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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7(02)―0053―09
一、引言
每次金融危機總是伴隨著平均2―3年的經濟低迷期,并造成平均5-10個百分點的GDP損失,為能更有效的應對金融危機以及減少危機之后的損失,對金融安全狀態的監測就顯得尤櫓匾。眾多學者研究表明信貸擴張是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換言之金融體系為實體經濟提供過度資金支持使得潛在的金融風險上升。而目前從信貸擴張角度建立指標體系判斷一國金融運行狀態主要從總量層面展開,如國內信貸總額/GDP指標等,鮮有從結構層面出發。
已有關于融資結構相關文獻,多從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出發分別研究企業融資結構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融資結構。融資結構即資金來源結構,并從不同的角度對融資結構作出劃分:按資金屬性不同可劃分為權益資本融資和債權融資;按資金來源不同可分為外源融資和內源融資;按金融組織的性質還可分為非正規融資和正規金融機構融資。而本文所研究的融資結構是從易引起金融危機發生的重點行業視角出發,從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相對應的角度看,反過來即反映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各行業間資金支持的協調關系。基于現有研究分析,過度信貸行業集中勢必導致系統性風險的上升,此外1618年以來所發生的歷次金融危機表明投機領域僅體現在某些行業,因此有必要從分行業融資視角出發建立指標體系對金融安全狀態進行監測。
由于宏觀經濟數據公布時間以及貨幣政策的滯后性使得金融安全預警性評價比現實評價更重要。相較于現實評價只評價當前的金融安全狀態而言,預警性評價主要是能預測金融系統未來可能會受到的沖擊,需對未來的金融安全狀態做出一個判別。預警性評價只能基于經濟體系內在聯系或國別歷史經驗相結合,本文主要從后者出發。與已有文獻不同,本文不關注與金融安全相關的全面指標,只關注其中某一方面,旨在抓住和量化具有預警性的關鍵指標,即首先通過金融危機案例事實重新思考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并認為各行業間融資的不協調使得金融系統更易受到沖擊。其次結合統計行業分類標準與危機事實提出基于金融安全監測視角的行業分類。然后從行業融資結構協調角度出發建立具有預警性作用的金融安全監測指標體系。最后對我國金融安全狀態進行評價,并用灰色關聯度分析表明從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連接渠道(資金)出發所建立的金融安全指數能提前反應未來一至兩年的金融安全狀態。
二、融資結構不協調與金融安全:典型事實
審視歷史,每一輪金融危機都伴隨著信貸泡沫。20世紀70年代初至今已出現四輪全球金融危機,第一輪和第二輪金融危機分別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分別有墨西哥等十余個發展中國家和日本等累積了巨大信貸泡沫。第三輪金融危機中,泰國及其周邊東南亞新興經濟體成為信貸泡沫累積重災區;始于2007年的第四輪金融危機信貸泡沫集中在美國、英國等國的房地產。信貸擴張是歷次信貸泡沫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如20世紀90年代早期發生的北歐三國金融危機中,挪威的貸款規模在1985年和1986年增長了40%,銀行貸款對名義GDP的比率從1984年的40%上升到1988年的68%,資產價格飆升,原油價格的暴跌觸發了經濟泡沫的破裂,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銀行危機和經濟衰退,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中,墨西哥對私營非金融企業的銀行信貸額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占GDP10%左右的比重上漲到1994年占GDP40%的比重,1994年泡沫破滅后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因此,大致看來,擴張的貨幣政策導致的信貸供給過度增加而引起的價格泡沫是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這也是設置傳統金融危機預警指標私人信貸總額/GDP和國內信貸總額/GDP等的主要原因,然而這兩個指標預警效果卻差強人意。
通過細探歷次金融危機究其原因發現,雖然信貸供給過度增加引起價格泡沫,但由于資金過度集中在某一個行業(如房地產或證券市場),并未造成價格的普遍上漲,而是某個行業的快速發展,導致行業間發展不協調以及收入差距擴大,進一步引起行業產能過剩或資產價格泡沫。當資金過度地從實際經濟部門轉移到投機性泡沫中時,必然會造成生產性投資匱乏,實質經濟增長乏力,結果就會導致投資者逐漸失去市場信心最終引發泡沫爆裂。艾倫認為1945-1971年這段時間除了1962年巴西發生的銀行危機外,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未發生過銀行危機,這是由于通過國有化,銀行被嚴格管制,政府控制著資金在各產業之間的配置使得這期間段銀行危機消失的無影無蹤。因此,有理由認為資金在各行業間配置不合理使得某個行業快速發展形成產能過剩或價格泡沫,而其他行業未能跟上同樣的腳步,這就使得收入差距擴大所造成的行業間的不協調以及收入與價格的不匹配是金融安全受到威脅的重要原因。
如1929年美國大蕭條前,美國商業銀行信貸大幅增長使得工業生產增長強勁,但農產品價格卻不斷下降。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前,外資大量涌人,但墨西哥沒有利用適當的產業政策將資金運用到關鍵部門,沒有對基礎工業進行充分投資,而使得資金大量流入消費領域和證券市場,使得墨西哥股票指數不斷上漲,但投資和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例仍基本保持不變,墨西哥金融危機發生的內在原因是經濟結構失衡,具體體現為第三產業(主要是商業、服務業和金融業)發展太快,而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則分別處于低增長和負增長狀態。再如以泰國為發端的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信貸資金投向不合理導致的經濟結構失調,泰國把大量資金集中于房地產和證券市場造成房地產嚴重過剩,韓國把大量資金投入低效益的大企業,其他國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巴西金融危機一個重要的根源即“雷亞爾計劃”,此計劃核心為穩定貨幣而采取的高利率政策使得企業貸款減少,原本在工農業生產中循環的資本都紛紛流向國債和銀行,嚴重抑制了生產發展使得實體經濟衰竭。
我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1)與ISIC Rev.4有少許差異,其將行業分為20個門類,其中有11個門類可與ISIC Rev.4直接對照,由于基于金融安全監測視角的行業分類僅針對門類,對大類、中類和小類不做具體比較與分析。前文所分的七大部門在我國依然適用,分別為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金融業、房地產業、政府部門和其他行業。基于我國鋼鐵等傳統行業產能過剩背景以及制造業門類過大的事實,需將制造業細拆分為傳統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兩類,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包括醫藥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信息化學品制造等6大類。高技術制造業需投入較多資金進行研發,若較多的資金傾斜與這些行業并不會對金融體系造成巨大威脅,而事實情況往往是由于其實現收益速度慢而使得這些行業資金缺乏,為避免這些行業與傳統制造業產生資金流入的抵消效應,因此制造業行業中僅關注傳統制造業。
四、指標體系建立與數據來源
金融既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服務于實體經濟。從前文分析可知,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不匹配是金融體系受到沖擊的重要原因,主要體現為資金在各行業間的配置不合理,即將資金過度的集中在某個行業,使得熱點行業中企業過度進入以及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在此情況下金融體系的資金投入在經濟景氣回落后極易形成不良貸款使得金融不穩定性增強。過度的資金行業集中以及金融機構間的羊群效應一方面阻礙了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另一方面放大了金融體系潛在的系統性風險,誘發我國整體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因此有必要基于各細分行業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角度出發建立指標體系。資金作為重要生產投入要素,能提前反映未來各行業經濟狀態,使得所建立的指標體系具有預警性作用。
從金融體系出發,其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服務,融資快速增長反映了融資標準的下降,使得風險較高的企業更易從金融體系得到資金,導致潛在的風險增加。由于我國只公布了社會融資規模總量,而未細分到各行業,因此需采用替代指標反映金融體系對各行業的融資情況。各行業中的企業融資來源主要分為內源性融資和外源性融資,而內源性融資是企業用自身留存收益進行融資,因此本文只考]外源性融資部分,外源性融資包含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兩大類。根據Fisher提出的債務通縮理論,過度投資或過度投機時的資金若不是借貸資金(債權融資)則不會產生嚴重的影響,且我國目前各行業資金來源主要為債權融資,因此本文僅從各行業債權融資角度建立指標體系。已有文獻分析企業債權融資時多采用“總負債”指標衡量,因此本文采用各行業企業負債合計作為各行業債權融資替代指標,但由于房地產業和政府部門負債數據無法獲得或樣本時間不夠長,只能采用信貸或貸款數據替代,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統計年鑒。
從實體經濟角度出發,經濟增長通過影響借方是否有能力償還債務進而影響金融體系穩定性,因此選擇各行業增加值反映其償還能力,也反映了各行業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貢獻,但由于工業細分行業增加值只公布至2007年,以及采礦業增加值無法獲取2014年數據,也為與金融體系指標相對應,采礦業和傳統制造業實體經濟指標用反映企業融入資金經營效率指標主營業務收入替代。從支出法角度計算國內生產總值,政府消費為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一部分,因此選擇政府消費作為政府部門實體經濟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最終,基于行業融資結構和數據可得性角度建立的指標體系見表1,且所有指標時間段為2000年至2014年。
衡量兩變量間協調關系的指標很多,但都大同小異,為使指標計算更簡捷,本文對張曉東和海依據灰色系統理論提出的度量經濟與環境的協調度公式②進行少許修改(式1)以度量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協調度(R)。其中,x和y分別為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各指標的增長速度,當兩者增長率同方向變化時,且兩者相等時,協調度指標取得最小值,即R=0,說明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與之匹配的資金支持,兩者共同協調發展。當兩者增長率反方向變動時,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程度要差于同方向變化時。R越接近0,說明兩者協調程序越好,反之越差。本文運用公式((yt-y(t-1))/y(t-1)計算以上一期為基期的增加值或債權融資規模增長速度,其中yt、y(t-1)分別為第£期、t-1期的增加值或債權融資規模,以此計算各行業協調度。由于本文問題的特殊性即監測金融安全狀態,僅直接運用此指標并不能滿足要求,需對其進行相應的轉化。當行業債權融資增長速度小于行業增加值速度時,此時的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不協調表現為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支持不足,但該行業有足夠能力對其債務進行償還,并不會對金融體系產生威脅,此時將R轉化為0,說明金融體系較安全,反之,則R為式(1)計算值,因此R越大,金融體系越不安全,R越接近于0,金融體系越安全。
五、我國金融安全狀態評估
(一)增長速度與協調度分析
本文將各行業負債(信貸或銀行貸款)作為各行業債權融資的替代變量,具體指標參考表1,整體看,各行業債權融資增長速度(圖2)基本為正,說明債權融資大致保持上升趨勢,但行業間具有明顯差異,其中政府信貸和房地產業波動較大,政府信貸在2001年和2007年增長80%左右,房地產業在2003年和2009年增長40%以上,分別達到2個頂點。從2001年至2014年年均增長速度看,房地產業高于其他行業,而傳統制造業最低,且2007年和2009年各行業(除政府信貸)債權融資增長速度均高于年均增長速度。從圖2中也可明顯看出,債權融資增長速度最快的行業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體現了行業間的互動效應,并不是某一個行業一直保持快速增長。
