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變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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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關鍵詞：金融機構 負債業務 變化 準備金政策 影響

一、銀行理財產品開展情況及趨勢

目前，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增幅開始趨緩，股市下行趨勢明顯，房地產調控力度加大，居民投資房產、股市、基金的熱情減弱，投資者可選擇的投資品種相對較少，加之，存款負利率化嚴重，居民理財意識增強。因此，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十分看好理財產品的未來發展前景，理財產品也將是其今后著力打造的品牌業務。

在創新方面，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一直在不斷探索，不斷豐富理財產品的背景和內涵，尤其是在銀監會新規出臺后，加強了對理財產品種類的把關，并強化了對理財產品風險的揭示，在產品利率結構方面采取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結合的發行方式。

隨著最新市場變化和銀監會對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逐漸規范，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一方面通過市場調研，第一時間了解投資者或分支機構的理財需求，為他們設計個性化理財產品；另一方面，嚴格執行銀監會的相關規章制度的要求，從根本上杜絕合規風險。在總體上，金融機構理財產品的發展仍執行“穩健開展，逐步壯大”的發展規劃。為此，機構負債業務結構日趨變化，以存款為主的被動負債占比有所下降，非存款類的主動負債呈現出不斷上升態勢，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負債業務的變化對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政策必將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使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二、銀行理財產品的發展對存款準備金政策造成的影響

（一）銀行理財產品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加大了貨幣信貸調控難度

銀行理財產品將銀行“表內業務”轉化為“表外業務”的功能對貨幣政策實施效果形成挑戰。首先，銀行利用理財產品的表外屬性規避了信貸規模調控政策，削弱了中央銀行“窗口指導”政策工具的效用。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的著眼點是對信貸規模和貨幣供給量進行控制，但所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沒有將銀行理財產品以及其相應投資行為納入其中；其次，銀行理財產品實質上類同銀行儲蓄存款，但卻大量計入銀行表外業務，不受存款準備金制度約束，使得應該在儲蓄存款項目下按比例繳存存款準備金的這部分資金脫離控制，游離于政策調控之外，削弱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預期效果；此外，理財產品使儲蓄存款轉化為企業存款，不僅存在融資行為，而且還創造派生存款，增加了貨幣信貸監測和調控難度。

（二）銀行負債業務變化縮小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的計提基數，從而降低了實際提繳的法定準備金

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創造出的介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間或逃避計提法定準備金的新型負債種類來減少實際提繳額。近年來，人民幣理財產品的升溫，各銀行業金融機構都紛紛公開發售以央行票據為主要投資方向的人民幣理財產品。由于法定存款準備金實際提繳額與金融機構負債總額的不對稱，從而使事實準備金率低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并且因近年來金融創新的不斷變化發展，該缺口正在不斷擴大，使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力被削弱，更由于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理財產品發展的不均衡，直接導致存款準備金這一貨幣政策調控的失衡，降低其有效性和公平性。

（三）銀行理財產品使存款準備金政策退化為常規性工具

對銀行體系資產負債表有收縮功能的理財產品減少了存款準備金基數，增加了銀行的可用資金（超額準備金），減弱了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收縮銀行可用資金的作用。因此，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較少使用的被認為是三大貨幣政策中利器的存款準備金率，在中國卻退化成比基準利率調整更加頻繁的常規性工具。相反，如果理財產品的到期，也會導致銀行可用資金的收縮。理財產品的發行與到期對銀行可用資金的影響也導致了貨幣市場不必要的大副波動，這些都與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無關。

三、基層央行現行存款準備金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存款準備金管理制度有待完善。當前，存款準備金管理制度是金融機構在經營中必須嚴格遵守的基本制度。1983年以來，人民銀行先后出臺多部規章，對存款準備金管理進行改革，但未進行系統化整合，形成完善管理體系，致使許多存款準備金管理規定散見于多部法規制度中，諸多問題在內容上存在不銜接、不明確的問題，影響了基層人民銀行對法人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的管理效果。

（二）金融機構所繳存款可信度低。目前，人民銀行金融機構的考核依據是旬末日存款余額。但是受各行（社）業務考核和經營方略的影響，月末數往往是存款余額的高峰，而上旬末則通常是余額的谷底，因此，旬末日余額數往往不能反映一旬來資金運用的真實情況，也不足以成為調整存款準備金的依據。

（三）法定與超額存款準備金賬戶合并，加大了管理難度。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銀發〔1998〕118號）的規定，法定存款準備金與超額存款準備金合并為一個“存款準備金”賬戶在支付系統里核算。法定存款準備金沒有人民銀行的批準不得動用，而超額準備金調整的權力則掌握在金融機構手中。日間操作中，超額準備金的頻繁變動使整個賬戶余額不斷變化，一方面不利于央行對法定準備金進行監測，另一方面由于核算系統沒有當日提示和鎖定功能，時常發生因超額準備金透支而擠占、挪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的事件。

（四）存款準備金管理部門與實施部門不統一。法定存款準備金作為一種貨幣政策工具，屬于貨幣信貸部門的職能，人民銀行總行明確規定由貨幣信貸部門對存款準備金進行管理、督查和處罰，同時將存款準備金交存范圍會計科目的審訂、報表審查、資金收繳、日常考核等具體操作交由會計營業部門實施辦理。這雖然整合了各部門的優勢力量，但同時也造成貨幣信貸部門履職的困難，使其對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變動情況缺乏必要的掌控，難以進行及時的政策效應分析，一旦商業銀行出現支付困難，信貸部門只能被動應付，批準動用法定存款準備金。

四、政策建議

（一）完善對存款準備金繳存情況的監督機制。一是改變考核依據，由按旬末日存款余額改為按加權平均法計算的平均余額考核法定存款準備金。以加權平均法計算的平均余額為依據繳存法定存款準備金，能有效地防止由于金融機構績效考核而產生的存款虛增或搬家，從而更真實的反映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的情況。二是強化監督檢查。人民銀行要依法加大現場、非現場檢查力度，核實繳存存款資金來源的真實性、核算科目的正確性、報表反映的全面性和繳存金額的合理性，確保金融機構認真執行存款準備金管理規定，足額、及時地完成準備金繳存工作。三是建立必要的信息反饋機制。人民銀行要充分發揮“窗口指導”作用，加強與金融機構的聯系和溝通。對存款準備金制度實施過程中的相關問題，要求金融機構按規定程序和渠道，向人民銀行進行必要的信息反饋，人民銀行內部也應完善相應的信息處理及反饋程序。

（二）制定統一完善的存款準備金制度。人民銀行總行應對存款準備金的繳存基數、繳存期限、繳存方法、繳存科目、核算手續、考核辦法、處罰規則等方面作統一規定和要求，改變當前相關規定之間不協調、不配套的問題。同時，對財政性繳存款等對準備金管理有影響的相關問題制定明確的制度；對金融機構新開辦業務、新開發的產品及時做出制度規定上的調整，避免金融機構少繳、漏繳存款準備金。

第2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我國屬于新興市場國家，受國際環境的影響，我國經濟也承受著通貨膨脹和貨幣升值的壓力，針對國內外經濟環境，我國政府逐步收緊貨幣政策，2010年10月以來央行連續三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累計升息幅度達0.75%；2010年以來，我國已連續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而2011年3月25日上調該指標的舉措，預計大約凍結銀行資金3600億元，大型商業銀行準備金率也達到了20%的歷史高位。國內外貨幣金融政策變化對我國勞工利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通貨膨脹加劇，使勞工利益受損

美聯儲執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我國面臨很大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極大地影響我國治理通貨膨脹措施的效果。根據我國統計局的數據，我國的CPI指數長期居高不下，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16個月保持增長態勢。我國為了應對通貨膨脹采取了緊縮型的貨幣政策，緊縮型的貨幣政策本質上是以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為代價的，但是這種緊縮型的貨幣政策由于受到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實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使得我國的通貨膨脹難以得到有效的控制。通貨膨脹的加劇，會導致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下降，人民生活成本增加，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就業狀況更加嚴峻。

（二）人民幣升值，使勞工利益出現行業分化

美國等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升值，人民幣匯率升值使勞工利益出現行業分化。2010年6月19日我國人民銀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態勢不減，人民幣升值使得人民幣在國外的購買力增強，使用人民幣在國外購買商品的企業和個人獲得了好處。同時，這使得我國出口面臨巨大的壓力，出口企業和職工收入受損，許多出口企業停產或者倒閉，失業職工的人數增加。總體來看，據有關資料，出口的受損程度要大于進口的受益程度，職工失業人數的增加要大于就業人數的增加。

