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危害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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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說起婦女職業衛生，很多人會覺得陌生；提起女工勞動保護，或許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有職業就不錯了，還談什么衛生”。采訪中聽到的這句話，讓記者至今難以釋懷。
40歲的S在一家床墊廠工作快10年了，這個廠已經連續6年沒有進行過女職工體檢，理由是廠子的效益不好。
北京市婦女保健所女工保健室的醫生告訴記者，近年來女職工保健工作出現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業經濟效益不好是首要因素，而一些單位領導對女職工保健工作的不重視也明顯存在：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經濟效益擺在第一位，認為對女職工保健工作的投入是企業的負擔。另一方面，大量的下崗女工面臨著再就業，謀求生計被放在首位，衛生保健問題無人過問。
我國著名婦女職業衛生專家保毓書教授曾經強調：“女工”包括全體職業婦女，按照國際慣例，“女工勞動保護”更確切的定義應為“婦女職業衛生”。
提起女工勞動保護，我們會更多地想起那些從事體力勞動的女工人，其實女農民、女公務員、女教師、女護士等，都是婦女職業衛生的保護對象。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定義，婦女職業衛生的保護對象也包括專職家庭婦女。
“任何一種職業都存在職業危害”。一位在國內外已頗有名氣的從事生命科學研究的女科學家，在實驗中接觸的幾種化學試劑都是對人體有危害的。這些試劑可以造成基因突變，可以危害女性生殖系統，而有時為了趕實驗進度，她自己都忘了采取防護措施……這位女科學家無疑是婦女職業衛生應該監護的對象。
有關專家告訴記者，婦女職業衛生對婦女的保護不應只是生理上的，還應該有心理上的。隨著社會轉型期的到來，越來越多的職業婦女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特別是“白領”女性，失眠、體質下降、經前期綜合征、早產等，已成為頗為普遍的現象。電視臺的一位女記者曾這樣講述自己的職業感受：“每天都在奔跑，不停地奔跑，睡眠嚴重不足，無暇顧及家庭……別人總用羨慕的眼光看著我，只有我自己知道這是在透支生命，可是又不敢停下來，一旦停下來，恐怕什么都沒了……”
第2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方法：通過統計數據方法系統闡述認知情況。
結果：對職業性危害知曉率較高，相關法律知曉少。
結論：健康教育，增加培訓很重要。
關鍵詞：職業因素 認知 調查
【中圖分類號】R-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3）10-0555-01
企業健康促進是工作場所健康促進和企業職業衛生工作的全新模式。本文通過對“健康促進企業”員工職業衛生及健康知識認知和需求調查結果的匯總和分析，了解企業員工對健康知識的認知、態度現狀和需求等情況。[1]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本次調查對象是某企業某車間員工，發放125份調查問卷。調查對象中男性占72%，女性28%；年齡以20-30歲為主。文化程度以大本及以上、大專為主，分別占66%、34%。
1.2 內容與方法。以調查問卷形式進行不署名調查。問卷調查內容：①基本情況：性別、年齡、文化、婚姻狀況、是否為流動工人、戶口所在地等；②勞動合同簽訂、工傷保險參保情況和工作時間；③職業史及目前工作情況6項；④職業緊張及工效學9項；⑤職業衛生知識認知情況4項；⑥一般健康知識認知情況5項；⑦生活方式11項；⑧患病及就診情況7項；⑨健康知識需求5項。
2 結果和分析
2.1 職業病危害接觸情況。調查對象每天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的時間平均4.8小時，最大12小時，最短0.5小時。
調查對象得知職業病危害因素的主要方式是上崗前培訓、職業病危害警示標識和警示說明、職業病危害告知欄、依次是88.1%、70.1%、75.2%。
2.2 職業病危害防護情況。在知道作業場所存在職業病危害因素的100名調查對象中，80.6%的崗位設置了職業病危害警示標識，85.2%的作業崗位采取了密閉化或半密閉化的作業方式，65.5%的作業崗位采取了自動化或隔離操作方式。
2.3 職業緊張。本次調查中，50%的員工認為職業緊張，43的員工認為職業緊張正常，可調節，7%認為不緊張。
2.4 健康知識和相關法律。
2.4.1 調查對象中，30%不知道，65%一般了解，只有5%比較清楚。
2.4.2 健康概念。調查對象對健康概念的知曉率為99%，較高。
2.5 工傷和職業中毒發生情況。82%的員工自覺安全，18%自覺一般。
2.6 患病情況。
2.6.1 慢性病患病情況。調查對象中有10人患有慢性疾病，均為男性，總的患病率為8%。
2.6.2 最近一年醫藥費花銷情況。調查對象最近一年醫藥費花費平均853元，最多6000元，最少10元。
2.7 職業衛生知識需求。調查對象對職業衛生知識的需求較高，最高的為職業病和工作相關疾病防治和保健知識，達98%。
3 討論
在職業病危害因素的得知情況調查中，調查對象得知工作場所存在的職業病危害因素的主要方式是上崗前培訓、職業病危害警示標識，合同告知方式相對比較低。說明企業對合同中的職業病危害因素告知制度還不夠重視，因此在今后的合同條款中還有待補充和健全。
在《職業病防治法》、職業衛生知識和健康知識的調查中，調查對象對《職業病防治法》一般了解得較多，比較清楚的較少；對職業病定義的知曉率較高，但對職業病預防措施的知曉率還較少。說明職業病防治法和職業衛生知識還有待進行普及和培訓。[2-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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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瑋，顧學琪.工廠健康促進在上海[J].勞動醫學，2001，18（4）：93-195
[3] 郭俊香.健康促進在控制職業危害中的作用探討[J].浙江預防醫學，2001，14（2）：46-47
[4] 白劍峰.我國受職業危害人數逾2億[N].人民日報，2005-01-09（2）
第3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關鍵詞：職業危害；檢測；現狀；對策
職業危害防治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關系到勞動者身體健康，關系到社會經濟發展，是以人為本，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集中體現，對于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職業危害檢測的重要性
國家越來越重視職工的安全健康，但我國職業安全健康形勢尚未扭轉，情況仍十分嚴峻。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從事有毒有害生產的企業數量約2000萬家，接觸職業危害因素的人數約2.3億人左右。我國實際接觸粉塵、毒物和噪聲等職業危害的職工就達2800萬人以上，每年全國的塵肺病患者就有約1.5萬人。我國職業危害涉及40多行業，包括安全生產高危行業的煤炭、冶金、建材、有色金屬、機械、化工及計算機、生物工程、新興產業以及第三產業。因此，職業危害檢測檢驗是安全監管部門有效評價安全生產的前提，是企業安全預防工作的基礎。關注職業危害監測、檢測工作，廣大生產經營單位應了解有哪些職業危害檢驗檢測裝備，應怎樣檢驗檢測職業危害以及檢驗檢測職業危害因素的重要性。
2職業危害檢測的現狀及問題
我國職業危害接觸人數、患病人數和新發病人數均居世界前列。職業危害分布廣，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勞動保護條件差、職業危害嚴重；勞動者流動性大，自我保護意識低；嚴重職業危害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根據有關部門的粗略估算，我國每年因職業危害、工傷事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達1000億元，間接經濟損失約達2000億元。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職業危害已成為影響職工生命健康的突出問題。有人形容，職業病這種不流血的“漸進式死亡”，遠遠大于礦難、車禍等流血的“立即式死亡”。據悉，僅死于塵肺病的患者，就是礦難和其他工傷事故死亡人數的數倍。更為緊迫的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參與國際經濟貿易競爭，職業安全健康問題也直接影響了企業的競爭力，并成為一些國家向我國提出反傾銷、抵制我國出口貿易的一個重要理由。重事故輕防治現象普遍存在，從職業危害與安全事故的關系上看，人們顯然更重事故輕防治，即重視安全事故導致的"紅傷"，而職業病作為不流血的"白傷"，往往難以獲得較高關注。職業病因具有隱匿性、遲發性等特點，其危害也就往往被忽視。
3 原因分析
