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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問題
對醫療機構來說,中國醫改目前存在三個層次的問題,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和贏利性不分、醫藥不分、管辦不分。當前人民群眾對醫院的意見集中在看病貴、看病難、服務質量低、藥價虛高、濫開藥、回扣紅包等方面,一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二、產生問題的原因
究其根源,是在中國的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醫療機構的主體市場化程度遠遠不相適應。首先,醫療機構市場化程度低,市場競爭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市場條件下的消費者的選擇權,問題的解決可以說是失去了最根本的動力。市場化的結果就是帶來競爭,競爭的結果就是要向消費者提供好的服務和有競爭力的價格,否則將無法在市場中立足。沒有形成市場化條件下的優勝劣汰機制,醫療機構的發展動力不足,危機意識不強。在這種條件下,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職業操守也受到很大限制。其次,醫療機構收費體系控制過嚴,體現不了市場價值,反映不了醫務人員付出的工作價值。也失去了價格對供需關系調節的作用。
再次,醫務人員的正常待遇偏低。醫療操作行為是一項技術性要求很高、很復雜的工作,醫務人員的工作負荷較高,工作環境也有一定的風險性。但醫務人員的報酬待遇相比許多行業卻偏低,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比較行為,由此也會產生不平衡的心理。
三、對醫療衛生體制市場化的顧慮及正確認識
由于醫療衛生行業的特殊性,特別是醫療服務是治病救命的服務。醫療服務作為普遍服務,是每一個人,無論貧富,都有權享受的服務。在市場化的條件下會不會出現醫療費用大幅上漲,普通百姓消費不起,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甚至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已經成為很大的顧慮。我認為這些顧慮在市場化條件下不但不會成為現實,還會形成很大的改觀,更有利于醫療服務發揮普遍服務的作用。理由如下:
第一,看病難是看病貴的直接原因,通過市場化條件下的競爭,高端和高水平的醫療資源緊缺的情況必然得到緩解,醫院為了吸引消費者,必須要推出更好的服務和更優惠的價格。
第二,市場的監督是最好的監督,患者的流動將會向性價比最高的醫療機構的方向,任何一家醫療機構都不能漠視,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在市場環境下,要在激烈的競爭條件下保證生存和發展,將會向患者提供好的服務和合理的價格,并由此收到更高的收益和得到更好的待遇。
第三,在市場條件下,差異化的服務體現出來,在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的情況下,醫院的收入也會提高。
第四,在市場化運作的情況下,政府的包袱相對較輕,反而可以重點扶持一些平民醫院,由這些醫院對困難戶和低保戶進行醫療救治,能更好地實現普遍醫療服務。而且通過對更多的贏利性醫院的稅收,政府對平民醫院的扶持力度會更大,滿足基本普遍醫療服務的目的會更好。當然,所提市場化,并不是一刀切,需要循序漸進。
四、醫療市場化改革的建議
(一)加快市場化的步伐
中國醫療衛生體制市場化改革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進程,進程開始的時間越早越好,力度也應該加大。有控制地、適度地加大醫療市場的放開力度,引進更多的民營經濟成分,引進更多的外資成分。
(二)謹慎推進縣鄉鎮級醫療機構的市場化步伐
醫療機構市場化的工作是一項難度很高的工作,大城市的醫療機構市場化推進工作難度相對較低,而縣級醫院、鄉鎮級衛生院的市場化進程的困難則會大得多。如在發達地區進行縣鄉鎮級醫療機構市場化試點工作,循序漸進,通過實踐進行檢驗,盡量降低改革帶來的陣痛。
(三)建立平民醫院
必須在市場化的基礎上,建立平民醫院,以此來為更多的普通民眾服務。建立平民醫院必須挑選部分一級、二級公立醫院作為平民醫院試點,享受政府津貼,提供低廉價格基本醫療服務,滿足低保、困難人群需求。
(四)放開醫療市場、充分引入競爭
根據完全競爭市場模型, 市場的資源在完全競爭條件下, 會達到優化配置。醫療衛生事業也可以逐步走向商業化、市場化。
(五)大力發展醫療保險
為實現我國全民醫保,在保險體系上可以采用醫療救助、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這樣不同層次的網絡來覆蓋全民。醫療改革的具體操作方面也應與社會醫療保障的各個層次相對應。在社會救助方面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社會基本醫療保險方面,保險費由企業、個人、國家、地方政府統籌集資。在商業健康保險方面,主要由個人支付保險費,滿足其多方面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五、國外其他國家醫療改革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醫院既要面對醫院改制轉型的改革,也要適應衛生服務體制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借鑒國外的醫院先進管理經驗和醫療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實施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結合國外醫療改革的經驗,我們具體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我國醫療改革要以醫療服務需求為導向,調整醫療機構的宏觀布局和功能定位。引導醫療機構進行多種形式的聯合或合作,優勢互補,資源共享。
第二,要大力推進醫療保險、藥品流通領域和醫療體制的改革。
第三,我國醫療體制改革要引進競爭機制,以實現低廉收費,優質服務。具體實施辦法:
①組建“醫療集團”,實行“企業化管理。集團化運作”的機制。以規模效應來提高醫院的競爭力;
②建立醫院和醫院之間的競爭機制,通過定點醫療機構的選擇來建立;
③要打破醫院內部競爭機制。進行醫院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實行入選意識、競爭上崗等。
參考文獻:
我本來只關注各方面對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議論,但看到不少人一邊倒地把醫療衛生問題歸咎于“市場化”,就忍不住談點個人看法:簡單拿“市場化”說醫療衛生的事,如同霧里看花、似是而非;簡單否定“市場化”,回歸“政府主導論”,可能是為糾小錯而犯大錯。
這些年來,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引入“市場機制”、“競爭”等價值取向本身沒有錯,改革雖然也暴露出不少問題,但總體上還是有成效的。目前出現的各種問題,主要還是改革不徹底,當然政策措施仍有必要作進一步調整完善。今日之醫療衛生體系,說其“商業化”,似乎不為過,醫院也罷、醫生也罷,確實到了“認錢不認人”的地步;但說其“市場化”,那完全不盡然。讓我們用“市場化”的一些核心標準如“市場主體”、“產權”、“獨立法人”、“準入”、“開放”、“競爭”等套一套,看看我們的醫療衛生體系到底“市場化”到了什么程度。
就“市場主體”、“產權”、“獨立法人”而言,目前醫療衛生資源還是高度壟斷的,醫院產權名義上清晰但實際上要么“天下一家”、要么“內部人控制”,政府職能方面仍然是管辦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醫療衛生領域目前的病癥,就好比20多年前國有企業的病癥。據統計,雖然我國公辦醫院的數量約占醫療機構總數的1%左右,但擁有的床位、設備和醫務人員等醫療資源,仍占到全國醫療資源的90%以上,多渠道辦醫的格局還沒有形成。換言之,數量占99%的民辦醫院擁有不到一成的醫療衛生資源。說到底,醫療衛生體制改來改去,醫療衛生資源絕大多數還“姓公”,這與“市場化”的企業改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醫院雖然“姓公”,但到底是誰的卻說不清楚,是院長的嗎,是衛生部門的嗎,是市政府的嗎?全是似是而非。
就“準入”、“開放”、“競爭”而言,社會資本和行業外資本進入醫療服務領域的門還是敞開的,但民辦醫院在市場準入、土地使用、勞動用工和人事制度、職稱評定和科研成果獎勵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還不能與公辦醫院一視同仁,政策上存在許多障礙和歧視?,F在辦個小診所還算容易,但辦大醫院就很難了。醫療衛生資源總體上還是高度壟斷的,所謂競爭只是公辦醫院與公辦醫院之間的競爭,公辦醫院與民辦醫院之間的競爭并不在一條起跑線上。只要政府不真正做到“管辦分離”,就必然會存在所謂“親爹后娘”的現象。
總之,現在的公辦醫院,房子是政府蓋的,設備是政府買的,醫生的工資是財政發的,面向老百姓的高額收費也還照收不誤,這是什么樣的“市場化”??!因此,不存在所謂“市場化”過度的問題,而只是沒有真正意義上“市場化”的問題。我認為,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重點,仍然是進一步打破壟斷、引入市場機制、強化競爭。
