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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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一位是四川省瀘州市28歲的趙副鎮長，他在辭職公開信上說，辭職是因為工作壓力大、收入低，且工作偏離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每年平均有4個月在維穩，只有4個月在干“正事”。

另一位是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大池鎮年僅25歲的副鎮長小鄭，他在辦公室內上吊自殺，留下一紙遺書，上面寫有“工作壓力”“被社會拋棄”等字樣。

在很多人看來，這兩位年輕的副鎮長的行為不好理解。但并不令我驚訝，因為在17年的鄉鎮工作經歷中，我也有過自殺的念頭，最終選擇了辭職。

我認為，絕大多數鄉鎮干部也是弱勢群體，估計很多人不會同意，但現實就是如此。

在這個大一統且實行城鄉二元體制的國家，鄉鎮干部處于體制的最底層，直接面對各種問題和矛盾，同時必須絕對服從體制的整體利益，并為體制的整體利益做出犧牲。因此，在基層工作的干部，無需讀太多的書，不必有太多的想法，“聽上面的話，拼死命干”就好了。年輕大學生去基層工作，如果“修煉”不夠，必然會多一些“痛苦”。

最近十多年來，體制的頂端為了“有效”管理體制的底層，出臺了越來越多的“一票否決”和“責任狀”制度。計劃生育一票否決，社會治安一票否決，上訪一票否決，安全事故一票否決，食品安全一票否決……基層干部為了應對無休止的“一票否決”和“責任狀”檢查驗收，不得不造假——假數字、假典型、假報告……甚至上下結合一起造假騙上上級也屢見不鮮。以計劃生育為例，為了避免計劃生育“一票否決”，一些地方的鄉鎮計劃生育辦公室和所有涉及計劃生育工作的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不造假，出生率是假的、男女性別比是假的、計生罰款數據是假的……計劃生育工作如此，工作如此，其他工作大體都是如此。

“一票否決”和“責任狀”制度的泛濫，逼迫鄉鎮干部成了“實事求是”天天掛在嘴上，“欺上瞞下”時時落實在行動上的一群“怪人”。“修養到家”的人能夠適應這樣的工作狀態，“修養不到家”的人就不免精神抑郁了。

另外近十多年來，從上往下派干部越來越普遍，沒有背景的基層干部很難有上升的空間了。加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干部年輕化的制度化，體制內已經形成了一種慣例——鄉鎮干部30歲以前到不了黨委書記、鄉鎮長的位置，一輩子就幾乎再沒有上升到科級以上的機會了。付出多回報少，又得不到社會的公正評價，導致許多鄉鎮干部備感弱勢，進而對人生價值徹底否定。于是，基層干部中的少數人行為失?！o職、甚至自殺也就不足為奇了。

鄉鎮干部辭職和自殺雖是個別現象，但反映出的體制性問題的嚴重性不容忽視?；鶎诱嗍侵袊鐣亩êＩ襻?，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我認為，基層政權建設有兩點最為關鍵：

一是完善鄉鎮政府治權。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改革，加強了中央政府集權，鄉鎮政權處于體制的末端，鄉鎮政府的治權逐步被不斷加強的部門權力碎片化了，鄉鎮政府幾乎無權解決發生在鄉鎮的任何問題了，所有問題都必須到縣級以上政府和縣級以上部門解決。譬如：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環境安全、土地糾紛、拖欠工資……1985年我任鄉鎮黨委書記時，鄉鎮發生的各種矛盾幾乎都可以在鄉鎮得到解決，農村幾乎無人上訪；等2000年我第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時，鄉鎮發生的幾乎所有矛盾都必須找鄉鎮以上政府和部門才能夠解決，而上級政府卻對基層政府實施上訪“一票否決”，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扭曲和矛盾。

二是加強村社共同體建設，促進村民民主自治發展。上世紀90年代以來，絕大多數村莊由于逐步瓦解了村社共同體，村級組織服務功能逐步喪失，村民民主自治名存實亡。農村各種問題和矛盾層出不窮，并不斷上交，導致鄉鎮政府部門窮于應付。

第2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經歷了傳統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時期，目前發展到新公共服務階段。新公共服務理論是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登哈特夫婦在*年至20*年間，通過對新公共管理理性反思和批判構建的系統理論。與傳統行政理論將政府置于中心位置而致力于改革完善政府本身不同，新公共服務理論將公眾置于整個治理體系中心，強調政府治理角色的轉變，即：服務而非導航，推崇公共服務精神，重視政府與社區、公眾之間的對話溝通。新公共服務所倡導和追求的公共利益、公眾參與、代表性、回應性、公正和責任等體現當代民主行政的基本價值理念和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義而被廣泛接受。

“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詮釋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

服務行政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強化服務職能是服務型政府與傳統政府本位的管制型政府最為顯著的區別，任何政府均具有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雙重職能，但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政府統治職能將不斷弱化，而作為社會管理的服務職能迅速提升。提供服務的首要任務就是了解公眾需求，“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通過對覆蓋全市每個家庭的走訪活動，可以了解個體的不同需求而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當然，公眾有拒絕服務的權利，也并非網格內的所有公眾都愿意接受服務，尤其是城市社區，可能更注重隱私。因此，在面上入戶走訪以后，則定期根據公眾的要求進行重點走訪，對于服務需求不迫切的公眾，則可采用電話、短信、電子郵件等形式了解情況，減少對公眾正常生活的干擾。

高效行政世界銀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作為世界性的發展潮流和未來行政改革的總方向，政府將由權力代表者轉變為公共服務提供者和執行者，這對政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提高效率，“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大力推進信息化建設，建立覆蓋全市的網格化信息管理平臺，將網格居民的家庭情況、住房、計生、優撫救助、黨建群團、醫療、教育、土地承包等信息資料輸入信息系統，便于掌握服務對象的基礎數據和工作動態，實現從社區、鄉鎮（街道）、縣（區）、市的情況采集、反饋機制，將基層需要市、縣（區）解決的問題及時反饋到職能部門，并根據密級要求，設置相應權限，確保信息安全?，F代化管理手段的運用，將大大提高行政效率。

回應行政新公共服務理論強調服務型政府應具有高度敏感性和回應性的屬性，要對公眾需求做出及時和負責的反饋。為此，必須確立政府與公眾的良性互動體系，通過這種有效的制度安排，確保公眾利益要求和對政府提供服務的評價能夠及時、準確和順暢地到達公共權力系統，這是服務型政府準確提供公眾所需服務的前提?！熬W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根據前臺受理，后臺服務團隊解決問題的原則處理公眾訴求，同時信息系統中建立民情電子日記模塊，作為監督考核各團組工作的依據，確保公眾訴求能及時得到回復。

“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目標：

價值取向追求以人為本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人本精神是加強政府服務職能的靈魂，只有在充分尊重人并努力滿足具有不同利益訴求人的合理需求前提下，政府管理活動才能取得成效。根據分配正義原則，政府服務應該有兩個基本準則：讓所有的公眾都享受生存與發展所需要的基本資源，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要給予更多關照。這就要求政府盡最大努力，向公眾提供公平、優質的公共服務，滿足公共服務需求，從而促進社會發展與進步。“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以人為本，寓管理于服務之中，急群眾所急，想群眾所想，解群眾所難，為公眾謀利益，使其成為得人心、暖人心、穩人心的數字化為民工程。檢查這項工作的標準就是是否促進科學發展，是否使群眾得到實惠。

民意表達追求機制創新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只有開放式的政府才能確保對公眾需求做出敏感的響應。因此，政府應該致力于建立各種行之有效的與公眾溝通對話機制、社情民意反映機制，以確保政府與公眾進行經常性的對話。應該說，之前我們也有包括黨員聯系群眾、民情調查隊等好的載體，而“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則是對以上載體的整合，使其經常化、全覆蓋，融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于一體。目前，在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環境保護中有很多公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通過這種對話溝通機制，一方面可以使政府部門及時了解公眾的需求、愿望和不滿，獲得反饋信息，提高政府對外在環境的敏感度，更好地改善公共產品和提供個性化服務。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公眾對公共事業的參與熱情，滿足公眾的尊重需求，使公眾加深對政府的認知、理解和忠誠感，形成政府與公眾互相體諒、互相支持的良好氛圍。

公民精神追求社會責任新公共服務理論要求在市場化與人性異化的背景下，弘揚公民美德，復興公眾的社會責任感，創造一個誠信互愛的社會環境。構建和諧社會，也要求促進人的心理和諧，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組團式服務，可以使公眾感受到政府和社會的溫暖，一個接受過外部關懷的人更容易培養社會責任感。很多人一方面作為網格內的居民直接接受服務，另一方面又是組團服務的成員為公眾解決問題，這為我們期望構建的結構穩定、關系融洽、高尚互愛的和諧社會提供重要支撐。

第3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一、認清形勢，在構建和諧社會中開創民政工作新局面

第一，充分認識民政工作在營造健康發展環境中的新作用。

健康發展的環境和氛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民政工作在優化發展環境方面，有著其他部門不可替代的優勢。圍繞構建和諧社會目標，在養老服務、殯葬服務、福利彩票等事業上，民政部門承擔著政策引導、行業監管、市場培育等職責，對這些行業的發展要發揮指導性作用。在推動社區建設中，實現社區環境不斷改善，人際關系逐步和諧、社區治安日趨好轉，社區資源得到整合,社區服務更加完善，在基層社會環境的優化和穩定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加強民間組織管理，對完善市場秩序、促進政府職能轉變、規范行業行為，提高社會組織程度、解決社會問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同時，加強區劃管理工作，直接服務城市化建設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有利于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因此，在營造健康發展環境中，要進一步強化民政部門的職能作用，豐富和拓展民政工作的內涵。

第二，充分認識民政工作在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中的新作用。

和諧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需要不斷協調處理好社會利益關系，這是民政促進和諧社會構建的直接體現和作用方式。通過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和服務體系，給社會弱者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完善社會福利，為老年人、殘疾人、流浪乞討人員等特殊群體提供福利服務；搞好社區服務，滿足居民的服務需求，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平衡社會發展；推進社會救助，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有效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確保社會所有成員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從源頭上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等等，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發揮民政調節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為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奠定基礎。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必須有一個快速發展的民政事業相匹配。

第三，充分認識民政工作在規范社會管理中的新作用。

科學規范的社會管理是和諧社會的關鍵。城鄉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建設、婚姻登記管理、救助管理、社團登記管理，都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直接關系群眾的基本權益。圍繞“小政府，大社會”目標，“社會事業社會辦，群眾的事情群眾管”是大勢所趨。而民政工作的基層自治組織建設、民間組織管理等內容，都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發展的民主要求，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通過大力改進和發展民政工作，有助于進一步探索“小政府，大社會”治理模式，促進社會治理方式變革；有助于為創建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會積累經驗，從而有效地推動現代化建設進程，使我們這個社會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變得更加和諧、更加美好。

二、務實奮進，在推進民政現代化中創造為民服務新業績

第一，圍繞為民解困，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救助體系。

民政為民，安民為本，安民以濟民為要。盡管這幾年我們的社會救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隨著改革不斷深入，經濟快速發展，各種利益關系正在進行深層次的調整，困難群眾的生活情況和他們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迫切需要我們提高社會救助的能力和水平，實現社會救助的規范化和制度化。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切實加強社會救助體系建設，逐步構建完善的社會救助政策體系、健全的社會救助工作體系、合理的籌資分配體系、科學公正的監督體系。要進一步完善多層次多形式的救助網絡，即建立和完善以城鄉居（村）民最低保障和農村“五?！惫B制度為基礎，臨時社會救助為補充，各項優惠政策相配套的社會救助網絡；以經常性社會捐助制度為基礎，臨時幫困和送溫暖為補充，社區服務相配套的社會互助網絡；以社會福利機構為骨干、基層福利服務網絡為依托，居家養老為基礎的社會福利服務網絡。同時，積極探索與時展要求和各地情況相符合的社會救助工作新路子，推進弱勢群體救助服務社會化，培育發展社會救助工作志愿者隊伍，扶持推廣“慈善超市”等社會互助的新形式、新載體，不斷開創社會救助工作新局面。

第二，圍繞強化管理，促進基層社會穩定有序發展。

民政部門承擔著大量的基層社會管理任務。加強這項工作，對基層社會穩定有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為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要努力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新型社會管理格局。加大民政工作社會開放度，增強透明度，擴大社會參與度，形成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合力。加強民間組織建設，在加強監管的同時大力培育發展，充分發揮其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促進社會轉型方面的作用，推動其從政府主導型向自我管理型方向轉變。著力加快農村專業經濟協會的培育和發展，努力培育一批能力突出、機制靈活、帶動力強的農村專業經濟協會，為加快農業經濟發展服務。進一步提高社區的管理能力、協調能力、服務能力、應急能力，促進社區有序和諧發展。充分發揮民政部門在居民自治、村民自治工作中的組織協調作用，實現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提高整個社會自治水平。

第三，圍繞深化服務，提高社會公共服務水平。

為社會提供高質量多元化的公共服務，是民政部門的重要任務。這幾年我們以辦實事為抓手，為群眾辦了不少看得見、摸得著的好事實事，但總的來說服務水平還比較低，滿足不了廣大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要把提高社會公共服務水平，作為重點工作來抓，切實履行好政策引導、總體規劃、行業監督、市場培育等職能。首先，要轉變公共服務的觀念。要從過去主要為傳統民政對象服務，向為城鄉困難群體為主的廣大群眾服務拓展；從過去主要保障困難群眾生存權，向既保障群眾生存權，又注重維護他們的發展權和民主政治權益拓展；從過去以農村為主，向城鄉并重拓展；其次，要深化公共服務的內容。根據不同群體、對象的多方面需求，大力提供多元化的服務。通過美化社區環境，改善公共服務設施，在滿足社區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為他們提供衛生、醫療、教育、文體等方面的服務；整合資源，增強敬老院、老人公寓和“星光老年之家”為民服務的能力，為老年群體提供個性化、人性化的優質服務；切實解決優撫安置對象生活難、醫療難、住房難問題，為他們提供重實際、重實用的服務。第三，要創新公共服務的方式方法。要從零散的被動式服務向項目式主動服務轉變，提高為民辦實事的成效；從一家獨唱向多家合唱轉變，大力扶持公共服務業發展；從有求必應的隨機服務向政策法規的長效服務轉變，建立健全公共服務的長效管理機制。

三、增強合力，在創新破難中提升民政工作新水平

第一，強化組織領導，大力營造民政工作良好的發展環境。

民政事業是民心事業、穩定事業，是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基礎工程。能否真正將民政工作落到實處，是對各級各部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執政能力的考驗，我們要從這樣的高度，重新認識民政工作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新地位、新作用，把民政工作放到全局更加突出的位置來抓，及時研究民政工作中的新情況，及時解決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在政策上給予傾斜，在工作上給予支持，在力量上給予保證，在財政上給予保障。要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把民政事業的發展納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及年度計劃中，切實加大對民政事業的投入。要進一步加強宣傳，讓公眾了解民政、理解民政、支持民政，為民政事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

第二，強化大民政建設，著力形成民政工作的強大合力。

建設大民政是對傳統民政的突破，也是民政工作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職能作用的基本實現形式。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拓展工作內涵，優化工作結構，圍繞發展大局，統籌民政資源和力量，創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完善部門協作、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從多方面整合民政力量，全力發展大民政工作格局。要按照部門配合密切、資源供給穩定、信息渠道暢通、政策實施互動、運作協調高效的要求，進一步加強社會救助、社區建設、老齡工作、雙擁工作、社團建設等五大平臺建設。民政部門要進一步發揮好牽頭作用，各相關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主動融入，主動配合，主動支持，形成強大的工作合力，共同推動民政事業的發展。要進一步創新體制機制，暢通民政和社會互通渠道，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民政工作，推動民政工作社會化，為民政事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第4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法律服務進社區”工作，就是司法行政機關通過發揮職能作用，充分整合律師、公證、法律援助工作者、基層法律工作者和法律服務志愿者等法律服務資源，以社區為依托，以社區居民為服務對象，開展的社區法律服務工作。司法行政機關通過開展“法律服務進社區”活動，可以更好地發揮法律服務、法制宣傳、法律保障和法律參謀助手等職能作用，對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推進民主法制建設、提高群眾生活質量和水平、以及維護社會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社區呼喚法律服務，群眾急需法律服務。隨著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社區群眾需要處理的各種關系和產生的各種矛盾糾紛日益增多，居民群眾涉法問題大幅增加，因此，社區群眾渴望用法律武器解決糾紛矛盾的需求與日俱增。社區法律服務隨著社區建設和社區服務的發展而產生和壯大，這就急需要把專業的法律服務送進社區里來，送到群眾的家中。面對群眾的需求，為人民群眾提供方便而優質的法律服務，是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廣大法律服務工作者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具體體現。我們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拓展和規范法律服務”的要求，充分發揮自身的職能優勢，積極拓展法律服務領域，轉變服務方式，豐富服務內容，緊緊抓住“一切為了人民”這個根本，深入社區，積極為社區居民提供優質、便利、高效、低廉的法律服務，切實維護社區居民的合法權益，為社區居民創造一個安定、團結、文明、和諧的美好社區環境。

