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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文地理;道教;道教地理學;古代科技
宗教地理學是一門古老而新興的學科,一向被視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雖然有其十分悠久的歷史,但并未形成地理學研究的主流。道教與地理學聯系之廣、結合程度之密切在其他宗教極為罕見,可形成一門稱之為道教地理的學科,其概念可從道教的地理學、地理學的道教、道教與地理學三個角度出發進行辨析。關于道教地理學命題的提出及其研究視角、道教地理學概念界定的原則和步驟、從道教的地理學辨析道教地理學概念等內容,可參見筆者前期成果①,本文從地理學的道教、道教與地理學這兩個視角對道教地理學概念作進一步辨析。
一、地理學的道教
如果說人文地理學是:“探索各種人文現象的分布、變化和擴散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空間結構的一門近代科學”②,那么地理學的道教就是采用地理學的原理和方法對作為宗教的道教這一種人文現象加以研究。臺灣黃志弘指出:“宗教研究向來專注于研究其社會功能、祭祀活動、社會關系、變遷發展等面向,當這些研究面加入了‘站在空間立場’的元素后,即與其他人文科學區別,成了宗教的地理研究。”③也就是說,當宗教這一人文現象的研究加入了“空間”元素后就成了宗教地理研究。
此種定義的最大合理因素在于目前關于宗教地理學研究的范疇主要集中在把宗教作為一種人文對象給予研究。Sopher在《宗教地理學》第一章開頭就提到宗教地理學的研究范疇:一是文化和復雜地球環境間的交換作用;另一種是不同文化間的空間交互作用。宗教地理學研究這些關系,并集中焦點在文化中宗教組成部分。因此,宗教地理學可從四個文化地理學主題框架進行研究:(1)環境背景對宗教體系以及特定宗教制度發展的重要性。(2)宗教體系以及制度對環境的作用。(3)宗教體系以及制度的空間秩序和空間框架的組織方式。(4)宗教的地理分布和宗教體系的擴散,以及彼此間的交互影響。④Kong針對九十年代地理學研究方向進行探索,提出了新的宗教地理學研究方向:(1)宗教儀式過程所蘊含的意義。(2)不同的歷史背景、地緣與特定宗教的關系。(3)針對不同的宗教所形成的歷史背景進行文獻分析。(4)宗教人口特點、變化與生活環境、地理環境間的變遷的關系。(5)在不同的宗教道德觀念下,宗教對地理環境所帶來的影響。⑤李遠國認為:它(筆者按:宗教地理學)是以研究各種宗教的地理分布、宗教起源、擴散以及教義、習俗同自然和人文環境各要素的關系,以及宗教對文化景觀的影響的一門學科”。⑥從上面可以看出,目前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主流仍然集中在把宗教作為一種客觀人文對象給予研究,即研究其起源地、分布、宗教景觀、宗教制度體系及其制度、以及這種宗教現象與環境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再次,歷史上的許多宗教,都披著宗教的外衣來看待和探索周圍世界,形成了帶有一定科學性的地理觀念或地理知識。關于此類知識,是否屬于宗教地理學存在爭議。以撒(E.Isaac)稱古希臘時代因宗教原理所顯示的空間秩序之學問可以稱之宗教地理學,然而美國宗教地理學學者史坦普(R.W.Stump)認為此等學問,充其量僅屬于地理詭辯學,不可稱為宗教地理學。⑦此種定義方法,僅僅把道教作為一種人文對象加以研究,可順利避開此種爭議。
從這一角度上講,道教地理學是作為社會科學分支的宗教學與作為科學的地理學的交叉學科,是采用地理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作為地球表面人文現象的道教所呈現出來的空間特征以及與其他環境要素關系的學問,是一門研究道教起源、分布、傳播等所呈現出的空間次序、空間框架以及道教和環境互動的學問。研究的主要內容有:(1)道教組織的空間特征以及與其他環境要素的關系。(2)道教禮儀的空間特征以及與其他環境要素的關系。(3)道教圣地空間特征以及與其他環境要素的關系。
雖然地理學的道教這一角度充分體現道教地理學的空間地理特征,這點是道教與其他科學交叉學科(如:道教醫學、道教物理學等)所不具備的,但最大的不足在于未能充分體現道教與科學的地理學的密切關系。道門中人,在長期的宗教實踐活動中,對地理學做出貢獻是突出的。例如道門中人長期巡游四海,記載極其豐富的地理知識,根據李遠國在《列仙傳》所載神仙七十一人和《神仙傳》所載神仙九十二人中所涉及的名山八十多座、植物礦物類四十多種⑧,道門人士對地理學貢獻可見一斑;又如:被李約瑟稱為中國制圖學史上關鍵人物的朱思本對地圖學的貢獻⑨。諸如此類的地理學知識,未囊括到道教地理學范疇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二、道教與地理學
道教與地理學,兩者之間不存在著主次關系,既可以包含道教的地理學,也可以是地理學的道教。雖然,此視角之道教地理學有內容過于廣泛之嫌,但卻有其內在的合理因素。
首先,充分考慮到道教地理學的特殊性,有效的彌補了地理學的道教和道教中的地理這兩個角度的缺陷。定義道教地理學應充分考慮到其特殊性⑩,一方面道教地理學具有自身的地理空間特征,這點是道教與其他科學交叉學科所沒有的;另一方面,道教地理學與作為科學的地理學緊密關系,這點跟其他宗教地理學有所不同的。地理學的道教和道教的地理學這兩個角度各執一端、各有利弊。從道教與地理學這一角度出發,在充分體現兩者優點的同時,彌補了兩者各自的缺陷。
其次,在一定條件下,宗教與地理的互動可以轉換為宗教與地理學的互動。
宗教與地理的互動,是人文地理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內容。英國著名人文地理學者RJ約翰斯頓認為:“人文地理學者只是研究某些關系,而把另一些關系留給自然地理學者,在垂直課題方向上,人文地理學者們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在水平課題方向,他們研究地方之間的相互關系,把重點放在遍布地球表面的人類創造物和人類的流動上”B11。在宗教地理學領域里,地球表面的人類創造物和人類的流動上,表現為宗教(景觀、教徒)流動上;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表現為宗教與地理的互動。宗教與地理的互動,既可以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宗教與地理的互動,也可以是作為宗教人士與地理的互動。在道教地理學領域里,這種互動結果,一方面地理環境對道教的分布、擴散等方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道教對地理環境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并通過道教的地理觀、道教人士的地理學成就表現出來。從這個角度上講,道教與地理互動結果實際上體現了地理學的道教和道教的地理學這兩方面的內容。
最后,有學者對宗教地理學的界定既有地理學的宗教方面的內容也包含了宗教的地理學的內容。臺灣潘朝陽認為地理學可以依其本質的研究進路從事宗教現的探討:地理學的研究路線有其多元面向。依據空間理論,可對民俗宗教的空間結構、傳播擴散等現象進行研究;依人地理論,可以從民俗宗教中探討其所蘊含的環境識覺或認知;以區域理論,可以研討區域內民俗宗教的獨特性及其在區域內和其他現象之間的關系。B12約翰斯頓所指的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在潘朝陽宗教地理學表現為“環境識覺或認知”,所謂認知:“認知與認識是同義詞,泛指全部認識過程的總稱。包含知覺、注意、記憶、想象、思維等一系列心理活動”。B13認知是經過知覺、注意、想象、思維得出的知識。在一定程度上講,道教對環境的認知結果就是科學或類科學的地理知識。因此,按照潘朝陽宗教地理學的定義,宗教地理學研究的范疇,實際上也包含了宗教的地理學和地理學的宗教兩個部分。
從道教與地理學這一角度出發,道教地理學是作為社會科學分支的宗教學與作為科學的地理學的交叉學科,是研究道門中人基于創教、布道、信仰等需要,在“長生久視”愿望驅動下、在“上觀天文,下察地理”等道教神圣觀念指導下,在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在有意或無意的從事屬于地理學范疇內的科技探索活動過程中,所形成的科學地理知識或類科學地理知識的學問;以及采用地理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作為地球表面人文現象的道教所呈現出來的空間特征以及與其他環境要素關系的學問。研究內容主要有:(1)道教經典所蘊含的科學地理思想或類科學地理思想。(2)道教人士在有意或無意從事科技探索活動過程中,所取得的地理學方面的成就。(3)道教組織的空間特征以及與其他環境因素的關系。如:研究道教起源、分布、傳播等所呈現出的空間次序、空間框架以及與其他環境因素的關系,宗教體系以及制度的空間秩序和空間框架的組織方式以及與其他環境因素的關系。(4)道教禮儀的空間特征以及與其他環境要素的關系。(5)道教圣地空間特征以及與其他環境因素的關系,如:道教名山、道教景觀的分布、變化以及與環境要素關系的研究。
三、結論
基于國內外學者關于宗教地理學研究存在著地理學的宗教、宗教的地理學、宗教與地理學的不同理解,可從地理學的道教、道教的地理學、道教與地理學三個角度出發,辨析道教地理學概念,認為:從地理學的道教角度界定道教地理學符合目前宗教地理學研究的一般做法,因此,此角度頗有可取之處,可稱為嚴格上、狹義上的道教地理學;目前道教與其他科學交叉學科主要是從道教與科學的關系進行的,這也是道教的地理學所側重的,從這一角度出發也是有其可行之處,也可稱之為狹義上的道教地理學;但由于前兩個角度各執一端、各有利弊,沒有完全兼顧到道教地理學與其他宗教地理學、道教與其他科學交叉學科的共性和特殊性,從道教與地理學這一角度出發,取前兩者之長,補兩者之短,是筆者所推崇道教地理學,也不妨稱之為廣義上的道教地理學。(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政治學院)
本文受西南民族大學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項目:道教景觀的地理時空分布及其生態思想研究(項目編號:2015NZYQN57)資助。
注解:
①李海林:《道教地理學概念辨析》,《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4期。
②李旭旦等:《人文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③黃志弘:《宗教地理學研究趨勢之探討》,臺灣:《社會科教育研究》,第十期,序言。
④E.Sopher(1967).Geography of Religions,Englewood Cliffs,N.J.p1~2。
⑤Lily Kong.(2001).Mapping ‘new’ geographies of religion:politics and poetics in modernity.Pregoess in Human geography,25(2),p211~233。
⑥李遠國:《論漢晉之際道教地理學的成就》,《宗教學研究》2006年第3期,第1頁。
⑦參見蔡主恩:《宗教地理學的過去發展與未來研究趨勢》,臺灣:《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五卷一期,第165頁。
⑧參見李遠國:《論漢晉之際道教地理學的成就》,《宗教學研究》2006年第3期,第3~4頁。
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第一分冊,成都: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144頁。
⑩李海林:《道教地理學概念辨析》,《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4期,第78頁。
B11[英]R.J.約翰斯頓:《哲學與人文地理學》,蔡運龍,江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0頁。
1、飲食的象征意義研究
在飲食文化研究方面,有關飲食的象征性意義以及不同群體對其的解讀得到了廣泛的討論。首先,飲食承擔著某種物質意義。Cook認為,飲食是“嘈雜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話指出,“一只雞、一顆洋蔥和一磅面粉不會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費者‘訴說’它們的故事”[10]。其次,飲食承擔著社會文化意義。如Jackson等指出,飲食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過程中,其社會文化意義經歷著不斷的發展和重塑,并認為飲食在商品鏈中以產品的形式傳遞了動態發展的社會文化意義。一方面,飲食能夠作為社會差別的標志,反映人們的社會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闡述人們的飲食習慣和用餐禮儀時,指出對于西方人來說,運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種文化習慣和文明行為。另一方面,飲食被認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們關于“我來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們對飲食的選擇,反映了他們對某個地方或者該地方所承載文化的情感傾向。例如,Collins指出,對于韓國人來說,泡菜是他們身份的象征,米飯是他們最基礎的食物,肉則象征著財富。同時,飲食能夠作為人們體驗其他地方習俗和文化的途徑。例如,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越南和其他亞洲國家,餐廳往往會把活魚活獸養在水缸或者籠子里供顧客選擇,這種行為在當地文化中象征著食物品種多樣、質量優良和新鮮。而西方的游客卻會拒絕食用這些“新鮮的”食物,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還會動的動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們對飲食的選擇取決于他們對這種飲食的象征意義解讀,即取決于飲食與人們的溝通,但這種溝通時常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群體中形成某種落差和誤解。
2、飲食的文化經濟研究
