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幸福感滿意度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群眾幸福感滿意度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關鍵詞:居民;幸福感;民生幸福

中圖分類號:C9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3-0293-02

近年來,“幸福”已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常州市武進在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基于對區情的準確把握和對未來發展的堅定信心,提出了“推進科學發展,建設幸福武進”戰略目標。這是針對武進后小康社會階段特征,轉變執政理念,實現科學執政的生動實踐,意義重大。下面,筆者就如何提升武進居民的幸福感提出一些建議。

一、轉變執政理念,突出民生幸福的重要內容

(一)正確認識群眾幸福的三個關系

1.經濟發展與群眾幸福的關系

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民福祉。經濟發展和群眾幸福感存在著正相關關系,經濟發展是群眾幸福的物質基礎。同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相關性會減弱甚至消失。所以,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群眾的幸福水平。目前,居民的幸福感之所以成為民生焦點,折射的其實就是對過去盛行的“GDP崇拜”的反思,我們必須把民生幸福作為經濟發展的落腳點。

2.豐富內涵與重要因素的關系

群眾的幸福既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不僅是對物質生活的一種追求,還有更多更人性化的需求。我們必須全面把握影響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不僅要把握好影響居民幸福感的物質因素,加快經濟發展,增加居民收入,為幸福武進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要更多關注影響居民幸福感的人文因素,著力解決群眾關心的切身利益問題。

3.政府主導與群眾參與的關系

幸福感經歷了外部因素影響到內部因素決定的發展軌跡。對構成群眾幸福的客觀要件,即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治安等群眾最迫切最想解決的問題,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著重解決。同時,幸福武進建設還需要社會和群眾積極作為、主動參與、自我調節,是“我要幸福”,而不是“我等幸福”,更不是“我被幸福”。

(二)轉變執政理念,完善政府職能

要進一步深化政府職能改革,努力實現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由“行政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在履行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一要構建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堅持剛性指標與感性指標相結合;堅持民主評定與群眾公認相結合。二要強化政府的組織保證作用。要把幸福武進建設納入干部績效考核,推動各級干部轉變發展理念、發展模式、發展方式,以考核“突變”引導經濟社會發展“漸變”。

二、加快經濟發展,突出區強民富的物質基礎作用

(一)推進經濟轉型升級

經濟發展是提升人民群眾福祉的物質基礎。當前,幸福武進建設迫切需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一是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要按照“盤活存量、拓展增量”的思路,積極鼓勵和引導經濟效益低、產品競爭力弱的企業“騰籠換鳥”、退低進高,尋找新的增長點。二是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升轉變,著力優化經濟結構。要加快現有企業的轉型升級,全力扶持發展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五大產業,突出招商選資工作,注重引進高科技型、產業成長型、專業配套型等項目。三是從資源要素驅動向科技創新驅動轉變。要積極發揮以市場為導向、利益為紐帶的產學研合作機制,為經濟轉型升級提供智力資源;要進一步加大“創新、創業”載體建設,設立科技投資基金,激勵傳統產業高新化,高新技術產業化。

(二)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調查發現,武進居民對收入水平提高狀況的滿意度明顯低于對經濟快速發展的滿意度,并把增加收入作為幸福武進建設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這說明武進發展經濟,在惠及老百姓利益方面還要有更多的政策考慮。今后,我們要堅持“做好‘蛋糕’,體現智慧能力,分好‘蛋糕’,體現公平正義”的理念,較好地處理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辯證關系。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要著眼于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基本形成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收入增長聯動機制。一要鼓勵勞動者通過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通過自主創業、技術創新等方式提高收入,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二要強化收入分配中的政府調控力度,努力緩解城鄉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三、推進城鄉一體化,突出農村發展重點領域

調查顯示,幸福武進建設的重點、難點在農村。所以,我們要注重城鄉統籌發展,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近年來,武進在實踐中探索確立了城鄉“六個一體化”的發展思路,即在城鄉規劃布局、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就業保障、社會管理等六個方面的一體化。今后的工作重點要在以下方面取得新突破:一要在城鄉規劃的覆蓋提升上取得新突破。要從武進的實際出發,以全域理念配置資源為切入點,切實加強城鄉規劃的統籌力度。二要在基礎設施的完善延伸上取得新突破。要按照“做強城鎮快延伸、無縫對接提水平”的總體要求,全面加快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的建設步伐。要大力提升城鎮輻射力、設施對接率、環境優美度。三要在農民收入的持續增加上取得新突破。要出臺優惠政策、落實扶持措施,拓展增收渠道,進一步優化農民創業就業的扶持機制和服務環境。四要在農村改革的積極探索上取得新突破。要大力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集體經濟股份合作改革等。五要在農村經濟的培育振興上取得新突破。要推動現代農業快發展、城鄉產業快聯動、集體經濟快壯大。六要在公共服務的優質均等上取得新突破。要加快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建立完善配置公平、發展均衡、覆蓋城鄉、全民共享的城鄉社會公共事業體系。七要在社會管理的有效組織上取得新突破。要打破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創新行政管理的有效模式、優化民主法治的良好環境。

四、優化公共服務,突出民生問題關鍵環節

(一)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調查顯示,社會保障是武進居民滿意度最低,也是居社會公平之后最關注的社會問題。所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是提升武進居民幸福感的重中之重。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我們要按照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思路,實現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接軌。一是繼續做好失地農民保障工作,讓失地農民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二是深入開展新型農村養老保險。三是推行城鄉低保一體化。四是逐年提高居民合作醫療標準,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衛生服務機制。五是加快社會保障管理和服務的信息化建設工作。

(二)努力實現充分就業

研究顯示,工作與人們經濟上的安全感、職業上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我效能感相關,從而會影響人的幸福感水平。就業是老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們要牢固樹立“保就業就是保民生,保就業就是保穩定”理念,千方百計實現老百姓充分就業。一要增加就業崗位。要建立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結構調整及人力資源開發有機結合的促進就業機制,大力支持就業容量大的服務業、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二要加強就業服務體系建設。要加快人力資源市場建設,加快就業管理服務信息網絡建設,加強公共就業服務隊伍建設。三要多種形式促進就業。要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加強就業培訓,以培訓增強就業;優先安排困難人員就業,以幫扶促進就業;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轉移和勞務輸出,以轉移推動就業。

(三)大力加強社會安全

調查顯示,社會安全是影響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為此:一要加強矛盾糾紛化解工作。要進一步規范秩序,積極構建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三調聯動”的大調解格局,認真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熱點難點問題,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合理的訴求,有效預防和化解各類社會矛盾。二要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開展平安創建活動,進一步健全社會治安“大防控”體系,嚴密防范和依法打擊違法犯罪活動。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維護社會穩定。三要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要強化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的安全監督、安全生產隱患排查和整治,堅決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繼續加強產品質量和食品藥品安全工作,嚴格食品、藥品、餐飲衛生日常監管,確保人民群眾健康安全。

五、加強教育引導,突出幸福觀的內在決定作用

要提升人們的幸福感,除了要積極改善外部客觀條件之外,還要從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入手,通過教育引導提高人們對幸福的認知,通過參與實踐增加人們對幸福的體驗。

(一)培育發展中的幸福觀

幸福需要教育。發展中的幸福觀是一種有限度實現和在社會巨變中感受的幸福觀,是在積極進取、艱苦創業、與時俱進、充滿變革中感受的幸福觀,是應該與創業意識、和諧意識、關愛意識和節儉意識結合起來的個人體驗。

(二)培養積極品質

積極品質是人們感受幸福的一種素質基礎,是一種優秀的綜合心理品質,它能促使一個人熱愛自己、熱愛他人、熱愛社會,從而擁有快樂和幸福。我們要通過培訓宣傳,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引導人們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提高人們的心理健康水平。

(三)提高幸福能力

獲得幸福是一種能力。人生就是一個追求幸福的歷程,更是一個感知幸福的歷程。如果我們能夠堅持做到:常懷感恩之心,保持樂觀心態,數念生活中美好事物,發揮特長助人快樂以及樂善好施,就一定能感到幸福。幸福總是相對的,正確認識幸福,樹立正確的幸福觀,學會感知幸福、創造幸福,才能真正獲得幸福。

參考文獻:

[1] 陳浩彬,苗元江.積極心理學:為幸福人生奠基[J].教育導刊,2008,(11).

