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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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宏觀經濟學認為：短期決定國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會總需求。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社會總需求由三部分組成，即：居民消費、企業投資和政府支出。在國民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個人消費和私人投資有不斷下降的趨勢，總需求與社會生產能力之間出現缺口，國民經濟增長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膨脹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但是在貨幣供給量保持穩定的情形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水平上升，從而擠出私人投資，政府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應下降。這就是擠出效應的一般理論模型。為了克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應當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場利率水平保持穩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的理論模型表明，政府在對經濟增長進行調控時，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減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大小，決定于市場經濟中的多種因素，如用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決定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場經濟中私人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資是利率水平的減函數，投資對利率的變動十分敏感，通常所講的投資利率的彈性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大；投資利率的彈性小，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小。如利率不變，即在凱恩斯陷阱區域，擠出效應為零。如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區域，擠出效應將無限大，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等于零。在一個完全由政府配置資源的市場，擠出效應問題不存在，因為政府支出的變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響。
擠出效應也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考察。從總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擴大投資需求，一定會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資下降，這就減弱了政府支出的擴張效應。我們可以把這種擠出效應界定為需求型擠出效應。從總供給的角度看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有擠出效應。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為應對社會總需求的不足，短期內大幅度增加政府開支。如果產出效率很低，必會引起社會物價總水平上升，在名義貨幣供給不變的情形下，實際貨幣供給減少，實際利率水平上升，個人投資需求減少，積極的財政效應減弱。如果社會產出率高，供給型的擠出效應可能不存在。
二、擠出效應在我國市場經濟中的轉型
在第一部分討論的擠出效應僅僅是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講的。實際上擠出效應在我國目前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出現了轉型。宏觀經濟學上講的擠出效應并不明顯，但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擠出私人投資需求、政府與民爭利、弱化積極政策效應的傾向確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長期觀察供給型的擠出效應在我國表現的將會更為明顯，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擠出效應的轉型問題。
第一，由于我國目前的利率并沒有完全市場化，政府支出的增長并沒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間投資的成本沒有增加。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擠出效應不會出現。事實上，從1995年起，在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市場的貨幣供給量不斷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斷下降的趨勢。
第二，由于在我國每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個體和私人經濟投資占的比重仍比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對總體的投資規模影響也不大。實際上從1996年起，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大體上保持穩定。（見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我國不同經濟類型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從1996年以來變化并不大，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絕大比重。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私人投資影響比較小，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不明顯。
第三，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又確實存在著擠出效應。從1995年開始，政府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積極的貨幣政策，連續地降低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不斷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但個體經濟的投資比重并沒有增加，說明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
第四，由于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占絕大比重，因此國有經濟投資的效率、國有經濟投資的產出率是決定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給型擠出效應是否出現的關鍵。
政府投資重點是公共基礎設施和部分國有企業新建和改建項目。這些投資項目逐漸到位以后，一定會拉動社會需求的增長。但由于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還沒有到位，長期制約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一時難以解決，這就制約了政府投資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會總供給量的擴大。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不斷實施，社會總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供給不能乘數地增加，通貨緊縮就會轉化成通貨膨脹。積極的財政政策就達不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這就是目前擴張性財政政策中的一個令人憂慮的、獨特的“擠出效應”。根據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總資產額度及外匯儲備數量，近期內即使出現了私人投資熱潮，市場利率也不會波動太大。宏觀經濟學上的擠出效應也不會太明顯。因此防范由于投資效率太低而出現的供給型擠出效應是我們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特別應當注意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需要長期注意的問題。
三、當前我國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表現
雖然近幾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在周邊的國家和地區經濟普遍出現蕭條的情況下，我國經濟仍保持了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雖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卻又是存在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1995年以來，我國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說明了政府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努力擴大投資的過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資增長率的下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是明顯的。根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1995年個體經濟的固定投資增長率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為11.3%，1997年為5.5%，1998年為8.9%，1999年下降為3.5%.80年代以來，一直到1995年，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高于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但從1995年以后，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低于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這說明了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確實存在著擠出效應。
第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國內的許多學者認為：由于我國目前利率尚未市場化，政府增發國債，擴大投資的舉措，不會影響利率水平，不會增加私人投資成本，因而沒有擠出效應。同時我國商業銀行具有充分的資金供給能力，增發國債不會導致資金供應緊張，從而也不會存在與民爭奪投資資金的問題。筆者認為僅憑上面幾點就斷定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目前無擠出效應的論斷是不全面的。從市場利率來看，雖然我國利率仍未市場化，但從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率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目前在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以及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已經市場化，國債招標發行方法中利率的確定也已市場化。這樣隨著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等有價證券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國債發行的規模及國債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會影響到同業拆借市場和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水平，影響到私人的投資成本，影響個體經濟的投資規模。以上的分析說明，以大量增發國債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擠出效應。實際上1995年以來個體經濟投資增長率的下降就是例證。
