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期刊網 精選范文 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行政制度的變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行政制度的變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行政制度的變化

    第1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炎癥是引起粥樣斑塊不穩定破裂而繼發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急性冠脈綜合征(ACS)的發生、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汀類藥物是當前調脂藥物中最有效的藥物,具有獨立于降脂作用之外的抗炎作用,減少斑塊表面張力、改善血管內皮功能,使斑塊趨于穩定的作用。本研究觀察了ACS患者血清白介素6(IL6)和超敏C反應蛋白(hsCRP)濃度的變化及阿托伐他汀早期干預對兩者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08年6月至2009年9月本院住院的ACS患者86例,男48例,女38例。年齡(55.3±16.3)歲,所有患者均符合WHO的診斷標準,其中不穩定型心絞痛患者40例,非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28例,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18例。排除4 w內服用降脂藥物及維生素E等抗氧化作用藥物者,以及伴有嚴重高血壓、糖尿病、風濕性疾病、甲狀腺疾病和嚴重肝、腎疾病者。將86例患者隨機分為:阿托伐他汀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43例。兩組的一般情況比較無統計學差異(均P>0.05),見表1。表1 兩組臨床資料的比較(略)

    1.2 方法

    于冠脈造影前采集肘靜脈血5 ml加入含0.2 ml 2% EDTA的抗凝管中,3 000 r/min離心30 min,留取血清-20℃冷凍待測。為避免批間誤差和測量誤差,樣本全部收集完成后一次性成批檢測。采用ELISA法檢測血清hsCRP和IL6濃度。兩組均行ACS常規治療,包括阿司匹林、低分子肝素、硝酸酯、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及β受體阻滯劑等。在此基礎上,治療組給予阿托伐他汀(商品名:立普妥,輝瑞制藥有限公司)每晚10 mg一次口服,連續4 w后復查上述指標。

    1.3 統計學方法

    數據以x±s表示,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兩組內治療前后的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兩組間治療前后差值的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相關性用Pearson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及治療后4 w血清hsCRP和IL6的變化

    治療前兩組的血清hsCRP和IL6水平無統計學差異(見表2)。治療后4 w與治療前相比,治療組和對照組的血清hsCRP和IL6水平顯著下降;與對照組相比,治療組治療前后血清hsCRP和IL6水平差值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表2 兩組治療前及治療后4 w血清hsCRP和IL6水平的比較(略)

    2.2 兩組血清hsCRP和IL6水平的相關性分析

    血清hsCRP和IL6正相關(r=0.448,P=0.015)。

    2.3 不良反應

    治療組3例在服用阿托伐他汀的第3周有輕度腹脹,未經特殊處理,在繼續用藥過程中自行緩解。療程結束時復查三大常規、肝腎功能和肌酶譜均未見異常改變。

    3 討論

    粥樣斑塊組織中含有大量的炎性細胞,而活化的炎性細胞和血管細胞可分泌過量的促炎性細胞因子IL6,IL6可刺激肝細胞產生大量的CRP,形成瀑布樣連鎖放大反應,誘發或加重炎癥,使冠狀動脈斑塊易于破裂,因此減輕炎癥有助于穩定斑塊〔1〕。臨床研究證實ACS患者血漿炎性細胞因子IL6明顯增高,說明ACS是斑塊不穩定、斑塊破裂以及炎癥增速的過程,同時也表明心血管事件的危險性增高〔2〕。Monakier等〔3〕用環氧合酶2抑制劑Rofecoxib治療ACS患者,發現Rofecoxib可同時降低ACS患者血清中IL6和CRP水平,有效抑制了ACS患者炎癥反應,改善了預后。朱曉云等〔4〕用辛伐他汀治療ACS患者3 d,發現治療組的血清IL6均值從34.60 ng/L降到22.12 ng/L,降幅達36.09%,而常規組的血清IL6降幅僅為6.5%,說明他汀類藥物對炎癥細胞因子起到了抑制作用。本研究發現,使用阿托伐他汀10 mg/d治療4 w后,治療組的血清IL6水平顯著下降,與文獻報道一致。

    hsCPR是反映機體非特異性炎癥的敏感標志物之一,在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內具有調節單核細胞聚集,刺激細胞間黏附因子分泌,誘導內皮細胞致炎因子表達,調節巨噬細胞攝取低密度脂蛋白并轉化為泡沫細胞等。hsCPR已被認為是影響心血管病患者死亡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5〕。TIMI Ⅱa、CAPTURE、FRISC等許多臨床研究都證實CRP可用于ACS 的危險分層及評估預后〔6〕。趙欣等〔7〕的研究發現,加用阿托伐他汀與常規治療方法相比能更有效的降低ACS患者的hsCRP水平,抑制炎癥反應,穩定斑塊。本研究結果亦表明,使用阿托伐他汀10 mg/d治療4 w后,治療組的血清hsCPR水平顯著下降,與文獻報道一致。

    在ACS患者冠脈病變發展過程中,IL6可激活炎性細胞如單核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以及內皮細胞,使炎性因子hsCRP等釋放增多。當炎癥反應引起內皮損傷時,hsCRP在IL6調節下由肝細胞合成,通過激活補體系統引起脂質沉積,此時hsCRP明顯升高〔8〕。而IL6特異性抑制劑可以減弱IL6誘導的hsCRP表達增多,因此,IL6和hsCRP關系密切〔9〕。本研究發現,ACS患者血清中IL6水平與hsCRP呈明顯正相關,表明IL6和hsCRP可相互促進,二者的長期升高可能導致ACS的發生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鳳珠,曹春暉,黃常洪.阿托伐他汀鈣對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C反應蛋白和IL6的影響〔J〕.中國醫療前沿,2008;3(2):256.

    2 Ridker PM,Rifai N,Stampfer MJ,et al.Plasma concentration of interleukin6 and the risk of futur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ong apparently healthy men〔J〕.Circulation,2000;101:176772.

    3 Monakier D,Mates M,WKlutstein M,et al.Rofecoxib,a COX2 inhibitor,lowers Creactive protein and interleukin6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J〕.Chest Chicago,2004;125(5):16105.

    4 朱曉云,朱繼金.辛伐他汀對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初期血漿IL6和MMP9的影響〔J〕.廣西醫科大學學報,2007;24(6):9068.

    5 楊勝利,何秉賢,何學生,等.C反應蛋白是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的一種危險因子〔J〕.中華心血管病雜志,2002;30(10):618.

    6 李衛萍,賈三慶,顧復生.急性冠脈綜合征中妊娠相關血漿蛋白A與高敏C反應蛋白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07;17:3058.

    7 趙欣,邊云飛,武衛東,等.阿托伐他汀對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血清高敏C反應蛋白和妊娠相關血漿蛋白A水平的影響〔J〕.中國心血管雜志,2008;13(2):869.