第2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2008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2008年12月25日在昆明揭曉，共有10座城市入選，并舉辦了隆重的頒獎典禮。經過測評篩選，2008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是：杭州、寧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紹興、長春、無錫、長沙。其中杭州由于連續五年在調查推選活動當中名列前茅而獲得金獎。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評選牢牢扣住“民生幸福”這一主題。內容涉及自然環境、交通狀況、發展速度、文明程度、賺錢機會、醫療衛生水平、教育水平、房價、人情味、治安狀況、就業環境、生活便利共12個指標。它打破以經濟指標評價城市發展的傳統模式，將重心放置于市民的生活滿意度等生存狀況以及人際和諧程度，讓城市決策者更關注普通市民的幸福感，使他們在科學發展的同時更加心系百姓幸福。

如果說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是衡量國強、民富的重要指標，那么，幸福指數則是衡量國穩、民福的重要指標。GDP并不是評價一國社會發展的唯一標準，它不能提供大眾福利狀況的全部真實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狀況，甚至可能以GDP增長的強勢掩蓋一個國家發展及社會變革方面的劣勢。

另外，傳統的GDP不能準確反映經濟的增長，亦不能準確反映增長過程成本及財富分配。例如，近幾年來，我們國家高增長的GDP構成中有一部分是屬于國外投資者，準確地說，GDP增量中有一些是外國投資者的收益，繁榮但不很富裕。

由于長期以來，在一些地方GDP是考核干部政績的“硬指標”，GDP數字高，說明干部能力強，可能升遷；數字低，就被認為分管官員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還可能被“末位淘汰”。因此，一些民眾對GDP已經不太關心，他們更關心自己的生活質量、生活水準的提高。之所以淡漠，無非就是有一些地方增長而無發展，公眾并沒有從GDP增長中享受福利；GDP僅僅成為官員政績的體現，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數的標志。

相對于GDP，以國民幸福指數作為衡量經濟福利的指標，最大的優點在于引導政府的公共政策應當從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轉到追求建立并維系一個健康、公平、正義的宏觀制度安排。

另外，幸福指數可以勾勒社會心理氛圍的風貌，揭示人們需求結構的態勢，透視社會運行機制的效能，反映社會整合程度的狀況，從而為最急迫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導向和動力。以國民幸福指數作為衡量經濟福利的指標的政策意義表現在：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增加幸福感，發展規劃和發展政策的制定者在確立工作目標時，應更優先地了解社會中哪些條件或因素與人民的生活滿意程度之間的關系最為緊密，以便通過制定、完善相關措施和機制來減少、消除導致人民不滿意或滿意度較低的方面，從而促進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不斷提高。

再者，衡量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最為根本的標準是是否能夠很好地滿足民眾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夠為民眾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是否堅持了社會發展目標上的以人為本。極富人性化色彩的幸福指數，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GDP指標的片面和不足，而且可以衡量社會的進步、發展與文明程度。為什么國民幸福指數不能夠代替GDP？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的統計部門推出國民幸福指數，其訴求無疑是美好的，但其不可能取代GDP的地位，操作的難度是很大的。

在筆者看來，為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國家統計部門修復與重構原有的統計模式，擴展自己的職能范圍，合乎情理，但倘若想覆蓋一切，極為不易。事實上，隨著現代化的不斷推進，社會文化領域的現象紛紜而復雜，動輒將民生、民情、民意數據化和指標化，的確有一定的難度。

幸福指數就是指把主觀幸福感作為一項指標，通過運用專門的測量工具去獲得人們主觀幸福感的數量化結果。然而，對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等多個學科，這說明了社會心理體系的高度復雜性，而這種復雜的主觀世界要用數量化的工具來加以測量和說明，無疑是對現代社會科學的局限性提出一個重大挑戰。 轉貼于

作為社會心理體系一個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許多復雜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經濟因素如就業狀況、收入水平等；社會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質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別、年齡等；文化因素如價值觀念、傳統習慣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態度、個性特征、成就動機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權利、參與機會等。此外，對主觀幸福的理解還涉及許多分析層面，主要包括認知與情感、個體與群體、橫向與縱向、時點與時段，等等。

政府在發展指標上淡化GDP，重視“民生指標”，則反映了發展觀念的深刻變化，把落實科學發展觀變為行動。但是，“民生指標”的提出和強調并不意味著取代或忽視GDP指標。正確認識幸福指數與GDP指標之間的關系，對于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GDP是體現國民經濟增長狀況和人民群眾客觀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沒有物質財富的積累和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談不上民眾的幸福感。大力發展經濟，不斷積累社會財富，是實現現代化的基礎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必要條件。因此，我們應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幸福指數作為GDP指標的必要補充，使之成為考察社會和諧發展程度的重要依據。

第3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企業工會組織不僅肩負著建設企業文化的重任，而且對企業職工的心理健康輔導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影響。不斷提升企業職的幸福感已經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只有企業職工得到心理上的滿足，才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尤其在高學歷、高素質人才密集的企業，職業幸福感可以為企業留住更多的人才，為此，企業工會組織在增強企業職工幸福感工作中發揮積極作用，這也是企業工會組織圍繞企業的中心工作有所作為的平臺和要求。

一、企業工會組織在增強企業職工幸福感中發揮的作用

從企業角度來說，增強企業職工幸福感是企業日常管理的重要部分。為了充分發揮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也為了充分發揮職工與生俱來的創造能力，更好地運用聰明才智為企業創造一定的經濟效益，企業工會就要履行其職責，給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使得企業的管理日益科學化和高效化。只有讓職工在企業中感到自身的價值，才能為企業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提供保障。企業工會組織在增強企業職工幸福感的過程中，還有益于上層決策者廣泛聽取民意，科學做出前瞻性的預測分析，帶領企業向著健康向上的目標去努力。

從社會經濟的發展角度來看，切實提高企業職工的職業幸福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那么其在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很多問題也必須在發展中解決，這不僅僅是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尤其是高素質、高學歷職工是企業的生產主體部分，對企業的前途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們的價值必須予以高度重視，這也體現了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過去的經濟發展方式主要是投入大量的物質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如今科技迅猛發展，經濟增長點不再是靠大量的消耗來提高，主要是科技的投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所以要充分發揮職工的自主性和生產積極性，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工會組織的監督與管理作用日益突出。

二、企業工會組織在增強企業職工幸福感中的有效途徑

不斷提高企業職工的幸福感是當前企業工會組織的重大歷史任務，根據實際經驗，主要的途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廠務公開，體現企業民主管理。企業工會組織進行職工管理的時候要切實把表達和維護廣大群眾利益作為工會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員工的“幸福感”作為工會工作的思考和創新方法，依法維護廣大職工的合法權益，把工會工作從福利型向維權型轉化，激勵職工積極參與企業的建設。首先要充分發揮以職代會為基本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作用，把維護、發展職工權益與推動企業發展有機結合統一起來，增加職工與企業同成長、共榮辱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增加企業的活力。切實做到重大決策提交職工代會審議、重大改革措施出臺前廣泛征求職工意見、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由職代會討論決定。其次，結合企業改革和生產經營的實際情況，不斷把廠務公開的要求融入企業經營、管理、改革和發展的各項工作中。企業還應以廠務公開民主管理標準體系貫標認證為平臺，使廠務公開形成長效機制。再者，提高職工的滿意度。要依據《勞動合同法》和《集體合同規定》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工會要加強集體合同落實情況過程控制、巡視檢查，提高集體合同的兌現率，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從而提升職工群眾的滿意度。

第二，服務職工，體現人文關懷。一是要做好新職工入職的服務工作，在日常的管理中，重視對新婚員工的祝賀與問候，重視對生病職工的探望，在重大節日企業工會舉辦與職工家屬的聯歡等，在細節上更能體現企業的人文關懷，同時增加職工幸福感。二是要發揮工會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做好心理梳導，不斷提高企業職工的業務水平和思想境界，當有職工的思想出現動搖時，領導要及時發現，并及時做思想工作。發現不良風氣也要及時遏制，以免埋下思想不穩定的隱患。當然，反過來也要使職工清楚企業的發展方向，并全身心參與到企業的建設中來。企業還要為職工提供更多的培訓和學習的機會，不斷提高企業職工的技術水平，提高勝任各種工作的能力，實現自己獨特的價值。三是要做好退休職工的管理工作，體現人性化的關懷，讓企業的職工在退休之后能夠安度晚年。

第三，豐富企業活動、體現快樂工作。注重發揮職工之家、職工書屋等文化陣地作用，廣泛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職工喜聞樂見的群眾性文體活動。企業工會組織可以建立各類文體協會、開展常態化職工健身活動。提倡全民參與、重在健身，不斷推動企業的創新發展，營造“團結、進取、拼搏、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氛圍，致力于創立和發揚“人人有項目，天天有鍛煉，周周有活動，月月有比賽，季度有交流，半年有小結，年終有評比”的全民健身的良好傳統，這樣不僅使企業職工的身體素質得到了鍛煉，而且還增強了企業職工的凝聚力，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積蓄了良好的人力資源，也使職工享受到快樂工作、幸福生活的良好氛圍。

第4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一、指導思想

以區第十一次黨代會確定的奮斗目標為統領，以讓人民群眾滿意為最高工作標準，把深化群眾滿意工程與繁榮社會事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民多辦實事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相結合，認真查找并切實解決作風、效能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努力實現工作作風明顯轉變、執行力明顯增強、服務效能明顯提升、發展環境明顯優化、群眾滿意度明顯提高，為建設“富而強、精而美”的幸福提供堅強保障。

二、目標要求

引導全區上下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歷史使命感、現實緊迫感，著力解決工作作風、服務效率、發展環境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凝聚科學發展之力，激發振興崛起之心，真抓實干、奮起直追，在辦實事、惠民生、促和諧、保穩定上下功夫，努力讓群眾看到更多變化、得到更多實惠。

三、內容要求

（一）完善機制、搭建載體，使民意反映渠道更加暢通

1、建立部門班子成員聯系群眾工作機制。各級各部門領導干部要帶頭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聽民聲，解民困。每名班子成員要確定一個聯系點，主動深入到所聯系的單位了解情況，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要每月進行一次走訪調研，深入到村居農戶和企業店鋪，及時了解基層群眾和企業單位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問題，幫助群眾解決燃眉之急；要每人聯系一個困難戶，通過觀念引導、技術培訓、資金扶持等方式，增強困難群眾的自我發展能力，幫助其脫貧解困。各級各部門領導班子成員要建立“聯系卡”并發放給所聯系的單位和群眾，注明個人崗位職責，聯系方式，便于群眾溝通聯系、反映情況。要建立聯系群眾工作臺帳，對聯系活動登記造冊，對群眾反映的問題認真做好梳理分類，保證群眾的合理訴求得到妥善解決。