現在人們抱怨就醫難、看病貴,往往不明就里,把全部怨氣往醫院身上撒,認為是醫院的“市場化”行為引發了種種問題,這也是有失公允的。實際上,“就醫看病”的問題,是一個涉及到醫療衛生體制和醫療保障體制的復雜問題,具體可分解為兩個方面:一是誰來給我們看病?這是醫療服務的提供問題,具體又涉及到醫院、醫生、醫藥、醫療服務、公共衛生等方面的問題。二是誰來為我們“埋單”?這是醫療保障的問題,也即錢的問題、經濟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這兩個方面分得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政府或單位既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醫院都是政府或單位辦的),也是“埋單”者,患者個人基本上是不花錢的。這是一種醫療服務、醫療保障一體化的福利制度。國外以英聯邦國家為代表,至今仍有相對多的國家采用的正是這種體制。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醫療保障水平并不高、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也不高,但最大的好處是覆蓋面寬、社會公平性好。那時人們在就醫看病方面的煩惱和后顧之憂,可能確實不如現在這樣多,故而不少人對那種醫療衛生體制和醫療保障體制還是很懷念的。問題是,那種體制縱然好,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卻是不可持續的,國家和單位負擔不起。正因此,我們才改革,把醫療服務體系與醫療保障體系分開,使提供醫療服務者和埋單者成為一種市場關系、契約關系、激勵制約關系。在醫療保障方面,我們引入個人負擔機制,以減輕國家和單位的負擔,并增加個人責任和自我約束激勵。在新體制下,單位(或國家)和職工個人把錢交給社會保險機構,社會保險機構代表職工向醫療機構購買醫療服務,醫療機構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這是一種典型的、但比較復雜的“三角關系”,如果加上藥廠和藥商,則是一種“多角關系”。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沒有什么大的問題,也是世界上多數國家采用的體制。改革這些年來,要說有什么教訓的話,那就是在社保機構與醫院、患者與醫生的市場博弈中,后者總是贏家。社保機構和參保職工希望通過購買的方式獲得“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為此針對醫院設置了“藥品目錄”、“診療項目目錄”“定點醫院”、“費用結算”等許多制約性的規定和辦法。但實踐中,醫療總費用上去了,患者個人負擔加重了,但醫療服務質量卻不見得提高多少,確實是國家和社保機構“上有政策”、醫院和醫生“下有對策”,“外行玩不過內行”。國外解決這些問題的核心招數是充分市場化、充分競爭。你這個醫院搗鬼了,今后我就不選擇你了,你沒有病人客戶源了,也就生存不下去了。但我們的情況不是如此,醫療資源高度壟斷,許多城市的大醫院、好醫院是“孫二娘開店獨此一家”,你不找我找誰?因此,不是“市場化”過度的問題,而是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滯后的問題,是壟斷沒有打破的問題,是競爭不充分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可以有另一種選擇,就是對現在的醫療衛生體制和醫療保障制度作一個徹底的“翻盤”,回到醫療服務與醫療保障一體的服務體制來。也即不再搞什么社會醫療保險了,把錢直接交給醫院好了,由醫院直接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這恐怕正是“政府主導者”所期望的。這樣,醫院和醫生“花錢”肯定會仔細多了,但又會有效率低下、服務不足等許多別的問題出來??傊?,沒有一種十全十美的制度,選什么樣的制度取決于我們更看重什么罷了。就我個人觀點,還是搞社會醫療保險好,關鍵是同步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強化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
近一、二十年來,醫療衛生服務的提供倒退了嗎?沒有。雖然我們對醫院多有微詞,但不能否認的是,雖然費用上升了,但我們在享受醫療服務方面有更多的選擇、更多的便利,醫療條件和醫療服務的質量也大為改善,恐怕沒幾個人再愿意回到從前,除非他喜愛“短缺”。想想20多年前托關系買彩電的往事吧,那時你是“上帝”嗎?這一切正是市場的力量。當然,現在醫生的出路多了,不當醫生可賣藥,賣不成藥可造藥,故而收“紅包”的膽子也壯了。這好比是“打開窗戶飛進來幾只蒼蠅”。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醫德醫風建設確實是一個新課題。這正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行業協會大有可為的地方,而不是忙著加蓋公章證明某種牌子的牙膏好用。
我的結論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對醫療衛生服務和產品的提供,主張單純的“市場主導論”和“政府主導論”都是片面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兩者的互補結合。在國外,在類似的公共或準公共服務領域,通常體現所謂“二八律”(或“三七律”),即“二成”為政府直接舉辦(如公立醫院、公立學校等,以追求社會公平為目標,主要服務于窮人),“八成”為通過市場提供(政府可以是購買者)?!笆袌觥焙汀罢辈⒉皇菍α⒌?,而是互補的。公共衛生是一種公共產品,一般醫療服務是一種準公共產品,確實存在所謂“市場失靈”問題,這決定了政府必然應在醫療衛生服務和產品的提供方面承擔重要職責。但“政府主導”不是簡單的“政府主辦”,而是建立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基礎上的“政府提供”或“政府購買”。
《中國改革》:我國大部分醫院,尤其城市醫院都是“以藥養醫”,這個現狀是如何形成的?
夏永鵬:我國醫療費用過高以及以藥養醫局面的出現有歷史、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從歷史的角度看,過去我國的醫療體系是統一的,企業代表國家,單位也代表國家,沒有民營企業,醫療服務實質上基本由國家負責提供。醫療體制改革后,政府逐步減少醫療服務投入,醫院走上市場化改革道路。但當時對提高醫療服務價格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同時國家將醫療服務價格納入了社會物價指數予以監控,物價部門對醫療服務價格從嚴控制。沒辦法,為彌補財政投入不足,醫院轉向追求高額利潤。醫院追求利潤有兩種途徑:一是提高醫療服務價格,二是提高藥品價格。我國過去長期實行福利型醫療體制,醫療體制改革后政府部門的相關措施沒有跟上,而藥品在當時已經完全市場化,人們最終選擇了提高藥品價格來追求醫院利潤。據我個人的了解,目前,城市醫院50%~60%的利潤由藥品提供,部分鄉鎮醫院達到80%。
《中國改革》:我們認為,競爭的不充分也是造成醫療費用過高的一個原因。我國醫藥市場的付費方面已經市場化了,但供應和準入的方面還是高度壟斷。所以,說百姓看病貴看病難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這并不準確。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夏永鵬:的確,高度的行業壟斷也是造成醫療費用過高的重要原因。一是政府與公立醫院一起形成的壟斷,政府在減少財政投入后,為彌補公立醫院的經費不足,在政策上對公立醫院進行了傾斜。在現行的醫療保險制度下,政府部門利用資金支配權,將民營醫院排除在醫療保險定點醫院之外,形成了高度的行業壟斷;二是醫藥不分家進一步加重了壟斷。藥品作為商品,具有特殊的屬性,必須在醫師指導下使用。醫院利用藥品處方權形成了醫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患者不得不使用醫院的高價藥品,導致醫療費用過高;三是醫院壟斷采購導致藥品定價虛高。目前,我國藥品生產廠家數量過多,整體處于低水平惡性競爭狀態。由于醫院的市場壟斷地位,成為藥品的主要銷售市場,藥品生產廠家為贏得優勢競爭地位,進入醫院藥品銷售市場,實施高定價、高回扣的市場競爭策略,由此出現了藥品生產廠家改變劑量、規格,采取一藥多名重新定價等問題。
為整治一藥多名的問題,現在藥監部門采取在藥品包裝上統一標注藥品通用名(化學名)等辦法,讓患者明明白白購藥。實際上,藥品生產廠家往往只能獲得比較微薄的利潤,60%~70%的利潤被醫院及流通環節拿走了。藥廠的藥價定得越高,醫院越高興,因為醫院方得到的回扣更高,藥廠也很無奈。
《中國改革》:一個廣為流傳的數字是,僅2005年,國內就審批新藥1萬多種;而在醫藥技術領先的美國,每年所批新藥也不過是100種左右。這種巨額的數量差別說明了什么?
夏永鵬:國家藥監局將新藥審批權力上收之后,只管批,而監督卻是省以下的事,新藥審批當然泛濫。在美國,所謂新藥,必須是藥品所含成分是新的;而在國內,同樣的成分,只要換個新名稱就可以申請成為新藥。一種感冒藥,就派生出感冒通、感冒靈等一長串不同的新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
而企業每申請一種藥名,就要繳納數額可觀的審批費用,而某些手握審批權的政府官員個人,則在新藥的受理、審批等各環節中索賄受賄。這樣的案子在國家藥監局已發生多起。但我覺得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審批所謂“新藥”就是為了提價,這個機制必須從根本上予以鏟除。
《中國改革》:那么,你認為我國醫療衛生體制今后的走向會怎樣?