（三）國際游資涌入使勞工利益受損的風險加大

我國實施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在全球經濟走勢不明的環境下，投資中國顯然能夠對國際游資帶來匯率上升、相對高利率的附加收益，而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也為國際游資提供了絕佳的“避風港”。雖然我國仍然實施著較為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外資不能隨意地出入我國，但是通過多種變通方式，實際上大量的外資已經“潛伏”入境。涌入國內的國際資金，所到之處會產生資產泡沫的風險，例如：近年來我國由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引領的全國范圍內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態勢和國際游資有關。這些游資就像定時炸彈，在不斷加劇我國房地產和資本市場泡沫的同時，隨時可能由于國際時局的變化而引爆我國資本泡沫，導致巨大的潛在風險。一旦風險爆發，會導致這些行業的職工利益受損，甚至會產生連鎖反應。當前，受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影響，我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也開始出現放松的態勢，國際游資出逃的可能性加大，一旦這些資金在短期內大規模流出，將會使我國勞動利益受到重大損失。

（四）我國失業率居高不下

2005—2007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從4.2％下降到4％，但是從2007—2010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從4％上升到4.3％由于口徑的不同，城鎮實際失業率大大高于登記失業率，有些機構稱我國的實際失業率在10%左右。例如：中國社科院的《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稱，我國的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實際失業率可能接近10％。我國的失業率這么高與貨幣金融政策有著重要的關系，高利率會導致企業成本增加，很多民營企業倒閉，高通貨膨脹率對居民財富又是一種掠奪。當前，我國正面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隱性失業顯性化、高校畢業生帶來的就業壓力不斷增加的危機。

二、關于貨幣金融政策保障勞工利益的建議

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應該考慮普通勞動者的利益。當前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們往往是以促進經濟增長為第一目標，對于勞工利益的考慮較少或根本不予考慮，而勞工利益受到損害往往會妨礙貨幣金融政策的效果。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須要考慮保障廣大勞動者的利益，這樣才有利于達到政策目標。具體的政策建議主要有：

（一）貨幣金融政策要以保障勞工利益為重要目標

不能單純以GDP的增長作為貨幣金融政策制定和經濟發展的依據，同時還需要以勞工利益的保障作為貨幣金融政策制定的重要考慮因素。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能簡單的以為經濟增長就會帶動就業的增長，還要看到社會的深層次的問題，如果勞動者的利益保證不了、勞資關系處理不好的話，就會引發社會矛盾，這樣反而會抑制經濟的增長。我們只有努力平衡經濟增長和勞工利益的關系，才能獲得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加強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性

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今天，很難有國家脫離其他國家而獨立發展，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應該加強溝通和合作，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最終也會傷及自身的利益。我國要加強與國際組織的協調性，國際組織之間也要加強協調性，如：IMF、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多邊機構要加強國際協調。當前IMF被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操縱，其金融救助的規則反映的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意志，而不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從而制約了國際金融機構全球協調作用的發揮。我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要加強國際協作，及時掌握信息，預防國際貨幣金融政策對我國的不利影響。

（三）貨幣金融政策要細化

第3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內容摘要:金融業作為提供金融產品的服務行業,對宏觀經濟的運行起著重要作用。促進金融產業的發展,可以優化資源配置,調節、監督宏觀經濟運行。本文從土地政策出發,著重探討土地政策與區域金融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而尋找促進金融產業發展的土地政策環境。

關鍵詞:土地價格政策 土地稅賦政策 土地規劃政策 土地金融政策

按照產業集聚理論,同一產業在某一特定地理區域內高度集中,通過外部規模經濟、創新效益、競爭效益等集聚效益,會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并促使產業的繁榮。金融產業的發展同樣不是零星式的,而是在某個區域內,眾多金融企業通過競爭、合作來實現產業的整體擴張。區域內實行的土地政策,對區域的發展,包括區域內各產業的發展,具有極為關鍵的作用。

一般來說,促進區域金融產業的發展,可以通過完善金融體制、吸引外部資金等多種途徑,而土地政策同樣是影響區域金融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土地政策的具體類型

土地政策一般包括地權政策、土地價格政策、土地稅賦政策、土地規劃政策和土地金融政策等。各類土地政策在我國的執行情況如表1所示。

土地價格政策與金融產業

我國執行的土地價格政策,系由政府部門根據土地出讓年限、用途、地產市場行情、產業政策、開發商競投心態等因素綜合確定土地使用權的底標價格,由競標者按最高報價取得土地使用權。地價高低的決定權在較大程度上由政府主管部門掌控。

一般而言,土地價格對房地產價格是有影響的,兩者變動方向一致,但變動幅度及變動時間上存在差別。土地價格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會傳導并引致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化。從實證分析來看,2003年至2008年間,上海房價變動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產值比重的關系見圖1。

上海房價于2003年出現大幅度上漲后(當年房價指數為120,而2002年之前基本在108以內),第二產業于次年出現較大幅度滑坡,第三產業比重卻逐步走高。房價上漲對第二產業的擠出效應明顯,而第三產業因政策扶持、居民需求上升、房價承受能力較高等因素,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攀升。第三產業中,金融產業無疑占據重要地位。僅就2009年之前的情況來看,金融產業并未因房地產價格走高而出現滑坡。

考慮到房地產價格過快增長會大幅提升企業的經營成本,使包括金融產業在內的各產業受到不利影響。從政策角度來看,一方面,應根據金融產業特點制定出適應其發展的土地價格政策;另一方面,平抑過快增長的房地產價格,通過抑制投機、調控信貸等途徑實現房價平穩增長,滿足金融產業發展的成本控制需求。

土地稅賦政策與金融產業

對于城鎮土地的使用及轉讓,我國目前執行的主要稅收項目見表2。

我國土地稅收主要集中在流轉環節,使用環節的征稅數額不大,其中房產稅的征收具有同一性,不存在針對個別產業的傾斜;土地使用稅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企業征收的額度不同,但征稅額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由于金融業企業對于房產的利用形式主要是自用,通過以上分析,發現土地稅賦政策對金融企業的調節作用較不明顯。從土地政策的角度,促進一個地區金融產業的發展,更多依賴于其他政策形式。

土地規劃政策與金融產業

土地規劃政策根據區域土地資源狀況、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對土地開發、利用、保護進行總體規劃。城鎮土地規劃一般對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及產能過剩的產業實施限制;對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產業通過市場化途徑配置土地資源;對基礎性產業、公用事業用地實施政策優惠。從促進金融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主管部門在進行城鎮土地規劃利用過程中,對于金融商務較為集中的區域,需要從全方位、多層面、立體化的視角,制定符合金融產業發展環境的整體規劃,創造吸引金融業企業聚集的經濟、社會條件,包括以下內容:

活躍的資金交易。企業對資金的需求,企業、居民對金融產品的需求會帶動金融企業的集聚。打造金融企業聚集區往往需要多年的時間,這就要求從土地規劃政策出發,為金融聚集區創造良好的發展土壤,促進地區金融貿易的逐步活躍。

商業繁榮程度。一般來說,金融業態總是與商業消費生態融合起來的,如上海黃浦區既是城市的金融聚集區,又是奢侈品和高端消費場所聚集區。金融機構之所以選擇黃浦區,某種程度上是對該區域綜合環境和條件的認可。

外部環境指標。高噪聲、重污染的環境顯然不適宜金融企業進駐,良好的外部環境也是土地規劃政策應考量的因素之一。

金融人才聚集。金融機構對于人才的需求總是其發展的重要環節。土地規劃方面,需要考慮金融人才培養的教育環境及為人才聚集配備相應的社會公共設施。

土地金融政策與金融產業

土地金融政策圍繞與土地有關的金融活動制定準則和規范,這里的金融活動包括因土地開發利用而發生的各種土地抵押貸款、資金融通、資金結算以及土地信托、土地保險、土地證券等。有研究表明,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土地金融政策體系,今后應加快構建具體的專項土地金融政策,建立規范的土地金融市場。土地金融政策對金融產業發展的影響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現行的土地金融政策通過調整土地貸款主體資格、貸款審批標準,影響金融機構風險控制等因素調控區域經濟運行。考慮到金融機構向地產行業發放的貸款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土地貸款主體資格、貸款審批標準等環節的政策調節,對金融產業亦具有重要影響。

在現有土地金融政策基礎上,為進一步繁榮相關產業,推進房地產行業規范運作,應著手制定創新性土地金融政策,構建與土地金融相關的機構、交易場所、金融工具。土地的開發、利用、經營、轉讓需要大量資金,涉及相關產業眾多,而國內商業銀行對地產企業放貸主要出于利潤因素考慮,難以從宏觀經濟運行全局出發,承擔起配置土地資源、調控地產市場的政策任務。因此,從中長期發展來看,我國應建立政策性土地銀行。土地銀行的設立,并非同商業銀行競爭客戶資源,而是成為土地金融市場的調控者。

土地政策與金融產業發展關系綜述

總體而言,有益于金融產業發展的土地政策如圖2所示。

綜合上述討論,土地政策對金融產業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其中土地規劃政策、土地金融政策的影響最為明顯。土地政策對金融產業的影響,既有間接通過土地開發利用相關產業影響到金融產業,又有直接作用于金融業本身。政府部門在制定地區發展規劃時,對于金融產業發展較為集中的區域,或者將來要建成區域金融中心的地段,應重視土地政策對金融產業發展的影響,積極采用有益于金融產業的政策手段,推動地區金融產業發展。

