傳播目的。

我國的鄉村旅游發展迅速，不但擁有廣泛的市場也擁有眾多的旅游資源，在鄉村旅游建設在需要創新和嘗試，也需要經驗的累積和共享。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在進行鄉村旅游的市場推廣時，抓住大眾傳播的優勢將地方豐富的旅游資源向外界傳播，以更好的實現經濟效益和文化傳播功能。

參考文獻：

第7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關鍵詞：大眾傳播現場化本土化私人行為過于公開化

首先，《有請當事人》(以下簡稱《有請》)節目中受眾直接參與節目，由單純的受眾轉變為“傳播者”，發揮受眾的能動作用，克服大眾傳播負面功能：第二，采用由主持人面對事件當事人的形式在演播室對事件進行敘述，主持人在傾聽同時采用“主持公道”的方式理清是非曲直，得到百姓支持；第三，欄目關注的內容多為生活當中的瑣事，符合普通受眾對民生新聞的需求，滿足受眾傾聽的期望，利用“本土策略”使法制內容“民俗化”，達到法制宣傳的目的。第四，應避免在《有請》節目中注意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因為當事人現場的敘述和表現使私人行為過于公開化，使當事人的隱私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侵害。

“大眾傳播”的概念首次出現于1945年11月在倫敦發表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中。

根據美國傳播學者德福勒對大眾傳播的定義，大眾傳播的傳播者是職業的傳播者，“是一個傳播組織(如報社、電臺、電視臺、雜志社等)整體或個人”。

也就是說，這些傳播者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或者訓練的人，而傳播是他們的職業。他們向受眾傳播各種信息，分擔著傳播中的各種角色。而節目主持人正是經過專業培訓的人員，是傳播的職業傳送者。

由于媒介所帶來的事實只能是部分再現生活場景，大量的事實因為媒體自身的原因被棄之不用，而這些被選擇了的事務經過職業傳播者的傳播很可能已經不能代表真正的事實或者是社會趨向。但是，人們正是通過媒介，通過職業傳播者增進對社會的了解，由于人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和媒介的接觸上，而且習慣并且滿足于這種間接了解事件的方式，把積極參與事件變成了消極旁觀，甚至逐漸產生了對事件冷漠的態度。這是職業傳播者在大眾傳播中的負面影響。

《有請當事人》的特點之一就是“現場化”，非常符合電視傳播的特點，節目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現場調停的空間場景，而觀眾通過當事人現場的述說來了解事件的內容，并且根據自己的判斷形成好惡，在腦海中組織出自己心中的故事，滿足了人類喜歡“聽故事”的天性。而此時，節目的傳播者就不僅僅是主持人，而參與傳播更多更直接的則是事件的當事人，不僅使事件的展現更加真實，也使受眾變消極接受為積極參與，直接參與節目的制作或者是在接受傳播的同時產生心理反應，消除了接受傳播時的冷漠態度，克服職業傳播者在大眾傳播中的負面影響。

心理學研究顯示，比較小的結構或者相對比較封閉的空間、相近的年齡比較容易引起人們對自己的經歷和所熟悉的生活習慣的聯想，與對方產生“自己人”的效應。演播室作為錄制訪談類節目的場所具備了以上所說的條件，因此在演播室這樣的情境當中，主持人與被采訪者，也就是參與節目的市民之間容易在較短的時間內縮短心理上的距離。另外，由于主持人在采訪之前已經對事件進行了一定的了解，因此在實際錄制的過程當中，對事件的熟悉程度使被采訪者產生共鳴，容易使其找到共同語言，產生訴說的欲望。而此時，正是這樣的訴說期待成為打開了主持人與事件當事人之間交流局面的契機。新晨

與一般的訪談節目不同的是，從一開始，《有請》的主持人的身份就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不僅僅是事件的傾聽者，記錄者，采訪者，更承擔著評判的責任，即不僅僅是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更要理清“是非曲直”。在這樣的情況下，主持人除了要引導當事人繼續敘說之外，還要即時的做出反應，這與中國獨特的文化體系相符合，老百姓有了家庭糾紛，不愿意去衙門打官司，而是更愿意選擇具有社會聲望的人來主持公道。在《有請當事人》中，節目主持人就承擔了這樣的責任，扮演了這樣社會賢者的角色。正是因為這樣的節目構成，使該節目在老百姓當中有了很高的聲譽，也充分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

