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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經濟制度內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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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經濟制度內涵

    第1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關鍵詞】有效提問 初中思想品德課堂 策略

    課堂提問,是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目的、學情等設計問題進行教學問答的一種教學形式。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首先把完成教學目標的教學過程分解為一個個教學階段,又把教學階段分解為一個個教學步驟。這些步驟的不斷推進,就構成了課堂教學進程的曲線。課堂提問是實施教學步驟的基本手段,正因為如此,人們認為它是課堂教學的“常規武器”,課堂提問適用于教學的各個環節。古人曰:學則帶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即疑惑,是現有知識與思維之間的矛盾,是學生學習知識的起點或開始,也是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探究新知識的原動力。那么,在教學中如何激發學生的疑,讓學生的思維泛起陣陣漣漪呢?這主要是通過教師的提問來實現的。

    一、教師在課堂教學提問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是在思想品德課堂上教師容易從“滿堂灌”到“滿堂問”,教師對課堂提問的有效性認識不夠,往往提出的問題既不能激發學生的興趣,也不能引發學生的思考。筆者通過聽取同科級成員的授課以及反思自身的課堂,發現存在以下問題:

    1.提問隨意性大

    在一堂課中,有的教師提問多達二十多個問題,少則一兩個甚至沒有。根據什么需要設置問題?一些老師對此把握是模糊的、隨意的。

    例如,在講《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時候,有老師會提出“我國有多少個少數民族?分別是哪些民族?”“你們知道不同面值的人民幣上所印制的分別是哪些少數民族?”“我國少數民族的分布是怎么樣的?”等等這類的問題。表面上,這些問題可以活躍課堂氣氛,但事實上學生并沒能從這些問題中掌握重點知識。“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課重點要掌握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內容以及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意義,而不是少數民族的內容。

    因此,“設問”必須遵循“需要”,提問是讓學生把握教學重點、難度和疑點的重要途徑,不能為了活躍課堂氣氛而隨意設問。

    2.提問缺乏思考的價值

    有的提問缺乏探究性,不能引發學生思維活動,事實性問題比例較高,讓學生獨立思考、答案開放,或讓學生進行分析、評價的問題比較少。

    例如,在講初三《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這一框題時,講到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的內容時,有教師會提問:“升國旗是不是一種愛國的體現呢?”“我們應該熱愛祖國嗎?” 顯而易見,類似的提問不僅無益于活躍思維、解決教學問題,反而會使課堂結構松散,學生注意力分散,甚至于只是讓課堂添些混亂而已。這樣缺乏思考價值的提問是課堂組織中要盡力避免的。

    3.提問缺乏互動性

    幾乎沒有教師為學生留出提問時間,也幾乎沒有學生主動提出問題,而教師反復重述或打斷學生發言等現象卻普遍存在。

    對于這個問題,教師應學會教學中的“空白藝術”。“空白藝術”關鍵在于留給學生相當的時間,由學生自己對學習內容進行解析、消化,使學生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思考。教師放棄“滿堂灌”“填鴨式”的傳統教學方法,徹底克服教者“包辦代替”、學者“生吞活剝”的現象。教師將由演員變成導演,學生則由臺下的觀眾變成領銜主演,從而相互學習,達到互動效果。

    二、有效提問的內涵

    有效提問是指提出的問題能使人產生一種懷疑、困惑、焦慮、探索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又驅使個體積極思維,不斷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教師有效提問是指教師根據課堂教學的目標和內容,在課堂教學中創設良好的教育環境和氛圍,精心設置問題情景,有計劃地、針對性地、創造性地激發學生主動參與探究,不斷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課堂教學提問方式。

    有效地提問,既可以調節課堂氣氛,促進學生思考,激發學生求知欲望,培養學生口頭表達能力,又能促進師生有效互動,及時地反饋教學信息,提高信息交流效益,從而大大增強課堂教學的實效性。那么教師在提問過程中應注意哪些方面呢?

    三、課堂有效提問應注意的問題

    1.所提問題應具有一定的針對性

    所提問題的內容應包括學習的重點、難點、熱點。以《富有活力的經濟制度》為例,其重點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容及意義”,難點是“理解當前不同的經濟成分及其作用”。教師要圍繞這些內容認真設計問題,巧妙提問,來充分調動學生的思維,拓展學生的視野。只有抓住重點、突破難點、聯系熱點地提問,才能激發學生不同角度的思維,從而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提高學生的學科素養。

    2.提問應具有一定的深度

    所提問題要有一定的深度,既要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又要使學生通過努力達到“最近發展區”。以《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為例,可以這樣設問:我國為什么要對外開放?加入WTO對我國有什么影響,對我們的生活有什么影響?我國企業該如何應對?像這種難易適度的問題,就能拓展學生思維活動的廣度和深度,能引導學生沿著符合邏輯的思路去分析和研究。

    3.多重提問應有層次和梯度

    教師設計問題應由易到難、由簡到繁、由小到大、由表及里,層層推進,步步深入,從而“圍殲”難點。如《基本經濟制度》中講各種經濟成分時,先提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什么?怎樣理解公有制和多種所有制經濟?當學生能順利完成這兩個問題時,再引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決定因素。讓學生閱讀后談想法,并提出自己所困惑的問題,然后把學生提出的共性問題歸納為以下幾個:怎樣區分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哪?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產生了什么影響?這樣,把問題一個一個地提出,又一個一個地解決,讓學生經歷了一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完整過程,既有利于啟迪學生的思維,又提高了學生的智能素質。

    4.提問應有探究性

    為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所提問題應有一定的探究性。通過問題的設置,引導學生多角度、多途徑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培養學生思維的發散性和靈活性。在學生解答完問題后,教師還應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進一步去探究。如: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對我國從事出口貿易的企業存在哪些機遇和挑戰?中國企業該如何應對?請你為從事鞋類外貿企業的發展制定一份合理的經營戰略等等。課后教師指導學生如何獲取資料,怎樣對所獲資料進行分析、篩選、整理、加工,進而提出自己的新見解、新觀點,并撰寫小論文、小調查,還可組織交流或舉行展示。通過開展探究性教學,既使學生學得了知識和技能,又使學生獲得了探究的體驗,培養了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有利于突破與創新能力的培養。

    5.提問應把握時機

    提問要選擇恰當的時機,要與學習的內容和學生的實際一致,在學生處于“憤悱”狀態的最佳時機進行提問。提問的課堂時機包括:學生學習情緒需要激發調動時;學生研究目標不明思維受阻時;需促進學生自我評價時。提問既要立足于學生共性問題,又要兼顧學生存在的富有探究性的問題,同時還應注意問題一定要適應學生個體的發展實際。

    6.提問方式要靈活多樣

    提問的類型,按認知水平可分為知識水平(考查是什么)、理解水平(考查為什么)、應用水平(考查怎么用)、分析水平(考查分析能力)、綜合水平(考查綜合運用能力)和評價水平(考查評價能力)等六個由低到高不同層次水平的提問類型。

    針對上述類型,教師應靈活選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提問:

    直問――就是開門見山、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如:基本經濟制度是什么?

    曲問――就是轉彎抹角,從側面或反面提出問題。它有助于學生澄清概念、疏通思路,使學生沿著奇道曲徑達到知識的深層與高層。如:基本經濟制度與分配制度有什么區別與聯系?

    正問――就是從問題的正面設問。如:我國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有什么意義?

    反問――就是從問題的反面設問。如:如果不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會給我國的經濟局面帶來什么變化?