第三，擴張性財政政策方向的不一致，即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屬于擴張性的，但同時有些政策又是緊縮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擴張財政政策與民爭利的情況，是目前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又一獨特表現。
如1998年，政府在增發1000億國債的同時，當年稅收卻增加了約1000億元。可能從加強稅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發國債的擴張性政策應在很大程度上被緊縮性的增加稅收政策所抵消了。對于非國有企業，緊縮性的政策效應甚至大于擴張性的政策效應。又比如，政府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不斷鼓勵居民增加消費需求，但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又出臺了許多增加居民負擔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擴大消費而又不敢消費。特別是城市下崗人員的增加，農民收入增加的減緩，都弱化了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證券市場上，盲目地推出了高價減持國有股以補充社會保障基金的方案，導致深滬股市全面下跌（該方案目前雖已停止執行，但受到重創的深滬股市仍處于低迷狀態），籌集到的社保基金不足百億元，股價市值卻蒸發了好幾千億元，90%多的股民虧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況下，居民怎么能擴大消費需求呢？
第四，至于擴張性財政政策供給型擠出效應，它的表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出現的原因就是國有投資的低效率，如果國有投資的效率提高了，這種擠出效應就不會出現。在此不再贅述。
四、弱化擠出效應的對策
宏觀經濟學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為了財政政策效應的最大化，擬提出以下對策。
第一，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內耗和效應的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擴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現為發行國債），同時要求政府減稅，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要求減少政府支出，同時增加政府的稅收。這個基本的政策組合不能顛倒。
第二，政府應努力避免與民爭利、與民爭投資。應通過經濟的持續增長，不斷擴大經濟總量來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強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期，要增強居民的收入預期。保證政府在擴大支出的同時，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經濟體制改革的舉措要有靈活性，在經濟緊縮時期，增加居民負擔的改革項目要暫緩，使他們不斷地擴大消費需求。
第2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首先，物價總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消除。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1月份以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開始出現負增長。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計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價格下降了0．9％，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1．1—2．4％之間。7月份，物價下降的趨勢仍在繼續，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價格下降0．9％，衣著類價格下降2．4％。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從去年6月以來就持續走低，至今沒有回升的跡象。據統計，今年1—6月各月，生產資料價格與去年同月相比分別下降6．3％、5．4％、4．7％、4．4％、3．8％和2．6％。這些指標都表明：生產和消費兩不旺，通貨緊縮壓力仍然存在。這種情況不利于消費需求的增長，不利于企業效益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產經營者的正常投資和經營。我們認為，只要通貨緊縮趨勢存在，就應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費需求增長的后勁不足。特別是今年以來，消費增長勢頭明顯疲軟，上半年，我國gdp實現7．8％的增長率，投資和出口分別增長21．5％和14．1％，而占最終消費較大比例的消費品零售額，今年1—7月僅增長了8．6％，增幅分別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仍居高位，有關資料顯示，到今年7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突破8．3萬億元，同比增長18．4％。盡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總體上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動，在目前居民對社會經濟預期并未實現根本好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新的消費增長點尚未最終形成的情況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費需求則很難保持繼續增長。應當看到，這幾年我們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使投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中，國債投資一直是社會投資的主體，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仍有待提高。據統計，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1％，其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為12．8％，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1．55％，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分別為8．1％和12．7％，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勢仍然強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現1．45萬億元，同比增長21．5％，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增長24．4％，集體投資增長15．8％，個體投資增長19．4％。國有投資仍是今年投資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鄉集體、個體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資本市場發展不力，致使貨幣傳導機制近期內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不但國有經濟沒有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能力和動力，民營中小企業投資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導機制、激勵機制和相應體制環境的情況下，投資的自發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因此，現在如果停止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社會投資總量可能會變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這些涉及體制、結構等深層次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之前，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自主動力，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國財政狀況仍然可以承受。雖然1998年至今，我國累計發行了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財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據統計，都在安全線以內。從我國今年1—7月份的情況看，國家財政收入1．03萬億元，增長10．6％，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將增長10％以上。盡管這一數字與前兩年相比有明顯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長率，只要適當控制財政支出，估計今年財政赤字可能略超過但不會遠遠超過3％的警戒線。更何況，可以用來衡量一國資金供給能力的國民儲蓄率在我國長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這意味著我國可動員的信貸資金相當充裕，承受赤字和債務的潛力較大，略高于3％的財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備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為了避免經濟出現停滯，政府主動承擔適當的結構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將來發生更為龐大的周期性赤字，從而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目前國債發行還有一定的政策空間，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中長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國物價低位運行，內需自主擴張動力不足，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通貨緊縮仍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就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勢必影響今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促進各項事業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我國gdp增長率已從幾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長循環陷阱”，再恢復快速增長必然要花費更大的成本，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將受到損失。因此，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規模成為當前最現實的選擇。況且，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繼續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步伐、擴大就業和再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保證國家安全等，還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銀行的不良資產，企業的虧損掛賬，社保欠賬，在現階段也只能靠財政解決。