近年來,標志人文地理學發展最顯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強調商品文化,即經濟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現代飲食產業通過將食品的生產和消費與飲食文化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可以說是一種商品文化的表現形式。國外人文地理學關于飲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蓋了整個飲食產業鏈,從飲食的生產、運輸、零售和消費的各個方面探討飲食所起的社會文化作用和人地關系。關于飲食生產的研究往往將飲食與農業及其相關的問題聯系在一起,探討食品種植和生產的影響因素,及其過程中體現的人地關系。這些研究指出,食品農業受到食品貿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經濟(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響,食品市場的“質量轉向(turntoquality)”強調了對全球同質化食物的摒棄,而轉向對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費,這一趨勢影響了食物的種植和生產。同時,Marsden指出,在獲取食物的過程中,人類具有通過社會活動定義自然的力量,將“文化”嵌入農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農業生產活動、農業經濟,以及農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環境認同和性別認同等問題的研究中。近年來,地理學者們開始從對飲食生產的關注轉為對飲食消費的探討。一些地理學者指出,空間、地方以及消費行為、消費循環和流通是經濟地理學重構的核心。在此背景下,與飲食的零售和消費相關的商品鏈得到了一定的關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喚起的“雙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識,改變了地理學家對“產品如何、為什么和在哪里生產”的無視狀態,這些地理知識意味著消費者的權力在復雜的全球飲食文化的流通過程中顯得越來越衰弱。同時,由于地方飲食能夠很好地體現城市的地方性并成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遺產,而且越來越多的人以尋求新奇的飲食體驗為旅游動機,體現城市地方特性的飲食便成為了識別和營銷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飲食消費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興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對地方飲食體系構成了威脅的同時,也成為了為旅游目的地飲食產品再造的重要動力,推動了旅游目的地傳統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構。Cohen和Avieli指出人們在旅游目的地的飲食消費行為是相當復雜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飲食經驗、新鮮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響,認為游客對目的地飲食同時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總之,有關飲食文化經濟問題的探討是現階段國外人文地理學視角下的飲食文化研究最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飲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關飲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關注飲食作為一種商品,在商品網絡中體現的政治問題。在食品的生產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飲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對共同農業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從而使農業和農村都受到開放和沖突政治的影響。與此同時,對食品遠距離運輸的抵制、倫理消費和道德經濟的出現,使消費者更加希望能夠清晰獲得食品的一切生產信息。這些道德消費者往往抵制壟斷的跨國企業生產的食品,而傾向于購買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產的有機食品和健康的肉類,并支持本社區的農業活動,人們的這種行為使本國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較大的挑戰。對于研究食品農業的地理學者來說,這些趨勢使他們的研究從時間(通過記憶和忘記)、空間(通過連結和分離)、可見性和非可見性的視角探討食品農業體現的道德經濟以及個人和集體責任。而由于環境主義以及社會學科對自然—社會聯系的關注,將飲食和自然環境聯系在一起探討其社會作用也是飲食農業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在有關食品銷售過程的研究中,Redclift關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運(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雖然生產口香糖的原材料來自墨西哥,但是它到達美國之后,才被賦予了“出生證明”。同時,在貿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島高地森林的生產口香糖的貧窮人口,其利益的新生產和交易規則的實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個商品網絡中,口香糖反映了權力不平等的地區政治經濟對口香糖生產和消費的影響。而另一些學者則探討人們日常飲食消費活動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過對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居民的飲食傳記研究,發現飲食是中東歐社會(尤其在社會主義系統崩潰之后)人們感知以及將自己放置于(或感覺自己存在于)戲劇般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動蕩中的最直觀方式,同時指出,該地居民的飲食消費行為反映了他們對自治權的差別性對待、反抗和承擔,認為西方(發達)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東歐,也不存在文化霸權現象。這些研究關注的焦點集中于飲食業的商品鏈、商品流或者商品網絡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責任問題,強調了食品所處的商品網絡中蘊含的壓迫和抗爭。
4、飲食與認同的相關研究
關于飲食與認同的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是飲食所喚起的地方、種族或民族認同現象。以往研究表明,人們的飲食習慣和口味偏好能夠產生和維持他們的種族或民族認同,因為人們往往將美食和某種菜系與某個種族、民族或者國家聯系在一起。可以說,決定“吃什么”是維護種族或民族認同和地方認同的核心舉措。在有關飲食和認同的研究中,學者們運用飲食探討種族認同的發展和維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離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貧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認同,研究的主題往往涉及到非白種人(邊緣種族)如何被賦予異域風情的標簽或妖魔化,邊緣群體的飲食歷史如何被忽視、挪用或者被占主導地位的族群邊緣化,以及這些被壓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種人作者將某些食物與非洲僑民相聯系,并使之成為黑人身份的表征,這事實上是從白種人的視角重新解讀黑人的身份,并給食物貼上了種族的標簽;Williams-Forson關注食品的失實描述(misrepresenta-tions)與女性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雞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認同(包括種族認同和性別認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人們的飲食生產和消費行為反映了他們對文化和種族同質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國人在食譜寫作中,往往會斥責美國白人對黑人食品的負面描述,并尋求根除烹飪種族主義(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學者們還把飲食與移民的懷舊(nostalgic)情懷相連結,移民不僅運用故鄉飲食修復在遷入地的孤獨感、疏離感和對故鄉的懷念,還利用遷入地資源與故鄉飲食創造出了屬于他們自己的飲食文化,以克服記憶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分裂。這些移民所創造的飲食體系,被稱為懷舊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為它通過遷入地的食物再現了移民遷出地的飲食文化,體現了移民對故鄉的地方認同和情感依戀,以及在遷入地形成的鄉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們的飲食行為反映出的并不是對某個具體地方身份的認同,而是一種“世界主義認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倫敦和悉尼兩個多元民族購物街區附近的兩名婦女(一個是英國人,另一個則是擁有英國血統的澳大利亞人)的飲食生活傳記,指出這兩名婦女的描述是連續卻存在差異的,反映了她們對想象的“亞洲”、“歐洲”和“世界”的認同。
二、人文地理學的飲食文化研究趨勢
從上述研究內容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全球擴散,關于飲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對飲食的全球進程及其凸顯的新型、動態的人地關系,飲食文化和飲食活動對空間的塑造,以及飲食空間意義的關注。這些研究趨勢不僅體現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轉向”和“空間轉向”,還凸顯了人文地理學對“人”這一主體的進一步關注,強調了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具體來說,人文地理學的飲食文化研究趨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飲食全球化及其帶來的影響
受到人口跨地方遷移的影響,飲食開始跨越地理邊界移動,使得飲食的全球化現象越來越普遍。隨著這一現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國主義和麥當勞化帶來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飲食同質化現象,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一方面,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同質化也因此顯著地影響了地方的飲食形象和認同(一個地方飲食景觀的總體形象),并剝奪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為了切斷食品與地方之間的紐帶,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認為是飲食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帶來飲食文化霸權和麥當勞化的同時,世界文化理論(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論則提供了一個“雙向”的視角,強調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纏生產并再生產了地方的社會文化空間和人們的文化認同。全球化的另一個重要的表征是“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現象,使文化、身份認同和特定地方之間的聯系顯得越來越弱,文化的全球互連則越來越普遍,其通過說明文化認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國家以及將地方作為文化的載體,強調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構和地方重構。一方面,對跨國主義的關注為飲食研究開辟了新的空間,使學者們開始考慮跨國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購買、準備和消費飲食,認為人們對熟悉的飲食產品的消費,讓跨國移民們將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產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園。另一方面,跨國主義的框架能夠用于解釋人們動態變化的飲食行為和體驗。跨國主義將文化和經濟結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行為及其對飲食的社會文化解讀。同時,飲食產品的意義在跨國流通過程中是動態變化的。總之,對于全球化和跨國主義背景下的飲食文化研究往往著眼于飲食的差異性意義解讀、商品文化和人們的復雜認同,凸顯出飲食在全球流通過程中的意義變化以及對人們認同的塑造作用。
2、關注飲食的意義以及人、飲食、物質環境和社會之間關系的探討
大衛•哈維在課堂上提到,“我常問那些地理系新生,他們剛才那頓飯是在哪兒吃的。回憶制作這頓飯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對各個社會關系和生產條件的依賴”。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飲食是我們生活世界的隱喻,有著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人們在吃的過程中往往會通過各種感官對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義進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與他人發生社會聯系,也就是說,吃是一個生理的和社會的過程,該過程使飲食具有物質的和社會的雙重意義,是一種包含了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聯系的文化現象。同時,飲食可以被理解為文化溝通系統的一個標志,并可以豐富飲食和飲食文化生產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飲食地理研究中,人們飲食行為的社會和文化意義被廣泛探討。例如,PeterJackson運用社會和文化地理學的視角探討了飲食的文化意義。首先,他認為印度飲食在英國的流行響應了英國市場對“亞洲時髦(Asianchic)”的熱情,并指出有關物質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須重新關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僅僅只是解讀其象征意義。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變化的家庭,變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將飲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討飲食與家庭結構和人們家庭生活的關系,指出人們日常的飲食行為變得更復雜,并且人們更加關注飲食過程中體現的社會不平等,而不僅僅是為生活健康的問題。
3、從探討飲食和飲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學研究,轉向對飲食空間問題的探討