基本上是由于對經濟利益的考量。一些地方基層政府往往忽視了職業危害的防治，存在地方保護主義。甚至一些地方為了留住企業、留住財源，競相降低招商引資門檻，對建設項目的立項、準入、監管過程把關不嚴，使一些未經職業健康審查的建設項目違法立項建設，導致大量勞動者接觸職業危害因素，使職業危害從源頭上就沒有得到有效控制。一些用人單位職業危害防治法律意識也很薄弱，職業危害防治積極性不高。特別是近幾年來，非公有制經濟迅猛發展，一些鄉鎮企業職業危害問題更為突出。這類企業生產力水平低下，技術落后，設備簡陋，防護設備條件差，甚至根本沒有任何個人防護，加之管理混亂，制度不全，勞動者整體素質低。特別是隨著大批農民進城打工，勞動者群體的整體文化水平低，在產業轉移過程中又急于就業謀生，不知道所從事的職業、崗位存在哪些職業危害，更不知道如何防范職業危害。
4 對策建議
做好職業危害因素的監測、檢測可從源頭上遏制職業危害因素的產生，各用人單位應建立各項規章制度，存在職業危害的生產經營單位，應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和安全發展的指導原則，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精神，切實做好作業場所職業危害的監測、檢測工作，防止職業危害的發生。
4.1設置職業健康管理機構
用人單位應當設置或者指定職業健康管理機構或者組織，配備專職或者兼職的職業健康專業人員，負責本單位的職業危害防治工作。職業健康管理機構或組織是指用人單位從事本單位職業健康管理的職能部門或專設機構。用人單位應當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設置職業健康管理機構或職業健康管理組織，明確由那些部門組成，具體組成人員；各部門及人員職責；配備專職或兼職職業健康專業人員，負責本單位的職業健康管理工作；負責本單位的職業危害防治的人力、經費、計劃、各種職業危害防治工作的安排等。職業健康專業人員是指取得執業資格的公共衛生醫師，用人單位可以向社會聘用。
4.2制定防治計劃和實施方案
用人單位應當根據本單位職業危害因素的情況和職業危害防治工作需要，制定切合實際的職業危害防治計劃和具體實施方案。如職業危害控制計劃，包括職業危害日常監測、檢測、評價計劃，職業危害防護設備和個人防護用品配置、維修、維護計劃；體檢和健康監護計劃；培訓計劃；職業健康專項經費預算、措施計劃等。計劃應當有目標、指標、進度安排、保障措施、考核評價方法等，并按計劃要求，制定具體實施方案，確保計劃的落實。
4.3工作場所職業危害因素監測、檢測與評價制度
在摸清單位職業危害因素分布的基礎上，作業場所工人的工作地點及時間制定的作業場所職業危害因素監測與評價制度。承諾定期對存在的、工人接觸的職業危害因素按種類、崗位，請有資質的職業健康技術服務機構進行濃度強度監測與評價，并如實公布：如果沒有達到國家職業健康標準，將采取各種方式進行改進，包括進行工程改造、個人使用的職業危害防護用品更換、職業健康管理、職業健康培訓等的改進措施。承諾利用各種方式，對存在的、工人接觸的職業危害因素按種類、崗位進行自行監測。
4.4勞動者的職業健康監護
勞動者的職業健康監護是用人單位的責任。用人單位應當根據本單位的職業危害因素種類、濃度（強度）、工藝流程、勞動的崗位和用工等情況，制定勞動者的職業健康監護計劃和實施方案，并預算經費。用人單位組織勞動者按照計劃進行職業健康檢查包括上崗前、在崗期間、離崗時和應急健康檢查及離崗后的醫學隨訪。對于發現的職業禁忌癥的勞動者要及時調離原崗位，對疑似職業病人應按國家規定及時安排診斷。
第4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1 職業流行病學發展史
職業流行病學是流行病學與勞動衛生學、職業醫學相互滲透的一門邊緣學科。作為一門學科，其確切起源尚無記載，系統的運用流行病學方法研究職業因素對職業人群的危害是近半世紀才興起的；國內采用職業流行病學技術開展調查研究在50年代就已開始；70年代后期，才開始比較系統的運用職業流行病學方法進行調查研究[1]。近年來，國內外運用職業流行病學的方法進行的研究逐漸增多。
2 職業流行病學的研究設計類型
橫斷面研究，即通過對特定時間的職業人群內有關變量與疾病或健康狀況關系的描述，掌握職業人群中疾病或健康狀況的分布，提供病因線索[2]。在職業醫學歷史中，用橫斷面調查進行過大規模研究，能做出實際價值的科學結論，而且也對職業病的防治管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橫斷面研究只能得出病因線索，做出病因推斷，但不能得到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結論。
病例對照研究是從是否患病入手，研究引起疾病的可能暴露因素。病例對照研究是職業流行病學評價和篩選職業性病因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病例對照研究通常局限于一種疾病或狀態的研究，難以滿足實際工作中對職業因素危害進行全面評價的要求。
隊列研究從人群的暴露有無入手，研究該人群發病或死亡率的差別，從而評價暴露引起疾病的情況；隊列研究更符合職業流行病學的目的要求，適用于對某職業人群健康狀況的評價。隊列研究中，較多采用回顧性隊列研究。盡管回顧性隊列研究存在一定的偏倚，但仍是目前國內外研究職業危害因素致病作用的切實可行的方法。
3 職業流行病學調查的要求
①明確調查目的，根據調查目的決定研究內容；
②對照人群的選擇，職業人群存在健康工人效應，即職業人群本身是經過體檢篩選，不患有重大疾病的人群，他們的健康狀況要好于一般人群，因此在對照的選擇上也應注意這一點；
③確定接觸和疾病的含義，接觸暴露的劑量應該有一個明確的定量標準，對疾病也應有明確的疾病定義；
④表格的設計，要根據調查目的設計調查表，調查表應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
4 職業流行病學方法相對其他一般流行病學方法存在的優勢
①職業流行病學調查的人群一般為有組織的人群，有統一的管理，其生活方式、飲食習慣較為一致；
②管理規范的工作場所一般都有較為完整可靠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都可以直接利用。另外，進行職業流行病學調查的樣本量容易取得，調查人群容易集中，節省人力物力，前瞻性研究的隨訪相對一般人群容易；
③職業流行病調查可以與職業衛生日常檢測工作結合起來，節省時間；
④開展職業流行病學研究主要是在廠礦、機關團體，也可在社區一般人群中把職業作為一項獨立變量來分析研究。
5 職業流行病學目前存在的問題
①職業流行病學調查不可避免的會存在應答者偏倚，工人在得知調查目的后，會放大職業危害對自身的影響。
②無論是取得職業環境檢測資質的環境評估公司和職業病防治所，目前對職業場所的檢測都是盈利性質的，都會收取一定費用，這就不可避免的在出臺檢測報告的時候會照顧到被檢測企業的利益。
6 職業流行病學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
①多種職業危害因素聯合作用。
②新化學物質對職工的損害。
③化學反應的中間產物對機體的影響。
④職業流行病學的研究達到分子水平的仍然較少。
⑤在職業流行病學的研究中，職業人群也不能僅僅被理解為廠礦工人。
總之，在2003年非典之后衛生系統重新改組后，職業病防治所并入到疾控中心改名為職業病防治科之后，職防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局面被打破，不再承擔監督的職能，只承擔出臺職業環境檢測和評估報告的任務。這樣檢測機構和監督機構就可以相互監督相互制約，對于檢測數據的準確性和真實性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職業病防治法的修訂，將要求用人單位自己舉證質證，這就促使用人單位自己主動檢測，主動發現職業危害因素從而改進職業環境，預防職業危害的產生。這些都為職業流行病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同時，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私營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出現，勞動用工制度的變化、新興產業的發展和技術引進，職業衛生工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各種新職業病危害因素大量出現。經濟活動越頻繁、經濟增長越快速，職業病危害的分布就越來越廣；傳統的職業病危害尚未完全消除， 新的職業病危害又不斷產生。這些對于職業流行病學的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參 考 文 獻
第5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論文關鍵詞】犯罪的三個特征；犯罪構成理論；統一性；犯罪構成模型
法院最終判決許霆為盜竊罪，筆者贊同法院的判決結論，但不敢茍同法官的論證邏輯思路，判決中法官從犯罪的三個特征論述了許霆盜竊罪的成立，搶占了犯罪構成在定罪中的地位。
1初探犯罪概念與犯罪構成的存在意義
各個國家都使用犯罪概念，犯罪概念在各國有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種是不規定犯罪的一般定義；第二種從形式上規定犯罪的一般定義。這類定義強調了犯罪的法律形式特征；第三種立法例從實質上規定了犯罪的一般定義。1在50年之前，中國與前蘇聯建交友好之際，引入了前蘇聯的刑法理論，建立了關于犯罪的實質定義。1979年我國重新修訂刑法之后，仍然保留了這種實質定義的立法例，在新《刑法》中第13條設立了犯罪的實質概念，從此分解出了犯罪的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思想基礎是民主主義和尊重人權主義，其意義在于可以保障人民的預測可能性，從而保障人民自由的實現。犯罪構成理論是罪狀的概括，其框架和內容都有刑法規定，其解釋也不得超過法律條文所包含的最大意域。秉承罪刑法定原則，我國的刑法理論將犯罪構成規定為犯罪成立的一切主觀和客觀的條件。WWw.133229.cOM相比犯罪概念，犯罪構成更集中地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那么，是不是犯罪概念應被取代或取消呢?