從各行業指標增長速度看,采礦業、傳統制造業和建筑業實體經濟增長速度和債權融資增長速度基本保持相同的趨勢,但房地產業和政府部門兩者趨勢具有明顯差異,并且在2008年前幾年,除了房地產業和政府部門,其余行業債權融資的增長速度都未跟上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值得一提的是,就2012年至2014年看,各行業債權融資和實體經濟增長速度都呈現下降趨勢,反映了我國目前的經濟下行狀態,其中采礦業、建筑業和房地產業債權融資增長速度快于實體經濟增長速度,而傳統制造業則恰恰相反。
根據式(1)計算的各行業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協調度可知(圖3),各行業協調度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并輪換為協調度最大值,體現了金融體系對各行業資金支持的傾斜度在不斷調整。從2001年至2014年協調度均值看,政府部門協調度值大于其他行業,而建筑業均值最小,說明相較于其他行業而言,政府信貸與政府消費極不協調。就各行業協調度方差而言,政府部門和采礦業波動較大,其中政府部門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在2003年、2005年和2013年極其不協調,采礦業在2009年和2014年協調度值達到兩高點。由于當某行業債權融資增長速度低于增加值增長速度時,該行業發生的違約率很低,不會對金融體系造成威脅,因此為使協調度指標反映金融安全狀態,僅保留增加值增長速度慢與債權融資增長速度的協調度值,其余均用0代替,即協調度值越大,金融體系越不安全。經轉化后的協調度指標表明(圖4),2001年至2005年,行業協調度最大值呈下降趨勢,即金融體系穩定性逐漸加強,而現階段(2011年至2014年)由于采礦業債權融資與增加值極其不協調導致金融體系越易受到威脅,反映了我國現階段煤炭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現實狀況。
(二)金融安全指數建立
本文認為金融體系為某一個行業提供過多資金使得該行業快速發展進而導致的產能過剩或價格泡沫以及融資行業集中度過高等問題使得金融體系更容易受到實體經濟沖擊而更不穩健。金融體系對各行業資金支持度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其與實體經濟互相促進發展,因此選擇各行業協調度最大值作為當年總的協調度指標,協調度越大,金融體系越不安全。為能直接反映我國金融安全狀態,本文運用功效系數法(式2)將總的協調度指標轉化為金融安全指數(zs),其中M為滿意值,m為不容許值,R為協調度指標。由于本文協調度指標的最優值為0,因此M取值為0,但并沒有明確的不容許值,為與已有的金融安全指數進行比較,本文運用反推法推出協調度指標的不容許值。已有的與本文時間基本一致的金融安全指數有2015年金融安全協同創新中心的《中國金融安全報告2015》所公布的金融安全指數(金融安全指數2)以及張安軍所建立的國家金融安全指數(金融安全指數3,僅到2012年),由于不容S值最能反映金融安全較差時狀態。因此選擇兩個指數都處于極小值的2009年作為標準,即假定本文金融安全指數2009年值為另兩指數的均值(75.8),根據式2推導出不容許值為1.7,因此即可計算出本文的金融安全指數(金融安全指數1),指數值越大說明金融體系越安全。結果表明,2001年至2005年金融安全指數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迅速好轉,由于房地產業和政府部門實體經濟指標與金融體系指標的不協調導致2006年至2007年金融安全指數有所下降預示著我國2008年經濟下行狀態,2010年歐債危機前的2009年金融安全指數也有所下降,這是由于采礦業債權融資過多而引起的,2011年至2014年由于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使得金融安全指數迅速下降。
總體看,本文建立的金融安全指數所采用的指標數量較少,并且方法較簡單,避免了指標權重設置等所需的復雜統計方法,也避免了對指標主觀賦權的尷尬,即本指標體系可操作性更強。從圖4可以看出,金融安全指數1與金融安全指數3基本保持相同的趨勢,但與金融安全指數2的峰值和谷值并不保持一致,其中金融安全指數2峰值和谷值分別處于2007年、2011年和2009年、2014年,對應的本文金融安全指數峰值和谷值分別處于2005年、2008年、2010年和2007年、2009年、2014年,初步判定本文所建立的金融安全指數較金融安全指數2領先1-2年,能提前反映金融安全狀態。
由于兩金融安全指數在2001年至2005年期間都處于相同的趨勢,并沒有上下波動,因此我們將系統參考序列設置為金融安全指數2的后階段即2005年至2014年,而系統比較序列為本文的金融安全指數,當T=0時即同時期的本文金融安全指數,當T:一1時即向左移動一年,即2004年至2013年的本文金融安全指數,以此類推。從兩指數灰色關聯度看(圖5),當T=-2時,即2003年至2012年本文的金融安全指數與2005年至2014年金融安全指數2關聯度最高,則說明本文金融安全指數能對金融安全狀態進行預警性監測。
六、結論與思考
【關鍵詞】 金融安全; 預警指標體系; 層次分析法
一、國內外研究綜述
由于金融安全預警方法研究有較大的難度,目前國內外尚無完整的、準確性較高的研究成果。國外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KLR信號分析法、FR概率模型、STV橫截面回歸方法和學者劉遵義采用的“主觀概率法”。但是,這些模型假設與現實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表現為:一是特定樣本難以反映總體實際情況和揭示總體特征。預警模型是一個單純的數學關系式,不是經濟、金融發展規律的全面反映,僅僅是實際情況的近似模擬;二是從歷史數據估計出的模型對金融危機預測的準確性有一定的影響;三是用線性預測方法等傳統范式預測理論來研究金融危機非線性問題,預測效果不甚理想。
國內金融安全預警系統基本方法可歸納為三類: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基于案例推理CBR模型和動態信息融合法。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突破了傳統的風險預警模式,解決了傳統模型難以處理高度非線性模型、缺少適應能力等困難,在金融預警的工作中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基于案例推理的CBR模型是人工智能領域較新的一種推理方法,適用于問題描述半結構化和經驗豐富的領域,將其運用到金融危機預測領域,避免了傳統的經濟預測方法解決非線性問題的局限性,為金融危機預測提供了新思路和有益的探索;動態信息融合法不僅解決了模型選擇的困難,也改善了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缺少專家知識的缺點。該模型建立的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的動態信息融合方法,仿真結果表明該方法是有效的。但是,總體來看,以上模型和方法并沒有真正從宏觀與微觀的視角建構具有預警功能的國家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
二、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的建構
我國國家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的建構,應包括宏觀、微觀兩個層面。
(一)宏觀層面預警指標
宏觀層面預警指標包括:經濟運行指標和國家綜合指標。
1.經濟運行指標。包括:實際GDP增長率(U111);通貨膨脹率(U112);經常項目差額/GDP(U113);廣義貨幣M2增長率(U114)。
2.國家綜合預警指標(U12)。包括:利率波動率(U121);匯率波動率(U122);國家綜合負債率(U123)。
(二)微觀層面預警指標
考慮到我國的具體國情,本文的微觀層面預警指標主要選取:國有企業安全指標(U21)、證券業安全指標(U22)、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機構安全指標(U23)。
1.國有企業安全指標(U21)。包括國有企業負債率(U211);國有企業信貸/GDP(U212);國有企業增長率(U213)。
2.證券業安全指標(U22)。該類指標選擇包括股指波動率(U221)和證券化率(U222)。
3.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機構安全指標。
(1)盈利能力指標(U23)。對于盈利能力的考核,當前國際上常見的主要以資產利潤比例來衡量。本文參照國際標準和中國人民銀行的相關指標,選擇總資本凈回報率作為盈利指標。
(2)流動性風險指標(U24)。流動性風險是指由于金融企業資產負債比例過度,資產負債長短結構搭配失衡、資產流動性不足所可能導致的支付危機和擠兌風潮。本文選擇貸存比例作為流動性風險的預警指標。
(3)資本質量預警指標(U25)。資產質量一直是各國監管當局關注的重點。本文選擇不良貸款率作為反映資本質量預警指標。不良貸款率(U)=不良貸款余額/全部貸款余額×100%
(4)資本充足性預警指標(U26)。資本充足率是衡量金融機構穩健與否的根本因素之一,本文選擇資本充足率作為資本充足性的預警指標。
資本充足率(U)=資本總額/權重風險資產總額×100%
該指標是衡量銀行實力和防御資本風險能力的核心指標,是資本風險監控和衡量金融機構健康水平的關鍵指標。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規定,本指標的最低標準為8%。
三、國家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及數據的采集
本文選取了2004年~2009年上半年的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經濟數據。對宏觀經濟數據的選取主要從關系我國國計民生的經濟運行和國家綜合經濟發展這兩個層面考慮,微觀層面經濟數據主要從國有企業、證券業、國有商業銀行的年報中選擇相應數據。指標數據主要來自2004年~2009年的《財政年鑒》、《中國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執行政策報告》等。
(二)模型的構建
1.模糊判斷指標集合。模糊判斷評語集合V=(V1,V2,V3,V4,V5),Vi(i=1,2,3,4,5)含義為國家金融安全預警綜合指數臨界點,如表1所示,分值越低越安全。如果V1表示國家金融安全綜合指數處于安全狀態,分值為0.2;V5表示國家金融安全綜合指數處于嚴重風險的程度,分值為1,即處于可能發生金融危機的程度。
2.確定模糊判斷指標的權重。(1)權重的確定方法。考慮到上述指標中既有定量指標,又有定性指標,本文采用定性與定量結合的方法――層次分析法(AHP法),其優點是能量化決策者的經驗判斷,體現人的決策思維的基本特征,即分解、判斷和綜合。利用AHP法的基本步驟如下。
第一,分析指標體系中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建立遞階層次結構。目標層U包括一級系統Ui、二級系統Uij、三級系統Uijk。目標層U為國家金融安全預警綜合指數;一級系統Ui包括宏觀層面指標U1、微觀層面指標U2;二級系統Uij包括經濟運行指標U11、國家綜合指標U12、國有企業指標U21、證券業指標U22、中國工商銀行指標U23、中國農業銀行指標U24、中國銀行指標U25、中國建設銀行指標U26;三級系統Uijk包括實際GDP增長率U111、通貨膨脹率U112、經常項目差額/GDPU113、廣義貨幣M2增長率U114、利率波動率U121、匯率波動率U122、國家綜合負債率U123、國有企業負債率U211、國有企業信貸/GDPU212、國有企業資產增長率U213、股指波動率U221、證券化率U222、總資產凈回報率U231、存貸款比例U232等。
第二,對同一層次的各元素關于上一層次中的某一準則的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構造兩兩比較判斷矩陣,并按1~9標度進行相對重要性的賦值。下層被比較元素構成一個兩兩比較判斷矩陣A=(aij)axa式中(aij)表示元素fi與fj相對于上一層指標的重要性的1~9標度量化值。顯然判斷矩陣具有下面的性質:對所有的i,j∈N相當于{1,2,………,n}有aij>0,aji=1/aij,aii=1,故A稱為正互相反矩陣;當i,j,k∈N,有aij×ajk=aik,稱為完全一致性矩陣。
第三,由判斷矩陣計算被比較元素對于該準則的相對權重,并進行一致性檢驗。
(5)計算一致性指標C.I(Consistency Index)。C.I=(λmax-1)/(n-1),并查找相應的n的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R.I(Random Index)。
(6)計算一致性比例C.R(Consistency Ratio)。C.R=
C.I/R.I,若C.R
(三)結果分析
通過向各大銀行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以及部分金融專家對各層面指標之間的重要性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發出100份,收回78份),結合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國際慣例對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分析和調整,并利用模糊數學方法求出各層面指標的權重,如表2所示。
將各層面安全預警指標的數值乘以與之相應的各層面的權重系數得出國家金融安全綜合指數V、國家金融安全宏觀層面的綜合指數V1和微觀層面的綜合指數V2,見圖1。
從國家金融安全預警綜合指數趨勢圖中顯示出:在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前,我國國家金融安全綜合指數明顯高于其它各年。通過對各層面系統的一致性進行相應的檢驗,可以看出:系統的一致性和穩定性是可以接受的。