新文化地理學強調文化的空間性,并將文化視為空間過程的媒介,指出文化應該被理解成一種媒介,人們通過這種媒介把物質世界的平凡現象轉變成由這些現象賦予意義和價值的世界。在現實中,空間的隱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們之所以能夠從某種事物的空間形式中感受到某種文化力量,正是因為人們理解了這種空間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義。這一趨勢反映在飲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學開始對飲食空間研究進行關注。在國外飲食研究中,餐廳、食物市場、超市、廚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飲食空間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對象,其中的空間實踐和人們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問題更是被廣泛探討的話題。
三、研究展望
段義孚說“也許世界上再沒有其他文明如中華文明一般重視烹飪的藝術和飲食所帶來的愉悅感”,中國文化是“飲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國與飲食相關的地理學研究卻相對比較缺乏,僅有的研究主要著眼于飲食文化的區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飲食景觀、飲食消費行為的時空分布等方面,個別研究開始關注人們在城市飲食空間中的感知,及其在該空間中形成的復雜地方感,與國外相關研究有著顯著的區別,難以與前沿的地理學思潮對話,也難以為國際飲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貢獻。因此,本文在回顧國外飲食文化研究內容和趨勢的基礎上,對國內飲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從“時間—空間”的角度關注飲食體系所表征的人地關系問題
從時間—空間的維度來說,關于飲食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同樣的食物對于不同的群體蘊含著不同的意義;二是,人們在不同的時間對飲食意義的解讀會產生差異。但是,國內相關研究對上述問題的討論尚淺,因此,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相互交纏的維度探討國內不同尺度地方的飲食體系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問題,以及動態、差異的人地關系。
2、關注飲食所反映的跨地方問題
對于我國來說,最為顯著的社會背景是人口跨越較小規模地方邊界的遷移,例如省際遷移和城際遷移,以及人口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些流動的群體如何用飲食來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認同和身份認同,又是怎樣用飲食來適應新的生活?同時,人口的跨地方遷移或多或少地使遷入地的社會空間產生改變,形成新的飲食空間。這些空間如何被社會生產,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動態的社會邊界,又是否成為人們跨文化認同和文化沖突的焦點?為響應國際飲食地理研究的發展趨勢,凸顯中國特色飲食地理研究,并對我國城市中的跨地方問題作出更好的解釋,對上述問題的探討有必要成為國內飲食文化研究關注的話題。
3、對飲食相關的文化政治問題進行進一步的關注
關鍵詞:現代城市、文化景觀、現狀發展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一、文題的源起
城市是人類生存發展的聚居地。它既是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容器,也是人們交流思想、體驗和傳播文化精神的載體。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即由來已久的歷史沿革和今天的物質形態、精神面貌及未來的規劃目標和發展方向。
過去的歷史人文、地域文化是城市體內的遺傳基因,現代的城市景觀是外在的形態風貌,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它可持續前行的驅動力。尊重自然、關注生態環境、傳承歷史文脈,使我們的城市景觀少一些雷同和均質,多一些歷史底蘊和地域特征;結合城市現代化發展方向,增強城市景觀文化的可識別性,構建現代文化景觀的精氣神,這是基于對城市文化景觀的保護也是對傳統地域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于是,本文針對當前城市文化景觀中存在的問題,運用上述理念,對其進行梳理和解決,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設計方法。
二、城市文化景觀的理論概念
1、文化景觀的概念發展史
文化景觀是景觀整體含義中的一個支系, 早期被人們稱為歷史景觀,與
人為景觀或人文景觀具有詞義等同性。1906 年北美地理學家卡爾?蘇爾提出將人類創造的景觀作為地理學的主要研究任務, 1925年,在他的經典著作《景觀形態學》中,他定義景觀為一個物質和文化形式的混合體,并指出在景觀中,“文化是原動力,自然區域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1]。蘇爾闡釋出了文化景觀的定義,并開始了文化景觀起源的研究項目。該項目從分析自然景觀開始,接著研究居住于某個地域的文化群體,隨后,蘇爾創立了著名的文化景觀學派,“文化景觀”一詞開始在地理學中被廣泛使用。1927 年,在《文化地理學的近今發展》一文中,蘇爾又給出文化景觀一個簡單的定義, 即“附加在自然景觀之上的各種人類活動形態”。蘇爾指出文化景觀概念的核心在于強調景觀的文化屬性。隨后越來越多國家的學者們都對文化景觀的概念做出了定義。
2、文化景觀的概念和類型
我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李旭旦教授認為, “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 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著名文化地理專家王恩涌教授認為,“文化景觀是指人類為了滿足某種需要, 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 在自然景觀之上疊加人類活動的結果而形成的景觀”[2]。綜上所述,文化景觀是指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景觀,它反映出某一文化體系的文化特征和某一地區的地理特征。
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景觀的定義修改如下:
1) 有意設計的景觀:被人類有目的設計和創造的景觀,包括由于藝術審美原因建造的花園、公用場地景觀,其通常結合宗教或紀念意義的建筑和景觀群。
2) 有機進化的景觀:它產生于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相聯系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這樣的景觀反映了其形式上和組成特征的進化過程。
3) 關聯性文化景觀:結合了自然因素,反映了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證為特征的景觀,它可能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存在。[3]
這三條定義也同時將文化景觀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是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包括園林和公園等設施,經常與宗教或其它紀念性建筑物有聯系;
二是有機進化的景觀,包括殘遺物(或化石)景觀和持續性景觀。
三是關聯性文化景觀,這類景觀多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三、我國城市文化景觀的現狀和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急劇加快,致使一些超級城市的擴張呈指數級增長,而另一些中小城市則正在日益萎縮,處于經濟轉型期或候鳥模式的轉變下,不管是哪一種縮張變動,其城市的歷史文化正經歷著徹底的分解和重組。歷史文化區域的分解也導致了城市傳統社區的弱化。片段式的文化遺產保護、孤島式的文化遺產圈存破壞了城市的歷史肌理和文化景觀的整體性。
與中國經濟崛起,城市現代化進程所取得巨大成績相比,城市文化景觀的建設還存在不少問題,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城市景觀缺乏整體規劃,商業化建設割裂了城市的歷史文脈及人地關系。有些城市打著 “文化城市”的旗號,不惜大拆大建,以毀壞本土自然人文風貌的代價,去營造換取異國情調、另類體驗:假古董、假建筑、假風俗……建造了一個個異域文化主題旅游景點,盲目追究旅游經濟效益,完全不顧地方城市文化特色,使得城市景觀缺少自己本該有的地域文化性格,造成了歷史文脈的斷裂;
第二、城市文化景觀建設浮于表面,沒有深層挖掘歷史文化。目前出現了兩種設計傾向:一種是過分追求景觀的現代形式,忽略了對文化主題的探求;另一種是表現形式過于陳舊,不足以適應現代城市的設計形式需要。前一種情況由于忽視了對城市地域文化深層內涵的挖掘,設計缺少文化,游客缺乏樂而忘返的文化情境體驗;后一種情況,景觀元素表達單一、呆板,形成文化概念的被迫填給,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視覺疲勞。
第三、沒有充分發揚民俗風情 。部分地區在城市景觀建設中,不僅沒有充分發揚當地傳統民風,甚至將其看成落后的標志,加以排斥,這是對當地住民的不尊重,也是對地域文化缺乏理解的表現。在實際案例中往往出現面積很大的廣場設計,卻總給人以假大空的感覺。
第四、沒有認真選取當地材料,未能利用好地方植物群落 。在一些城市景觀設計過程中,設計師并沒有掌握好當地建筑材料及植物品種的詳盡信息,不善用地方的物質資源載體,造成了對當地資源的浪費,破壞了地域文化景觀的整體和諧。
四、城市文化景觀的設計思路和應對策略
基于對以上分析,筆者對我國城市文化景觀設計進行了如下應對思考。
其一、整體規劃設計城市文化景觀,加強地域文化保護,注重傳統民俗風情的繼承和弘揚。從城市的歷史文化出發,規劃城市地塊及組團的建設,在滿足現代人生活要求的同時,將設計保護付諸行動,使城市歷史文化的印記更加清晰深刻,使現代景觀設計更富文化底蘊和魅力。
其二、選取體現城市地方文化靈魂的景觀設計主題。文化主題的選擇直接決定了城市景觀的性格表達。設計師此時要加強自己的文化修養,深入學習當地的歷史文化,善于捕捉提煉地方特色文化符號,這樣才能推陳出新,設計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景觀。
其三、主題表達和諧、統一,忌繁復、雜糅。常見某些城市景觀為了強調文化元素表達,將多個主題填入一個空間中表達,致使觀賞者摸不清文化主線,從而阻礙了對文化的探尋與領悟。因而,景觀文化主題的表達不能盲目求多,應該越專一、越深入越好。
其四、文化景觀的主題表達形式需多變新穎。如果風格形式過于陳舊,僅僅是設計手法或景觀元素的堆砌,那么其表達的文化也是缺少生機與靈動的,最終無法形成感人的景觀。以新穎獨特的方式表達歷史文化主題,更能引導游客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品味景觀中的文化元素。
最后,文化景觀應該注意空間氛圍的營造,忌陳列說教式表達。景觀空間中存在著無形的氣場。通過文化空間營造,讓人們在有形的空間里感受到無形的文化氛圍,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感染。這樣便能將文化從硬質雕塑小品中釋放出來,讓景觀元素間相互對話,真正將人地關系打通,地脈歷史串連,富于景觀以文化的精神和靈魂。
五、回顧與展望
綜上所述,文化景觀是體現城市靈魂的名片,它展現著城市亙古的文化底蘊和現世的精神風采。文化景觀也是城市的形態剪影,通過精簡的城市輪廓,表達出城市的品位和理念。在社會民眾中,文化景觀是追憶、展示和傳承本土文化的象征。所以城市文化景觀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索,有利于提高我國的城市文化品位,增強城市魅力,創造有活力和靈性的城市文化空間。在行文末尾,祝愿我國的城市文化景觀有著更美好的未來,生生不息、繁衍發展。
參考文獻:
[1] 龐偉 景觀是人類文化的投影.城市?環境?設計,2012(59):168-169.
[2] 金其銘等 人文地理學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 湯茂林等 文化景觀的歷史和發展趨向。人文地理,1998(2)。
1.地理學的研究對象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2007)給出的地理學定義為: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特征、結構、格局、過程、地域分異與人地關系等,是一門復雜學科體系的總稱。我國著名地理學家鄭度院士和陳述彭院士(2001)認為,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與關系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其面對的是復雜的地球表層巨系統,是由大氣圈、水圈、巖石圈、生物圈與人類圈所構成的統一整體,是由各種自然現象、人文現象組合在一起的復雜體系。我國著名地理學家、中國地理學會原理事長陸大道院士(2011)認為,地理學是一門研究地球表層的科學(學科體系),其對象是研究地球表層地理環境的結構、演化過程、區域分異及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利用和適應。地理學方法論的精髓在于把握區域的差異性及區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這也是地理學與其它研究資源、環境和生態的學科的重要差異。通過上述三個筆者能找到的國內最權威的地理學研究界定可知,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地球表層,且該表層具有圈層結構特征;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層環境與人類活動關系的一門學問;地理學是認識地球表層環境的經驗總結,同時也是認識、利用地球表層環境并與之和諧共處的指針。
2.地理學的研究核心
對人地關系的認識,素來是地理學的研究傳統之一,也是地理學理論研究的一項長期任務,并始終貫徹在地理學的各個發展階段。事實上,涉及人地關系綜合研究的學科,不僅限于地理學,但以地域為單元,著重研究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惟有地理學,即從地理學入手研究人地關系,是明確以地域為基礎的。為此,我國已故人文地理學泰斗吳傳鈞院士(1991)就明確提出地理學的研究核心是人地關系地域系統。人地系統是由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兩個子系統交錯構成的復雜的開放的巨系統,內部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功能機制。在這個巨系統中,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兩個子系統之間的物質循環與能量轉化相結合,就形成了人地系統發展變化的機制。具體地說,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是以地球表層一定地域為基礎的人地關系系統,即人與地在特定地域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動態結構。人地關系系統研究的中心目標是協調人地關系,重點研究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優化,并落實到地區綜合發展上。任何區域開發、區域規劃和區域管理必須以改善區域人地相互作用結構、開發人地相互作用潛力和加快人地相互作用在地域系統中的良性循環為目標,為有效進行區域開發和區域管理提供理論依據。研究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總目標,是為探求系統內各要素相互作用及系統的整體行為與調控機理,從空間結構、時間過程、組織序變、整體效應、協同互補等方面去認識和尋求全球的、全國的或區域的人地關系系統整體優化、綜合平衡及有效調控的機理。