參考文獻:

1.盧為民.土地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路徑分析[M].上海經濟研究,2008.3

2.張先鋒,程瑤.土地金融政策對區域經濟調控的內在機理分析[J].國土經濟,2003-9

第4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面臨的挑戰有多方面，特別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能夠逐步具備，財政金融政策要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反應程度以及通暢的傳導機制。 

一、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囊括了內、外平衡兩部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產生沖突，有必要調整政府宏觀經濟的思路。從封閉經濟條件下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與作用機制已經有較大的改變。到現在為止，開放經濟條件下，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仍然是分析與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理論中指出，浮動匯率制度中，比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貨幣政策刺激國民收入的增長，固定匯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財政政策這個有力工具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從目前世界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分析，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大多數國家施行的財政政策是固定匯率制度，我國現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動匯率。一般情況下，需要達到一定就業率的國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實現就業率的前提下，還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才能穩定經濟政策。由于這一點涉及到需要實現內、外平衡，需要調控財政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國內的需求量滿足就業量視為內部平衡，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與貿易出超保持均衡狀態視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財政政策，解決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貨幣政策[1]。 

二、全球經濟調整對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的挑戰 

目前的全球經濟處于失衡與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宏觀調控模式過于重視調整內部平衡會面臨較大的沖擊。國際游資的投機性以及國際間經濟被動傳遞，都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從而造成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產生內、外部矛盾。 

首先，我國現在市場調節人民幣匯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升值在面對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產生很大的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對出口部門產生不利的影響，出口產生波動也會影響到國內需求，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進一步加劇。順差雖然使國際儲備數量保持增長，通過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放大而擴張國內信貸量，促進國內需求增長，但由于通貨膨脹以及經濟過熱的狀態下，順差會使國內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政府必須要政策調節順差與匯率。 

其次，當前信息技術發展十分迅速，信息傳遞的速度、質量與數量都有很大的增長。在信息化時代下，微觀經濟主體增強了信息處理能力，同時，具有趨于理性的預期行為，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會使宏觀經濟政策變得完全無效。為了改善二者之間動態不能保持相同的情況，政策需要建立宏觀經濟政策信譽。政府要遵循經濟規則用信譽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由動態不能保持相同轉向動態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避免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對信譽產生沖擊。 

再次，WTO組織的多邊規則約束了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政策。WTO組織約束國際收支調節，不允許采取直接管制辦法，禁止直接補貼原則，不能隨意提高關稅的方法限制進口，調節國際收支運用匯率與外匯管制要符合WTO組織規則。另外，針對國內財政、金融、科技、稅收、環保等方面的實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組織的要求與規范。可以看出，中國加入WTO組織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因此，中國要改變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適應WTO組織的規則與要求[2]。

 

最后，提高國際競爭力是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發展中國家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實現積累知識、技術來提高國際競爭力。積累知識、技術是循序漸進的，提高國際競爭力需要不斷創新技術，在漫長的實踐中積累而成。在全球知識信息量快速發展的今天，知識是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過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知識積累，則不能適應全球知識信息量發展的需求，需要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知識增長速度，重視科技與教育的增長模式。全球競爭以知識為基礎，就需要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實現知識與技術的快速積累。 

三、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中國在宏觀經濟分析一直存在著一些爭論，每次爭論的焦點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宏觀調控實踐如何相結合。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是追求完美的市場經濟理念，在宏觀經濟分析與宏觀經濟政策觀點上，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存在質疑，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需要謹慎運用這種經濟學理論。這種抽象的均衡關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鑒使用，但在實踐中則會影響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與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發達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對利率具有靈敏反應等等。如果中國不完全具備這種條件而采用這種框架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會導致結論錯誤的情況發生。 

中國現在的市場制度還不夠完善，非國有企業屬于微觀主體，能對市場價格信息反應比較靈敏，國有企業雖然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在行為上還是比較依賴市場與政府，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可以看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下，非國有企業是體制外企業，而國有企業是體制內的企業。微觀主體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理性反應，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還需要暢通的政策傳導機制。中國現在的利率可是說是由政府來確定，對市場資金的供求情況并不能真實反映，利率傳導機制不存在市場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的挑戰比較嚴峻，傳統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存在很大的制約，需要靈活借鑒全球經濟金融政策的經驗，總結出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與金融政策。 

   　參考文獻： 

第5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論文摘要：金融發展差異、金融供給不足是形成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但迄止目前,中央政府對實施差別化區域金融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還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一攬子方案,學術界和決策層甚至對差別化區域金融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所持觀點各異。所以,研究實行差異化金融政策，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具有實踐意義。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由于自然條件、經濟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異，經濟發達國家也大都經歷過地區經濟由不平衡到相對平衡發展的歷史過程，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實施的區域金融政策發揮了很大作用。

一、經濟發達國家實行金融政策區域化的情況

（一）建立基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金融組織體系

發達國家在建立金融組織體系時，都充分考慮區域經濟的特點，適時地構建和調整金融體系結構，以促進欠發達地區的開發和發展。

首先,建立分散與集中相統一的中央銀行制度。美國建立了具有本國特色的聯邦儲備制度，對全國金融業實施了分層次的管理。[1]在國家一級設有聯邦儲備委員會，相當于中央銀行總行;而在地方則設有聯邦儲備銀行，執行中央銀行分行的職能。這種分權性中央銀行制度決定了區域中央銀行可以根據本地區經濟金融發展需要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以利于本地區金融和經濟的發展。

其次,設置專門的區域性政策金融機構。區域性政策金融機構的設置一般都是適應特定區域開發而建立，目的是為欠發達地區開發提供專項服務。日本沖繩振興開發金融公庫是為開發邊遠地區——沖繩地區提供長期資金的金融機構，同時也兼辦其它政策金融機構在沖繩的業務。這樣的金融機構，經營中政策色彩重，對落后地區經濟發展乃至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后,區域金融組織的優化。美國的銀行注冊雙軌制度創造了數目龐大的地方性銀行。美國的商業銀行可以向聯邦政府注冊，成為國民銀行。也可以向州政府注冊，成為州立銀行。不僅商業銀行如此，其儲蓄機構、信用社等也具有雙軌的特征。

（二）實行有差別的金融政策

首先,制定有差別的金融管理政策。由于發達國家的金融調控是以各種間接控制為主，因此，這種差別性主要表現在各種間接金融控制手段的運用上。美國的貼現率由各區域聯邦儲備銀行根據本區域經濟和金融狀況制定，有利于欠發達地區根據本地實際通過貼現率和貼現政策調整投資結構和投資方向，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這種有所區別的金融政策，對縮小地區差異、緩解民族矛盾、促進落后地區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對促進經濟落后地區的金融發展十分有利。

其次，制定傾斜性信貸政策鼓勵資本流向欠發達地區。西歐、美國、日本等國都實行向欠發達地區投資的企業提供優惠低息貸款政策，如西歐的“公司軟貸款”，不僅利率低、期限長，而且可以享受規定期限的歸還寬限期。美國聯邦政府規定，對在經濟落后和蕭條地區興辦企業的私營企業，通過經濟開發署等機構為其提供長期低息或無息貸款，對固定資本提供的直接貸款可達該項資本總額的65%，流動資本可提供100%直接貸款。

（三）建立區域證券市場促進區域經濟相對協調發展

美國自1792年5月17日建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到20世紀90年代國內共有8家主要證券交易所，這些交易所分布在美國的主要經濟區域，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對美國經濟相對平衡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2]隨著通訊設備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化發展創造了條件。我們今天看到美國創業板市場對新經濟和風險投資的快速發展發揮著強心劑作用，并且創業板市場在其他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廣為傳播，但更應該透視到創業板市場是建立在美國區域經濟發展相對協調基礎上的產物，具體講是經歷了“區域易所——集中易所——創業板交易與主板交易所并存”的發展階段。

二、對中國差別化區域金融政策效果的回顧

本文以深圳特區為例，來回顧差別化區域金融政策的實施對經濟發展帶來的效果。

我國在某些地區也實施了區域化金融貨幣政策，但較為成熟的做法和經驗主要體現在深圳特區。1980年5月國務院批準深圳經濟特區創立。國務院、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決定在深圳特區實施特區金融政策，賦予特區金融4個特權:一是信貸資金“切塊”管理權。即資金方面，各專業銀行深圳分行現有信貸資金和以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國庫款和向人民銀行總行繳納的存款準備金外，全部留給深圳特區，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直接給中國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下達信貸規模，并由它統一調配使用，同時允許深圳市各銀行向國內外拆借資金。二是利率調控權。在利率方面，中國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可以參照全國的利率水平，結合深圳經濟發展、資金供求與匯率變化等方面的情況，自行設立利率檔次與利率水平。三是存款準備金率調節權。即在存款準備金率方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制定特區內各專業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的自，并允許在5％-10%的幅度內自定外資銀行各項外幣存款準備金率。四是機構準入審批權。在機構設置方面，下放部分金融機構審批權，并賦予了一系列機構監管的靈活政策。