【參考文獻】
[1] 王順.金融風險管理[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
[2] 張建華,等譯.金融危機早期預警系統及其在東南亞地區的運用[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3] 王元龍.關于金融安全的若干理論問題[J].國際金融研究,2004(5):78-82.
關鍵詞:網絡時代;金融安全;現狀;對策
在傳統條件下,金融是指貨幣的制造、流通和回籠,貸款的發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匯兌的往來等活動。在那種條件下,金融活動的監管易于操作,金融安全的表現比較直觀,并且通過審計跟蹤等手段,也能很好地實現金融安全。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網絡的出現,使得整個世界成為“地球村”。與此同時,傳統的金融概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以電子貨幣、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為特征的新的金融營運體系的出現,給我們如何確保網絡時代國家的金融安全提出了新的課題。
20世紀90年代機構性和區域性金融危機頻繁爆發和金融一體化趨勢有重大關系。金融一體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國際貿易發展和生產一體化要求便利的跨國界服務,如資金融通和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通訊技術,特別是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期權、期指等金融衍生工具和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技術條件。由于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缺乏對跨國界資本流動的有效約束和監督,特別是對金融管理工具和銀行表外業務的管理,投機金融機構很容易利用保證金交易,集中大量資本蓄意攻擊某個薄弱環節,從中攫取巨大利益。
一、網絡時代的金融活動的基本特征
網絡時代的金融電子化,能充分利用先進的化技術與設備,提高金融活動的效率。新技術與金融業務相結合可以大大降低融資成本,據美國有關部門測算:同樣一筆交易通過銀行柜臺交易成本為1.02美元,通過電話交易成本為54美分,文傳成本為26美分,而通過互聯網只需13美分。可見,網絡在金融業務中的可以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總起來說其主要特征有:
1.虛擬性
網絡時代的金融機構通常表現為沒有建筑物,沒有地址而只有網址,營業廳就是首頁畫面,所有交易都通過因特網進行,沒有現實的紙幣乃至金屬貨幣,一切金融往來都是以數字化在網絡上得以進行,這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金融機構的運作成本,同時也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降低,提高金融服務的速度與質量。
2.直接性
網絡使得客戶與金融機構的相互作用更為直接,它解除了傳統條件下雙方活動的時間、空間制約。另外,網絡為資本的國際流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儲蓄和投資會劃撥變得更有效。需要大量投資的窮國已不再受制于缺乏資本,存款已不限于本國市場,而能在世界各地尋求投資機會。“由于投資者能把自己的有價證券更廣泛地分散到各地,風險也隨之多樣化,使得化解金融風險的難度更大”。[1]
3.電子化
國際金融體系由全球各地的數十萬部電腦顯示器組成,它是第一個國際電子市場。電子貨幣是建立在計算機空間而不是地理空間上的全球性經濟的一種表現形態。電子貨幣造成的管理方面的根本問題源自電子市場與地理之間的脫節。例如,控制貨幣供應量這個概念本身就假定地理能夠提供確定市場范圍的有關手段,它假定經濟邊界是有效的;貨幣的跨邊界流動是可以監視和控制的;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域內的貨幣總量是重要的。在數字化的世界經濟中,所有這些假定都變得越來越成問題了。
4、風險性
電子貨幣和數字市場的日益重要性給中央政府對經濟和經濟活動參與者的控制帶來了難題。它們還會使國家市場和民族國家周圍的邊界變得越來越容易滲透。由于電子貨幣發行者的多元化(既有中央銀行又有民間組織)使得對參與網絡交易的行為具備潛在的更大的風險,必然使我們面臨諸如在電子貨幣發行者破產、系統失靈或智能卡遺失的情況下如何保護客戶的權益問題。另外,在網絡經濟中,舞弊和犯罪活動將變得更加隱蔽。
二、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網絡化程度和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信息產業的不斷發展,以及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加上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決定了我國的金融業也必將融入到世界經濟中來。當前我國的證券交易基本實現了全國聯網,網上炒股日益發展,工商銀行等金融機構也都建立了各地的局域網,其中銀行已建立了以總行數據處理中心為核心輻射海內外的全轄網絡化應用體系。這些新生事物給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僅方便了客戶,而且可以大大降低金融營運成本。但是,網絡化的金融體系如其他一切事物一樣是“方便往往與安全針鋒相對”,雖然我國目前還沒有開放金融市場,但僅在當前的低級網絡化進程中我們還是遇到了不少關系到金融安全的問題。比如,非法入侵金融機構的網絡系統,攻擊金融組織的數據庫,通過網絡盜取他人股票、金錢的行為也開始出現,利用職權之便,改動網絡數據為己謀利。凡此種種行為都給金融監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使得國家的金融安全受到很大威脅。從整個世界金融體系來說,我國所用的計算機硬件設備主要依靠從美國IBM等公司進口,由于美國對其他國家實行技術上的歧視性政策,而我國目前自己的加密技術和密鑰管理技術及數字簽名技術相對落后于金融電子化發展的需要,加之不斷有報道指出從國外進口的軟件技術都有明顯的秘密通道,所有這些都成為網絡時代金融安全的隱患。
三、面對為確保我國安全應采取的對策
隨著金融服務網絡化程度的提高乃至我國金融交流的國際化,金融安全必然成為國家安全中的最重要的。可以想象,在未來網絡時代,任何人可以在網上自在漫游、查詢、申請貸款,在實際交易中就有可能引來網絡入侵者。不管是盜領還是更改資金資料,對于信用重于一切的銀行都是極大的風險,而對于國家都是巨大的損失。
任何經濟安全問題都能找到應對辦法,但對金融市場的運轉方式、運作技巧等,我國金融業還不太熟悉甚至不理解。亞洲金融危機充分顯示了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在這方面的實力。應當說,這方面的較量是冷戰后國家力量、國家意志博弈的重要體現,是家、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后者最具有優勢的領域進行的較量,這種較量將持續相當長時間,直至與發展中國家、新興工業國家真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相始終。因此,現代高級金融人才的培養與經驗的獲得,對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基本做好人才和知識的準備之前,要把握好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步伐,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全球游資已達7萬多億美元,每天流動量達1萬億美元、每天金融交易中與實物經濟有關的僅為2%,[2]在虛擬經濟已大大脫離實物經濟發展需要而存在的今天,我們應當在開放金融市場時保持清醒的頭腦,有對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的金融商品、金融機構、金融經營方式說“不”的勇氣和決心,在此基礎上,應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強化國家金融安全的意識
在未來網絡時代,在我們與國外的金融交往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與發達國家在這個領域的差距勢必長期存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時刻注意捍衛國家的金融安全。網絡化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國家的概念,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東、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不會因網絡化而消失,恰恰相反,網絡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推行新經濟政策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我們在目前不利的情況下,既要充分利用網絡化給我們提供的機遇,又要高度警惕它對我們不利的一面。
2.確保金融機構信息體系的安全
據美國能源部和航天局估計,目前世界上已有120多個國家具備了發動信息戰的能力,還有成千上萬的電腦“黑客”可能對信息系統進行攻擊。“1994年美國國防部特意組織一批‘黑客’對國防部的機系統攻擊,結果在被‘黑客’攻擊的8900臺計算機中竟然有88%被‘黑客’掌握了控制權”[3]與美國相比,我國的信息系統顯得脆弱得多。因此,在推進金融網絡化的進程中,必須把確保我國金融系統的信息體系的安全尤其要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要增強計算機系統的關鍵技術和關鍵設備安全防御能力。具體地講,必須建立完善的防護設備,這其中包括客戶端的亂碼處理技術、防火墻。以及保護交易中樞不被入侵的可信賴作業系統,使得從用戶的電腦端開始,資料傳送就受到層層保護。對所有金融數據進行加密傳輸,使用戶經過多級認證以提高網絡的安全性
金融系統計算機設備要把防電腦病毒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建立嚴格的業務操作規程,尤其是要加強對金融部門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杜絕利用金融部門計算機系統進行與業務無關諸如玩電子游戲、修改相關數據等活動。定期徹底清除金融網絡系統的安全隱患。在這個問題上更要強調開發研制我國自己的電子技術產品,在硬件設備上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在金融網絡化進程中掌握主動權。
3.提高攝取金融市場運行信息的準確度
在完善網絡監管的基礎上,盡量提高對金融市場運行信息的數量和質量的掌握,從而更準確地化解金融活動的風險,平滑金融振蕩,以實現減少金融波動的目的。因為,網絡信息往往魚龍混雜,良莠不齊,虛假信息經常充斥其間。因此,必須加強對這些網絡原始資料的判別整理,以盡可能地掌握更多、更準的信息,具體措施就是建立嚴格的網絡金融的認證體系,擴大宣傳力度,使廣大成員知道哪些網上銀行符合網上金融經營的標準,從而保證網絡金融活動的健康、有序進行。
4.建立電子資金轉移的相關
【關鍵詞】價值取向 經濟全球化 國際金融法
一、經濟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
法律的價值在于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就國際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維護國際金融秩序、保障國際金融安全、促進國際金融發展。簡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國際金融法的兩大基本價值。這兩個價值是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穩定是金融發展的基本前提,沒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穩定,也就無所謂金融發展;而金融發展又是金融秩序與金融穩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運行或停滯不前,都可能導致金融乃至整個經濟的混亂與動蕩。另一方面,它們之間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維護國際金融秩序和保障國際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對金融業加以嚴格的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國際金融的發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監管,可能導致金融業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反過來影響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這兩大價值的博弈直接影響到國際金融法功能實現的程度。我們知道,國際金融法作為一門新興的法律學科,價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們的主觀認識而轉移,它必須順應時代的潮流并與經濟基礎的要求相一致。事實也是如此,國際金融法的價值取向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調整變化著。在國際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價值取向。各國都把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視為主要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