2淺析現代中國刑法理論中犯罪概念和犯罪構成存在的問題。初探解決的方法
在后來的司法運作過程之中，由此產生了兩套定罪的思路：一套是犯罪的三特征，另一套是犯罪構成。上述兩思路在理論上發生了脫節，給我們帶來了迷惑：究竟應利用哪一標準。我國的刑法教科書強調犯罪構成是唯一標準，這架空了犯罪的概念理論，使得概念無用武之地。有的學者將刑法學劃分如下：(1)以法條中存在的犯罪與刑罰為研究對象的注釋刑法學；(2)以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犯罪與刑罰的事實為研究對象的概念刑法學；(3)以應然形態存在的犯罪與刑罰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刑法學。現實中法官的任務是用法——釋法——用法，考慮什么應是犯罪的問題專屬于立法者。
這可以看作是解決矛盾的一個方法，在對法官的職業培訓中，學者們要苦口婆心地告訴他們：雖然法律創造了兩套工具，不過由于他們在整個國家的結構組織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他們只能使用犯罪構成這一工具。但是筆者認為這仍然沒有解決問題。
日本有學者指出，鑒別犯罪論體系的好壞有兩個標準，一是邏輯性，二是實用性。3首當其沖的是邏輯性，這指的是體系的內在統一性、連貫性。犯罪的實質概念和犯罪構成兩個理論同屬于犯罪論體系下的內容，由此，該二理論應該具有統一性。當然，在我國的刑法理論中，二者之間在我國的傳統刑法理論中存在著統領與被統領、總括與具體的關系。“犯罪概念的各個基本屬性是通過犯罪構成來具體說明的。犯罪概念是從總體上劃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界限的具體標準。”傳統刑法理論將犯罪構成定義為“依照我國刑法的規定，決定某一具體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而為該行為構成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客觀和主觀要件的有機統一。”4但是這樣的籠統的描述并沒有說清楚如何使用這兩個工具。在許霆案中，法官使用犯罪構成要件論述犯罪三特征的成立，從而證明犯罪的成立。表面上用的是實質概念，但又沒有脫離犯罪構成的約束，這說明這兩套思路在司法運用過程中出現了混亂，這又直指刑法理論的混亂：這兩套概念的關系并不清楚，甚至并未加以討論。
第6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關鍵詞：煤氣站；安全；粉塵；噪聲；觸電；機械傷害；預防措施
1 引言
陶瓷產品是目前建材市場上使用最多的一種，不管是墻面處理，還是地面處理，或者是影視墻的處理等都會用到陶瓷產品。在我國，陶瓷產品的歷史悠久，經過世代傳承和創新，眾多陶瓷企業產品走向世界。但目前我國的陶瓷企業生產加工過程中發生的生產安全事故數量表明，生產出好的產品不等于生產過程的絕對的安全，特別是近年發生的山東淄博某陶瓷公司煤氣爐水夾套爆炸事故和佛山某陶瓷公司的火災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除人員傷亡事故之外，有的陶瓷企業不重視員工的工作環境，導致出現相當數量的塵肺病員工和噪聲致聾事故。因此，陶瓷企業的安全與健康形勢不容樂觀。
鑒于陶瓷企業目前的安全與健康形勢，企業應加強安全生產管理工作和加強職業健康管理工作，從源頭上控制和預防生產安全事故和職業病。
2 煤氣站的危險及安全要求
2.1 煤氣站定義及危險性
發生爐煤氣站是以煤、焦炭為原料，飽和空氣為氣化劑，采用常壓固定床煤氣發生爐連續制取工業用煤氣所設置的生產和輔助生產設施的總稱。煤氣的主要成份是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氫氣（H2）、甲烷（CH4）和氮氣（N2）等，其中CO、CO2 、H2 、CH4等氣體屬易燃易爆或有毒氣體，在生產煤氣的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會發生火災爆炸、煤氣中毒等安全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所以生產過程中要對煤氣站采取預防措施，避免發生事故。
2.2 煤氣站運行中安全要求
（1）煤氣站的火災危險性分類和廠房耐火等級，按現行國家標準《建筑設計防火規范》GB 50016的有關規定，主廠房、煤氣排送機間、煤氣管道排水器室應屬于乙類火災危險性生產廠房，其建筑耐火等級不應低于二級；
（2） 煤氣凈化設備和煤氣余熱鍋爐，應設放散管和吹掃管接頭，在開始送煤氣時，應將設備內的空氣吹掃干凈，當設備停用后進入檢修時，必須將設備內的煤氣吹掃干凈，以確保安全運行或檢修；
（3） 電氣濾清器內易發生火花，操作稍有不慎即有爆炸的危險，因此在電氣濾清器上必須設置爆破片；
（4） 煤氣站屬于火災爆炸危險環境，所使用的電力設備如照明、抽風等裝置應使用防爆電力設備；
（5） 主廠房、煤氣排送機間、空氣鼓風機間、煤氣凈化設備和運煤系統等處，設置檢修照明。主廠房、煤氣排送機間內各設備的操作崗位處和控制室，設置應急照明。主廠房的通道處，設置燈光疏散指示標志；
（6） 煤氣站的加煤間、排送機間應安裝可燃氣體檢測器、有毒氣體檢測器，防止爆炸或中毒事故發生；
（7）煤氣排送機的電機必須與空氣鼓風機的電機或空氣總管空氣壓力傳感裝置聯鎖，以實現空氣鼓風機交替工作或自動停止煤氣排送機；
（8）煤氣排送機的電動機必須與煤氣排送機前低壓煤氣總管的煤氣壓力傳感裝置進行聯鎖。當壓力下降到設定值時，儀表系統發出聲光報警信號，以警告值班人員注意并排除故障，煤氣排送機自動停止；
（9）煤氣站各操作室配有通訊設施以便有效溝通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
（10） 煤氣站的建筑物、構筑物、室外煤氣設備和煤氣管道采取防雷措施；
（11） 煤氣管道應設導除靜電的接地設施；
（12） 煤氣設備水封的有效高度應符合規定（見表1），防止煤氣中毒或爆炸。煤氣設備的水封采取保持其固定水位的措施，避免水封的有效高度發生變化而導致危險；
（13） 為防止發生煤氣中毒，煤氣發生爐、煤氣凈化設備和煤氣排送機與煤氣管道之間，設置可隔斷煤氣的裝置；當設置盲板作為斷煤氣裝置時，應設便于裝卸盲板的撐鐵；
（14） 此外，有的陶瓷生產企業不使用發生爐煤氣站，而是煤氣房里直接使用瓶裝液化石油氣，針對該類企業煤氣房現場安全作以下要求：
1）煤氣房區域設置“嚴禁煙火”警示標志，并配置滅火器材；
2）煤氣空瓶與實瓶應分開放置，并有明顯標志，庫內不得存放其他物品；
3）液化石油氣鋼瓶庫總貯量不宜超過10 m3；
4）煤氣房內地面應為不發生火花的地面，管道法蘭兩端連接處應用金屬線跨接導除靜電；
5）煤氣房必須裝設可燃氣體濃度泄漏報警器，報警器處于正常工作狀態，泄漏時報警聲能讓員工聽到或讓值班人員聽到并進行有效處理；
6）煤氣房所有電氣設備一律采用防爆型，電器開關的熔斷器應裝在室外。
3 粉塵的危害及其預防措施