2、完善黨員干部聯系群眾工作機制。廣大黨員干部要進一步轉變工作作風，走出機關，深入群眾，撲下身子訪民情，千方百計解民憂，主動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努力做到進企業解決難題、保項目進度，進萬家體察民意、保民生民需，進村居化解矛盾、保和諧穩定，使部門單位的工作決策與發展大局統一起來，與社會穩定統一起來，與群眾需求統一起來。各級各部門要根據自身實際制定黨員干部日常聯系群眾工作制度，定期通過上門走訪、組織座談、發放征求意見表及設立民情信箱等多種途徑，廣納民言、廣聚民意，對群眾反映的合理訴求和民生難題，想方設法幫助解決。通過日常溝通聯系，進一步增強黨群政群互信，暢通民意民情訴求渠道，切實解決群眾困難，使廣大群眾享受更多發展成果，使機關作風得到進一步錘煉和改進。

3、拓展網上定期聯系群眾工作機制。進一步完善民聲網有關功能，依托“在線訪談”欄目，定期組織區直各部門主要負責人上線，通過網絡平臺，面對面征求群眾意見，解答群眾難題。對群眾反映的熱點問題，會同區電視臺進行跟蹤回訪，發揮社會監督作用，確保群眾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加大群眾留言辦理質量督導力度，對群眾反映強烈、久拖未決，需多部門協調辦理的問題，實行相關部門聯合調研辦理制度。進一步強化考核通報，將民聲網群眾留言辦理情況與年度黨風廉政建設、政風行風評議、年度目標管理考核相掛鉤，從群眾身邊的小事抓起，從群眾關心的苗頭性問題抓起，努力將民聲網建成干群溝通的“連心橋”，群眾辦事的“直通車”。

（二）轉變作風、強化執行，使民生保障服務水平更加提高

1、進一步加強干部作風效能建設。圍繞區第十一次黨代會確定的目標任務，在全區強化真抓實干、爭創一流的工作作風。以服務企業、服務發展為重點，把強化執行力、治理“庸懶散”問題作為改進干部作風的突破口，著力解決服務意識淡薄、工作效率低下、工作紀律渙散以及、等突出問題。積極拓展“馬上辦、主動辦、上門辦、透明辦、限時辦”服務平臺，加大對禁酒令、上下班紀律等規定執行情況的明察暗訪力度，切實改進干部隊伍作風，提高工作執行力。

2、進一步推進行政權力陽光運行。按照“審批收費必須全部公開、審批時限必須壓縮到最短、公開電話在規定時段必須有人接聽辦理”的要求，建立健全部門承諾制、限時辦結制和值班備勤制“三項制度”。大力推進黨務政務村務公開，著力實現公開的規范化和內容的全面化，在公開中拉近干部群眾距離，得到廣大群眾的理解、認同和支持。進一步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事項和收費項目，各單位經批準保留的行政許可事項和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全部向社會公開，凡是有幅度標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一律按下限執行。

3、進一步打造優質發展軟環境。開展“百項辦件提效能促項目”活動，對涉及行政審批類、行政處罰類、行政確認類以及公共服務類辦結件進行監督檢查，根據情況對相關企業單位進行回訪，聽取有關負責人的意見，對行政行為進行跟蹤監察。繼續實行環境監測點制度，堅持明察暗訪工作機制，嚴厲查處借執法、服務為名強行搭車收費，向企業攤派、索要贊助，強迫企業購買指定物品、參加協會組織、參加學習考察和評比達標等行為。

（三）突出重點、評建結合，使工作落實更加到位

1、把握活動重點。各級各部門要堅持把項目建設進度、社會事業成果、社會和諧穩定作為檢驗活動的“試金石”，把精簡審批收費項目、服務企業等工作情況作為檢驗活動成效的基本標尺，把群眾評價、群眾幸福感和滿意度作為檢驗活動的重要標準，認真研究為民服務新舉措新辦法，堅持干字當頭，把所有精力放在狠抓落實上，用機關干部的“辛苦指數”提升群眾的“幸福指數”。

2、強化日常檢查。制定深化群眾滿意工程考核細則，量化考核標準，定期調度通報。各部門單位要圍繞區委區政府重點工作部署，根據各自實際分解立項，建立臺帳，實行銷號制度，狠抓落實。區活動領導小組要采取單位自查、分類抽查、集中觀摩、社會評價“四結合”的形式，加強對活動開展情況的督導檢查，不定期組織對各單位辦公情況和項目審批情況進行明察暗訪，對違犯工作紀律和不作為、緩作為、亂作為的行為，一經查實，嚴肅追究責任，嚴肅查處走過場、搞形式行為。

3、堅持評建結合。開展重點科室評議活動，選擇與群眾生活、企業發展密切相關科室，向社會公開職能職責，組織群眾進行評議，廣泛征求各界群眾的意見建議。對群眾反映出來的問題，組織有關科室認真抓好整改，完善相關工作流程，建立長效工作機制。繼續組織好政風行風評議和群眾滿意度測評，讓群眾對活動開展成果進行公開評議。

四、方法步驟

（一）安排部署階段（2012年3月）。制定下發深化群眾滿意工程實施意見，調整充實相應工作機構。各級各部門要結合實際召開相關會議，認真傳達，廣泛動員，制定實施方案，并通過對自身實施群眾滿意工程以來的總結回顧，切實提高對深化群眾滿意工程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使廣大黨員干部更加自覺地參與到活動當中。

（二）調研查擺階段（2012年3月—4月）。根據各項機制的建立情況，黨員干部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深入基層，深入一線，深入群眾，與廣大干部群眾和項目負責人、企業負責人進行面對面交流，悉心聽取意見建議，以民生需求為標準，以發展需求為導向，深入剖析、查找原因，建立健全查改問題臺帳。3月底以前各單位要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確定為民辦的各項實事，并在適當范圍內進行公示。區直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要通過電視媒體向社會公開承諾，接受社會各界監督。

（三）整改提高階段（2012年5月—10月）。各級各部門要針對梳理出來的問題制定整改落實方案，逐條逐項進行整改，要選準突破口和切入點，抓住那些事關全局、通過努力能夠解決的問題，特別是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集中精力加以解決。整改落實方案要有目標、有措施、有分工、有檢查，而且還要定時限、定標準、定職責、定獎懲。整改措施和整改情況要在一定范圍內公布，充分吸取群眾意見建議，自覺接受群眾監督。

（四）總結評比階段（2012年11月）。根據日常活動開展、督導檢查、季度點評等情況，對全年活動進行總結驗收、評先樹優。組織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對本單位深化群眾滿意工程情況進行述職，向群眾報告各項實事好事完成情況，并與年度政風行風評議相結合，接受全區人民的評判。對行評后三名的單位，取消當年政績考核先進單位資格。

五、組織領導

（一）加強領導，形成合力。區委、區政府成立深化群眾滿意工程領導小組，負責整個活動的組織領導。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區紀委，主要做好活動的材料起草、組織協調、調度督導、情況通報和監督檢查等工作。各級各部門單位也要成立相應的領導機構和工作機構，迅速開展工作。

（二）精心組織，統籌安排。要把活動帶入到全區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之中，落實到抓項目、辦實事、惠民生、促和諧上。對每個階段、每個環節都要精心組織、周密部署、不走過場。在完成好“規定動作”的基礎上，結合各自實際主動選準目標求突破，創造性地完成“自選動作”，確保整個活動既主題突出、達到要求，又特色鮮明、富有成效。

第5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關鍵詞〕公共服務；主觀幸福感；Ordered Probit模型

中圖分類號：F06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096（2016）01007708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作為管理社會公共服務的組織，制定和執行國家服務政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加國民的福利。總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增進居民福祉。其中總理特別指出了幾項民生問題：醫療、住房、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這五大問題關系著群眾的切身利益，影響著群眾的幸福指數，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為改善醫療、住房、就業、教育和社會保障服務做出了巨大努力。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居民幸福指數曾出現過下降趨勢，但近年來中國居民幸福指數呈現緩慢上升趨勢。中國的全球幸福指數排名由2013年的93名到2015年的84名[1-2]，可以看出中國居民主觀幸福感雖然在全球排名仍然比較靠后，但出現了上升趨勢。對于大多數居民來說，追求生活幸福是人生的重要目標。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生活的改善，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福利、幸福等話題，，本文基于醫療、住房、就業服務的視角研究公共服務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以期待為國家制定幸福導向的公共服務政策提供實證支持。

中國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政府作為管理社會公共服務的組織，制定和執行國家服務政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加國民的福利。雖然在經濟學家看來政府組織可能存在尋租情況而導致社會福利損失，但是良好的市場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組織，國民福利的保障更離不開政府組織。因而研究政府如何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Frey 和 Stutzer[3]認為主觀幸福感綜合反映了個人對生活的整體滿意度，可以用來直接衡量國民福利的高低。因此，政府組織能否提高居民主觀幸福感，是評判政府組織優劣的一個重要指標。