第8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1.1交互性

首先，從全局的角度看，新媒體的價值與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傳統的覆蓋率和信息量決定的，而是有其交互能力決定的。而是否可以交互，是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較為本質的區別。

1.2可定制

可定制即個性化服務，傳統電視用戶的接收方式為實時接收，而新媒體IPTV用戶既可以實時接收，又可以進行點播。點播接收具有個性化，接收的內容和時間取決于用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具有實時交互的特點。

1.3調解能力

新媒體的無縫式傳播形式和其不可估量的用戶都有能力調解傳統媒體（電視、廣播、報紙等）之間的邊界，消解國家與國家之間。社群之間、產業之間的邊界，消解信息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邊界。

1.4超時空

新媒體具有超時空的特點。在新媒體的平臺上，時間和空間是交錯交織的，信息的須知方式超越了原有大眾傳播的時間性媒體和空間性媒體的對立，從而使所有的信息固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超時空。

1.5綜合性

從傳播形式上，很多人強調新媒體傳播的交互性。實際上，新媒體的傳播方式的突出特點是高度的綜合性。新媒體傳播實際上融合了過去所有傳播形式的特點，但同時，它是對人際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摒棄和革新。

2新媒體中的人際傳播

2.1新人際傳播：雙向的、借助媒體的人際傳播新媒體時代，信息將越來越多地通過人際傳播的形式傳遞，而人們之間的情緒、感情等也將換一種形式通過各色屏幕直接表達。因此，傳統的人際傳播是：我說你聽、我傳達你接受，而新媒體下的人際傳播是“我說給你，你復制給他，他上傳給更多的交互者。信息在人際傳播的網絡里增值和孵化，每一個參與和交互都回通過分享來提高決策參照、普及概率和反饋量。”因為，新媒體時代中的人際傳播可以定義為：雙向的，借助媒體的傳播。而這種有別于傳統人際傳播的形式可以被稱作一種新人際傳播。

2.2“新人際傳播”是對“人際傳播”模式的進化新人際傳播的范圍具有廣泛性，眾所周知在我們傳統的人際傳播過程中，一個人所能延伸的人際關系廣度、所能結成的關系數量都有相當的局限性。相反，無線開放性的新媒體環境下的傳播帶來的是網絡交往的廣泛性，在理論上增加了不同的種族、國家和地區及不同身份與文化背景的人之間交流的機會。

2.3新人際傳播的優點

2.3.1信息可以永久儲存和查閱你的個人電腦一般會幫助建立一個針對不同的交互對象的交流記錄緩存專區，以及一個專用的“收到的文件”文件夾。這樣你的聊天記錄不特意進行刪除處理，他將永遠存在你的電腦中。

2.3.2覆蓋面廣，復制信息的能力強，不限一時一地新人際傳播不一定要求及時回復，不一定要求指定方向......它像大眾傳播模式一樣，可以跨越時空的障礙，同時向許多人傳播信息。

2.4新人際傳播的缺陷

2.4.1使用面不及大眾傳播媒體廣大眾傳播媒體能適應社會的普遍需要，而且十分迅速；其效率之高，適應面之廣，是人際傳播無可比擬的。

2.4.2短信的另一面催生情感的隔膜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忙于“拇指傳情”的人們，這種符號的符號沒有了感情的接觸，受眾在接受信息的過程都是必要根據個人的需要和意愿而有所選擇、有所側重、甚至有所曲解，這種主觀的理解可能是和說話者的意思不盡相同，影響傳播的有效性，使傳播內容部分傳通或傳而不通，從而使人際傳播喪失了最基礎的意義。

第9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

關鍵詞：媒介暴力；大眾傳播；校園暴力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9-0032-02

一、媒介暴力

格伯納將暴力定義為“有意傷害或殺害的公然武力表現”。在該定義中，暴力的發生是以雙方肢體接觸為前提，由此將暴力的定義局限在行為上。隨著人際交往的日益密切，暴力的表述方式變得多樣化，包括了財產暴力、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媒介暴力等。

大眾傳播中的媒介暴力，可從兩方面進行解釋：一方面，媒介暴力是指媒介內容暴力。指在電視、廣播、電影、報刊等大眾媒介內容傳播過程中暗含暴力情節，并對受眾的現實交往產生影響的一種現象；另一方面，媒介暴力指媒介本身，這種暴力體現在大眾媒介利用其特有的話語權對涉及相關媒介事件的雙方當事人實施的一種“暴力”行為。