目前，我們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是出于啟動國內需求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證合理經濟發展速度、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終得出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上講，在我國所處的特殊經濟發展階段，只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還不是探討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這一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要認真研究如何通過調整其形式和內容，進一步豐富、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使其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為此，要從原來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應急的、短期的政策選擇，逐步轉向以啟動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為主要目標的中長期政策，把著力點放在解決有關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在降低積極財政政策中長期化會引發的負面效應的同時，力求保持我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1．繼續發行一定數目的國債，把握國債投向；強化國債管理，提高國債的使用效率。在國債發行數量上，一方面，為鞏固前期政策效果，促進長期穩定發展，必須繼續實施以發行國債、擴大內需為主要內容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適度控制國債發行規模和增長速度，2002年維持1500億元，2003年可以繼續發行建設國債，但規模不宜擴大。
在國債投向方面，增發的國債首先必須用來保證在建項目如期竣工投產，嚴格杜絕“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開發的專項國債，建設好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青藏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第三，為了配合國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動內需，可以適當增加國債對企業技術改造投資的貼息規模、擴大貼息范圍，加強對科技發展的支持。特別是要增加對國有企業技術改造和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具有市場潛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新產品研究開發投人，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在國債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強對國債資金的監管，保證專款專用，堅決防止重復建設，而且要通過不斷完善工程招標監理制度和完工審計程序，切實提高國債資金的效益；對用于技改的項目也必須合理選擇、科學論證、謹慎決策。除此之外，國債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據需要適當做出調整。比如，可以適當加大國債投資資金中轉貸給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獨立地對自己的負債行為承擔責任。這樣不但能夠減輕中央的財政負擔，而且有利于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逐步發揮其對社會投資的基礎性、帶動性和引導性作用。
2．不斷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運作方式，切實擴大政策實施效果。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國際治理通縮的經驗，積極財政政策的運作方式有兩種：擴大支出和減稅。要進一步提高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也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下工夫。
一要調整政府支出范圍，優化支出結構。為了提高積極財政政策的效率，增強財政的調控能力，政府財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為使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必須盡快改變競爭性領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資源的體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政府主要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經濟的宏觀調控，以便從體制上和制度上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重復建設和損失浪費的問題。政府的宏觀資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科學教育、環境保護、國防等方面的支出，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通過支持財政貼息、稅費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優惠性措施，切實改善企業經營環境，減輕社會負擔，為優化經濟結構、增強企業活力并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創造條件。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規范部門預算制度、財政國庫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購制度，切實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靈活運用稅收杠桿，有效啟動投資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在當前國內需求不振的形勢下，運用稅收杠桿調節經濟發展成為積極財政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國稅負水平并不高，稅收占gdp比重這一指標與國際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壓力卻很大，因此，我們不具備全面的減稅條件。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有針對性地調整稅收結構和不斷完善稅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擴大稅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財政赤字的同時，切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為此，首先要對目前不合理的稅制結構進行調整，或者根據需要，進行局部減稅。其中，包括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以增強企業的活力，并調動投資、生產的積極性；統一內外企業所得稅，形成公平的稅負，激發國內企業的投資熱情；完善個人所得稅，建立綜合匯總征收制度，同時改革稅扣標準，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征收力度，促進收入分配趨向公平；按照不同領域稅負水平有增有減的原則，對環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負效應的行為需要加征重稅；盡快解決目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對股息紅利所得的重復課征問題。其次，要加強稅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嚴厲打擊各種走私活動，嚴格杜絕偷稅、漏稅、騙稅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要通過各種渠道提高納稅人的納稅意識，變被動納稅為主動納稅，使稅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軌道。第三，加快各項稅費改革的步伐，取締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減輕社會負擔，以求擴大和培育國內需求。
3．調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當前，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問題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據國家經貿委今年上半年對600種商品供求情況的調查，供過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要緩解需求不足，必須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會低收入階層在不斷擴大，城市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在增加，農民收入增長也十分緩慢。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有效啟動居民消費，有必要進一步集中財政資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和東西部地區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上，從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預期消費需求，達到拉動消費的目的。為此，第一，繼續適當增加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為下一步啟動消費創造必要的條件。第二，政府應通過落實有關就業優惠政策、結合結構調整廣開就業門路、強化職業培訓和再就業培訓等措施，力爭解決好當前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從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第三，繼續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種優惠政策，促進中西部地區就業和居民收入的增長。第四，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教育的投入，支持農業結構調整，加快農村稅費改革步伐，促進農民增收減負。
第3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由此，緊貨幣一松財政的宏觀政策搭配格局行將延續。實際上豈止延續?依照目前的情勢發展去判斷，接下去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呈現“極化加碼”的態勢：一極是亦步亦趨地緊貨幣，另一極則是亦步亦趨地松財政。
貨幣政策注定是和物價走勢“搭牢”的。這不僅是年初政府的既定方略，且顯系形成了某種慣性。誰都清楚，目前最要緊的是管住物價。在“數字與官”彼此依賴的制度環境下，依據超過6％的CPI官方數據，意味著實際的通脹壓力還要大!