現有的幸福經濟學文獻主要從政府質量和政府支出兩個維度研究政府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Kim和Kim[4]認為政府效率、公正的制度、減少腐敗等政府質量的改善能夠顯著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對于政府質量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政府質量通過影響經濟增長，進而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然而經濟增長如何影響了政府質量與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現有文獻研究卻未能達成共識。有些學者研究發現，政府質量只是顯著地影響了富國居民主觀幸福感，而在窮國則變得不再顯著。他們給出的解釋是，富國居民主要追求非物質性需求（例如人權等），而非物質性需求的滿足依賴公民權利、民主制度等政府質量維度的改進。但是Helliwell 和 Huang[5]的研究結果恰恰相反，即政府質量與居民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只是在窮國顯著，對富國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不顯著。他們給出的解釋是，政府質量主要是通過影響經濟增長，增加居民收入，促使居民對未來收入形成樂觀預期等方式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二，政府質量通過影響收入分配，進而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Glaeser 和 Saks[6]研究證實，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低質量的政府將會惡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進而降低居民主觀幸福感。第三，政府質量通過影響制度信任和社會信任，進而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高水平的制度信任促使居民對未來形成穩定和樂觀的預期，低質量的腐敗政府則會降低居民對政府的信任，進而影響居民對未來的樂觀預期。

第四，政府質量還可能通過影響政府的財政支出，進而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而且政府質量的高低會顯著影響財政支出的分配。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財政支出對居民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影響。Hessami[7]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的增加會顯著增加居民主觀幸福感。由于政府質量的高低不僅決定其財政支出的結構，而且還決定著財政支出的效率，從而會影響居民幸福感。低質量的政府會減少教育支出與醫療衛生支出，因此會降低居民主觀幸福感。

關于政府支出與居民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也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即政府支出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Ram[8]使用145個國家的大樣本微觀調查數據，研究發現政府支出水平與居民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Tella[9]分析歐盟11國的政府失業保障支出與居民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分析發現政府失業保障支出能顯著提升社會平均幸福感。Sergei和 Zhuravskaya[10]對轉型國家的研究發現，社會經濟轉型顯著地降低了居民主觀幸福感，同時還發現公共產品的惡化、公共品供給的數量與質量的下降是降低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國內學者利用中國數據對政府質量和政府支出如何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也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了一些符合中國國情的基本結論。陳剛和李樹[11]利用CGSS（2006）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政府質量顯著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同時還發現相對高收入居民，政府質量對低收入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更顯著。在中國背景下，政府質量影響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機制主要有三類。第一，政府質量顯著地影響了中國經濟增長，進而提升了國民幸福指數；第二，提高政府質量能夠顯著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和收入機會不均等現象，而收入機會不均等現象的改善顯著增加了中國居民主觀幸福感。第三，提高政府質量能夠顯著提高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等社會性支出效率，這顯然會提高居民主觀幸福感。胡洪署和魯元平[12]利用2005年和2006年CGSS數據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對中國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發現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提升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且公共支出對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主要通過增加農民消費來實現。湯鳳林和雷鵬飛[13]利用CGSS（2008）數據對公共支出通過調節收入差距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機制和作用效果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教育支出顯著提升了居民主觀幸福感，而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主觀幸福感，他們給出了一個可能的解釋，即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可能不會帶來相應服務的增加，政府行為的低效率以及支出結構的不合理影響了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衡量政府能否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的一個維度。但很少學者從這個維度來研究政府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很難獲得衡量公共服務的數據。然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和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提供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為本文提供了數據支持。本文采用醫療衛生服務滿意度、基本住房保障服務滿意度以及勞動就業服務滿意度作為衡量居民對公共服務滿意度的重要指標，從公共服務這一角度來研究政府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二、模型、數據與變量

1實證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釋變量（Happiness*）為有序離散變量，其賦值為1―5的整數，分別對應調查問卷中被訪問者“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說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較幸福”與“非常幸福”的回答，因而本文運用Ordered Probit模型來分析公共服務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本文假定被解釋變量（Happiness*）由下式決定：

Happiness*i=β1MHSi+β2BHSi+β3LESi+X′iγ+εi

其中，Happiness*i為被解釋變量，MHSi、BHSi與LESi為核心解釋變量，分別代表醫療衛生服務、基本住房保障服務與勞動就業服務，β1、β2與β3是其對應的回歸系數；X′i表示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個人和家庭特征變量矩陣（如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等），γ是其對應的回歸系數矩陣；εi代表隨機擾動項。

2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CGSS（2013），即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該調查始于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和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所發起的一項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學術調查項目。2013年為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第二期（2010―2019年）的第四次年度調查，也是CGSS自2003年開始以來的第10年。調查在全國一共抽取了100個縣（區），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5個大城市，作為初級抽樣單元。其中每個抽中的縣（區），隨機抽取4個居委會或村委會，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這5個大城市一共抽取80個居委會，這樣在全國一共調查了480個居委會或村委會；在每個居委會或村委會又調查25個家庭，在每個抽取的家庭，隨機抽取一人進行訪問，最后總樣本量約為12 000。

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之后，本文最終得到了3 949個有效微觀樣本，包含了28個省份，這表明本文的研究樣本基本涵蓋了全國各個地區。本文使用的CPI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4》，每個省份經濟全球化水平是利用該省份進出口總額除以該省份GDP得到的，每個省份基尼系數是根據基尼系數的最初定義計算得到的。

3變量描述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Happiness*）為有序離散變量，其賦值為1―5的整數。分別對應調查問卷中被訪問者“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說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較幸福”與“非常幸福”的回答。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醫療衛生服務（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基本住房保障服務（Basic Housing Services）與勞動就業服務（Labor and Employment Services）。指標的衡量來自CGSS（2013）調查問卷設計的問題表述：“綜合考慮各個方面，您對于醫療衛生服務/基本住房保障服務/勞動就業服務的總體滿意度如何？如果0分代表完全不滿意，100分代表完全滿意，您給打多少分？”本文用居民滿意度打分來代表這三大服務的質量高低，打分越高，說明服務質量越好，同時為了方便解釋回歸系數，本文將居民滿意度分數除以100進行處理，即0代表完全不滿意，1代表完全滿意。本文還引入了控制變量，包括年齡、宗教、學歷、政治面貌、是否擁有住房、身體健康狀況、戶口狀況、社會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狀況、經濟全球化、年度消費者價格指數以及收入差距等。在數據處理方面本文將婚姻狀況中的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賦值為1，其他賦值為0。對于受教育年限變量，本文將沒有接受任何教育賦值為0，私塾、掃盲班賦值為1，小學賦值為6，初中賦值為9，普通高中賦值為12，職業高中、中專、技校賦值為13、大學專科（成人高等教育、正規高等教育）賦值為14，大學本科（成人高等教育）賦值為15，大學本科（正規高等教育）賦值為16，研究生及以上賦值為19。對于是否擁有住房變量，本文將“自己所有、配偶所有、子女所有、父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子女父母所有”賦值為1，其他賦值為0。對于居民身體健康狀況，本文將很不健康、比較不健康、一般、比較健康、很健康依次賦值為1―5。社會地位取賦1―10，數值越大表明地位越高，其中1為社會最底層，10為社會最高層。以上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三、實證分析

1全樣本回歸結果與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軟件對全樣本進行Ordered Probit回歸，同時還匯報了各個解釋變量取其均值時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邊際影響。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回歸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在控制變量不變的條件下，核心解釋變量醫療衛生服務、基本住房保障服務以及勞動就業服務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分別在10%、5%和5%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這表明三大公共服務都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三大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能夠顯著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如果政府增加三大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提升公共服務質量，那么居民主觀幸福感也會顯著提升，這和Kotakorpi 和Laamanen[14]的研究一致。詳細來說，如果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285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和“比較不幸福”、“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5%、30%、53%，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30%和58%；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務水平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284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5%、30%和53%，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30%和58%；如果勞動就業服務水平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337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6%、35%和63%，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36%和69%。

控制變量中的年齡、政治面貌、是否擁有住房、健康狀況、社會地位、10年前社會地位、預期10年后社會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狀況以及通貨膨脹率估計結果與已有文獻的結論是一致的。即年齡與居民主觀幸福感呈現U型關系，隨著年齡的增加，居民主觀幸福感先降低，當達到一定年齡后，居民主觀幸福感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提升。如果居民的政治面貌是黨員，那么相比其他非黨員群眾，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會更高，這表明與非黨員相比，黨員可能會有更多的機會，如找工作時黨員身份是能力的象征，公司更傾向于招聘黨員學生，因而在其他條件相同時，與非黨員相比，黨員主觀幸福感會更高。擁有住房居民主觀幸福感高于沒有住房的居民，而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相比沒有住房的居民，擁有住房的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131個百分點，邊際效果表明，擁有住房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和“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2%、14%和24%，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提升16%和25%。居民身體健康狀況也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邊際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身體狀況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198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3%、2%和36%，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20%和40%，這表明擁有健康的身體會顯著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居民的社會地位也是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如果居民自評社會地位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125個百分點，邊際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自評社會地位上升1個百分點將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2%、13%和23%，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13%和25%。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社會地位和預期10年后社會地位也會顯著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如表2所示，自評10年前社會地位在10%統計意義上顯著影響了當今的主觀幸福感，如果對自身10年前社會地位評價越低，表明10年前的處境越差，顯然會降低居民主觀幸福感，同時預期10年后社會地位在5%統計意義上顯著提升了居民主觀幸福感，這表明如果居民對未來充滿希望，對10年后社會地位評價較高，也會提升居民現在的主觀幸福感。家庭收入的提高也會顯著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如果居民家庭收入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087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1%、09%和16%，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09%和17%。與未婚者相比，擁有配偶的居民主觀幸福感更高，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如果擁有配偶，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234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5%、26%和43%，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32%和43%。通貨膨脹率上升會顯著降低居民主觀幸福感，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為負，邊際效果表明，如果物價上升1個百分點，那么居民主觀幸福感下降0107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02%、11%和20%，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11%和21%。因此，控制物價水平的上升會顯著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