    追問――就是針對某一內容或問題,為了使學生弄懂弄通,往往在一問之后又再次提問,窮追不舍,直至學生真正理解為止……

    7.提問反饋的及時

    有的教師對學生回答得對錯與否不作評價,馬上又提出第二個問題叫學生回答,或者評價含糊其辭,叫學生如墜云霧,摸不著頭腦;或者只說缺點,不說優點;或者過早把答案告訴學生,代替學生思維。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在學生經過思考、回答后,給予客觀的、鼓勵性的評價或必要的指引。

    思維是智力的核心,有效的課堂提問是進行思想政治學科思維、語言訓練,提高學生學習能力的一種有效的教學方法。教師通過科學的課堂提問,多角度、多層次地調動學生學習的內動力,加強教與學的和諧互動,能極大地提高教學的有效性。當然,課堂環境的多變性,也會使實際的課堂提問活動表現出更多的獨特性和靈敏性。教師只有從根本上樹立課堂提問的正確觀念,在實踐中充分發揮課堂提問的靈活性與有效性,才能事半功倍,更好地達到自己的預期目標。

    【參考文獻】

    [1]吳常春.論新課改背景下初中政治教學的策略[J].新課程學習(基礎教育),2010(11).

    [2]何杰.淺談新課程改革下的初中政治教學[J].新課程(教研),2010(08).

    [3]萬深山.新課程改革中初中政治教學的思考[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7(26).

    第2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論文摘要]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經濟戰略利益的無風險或低風險的狀態,表現為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沒有受到嚴重損害,使得經濟危機的風險因素處于可以控制的狀態。基于此定義,可以設計出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及其不同的權重確定方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凸顯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準確地定義國家經濟安全概念的內涵是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前提條件。國內已有的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方式,混淆了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以及產業安全、區域經濟安全等概念。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再度成為經濟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評價指標體系存在著混淆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國家關于經濟安全的決策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種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方式不準確,這直接影響了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內涵和兩級評價指標的選擇。

    一、對已有定義方式的比較分析

    學術界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定義尚未有定論,大致可以分為狀態說、能力說等幾大類。能力說側重于動態評價,狀態說側重于靜態評價。動態評價優于靜態評價之處在于,它不僅著眼于今天,而且著眼于未來;不僅評價現在的能力,還可以評價未來的能力即潛力。缺點是能力只是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手段而非國家經濟安全本身,因為有無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還要通過國家經濟安全的狀態來檢驗,具有強大的能力,只是具備了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國家經濟就安全了。例如,人們曾經認為美國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是最強的,但2007年,美國卻不能預測和阻止次貸危機演變為全面的金融危機。當然,從靜態上說,能力表現為狀態;從動態上說,狀態也是一種能力。例如,現在國家經濟安全的良好狀態是實現未來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來國家經濟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來證明。

    國家經濟安全的能力不僅是物質力,也包括變可能為現實的主觀力,因此,評價能力難以得到比較全面的客觀數據的支持,許多指標只能依靠主觀打分。例如,關于國家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能力,一個國家經濟抵御國內外各種干擾、威脅、侵襲的能力,一個國家得以存在并不斷發展的國內、國際環境”[1]的定義,其中,第二、三個指標就很難主要運用客觀數據進行評價。而狀態作為結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觀指標來反映,從而使建立定量評價指標體系更為容易,更能作出比較精確的判斷,而這對于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過程。例如,當我們對若干時間點的國家經濟安全狀態進行連續測度時,就可以得出某個時期國家經濟安全變化的走勢圖,從而把握其實現或者受損的規律。但是,過程說依然以狀態說為基礎,因為每個測度點都是對這個時期國家經濟安全狀態的評價。

    二、國家經濟安全內涵和一級評價指標的再研究

    雖然傳統的狀態說在國家經濟安全定義方式上比較科學,但它在定義內涵的選擇上卻因為過于寬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狀態說的多數定義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利益不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壞和威脅的狀態”[2],或者“指國家的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內外諸要素的安全”[3],這就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內涵混淆起來了。沒有國家經濟發展的確沒有經濟安全,然而僅僅有了經濟發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國家經濟安全。把國家經濟安全等同于國家經濟發展,其結果是,許多關于國家經濟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換個名稱就可以變成國家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反之亦然。這種概念的混淆會影響到國家經濟安全評價的準確性。

    國家經濟安全也不是國家一般的經濟利益不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壞和威脅的狀態,而是重大特別是根本經濟利益沒有受到破壞和威脅的狀態。趙英認為:“能夠提到國家經濟安全層面來認識,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強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國家經濟利益體系中的重大國家經濟利益。”[4]雷家骕認為:“國家經濟安全指一國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的最為根本的經濟利益不受傷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經濟利益受損也列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國家經濟安全研究就會因為漫無邊際而不得要領,或者因為負擔太重而影響其主要功能的發揮。

    重大特別是根本的國家經濟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關一個國家的經濟前途和命運的戰略利益,而能夠對它們構成嚴重威脅的莫過于基本經濟制度、經濟受損和經濟危機發生這三個主要方面。

    1.基本經濟制度

    基本經濟制度是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區分開來的重要一級評價指標。由于國家屬于上層建筑,使得國家經濟安全風險不僅來自于生產力領域,而且首先是一個生產關系問題。鄭通漢認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是個制度問題”[6]。

    西方制度經濟學家在研究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時,也按照他們的價值觀,把“自由在未來不會遭受侵害”[7](P96)作為一個重要標準。經濟制度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經濟體制是一定經濟制度所采取的組織結構和表現形式,反映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國家經濟發展屬于生產力領域,它涉及經濟體制而不涉及經濟制度。

    2.經濟

    經濟是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反映,對內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方針政策的自主制定權、經濟活動的管轄權、重要資源和戰略產業的控制權等,對外主要表現為國際經濟秩序的平等制定權、國際市場的自由利用權等。

    首先,經濟是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發展區分開來的又一種一級評價指標。因為當一國經濟受到侵害時,該國經濟往往仍然在發展甚至因為外資大量涌入而出現一時的繁榮。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史以及西方《劍橋中華民國史》關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國“黃金十年”的說法,主要根據就是這十年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但這十年恰恰是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大買辦資產階級相互勾結瘋狂掠奪中國的十年,中國不僅經濟而且政治都受到了嚴重侵犯,其間先后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的“”和“”。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國家依附型經濟發展模式通過盲目引進外資發展經濟,一度取得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但卻付出了經濟受到較大損害的代價。這些情況表明,經濟發展不等于經濟安全,如果一國經濟受到嚴重損害導致經濟不安全,就遲早會影響經濟發展。

    其次,把經濟作為國家經濟安全獨有的一級評價指標,也有利于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區域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區別開來。因為區域經濟作為一國的地方經濟,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經濟問題;非戰略產業安全較少涉及經濟問題,戰略產業安全涉及經濟問題但不能獨自維護它。例如,應對國際經濟禁運和封鎖就非某個具體產業或企業力所能及,它屬于國家經濟安全甚至國防安全的范疇。再如,糧食和石油在產業安全的視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國家經濟安全的視角下卻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國防公共品。

    3.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獨有的一級評價指標,因為經濟危機意味著經濟發展的暫時中斷。經濟危機風險狀況指標還把國家經濟安全與國家經濟穩定區別開來。國家經濟出現不穩定并不等于經濟出現危機。從兩者產生的原因來看,導致經濟不穩定的因素相對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導致經濟危機的因素相對要少,但烈度卻要大許多。在兩者的應對手段上,治理經濟不穩定主要靠宏觀調控中的經濟、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經濟危機則主要靠宏觀調控中的計劃、行政等措施。在實現機構上,國家經濟穩定主要靠宏觀經濟部門,而國家經濟安全除了宏觀經濟部門之外,還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國防部門參加。