特區金融政策的實施極大地推動了特區金融的全面發展。到1996年，特區就已構建了門類最齊全、服務網點最密集、從業人員比例最高的多種類、多功能、市場化與國際化的新型社會主義市場金融機構體系，辦理種類齊全的金融業務，提供最新的金融工具，特區金融業成為深圳經濟的支柱和第三產業的“龍頭”。到1996年止，為深圳提供了占整個基建投資1/3以上的流動資金，累計發行股票籌資300多億元，金融創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的11%，自身也形成了3500億元的金融資產總規模。超常規的金融政策帶來超常規的經濟發展，金融對經濟第一推動力得到了充分體現。[3]

政府在深圳特區采取的強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在深圳現代都市的建設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對建立區域化金融政策的基本構想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要很好地發揮差異化金融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應從金融發展的制度層面和貨幣政策角度來構想區域化金融政策。

（一）培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相融合的區域金融組織體系

首先,確立統一金融法規下具有優先決策權的區域中央銀行制度。中國人民銀行九大區支行的組建，為實行區域金融政策提供了組織體系保證。在人民銀行總行統一政策之下適當下放區域金融決策權，使九大支行能夠根據本地區經濟金融發展狀況，制定相應的金融政策。總行只規定利率、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的一般水平及浮動幅度，各區域內的具體水平確定浮動區間后下放給主要大區分行，使國家金融宏觀政策具有宏觀的嚴肅性，同時，各區分行在區域金融決策上具有一定伸縮性。

其次,成立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支持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性融資的主要作用領域是交通、郵電等基礎設施產業，其布局原則應該追求某種程度上的均衡布局，以保證每個地區的居民都有權利大體享受均質和等量的基礎設施服務，而不論該地區的地理位置是怎樣的。從我國實際情況看，東部地區財力雄厚，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初具規模，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則要落后許多。但我國還沒有一家專門為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提供政策性融資的金融機構。為適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我國應建立專營政策性開發業務的金融機構。

最后,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和中小金融機構，引導股份制、外資銀行在中西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大型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預期收益和預期風險不對稱，缺乏向中小企業發放信貸的動力。解決這一問題的長期對策之一是促進非國有金融機構和中小金融機構發展，鼓勵股份制、外資銀行等入住急需資金的地區，形成以國有金融機構為基礎，政策性金融機構、股份制銀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外資銀行等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多層次、多元化的競爭有序的金融組織體系。具體實施上，需要金融監管部門實行有差別的區域金融管理政策。

（二）實行差異性的金融貨幣政策

首先,實施差異化貨幣政策。金融發展改革是一個長期過程，為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須從貨幣政策層面解決各地區短期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已實現了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因此，我國差異化貨幣政策也必須表現在各種間接金融控制手段的運用上。實行差別的再貸款政策，在再貸款的規模、期限和再貸款的利率上向中西部地區傾斜。

其次,制定傾斜性信貸政策，鼓勵資本流入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瓶頸是資金短缺，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實施和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加劇了中西部地區的“資金瓶頸”，因此，引導信貸資金向中西部地區回流成為必要，堅持吸引多元投資主體參與西部大開發建設。

（三）積極發展中西部地區資本市場

目前中國證券交易市場在深滬兩地，上市公司審批權在中國證監會，正如前述分析，中西部與東南部地區上市申請統一審核標準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現實中不利于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應考慮在中西部地區建立一家證券交易市場，在上市公司范圍、上市審核標準和交易活動監管等方面有別于目前的證券監管規則。在中西部設立一家證券交易所不僅有利于縮小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的差距，而且有利于為中西部重大工程建設和各項配套工程籌集資金，也有利于國有企業實現股份制改造和發展新的股份制企業。

（四）加快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經濟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步推進

中西部地區要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離不開金融系統的綜合功能。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改革需要經濟所有制的調整，不發展非國有經濟，僅依靠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推動企圖完成中西部市場化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西部地區所有制的調整，需要非國有經濟和外資企業的大力發展和引進，給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注入競爭因子，而這兩類企業的資金匾乏的現狀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借鑒經濟發達國家金融區域化政策，在統一的市場趨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構建統籌、協調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化金融貨幣政策成為必然的路徑選擇。其具體構建需要從培育區域金融組織體系、實施差別化金融管理政策、構建區域金融市場和制定區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注釋：

①李正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金融政策［J］，金融研究，1998,（09）：26-33.

②李成、李國平.區域金融:現實檢討與政策處方［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3）:6.

③殷孟波、王建.從區域經濟發展看區域金融的政策選擇［J］.西南金融,2001,（05）:46-48.

參考文獻：

［1］談儒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文獻綜述及對中國的啟示[J].當代財經,2004,（12）.

［2］施雪清.經濟增長中的金融因素研究[D].東南大學,2006,（07）.

第6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關鍵詞：創業；金融市場；創業金融；創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2-19

作者簡介：譚福河（1975-），男，山東萊州人，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創業教育中心副教授，武漢理工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創業教育、創業金融；酈瞻（1973-），男，哈爾濱人，杭州師范大學電子商務系教師，哈爾濱商業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 一、引言

創業金融是一種可以獨立的金融組織方式與金融制度安排。國內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的創業投資之所以難以有大的起色，主要原因就在于寄居在傳統金融體系之下的安排難以為資本特性的充分表達提供空間。創業金融是建立在以潛在收入流量為評估基礎的金融制度安排，它摒棄了傳統商業金融和現代金融的低風險、高流動性和穩定收益的“三角定律”，進而以可控風險下的高收益回報為理念展開金融活動（房漢廷，2005）[1]。創業金融關注創業者和早期企業。創業金融同一般的公司金融有8個重要區別，包括投資和融資決策的關系不同、分散風險在決定投資價值時起的作用不同、外部投資者參與管理的程度不同、開發新項目能力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影響不同、簽訂合約對解決激勵問題的作用不同、期權決定的價值對企業重要性程度不同、回報作為估值和投資決策考慮因素的重要性程度不同、追求的目標不同等（理查德，2011）[2]。

創業金融行為存在的基點是資本，而站在資本身后的則是企圖通過創業導向的行動獲取更多財富或謀求自我價值實現的社會主體。伴隨后工業化社會的進程，社會結構多元化的特征更為突出，由此而產生金融多元化趨勢，創業金融是其主流。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為每個人的發展提供發展機會，發揮每一個個體創新創業的主動性，為每個個人主體力量的發揮創造機會、創造條件，這是現代社會秩序建立的基本導向，也是創業文化的本體含義。資本是創業文化的載體，資本對價值的追尋過程即為創業金融，豐富多彩的創業活動則是創業資本金融行為生動的社會表達形式。

政府借助金融的手段影響創業行為是社會創業政策的一種類型，發達國家直接支持創業的金融基本政策包括三種：政府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政府金融機構提供信用擔保，政府直接設立或鼓勵設立進行股權投資的投資公司。金融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會造成資本供求之間的矛盾被認為是創業金融政策具有存在必要性的基本理由，但不同國家對究竟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存在不同的選擇。美國、英國等國家主流的看法是金融機構應該努力提高獲取信息的能力，反對政府直接以金融手段參與創業過程，這些國家創業金融的發展規模都比較小，而且以信用擔保為主。日本、法國等國家創業金融的規模則比較大，手段更豐富，因為這些國家認為金融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是很難消除的，政府有直接介入的必要[3]。

金融市場供給的一元化與需求的多元化之間的矛盾是透視我國創業金融政策的窗口。科學技術部2012年12月20日的《科技統計報告》揭示，2011年，中國創業風險投資機構的投資重心進一步后移，對種子期和起步期的投資項目占比僅為324%，創歷史新低，尤其是對種子期的投資項目占比低至97%，投資金額僅占43%，項目退出平均時間為385年，明顯小于2010年的437年。天使投資的發展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個經濟體資本創業的活躍程度。來自NBT新智庫的《2012年中國創業投資統計報告》給出的數據相當不容樂觀，在2012年中國創投市場披露的案例中，天使投資僅占4%。在美國，每年天使投資的資金規模與風險投資的投資規模基本相當，但天使投資投資的項目數量要多于風險投資的10倍以上。在信貸領域，銀行放貸以企業的短期貸款為主，對個人的貸款占比只有15%左右，而且集中于房貸領域，所以說銀行對創業只能“錦上添花”。從世界范圍來看，真正對創業有幫助的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及資本市場。但我國資本市場建設一直是一個短板，而非銀行金融機構同銀行的依附關系又比較強，有專家估計中國所有非銀行融資活動的70%左右，事實上只是傳統銀行的表外活動。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當前金融體系的供給是一元化的。國家在關于金融業發展的“十二五”規劃中也明確承認多元化金融機構體系和多元化金融市場體系是有待完善的，真正體現創業特質的中小微型創業主體在這里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總第437期