3.1 定義及危害
粉塵是指能較長時間呈浮游狀態存在于空氣中的固體微粒。在陶瓷生產加工過程中會出現粉塵，如不加以控制將污染工作場所和周圍環境，作業人員長期吸入會危害身體健康，而粉塵對人體最嚴重的傷害是引起肺部病變，患上塵肺病，而塵肺病目前無法治愈。
3.2 預防粉塵危害的措施
（1） 粉塵的職業接觸限值
2007年11月1日實施的職業衛生標準《工作場所有害因素職業接觸限值――第1部分：化學有害因素》（GBZ 2.1-2007）規定了工作場所47類粉塵的職業接觸限值。
（2） 防塵措施
用工程技術措施消除和降低粉塵危害，是預防粉塵危害最根本的措施。根據我國多年的職業衛生經驗，將防塵措施總結為“”，即革、水、密、風、護、管、教、查。本文介紹前五字。
1）革。改革工藝過程、革新生產設備。對粉塵生產工藝進行技術革新，使其符合國家工業企業設計標準，是消除粉塵的主要途徑。常見的方法有：以無塵操作代替有塵操作；采用風力負壓吸砂等措施減少粉塵外溢；運輸、生產過程連續化、自動化、密閉化代替手工和開放式操作；
2）水。水式作業、濕式作業。即物料加水、濕式清掃、濕式操作。這是一項經濟、簡便、有效的防塵技術措施，在生產和工藝許可的情況下，應首先考慮采用；
3）密。密閉作業。即將塵源密閉，使粉塵不飄逸或不擴散。根據陶瓷工藝的特點全部或特定部位進行隔離密封，減少粉塵對周圍其他工作地點的影響。這一措施與通風除塵系統一起使用；
4）風。通風，包括自然通風、機械通風。在密閉塵源的基礎上進行通風，可提高防塵效果，減少積塵而產生其他安全衛生的隱患。目前使用最為普遍、除塵效果較好的措施是機械通風，機械通風應考慮設置全面或局部機械通風除塵裝置；
5）護。即加強個人防護。個人防護的目的是防止粉塵進入呼吸道。主要通過作業人員佩戴防塵口罩來進行防護。
4 噪聲的危害及其預防措施
4.1 定義及其危害
噪聲屬于陶瓷行業普遍存在的職業病危害因素之一。噪聲來源就是振動的物體。職業性噪聲作業，是指工作場所噪聲強度超過8 h或40 h等效聲級大于85 dB。人體長期接觸一定強度的噪聲，主要損害聽覺系統，嚴重者導致噪聲聾。
4.2 預防措施
（1）總平面設計，將噪聲強度高的陶瓷生產車間與非噪聲車間、高噪聲車間與低噪聲車間分開布置。在滿足工藝流程要求的前提下，宜將高噪聲設備相對集中布置，并采取相應降噪措施；
（2）工程控制措施，包括設置隔聲室，以及在產生噪聲的車間控制噪聲源，并對廠房的建筑設計采取隔聲、吸聲措施；
（3）選用設備，應優先購買噪聲低的同類型設備，對于某些噪聲強度大的設備應要求設備生產商配套降噪設施，如隔聲罩、消聲器等；
（4）個體防護方面，耳塞和耳罩是目前最為常見的護聽器。耳塞和耳罩可單獨使用，也可結合使用，即雙重防護。在高噪聲環境下可采用雙重防護。耳塞和耳罩的選擇，主要考慮其聲衰減量、舒適感等。聲衰減量值越大，護聽器的防護性能越好，通常佩戴護聽器后實際接觸噪聲值在75～80 dB（A）之間最為理想，有利于保護聽力，又可以保留必要的溝通。如果降噪后低于70 dB（A），為過度降噪，過度降噪會使人產生孤獨感，同時將消防鈴、警報聲均屏蔽掉不利于安全生產；
（5）企業還應加強職業衛生管理工作。各種前期預防措施及工程措施無法有效地將工作場所噪聲降至85 dB（A）以下時，應通過采取一系列的管理措施降低噪聲的危害。例如減少勞動者接觸噪聲的時間，對工作場所進行噪聲分級管理，建立聽力保護計劃等；
（6）組織接噪勞動者進行職業健康檢查，早期發現聽力損失和噪聲敏感者，調離接噪工作崗位，以利于保護勞動者聽力。
5 其他事故及預防措施
5.1 觸電
（1）觸電的危害
觸電能使人受傷，嚴重者導致觸電死亡。此外，觸電還可能導致二次事故，如從業人員高處作業過程中發生觸電后由于沒系安全帶而發生墜落事故。
（2）預防觸電措施
電器設備、線路保持絕緣良好。供電的導線必須正確安裝，不得有任何破損的地方；電機絕緣應良好，其接線板應有蓋板防護，以防觸電；開關、按鈕等應完好無損，其帶電部分不得在外；應有良好的接地或接零裝置，連接的導線要牢固，不得有斷開的地方；局部照明燈應使用36 V的電壓，禁止使用110 V或220 V電壓等。
5.2 機械傷害
（1）陶瓷機械傷害可致人傷殘，常見的類型有：
1）絞傷：直接絞傷手部。如外露的齒輪、皮帶輪等直接將手指甚至整個手部絞傷或絞掉；將操作者的衣袖、褲腳或者穿戴的個人防護用品如手套、圍裙等絞進去，隨后絞傷人，甚至可將人絞死；將女工的長發絞進去，如車床上的光杠、絲杠等將女工的長發絞進去；
2）物體打擊：旋轉的零部件由于其本身強度不夠或者固定不牢固，從而在旋轉運動時甩出去，將人擊傷；
3）擠傷：如陶瓷自動打包機做直線運動時，將人身某部分擠住，造成傷害；
4）燙傷：如窯爐工作過程中的高溫表面，陶瓷機械焊接或切割設備或零部件會造成燙傷等。
（2）機械傷害預防措施
預防陶瓷機械傷害事故常見安全規定是保證機械安全運行的一些基本要求。在生產作業過程中，操作者只要遵守這些規定，就能及時消除隱患，避免機械傷害事故的發生。
1）機械設備的布局要合理，應便于操作人員裝卸工件、加工觀察清除雜物，同時也應便于維修人員的檢查和維修；
2）安裝必要的安全防護裝置，如對于旋轉運動的零部件應裝設防護罩或防護擋板、防護欄桿等安全防護裝置，以防發生絞傷事故；
3）對于超壓、超載、超溫度、超時間、超行程等可能發生危險事故的部件，應裝設保險裝置，如超負荷限制器、行程限制器、安全閥、溫度繼電器、時間繼電器等，以便當危險情況發生時，由于保險裝置作用而排除險情，防止發生事故；
4）對于某些動作需要對人們進行警告或提醒注意時，應設置信號裝置或警告標志等。如電鈴、喇叭等聲音信號，還有各種燈光信號、各種警告標志牌等；
5）機械設備的作業現場要有良好的環境，即光照度要適宜，濕度與溫度要適中，噪聲和振動要小，零件、工夾具等要擺放整齊。每臺機械設備應根據其性能、操作順序等制定出安全操作規程及檢查、、維護等制度，以便操作者遵守。
5.3 高處墜落
高處作業有可能發生墜落，導致人員傷亡事故。為防止高空作業發生墜落事故，安裝在離操作層或地面2 m以上的爆破閥、人孔、閥門等處均需要有一個平臺，以便工人在平臺上進行檢修或操作，平臺和與平臺連接的鋼梯應安裝符合高度要求的防護欄桿。如無平臺的維修作業，應實行監護制度，并使用安全防護用具（如安全帶、安全帽等）進行防護。
6 結語
綜上所述，陶瓷生產加工過程中，主要存在著爆炸、中毒、職業病、觸電、機械傷害、高處墜落等可能傷害或事故，為預防可能的傷害或事故，陶瓷生產加工企業必須明確安全生產責任主體，即企業自身；建立健全的安全生產管理制度、操作規程；配備安全生產管理人員；加強對企業各部門車間的隱患排查治理力度，發現安全隱患及時處理；對員工定期進行安全生產培訓教育，提高員工安全生產技能水平；制定并實施安全生產應急預案，定期組織員工開展應急演練等。只有這樣，陶瓷企業才能實現“生產要安全、安全為生產”的世界級品牌產品和世界級安全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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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B 6222-2005，工業企業煤氣安全規程[S].