    因此,國家經濟安全在內涵上指的是一個國家經濟戰略利益的無風險或低風險的狀態,主要表現為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沒有受到嚴重損害,導致經濟危機的風險處于可控狀態。這一定義及一級評價指標體系的再選擇,使我們能夠較好地把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同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經濟穩定以及區域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區別開來,從而為二級評價指標體系的再選擇奠定基礎。

    三、國家經濟安全二級評價指標的再選擇

    除了定義方式和內涵方面的原因外,國家經濟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容易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相混淆,還同經濟安全狀況和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之間存在著聯系有著直接的關系。

    下面分別展開分析。

    1.經濟安全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這些評價指標主要包括:

    (1)經濟方針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測度一國自主決定本國經濟發展方針的狀態。

    (2)重要國際經濟組織的投票權重。它可以測度一國是否能夠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峽無危險通過率。它可以測度一國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程度。

    (4)重要資源的外資勘探率和開采率。它可以測度一國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資源的狀態。

    (5)戰略產業中的外資比重。它可以測度一國有效掌握自己戰略產業的程度。

    (6)被歧視性反傾銷率、被歧視性反補貼率、對外投資的非國民待遇率。它們可以測度一國自由利用國際市場的狀態。

    上述指標中,有效掌握本國戰略產業的指標似乎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的壟斷程度指標相重合,但實際上,它們之間有較大的不同。因為反壟斷規范的對象不僅是外資企業,也有內資企業,維護的是國內市場的競爭秩序,而國內市場競爭秩序與國家經濟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盡管美國先后頒布了《謝爾曼法》、《克萊頓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哈特·斯考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等反壟斷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過了修正《1950年國防生產法》第721條的《艾克森-弗羅里奧國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過了《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國際市場的指標似乎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的進出口和投資、引資指標相重合,但細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國家經濟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國際市場”主要不是從進出口和投資、引資數額方面來評價,而是通過被歧視性反傾銷率、被歧視性反補貼率、對外投資的非國民待遇率等二級評價指標來判別的。而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二級評價指標更是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中所沒有的,因為從一般的進出口額上分析問題,能否自由利用國際通道的因素已經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慮將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資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戰略產業、自由利用國際市場這三個指標合并,設立GNP(國民生產總值)這個綜合性指標。該指標作為一國國民在本土內外的所有產值,可以較好地反映外資對該國重要資源、戰略產業的控制情況以及該國國民在國際市場遭受歧視的情況,而GDP指標在這里是無能為力的。2.經濟危機風險狀況下的二級評價指標這些評價指標主要包括:

    (1)GDP負增長率。因為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過剩的危機,GDP負增長是其最重要的表現。

    (2)采購經理指數、失業率。這兩項指標可以進一步測度經濟危機對企業和就業的損害程度。

    (3)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率。這也是經濟危機的重要表現,因此,擴大對社會固定資產的投資成為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重要措施。

    (4)財政赤字率。經濟危機爆發后,政府采取各種擴大公共開支的措施,勢必造成或者加大財政赤字率。相對于前幾個指標雖然有時滯性,但財政赤字率提高卻是經濟危機發生后的普遍現象之一。

    (5)通貨膨脹率。財政赤字率增加、稅收減少,一般會促使政府采取通貨膨脹的措施。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一些已無利率可降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實行的所謂“定量寬松”政策,就是實施通貨膨脹的委婉說法。

    (6)物價指數。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雖然不是同一個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為直接的結果。(7)金融資產縮水率。在全球化時代,虛擬經濟迅速膨脹,經濟危機越來越表現為金融危機,因此,金融資產縮水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危機的最重要現象之一。

    (8)貿易收支赤字率、資本收支赤字率。這兩項指標對一些加工貿易型的國家受國際經濟危機影響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匯資產安全率、外債償付安全率。這兩項指標可以測度經濟危機對一些外向型國家的損害程度。

    雖然上述評價指標與國家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們之間的閾值是不同的。如果說經濟發展的閾值是“微起微落”,經濟穩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經濟危機則表現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標方向設計上,經濟發展基本上是正指標,經濟穩定以正指標為主,而經濟危機則以負指標為主。另外,經濟發展或者經濟穩定除了重合指標外,也有許多經濟危機所不具有的評價指標。

    四、小結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通過對國家經濟安全定義和評價指標的再選擇,可以將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概括于表3。

    在表3的基礎上,還有以下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1.國家經濟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完整性與全面性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蓋了評價指標體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級評價指標不能說應有盡有,卻涵蓋了國家經濟安全評價的主要方面。未來應根據國家經濟安全實踐的需要,進一步補充能夠提高主要評價方面精確度的指標,但不應該追求面面俱到,因為“預警指標過多,不僅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延長預警周期,難以及時預警,而且還會降低預警效率,降低預警的可行性,難以達到預警的目的”。[9]

    2.國家經濟安全的兩級評價指標體系的權重如何確定需要進一步研究

    現在大致有兩種確定多指標權重的方法:

    第一,兩級評價指標體系分別采用不同的權重確定方法。第一級評價體系的指標少,可以采用主觀賦值法特別是專家打分法來確定它們之間的權重。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在未開放條件下,內源性風險大于外源性風險;在開放條件下,外源性風險則要大于內源性風險。因此,俄羅斯1996年10月公布國家經濟安全指標體系時,由于既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又深深陷入蘇聯解體后的經濟危機中,因此,24個指標中只有6個是外源性風險指標,其余都是內源性風險指標。

    第3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心理、行為特征及其對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的影響的分析,對于在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情況下的企業制度和產權結構的微調,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第4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要]由于制度(安排)對于制度環境的“嵌入性”,企業制度演進不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邏輯,而且還是制度環境選擇的結果。因此,企業制度具有非普適性,特色企業制度的形成成為一種必然。

    [關 鍵 詞]嵌入性 制度環境選擇 非普適性 中國特色

    對現實存在的多樣化企業制度模式進行比較制度(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簡稱HCIA)[1]表明,企業制度是在效率追求基礎上制度環境選擇的結果。以新學(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2]的視角透視,發現企業制度是“嵌入”[3]于宏觀制度環境當中的,企業制度只有同制度環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由此可以合理推論:企業制度具有非普適性;在中國特殊的制度環境下,也必然會形成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

    一、歷史考察:企業制度是效率邏輯支配下制度環境選擇的結果

    企業制度首先是企業效率追求的產物。這就是說效率追求是企業制度演進的基本動力,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必須采取相應不同的制度安排才可以實現效率最大化的企業目標。歷史考察也證明,企業制度從最初的個人業主制、合伙制到公司制的演變過程,本質上也就是一個效率驅動和效率選擇的過程。更進一步現代企業認為,企業制度的基本邏輯,就是要在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以各產權主體所擁有的談判實力為依據,通過某種再談判機制達成一種多方合意的博弈均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促進激勵兼容,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企業的效率目標。

    上面的分析暗示,效率追求是選擇何種企業制度的最終標準,因而在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其和形式都應該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有效的企業制度只應該有一種共同的模式。但這一結論并不符合企業經濟實踐的現實。觀察表明,當前世界各國不僅存在顯著多樣化的企業制度模式,而且其經濟績效同樣顯著。比如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的并存。原因何在?