    第2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制度是怎樣變遷的,地方財政制度變遷在整個社會制度變遷中處于什么地位,制度怎樣創新,地方財政制度應當創新什么等問題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一、制度、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

    制度是指對人(包括法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的一套規則,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前者如法律法規、制度規章;后者如倫理道德、價值取向等。

    每個人都置身于制度之中,其行為都是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的產物。行為主體有三類:居民、企業和政府。制度環境是指行為主體不能改變的制度。人們通常把憲法作為制度環境的例子。因為在通常情況下,上述行為主體是不可能改變憲法的。制度安排是指行為主體可以改變的制度,例如商業合同。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制度安排這一層面上。例如,個人可能因為他的倫理道德或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不成文制度安排的變化),因此其行為也發生了變化。企業可以對其內部的管理制度作出改變,從而使企業行為發生變化。政府可以對其制訂的法規作出改變,從而使政府的行為發生變化。

    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是相對的概念。總體上看,制度總要變遷,不論是制度安排,還是制度環境。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是分層次的,每一個人都處于特定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之中。例如,對于個人來說,其所在工作單位的制度就是他的制度環境,如果他不滿意,單位也不作朝著他滿意方向的制度改變,那么唯一的辦法只能“退出”。對于居民和企業來說,法律法規就是他們的制度環境。又比如說,下級政府要服從上級政府,因此上級政府的法規就成為下級政府的制度環境,等等。制度環境是由政治程序產生的,因此制度環境不是不可改變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就是制度環境改變的例證。

    制度為什么要變遷,怎樣變遷,是十分復雜的問題。從行為主體三分法的角度看,制度可以分為三類,即國家的制度、生產單位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制度。從現在的研究成果看,這三類制度的變化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是沒有疑問的。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是行為主體期望福利的增進。但個人的福利、單位的福利和國家的福利是不同的概念,有統一,又有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制度變遷就未必是帕累托改進的。

    傳統體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制度變遷主要、甚至唯一是國家推動的。因此,制度創新、福利增進的評價均缺乏廣泛性。這樣,福利增進的制度變遷就缺乏家“自然史”一樣的進程。要使制度變遷始終朝著福利增進的方向發展,就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說,相對于傳統體制來說,環境和制度安排都必須發生深刻的變化。

    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優點在于:民眾是社會福利以及福利增進的最終評價者,因此也是增進社會福利的制度變遷的發動者。這樣,制度變遷就必然沿著福利增進的路徑發展。可見,這種“自然而然”的制度變遷是需要初始條件的。確立這樣的初始條件,才是真正的制度創新。

    市場經濟體制就是這樣的初始條件。分解開來看,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核心是政治民主、決策民主和行政管理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核心是清晰的產權制度,即建構評價個人福利的基本制度。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是正義、公正和公平。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具備基本框架,但仍然任重道遠。

    二、市場經濟制度、非市場經濟制度和財政制度

    從制度對人的行為規范來看,可以分為市場經濟制度和非市場經濟制度兩類。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制度和非市場經濟制度的總稱。從另一個角度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不斷增進人們總福利的社會制度,它不僅當時是較好的選擇,而且變化的趨勢總是帕累托改進的。

    市場經濟制度是資源配置的效率制度,準確地說,是私人商品資源配置的效率制度。效率是福利的基礎,因為只有把“餡餅”做大,才談得上福利增進。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點是承認福利極大化是個人的行為準則,對此,生產者主權和消費者主權是其基本要求。這就是說,個人在追求自身福利的過程中是完全自主的,但以不能損害他人利益為條件。所以,市場經濟制度是以自由選擇為前提、信息充分為基礎、供求關系為導向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可以達到私人商品資源配置的效率狀態。

    在市場經濟制度條件下,人的行為是通過生產要素以及商品、勞務的供求關系表現出來的,但指導人行為的“思想”卻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為了使行為的動機和效果相統一,就要有相應的成文制度作保證。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制度是一種理念、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不成文制度。要使這種不成文制度更規范、更具有約束性,就要有成文制度作保證。而成文制度本身就是非市場經濟制度的產物,或者說,市場經濟制度要通過非市場經濟制度來外化。

    非市場經濟制度中最核心的是國家制度,對于行為規范具有強制性。比如,市場經濟要求充分競爭,國家就應該制訂種種反壟斷的法律法規來避免壟斷。又比如,市場經濟要求公平、公正,國家就應該制訂種種法律法規來避免商業欺詐。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非市場經濟制度是全面提高社會總福利所不可或缺的制度。它除了使市場經濟制度外化之外,還有自身重要的職責。首先,從整個社會來看,資源配置包括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兩個方面。市場經濟不可能對公共商品進行資源配置,或不可能把公共商品資源配置到效率狀態。這類資源配置要靠非市場經濟制度去完成。其次,社會公平和經濟穩定也離不開非市場經濟制度。

    無論是市場經濟制度還是非市場經濟制度,都要求每個人遵循,但兩者是有明顯區別的。市場經濟制度是強調個人選擇下的結果強制;非市場經濟制度則是強調公共選擇下的強制結果。例如,在市場經濟制度條件下,均衡經濟下的價格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這個結果對于個人來說具有強制性,符合者進入,不符合者只能退出。而對于非市場經濟制度來說,先進行公共選擇,形成統一意志,然后迫使公共選擇范圍內的每個人執行。對于公共選擇來說,沒有個人的退出機制。雖然兩者有明顯的區別,但有本質的同一性,即都要求自由、正義、公平、公正。這是可以使兩者和諧共存于同一社會中的根本原因。

     

    在非市場經濟制度安排中,財政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財政制度實質上是非市場經濟的財務制度,是政府履行公共商品資源配置、社會公平和經濟穩定職能的重要財政制度安排。財政制度在處理公共利益、企業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三者關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在整個財政制度安排中,地方財政制度安排是基礎。否則,要實現財政制度安排的帕累托改進是不可能的。

    財政制度實際上是財政部門在財務上貫徹政府意圖的重要保證。政府是國家制度安排中履行國家意志的專職機關。國家是一種制度安排,“國家的意志”是通過政治程序產生的。在民主國家中,“國家的意志”實際上是公眾意志的集合。因此,在公眾、國家、政府、財政部門等關系中,實際上是一系列委托關系,委托的最終委托人是公眾。

    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首先要分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責,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其次,在財政制度安排中,要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在這一系列制度構建中,充分表達每個人的意愿,把個人的意愿集合為公共意愿,確保公共意愿的貫徹落實是關鍵。雖然財政制度安排在整個非市場經濟制度安排中并非處于最高層次,但各種矛盾都會通過其反映出來。因此,建設好財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開放性、流動性、差別性和競爭性制度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考慮,地方政府是建立在差別性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生活習慣、消費偏好等存在很大的差別,困此,各地對地方公共商品或勞務的需求是不一樣的。這樣,地方公共勞務由地方政府分別供給比中央政府統一供給有效率。地方政府效率資源配置的條件是:地方公共商品的供給由該地居民的公共選擇決定,并且地方公共商品的成本由該地居民承擔。如果是那樣,那么該地公共商品的供給由該地的中間投票人決定。

    地方公共商品的效率資源配置還應該放到開放性、流動性和競爭性的大環境中去考察。如果地方之間的流動性是充分的(不考慮戶籍制度等非經濟阻擋),且流動是沒有交易費用的,那么在上述情況下,該地不能滿足地方公共需求的那些人就會退出該地,其他地方能滿足那種公共需求的人就會進入該地。其結果,地方必定聚居相同偏好的人。這種“退出”和“進入”在國與國之間是特例,在研究全國性公共商品供給問題時可以忽略。