第7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關鍵詞】高職生 學習焦慮 教師 職業倦怠 激發關系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3）12C-0092-02
在英語學習中，情感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認為： “人的認知活動總是伴隨著一定的情感因素，當情感因素受到壓抑甚至抹殺時，人的自我創造潛能就得不到發展和實現”。
學生的英語焦慮和教師的職業倦怠感同屬于心理負面癥狀和負面情感問題，據國內多項研究調查證實：我國學生的英語學習焦慮和教師的職業倦怠感普遍存在。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教育界已漸漸開始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感，而不像過去那樣只局限在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習慣、教材設計以及學習硬件條件上，如何有效預防和降低學習焦慮就是其中一大改革。但遺憾的是，對于教師的教學情感卻沒有同步進行關注，職業倦怠就是一個存在已久卻被廣泛忽略的嚴重問題。其實，教師的教學情感也是教育質量保證的關鍵性因素，教者的職業倦怠和學者的學習焦慮，這兩者間有著互為激發的緊密關系。加大對教與學雙方情感的關注力度有利于教學質量的穩步提高。
一、英語學習焦慮的定義及危害性
“焦慮（anxiety）是變態情緒之一，又稱心理異常。一般認為焦慮是指個體由于預期不能達到目標或者不能克服障礙的威脅，使得其自尊心與自信心受挫，或使失敗感和內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緊張不安、帶有恐懼感的情緒狀態。英語學習焦慮意指學習者在英語學習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心理異常狀態，產生的原因主要可歸結為三點：較純粹的EFL（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教學環境、“高大全”式應試教學模式以及學法指導的嚴重缺乏。這一普遍現象所產生的嚴重后果是學生對英語課程乃至在校學習的極度排斥和反感，英語教學質量的嚴重低下。由焦慮所引發的危害性極大，國內外的多項實證研究表明：焦慮不僅對學習者的學業成績及表達能力產生極大的負作用，而且對其“身心健康也有負面影響，長期焦慮有可能造成英語學習者注意力分散、健忘、反應遲鈍、學習興趣降低，甚至自信心下降，而過度的英語學習焦慮則會使學習者對英語學習產生敵意以及完全厭倦英語，甚至由于學習失敗而被迫中途輟學” 。
二、教師職業倦怠的定義及危害性
“教師職業倦怠是指教師個體因長期未能有效地緩解工作壓力或妥善應付工作中的挫折、處理各種矛盾沖突而導致的身心疲憊的狀態”。教師的職業倦怠在國內外均不同程度存在，而在我國這一現象尤為嚴重。據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和新浪網教育頻道進行的2005年中國教師職業壓力和心理健康調查，“超過80%的被調查教師反映壓力較大；近30%的被調查教師存在嚴重的工作倦怠，近90%的教師存在一定的工作倦怠；近40%的被調查教師心理健康狀況不佳；超過60%的被調查教師對工作不滿意，部分甚至有跳槽的意向”。
教師職業倦怠感一旦被忽略，會引發倦怠程度的不斷加深，后果極其嚴重。突出的表現是：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缺乏，責任心和愛心喪失，教學敷衍，情緒暴躁，精神頹廢。厭教情緒的直接后果便是教師隊伍的不穩定、人才的流失以及教學質量的急劇下滑。據資料顯示，在美國，26%的教師計劃在未來5年內放棄教師這一職業，新任教師在5年任期內的退出率為40%～50%，而2005年中國教師職業壓力和心理健康調查顯示，我國超過60%的被調查教師對工作不滿意，部分甚至有跳槽的意向。
三、學生英語焦慮與教師職業倦怠的互為激發
教師的職業倦怠會激發學生英語學習焦慮程度的加深。教師職業是一項高情感職業，要求教師必須保持一種朝氣蓬勃、陽光燦爛的職業狀態，這使教師在長期教學中不得不常常掩藏自我負面情感，從而導致心理的極度疲勞。加上教師的使命是教書育人，因而社會對于教師的期待值和要求都很高，教師所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也就特別大，就更容易激發職業倦怠。此外，高職教育近年來的擴招，同時又伴隨著生源質量的下降以及教師資源有限，教師的工作壓力大增，身心倍感疲倦。再有，英語教師是一項需連續學習和不斷拓寬與更新知識的高要求職業，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純外語教學環境之下，業務上不學則退效果異常明顯，職業壓力很大。然而，我國教育界一直以來卻對英語教師的心理健康缺乏關注，因而導致英語教師職業倦怠的高發性和普遍性突出。角色的高要求和自身心理困境的難以自拔相沖突，其結果必然會導致倦怠感的激增，教師職業倦怠的表現對于高職生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度打擊。高職生本來就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他們的英語基礎相對薄弱、學習技巧缺乏、學勁不足、社會認可度不高、競爭力不強、從業壓力頗大。加上大部分高職生是來自各縣份或鄉村，家庭經濟條件較為困難，有些人自卑、敏感、倔強、情緒化、自尊心極強，對教學者的要求和期望也頗高，他們內心更多的是渴望尊重、關愛、呵護和指導。因此，教師的一言一行對他們有極大的積極或消極影響力。然而，有職業倦怠感的教師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厭教情緒，所表現出的精神萎靡不振、對教學的敷衍（如有些教師上課遲到或早退、照本宣科、課中隨意接聽手機電話、放影碟耗課、懶改作業、拒絕學生的提問和意見，等等）以及對學生的冷漠（主要表現在體勢語言上）無疑會清晰無誤地向學生傳達負面信息。這必然會嚴重傷害學生們的自尊心，使其失敗感加重，學習焦慮陡增。如此一來，學習于他們而言就成了一種心理負擔和折磨，對著干的心理便會占上風，導致消極行為不斷：隨意缺課以示不滿、常常曠課以表不服、拒做作業以示對抗等。有的學生甚至在課堂上和教師發生公開對抗性言語和行為沖突，就算被處分也不愿回到課堂，不惜以自己的學業受阻和能力弱化作為代價。其結果往往是師生關系惡化、教風學風日下、教學質量低下、學校教育變味。這些負面結果是嚴重違背我國高職教育的宗旨的。
同時，高職生的英語焦慮也會激發教師的職業倦怠感的生成和加重。學習者由于中學時期的英語教學條件和師資水平差異較大，導致學習基礎和學習能力的各不相同，英語綜合水平普遍較低。因而，高職生在心理和學業上的特殊性使得其英語學習焦慮普遍較高。由于受困于學習焦慮而直接導致在課堂中出現情緒低落、學勁缺乏、紀律散漫、厭學逃學，漠視教導甚至公開對抗等種種厭學現象會直接影響教授者的情緒，造成其個人形象的深度受損、自尊心的嚴重傷害，成就感的極度缺乏以及對職業價值的異常困惑。久而久之，便容易產生消極的教學態度和厭教情緒。高職學校中，由于工作獨立性成分較大，合作互助缺乏，糾結不已卻無處發泄的狀況容易導致教師精神萎靡不振、情緒變化反常、鉆研和創造力缺乏、身體狀況變糟。失眠折磨、免疫力下降、抑郁不已就會隨之接踵而來，導致身心疲憊不堪，甚至出現每當想到要去學校進行教學時，情緒便會陡然低落、心情異常郁悶煩亂的現象，個別男教師甚至陷入酗煙酗酒澆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不僅如此，職業倦怠還會影響教師家庭生活的和諧。
四、對策
綜上所述，高度重視學生的英語學習焦慮和教師的職業倦怠已刻不容緩。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應適當擇地建立一些確有實效的心理咨詢免費網站和服務中心，讓飽受困擾的師生能有可傾訴的“家”，并在保護個人隱私情況下進行及時而有效疏通和干預，并傳授抗壓解壓方法。
第二，學校應積極創造和諧的校園氣氛，保證師生身心舒暢地開展教與學。比如，加強對英語教師的職業道德培養，加大對學生的感恩教育，形成一種尊師重教的良好風氣。堅持并長期開設一些互動活動，創造機會讓教與學雙方在課外時間能彼此誠懇交流，增進了解，這些對于有效預防和減輕英語學習焦慮和職業倦怠都是一劑良方。同時，應該積極展開對外的交流活動，擴大師生們的人際交往。不少學生由于常年生活在學校中，由于活動空間狹小、接觸人員過少而形成怯弱、害怕競爭、自信不足的不良特征；不少青年英語教師在默默奉獻的歲月中則成了大齡青年，直接影響了個人婚姻和工作心緒。其實，人際交往也是人生要學會的一項實用技能，讓師生們有融入感、歸屬感和被需要感，這也滿足了人的心理要求。另外，英語教師常年辛苦教學，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角色的增多以及現代教學中壓力的增大，身體容易出現亞健康狀況。學校各部門應積極配合，提倡并組織定期的集體性身體鍛煉活動。例如，利用現有資源，每周舉辦定時的健身操練習，氣排球比賽、主題沙龍等形式多樣但令人身心愉悅的合作式活動，使參與者在緊張的教與學工作之余能在愉快的心情中釋放壓抑，找到歸屬感，增加同事間的和諧關系。