譚福河：創業金融政策多樣化與碎片化研究

····

商 業 研 究

2013/09一元化的金融供給與多元化的創業金融需求之間的矛盾存在已有時日，公共政策早在20年前就已經關注到這一矛盾，并提出了總體改革框架，但遺憾的是最近10年的改革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本文探討的不是這一矛盾，而是與此相關的公共政策。如今創業金融政策的發展呈現出新的態勢：一方面，政府參與創業金融的活動日益積極，相關政策越來越多樣化；另一方面，各種政策之間的不協調性更加突出，政策體系結構碎片化特征日益明顯。多樣性與碎片化的具體表現是什么？為什么在政府主導的金融體系下會出現碎片化的情況？政策碎片化是來自于價值層面，還是來自事實或行動層面？實現創業金融政策協同發展的出路何在？國內從本世紀開始關注創業金融問題，但是相關研究對上述問題還沒有清晰的解釋，本文以廣州市番禺區為一個樣本對象，試圖對上述問題作進一步的解析，為相關決策部門提供參考。關于番禺區金融業及企業融資需求方面的數據均來自筆者承擔的課題調研。

二、多樣化：趨勢與背離

（一）趨勢：創業金融政策的多樣化導向

創業金融政策多樣化不是新的題目，但卻從未像2012年這樣引人關注。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5]3號）明確提出允許非公資本進入公用事業、金融服務、國防科技工業建設等領域，在加大信貸投資力度、拓寬直接融資渠道、鼓勵金融服務創新等方面向非公資本開啟了一扇門，這是金融多元化的真正開端。2010年《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13號），即“新36條”進一步強調要完善創業投資機制。但上述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推動金融多元化的措施因為缺少實施細則和相應的保障條件，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多元化雖然有了一些勢頭，但距離創業發展的需求相去甚遠。2012年《關于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國發[2012]14號）在財稅政策方面有具體的安排，在商業銀行支持小微企業創新創業發展方面也有相對具體的規定，例如明確了商業銀行在定價方面的自由度和對不良貸款的容忍度，但是對于小微企業創業所期盼的股權交易市場、債券融資、場外交易、創業投資等領域卻依然沒有什么大的起色，相關表達實際上是對原有文件內容的再次強調。2012年3月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獲批，4個月以后，珠江三角洲金融綜合改革創新試驗區獲批。規劃文件特別強調要構建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多元金融體系，鼓勵在地方金融組織體系方面先行先試，原本處于灰色地帶的民間金融迎來了歷史機遇。改革的一大亮點是賦予民間金融取得平等參與資本市場的資格，通俗的表述就是允許其進入體制內活動。于是，在官方的積極促進下，地方銀行、擔保機構、小貸公司、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大有久旱逢甘霖的勢頭，金融領域由銀行獨領的格局由此產生改變的可能。

央行統計調查司2012年9月的數據，從宏觀上說明了金融多元化的趨勢特征。2002年到2011年間，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由2萬億元擴大到1283萬億元，年均增長229%。2002年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融資占比很小，僅為81%。但是到了2010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下降至60%以下。2011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47萬億元，是2002年的404倍；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方式融資為536萬億元，是2002年的327倍，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418%，比2002年上升337個百分點。數據顯示，2011年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合計融資180萬億元，是2002年的181倍，2011年小額貸款公司新增貸款1 934億元，比2009年增長15倍。

金融多元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引導資本合理流動、優化經濟結構、建立可持續的發展方式是金融多元化最終的落腳點，這也是創業金融同傳統金融在內涵上的重要差異。創業金融體現的是一種社會秩序，這種以民間創富意愿和生產要素資本化為基礎的秩序使金融資本能夠自由流動，從而實現產業與金融的深度對接，達到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目的。國家宏觀層面的政策導向已經很明確，就是要通過發展創業金融，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推動創新創業型企業快速成長，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然而理論研究的主要觀點及來自微觀層面的表現同宏觀政策表達之間呈現出明顯反差。蔡紅艷和閻慶民（2004）、吳劍雄（2012）等對該問題的理論研究得出的基本判斷是：我國金融市場結構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相比于政府的非市場力量，資本市場力量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差強人意[4-6]。這種不盡如人意的效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為政策時滯嗎？如果是政策時滯的問題，似乎只需耐心一些就可以了，但如果不是呢？為了更直觀的分析創業金融政策多樣化的運行效果，以下選擇廣州番禺區作為典型案例，通過對企業融資需求及區域金融發展情況的分析來概括微觀層面的具體情況。

（二）背離：微觀層面的不同感受

本次調研的對象包括金融服務單位、企業、政府相關部門等三方面機構。數據收集主要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相結合的方式。訪談從2012年1月5日開始，調研人員先后走訪了中國銀行番禺支行、中信銀行番禺分行、銀達科技擔保公司等6家金融服務機構，珠江燈光、標卓公司、華創動漫產業園等12家行業代表性企業，與上市辦、金融辦、廠商會等部門進行了深度交流。調研問卷在區廠商會的幫助下發給行業內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回收有效問卷63份。在樣本中， 100萬元以下的企業有43家，占到68%；5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13家，占到20%。問卷調查對象主要來自電子電器、燈光音響、機床機械、家居用品等生產制造類行業，商業服務和旅游餐飲類企業僅有5家，這樣的分布符合番禺產業結構的特征。被調查對象中民營企業52家，占8253%；外資企業7家，占1111%。此外，還有3家國有企業，1家集體企業。樣本中近83%的企業是面向國內市場，17%的企業面向國際市場提品與服務，其中有159%的企業兼顧國內外市場。樣本企業從業人員在300人以下的占到94%，按照國家對企業的劃分標準，被調查者基本屬于小型企業。

1. 企業對金融服務總體滿意度偏低。番禺區金融服務體系的基本結構較為完備，全區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外資銀行等銀行分支機構30家，金融機構網點350多家，村鎮銀行1家，擔保機構1家，小額貸款公司1家，保險機構分支機構20家，政府引導基金1支。上市辦、融促會及相關行業協會在企業金融服務方面都發揮了一定作用。從金融服務的內容來看，銀行及擔保公司能夠兼顧不同規模企業的需求，配合政策導向完成對中小微型企業的服務工作。但企業對金融服務機構提供服務的反饋中，表示一般的有619%，較滿意和很滿意 2. 企業資金緊張的情況突出。被調查企業普遍反映資金壓力較大，有2381%的企業感到資金緊張， 619%的企業資金需求量較去年上升。與去年同期相比，有381%的企業出現產品庫存增加，3016%的企業出現應收賬款增加。關于融資的用途，從圖2可以發現，補充流動資金是主要目的，購置固定資產的安排并不是考慮的重點。從這些數據可以判斷，企業感到資金緊張主要是由于流動資金不足。形成這種壓力的原因，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原材料價格上漲過快、勞動力成本上升、生產投資規模擴張過快、銷售不暢與應收款回款困難、人民幣升值壓力過大等。企業缺口資金額度的情況如圖3所示。

3. 創業型投融資渠道阻滯。番禺企業總體上處于創業轉型期，訪談過程中接觸的一個案例能夠給出直觀的解釋。博仕機電工貿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目前主營飲料包裝機械，是國內許多大型飲料企業的配套供應商，在國際市場也有所突破。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了解到該企業是典型的技術創新型企業，在業內有良好的聲譽和技術研發實力。公司僅有50余人，年營業收入幾千萬元。公司負責人非常希望能實現二次創業，帶領公司實現新的跨越，但憑借本身的資金積累，公司難以進行大幅度的戰略運作。公司近10年來從未使用過銀行貸款，曾經因為要引入一項新技術向銀行申請2-3百萬元的貸款，但銀行對這么小的額度不感興趣。在被調查企業中，類似于博仕機電這樣處于再創業階段、急需創業資本注入的企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資本的天性是逐利。如果說流動性資金需求是顯性特征，是為了解決一時之需，那么，創業投融資需求則是能夠體現番禺企業資本運動趨向的內涵特征。但來自銀行方面的反饋表明，企業用款意愿相比以往有明顯下降，表明企業資金使用的審慎態度，同時也釋放出資本流動受到阻滯的信號，銀行提供的金融產品不能適應企業轉型對長期資金使用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整體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部分傳統企業的經營者撤出了原有投資領域，據業內人士的經驗判斷，比例大概有30%，這就形成了頗具規模的民間游資，加上其他尋找投資機會的資金，番禺民間資本相當豐厚。