對于控制變量中的學歷、戶口、、基尼系數以及經濟全球化，本文卻得出了新的結論：學歷、戶口變量的估計結果與已有文獻估計結果符號相同，但統計意義上不在顯著；、基尼系數與經濟全球化變量的估計結果與已有文獻估計結果符號相反，除了經濟全球化變量的系數不顯著以外，與基尼系數分別在10%和1%統計意義上顯著。本文發現戶口與居民主觀幸福感呈現負相關關系，這表明相比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更高，由于回歸系數統計意義上不顯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城鎮居民主觀幸福感也可能會高于農村居民，如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得到更好的社會保障。基尼系數與居民主觀幸福感呈現正相關關系，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這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能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這一結論似乎不可思議，然而Hirschman[15]認為收入差距能夠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原因是收入差距能夠給人帶來樂觀的收入預期。Knight等[16]通過對中國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與所在縣的基尼系數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居民主觀幸福感與基尼系數正相關，因而他們同樣認為收入差距的擴大提高了居民對未來的預期，從而提升了居民主觀幸福感。

2分樣本回歸結果與分析

前文的分析是將所有的樣本放在一起進行的Ordered Probit回歸分析，因而得到的結論是公共服務對所有居民主觀幸福感的一個平均效應。本文按照居民的戶口登記狀況將全樣本分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進一步分析公共服務對不同群體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是否存在差異。同時，由于相比農村居民，城鎮居民的收入更容易受房價、就業影響，而且房價的波動和失業是影響城鎮居民進行預防性儲蓄的最重要的動機之一；相比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更關心醫療衛生服務，醫療衛生支出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了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簡而言之，房價的波動和失業是造成城鎮居民收入不穩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醫療衛生服務的不健全是造成農村居民收入不穩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樣本回歸結果分別如表3所示。由于控制變量中的年齡、、學歷、政治面貌、是否擁有住房、健康狀況、社會地位、10年前社會地位、預期10年后社會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狀況、通貨膨脹率的估計結果和全樣本回歸結果基本一致，故表3沒有匯報這些變量的估計結果。

由表3可知，通過對農村居民樣本回歸發現，醫療衛生服務的回歸系數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邊際效果表明，如果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531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12%、61%和91%，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61%和101%，而對城鎮居民樣本回歸則發現醫療衛生服務回歸系數雖然為正，卻不顯著，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醫療衛生支出的不確定性是農村居民進行預防性儲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農村居民收入不穩定的重要原因，如果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提升，那么可以降低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進而提升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同樣城鎮居民樣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務系數和勞動就業服務系數在5%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邊際效果表明，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務水平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411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7%、37%和84%，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4%和88%；如果勞動就業服務水平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提升0452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08%、41%和92%，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44%和97%。而農村居民樣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務系數和勞動就業服務系數雖然為正，卻不顯著，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房價和失業是城鎮居民進行預防性儲蓄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城鎮居民收入不穩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務水平和勞動就業服務水平的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城鎮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進而提升城鎮居民主觀幸福感。

通過分樣本回歸還可以發現收入差距（Gini）對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在10%統計意義上顯著為負，這與Brockmann和Yuan[17]研究結果一致，即收入差距的擴大會顯著降低中國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邊際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則會降低0766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增加14%、87%和132%，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89%和145%，而對城鎮居民主觀幸福感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邊際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則會提升182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降低33%、166%和370%，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增加178%和392%。這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會顯著降低中國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而對非城鎮居民來說，收入差距的擴大會給他們帶來樂觀的收入預期，從而提高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而經濟全球化對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在5%統計意義上顯著為負，邊際效果表明，對于居民來說，如果經濟全球化提升1個百分點，居民主觀幸福感則會降低0228個百分點，同時使居民感覺“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和“說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別上升04%、26%和39%，并使居民感覺“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別下降26%和43%，而城鎮居民的經濟全球化系數為正，但統計意義上不顯著。因為經濟全球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面臨著社會保障相對不足等不穩定性風險問題，這會降低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但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就業是影響城鎮居民收入穩定性的重要因素，顯然就業機會的增多會提升城鎮居民主觀幸福感。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幸福經濟學的文獻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取得了豐碩成果。已有文獻研究了微觀個體變量（如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戶口登記狀況等）以及宏觀經濟變量（如經濟增長、公共支出、通貨膨脹率、收入差距、經濟全球化等）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但鮮有文獻研究公共服務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本文基于醫療、住房和就業服務的視角，對政府如何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進行了文獻梳理，使用CGSS（2013）數據定量檢驗了醫療衛生服務、基本住房保障服務以及勞動就業服務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并按照居民的戶口登記狀況將全樣本分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進一步分析醫療衛生服務、基本住房保障服務以及勞動就業服務對不同群體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本文研究發現以下重要結論：第一，公共服務能顯著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且存在收入不確定因素時公共服務的邊際效果更高。由于現實社會中居民收入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確定性，那么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顯然會給居民帶來更高的福利效應。第二，基本住房保障服務、醫療衛生服務以及勞動就業服務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顯著為正，并且它們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促增效應依次遞增。第三，分樣本回歸發現，提升醫療衛生服務水平能顯著提升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務水平以及勞動就業服務水平能顯著提升城鎮居民主觀幸福感。同時收入差距降低了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且在10%統計意義上顯著，然而收入差距卻提升了城鎮居民主觀幸福感，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為正，這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會顯著降低中國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而對城鎮居民來說，收入差距的擴大會給他們帶來樂觀的收入預期，從而提升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此外，經濟全球化對農村居民幸福感在5%統計意義上顯著為負，而城鎮居民的經濟全球化系數為正，但統計意義上不顯著。

本文研究表明，醫療衛生服務、基本住房保障服務以及勞動就業服務水平的提升能顯著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因此，建設和諧社會和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各級政府勞動部門應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擴大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覆蓋面，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確定因素，讓居民收入更穩定，這樣會顯著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政府應該增加醫療衛生和基本住房保障補助，提升醫療衛生服務和基本住房保障服務水平，同時給居民提供更好的就業培訓機會，讓居民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增加就業機會。對農村居民加大醫療衛生補助，對城鎮居民加大基本住房補助。由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和收入差距的擴大會顯著降低居民主觀幸福感，因而中央政府應該控制物價水平的提升，降低通貨膨脹率以及縮小收入差距。總之，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讓廣大居民共享經濟繁榮的勝利成果，讓百姓生活更幸福。

參考文獻：

[1]2011年全球幸福指數報告[EB/OL]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9/4343957html

[2]2015年全球幸福指數報告[EB/OL]http：//wwwcnercom/articlE33692-1html

[3]Frey，B，Stutzer，A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2）：402-435

[4]Kim，S ，Kim，DDoes Government Make People Happy？ Exploring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Governments Roles in Happiness[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1，13（1）：875-899

[5]Helliwell，JF，Huang，H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38（2）：595-619

[6]Glaeser，E，Saks，RECorruption in Americ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6，90（1）：1053-1072

[7]Hessami，Z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J]Kyklos，2010，63（6）：346-382

[8]Ram，R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Additional Evidence from Large Cross-Country Samples[J]Public Choice，2009，138（3）：483-490

[9]Tella，DR，MacCulloch，RSome Uses of Happiness Data in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20（1）：25-46

[10]Sergei，G，Zhuravskaya，E（Un）Happiness in Transi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9，23（2）：143-168

[11]陳剛，李樹政府如何能夠讓人幸福――政府質量影響居民幸福感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2，（8）：55-67

[12]胡洪署，魯元平公共支出與農民主觀幸福感――基于CGSS數據的實證分析[J]財貿經濟，2012，（10）：23-33

[13]湯鳳林，雷鵬飛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與公共支出政策――來自中國社會綜合調查的經驗分析[J]經濟學動態，2014，（4）：41-55

[14]Kotakorpi，K，Laamanen，JWelfare State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Public Health Care[J]Economica，2010，77（1）：565-583

[15]Hirschman，AO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ith a Mathematical Appendix by Michael Rothschild[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7（2）：544-566

第6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關鍵詞：幸福感 積極情緒

幸福感是個體主觀上對自己已有的生活狀態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狀態的一種肯定的態度和感受。由此可見，幸福感由兩個基本成分組成，一是認知成分，可用生活滿意度作為指標，個體的總體生活滿意度越高，其主觀幸福感就越強；二是情感成分，一般用積極和消極情感作為指標，積極情感體驗越多，消極情感體驗越少，則個體主觀幸福感就越強。

2015年聯合國的《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顯示，中國的幸福指數排在158個國家中的84位，排名處于中下水平。我國國民的幸福狀況不僅關系著其生活質量，而且關系著整個社會的和諧建設，更是關系著國家的未來發展。因此，積極關注并竭力提升國民的幸福感顯得尤為重要。

一、增加積極情緒體驗

積極情緒是個體由于體內外刺激、事件滿足個體需要而產生的伴有愉悅感受的情緒。積極情緒不僅能擴大個體的注意范圍，增強認知靈活性，更新和擴展認知地圖，而且能建設個體的資源，包括身體資源、智力資源、人際資源、心理資源。積極情緒的體驗不僅促進了挑戰的應對，而且積極情緒的反復體驗也有助于增加個體的心理彈性，提高社會關系的質量，從而增進主觀幸福感。