通貨膨脹具有“劫貧濟富”的收入分配效應，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傷害最大，會加劇財富分配不公，與“和諧社會”目標背道而馳，故此說防通脹猶如防洪水猛獸，一點也不過分!
但何以治通脹呢?從年初迄今，各方顯然接受了智囊們從西方販來的一個“處方”：管住貨幣就能管住物價。說簡單誘人點，就是只要把銀行貸款給管住了，物價就會如期降下來的。由此不難預料，只要物價下不來，貨幣政策就會繼續抽緊的。就目前態勢來看，物價在短期內不僅很難降下來，而且還存在進一步攀升的巨大推力。接下去還有理順煤、電“價格倒掛”的“改革”重任，期望價格明顯回落是不現實的，由此貨幣政策加碼抽緊多半是注定了的。
第4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摘 要]CPI和PPI均是反映一國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我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與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出現一正一負的狀態。面對“二率背離”出現的“剪刀差”現象，不應再僅僅抓住CPI不放，應同時兼顧近年來PPI持續緊縮的狀況，采取必要的措施，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緊密結合，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配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增長，同時警惕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現象。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由CPI、PPI的分化現象導致的我國政策的走向。
[關鍵詞]CPI；PPI；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87
[中圖分類號]F424；F7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0-0-02
一般而言，人們認為價格波動通常從由PPI所衡量的上游價格指數，向CPI所衡量的下游價格指數傳導，然而我國的價格傳導關系在近10年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PPIq跌幅度遠遠大于CPI漲跌幅度，CPI和PPI的背離越來越大，PPI的波動不能及時向CPI傳導。鑒于此，本文從CPI和PPI的含義入手，一方面分析了近幾年我國CPI和PPI的波動特征，同時解釋了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并對如何適應未來經濟改革提出了政策上的建議。
1 CPI指數和PPI指數
1.1 消費者價格指數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又稱生活費用指數，反映一定時期內普通消費者所購買的一組固定物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消費者價格指數是建立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購買的食品、衣服、住宿、燃料、交通、醫療、學費及其他商品的價格基礎上的，反映的是一定時期的生活成本。
1.2 生產者價格指數
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又稱批發價格指數。它是衡量一定時期內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用到的產品的價格變動的相對數。生產者價格指數是建立在產成品和原材料的價格基礎上的，反映的是一定時期的生產成本。
1.3 CPI與PPI的關系及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1.3.1 CPI和PPI的關系
PPI作為CPI的先行指標，對CPI產生傳導作用，當前的PPI走勢會決定以后CPI的大致走向，但從2008年5月份開始，我國的CPI走勢和PPI走勢出現了相反的變動，甚至自2012年3月，PPI與CPI便開始出現了一正一負的變動，且這一變動持續了近50個月。
1.3.2 CPI和PPI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CPI與PPI兩者一般呈同向趨勢，只有當經濟走勢發生變化時才會先后發生變化。變化蘊含的一般經濟含義是：CPI和PPI上漲，意味著通貨膨脹上升，經濟增速加快；CPI和PPI下跌，意味著經濟放緩，下跌幅度過大，導致通貨緊縮，經濟陷入衰退；CPI上漲，PPI下跌，意味著企業利潤增大，經濟將進入一個擴張期；CPI下跌和PPI上漲，意味著企業利潤減少，經濟有衰退的危險。
2 CPI、PPI變化趨勢分析
2.1 分析變化趨勢
CPI和PPI在2011年10月份左右出現了交叉后，PPI出現明顯的下滑，形成走勢分化的局面。且在PPI走勢低迷的情況下，CPI也逐漸形成了下行的趨勢，兩者之間的差異不斷拉大，形成了“剪刀差”的現象。
2.2 從變化趨勢分析我國目前經濟形勢
CPI和PPI均可以作為衡量一國經濟狀況的指標，一般而言，CPI更為廣泛使用一些。然而在PPI長期持續走低的情況下，只研究CPI指數的變化顯然不合理。盡管CPI仍維持在2%左右，但依據眾多其他指標及跨國經驗，基本表明我國經濟狀況已進入輕微通貨緊縮階段。
3 針對CPI和PPI分化的政策及建議
3.1 財政政策
3.1.1 財政政策的建議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促進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防止通貨膨脹，實現穩定增長而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變動調節社會總需求，進而影響某些經濟總量的政策。在我國出現經濟輕微通貨緊縮，國內出口受到抑制、國內消費不足、投資需求帶動不了的情況下，應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3.1.2 財政政策的優勢與不足
凱恩斯曾指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在于過剩的產能和不足的需求，然而供給不會自發的創造需求，只有需求才能繼續生成需求。財政政策工具有較強的填充需求缺口的能力，這是貨幣政策望塵莫及的。財政政策不僅能有效帶動消費和投資，且在“乘數效應”的作用下可直接成倍增加就業和產出，而后者則是以利率為中介向市場傳遞信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
然而，財政政策并不能取得理想中的好效果，原因在于它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越大，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越差；擠出效應越小，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越好。
3.2 貨幣政策
3.2.1 貨幣政策的建議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調節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整個經濟，以達到一定經濟目標的行為。在我國目前輕微通貨緊縮的經濟形勢下，應采取適當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降低利息率，從而達到刺激投資，刺激總需求的效果。
3.2.2 貨幣政策的優勢與不足
貨幣主義論者認為，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會導致“滯脹”問題，而貨幣政策不僅可以通過利率渠道引導經濟，還能直接作用于信貸量等變量，進而刺激需求。且與財量相比，貨幣供應量與消費水平的相關性更高。