    但地方之間的流動性總是有限的。因為經濟因素不是流動性的唯一因素。人們對于居住地的選擇不僅要考慮貨幣收入,還要考慮地理氣候、風俗習慣、親屬關系等因素。而且,流動是有成本的(包括獲取信息的成本)。一個人從一個地方進入另一個地方的進入成本有:搬遷成本,放棄原有收入獲得新收入的機會成本,改變消費方式的私人商品消費機會成本和公共商品消費機會成本。進入收益有:個人收入,公共勞務收益,其他社會福利收益。對于雇主來說,主要考慮投資的機會成本和收益,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對于雇員來說,主要考慮個人福利的最大化。因此,雖然新的居住地會產生更大的收益,但如果機會成本太高,那么仍然會阻礙流動。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流動性還和財政收支的制度安排有關。實踐中,要使地方公共商品的成本——收益內部化存在一系列技術上的困難。首先,地方公共商品由地方居民受益的問題。由于地方之間是流動的,一個人可以在一個地方選擇居住,另一個地方選擇工作,再在又一個地方選擇購物,因此要確定“地方居民”受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次,地方公共商品的成本由地方居民承擔的問題。公共商品需求偏好表達機制的困難在地方公共商品身上同樣存在。除此之外,哪些地方收入屬于地方居民承擔的問題更為復雜。由于地方之間是流動的,因此我們不能把地方的gdp就看作是由該地居民新創的價值;也不能把地方取得的財政收入就看作是由該地居民承擔的。雖然存在上述種種困難,但實踐中必須建立一套基本反映成本——收益內部化的地方財政收入制度。否則,地方政府的資源配置效率就是一句空話。

    傳統體制對地方稅體系的效率建構極不重視,甚至可以說至今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目前的財政體制仍然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之上,即把從地方獲得的稅收收入看作是由該地居民承擔的稅負。何種稅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由地方居民承擔的?一是要考察稅基的情況。稅基通常可以分為三類:商品勞務的交易額(或交易增值額);生產要素的價格(利潤、地租、工資、利息、紅利等);不動產現值(或租金)。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稅收通常被分別稱為流轉稅、所得稅和財產稅。在這三類稅基中,前兩類是流動性稅基,即從中取得的收入不能看作全部是由當地居民承擔的,因此不宜作為地方稅收。但考慮到流動性程度的不同,有一些在中央稅的基礎上仍然可以選作地方稅稅基。第三類稅基是非流動的,因此可以作為地方稅。二是要考察稅收的主要功能。稅收不僅要考慮效率,還要兼顧公平,因此以公平為主要目標的稅收不宜作為地方稅。從這個要求來看,財產稅中的房產稅作為地方稅是最為合適的。無論是法人還是自然人都要從地方公共勞務中受益,而且都必然占用房產,因此以房產現值或租金作為他們受益程度的依據是比較合理的。房產稅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稅種,就可以把地方公共勞務的受益和負擔很好地聯系起來,因而是有效率的。

    我國目前房產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例極低,而且對公共部門和非盈利單位的房產免稅,使得真正適合作地方收入的房產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從而使地方政府的效率資源配置失去了根本的依據。因此,提高房產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是應該的。尤其在體制改革的過渡時期,勞動者收入渠道多,管理薄弱,但房產占用狀況大體可以反映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另外,對房產免稅也是不合理的。這一方面減少了這些部門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使這些人(法人)免費享受了公共勞務。我國對公共部門大興樓堂館所屢禁不止,稅收上的這種不適當優惠也是重要原因。

    地方提供的地方公共商品有兩類:一類是閉合性地方公共商品;一類是開放性地方公共商品。前者是指完全由地方居民受益的公共商品;后者是指地方公共商品具有外部性,即轄區外的居民也能受益。因此,對于開放性地方公共商品來說,要使資源配置有效率,就要有上級政府的補助。這就是說要建立適當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這表明,地方政府的行為取決于地方稅體系、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因素。

    第3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論文關鍵詞]公共行政 價值中立 效率 現代性 正義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涉密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_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l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確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

    第4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摘要:經過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證成,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證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還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無法證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說更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不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證求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人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需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新原則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8社會成員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因此,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

    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了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證成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證成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第5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財政制度;金融制度;商業金融;資源型經濟

    中圖分類號:F830;F810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體。財政制度是政府行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觀意愿的表達,又是政府職能的表現形式,是實現公平的主要途徑之一。而金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來愈明顯,由金融業內部個別子系統危機擴散到金融整個系統,進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至金融系統之外的實體經濟,最終引起更大范圍經濟危機的現實提醒著人類,金融經濟化、金融全球化勢不可擋。“無效或者低效的經濟就是無效或低效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果,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實際是不合理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果。” ①金融要素漸漸成為經濟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員。資源型經濟的轉型,不僅需要財政制度提供公平環境,更需要金融資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理論與實踐

    本部分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傳統意義上的財政金融協調,是集中于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調控手段和效應,在現實操作中也很難明確區分開來。貨幣政策是由中央銀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針對貨幣運動本身,以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等作為政策目標,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作用。而財政政策是由政府決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體現,其調控的對象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以改變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數量和結構,財政政策的實施是從政府收支兩個方向來實現的,稅收、基金、轉移支付和補貼政策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進而對社會財富進行調節和配置的活動。

    從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伊始,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對有效性進行了長期的討論。長期的實踐證明,財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方面比貨幣政策更能為有效;而對于抑制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貨幣政策便顯現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貨幣主義代表弗里德曼所說:“貨幣政策是一根繩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貨膨脹,卻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從中國的實踐來看,計劃經濟時期,財政一支獨大,貨幣政策只是作為財政的一種信貸安排,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設也極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說,就算是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信貸政策依然是金融發揮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作為獨立法人資格的金融機構的成立,金融市場規則、法律法規逐漸完善,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越來越強。然而,財政雖然逐漸從經濟的參與者變成了經濟規則的制定者,但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時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誘發的經濟增長緩慢與失業嚴重問題,從最初發現貨幣政策調節的局限性,到及時啟動財政政策作為拉動經濟的主力,是協調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踐證明。

    (二)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運用,是西方經濟學政府干預行為的理論支撐,也是近年來世界各國宏觀調控的基本依據。正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斯所說,“技術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作為更為寬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資源,是金融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之間的協調性,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決定制度效能的關鍵要素。

    財政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以稅收制度、轉移支付制度和財政補貼相聯系的制度總和。財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為主,無論是稅收制度調節收入分配,還是轉移支付制度調節中央與地方、區域之間平衡發展,以及專項基金、財政補貼等,都是用某一種特定手段對現有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是為縮小區域之間、社會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而服務的,財政制度本身并不會直接增加國民收入的總量,也不參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財政直接投資于關系國計民生和基礎建設的項目,會創造國民收入,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資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政府逐漸退出市場領域,運用間接手段調節經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可見,財政制度的設立,是為社會提供公平環境的,在效率領域,財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因素,已經是被大量理論和實踐證明了的客觀規律。隨著金融發展理論的不斷完善,以及以其為指導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印證了金融已然成為經濟發展內在動力的事實。根據金融資源理論的界定,金融資源從層次上劃分為貨幣資源、資本資源、制度資源和金融商品資源。金融機構、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規、金融市場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資源,也稱為功能性金融資源。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和配置,是為整個金融體系的效率服務的制度設計。但是,無論是金融機構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規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場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為保障整個金融系統乃至經濟系統正常運行提供動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資源的配置權,就掌握了整個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能夠獲得特殊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權始終掌握在金融當局或者立法當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是對保證社會公平卻無能為力。