提高積極情緒的主要方法是讓個體有意識地感受或記錄愉快事件，如每天以日記的形式簡單敘述令自己心情愉悅的事情，并描述其當時的感受。細數每天愉快事件可提高個體對積極情緒的敏感性，并形成積極信息偏好。此外，個體可將這種積極情緒傳遞給身邊的人，形成良性循環，從而建立起良好的社會支持網絡，提升幸福感。

二、提高心理韌性

心理韌性是曾經歷或正經歷嚴重壓力或逆境的個體，其身心未受到不利處境損傷性影響甚至愈挫彌堅的發展現象。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心理韌性均使個體對生活充滿熱情、活力，并能幫助個體保持較強的共情能力、自制水平和問題解決能力，還有利于個體保持較高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水平，從而提升幸福感。

培養韌性特質的最主要方法是“我有”、“我是”、“我能”策略。其中，“我有”是幫助個體發現自己擁有的外界支持與資源，發展安全感和受保護的感覺；“我是”是幫助個體發現個人的內在力量，包含個人的感覺、態度及信念；“我能”是幫助個體發現與培養人際技巧和問題解決能力，如創造力、幽默、溝通能力等。

三、學會感恩

感恩是個體在受到恩惠時產生的一種感激和愉悅的情緒體驗。個體可通過感恩以促進自身產生積極體驗，提升幸福感，這是由于感恩的想法讓人聯想起生活中的積極體驗和愉快經歷，個體能從現狀中得到最大的滿足感；其次，感恩的想法不再讓人們認為生活中的那些幸事是理所當然得來的。此外，道德情感理論認為親社會行為使受惠者產生感激之情，而受惠者的感恩之情能夠激發其自身親社會行為以及加強施惠者的親社會行為，而親社會行為能夠促進良好的人際關系，進而提升幸福感。

感恩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感恩記錄，即定期記錄感恩事件，感恩的對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另一個方法是表達感恩行為，寫信感謝施惠者，寄送或當眾讀給施惠者。這兩種方法均可為個體帶來更深層的內心收獲，幫助個體更深入地去思考人生的意義。

四、學會品味

品味是指人們引起、欣賞和增強積極體驗的能力及以這種能力為基礎的加工過程。面對積極事件時，人們不能只是被動接受，而且要主動的發現和用心的關注，以引起、延長和增積極體驗。研究發現，品味策略的使用有助于個體提升幸福感。但若想要積極情緒最大化，則需靈活運用多種品味策略。

可采取以下方法提升品味能力：一是定格瞬間練習，即集中注意體驗，抓住瞬間，自然流露積極情感，并提醒自己充分享受快樂。二是日常假期練習，即多品味日常生活，發現生活中的美好，并與他人分享。三是生活回顧練習，先儲存積極片段，然后把與積極事件相關的積極想法串聯起來，形成自己的快樂思維序列，同時珍惜所擁有的。四是心理時間旅行練習，即個體主觀地將自己定位于過去發生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中，通過模擬當時的心理活動，以促進回想和期待的品味能力。這些練習能使人們從生活中品味出更多的積極體驗，提升幸福感。

五、運用積極的應對方式

應對方式是指個體在面對挫折和壓力時所采用的認知和行為方式。積極的應對方式是以問題應對為導向的，它會促使個體嘗試采取各種有效的、積極的方法以解決問題。問題順利解決使得個體體驗到幸福，進而又能激發個體達成目標的動力和有效的解決問題思路。這樣，積極應對和幸福感之間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在面對挫折或困難時，個體可采用如下的積極的應對方式：首先要保持冷靜，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問題，積極尋找不同的解決問題方法并采取行動。當問題暫時難以解決時，可先適當放松休息，重新認知評價問題，看到事物積極的一面。若一直都找不到方法，則可尋求他人幫助，吸取他人成功經驗。以上積極應對方式均是以問題解決為最終目的，幫助個體逐步靠近目標，解決問題，有助于個體提升其生活滿意度，提升幸福感。

六、結語

費爾巴哈曾說過：“生活和幸福本來就是一個東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對于幸福的追求。”上述策略都是基于積極心理學的理念及其實證研究而提出的，適用于廣大人民群眾，也簡單易行，可幫助人們提升幸福感。

提升幸福感并非立竿見影的事情，需要人們主動采取有效策略以獲得幸福。只有持之以恒，將其融入日常生活中，這樣才能更好、更快地通向幸福的彼岸。

參考文獻：

[1]任俊.積極心理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2]王艷梅.積極情緒的干預：記錄愉快事件和感激的作用[J].心理科學，2009，（03）.

[3]喻承甫，張衛等.感恩及其與幸福感的關系[J].心理科學進展，2010，（07）.

第7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小康體育的發展需要用大體育觀來審視體育，大體育觀為小康體育發展打下堅實的群眾和良好的體育氛圍。農村，是小康體育實現的舞臺；農民，是大體育觀發展和服務的對象。

1　農村體育活動發展的現狀

在農村基層中，農村體育對大多數農民來說，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從他們的角度理解，勞動就是體育活動。但是勞動和體育始終是兩回事，不能相互代替。勞動的目的是為了創造物質財富。因此，它的活動形式一定要服從于這一目的，它的動作大多數是限于身體的局部的，固定姿勢的反復。身體活動的范圍和性質受到一定的限制，農業勞動本身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農民為了鋤地和插秧，必須長時間地彎腰，其結果就容易引起身體的畸形和缺陷。體育，是一種以身體活動為媒介，以追求個體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為直接目的，并以培養完善的社會公民為終極目標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或教育過程。因此，農民參加勞動和參加體育活動對身體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調查可知，農民所占的體育人口比例最小，而體育人口是參加體育活動的重要指標。據2005年國民體質監測統計評價，農民體質的優秀率不到10%，農民體質不合格率高達19%。因此，從以上可以看出，農村體育活動的開展是急需和必須的。而且要轉變以前的錯誤觀念，在小康體育和大體育觀的指導下，積極的引導，正確的發展農村體育。這樣，才能在建設小康社會的同時，貫徹大體育觀，建設出精神和物質同樣豐富的高質量小康社會。

2　在小康社會和大體育觀下，在農村開展體育活動的意義

2.1　合理配置農民的閑置時間，有利于形成農村良好的小康社會風尚

建設小康社會，不僅是要在物質上充裕，而且要在精神文明上和諧。小康體育是小康社會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小康體育強調以人為本的特征，全面落實社會主義科學觀。在農民的生活作息時間里，呈現著兩級現象：即在一段時間內，忙于緊張的農活，幾乎沒有什么休息的時間；而在另一段時間里，則是無所事事，沒有計劃的打發生活。于是，在農民的閑暇時間里，打麻將賭博等活動便成為這個時期農民的生活主流。農民認為這就是“娛樂放松”，也就是他們以為的“體育活動”。

在這個階段農村的氛圍是賭博成風，農民的處于低迷的精神狀態。在農村建立一個簡易的籃球場或兩個兵乓球臺等基礎的體育設施。在農民空余的時間里，組織農民參加這類體育活動，提高農民的體育興趣，豐富農民的精神生活，指引農民向健康活潑的精神文化生活邁進，形成良好積極向上的社會風尚。例如，福建省永春縣不斷完善多元融資體系，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采取“三點投入”的做法，即政府撥一點，社會捐贈一點，個人集資一點，充分調動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廣泛支持和參與的積極性，多渠道、多形式籌集建設資金，加快建設步伐，不斷完善農村體育基礎設施。據不完全統計，全縣累計建成349個農民體育活動設施，體育活動場地總面積40多萬平方米，人均場地面積達到0.8平方米。通過這種方法，為農民的提供了多元化的體育文化生活，形成了良好向上的社會風尚。

2.2　為農民提供了正確的健身活動，提高了農民的身體素質

大體育觀，著重于群眾體育，農民是中國最大的群眾主體，建設小康社會，農民也是最大的實踐主體。因此，農民的身體素質關系著小康社會的建設。關系著整個國家的發展。長期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需要以強壯的身體為基礎。但現實卻呈現令人不容樂觀的現象，在廣大農村中，老弱病傷，中年人積勞成疾等現象屢見不鮮。

為此，國家下發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障農民的身體素質。正在時下推廣實行的農村醫療保險制度，國家花費了大量的經費。

農民雖然從中得到一些益處。但畢竟治標不治本，沒有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在農村建立一個良好的健身場所，合理地安排體育活動，讓農民的生活融入一個健康的鍛煉體系。一方面可以為國家節約大量的資金，另一個方面，更有實效地增強了農民的體質。

建設小康社會，體育是重要的指標。

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利用農村的特殊地理環境特點，建身邊的場地，搞身邊的活動，抓身邊的組織。2006年在江西宜春召開的農運會就是很典型的農村體育發展例子。運動場地就在農民的田地里，運動項目就是農民的耕作方式。在農田里舉行抬打稻谷插秧比賽。

象棋、武術、中國式摔跤、舞龍舞獅、龍舟等中國民間傳統體育項目，還有體現農業、農村、農民特點的自行車載重、民兵軍事三項以及田徑、游泳項目中的搶收糧食進倉、原地拋擲秧苗等項目。用體育競賽的組織形式，帶動農民的運動熱情，增強農民的體質。