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經濟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市場、技術與通訊形式都越來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減少”。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對國際金融法的影響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現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金融主體所從事的金融活動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展和深化,各國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在時間上相互接續、價格上相互聯動,幾秒鐘內就能實現上千萬億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匯市場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具流動性和全天候的市場。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國際金融關系朝著多方向發展。從貨幣體系的全球化到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從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到金融機構的全球化,從金融信息流動的全球化到金融風險傳遞的全球化,從金融政策協調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設以及金融交易規則和契約條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內容可謂豐富多樣、無所不及。例如,從國際貨幣體系看,伴隨歐洲貨幣聯盟的運轉和拉美、亞洲、非洲等區域貨幣合作的開展,美元、歐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貨幣格局正在形成;從國際資本流動看,近二十年來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流速、沖擊力均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其中,私人資本已取代官方資本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主體,其逐利本性使資本流動表現出很強的波動性。金融市場作為開展金融活動的平臺,其全球化則構成了金融活動的全球基礎,表現為各國金融市場的貫通和連接,貨幣市場、資本市場等異類金融市場間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場的主要資產價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縮小,市場相關度顯著提高。貨幣、資本、金融市場等金融全球化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資源在不同國家間和不同層次上轉移、劃撥、金融和
互動。從而促進金融資源的優化重組,促進金融效率的總體提高。
二、經濟全球化下國際金融法的價值取向
我們要看到,經濟全球化在為金融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的同時,又具有放大金融風險的效果。縱觀金融危機接踵而至的經濟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經濟全球化帶來了金融風險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風險發生和傳導的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體遭受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變為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體化的市場為金融風險之跨國傳遞提供通道,“一榮具榮、一損具損”已成為當代國際金融生活的寫真。由此警示我們,在看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高效率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金融安全。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調整國際金融關系的國際金融法也要隨著經濟的變化而調整其價值取向。各國的立法者和監管者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經濟全球化加劇了金融競爭,而金融體系如果缺乏活力、運行低效,勢必無法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自然就談不上安全與穩健,更不必談發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力度,通過增加競爭以增加金融體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為確保金融穩定和公眾對金融體制的信任而維持審慎監管。因此,法律必須在開放金融市場與加強管制之間加以選擇。換言之,在促進金融效率與保障金融安全之間進行權衡,單一的注重安全優先或是單一的注重效率優先都已經不能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趨勢了。正是對效率與安全觀的重新檢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經濟轉軌國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體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為基礎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風險與促進金融發展相協調,當然,在以效率為基本價值目標的同時,國際金融法在發展中也體現出對安全價值的兼顧。 轉貼于
以美國為例,在經歷了20世紀70-80年代的效率優先的放松管制時期后,盡管金融自由化給美國金融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命與活力。但是給銀行業帶來的危機也逐年增加。據統計,1982-1992年間,美國共有1442家銀行倒閉。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對于開放程度高的美國來說,強調效率優先而放松監管也加劇了整個金融體系的危險。有人指出,20世紀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對廢法的廢止是不充分的。其結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銀行的競爭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無力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健。立法者和監管當局不得不重新審視放松管制的進程。在90年代里,美國立法開始體現出了對安全與效率的并重。這些法律從不同的角度,鼓勵金融機構的競爭,注重金融體系效率的提高,加強對金融活動的風險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資源、實行混業經營和功能監管,實施兼顧安全和效率的審慎監管。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日本自 1994年著手進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無不如此。如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提出了“有效監管”的六條原則,要求在實施監管時必須同時考慮,并將其作為新監管方式的指南。這六條原則是:使用監管資源的效率和經濟原則;被監管機構的管理者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權衡監管的收益和可能帶來的成本;促進金融創新;保持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避免對競爭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壞。
考查有關國際金融的國際條約,也能看出對效率和安全并重這種價值取向的認同。無論是WTO還是NAFTA都強調放松金融管制,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自由化。WTO倡導金融服務的多邊自由化,但同時也注重對安全的保護。WTO有關協議規定了有關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員方可以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在出現嚴重的收支平衡和對外財政困難時,對已作具體承諾的服務貿易部門采取或維持有關限制措施;《金融服務附件》規定的“審慎例外”,允許成員方出于審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護投資者、存款人、保單持有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信托責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為保持金融體系的完整和穩定而采取措施。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協調了“效率與安全”的目標沖突。NAFTA推進金融服務的區域一體化,都要求成員方拆除各種貿易壁壘和限制,有條件的開放金融市場,在保證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進金融領域的競爭,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組織和《基金協定》、世界銀行和《世界銀行協定》也都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強調市場力量的自由運作,要求盡量排除政府的干擾。而市場機制主要是強調效率。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大國際經濟組織都是推行也鼓勵成員國堅推行的金融體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為基本導向,注重對安全的兼顧。
晚近國際金融法價值取向上的這一變化,與金融全球化的國際環境有密切關系。因為金融全球化勢必加劇金融競爭,而金融體系如果缺乏活力、運行低效,勢必無法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自然就談不上安全與穩健,更不必談發展了。正是對效率與安全觀的重新檢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經濟轉軌國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體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為基礎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風險與促進金融發展相協調,當然,在以效率為基本價值目標的同時,國際金融法在發展中也體現出對安全價值的兼顧。
三、對我國的啟示
回顧我國的國際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標。為此,我國限制金融機構的經營業務范圍、控制金融產品的價格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這種做法會導致金融市場得不到應有的發展,金融業競爭力低下,整個金融市場十分脆弱,這種做法實質上是以犧牲金融市場的發展為代價。在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也隨著我國加入WTO,金融市場已經大幅度的對外開放了,外資金融機構將利用其雄厚的資金實力、靈活的經營手段和先進的管理水平,與國內金融機構展開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還是通過強化監管,恐怕難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風險,保證金融安全。我國應該轉變這種模式,在立法上應以效率為基本導向,兼顧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過強化金融市場競爭,促進金融市場的發育與金融業的發展。這也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應有之義。在管制逐漸放松的過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風險不斷暴露和釋放出來,在應對風險的過程中,金融機構的風險防范能力和監管機構的風險監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從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時這樣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領域的不確定性增加,因此,為了維護金融安全,防止過快放松管制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必須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順序、路徑和節奏。