第三，重視英語教師的教學及科研能力的提升。高職教育強調的是教學雙方的實用技能，而技能的獲得和提高與教學方法的適當性有著緊密的聯系。高職院校中不少英語教師為學校剛畢業的高文憑學生或直接來自企業一線，缺乏教育教學技能和學生心理知識，而高職學校中較為獨立的工作環境會令青年英語教師產生教學中的孤立和無助感，自我效能感也就普遍偏低，極不利于教學和科研的有效開展。因此，校方應多為教師們創造交流和培訓機會，開展“傳幫帶”一條龍互助模式以達到分享教學經驗、切磋教學技能、提高科研水平目的，真正做到教學與科研的同步促進，提高全體教師的效能感。同時，施教者應注重學生心理和個性，加大學法指導，讓學生們在輕松快樂的心境中學習和提高，增強其成就感，能有效預防和去除英語學習焦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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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危害包括燙傷、砸傷、跌傷、銳器傷、用電或用氧時對護生人身安全的威脅和上下班交通事故等。因為我國對事故性危害因素沒有明確分類和定義,所以此類研究主要針對銳器傷的誘因和發生率。銳器傷是指在工作過程中由針頭或其他銳器引起的皮膚出血等意外傷害。盧永明等的調查顯示：臨床實習護士銳器傷的發生率是65.4%,其中60.5%的銳器被污染過,在手術室發生率高達100%。銳器傷會引起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艾滋病病毒(HIV)、傷口感染和敗血癥等幾十種病原微生物和疾病的傳播。
2物理性危害隨著醫療護理技術的發展
越來越多的放射性診斷檢查和介入療法廣泛的應用在臨床工作中。資料顯示長期接受放射線是引發醫護人員患放射性皮炎、白細胞減少、皮膚潰瘍壞死、致癌和不良生育結構等多種疾病的直接誘因。護生在接觸電離輻射時必須做好戴手套、穿鉛衣外套等自我保護措施；同時經常接觸的非電離輻射包括：激光、紅外線、微波和紫外線等。在實施無菌技術操作過程中,護生每天都需要應用紫外線和紅外線為病室、空氣和器械消毒；紅外線會使皮膚毛細血管擴張,導致眼部損傷或永久性色素沉著。紫外線對皮膚、眼睛也會產生很強的刺激。
3化學性損傷化學性
危害通常是護生長時間接觸的各種藥物、消毒劑和各種廢氣等通過呼吸道、皮膚或銳器傷等各種途徑引起的。消毒劑在醫院工作中必不可少,對抑制細菌、病毒的擴散和傳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對護生的黏膜、皮膚、呼吸道和神經系統均有影響,甚至會產生手部皸裂、氣喘和胸悶等癥狀。每天接觸的各種藥物尤其是抗生素和抗腫瘤藥物雖然劑量小,但長期積聚起來也會引起流產、白細胞減少和致畸等遠期影響。護生應具備扎實的藥理知識,并將其運用到工作實踐中,嚴格執行藥物管理制度。
4生物性危害生物性
危害是指微生物及昆蟲對人體的傷害,細菌、真菌、寄生蟲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侵入人體后會誘發各種疾病,將直接威脅個體的安全。護士在治療護理過程中,執行消毒隔離制度時不可避免接觸患者的體液、分泌物和組織。研究發現急診和門診的護理人員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感染率是其他人群的8.97倍。昆蟲叮咬不僅影響休息,還可致過敏性損傷,傳播水痘、風疹和腮腺炎等疾病對護生也有一定的威脅。
5人體工效學、心理社會和組織因素危害
人體工效學、心理社會和組織因素危害目前是護理人員離崗的主要職業危險因素,人體工效學是運用科學的原理使工作場所、工作內容和工具與勞動者的身體、心理能力和極限相適應。如果工作流程違反了人體力學原理就會導致危害的發生,護生搬運病人和實施搶救技術時常引起骨骼肌肉損傷。在離職的護理人員中,因腰背痛占12%,52%的護士有長期腰背痛史。護理工作專業性強且責任重大,反復的“三查七對”、嚴格注意藥物的配伍禁忌、頻繁的觀察患者的用藥并不厭其煩的與患者和家屬溝通、工作量大及人力資源少讓護生覺得護理工作壓力大、心理負荷過重,成就感低。
6小結
第9篇：職業危害定義范文
[關鍵詞]知識分子政治語詞/概念意義澄清
一、知識分子提供政治符號產品時的責任問題
“知識分子”不僅是一個非常歧義、難以準確定義的概念,而且是一個容易引起價值爭論的語詞。因為,在人們的言述中,“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會引起涉及含義和評價的爭論。”①既然在使用知識分子這一語詞的時候,概念意義的含混與價值評判的分歧并行而來,那么,依照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不妨把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區分為規范性的與描述性的。
“知識分子”作為規范性的概念,它凸顯的是知識分子的理想形象:知識分子應該具有何種特質、應該干什么、應該追求什么。在規范性的知識分子概念下,知識分子的形象不僅被理想化,有時甚至被浪漫化,比如知識分子是“人類良心的體現”、②“道德理想的捍衛者”、③“社會的批判者”、④“無私無畏的英雄”、⑤“精神的超越者”、⑥獨立的“業余愛好者”⑦等。可以說,在規范性的知識分子概念里負載了對知識分子太多的價值期待與規范要求。因而在現實生活中真正達到這些要求的知識分子屈指可數。⑧
“知識分子”作為描述性的概念則有所不同,它著眼于知識分子事實上在做什么,而不是應該干什么。從這種角度來看,李普塞特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可以視為一種描述性的定義:“所有創造、傳播、應用文化的人是為知識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號世界,包括藝術、科學和宗教。”⑨據此定義,知識分子不過是符號世界的操作者。與此相類似的定義是薩義德提供的:“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theartofrepresenting)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⑩如果說李普塞特和薩義德的定義顯得有些籠統或過于寬泛,那么,哈耶克給出的判斷則較為具體:知識分子是“以解釋觀念為職業的那類人”,或者說知識分子是“倒賣觀念的職業好手”。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尖刻,不過作為一種描述性的判斷,它揭示了知識分子以制造、解釋觀念為業的客觀事實:“知識分子與弄‘觀念’這套東西是幾乎不可分的,至于觀念是屬于理想主義或唯物主義,……皆不關緊要。”依此定義,知識分子不過是理念的創造者與解釋者,亦即理念人。
如果我們在描述性的意義上使用知識分子的概念,把知識分子理解為制造、解釋觀念的職業好手、符號產品的供應者,那么,首先需要追問的是,知識分子制造、解釋的觀念、提供的符號產品是否總是人類的福音?是否曾經成為人類災難的序曲?毫無疑問,前一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后一問題的答案則是肯定的。對此,已有知識分子顯示出清醒的反省意識。作為知識分子的波普爾在審視世紀西方知識分子的作為時,就曾經頗為自責地寫到:“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每每出于懦弱、專橫或者驕傲而干下最可怕的事情。”如果說波普爾的反省主要針對近代以來的西方知識分子,那么,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批判的自我反思就顯得更有必要。這是因為,縱觀中國近代的歷史,每一次和平進入現代社會的可能性都和這個民族失之交臂,除了客觀的政治因素之外,意識形態的力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知識分子,對此要負主要的責任。”
既然近代以來的中西方知識分子都曾經給民眾帶來巨大的災難和痛苦,那么,在知識分子制造、解釋的觀念、提供的符號產品中,究竟什么樣的觀念、什么樣的符號產品危害最大?歷史的經驗表明,社會政治性的觀念或者政治符號產品產生的影響最為巨大,危害也最為劇烈。由此引發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在制造、解釋政治觀念、提供政治符號產品的時候,如何減少自己給大眾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從已有的研究來看,馬克斯·韋伯、哈耶克、波普爾、薩托利等人的諸多論述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該問題答案的某些方面。比如韋伯關于“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著名劃分,雖然主要針對的是以政治為業的政治人物,但它同樣適用于以制造、解釋觀念為業的知識分子:盡管支配知識分子觀點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惡的動機,而是一些最為真誠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圖,然而,知識分子卻不能奉行“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的信念倫理,不能僅僅“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對社會制度不公正的抗議之火,不要讓它熄滅”,他必須遵循責任倫理,“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后果”。換言之,知識分子必須同政治人物一樣,放棄信念倫理的精神執著,“采取責任倫理的踏實準則。”
不過,對于知識分子來說,要減少或者避免自己在傳播、解釋政治觀念、提供政治符號產品的時候,給大眾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僅僅在行為取向上奉行責任倫理是遠遠不夠的,他還必須從多方面努力:比如,調整政治思維、完善政治知識、清潔政治語詞/概念等。本文的著眼點是政治語詞/概念的分析與澄清。
二、政治語詞/概念的混亂:以“封建主義”為例