    一般來說,決定企業“真實利益相關者”[4]及其不同博弈均衡格局進而不同企業制度的因素,主要包括資源稟賦或生產要素特性、技術特征以及宏觀制度環境。其中,生產要素的特性,包括相對稀缺性、對企業剩余創造的貢獻、可控制和可監測性等參數對企業制度的,是現代企業理論著重考察的對象之一并已達到比較完備的程度。但是,生產要素特性與企業制度之間的關系一般不以國別而不同,也就是說在同一歷史它同技術因素一樣對企業制度的影響作用是普適的,并且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技術和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也大大減弱了它們造成企業制度顯著不同的可能。事實上,企業生產不僅如科斯所言是帶有制度結構的,而且企業生產及其制度結構也都是處于特定的制度環境當中的。最終我們發現,不同國家制度環境之間的異質性區別才是形成不同企業制度模式的主要根源。

    對現實企業制度進行歷史比較制度分析證實了我們的這一判斷。以同樣有效率的美國和日德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較為例,從形式上看,美國公司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股權分散和外部治理,中介機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公司治理的日德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集中的所有權結構、法人相互持股、機構投資者主要是銀行在公司治理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很明顯單純從效率選擇的角度已經無法完全解釋這一差異現象,事實上是制度環境的因素在這里發揮作用。一般來說,現代公司制企業要求盡可能集聚社會資本,同時還要盡量規避經營的風險,理論上講資本市場和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都可以供給資本集聚和風險規避這兩大功能。事實上,金融中介機構在美國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重大的積極作用,一般認為交易成本更加高昂的外部治理在美國公司中大行其道,表面看來是美國的和政策嚴格約束了金融機構的增長,但更深層次的追溯發現,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民眾普遍存在的強調自由和平民主義、反對壟斷力量控制產業組織的價值觀和美國民選制度、三權分立的選舉程序。[5]相反,金融機構對企業的控制所以在日德企業中普遍存在,其原因也不外是資本市場發育的相對滯后,以及兩國都經歷過較長的封建專制主義時期因而社會成員對壟斷尤其是金融機構力量的集中遠沒有美國民眾那般敏感。[6]

    最終我們發現,在對企業制度進行價值判斷的上應該堅持“存在即合理”原則,任何一種企業制度模式都只有在相應制度環境下才有效率而不可能具有普適性。二、闡釋:制度的“嵌入性”與其“建構”[7]過程

    上述可知,任何一種企業制度都只有在相應制度環境下才有效率而不可能具有普適性和一般性的意義。

    盡管事實上制度環境的不同才是造成企業制度間差異的主要原因,但企業理論作為西方企業理論所本來固有的“一維性”色彩,以及眾多國家迷惑于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績效的眩目光環而對其制度的盲目追隨,卻嚴重了經濟理論對制度環境與企業制度之間的契合關系以及異質性制度環境條件下企業制度不同模式的關注和考察。經濟學領域的這一缺陷,被新經濟社會學敏銳的感知并捕捉,并運用“嵌入性”和“社會建構”理論對其進行了修正。

    新經濟社會學依據現實的啟發提供了對企業的一個新的視角。新經濟社會學認為,從宏觀方面看,經濟組織都是“嵌入”在社會之中的,經濟制度本質上是“社會建構”的;從微觀方面看,現實的經濟行為人既不是經濟學的“經濟人”,這是一種“社會化不足”[8]的觀點;也不是傳統社會學所假定的“社會人”,這是一種“過度社會化”[9]的觀點;現實的人都是帶有和社會屬性的經濟人。可見,如果說傳統經濟學主要遵循了個體主義的論的話,那么新經濟社會學則依據現實整合了整體主義的方法和個體主義的方法。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使企業研究更加逼近現實,這解釋了許多傳統經濟學不能解釋或難以徹底解釋的許多經濟現象。

    總體上,新經濟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結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經濟社會學首先提供了一個宏觀制度背景的維度,這正是對經濟學自身所固有一維色彩的揚棄或有益補充;其次,修正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整合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和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狹隘的“利益最大化”,實現人的選擇集或效用函數的多元化,就可以對現實人的選擇過程展開;再次,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平臺上,在對經濟生活的分析中把社會性變量納入進去,就可以對現實的多樣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釋。就是說,與傳統經濟學出于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和對經濟人的單維度界定而對制度創新的

    單維度經濟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優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徑不同,現實經濟組織制度創新的路徑事實上是:

    多樣化制度環境不同經濟人行為特征多重均衡樣式多樣化次優制度安排

    這就是說,給定不同社會制度演進路徑和制度環境的異質性區別,經濟主體之間交易的博弈可能會存在多個均衡點或者多重的均衡樣式,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雖然不一定臻至那種理想的最優效率的境界,但在相應的制度環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適應性效率”[10]的,也就是說特定情境下“次優選擇”即是“最優選擇”。

    對于西方社會而言,由于其制度變遷的演進性質,也由于其許多國家都具有相同或類似的文化淵源,其制度創新過程一般不涉及“異質性”制度環境之間的碰撞和摩擦。因此,雖然事實上其制度系統僅僅代表了特定制度環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樣式,其企業制度也僅僅意味著“企業制度特殊”, 但在其發達經濟的眩目光環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負”以及后發國家的盲目崇拜,卻被不恰當地賦予了普適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對于許多后發轉軌國家,一方面其制度演進路徑就與西方社會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業制度建設必然是一種“過程”的創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環境與西方社會存在巨大的差別,與此適應,企業制度創新也必然是一種“目標”的創新,也就是說只可能有一種與特定制度環境高度契合的企業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決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經驗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來為我所用。事實上,雖然后發國家企業制度建設對西方經驗的借鑒不可避免,但是引進來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發揮作用,其一般也要經過一個特定的制度創新過程:首先,附著其上的那些與西方制度環境相適應的制度特征將被逐步剝離;其次,引進制度也必然會逐步打上本國特定制度環境的烙印從而逐步實現企業制度的適應性效率。

    具體來說,不同企業制度模式的宏觀制度根源,主要是通過對企業內部利益相關者博弈格局的影響來體現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企業的真實利益相關者及其談判實力和博弈均衡狀況會有顯著的不同,并進而體現在企業契約和企業制度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在東南亞一帶普遍存在著的家族制企業。東南亞各國或地區的家族制企業與一般所說的家族制企業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體現了一種純粹的交易成本節約的邏輯,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創企業都可能會采用,而前者則主要是一個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潛藏著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層根源。這就是說,在家文化傳統相當濃厚的東南亞一帶,經濟行為人所擁有的家族、血緣關系以及忠誠、信義、情感這些特殊人力資本的“質”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業真實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標準,也是決定其在企業利益相關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體現于企業契約、企業制度以及企業治理結構的方方面面當中。這一邏輯也可以對其他的企業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釋。三、前瞻思考:特色的制度

    如前述,由于企業組織對于的嵌入性質,在異質性或多樣化的制度環境當中,企業制度一般將獲得多樣的特殊實現形式最終形成不同的企業制度模式。中國制度演進的路徑和制度環境與西方國家的區別尤為顯著,由此我們斷定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將會是一種必然。

    盡管如此,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處于轉軌期的大國,其復雜制度變遷過程中新舊制度之間的交互作用、制度均衡格局的變動不居、充盈其間的種種變數,都使得對企業制度中國特色的把握難之又難。不過,考慮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穩定性和文化傳統的深遠淵源,我們也可以依據與此做一些初步的前瞻性思考。

    第一,社會主義的和諧競爭理念與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共贏”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環境“決定”企業制度特殊的“消極”含義相比,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建設應當內涵一種特定的“積極”意蘊。就是說,居于后發轉軌國家的位置,在企業制度的建設過程中,我們應當也可以用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和政府主動的制度創新,來盡量避免馬克思所嚴厲批判過的,那種資本主義初期曾嚴重存在的種種緊張、矛盾、沖突所付出的巨額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災難,比如說古典企業當中勞資雙方之間的種種斗爭現象,而應當反過來主動地倡導一種和諧的理念,通過相關的制度設置,在中國現代企業當中形成一種各利益相關者共贏的利益格局。這是因為,在傳統經濟學那里,由于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沖突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11]。這種自斯密以來逐漸形成的“競爭”的經濟學體系,在較大程度上包含著霍布斯所謂“個人永遠處于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之中”的悲觀主義理念。而事實上,不僅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之間的“合作”同“競爭”同樣的廣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們之間展開可持續性競爭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類的終極價值追求。[12]