參考文獻:
APT攻擊仍是“心腹大患”
報告顯示,本季度亞信安全客戶終端檢測并攔截惡意程序約 12128 萬次,與前幾個季度相比,惡意程序數量相對穩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在威脅防御方面可以掉以輕心。事實上,惡意程序正在變得更具隱蔽性、針對性,這也是APT攻擊的常用手法。在Rotten Tomato APT 組織的攻擊中,攻擊者主要利用微軟Office漏洞來將惡意程序附帶到Office文件中。之后,不法分子會以清單、通知、快遞等信息為幌子,精心編造郵件以誘使企業員工點擊。一旦點擊,惡意程序就可能通過內網感染企業系統,繼而導致企業機密信息外泄。
亞信安全發現,雖然該 APT 利用的是Office 的已知漏洞,但由于大量企業用戶并沒有及時升級版本或修復漏洞,所以他們處于APT攻擊的威脅之中。加上企業內部人員安全意識參差不齊,防病毒和入侵檢測系統部署不到位,魚叉式釣魚郵件往往可輕松直達內網,嚴重威脅企業信息安全。
亞信安全技術總經理蔡N欽指出:“要更好地防范APT攻擊,企業信息安全要著眼于構建多層防護體制,定期更新系統和應用軟件補丁、升級安全軟件特征庫。同時也要加強員工信息安全培訓,教育員工養成良好的安全意識,不隨意打開陌生來源的郵件附件。”
金融安全再敲警鐘
在第三季度,金融行業再次爆出嚴重的網絡安全事件。7月份,臺灣發生 ATM 機自動吐錢事件,總計 41 臺 ATM 機被盜,被盜金額達 8327 余萬元;無獨有偶,一個月后,泰國 ATM 機被盜,總計 21 臺 ATM 機受影響,損失達 1200萬泰銖。在這兩起事件中,入侵者都是通過仿冒更新軟件程序在ATM 機中植入惡意程序,并通過ATM遠程控制服務(Telnet Service)來控制ATM 機吐鈔。
蔡N欽表示:“ATM自動吐錢事件再度證明了金融安全的脆弱性,近年來不僅與銀行有關的網絡釣魚網站數量出現激增,針對金融行業的移動安全威脅、高級持續性攻擊也迅速增長。要防范此類攻擊,不僅要及時更新系統和安全軟件,在防御構建上也要做到整體的關聯與對應,這對隔離網絡犯罪者的定點攻擊有著關鍵作用。”
移動及物聯網設備風險劇增
在近幾年,移動及物聯網設備數量出現爆發式增長,這正吸引著大量不法分子的入侵。第三季度報告顯示,安卓平臺的惡意程序仍然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亞信安全對 APK 文件的處理數量已經累計達到 3595 萬個,比去年同期增長將近一倍。
緊盯熱門APP以及熱門設備是移動惡意程序的突出特征。在本季度,亞信安全就截獲一款仿冒《Pokemon GO》APP 的勒索軟件,該款勒索軟件能加密用戶手機文件,以勒索高額贖金。另外,黑客還利用蘋果 iOS 系統的“三叉戟”0day 漏洞來遠程控制用戶手機,會造成短信、郵件、通話記錄、電話錄音、存儲密碼等大量隱私數據的失竊。這提醒用戶即使在使用以安全性著稱的蘋果手機時,也要注意防范安全風險。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日前一次有關G20的媒體吹風會上表示,中國自擔任G20主席國后,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旨在推動建立更加穩定和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
“G20誕生于亞洲金融危機之際,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升格,解決金融問題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央行相關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中國的金融治理經驗源于3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極具系統性、協同性和先進性,“中國路徑”將成為全球金融穩定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礎上結合G20其他成員國經驗形成的金融治理框架,有條件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有效機制。
金融新秩序 2016年7月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部分與會代表。
早在今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與法國財政部在巴黎聯合舉辦的第二次G20國際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就為G20峰會完善金融架構的討論進行了預熱。周小川行長在該會上表示,目前,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正經歷結構性調整,世界經濟面臨諸多挑戰。
在中國擔任G20主席國期間,由法國、韓國主持的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推動各方就國際貨幣體系的相關問題進行磋商,包括防范資本外逃、債務重組、債務可持續性、構建國際金融安全網、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資份額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動特別提款權更廣泛的使用等內容。
“經歷了三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G20形成了一系列文件。”前述央行人士說,其中包括《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G20議程》(下稱《議程》)。
《議程》從擴大SDR使用、增強全球金融安全網、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完善債重組機制和改進對資本流動的監測與管理等五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縱觀G20歷史,制定此《議程》實屬不易。
G20在創立之初就形成了各成員財長和央行行長的深度討論機制,隨后又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但在切實解決問題并謀求發展為主題的金融改革議題上,并不順利。
2008年,各國形成共識,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促進全球金融穩定,并將國際金融架構改革設為G20重要的常設性議題。2012年,墨西哥擔任G20主席國期間,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成立,但不久后該工作組的工作一度停滯,直到今年中國作為主席國,該工作組才得以重啟。
追溯至2008年華盛頓峰會上,G20承諾對全球金融體系進行重大改革,彌補導致金融危機的薄弱環節。但直到今年,全球主要股市仍大幅下跌,市場情緒一度很悲觀。加之6月底,英國公投“脫歐”的結果再次引發全球市場動蕩,完善各國金融監管的頂層設計更加迫在眉睫。
今年7月,成都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提出,近期市場動蕩和不確定性,再次凸顯建立開放且具抗風險能力金融體系的重要性。
周小川認為,G20應繼續致力于構建更加開放、強勁和有韌性的金融體系,包括繼續推進全球金融部門改革進程,推動總結和提煉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經驗,并推動加強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
“G20此前尚未從根本上搭建起一個全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前述央行人士看來,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比如嘗試了傳統大國與新興國家能夠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聯合共治,新興國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還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
其一,通過成員國份額和投票權改革,以及擴大成員國的直接融資、向全球金融機構追加可用資金等方式,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
其二,健全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協調各國金融當局和國際標準制定工作,發展和促進有效管制、監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實施,維護全球金融穩定;
其三,承諾通過改善全球經濟,努力構筑更為穩定和更富彈性的國際貨幣體系,以確保全球經濟的系統穩定。
“任重道遠,但中國此次開了個好頭。”受訪專家說。
五大金融議題
目前各方的共識在于,國際金融架構缺陷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G20杭州峰會聚焦于至少五大金融議題:推動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改善債務重組;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提升特別提款權作用。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歐日等國際貨幣發行國持續實施量化寬松,促使國際貨幣體系日益不穩定,同時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已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動下,2016年1月IMF宣布,《董事會改革修正案》從1月26日生效,約6%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經濟體轉移,中國份額從3.996%升至6.394%,排名從第六位躍居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這可謂是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別提款權(SDR)作用,與IMF改革可謂一脈相承。2015年11月底,IMF總裁拉加德宣布,將人民幣納入SDR籃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幣成為第一個被納入SDR的新興經濟體貨幣,將與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四種貨幣共同構成SDR籃子貨幣。由此,SDR的穩定性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及人民幣與美元等國際貨幣之間的競爭性、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改善債務重組,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也都是在G20層面構造起應對短期風險的風火墻。
“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仍在不斷上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資本流動加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資本大進大出,加劇了新興經濟體匯市、股市的波動。
跨境資本的高速流動,還會造成各國金融風險關聯度和傳染性上升,局部或個別國家的金融風險更易在全球范圍內產生震蕩效應。并且,受金融危機影響,全球債務規模不斷上升,已然成為全球經濟的新風險點,也成為拖累經濟復蘇的負擔。
其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是提高國際社會抵御金融風險能力的重要手段,為各國提供更多應對宏觀經濟波動和金融動蕩的可用干預資金,從而達到危機預防和危機救助的目的。金融安全網主要包括四個層次:以IMF為主的全球安排,地區金融安排,雙邊貨幣互換安排和各國自身的外匯儲備。
“G20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除繼續完善各層次金融安全網的自身建設外,還研究如何加強不同金融安全網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前述人士介紹。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高玉偉認為,近幾年G20峰會、國際清算銀行(BIS)、巴塞爾委員會等都對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給予了關注,主要經濟體都在大力推動宏觀審慎管理方面的改革。今年的G20框架下,中國與G20各方、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等關注宏觀審慎政策,提煉有效宏觀審慎政策的核心要素和良好實踐,為各國政策制定提供指引。