    人類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不僅需要公平機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機制為社會穩定服務,效率因素加速經濟增長,二者缺一不可。單條腿走路,或者跛行,都會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高效運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實現效率,需要財政制度提供社會公平的環境;財政制度要更好地踐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證經濟運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效應功能區

    任何資源都有相對獨立的效應功能區,“作為金融資源系統的動態控制來講,具有一定的宏觀效應,所以它的出臺過程或出臺后的實施均會對我們的控制對象產生特定的效應,這種政策效應的輻射功能必然將其作用對象以及與該作用對象附有相關性的相關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圍。” ②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也有其獨立的效應功能區。

    (一)金融與財政協調效應功能區的要素

    “效應功能區是指具有社會功能的各種社會資源開發、配置過程和開發、配置結果的效應功能動力學區間。是具有資源屬性的社會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條件下,其動態作用在實現預設目標的過程中表現出的正負效應功能區間。這種動態作用的時間和空間系列組成的多維空間就是社會資源的效應功能區。”②效應功能區的劃分,由初始條件、宏觀調控目標、過程控制和選擇對策等組成。

    1.初始條件

    自然資源的開發配置狀態,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關鍵要素,也是財政金融協調初始條件的基礎要素。而經濟系統初始的開發配置狀態,是財政金融協調的原始動力,社會系統中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等的客觀配置狀態,會對資源型經濟轉型產生重要的影響,也是金融與財政協調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標設定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首先是制度變遷的客觀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內生動力。無論是財政或是金融,都是經濟系統的子系統,因此,無論是子系統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協調配置的目標,都不僅僅是為實現自身的微觀效率,更為關鍵的是提升整個經濟系統的效率。人類社會活動的最終目的,是通過一切社會系統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終體現為人類生存質量和福利水平的整體提高,經濟活動的最終目標也在于此。因此,金融與財政的協調配置,不僅是自身系統效率的要求,更應將社會經濟發展作為最終目標。

    3.過程控制

    從初始條件,到既定目標的實現,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為此,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同樣需要三個層面的過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與財政制度要素間的協調控制過程,包括金融制度、財政制度與貨幣資源、資本資源等之間的協調控制,還包括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本身的協調控制;其次,是二者與經濟系統的協調控制過程,其中,一是目標的控制,二是過程的控制;最后,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與社會系統資源的開發配置協調控制過程。但是,“依賴于特定初始條件確立的發展目標有時候可能出現‘虛化’現象,真正能夠保證實現目標的實在性,在于執行過程的保證程度與保護措施。”②

    4.對策選擇

    對策的優化選擇,是實現既定目標的保證。對策的選擇依據,依然是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歷史的沉淀、橫向要素功能傳導與逆轉等。其中,對策選擇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復雜的初始條件和目標的動態性的認識和把握。突發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類可預知與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決定和改變社會經濟活動的方向和變化。因此,對策選擇的動態性,是保證目標實現的關鍵,也是本文動態性原則的具體體現。金融與財政協調的最終效果,也取決于對制度變遷與動態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總之,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是在給定的初始條件,即當前的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等現有開發配置與相互作用的動態關聯狀態下,通過設定具體的社會、經濟目標以及自組織系統目標,對制度實施的過程進行嚴格控制與保護下政策的安排與配置過程。

    (二)金融與財政協調效應功能區的傳導機制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效應功能區,是以系統科學基本理論、混沌理論為基礎,以過程控制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性與社會經濟目標之間的動態關聯性,這種作用力,表現為橫向和縱向的動力學狀態。

    1.縱向動力學狀態

    金融與財政制度對直接過程和目標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的動力學系統,稱為線性效應功能區。在此功能區內,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效應功能,首先表現為一個與金融制度、財政制度的既定狀態以及增量狀態的過程,其次表現為二者直接目標的實現。

    2.橫向動力學狀態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對其他金融系統要素、財政系統要素的影響,以及對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運動過程和目標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的動力學系統,稱為發散性效應功能區。任何制度的開發,都會對其他與之相關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統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對金融系統內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其他要素的開發與配置等。而這種作用,對線性效應的兩種情況產生類似的效果。共同組成了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效應功能的發散性區間。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效應功能區,是以二者的線區為主,發散區為輔,以二者的協調配合為手段,以推動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動態區間。

    值得強調的是,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同樣具有互補或者互斥的狀態,即有正效應與負效應之分。正效應的體現,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時,又提升其他相關要素的效用功能,進而最終推動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整體效用功能,達到制度開發與配置的終極目標。負的效用功能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則只針對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著力點:商業金融

    本部分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金融資源的層次

    商業金融是與市場經濟密切結合的金融系統內在要素,是資金活動的主要媒介與場所,也是直接參與市場經濟競爭規則的微觀主體。按照金融資源理論的劃分,金融資源從縱向上分為貨幣資源、資本資源、制度資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資源。貨幣資源是貯存于經濟生活和再生產過程的貨幣總量,是貨幣化的社會資本,也是最基礎的金融資源。“由于以實體的社會財富為基礎的貨幣資源具有量的累積或功能累積的特殊性,所以它對所有層次的金融資源起著基礎性、決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資源的開發與配置,都必須建立在貨幣資源量的累積和功能累積的基礎之上。”②貨幣資源形成后,一部分在當期執行著交換媒介的基本職能,作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費”掉,退出了流通領域。而另外一部分貨幣資源雖然以貨幣形態存在,但是卻始終以量的積累形式貯存,變成后期開發的基礎性金融資源。最后一部分則通過其他方式轉化為資本資源。資本資源是以價值形態存在的貨幣資源,是為滿足生產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資源,通過與勞動力和勞動資源等的結合,投資于社會經濟的某個領域,發揮了創造新價值的功能,這也是資本增值性的本質要求。

    金融制度資源也被稱為金融功能性資源,是包括金融機構、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規、金融市場和金融文化在內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等是承載金融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的主要載體。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決定著金融資源整體的效率,金融制度資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給本身相關約束條件的結果,如制度決策者的能力、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對科技的駕馭能力、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能,都是金融制度資源開發的約束條件。金融商品(工具)資源,是金融資源開發的“產品”,有傳統金融商品與金融衍生品兩大類。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場交易中體現雙方債權債務關系的各種有價證券,如股票、債券等。后者則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的核心,也是推動全球金融體系變化,對國際金融活動與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的發明創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與不斷發展,客觀上加速了資金的運行速度,但是其虛擬性卻也為金融領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風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便是極好的佐證。金融商品(工具)資源具有雙重屬性,“當它們的存在是發揮社會財富的開發、配置功能的時候,是金融資源;當它們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場的交易對象的時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經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源屬性——此時它和一般的消費品沒有兩樣。”②