（二）“法律服務進社區”，對于提高社區居民自治管理水平、促進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具有重要作用。社區建設離不開法制，法制建設是社區建設的重要保障，法律服務是民主法制的重要內容之一。通過“法律服務進社區”，為社區居民提供形式多樣的法律服務，普及法律常識，增強社區居民法制觀念，調動廣大居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民利，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通過“法律服務進社區”，還可以為社區管理組織當好法律顧問，為依法管理社區起到參謀和助手作用。另外，還可以對社區干部進行法律知識的培訓，提高社區干部依法決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社區法制化管理水平，促進基層民主法制建設。

（三）“法律服務進社區”，對于維護社會穩定，保一方平安具有重要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社區內居民的成份和生活方式發生很大的變化，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和外來務工人員涌入社區，大量離、退休人員即將歸入社區管理，使社區管理面臨新的挑戰和巨大的壓力。同時，社區內存在著各種矛盾和糾紛，事關社區穩定的大局。因此，解決好社區內的矛盾糾紛，是社區組織的一項主要職責和重要任務。通過“法律服務進社區”，為廣大居民提供及時的法律服務，用法律解決家庭中和鄰里間的矛盾，用法律維護居民的合法權益，用法律消除不安定的隱患，切實有效地維護了社區的穩定。

二、目前，我區“法律服務進社區”工作的現狀和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區“法律服務進社區”工作的現狀。一是領導重視。我區領導高度重視“法律服務進社區”工作，切實把它納入區委和政府的議事日程，并充分體現在我區的工作之中。今年，我區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區政府為人民群眾辦十件實事之中，社區中許多弱勢居民得到了優質、便利的法律援助，充分享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和關懷。今后，要進一步把法律援助工作向社區延伸，更好的為社區群眾服務。區司法局作為“法律服務進社區”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始終把它當作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密切聯系群眾的亮點工作來抓，在工作中，統一部署，狠抓落實，務求實效。二是組織健全。我區把社區法律服務隊伍建設作為重要工作，切實抓緊、抓好。通過一系列摸索，初步形成了“以社區為主體，社區法律服務站為陣地，社會法律服務機構支持，社區居民廣泛參與”的法律服務進社區運行機制，建立了區法律服務所和法律援助中心、街道法律服務所、社區法律服務站及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三級服務網絡。三是措施有力。區司法局切實加強對“法律服務進社區”的管理，強化指導和協調作用，建立健全相應的工作制度和紀律，加強監督和規范，促進法律服務進社區工作的健康發展。四是效果顯著。通過開展社區法律服務活動，有力地推動了社區建設的快速發展，極大的滿足了社區居民的法律需求，普遍提高了廣大居民的法律意識。在社區中，家庭矛盾少了，和睦恩愛多了；鄰里糾紛少了，團結互助多了；丑惡陋習少了，文明行為多了。

盡管目前社區法律服務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的看來，社區法律服務的發展還是不平衡的，還不能夠很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服務需要。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一是我們的思想還不夠解放，工作思路不夠開闊，開拓創新的意識不夠強；二是法律服進社區工作平臺建設還不完善；三是社區法律服務的管理和規范還不太到位；四是社區法律服務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三、新形勢下，要采取各種有效措施，搞好“法律服務進社區”工作

“法律服務進社區”，是司法行政工作改革發展的必然要求。2002年，司法部《關于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了法律服務要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堅持服務的公益性、便民性。面對新形勢，司法行政機關要切實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緊緊圍繞“立足社區、服務社區、有為于社區”的思路，加強對“法律服務進社區”工作的領導，強化管理監督，保證各項措施的落實，切實把“法律服務進社區”工作抓出實效。我們要努力做好法律服務進社區的“四個結合”。

（一）“法律服務進社區”與培育社區自身建設結合起來。一方面，要加強對“法律服務進社區”組織載體的培育和建設。社區設立“三個站”。1、社區法律顧問站。指派街道法律服務所和律師進入社區提供法律服務。全區每名律師都要和一個社區結成服務對子，簽訂服務協議，每個月進駐一次社區法律服務站，為居民提供法律服務。2、社區公證咨詢站。公證處進入社區提供公證服務，在每個社區設立公證咨詢點，定期派公證員面向居民提供公證咨詢服務，受理公證申請，指導社區法律服務工作者做好公證宣傳和日常解答工作。3、社區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站里，設立法律援助申請受理的條件以及相關的法規政策的公示牌，設立咨詢電話，發放便民卡，定期接待居民的咨詢。另一方面，在組織律師、公證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等專業法律人士做好“法律服務進社區”的同時，還要大力組織和發展社區志愿者隊伍。“社區是個家，建設靠大家”。要努力號召和動員社區內具有一定法律知識和熱愛公益事業的在職和離退休的法官、檢察官、警察、律師、公證員和大中專院校的法律專業教授、學生積極參與法律服務活動，建立一支法律服務志愿者隊伍。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以社區為依托，為居民提供義務法律咨詢和法律幫助。

（二）“法律服務進社區”與社區建設結合起來。隨著社區建設的不斷發展，法律服務不僅可以滿足社區居民對法律服務的需求，而且對促進、保障社區建設的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服務要和社區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要積極為社區建設服務。社區法律工作者要切實當好社區居委會的法律顧問，協助街道、社區制定普法依法治理規劃，完善管理制度，實行政務公開、財務公開，嚴格依法辦事，依法管理社區事務，并組織居民制定《社區自治章程》、《社區居民公約》，把社區建設和管理引入規范化、法制化軌道。

（三）法律服務進社區與普法依法治理結合起來。為深入落實“四五”普法目標，為社區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我們要以普法依法治理作為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切入點。1、組織法律服務工作者深入社區開展法制講座、法律咨詢，組織社區舉辦法制文藝演出，制作法制宣傳園地，營造社區法治氛圍。2、在街道、社區舉辦法律培訓班，對街道干部和居委會干部進行法律培訓。3、組織法律工作者、普法骨干深入到居民樓棟、工地和轄區單位宣講法律知識，解答法律問題，掀起群眾學法用法的新。4、加強對社區青少年的法制教育。采取法制演講、法律知識競賽、開辦法制板報，舉辦模擬法庭活動，以案講法等形式，提高青少年的法治觀念，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的違法犯罪。

第5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一、大力實施“商業富區”戰略商貿中心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

*年我區充分發揮區位優勢精心構筑大三產框架努力打造安陽市商貿中心*年,預計完成三產增加值12195萬元同比增長17.26%占年計劃102%；預計完成三產營業收入85983萬元同比增長19.18%占年計劃104%；預計實際完成社會消費品零售額19352萬元同比增長17.3%

（一）商貿業布局規模不斷擴大進一步加強對**、*、*規范與管理；加快唐子巷精品商業街、夏綠地城市廣場、供銷社商貿一條街建設步伐大十字核心商業區正在形成不斷促進裝潢材料大市場、平原家具城、聶村建材市場、世紀家園、華豐農貿市場等各類市場繁榮投資1.5億元夏綠地廣場已完成一期工程投資1800萬元豫北地區最大汽配專業市場——豫北興達汽配城已順利竣工并正式投入運營投資1600萬元美特好超市和計劃投資1200萬元龍興汽配大市場建設即將完工同時以紫薇大道、文明大道、中華路、永明路等商業街區為軸線積極構筑門類齊全商貿網絡一個具有*特色大商貿框架正在逐步形成

（二）商貿業品位逐步升級不斷引導商戶擴規模、上檔次走精品發展之路大力發展精品店、專賣店、連鎖店引進特許經營、品牌經營、分銷等新型流通方式爭創特色不斷提升商業街檔次北大街及*已建成集高檔家具、精品服飾、電子通訊、圖書音像、餐飲娛樂等為一體綜合性購物休閑中心集人氣聚財氣市場景象日益繁榮實施項目帶動銀基商貿城、丹尼斯購物廣場、家多福、肯德基、安陽圖書音像城等一批大公司、大商場發展與繁榮提高了*商業知名度

（三）服務業領域不斷拓寬隨著唐子巷開發改造和東南新區建設步伐加快進一步激活了房地產市場帶動了裝潢、家具、物業管理等派生行業發展臥龍大酒店、新天地娛樂中心、家多福等一批大酒店、大賣場相繼啟動建設或開業運營促進了餐飲、娛樂等行業發展同時社區服務、信息咨詢、教育培訓、旅游服務、體育健身、托老托幼、家政服務、物流等現代服務業日益興起

二、積極推進“工業振興”工程工業經濟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

我區立足區情以項目建設為抓手積極調整產品結構扶持引導骨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不斷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工業振興”工程進展順利*年預計完成工業總產值81500萬元同比增長88.6%；預計完成增加值24000萬元同比增長91.5%占年計劃174.16%

（一）狠抓項目建設不斷增強工業經濟發展后勁集中精力抓好重點項目建設加大技改投入對亞新連鑄連軋生產線續建工程、*缸套活塞生產線、*磨料超細磨料等項目進行了技改擴建；方快鍋爐新開發不銹鋼數控開水爐也已投入生產推動了工業產品升級同時抓好已建成項目生產與管理亞新鋼鐵公司2座25噸轉爐方快鍋爐公司一、二期擴建工程利達鐵路器材公司鐵路專用墊板生產線等投入生產后均產生了良好效益

（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積極培育新工業經濟增長點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區域經濟發展主攻方向通過建設工業園區、營造發展環境、開展招商引資不斷膨脹民營經濟總量冶煉軋鋼、機械制造、醫藥化工、服裝紡織四大產業經濟增長點作用初步顯現助劑廠改制工作已進入破產清算程序10家已改制企業內部活力進一步增強成立區中小企業信用擔保中心切實幫助企業解決貸款難問題預計全年完成民營經濟增加值23400萬元同比增長15%；上繳稅金3200萬元同比增長14%成為全區經濟重要支撐

（三）加快技術創新步伐在傳統產業高新化方面邁出新步伐通過技術引進、院（科研院所）企聯姻、自主開發等鼓勵扶持企業進行新產品開發和技術創新不斷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在全區工業中比重“方快”電腦鍋爐、“高建”高密封振動電機榮獲省高新技術產品稱號

三、把“三農”問題擺在更加重要位置著力發展農村經濟

我們把農業、農村和農民工作放在全局工作重中之重充分發揮地處近郊區位優勢大力發展城郊型效益農業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年預計實現農業總產值16334萬元同比增長5%；預計實現農業增加值9550萬元同比增長5.3%；農民人均純收入預計達到3074元同比增長13.1%

（一）積極調整種植業結構通過發展優質強筋小麥、蔬菜、食用菌等提高了種植業產量和品質積極推廣優質小麥品種努力提高糧食單產全區優質小麥播種面積達到7萬畝總產量2.63萬噸改革蔬菜種植模式提高單位效益從傳統“一糧一瓜一菜”模式向“一糧一瓜二菜”模式轉變提高耕地復種指數*年全區瓜菜種植面積達到2.3萬畝較去年增加4400畝畝效益達5000—7000元食用菌種植規模不斷擴大充分發揮以寶蓮寺鎮袁薛莊為中心雙孢菇基地和以高莊鄉胡官屯為中心平菇基地示范帶動作用擴大食用菌種植面積全區共發展食用菌155棟2.5萬平方米實現產值114萬元增加了農民收入

（二）大力發展畜牧養殖業重點抓了牧鋒、宏峰、榮昌、健貞、建華等豬場全新、牧鑫種雞場和富興羊場建設與運營努力把其培育成為具有較強帶動作用規模養殖企業；加快高莊鄉開信和寶蓮寺鎮三十里鋪兩個養殖密集區建設引導更多農戶發展畜牧養殖同時積極為廣大養殖戶提供政策扶持、信息服務技術指導、市場引導等服務切實提高效益、增加收入*年全區完成肉類總產量5641噸、蛋類總產量4349噸、奶類總產量4773噸畜牧業產值達到10800萬元

（三）切實落實各項惠民政策一大力發展生態沼氣工程通過資金扶持、外出參觀、技術服務等措施全區共建戶用小型沼氣池104個另有4個大型沼氣池正在建設中超額完成了市定任務二加大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力度區政府投入配套資金6萬多元培訓農村勞動力3900人為其轉移就業提供了有效技能保證三全面落實農業稅降點和糧食直補政策兩項政策落實使全區農民直接受益494萬元總體減負68.8%人均減負49元畝均減負38元

四、大力加強稅源建設財稅收入實現歷史性突破

我區財稅工作始終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不斷深化改革強化征管優化服務取得了改革與發展雙豐收*年預計完成一般預算收入7000萬元為年預算126.1%同比增長41.3%

（一）稅收征管力度進一步加大加強財政、國稅、地稅等部門聯系與協調建立收入增長監控機制確保收入進度堅持“抓大不放小”原則在緊盯重點稅源同時不漏零星稅源在小稅種上深挖潛力大力推進稅務公開通過典型調查、調整定稅、社會公布、群眾監督實現公平稅負壯大區域稅源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嚴厲打擊偷稅、逃稅和抗稅確保應收盡收足額入庫

（二）財政資金使用效益進一步提高強化政府對各項財政性資金調控繼續完善部門預算、會計集中核算、國庫集中收付等制度加強會計監督由簡單記帳逐步向科學理財、監督審核轉變從源頭上有效預防了“帳外帳”、“小金庫”、“坐收坐支”等違紀違法行為實行嚴格政府采購制度預計全年完成采購資金935萬元節約資金139萬元分別同比增長165萬元和38萬元

（三）預算外資金管理逐步完善加大“收支兩條線”改革力度對6個部門161項收費、基金項目進行審核對28個單位收費項目進行稽查取消收費項目2項加大非稅收入管理力度預計全年可完成非稅收入1172萬元為年計劃122%同比增長40.3%加強票據管理規范各項制度有效遏制了“三亂”行為

五、努力擴大對外開放經濟外向度不斷提高

（一）強化和落實招商引資責任制把招商引資作為發展*經濟突破口來抓全面實施招商引資工作目標責任制建立招商引資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實行招商引資重點項目領導分包責任制充分運用組團招商、親情招商、以商招商等行之有效方式大力開展全員招商全年共落實招商引資項目167個引進各類資金25892萬元占年計劃157%其中商業項目119個引資額17989.3萬元；工業項目30個引資額5065.5萬元；農業項目3個引資額856萬元；餐飲業項目15個引資金額1981.2萬元200萬元以上項目22個占總引資額54%引進域外資金7657萬元占年計劃165%實際利用外資27萬美元

（二）出口貿易穩步發展依托出口自營企業充分發揮出口基地作用重點扶持旭輝磨料、方快數控鍋爐、助劑廠等重點企業擴大出口*年完成出口創匯3.8萬美元同比增長40.7%認真做好域外勞務輸出工作完成域外勞務輸出6人占年計劃120%

（三）積極開展區際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堅持“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組織參加紅旗渠會展、高交會等積極推介我區優勢項目引導企業進行對外經濟技術合作不斷開拓國內市場*產品知名度和市場占有率得到提高

六、狠抓城市建設與管理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

以創建國家級衛生城市為動力以東南新區建設為契機以強化管理為手段進一步提升城區品位以城帶鄉城鄉互動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努力打造“人居環境優良”新*

（一）加快城市建設和改造步伐共整修轄區主干道路18條總面積達7976平方米其中對二果園、大胡同、馬市街二巷進行了全鋪面積達3928平方米對市政擬建工程進行了前期調查摸底工作以大營、汪家店、鄭家村為試點穩妥推進“城中村”改造鄭家村、大營2個行政村改造方案已經市政府同意明年即可進入實施階段；汪家店村改造方案正在進一步修訂中

（二）切實加強城市管理實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下派城管執法人員到街道辦事處補充加強街道城管人員執法力量堅持門前五包責任制完善檢查評比通報制持續不斷地加大治理“六亂”力度城市管理在制度化、規范化方面邁出新步伐以“創衛”為契機大力開展街區整治積極推進各項“創衛”達標活動大搞城市綠化、亮化和美化擦亮暗點打造亮點城區面貌煥然一新為我市順利通過省創衛初驗做出了積極貢獻

（三）認真實施小城鎮建設完成了一鄉一鎮小城鎮總體規劃寶蓮寺鎮被列為我市25個市級重點鎮之一鎮域總體規劃已通過專家技術評審；高莊鄉商貿大街建設正在抓緊施工完成了50%村級規劃大力推進道路建設高寶公路建設已基本完成同時硬化、改造城鄉道路11.8公里

七、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全面進步

（一）積極實施“科教興區”戰略完成了3項新產品開發推廣應用新技術新成果2項列入省火炬計劃項目1項市科技攻關項目2項省高新技術產品2項認定省級科技企業2家、市級6家高新技術產品增加值占全區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20％以上順利通過了“國家科技進步考核”積極推進教育人事制度改革調整小學布局整合教育資源推進學校標準化建設農村中小學危房改造全部完成投資近600萬元一實小教學樓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北門西小學教學樓工程建設已做好前期準備工作明年初即可開工建設