結合8月25日的《二十國集團(G20)經濟熱點分析報告(2016-2017)》內容,當前G20參與全球金融治理仍然存在三方面主要問題:
一是盡管美國國會已于2015年12月通過了2010年IMF份額和投票權改革方案,但實質上并未根本解決IMF投票權分配和內部治理中的所有問題;
二是作為國際金融監管標準改革主要內容的《巴塞爾協議Ⅲ》,由于各國具體的金融結構、法律體系、銀行業特征及運行現狀、銀行監管等實際情況不同,影響了落實的同步性;
三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停滯不前,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本位地位在短期內難以動搖,美元匯率具有極強的外溢效應,特別是2015年以來多種貨幣對美元貶值,如何引導市場預期并避免市場過度波動,成為各國貨幣當局普遍面臨的難題。
重要步伐
“中國未來將在全球金融治理變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世界經濟室副主任陳建奇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在他看來,中國會提升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在更高層次并更主動地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一是會加快推進我國自身的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機構實力和經營能力,同時逐步實現金融市場對內對外雙向開放,促進國內國外兩個金融市場的對接,實現我國從金融大國到金融強國的蛻變。
二是會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在亞洲地區通過金磚國家機制、東盟―中日韓“10+3”機制、上合組織等區域性平臺開展貨幣合作,實現人民幣的區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擔任2016年G20峰會主席國的有利時機,推動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促進特別提款權發揮更大的作用,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三是會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組織改革,包括針對現有金融機構進行存量改革,提高在現有國際金融組織中的話語權。同時,積極開展增量改革,發展我國主導的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
四是會加強區域金融合作協調機制建設,積極承擔新興經濟體大國家的責任,通過“一帶一路”共建、金磚國家合作、上海合作組織以及大國協調等模式和途徑,努力推動形成以G20為全球治理主導機制的共識。
五是會推動國際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大力提高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的跨國金融監管能力和監管水平,支持以實體經濟為對象的中長期資本跨境流動,加強對短期投機資本的管制,充分利用自身作為 G20、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委員會成員國的角色,積極影響和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標準的制定,參與國際金融監管宏觀審慎框架的構建,提高自身的話語權。
G20杭州峰會顯然已經邁出了重要步伐。
摘 要:我國經過20多年存款保險制度的探索,終于《存款保險條例》將在2015年5月1日起施行,這正式拉開了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序幕。本文通過對《存款保險條例》主要內容的介紹及意義分析,提出了存款保險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保險條例;金融安全網
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質改革的決定》首次提出建立存款保險基金,我國開始了早期對存款保險制度的探索。通過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國《存款保險條例》終于在2014年10月29日國務院第67次常務會議通過,并將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對《存款保險條例》的深入思考有助于理解我國建立顯性存款保險制度以適應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做出的具體努力與推進進程。我國通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以保護存款人利益,創造存款類金融機構之間公平有效地競爭環境,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并提高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
一、《存款保險條例》的主要內容及意義
(一)明確了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主要目標
《存款保險條例》第一條指出依法保護存款人的合法權益,及時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和維護金融穩定是建立和規范存款保險制度的主要目標。其他國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主要是發生金融危機后的應激措施,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以及銀行破產風潮。我國在沒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情況下建立這一制度是為我國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提供保障。[1]
(二)明確規定了存款保險制度的主體和客體
存款保險制度法律關系的主體有三個: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是保險人,吸收存款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是投保機構,存款人是受益人。條例第二條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存款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依照本條例規定投保。存款保險制度的客體是被保險存款,條例指出被保險存款包括投保機構吸收的人民幣存款和外幣存款,但是不包括金融機構同業存款、投保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在本投保機構的存款以及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規定不予保險的其他存款。
(三)提出降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解決方案
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一直都是各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關注重點。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易使存款人不再謹慎選擇存款銀行,使銀行傾向于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商業計劃,這些可能導致道德風險。若存款保險制度采用自由投保方式時,易發生高風險金融機構為選擇加入而低風險金融機構為節約成本而不愿加入,從而導致逆向選擇。我國對兩種情況高度關注,在條例中提出了解決方案。
條例指出我國存款保險實行限額償付,最高償付限額為人民幣50萬元。根據央行在2013年底對存款情況的測算結果可以得知50萬元的最高償付限額可以覆蓋99.63%的存款人的全部存款。條例規定最高限額而非全額償付給廣大儲戶傳遞出其存款并不是百分百安全,仍需關注各銀行的信用評級與經營管理狀況審慎選擇,有助于降低道德風險。此外條例第九條指出各投保機構的適用費率,由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根據投保機構的經營管理狀況和風險狀況等因素確定。這既有助于降低優質金融機構的投保成本也督促高風險金融機構不斷提高經營水平,以此降低道德風險。
條例第二條規定指明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投保形式為強制投保以減少逆向選擇。根據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與國際存款保險人協會共同聯合的《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強制性是有效存款保險制度的一項核心原則,所有的存款機構都必須加入這一機制以避免逆向選擇的發生。從國際實踐來看,大部分國家都采用的是強制性的制度,僅有瑞士和哈薩克斯坦等少數國家和地區采用了自愿性的投保方式。[2]
(四)加強金融安全網成員之間的協調
條例第十四條指出: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參加金融監督管理協調機制,并與中國人民銀行、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等金融管理部門、機構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應當通過信息共享機制獲取有關投保機構的風險狀況、檢查報告和評級情況等監督管理信息。這使得我國金融安全網的三大支柱正式確立。
(五)存款保險制度主要環節的其他具體規定
除了上述內容,條例在存款保險基金的來源、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的職責、存款保險基金的運用、存款保險基金財務會計報告制度、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使用存款保險基金的方案、對存款人的賠付與資產追回和對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違規違法的處置等方面都做出了具體規定。
二、對存款保險條例具體執行的建議
(一)加強存款保險制度基礎知識普及
政府在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初期應充分利用現達的網絡系統加強對存款保險制度的普及。通過微信、微博、QQ等社交APP向公眾傳達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原因、運作方式及其局限性、存款保險承包范圍、賠付程序等基礎知識,可以采用圖片式、知識競答、知識接力賽等趣味游戲形式保證信息的有效傳達。通過普及存款保險制度基礎知識使廣大存款人樹立對存款保險制度的正確認識,并提高其存款風險意識,為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以及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加強存款保險制度相關立法
條例雖然對存款保險制度的主要環節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卻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的支撐。加快建立銀行破產法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為保證存款保險制度的有效實施顯得尤為重要。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的銀行破產法,而當前銀行破產遵照《企業破產法》執行,但該法律框架不能為及時介入或關閉問題銀行提供充分的制度支持。[3]此外條例對各投保機構適用費率的規定需要以信息披露制度有效執行為基礎,要求披露的信息真實、完整并且及時。
(三)強化危機預警機制
存款保險制度將有效提高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監管效率。條例規定存款保險實行差別費率,并要求投保機構強制投保,這就激勵高風險金融機構加強風險管理,提高其評級以降低投保成本。此外,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應協助存款類金融機構強化危機預警機制,改進風險計量方法,及早處理潛在的風險,持續提高風險管理和防控能力。[4]
(四)明確金融安全網成員的職責權限劃分
條例雖明確要求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參加金融監督管理協調機制,并與中國人民銀行、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等金融管理部門、機構建立信息共享機制,但就金融安全網三大成員各自的職責權限劃分卻沒有具體安排。三大成員對銀行機構的監管為避免出現監管重疊和空白,應通過修訂相關法律重新劃分其各自的職責權限,確保既各成員各司其職又相互補充,保證金融安全網在合作監管中能對問題銀行或潛在的系統風險做到早發現早處理,減少存款人和社會損失。(作者單位:山西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 何德旭,史曉琳,趙靜怡.我國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的踐行路徑探析[J].財貿經濟.2010(10):19-28.