夏永鵬:關于我國醫療體制改革方向問題,國際上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的模式可以借鑒:一種是英國高福利模式,醫生實行公務員管理,其工資與醫院效益不掛鉤,可以避免多開藥、開貴藥等大處方問題;另一種是美國市場化模式,不同醫院、不同服務水平實行不同收費,但前提是社會保障體系完善,醫療保險品種齊全,政府實行強制參保政策。
關鍵詞:政府;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資源配置;行為失當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economy has made the very big progress, but the government cause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in the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s behavior originally should improperl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mproved gradually the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orsening, this was mainly the government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ducate and in the medical reform marketability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dual structure” reasons and so on disposition resources.
key word: Government;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 The behavior is 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醫療是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兩大民生問題,是人生存發展的基本要求,是現代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有學者形象地把它們比作社會這輛高速奔跑的大車的兩個輪子,一個管公眾的生命安全,一個管公眾精神與靈魂的健康發育。如果基本醫療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
改革開放以前,盡管中國經濟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領域,人們少有微詞。單就公共醫療而言,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創造了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跡,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這個背景下,公共教育和醫療本應得到更快的發展和完善,但結果卻令人失望。據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的評估,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資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為什么經濟發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狀況卻惡化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醫療資源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狀況與經濟發展的脫節,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有:
一、政府過于強調經濟發展,對教育和醫療有所忽視,導致公共教育和醫療投入不足
改革開放后,我們一直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這里的“發展”本應是經濟社會全面的進步。但在實際工作中,各級政府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理解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更進一步,“經濟增長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為了追求經濟盡快增長,其它一切都要讓步,包括生態環境、職工權益、教育和公共醫療。對于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總是希望“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認為只要經濟持續增長、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公共教育和醫療的改善,只有當經濟增長的成果為全社會各階層共享時,它們才會得到改善。在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中,盡管政府從未公開說過公共教育、醫療不重要,但從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看,它們不是政府關心的重點。
在教育資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圍而言,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4.9%,發達國家為5.1%,欠發達國家為4.1%。和國外相比,我國教育經費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國經濟平均增長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有規定:“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沒有達到4%這個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對經濟增長,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教育和醫療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導致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醫療經費增長跟不上規模快速增長和質量提高要求的問題日益嚴重。以九年義務教育為例,我國并沒有真正做到“免費教育”,因為投入不足,許多農村地區依然存在嚴重的“上學難”問題;而高等教育也同樣面臨經費困難,學校自身發展能力不足,導致高校“高收費”、“亂收費”現象相當普遍。醫療方面,同樣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醫療高收費亂收費,醫療成本更多地百姓擔負,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的醫藥費用讓不少人無力求醫、覆蓋率極低的醫保制度使大部分群眾沒有享受到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而使社會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醫療投入方面,從醫療衛生總費用這一國際指標來看, 1997-1998年低收入國家的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其財政支出的平均比例為1.26%,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比例為2.25%,而我國1996年的比例為2.36%,2000年下降到1.71%。這反映出我國公共衛生服務支出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長比例是極不協調的,至少沒有保證趨勢上的一致性。這和國際上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徑庭。與此同時,在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構成中,居民個人的醫療衛生支出比重節節攀升。1980年居民個人醫療支出占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不過23%;到2000年已高達60.6%。換句話說,過去這些年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的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個人負擔的。
二、政府對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認識,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上的市場化導向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但是,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中是難以實現的,市場失靈不可避免。公共產品領域是市場失靈的一大表現。
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必須由政府提供。按照薩繆爾遜的公共產品理論,教育、醫療都屬于公共產品。義務教育是純粹公共產品,就是高等教育,雖然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但同時,它又有著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應,比如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進社會物質與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而公共醫療同樣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實現社會公平、提高整體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教育和醫療的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在教育醫療的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同時,還必須看到,醫療和教育不單是公共產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權和健康權,維系著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功能就顯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遺憾的是,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特殊性,這些年并未得到我們的政府的重視,這導致我們這些年來教育改革、醫療服務體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場化道路。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商業化、市場化取向已經顯現出嚴重后果,帶來諸多社會矛盾。以醫療改革為例,20年來醫療體制改革的市場化策略,導致醫療衛生事業喪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質,甚至淪為贏利的工具,一再暴漲的醫藥費用讓普通百姓承擔了過于高昂的醫療成本。和醫療市場化方式改革失敗一樣廣受詬病的,還有市場化征兆明顯、追逐經濟利益的沖動十分強烈的教育事業。中國教育產業化改革的結果是過高的教育成本幾乎完全由民眾自掏腰包,收費節節攀升,上學難的問題日益困擾著整個社會。把公共產品和準公共品的運作完全托付給市場機制,必然導致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失敗。
教育和醫療市場化改革的失敗,證明了以市場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醫療資源行不通。政府必須充分認識到教育和醫療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發揮政府在公共教育和醫療中的主導作用,通過制度性的措施,強化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職能,對教育和醫療資源進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讓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三、 政府擺脫不了“城鄉二元結構”思維定勢的局限,按城鄉分割的“雙軌”制配置資源,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極不合理