(二)認真落實可持續發展基本國策堅持不懈地狠抓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工作努力穩定低生育水平全區政策生育率達到100%人口自然增長率降至2.5‰鞏固了“省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區”成果建成區計劃生育宣傳教育技術服務中心并已通過市里驗收；加強土地監察管理嚴肅查處了一批土地違法案件；嚴格執行環境保護政策繼續開展了爐窯灶整治活動取締關停并轉“十五小”和“新五小”企業3家下大力氣狠抓了秸稈禁燒工作實現了“不點一處火不冒一處煙”既定目標

（三）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工作切實搞好最低生活保障金發放工作全年共發放保障金1479.8萬元計25萬人次；積極實施就業和再就業工程開展了以“就業、創業、再就業”為主題再就業利民行動新增就業人員8797人安置下崗失業人員6604人分別為市下達目標137%、161%；認真開展“兩金”擴面征繳工作實行社會化發放確保了離退休職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

（四）積極推進城市基層政權基礎設施建設北大街辦事處辦公樓已經建成并投入使用光華路、永明路辦事處辦公樓已開工建設便民服務中心辦公樓前期手續已基本辦理完畢下大力氣推進社區用房建設52個社區全部落實了社區用房走在了全市前列

（五）發展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事業著眼于人全面發展大力開展群眾性文化、衛生、體育活動社區文化、廣場文化、校園文化豐富多采愛國衛生運動有聲有色全民健身日益廣泛省“全民健身周先進單位”和全國“群眾體育工作先進區”成果進一步得到鞏固同時統計、審計、土地、人防、民族、宗教、對臺、僑務、史志、“雙擁共建”、民兵預備役、敬老等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績

八、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成效

（一）精神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以“道德規范進萬家”活動為載體以“創文明城市、文明景區”和創建文明單位、文明小區、文明示范街為抓手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全民素質和城區文明程度不斷提高

（二）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實施依法治區方略深入開展普法教育自覺接受人大法律監督和政協民主監督全年共辦理人大代表議案建議46件和政協委員提案46件切實加強基層民主和基層政權建設進一步完善社區自治和村民自治積極推進政務、事務、村務和廠務公開基層民主管理水平不斷提高

（三）綜合治理和穩定工作成效顯著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爭創市級治安模范區深入開展“命案攻堅戰”打掉犯罪團伙20個同“”等組織斗爭卓有成效重視人民群眾來信來訪認真辦理市長便民公開電話交辦件全面落實三級干部下訪工作積極化解各種矛盾中央、省、市交辦和區自排62起重點案件全部辦結維護了全區政治和社會穩定用鐵手腕狠抓安全生產工作較為出色完成了市定目標年內未發生責任范圍內重大安全事故

九、圍繞建設服務型政府不斷優化經濟發展環境

（一）繼續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積極開展各項專項整治活動嚴肅查處了制假售假、偷稅漏稅等經濟違法行為有效遏制了欺行霸市、敲詐勒索等形形擾亂市場秩序違法行為積極開展“誠信經營示范一條街”創建活動加強誠信教育嚴懲失信行為

（二）下大力氣治理企業周邊環境把重點企業和市場作為重點從嚴從快查處了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案件有力地震懾了侵犯經營者人身、財產權利犯罪推行對重點企業檢查申報制度、涉企收費“兩證一卡”制度減少了收費項目降低了收費標準防止和克服了“四亂”現象進一步鞏固了我區“河南省民營經濟發展環境50優”成果

第6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芝罘區南堯居民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調查與思考

芝罘區南堯居民區地處煙臺市區的“南大門”，轄區面積3.8平方公里，居民3600余戶、1.2萬人（其中本居居民848戶、2016人），屬于典型的城郊“村”。近年來，該居“兩委”堅持把居民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全面提高居民素質為核心，著眼于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統籌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了社會和諧安定和人的全面發展，走出了一條基層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路子。

一、情況和特點

一是經濟綜合實力強。20__年，南堯經濟總收入達本稿版權屬于517878秘書網到19940萬元，上繳稅金880萬元，完成固定資產投入1.88億元，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6041元，在芝罘區南部村級經濟中名列前茅。南堯擁有一個實業總公司和一個外企基地，其中實業總公司所屬的集體企業現有汽車模具、汽車維修、聚氨酯、建筑工程、房地產開發、南堯花園等十幾個單位，涉及生產、本稿版權屬于517878秘書網經營、加工等多個領域，企業職工860余人，總資產達到3.6億元。南堯外企基地截至20__年，累計引進各類企業42家，其中韓國獨資企業15家；實際引進外資2239萬美元。今年一季度，南堯外貿出口額達587萬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6。

二是社會治安秩序好。南堯居民區黨委把加強民主法制建設作為治區的重點，大力實行法制化管理，全居社會治安更加穩定，民事糾紛明顯減少，鄰里團結和睦，五好家庭、好媳婦、好婆婆不斷涌現，好人好事層出不窮。同時，還建立了警務室，成立了聯防隊，實行晝夜值班巡查，并組織退休老人成立了看門望鎖隊，形成兩級防護網絡?，F在的南堯，歪風邪氣不見了，打仗斗毆的少了，群眾的文明意識、法制觀念、思想素質不斷提高。居民區連年被評為市級文明單位。

三是居民文明素質高。茶余飯后，讀書看報，了解國事天下事，已成為南堯人的生活習慣。有60的居民戶訂閱《煙臺晚報》、《今晨六點》。自20__年開始，南堯創辦了《南堯通訊》、《財富時報》等刊物，及時報道“兩委”的工作思路、重點工程進展，宣傳轄區的好人好事，為青年交流文化思想提供園地，曝光居民中的一些不文明行為。其中，《南堯通訊》每期都發至家家戶戶，廣大居民百讀不厭，愛不釋手。通過讀書看報，南堯人的文明意識不斷增強，文化素質有了新的提高。

四是轄區內外環境美。自1997年開始，南堯先后投資200余萬元，購置了圖書、音響器材，辦起了黨員活動室、圖書閱覽室、游戲室等；投資20__萬元，興建了美麗壯觀的南堯花園；投資120萬元，修建了1800平方米的文化娛樂廣場和600平方米的綜合禮堂；投資300萬元，改造了村里的大街小巷，平直光滑的水泥路面貫穿南堯；投資150萬元，修建了南堯小學、幼兒園，并達到一流園、校標準。環境的改變，給廣大群眾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活動、娛樂場所，同時也樹立了南堯的良好形象。

二、做法和經驗

總結南堯居民區的做法和經驗，最大的特點在于堅持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正確處理各種關系，統籌兼顧各方利益，協調推進各項工作。

（一）立足穩定抓改革，既保持了企業活力，又鞏固壯大了集體經濟。九十年代末，受大氣候的影響，南堯工業企業受到市場經濟的強烈沖擊，企業經濟效益不佳導致許多居民開始外出打工、搞個體。對此，南堯兩委一班人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并最終明確了既要從企業入手更要兼顧人的利益與發展的“二次創業”思路。在新一輪改革中，他們首先從改革人入手，著重培養一支適應市場經濟、能打硬仗、有責任感的企業領導班子隊伍。為此，南堯請來了專家、教授，舉辦管理干部培訓班，每周六上午集中學習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知識，風雨不誤，并請專家為每個企業“把脈會診”、出謀劃策。另外，南堯還組織企業負責人到青島海爾集團學習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和海爾人無私奉獻、以廠為家、團結拚搏的精神。經過一年多的學習培訓，企業負責人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企業有了生機和活力，經濟效益逐漸好轉，先前離開的大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與此同時，他們突出產業重點，大力發展科技含量高、產品市場好、發展潛力大的企業。如汽車模具廠1997年至1999年嚴重虧損，瀕臨破產。但隨著近年來國內汽車市場的興旺，他們加大投入力度，經過艱苦奮斗，幾番坎坷，終于使企業起死回生，20__年扭虧為盈，20__年實現產值800萬元。振興聚氨酯材料廠廣大干部職工，轉變經營理念，從等米下鍋到找米下鍋，迅速打開了局面，在全國各地織就了一張密密麻麻的客戶網?，F如今，由于該廠服務質量產品質量都過得硬，贏得了用戶的信任，四面八方訂單不斷，廠 區內車水馬龍，經濟效益不斷增長。

（二）著眼長遠抓發展，不僅改變了轄區面貌，而且培植了新的增長點。南堯在近幾年的發展中，一直圍繞“舊村改造、外企基地建設、發展加工貿易”做文章，他們用舊村改造獲得的利潤集中建設外企基地，利用外企基地這個載體發展加工貿易，形成了“葡萄串”效應，同時也為南堯的長遠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是舊村改造“十年征程”換來“翻天覆地”新景象。十年前，俗稱“小南疃”的地方是南堯的“澇洼地”，其東側比煙青公路低4—5米，下澇雨時水能沒到炕沿，老百姓苦不堪言，也成了“兩委”班子的一塊“心病”。“舊村必須改造，環境必須治理，百姓必須脫貧！”為此，南堯成立了舊村改造辦公室，1993年至1997年的5年間，共拆房面積4.5萬平方米，投入5400萬元，建成14棟六層住宅樓房，商業網點120__平方米，農貿市場1500平方米。自1998年開始，南堯又先后投資200萬元，將居民區內的所有土路改建為水泥路面，居內道路硬化面積120__平方米，大街小巷安上了高桿路燈，居民區的夜晚亮麗起來。1998年拆遷面積達18000多平方米，總投資達到2300萬元，8幢新樓拔地而起。20__年，又投資4000萬元，啟動了富順苑小區一期工程，現已開發4.6萬平方米；當年又追加投資3000萬元，開工建設南堯花園。20__年，富順苑西區工程拉開了序幕，總投資8000萬元，占地60畝。如今的南堯，人均住房面積18平方米，人均綠地面積30平方米，僅出租住房一項每年就可為居民帶來180萬元的收入。舊村改造不僅提升了南堯的形象，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居民致富。

二是外企基地“標房經濟”奏響“筑巢引鳳”新篇章。為了加快村級經濟的發展，南堯將發展的優勢瞄準了“標房經濟”。1997年下半年，南堯進行了企業改制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舊村改造積累的資金投向何處才能做到不流失，又成了南堯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直接分配給居民，還是打造發展平臺、為居民解除后顧之憂？帶著這個疑問，南堯的領導班子1999年—20__年間到深圳蛇口、東莞水洗鎮等地參觀考察，通過這次考察學習，發展“標房經濟”的戰略舉措在他們的頭腦中逐步形成了。他們認為，筑好“靚巢”才能引來“金鳳”。要有大發展就要有大投入，而發展不能只看眼前，必須放眼長遠。南堯人大膽采取“邊建設、邊招商，建成一幢、招滿一幢”的思路，從20__年開始，先后投入1.2億元，搬運土方50萬立方米，依山借勢建起了擁有16萬平方米的數座現代化標準廠房，硬化、綠化了數條廠區道路，修建了1萬多平方米的職工公寓，并緊靠外企基地配套建設了總面積達12萬平方米，擁有人工湖、籃球場、山林公園等眾多可供外商及其員工業余健身、游覽、放松身心的休閑娛樂中心。為盡快引進客商，集聚人氣，他們向客商做出了不但廠房設施一流，而且居住環境也要一流等種種承諾。他們按照韓國模式建設標準廠房，廠區安裝最先進的防火防盜監控系統，加快建設大型綜合服務樓，加緊治理周邊生活、娛樂環境，使基地建設本身具備了相當的層次和水平，大大增強了客商投資的吸引力。

三是加工貿易“以商招商”開創“互利互贏”新局面。外企基地建立以來，南堯逐步將加工貿易的重點放在電子、服裝等行業。一方面，利用《財富時報》、《煙臺晚報》等媒體大力宣傳現有優勢，有針對性地加大電子、服裝等加工貿易行業的傾斜力度，引導有關客商前來投資辦廠；另一方面，積極為客商聯系參加各種展銷會，幫助現有客商宣傳產品，擴大影響。在他們的努力下，基地企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20__年全部實現了盈利。客商贏得了利潤，南堯得到了實惠，這種“雙贏”的局面招引了更多客商紛紛慕名而來，從而推進了現有項目規模的不斷擴大。世沅移動通信集團是僅次于三星、LG的韓國第三大手機制造商，20__年在南堯投資興辦煙臺世沅半導體有限公司，項目總投資1960萬美元，主要生產手機鋰電池和半導體。項目投資者洪性范先生在進口生產設備通關時遇到較大困難和阻力，十分著急。南堯黨委獲悉后，及時向上匯報，市、區主要領導親自出面幫助協調，實現了快速通關，為項目按期竣工投產贏得了時間。親眼目睹全過程的洪先生非常感動，當場拍板決定再增資800萬美元，將手機屏幕和整機組裝公司一舉遷到南堯。該項目投產達產后預計年產手機300萬部，銷售額28億元，將成為市區屈指可數的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貢獻率的項目之一，對當地經濟發展將起到十分重要的拉動作用。今年3月份，在參加全市組織的赴韓招商期間，南堯與韓國中國留學生總會張永志會長進行了商談，并聘任其為南堯實業總公司駐韓辦事處主任，全權負責南堯在韓國的招商工作，為南堯在韓招商打開了新的局面。

（三）貼近實際抓精神，使軟的硬了起來，虛的實了起來。南堯黨委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積極開展文化事業建設，堅持持之以恒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大力倡導“努力奉獻為榮，大膽開拓為風，團結奮斗為本，振興南堯為宗”的南堯精神，堅持以全面提高居民素質為核心，著眼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突出發展主題，立足為民服務，開展豐富多彩的群眾性文明創建活動，讓廣大群眾處處得益于精神文明建設。一是引導群眾廣泛參與，營造社會主義文明新風尚。每逢重大節日，南堯都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體育活動，給廣大居民帶來了歡樂和精神享受。群眾還自發組織了戲劇、舞蹈、秧歌、籃球等隊伍，利用業余時間開展活動。群眾在參與中不僅鍛煉了身體，增進了友誼，而且促進了精神文明的深入開展。二是搞好軍民共建，闖出雙擁工作新出路。多年來，南堯一直重視雙擁工作，與轄區各部隊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每年的春節、“八一”等重大節日都給部隊送去慰問品，組織婦女為官兵洗衣做飯。南堯每年還從部隊退伍兵中選拔2、3名優秀軍地兩 用人才到公司工作，并幫助辦理戶口和組織關系，為他們提供較優厚的待遇，創造施展才能的空間。目前，南堯已先后吸納優秀退伍兵10余人。三是創建黨員之家，開拓非公有制黨建新天地。在南堯外企基地目前有中外企業40多家，黨員50多人，這些黨員多數是通過招聘或自謀職業等途徑而來的，他們當中很少有人回原組織過組織生活。針對這一實際情況，南堯在外企基地成立了黨支部，投資10余萬元建立了黨員活動之家，使這些黨員過上了組織生活，有了活動交流的場所，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在企業中也得到充分發揮。四是樹立企業文化，提升南堯整體新形象。企業文化是企業發展的靈魂，是企業興衰的關鍵性因素。在南堯“學習、忠誠、團結、自信、嚴格、快速”這十二字已成為企業文化的新理念。所有企業和總公司各部門、各崗位，都圍繞這十二個字理念開展工作，轉變觀念，轉變思維方式，轉變工作思路，全面提升了南堯整體形象。

（四）圍繞和諧抓管理，在保障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了居民素質。民主管理方面，通過完善各項規章制度，著力營造民主公開的良好氛圍。南堯居委十分注重民主管理建設，把它作為勤政為民、提高自身形象、密切與群眾關系的重要內容。在財務管理上，實行所有企業財務人員由總公司統一任命，統一管理的制度。定期對各企業財務進行審計，及時糾正錯誤，杜絕違規違紀現象的發生，并制定了定期向群眾公開居委會、總公司的財務狀況的制度，接受居民的監督。社區管理方面，通過實地的調查研究，著力解決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一是經常深入基層征求群眾意見。南堯兩委班子成員經常深入基層，了解群眾的心聲，特別是要經常到患大病、家境困難的居民家中走訪了解情況，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二是制定利民政策，為群眾辦實事。南堯制定了居民子女升學獎勵制度，對考上大專以上的學生每年給予不同檔次的獎勵；制定了用車制度，在居民家有紅白事、病人時給安排車輛；還有獨生子女獎勵制度、職工退休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的制定，整整體現了為民著想、以民為本。另外，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退休老人的退休金也逐年增加。到目前為止，一個退休老人一年可領到近6000元的退休金。三是堅持群眾對領導班子評議制度。南堯每年都組織各個層次的群眾對領導班子集體和各成員的工作能力、團結協作精神等方面進行評議，對兩委成員以及企業負責人的思想表現、工作能力、廉潔自律等方面進行打分。通過評議，清醒地看到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了解班子成員的情況，及時糾正不足，改進工作，提高戰斗力。黨建管理方面，通過開展豐富的活動，著力提高黨員的整體素質。建立健全黨員“”、政治學習、黨員電教室管理、黨員活動室管理、黨員聯戶、黨員幫扶困難等制度；大力抓好社區離退休黨員、下崗職工黨員、流動黨員、未落實工作的復退軍人和大中專畢業生黨員以及在職黨員的管理，對這些黨員進行全面調整摸底，做到底子清、情況明。對流動黨員，堅持定點聯系、定點活動，定期匯報，簽定黨員責任書。定期對黨員進行教育培訓，每月由各支部組織集中學習有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聘請區委黨校的專職教師進行學習輔導，定期召開黨小組長會議，加強入黨積極分子的培養教育。