二、校園暴力

校園暴力的概念，理論界目前并沒給出明確定義，可以查證的相關文獻中，大致可從“校園”和“師生”兩個主體進行解釋。因此，“校園暴力宜界定為發生在中小學幼兒園及其合理輻射地域，學生、教師或校外侵入人員故意侵害師生人身以及學校和師生財產，破壞學校教學管理秩序的行為”[1]。

上述概念主要從暴力行為發生的結果的角度來理解。一方面，被害人或施暴者既包括老師也包括學生，暴力行為的區域擴大到了學校周邊區域；另一方面，校園暴力也包括施暴者或受害人對學校的管理秩序和制度的暴力行為。由于筆者在本文中所要分析的校園暴力事件是以學生或學生勾結校外人員組成的群體為主體對在校學生所實施的暴力行為。因此，筆者將媒介暴力定義為：在校園內或周邊輻射地域，所發生的行為人個人或勾結社會人員主觀故意，客觀上造成他人心理或生理傷害或受到威脅的行為。

三、校園暴力事件特征分類及原因分析

根據樂思網絡輿情檢測中心對2015年上半年媒體曝光的校園事件數量進行檢測，僅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曝光就有42起。筆者從階段分類、男女生參與比例和施暴者人數三方面，對42起事件進行分類匯總，對媒介暴力事件特征進行梳理并得出如下結論。

1.校園暴力低齡化

微博視頻的曝光以及各類媒體的報道中，施暴一方為初中生的占所有事件的69%，目前的校園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中小學校園內或周邊地區，主體多為中小學生。

這一時期的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社會閱歷淺、學習能力強，對社會有著強烈的好奇并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響。伯格納的涵化理論認為，接觸電視較多者比接觸較少者更容易認同電視所描繪的世界。媒介產品中暗含的暴力內容對青少年有誘導和培養的作用，甚至影響他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對待社會的方式。

2.校園暴力女性化

社會對女性的角色定位是溫婉、知性、善良等，在日常認知中也常被當做是校園暴力的受害者。但是近年來，女性成為施暴者的案例數量卻在上升，根據數據顯示，女性暴力逐漸成為目前校園暴力的主要形式。

女性校園暴力相比于男性，形式更加多樣化。女性自身生理上處于弱勢，因此與男性單一化暴力解決方式不同，女性暴力一般會從心理和生理兩方面結合進行。生理方面多與性相關聯：拍、被扒光衣服毆打……上傳受害人視頻或照片，給其心理造成嚴重的傷害則是與心理方面有關。

青少年在生理與心理上逐漸成熟，進入叛逆期的他們開始追求標新立異，樹立自己的榜樣，力求使自己與理想的榜樣相結合。大量反映女性英雄主義或女性暴力題材的影視作品進入他們的視野，很多女性便受其影響，將自己代入到影視作品角色中。在這一類影視作品中，施暴者的角色充滿著正義色彩，暴力行為的產生只為正義之事，因此，這類影片忽略了對施暴者行為懲罰以及受害中在暴力事件中疼痛感的描述，再這樣的氣氛渲染之下，青少年女性群體更容易將自己的暴力行為與電影中的女性英雄主義相結合，從而產生暴力行為。

3.校園暴力群體化

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為主體的校園暴力事件中，施暴方在人數上都存在絕對的優勢，而受害方通常勢單力薄。對2015年上半年所曝光的校園暴力事件分析發現：施暴者一般會采用輪流暴力攻擊受害者或者一人主導的暴力方式，其余人員全程拍攝其暴力行為并于網絡，成為暴力旁觀者。

“許多時候，一群人最終考慮和做的事情是群體的成員在單獨的情況下絕不會考慮和做的，當人們身處由持相同觀點的人組成的群體當中的時候，信息的交流佐證并加強了彼此的觀點，他們因而更有可能走極端”[2]。在校園暴力中，施暴方的群體化使個人的理性思考被淹沒，加之青少年在網絡中與游戲伙伴協同作戰進行暴力攻擊，使得他們在現實社會中的暴力行為表現得更加殘忍和難以理解。