    第二,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與企業治理的“勞動者參與”

    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對我國企業制度將會有非常重要的。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尚處于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還不能達到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個人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對生產條件的社會的直接的結合,勞動還是人謀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畢竟我國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的現階段,企業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勞動者主導的理想境界,也必然會因由公有制主導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關心勞動者的訴求、關照勞動者的命運、關注勞動者的地位,從而促進勞動者對企業治理的參與,形成“勞動者參與”的鮮明企業制度特色。

    第三,我國文化傳統與企業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突出特征,幾千年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積淀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環境對嵌入其中的經濟行為人進而企業制度都產生著重大影響。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動著的經濟人其選擇集是不同,對于侵家文化傳統幾千年的中國人來說其選擇集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就是信任、忠誠、情義,或者說是家族范圍內部的利他主義世界觀,這是一種內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業,其經濟行為人所擁有的家族關系,以及所擁有的信任、忠誠、情義這樣一種特殊人力資本的質和量,是企業據以判定自身真實利益相關者的一條重要標準,也是一種據以分配物質資源、經濟利益和企業剩余的重要標準,由此成為影響企業利益相關者談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決定性因素,使企業治理打上鮮明的家族烙印。顯然,這種意義上的家族企業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業發展初期階段為了節約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質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認,家族式企業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業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節約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績效等方面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內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這只是說明我們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對既有的家族制度進行創新以提高其“適應性”,而決不意味著我們對家族式企業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視而不見甚至否定。我們認為,從總體上講,在正處于新舊制度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種異化了的方式引進西方那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結果形成社會普遍信用缺失的情況下,家族式企業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發揮著一種積極的作用。

    注 釋:

    ⑴ 參見:王東,《美國日本的比較制度》,載《評論》2002年第二期。

    ⑵⑶⑺⑻⑼ 參見:張其仔,《新經濟學》,社會出版社2001年版。

    ⑷ 楊瑞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及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⑸⑹ 參見:孫早,《公司治理結構:經濟效率與制度適應的統一》,載《湖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六期。

    ⑽ “適應性效率”是說,當某一種制度能在不同的環境下得以生存和,那么該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產費用不變,一個具有適應性能力的制度從投入來看就是最能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由于一種有效率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作出的;同一種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會有不同的效率表現;制度安排只有“適應”制度環境才能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因此動態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環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對制度的“適應性效率”作此理解。

    第5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關鍵詞】經濟發展 文化動力 中國

    我國經濟增長理論在研究過程中指出,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外生變量,同時,關系著經濟發展水平。因而在此基礎上,要求我國在發展過程中為了提升整體生產力及經濟發展速度,應注重將文化動力作為支撐條件,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空間,且從技術進步、制度變遷、勞動力素質提升等層面入手來應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凸顯出的相應問題。以下就是對中國經濟發展中文化動力的詳細闡述,望其能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參考。

    一、文化的基本經濟功能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文化的基本經濟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導向功能,即文化動力的形成有助于引導經濟個體在思想、行為形成過程中規范自身整體目標,并結合現實未來的發展,逐步探索經濟發展過程。同時,文化亦有助于推動經濟個體思想的統一發展,為此,在當前經濟個體間關系調整過程中應著重提高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且將文化作為精神力量,推進經濟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凝聚功能,即由于企業、社會、勞動力等在產生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特征,繼而由此影響到了經濟發展質量。為此,文化動力的形成有助于從規范、目標、情感等角度出發,引導社會勞動力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社會意識、價值觀念、心理素質等,且在文化語言、思維等的導向下,促使當代企業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為了穩固自身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建構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由此引導分散的勞動力逐漸趨于凝聚的發展方向;

    第三,規范功能,即文化可作為精神力量對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進行調整,由此達到最佳的社會發展狀態。

    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困境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力遇到了困境問題,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文化在傳承過程中逐漸呈現出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割裂的現象,即傳統的市場經濟運作環境下所形成的利己性、盲目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人們良好價值觀念的形成,為此,需要依附傳統文化導向作用對其進行修正,例如,利用傳統文化厚德載物、重利輕義觀念對市場經濟運作環境進行修正處理,但由于當前傳統文化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被忽視,即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存在斷層問題,最終由此影響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導向作用的發揮。

    其次,當代中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仍然處在不突出的發展狀態下,即基于西方文化思想的沖擊,“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我國文化的地位,繼而由此影響到了其對經濟市場運作環境的修正。為此,我國在經濟市場運作過程中應著重提高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

    三、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力作用發揮路徑

    (一)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導向

    當代中國文化在傳播與發展過程中逐漸呈現出文化沖擊問題影響到了經濟市場的運作,因而在此基礎上,為了更好的發揮文化導向作用,要求我國在經濟市場發展過程中應注重強調先進文化的發展,即結合社會主義核心機制體系,引導中國文化逐漸趨向于現代化、未來化、世界化的發展趨勢,最終就此增強社會主義文化內涵及精神動力,引導中國勞動力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觀念,更好的投身于經濟發展環境下,提升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同時,在利用中國先進的文化指導經濟發展過程中,亦應注重將現代化建設作為指標,且從內容、形式等多角度出發對文化動力進行調整,從而由此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感染力,滿足經濟發展條件。此外,為了增強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地位,亦應注重結合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及價值觀念增強現代文化的包容性、親和性,并合理吸收外來文化,最終更好的推進經濟領域的發展。

    (二)以民族精神為基礎條件

    在世界經濟發展背景下,新經濟制度逐漸涌現出來,因而在此基礎上,為了實現對當代市場經濟運作環境的導向,中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應逐步融入現代經濟精神、和諧經濟環境等,由此增強經濟文化內涵的豐富度,促使其更好地引導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同時,傳統的民族精神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凸顯出否定現代經濟謀利動機等特點,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其導向及支撐作用的發揮,為此,應注重正確對待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沖擊影響,例如,正確認識西方經濟價值觀念等,且將健康文明經濟發展觀設定為文化動力發展方向,由此來確保中國文化與經濟發展環境的相適應性,達到最佳的經濟發展狀態。另外,由于民族精神有助于激發勞動力奉獻精神,因而當代文化在指導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注重綜合國家利益影響因素,并將民族精神中所蘊含的人文情懷、整體觀念貫穿于經濟生產觀形成過程中,由此推進經濟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四、結論

    綜上可知,中國文化在指導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中國傳統文化被忽視的現象,繼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經濟市場環境的穩定運作。為此,為了提升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要求我國在發展先進文化過程中應注重將民族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基礎條件,從而打造良好的文化發展空間,并推進科學化、文明化經濟發展觀念的形成,最終就此引導經濟市場運作環境的有序發展,并引導其在文化動力的導向下,堅守長遠利益,樹立可持續發展觀。

    參考文獻:

    [1]陳淳.從“專業”到“通業”:當前文明探源的理論、方法與實踐[J].歷史研究,2012,12(03).