三、啟示和建議

村一級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單位，村一級和諧發展了，全市的社會和諧就有了基礎。在當前，全市上下普遍重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情況下，南堯居民區的做法和經驗為全市各地的村和諧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從他們的做法和經驗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強有力的經濟支撐，在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和減輕農民負擔的大背景下，必須積極探索創新，不斷膨脹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村級集體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基層政權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村民委員自身建設的需要。如果沒有一個具有一定實力、穩定發展的經濟后盾，那么加強村級基層建設就很困難。同樣，要想帶領人民實現共同富裕，也離不開村級集體經濟這一物質基礎。因此，發展村級集體經濟不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且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南堯的快速發展，就在于發展上始終有一條清晰的思路和明確的工作重點，通過緊緊抓住環境服務建設，最終做強了“標房經濟”，壯大了村級集體經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前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一方面要切實加強領導，為發展村集體經濟創造寬松的環境。各級黨委、政府要加強對發展村集體經濟工作的領導，在項目引進、信息提供、技術指導、人才培養等方面加強指導和幫助，在貸款、占地、電價、稅收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為村集體經濟提供寬松的發展環境。同時，引導各村因村制宜，適合辦企業的就辦企業，適合搞養殖的就搞養殖，適合發展特色 農業的就發展特色農業。只要能夠較快地發展村級集體經濟，讓農民群眾富裕起來，就采取哪種形式。另一方面要廣泛宣傳“典型”，傳播集體致富的好經驗。堅持集體經濟為主體現了共同致富原則，就全市而言，有些村已經成為當地的首富村，創造和積累了一些很好的經驗，有一些作法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下步，要把他們的經驗介紹和宣傳出去，讓與其相似或有條件的村直接借鑒和吸收，把經濟發展起來。

（二）穩定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和保障，但不能為穩定而穩定，更不能為了穩定而去壓抑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而應該把“為了人”作為實現社會穩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沒有穩定就沒有和諧，沒有穩定也就沒有發展，穩定壓倒一切。但穩定并不是目的，要通過穩定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創造條件，滿足人民的需要，進而實現人的發展。這才是目的。南堯居民區黨委和居委會也正是懂得了這個道理，適應了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較好地解決了就業、養老等實際問題，妥善協調了各方面利益關系，穩妥處理了企業改革、拆遷安置等難點問題，從源頭上消除了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的各種因素，不僅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而且密切了黨群關系，贏得了廣大居民的一致擁護，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旺盛的人氣支撐。現在看來，農村的穩定來源于多個方面，其中“人”的因素是影響穩定的關鍵。特別是村干部，他們處在農村工作的第一線，代表著黨和政府的形象，其行為直接影響著農村穩定大局。因此，基層干部必須規范地、模范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特別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摒棄官本位意識，深刻領會“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內涵，眼睛向下看，急群眾之所急，想群眾之所想，時時刻刻把群眾的冷暖掛在心上，切實為群眾排憂解難，主動拉近同群眾的距離，干群之間保持血肉聯系，這樣才能促進農村的穩定。

第7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關鍵詞：鄉村秩序 暴力犯罪 國家法 民間法 豪強化

一、研究背景與理論探討

近代以來，伴隨著來自西方的壓力和現代化的浪潮，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成為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在此背景下，基層社會的構造成為研究者著力處理的難題：一方面，不理解基層社會構造及其治理方式，就無法順利實現對傳統社會的整體改造；另一方面，深入理解中國帝國政府的基層治理方式，也成為當代中國在西方化之外探索另一種可能的現代化路徑的前提。

關于中國傳統基層社會構造的關鍵，大致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一種觀點認為，作為基層社會基本形態的鄉村社會是一盤散沙，以一家一戶分散生產的農業經濟為主要組織形式，“家”構成社會的基本生產和生活單位，各家各村之間缺少內在的經濟文化聯系，必須依賴于不同形式的帝政控制將“家”統合起來，形成皇權控制下的“編戶”（蕭公權，1960；杜正勝，1990），而帝政控制能力的缺乏和控制手段的低效，又直接導致鄉村秩序在事實上的分散性（蕭公權，1960：82—83；瞿同祖，[1962]2003：255；徐勇，2002）；另一種觀點指出，中國帝國政治的特點是政權高度放任，地方高度自治。雖然國家權力的基層滲透力很差，但這不意味中國沒有整合的鄉村社會（，1999：368；張靜，2000：18）。至于整合力量的來源，學者們亦有不同見解，但鄉紳和地方精英在公共事務和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受到格外的關注（、，[1948]1988；張仲禮，[1955]1991）。

歷史維度的討論直接關乎對整個中國社會結構的理解，而關于現代基層秩序的討論則直接將問題推進到當代中國治理模式的探索與選擇。無論是松散論還是地方自治說都不會否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重大的變化之一是國家權力深入社會基層（鄭衛東，2005）。國家的正式制度在進入社會基層的過程中，不但結束了鄉族自治的傳統，而且逐漸地影響、改變和控制民間的非正式制度（杜贊奇，[1991]1996：194-200）。那么，對比中國基層治理的前現代模式，現代鄉村秩序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對于今天的國家基層治理有怎樣的意義？此類疑問已成為現代中國研究的關鍵問題。而在基層治理方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涌現出來的種種問題與弊端，也使得尋找現代國家下沉這一基層治理模式的替代性方案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

因此，除了對基層社會結構的歷史性回顧和研究，現代國家建設背景下的鄉村秩序也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其中，作為現代國家基本治理手段的國家法的意義與遭遇，以及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尤為關鍵，其學術價值超出法學范疇，成為整個中國基層社會研究的重要領域。

強調法律多元的學者，主張民間法生長于民間社會，與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秩序密切相關，即使在政體變更、國家法被徹底改寫之后，它仍然可能長久地支配人心，維系民間社會的秩序（梁治平，1996）。也有學者把關注點放在國家法滲入鄉村日常生活的具體方式，討論其如何確立自身在鄉村秩序中的地位，達到國家改造基層社會的目標（強世功，1997：488-514）。

隨著研究的深入，更多學者試圖跳出簡單的二元論范疇，發掘國家法與民間法互動的多元關系，以闡發在國家建設過程中鄉村秩序的復雜性。黃宗智（[1993]1999：430-431）提出“第三領域”的概念，以凸顯實踐中的法律包括“帶有成文法典和官家法庭的正式司法體制，由通過宗族/社區調解解決爭端的根深蒂固的習慣法構成的非正式司法體系，以及在兩者之間的第三領域”。在他看來，這種三分法不但適用于清代司法，也是理解中國基層社會和司法狀況的基本框架：“過去的調解者是因事而定，此時的政府卻要求專設官員負責調解事務，并由社區干部組成的半正式的調解委員會配合其工作。這種農村調解組織構成了中國司法中一種新型的第三領域。這種第三領域雖然已經制度化，但既不完全屬于正式政府，也不完全屬于民間社會，依其結構，它同時包括了兩方面的影響因素”（同上：437）。強世功（2001：131）透過“法律的治理化”概念，強調在全能主義國家政權建設進程中，司法實踐實際上消彌了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明確界線，“國家法在民間社會確立合法化的過程既是國家法改造民間法的過程，同時也是國家法向民間法妥協讓步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國家打通了社會治理的通道，但同時也使得“法律無法建立獨立于政治、道德和經濟的自身邏輯，無法確立其內在的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恰恰是現代法治的必須條件?！膳c道德、政策和習慣之間并沒有涇渭分明的分界線。與此同時，法官與干部、村長、村中有威望的人也沒有根本的不同，……由此導致‘司法的政黨化’和‘法律的懲罰化’構成了當代中國法律治理化的兩個重要主題?！保ㄍ希?56-257）

雖然都是為了超越基于西方歷史社會背景的國家/社會二元劃分，以更真切地刻畫中國當前基層秩序的歷史和現狀，但黃宗智和強世功各自的努力之間還是隱藏著價值判斷的對立。強世功在指出國家法和民間法界限日益模糊的同時，強調“法律的治理化”與“現代法治精神的價值內核是不相符的”（同上：256-257），在國家法向民間法妥協讓步的過程中，“對調解的過分強調給國家法也帶來不良的影響”（同上：131）。不難看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法，浸染著傳統國家/社會二元框架中“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理想因素（張佩國，2005）。黃宗智（2008：10-29）則認為，這樣的價值預設是伴隨近代制度建立而移植到中國的法律形式主義理想，脫離了中國的實踐歷史，帶來了錯誤的政策和嚴重的社會影響。因此，他強調發揮第三領域“集權的簡約治理”的優勢（黃宗智，2008：18-21）。由此可見，強世功所批評和憂慮的“模糊”和“不良影響”，對于黃宗智（2008：25）而言則正是中國特有的“半正式行政方法以及國家發起結合社會參與的模式”，在中國“追求自身特色的政治現代性中扮演一個角色”。

反過來看，上述兩種價值立場又共享一個基本的假設：以政府為代表的國家權力所面對的是一個相對自治的民間社會。強世功假設在這個民間社會層面上，國家法與民間法相互影響，最終形成了一個與現代法治不相符合的社會背景；黃宗智則相信民間社會和政府的互動，可以通過在第三領域的合作達到治理效果。那么，后續的研究應當追問：是否真的（仍然）存在這個相對獨立自治的民間秩序？如果存在，其內在整合機制是什么？如果不存在，國家法深入基層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究竟如何？

二、研究案例的背景與方法說明

筆者所在的課題組于2009年4月在東北某市的四所監獄實地調查時發現的現象對于回答上述問題或許具有特別的意義。這次調查以“民事轉刑事”案件的糾紛解決機制與過程為研究對象，以所有在押犯人為總體，以“糾紛是否發生于農村”和“糾紛是否發生于熟人之間”為條件進行排查，符合條件的犯人共312名，調查人員向在場的所有犯人發放問卷29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問卷272份，有效率93.8%。問卷內容主要包括個人信息、家鄉的社會情況和糾紛的解決過程。個人信息主要涉及被調查者判刑時的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社會網絡等；家鄉的社會情況包括家鄉的糾紛情況、鄰里關系、社會風氣、糾紛解決的常用途徑、司法部門的狀況與作用等；糾紛解決過程包括糾紛的性質、糾紛雙方的基本情況、雙方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各自尋求的幫助、產生的效果等。在問卷調查基礎上，調查人員根據“糾紛是否長期存在”排查出66名犯人，并隨機抽取12人進行結構性訪談，詳細詢問他們的基本情況（個人、家庭、村莊）、案情陳述（糾紛本身、自身、對方、村里其他人）、判刑之后對于自身處境的反思與感受以及其他一些在問卷中無法獲得深入了解的問題。通過訪談以及訪談過程中的觀察和溝通，調查人員獲得了關于具體受訪者的更為豐富連貫的知識。

在前期研究中，通過對問卷數據和結構性訪談的分析，我們發現了一類在既往的糾紛解決機制的理論分析中長期被忽視的糾紛，它們無法被例行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所消化和解決，最終“溢出”糾紛解決機制，成為國家暴力治理的對象，以一種激烈而悲劇的形式重新進入國家法的視野（儲卉娟，2010）。

這一發現對國家法和民間法爭論的意義在于：第一，這類現象的廣泛存在，標志著民間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敗；第二，它也沒有被國家法系統處理和吸收。在這一發現基礎上，本文通過對結構性訪談中7個案例的詳細剖解，在鄉村暴力犯罪的語境下，繼續深入探討在民間秩序整合失敗的極端情況下國家法秩序扮演的角色，以及民間秩序和國家法治理雙雙失敗后現實鄉村秩序的可能圖景。

受限于訪談對象的獨特性，本文不能勾勒出所涉及的各個案例的全貌，也不可能對受訪者述說的具體環節的真實性做出辨別和判斷。或許會有學者因此批評本文所援引的材料只是來自于對服刑人員的訪談，難免片面和失真。但本文的研究目標并非是對相關案件的是非曲直做出“裁決”，而是想通過對受訪者關于整個糾紛過程的敘述、行為的選擇及理由的陳述，來挖掘個人關于國家法秩序的觀念。換言之，經由對受訪者所講述的故事背后的整個意義結構的發掘，我們可以探知在這些人的觀念里，國家法究竟意味著什么；進一步，透過這些受訪者的講述，洞悉國家法的背后隱藏著的世界圖景的樣態；以這樣的世界圖景反觀現實的鄉村秩序，將會獲得什么樣的一條線索？

三、法：異鄉人的保護機制

【案例1】贅婿的故事

Q，東北人，37歲。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無期徒刑。在入獄之前，他曾被某村一名富有的寡婦招為上門女婿，擺了酒，但是沒領結婚證。三年后，由于生活瑣事雙方發生爭執，感情破裂，他被女方趕出門。Q并未試圖挽回這段婚姻，但希望可以拿回一些共同的財產，多次上門討要，女方堅決不答應。最后一次討要時，女方的親戚朋友不斷惡言嘲笑，還出手毆打他。Q抄起院子里的鋤頭，揮舞自衛，導致其中一人重傷不治。當場死亡。

女方是本村人，家族勢力較大，且家境富有，Q是一文不名的外來戶，幾乎沒有任何社會支持，甚至連婚姻的法律保障也不曾得到。雖然處于絕對的劣勢，但Q從未放棄爭取各種權威的支持：他曾找過村里的老人，但大家都說別人家里的事，不方便管；他也曾希望獲得村干部的支持，村干部雖然很同情他，卻也表示無能為力，勸他去找派出所和法院；派出所則告訴他，沒有合法婚姻關系，拿回財產是不可能的。

在與Q的訪談中，印象最深的便是他不斷地重復同一句話：“我就虧在不懂法”。在回想自己做過的各種努力時，他顯得無可奈何但又很溫和。村里的老人、村干部、當時的媒人、派出所工作人員，甚至經常嘲笑毆打他的女方家人對他的態度和行動，在Q看來，都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都是自家人”，“我一外來的”，得不到這些人的同情和幫助，也沒什么可埋怨的，“怪就怪自己不懂法”。Q在入獄之后，在與獄友的交流中得知，擺酒三年后，按照國家婚姻法，其實已經可以被看成是事實婚姻，并可以依據這一法律關系提出財產分割要求?！拔野?，沒文化，不懂法，就不知道機會。只能去她家里要”，“要是早知道這個，我就不去找她了，也就不會打死人了”。

在這個案子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與鄉土社會迥然不同的場景。鄉土社會的人口流動率低，“鄉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動”，是一個“富于地方性的”、“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社會秩序主要倚靠老人的權威、教化以及鄉民對于社區中規矩的熟悉和對傳統的服膺來保證（，[1948]1998：7-11）。Q的故事所表現出的鄉土社會，是一個雖然已經開始流動，但依然基于“熟人”關系而運作的、排外的社會，其邏輯是幫親不幫理。Q作為一個外來者，顯然不是這個“熟人社會”的成員。盡管大家私下都同情他，但Q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就是這個鄉土社會的“陌生人”或者“他者”，無人愿意為他做任何調解或者疏通的工作。他們的這種選擇，不僅被他們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也被Q視為理所當然。那么，Q如何實現他的正義？

或者說，Q構成了民間秩序討論的盲點。學者們在討論民間秩序對鄉村社會的規范力量以及對國家力量滲透的抵抗時，并未將Q這樣的外來人考慮在內。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的是，隨著整個中國流動性的加強，鄉村社會早已不是人口流動性低、人們都附著于土地的世界，而是“村莊邊界日益開放，流動性大大增加，使得人們的生活面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董磊明、陳柏峰、聶良波，2008）的社會，農村里像Q這樣的外來人越來越多，鄉土社會的陌生人化傾向日益加強。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鄉土社會的“特殊性”邏輯沒有因為人口流動而發生本質的變化，仍然構成鄉村日常生活的底色，熟人間發生的糾紛和案件往往表現出與國家法邏輯格格不入的“本土文化特征”，這一點也構成了民間法學者的主要關注點和現實依據；但另一方面，以Q這樣的陌生人為當事人的案件則暴露出這個被假設具有道德感和秩序感的前現代民間法體系面對陌生人時的封閉和規范上的無力：規則的構成和使用因人而異，內部的道德化以對外人的去道德化為前提。陌生人的問題無法在這個秩序內得到解決，從而埋下尖銳沖突的種子。