4.校園暴力網絡化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6月底，網民中初中學歷占比為36.5%，高中/中專/技校學歷占比為30.5%，網民繼續向低學歷人群擴散，網民數量也在逐年增加，使得校園暴力網絡化成為可能[3]。校園暴力網絡化指的是，施暴者本人或群體其他成員將含有施暴內容的視頻上傳于網絡，給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的行為。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指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覺和感官的擴展或延伸，”因此，對于施暴者來說，拍攝視頻上傳到網絡是對他們暴力行為的延續，依靠人們的獵奇心理對受害者產生二次傷害。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游戲成為青少年娛樂消遣的新方式。網絡暴力游戲場景設計逼真，代入感極強，青少年在虛擬世界的破壞與虐殺中體驗，使真實社會和網絡游戲中的社會混淆，在現實社會中表現的更為暴躁，稍有不順心，就會選擇暴力的方式來解決，

此外，大眾媒介的議程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集中報道優勢。媒體對各地的校園暴力事件進行披露，微博中的知名大V和反校園暴力的一些自發性組織在自己的微博對暴力視頻進行數次轉載，校園暴力話題一時間成為媒體頭條。作為傳播者，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呼吁相關部門嚴懲施暴者，但卻使得青少年群體認為校園暴力具有普遍性，并對類似事件的發生產生麻木感。另外，對于事件的細節性披露也會造成其他青少年的模仿，從而產生新的校園暴力事件。

四、從校園暴力中看媒介暴力現象的啟示

1.媒介對策

（1）媒介從業人員恪守“把關人”職責。新媒體時代中，受者與傳者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打破傳統意義上傳播者的限制。新媒體以較強的時效性，吸引了大批受眾，很多傳統媒體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網絡信息加以簡單修改便形成自己的新聞報道。但網絡信息門檻較低，加之匿名性的特征，使大量的虛假信息在網絡中泛濫。這時，就需要信息的加工者以自己的專業素養作為基礎來對信息的真偽進行辨認，恪守“把關人”的職責，防止虛假信息的產生造成受眾的恐慌和不必要的社會矛盾。

在影視作品制作方面，媒介相關人員應加強對影視作品劇本的篩選，在以受眾是青少年為主的作品中，應在文本內容上加強對青少年正確價值觀的引導，使其對社會有更客觀的認識。

（2）傳統媒介與新興媒介的合作發展。在新聞報道方面，傳統媒體更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報道題材以深度報道為主；新興媒介更注重新聞的時效性，多以短消息為主。在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必須在競爭中合作，才能形成互利共贏的格局，才能更全面的對新聞事件進行報道，防止因信息的不全面導致更嚴重的人肉搜索行為給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2.政府對策

除了媒體行業自律之外，政府方面更應該完善現有的媒介管理制度，來對大眾媒介中的媒介暴力現象進行預防。

首先，政府部門應該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來對大眾媒介所傳播的內容進行審查，將一些暴力內容細節嚴重披露的報道以及暴力情節嚴重的影視作品排除在大眾傳播的范圍之外。其次，對暴力畫面過于血腥的網絡游戲加強管理，甚至限制其在市場的準入。最后，政府應完善與互聯網相關的法律法規，形成行業規范，限制不良媒體在互聯網中進行信息的；建立后臺審核機制，對在互聯網中要的信息做好媒介的把關作用，防止不良視頻在互聯網中的擴散。

3.受眾對策

由于本文中所探討的媒介暴力現象是從媒介暴力角度出發的，因此在受眾對策中，僅以青少年受眾作為受眾主體給出建議。一方面，青少年應合理使用大眾媒介，防止媒介依存現象的產生，在日常生活中多與父母、老師和同學進行交流，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提高對現實社會的認知能力；學會利用媒介促進自身的發展和進步，運用媒介的優勢完善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青少年應加強媒介素養。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加強對媒介的認識，對新聞內容的制作有初步的了解；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媒介所營造的擬態環境中提高自己的辨別能力，多方位多渠道地接觸媒介信息，做到不以偏概全。

參考文獻：

[1] 姚建龍.校園暴力：一個概念的界定[D].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0（4）.

[2] 凱斯?R?桑斯坦.極端的人群-群體行為的心理學[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

[3] 前瞻數據-中國宏觀_行業產銷_行業經濟_全球宏觀數據庫 - 前瞻網[EB/OL].http：///.

[4] 王玲寧.社會學視野下的媒介暴力效果研究[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

[5] 范紅霞.基于性別視角的媒介暴力研究[M].浙江：浙江大學，2013.

[6] 林秀娟.從涵化理論的視角分析媒介暴力對青少年的影響[J].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