3.地理學的學科視角
美國國家研究院在1993年專門成立了“重新發現地理學委員會”,其主要針對此前10年地理學這門學科在美國經歷的一場復興,首次對30年間美國地理學發展進行了綜合評估,并于1997年出版研究報告《Rediscovering Geography: New Relevanc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我國學苑出版社在2002年12月出版了中譯本《重新發現地理學:與科學和社會的新關聯》。該報告指出,地理學像其它科學分支一樣,具有一套發育完善的視角(見圖1):①通過地方(place)、空間(space)和尺度(scale)的動態觀察世界的地理學方法;②地理學的綜合領域:環境—社會動態把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環境動態與自然系統、人類社會動態與經濟、社會和政治系統聯系起來;③應用圖像、語言、數學、數字和認知方法的空間表達。換言之,地理學觀察世界的視角是通過對地方和尺度(橫坐標)的聚焦,穿越環境動態、環境—社會動態、人類—社會動態(縱坐標)三個綜合領域,而空間表達(矩陣的第三維)則加強并驅動其它地理學分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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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理學的學科地位
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94)從整個人類認識世界的高度上研究了科學體系,提出地理學應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科學、建筑科學、軍事科學、人體科學、思維科學、行為科學、系統科學與美學并列,是一大科學體系,故稱為“地理科學”。地理科學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系列的科學,是介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橋梁科學”。錢老還認為,應將地理科學分為基礎理論(基礎科學)、技術理論(技術科學)和應用技術(工程科學)三個層次。基礎理論層次包括理論地理學、地球表層學、區域地理學、部門地理學(人文地理學、自然地理學及其分支);技術理論層次主要研究應用的地理理論,如建設地理學、國土經濟學、生態經濟學、應用地貌學、應用氣候學等;應用技術層次包括災害預報、生態設計、規劃、遙感、計量、制圖等方面實際應用技術。從地理學的科學性質上看,它是受哲學指導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匯合;從層次上看,其是一個從基礎理論—技術理論—應用技術的完整體系。
二、地理科學的學科功能
某門學科之所以存在并擁有立足之地,繼而具有獨立甚至崇高的學科地位,很大程度是由它無以替代的“功能”所決定的。地理學的學科功能包括科學功能和社會功能兩方面。科學功能是指地理學對人類科學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即對人類知識體系有用。社會功能是指地理學對促進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所具有的作用,即對指導社會實踐有用。北京大學著名地理學家蔡運龍教授(2011)將地理學的科學功能歸納為“究天人之際”,社會功能總結為“經世致用”。“究天人之際”出自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探究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即研究人地關系。《辭源》中對“經世”的解釋為治理世事,“致用”為盡其所用。后來“經世致用”一般指學問必須有益于國事。地理學“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即是能夠指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實踐。
蔡教授具體總結了地理學科學功能的獨特性,即重視細節而忽略整體的特征,認識地球表層的復雜性、景觀的多樣性及其中文化傳統的豐富性,從不同的時空尺度解讀格局與過程,強調實地調查,依賴精確觀測、遙感等技術,地圖學等可視化表達方式,“基礎理論—應用理論—應用技術”的學科構成。地理學社會功能的獨特性是指將自然與人文、時間與空間、區域與全球、分析與綜合、普遍性(空間)與獨特性(地方)、定量與定性有機融合。地理學所關注的科學問題直接指向當前決策者和公眾的迫切需求。地理學家主要通過以科研成果直接影響決策和為專門用戶提供咨詢從而成為決策過程的一部分,對解決實際問題做出貢獻。因此,地理學在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社會實踐中發揮著獨特作用。今后,其將通過幫助預測、規劃、決策和優化未來而進一步加強對社會的貢獻。
三、地理科學未來十年研究的戰略方向
1.主題一:怎樣理解和響應環境變化
持續增加的人口、城市化、工業化和氣候變化改變了地表環境并大量消耗自然資源。雖然研究已證明氣候變化、土壤侵蝕、棲息地喪失和水質退化愈發嚴重,但對人類自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未曾充分考慮。地理學家正采用 GIS、遙感和地理空間可視化等技術來分析自然過程和格局隨時間的變化,以弄清自然和人類對環境變化的各自影響。更全面地了解自然和人為因素引起的地表變化、物種和基因多樣性的分布以及不同生態系統在環境變遷中不斷變化的脆弱性,是開展環境科學研究、風險管理和生態修復的基礎,同時也可指導旨在提高環境可持續性的政策制定。該主題下包括3個戰略方向,即①如何改變地球表面的自然環境;②如何更好地保持生物多樣性與保護瀕危的生態系統;③氣候和其他環境變化將如何影響人與環境耦合系統的脆弱性。
2.主題二:如何促進可持續發展
據預測,到2050年地球上的人口將達到80~120億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口增加將出現在城市。許多城市將為容納快速增長的人口不懈努力,而城市向農村地區的擴張將改變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水文系統、氣候、野生動物棲息地以及生物多樣性。人口空間分布的變化、不同聚落形式的形成過程、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面臨的可持續性的挑戰等方面的研究對于認識更加擁擠的世界所面對的挑戰十分關鍵。確保地球上不斷增長的人口可獲得相應食物資源是其中的挑戰之一。由于當前出現的饑餓不是因為全球的食品匱乏,而是因為地理環境的不同和食品分配制度的低效或不公平,要解決100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需要更好地認識地理要素對農業生產和分布系統、變化的食物消費偏好等方面的影響。人口數量的擴張和流動性的日益增加會使衛生保健的戰線拉長,對疾病的治療和預防的標準會隨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利用空間分析、GIS和疾病擴散空間模型,地理科學有助于理解全球化、人口遷移、環境條件、土地利用、經濟狀況以及政府政策對健康和傳染病擴散的影響。通過人們的日常生活分析疾病和衛生保健方式,對認識和理解不同人群的疾病行為和變化的脆弱性非常重要,這些信息對制定能夠改善全人類福利水平的政策十分必要。該主題下包括3個戰略方向,即①100億人在地球上如何生存和分布;②如何在未來10年和更長時期內可持續地養活每一個人;③人口居住地如何影響人類健康。
3.主題三:如何認識和應對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空間重組
在過去數十年內,從人口遷移到貨物運輸,全球流動性明顯增強,并對交通運輸、通信、經濟甚至政治沖突的形式產生影響。現在迫切需要通過深入評估單個地方的發展,以及利用 GIS 和地理空間信息等開展大尺度的空間研究,了解流動性增強的原因和后果、流動性的地區差異、虛擬(如互聯網及其他媒介)流動性與實體流動性之間的關系。全球化加劇了地區間的經濟差距,提高了人們對貧困和社會動蕩狀況的關注。地理學闡明這種不平等格局以及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產生這些格局的過程的研究,可以為理解貧困和消費方式之間的聯系以及變化的社會經濟環境的不平等影響提供解釋。面對經濟和社會的劇變,主導二戰后時代的地緣政治架構已然崩潰,現實提出了對強勢政府和團體的領土議程、邊界變化的重要性,以及資源匱乏在合作與沖突中的作用等開展擴展研究的需要。該主題下包括3個戰略方向,即①人口流動、物資交流及思想傳播如何改造世界;②經濟全球化如何影響不平等;③地緣政治變化如何影響和平與穩定。
【關鍵詞】行為空間;聚落空間;木拱廊橋;區域文化
引言
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們逐漸認識到:空間不是一個非物質性的觀念,而是種種文化現象、政治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化身。在某種程度上,空間總是社會的空間,空間的構造以及體驗空間、形成空間概念的方式極大地塑造了個人生活和社會關系。[1]
行為空間是行為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命題。行為地理學是在考慮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環境與社會地理環境) 條件下強調人的行為的研究方法。行為地理學關心影響個人與集體行為的動機及社會過程,行為空間研究是行為地理學的核心問題,人類行為空間就是人類活動的地區限界范圍,從廣義上理解行為空間,既包括人類行為直接活動空間,也包括通過交流的間接認識空間。活動空間是個人與個人的,或者個人與社會的直接的接觸范圍。[2] [3]行為空間關心人與環境的關系。人賴以生存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人──環境關系是一種“能動性的交替關系”。人可以改變環境,環境也影響人的行為。環境是行為的潛在因素,只有在適當的行為配合下,環境才能產生影響,而不是以一成不變的方式影響行為。[4]
人的行為空間很大一部分是在建筑空間中得以體現,人的行為空間是建筑環境設計的出發點與歸宿,歸結起來,建筑環境空間的設計是為了人,為了使人和環境構成一個共生的、完美的生態體系,而行為則是人與環境聯系的紐帶。海德格爾認為“建筑通過分割空間,再將各部分有機結合成新的空間來達到這個目標。” [5]建筑是通過劃分界限來創造空間的藝術,空間不是幾何學或物理學上的概念,而是通常意義上所講的概念。[6]建筑空間特別是建筑中的公共空間為人們提供了交往的場所,成為人類行為的直接空間,使建筑不再是冰冷的抽象物,建筑業因此帶上了感彩。木拱廊橋建筑是我國木結構體系橋梁中的一種獨特類型,在閩東北浙西南一帶集中遺存,形成獨一無二的木拱廊橋建筑景觀帶,也構成鄉村聚落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南沿海非常具有特色的傳統聚落景觀。。
1.關于木拱廊橋建筑空間的研究及問題意識
木拱廊橋是汴水虹橋的千年遺存,集中存在于福建省東北部一帶的村落入水、出水口和河流溪澗上,是區域文化的重要代表。木拱廊橋在建筑結構上是編木拱形結構的木架橋,由圓木桿構件縱橫相貫,別壓穿插,互相承托,逐節申長而形成的木撐架勢拱狀木橋。同時充分發揮了木材軸向抗壓的力學特性,橋上建廊,以廊護橋,橋廊一體,自身形成獨特的廊廡空間。這種橋不但能通行, 還可遮蔭避雨, 駐足觀景。橋與廊從構圖上成為上下一體, 形象完美。
廊是中國傳統建筑中重要的單體元素, 特別是在建筑的整體布局、空間組織上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廊的基本單元是“間”,由“間”的重復連續而組成長短不一的廊古漢語中“廊”的語義復雜, 經歷了從“圍墻”到“圍合庭院的輔助用房”,再到“聯系型建筑物”的演變過程。而現代漢語中廊的定義相對統一, 均為“屋檐下的過道或獨立有頂的通道”。“屋檐下的過道”一般指附屬于單體建筑下的能形成通道的空間, 稱之為“附屬性廊”;“獨立有頂的通道”一般指建在人工園林和天然名勝中的廊, 這類型廊都是自成一體,不與其他單體建筑發生從屬關系, 成為獨立的廊, 稱之為“獨立廊”。 [7] 閩東北一帶民間稱木拱廊橋為“廊橋”“厝橋”,就是形象的描述出這種橋梁外在形式上有“廊”的特征,更有“厝”的功能,
福建東北部木拱廊橋研究開始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在近十年,福建東北部木拱廊橋的研究取得長足的進步,研究成果在數量和質量上均有一定的提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本地學著研究外,木拱廊橋也引起國內高校一些學者的注意。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時任華僑大學的教授方擁先生(1995)對虹橋(廊橋)的傳播過程、木拱結構的特征以及在建筑史上的意義進行了研究,[8] 開啟了從建筑學角度研究木拱廊橋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唐寰澄(2000)對閩東北浙西南木拱廊橋和《清明上河圖》中汴水虹橋做了較為詳細的考證,認定木拱廊橋為汴水虹橋在東南沿海的遺存,并說“中國橋梁, 有一類十分別致, 即在世界橋梁史中絕無僅有的木拱橋。”;[9]在隨后的研究中,繆小龍(2005)[10]唐留雄(2005)[11]戴志堅(2005)[12]林校生(2006)[13]鐘劍賓(2006)[14]張成、關瑞明(2007)[15]李華珍(2007)[16]張可永(2008)[17]張光英(2008)[18]對福建木拱廊橋的建筑結構藝術、建筑特色、人文史料等方面作出研究,特別對福建木拱廊橋申遺提出建議,還探討了廊橋的功能、廊橋的結構和廊橋的形式,以及汴河虹橋和閩浙木拱廊橋的淵源關系和結構上的不同之處,在國內學術界形成一股研究熱潮。同時,在地方政府的積極倡導下,一些地方性的研究也卓有成果,由壽寧縣政府、壽寧政協編撰《壽寧文物》,[19]福建寧德市市政協編撰的《閩東虹橋實錄》,[20]壽寧縣委宣傳部牽頭、劉杰等編著的《鄉土壽寧》,[21]劉美森主編的《廊橋流韻》,[22]等一批地方性研究成果的出現,從地方特色文物、文化資源的角度對福建東北部木拱廊橋的文物價值、文物地位和地方特色文化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由政府層面提出木拱廊橋申報世界遺產的思路。
近兩年,有關福建東北部木拱廊橋的研究仍然在繼續,只不過研究視角更加獨特,成果質量也在不斷提升。蔣燁(2010)從廊橋建筑與文化的視角,[23]張光英(2010)木拱廊橋的地域文脈傳承,地理空間響應的視角進行研究;[24][25]張光英(2011)[26]對從木拱廊橋構成閩東北村落環境意象的視角進行研究;劉妍(2011)從木拱橋類型學視角,[27]張光英(2012)對世界文化遺產語境下的閩東北浙西南木拱廊橋景觀價值進行研究。[28]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代表了這一階段的研究成就。