在義務教育方面,本來,義務教育作為純粹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免費提供,不應因地域或個人政治經濟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長期以來,國家財政只負擔城市義務教育經費,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農村、農民自己負擔。義務教育投資體制改革后,把原來由鄉鎮負擔的農村義務教育投資責任收歸為“縣統籌”,但由于我國縣級財政不平衡,60%左右的縣級財政無力保證義務教育支出,農村義務教育進本還是農民自己負擔。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形成社會經濟“城鄉二元結構”分治格局。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結構”、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形成了一種忽視地區和城鄉差別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甚至只體現城市人的利益。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之間筑起了一道道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經濟格局雖然發生了明顯變化,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已經有較大改善,但在現實社會決策中,“城鄉二元結構”劃分的思維定勢并沒有多大的改變,其關鍵性體制因素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城鄉二元結構”的思維定勢,導致城鄉教育和醫療資源配置上存在極大的差距。
在醫療資源配置上,據調查,占總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衛生資源配置,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享有20%的衛生資源配置,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5億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國家公共衛生和醫療投入是8億農村人口的6倍,顯示出政府在公共醫療方面的投入表現出極其嚴重的城市偏好。從醫療衛生投入來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醫療衛生費用為587.2億元,用于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92.5億元,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基本解體,絕大多數農民成為自費醫療群體,在沒有醫保、醫藥費用迅猛增長、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為1:6的狀況下,看病就醫大大超過了農民承受能力。據衛生部基層衛生組織的有關資料顯示,農村36%的患病農民應就診而未去就診,65%的患病農民應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農民一旦有病只能聽天由命、自生自滅。
當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配置中行為失當導致的種種問題,目前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政府也正在著手進行一些政策的調整。雖然這樣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導思想的誤區,充分認識到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對其進行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加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建立起來的經濟基礎,我們完全可以在教育和醫療事業上再造輝煌,使人民群眾的教育權和健康權切實得到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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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印州.對我國公共衛生事業財政支出問題的思考.財政研究.2004,(5).
會議明確提出,把商業保險建成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支柱。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建立商業養老健康保障計劃。支持符合資質的保險機構投資養老產業、參與健康服務業整合,鼓勵開發多樣化的醫療、疾病保險等產品。商業保險公司在養老產業和健康產業領域大有可為,亦是保險公司未來新的利潤增長點。除主動提供多種醫療、重疾保險、長期護理產品外,保險公司還可以投資養老產業和醫院等醫療機構,如近年來保險公司大規模投資養老社區建設等,此外,保險公司還可承接企業個性化商業養老健康保障計劃。
將保險業這一金融子行業單獨拿出來在國務院層面進行討論和決定,這種規格實不多見,意義不言自明,可謂近期保險業的重大利好。未來,我們仍期待政策層面有所突破,制定稅收等相關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個人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
與銀行業一樣,2013年以來,保險行業也經歷著互聯網金融和貨幣利率市場化的雙重考驗,在銀行業存款急劇減少的同時,保費增長也呈現增速放緩之勢,保險股估值也在底部徘徊,這為2014年保險股的估值修復提供了可能性。
總體而言,互聯網推動的保單碎片化趨勢不減,銀行費率市場化包括個人大額存單快速推進等,都會對普通壽險業務的持續增長產生不利影響,但醫療健康險和年金險市場的開啟將提高市場對未來保費新單增速的預期。
從國際經驗看,醫療健康險、年金保險都是在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疊加經濟轉型過程中得到政策支持發展壯大起來的,目前來看,未來1-2年內是醫療健康和養老市場的政策窗口期。成熟市場上健康險、年金和壽險基本上三分天下,未來新增保費市場重點來自于健康險和年金險市場。
這并非空穴來風,新單增速預期的改善在3月中下旬已逐漸體現出來,二季度保險板塊上漲7.7%,超越滬深300,主要原因在于1-3月新單銷售情況改變了市場對于后期新單保費增長的預期。后期市場會持續改善新單增速預期,并且會迎來新單增速預期提高的過程。新單增速改善和提高的主要動力在于產品創新、渠道整合以及外部銷售環境的改變。
另一個積極的因素則是,在新單增速改善的同時,新單利潤率并不像市場原先預期中那么悲觀,新單利潤率預期會出現一個由負轉正的過程。一季度新單利潤率預期難以提升,但是二季度之后產品利潤率有充足的改善預期,產品利潤率改善的核心來自于新單保費結構的改善、費率市場化改革和保險監管部門對于渠道和產品的監管。
而新單增速預期的提高和新單利潤率預期由負轉平甚至轉正將是保險股估值修復的動力。雖然目前市場估值的反映依然停留在新單保費增速預期改善階段,但最終未來新單利潤率的改善將會進一步推升估值。
費率市場化雙刃劍
中報將至,目前各保險公司上半年的業績表現已塵埃落定,截至4月份,保險行業保費收入同比大增29%。根據保監會的統計數據,在費率市場化改革后,2014年1月,普通型人身險業務保費收入1291億元,較2013年全年增長78.78億元。一季度,保險公司憑借保險產品創新,基本上實現了保費規模的大幅度高增長。一季度保險公司新單增速超預期,二季度產品利潤率改善將超預期,截至中報前,市場將會持續反映保單增速和利潤率改善的預期。
如同利率市場化給銀行的沖擊一樣,費率市場化改革對保險業而言,也是一把雙刃劍。
雖然費率市場化改革會侵蝕單件保險產品的利潤率,但只要保障型險種利潤率持續高于分紅險,費率市場化加大保障型險種吸引力,通過保費結構調整就依然能夠達到提高利潤率的效果。
2014年以來,在銀保渠道和高現價產品受到規范的背景下,保險公司都加大了個險渠道的投入,這為個險保費增長提供了保障,同時也提高了對個險渠道產品價值創造的要求,高投入促使個險重價值的良性循環逐漸形成。
費率市場化改革給保險產品創新帶來新的空間,加上銷售環境向好,新單增速有望持續穩中趨升。保費大幅增長主要是通過產品創新分流了銀行活期存款,而一季度的新產品主要包括以下形態:1.高收益產品組合:主險產品(分紅型)+附加險產品(萬能型);2.高現價保障型產品;3.高現價萬能險。
數據顯示,一季度分紅險產品+萬能險產品以及高現價產品成為驅動保費高增長的重要原因,此類產品利潤率基本上不高;從3月份開始,保險公司主動加大銷售高保障產品力度,以中國平安為典范,在3月初就開始大力推進公司平安福產品的銷售,保障組合類產品利潤率依然高于此前的分紅產品。而從二季度開始,市場總結一季度產品策略并加以調整,開始力推分紅+萬能+保障,其中重點突出重疾、醫療、養老等保障功能的組合產品增加,這既保證了保險產品有足夠的吸引力,同時,增加的保障功能為提高保單利潤率奠定了基礎。
1-3月,各保險公司通過重推分紅+萬能組合以及高現價產品贏得保費規模大幅度增長,這一類產品創新后期還將持續成為推動保費增長的動力;在4月份之后高現價產品和銀保渠道受到一定的約束,保險公司均加大對個險渠道的投入,也敦促個險渠道重視銷售高價值產品,個險渠道逐漸形成高價值、高投入、優質保費增長的循環;在行業自身產品創新和渠道重塑的過程之中,2014年外部環境已不像2013年下半年那般嚴峻,包括理財產品、各類貨幣基金產品的銷售規模和收益率都開始下滑,在寬貨幣緊信貸格局之下,短期資金收益率下滑成為持續性趨勢,在這種背景下,保險產品的吸引力開始上升。
其中,一季度銀保渠道銷售高現價普通人壽保險產品成為特色,這一類產品提供3.5%-4%左右的收益率,同時保證一年后退?,F金價值高于銀行定期存款,產品在市場上的吸引力較好。
個險渠道也開始大力銷售主險為分紅險、附加險為萬能險的保障型險種,其中主險返還的生存金、期滿給付金以及分紅收入都可以轉為萬能險保費收入,創造了保費的“余額寶”。產品兼具收益率、流動性和保障的功能,自然能夠吸引客戶。
很明顯,在與銀行、貨幣基金爭奪資金的較量中,以前總處于劣勢的保險產品靈活性大幅提升,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費率市場化是重要的催化因素。2013年已經能夠看到保險公司新單保費有穩中向上的趨勢,但是費率市場化改革政策的出臺卻使這一趨勢增加了部分不確定性。
新單增速和利潤率預期改善
市場對費率市場化改革的預期是:影響不大,同時關注利潤率的下滑。這表明市場對費率市場化改革的謹慎態度,很少有機構明確指出,費率市場化將給保險公司帶來產品創新的利益。
目前來看,一季度保費的高增長表明此前市場發展明顯超過了費率市場化改革初期的預期。1月份普通險保費收入超過2013年全年,費改帶來高現價產品的擴容以及重疾意外險的熱銷,是保險公司產品創新靈活性的體現。同時,在無風險利率持續向下的背景下,保單吸引力明顯提升,新單保費穩中上升的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
“開門紅”是保險業追求的慣例,在“開門紅”完成規模要求之后,二季度產品創新重點轉向保障重疾類產品的開發和銷售。二季度以來,組合新增搭售產品基本上是常態,搭售產品主要為重疾險、定期壽險以及意外險產品。在主險的選擇上,保險公司似乎更青睞于少兒險教育險等形態。
近兩個月,中國人壽新產品的推動力度較快,主要圍繞重疾險豐富保障線條,公司新推專項癌癥險、康復險、定期壽險等,組合重推四個產品組合“鑫康保、放鑫保、喜慶祥和和幸福雙康”;平安升級平安福,力推守護星少兒險,同時銷售系列醫療保障險;新華人壽力推錦繡前程少兒險,同時配合開門紅產品搭售旅途無憂險;太保險種相對穩定,鴻發年年和東方紅系列產品依然是主打。
整體來看,保險公司緊握分紅+萬能提供的收益率優勢,同時通過搭售保障重疾類產品來創造價值,組合一攬子計劃基本上是大公司的共同選擇。
上市險企手握產品利器,開拓主險分紅+附加萬能賬戶+附加重疾保障保險組合拳,保單規模和價值都迎來雙豐收。二季度的產品組合通過主險提供身故、生存金返還和分紅責任,萬能賬戶提供吸納返還金提供高收益率和高流動性責任,重疾保障提供保障責任銷售噱頭,同時為保險公司創造價值,兼具收益率和高保障功能。搭售重疾險種大幅提升產品利潤率,有助于保險公司適當激勵人,創造銷售規模。
最近幾年,保險公司保單利潤率都有比較明顯的提升,保單利潤率的提升主要是受益于個險渠道保費占比的上升以及個險渠道保費結構的優化。銷售高保障產品為公司創造高價值基本上是大公司主要的產品倡導方向。在目前產品創新的引導下,新單利潤率還將有持續提升的過程和階段。
在新單增速和產品創新的帶動下,市場對保險估值修復預期開始轉為積極。從3月中下旬,保險股開始持續超越大盤,估值開始有所修復。目前階段的估值修復主要是反應了市場對于保費新單增速預期的改善。
3月份中下旬至6月份,保險指數持續上漲,動力源自于市場對新業務乘數預期的改變。新業務乘數主要由新單利潤率和新單保費增速帶動,在經歷了1-3月保費尤其是新單較快增長之后,市場對新單增速的預期基本上由前期的負增長緩慢調整為正增長。
盡管一季度保險行業實現“開門紅”,但市場對保險股估值預期仍比較悲觀,因為新單和新業務價值都處于負增長預期,在經歷一季度“開門紅”較高增長之后,新單業務價值逐漸顯現,市場開始修復預期,目前正處于第一個階段,主要是新單增速預期開始由負修平。預計后期還將有一個新單增速預期由平修正,同時新單利潤率修正的過程。
改革提升新業務乘數
對保險股新單增長給予謹慎預期是比較符合實際的,未分化的乘數假設和非常中性的增長預期和中國現在保險市場的結構相關。中國壽險市場險種結構單一,產品過重依賴于分紅險,分紅險將持續面臨銀行存款利率市場化、貨幣基金等理財產品的競爭,增長平穩難有爆發;市場單一也導致公司同質化嚴重難以產生預期分化。
從各國的經驗來看,保費收入基本上囊括了壽險、健康險和年金這三個部分,因此,市場分化需要從醫療健康險和年金險市場著手。2012年全球保險市場壽險平均保險深度約為3.69%,中國人身險保險深度為1.7%,雖然保險深度差異較大,但是中國的保險深度主要由壽險貢獻,如果按照壽險、醫療健康險和年金三分天下的格局來計算,中國壽險保險深度已經超過國際壽險平均水平。
這從另一個側面也發映出中國目前單純壽險保費發展空間已經比較有限,醫療健康和年金將是未來保險市場真正的增量所在。醫療健康險和年金領域的發展也是真正改善新單增速預期的市場所在。
城鎮化第一階段帶來房地產及相關產業鏈條膨脹,第二階段將帶來健康醫療和教育領域發展。隨著城市居民保險和新農合整合、完善醫??刭M和推動異地就醫即時結算服務,這都將為商業保險機構進入基礎醫療保險領域打開空間。
GDP下臺階伴隨著老齡化,撫養比的變動帶來儲蓄率拐點出現,居民在銀行儲蓄、保險資金和社會基本養老幾類資產中將開始重新配置養老資產,綜合利率市場化格局和收益率環境,保險產品作為養老儲備資產的吸引力在不斷提升。老齡化帶來養老保險需求,城鎮化帶來醫療健康險需求。隨著城鎮化和老齡化的繼續,保險行業將進入養老險和醫療健康險發展的春天。
保險業率先推動費率市場化,這一下子將保險產品定價利率提升至3.5%及以上,保險產品相較于銀行儲蓄存款吸引力明顯提升。從費率市場化改革趨勢來看,年金險產品是其中僅次于醫療健康險產品的重要險種,目前稅延政策依然在探討中,但是從大趨勢來看,稅延政策必然會推進,以年金為主要形態的保險產品將進一步分流銀行儲蓄成為居民養老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目前來看,費率市場化改革驅動產品正朝健康險和年金險方向拓展,同時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以及養老體制改革在提速,商業保險作為基礎醫療和基礎養老重要補充的地位再次被闡述并佐以政策支持。醫療健康和年金險市場的發展是提升未來保費新單增速預期的重要動力,并且將能夠產生差異化新單增速預期。隨著醫療健康和養老險市場的逐步開啟,未來公司新業務乘數將有較大提升。