2.3　發展農村的基層體育，保護中華民族的龍文化

龍文化，從學術上來講，即對龍的起源、本質、流變、精神內涵、當代意義等多方面的研究，牽涉到人類學、神話學、民俗學等多種學科。

根據我國體育博物館和國家體委文史委員會有關專家進行的全國性調查報告表明:在我國流傳的具有悠久歷史的民間傳統體育項目多達977種，如放風箏，舞龍，龍舟，扭秧歌，踩高蹺，侗族的“搶花炮”，滿族的“跳馬跳駱駝”，蒙古族的摔跤等。但是，很多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已日漸消失；而且，有些還被外國人搶先利用。韓國公司“YunHeeCo,Inc,R.O.K.”已于2005年10月13日秘密出擊，搶先將“端午節.CN”這一中文域名收入囊中。

中國的傳統節日中文域名卻遭到外國的“侵犯”。中國的龍舟，源遠流長，卻被法國人發展成他們的強勢運動。

大體育觀中明確提出要發展保護龍體育，推廣龍體育，傳播龍文化，弘揚龍精神，開發龍產業。中國人作為龍的傳人，有義務和責任保護和發揚龍文化。農村是大多數龍文化的發源地，擔任著對龍文化保護發展的承上啟下的作用。在農村，發展體育活動的同時，一定要注重龍文化知識的宣傳，對龍體育活動的舉行進行正確的指引。讓廣大農民從理論知識和技術層面上深刻地認識龍文化，改變以前對龍文化的錯誤觀念。我們要以農村為中心，輻射全國，讓中國的龍文化在世界上綻放最耀眼的光芒。#p#分頁標題#e#

2.4　開展農村體育活動，帶動農民經濟的發展，為建設小康社會出力

體育，作為社會第三產業的一部分。成為增加國民收入的重要經濟因素。發展體育產業，將為我們的經濟帶到更多的機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提出新的要求，為促進農村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農村體育與農村經濟同步發展，相互促進，相互滲透的關系愈加顯現出來。現代農村走的觀光農業和旅游農業的致富路線，需要基本的體育設施作為一個風景線，發展豐富農村特色的體育活動，吸引更廣泛的人參與進來，促進經濟的發展。黎族的竹竿舞，即兩根大竹竿平擺在地上，在兩根大竹竿外面，人們兩人一對，面對面持小竹竿，沿著大竹竿來回滑動碰擊，舞者在兩竿滑動相撞的空隙中跳動。舞蹈動作模仿螞蟻、斑鳩、豹子、畫眉等動物形態，活潑歡快。開展這類特殊的農民體育活動，可以增強游人的參與互動性，給游客留下特殊的難忘回憶。

小康體育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以農為重，農村小康社會的實現，是全社會小康實現的重要的指標。農民利用其特殊的體育優勢，帶動經濟的發展。現代經濟發展的快節奏，要求經濟的發展中融入更多吸引點，創新點。觀光農業的興起，旅游農業的流行，都為農業經濟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給中國的體育經濟帶來了契機，農村體育經濟也應該跟上時展的節奏，積極調整，突出特色，更好地服務農村經濟，進一步促進小康社會的全面現實。

2.5　改善農民的狹隘心理，凈化農民的心理健康

中國自古就有“小農意識”之說。小農意識，是一種與小農經濟相伴隨的落后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生活在生產力低下的小農經濟方式中的人們，常常表現為滿足于自給自足，缺少開闊的視野、遠大的目光，更看重眼前利益而難有長遠打算。

在當代社會，這樣的意識是社會發展的阻力。大體育觀和小康體育中高度重視以和為貴的思想。農民的生活空間相對狹小，平日里都生活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圈，守著自己的田地，維護著自己的利益，過著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很少與周圍的人溝通交流。但是，農民直接的利益又是相互聯系的。地與地之間的連接，房與房之間的比鄰。隨著市場經濟的開放，農民的私有欲增強，農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明顯。

在農村中，典型的尖銳矛盾是“地基之爭”。農民的祖祖輩輩都有“地基”情結，不論自己現在是否需要，但一定會為子孫后代著想，積極地“霸占”地基。于是，一旦發生利益沖突，農民之間的人際關系容易破裂。由于農民的普遍素質還是相對較低，一旦矛盾激發，就容易走進小農思想的怪圈。為了融化這些存在的問題，必然需要一些橋梁溝通，單靠中間人（如村干部）之間的協調，而沒有兩家人的直接接觸了解，難免達不到理想的效果。

體育活動有各種組織形式和不同的鍛煉內容,它能消除人的緊張情緒,提高人的自信心和成就感,滿足人與人交往和友誼的需要,還能磨練人的性格、鍛煉人的意志。在農村中開展農村體育活動，組織一場籃球團體賽，搭建矛盾兩家接觸的橋梁，在賽事的組織中，盡量讓矛盾的兩家體會到團結的重要性，培養他們共同的團體歸屬感，在進行體育活動時，農民之間的感情得到宣泄，重新建立信任，從而達到逐漸消除兩家心理矛盾的效果。

從心理的層面來說，體育有一種讓人感覺幸福的作用。幸福感，又稱主觀幸福感，一般是指個體根據自己的標準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整體評價。幸福感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感體驗2個成分，前者是個體對生活質量的認知評價，即對個人生活滿意度的認可；后者是個體在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包括積極情感（愉快、舒暢、充實、享樂等）和消極情感（焦慮、煩惱、抑郁等）。

對生活滿意度越高，體驗到的積極情感越多、消極情感越少，個體的幸福感越強。

現代物質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民的物質幸福感基本可以得到滿足，但是卻不能用幸福來形容農民的生活。因為在現代農民的生活中，生活滿意度可能現實了，但情感體驗卻并不多。能夠讓農民感覺到的積極情感，更是少。在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在心情受到“打擊”的時候，選擇的多是抽著悶煙、喝著悶酒。而體育活動可以起到一定的發泄作用，改變農民“亞健康”心理。在農村開展體育活動，現在已不僅僅是為農民身體健康服務，也是為農民的心理健康開辟一片新的天地。

第8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關鍵詞：職業幸福感 高校青年教師 工作壓力 激勵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近來，一股“幸福”的熱潮悄然興起。“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被寫入“十二?五”規劃。“幸福”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幸福指數”成為一個衡量指標，“幸福感”成為發展的目標和歸宿。教師的職業幸福感關系到教學成效和學生的幸福體驗。研究教師的職業幸福感，不僅僅是對教師群體的關注，更是發展教育的本質要求。

高校青年教師是高校發展的一支中堅力量。近年來，越來越多優秀的碩士、博士畢業生加入了高校教師的隊伍。青年教師作為教學、科研一線的生力軍，擔負著越來越重要的責任與使命，是高校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的重要人力資源。但在職業地位的光環下，他們其實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由于剛剛走上工作崗位，他們在經濟上不寬裕，但在日常花銷、住房、贍養父母、撫育子女等方面有大量開支；他們社會關系網絡尚未完全建立，但需要面臨各式各樣的“人情消費”；他們職業資歷尚淺，但迫于職稱評定和職位升遷，被申請課題，發表學術成果壓得喘不過氣……高校青年教師已成為高校教師中的“弱勢群體”。

鑒于此，本研究試圖深入了解高校青年教師的生存現狀。他們的職業幸福感是怎樣的狀況？有哪些因素影響了他們的職業幸福感？通過什么途徑可以提升他們的職業幸福感？

二、文獻綜述

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起源于二戰后的美國。隨著政局穩定、經濟復蘇，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開始尋找精神出路。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要都有輕重層次，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之后，高層次需要才出現。這種需要依次包括：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我們可以把前兩者作為基本生活需求，其余是人們的發展需求。對幸福感的研究正是出于對人們發展需求的關注。

1967 年 Wanner Wilson在《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一文中回顧了關于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開啟了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從心理學角度定義，主觀幸福感指評價者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基本特點是：1）主觀性。以評價者內定的標準而非他人標準來評估。2）穩定性。主要測量長期而非短期情感反應和生活滿意度。3）整體性。是對自身情感反應和認知判斷的綜合評價（吳明霞，2000）。主觀幸福感包括生活滿意感和情感體驗兩個基本成分，前者是個體對生活總體質量的認知評價，后者是指個體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包括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兩方面。因此，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和生活滿意度構成了主觀幸福感的三個基本維度。

由于幸福感主觀性較強，內涵豐富，所以至今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化的教師職業幸福感測量量表。研究者們根據自己的研究目的編制了一些測量項目。比如在國外，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制訂了總體幸福感量表，包括對健康的擔心、精力、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憂郁或快樂心境、情感和行為控制、松弛與緊張6個因子，共計33個項目。美國Ryff教授編制了心理幸福感量表。該量表主要由自主、環境駕御、個人成長、積極的人際關系、生活目的和自我接受6個因子構成（陳學金、鄧艷紅，2009）。在國內，邢占軍編制了“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包括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社會信心體驗、成長進步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身體健康體驗、心態平衡體驗、人際適應體驗、家庭氛圍體驗10個維度（邢占軍，2005）。國內的教師幸福感研究一般采用自編問卷的形式，結合了具體研究對象的特點。人們對幸福的感知和評價與文化背景、社會發展程度有很大關系，因此構成主觀幸福感的經驗對象也不盡相同。

目前的研究對象多集中在中小學教師，對大學教師，尤其是青年大學教師的研究較少。此外，研究的針對性不足。從對一般人群幸福感的研究視角關注教師幸福感，對教師職業特點結合不密切。在影響因素上，以考察人口學變量為主，探究不深入。

三、研究設計

（一）概念界定

1.幸福感：本研究采用邢占軍的定義，認為幸福感是由人們所擁有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它是滿意感、快樂感和價值感的有機統一。