從目前國內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 對福建東北部區域木拱廊橋的研究內容逐漸深入, 研究范圍不斷拓寬, 研究成果不斷增多, 但國內學者從文化地理學和木拱廊橋廊空間之于鄉民行為空間的意義角度對木拱廊橋文化特征的研究還是空白。本文以閩東北木拱廊橋聚落空間為解讀對象,在人文地理學行為空間視角下的對福建東北部農村聚落空間進行解讀。在人文地理視域,研究木拱廊橋在福建東北部地區所形成空間對于當地鄉民的意義,對于獨特地域文化的意義所在,在目前是一種創新研究。
2.研究思路與方法
2.1 樣本的選取
福建東北部區域木拱廊橋現存共計52座(指建筑年代均在40周年以上的木拱廊橋.不包括當下為景區開發、城市造景需要而建造的廊橋),分別分布在壽寧、屏南、周寧、古田、福安、柘榮、福鼎和霞浦等8縣市(圖1),其中壽寧19座,屏南12座,周寧7座,古田5座,福安5座,柘榮2座,福鼎1座,霞浦1座.其中壽寧被譽為世界木拱廊橋之鄉。[28]
本研究選取具有廊橋之村美譽的壽寧縣芹洋鄉尤溪村為例。
圖 1 閩東北木拱廊橋分布示意圖[25]
2.2 樣本描述的范圍
尤溪村位于閩東壽寧縣芹洋鄉以東7公里,距壽寧城關33公里,到濱海城市寧德市為1.5小時車程,是一個具有800多年歷史的濱海山區小村落,全村共有435戶,人口2019人。尤溪村村里現存3條木拱廊橋,分別是:里仁橋(尤溪下橋),建于清道光12年(1832),文明橋(尤溪上橋),建于清道光12年(1832),張坑橋建于清道光8年(1828),2006年牛頭山水庫蓄水,張坑橋原構件整體拆遷到尤溪村下游重建。小小的尤溪村擁有三座歷史悠久內涵豐富的廊橋,其密度居世界之最,因而尤溪村被譽為廊橋之村。[26](圖2,表1)
尤溪村系由山地和高丘圍繞而成一個小盆地,屬鷲峰山系洞宮山脈東麓,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海拔500~800米之間,相對高200~500米,坡度一般在30~50度之間。尤溪溪自西向東貫穿全村流向村口,在村口呈V形深切,注入牛頭山水庫。尤溪村沿溪分布在溪流兩岸。全村面積大約20000M2 。沿著小溪而走的鄉村小路和溪流一起將三個村莊串成一個大大的“豐”字。
圖2:尤溪村地理位置圖[26]
表1:尤溪村木拱廊橋基本信息
橋名 建成年代 現橋建成 單孔跨度(m) 所供奉神靈 神靈的的功能
文明橋 清道光十二年 清道光十二年 16.7 觀音菩薩,南向橋頭祀土地 觀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送子;
土地:祭祀大地,現代多屬于祈福、保平安、保收成之意;
平水王:治水,解決水患。
里仁橋 清道光十二年 清道光十二年 21 觀音,橋頭20米山上祀平水王
張坑橋 清道光八年 清道光八年。
公元2006年因建水庫按原貌整體搬遷至尤溪村 33.4 無
3.木拱廊橋建筑的空間分析
3.1 木拱廊橋建筑空間是農村鄉民行為空間中的物質空間。
農村的物質空間通常由聚落空間和人工物質空間構成。自然生態空間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土地、礦產及生物等自然資源,是人生存之源;人工物質空間要素由耕地、宅地、道路、廣場等多種因素共同組成,構成聚落人口生產、生活和居住的多功能活動空間。[29]
其一,由圖2可以看出文明橋雄踞進村的水源的源頭,文明橋鎖住村落的出水口,并且如一根繩子牽住兩座在村口的兩座山丘(圖示中7、8),哪怕是最后從外面遷移這里的張坑橋的位置也是出于進一步鎖住出水口的考量。閩東鄉村村落選址講究藏風納氣,特別是沿著水流的方向,如若任由水的進與出,那么村落將是被認為沒有風水的場所,因此,三座木拱廊橋在這里與地形、地貌、水文組成村落聚落的自然生態空間;其二,木拱廊橋是人工物質空間。首先木拱廊橋行使的是道路的功能,尤溪村自古以來是處在閩東通往閩北的古官道上,馮夢龍在《壽寧待志》的《鋪遞》章中寫道:“正道通政和者六,曰總鋪,曰葉洋,曰芹洋,曰尤溪,曰平溪,曰南溪”。“余每鋪立一牌坊,標名某鋪。至南溪界首,復立坊題曰‘政壽交界’,使入吾境者可計程而達也”。[30]當年府縣官員往來和公文遞送主要奔走在這條西去芹洋、尤溪、平溪、南溪、政和、建寧府的官道上。其次木拱廊橋連接著兩岸的農田村落的功能,它們處在兩岸村民來往的必經之路上,是適應自然生態的物質生產空間。因此,木拱廊橋是閩東北農村鄉民行為空間中的人工物質空間,是聚落空間的核心。
3.2 木拱廊橋建筑空間是農村鄉民行為空間中的精神空間
傳統聚落建筑在構建物質空間的同時,極為重視精神空間的塑造,多以自然山水景象、血緣情感、人文精神、鄉土文化構建出充滿自然生機和文化情感的精神空間。 [28]閩東農村鄉民行為空間中的精神空間具有意象特征,以信仰的形式為表征,是一種大眾共創共享的空間。表1所表示的木拱廊橋神靈的供奉上,這些神靈各司其職,是鄉村聚落中種群共有的精神依托。當空間只滿足個人精神需求的空間并不能被稱為精神空間,正是因為在木拱廊橋這個廊空間中通過神靈的供奉,使聚落鄉民之間擁有共同的精神寄托,從而營造出獨特聚落空間中的緊密相連的情感關系,才是精神空間得以存在。
3.3 木拱廊橋建筑空間是農村鄉民行為空間中的組合空間
閩東北特有的地理環境制約對于農村鄉民日常活動以及行為空間產生直接的影響。閩東位于福建省東北部區域,地處北緯26°18′~27°40′,東經118°32′~120°44′之間。閩東地處洞宮山脈南麓,鷲峰山脈東側,東面瀕臨太平洋,中北和中南部又有呈北東—南西、西北—東南走向的太姥山和天湖山兩條山脈,構成沿海多山地形。地勢西、北部高,東、南部低,中部隆起,大致呈“冂”型的梯狀地勢。 區內山嶺起伏,地表深切,高差懸殊,地勢陡峻,地貌以山地丘陵為主,其間雜有山間盆地,沿海一帶間夾濱海堆積平原,背山臨海,地貌以山地、丘陵為主,境內山嶺聳峙,丘陵起伏,河谷縱橫,島嶼眾多,海岸線漫長曲折。[31]
首先,木拱廊橋是一種適應自然環境的交往空間,形成組合空間的一部分。壽寧自古以來山高路險,地勢險要,明朝嘉靖五年知縣錢亮在《科貢題名記》中贊嘆:“壽寧之山,催巍嵂峻極于天;而其川也,奔騰澎湃趨于海,此固非常之山川也”, [32]交通極不方便,也阻礙了鄉民之間的往來,因此廊橋成為交通要津上的不可替代之建筑。同時,閩東山區素稱“九分山水一分田”,土地逼仄,廊橋中的廊是在地理環境制約下的一種休憩空間的有效拓展,為鄉民提供勞動休憩所在,每逢重要的事情,鄉民會集中到廊橋上集體商議解決,所以形成一個集會的場所。木拱廊橋建筑的廊空間自然成為農村鄉民交際和休閑的場所。
其次,木拱廊橋建筑的廊空間是一種環境制約下的開放空間。在木拱廊橋的廊空間中,表現出空間的開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不管是本村村民,還是外鄉人經過,都可以在此休息;不管是富有還是貧窮,只要愿意,均可在這里尋得神靈力量的慰藉與庇護,因為神靈保佑的是這個村落及周邊的每一個人,不會因為你財富多一點神靈就對你多歐眷顧,所以,木拱廊橋廊空間提供給人們相互之間以及人與空間之間自由和諧的相處關系,是閩東農村鄉民的“精神家園”,在農村社區中扮演著“精神診所”的作用,是一種突破環境制約的開放空間。
4. 結論與討論
其一,在福建東北部鄉村,由木拱廊橋建筑所界定出的聚落空間的非常容易識別。木拱廊橋建筑成為聚落空間的有效邊界點,構成村落聚落的自然生態空間和人工物質空間;
其二,木拱廊橋做為建筑空間的一種,通過木拱廊橋建筑中廊的功能得以發揮,拓展了聚落空間,構成聚落文化的一部分,融合成生活其中鄉民的生活習慣、行為習慣、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形成一種集體的無意識。這樣的空間豐富了閩東北區域文化的精神內涵。
其三,借鑒人文地理行為空間的視角探討福建東北部木拱廊橋建筑所構建出來的聚落空間,發現木拱廊橋建筑空間在福建閩東地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空間意義。木拱廊橋建筑的廊空間兼有生活、生產和精神信仰層面的作用,成為居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會空間。
當然本文在寫作的初衷,還希望通過對木拱廊橋建筑所構成的聚落外部空間和內部空間的研究,明確在福建東北部區域原住居民對作為聚落標識的木拱廊橋建筑空間感知的有效途徑,并了解鄉民是通過木拱廊橋建筑廊空間中的藝術設計與情感寄托來激發人類的情感,進一步明確人和空間是如何進行交流,產生共鳴,最終明確鄉村生活空間環境設計的目的,所有這些都將是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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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福建省教育廳A類社會科學研究資助項目(JA11300S);2011年“閩東文化研究”專項課題(2011HW05);2010年寧德師范學院重點課題(2010J002)
關鍵詞:旅游文化景觀;建構;文化整合;人本主義;泉州市
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人們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人們對旅游的需求量和程度都在不斷的提高中,有關旅游文化的研究也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很多研究旅游文化的文章都是從實證主義或者經驗主義的方法來對區域的旅游資源進行梳理或是建立在游客感知上的旅游文化的研究,從人本主義視角下的探索反而比較少。但人本主義的方法論具有獨特的優點,它是針對實證主義人文地理學忽視人這個個體的傾向而提出的,它將心理學和哲學的方法引入了地理學,它加強了對人的研究,以人這個個體為出發點,重視主觀經驗、價值觀和主觀觀點,它有利于增進人對自我認識的深度,并能改善人的生活質量。而對區域旅游文化景觀的探討打破了人們傳統就旅游文化而談旅游文化的習慣思維,不僅更加重視旅游者本身在文化景觀塑造中的作用,而且旅游文化研究的重點就是旅游者所體驗到的文化,便于把旅游文化的結構層次看得更清楚,強調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基于以上種種,本文嘗試在人本主義的視角下對泉州市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過程進行一個探討。
一、研究區概況
泉州始建于唐代景云二年,是國家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閩南文化主要發源地,在宋元時期以開放包容的姿態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使臣、商旅貿易者,使其經濟、文化發展空前繁盛,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文化是由閩越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經過千百年的碰撞、交匯、融合而形成的具有鮮明個性和獨特風格的一種地方文化。截至目前,泉州共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20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8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699處,向來有“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的美譽。此外,泉州有11個項目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涵蓋泉州17個項目,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又有3個項目被列入,涵蓋了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游藝雜技與競技、傳統美術、傳統手工技藝、傳統醫藥、民俗等十大類,數量居全國地級市前列、全省之首。泉州還擁有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54項,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00項。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構成了泉州市獨特的旅游文化景觀。
二、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
(一)旅游文化景觀的相關概念
地理學上的“景觀”表示的是地球表面各種地理現象的綜合體,空間的重復性和異質性是其重要的特征。一般景觀包括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我們通常研究的是文化景觀。“文化景觀”也稱為人文景觀,是居住在該地的某文化集團為滿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觀的基礎上,疊加上自己所創造的文化產品。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景觀都可以稱為旅游文化景觀,在人本主義的視角下是以游客的最終體驗作為評價標準,即只有具有吸引旅游者的能力并且為旅游者所認可的文化景觀才可稱之為旅游文化景觀。
(二)旅游文化景觀建構的影響因素
1.自然基底
不論是文化景觀還是旅游文化景觀,究其根本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基底的條件下才形成的。區域的自然因素為文化景觀提供了一個底色,每個地方的地形地貌、生物群落、水文、氣候和地質等條件都給該區域的旅游文化景觀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因此自然因素的地帶性旅游文化景觀也具有一定的地帶性。所以我們可以在內蒙古草原看到蒙古包,到黃土高原領略窯洞的風采,還可以欣賞到云南的高腳樓,驚嘆江南水鄉高墻黑瓦的朦朧美,這一切都是因為不同的自然基底產生的。
2.文化因素
喬丹等人曾認為由于文化景觀反映了創造景觀的獨特文化,因而景觀是文化的一面鏡子。不同的文化集團擁有各自個性獨特、色彩鮮明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景觀,也即文化景觀是不同區域的地理特征疊加不同集團的文化特征所形成的。所以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過程受到旅游元文化、外來文化和現代文化等三種文化因素的影響。旅游元文化是指吸引游客前來游玩的旅游地文化,并不是所有的旅游地文化都可以稱之為旅游元文化,只有對游客具有吸引力并且在一定游客認可的前提下才可稱為旅游元文化,也即旅游元文化是從旅游者的角度定義的一種文化。現代文化指現代文明,即與傳統文化相對應的一切文化現象,在旅游活動中一方面包括滿足旅游者現代生活需求的各種現代設施和現代文化氛圍,另一方面包括旅游各利益相關團體運用的各種現代經營措施及經營理念。外來文化是指客源地的一切文化,其中客源地傳統文化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由于客源地具有多樣性,因此外來文化也具有多樣性。所以一個地方旅游文化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旅游文化與現代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不斷相互沖突融合、相互影響作用直至轉化形成為旅游者最終所體驗到、感受到的并且為大多數旅游者所滿意和接受的一種文化的過程。
3.旅游者個人主觀因素