費率市場化改革帶來健康險的熱銷,其中緣由主要是因為健康險利潤率比較高,在利差損益受到影響的同時,保險公司會主動尋求死差損益和費差損益較好的產品。從目前情形來看,意外和健康險保費收入占比快速提升。
保險公司新業務乘數在估測過程中固然存在較多的假設差異,但由于中國當前保險業的嚴重同質化,使得目前行業估值乘數差異不大,市場以行業平均增速和平均利潤率情況形成對未來新單增速和新單利潤率的合理預期,形成行業性的溢價空間。這也導致公司之間溢價水平差異不大。
而造成新業務乘數無差異的重要原因也反映了當前保費結構過于集中、險種較為單一的現狀,由于險種結構較為單一,各公司業務結構相似度非常高,未來增速和新單利潤率都難以擺脫行業屬性,最終導致保險股估值溢價水平難以出現明顯分化。
隨著醫療健康險和醫療險市場的開啟,保險公司之間新業務乘數分化將會產生并加大。保費結構的多元化會帶來新單增速預期以及新單利潤率高低的不同組合,從而形成差異化的新業務乘數。
互聯網新渠道的價值
保險業的發展始終離不開內外兩個因素的影響。從內部產品來看,分紅險吸引力在下降,費率市場化改革產品能夠提供超過分紅險收益率的內在收益,這也是新產品都有分紅險影子的原因。從外部銷售環境看,規范非標和同業,銀行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對保險業的競爭壓力明顯減小。同時規范銀保渠道和高現價產品,明顯利好大保險公司。
更重要的是,在互聯網金融的浪潮中,保險業也不能脫離干系,互聯網渠道為保險所用已是大勢所趨。
從2011-2013年間,互聯網保險保費年復合增速達到201%,在個險渠道保持個位數增長、銀保渠道負增長的格局之下,互聯網渠道無疑成為一個重要的看點。而從各家公司的戰略部署來看,互聯網保險業務領域都將成為近兩年重點挖掘的市場。
在經歷前期的跑馬圈地的競爭后,互聯網保險市場格局正面臨著重塑。從2013年統計的互聯網保險業務收入排序來看,與傳統保費收入規模排序完全不同,人身險市場更加是顛覆性質的,國華、泰康、陽光、光大永明和弘康人壽躍居前五位;而財險市場中前三排序差異不大,陽光和美亞財險居于第四位和第五位。而從收入占比貢獻來看,基本上小公司更加超前,小公司在運用互聯網渠道方面的態度更加積極和開放。
雖然分紅壽險增長緩慢恢復,但通過產品創新,主險選擇分紅險依然是當前階段的主要產品特征,主險搭售傳統險、保障型險種是主要產品組合形態。在無風險利率下移的過程中,分紅險收益率優勢逐步顯現出來。
一季度,部分保險公司憑借銀保渠道和互聯網渠道銷售萬能險,成功沖刺“開門紅”。萬能險成為策略型產品,主要是為了滿足公司期滿現金流壓力、與其他公司競爭、維護渠道以及對接項目。從公司自身價值來看,萬能險更多是策略性的產品,上述情況會持續存在,保險公司會持續保留這種產品。
而高返還、高現價和高保單抵押率產品是本階段普通壽險產品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其中高現價產品更是一季度部分公司實現“開門紅”勝出的利器。
保單的保證利率通過兩個部分體現出來:產品定價利率,產品的返還給付。產品的返還給付是指保單條款約定在一定條件之下,保險公司提供保額的一定比例作為返還金。2010年保監會規定兩全險種禁止設置在3年之內返還條款,現在公司多采用年金的形式規避這一約束。
關鍵詞:醫療保險改革可持續發展
1中國醫療保險制度情況
我國的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建立于20世紀50年代初,包括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兩部分。這項制度實施幾十年來,對于保障職工的身體健康、減輕職工的個人和家庭負擔、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積極作用,促進了經濟發展,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在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醫療保險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漸暴露出來。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①醫療費用國家和企業包得過多,負擔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費用控制機制,造成極大的損失和浪費;②醫療保險的覆蓋面窄,服務的社會化程度低,部分職工的基本醫療需求得到滿足與醫療資源浪費的現象并存,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不統一。由于原有的這套醫療保險制度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甚至阻礙了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因此,國務院于1998年12月下發了《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8)44號〕(以下稱《決定》),部署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進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內全國基本建立新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決定》頒布以來,全國各省市以“低水平、廣覆蓋,雙方負擔,統賬結合”為原則,加緊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的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據實際建立起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社?;k),建立了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社會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并由社保基金辦負責審核并選定了定點醫療服務機構和定點藥店,擬定出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診療項目、醫療服務設施標準及相應的管理辦法等。在基本醫療保險之外,各地還普遍建立了大額醫療費用互助制度,以解決社會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之上的醫療費用。
2確保醫療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對策
醫改是一面鏡子。它讓我們看到政府的責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通過市場化推動外資和民營醫院向高端發展,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階層提供高檔服務。只有不斷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才可充分體現其公平與效率的原則。政府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衛生服務市場的參與者,通過發揮宏觀調控職能,運用行政和經濟手段,監督和調控有競爭的衛生服務市場,規劃合理配置醫療資源,約束醫療費的上漲,引導醫療市場走向有管理的市場化。
2.1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降低醫療保險風險
基本醫療保險是整個醫療保險的基礎,是職工應普遍享受的醫療保障,也是醫療保障體系的基本制度,體現社會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參保才可使醫療費用在全民中分擔,降低醫療保險風險。同時降低醫保道德風險,提高醫??癸L險的能力,使醫保能夠穩定、健康向前發展。
2.2建立第三方購買制度,約束醫療費用的上漲
在現有醫療保障制度下,參保者在尋求醫療服務時,比如:大額門診、門特等還必須繳納全額醫療費,然后再向醫保機構報銷。這樣就導致了一個相當嚴重的后果,即這些參保者在就醫時還相當于自費者。若有拒付,則由患者自己承擔,醫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醫院的行為。本來,民眾繳納保費給醫保管理者,是希望他們成為自己的經紀人,代表自己同醫院討價還價。但是,現在的醫保管理者成為民眾的“婆婆”。幾年的實踐證明在市場體制中,政府要想控制醫療費用的上漲,完全有新的招數。就是讓醫療保障管理者扮演好醫療服務第三方購買者的角色。把醫療服務中傳統的醫生-病患的雙方關系,轉變成為醫生-病患-付費者的三角關系。當人們把醫療費用預付給醫療保障機構之后,醫療保障機構就可以以集體的力量,成為醫療服務市場上的具有強大談判能力的購買者,從而有能力運用各種手段來控制醫療服務機構的行為,約束醫療費用飛速上漲,確保醫療服務的質量與價格相匹配。
2.3政府作為宏觀調控者,統籌規劃醫療資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醫療衛生費用主要來源于百姓個人,因而個人醫療費用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較大。百姓個人在醫療服務機構的選擇上享有比較充分的自由,醫療資源的配置主要由醫療服務市場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導,俗稱“錢隨著病人走”。市場力量主導的結果必然導致醫療資源向醫院(尤其是級別高的醫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與此同時農村醫療機構和城市基層(社區)醫療機構的市場份額必定偏低,相應地其能力建設也必定遭遇困難。這對于初級衛生保健服務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同時也驅使大多數病人涌向醫院,尤其是級別高的醫院,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浪費,影響了醫療體系運行的效率。
從政府投入的流向來看,政府衛生投入也越來越傾斜于大醫院,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無看病。雖然政府的資源已經非常有限了,但主要還是用于補助已經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的醫院,尤其是高級醫院。以社區為基礎的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無論是鄉鎮衛生院還是城市社區醫療衛生機構,從政府那里獲得補助很少。這一點并不奇怪。在市場化力量主導資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滿為患的醫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獲得更多的補助,以資助其改善設施,提高能力。行政級別高的醫院,在行政體制內更具影響力。隨著醫院能力建設水平的提高,它們也就越具有競爭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來越擁擠,從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進一步追加補助或投資。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建立健全社區醫療衛生體系,直接向社區居民提供基本的、費用低廉的醫療服務。新晨
2.4建全醫療保險的監督體系,抑制醫療市場中的違規行為
2003年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確定了“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課題研究。課題組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單位的專家學者組成。
報告指出,當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問題,其消極后果主要表現為,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報告還說,現在醫療衛生體制出現商業化、市場化的傾向是完全錯誤的,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此外,城鎮醫療保險制度本身存在明顯缺陷,發展前景不容樂觀。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期待變革。
中國衛生系統染上“美國病”
報告課題組參與者石光、貢森評價稱,中國衛生系統染上了“美國病”。他們分析認為,“美國病”有兩個特征:一是效率低;二是公平性差。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資源浪費,資源沒有用于成本效益好的項目或干預措施上。公平性差主要因為資源再分配不到位。
石光、貢森說,近10多年來,中國的醫療體制已在較低水平患上了“美國病”,即衛生費用大幅攀升、醫療衛生服務非常不公平、衛生資源利用效率低下、人們的健康指標停滯不前甚至惡化。
他們在分析報告中指出,在中國,由醫院供方誘導需求成為相當普遍和嚴重的問題,供方過度服務主要表現為:大處方、抗生素濫用、大檢查和手術濫用。
“只是制度設計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認為,現在的醫療衛生改革走入困局,根源在于它的基本方向有問題,不能走市場化的道路?;卺t療衛生事業的特殊性,無論是基本保障目標選擇還是醫療衛生的干預重點選擇,靠市場都無法自發實現合理選擇,必須強化政府職能。政府的責任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化政府的籌資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預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和發展。
為什么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不能走市場化道路?