【案例2】家務事沒人管

L，東北人，47歲。故意傷害罪，有期徒刑3年。早年當過十年大隊隊長，后來外出謀生，四處收古董，收入可觀。離家期間聽說妻子有外遇，回家后多方打聽，基本證實。L提出離婚，并保證財產大部分歸妻子。但妻子堅決不同意，聲稱要好好過日子。事情暫時平息。L某次中途回家，發現房門緊閉，再后來看見傳說中的姘頭從房內出來。圍繞外遇的糾紛再次出現。妻子不能斷絕與情人的聯系，卻死活不肯離婚。事情一拖再拖。直到某一天L在家里遇見姘頭男，雙方扭打起來，L將對方打成重傷。

“我挺好一個人，怎么就陷在這里了？”敘述過程中，L顯得非常困惑，并反復提到“咱關鍵是不懂法”。在詳細追問之后，我們才明白，他所謂的“不懂法”，不是說不該打人，而是追悔當年沒有直接向法院離婚。對于一個事業有成、在當地享有威望的中年男人，面對老婆這件事情，他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啟動的糾紛解決機制：與妻子協商離婚，“成全他們”，但妻子堅決不同意；能不能靠村委會或者村里的其他人調解呢？做生意之后，家“搬到市里?！兔撾x村里很遠了，從x×店坐車回××（鎮），得40分鐘。從起我就沒有什么來往，給我安排了工作，我沒干，我搞單干，養車，各方面，開個小煤礦。當地人都知道咱，都有名的。就這么樣呢，我脫離他們很遠。”“眼前只能靠朋友，你說我能不能跟朋友說這些事呢？”好事沒問題，但是“你說這個事兒，丟咱自己臉面。不好說。”在同鄉人印象中屬于勤奮、努力一類人的他，在這個時候卻無計可施。至于兄弟姐妹，家里人勸和不勸離，“力度不大”。

在回憶了當年的走投無路后，L有了Q那樣的感慨：現在知道了，一定要懂法，懂法就能解決當年解決不了的糾紛，就不會有后來的悲劇。在L看來，法是一種拉大社會距離的力量。無論是雙方協商，還是本村干部、同鄉、朋友、父母親戚，大家都關系太近了，沒法插手家務事，只能看著他束手無策。但司法機關不一樣，“因為他們懂法，能把這個事情從頭到尾……他們也不會外出去告‘誰誰誰，他們家什么個情況’，都很保密的。調解起來。”

L是另一種意義上的Q。他雖然是鄉村社會土生土長的人，甚至曾經屬于鄉村精英，但后來住到了城里，逐漸遠離了原來的世界，跟鄉村世界“沒了來往”，變成了那個“熟人社會”的“陌生人”。在生活順利時，他感覺不到這種自我陌生人化，一旦出現生活上的波折時，他就發現，雖然還是用“朋友”、“兄弟姐妹”等稱謂來彼此稱呼，但其內涵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家族親友關系，曾經附著于這個熟人社會之中的各種“社會性”關系，早已在不經意間演變成純粹的個體之間的關系：跟朋友交往在乎的是“面子”，兄弟姐妹則宛如陌生人，人們雖然在勸和不勸離，但沒有人在乎他是否受到虧欠，是否需要補償，他日常生活中的正義是否需要重新實現。一言以蔽之，他曾經依附的民間秩序不再是他可以倚靠的、為他主持正義的當然途徑。

研究者曾孜孜不倦地探討人們為什么規避國家法（蘇力，1996a，1996b）。法律多元視角則在探討民間法和國家法的關系時形成了如下觀點：民間糾紛解決機制依據的是鄉土社會日常生活的內在邏輯，是鄉民們所了解、熟習、接受乃至于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識；相反，通過宣傳和普及等方式自上而下灌輸給鄉民的國家法，則沒有變成鄉民自己的知識，無法指導他們的生活和解決他們的問題。在沒有陌生人的社區共同體當中，成員基本上擁有同一種知識，受制于同一種生活邏輯。對鄉民而言，國家法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知識，而且往往是一種異己的、難以理解的、壓制性的知識。

但在以上兩個案例里，我們看到了相反的情形：Q作為外來人，被以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為基礎的各種糾紛解決機制拒之門外；L則在法律之外的各種糾紛解決機制里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以及怨恨解決的可能性，這些機制雖然可以被啟動，但不能真正發揮效力。換言之，鄉村社會的成員雖然擁有同一種知識，受制于同一種生活邏輯，但他們之間發生糾紛時并不必然意味著鄉村秩序會自然而然地發揮調解作用。這樣，民間法研究者的“民間法的動力自然孕育于鄉土社會的共享知識之中”的假設就變成了一種“美好的想象”。L的故事充分證成了這一點：“我肯講理，性格善良，不善良我也不會跟我對象拖延這么長時間。我就尋思能成一家人還是成一家人吧，孩子都那么大了。走一家進一家也不容易，都不容易。誰也沒想到這次還是這樣。……如果當時要懂法，各方面，找派出所也好……就不會發生，到我今天這個地步來。”

民間法系統失效的原因我們在前文中已有所涉及，這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做進一步探討。正如蕭鳳霞、包弼得等人（2007）觀察到的，在歷經解放后幾十年的基層建設運動之后，農村里原本存在的一層層的市場、寺廟、宗族、社群等組合和網絡都消失了，或者雖然在形式上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但其背后的由很多跨區域想象（translocal imagination）和制度關聯（institutional linkages）一層層地構成的農村卻消隱了，鄉村社會演變成革命和國家建設的場所。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整體社會流動性的增強，陌生人成為鄉村社會不可回避的現象，而改造后的所謂民間秩序，已經喪失了原有的豐富性和彈性，蛻變成一個完全本地化的秩序。“差序格局”原本可以借由跨區域想象而蕩漾開來的余波被切斷，保留下來的只是從“個人”或“家庭”向外有限延伸的“熟人”邏輯。這種狹窄逼仄的圈子邏輯無法應對一個流動性不斷加強的鄉村社會的秩序維持要求。在此背景下，無論是真正外來的陌生人，還是由于斬斷了社區生活的聯系而陌生化的個人，要想實現個人的正義，都無法從這一強調特殊性的民間法系統獲取支持?？赡艿那闆r是，糾紛解決只能夠依賴于一個建立在陌生人基礎之上的制度與價值體系。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國家法對于鄉土社會的積極意義。國家法律確實代表的是另一種知識，一種異己的知識，但這種知識并非時時處于日常生活的對立面，以至于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民的需要和問題。對于鄉土社會中的“陌生人”，這種不依賴于任何本地秩序而存在的、以原子化的個人為對象的知識系統，可能構成了他們唯一可以訴諸的秩序。在這里，我們看到現代社會作為整體力量對人的塑造，以及這一塑造背后牽連的整體社會問題。當以“非地方性”的公民為成員的現代國家秩序建立起來并成為中國人首要的“最具合法性”的身份認同之后，以陌生人為對象的國家法系統就成了人們的另一個選擇?；蛟S很多鄉民還沒意識自己身邊存在這樣的選擇，但處于囚牢中的L和Q顯然是終于知道了。在回溯性的評論中，他們都表示，唯一有效的機制可能就是“粗暴”的國家法，而阻礙他們獲得這種機制幫助的最大障礙則是對法律的無知。

四、法：為什么沒有用

【案例3】鄰居家的狗死了

X，東北人，36歲。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無期徒刑。X的媳婦精神不大好。某日鄰居家的狗死了，鄰居推斷一定是X的媳婦下藥毒死的，要求X家賠償2 000元。X覺得自己的媳婦雖然精神有些問題，也不至于去毒狗，更何況家里沒有毒藥，他媳婦也沒有能力購買，所以堅決不賠。為此雙方僵持不下，鄰居屢次索要賠償，毀壞X的菜地，直到有一天拿著斧子來X家鬧事，被X奪下，混亂中反被X砍中，重傷死亡。X投案自首。

在訴說經歷的時候，X異常激動，“為了條狗我這下半生就毀在這里邊兒了”，并且一直強調自己“從來沒被派出所罰過款沒被派出所拘留過，完了也沒跟別人打過架，跟鄰居之間也都挺和諧，就是個老實人，靠干活兒為生，不偷也不搶，我就這么個人”。不管X的訴說是否屬實，起碼說明X認為，像他這樣的老實人不應該遭受這種荒謬的無妄之災。在他的觀念里，這場荒謬悲劇的根源就是受害人太跋扈?！捌綍r就挺稱霸，我要說這意思是什么呢，你要說他老實，也不會沒看見就說是我媳婦兒藥死的。這家人啊就是不講理，罵你也沒有事兒，打你也沒有事兒，他們就是這么想，平常跟其他人也這樣。”X還專門提到，他雖然平常討厭這家人的霸道，但還是顧及鄰居應有的情分，逢年過節的禮數都不缺，“他們家蓋房子我們還都去送過禮錢呢，送了20塊錢，農村啊鄰居之間雖然沒有太大的來往，但有事兒不能袖手旁觀哪，面兒上還得送，逢年過節的咱們也到他屋里去坐一會兒，拜個年啥的，咱們也就這么個人。有時候家里菜吃不了，倒了也白瞎了，我就說你們吃吧，……跟鄰居之間還做到這種程度”。也就是說，在X的敘述和觀念里，被害人及其家庭才是鄉村秩序真正的破壞者。

為什么對方不講理、破壞鄉村秩序，進監獄的反而是自認為謹守規矩的老實人呢？在訪談的時候，我們曾留意到如下的問題：是否因為對方很有權勢或者特別有錢，以至于可以有別的力量作為倚仗才無理由地欺負X及其家人？X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家呢就是，錢還沒有，就是打下那個底兒了……稱王稱霸那個底兒，他敢跟你打，敢跟你干，也敢跟你糾纏。他家三口人，爺倆，都挺厲害，誰也不敢得罪”。面對這樣沒什么特別背景的蠻橫家庭，為什么研究者們假設的鄉村糾紛解決機制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呢？X的解釋或許能給我們提供一個答案。X最初提出找村干部來解決糾紛，被害人同意其建議，并主動找來治安主任，但這個治安主任“是他妹妹的（干）哥哥”。X只好去找村長，但由于自己“就是在家靠干活兒，跟他也沒什么關系。那個治保主任呢就是……跟我這個被害他們是親屬關系，完了他倆（指治安主任和村長）一串通，到那兒就讓我賠。誰去都讓我賠，村長去也讓我賠，那個治安主任也讓我賠”，“都沒看著就讓你賠償，還不讓我上班”。X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要求把案子提交到派出所，“我說這案子你們上交給派出所，我這么告訴他他們也沒解決，也沒管”。不僅如此，X還被堵在家里不能去上班，一出門就被打。整個過程沒有任何鄰居過來勸解，“打的時候也沒有，都不想得罪人，因為又沒打著你，誰都不上前，都瞅著。這家人打人狠，大家都上不了前，上去也說不了話，也只能不吱聲。到后來我就躲，躲他就打不著了”。

（為什么不找法律途徑解決？）“那陣我就以為……不是我造成的，也不是我家的錯，說什么我也不會賠償，所以也沒多想”。無論X給出的理由是否是他當時的愿意，但就這樁事件本身來看，即使他訴諸法律，也很難得到他想要的結果。在抽象的以“權利”為核心的法律推理領域，這樣的故事無疑涉及到眾多法律問題，例如“誣陷”、“損毀財產”、“騷擾”，從而產生眾多可訴諸的法律權利。但在實際的法律系統當中，僅僅有合法合理的權利主張并非國家法啟動的充分條件，“效率”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決定性因素。法律運行本身是一個建立在成本收益基礎上的社會控制系統，即使在作為法治“模板”的美國司法系統中，成本考量和效率也通常是影響普通人獲得法律服務和正義分配的關鍵因素（梅麗，[1990]2007）。在本案所涉及的中國基層社會情境當中，司法服務“供給”上的不足，導致了國家法系統不可能以“權利”為首要價值，而只能以解決問題為第一任務。

與以上國家法系統相匹配的是一個基本的預設，即社會自發調節能力的存在。抽象地談論國家法系統對于整個鄉村原有秩序的摧毀和無孔不入，往往會造成誤解。事實上，國家法系統的根本特征之一便是關于法律調整范圍的確定。任何一個社會事件進入國家法系統之前，必須經過立案這一步驟，這就意味著，必然存在一個界限，在這個界限以內，是國家法接管的世界，在此之外，則是社會或國家行政權力的范疇。

首先，在X的故事里，我們看到了派出所的“失靈”。“派出所有時候就下來看看，調查一下怎么回事兒就走了，都解決不了”。在鄉村社會，雖然派出所擔負著國家行政權力和治安權力末梢的重要使命，但在很多基層社會，它作為外來機構，只是一個偶爾出現的權力的影子，沒有進入整個鄉村生活的語境，其權力的行使依賴于更基層的機構提供的信息。其次，村長、治安主任和其他村干部也無法擔任中立的判斷者或者正義執行者的角色。在x的講述里，他們更接近于擁有權力的普通村民，其立場的選擇完全基于個人與具體事件、當事人的關系。再者，是否存在一個純民間社會的調節力量？至少在這個故事里，這一點是不得而知的。

也就說，X所描述的鄉村社會不再是一個由地方權威、精英、鄉紳領導起來的自治共同體，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個個個體，包括不講理的個人，作為親戚的村干部，作為前者的朋友或者同類的其他村干部，不敢說話的其他人。

在這個故事里，我們發現的國家法的“沒用”，與一般的民間法研究中所呈現的情形完全不同：國家法系統并不意味著對社會自治性的取消，相反，它預設了國家/社會兩分格局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國家/社會視角是內在于國家法秩序之內的，因此國家法系統作用的充分發揮，必須以“社會”的存在和運轉為前提。而國家法秩序面對鄉村社會所表現出來的無力，有可能并非來自于民間秩序的抵抗，而是源于民間秩序的“缺席”。

【案例4】馮溝村世仇

F，東北人，25歲。故意傷害罪，有期徒刑8年。F與被害人是遠房親戚，但自爺爺輩開始便因分房而結下怨仇，幾十年間兩家矛盾不斷，時有沖突。F小學一年級時，父親曾在與對方家庭的打斗中失去四個手指。后經法院調解，對方賠償9000元結案。這次F的母親與被害人的妻子由于瑣事發生爭執，被痛打，F就跑去找被害人打架，互毆中將對方打成重傷。

這是一個典型的糾紛解決失效的故事。F與被害人的世仇起因于幾十年前的“占道”糾紛，F的父親拿到一套房子，但進出的某條通道被被害人的父親給堵了，后者在通道上蓋起了小院。從F的敘述里，F的姥姥家和大爺分別擔任過村里的大小干部，例如村長、隊長，都曾為此事找過被害人的父親。F本人當時尚未出生，關于這個世仇的知識都源于家庭和鄰里的訴說，不清楚細節，我們對于其中到底發生了什么當然也是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即過去幾十年里兩家為此沖突不斷，直到今天，糾紛還是沒能解決。

國家法曾在兩個時間點上介入這一案件，第一次是十幾年前F的父親失去四個手指時，第二次是導致F入獄的事件發生后。但國家法對這兩次事件的處理方式大相徑庭。無論按照哪一個版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造成受害者四指殘廢的行為都毋庸置疑地觸犯了刑律，但當時的處理方式是調解，施害者賠償F的父親9 000元人民幣了事。這在民間法研究當中可以被看作是經典的“刑事轉民事”案件（梁治平，1997：432-449），體現了國家法面對民間慣習、為了“社會效果”而采取的司法實踐上的折中和妥協（同上：442）。

那么，這樣的處理究竟有無達到“社會效果”呢？很顯然，在F家的故事里，事情并未像民間法學者所想象的那樣終結：首先，矛盾和沖突此后繼續頻繁發生，沒有減緩的跡象；其次，據F轉述，“聽我爸說就是不滿意還能怎么樣，我爸當時就是這么說的”，（你這么聽起來還是不太滿意，是吧？）“對”。既然無論在主觀滿意度還是客觀效果上，這種對“社會效果”妥協的司法實踐都未能達成其目標，那么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呢？

當我們假設“刑事轉民事”可以起到緩和社會矛盾的效果時，其實預設了社會矛盾在國家法不介入的情況下自行緩和的可能性。在這種假設下，雖然同樣是國家權力的行使，但不同行使方式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刑事案件意味著國家權力直接介入社會關系，將一方定義為犯罪人，另一方定義為受害人，其結果指向的不是這個關系本身，而是更為抽象或者說更宏觀的非地方性的秩序，即刑罰本身的“報應”性特點，一次性地撫平了抽象的社會關系由于刑事犯罪行為而出現的裂痕，至于具體當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則不在考慮之列；刑事轉民事的效果（或者說優勢）則在于維續原有的社會關系，此一犯罪行為不構成從地方共同體領域向以國家為背景的抽象領域的飛躍。這種設想無疑有其合理性，但它們能否在實踐中實現自身的初衷，卻不能驟下結論。