2.教師職業幸福感：教師在職業活動中需要獲得滿足、自由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發揮自己潛能并伴隨著力量增長所獲得的持續快樂體驗。本研究中具體包含工作情感、薪資報酬、人際關系、身體健康和自我實現感五個維度。

3.高校青年教師：目前大多數論文都將青年教師的年齡界定在35歲以下。但是考慮到高校人才的基本狀況和教師職業成熟等因素，本研究將高校青年教師定義為40 歲以下的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

（二）研究方法

1.文獻法：搜集整理國內外關于教師幸福感的已有研究成果和相關理論，反思現有研究的不足，為實證研究提供理論支撐和研究思路。

2.問卷調查法。問卷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總體幸福感量表。對10個問題得分加總得到總體幸福感得分，分數越高，幸福感越強。第二部分包含基本信息和職業幸福感的具體維度。根據Joan提出的職業幸福感的五維模型：情感維度、職業維度、社會維度、認知維度和身心健康維度（馬秀敏，2010），本研究在問卷設計時從工作情感、薪資報酬、人際關系、身體健康和自我實現感五個維度進行操作化。對調查所得數據用SPSS13.0進行統計分析。

（三）樣本情況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是廈門大學的青年教師，按照所在學院進行抽樣，采取現場發放和網上發放結合的方式，共發放問卷105份，有效問卷100份，有效回收率為95.24%。樣本基本情況如下表1。

四、研究發現

（一）教師職業幸福感基本狀況

1.總體幸福感。量表由10個問題組成，滿分75分，根據教師得分狀況，最低分31分，最高分65分，將分數劃分為5個分數段，從低到高依次代表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一般、比較幸福、非常幸福。從表中可以看出，有18.2%的教師感到不幸福（包含非常不幸福和比較不幸福），38.4%的教師幸福感一般，43.5%的教師感到幸福（包含非常幸福和比較幸福）。總體上看，高校青年教師的職業幸福感處在一般和比較幸福之間。

2.工作情感。對于“您是否喜歡大學教師這份工作？”，有31%的教師表示非常喜歡，60%的教師表示比較喜歡，9%的教師表示一般。說明青年教師對自己職業的認可度較高，大部分教師熱愛自己的職業。工作情感決定了教師工作的投入程度，是工作成效和工作幸福感的基礎。

3.薪資報酬。從表中可以可以看出，絕大多數青年教師認為，和自己年齡相仿，教育程度相近的人相比，自己的收入處在平均水平，占43%。其次是27%的人認為自己的收入略低于平均水平。大部分教師認為自己的收入處在平均水平，和現實生活基本相符，說明青年教師對自己的經濟地位感知和評價比較準確。

通過一元方差分析，得到工資水平和幸福感的分的相關比率為0.192，顯著性水平為0.61，遠高于0.05。說明工資和幸福感之間相關關系不顯著，工資水平對教師幸福感影響微乎其微。對收入的主觀評價和幸福感得分的相關比率為0.308，顯著性水平為0.049，略小于0.05，可認為二者的相關關系有一定顯著性，但是相關關系并不強。以前有學者提出，幸福感指數和收入呈正相關，收入越高幸福感指數越高。從本研究來看，基本不存在這樣的相關性。一種可能性是現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大學教師又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群體，除了物質的基本滿足之外，對精神生活和文化享受比較看重。因此經濟水平對幸福感的影響有限。

4.人際關系。總體上看，教師和領導、同事、學生的關系比較融洽，工作得到了家人的支持。良好的人際關系為教師工作開展提供了有力的社會支持。

5.身體健康。對教師身體健康狀況的評定采用量表形式，滿分5分，得分越低健康狀況越差。平均得分3.07分，健康狀況和總體幸福感得分的相關系數為0.25（p=0.038）。表明當青年教師身體健康狀況對職業幸福感有一定影響。青年教師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相當一部分青年教師出現了咽喉病、頸椎痛等職業病。

6.自我實現感。自我實現感代表了個人有效處理與工作相關的問題的能力以及對工作中取得的成就的自我評價。問卷從五個方面進行測量：從學生成長進步中得到成就感，從科研中得到成就感，對職稱晉升感到滿意，可以順利完成工作任務，工作可以得到領導肯定。答案由非常同意、比較同意、一般、比較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組成，分別賦予1~5分，得分越低表明自我實現感越強。表6反映了各項平均得分情況和與總體幸福感分數的相關系數。從表中看出，教師從學生進步和學術研究中獲得的自我實現感最強，從職稱評定中的得到的自我實現感最低。青年教師教齡短，科研成果少，大學職稱評定嚴格、晉升難度大，給青年教師帶來很大壓力。和教師總體幸福感得分關系最密切的是科研成就感和領導的肯定，相關系數分別為0.238和0.22，且都達到了0.05的顯著性水平。

（二）工作壓力

1.工作壓力狀況

從表7可以看出，46%的青年教師認為自己工作壓力較大，26%認為自己壓力很大。可見，絕大多數青年教師在工作中都承擔了比較大的壓力。一方面初入職場，年輕人要承擔維持生計、孝順父母、撫養子女等諸多方面的經濟負擔，還有來自職位升遷，工作績效等事業上的壓力；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師的學位層次較高，成就動機強烈，普遍存在成才欲望強、自我期望值高的特點。但是申請課題難，教學任務重，職稱晉升慢的現實和理想反差較大，造成了他們心理上的壓抑。

2．工作壓力來源

從表8可以看到，青年教師最大的壓力來自職稱評選，其次是工作績效。這與上面的統計結果一致，職稱晉升給教師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影響了他們的自我實現感和幸福感。這兩方面其實都涉及工作效果和外界對自己工作效果的認可度。青年教師是有理想、有抱負的群體，但高校人才濟濟、競爭激烈 ,如果沒有優秀的教學成果和突出的學術成就 ,想在其中嶄露頭角、被委以重任是很難的。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教師有強烈的專業發展與崗位成就需要。

五、結論與討論

綜合上述分析，關于高校青年教師職業幸福感，本研究可得到下列結論：

第一， 總體上看，高校青年教師的職業幸福感處在一般和比較幸福之間。

第二，高校青年教師收入水平中等，工作中人際關系氛圍良好，大部分教師熱愛自己的職業。但是他們的自我實現感不高，健康狀況也不容樂觀，對職業幸福感造成了不利影響。

第三，絕大部分青年教師工作壓力較大，職稱評選和工作績效是最大的兩個壓力來源。

弗魯姆的期望理論從努力―績效、績效―獎賞、獎賞―個人需要、需要的滿足―新的行為動力四個層面揭示了人性自我進步和追求價值的過程。激勵可以通過影響職工個人的需要，提升他們的職業幸福感來提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率。對高校青年教師，也應當建立一套適宜的激勵機制。

首先，對教師實行人性化的管理，營造人文關懷的氛圍。增強教師的職業信念和工作熱情。其次，多為青年教師創造成長的機會。鼓勵青年教師進修學習，提高自身素質和競爭力，也可以設立專項基金為青年教師學術研究提供支持，讓他們有經濟基礎實現科技創新的想法，提高他們獨立承擔課題的能力（周楊，石青，2009）。再次，建立和諧的工作團隊。個人職業幸福感的高低，和所處的團隊以及在團隊中的融入程度密不可分，一個和諧的團隊能產生一種凝聚力，將個人的能力發揮盡致。可以搭建青年教師和中年教師、老年教師的溝通平臺，以教學督導等形式建立老中青三代良好的互動模式，鼓勵中青年教師向老一輩學習。從老一輩那里得到在教學、科研等方面的指導和支持。

參考文獻：

[1]陳學金,鄧艷紅.今年來國內教師幸福感的研究述評[J].教育導刊，2009（3）

[2]馬秀敏.高校青年教師職業幸福感的調查研究[D].遼寧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3]吳明霞.30年來西方關于主觀幸福感的理論發展[J].心理學動態，2000（4）

[4]邢占軍.測量幸福―――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周楊，石青.高校青年教師激勵機制探析――基于職業滿意度的調查[J].高校教育管理,2009（3）

第9篇：群眾幸福感滿意度范文

一、活動的目的意義

通過開展“三服務”活動，著力打造創新型、實干型、親民型、清廉型“四型”黨員干部隊伍，進一步增強審計干部為民服務的理念，進一步強化黨員干部的宗旨意識、大局意識和奉獻意識，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歸屬感、幸福感和滿意度，真正達到“科學發展大跨越、民生幸福大和諧、能力作風大提升”的目的，為圓滿完成“率先實現基本現代化、共建共享幸福新”的目標任務提供有力保障。

二、組織領導及參加人員

局成立“三服務”領導小組。由局長夏元順擔任組長，成員由班子成員組成，辦公室設在局綜合科，主任由綜合科科長周旭東擔任，喬偉為聯絡員。參加人員為審計局全體黨員干部。

三、活動具體內容

根據區里的部署要求和審計局的實際，做到扶貧與扶智相結合，輸血與造血相結合，政策資金與技能培訓相結合，因人因戶地開展結對幫扶活動，為幫扶對象提供政策咨詢、市場信息、項目資金、技術服務等方面的支持，廣泛開展“四個一”（送一門實用技術、上一個致富項目、干一件公益事業、幫一戶困難群眾）等具有特色的活動，每個黨員干部結對幫扶一個特困家庭，為他們在“扶持創業、援助就業、安居樂業、完成學習”等方面至少解決1個實際問題，真正為基層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