從人本主義的視角研究旅游文化景觀就是以人為中心,將人的主觀經驗、主觀感受帶入研究中。譬如旅游元文化、旅游地旅游文化的最終評價標準都是旅游者,也即是否能吸引旅游者,是否為旅游者所接受所滿意,最終能否被旅游者體驗到。而每一個旅游者由于來源、出身、經歷、學歷等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下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個人感知,他們站在自己立場上,用自己的主觀感覺去觀賞、體驗和解讀旅游地。因此旅游者個人主觀因素對旅游地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過程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地位。
(三)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過程
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就是文化各種特質之間的協調,即旅游元文化與現代文化(介體文化)以及外來文化(旅游者本身文化)之間不斷沖突、融合直到轉變為旅游者所滿意、所接受的旅游文化的過程中各種關系和現象的總和,也就是旅游文化整合的過程。關于文化整合,何曉明等人強調的是一個過程,文化整合是淵源和特質均不相同的文化相互吸納、重新組合的過程。而王恩涌等人強調的則是一種結果,他們認為“在一個文化系統內,各文化層次,各層次的文化特質在功能上形成協調,這就是該文化系統實現了文化整合”。作為一個結果,旅游文化是否整合取決于旅游者對最終所體驗到的文化是否滿意以及文化是否達到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作為一個過程,旅游文化是指旅游元文化與現代文化以及外來文化之間不斷沖突、融合直到轉變為旅游者所滿意和接受的旅游文化的過程。
旅游元文化經過外在和內在加工后,最終形成被旅游者所體驗到并且滿意而且符合文化可持續利用的旅游文化。外在加工過程主要是旅游各利益相關者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原則對旅游元文化進行利用和管理的過程,這些利益相關者包括私營部門、公共部門、旅游規劃者及當地居民。因為這些利益的相關團體他們運用的是現代的經營理念,并且常常使用高新科技產品來包裝他們的旅游產品,因此他們常常體現現代文明。而內在加工就是旅游者帶著外來文化的角度來體驗、觀賞和解讀當地外在旅游文化的一個過程,因此內在加工主要體現的是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沖擊。而最終形成旅游者所體驗到的旅游文化會有一個調整時期,即所形成的旅游文化是否滿足旅游者的需求以及是否符合文化可持續利用的需求,這是一個不斷循環往復的過程,也就是旅游文化的整合過程。
三、泉州市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過程
泉州文化也稱為閩南文化,閩南文化是大陸文化向向海洋文化過渡的多元交匯的海口型文化,泉州地區尤以其民俗文化表現了閩南文化特殊的色彩和個性。歷來,泉州依托著發達的海外交通,在吸取中原文化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很多海外民族的文化成分。因此,長期以來,在中原文化、閩越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不斷沖突交融,相互影響作用下,泉州市的旅游文化景觀一直在完成它的建構過程。而種種的古今沉淀不僅構成了泉州獨特的城市文化,也為泉州留下了豐富的旅游資源。這些旅游文化景觀包括有民間建筑、民間習俗和民間藝術等。
(一)民間建筑
在旅游者口中有這樣一句話“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可見泉州各種民間建筑的魅力。古民居和廟宇建筑是泉州民間建筑的主要體現。很早以前就有閩越族人在泉州居住,到晉朝,大批晉人衣冠南渡帶來中原傳統民居的建筑形式和營造技術,唐代和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的發展又使泉州民居形式受到海外建筑形式的影響,到近代大批海外華人華僑歸鄉又帶來東南亞地區民居建筑的樣式,這樣多元交融下,泉州人創造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建筑,形成獨特的旅游文化景觀。例如,泉州楊阿苗故居,南安蔡氏古民居還有林路大厝等,這些建筑有濃郁的南洋風味,精美的雕塑雕花又是地道的中原風格,紅磚紅瓦則張揚了泉州人開放豪邁不拘的性格。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地政府開始重視傳統民居的保護,對一些損毀的民居進行“修舊如舊”的修繕,地方旅游團體聯手相關政府機構開始對古民居進行一系列的包裝,內涵上深度挖掘其歷史文化,也加強宣傳的寬度和深度,使泉州紅磚紅瓦的傳統古民居開始走出去,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接受。至于泉州各式各樣的廟宇建筑更是遍地開花,泉州素有“宗教圣地”和“世界宗教博物館”的美稱,較著名的建筑有開元寺、清真寺、關岳廟、天后宮、府文廟、清水巖等,道教、佛教、伊斯蘭教、景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日本教和拜物教等都能在泉州這片土壤生存,而留下的各式各樣的廟宇建筑就是泉州多種宗教、文化撞擊融合的見證。近些年,政府加大了對這些建筑的保護和管理力度,譬如府文廟和清真寺現今都要收取門票費,宣傳力度加大很多,大部分外地游客也比較認同這些旅游文化景觀,他們觀賞這些建筑,仿佛體驗到的就是閩南文化,解讀到的就是泉州人開闊寬容的胸懷和精神。
(二)民間藝術
泉州的民間藝術特別發達,也形成自己獨特的旅游文化景觀,其藝術欣賞旅游資源包括戲曲文化資源、雕刻文化資源和民間工藝資源等。泉州的戲曲藝術主要有南音、梨園戲、高甲戲、打城戲和木偶戲等,雕刻文化資源是泉州文化旅游資源的重頭戲,以惠安的石雕藝術和木雕藝術為代表;泉州的民間工藝文化資源主要有木偶、漆籃、瓷器、石雕、剪紙、制花、竹編、刺繡、糊紙、燈品、木版彩印畫、永春紙織畫、戲服戲具、永春花轎、香品等。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文化旅游資源構成泉州又一道靚麗的旅游文化景觀,我們以南音為例探討其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過程。南音被譽為“中原古樂,華夏正聲”,在歷史長河中與外來戲曲、泉南地方文化(包括方言、民俗、民樂、民間故事傳說等)互相吸納,融匯整合,終于形成了一種以泉州為中心的,在聲腔樂譜和曲詞內容、用語等方面都具本土化、大眾化等鮮明地方色彩的獨特樂種。由于泉腔南音歷史悠久,老少皆知,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使得這個地域音樂的生命力非常強大,它與世世代代泉州人的語言習慣、思想感情和審美情趣水融,不可分離。南音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中,融入了泉州地域歷代相沿厚積的風俗民情,生活習慣,以及同當地人民的情感意識彼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它是泉州人一道獨特的旅游文化景觀。近些年來,南音的傳承一度出現困難,引起政府以及相關民間團體的高度重視,政府積極引導民間團體開展南音的保護工作,譬如重視接班人的培養,給予南音團體資金上的幫助,搭建更多交流表演的平臺。南音因為具有太濃郁的地方特色,因此長期以來并沒有被大部分的外來游客所認可,因為他們聽不懂,也無法理解南音所要傳遞的文化精神,所以其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過程一度遇挫。但隨著政府和民間團體對南音的包裝打造,這一品牌也逐漸走向國內外,走向更高的藝術表演舞臺,大部分游客也抱著一種更加寬容理解的態度來欣賞體驗南音文化,從他們各自的角度來解讀這一音樂藝術。現在在大部分外地游客思想中形成這樣的概念“南音就在泉州,泉州就是有南音”,他們或許也從南音的旋律腔調中感受到泉州悠久的歷史底蘊。
(三)民間習俗
泉州民俗豐富多彩,也是泉州旅游文化景觀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泉州民俗的藝術形式豐富多彩,既體現了濃厚鮮明的地方特色,又包含了各種色彩鮮明、個性十足的外來文化,泉州民俗這道旅游文化景觀是在古今中外文化不斷地沖突融合中完成它的建構過程。現在將民俗具體開發為旅游資源的有民俗村和民俗節慶兩塊內容,民俗村譬如惠女民俗文化村、百崎回族自治鄉、晉江陳埭回族村、潯埔漁村等;民俗節慶主要有拍胸舞、彩球舞、唆鑼謎、火鼎公火鼎婆、驢子探親、車鼓舞、龍鳳閣、籠吹等,這些都是城市和鄉間節日喜慶常見的表演形式。
說起泉州民俗不得不提泉州的飲食文化,來泉州嘗一嘗泉州的地方特色小吃是很多外來游客的第一選擇。對很多外來游客而言,可能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飲食卻是共同的語言。在大部分游客眼中,從一個地方人的飲食習慣、飲食構成、飲食的禮儀、食材的選擇和烹飪技術可以看出一個地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體驗到一個地方人的精神文化。泉州飲食文化從漢代以前以“廣譜產食”為特征的土著居民的飲食文化進入到漢唐時期中原漢食文化的強勢入侵以及閩南飲食文化社會分層的形成和發展階段,到宋元明清時期以海菜為基調具有多元化特征的飲食文化的形成,發展到近現代以來以傳統為基線,往多層次、多元化方向發展的格局,是繼承了閩菜的優良傳統,又吸取了中原飲食文化的精華部分,再加以自己的歷史經驗而形成的一個經過歷史洗禮有著深厚積淀的飲食文化。由于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地理環境的影響使閩南飲食文化在食物原料、烹飪技巧、飲食方式、飲食結構、飲食習慣和飲食禮儀等方面都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帶有鮮明的個性。現當代,人們更注重對泉州小吃的包裝、宣傳,譬如東街肉粽就賦以鄉愁、鄉思的內涵開發成一條禮品產業鏈,現在的東街肉粽除了保鮮期更長,而且包裝更加上檔次,是送禮的佳品;而泉州面線糊曾因為口味有點獨特單一不被很多的外地游客所接納,經過一系列的改善及包裝,現在面線糊的口味變得多樣化,食材的可選擇性也更多,更能滿足外地游客的需求,被越來越多的外地游客所接納,面線糊儼然已經成為泉州文化的一個典型符號。泉州特色小吃秉承著傳統文化,在現代文明和外來文化的不斷沖擊交融、相互影響作用下,在不斷完善改進自身的進程中完成其旅游文化的建構過程,成為泉州一道獨具風味的旅游文化景觀。
四、泉州市旅游文化景觀建構存在的問題及發展建議
(一)泉州市旅游文化景觀建構存在的問題
1.內涵挖掘不夠,品牌意識較弱
泉州市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每樣旅游文化景觀的存在都有他背后深刻的歷史淵源。但是現當代的開發中往往過于表面,品牌意識較弱,政府、開發商都沒有真正將泉州市的旅游品牌搞大。譬如多元宗教文化、特色小吃、民居建筑等這些文化景觀都沒有真正走向國際,很多外地游客都不知道來泉州要觀賞什么。
2.資源開發不深入,旅游產品單一
泉州市的旅游資源很多,但是當它要建構成文化景觀時,就顯得產業鏈不長,產品單一。譬如紅磚紅墻古建筑民居目前的開發僅僅局限在旅游觀光這一層次上,開發產品結構單一,幾乎沒有形成相應產業鏈,幾乎沒有游客參與體驗項目,大部分游客并沒有機會真正參與到旅游文化建構中,這無疑降低了該旅游景觀的魅力和吸引力。
3.旅游市場機制不成熟,旅游要素設施不完善
泉州市旅游是在政府主導型的管理體制下,招商引資較少,市場運作不夠,旅游發展規模必然受限。旅游景觀管理部門混亂,經常出現多個部門參與的管理的現象,如文物部門、旅游部門,建設部門等,如果無法有效協調,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必然會受到影響。甚至旅游的基礎設施要素,比如飲食業的規模化和專業化程度有限,星級住宿酒店的規模仍然有待加大,特色旅游購物街道還比較少。
(二)泉州市旅游文化景觀建構的建議
1.深度挖掘文化內涵,樹立品牌意識
文化旅游者追求的絕不是一種膚淺的文化體驗,如果無法將旅游文化景觀本身具有的深刻文化內涵發掘出來供游客觀賞、體驗和解讀,那這樣的旅游文化景觀的建構就是一個失敗的過程。樹立品牌的意識,多搭建一些旅游文化交流平臺,如“海絲”文化節、閩臺文化交流節等,各相關部門要在各論壇、年會、展會上對泉州的旅游文化品牌進行大力推介,把泉州的旅游文化品牌做大做好。
2.開發聯動旅游產品,增強旅游文化參與性
開發利用泉州文化旅游資源要突出“閩南”地域特色,打造好“海上絲綢之路”品牌。要建構成文化景觀,應該將其產業鏈做大做長,包括旅游前期、旅游中、旅游后期的各種飲食、購物、工藝、服飾等打包推銷,并且應開發出更多式樣的旅游文化產品,使文化利用達到可持續狀態。現代旅游市場要側重開發參與型旅游產品,讓游客親身體驗和感受,有利于激發游客參與的興趣滿足其好奇心理,容易讓游客直接進入旅游文化構建者的角色中。比如,依托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摩尼教等宗教古跡旅游資源,建造宗教飯店、旅社、特色購物中心等給游客提供不同宗教背景下飲食、音樂、建筑上不同的體驗,使游客深切感受不同宗教文化之間的差異。再例如,以惠安女文化為背景,深刻發掘惠女服飾文化和雕刻藝術以及更深層次的精神文化,同時從餐飲、藝術、表演等方面入手,延長文化產業鏈,做深做精惠女文化旅游項目。這種動態文化旅游產品,既可以給游客留下深刻的文化體驗又有利于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延。
3.完善旅游市場機制,完善旅游要素設施
要建立完善的旅游市場管理體制,各部門、各組織應該職責明確清晰,多協調溝通多配合,將旅游文化景觀的外在加工做得更好。還要加大旅游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入,建成方便、規范的旅游基礎設施,為團體、散客和自駕車游游客等各種類型的游客提供服務,方便他們進行旅游。比如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與公交公司合作,開行旅游專線車,把市區及近郊眾多文化旅游景點(及其他類型的旅游景點)聯系起來,方便市民和外地游客。規范各種旅游標志的設置,為自駕車游提供導游、通訊、泊車、加油等完善的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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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文化景觀的內涵
目前,在地理學界內“旅游文化景觀”尚未形成明確一致的科學定義.大多學者以文化景觀為出發點,探尋旅游文化景觀的內涵.人文地理學奠基人李旭旦認為“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這一觀點無疑為旅游文化景觀的闡釋奠定了基礎.而隨著符號學的發展,莊恒愷,葛緒鋒,張曉萍則逐漸從旅游文化景觀中挖掘出具有非固定、可改變、由人類智慧結晶的符號意義.王恩涌將文化景觀歸結為人類為了滿足某種需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觀之上疊加人類活動的結果而形成的景觀,這一觀點更是強調了人類參與的積極性,推進了學者對旅游文化景觀的思考.因此,筆者認為旅游文化景觀是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在旅游消費或經營服務過程中,為滿足旅游者某些旅游需要而對自然環境和元文化施加影響的結果,是一種具有符號意義的旅游文化現象綜合體。旅游文化景觀主要被分為物質形態旅游文化景觀及非物質形態旅游文化景觀.其中,物質形態旅游文化景觀包括旅游飲食文化景觀、旅游住宿文化景觀、旅游交通文化景觀、旅游購物文化景觀、旅游景區文化景觀和旅游娛樂文化景觀等;而非物質形態旅游文化景觀包括行為旅游文化景觀(如結婚儀式、喪葬儀式等民俗、禮俗等所體現的文化景觀)、制度旅游文化景觀(如旅游主客體所處國家的法律、大旅游開發商制定的準則等所體現的文化景觀)、精神旅游文化景觀(如文化景觀)等.