貨幣政策存在的不足是當央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會被貨幣流通的速度所抵消，且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也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3.3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由文中兩種政策的局限性可知，單方面使用一種政策來調節經濟并不足夠，為了使政策更好的達到預期效果，最好的方法是將兩種政策結合起來使用。從根本上說，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是，通過使供給與需求在變動中保持一個最優的結構，進而使社會經濟維持在一個長期穩定的狀態。
需要注意的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使用時，可能會損害各自的獨立性。且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需要預防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
4 結 語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將構成我國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期發展的真正基礎，尤其是在目前經濟已經進入增長速度“換擋”、市場化改革“陣痛”加劇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等多重背景下，摒棄原有的思維模式，徹底告別非常規刺激政策的時代，對經濟增速的減緩持包容與克制的態度，且政府應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我國經濟增長，縮小CPI指數與PPI指數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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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財政、貨幣非常規政策的退出，不存在誰先誰后的問題。政策都是有慣性的，一旦實施就內在于經濟之中了，不能輕言退出。有些政策也不是想退就能退得了的。像貨幣政策，不可能一下子急剎車。就是真的需要退出非常規刺激政策，也到時需要按實際經濟運行情況來確定，財政、貨幣誰先誰后。
肖耿：退出慢行，但可加息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貨幣總量不應該很快收緊，但價格需要上行。資產價格通脹早已出現，央行應該盡早加息。現在的問題是，投資和消費的總量還很不夠，我們還需要可持續的宏觀政策來鼓勵有效率的投資。所以，現在就讓刺激政策回到原點，是不對的。另外，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是最后退出，而目前還應該加強，而不是退出的問題。積極財政加上利率上行，能夠加大有效率投資，擴大進口能力，使經濟結構更加合理、平衡。
韓志國：二季度寬松貨幣會消失
（獨立經濟學家）
刺激政策現在就應該退出。今年一季度的GDP保守估計也在11%~12%左右，經濟已經完全恢復正常，再不退出，通脹隨時可能到來。美國才是真正的危機，而中國是假危機。現在投資過熱的苗頭已經顯現。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勁頭又上來了。5月份央行就會加息，3個月內寬松貨幣將會消失。而到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如果財政、貨幣政策變成雙穩健，就是萬幸；更擔心的是，會變成雙緊。當然，最大的可能是：貨幣從緊、財政穩健。
魏加寧：刺激政策需要轉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刺激政策退出，目前實際上處于兩難境地：不退，可能導致通脹和資產泡沫；退，又擔心經濟二次探底。現在的刺激政策，更多的是需要轉換，應該有三層含義：貨幣真正回歸適度；財政重心轉移，也就是調整結構，積極財政不能完全壓在投資上；放松管制搞活企業。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應該著眼于改善供給、鼓勵民間資本投資。
李迅雷：貨幣政策退出更容易
（國泰君安總經濟師、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目前顯然尚未到達經濟刺激政策需要退出的時候，兩會定調今年將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我認為，經濟刺激政策應該明年退出為宜，這樣空間與余地比較大。相對而言，貨幣政策退出比較容易，可以使用加息或控制信貸規模等多種方式退出。而財政政策今年已經做了預算，擬安排財政赤字10500億元人民幣，較去年還多，因此今年不容易退出。
李晶：刺激政策謹慎退出
（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中國證券和大宗商品主席）
為抵御經濟周期而實行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應該謹慎退出。因為全球經濟還未完全復蘇，目前來看，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萎靡，歐洲經濟更是麻煩不斷，債務危機已經從希臘傳遞至葡萄牙，并正向其他國家蔓延。而且中國經濟是否完全復蘇還有待確定。不過固定投資的回落表明財政政策正在退出，而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全年都在退出。
李稻葵：貨幣政策退出或為首選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
對于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而言，財政政策恐怕必須要先于貨幣政策退出，因為英美國家要通過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系其經濟的進程；而中國的做法可能相反，中國財政狀況相對不錯，可能先退出貨幣政策。
石建勛：刺激政策退出不宜操之過急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目前，世界各國政府尋求的或是無痛退出政策，或是進一步刺激經濟政策。在中國實體經濟還沒有真正回暖，外部危機再度爆發的陰影并沒有消除的背景下，刺激政策退出不宜操之過急。我們即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要加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正確處理好保增長、促就業、調結構、管理通脹預期及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等多重目標關系。
徐斌：刺激政策應該退出
第6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調節宏觀 經濟 運行的主要手段，如果說貨幣政策側重于量的擴張，財政政策則有利于結構的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中央政府多拿出一些財政資金，即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使財政政策在啟動經濟增長中發揮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收入；擴張性
1997年下半年，始發于泰國的東南亞 金融 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明顯減慢，
二、改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幾點思考