如果這種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將不堪設想。因為只要醫療服務機構走向全面市場化,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布局及服務目標偏離問題就不可避免;競爭無法保證醫療服務價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國的實踐所證明。在此前提下,政府補貼需方和購買服務不僅無法保證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健康發展,也減輕不了政府的財務負擔。
另外,市場化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與一般消費品不同,大部分的醫療衛生服務具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性質。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服務是營利性市場主體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也是個人力量所無法左右的。因此,必須而且只能由政府來發揮主導作用。否則就一定要出問題。
新制度設計,能否對中國醫改對癥下藥?
自從7月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社會公布醫療改革報告摘要之后,關于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是否由市場化導致的爭論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近日,衛生部官員表示,一份醫療改革新方案已經上報國務院,等待批復。從有關人士透露的情況來看,新方案將堅持醫療服務以政府主導的公益性質不變,不會照搬某一國家的醫療體制模式。在轉變政府職能、實行管辦分離的同時,作為對公益性的補充,會鼓勵社會資本投資辦醫院。
一個月的時間里,從批評醫改市場化,到冷靜客觀地分析市場化利弊、探討新型醫改之路,可以說,社會各界對中國醫療改革的現狀和未來發展已經有了較為統一的看法。
公共衛生醫療體制改革走過的20年,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刻變化的20年。醫改報告得出“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結論,恰恰也應該放到改革巨變的這一大背景下去看。從1985年開始至今,醫療改革一直是在缺乏明確的改革目標之下進行的。改革伊始,無論是政府主管部門還是醫療體制內的各方人士,都是抱著“先改改看”的心態。財政投入上的捉襟見肘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主導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醫療改革進程。政策上的放權和實際操作中的財務包干促成了當時醫療體制的兩大特征,并為日后的醫療公益性下降和以藥養醫的醫療經營模式埋下了伏筆。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城鎮居民的醫療費用由企業負擔形式逐步轉變為社會保障形式。這期間產生了不少下崗職工、低收入人群和城市流動人員失去醫療保障的情況。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改變,農村醫療服務體系亦日趨瓦解。與之對應的是醫療主管部門在公共醫療服務領域的責任缺失和日益商業化、營利化的醫療市場。這一持續至今的過程導致了醫改報告中指出的個人醫療費用負擔過重,政府投入不足和公共醫療服務公益性缺失等不良現象。
回顧醫療體制改革的歷史,我們發現,所謂的醫改市場化之過,確切地說應該是缺乏有效管理的市場化之過。由于相關部門一直缺乏對醫療體制改革目標的明確規劃,導致了原本因投入不足而采取的醫療機構完全市場化生存模式變為常態。因此,有不少人把窮人看不起病歸結為市場失靈。但我們認為,在這樣的改革過程中,市場失靈應該視為是監管失靈的外化表現。
然而,不成功的醫療改革并非一無是處。在城鎮中成功地建立起統籌醫療保險的基本框架,在農村中試行合作醫療模式,都是過去20年醫療改革的成功之處。即便是在遭到批評最多的醫療機構民營化方面,多方資本的進入對緩解政府財政投入壓力、提高醫療設備水平和服務質量,也起到了相當明顯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仔細辨析失敗原因的細節,籠統地否定一切并不可取。
過去20年醫療改革的致命傷,一是醫療保險的覆蓋率過低、強制性不夠、預防功能不強,二是醫療服務價格混亂導致醫療費用持續攀升,三是政府投入比例過低,對醫療市場管理力度較弱。而這三點都與相關部門責任的缺失有關。最近爆出的山東菏澤醫改出現的問題,便是如此。如果對比江蘇宿遷的同類改革就會發現,菏澤的問題正是因為醫療機構改革過程中政府缺乏相應的監管控制造成的,而宿遷的改革,雖然激烈程度上開一時先河,但改革的每一個步驟都有當地衛生管理部門的責任介入??梢哉f,正是在政府責任這一點上,決定了改革的成敗。
我們欣喜地看到,經過社會各界一個多月的廣泛討論,衛生主管部門已經逐步認清了醫療改革失敗的癥結所在,沒有盲目地否定市場化的成果和優勢,也沒有逃避過去政府責任介入不足的問題。在明確了醫療衛生服務公益性第一的目標之下,推行覆蓋面廣泛的公共醫療改革措施,引入市場化方式、提供差別化的醫療服務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我們期待著不久之后出臺的醫療改革新方案,能夠成為建設現代化醫療衛生保障體系強有力的奠基石。―――第一財經日報
開展“專項行動”,商務部整治不規范促銷行為
商務部將與發展改革委、公安部、稅務總局、工商總局等部門建立全國打擊不規范促銷專項行動部際協調小組,組織開展“整治商業零售企業不規范促銷行為專項行動”,計劃10月底以前制定并實施《零售商促銷行為管理辦法》。
此次專項行動中整治的不規范促銷行為有四種:在促銷活動中利用虛假或者使人誤解的標價形式或價格手段,欺騙、誘導消費者或者其他零售商與其進行交易以及不按規定明碼標價等價格違法行為;在促銷活動中使用含糊的、易引起誤解的語言文字,或以虛假的“清倉”“換季”“拆遷”“歇業”等事由開展促銷活動;在促銷活動中銷售假冒商品、不合格商品以及摻雜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促銷行為;商家在促銷活動中偷稅逃稅等行為。
中國零售行業近來出現了一些新的促銷形式,這些形式促進了商品流通。但現階段商業零售企業的促銷活動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為: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有關規定,采取不正當競爭方式進行有獎銷售;在促銷時采取謊稱降價、虛構原價等標價方式及價格手段進行價格欺詐;對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公平交易權作出諸多限制;開展促銷活動缺乏相應的安全管理措施等。這些不規范的促銷活動損害了零售企業自身形象,引發了惡性競爭,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甚至還影響了社會穩定。
―――《中華工商時報》
印度競爭力趕超中國 警示中國必須采取更新戰略
世界經濟論壇的《2005~200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與印度的差距比往年更加縮小。中國和印度分別排在第49位與第50位,中國下降了3個位次,印度則上升5位。另外,印度國大黨政府9月26日公布的“印度制造業國家戰略”報告稱,印度的法律對于工人實在是太“溺愛”了,“要想和中國競爭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就必須讓企業更容易開除員工,減少無意義的檢查,改善基礎設施,并全面改革進口關稅體系?!?/p>
印度競爭力超過中國是一個重要信號,它向我們發出警示:中國必須采取更新更有效的競爭戰略,否則就會落后。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印度的長處是什么?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在這一點上,我們以往談到的大都過于表面和具體,藏在背后的抽象理念―――公平至上,卻沒有得到應有重視。
關鍵詞:醫療體制改革;市場競爭;政府資助
我國醫療體制改革源于20世紀80年代,通過管理體制的承包性質的改革,使醫院由政府資助的公益性機構轉變成基本上自負盈虧的逐利性組織。改革基本實現減輕政府財政補貼的目標,醫療費用收入和藥品收入分別由醫院總收入的28.9%和37.7%上升至80年代中期以后的80%和90%;同時有效激勵醫院(主要是城市大醫院)大量增加基礎醫療設施。改革使醫院形成了收入(或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在醫患雙方之間建立了市場關系。但是在競爭不充分的賣方市場中,醫療服務費用大幅攀升。