4.企業融資成本高。企業普遍反映融資成本比較高，利率高被認為是阻礙企業向銀行貸款的首要原因。銀行對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最高可以上浮到基準利率的70%，對此，57%的受訪企業表示難以承受（見圖4）。此外，向銀行融資的程序太復雜是另一個重要原因，47%的受訪企業反映復雜的銀行程序增加了使用資金的成本。

5. 融資方式以借貸為主。從企業融資的途徑看，向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向親戚朋友借款、向股東或其他企業借款等債務性融資占據主流，股權融資占1587%（見圖5）。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企業對債務性融資較為熟悉，另一方面則是在資金市場可以獲得的融資服務產品比較單一。聯保聯貸、貿易鏈融資、知識產權抵押等方式雖有所發展，但應用并不廣泛。銀行方面給出的解釋是這類貸款業務的核貸成本高、風險大。

綜上所述，番禺區金融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創業型金融服務需求在目前金融產業組織結構下難以得到滿足。番禺區地處改革開放前沿，區域創新創業文化濃厚，民營經濟活躍，目前進入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番禺區面臨的金融問題在全國具有典型性，番禺企業投融資環節的困境可以說是我國創業金融發展到今天所遭遇問題的生動典型。

一方面，番禺將近90%的企業屬于小微企業，企業缺口資金額度（參見圖3）的分布情況也表明小微企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是主流。另一方面，商業銀行是地方金融推動政策金融的主體力量，非銀行金融服務機構的發展相對滯后。上文提到的博仕機電公司的例子充分反映了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的尷尬。對銀行的訪談了解到，各個銀行都很重視開發這類企業客戶，80%的銀行都成立了面向此類客戶的工作機構，但限于目前的銀行管理制度及該類群體自身管理方面的問題，供需雙方信息不對性的問題依然突出，銀行開發這類企業是不經濟的，這就是為什么小微企業去銀行貸款受到冷遇的原因。沒有正規的金融機構提供服務，當這些企業急需資金時，就只能求助民間金融市場，有的可能嘗試高利貸這種非法的途徑。

創業金融體系的主體是產業投資基金和產業銀團組織。番禺民間資本雖然豐富，而且擁有卓越的創業文化環境，但卻缺少推動資本積聚與流動的媒介。現有金融服務類機構直接從事股權投資業務的不足1%，適應創業投資發展的金融組織、金融工具與金融產品都非常欠缺，技術認證機構、產權估值機構、企業上市督導機構、針對創業型企業的專業擔保機構、規范行業運行的行業組織等發展相對落后，導致創業資本難以聚集，更難以流動，產業金融的發展難以有跨越式發展。企業在這方面的呼聲很高，有7302%的被訪者認為應該加快發展中小企業資本市場。銀行、保險公司、擔保公司等機構也普遍意識到企業融資需求的變化，但在沒有社會公共服務平臺支撐的情況下，金融創新的成本和風險完全由金融機構自身承擔，出于對投入產出效率及規避風險的要求，其金融創新的投入都相當謹慎。譬如知識產權抵押貸款，這種產品需要銀行對知識產權的價值進行估值，但目前缺少類似的社會服務機構，銀行自身也不具備這方面的專業能力。再如對初創企業的融資服務，在缺少抵押物的情況下，需要對初創企業的未來價值及企業信用作出判斷，能提供這類服務的機構同樣是空白。如此則造成資本供給與需求雙方溝通的巨大障礙。所以，如何通過社會平臺建設，降低個別金融機構的成本，貫通供需雙方的溝通渠道，是一個關鍵問題。

推動商業銀行服務中小微企業，健全資本市場體系，通過政策金融直接引導投融資，完善創業投資服務平臺，這是近十年來形成的創業金融政策的基本架構，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微觀表現與宏觀政策要求之間的差距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微觀層面對宏觀政策的理解與反應同政策原本的價值定位存在嚴重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弱化了多樣化創業金融政策的效果，并造成政策的碎片化。

三、碎片化：路徑鎖定下的必然結果

（一）碎片化的表現

創業金融政策只有遵循創業發展規律形成體系，才能產生推動社會創業蓬勃發展的正能量。《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在民營資本行業準入方面規定要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在金融扶持政策上鼓勵政策性銀行依托地方商業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和擔保機構，開展以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轉貸款、擔保貸款等業務；在金融市場建設方面提出要規范和發展產權交易市場，推動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鼓勵非公有制經濟以股權融資、項目融資等方式籌集資金，建立健全創業投資機制，支持中小投資公司的發展。《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第三十一條提出：各類金融機構要在防范風險的基礎上，創新和靈活運用多種金融工具，加大對民間投資的融資支持，加強對民間投資的金融服務；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監管部門要不斷完善民間投資的融資擔保制度，健全創業投資機制，發展股權投資基金，繼續支持民營企業通過股票、債券市場進行融資。第三十四條提出：充分發揮商會、行業協會等自律性組織的作用，積極培育和發展為民間投資提供法律、政策、咨詢、財務、金融、技術、管理和市場信息等服務的中介組織。上述政策具有很強的系統性和包容性，但地方政府政策執行中過于聚焦創業的個別環節，沒有形成基于創業規律的系統，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成長期與成熟期的創業活動得到特別眷顧，其他階段的創業金融政策缺位，造成創業活力難以持續的問題。圖6概括了創業活動從創意產生到市場退出的基本過程，只有各個階段的創業活動能夠前后相繼，整體社會創業活力才是可持續的。但當前的情況是，成長期與成熟期的企業不僅是民間資本追逐的寵兒，而且是政策性金融照顧的重點，創意產生階段（預孵化階段）、種子期、導入期及退出階段的創業活動則被冷落。本來政策性金融設立的初衷是彌補市場失靈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在金融市場處于劣勢的弱小企業提供支持，如今的創業金融政策不僅沒有起到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反倒是強化了金融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格局。

其二是商業銀行貸款融資成為政策金融的主導手段，創業金融名實不符。限于中小微企業的經營特點，商業銀行與企業之間存在非常高的信息不對稱性，所以銀行會惜貸，這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因此，通過商業銀行支持中小微企業創業僅僅能解決部分企業的短期用款需求，難以發揮創業金融的作用。所以，發達國家大都建立了以政策金融為主體的多層次、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例如：日本中小企業創業在融資支援方面以政府金融機構為主，其中國民金融公庫是以小型企業為主，中小企業金融公庫的申貸對象是以中小企業中較大型企業為主，重點以零售業放貸為主，商工組合金融公庫則以同業公會為主要放貸對象；在信用保證方面，以信用保證協會的信用保證為主，輔以中小企業事業團的融資信用保險；在資本形成方面，以中小企業投資育成公司對中小企業投資支持為主[8]。國內創業金融政策雖然在多年之前就提出要發展多層次的金融支援體系，但著力點仍然是放在商業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方面，其它層面雖有起色，但難以擔當支撐創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而商業銀行的性質決定了其“持幣觀望”的姿態，如此就造成了創業金融的散亂之態。

（二）碎片化的成因

多樣化的政策設計為何步入碎片化的階段呢？通過金融業結構調整促進創業資本的形成與流動是我國創業金融政策的基本路徑，筆者認為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利益集團推動形成了政策的路徑依賴，發展至今已經形成“鎖定效應”，由此造成新生金融元素及非金融企業資本活動被邊緣化，這是碎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肯定了金融機構對資源配置的作用，認為金融機構的介入使投資和儲蓄的總量超出了儲蓄者和投資者在不存在金融機構時的直接融資總量，而且金融機構能更有效率地在潛在投資項目之間進行資金分配，以提高邊際收益率。但他也明確了金融機構發揮作用的條件是能夠保證金融工具的有效供給和金融機制的正常運行[9]。因此，分析金融產業政策問題應基于金融產業運行的核心機制，而不能僅僅局限于金融機構數量的增減變化。產業組織是市場結構和企業行為的總和，合理的產業組織可以激發企業競爭活力，促進專業化和規模經濟發展，有利于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是產業組織理論中經典SCP范式的主要思想。產業結構（S）轉換是否能引致企業行為（C）的變化，并進而促進經濟績效（P）的提升，取決于結構變化是否能形成相應的價格機制，建立新的市場秩序。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企業融資方式有很大差異，金融工具的結構也是各有特色。譬如，日本企業間接融資的比重比較大，而美國企業直接融資的比重比較大，很難簡單評說哪一種融資方式是好或是壞。所以，對金融產業組織結構政策的分析，雖然要關注提供不同金融工具的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的分布，但更為重要的是探析什么樣的結構更有利于保證金融業提供適合區域發展的金融產品，即金融工具的供給問題。