目前 ，處于轉型期的
第7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本文認為，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當前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必要保證。目前推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還不穩定，解決制約經濟增長的體制和結構問題需要較長時間，我們要做好實行積極財政政策3－5年的準備，但其力度也可能會隨著需求的平穩回升而逐步減弱。
為克服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不利影響，擴大國內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確保了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2000年中央決定繼續發行長期國債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這將是政府連續第3年大規模舉債。那么，目前債務規模是否過大？財政的債務危機存在與否？“2000年會不會是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問題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
財政政策非“積極”不可
自199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已連續7年下滑，GDP增幅從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預測值）。雖然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亞洲金融危機等原因，使目前經濟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長時間的下降已產生許多社會、經濟問題，如不扭轉這種趨勢會使問題解決起來更加困難。解決我國內需不足、通貨緊縮的問題，緩解日益嚴重的就業壓力，促進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保證整個改革的順利進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當前經濟增長的形勢已經比較嚴峻了，必須采取措施抑制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回落。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進行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從貨幣政策來看，國家先后采取了連續降低銀行利率、取消信貸規模、加大消費信貸、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但由于體制結構和市場情況等原因使得單一的貨幣政策對刺激投資、消費的效果不大明顯，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限。而且，金融運行本身也出現偏緊趨勢，基礎貨幣投放渠道不暢，貨幣供應量和貸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長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個百分點；11月底，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億元，貸款余額增長12.3％，增幅已連續9個月逐月下降，成為近兩年來的最低點。這對進一步采取積極貨幣政策治理通貨緊縮產生了一定的制約。所以，從目前情況看，在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加明顯。
一、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當前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必要保證
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過預算的盈余或赤字、債務規模的縮小與擴大，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對市場經濟自發形成的經濟周期波動來進行“反周期”調控操作。當經濟運行處于低谷階段，必須采取擴張性政策，只要經濟總體上還沒進入自發性擴張階段，擴張性調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變。目前，我國市場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等問題制約著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為此國家連續兩年實行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工業生產實現平穩增長，企業庫存減少，經濟效益出現明顯回升，外貿出口大幅度增長，物價下降趨勢也出現緩解。積極財政政策對抑制經濟進一步下滑起到了積極作用，為經濟重新啟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經濟增長速度尚未進入穩定回升區間，1998年增發1000億元建設國債并配合1000億元銀行貸款用于擴大內需，實現了當年經濟的穩定增長，然而進入1999年，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的逐步減弱，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出現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鑒于此，國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發600億元國債并采取了一些相關舉措，第4季度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勢頭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經濟增長速度預計將達到7.1％左右，但民間投資增幅依然不高，說明經濟增長仍主要依靠財政投資力度的加大。我國經濟景氣還未回升到相對穩定區間，市場預期還未普遍轉旺，市場自發需求還沒有出現明顯擴大，如果不繼續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兩年來政策的實施成果將前功盡棄，我國經濟仍可能陷入長期低速增長狀態，對擴大就業、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響，因此2000年中央決定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續發長期國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繼續執行好1999年出臺的調整稅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費和出口，保證國民經濟實現穩定增長。至于2000年以后的財政政策取向，將取決于2000年經濟發展情況。如果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回升，經濟運行質量出現較大提高，就可以適當減小財政政策的力度，但從需求角度分析，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性較大。