作為制造、解釋觀念的職業好手,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語詞、概念,要以某種語言作為傳播交流的工具:“每位知識分子都誕生在一種語言中,而且大都一輩子就活在那個語言中,那個語言就成為他知識活動的主要媒介。”然而,語言不只是一種表達事物與觀念的符號系統,它“不僅反映我們周圍的現實,而且也有助于塑造我們所目睹的世界,影響我們對它的態度。實際上,語言有助于構造這個世界本身。”換言之,語言本身也是一種具有主動性的力量。
具體到語言與政治的關系上,“語言就不僅是傳播的工具,而且是政治的武器。”一方面,作為政治傳播的工具,政治語言既有準確地表達政治觀念、客觀地描述政治現象之功能,同時也有可能給政治傳播、政治交流帶來障礙。“正是我們使用‘民主’和‘民主統治’這些詞語的方式,導致了極大的混亂。除非給出這些詞語明確的定義,并對此取得一致,否則人們就只能生活在無法擺脫的思想混亂之中。”另一方面,作為政治的武器,政治語言可能被用于維護基本人權、伸張政治正義、批判專制統治,但也可能被政客或者政治利益集團所利用,而成為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牟取私利的工具:“政治語言是設計來使謊言聽起來像是真話,謀殺像是正派行徑,空氣像是固體。”
在語言(包括語詞/概念、符號)與政治如此復雜的關系格局中,知識分子又不能不借助語言來制造、解釋政治觀念、提供政治符號產品。這樣,知識分子在操作、使用政治語言的時候,必須格外小心謹慎。否則,其后果不只是笑話、混亂,有時甚至可能造成極大的危害。在此僅以現代漢語中的一個政治詞匯———“封建主義”(feudalism)為例,以說明之。
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封建制存在于秦漢之前。故歷史上有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之說。把中國自秦始皇開始的社會制度稱為封建主義是20世紀發生的事情。然而,這種“封建主義”的概念“與中國原來所說的封建與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當然也與馬克思所說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的封建主義本來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義的概念),因此,名實不副,只能亂人視聽。……因為概念與名辭的錯亂,‘’中還發生過要大家讀柳宗元的《封建論》,而居然把它改為《分封論》的笑話。”
問題在于,“封建主義”這個政治語詞/概念在使用上的錯亂和笑話是如何產生的?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故事。本文無意也無法在此厘清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而只是強調知識分子是這個故事的主角。因為“封建”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本來指的是“帝王以土地、人民、爵位、名號賜人”,而使之建國于封定之區域的情形。這種意義上的封建主要發生在西周時期。然而,“封建”一詞的古代含義卻于20世紀在一些知識分子的手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他們不承認西周的封建制度,相反認為東周才是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代,而秦漢以后才完成真正的封建社會。
這種根本性的轉折非同小可:它不僅改變了“封建”一詞的古代含義,更重要的是它以西語中的“feudalism”(“封建主義”)為概念工具,不僅提供了一套針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社會政治觀念或者符號產品———“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制度”,而且最終在現代漢語中形成了一個以“封建主義”語詞為中心,包括諸如“封建社會”、“封建專制”、“封建思想”等在內的龐大的語詞、概念系列,迄今它們依然流行于學術論著、學生教材、大眾傳媒和日常用語之中。
事情的嚴重性與復雜性在于,由一些知識分子所生產出來的這些“封建社會”、“封建制度”的政治語詞、概念,不僅直接影響了20世紀中國的政治實踐,而且給學術研究、思想文化帶來了極大的混亂。這種混亂的要害在于對西方文獻(包括馬克思的著作)中“feudalism”的誤讀、誤用、誤導。在西方文獻中,“feudalism”的含義雖然復雜,但它主要指稱的是“那種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林立的政治和社會狀態”、“政治、經濟、軍事權力和公共權威四處分散的社會結構”。然而,把作為“feudalism”之翻譯的“封建主義”運用于中國自周代、尤其是秦漢以來的歷史分析時,這種“封建主義”概念所指稱的對象恰恰與“feudalism”在西方文獻中所指稱的情形相反,因為中國自秦漢以來實行的是以郡縣制為標志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這是“政治、經濟、軍事權力和公共權威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社會結構。”這樣,用“封建主義”、“封建制度”來指稱秦漢以降的中國社會的時候,確實正好弄了個張冠李戴!而且,正如識者所言,這種語詞概念的混亂“延續甚久,影響極深,從本世紀初一直到本世紀尾。……列出因‘封建社會’概念的誤讀誤導誤用而產生的思想、認知和政治實踐的陰錯陽差,就差不多等于是撰寫一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
如果說得更尖銳一些,這些流行于現代漢語中的“封建主義”、“封建社會”、“封建制度”等政治詞匯不僅發揮了誤導的功能,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具有“欺騙性含義”。所謂“欺騙性含義”是指,“即使詞語只有習慣用法中的含義,如果說話者不用它來指聽者賦予它的含義,那么這個詞語就會是欺騙性的———被欺騙性地使用。”不幸的是,在現代漢語的政治詞匯中,具有“欺騙性含義”的語詞并不是孤立的現象。
當然,在現代漢語中出現諸如“封建主義”之類的政治語詞/概念的混亂以及具有“欺騙性含義”的政治詞匯,并非都是知識分子的過錯。不過,知識分子所使用的政治語詞/概念既然與其制造、解釋的政治觀念、提供的政治符號產品有密切的關系,那么,知識分子究竟如何避免政治語詞/概念的混亂?這是本文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三、知識分子如何避免政治語詞/概念的混亂
如果說政治語詞/概念的混亂多半是知識分子自己造成的,那么,“解鈴還須系鈴人”:知識分子對避免、澄清政治語詞/概念的混亂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事實上,一些優秀的知識分子不僅清醒地意識到這種責任,而且力圖把這種責任意識轉化為明確的態度、落實為具體的行為:在態度上,他們主張,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既不應當接受、也不應當散布引起迷惑的詞———肯定會造成欺騙的詞。”在行為上,他們著手澄清政治語詞/概念的混亂:在《政治思想中的語言混亂》一文中,哈耶克仔細地區分了七對關鍵性的語詞/概念,旨在澄清其中的歧異與混亂;薩托利則把寫作《民主新論》歸結為“一次清理房間的冒險,一項對論據和概念的污泥濁水進行清理的任務”,力圖揭開籠罩在“民主”語詞/概念上的迷霧。他們所進行的工作具有明顯的示范意義。據此,我們歸納出以下幾點,以揭示知識分子如何避免、澄清政治語詞/概念混亂的一些基本訓條和操作策略。
其一,語詞/概念不能任由我們賦予意義。
知識分子作為制造、解釋觀念的職業好手,他們在使用語詞/概念的時候,一種天然的傾向就是力圖突破語言的限制:知識分子“希求完全自由地應用語言,不受制于任何人的語言游戲,不受制于社會制度。”正是出于突破語言藩籬的天然傾向,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約定論的意義理論:語詞的意義僅僅是約定的,一切定義說到底都是任意的,因此可以由我們任意規定。然而,約定論真的可以為知識分子任意規定語詞的意義提供依據?按照薩托利的分析,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在于以下兩個方面:
就理論而言,約定論的根據是脆弱的。約定論基于語言意義的約定俗成和語言慣例,認為既然語言的意義與約定有關,而任何定義最終都可以追溯到約定,那么,對語詞概念的定義就是任意的。然而,“任意性非但不是定義過程的典型特征,事實上它還是這樣一項評判標準:據此我們可以確定某個定義是錯誤的或是無用的。”這一判斷同樣適用于政治語詞/概念。舉例來說,如果“民主”一詞可以任意定義的話,那么,不僅這種定義是無用的,“民主”的語詞本身也是沒有意義的。
從實踐來看,約定論的后果是有害的。“任意的定義只能破壞語言的互為主體的關系,從而使一個交流(同時也是組合現有知識的)工具變成十足的制造混亂的手段。”這種情形在社會、政治理論領域尤為典型。舉例來說,上述“封建主義”語詞/概念的混亂就與作為知識分子對“封建主義”、“封建社會”進行任意定義有關。
作為知識分子的薩托利曾特別告誡知識分子:“如果詞語從根本上說可以任由我們賦予意義,我們便只能向巴別塔前進了。這時博得喝彩的將是一個充滿語言巫士的危如累卵的社會,他們靠著耍弄語言和意義把戲,不但衣食無虞,而且頗負眾望。”因此,以制造、解釋觀念為業的知識分子必須在以下二者之間作出選擇———第三種選擇是不存在的:是任意定義語詞/概念的意義以成為語言巫士,還是遵循語言游戲(包括定義這種游戲)的基本規則?