    第6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關鍵詞:國有資產;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8-00-02

    國有資產,是我國國民經濟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關聯著國計民生,對于整個宏觀經濟運行體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羅璇,2013)。重視國有資產的發展,不僅可以直接作用于經濟體的內生拉動,也有利于我國整個經濟領域的發展與活躍度的增加。

    一、國有資產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內涵

    廣義的國有資產,即國有財產,是國家以各種形式投資以及收益、撥款、接收饋贈、憑借國家權力取得或者依據法律認定的各種類型的財產或財產權力。狹義上的國有資產,僅僅包括廣義國有資產的第一部分,即因國家對企業的投資而依法所擁有的資本以及權益(陳鴻,2012)。

    固相上的國有資產僅以一種經濟資源的形勢存在,若無有效的管理和利用,也無法充分發揮國有資產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性作用,可見科學的、合理的管理體制建設是十分必要的。形成健全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運行機制的關鍵在于不斷完善現階段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主要調控產權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資源以及配置運行的過程(馮琳媛,2013),為了實現根據國民經濟的協調、健康、快速和發展的客觀需要以及加強國有資產管理的需要,合理正確地劃分各級行政單位以及各級、各類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的職責權限(王超,2012),使管理機構在享受其法律賦予權力的同時受到責任制約,責權一致,繼而減少推諉的現象。

    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只是完成了管理最基本的工作,提供了框架,而完成整個管理過程還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運行機制。根據我國的國情,現階段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運行模式是三層次二分級的管理模式。(許桂娟,劉洋,2005)三層次主要包括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以及國有企業。首先,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作為履行國有資產管理決策和領導職能的機構,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主體;其次,國有資產經營公司,是作為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的機構,主要承擔國有資產的運營工作,以及代表國家行使一部分的決策權;然后,國有企業,是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機構,即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作為出資方,國有企業作為經營生產方,形成產權契約的關系。由此可知,三者形成二個分級的委托-關系,即第一個是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與國有資產經營公司所形成的委托-關系,第二個是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以及國有企業所形成的。正是基于三層次以及二分級的管理體制,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模式,創新了公司制度,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完善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二、新一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探索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出臺,把國有資產管理改革的思路引向了資本管理的新高度,更加注重資本運作的合理性和規范性,提出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陳慶,安林,2014)。這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管理體系、監督體系和運營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規劃。為此,各地對國有資產管理主要從廣義與狹義兩個層面展開了新的探索與建設。

    (一)國有資產證券化的有序推動

    國有資產,作為產權歸國家所有的各類財產或財產權力,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和物質性的作用。但是,僅作為一種靜態的物質,是需要結合經濟體的運轉與流動來體現其強大功能的。把國有資產運轉流動起來,使其成為動態的物質,即國有資本,才能帶來源源不斷的經濟效益。再者,市場經濟,其本質就是交換,只有流動與交換,才能實現商品或者服務的價值增值,資本也不例外。為加快推進國有資產證券化的進程,一是在樹立國有資產證券化的意識,明確資產證券化發展思路的基礎上,強化扶持政策,營造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企業上市;二是積極探索,推動企業通過多種創新方式拓展融資渠道,化解流動性風險;三是突出重點,培育上市后備資源,推動國資監管企業整體上市、核心資產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成為公眾公司,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機制市場化。

    (二)企業戰略重組與后續問題的處理

    國有資產的管理,主要是以國有企業為主要載體的管理,對國有企業的管理也是國有資產管理的難點與重點所在。只有重視改革,才能搞活國有資產,促進國有經濟發展。其中,推進企業的戰略重組是改革的核心環節。通過企業戰略重組,完成股權變更、工商登記等后續工作,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進一步理順機制,促進企業做大做強。同時,指導監督企業既積極又審慎地引入戰略投資者,形成多元股權結構,通過其他利益主體的逐利本能來提高資產使用效率。

    此外,針對已進行企業重組的公司,一是跟進企業戰略重組協議的執行情況,督促推進項目建設,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二是健全企業重組體制,推進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并明確重組后的企業功能定位、戰略發展,有效規避生產與經營風險、財務風險和市場風險。同時,在處理后續問題中,政府也作為協調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通過加強領導,嚴格把好關口,加大政府督導力度等方面,協助后續工作的完成。

    三、新一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突出問題

    回顧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歷程,已有的成績突破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但是,從十報告中提出的進一步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可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尚未徹底、尚未充分,還需要繼續彌補缺陷與不足。主要從現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三個層次進行闡述存在的不足。

    (一)政出多門,國有資產缺乏統一監管機構

    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國家所擁有的財產或財產權利應歸于全體人民所有。但人人都是所有者,也導致了人人都不為其所有物負責,并在現實中人們普遍錯誤地認為國家所有就是歸國家,與自己無關,也就不關心這些財產,因而這些財產也不存在具體真正實際擁有者。然而,即使是國家所有,由國家來管理,但是有些國家機關與部門,不愿意放棄其對國有資產的控制權和收益,想成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因而國有資產的出資人由多部門來分擔,這就必然導致了多頭管理,責任不明,相互推諉,效率低下的后果。在我國很多地方,普遍存在著國有資產的收益權由財政部門行使,投資決策權由管委會、政府行使,人事權由組織人事部門行使的現象,國有資產所有者的各項權能被人為分割,多部門管理,責任不清,缺乏一個具體、明確的承擔者,沒有單獨一個部門統一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的權利,導致出資人依然不到位,無人負責的狀況仍未真正解決。

    (二)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市場定位不明確

    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授權的國有資產的運營機構,在實際運行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目前,在我國很多地方,國有資產運營公司運作不規范,有回歸行政主管部門的危險。同時,由于授權經營偏多,既不利于集約管理和規模經營,也不利于整合資源優勢,難以實現國有資產的統一管理。這些原因導致了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不能較好地分析市場需求,細分市場,實現市場的準確定位。

    (三)角色錯位,企業的經營自得不到真正落實

    雖然自以來,國家對國有企業開始普遍放權,增加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全,但是由于以下兩點原因導致企業自一直得不到真正的落實。一方面是國有資產相關主管部門作為政府機構既行使社會、行政管理職能,同時又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責,政企不分,角色混亂;另一方面,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和授權經營的集團在實際運作中,往往既當“老板”,又當“婆婆”,仍然擺脫不了用行政手段管理企業的舊習慣,再加上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滯后導致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普遍形同虛設,使得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經營自仍然得不到保證,企業的效益還不盡如人意。

    四、新一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分析

    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目標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是與時俱進、水到渠成的,它對于進一步解決經濟體制改革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提供了體制基礎。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一)健全國有資本管理體制

    為解決國有資產出資人的缺位與虛置,首先需要健全企業國有資本出資人制度,合理界定企業國有資產監管范圍,并按照出資關系規范監管方式,落實監管責任、創新監管模式,形成規則統一、權責明確、分類分層、規范透明的國有資產監管體系。其次,提高國有企業的活力和質量,增強國有資本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第三,樹立行政事業單位經營性資產,推進各類經營性和資源型資產納入國資監管體系,對政府投資形成的公共資源和政府掌握的可生產收益的資源進行市場化運作,實現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轉變,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二)大力推動國有資產證券化

    規范國有資產運營公司的實際運作,加強國有資產所有者的監督作用,需要強化政策扶持,營造利用資本市場的良好氛圍,積極探索推動國資監管企業通過多種創新方式拓展融資渠道,化解流動性風險。其次,突出重點,培育上市后備資源,推動國資監管企業整體上市或核心資產上市,公布財務報告,披露真實信息,進而督促國有資產運營工作的運作,更好地發展國有經濟。

    (三)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堅持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體地位,是由我國的國家性質所決定的,這也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根據我國的國情,物質水平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需要繼續發展生產力,大力發展生產力。因而,在公有制為主體地位的經濟制度下,還需要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具體需要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鑒定產權,權責明確,構建一個公平、競爭、有序的創業致富的環境,吸引更多私營企業加入社會生產,激活他們的積極性和活力。二是依法保護非公經濟財產權,促進非公經濟的發展。三是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及參與上市公司的增發、重組,使上市公司成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同時,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國有資本投資項目,鼓勵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總的來說,健全產權制度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根本,推動國有資產證券化是改革的動力,堅持公有制和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基本,三者相結合,才能解決現實中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問題。改革好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僅能夠搞活國有企業,而且還能帶動政府經濟的改革,因而是關鍵與中介。改革好這個中介,搞活了國有企業,促進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也促進了我國現代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羅璇.關于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探討[J].中國科技投資,2013(33):334.