在國家提出的推動民營資本及中小微企業發展的多元化金融構想中，商業銀行被置于首要位置。限于金融機構垂直管理體系，地方政府難以深度介入商業銀行的運作，基于產業發展的金融創新不能協同開展，造成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政策與金融發展的隔離狀態。地方政府對金融創新的期望更多寄于非金融資本的市場化改革。但是政策留給民間資本流動的渠道一直以來較為單一，“十一五”期間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比年均只有1108%。2012年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進一步明確要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但相關規劃同1998年通過的《商業銀行法》有所抵觸。此外，民間金融原本是彌補商業銀行不足的重要力量，如今引導其進入銀行業，一旦合法化、組織化以后，無非是進一步強化商業銀行的壟斷格局，直接帶來營運成本的上升，民間資本原本的靈活性和低成本優勢就會喪失，其推出的金融產品只會價格更高。原本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小貸公司、擔保機構、中介服務等環節，因為同商業銀行利益的高度關聯，也難以供給符合創業企業成長規律的產品。因為結構難以轉換，從而形成“S（結構）”與“C（行為）”之間的割裂。所以，基于金融系統內部的產業組織結構政策難以產生建立新價格機制的效果。

四、結論與反思

總而言之，創業金融政策多樣化格局初步形成，但政策被鎖定在借助商業銀行提供融資支持的路徑之上，創業金融政策缺少協同，宏觀設計與微觀表現相沖突，碎片化特征更加突出，創業金融需求的有效供給嚴重不足。創富不同于融資，融資是技術問題，創富則是制度問題。對創業金融政策問題的界定應當圍繞創富展開，但近20多年的選擇始終是基于融資，其背后是政府“父愛主義”思想對市場秩序的干擾，是計劃導向的金融系統凌駕于創業資本的不平等。金融生態系統既需要金融生態內部系統的平衡，也需要金融生態內部系統與金融生態外部環境之間保持協調。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需要建立與商業銀行評價標準不同的新金融機制，形成包括創業金融體系在內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通過完善技術認證機構、產權估值機構、行業協會、企業戰略聯盟、資信評估機構等非銀行金融服務機構，通過多層次政策性創業金融機構的建立與完善，通過進一步完備非金融企業資本交易平臺，培育資本創富能力與健康的金融市場價格機制。

參考文獻：

[1] 房漢廷.破解金融 抑制建立創業金融制度[J].高科技與產業化，2005（z1）：10-13.

[2] 理查德 L.史密斯.創業金融[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

[3] 劉湘麗，李平，王欽.發達國家創業金融政策介紹[J].中國勞動，2010（8）：24-27.

[4] 蔡紅艷，閻慶民.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發展——來自中國的跨行業調查研究[J].管理世界，2004（10）：79-84.

[5] 朱明.國際金融危機的文化透視及提升我國金融業戰略競爭力的思考[J].商業研究，2012（9）.

[6] 吳劍雄.經濟全球化下資本市場與產業結構優化關系理論淺析[J].金融經濟，2012（3）：81-83.

[7] 薛永基，夏恩春.我國創業金融體系構建極其運行機制研究[J].南方金融，2008（4）：11-15.

第7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市場波動；對策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9-0069-01

一、房地產市場波動含義

學術界對房地產市場波動并沒有確切的定義，許多學者將“房地產市場周期”及“房地產市場波動”混為一談，但是二者之間存在著很大區別。簡單來說，房地產市場波動包含多種形式，周期波動只是其中一種。房地產市場波動廣義的含義是房地產經濟數量表現出依時間先后次序所組成的排列，狹義的定義是指房地產價格水平、房地產經濟增長率等方面的波動形成的整體運行狀態。

二、房地產市場波動根源

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變動是房地產市場波動的根本原因。從長期來看，房地產需求會不斷上升，這是由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性地位所決定的；而另一方面，由于房地產的不可移動性，盡管土地供給和房屋供給都會不斷增加，但是二者在數量和結構上總是存在差異，這就使得一定長的時間內房地產市場發展中存在波動。假設房地產市場供給在短期內保持相對不變，房地產市場需求呈現持續出上升趨勢，而此時土地的供應量不變，房地產生產過程較長，使得房地產市場無法在短期內增加供給，從而使得在相對較長的房地產市場運行過程中，基本保持不變的房地產供給將無法在短期內滿足不斷上升的房地產需求，導致房地產市場波動。

三、抑制房地產市場波動的對策

1.明確房地產市場發展目標

房地產業的穩定健康發展與其市場繁榮，帶動了國民經濟增長，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為抑制房地產市場波動，建立房地產市場發展目標是必要的。過去的房地產市場主要追求經濟的發展而忽視了社會的需求，因此，明確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目標是抑制房地產市場波動，促進其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2.加大房地產市場需求調控

供求關系是房地產市場波動的根源，因此調整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和供給平衡才能從根本上抑制房地產市場的大幅度波動。針對中國房地產市場需求的特點，應通過抑制投資和投機需求、限制被動需求、打擊虛假需求三種措施來調整需求和供給之間不平衡關系。

3.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

中國保障性住房制度訂立及建造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出現了資格審查不嚴，保障對象錯位；建設標準不嚴，戶型不合理；區位不合適，交通不便利等現象，這些問題的存在阻礙了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發展。在保障性住房制度完善方面，應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考核力度，盤活空置房進入保障性住房市場、鼓勵房地產商參與保障房建設，完善保障性住房的準入和退出制度。

4.健全房地產市場監控機制

房地產市場運行是個完全動態的經濟變化過程，對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完整周期實行動態跟蹤能更早的發現房地產市場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應建立房地產市場預警機制，根據監測的數據設立合理的警戒線，為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時間與手段提供依據。其次，應完善房地產市場監測機制，通過房地產市場監測數據，政府或房地產企業可以對市場進行周密的分析，進而預測供應量，促進供給與需求平衡。房地產市場監測體系建設必須注重其長效性，從監測制度、信息及動態等方面加強長效機制建設。

5.完善房地產業相關政策

能有效抑制中國房地產市場波動的宏觀調控政策有許多因素，主要包括土地供應政策研究、金融政策研究和稅收政策等方面。

（1）完善土地政策

中國土地政策是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它以優化土地資源配置、保護土地資源為最終目標，通過經濟、法律及行政手段，以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為了使中國房地產市場供需平衡、結構合理，土地供應應進一步定量化、結構化與目標化。根據土地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產生的三方面影響，應加強城市存量用地挖潛供應，增加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比例，完善城市土地節約集約利用考核評價。

（2）完善金融政策

房地產金融是指，貫穿房地產全過程，隨著中國房地產金融政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上對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進行引導，運用金融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定健康發展。金融政策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的影響體現在市場供給與需求平衡關系上，通過供給與需求的調整來影響房地產市場的價格。首先，房地產金融政策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以及利率水平等方面來影響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融資能力，從而影響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其次，金融政策對住房需求市場針對性漸強，2011年1月國務院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進行了限制，規定貸款利率不低于基準利率的1.1倍。從以上國家出臺的金融政策來看，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需求的控制地位越來越重要，影響程度越來越強。

（3）完善稅收政策

房地產稅是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房地產市場體系包括開發、轉讓及交易和保有3個階段。房地產開發階段課稅，將會影響房地產商品的供給，控制投資規模和調節投資結構；房地產轉讓階段課稅，能夠有效抑制房產投機行為，影響房產市場的需求；房地產保有階段課稅，會使資源得到合理使用和最優化的配置。通過以上三個階段稅收的調控，可平衡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矛盾，避免房地產泡沫帶來的不利影響。首先，應制定科學的房地產稅計稅依據，增強其稅收的靈活性和針對性；改變稅收分塊管理的現狀，加強房地產交易的公正性，增強房地產稅收課征的有效性。其次，不斷完善房地產價格評估制度。一方面，要加強對房地產價格監測和評估體系，逐步形成能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的房地產估價體系，為房地產稅收計征提供科學的依據；另一方面，稅務部門內部應建立健全評稅機構和培養專職評稅人員，加強房地產稅收征管的力度。參考文獻：

第8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依據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2008年美國金融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都受到沖擊，我國作為設界經濟主體之一，制造業加工業領域和出口行業遭受的沖擊最明顯，影響到我國國民經濟下行發展。在出口貿易額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我國急需要增加內部需求，防止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因此我國將穩健的財政政策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擴大我國財政預算赤字，國家在社會分配中所占比重增加，國家利用財政支出調控國民經濟穩健增長，為國民經濟的運行注入新的活力。中央經濟會議決定實施以“增支減稅”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為國民經濟各基礎行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以國家財政支出作為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金融政策走向適度寬松的目的也是防止經濟下行，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支持。

 

金融政策的寬松主要表現在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中國人民銀行多次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將資本更多的引導向市場進行投資，充分激發資本的盈利能力，為國民經濟創造更多的效益和價值。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行業的制造業和重工業，國家都給予稅收政策照顧，作為行業度過暖冬期的保障。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金融政策的影響下，我國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穩步提高，通貨膨脹率逐漸下跌至2.53%,國民經濟運行在正常區間內，為我國政治獨立與民生發展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我國總體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就是依據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現狀制定的，對國民經濟運行不穩定的因素進行調整，提高國民經濟抗風險的能力，在正常的經濟運行軌道中平穩發展。