保持財政投資力度是促進投資需求增長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來財政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方面，這種投資主要作用于當期的經濟增長，其產業拉動鏈條短、投資乘數較小，投資力度減弱馬上會影響到經濟發展速度，而且基礎設施建設往往需要幾年時間，因此，必須保持一定的投資力度。目前最關鍵的問題是，國家投資力度的加大并沒有將民間投資帶動起來，1999年上半年集體投資和城鄉個人投資分別增長3.2％、7.5％，不僅大大低于總投資的增長，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個百分點。在社會投資難以啟動的情況下，投資增長就只有依靠財政投資保持一定規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來，財政政策在投資方向和投資方式上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注意發揮了財政杠桿作用，增發的600億國債中有153億元用于技術改造的貸款貼息，同時，出臺了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減半征收、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基礎設施投資、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加大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項政策，民間投資持續低迷的狀態將會出現改變，但目前我國經濟剛剛擺脫下降趨勢，民間投資仍持觀望態度，只有經濟復蘇趨勢得以確定，民間投資才會跟進，再加上投資回報率不高、民間資本在投資領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響，預計民間投資近期出現快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今后兩年我國投資增長仍將主要依靠國有投資，直到財政擴張性支出帶動出市場需求的自行擴張。
加大財政支出是提高消費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幅度降低，下崗職工增多，人們對收入增長的預期降低，而住房、醫療、失業、保險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儲蓄的動機明顯增強，導致消費傾向下降，消費市場疲軟。當前啟動需求最關鍵的是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穩定人們的預期，從而產生相對平穩的消費。而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除企業及職工必須及時足額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用外，財政部門需要增加社會保障資金的預算安排，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時，國家加大了財政政策直接啟動消費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臺了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措施，為此財政1999年需支出540億元，2000年支出將超過1000億元。此外，提高農民收入、加快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費環境、加快城市化進程等問題都需要財政的大力支持。上述這些支出在短期內都不會出現減少趨勢，所以，財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會發生明顯轉變。
繼續實行出口退稅政策是恢復出口增長的重要動力。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將加快，貿易總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國外貿出口的增長，但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東南亞國家對我國出口競爭壓力的加大使我國外貿大幅度快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國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稅率的辦法促進出口的增長，1999年兩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累計下達635.85億元出口退稅計劃。在匯率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預計今后幾年出口退稅率減小的難度很大。
第8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論文關鍵詞：財政政策；金融危機；經濟
全球經濟尚未完全走出衰退，許多潛在風險可能尚未顯現。2009年末爆發的迪拜主權債務危機和希臘的主權信用危機引發了全球的普遍關注和擔憂。如何在后金融危機時期選擇合適的財政政策，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并借此機遇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是當下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
1 財政政策的內涵以及近年我國財政政策的運用
2004年至2008年考慮到在國民經濟已發生經濟周期階段轉換和出現局部過熱的形勢下，如果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將不利于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和減輕通貨膨脹壓力。2005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繼續在東北進行增值稅轉型政策試驗。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徹底取消農業稅。
2008年末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全球性金融風暴由虛擬經濟蔓延到實體經濟，嚴重影響了我國出口貿易和國內投資信心。2009年，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圍繞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諧的要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2 金融危機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
美國的次貸“颶風”，引發了國際性金融危機。這場危機不僅僅損害到美國的經濟發展，更嚴重的是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國。危機發生后，各國紛紛采取不同程度的應對措施，包括：金融監管、國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業、降息、退稅、注入資金、收購股權、提供貸款、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拯救本國經濟。
（1）從國際看來，當前的金融危機對全球各國經濟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沖擊。
對美國來說，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影響。第一，房地產投資的萎縮嚴重拖累美國經濟。第二，消費的下滑加快美國經濟回落的速度。第三，如果美國經濟出現持續衰退，美國政府繼續采取大量發行美元的政策來刺激經濟，那么，就可能會導致美元的大幅貶值。
對歐盟來說，也遭受到了本次危機的影響。危機發生后，歐盟各國股市紛紛大幅下跌。美國房市的不斷跌深引起市場對歐洲房價的擔憂，歐洲房貸市場抽緊。