9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初步建立了共同繳費、個人賬戶與統籌賬戶結合、市級統籌、基本覆蓋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體制。其成就一是擴大了風險共擔范圍,由單位共擔擴展為市級共擔;二是建立了個人部分付費制度。其不足一是公平缺失,基本沒有考慮農民,城鎮居民的參保率也不理想,且不同階層受益差別甚大。二是保險程度偏低,大病保險封頂。三是政府資金投入偏低,到2004年,雖然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已達國內總產值的5.5%,但是政府支出只占總費用的16%強。90年代改革的主要失算是忽視了對競爭性、非短缺醫療服務市場的培育。由此導致的醫療服務費用的上漲吞沒了醫保體制改革給城鎮居民帶來的好處,同時大大惡化了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大多數農民的醫療條件。
新世紀以來,不斷有學者批評醫療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也有學者認為醫療體制改革中的問題并非市場化取向之過,而是沒有充分考慮醫療服務市場特點的結果。同時,不少學者提出醫療體制改革的思路是一方面將競爭性市場作為衛生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另一方面要強化政府保護消費者權益和資助弱勢群體的職能。
一、醫療服務的特點
不同商品(勞務)往往有不同特點,只有針對這些特點采取相應的措施,才能兼顧效率和公正。為使醫療體制改革取得理想效果,首先需要分析醫療服務的特點。
1.醫療服務對于患者首先是必需品,但又可成為奢侈品。這種雙重屬性使得漲價不會減少多少純粹的治病需求,降價或免費將大大刺激對于舒適醫療服務的需求。由于其必需品性質,政府應當對弱勢群體承擔起起碼的資助責任;由于其奢侈品性質,完全由政府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肯定會引起開支不斷上升。
2.醫療服務并非全是需要由政府買單的公共物品。非傳染病的醫療不具有正外部性。傳染病的預防、醫療具有很強正外部性。通常的公共物品是私人不愿意出資的,而傳染病的醫療是患者一般也愿意出資的,因此是一種準公共物品。這一特點意味著政府應當為傳染病的預防、醫療部分或者全部買單。
3.醫療服務并非全是供需(醫患)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否則沒有“久病成良醫”一說。在醫護人員的收入基本依賴于藥品銷售和醫檢費用的條件下,醫方會利用醫患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誘導患者形成過度需求(或醫方過度服務)。但信息嚴重不對稱并非一定是患者支付過高的醫療費用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也很可能是由于患者缺乏充分的選擇權?;颊呷狈︶t學知識與一般消費者缺乏家用電器的知識是差不多的,但家電市場的高度競爭性使得大多數消費者的權益得到有效保護。因此,若患者有充分的選擇,則除了急病患者之外,大多數患者都將通過貨比三家盡力改善自己的信息狀況,減少接受過度服務的概率。醫療服務費用偏高,究竟多少是醫患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引起的,多少是患者缺乏選擇造成的,需要通過具體調查來確定,不能簡單宣稱就是信息嚴重不對稱惹的禍,更不能以信息嚴重不對稱為理由要求政府強制規定醫療服務費用。
4.醫療服務是具有上下游關系的一種組合式服務,包括診斷病情的一系列服務和治療疾病的一系列服務。這一特點引起了如何建立醫療行業最佳產業組織的問題。所有服務集中于一個供給者將使患者在下游的各個服務環節被“套牢”。當前以藥養醫現象就是把診斷服務與治療服務組合在一起的結果。從促進競爭降低成本的角度出發,最好把所有服務分散于不同供給者,同時在每一項服務中都建立多個供給者。但這可能使患者感到不便。在整個醫療行業,既要有各種服務相對集中的大型醫療單位,也要有分散提供部分服務的小型專營單位(如實行初診和簡單治療的社區醫院)。至于這兩類單位的比重,恐怕主要應當由市場決定。
5.醫療服務的效果具有不確定性,會出現患者不滿意的結果,且患者往往難以辨識這種結果是由于醫方未盡責還是醫方雖盡責但無力回天。這一特點意味著醫療服務具有一定的風險,當前這類風險基本由患者承擔,一旦出現意外后果,醫患雙方往往發生激烈沖突。面對這種可能性,醫方往往采取回避風險的態度,使本來具有一定治愈概率的疾病不能得到及時醫治。這一特點意味著改革必須考慮建立分散這類風險的保險機制。以便促使醫方盡最大努力,使患者在一旦發生不良后果時能夠得到一定補償,以緩解醫患沖突。
6.醫療服務是一種需要經常創新的產品。人類面臨與疑難病癥和不斷出現的新病種之間永無止息的博弈。而對于疑難病癥和新病種,醫患雙方都面臨信息不完善問題。這就需要在醫療服務方面進行永無止息的創新。這一特點意味著改革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如何激發供給方(包括醫護人員、醫院、藥品和醫療器材的生產企業和醫學院校)的創新熱情?二是如何建立創新資金的籌集機制?三是如何建立創新風險的保險機制?創新的激勵不能建立在創新者無私奉獻的道德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自上而下考核加重獎的基礎上,因為那將導致弄虛作假和高昂的考核成本;只能依靠能夠給予創新者充分報酬的市場機制。但市場機制會引起創新產品高昂的價格,在沒有政府資助時將有悖于公平。
7.醫療服務不可能完全標準化。因此醫院與其基本要素——醫護人員之間的合約是高度不完備的,很難規定詳盡無缺的服務規則,因此需要醫護人員在一定的范圍內發揮獨立決策的功能。這意味著在醫院內部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是一件非常復雜的工作。為了使激勵機制有效,就需要給予醫護人員自由流動自由開業的權利,讓他們可以用腳來表示對于激勵機制的認可與否。有效的激勵機制需要醫院的領導付出艱辛的努力。而這又意味著需要建立能夠充分激勵醫院領導付出這種努力的產權機制。
8.醫護人員人力資本的形成、維護和增加是一個周期比較長的過程,其供給往往滯后于需求的發展和變化。這種人力資本形成的耗時性往往導致醫護人員的短缺,而短缺的要素通常容易獲得較高的收入,尤其是當其所有者建立起具有一定壟斷地位的職業團體時。但醫護人員的人力資本又具有非常強的專用性,一旦退出醫療行業,其人力資本急遽貶值。因此,即便醫護人員收入偏低,只要不低于個人心目中的臨界水平,他(她)們一般不會重新擇業。這種職業轉移的粘性可能導致醫護人員的收入偏低。要避免醫護人員收入過高或過低,在長期中主要還是要依靠競爭性的醫護人員勞務市場,因為政府不可能比市場做得更好。
為醫護人員培養人力資本的是有關學校。只有當醫護人員的收入不低于均衡水平時,社會才可能有相當部分的年青人愿意報考這類學校,并支付相應費用。才能夠使這類學校可以依靠自己的收入而維持。否則就需要依靠其他的資金來源,尤其是政府撥款。如果不允許由競爭性市場去形成醫護人員的均衡收入水平,那一定意味著兩種結果:一是醫護人員(經常是醫生)通過建立具有壟斷性的職業團體來保持市場的短缺以獲取偏高的收入。二是由政府以照顧民生為由通過行政手段把醫護人員的收入水平壓低至均衡水平以下,結果使在職醫護人員缺乏工作激勵,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年輕人愿意選擇這個職業,市場同樣保持短缺狀態;患者只能得到雖然廉價但質量低劣的服務。
9.醫療保險市場的道德風險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但在不同的醫療保險體制下,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實行全民全額保險的條件下,這種道德風險可能更多地表現為患者力圖通過隱瞞真實信息,使醫療服務盡可能從低費用的必需品轉化為高費用的奢侈享受。而在部分公民享受保險時,道德風險還會表現為患者盡可能獲取超量昂貴藥品,轉手倒賣獲利。
醫療服務涉及七方面主體:患者,醫院,醫護人員,藥品和醫療器材生產、研發、銷售企業,醫療保險公司,醫護人員的培養學校,政府。這七類主體之間存在一定的利益摩擦。因此,醫療體制作為一個系統,其改革必須系統考慮,兼顧各方,配套實施。2005年以前的改革由于缺乏兼顧性和配套性,導致許多人不滿。于是大致從2005年開始,出現一股反對醫療服務市場化改革,要求政府主導醫療服務行業的輿論浪潮。這股浪潮把缺乏兼顧性和配套性的市場化改革出現的問題歸咎于市場化。
二、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標模式
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標模式:1.最大限度促進市場競爭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平抑價格,提升質量。2.政府資助貧困群體,保證所有國民得到基本的必需的醫療服務,實現社會公平。3.個人承擔部分醫療費用,防止醫療費用不合理膨脹。
(一)為了實現充分競爭,需要患者、醫療服務供給者和醫療服務基本要素所有者三類主體充分的自主選擇權利。
1.保證患者充分自主選擇的權利。醫療服務是組合服務,為了充分引進市場競爭,就需要把它細分,并在每一項服務中都最大限度的引進競爭。具體思路:
(1)所有醫院不論大小,不分公私,都平等納入醫保體系,使患者在選擇醫院時只需考慮醫院的服務水平、態度和費用。如此在所有醫院之間形成競爭格局,迫使診斷費用逼近充分競爭水平。
(2)患者需要耗費較大的儀器檢查、根據處方買藥、動手術住院時,不必非在其初診醫院,可以自由選擇醫院和藥店,以便在儀檢、買藥、動手術住院方面充分引進競爭,迫使醫檢價格、藥價、手術住院費用逼近充分競爭水平。
(3)每個國民有權在多家醫療保險機構之間選擇,迫使保費逼近充分競爭水平。
2.在給予患者充分的選擇權時,也給予醫療服務過程各個環節的供給者(醫院、藥店、有關企業、醫保單位、學校等等)自主定價權。