    貨幣資源是金融資源的基礎領域,資本資源是金融資源的延伸領域,金融商品(工具)資源是金融資源的派生領域,而金融制度資源是金融資源的特殊領域。

    (二)商業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講的商業金融,是以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為媒介,以商業金融機構為載體的金融資源的開發與配置。資本資源的開發主體之一便是商業銀行,而資本資源開發過度也大多是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功能過度使用的結果。與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的確定一樣,商業銀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種客觀規則,即由特定時期社會經濟條件的客觀需求所決定。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很難明確區分貨幣資源與資本資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況下會相互影響與相互轉化,也都與商業銀行行為有著密切的聯系。資源型經濟的轉型,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的合理開發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這兩者最終都要通過商業金融對經濟系統產生作用。資本的效率,體現了企業的效率,也體現了經濟的效率。商業金融對貨幣資源與資本資源的合理運用,最終會體現為經濟系統的效率要素。無論是利率政策、信貸政策,還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法規,最終必須通過商業金融才能傳導于實體經濟,提升經濟效率。而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的協調,必須要有統一的著力點,才能最終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實現最大的功效,商業金融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財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為邊界,財政通過對商業金融提供獎懲和鼓勵機制,利用商業金融內在逐利的本質屬性,實現財政對公平機制的需求。金融資源是可以通過自身資源的配置進而配置其他一切資源的特殊資源,通過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利用商業金融的特殊屬性來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使得各種資源流向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有利于經濟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最終實現資源型經濟的成功轉型。

    五、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目標:可持續發展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路徑。資源型經濟轉型的目的,是通過重新構建租金分配體系,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目標不謀而合。

    對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模式的討論可見,人為再造經濟發展模式(以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為例)相比自然演進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例)用了更短的時間實現經濟的飛速增長,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預。金融發展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是政府干預的理論支撐。然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后期經濟危機的頻發,歸根結底,是社會資源配置不協調所導致的經濟發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資源理論主張政府的適度干預,他認為,政府的適度干預,可以矯正或控制社會資源配置中的效應功能逆轉問題,進而實現社會資源效應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預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導方式將政策傳導于實體經濟,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在這當中,離不開財政制度,更離不開金融制度。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需要各經濟要素的協調配合,而運行的效率,取決于各要素配合的協調程度。這里所說的經濟要素包括:勞動力(人力資源)、勞動對象(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勞動手段(技術資源)和將三者聯系起來的各種制度資源。利用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優勢,實現功能的強化與互補,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轉。對財富存量與增量的調節,是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的本質屬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體系,通過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不僅能夠降低由產業結構的固化堆積最終演化為經濟危機的風險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資源型經濟惡化走入“資源詛咒”陷阱的發生,更為重要的是對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能夠提高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速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理念,并不是某種存置的狀態。因此,財政金融協調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開放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時刻圍繞可持續發展不同階段不斷發展與創新的過程。“當期發揮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資源(金融制度)重新開發和配置的延伸結果,只要這一制度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是適應的,它就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次被作為金融資源來重新開發和配置;只有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效應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變態要素才是需要摒棄后重新開發和配置的內容——這時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復歸它金融資源的自然屬性。”②與此相類似,財政制度的開發與調整,也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二者的開發與配置,要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終究目標。

    注釋:

    ①白欽先.從傳統金融觀到現代金融觀的變遷——百年金融變遷與金融理論創新的探索[D].第三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2004.

    ②崔滿紅.金融資源理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參考文獻:

    [1]崔滿紅.金融資源理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白欽先.從傳統金融觀到現代金融觀的變遷——百年金融變遷與金融理論創新的探索[D].第三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2004.

    第6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論文摘要:中國行政文化對數千年中國行政體制的形成、發展、成熟、選官制度的日趨完善產生了深遠影響。傳統的行政文化中一些消極因素對行政管理現代化轉型有很大阻滯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傳統行政文化中的積極因素,探究積極因素并合理的利用,將幫助我們構建現代化轉型的合理路徑,全面系統地推進行政管理現代化。

    一、中國傳統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統的軟組織,是行政管理的靈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現實的問題。任何一個行政組織的結構、運轉程序、決策過程,以及行政人員的行為、作風態度、價值觀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行政文化指的是在過去產生,經歷了中國社會歷史的演化過程,至今仍在中國行政活動中產生影響的行政文化。①有學者把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主體內容歸結為傳統行政思想文化和傳統行政制度文化兩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禮治思想、無為而治思想、以法治國思想、為政用人思想、行政決策思想;后者主要涵蓋:機構設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財政管理制度、行政監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國傳統行政文化的特點

    中國傳統文化根植于中國的歷史發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中國特點的文化。雖然歷經數千年,行政文化發生了諸多變化,但是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在變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權威、中央集權

    君主具有絕對權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現和產物。在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主張行政管理要以君主為軸心,要以君命行政,這個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則。

    (二)樸素民本主義和官本位并存

    傳統德治思想以樸素民本主義為主旨。幾千年的封建歷史,民本思想一直為圣君賢推崇。民本的邏輯起點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本的邏輯終點是維護家天下的政權。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與君主權威思想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民本事在君主權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和絕對權威。盡管傳統民本主義為苦難中的百姓帶來了一些希望,卻無法給予民眾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蓋下的官本位卻盛行于各個朝代而經久不衰,給民眾造成深重的負擔。

    (三)等級森嚴與求和并存

    中國傳統行政組織中,在等級嚴明的同時,和諧理念的充分運用又為嚴明的等級制度抹上了劑,增強了其韌性和穩固性。等級社會具有多樣性和流動性的特征,允許社會成員在等級間流動且等級結構自身也隨時進行調整,尤其是在秦漢以后,以士人集團為主的選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從被統治者變成了統治者,成為封建君主專制的維護者。在行政系統內部,禮儀制度固化為一套模式它無形中規定著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使行政人員自覺遵從封建統治的要求。③同時,當等級的威嚴使等級關系疏離以至緊張時,統治者又會運用“樂”來達到維護等級秩序的目的。“樂”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禮樂并用,使社會既有秩序又有和諧,這就是中國古代的等級和諧。

    三、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對現代化轉型的推動作用

    傳統行政文化蘊藏了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內在規定性,能夠為現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資源。同時傳統行政文化作為一種傳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權威,有其得以傳承的社會心理基礎,在一定條件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華可以成為服務行政理念的現實生長點。  (一)發揚政府公共精神

    傳統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與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處,對政府公共性培養有促進作用。比如“入世主張”,傳統行政文化倡導行政人員的一種積極入世的精神,主張有志之士應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并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一入世精神與今天行政人員增進民眾福利的價值追求具有相似性。傳統文化中的行政價值觀追求的目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個人的奮斗,以其才能和業績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為號召將個人與社會凝聚起來。這種行政價值觀從微觀上看,可以增強行政人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從宏觀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統的運行協調一致,以達成統一完備的行政目標。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政府應該以民眾利益為最終價值追求,而且應該惠及在社會競爭中的最不利者,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協調公平和效率的問題,使政府從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陰影中走出來,逐步建立服務型政府,達到行政現代化轉型。