如果社會仍然擁有自行修復社會關系的能力，即矛盾可以通過基層社會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逐漸被吸收或者徹底解決，則刑事轉民事的做法無疑是有益的，這也構成民間法學者的基本看法。但是，他們錯誤地將這一預設看成是民間社會秩序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如前一個案例所分析的，基層社會并不一定蘊含這樣的力量。同樣的邏輯，在F的訪談中，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完整的再現：（1）“沒有，從來沒有。農村里…嗯…這么說吧，恨不得沒有這個…一年到頭沒有這樣的事啊，他都覺得沒意思，都喜歡看熱鬧”，“從來沒人管過。就是…這次我打人的時候他哥哥，他對象的哥哥，然后就是我嬸，就他們倆攔著，就再也沒有其他人，畢竟是親戚嘛，再就沒有了?！保?）“被害他的父親以前就是在村上干過，可能跟上面的鄉里什么領導都有些關系吧，應該是的。”（3）派出所根本沒有出現在F所列的可被選擇的糾紛解決機制當中，只是在提及被害人的社會關系時，說到“我這個被害啊，他弟弟還是表弟的在派出所，我們市的”。

這個案例表明，單靠國家法無法修復受損的社會關系。但與民間法邏輯不同的是，這并不能推導出“修復社會關系”屬于民間社會的范疇，應當回歸到由民間法來支配。因為這樣的假設忽略了在以上兩個案例、甚至所有案例中都或多或少體現出的民間秩序的缺位。與通常的理解不同，這種缺位并非加強而是在根本上制約了國家法系統作為一整套生活安排和行為規范的效果和作用。

【案例5】殺私奔妻

D，東北人，52歲。故意殺人罪，無期徒刑。D一直以既漂亮又有高中學歷的老婆為榮，后來老婆開了個洗頭房，招了四個小姐，時常與流氓地痞來往，D也不以為意。某日，老婆跟當地的黑社會人士C私奔，D大為驚詫。之后曾努力挽回，請兒子的老師、親戚、痞子朋友去勸說，希望老婆回心轉意，全無效果。后來D親自找到老婆，想勸她回家，結果反被黑社會打成重傷。在老婆私奔后的第九個月，D決定殺死她。事后，D投案自首。

除了民間秩序的缺席導致國家法的無力之外，D的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國家法在人們的意義系統中的另一種面相。

D的悲劇的起因與L相同，都是妻子的外遇；然而D與L不同，他一開始就想到利用國家法來解決自身的問題?！拔遗驴拇~你知道嗎，你媳婦兒跟人跑了，多窩火兒啊，多磕磣。（所以誰都沒跟說？）誰也不知道啊，家里也不知道啊”。后來他去找老婆被流氓打，“三次被打，不敢說呀，跟誰說啊，說了還挨誰笑話，又幫不了忙，不磕磣事兒嘛，媳婦兒跟人跑，完了還叫人打了，啥好事兒啊。我本身在家還大一點兒，叫弟弟妹妹們咋看待啊”。他特別說到，直到他殺人為止，他的生活圈子里知道這件事情的只有四個人。在這種背景下，他首先想到的是找司法機關，除了“法治”的意識形態力量之外，國家法系統所代表的陌生化世界與現實熟人世界的區別，D一定深有體會。

國家法系統眼看就要發揮L在后來的追悔中所盼望發揮的功能，但D選擇了放棄。原因是他通過一樁事件感知到了對方的勢力，“在潘井又開一個理發店兒，他倆跑到潘井又開一個理發店兒，沒見著人。開業的時候去了好多人，剪彩啊啥的，她二哥也去了，她二哥是潘山天秀公司的一個書記。開業那天他們就被潘山市公安局給抓過去了，因為他沒有合法手續，把他倆都給抓走了，他們家（C）大哥和侄兒一個電話就給放了，他大哥在司法局上班，他侄兒，他大哥的大兒子，在檢察院上班。所以為啥我就不敢相信這個司法部門呢，人家都有，那小子，那男的都有直系親屬在里邊上班，你說我他媽能上哪兒告去啊，我能告得了嗎，我一個小窮工人……就只能……實在是沒辦法了?！?/p>

D通過這次事件見識了C的家庭的關系網和能耐，認為自己根本沒有辦法通過法律途徑來制約有多個親屬占據各司法部門要職的C。在D的這種想象中，國家法不是一個高高矗立于鄉村社會之外給予陌生人保護的體系，而是一個與基層政治權力結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系統。至少在D的觀念里，國家法對于個體的有效性取決于這個人擁有、分享和能動員的政治權力。C作為眾多權力人士的親屬，在D看來，相比于自己，自然具有極大的優勢。

然而D沒有立刻完全放棄對國家法的訴諸。“我就再找朋友，那朋友好像管點事兒吧，也沒起作用?！保桥笥咽歉陕锏哪兀浚拔夷桥笥咽?，臺安縣有賓館，賓館里的…就像派出所那樣的，那…那個系統的，那叫什么的，派出所吧啊，賓館里面那叫派出所還是啥的啊，他就像所長那性質的，是個小頭頭，管治安的。（是保安嗎？）哎，對，好像就是叫這個。（你們什么關系呢？）我們是親戚，是……我媽那頭的親戚，怎么個關系我也整不清楚呢，因為我上我舅舅家串門兒，過年時串門，正好他也去看我舅舅，他叫我舅舅叫姐夫，說他在賓館上班，說有啥事兒找他去，就再沒見過，這回有事兒我就找他去了?！贝挚雌饋硪苍S很可笑，他居然找了個只有一面之緣且拐彎抹角的親戚，甚至連對方的職業都沒弄清楚。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選擇？“當時我尋思他這個管治安的，好像懂法律這方面還是啥的，公安局也好啊各方面可能認識點人兒，也能點撥點拔，我又不會說”?？梢?，D還是渴望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老婆的問題，可能也是出于同樣的“陌生化”理由，他找了一個跟自己的生活圈子幾乎毫無交集的人，期望他能夠增加自己與國家法系統的聯系，從而對抗C的優勢。

結果可想而知。他跟保安朋友“溜達去了，人家根本沒把他放眼里，把門鎖了，面兒都沒見著”。至此，D決定放棄對國家法的期望，認為這不是自己有能力利用的糾紛解決機制。這一判斷甚至影響到他后來被暴打之后的行為選擇，“我不敢相信公安局啊，他們家有人在司法局上班，有在檢察院上班的。因為他本身…那個…他倆在那兒租房被公安局抓住了完了當天就給放了，打個電話就給放了，于是我就不敢相信他們（公安局）”。

在D的觀念里，國家法系統表現出對基層政治現實極強的依賴性。它不像一些學者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以強力的和孤絕的姿態進入基層社會的“異質性”系統，它的運行必須以鄉村社會的政治力量為基礎。盡管作為“法治”建設的主角，國家法總是被宣傳為一套保護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抽象實體規范，然則不可忽視的是，法律永遠都是作為一整套制度出現的，一樁刑事犯罪所牽涉的部門包括派出所、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甚至還有司法局，每個部分都是現實的政治體，充滿各色行動者出于各種利益訴求而進行的行動。中國整體司法制度的行政化運作，更是讓國家法的這一特質得到更充分的發育。

在這個意義上，D的觀念與其說來自社會底層對權威的變形想象，毋寧說更為真實地反映了他所面對的鄉村社會和國家法。L的故事告訴我們國家法面對新的鄉村社會時所可能具有的意義；而在D這里，現實更為復雜，他要面對的，并非國家法強行鎮壓活潑的民間秩序，或是國家法自然填補民間秩序缺位造成的空白，而是本文開頭就強調的，是二者都無法解決其需求的真空狀態。

那么，擺脫了對國家法和民間法關系的諸多假設與描述，直接進入這一真空本身，我們又會看到一個怎樣的世界呢？五、法！我懂法

【案例6】鄉村霸王

T，東北人，25歲。故意傷害罪，有期徒刑4年。當時村里有兩塊閑置土地，被害人Y想通過T的父親（現任村長）接手那兩塊地，被拒絕，Y當時抱怨了幾句。幾天后，剛剛回鄉的T得知此事，趕到Y家扇了他兩巴掌，給予警告。兩個月后，被害人Y酒醉后在小賣店遇到T的父親，爭執之下用啤酒瓶打了T父親的頭部，造成輕微傷口。T知道后，堵在被害人Y回家的路上，在大量村民的圍觀下毆打被害人Y長達兩個小時之久，造成Y終身殘廢。T出外躲了幾天，后投案自首。

在所有的訪談對象里，T的事跡最符合日常生活中所建構的“罪犯”形象，但坐在訪談人員面前的他既樂觀又活潑，全然沒有想象中的暴戾和陰沉。他所洋溢的“主流感”同其他犯人的邊緣感形成極大的反差，讓訪談者一直陷于震驚之中。在某種意義上，他所扮演的就是本文引用的所有訪談材料中都出現的那個“霸道不講理”的角色，區別僅僅在于，他是“犯人”，而非其他材料中的“被害人”。

T無疑構成了鄉村秩序中的暴力因子?！拔覐男【痛蚣埽虼蟮摹保案掖蛭野?，我打死他”。他還反過來告誡訪談者，“有人要打你爸，你也得打他，不然養你干什么的”。這種暴力分子，某一次沒能控制住拳腳的輕重，將別人打成重傷，于是被刑事制裁，進入國家暴力機關，受到國家法的制裁。僅從表面上看，從T的故事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上結論。

但現實要復雜得多。首先，T是村長的兒子以及前任村長的孫子。這一點他本人也不諱言，“我爺爺，我爸爸都是村長”，“從小我就在街上打架，沒人敢管我”。這讓我們聯想到幾乎所有案例里都存在的跟基層干部有著或現實或想象的聯系的“惡霸”。T用自己的成長經歷說明其他人的這種“想象”是有現實依據的。Y與T父之間的糾紛說明，村長握有的權力是實質性的，可以分配閑置土地。但與通常的想象不同的是，村長并非傳統秩序中具有權威性的分配者，如“地方精英”、“鄉紳”；從Y的反應看，村長的分配權與其說來自權威，不如說來自體制。村長拒絕Y的請求時，Y可以當面抱怨甚至謾罵村長幾句，且不會招致體制的懲罰，惹來的卻是T的巴掌和警告。Y的后續反應說明，明顯他害怕T要遠遠勝過害怕T的村長父親。他仗著酒醉拿酒瓶敲了村長的頭，事后害怕地讓所有目擊者做見證，“說以后要是被我打了，做個見證”（T轉述）。T在回憶自己打Y的情節時，神色鎮定，仿佛在描述別人的經歷。據T說，他在毆打Y的現場，來往人極多，但人們只是在充當看客的角色，即使Y被踢得奄奄一息，也沒有一個人敢報警。究竟T憑借什么樣的力量在當地造成了如此恐怖的氣氛？單憑個人的蠻橫霸道，似乎不足以有這樣的殺傷力，若將之歸結為“村長的兒子”，又難以解釋為什么村民害怕T要遠勝害怕村長本人。在這里，我們能隱約看到“村長的兒子”和“從小打架的惡霸”這兩種形象的疊加。這才是解釋T在鄉間橫行無忌的關鍵。那么，這種疊加又意味著什么呢？

T自己的敘述提供了一條線索，“誰敢報警？派出所都是我兄弟，敢報警我下一個就打死他”。爺爺和爸爸都是村長，對于T來說，這意味著“從小就在街上打架，沒人敢管我”。T雖然屢次被關進派出所，但憑借他父輩的關系每一次都“沒事就出來了”。久而久之，村里人就對T的“派出所都是我兄弟”要不然是親戚的誑言深信不疑了。他在將Y踢到動彈不得、生死不明之后，在眾目睽睽之下離開現場，走之前還威脅在場的人不準報警。三個小時后，他自己覺得可能要出事，才打電話報警和叫救護車。等救護車趕到現場，Y還躺在那里。Y被送到醫院之后，T在派出所的“兄弟”一直跟T電話聯系，告知他Y的搶救情況，“反正他要不行了，我就跑路。殺人不行，這個事情大了”。T在外地躲避了三天后，派出所的人打電話給他，說Y可能不會死，頂多變成植物人。T決定回來自首，“可以減刑嘛”，同時安排家人去跟Y的家人談判，警告他們不要去告狀，只能接受私底下的賠償。這個案件的處理結果是，受害人家屬接受私下賠償，T以自首論，并積極搶救受害人，“家里人也費了老力氣了”，判了四年。

T犯事的整個過程簡直就是D的噩夢。D所憂心恐懼的一整套機制都在現實地運轉，并且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派出所的個別工作人員負責給T望風，提供信息咨詢，他們的私人關系也是T借以恐嚇鄉鄰的力量，這使得T獲得了常人所不能擁有的充裕時間，來判斷下一步要怎樣行動。同時，T家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也為他用金錢賠償換取受害人家庭的私下和解創造了條件。在整個國家法的核心裁決過程中，T的家人是否動用了“公權力”，T說不清楚，但如果不是“家里人也費了老力氣”，很難想象他只需要面對四年的刑期。

荒謬的是，T在被問及對法律的認知時，爽朗地說，“關鍵就是我懂法啊”，而他最后悔的則是“我不該自己去打啊，找個人去打他，查都查不出來”。T是否有暴力傾向或者是否是“犯罪人格”，本文不做評論，但倒推他與Y的糾紛的整個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悲?。篩和X一樣，遭遇了一個蠻不講理的對手。如果說X的對手還只是依靠蠻橫以及與村干部的“可能”的關系，那么Y就要更加悲慘，他所直面的是一個“地方土豪”。Y在憤怒時敢當面謾罵村長，是因為“鄉權”已然不存在了，但當面對與基層權力、國家法的整個運行機制結合在一起的強力人士時，他徹底淪為一個得不到任何保護的個體，生死不明地躺在人來人往處，整整五個小時無人理會。

更為荒謬的是，正是這種“地方土豪”，成為鄉村社會中所謂糾紛解決機制的實際啟動力量。T首先是一個無賴少年，但他的力量來自于與父輩掌握的基層權力的結合，更來自于他與國家法秩序代表的更強大的“權力”的結合，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發動任何一種糾紛解決機制來對付他的敵人，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六、法？忍忍算了

【案例7】他上面有人

W，東北人，59歲。故意傷害罪，致人傷殘，刑期9年。在訪談過程中，他一直重復申明自己的委屈。言談和舉止間顯示出他性格中的軟弱。在他的講述中，被害人本是他的鄰居，試圖搶占他的宅基地，多次挑釁，更公然在W的后院種陰宅樹。W一直忍氣吞聲，最激烈的反抗也只不過是站在家里對著窗外咒罵幾句。直到案發當日，被害人持刀闖入W的家里，當面侮辱謾罵并出手打他。W忍無可忍，與之廝打起來。結果兩敗俱傷，W折斷了被害人的手指并造成筋脈不可恢復的傷害，被認定為重傷；被害人砍傷W的額頭，傷口長7 cm，未達輕傷標準，不予刑事追究。

這個案例的意義在于給以T為代表的“地方土豪”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注腳。

在這個故事的所有轉折點，都存在同一個問題：W有沒有嘗試找人調解，或者找政府、派出所來解決，為什么不這樣做？W的回答很一貫：“忍忍算了，他上面有人?！敝劣趯Ψ缴厦嬗惺裁慈?，究竟這個人有多大的權力，可以讓他肆無忌憚地仗勢欺人，W一直說不清楚。“是村里的”、“派出所都是他的人”、“他上面有人，在市里”，在不同的階段，他都會主動給對方換一個靠山。甚至到了訴訟階段，他雖然質疑驗傷報告，但沒有膽量要求復驗，原因仍然是“他上面有人”?！盀槭裁从X得他上面有人？”在訪談者的反復追問下，W給出的證據僅僅是“他進過派出所，第二天就被放出來了”。

不管受害人實際上有沒有手眼通天無處不在的靠山，至少在W的觀念里，在糾紛發展的任何一個階段，自己都處于弱勢地位。這種心理認知導致他一直回避同權威發生關系的任何可能性。他不敢去找村干部，因為擔心W上面有人，也不會去找派出所，因為相信派出所不敢把對方怎么樣，“只好放出來”。當糾紛升級成惡性事件，從鄉村社會轉移到縣法院，他仍然不敢主動提出任何要求。

在這個故事里，與其說地位較高的一方是“土豪”，獲得了權威更多的支持，因而在糾紛過程當中占盡上風，不如說是地位較低的一方由于對“土豪”的想象和恐懼，主動放棄了所有讓權威介入糾紛解決的機會，甚至主動放棄了維護自身權利的所有可能性。

在T與W的故事所勾勒的世界里，我們看到的是強大的地方勢力與毫無憑依的弱小個體之間的對峙。當然，現實并非永遠如此殘酷。但在以T和W為兩極的連續譜上，我們看到的卻是國家權力、國家法都集中于少數強力者手中，弱者則退回到國家權力之下的“”生命的狀態，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忍耐，或者忍無可忍。

與此相應的是，在國家法與民間法討論中所涉及的現代國家作為公權力與民間秩序作為公權力的對抗或妥協的二元對立，在上述案例中卻變成了如下情況：無論是民間秩序還是國家法秩序，在基層生活實踐中，都難以保持自身的純粹性和公共性，而蛻變為各種形態的“私權”。在人們的想象中，這些“私權”被同一種人操控，彼此關聯，互相依存。它們不是可以被學者進行比較和選擇的不同性質的“公共”秩序，而是基于同一個源頭的強大壓迫。