其二,在語義場中檢驗語詞/概念的定義。
所謂“語義場”,按照薩托利的說法,乃是一系列相近或相關術語結合而成的一種語義結構,在一定的語義結構中,某些相近或相關的語詞/概念彼此關聯、相互牽制,以致不能輕易改變其中某個語詞/概念的定義:“詞語(以及由此產生的概念),并不是相互分離的存在物,它們共同處于由一系列相近和相關———亦即結為一體的———術語組成的語義場,因為其中每一個術語的再定義(意義的變化)都會導致對某些甚至全部有關術語的再定義。”
由于語義場的結構性限制,某個語詞/概念的定義就不能背離其他相關語詞/概念的定義。否則,將破壞語義場的穩定性,從而導致其他語詞/概念意義的混亂。比如,定義“權利”會涉及一系列相關的語詞/概念如“資格”、“自由”、“利益”、“正當”、“權力”等等,而這些語詞/概念構成了一個關于“權利”的語義場。正是這一語義場鎖定了“權利”這一語詞/概念的基本用法及其核心意義,從而為識別、排除對“權利”的任意定義提供了大致的標準。由于語義場具有結構性的語義限制功能,借助語義場可以對語詞/概念的定義進行檢驗。根據薩托利,語義場的檢驗有兩條判別規則:“如果對一個術語的定義打破了該術語所屬的語義場的穩定,這個定義就應當表明:(1)沒有一個‘語義場意義’被排除在外;(2)全部‘語義場歧義’(模糊、無限制、混亂)沒有被進一步加深。”如果按照這兩條規則,上述對“封建主義”、“封建社會”的定義就不能通過有關“封建主義”(“feudalism”)語義場的檢驗,因為它不僅已經將西方文獻中構成“封建主義”語義場的一些基本的語義場意義排除在外,而且大大加深了“封建主義”語義場的歧義與混亂。
其三,讓語詞/概念接受經驗和歷史的檢驗。
如果說通過語義場檢驗語詞/概念的定義是從語言系統內部來避免任意定義所引起的意義混亂,那么,讓語詞/概念接受經驗的檢驗則是從外部入手來減少語詞/概念的混亂與欺騙性。所謂“從外部入手”具體說是指訴諸經驗、訴諸歷史:讓經驗與歷史成為檢驗語詞/概念的試金石。這是因為語言首先是以往經驗和知識的寶庫,是經驗積累的保管者;另一方面,“檢驗我們的觀念的是歷史,這是一種反映了概念發展史的檢驗。”只有參照經驗與歷史,才能揭破政治語詞/概念的歧義性與欺騙性。
在此我們不妨以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訴諸經驗和民主的實際運作以拒斥“古典民主理論”的民主概念為例來進行說明。根據熊彼特的分析,古代民主理論有兩根支柱———人民的意志和共同的福利,前者被視為是政府權威的來源,后者則被歸結為政府權威的目的,據此民主概念的內涵被確定為實現共同福利作出政治決定、通過選舉集合人民意志的制度安排。在熊彼特看來,這種古典民主理論得不到經驗分析的支持,因為事實上不存在全體人民一致同意的共同福利。而且,古典民主理論的致命缺陷在于根本顛倒了兩件事情:把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力授予選民,這成為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而人民選舉代表反而成為第二位的事情。但是,如果從民主實踐的經驗事實來看,民主的關鍵恰好在于把二者的優先順序倒轉過來:“把選民決定政治問題放在第二位,把選舉作出政治決定的人作為最初的目標。”這意味著,人民的實際作用不過在于產生一個政府,選出社會的精英來治理國家。基于此,熊彼特拒絕古典民主理論的民主概念,而把民主定義為:“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的選票取得作出決定的權力。”這樣,熊彼特不僅依靠訴諸經驗和民主的實際運作檢驗進而否棄了古典民主理論的民主概念,而且為建立一個經驗的、程序性的民主概念奠定了基礎、鋪平了道路。
如果說在政治語詞/概念的叢林中,散布引起迷惑的語詞、制造概念混亂的知識分子確實存在,那么,分辨、識別他們也非難事。因為,他們不過“是這樣一些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一個事實,即詞語是經驗的容器,或者說是經驗的載體。”因此,對付他們的辦法也很簡單:像熊彼特那樣,讓他們的語詞/概念接受經驗和歷史的檢驗。
其四,在語詞/概念之間進行區分。
一種技術性的區分是劃分描述性的和規范性的語詞/概念:前者描述客觀事實,涉及“是什么”;后者蘊涵價值規范,體現“應是什么”。比如,“民主”一詞雖然容易導致混亂,但由于它本身“不但有描述和指謂的功能,它也有規范和勸導的功能”,因此,把民主是什么的描述同民主應是什么的規范加以區分,不僅大大有助于澄清民主之語詞/概念的混亂,而且為形成比較完整的民主定義提供了可能:“界定民主的問題包含著雙重內容,它本身要求一個描述性定義和一個規定性定義。沒有其一,便不存在其二,同時它們也不能互相取代。”盡管在描述和規范之間可能難以劃出嚴格的界限,但這并不損害二者的區分對于澄清政治語詞/概念混亂的重要性。
另外一種區分則是透過語詞/概念所指稱的不同對象及其不同的性質,以展示語詞/概念的區別。比如,根據哈耶克的分析,許多人所習慣使用的同一的“法律”(Law)這一語詞/概念實際上是在指稱兩種完全不同的規則:一是內部規則,它是普遍適用的正當行為規則,“這些規則劃定了個人受保護的范圍。”這是社會在長期的演化中自發形成的規則,是自由的法律;二是外部規則,這是“只適用于特定的人或只為制定規則者目標服務的規則”,是立法機關制定、通過的法律,“盡管這種‘法律’必須由那些受委托執行它的人來執行,但是它不能因此而成為正當行為規則意義上的法律。”正是由于人們實際上是在這兩種不同的意義上共同使用著“法律”(Law)這個語詞/概念,為了避免混淆,哈耶克主張采用兩個古希臘的語詞/概念來分別指稱二者:用“Nomos”表示內部規則———自由的法律;用“Thesis”表示外部規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也許有人不贊同哈耶克對“法律”這一語詞、概念的如此劃分,但就避免語詞/概念的歧義與混亂而言,其方法論的示范意義是不可否認的。
①③⑥[美]劉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郭方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2、3、2頁。
②⑤⑦⑩參見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三聯書店,2002年,第12、13-14、71、17、29頁。
④⑧參見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583頁。
⑨[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邵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頁。
哈耶克:《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載《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馮克利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233頁。
金耀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角色》,載王小波等著、祝勇編《知識分子應該干什么———一部關乎命運的爭鳴錄》,時事出版社,1999年,第164頁。
[英]戴維·米勒編《開放的思想和社會———波普爾思想精粹》,張之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8頁。
季紅真:《世紀末的回顧》,載《知識分子應該干什么———一部關乎命運的爭鳴錄》,第301-302頁。
參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第233、234頁。
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之間》,馮克利譯,三聯書店,1998年,第107、108頁。
錢永詳:《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里的政治倫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第100頁。
在某種意義上,波普爾主張政治理論需要從單純關注“誰來統治”問題轉向關注“如何統治”的問題,可以視為是對知識分子如何調整自己政治思維的一種忠告。參見波普爾《自由與知識分子的責任》,載《開放的思想和社會———波普爾思想精粹》,第482-483頁。
Heywood,A.(1999).PoliticalTheory: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css,Inc.P2.
轉引自[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等譯,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3頁。
奧威爾(George0rwell):《政治與英語》,轉引自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第30頁。據丁學良先生介紹,他曾于1992年冬和1996年末兩次向兩組西方比較歷史學者和社會學家提問:“在各位的觀察中,現代中國學術界對西方概念最走樣、亦即最扭曲的理解,首當其誰?”這兩組完全不同的西方學者均首推feudalism。
參見丁學良:《華人社會里的西方社會科學:誤解的三個根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10期。
李慎之:《發現另一個中國》,《開放時代》1998年11、12月號,第46頁。
參見何懷宏《世襲社會及其解體———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三聯書店,1996年,第2頁。
參見《嵇文甫文集》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頁。
丁學良:《華人社會里的西方社會科學:誤解的三個根源》,《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10期。
喬·薩托利:《民主新論》,第545、548頁,序言第4頁,第4、295、296、4、295、296、298、297、8、9頁。
參見哈耶克《政治思想中的語言混亂》,載《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
[美]理查·羅蒂:《哈貝馬斯與利奧塔德論后現代》,載王岳川等編《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71頁。
[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95、396頁。Heywood,A.(2000).KeyConceptsinPolitics.NewYork:Palgrave.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