對新興國家來說，受美國次貸以及華爾街大公司破產所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新興國家金融市場遭受重創，股市普遍下跌。越南、南非等國家的信用風險加大，已經難以應對由于對外賬戶失衡和經濟減速帶來的不利影響。
（2）從國內看來，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逐漸成為一個開放度較高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制造業規模巨大但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等因素，使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中國出口業遭受重創。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國進出口出現下滑、部分出口企業出現經營困難，不少沿海外向型企業紛紛倒閉。目前，對我國的實體經濟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其次，使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形勢更加嚴峻。我國的經濟結構確實存在著不合理之處，也早已采取措施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比如說限制“兩高一資”企業的投資和出口，適度降低勞動密集型企業商品出口退稅率等。
再次，威脅到我國外匯資產的安全。我國目前擁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總量位居世界第一。這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有7000多億美元表現為美國的國債。在危機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國國債的收益率節節下降，目前已趨近于零。
最后，影響我國國內投資信心。危機發生后，國內相關的投資受到牽連，國內的就業壓力驟然增大，目前已經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3 選擇財政政策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
（1）政策的連續性和適度性。
我國制定財政政策必須要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適度性。
2010年3月初召開的兩會要求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2月份，2.7%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逼近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3%價格調控目標，也使得市場對加息的預期有所增強。
此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注意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帶來的消極效果，財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內在滯后較長，存在“擠出效應”（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費或投資降低的效果）。
（2）適當調整財政投入的重點取向。
去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規模舉辦政府投資的六大基礎設施建設，即農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態環境，鐵路、公路、電信設施，城市公用事業，國家儲備糧倉，農村電網，經濟適用房。這些方面的建設是必要的，對促進經濟增長意義十分重大。
（3）地方性的“隱形財政風險”。
據估算，目前我國地方投融資平臺負債超過6萬億元，其中地方債務總余額在4萬億元以上，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6.5%，財政收入的80.2%，地方財政收入的174.6%。一些地方政府投資的項目本身不具備充分的還款能力，主要依靠綜合效益來還款，這里蘊含著城市政府以及財政性的風險。
4 財政政策的選擇和運用
由前文的分析看來，世界金融危機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在波動與回升中，我國的國際發展環境將有所改善。但是我國國內經濟尚未從次貸危機的陰影中走出，因此在宏觀政策的基本框架上，還有必要保持擴張形態必要的連續性，并注意適當按實際經濟走勢進行宏觀微調。
（1）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結合。
從目前情況來看，前期為“保增長”出臺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及時有效，但外需仍顯疲弱，總需求仍然不足，產能利用率仍處于低位。未來一段時間內，需要在財政政策實施中，把落實好已出臺政策和加快結構調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我們必須更加注重產業結構調整。
（2）運用財政政策擴大我國國內需求。
調整我國產業結構也需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避免對于出口貿易的過度依賴。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下，擴大國內需求主要從以下個方面出發：一，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消費不足特別是農村消費不足一直是我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雖然2007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的增長均超過gdp增速，但中國社科院的藍皮書卻指出，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較低。二，建立社會保障擴大內需。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了所謂“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制度，戰后各國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的經費穩步上升，逐漸成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開支項目。
（3）大力支持“三農”，促進農村發展和勞動力轉移。
理論界普遍認為，推動農村消費和投資，積極的財政政策比積極的貨幣政策更有效;新農村運動的倡導者也主張通過加大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來擴大農村的有效消費需求。
首先，建立健全政府農業投入制度，積極調整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和政策性信貸投放結構，確保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投入不斷增長。
其次，完善農業補貼政策，增加對農民的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抓緊研究建立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波動掛鉤的農資綜合補貼動態調整機制，并總結經驗改造能繁母豬補貼機制。
（4）規范地方政府融資。
第9篇：目前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