[2] 胡越.存款保險制度的國際比較分析[J].新金融.2012(6):55-59.
【 關鍵詞 】 金融機構;信息科技;風險管理
1 引言
隨著信息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信息科技在給小微金融機構中帶來作用的同時也不斷增加了信息科技風險,給小微金融機構的經營發展帶來了挑戰。當前,小微金融機構對信息科技風險管理的水平還比較低,如何有效控制與管理信息科技風險,是當前小微金融機構在信息化建設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2 小微金融機構信息科技所面臨的風險
小微金融機構信息科技風險指的小微金融機構在運用信息科技的過程中,因技術漏洞、管理缺陷等人為的或自然的原因而造成的問題或危機。在當前信息技術與銀行業務深度融合的情況下,信息科技風險事件涉及的范圍廣、程度深,給銀行等其他金融機構帶來較大的經濟損失,尤其在小微金融機構中,信息科技風險帶來的損失更為嚴重。
3 小微金融機構信息科技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3.1 信息科技風險管理的技術水平較低
從現狀來看,我國小微金融機構信息科技風險管理的技術水平較低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首先,以銀行為代表的大部分小微金融機構缺乏專業化的信息資產風險管理機構,缺乏系統的信息系統管理政策、技術標準及監督、績效評估工作,領導者與風險管理部門無法實現對風險管理的有效監督。另一方面,小微金融機構對信息科技安風險管理的工作仍停留在定性的層面,缺乏對信息技術風險管理專業的定量分析。與此同時,金融機構信息科技風險管理的IT風險管理手段僅停留在制度檢查層面,缺乏技術支持,對風險管理的預防措施有限,對風險管理的技術控制難度大,其信息系統的自我控制的能力較差。
3.2 基礎設施安全建設存在隱患
從我國小微金融機構基礎設施安全建設情況來看,存在較大的隱患。
一方面,機房管理滯后,在我國小微金融機構的機房中,存在著防水火及供電不達標的問題,且缺乏相應的防雷系統、門禁系統等,機房安全管理嚴重滯后;另一方面,網絡運行安全性不高,由于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及營業網點及業務都處于數據集中的狀態中,這樣就給金融機構網絡的穩定性及通暢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小微金融機構中,存在未按監管要求配置主備通訊線路的現象,容易導致營業網點出現業務辦理受阻的現象,致使信息科技風險隱患增加。
4 應急處置能力低
信息系統的集中及數據爆炸式的增長使金融機構的應急處置面臨巨大的挑戰,尤其對于小微金融機構來說,其應急保障機制更為落后。在我國小微金融機構中,一般都設有信息系統的應急預案,但對于預案卻缺乏相應的應急演練,在系統發生緊急事故時,無法對問題實施預案應急措施。其次,部分小微金融機構的系統應急預案覆蓋面籠統,缺乏針對性和操作性,缺乏有效的技術支持。另外,風險管理的人員的應急處理能力較低,對重大信息科技風險的應急執行缺乏有效性,導致風險損失增加。
5 加強小微金融機構信息科技風險管理對策
5.1 提升信息科技風險管控能力
小微金融機構要提高信息科技風險管理的水平,首先應該提高其信息科技風險管控的能力,因此,小微金融機構有必要建立三個機制。
第一,信息科技風險管理保障機制。金融機構領導者應該提高風險管理意識,將信息科技風險管理工作納入議事日程,并建立健全的信息科技風險管理機構的和崗位責任制度,充分發揮出安全檢查、風險監控、審計監督的作用;加強對信息科技風險管控人員的培訓與管理,并加大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提高其風險管理的能力。
第二,信息科技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小微金融機構應該在充分分析信息科技風險對金融機構影響的基礎上,有針對性的落實風險評估制度和建立信息科技風險監測制度,將風險分類并制定相應的風險報告機制,使信息科技部門與業務部門緊密聯合起來,加強溝通協調,提高對信息科技風險的評估與預防能力。
第三、信息科技風險應急處理機制。小微金融機構要加強對信息備份、災難恢復及業務連續的管理,對應急預案要加以培訓和演練,將應急和災備工作從技術管理層面提升到全行工作層面,以提高應對信息系統安全事件的團隊應急能力。
5.2 加強基礎設施安全建設
加強金融機構基礎設施安全建設,有利于提高基礎設施安全水平,進而有利于降低信息科技風險。小微金融機構應加強基礎設施安全建設投入,重點加強機房消防系統、防雷系統、UPS等的技術投入,完善機房基礎設施并完善機房管理制度,保證系統設備的正常運行,加強對系統設備故障的預測與報警。并設立專門的技術設施檢查維修小組,負責基礎設施的安全維護工作,確保基礎設施安全管理的有效性。
5.3 強化金融交易監管
隨著金融環境與金融交易方式的變化,信息化的金融交易也帶來了一定的信息科技風險,小微金融機構應該采取措施強化金融交易監管。
一方面,要加快網絡金融安全立法進程,制定金融安全政策和標準,成立對應的網絡金融安全管理部門,指導網絡金融的發展,并嚴厲打擊網絡金融犯罪;另一方面,要建立跨部門的現代化信息安全管理網絡,實現對金融機構業務信息安全風險的及時、動態、全面、連續的監管。還應該借鑒國外的網絡安全管理模式,建立適合于我國小微金融機構信息化建設的網絡框架,以實時的監管小微金融機構業務,保證交易的安全性。
5.4 加強對從業人員的素質建設和崗位管理
相對于大型及核心金融機構,小微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及崗位配置明顯落后,小微金融機構應該加大對農村金融機構人員的投入,積極引進高素質的信息科技人員,并對原有的從業人員進行定期的培訓工作,提高其信息科技風險防范意識與風險管理能力。同時,金融機構還應增加對信息系統管理、運行、維護等崗位人員的配置,以完善職責分配,落實崗位制衡。最后,完善相應的信息科技風險管理制度,加強信息科技風險審計,完善激勵約束機制,激發從業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從整體上提升小微金融機構信息科技風險管理的水平。
6 結束語
在信息科技風險管理的工作中,小微金融機構要從安全制度建設及技術手段上加強對風險的防范與管理,在全面、可行的安全防護措施中,將信息科技風險降低到最低的程度,進而才能保證小微金融機構得到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陳文雄.發展銀行業信息科技 風險管理意識須先行[J].中國金融,2009(07).
[2] 唐磊.商業銀行信息科技風險現狀與管理策略分析[J].中國金融電腦,2009(02).