當然，這種圖景并非隨時隨地都在發生，但它作為“偶爾”出現的現實，作為人們對政治和日常權力世界的印象，確實正在生產和再生產著難以估計的破壞作用。至此，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通過本次調查所得到的若干數據信息（儲卉娟，2010）：

特征1：在糾紛發生之后，大多數當事人希望以“私了”的方式解決糾紛，即“忍”和“雙方自行解決”占到61.8%，其他的糾紛解決方式僅占不到三成。

特征2：被調查的這些糾紛大部分發生在“相對經濟地位較低”的服刑人員和“相對經濟地位較高”的受害者之間。

特征3：卷入這些糾紛的行動者對于制度性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同時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和較低的關注度（高達77%）。

七、“豪強化”的危險：總結與討論

一直以來，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是透視現代中國基層社會秩序的重要視角?；跂|北四所監獄的“民事轉刑事”案件中的犯人的問卷調查和結構性訪談，我們發現，在現代鄉村社會，存在著一類既標志著民間秩序整合力量在某類情境下的失敗又沒有被國家法系統處理和吸收的特殊糾紛。通過對結構性訪談中7個案例的詳細剖解，本文檢視了在民間秩序整合失敗的極端情況下國家法秩序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民間秩序和國家法治理雙雙失敗的背后鄉村秩序的可能圖景。

透過“贅婿的故事”和“家務事沒人管”這兩個案例，我們看到，與傳統民間法理論的預設相反，國家法構成了現代鄉村社會的備選秩序，這個秩序對于民間秩序而言不見得一定是破壞性、壓迫性的，在某種程度上，國家法秩序的“異己性”和“外來性”決定了它是地方性社會中的“陌生人”獲得保護的唯一途徑。

然而，國家法并非一種超然的、僅以國家強制力為保證的力量，它的行使依賴于基層政治運作，它的功能取決于民間秩序的配合，這是由國家法本身所預設的國家/社會二元性決定的。在目前的基層社會，正如“鄰居家的狗死了”與“馮溝村世仇”兩個案例所體現的，“社會”的缺席加劇了國家法的危機：它被迫直接面對個人，由此必然產生的無力或失效又會降低其合法性?！皻⑺奖计蕖卑咐齽t透視出國家法系統作為一套實踐機制，是如何與基層政權的運作緊密聯系在一起，或者干脆被想象成同一種東西的。

“鄉村霸王”和“忍忍算了”作為兩個極端性案例，向我們展示了鄉村社會的強力人士基于對基層政治權力的控制和分享，獲得了一定的減弱/增強國家法作用的力量。這種現象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瓦解了國家法與民間法理論探討的意義：問題的癥結可能并不在于國家法秩序和民間法秩序作為兩種公共權力/權威的對抗，而是在不同的場景下公權力的日益“私人化”。那么，無論這兩種公權力如何消長，落實到生活世界的層面，我們看到的，都是“強力人士”在鄉村權力結構中的凸顯和對權力的壟斷。

有必要重提本次調查和分析的局限性。誠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不是對整個中國基層鄉村結構變遷現狀的完整分析，而是在國家法和民間法同時失效的極端案例中，探討一種現實存在的危險性。至少在這些受訪者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國家法秩序，還是法社會學者寄予厚望的民間法及其所維系的社會秩序，都付之闕如。或許他們只是鄉村秩序病態化的產物。但正是通過對病態的考察，我們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常態”生活中蘊含的風險，以及怎樣才能避免或者降低風險現實化的可能性。

秉持這一基本取向，我們發現，在民間秩序和國家法系統都無法對此類糾紛進行調節和吸收的情況下，傳統的國家法/民間法分析視角很容易走向兩個隱含價值判斷的結論：（1）民間秩序的失敗意味著國家法系統對傳統地方秩序的瓦解，國家力量將進駐民間秩序撤退的地方，實現基層社會的進一步“國家化”；（2）國家法系統的失效意味著民間秩序依然起作用，移植自西方現代國家/社會背景下的國家法系統面臨來自本土傳統社會和生活方式的抵抗。但從上述七個案例來看，這兩個結論都無法容納一個正在發生的現實：民間秩序的衰弱和國家法系統的無力可以同時存在，且在某種程度上二者相互關聯。

回到本文開始時提出的兩種判斷：現代中國基層結構是一盤散沙，還是有內在整合力量的自治領域？答案是，很難說現代中國基層仍是一盤散沙，無論是基層政權建設，還是以國家法系統為手段的整體國家法律，都已經實現了國家權力在體制和實踐上的下沉，至少在制度和權力運作層面上，中國的基層已然被納入現代國家系統。其次，這是否意味著國家或者國家與社會合作/融合的機制已經成為基層社會的整合力量？從民間糾紛解決機制的選擇和實際作用來看，似乎也不能做此判斷。理想中的糾紛解決過程假設，村莊內日常生活中的糾紛可以經由“村長調解村委會調解駐村干部鄉鎮司法所鄉鎮政府派出所鄉鎮政府鄉鎮法庭”這一制度化路徑被層層解決，但在我們的調查范圍內，這樣的糾紛解決鏈條往往是不能正常運轉的。無論是“法律的治理化”還是“第三領域”，都沒有顯現出學者們在理論分析中呈現的“勝利”和“實踐作用”。再者，是否可以就此否認國家權力下沉的合法性，回退到對傳統民間秩序的“尋找”和“重建”中？本文分析的種種敗象清楚說明，此種路線在很多時候已無事實基礎。相反，我們在上述案例分析中逐漸清晰地呈現出了一種人物形象：“強力人士”。這一形象在傳統的國家法/民間法秩序中一直被遮蔽。“強力人士”完全不同于傳統鄉村秩序中的“士紳”或“地方精英”，幾乎不具有任何社會階層上的共性，來源高度多樣化，既有村長的兒子，亦有地方黑社會的小頭目，還有窮困潦倒的底層人士；也不具備任何傳統、品行、法理上的權威，不能被視為地方共同體秩序的化身或代言人。換言之，這一在民間秩序與國家法系統的中間地帶崛起的關鍵角色既不是通常所說的國家權力擁有者（村干部），也不是鄉村秩序代表者（地方權威），更不是“第三領域”，而以強悍為突出特征，其共性是“無賴”、“霸道”、“狠”。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增淵龍夫刻畫的“豪強”秩序。與一般的理解不同，增淵龍夫（1993：556-557）特別強調“任俠”和“豪強秩序”的意義，強調在中國社會中一直存在以人與人之間聯接為特征的個別秩序。在現實中，這種個別秩序的群小世界大量并存，群小世界間起支配作用的規則是弱肉強食，構成各種群小世界的中心力量是土豪、豪俠與豪族。根據這一看法，這類個別秩序雖然在漢代以后消失于史書記載，但作為秩序構造本身卻一直存留于中國帝國體制當中。

第8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傳統上城市公共安全的提供是來自國家，而公共安全建設也因缺少市民的參與而減少了其公共性。正如亞里士多德在論述以何種方式建立城邦時所提到的人們對公共事物與私人事物的不同態度問題時所說，“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1]在現代社會中，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事物的普遍聯系性，不僅自己和他人有著密切聯系，個人和環境也相互影響，單純在乎“私人事物”是遠遠不夠的，越是公共的，越是私人的。

人們在城市人行道行走或是駐足，總會有是否“安全”的顧慮。因為如果該街區或是人行道是“安全”的，就不會考慮是否安全的問題了。人不是被動的安全受益者，也不是無助危險的受害者。而一個城市街區的基本安全原則是人們在人行道上身處陌生人之間必須感到人身安全，必須不受潛意識感覺到陌生人的威脅。因此，城市的人行道必須具有而又實際具有城市公共安全的功能。

二、城市人行道存在的安全問題及其原因

（一）城市人行道安全活力不高

維護城市安全是警察的責任，但是城市的公共安全不應該單是主要由警察來維持。而且，目前街道的警力不足這一現實狀況，更加凸顯出街道安全活力不高的問題。城市的公共安全主要應該是由一個相互聯動、非正式的網絡來維持——一個有著自覺的抑止手段和標準的網絡，它由人們自行產生，也由其強制執行，這就是城市街區自己的安全活力，它可以依靠街區人行道的安全功能發揮出來。而目前大部分的街區既沒有一個自制網絡來抑止不安全事故，又沒有完全依靠發揮人行道的安全功能，使街區自身在街區公共安全上無所作為，致使安全活力不高。

（二）街區居民的參與程度不高

城市街區管理離不開居民參與，沒有居民參與，街區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缺乏居民參與是當前中國城市街區管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在“街道辦”和居委會的全面管束下，居民一方面缺少參與街區事務決策和管理的途徑；另一方面他們早已習慣于事先有事直接找政府，尋求政府的幫助，等待政府的安排，因而缺乏參與街區活動的積極性。至于街區的人行道，除了主要發揮其行走功能外，居民們幾乎忽略它的公共安全功能。多數人沒有形成一定的觀念和意識，對街區的陌生人或者是異常行為和現象缺乏警惕，行走在人行道時也缺乏交流，哪怕是眼神的交流，這樣，人行道沒有充分發揮出保障街區的有序和穩定的功能，居民也就不能以人行道為紐帶增進居民的歸屬感。

（三）人行道周邊的安全環境急需優化

1982年，美國犯罪學家喬治·凱令和詹姆斯·威爾遜在《太平洋月刊》上發表了《警察與社區安全:破窗》一文，他們首次使用“破窗”一詞，并系統的闡述了“破窗理論”[2]。“破窗”(brokenwindows)是一種比喻，指的是街區中出現的擾亂公共秩序、輕微犯罪等現象就像未被修理的窗戶，給人造成街區治安無人關心的印象，如果任其發展，將導致更為嚴重的犯罪。破窗理論說明街區治安管理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消除潛在的治安隱患。但是，中國街區治安管理的外部環境并不理想，單從人行道這一點就表現出：（1）亮燈工程不夠。不少街區不僅很多人行道兩側沒有路燈，而且許多居民樓道也沒有感應燈。黑暗不僅會給預謀違法犯罪，破壞公共安全的人提供可趁之機，也給行人、治安巡邏人員帶來諸多不便，增加了街區治安隱患。（2）街區環境凈化、美化不夠。許多人行道旁的街心公園都已經廢棄，無人管理；或者成為流浪者和乞討者的露宿地。這不僅影響街區的美觀有序，而且也可能為犯罪分子提供了窩藏地點。

三、解決街區公共安全問題的措施

（一）激發街區自治化活力

加強城市街區的公共安全建設關鍵是依靠街區自身，激發其活力，加強其自治化程度。其途徑很多，比如可以通過推動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來實現。民間社會組織是街區建設的主體之一，也是街區管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4]。如何培育和管理民間社會組織，是激發街區自身活力的主要內容。一方面要扶持、引導民間社會組織發展，但更關鍵的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自我監督管理制度。

由于街區居民共享著地理位置，穿插交匯的人行道使他們在空間上相互聯系，日常行動和生活，更是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他們的街區。因此，城市街區在自治方面還應當具備一個功能，就是當街區遇到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必須及時地找到有效途徑，將街道的意見反映到上級主管機關，這也能促使將反映民生的意見變成城市的政策。

（二）增強街區居民的歸屬感

一個成熟的街區，不僅要具有界限明確、相對穩定的地域和并存互動關系的人口群體以及街區成員共同生活所需要的公共設置，而且更要具有一定的街區管理水平和街區居民的認同感[3]。人們相互間即使沒有任何關系，但必須存在對彼此的公共責任感，這一責任感源于對街區的歸屬感、認同感。街區居民對街區有沒有親切感、歸屬感、自豪感、榮譽感等感情，是一個街區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在對街區公共安全的管理時，可以通過不間斷的開展治安防范工作，有效地防止街區違法案件的發生，營造街區良好的治安環境；通過端正街區民警的執法思想，樹立為民服務的意思，建立了良好的警民關系，培植良好的社會風氣。實踐證明，實施街區治安管理，不僅可以建立融洽的警民關系，增強街區居民的歸屬感，而且也可以為街區的發展提供保障作用。這樣，居民將把作為公共產品的街道視為自己的家，將街區視為自己的家，無疑將促進整個社區的和諧發展，加強城市公共安全。

（三）樹立居民自覺監管意識

激發街區自身活力，增強街區居民的認同感后，必須樹立起自覺監管意識，或者說是自覺樹立起自我監管意識。一個有活力的街道不僅有行人，也有觀看者，人行道上的行人不僅在行走，同時也在對公共安全實行監管，街區的居民更是主要的監管者。這些行人和居民就成為監管街道安全的有效的人力資源，而要成為有效的，則必須有種自覺的監管意識。否則，即使有再多的監管者去監管公共安全，在燈火通明的火車站也會有駭人的犯罪發生。培養自覺監管意識的主體則主要是臨街的居民和人行道邊的店主。

老城市貌似缺乏秩序，其背后神秘的秩序、安全和自由，其實質就是城市相互關聯的人行道的用途，為它帶來一個又一個駐足的目光，正式這種駐足的目光構成了城市人行道上的安全監視系統。因此，街區的居民應當起到榜樣作用，樹立起自覺監管意識，由此來帶動街道上的行人，在人行道上發生眾多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觸，由這些行為構成城市街道上的信任，它來源于迎面走過時的眼神停留，排隊等號付款，對有傷病的路人表示同情。而這種信任的培養不能依靠機構來進行。在街區范圍內平常的公開的接觸所有的事都是個人自己去做，并非強迫，其總和是人們對公共身份的一種感知，是公共尊重和信任的一張網絡，是在個人或街區需要時能作出貢獻的一種資源，這些都是自愿形成。而缺少這樣的信任對城市的街道公共安全是相當不利的。如果街區居民樹立起自覺的監管意識，那么街道上的每個人都有一種關注街道的潛意識，尤其在關鍵的時刻，那么城市的公共安全程度將大幅提高。

（四）充分利用街心公園提高城市公共安全

充分利用街心公園提高城市人行道的公共安全，是建設城市街區公共安全的有效途徑之一，而主要問題就是街心公園的規劃。無論該街區公園是成為流浪、乞討者的聚集點，或是廢棄品堆放的地點，還是犯罪發生點，也可能是街區居民游憩點、路人交流點、風景點，建立公園的目的都是為了將人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建在人口較為密集的地方。而將人群聚集起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強城市公共安全度。一個熟悉的道理：一條經常使用的街道相對安全，一條廢棄的街道很可能不安全。不安全問題并不能通過分散人群、降低稠密度、用郊區的特征來取代城市特征。所以，要充分利用街心公園的特點，將聚集起來的人群成為自覺監管城市公共安全的人力資源，以此來保障人行道這一公共產品的公共安全，從而保障整個街區和城市的秩序和安定。

四、結語

城市人行道對街區的公共安全有著較大影響，是研究城市公共安全重要的一環。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公共安全問題，尤其是城市人行道公共安全問題會越來越受到社會重視，一些傳統的街道和街區治安管理模式會逐漸改革，存在的一些問題會逐步解決，那么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尤其是城市交界的“真空帶”的公共安全問題會日益凸顯，所以必須根據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對解決對策作出適時的調整與完善。總而言之，研究城市人行道對街區公共安全的建設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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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tumaRuteere,Marie一EmmanuellePommerolle.DemocratizingSecurityRepressionTheambiguitiesofcommunitypolicingin

Kenya[J].Africanaffairs,2003，（10）.

[3]俞雷.我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戰略[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

[4]郁建興.中國民間組織的興起與國家——社會關系的轉型[J].人文雜志，2003，（4）.

[5]金國華.關于社會治理的幾點思考[J].政治與法律，2003，（2）.

[6]浦興祖.特大城市城區管理體制的改革走向——兼談“兩級政府、三級管理”之提法[J].政治學研究，1998.

[7]李秀琴.當代中國基層政權建設[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8]何海兵.中國的城市“街道”管理體制改革與社區發展[J].當代中國研究，2006.

第9篇：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范文

年終工作總結的寫作過程，既是對自身社會實踐活動的回顧過程，下面就讓小編帶你去看看秘書工作個人總結報告范文5篇，希望能幫助到大家!