    (二)強調以德自律,以德治國

    傳統行政文化主張德治,重視官員道德修養以保障民眾利益不受侵犯,同時倡導愛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這一思想,對于處在轉型期,舊的體制已經陳舊落后,新的體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國社會具有巨大價值。市場經濟的發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員的主體意識,效率意識和效益意識,但市場在培養行政人員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顯得乏力無助。而現代新型政府建設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員的道德培育,以保證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還要接受一種深層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導,公平地照顧公民的需要,只有這樣,政府才能真正服務于民眾利益。道德作為中國傳統行政中的自我約束機制之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直被奉為行政官員的修養格言。世界各國的行政管理實踐也充分證明,即使最現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離不開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舉、重視治吏

    在行政執政環節上中國傳統行政文化是重視治吏的,尊賢任能,嚴考課、明賞罰,強化監察,褒廉懲貪,這些措施都是圍繞治吏展開,因為人治政治客觀上缺乏長時間恒定有效的制度規范。行政舉措是否能夠貫徹執行,行政目標是否能實現幾乎是依賴治吏的好壞。④在人才選拔制度上,中國傳統發達的科考制度是傳統行政文化的重要內容。中國每個朝代都設有嚴格的科舉考試和選拔制度,用人強調不拘門第、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考試與晉升制度,并將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條件,力求公正地選拔出德才兼備的人才。這種用人機制不僅在傳統社會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也為我國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四)運用求和思想,促進和諧政府建設

    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動改革時期行政關系的協調。傳統行政文化中“和為貴”的思想、“”的思想從“中庸”思想產生和發展,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對于正確處理政府內部各種關系乃至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原則,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唐檢云.中國傳統行政文化發展簡論[J].行政與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淺析中國傳統行政文化對現代行政管理的影響[J].消費導刊,2008,10.

    [3]彭國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創新:行政體制創新的核心[J].湘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3,3

    第7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我國的公共行政管理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時間之后,逐步表現出了與國家發展路徑整體上的相協調、部分中存矛盾的穩定形態。在這種態勢下,我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公共生活等方面均得到一定的發展。

    一、公共行政管理特點

    (一)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全面性

    所謂的全面性是指它在國家資源調配與事務處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掌控權。公共行政管理對國家資源的調配不僅是指物質資源的調配,同時也包括對精神層面的人力或思維資源的調配,而這兩種調配形式幾乎將囊括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而它的全面性的特點得到了體現。

    (二)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公平性

    公平公正是我國政府推崇的治國原則,而實際上公平性也在我國政府機構的工作中得到了體現,對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行業中的人群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盡管公共行政管理的公平性受到公共行政單位和相關法律條文的約束,但是恰恰因為這一點,我國公共行政管理的公平性處在科學的領導與合理的約束范圍中,所以受權勢的影響較小,公平性受到保護。

    (三)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強制性

    強制性是我國政府部門依法實施監管手段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性,是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特點。就公共行政管理的監管對象而言,政府部門所監管的對象都要受到法律法規的制約,并且這種制約是強制性的,如果沒有得到執行就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就公共行政管理的監管制度來看,國家行政管理制度在內容方面落實了強制性的基本原則;而從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建設方面來看,資源調配與人員調控都強化了強制性的原則。

    (四)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宏觀性宏觀性

    就是不僅要考慮局部,更要考慮全局。政府作為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機構,對宏觀性這一特點的表現比較明顯,政策扶持和制度管理等都屬于公共行政宏觀性管理。在這些工作中,政府不僅要研究歷史文獻資料,而且還要對現階段的工作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并從中找出問題,最后再從宏觀性的角度制定解決對策并付諸實施。

    二、公共行政管理發展情況分析

    (一)政企信息交互明顯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行,社會各層面間的相互合作力度逐步加強使得當今社會對于政企結合的現象也逐漸趨于增多。這也就意味著政府機構的發展情況,將直接影響到企業的后期發展,而企業的實際發展現狀,同樣會作用于政府后階段的整體變化。政企信息交互明顯,使得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實受到了一定的波動。一方面企業的資源配置和資金支持對政府的宏觀發展提供了契機和幫助;另一方面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發展現狀,會直接影響到市場秩序的穩定性BW終作用于政府部門的發展和規劃。

    (二)公共行政管理步及面廣

    公共行政管理是國家行政部門處理國家事務的重要活動,因此往往會涉及到多個領域的多個方面。在這樣的基礎下,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只是單一的理論知識的運行,而是社會實踐經驗的匯總和革新。由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涉及面較為廣泛,這使得公共行政管理工作開展的難度進一步提高,與此同時其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影響也成為了社會市場秩序能否穩定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對社會的平穩發展與否有著密切聯系。

    (三)物質和精神一同發展

    眾所周知當今社會不再是單一的物質世界肚會各界人士對于精神世界的需求遠遠高于對物質生活質量的追求而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開展同樣順應這項基本原則。根據現階段的社會發展情況,我國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并不僅僅局限于物質事物的處理和完善更主要的是加強了精神內涵的培養和凝練。在這一社會基礎上物質和精神一同發展。其中人文主義精神作為重要的精神內涵,已經得到了公共行政管理行業的普遍關注和重視。

    三、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中新理念與傳統觀念同時存在

    新觀念與管理工作之間還需要有一個過渡期。就現狀而言,新觀念的應用還不夠深入,而與此相反的是,傳統的管理觀念在政府管理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在法律、規章制度等的操作上具有明顯的優勢。在這種新舊交雜的情況下,政府的角色并沒有發生很大的改變,它仍然是行政命令發出的主體,是權力的中心。以招商引資為例,企業的招商引資仍然需要政府發揮牽頭的作用,而投資者也對政府所引導的投資項目比較放心。這就說明,我國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中,傳統觀念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新的管理模式與方法需要建立起來。

    (二)服務行政與命令行政并存

    命令行政是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而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行政管理就面臨著從命令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的問題。然而現實情況是,服務行政尚處于建設當中,而命令行政也同時存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中,形式簡單、只體現長官的意志。從歷史經驗教訓來看,計劃經濟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作為它的產物的命令行政也沒有理由在新的發展時期繼續推行。但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仍處于發展階段,公共行政管理雖然克服了一定的命令性管理,但是命令行政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存在基礎:一方面,上級政府給下級政府設定管理目標,下達管理任務,對沒有完成任務的政府官員給予免職處理等,使得命令行政具有了執行的動力。

    (三)制度行政和非制度行政同時存在

    我國建國初期的民主法制建設尚沒有完善,并且舊中國所遺留下來的專制傳統比較多,作為依法治國的實現形式,制度行政在我國政府管理中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不斷改進的過程。但是就其實際的實施效果來看,法制缺失的情況仍然存在,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法制的建設總是落后一步。所以,當前的形勢是制度行政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持,比如在行政的決策、管理、監督等方面,就沒有一個具體的制度作為保障,而只具有籠統的規定。在這種制度缺失的情況下,非制度行政就有了生長的土壤,在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中發生作用。