    [2]陳鴻.國有經濟布局[M].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32-33.

    [3]馮琳媛.淺析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J].大觀周刊,2013(4):49.

    [4]王超.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完善[J].價值工程,2012,31(26):178-180.

    [5]許桂娟,劉洋.加快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國有經濟戰略調整[J].稅務與經濟,2005(1):51-55.

    [6]陳慶,安林.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研究[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4(1):33-41.

    [7]侯普光,趙公社.改革紅利論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完善[J].理論探索,2013(2):93-97.

    [8]劉文儉,黃芳.搞活國有經濟必須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J].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6):654-661.

    第7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面對科技快速發展,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只有學會思維,才能迎接未來所面臨新問題的挑戰。因此,教師讓學生勤于一個“思”字,是傳給學生最寶貴的財富。

    思維是具有意識的人腦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和內部規律的概括的間接反映。簡單的說,人的大腦思考問題的這種內部活動就是思維。

    人類認識客觀事物,學習基礎知識,掌握基本規律,進行創作發明,都離不開思維。思維在學習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可以說,它是整個學習活動的核心。通過思維不僅可以更好的理解知識,鞏固知識,運用知識,而且還可以培養和發展一個人良好的思維品質和創造性思維能力。

    那么,怎樣才能教會學生勤于一個“思”字呢?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學生不善于思維所表現出的幾個主要方面:

    1.缺乏獨立思考。如在學習中遇到問題不是先自己思考,而是馬上去問同學或老師,依賴思想嚴重。

    2.不善于提問。一是提問方法單一,往往是“老師,這題怎么做?”;二是沒有重點,什么都問,不管提出的問題有無價值。

    3.容易形成思維定勢。總是按照某種固定的思路去考慮問題,而且正向思維、集中思維多,逆向思維、發散思維少。

    4.意志不堅強。有的同學遇上難題就有畏難情緒,缺乏鉆研精神,甚至失去信心,總認為自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等。基于學生的這種表現,結合在教學中的實踐經驗,自己認為,要想讓學生勤于一個“思”字,應當很好的把握這樣三個方面:

    一、疑是“思”的開始

    “學起于思,思源于疑”。疑就是產生疑問,也就是具有問題意識。培養學生養成質疑的習慣,對他們的思維發展是非常珍貴的。可長期以來,“復習提問-導入新課-講解新課-鞏固新課-布置作業”的教學結構模式一直統治著課堂。在課堂上,學生只是按教師預先設定的“劇本”,順著教師的思路,亦步亦趨,表現為“少參與”、“少質疑”、“少思考”、“少獨立見解”,慢慢的學習的積極性就會喪失。要想改變這種狀況,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讓學生會質疑,就必須在教學過程中撥動學生思維這根琴弦。

    而要做到這一點,教師就應掌握知識的內在聯系,于學生“無疑”處設疑,使其思維產生矛盾,從而創設一種問題情境。教材對概念既有理論的闡釋,又有事例的說明,似是無疑可循,但教師此時卻應投石擊浪,巧設疑問,激起學生思維的浪花,促使他們積極思考。當他們苦于“山窮水盡疑無路”時,教師適當點撥,因勢利導,就能收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如果在講“我們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時,是這樣設疑的“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就應該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不應該允許其他經濟成分存在。”這個問題一提出,如石投水,意見紛呈,或說正確,或說錯誤。持否定意見的同學可能會從現實生活中舉出事例,如我國現階段允許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的存在等等,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在肯定這些同學的回答后,有的同學可能又會產生新的疑問:“我國現階段,為什么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又激起了學生思維的波濤。但這個問題有一定的難度,就需要教師給予及時的必要的點撥,如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我國現階段的生產力狀況等方面入手。在教師的引導下,再通過學生的積極思考,就會得出正確的答案。接著,又進一步設疑:“我國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那么我國分配制度是否也堅持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一問題一提出,又立即激起學生們的熱烈爭論,并且大有一石激起千重浪之勢。這樣,學生們在“無疑-有疑-釋疑-無疑”的過程中掌握了所學的知識。這種啟發性提問,不僅教會學生思考,還為學生創設了良好的思維環境,營造了一個民主、和諧、輕松、活潑的課堂氣氛,讓學生充分參與到教學中來,在一種比較寬松和自由的環境里,讓思維任意馳騁,在質疑的實踐中學會質疑。

    二、勤是“思”的保證

    在教學中我們會發現,隨著年齡增長,我們學生的問題越來越少。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有一部分不是不會思考,而是不想思考。我就遇到這樣一位同學,我讓他做一道很簡單的材料分析題,他不吭聲。我很耐心地對他說:“你做錯了也沒關系,如有困難,我可以幫助你。”但他還是默不作聲。在我再三的要求下,他說:“老師,這道題我想肯定會做,不過我不愿去想。”這個回答一起了我的思考和擔憂。如果我們的學生生來能力并不低,但就是不愿動腦筋,那豈不是我們教師的悲哀嗎?要知道腦是越動越靈的,有腦不用,就如同刀不用要生銹一樣,腦也會變得遲鈍。思考上的懶惰是個非智力因素問題。愛因斯坦在回答他為什么可以做出創造時說:“我沒有什么特別的才能,不過喜歡尋根刨底追究問題罷了。”那么,我們如何讓學生養成勤于動腦、追究問題的習慣呢?我的做法是:教學生學會研究性學習,進行獨立的腦力勞動。

    有些教師可能會持有這樣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把教材講解的越明白易懂,學生的疑問就會越少,學生對知識就會學的越深刻。所以每次上課前都準備大量的資料,上課時進行詳實的講解,課進行的也很順利,可到檢測時卻發現,學生做的并不理想。這是因為這些教師過于小心翼翼的保護學生,不讓他們遇到困難,反而使學生并沒有學會積極的思考。所以,我們應該明確的認識到,所謂講解某一種現象、事件或規律性,就是教師不僅要向學生解釋教材的實質,而且教會學生思考,是他們也能獨立的依靠自己的努力做出同樣詳細的解釋。教師并不把現成的結論告訴學生,教師可能讓學生提出好幾種解釋,然后在實際中去對所提出的每一種假說進行肯定或否定。學生通過實踐去證明一個解釋和另一個解釋。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就不是消極的掌握的,而是去獲取的,即靠積極的努力去獲得的。因此,學生會非常珍視它們。而由此產生的愉快的情感體驗,會激起學生再次思考的欲望。這樣學生越勤于動腦,就越會思考,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三、解是“思”的結果

    第8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一、考點歸類

    1.第一單元經濟生活

    考點1:商品的含義及基本屬性。考點2:貨幣的概念、本質。考點3:貨幣的兩個基本職能。考點4:紙幣的含義及發行規律。考點5:信用卡的功能。考點6:外匯和匯率的含義。考點7:樹立正確的金錢觀。考點8:供求關系對商品價格的影響。考點9:價格與價值的關系。考點10:商品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考點11:價值規律的內容及表現形式。考點12:價格變動對人們生活和生產經營的影響。考點13:收入水平、物價水平等因素對消費水平的影響。考點14:消費類型。考點15:消費結構的含義與恩格爾系數。考點16:樹立正確消費觀,做理智的消費者。