【關鍵詞】資本市場;金融風險;金融體制;人員管理;業務管理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資本市場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開放,實現了國際流動資金在我國資本市場的有效管理。盡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重大損失,但是卻并不能改變我國開放資本市場的基本方針。在這一形勢下,必須清楚的了解資本市場條件下蘊含的金融風險,并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患于未然,是極其重要的。
一、研究背景
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動力源泉,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大的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另一方面,金融業又蘊含了很大的投資風險,這是一把雙刃劍,必須牢牢的掌握好分寸。隨著市場經濟步伐的加快,金融行為已經和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并在經濟主體之間,發揮中介的作用。隨著信息化時代的來臨,全球金融業之間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金融市場在各國之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所以,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是每一個國家和投資機構的共同任務和共同目標。尤其是隨著金融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各國金融市場的關系逐漸密不可分。金融全球化極大的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繁榮發展,但是也造成了國際金融市場的結構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也給金融市場增加了不穩定性和風險性,而且使金融危機的傳播速度加快,造成的破壞程度也更加巨大,各國面臨的金融風險顯著增加,尤其是一些新興的資本市場國家所面臨的威脅將格外巨大。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表明了金融行業的地位之重,還說明了維護金融穩定、避免金融危機的必要性。隨著在我國經濟逐步與世界接軌,關系也越來越密切,金融業的發展既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必須要牢牢地把握機遇,規避風險,促進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維護我國的金融安全,全面細致地分析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采取相應的措施,維護國家金融安全與經濟安全。
二、資本市場中金融風險積聚的原因分析
金融風險出現的原因是資本的缺乏,而且,消費率與投資率相比差距太大,這是我國經濟存在的弊端,然而經濟水平的提高并沒有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我國經濟由于消費水平過低,所以基本上全靠投資基礎設施來拉動,這種做法促使風險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投資國債時,其投資主體不夠明晰,造成了資金難以得到回收,由此導致其轉化成社會資金的效率大大降低。負債與資金之間的穩定與平衡需要有充足的流動資金,運用的資本不可以是私人財產。投資領域內,主要是個人投資,而這種情況卻截然不同。因為投資領域沉積了太多的公共投資,造成了銀行資金不平衡的局面時有發生。除此之外,金融風險的出現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長、短期資金之間失去平衡。據資料表明,全國大多數銀行中越來越缺少短期資金,而長期資金卻是與日俱增,這種情況卻是跟常規相違背的。這就造成了銀行發放出去的貸款不能在短時間之內回收,不良資產越來越多,失去控制,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步加深,帶來了我國的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但顯而易見的是,我國資金的資本化程度極低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國資金的資本轉化率極低,仍然在貨幣的階段上原地踏步。而縱觀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其國內大多數資金基本上都是以資本的形式存在。因為我國資本明顯不足,造成了大量的國外資本流入我國,這也就使得我國資本的轉化更加困難。
三、我國資本市場持續開放過程中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分析
由于社會的高速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市場經濟的步伐也越來越快,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下,我國應該鼓起勇氣、充滿斗志,以堅定不移的姿態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越深,其受到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也就格外的巨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概率。資本市場的持續開放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際資本市場上的資本流動會對我國的金融體系產生巨大的影響
國際資本極大地影響著我國發行貨幣的多少,而發行貨幣的多少又會影響著通貨膨脹,甚至會威脅到證券市場的穩定。其傳導機制一般為:大量國際資本涌入我國,造成國際資本項目出現貿易順差和增加我國的外匯儲備,進一步促使國內基礎貨幣出現短缺,供應緊張,而名義上的貨幣供應量則大大增多。伴隨著國民總體收入的提升,又會使社會總需求加大,物價大幅度提高,進而造成通貨通脹,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損失。通貨膨脹最初出現的時候,會部分抬高證券價格,但是,當物價全面上漲到引起社會秩序紊亂的時候,政府就會出面干預,實行緊縮政策,促使證券市場的資金得以流出,使物價得以下降;其次,發生通貨膨脹會使企業的成本大幅度提高,資金嚴重缺少,上市公司難以獲得足夠的利潤,由此造成證券市場的價格得以下降。隨著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我國,會對證券市場的另一路徑產生強烈的沖擊,進而打破國際收支平衡,利率和匯率也會發生大幅度的波動。據相關資料顯示,東南亞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國際資本流動對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二)有價證券的供求不平衡導致泡沫問題的出現
縱觀世界各國的情況,自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投資者越來越需要國內有價證券,但是,國內的有價證券畢竟有限,不能滿足眾多投資者的需求,這就造成了證券價格越來越高。從股票市場的情況來看,股票價值一般用市盈率來評估。市盈率與風險成正比,市盈率越高,風險就越嚴重,其投資價值自然就越小。
(三)資本市場的開放加劇了證券市場收益的波動
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越來越深,促使我國證券市場收益也產生大幅度的波動。而在國外投資者的逐漸參與下,國內證券市場價格變化的程度也越來越劇烈。據研究表明,當國際資本流量出現顯著增長時,股票市場收益并沒有隨之增長,但是,卻造成了其相對波動性明顯增長,尤其是當國際資本流動變化較大的時候。新興債券市場的收益波動性變化更加劇烈,這是成熟債券市場所沒有的,其中的緣由主要是因為前者的信用風險變化更加劇烈和流動性較低產生的。我國的資本市場也是剛剛興起,目前還只是雛形,其規模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四、如何在資本市場中加強金融風險管理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資本市場也在逐漸的成熟,并且越來越完善,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到其好的一面,還應該看到其中蘊含的各種風險和危機,做好防范措施,以免其對我國經濟造成重大的損失,若要充分利用好這把雙刃劍,就必須對金融風險進行充分的分析,并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唯有如此,才能將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扼殺在搖籃里,發揮其對經濟產生的積極因素。金融風險管理的具體措施如下:
(一)提高金融風險的防范意識
資本市場一方面為經濟建設提供龐大的資金,但是其中蘊含的風險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機遇與風險并存,它既能使一些人利用風險中存在的機遇獲取暴利,又可以令一些人承擔風險,遭受一定的經濟損失,所以說,采取一定的手段來充分的規避風險,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加強思想上對金融風險的認識,充分的重視起來,唯有如此,才能夠在行動中時時注意風險的發生,而當風險出現并轉化為危機時,能夠有條不紊的應對。
(二)深度改革金融體制
加強金融監管的力度,努力促進資本市場的完善,深度改革金融體制,盡最大可能的去創造一切條件促使同業拆借市場更加的完善,促使資金的向合適的方向流動,為利率市場的實現奠定了基礎。努力促進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努力促使證券市場更加的規范,在一定的范圍內擴大股票的規模,促使企業能夠擁有越來越多的融資渠道,并利用資本市場獲取更多的資金。還要努力發揮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維護國家的金融穩定,防范金融危機,帶動經濟的高速發展,在此基礎上,還要避免國際收支失衡的局面出現。維持外貿順差,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從而保持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促使我國擁有更強的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三)促進金融資本市場平穩發展
努力做好對金融風險的管理工作,如今,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速度仍然比較緩慢,發展規模也較小,其融資渠道也相對比較稀少,很難減輕銀行的發展負擔。為了促使我國資本市場前進的步伐更加平穩,就應該努力的拓寬融資渠道,加大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的的比例。在資本融資的時候,為拓寬融資渠道,雖然資產證券化的過程有很大的風險,但卻不能因為有風險就終止其發展,所以,金融機構要立足于現實,腳踏實地,逐漸減慢其發展的速度,做到穩步發展,循序漸進,唯有如此,才能規避各種金融風險,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維護我國的經濟安全、國家安全。
(四)穩步實現資本管制的自由化
資本管制的自由化能夠加快資金的流入,這對于彌補投資缺口意義重大,同時也有利于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提高經濟增長率。但是,據研究表明: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系統不夠堅固、企業缺乏嚴格有效的管理,那么就會導致經濟出現大幅度的波動,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由于監督力度的缺失,導致金融機構出現盲目信貸的現象,促使股票市場的泡沫。一旦泡沫消失,就會造成金融機構難以正常運轉,甚至面臨破產。一旦大型金融機構面臨破產,就會引起社會金融秩序的紊亂和金融機構的崩潰,甚至造成貨幣危機,進而形成金融危機。
(五)加大人員管理力度
1.加大對分析型人才的培養力度。銀行的審計機構包含眾多部門和崗位,這就需要其工作人員具備扎實的專業素養,必須要有淵博的學識、熟悉各項業務、思維敏捷、富有洞察力。定期開展培訓活動,提高工作人員的工作能力,培訓內容要有針對性,著重培養其業務水平和善于分析的能力,包括企業最新制度、工作環節的具體要求等,還要開闊其視野,培養其熱愛學習、善于學習的能力;提高其實際操作能力,勇于面對挑戰,敢于接受挑戰以及開發其創造性思維。
2.公正的業績考核。建立公平公正的業績考核機制,使每一個員工都有一個光明的晉身通道,促使每一個員工都努力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應有的貢獻,提升其整體素質。企業不僅要提高整體的效益,還要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對不同領域崗位工作人員的工作成績進行嚴格公正的審核,對員工的工作成績做出正確的評價。
3.光明的晉身途徑。工作人員的能力要遠比學歷來的更加重要,能力與業績是評價工作人員是否稱職的最為客觀公正的標準。工作人員的晉身途徑應該是透明的、公正的、客觀的,要切實做到使每一個職員都擁有相同的晉升機會,讓他們相信只要擁有能力和才干,并且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不錯的成績,就會受到提拔,受到優厚的待遇,就可能擁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六)優化業務管理機制
1.努力做到堅持四個工作原則。真實性原則:報告內容不能與事實相違背,審計結果必須準確的反映出來。完整性原則:報告內容必須面面俱到,不得遺漏。及時性原則:報告必須及時的做好,確保風險出現時可以及時的應對。保密性原則:工作人員當嚴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向任何非內部人員披露任何內部信息。
2.擴展內部審計模型。內部審計模型屬于一種風險管理模型,它是基于風險的具體特征和對數據進行詳細的研究設計出來的。在審計模型的不斷拓展之下,使風險的控制時間向前移動,對風險產生的整個過程進行全面的分析總結,達到對風險全方位的控制。
3.對風險進行評估。通過對風險產生的狀況和特征進行精確的數據分析,推斷出產生風險的關鍵因素,不斷地強化風險管理中的薄弱環節,為決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4.促進考評體系的健全。加強對風險暴露水平等各項指標的研究,并對各項指標進行詳細的對比分析,對工作人員的工作業績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當風險來臨的時候,能夠掌握主動性,將風險扼殺在搖籃里,促進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
五、結語
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不僅要實現從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之間的轉型,還要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我國金融業已經有十幾年的發展歷程,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因為制度的不夠健全,金融業發展的基礎薄弱,金融風險時常出現,且越來越嚴重,金融安全問題也逐漸被各國所重視。市場經濟體制下,金融企業必須做好金融安全的防范工作,當金融風險出現的時候,能夠沉著冷靜的應對,快速的采取正確有效的措施,將金融危機消弭于無形,維護國家的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
參考文獻
[1]商瑾.金融風險及防范對策研究[D].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2012.
[2]李立書.資本市場條件下的金融風險管理問題研究[J].民營科技,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