    四、公共行政管理的創新對策

    (一)轉變行政管理觀念,建設服務型政府

    在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政府的角色應該從以前的權力主體轉變成服務者,在市場活動中發揮引導作用。具體而言就是要成全企業的獨立的經濟權力主體地位,并且讓社會權力回歸社會。我國企業一貫對政府的依賴性比較強,特別是國有企業,生產計劃、銷售計劃等幾乎都由政府包攬,而如果這種情況還不改變,那么企業就無法成為獨立的經濟權力主體。企業沒有掌握經濟權,就無法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長期生存。對此,作為公共行政管理機構,政府部門要轉變行政管理觀念,以服務于企業建設代替主導企業建設,不干預企業的經營與規劃。除此之外,讓社會權力回歸社會也是創新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一個重要手段。公共行政管理的對象是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而當今的情況是社會團體、社會組織逐漸增多,并且在公共事務的處理方面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對此,政府應該順應這一發展形勢,積極引導社會力量的發展,改變包攬一切的做法,改為讓社會團體、社會組織等在社會公共事務中擔當重要角色。通過這種方式,使社會權力終究回歸到社會中。

    (二)創新行政制度

    行政制度是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前提條件,要想創新公共行政管理,就要從創新行政制度開始。首先,建立聽證制度。聽證制度在一些地方政府機構中已經建立起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就更加說明它的實施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通過聽證制度,人民群眾能夠對公共行政管理工作表達自己的意見與建議,而政府部門也能夠從中找到工作的不足之處。其次,建立公共質詢制度。公共質詢制度是建立在公民有知情權的基礎之上的,為了提高行政的透明度,政府就要對公民及社會組織等就行政管理問題做詳細的解釋,使公民和社會組織等對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最后,建立行政公決制度。行政公決制度是實現行政民主化的重要形式,確切地說是發展直接民主的方式。因為它是通過公民直接參與行政的方式來達到目的。行政公決制度在我國的實施尚處于探索階段,筆者認為,這一制度建設應該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

    (三)利用電視網絡等新媒體來實施監督

    新媒體作為新晉的監督機構,憑借其明顯的透明性和廣泛性而對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實起到重要的監督和管理的直接作用。而創新公共行政管理不僅僅是要使用新媒體,同時還要在使用新媒體的過程中不斷改進這種媒體監督的方式。首先,新媒體的不透明現象要得到整治,只有這樣,監督才有意義,新媒體才能夠發揮實際的監督作用。其次,與新媒體監督相關的法律法規應該建立起來,填補法律空缺,讓新媒體監督具有法律作支撐,而能夠更好地發揮監督作用。最后,新媒體也要努力完善自身的內部機制建設,從根本上提高新媒體在監督公共行政管理上的能力。

    (四)提高辦事效率

    我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普遍存在著辦事效率低的情況,而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在創新公共行政管理的方法上,必須針對這一點做出改進,而改進工作要以提高辦事效率為核心,以“精兵簡政”作為改革的實施方向。對此“,一站式”辦公“、現場辦公”等新的制度就可以在其中得到應用。以“一站式”辦公為例,政府在辦公過程中既控制了資源配置權,又控制了各種審批權,在這種辦公模式下,于是資源配置與審批工作可以在同一個地方完成,這就大大提高了行政工作人員的辦事效率。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形式要在政府職能徹底轉變為服務型、引導型的情況下才能夠取得良好的實施效果。

    五、結語

    第8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工會財務工運預決算財務監督

    工會財務工作是工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物質保證,是否收好、管好、用好工會經費,關系到工會組織更好地表達和維護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工會組織全面地履行各項服務職能。隨著工運事業的發展壯大,客觀上要求企業工會建設一個健全完善的現代工會財務管理制度,逐步改變單純依靠行政撥款,創收增資,為企業工會事業達到支出成本最小化,取得企業效益最大化的目的而服務。

    一、企業工會財務管理現狀

    工會財務制度多年來一直遵守的是行政事業財務制度,隨著行政事業財政制度改革深化,新財政制度對工會財務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很多企業工會還沒有適應這種變化,改革求變滯后,財務管理水平不僅還停留在原有模式上,還存在許多問題和薄弱環節。這不僅影響工會工作的效率,還損害了工會組織在職工心目中的形象。

    (一)意識方面的問題

    現在企業工會組織經費來源主要依靠行政撥款,絕大多數工會組織就是一味的等錢,錯誤地認為內部財務管理就是從行政“要錢”,對有科學、合理的管錢、用錢認識不足,意識不強,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特別是在當前企業資金形勢較為嚴竣的情況下,給企業行政帶來很大壓力。

    轉變觀念,增強生財的理念。職工技協,在工會組織和人力資源共同合作下,有償培訓職工技能,組織技術革新,小發明,小創造,有償技術裝讓,既對企業技術進步有益,又可能創收。工會組織的公益福利事業,有的如療養等活動可以個人少負擔一點,就可以減少一些公費支出。總之,開動腦筋想辦法,生財之道還是有的。

    (二)管理方面的問題

    企業工會組織的財務崗位設置不盡合理,人員配置較亂。很多單位的會計、出納不相容職位沒有嚴格分離,經常出現串崗、混崗作業;業務之間的互相推脫,不清楚自己的職責。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固定資產管理不明細,財務報表數字不準確、真實,內容不完整,致使總賬與明細賬不相符、帳面資產與實際資產失真。管理上的“松、散、亂”,致使有限的資金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甚至有的入不敷出,形成惡性循環。

    (三)監督方面的問題

    企業工會組織內外部監督機構沒有很好地對工會財務收支進行強有力的監督,致使工會財務管理混亂,亂支濫用,缺乏約束機制,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監督,有的支出沒有標準可循,擅自擴大開支范圍、提高開支標準;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監督,財務收支無透明度可言,缺乏輿論壓力。因此,在缺乏強有力的監督的情況下,導致企業資金既緊張又浪費,假公濟私,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時有發生。

    二、企業工會財務管理亟待解決的問題

    根據企業工會財務管理工作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必須與時俱進。企業工會財務管理工作要適應工運發展的需要,要適應現代企業的發展和國家新的財務會計政策,必須將企業工會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解決好,盡快采取措施規范工會財務管理,以提高工會資金的運作效益率為抓手,控制財務預算,增收節支,成為保證工會事業良好有序深入發展的強有利支撐。

    (一)改變財務管理理念

    在企業工會財務管理中,管理者必須轉變觀念,樹立新的理念,創新思維,與時俱進,適應知識經濟時展的要求。首先,要在思想上提高管理者對新形勢下財務管理在工會組織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再認識。工會領導應以更加理性嚴肅的態度對待工會財務管理,依法遵守行政事業單位財務制度,公私厘清,不能逾越。還要切實重視加強財務管理工作,及時更新財務管理理念,主動學習現代財務管理方法,始終把加強財務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對違反財務管理規章制度的典型案例進行嚴肅處理,舉一反三,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另外,工會組織在任用財務人員上,要嚴格遵守《會計法》規定的人員上崗資格,任用和培養具有較高素質的財務管理人員,并經常進行在職培訓,使他們能夠盡快地更新觀念,接受先進的管理理念,會熟練地更新使用新的會計軟件,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增強法制觀念,適應市場經濟對財務人員的要求,勝任現代財務管理工作,更好地搞好工會財務管理工作。