    2.第二單元生活與消費

    考點1: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考點2:大力發展生產力的意義。考點3: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體現。考點4: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容,實行這一制度的原因。考點5:企業的含義。考點6:公司的含義及形式。考點7:樹立正確的就業觀。考點8:勞動者依法享有的主要權利。考點9:依法維護勞動者權益的途徑。考點10:儲蓄存款的種類。考點11:我國的商業銀行及主要業務。考點12:比較儲蓄、債券、股票、商業保險幾種投資理財方式的異同。

    3.第三單元收入與分配

    考點1:按勞分配的基本內容和要求。考點2:按個體勞動者勞動成果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考點3: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客觀必然性。考點4:收入分配公平的主要表現和意義。考點5:我國財政的作用。考點6:財政收入的來源。考點7:財政收支關系的三種情況。考點8:稅收的含義。考點9:稅收的基本特征。考點10:依法納稅是公民的基本義務。

    4.第四單元面向市場經濟

    考點1: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積極作用。考點2:規范市場秩序的措施。考點3:市場調節的局限性。考點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考點5:我國宏觀調控的含義、主要目標和手段。考點6:科學發展觀的內涵。考點7: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主要措施。考點8:經濟全球化的含義、主要表現及其影響。考點9:世界貿易組織的作用、基本原則。考點10:對外開放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

    二、學習方法

    (一)經濟學

    1.對于經濟學除了要掌握各個知識點,還要計算,對于知識點大家只要記住,就可以了。但是,計算題,需要你掌握好計算方法,比如,個人所得稅的交納方法,得自己去理解,不可胡亂計算。對于知識點的記憶,需要我們自己整理出要點,在頭腦中有一個大體的框架。

    2.我把知識點整理如下

    第一單元生活與消費,包括三課:第一課:神奇的貨幣;第二課:多變的價格;第三課:多彩的消費,以及綜合探究——正確對待金錢。

    第二單元生產、勞動與經營,包括:第四課:生產與經濟制度;第五課:企業和勞動者;第六課:投資的選擇;以及綜合探究——做好就業與自主創業的準備。這個就是知識體系,學完每一章都要做好知識體系,要不然你的知識在頭腦里是凌亂的,考試時也是亂的,答題時就沒思路。

    (二)哲學板塊

    建立知識體系,掌握好各個原理及方法論,只要能記住那些理論,考試就沒問題。

    我把哲學核心考點整理如下:

    1.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是世界觀的理論體系。

    2.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3.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作用。

    4.科學主義、人本主義。

    5.世界的物質性和人的實踐活動。

    6.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量變和質變

    (1)概念:(質是起點前提)

    ①質是一事物成為它自身并區別于他事物的規定性,質和事物的存在是直接統一的。

    ②量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規模、程度、速度以及它的構成成分在空間的排列組合等可以用數量表示的規定性,量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直接統一的。認識量是認識事物的深化和精確化。

    ③度是事物保持自己質的量的范圍、幅度和限度。認識度要掌握適度原則。

    (2)量變和質變既相區別又相聯系。

    其區別的標志是事物的變化是否超出度。把同質的事物區別開來的依據是事物的屬性和量。

    (三)高三政治學板塊

    1.我國的國家制度

    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國家的國體、政體及其相互關系:國家的政體反映著國體。適當的健全的政體,對于維護和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實現其階級利益和意志,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國家政體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一國的歷史、階級力量對比、傳統習慣、國際環境等,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國家的政體。因此,在相同性質的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下,不同的國家也會采取不同的政權組織形式。

    我國的國家性質是人民民主,這是我國的國家階級性質的體現,是我國的國體。它表明,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

    2.我國的民族與宗教

    (1)民族的基本特征

    民族的基本特征: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質。民族的這些基本特征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它們是識別民族的依據。

    (2)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我國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

    三、關于答題的方法

    1.選擇題要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除非你很肯定你選的是錯的,否則別亂改。

    第9篇:基本經濟制度內涵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 體面勞動 不體面勞動

    [中圖分類號]B8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2)03-0023-08

    “體面”,通俗地理解即既有美麗的“體”,也有榮耀的“面”。所謂體面勞動,也就是既有美麗的“體”、也有榮耀的“面”的勞動。馬克思沒有明確提出、具體闡析體面勞動的概念及其內涵。但實際上,體面勞動是馬克思勞動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與實踐形態。其基本內容包括三大方面,即勞動者因勞動應體面,有勞動才體面,勞動者的勞動應是體面的勞動。馬克思指出,剝削制度是勞動者因勞動不體面,無勞動更不體面,勞動者從事的勞動是不體面的勞動的根本原因。現階段,實踐體面勞動對于就業壓力大、勞動關系復雜的我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使得“回到馬克思”,深入挖掘其體面勞動觀的倫理內涵、積極實踐其倫理要求成為一種必然且應然的選擇。

    一、體面勞動基本內涵的倫理揭示

    體面勞動(Decent Work)是國際勞工組織(ILO)為應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嚴峻的勞工問題而專門提出的一個概念。其形成過程大致是:1994年國際勞工大會主張經濟應是人道的經濟,應將國際貿易規則與基本勞工標準相聯系;1998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關于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進一步明確規定要消除強迫勞動,保障結社自由,承認集體談判的權利,廢除童工,消除就業歧視。在此基礎上,1998年第87屆國際勞工大會報告首次提出“體面勞動”(Decent Work)這一概念。關于體面勞動的基本內容,國際勞工組織概括為:保障人們的就業條件及在工作中免受歧視或騷擾;勞動者的收入能夠滿足基本經濟、社會和家庭的需要;勞動者享受充分的社會保障,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實施勞動權利和參與勞動管理的意愿。從國際勞工組織的解釋看,所謂體面勞動,其基本內涵可概括為兩大方面:勞動者的勞動是體面的勞動,勞動者有勞動才體面。無疑,國際勞工組織的分析的確揭示了“體面勞動”的一些基本內涵。但是所謂“體面”總是針對具體人而言的體面,使人體面的原因雖然復雜而多樣,但要而言之,借荀子的“義榮”、“勢榮”說,無非是因“義”或因“勢”而“榮”,即體面。勞動是勞動者進行的活動,體面勞動的主體自然只能是勞動者。因此,勞動者因勞動應“榮”,也應是體面勞動的一個基本內涵。

    從經典文本看,馬克思并沒有明確提出、具體闡析體面勞動的范疇。但對其勞動倫理思想稍加邏輯推演,便可以發現體面勞動實際上是馬克思勞動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其一,馬克思青年時代擇業的價值取向是使人們幸福而體面地生活。在1835年,馬克思就認為青年人在選擇職業時應以實現人類幸福、兼濟自身完美為根本指針。馬克思選擇使人體面的職業作為人生宏愿,當然也希望人們能夠從事體面的勞動,這也是馬克思對剝削階級社會不體面勞動進行倫理批判的重要原因。其二,馬克思從人的本質論勞動,事實上闡析了體面勞動的根本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勞動是人的本質體現,體面勞動應是體現人的生命自由的勞動,“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類的特性”。其三,馬克思實際上還將體面勞動的實現程度視為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準。馬克思評價社會進步的基本標準,一般認為有二,即生產力發展標準與人的自由發展標準。這兩個標準內在的聯系性與一致性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必經體面勞動的“嫁接”才能實現:只有生產力的發展是人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集成創造性成果,體面勞動才能提高勞動者發展生產力的積極性;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需要通過體面勞動——有尊嚴的工作、合理的工資、安全的工作條件、享有社會保障與尊重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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