 

2.增發長期建設國憤，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債是國家強制力的象征，是收益最穩定的金融債券，國債高于同期定期儲蓄的收益率是吸引資本投資的重點，國家通過增發長期建設國僨，將社會的流動資金收回財政重新社會分配，建設國債用于建設國家基礎設施，例如建設橋梁，修建道路，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歷金融危機時，提出了以工代賑的財政計劃并取得巨大成功，我國借鑒美國的經驗，通過國債建設支出，振興我國的建筑行業，以鋼鐵冶煉建筑原料為行業開端，到建筑承包個體，提供社會勞動崗位，最終工人可以獲得勞動報酬，便利的交通能夠促進E域經濟協調發展，基礎建設獲得的經濟收益用來支付國僨的利息支出，社會資本在國家調控下創造經濟價值，提高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同時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固定資產投資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事業，固定資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交通建設、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都會在不同方面為經濟發展提供保障，引導國民經濟更好更快增長。社會資本投資固定資產，是穩定資本流動的金融措施，有效防止我國資本向外流動，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能夠起到穩定社會經濟資本的作用，在經濟蕭條時期，適當降低資本的流動性，增加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對經濟復蘇和穩定發展有重要意義。

 

3調整稅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長

 

稅收政策的調整重點放在降低中小企業所得稅方面。稅收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稅收是國家參與社會再分配的主要途徑，稅收稅率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增加，但是國家社會流動資本減少，社會總需求降低，在出口貿易額持續走低的實際國情中，我國急需擴大內部需求，用國內的需求能力拉動經濟發展，因此要擴大社會總需求，可以通過降低稅率來實現增大社會總需求。社會需求是拉動經濟發展的動力之源。

 

中小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及各項稅收優惠政策減少中小企業的納稅支出，這一部分資本就可以作為社會需求計入國內總需求，有需求才會有市場，企業對外招聘可以解決國民經濟中的就業問題，企業進行投資能夠直接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國家通過對不同行業領域的稅收政策做出不同的調整，依據國民經濟發展的總要求，對存在經濟泡沫的行業提高稅收稅率，放緩行業發展，減少經濟泡沫釋放對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提高國民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的總體目標是增加社會剩余資本，擴大社會總需求，提高資本的流動性，創建寬松的經濟復蘇環境。

 

4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費心理預期

 

居民收入的調控是加大內需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居民消費支出在社會總需求中所占比重較大，我國是世界上儲蓄率較高的國家，居民進行儲蓄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國現在貧富差距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與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有一定差距，其二是我國居民的儲蓄心理，習慣為將來做準備儲蓄，而居民消費對國民經濟有重要的拉動作用，因此針對以上問題的兩個形成原因，國家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差距縮小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收入提高的同時改善居民的消費心理預期，很明顯可以增加消費需求，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意義重大。

 

居民消費心理預期由社會保障體制、消費習慣、生活觀念等多種因素影響，因此國民經濟應當把社會保障計劃納入其中，醫療養老等社保水平提高，解決居民生活的后顧之憂，能夠刺激當下消費，國外先進完善的信用卡制度值得我國借鑒，要培養民眾適當的超前消費的觀念，生活觀念由溫飽向享受轉變，能夠增加享受型資料的消費。以收入政策調整為基礎和核心，輔助改善居民的消費心理預期，共同增加消費支出，拉動國民經濟發展。

 

5支持國民經濟戰略性調整，加快利率市場化建設

 

利率政策是金融三大政策之一，利率市場化改革進入到關鍵階段，貸款利率上限放開，存款利率基于中國人民銀行的基準利奉在規定范圍內浮動，各大商業銀行利率定價自主權進一步擴大，銀行利率的變化緊隨市場利率的腳步。利率是經濟的基本組成因素之一，能夠影響經濟生活的每個細節，利率直接反映市場經濟中資本的供求關系，并通過自身的調整和運動反作用于資本供求關系，平衡資本供求矛盾。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之后，各大商業銀行擁有利率定價權利，資本的流動性增強，商業銀行的利率差收窄，儲蓄利率收益走高，貸款利率更加優惠，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

 

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國民經濟戰略調整的重要內容，調整利率這一基礎因素，能夠影響到國民經濟運行全局，利率市場化緊隨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做出步驟調整，國民經濟戰略根據運行的實際問題階段性做出調整，國家財政金融政策能夠有效調節和穩定國民經濟的發展。利率市場化改革僅僅是國民經濟戰略調整的開端，緊隨其后匯率政策、金融衍生產品都會進行創新性改革，以適應我國國民經濟發展。

 

6總結

第9篇：金融政策變化范文

當今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已不是過去30年特別是前10年那樣，幾乎可在旁人不關注的情況下獨自發展。今天的中國，就如擠上擁擠不堪的公共汽車，自己再加小心，仍會不由自主地踩上或者碰著旁人的腳。隨著經濟總量擴大而不斷增大的資源、能源進口需求量，自然會引起旁人的議論（何況在節能減耗方面中國仍有不及他人之處）。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稍有舉動，為國際市場所關注、擔心。同樣，鑒于轉軌、新興國家的開放教訓，中國實行正常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也會帶來他國的輿論壓力甚至是保護主義的制裁。理應，中國可以鑒于自身狀況采取金融漸進開放的態度，但是過去未曾有的、現在對世界又有如此影響力的中國實力，還在持續壯大，必然會引起國際上一些勢力集團對中國金融要求加快開放的壓力。而且在經濟全球化中，由于中國金融政策的變化，通過國內實體經濟傳遞到全球實體經濟、進而傳遞到有關國家，反饋其新的政策信號，這同樣又會影響、制約我國的金融政策。這些政策自然包括匯率、利率、外匯儲備多元化、財富基金、人民幣離岸業務、資本賬戶管理等。這一切，決定了中國巨大經濟體的不斷發展、壯大，在金融全球化下，中國政府必然會面臨從來沒有料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系列動態反饋。這迫使中國政府需要系統思考，其未來各項金融政策的孰前孰后、搭配銜接的問題。

總體上說，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在日趨激烈。特別是這輪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世界力量組合變化的形勢更趨復雜化。世界經濟正處于又一個“二百年大變局”的轉折時代。其中，人類經濟史上中國的又一次偉大復興，正成為世界關注和研究的全球性重要議題之一。中國的未來，走向舉世注目。特別在美國當今，有關涉及中國崛起的研究文獻幾乎每天翻新，出現各種遏制言論不可避免。因此，作為一個長過程而言，中國如何、中國能否與世界的轉型和睦相伴而崛起，迫切需要有金融戰略的謀劃。這已是關乎一國貧富、興衰、存亡之大事。因此，我們既要繼續奮進，謀求不斷的突破，在參與構筑新的時代大勢中，維護自身的發展大業。又要在發展中國大業的同時，順時代大勢、追求世界和諧，其中不乏包括適當的、臨時的妥協和委屈，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國際摩擦，實現全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不使國際貨幣體系崩潰，不使全球化趨勢中斷甚至倒轉。一籌莫展，不求國家的上進，非國人精粹的傳承。簡單的“憤青”，只圖短期情感的宣泄和痛快，同樣非國人精粹的傳承。厘清中國金融長遠發展的應有邏輯、謀劃好今后的具體部署，這既是中國經濟偉大復興中極為重要的關注點和精妙之處，也是讓當今世界“中心貨幣”國家及其他國家能夠接受中國歷史性復興所必須要做的“中國宣示”。

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第一個30年，中國的金融，是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孤兒”。“大一統”的中國人民銀行，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職能為一體，是財政的“出納”。中國當時幾乎無市場意義上真正的“金融”，自然也無從談起金融戰略。1978―2008年的第二個30年，歷經偉大的改革開放，中國的金融業取得了快速發展，但是事實求是地說，在世界金融的棋盤中，中國仍只是一只棋子，更多的時期是在不自覺地“下棋”。30年前，我們并沒有明確的、并被以后歷史不斷驗證的戰略規劃（當然體現階段性策略的五年規劃并沒有間斷過）。下一個30年，由中國不斷壯大的經濟地位所決定，以及危機后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將顯著不同于過去的30年，中國要謀求經濟的持續發展，已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可以“閉門”發展自己，而是必須事先要有系統思考與戰略謀略。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事務協調由G7轉變為G20機制的時代，意味著正是中國必須確立戰略利益的重要時期。中國更需要未雨綢繆，有備無患，為與世界經濟發展做出共贏的、務實的選擇。

或者形象地說，當中國經濟、金融還只是一條小河時，我們可以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但是當這條小河已變成大河，與外面的大海相連，甚至自身已成為大海的一部分時，就不能僅靠“摸石子”過河跨海了，而是需要學習造船、造橋技術，只有通過駕船、搭橋才能過河跨海了。

本文摘選自《中國金融戰略2020》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