    (二)加強工會內部控制制度

    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是工會財務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內部控制制度要以致力削除隱患、防范風險、規范管理、提高效率為宗旨,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工會組織有條件的必須設立專門的財務管理機構,應用嚴密而又科學的管理手段,嚴格財務管理程序,明確職能,強化責任。加大預算執行力度,包括全面預算、責任預算、績效評價,嚴堵無預算,查處超預算,從狠抓財務管理入手,從管理中要效益。定期開展工會財務檢查,對財務收支審計形成制度化,及時發現和糾正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為企業工會事業的發展壯大提供有效的資金保證。

    (三)強化工會外部監督檢查

    企業工會上級組織要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定期檢查和專項檢查相結合,要形成制度。積極開展工會經費支出的有效性監督檢查。對有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支出要肯定,對不合理的支出要糾正,推動科學理財。對工會預算是否得到切實執行進行監督檢查。應對超支或減支,費用支出結構變化,是否亂支濫用,是否做到專款專用等情況進行全面深入地監督檢查。財政、審計、監察等有關部門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對各項專項資金要建立跟蹤反饋制度,加強監督,掌握資金流向,把各種專項資金管好用好。要強化國有資產外部監督機制,將工作重點放在對國有資產使用、處置及其他情況進行外部監管和審計上,定期或不定期地清查盤點,保證賬賬相符、賬實相符。重點打擊各種違法違紀行為,防止預算外資金被坐支挪用。

    三、結語

    工會財務管理工作不僅是工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一環。工會財務管理工作看起來是冰山一角,但其業務門類繁多,涉及國有資產增值保值,工會經費事業核算,工運事業的企業、商業核算等等。

    第9篇:行政制度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行政發展;制度創新;行政建設

    行政發展和行政建設是以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為基礎,與經濟社會現代化密切相關的行政管理現代化過程。它意味著行政管理關系的調整和變革,但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行政管理關系的調整和變革,而是不發達行政管理系統向發達行政管理系統變遷的過程,是傳統行政向現代行政發展過程中在行政管理領域發生的正向治理變遷。當代中國的行政建設與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是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同步發展的政府治理民主化、法治化、規范化過程,是我國行政管理領域發生的正向變化和進步。當代中國的行政發展只有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才能實現。

    一、制度創新是當代中國行政發展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行政建設伴隨著其他各項事業的長足進步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就,行政體制改革在不少方面穩步推進。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受蘇聯模式影響的、建立在單純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基礎上的過度集權的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已經同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巨大變遷、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不相適應。與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相聯系,或其直接、間接造成的一些弊端,需要通過行政改革和行政建設來消除。同時,行政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也只有通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和穩步推進行政建設來解決。但很明顯,新時期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和行政建設,已不可能繼續固守蘇聯模式的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

    蘇聯模式的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是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力圖按照理論建立起來的一種行政管理模式。我國的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雖然有所創新,但是總體上也是按照這種模式建立起來的。對于這種模式,不能全盤否定。這不僅是一個理論、理想和信念的問題,它還是直接關系到我們國家的制度穩定和社會穩定。因為盡管這種模式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畢竟是在這種模式而非其他模式下,我國的行政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而且迄今為止,這種模式依然維系著國家的安全、民族的團結、政權的穩定。

    當然,這種模式也存在不少問題。對于現代中國而言,這些問題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因國情不同,前蘇聯那么做或許可以,但是我們一旦照搬這些做法就始終水土不服;二是因時代的變化,一些具體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做法當時或許是正確的,但現在已經時過境遷,不能再延續下去;三是由于主客觀因素的局限,許多具體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管理機制本身就不健全、不完善,在一些方面仍存在制度缺失、法律缺位,為此,必須加快健全和完善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蘇聯劇變固然有多方面的復雜原因,但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也是其中的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同時,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不少弊端和問題也與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蘇聯模式的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創新行政制度,進行符合國情的循序漸進的大膽改革。

    隨著改革開放的穩步推進。西方的行政思潮、行政理論開始在我國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中傳播。由于對西方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了解并不系統、不全面,由于對本國國情也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有些人主張完全拋棄現有的行政體制,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不可否認,西方的行政體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相對于封建專制社會的行政管理體制而言是歷史的一大進步:在主要發達國家能夠正常運轉、富有成效:在當今世界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但是,我們應當承認。它畢竟產生于經濟、政治、文化傳統不同的國度里,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我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原封照搬這種行政體制和行政模式的。過去我們原封照搬蘇聯行政管理模式遭遇過挫折,今后如果我們原封照搬西方國家的行政管理模式,同樣不會有好的結果。當代中國的行政發展即行政建設,一方面不能繼續固守蘇聯模式,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堅持走自己的路,走中國特色的行政發展和行政建設道路,實現制度創新。堅持走這條道路既沒有現成的實踐經驗可以借鑒,也沒有成熟的具體制度作依托,只能依靠制度創新。我國行政建設的一個重要教訓是,由于行政管理體制、機制不健全、不完善,致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不能充分體現出來,社會主義的美好理想與現實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維護和實現。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行政建設面臨許多新的挑戰。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在經濟成分多樣化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現在,我們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又出現了如何駕馭利益主體多樣化的社會、如何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關系等問題。在新世紀新階段,如何科學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成為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顯然。依靠傳統的行政管理思維和行政管理模式,很難應對新的挑戰和各種社會問題。只有不斷探索新的思維模式,創新行政管理模式和各項具體制度、機制。才能勇敢迎接挑戰。從容應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問題。

    二、制度創新是當代中國行政發展的核心

    主站蜘蛛池模板: 成人欧美一区二区三区在线观看 | 成人精品一区二区户外勾搭野战 | 毛片基地看看成人免费| 久久怡红院亚欧成人影院| 69国产成人综合久久精品91| 欧美成人aa久久狼窝动画| 国产成人污污网站在线观看 | 精品免费久久久久久成人影院| 成人a视频片在线观看免费| 亚洲精品成人片在线播放| 成人福利网址永久在线观看| 亚洲精品国产成人| 成人中文乱幕日产无线码| 久久成人国产精品免费软件 | 91香蕉成人免费网站| 国产成人十八黄网片| 成人在线观看不卡| 日韩黄a级成人毛片| 亚洲AV成人中文无码专区| 国产成人精品无码免费看| 欧美日韩国产成人高清视频| 亚洲国产成人91精品| 国产成人免费网站| 国产成人精品亚洲一区| 成人毛片在线视频| 香蕉久久久久久AV成人| 亚洲成人aaa| 四虎成人国产精品视频| 国产成人免费高清在线观看| 成人免费一区二区三区| 成人毛片全部免费观看| 成人永久免费高清| 成人毛片在线观看| 成人3d动漫网址在线观看| 天天欲色成人综合网站| 成人午夜亚洲精品无码网站| 欧美成人午夜视频在线观看| 欧美成人全部费免网站| 成人爽a毛片在线视频| 成人免费在线视频| 国产日韩成人内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