若供給者沒有自主定價權,價格就不會發揮有效配置稀缺資源、有效激勵供給者增加生產提升質量降低成本的功能。由政府強制壓低醫療服務過程各個環節的價格,短期當中似乎有利于患者,但它將對各個環節供給者形成負激勵,使人們不愿從事這類職業,造成醫療供給的短缺,迫使患者不得不通過排隊、擁擠來獲得低質服務。從長期、整體看,這反而降低了消費者的福利。自主定價是否一定意味著價格上漲?短期當中完全可能,尤其是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短時期中。但是長期當中價格是否居高不下甚至持續上漲,則取決于其它一些因素。
由于醫療服務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價格彈性的必需品,因此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緩解自主定價在短期和長期造成的漲價壓力。
(1)給予具備一定資質的個人和法人經營醫療服務過程各個環節的準人權,以促進競爭。當前尤其要允許甚至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組建醫院、藥店、相關企業和學校。如果不改進準入制度,不改變短缺狀態,就無法形成事實上的競爭。只要準入制度導致充分競爭、消除短缺狀態,長期中自主定價不會導致價格居高不下。
(2)考慮到競爭性非短缺市場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從政府抑價到自主定價的轉變必須是漸進的。自主定價的浮動范圍只能根據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擴大。因此改革的程序應當是首先允許具備基本資質的私人和法人組建醫療服務單位,并給予自主定價權,形成一段時間的價格雙軌局面,促進競爭;然后逐步放開原有醫療服務單位的自主定價權,最終實現價格并軌;在價格機制正常發揮作用之后,再對原有醫療服務單位的產權進行改革,可以由公立改為私立,也可繼續保持公立,或者實行公私混合產權。
當前醫療費用過高的表面原因:一是醫院在醫護人員勞務價格受到壓制的條件下被迫采取以藥(儀檢、手術、住院)養醫的措施,二是有關企業與醫生共謀。但深層原因是患者缺乏充分的選擇權利和充分的信息。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便政府放開了對于醫護人員勞務價格的管制,藥(儀檢、手術、住院)價仍然不會下降。
當前政府解決醫療費用過高的最好做法,不是強制限價,因為在產品規格品種易變的行業,企業總是有辦法規避政府價格管制的;應該首先是用制度保障患者充分的選擇權。其次是實行強制報價制度,即強制各家醫院和藥店免費在政府網站的特定網頁上如實公告各種醫療費用,消除醫患雙方在醫療費用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同時強制要求各有關企業免費在網上如實申報各種產品的出廠價,以幫助醫院和藥店擇優采購;通過強制報價形成競爭,迫使供給方降價。第三是充分發揮醫保單位的監督功能。只要相當部分醫療費用要由醫保單位支付,追求利潤最大化、同時又面臨同行競爭的醫保單位就有動力通過討價還價降低醫療費用。當然,若醫保單位無利潤動機和醫保市場無競爭,醫保單位就可能只提高保費而不去和醫療單位討價還價,甚至可能和醫療單位串謀。
只要在生產環節制止了壟斷引進了競爭,在全部流通環節包括最終的銷售環節透明了價格信息,引進了競爭,就一定能夠遏制過高的醫療費用。為了防止由于競爭而引發藥品質量下降的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可以定期隨機搖號抽撿各家藥廠(醫檢儀器廠等)的產品質量,發現問題,黃牌警告;屢教不改,停業整頓。一旦通過競爭使常規藥品只能賺得平均利潤,藥廠就將投入資金開發新藥以便獲取創新利潤。對于新藥的價格,同樣應當由廠商自主定價,政府不便規定,反而是應當通過專利加以保護。同時通過政府資助來減輕患者負擔。
3.在給予患者自主選擇權、醫療服務各個環節供給者自主定價權的同時,給予醫護人員自由流動、自主開業的權利,但是不給以組織壟斷性職業團體的權利。以形成競爭性醫護人員勞務市場,通過這種市場形成均衡收入水平,以激勵已有醫護人員努力工作。同時通過這種市場形成與其它行業均衡的收入差距,以激勵足夠多的年輕人選擇醫護職業。與此相配套,放松對醫科院校的政府規制,建立競爭性的醫護人員人力資本教育培訓市場。
(二)市場競爭可以促進效率,但是不能改善要素初始分布的不平等。因此,為了保障國民生存權的基本平等,政府應當承擔資助責任。
1.首先是中央政府應當為每個國民(包括農民和市民)提供平等的初步的基本醫療保險,其金額可以隨國民收入(或個人所得稅)的增長,以低于或者等于國民收入(或個人所得稅)漲幅的速度上升,并且在通貨膨脹時實行指數化。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資助,有助于實現全體國民平等享受必需的基本醫療服務。同時,中央政府提供面向全體國民的基本醫療資助,也有助于解決人員(尤其是農民工)跨區流動與目前完全由地方政府籌措醫保基金之間的矛盾,有助于促成勞動力自由遷徙的全國性勞動市場。
在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資助的基礎上,各級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財力和醫療地方病的需要對當地人追加一定資助。但需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重新定義“當地人”,應由中央政府強制規定在一地工作和生活一定時期以上的國民都應當算是當地人。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狹隘的地方福利主義。因為過高的地方醫療保險會刺激人口流入,加重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迫使地方政府把地方醫療保險維持在適度水平。
在政府提供基本醫療保險的基礎上,每個國民還可根據自己的健康和收入情況,自主選擇購買商業化醫療保險。同時,鼓勵宗教團體和其它慈善機構以及私人針對一些耗資特別大的疾病提供專項慈善救助資金。
政府(多級)、個人、慈善機構三位一體的醫療資金籌措體制,一方面使國民在獲取必需的醫療服務方面達到基本平等,同時又可避免全民全額醫療保險制度下政府醫療保險支出持續快速增長,難以為繼的局面。
2.中央政府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可按一定比例(固定的或者累進的)從征收的個人所得稅中籌措,不必另征新稅。個人所得稅近來已成為我國第四大稅種,且增長速度可觀,這就保證基本醫療保險基金能夠穩步增加。從個人所得稅籌措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既體現了基本醫療保險的強制性、公平性(收人低于納稅起征點的弱勢群體也能享受基本醫保),也不會另外加重國民的負擔。
3.為保證患者的自主選擇權以促進競爭,政府提供的基本醫療保險基金不應撥付給醫療服務單位,而應當劃入消費者的基本醫療保險賬戶。考慮到個人身體素質的差異,基本醫療保險賬戶可以按一定比例分為個人賬戶和統籌賬戶,醫療服務費用也按同一比例從兩個賬戶劃撥。個人賬戶??顚S?、節約歸己、后代繼承,以防止過度使用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統籌賬戶可以對身體較差的人提供相對多一點的資助。至于兩個賬戶的資金比例,應按照既定準則定期調整。一個可能準則是只要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為正,個人賬戶的年劃撥額(剔除通貨膨脹)就不能下降,盡管其比重可以減少。
4.為激勵患者自主節約醫療資金,醫療費用的支付方式可以考慮個人現金、個人賬戶、統籌賬戶、商業化醫療保險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組合。個人現金、個人賬戶的支付有助于防止過度消費,其中個人現金的抑制作用更加明顯。統籌賬戶、商業化醫療保險和慈善基金有助于解決患者的資金困難。五者之間比例關系的一個可能的基本準則是較低費用以個人現金、個人賬戶為主,而大額費用以統籌賬戶、商業化醫療保險和慈善基金為主。具體的比例應當既相對穩定,又能按照既定準則定期調整。
三、小結
在此醫療體制改革的重要關口,尤其需要為競爭性的市場大聲疾呼。但市場化改革并不意味著免除政府在推進基本生活必需品(勞務)公平分配方面的職責,同時政府推進公平也并不意味著一定要逆轉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政府對全體國民實行部分資助的競爭性醫療服務市場這個目標模式必須堅持,絕不能倒退。但實現目標的方式必須穩健?;颊叩淖灾鬟x擇權,醫療服務單位的自主定價權,醫療服務過程各個環節的準入機制、競爭機制,醫護人員的自由流動自由開業機制,三位一體的醫療資金籌措體制,個人現金、個人賬戶、統籌賬戶、商業化醫療保險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組合,這六方面的改革需要綜合配套協同漸進。以競爭促效率,抑價格;以政府資助實現公平;以個人承擔部分費用防止醫療費用非合理膨脹。漸進式配套改革可以選擇若干城鄉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再逐步推廣。但全民初步醫保這一項改革必須全國同時實施,不宜分地區分階層分別實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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