秘書工作總結報告1轉眼間上半年度已過去，回顧過去的半年時間，在公司領導的關懷下，在綜合管理部領導的正確帶領下，緊緊圍繞著集團公司提出的“科技創新年、精益管理年、效益滿意年”的目標而努力。我在工作中所負責的主要是公司的相關文字以及宣傳工作，上半年中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在成績背后總有疏忽之處，我所做的工作與集團公司以及本公司的“高標準、嚴要求”的一貫工作作風相比還存在著一些問題與差距，以下幾點為自己對照差距反省所存在的問題：

1、工作上不積極主動，缺乏一定主觀能動性。

總認為把屬于自己的事情完成任務了，不積極主動配合辦公室其它事務。導致平時看著人家在忙的團團轉，而自己卻經常無所事事。

2、平時總是處于一種“要我做”而不是“我要做”的工作狀態。

工作有拖拉現象，例如集團公司或者其它地方需要稿件或者資料，非要拖到規定的時間，等領導催了，自己才急急忙忙的要趕著做。為此寫出的稿件以及收集的資料質量都是不太高。

3、由于自己專業水平的局限，上半年對潤浦的企業文化宣傳工作還有很多未做到位。

沒有達到集團公司以及本公司既定的宣傳效果。

4、對日常勞動紀律要求不是太嚴格。

例如偶爾會發生不穿工作就上班。

5、缺乏創新意識。

平時坐辦公室的時間多，去車間生產一線了解情況的時間，存在怕吃苦的思想。導致寫出來的東西缺乏一定的創新內容以及實質性的內容，總顯得太過平泛、太過空洞。

對以上幾點自身所存在的問題，已切實地影響到自己的本職工作，作為一名的公司秘書，我感到十分內疚。但過去的都已成為過去，學習先進找差距，總結不足求上進，為此，我將認真總結，實實在在分析原因，找出存在的問題，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斷改進，以下為下半年我決心做好的幾個方面：

1、遵守廠紀廠規，及時并保質保量的完成上級領導交辦的各項任務。

2、充分發揮個人的專業特長，做一名合格的秘書。

當好公司領導的助手，充分發揮自己所學。

3、搞好企業文化宣傳工作，使潤浦的企業文化更深入基層、深入人心，更能體現出企業的特色。

4、深入實際，多跑現場，掌握車間反映的各種信息，并積極向集團《科訊簡報》投稿，及時做好公司對內對外的宣傳報道工作。

5、加強專業知識水平的提高，不斷拓展自己的知識面，爭取在實踐中不斷積累更多的經驗，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名多面手的人才。

以上為個人20____上半年度工作總結，對公司的合理化建議本人暫時還沒有。如有不當之處，請公司領導批評指正。

秘書工作總結報告2一、明確工作目的，了解、適應辦公室的'工作性質和特點

一個多月的文秘工作使我了解了，辦公室工作是一項雖說簡單卻十分繁雜的工作，需要的更多是耐心、耐心和責任心。辦公室工作人員需要認真安排好各項工作的具體時間，堅持做事和做人原則，努力做好日常工作，熱心為中心全體人員服務。保證公司的各項工作順利有序的進行。

二、盡職盡責，做好本職工作

為了能夠更好地完成日常本職工作，我做了以下努力：

1、每天提前30分鐘到達辦公室，做好上班前的相關工作準備，并計劃好當日應該完成或準備完成的工作。

2、注意紙張文檔、電子文檔的整理，將其中需歸檔的文件資料保存到檔案室，該作廢紙張用碎紙機銷毀;

因各項工作大都都是電腦作業，因此在電腦中建立了檔案管理庫，將歸檔的文件掃描并儲存在電腦里，并定期將資料集中整理檢查，不但便于查找，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3、由于集團子公司較多，檔案成分復雜，因此我用了大量的時間了解熟悉檔案內容，以便在工作需要時能夠盡快找到所需的文件;

在新文件歸檔方面，嚴格按照歸檔程序，將各類文件分門別類，使其合理有規律，此外，當需要使用文件原件時，必須嚴格遵循檔案管理制度，簽署借閱單后方可借出。

4、負責辦公室的電話總機的接聽，將有價值的信息以及重要的電話內容進行記錄;負責總裁辦公室信息的傳達，盡可能快速的將工作信息傳達給相關的部門或個人;負責日常辦公的打印、復印、掃描以及收發傳真的工作，最大限度的節省紙張，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5、負責集團內部的日常消耗品的管理工作，定期的檢查整理庫房，對缺失的物品進行記錄，對于耗光的物品要及時采購，避免影響正常的工作進程，同時熟知各個部門所需的消耗品名稱以及類型，以便在采購物品時更加快速、準確;

6、協助辦公室主任，做好公司內部的宣傳工作，包括樹立企業員工信心的宣傳，傳統節日的文化宣傳，以及日常工作中的各類通知事項。

一個月來的工作雖然學到了很多知識，工作上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仍存在這很多的不足需要改進和完善。首先，本職工作還不夠認真負責，崗位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其次，不能嚴格要求自己，工作上有時存在自我放松的情況。作為秘書，要有很好的記憶力，要牢記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每一份文件的歸檔位置、甚至是一個數字都不可以犯錯，因此在這方面，我需要進一步加強，將該記的東西都牢牢的記在心里。

三、對工作程序掌握不充分，對自身業務熟悉不全面，缺少前瞻性

至使自己在工作會遇到手忙腳亂的情況，甚至會出現一些不該出現的錯誤，以至于給領導和同事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第四，辦事不夠細心謹慎。文秘是一項相對簡單但又繁多的工作，要求文秘人員具備良好的專業素質，辦事細心，思路縝密。在這方面我做的遠遠不夠，時有粗心大意、做事草率的情況。最后，對于辦公室禮儀和社交禮儀的執行度不夠，在服務禮儀方面仍有欠缺，往往會造成沒有禮貌、不懂規矩的反面影響。

走過了八月份，我們即將迎來嶄新的九月，在總結了自己的不足之后，更重要的是不斷的提高自己的職業技能和崗位意識，因此我為自己制定了一些要求：

1、注意多向領導、同事虛心學習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多與大家進行工作中的協調、溝通，保證整體工作不出現紕漏。

從大趨勢、大格局中去思考、去謀劃、博采眾長，提高自身的工作水平。

2、要提高工作質量，還要具備強烈的事業心、高度的責任感。

每一件事情做完以后，要進行思考、總結工作，真正使本職工作有計劃、有落實。尤其是要找出工作中的不足，善于自我反省。

3、愛崗敬業，勤勞奉獻，不能為工作而工作，日常工作要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應付，要積極主動開展工作，擯棄浮躁、等待的心態，善謀實干，肯干事，敢干事，能干事，會干事。

4、平時多注意鍛煉自己的聽知能力。

在日常工作、會議、領導講話等場合，做到有集中的注意力、靈敏的反應力、深刻的理解力、牢固的記憶力、機智的綜合力和準確的判斷力;在辦事過程中，做到沒有根據的話不說，沒有把握的事不做。由于秘書崗位的特殊性，因此必須嚴格遵守保密原則，平時采取措施保證文件、資料的安全，讓領導放心;迅速，工作要及時、高效，保證效率有序運行。

5、注意培養自己的綜合素質，把政治理論學習和業務學習結合起來，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以便為中心的明天奉獻自己的力量，為本職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最后，我相信，只要我專心工作，用心辦事，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技術水平，一定會成為一個合格文秘工作人員。

秘書工作總結報告3我于20____年3月12日進入____公司擔任文秘一職，至今已將近一年的時間。這是我離開酒店行業從事的第一份工作，同時也是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對此我十分珍惜，并盡自己最大努力去適應這一崗位。

文秘工作和酒店工作相比較，既有共通之處，又各具差異，所以文秘工作于我而言是優劣各半，優勢主要體現在意識習慣和服務預見性思維，劣勢主要體現在專業技能和專業經驗方面的欠缺。所幸在公司領導和同事的指導和幫助下，較好的完成了文秘崗位基礎性工作。對于工作崗位的認識也從最初懵懵然到現在的略漸熟悉，然而對工作崗位的認識越清晰就越認識到自己還處于文秘工作的初級階段，知識儲備和工作技能明顯不足，給領導和同事們的工作造成了不便，對此我感到很慚愧。也從內心感謝你們，感謝你們在工作中對我的支持和包容!現將工作情況做以下匯報：

一、目前主要工作

1、負責各部門需董事長審批文件的收集、整理及呈送工作;

并做好各類文件的登記、轉發和存檔等。

2、負責公司周例會、月例會的會議記錄和存檔工作;

以及其他臨時性會議的安排。

3、負責與浙江商會相關人員進行工作對接，及時匯報，反饋信息。

4、負責公司來賓的接待工作。

5、負責辦理董事長臨時交辦的各項事務。

6、負責董事長辦公室物品與文件的整理，保證董事長室各類物品正常及時補配，確保董事長各項工作正常開展。

二、下半年工作計劃

1、本職工作技能的提高，時刻反省自己。

在做好服務工作的同時，加強學習，通過學習提高工作水平，并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努力從文秘工作的初級階段向成熟階段過渡。

2、深入學習各部門業務及行業知識，增強對公司的了解，做好工作開展的基本功。

3、進一步提高綜合寫作的能力，以便更好的起草各類文稿。

4、辦公技能的學習和提高，為董事長提供更優質的辦公服務，營造良好的辦公環境。

5、加強商務接待禮儀的學習，在細節方面更加完善，為公司來賓提供更細致、優化的服務，提升公司的品質和形象。

三、綜述

1、在過去的一年中本人積極、認真、負責的完成領導布置的各項工作，加班加點毫無怨言，能夠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切以公司的利益出發，但是在日常工作中還有許多地方達不到秘書工作的要求，還需加強學習，不斷改善。

2、在20____年，我將繼續發揚好的工作作風，揚長補短，努力學習認真工作，以積極、熱情的態度投入到下半年的工作中去，按照工作計劃和職責有序開展自身工作，爭取能為董事長多做一些事，為公司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秘書工作總結報告4一年來，在政府辦公室領導的帶動下，在全體成員的幫助下，我從文書崗位轉到秘書崗位后，緊緊圍繞區政府辦公室的中心工作，充分發揮崗位職能，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較好地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現作以簡要匯報。

一、強化職能，做好服務工作。

我堅持從小事做起，從大事著眼，努力提高服務水平。一是圍繞中心，為領導服務突出超前性。牢固樹立為領導服務的超前意識，全面把握領導的思想脈搏，正確貫徹領導的意圖，當好參謀和助手。今年，我先后撰寫了《關于在我區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調查報告》、《關于社區建設工作考察報告》、《關于加強社區建設，做好我區扶貧解困工作的調查報告》等3篇調研文章。在陪同領導到牡丹江市社區建設先進區考察后，將先進區的經驗寫入調查報告，并結合我區實際分析社區建設工作，民政局根據考察報告中先進社區創新精神在我區廣泛開展社區建設創新大賽，調動了社區工作者創新工作的積極性。東光街道上林社區根據考察報告開展了樓道文化，在全市計生、城管、愛衛大檢查中都被做典型的文化陣地進行宣傳。二是搞好配合，為科室服務突出主動性。在開展重要工作中，我經常與科室領導互通情況，以求統一認識，步調一致，排除干擾，共同圍繞中心工作搞好服務、當好參謀，變部門行為為政府整體行為，形成合力，提高整體工作水平。在防治非典型期間，我和衛生局領導加班加點、協同作戰，在召開大型會議或上級領導來訪等工作上，我都能夠及時掌握信息，提前運作，盡可能為基層減輕負擔。三是體察民情，為群眾服務突出積極性。認真接待群眾來信來訪，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及時登記，歸口轉辦處理，使每次反映的問題都能得到圓滿答復。在今年解決臥里屯地區噪聲擾民、排水不暢等事宜時，我每天早晨先到______地區察看工程進展情況，傾聽群眾呼聲，并及時向領導反映情況，得到市建設二公司群眾的好評。

二、強化形象，提高自身素質。

為做好秘書工作，我堅持嚴格要求自己，注重以身作則，講奉獻、樹正氣，以誠待人，樹一流形象。一是注重思想建設講學習。我始終把加強思想政治學習放在自身建設的首位，努力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為此，我特別注意學習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市場經濟、法律法規等方面的知識和文秘工作業務知識，增強了駕馭全局的工作能力。二是愛崗敬業講奉獻。辦公室工作最大的規律就是“無規律”，因此，我正確認識自身的工作和價值，正確處理苦與樂、得與失、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工作與家庭的.關系，堅持甘于奉獻、誠實敬業，一年到頭，經常加班加點連軸轉，尤其是防治非典工作期間，每天連續工作14個小時，白天到基層了解情況，晚上草擬文件、撰寫信息，做到加班加點不叫累、領導批評不言悔、取得成績不驕傲，從而保證了各項工作的高效運轉。三是錘練業務講提高。經過近一年的學習和鍛煉，自己在文字功夫上取得一定的進步。全年共撰寫匯報份、領導講話26份，報送《______突出基層政權建設》、《______愛國衛生工作結碩果》等信息10條，在《______信息》刊發8條。利用辦公室學習資料傳閱或為辦公室同事校稿的同時，細心學習他人長處，改掉自己不足，并虛心向領導、同事請教，在不斷地學習和探索中使自己在文字材料上有所提高。

三、強化大局意識，拓展工作思路。

工作中，我注重把握根本，堅持抓大事、抓關鍵，推進各項工作上臺階。一是認真辦文。公文是傳達政令的載體，公文的質量和水平直接影響政令的暢通，今年年初，執行了新的公文處理標準，我在認真學習《公文處理有關資料匯編》一書后，堅持發文前請同事幫忙，多次校對，確保無誤。一年來，共起草區政府和政府辦文件12件，無一件出現問題。二是嚴格辦會。一年來，先后籌備路子會議、上級視察、現場會44次。無論哪次會議我都及時和主管領導及辦公室領導取得聯系，擺布好工作的各個方面和環節，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防治非典初期，會議多、任務重、人員緊、信息網絡不暢通，我都能夠克服困難，有效的落實領導的安排部署，保證了工作的順利進行，也贏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好評。三是細心接待。凡是上級領導來我區檢查，我都認真準備接待，根據領導擬定的接待計劃，注意接待細節，先后接待了副省長程幼東帶隊的愛衛情況檢查、區勞動就業中心剪彩、光明路剪彩等大型檢查等20多次，未出現任何紕漏。

一年來的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思想解放程度還不夠，服務上還不夠，和有經驗的老秘書比還有一定差距，材料上還在基本格式上徘徊，內容上缺少縱深挖掘的延伸，在今后工作中，我一定認真總結經驗，克服不足，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發揚吃苦耐勞精神。面對督查事務雜、任務重的工作性質， 不怕吃苦，主動找事干，做到“眼勤、嘴勤、手勤、腿勤” ，積極適應各種艱苦環境，在繁重的工作中磨練意志，增長才干。 (二)發揚孜孜不倦的進取精神。加強學習，勇于實踐，博覽群書，在向書本學習的同時注意收集各類信息，廣泛吸取各種“營養” ;同時， 講究學習方法，端正學習態度，提高學習效率，努力培養自己具有扎實的理論功底、辯證的思維方法、正確的思想觀點、踏實的工作作風。力求把 工作做得更好，樹立辦公室的良好形象。(三)當好助手。對各項決策和出現的問題，及時提出合理化建議 和解決辦法供領導參考。

秘書工作總結報告5經過一年來的不斷學習，以及同事、領導的關心和幫助，個人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F將我一年來的工作情況簡要總結如下:

一、以踏實的工作態度，適應辦公室工作特點

辦公室作為企事業單位運轉的一個重要樞紐部門，是單位內外工作溝通、協調、處理的綜合部門，這就決定了辦公室工作繁雜性。由于我們辦公室人手少，工作量大，我和其他同事共同協作、共同努力，優質高效的完成領導交辦的各項任務。在這一年里，遇到各類活動和接待，我都能夠積極配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與同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不計較干多干少，只希望把領導交辦的事情辦妥、辦好。

二、加強學習，注重自身素質修養和提高

我們必須具有先進的觀念，要用科學發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才能適應未來的發展。因此，我通過網絡、書籍及各類文件資料的學習，不斷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工作中，能從單位大局出發，從單位整體利益出發，凡事都為單位著想，同事之間互幫互助，并保持融洽的工作氣氛，形成了和諧、默契的工作氛圍。

另外，我還注重從工作及現實生活中汲取營養，認真學習文秘寫作、檔案管理等相關業務知識。同時，虛心向領導、同事請教學習，取長補短，來增強服務意識和大局意識。對辦公室工作，能夠提前思考，對任何工作都能做到計劃性強、可操作性強、落實快捷等。

三、堅持做事先做人，努力做好日常工作

為了做好日常工作，熱心為全局職工服務，我做了下面的努力：

1、出勤方面，每天都能提前十到二十分鐘到達辦公室，做好上班前的相關工作準備，并能及時打掃領導的辦公室等。

2、公文處理過程方面，嚴格按照國家事業單位公文處理辦法中所規定的程序辦事。

發文時，能嚴格按照擬稿、核稿、會簽、簽發、印制、蓋章、登記、發文等程序辦理;收文時，按照收文登記、擬辦、批辦、分送、催辦、立卷、歸檔等程序辦理，沒有出現錯誤的公文處理事情。

3、紙張文檔、電子文檔的歸檔整理方面。

在工作中，我特別注意對紙張資料的整理和保存，將有用的及時保存、歸檔，對于沒用的及時銷毀。因為很多文字性工作都是電腦作業，所以我在電腦中建立了個人工作資料檔案庫。并于每周星期五把工作過的資料集中整理，分類保存，以便今后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