2旅游文化景觀構建的影響因素
2.1自然環境和元文化為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提供基礎秦皇島南臨渤海,北界燕山,東臨遼寧,處于環渤海經濟圈中,地理位置優越.旅游資源集山、河、湖、泉、瀑、洞、沙、海、侯鳥與珍稀動植物等為一體,類型豐富,為構建旅游文化景觀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在秦皇島自然環境基礎上構建的旅游文化景觀部分見表1.陳崗指出,元文化經過外在加工后形成外在旅游文化,外在旅游文化經過內在加工后形成旅游文化,它的形成過程伴隨著旅游文化景觀的出現,可見元文化也是旅游文化景觀構建的基礎.在秦皇島,元文化呈現出多元形態,以此為核心的旅游文化景觀亦豐富多樣.如秦皇島上的孤竹國、孤竹城、夷齊讀書處(書院山)、首陽山等旅游文化景觀建立在孤竹文化上;天下第一關山海關及山海關長城節、孟姜女廟及廟會建立在長城文化上、求仙入海處公園建立在秦皇文化上等.這些旅游文化景觀的核心是文化,文化體現這些旅游文化景觀的真正價值.總之,自然環境和元文化為構建旅游文化景觀提供了基礎;其中,如氣候、地形、河流等自然環境提供了有形的基礎,而獨特的元文化則提供了無形的基礎.旅游一旦產生,當地居民及利益相關者便在各自利益的驅逐下開始不斷對自然環境和元文化施加影響,在此過程中,旅游文化景觀逐一構建.
2.2旅游者需求為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提供導向影響旅游文化景觀構建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旅游者的需求.縱觀龐大的旅游系統,幾乎所有的要素都直接或是間接和旅游者的需要掛上鉤.有旅游者的需求就有旅游市場,旅游者的需要就像指揮棒子,引導旅游事項的發展方向.在此過程中,相應的旅游文化景觀伴隨特定旅游市場的形成而構建.以秦皇島市為例,每年都有較多的俄國游客,秦皇島市當地居民為了滿足旅游服務的需求,俄語學習氛圍較濃,俄語翻譯盛行,不論是攤販還是酒店服務員,在對俄游客進行旅游服務時大多能用俄語進行簡單的交流.店鋪的名稱也常常用雙語標注,在中文店名下標注俄文;此外,秦皇島市,特別是北戴河區的當地建筑風格也融入了拜占庭風格或是新古典主義風格.由此可見,旅游者的需要在旅游文化景觀構建過程中發揮導向作用.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地方旅游文化景觀體系是一個復雜的景觀系統.自然環境、元文化和旅游者的需要在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過程中雖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并非唯一的影響因素.除此之外,社會事件的發生亦促進事件旅游的發展;生態文明等新概念的提出可推動生態旅游的崛起;新的政策、新法律法規,當地經濟的增長、對外交流條件的改變等都是旅游文化景觀構建的影響因素,概括起來影響旅游文化景觀的其他因素即歷史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技術因素.
3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機制
3.1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通過自然與文化相互協調及文化整合過程實現旅游文化景觀是現代文化和外來文化不斷融入元文化和自然環境的伴隨產物.在融入過程中,現代文化、外來文化不僅要與自然環境協調,也要與元文化協調,這就使得文化與自然環境間的協調過程及各文化內部的文化整合過程在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現代文化及外來文化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會受到制約,而另一方面,現代文化的發展及外來文化的進入會影響甚至徹底改變當地自然環境的原貌.尋找兩者間相互作用的平衡點是自然環境與各文化協調的關鍵,一味保護自然環境或破壞自然環境都無法使區域達到穩定的、協調的狀態,從而無法構建穩定的旅游文化景觀.反饋是自然環境與各文化協調的主要途徑,它呈雙向性存在于自然與各文化之間.當自然制約文化的形成發展時,文化會產生對自然的反饋以消減制約;而當文化影響或徹底改變自然時,自然會產生對文化的反饋以緩解影響或改變.其中,由于自然環境的先存性,旅游文化對自然環境所產生的反饋具有潛伏性,而由于人的參與及利益的驅使,自然環境對旅游文化所產生的反饋具有滯后性.這樣的反饋機制對于自然環境與各文化間的協調具有較顯著的作用,但對于不同文化間的調試卻往往是失靈的.不同文化間的調試主要通過文化整合完成.它是指在旅游消費或過程中,不同文化間經歷的沖突、調整和適應.何曉明把文化整合解讀為淵源和特質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納、重新組合的過程,強調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并不是旅游元文化的簡單再現,而是代表各自文化背景的與旅游活動相關的各群體以及旅游者在特定自然環境背景下對旅游元文化加工的結果.在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過程中,文化整合通過以旅游元文化、現代文化以及外來文化中的一種或兩種作為主位文化,以主位文化的文化價值為核心,以主位文化的內在結構為參照系,對其他客位文化的文化特質進行選擇和構建;而相對主位文化而言的客位文化是否被選擇和構建,則取決于客位文化所體現的民族精神、價值取向、代表客位文化背景的與旅游活動相關的各群體以及旅游者的思維方式是否與主位文化所體現的具有一致性.簡單理解為,主位文化具有衡量、評判、鑒別、選擇和吸取客位文化的“篩子作用”,只有客位文化的“通性文化”和民族精神、價值取向、思維方式三方面均與主位文化相一致的“間性文化”可以通過“篩子”,用以構建文化景觀.這是旅游元文化與現代文化以及外來文化之間不斷沖突、調整、適應的內在過程.由此可見,旅游文化景觀是自然環境與各文化協調過程及文化整合過程相互交錯或同時進行的結果.
3.2衡量旅游文化景觀成功構建的標桿通過自然環境和文化系統相互化協調及文化整合過程可以實現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但是,如何確定旅游文化景觀是否構建成功.Vos,Meekes和Naveh從景觀生態學角度出發,強調景觀構建的可持續性,以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物圈和健康之間達到平衡和宜居的外部景觀作為歸宿.而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又是以滿足旅游者需求、提高旅游滿意度為目的.故筆者認為旅游文化景觀是否得以成功構建取決于兩個標桿,一是自然環境與旅游文化間的協調是否可持續,二是旅游地元文化與現代文化以及外來文化之間不斷沖突、調整、適應,最后是否使得旅游者所體驗到的文化達到了旅游者需求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若兩個標桿均達到,則認為自然-文化系統穩定,旅游地不同文化整合,旅游文化景觀得以構建,反之則不然.
3.3秦皇島市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過程秦皇島市當前的旅游文化景觀是自然環境與文化體系相互協調,中原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滲透整合形成的.秦皇島市位于河北省東北部,從歷史發展的進程而言,在這個地理范圍內相繼形成了古人類文化、孤竹文化、燕文化、秦皇文化、長城文化,因其南臨渤海、北依燕山,東接東北、西近北京天津,故又受到邯鄲磁山文化、黃河中下游龍山文化(黑陶文化)和燕山以北的紅山文化的浸潤.明代設衛建關、屯兵駐守,明末至清,滿人入關,文化進行大交融,形成了秦皇島的元文化.秦皇島市轄山海關、北戴河、海港三區及撫寧、昌黎、盧龍、青龍滿族自治縣四個縣,居住有滿、回、朝鮮、奚等32個少數民族,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充實了秦皇島的元文化.坐落環渤海經濟圈及河北環京津休閑旅游產業帶內,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較大,促使秦皇島市成長為具有一定的經濟潛力與實力的城市.秦皇島市實施“旅游立市”戰略,其公共部門、旅游規劃者、利益相關者應用現代科技包裝各種旅游產品,展示了秦皇島豐富的現代文化.而秦皇島以其豐富的旅游資源、低廉的價格、便利的交通等優勢吸引了大量的外來游客,由此帶來了多種外來文化,其中以俄羅斯外來文化最為典型.秦皇島因其3S旅游資源(陽光、沙灘與海水)符合俄游客旅游偏好、距離遠東俄羅斯地區較近、旅游價格低(相對遠東俄羅斯人至黑海)等優勢吸引了較多的俄羅斯游客,為秦皇島帶來大量的俄文化.如旅游產品中對俄羅斯套娃的鐘愛等.這些文化中符合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秦皇島市民價值取向及思維方式的、有利旅游發展的都被融入秦皇島市旅游文化景觀的構建中.秦皇島市的自然環境優越,元文化、現代文化、外來文化各具特色,它們經過不間斷沖突、協調、整合后,最終達到旅游者需求及旅游發展要求的,即成功構建了當前秦皇島市的旅游文化景觀。
4結語
關鍵字:人居環境;城市建筑;以人為本;低碳環保;節能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ng us mor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so the explor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was more and more thoughtful, this paper start from the living environment definition, explain profound theories in simple language present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constructions.
Key words: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city construction; people-oriented; low carbon; energy saving
中圖分類號:TU2文獻標識碼:A
0.前言:
我們探索人居環境科學,必須面對新的形勢與挑戰,探索人居環境科學的未來走向。回顧從93年提出“人居環境科學”,社會在不斷發展,經濟危機、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不斷涌現,都推動人居環境科學變成大科學。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內容,而各方努力要落實到人居環境的綜合建設當中,不僅是技術問題,也是人文問題。
1.人居環境的定義及發展:
1.1人居環境的定義:人居環境科學就是以人類居住的環境科學這一要領范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學科。它是探索研究人類因各類生存活動需求而構筑空間、場所、領域的學問,是一門綜合性的以包括鄉村、集鎮、城市等在內的以人為中心的人類聚居活動與以生存環境為中心的生物圈相聯系,加以研究的科學和藝術。
1.2人居環境的發展:2001年《人居環境科學導論》出版以來,中國人居環境科學研究從概念走向實踐,不斷豐富,取得一系列實質性進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學科發展上呈現出多學科繁榮的局面:
1.2.1學科建設上,近年來我們在建筑、園林、城市規劃三位一體方面的進展:許多重大建設工程也力圖將建筑與城市、園林結合起來;
1.2.2技術科學的進展(單學科的拓展),目前清華大學在熱環境、聲環境、面對氣候變化的討論中也取得了許多積極的研究成果;
1.2.3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如京津冀人居環境、南水北調中線干線工程的人居環境以及關于面向“北京2049”人居環境規劃實踐的探索;
1.2.4關于人居環境史的研究,旨在從國家、區域、城鄉、建筑群等層面,對中國各時代人居環境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進行探討,深化人居環境理論研究;
1.2.5關于重點學科群建設,如將人居環境科學列為學科建設的基礎研究、關于園林學學科重組的討論以及轉型中的人文地理學研究等。
從已有的研究進展來看,這是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學科交叉早為我們的先驅者所積極提倡,但是實踐中從原有的學科拓展出去,并做出切實的成果仍充滿艱辛,不過一旦有所進展,其發展則可影響業界。
2.人居環境與建筑設計理念的融合:
2.1以人為本
設計要遵循以人為本的前提,能夠具備實用功能,在設計上可以運用形式語言來表現題材、主題、情感和意境,創造宜人的聚居環境;所謂“宜人”是指除物質環境的舒適外,還包含生態健全,回歸自然;同時致力于土地利用,充分保護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建立在科學與藝術創造的基礎上。以人為本,走向人文主義景觀。回歸自然,塑造“自然建筑,生態建筑”。
2.2適用、經濟、美觀的原則貫徹
“適用、經濟、美觀”的本質就是要整體把握建筑品質。“適用、經濟、美觀”作為建筑設計的主題是永恒的,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建筑技術水平的提高、建筑材料與機械設備的日新月異、人們觀念的變化,這些因素對“適用、經濟、美觀”的各個主題和其相互之間的關系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新時期已經賦予了“適用、經濟、美觀”以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適用”不僅僅是“住得下、分得開”的簡單要求,更多的是要體現“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經濟”也不再僅僅是投資多少的問題,更多的是體現科學發展觀,節地、節水、節能,使用可循環利用的建筑方法和材料;“美觀”也不再僅僅是“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而應成為需要普遍關注的原則。
2.3融入生態理念
人居環境是一個整體,是城市大景觀的子系統,由環境中各類形象構成。城市建設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結合點,人們能改變環境,而環境更能凈化人們的心靈、規范人的行為。符合生態要求的人居環境應該是開放的,充分考慮居住者的可參與性,人的行為、心理、文化對人居環境都有深刻影響,這樣的環境才可以不斷發展不斷完善。
2.3.1建筑設計融入生態理念,對于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崇尚景觀的自然和諧,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性的意義。生態環境的破壞,最終會導致人類生活環境惡化,影響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良好的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2.3.2建筑設計融入生態理念,需要我們尊重自然地形地貌,保護植被與水體資源,防止環境污染,創造出完整而連續的生態景觀,優美的人居環境。生態健康的人居環境應該是擁有盡可能多的開敞的自然空間,人類可以與自然界的 其它生物建立起一種和平共處的伙伴關系,應該是在大自然這個復雜矛盾體中,去把握一種動態平衡。
2.4建筑設計要滿足節能要求
建筑設計要滿足節能要求,堅持“資源開發與節約并重,把節約放在首位,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方針,不斷提高用能效率,節約能源,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減輕大氣環境污染,保護環境,改善建筑熱舒適條件,促進城鄉建設、人民生活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建筑節能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全面推進建筑節能工作,有利于減少建筑耗能,節約能源;有利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輕大氣污染,改善環境質量;有利于傳統建筑業的改造和提升,轉變城鄉建設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2.5突出綠色景觀
人總是生存于一定的環境中。隨著生存理念的現代性轉換,時下,人們對于優化自身生存環境的渴求愈發加重,于是人們總是希求生存環境的生態化、藝術化、審美化,并且又總是將這種優質化環境的求索不斷地轉換為綠色征象。于是乎,綠色的思緒總是縈繞在人們的心田,渴求綠色的生存條件、器物、方法及綠色環境,就每每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而對綠色的追思往往又幻化為對藝術與審美的尋求,或者是以藝術審美化的程度作為衡量“綠色”的尺度。綠色植物作為自然環境的代表,其生態效應、視覺感受和人文景觀滲透和影響著人類生活和建筑環境的方方面面。近年來,栽培技術和環境思想的發展使建筑設計中環境要素的地位日漸突出,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的發展過程。建筑設計突出的綠色景觀是優美的人居環境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建筑僅僅是環境的一個部分,建筑美從整體上說是服從于周圍環境的。”建筑作為穩定的不可移動的具體形象,總是要借助于周圍環境恰當而和諧的布局才能獲得完美的造型表現。
3.結束語:
人居環境科學發展的歷程實踐了冀圖用“綜合的、統一的方式”,“構出一些原則,以便遵從這些原則來改造我們的生存環境” 的設想。從我們建構人居環境科學開始,就已經領悟到不是企圖建構一門“人居環境學”,一個龐大的、僵化的學術體系,而是隨時代需要,組構以解決問題出發的學科群入手,因此,人居環境科學構建的并且這個學術體系是隨時代需要,在解決時代問題的過程中得以不斷擴大、成長、創新。人居環境科學要解決的是在快速城市化提升中,人類生活、生產與自然、社會和諧發展的問題我們也認識到,人居環境的問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將越來越復雜,面臨的挑戰將愈發嚴峻,與此相應,也就越來越要拓展新的學科參與到解決人居環境的問題中來,將已經成熟、達成共識的學科知識組成人居環境科學的知識體系,形成復雜的學科巨系統,以應對人居環境面臨的共同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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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景觀設計理論、實踐的提升,為世界人居環境設計領域帶來了新的方向與動力,其學科地位也得到了顯著提升。作為建筑設計專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景觀設計”部分,也應當對這一學科發展的新趨勢而做出相應調整。本文擬從教學框架、設計選題與課程銜接三個方面來探討建筑學教育框架下的景觀設計課程的內容優化與教學探索,并以浙江工業大學建筑系2011年以來的景觀設計課程設置為例來具體闡述這一教學思路、成果及反饋。
關鍵詞
景觀設計;建筑教育;教學探索;地域性;學科發展
1.背景與問題
在建筑學教育體系中,“景觀設計”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國《高等學校建筑學專業本科(五年制)教育評估標準(2013)》中,明確規定了建筑學本科教育的四方面知識構成,其中“景觀設計”與“建筑歷史與理論”“城市設計”等并屬于“建筑相關知識”這一環節,要求為“熟悉景觀設計理論和方法,掌握景觀設計的基本原理,并運用到設計中”。然而,隨著城鄉環境的發展變化,“景觀設計”的定義、內涵及理論實踐在近年來不斷討論、拓展與深化,出現了“景觀設計”“景觀建筑學”“環境藝術”“風景園林設計”等不同稱謂,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將原“景觀設計”確定為“風景園林學”的正式名稱,設立為與建筑學、城鄉規劃并列的一級學科[1]。在這一學科發展的背景下,傳統建筑學教育體系中的“景觀設計”課程應如何定位、調整,才能為學生建立景觀設計(風景園林學)領域的宏觀視野?在景觀設計(風景園林學)學科熱點頻現、設計視角多元的情況下,如何立足當下,使學生掌握并了解景觀設計的基本方法與新方向?在景觀設計(風景園林學)學科內容拓展的前提下,如何選擇并有所側重,將這部分知識與建筑設計相銜接,最終納入建筑學教育的整體框架中?這些都是新形勢下建筑學教育需面對的迫切問題。
2.傳統建筑教育中景觀設計課程的現狀與反思
2011年前,風景園林規劃與設計在建筑學一級學科中僅僅作為城市規劃與設計二級學科的一部分,相當于三級學科或研究方向層次[2],雖然2011年以來風景園林學的學科地位大幅提高,學科內涵更為完整,但我國當前建筑教育中的“景觀設計”課程,其教學內容與知識點構成還是延續著2011年前景觀設計(風景園林學)的學科定位,存在著以下不足:一是將景觀設計定位為建筑設計的后續與附屬階段,未能從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視角出發,引導學生發展出更為整體與綜合的設計策略;二是在教學評價中過于側重景觀設計的美學價值,對豎向設計、雨水管理等與生態技術實踐密切相關的內容強調不足;三是對于景觀設計學科近年來發展的熱點,如風景園林遺產保護、生態修復等方面,課程內容的知識更新不夠[3]。建筑學教育框架下的景觀設計課程,其定位是建筑學教育中的“建筑相關知識”,基于建筑學從業、研究人員的教學培養目標,以及受限于課程總體安排,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景觀設計(風景園林學)的全部知識加以教授。在這一前提下,如何選擇知識重點、建立整體知識框架、突出學科熱點,最終將其學科特有的設計知識綜合、容納到建筑設計能力培養中,是建筑學教育框架下的“景觀設計”課程教學中首先要思考的。
3.教學框架、設計選題與課程銜接:三個層面的探索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擬從教學框架、設計選題與課程銜接三個方面來探討建筑學教育框架下的景觀設計課程的內容優化與教學探索,并以浙江工業大學建筑系2011年以來的景觀設計課程設置為例來具體闡述這一教學思路、成果及反饋。
3.1基于人居環境設計整體視野的教學框架
建筑學教育框架下的景觀設計課程,通常是兼顧了概論、專題與設計的一門課,需要在短時間內為學生確定一個景觀設計的整體知識框架。從學科發展背景來看,風景園林學、建筑學、城鄉規劃已成為人居環境設計的三個并駕齊驅的學科,因此,立足人居環境設計的整體視野設定景觀設計課程的教學框架,一方面能強調出景觀設計與建筑設計的共同立足點,使學生能較快把握景觀設計的本質及設計目標,另一方面,對后續景觀設計的對象、設計方法的闡述,也能讓學生擺脫單純從美學角度進行景觀設計評價。從“人居環境設計”這一立足點出發,浙江工業大學建筑系的景觀設計課程的教學框架由分為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區域尺度的人居環境”景觀設計,這部分主要從兩條線索來講授,第一條是在生物進化論、生態學和土地倫理學等理論影響下的生態規劃的理論及設計體系,強調運用生態過程和自然系統方面的知識來規劃人居環境;第二條是從人文地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理論影響下的文化景觀理論及設計評估體系,強調人地互動關系及景觀文化現象的過程性,“區域尺度的人居環境”的景觀設計是近年來發展較快并體現出學科前沿的發展方向。第二部分是“場地尺度的人居環境”相關的景觀設計,從行為與空間互動、美學、新型生態技術等角度來講授人居環境設計,是傳統意義上小尺度景觀設計的延續。
3.2突出地域性特征的系列化設計選題
建筑學教育體系下的景觀設計課程,往往只有一學期長度,還要包含理論講述與初步的設計訓練,因此,其設計選題不求綜合與全面,而應突出問題、強調重點,以使學生在短期內掌握景觀設計的基本方法與思路。在浙江工業大學建筑系景觀設計課程中的設計部分,其選題立足杭州地區風景園林景觀的地域性特征,結合理論講授,設定了“公共景觀場所調研與優化”“歷史地段城市綠地設計”“風景園林遺產修復”三個層面的設計選題。三個層面的設計選題,實際上是圍繞著杭州的地域性特征及地域性問題而設定的系列化設計,從而讓學生對景觀設計方法有具體化的了解及掌握。“公共景觀場所調研與優化”這一部分是對杭州公共風景場所進行調研、發現問題并加以優化設計。學生可以選擇西湖周邊風景場所進行人群行為、景觀空間熱點、景觀視域等進行調研,做出評估及優化。從教學反饋來看,這部分的空間及景觀優化設計控制在較小尺度,能延續、發揮學生已有的建筑設計經驗,有助于讓學生快速理解景觀設計的基本設計原理。“歷史地段城市綠地設計”部分,是選擇一塊位于遺產緩沖區的城市歷史地段公共綠地進行景觀設計。在場地、背景、問題均較明確的前提下,鼓勵學生運用所學景觀設計課程中生態規劃設計的方法來產生景觀形式,從城市區域活力再生的視角開展設計。這部分設計是景觀設計課程中的主要設計訓練,要求從“綜合設計”的角度出發,將城市空間、生態系統、文化遺產、人群行為統一考慮,從問題出發擬定設計方向。從學生的設計最終成果來看,大部分學生能主動運用自然生態處理過程產生空間,以三維及動態的眼光審視場地,提高了處理場地、景觀的設計能力,而這些能力也同樣可以運用到下一步的建筑設計中。“風景園林遺產修復”部分,是學生可選的設計環節,主要內容為杭州傳統風景園林遺產的景觀場地及景觀要素修復設計[4]。本部分設計與遺產園林管理部門合作,對風景園林遺產景觀要素進行評估及必要的修復設計。景觀遺產的監測、評估與保護,是景觀設計(風景園林學)的學科新內容,參與本部分設計教學的學生,能與管理部門直接合作,了解與解決現實問題,對遺產保護、修復性設計均有了深入的了解[5]。
3.3針對模塊化建筑課程的內容銜接
建筑學教育體系下的景觀設計課程,一方面是使學生獲得建筑師應具備的景觀設計相關理論與知識,另一方面是讓學生具備基本景觀設計能力的基礎上,整體提升自身的綜合設計能力,最終成為一個合格的建筑設計從業人員或進一步深造學習。因此,景觀設計課程應注重與建筑設計課程的互相銜接,這樣才能使學生受到連續性的設計教育,將設計變成一種兼顧發現、研究與自我學習的綜合能力。浙江工業大學建筑系現行課程為模塊化設置,有1年級的“形態與認知”;2年級的“建筑與環境”“空間與行為”;3年級的“技術與建筑”“建筑與文脈”;4年級的“建筑與城市”“城市與文化”七個模塊。景觀設計課程設置在三年級,考慮了與2年級“空間與行為”、3年級“建筑與文脈”兩個設計教學模塊的知識銜接。
4.結論
景觀設計理論與實踐的提升,為世界人居環境設計領域帶來了新的方向與動力,在建筑學教育體系中的景觀設計教學,其理論教學應以“地域性”為核心,關注與建筑設計的差異性與啟發性,并通過與建筑設計課程的銜接,將其納入綜合性設計的知識體系與技能培養中。從2011年起,浙江工業大學建筑系的景觀設計課程基于以上認識進行了內容調整與設計選題,從幾年來的學生反饋及設計成果來看,取得了一定成效,學生對景觀設計及風景園林學科的興趣持續貫穿在以后的建筑設計學習中,也有多位同學在建筑學本科畢業后,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進一步開始景觀設計方向的研究生學習。
作者:都銘 單位:浙江工業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城市設計與景觀園林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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