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經濟來源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個體經濟來源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個體經濟來源范文

【關鍵詞】 貧困生界定；心理健康；應對方式；癥狀自評量表

筆者認為貧困生的屆定標準應該充分考慮到個體對貧困的認知和消費需求與現實經濟條件的落差，貧困生應該有更廣泛的來源和更科學的判斷原理，其屆定不能僅僅依據經濟數據，經濟水平中等和上等的群體中也可能存在貧困生，他們和以往意義上的貧困生同樣存在突出的心理與行為問題。簡言之，大凡因經濟條件無法滿足現實消費需求而產生“貧困心理”并認同自己貧困的個體均可視為貧困生。基于這點，我們擬將貧困生分為3類：第一類：生存受阻型貧困生。主要是指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貧困生。各種經濟來源尚不能維持其基本或正常的飲食所需，其經濟層次處于下級。這類貧困生無力支付大學期間的學費，或支付了學費生活費就成問題，相當于以往學者提出的貧困生。生活費和學費均無法保障的，相當于特困生。這種概念下的貧困生在其所處的下等經濟層次的群體中比例理論上很大，除了具有明顯的心理癥狀外，他們往往還存在營養不良的情況。第二類：發展受阻型貧困生。這是指各類經濟來源雖能保持個體基本的生存所需，但卻無法滿足個體更多培訓等發展需要，其經濟層次居中。如購買學習用品，參加各種職業技能培訓，考研等。其需求意義在于：促進個體更好的掌握專業知識，或具有一技之長，或使學歷高于他人以便增強個人就業等方面的優勢。這些發展不能得到滿足，個體同樣會產生“貧困心理”，成為貧困生。這類貧困生在中等經濟群體中的比例還是較大。第三類：奢侈受阻型貧困生。指追求高檔消費受阻的個體，如一味追求名牌服裝、時興電子產品等，其消費需要具有明顯的奢侈性，雖經濟層次居上，但仍無法滿足其超高的消費需求。這類個體基本沒有體驗過生存或發展上的經濟困難，他們的經濟實力較其他群體富足，其奢侈消費要求受阻一樣可產生“貧困心理”。這類貧困生在同一經濟層次中比例仍然不少。

后兩類貧困生由于所處的經濟水平較高，以往他們常被稱為“經濟富裕的大學生”，從未有學者將其列為貧困生進行研究。調查結果證實這兩類貧困生的存在，說明貧困生的產生還與個體對貧困的認知和不顧現實的消費需求緊密相關，貧困生屆定標準急需修正。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對臨床醫學本科大學生進行統一測試，發放問卷1000份，收回有效問卷970份。根據被試的經濟水平，將全部問卷分為經濟下等組266人、經濟中等組390人和經濟上等組314人，再從中進行再次篩選，將各組中認為經濟水平無法滿足自己消費需求并認同自己貧困者挑出組成新組，依次命名為生存需求組246人（92.5%）、發展需求組225人（58.4%）、奢侈需求組100人（31.8%）。3組在性別、年齡等上沒有顯著差異，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此次調查問卷除了包含對個體經濟水平和貧困處境的自評外，還運用了癥狀自評量表［1］(SCL-90)與簡易應對方式問卷［2］(SCSQ)進行團體施測。數據采用SPSS 10.0進行統計t檢驗，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SCL-90積分比較 生存組人際敏感積分高于其他2組，P＜0.05或P＜0.01，具有顯著性差異。但是3組在其他因子上并無顯著差異，且軀體化、強迫癥狀、抑郁、焦慮恐怖等因子積分均較高。

2.2 SCSQ積分比較 生存組和發展組積分均高于奢侈組，P＜0.05或P＜0.01，差異顯著。生存組與發展組間無顯著差異；3組積分總體上均偏低。

3 討 論

本次研究3類貧困生均表現出了明顯的心理癥狀，和以往的研究［3-6］結果類似，這證實了經濟水平較好的群體中也存在貧困生現象的推論，說明貧困的決定因素不僅僅是經濟，更與個體對貧困的認識、現實消費需求緊密相關。3類貧困生僅僅在人際敏感上存在差異，這可能說明個體的經濟基礎不同影響了其交際行為，提示個體的經濟層次是影響個體交際的重要因素。

3類貧困生心理癥狀突出的同時也伴隨著行為的消極，但奢侈組較之生存組和發展組更顯消極，說明奢侈主義對個體的危害更大，可能導致個體出現財產方面的罪錯行為。因此，這類貧困生是學校心理和思想教育的重點。

貧困大學生的界定是為解決“貧困生問題”服務的。如不能全面的掌握貧困大學生的規模、類別、特點，必將影響貧困生問題甚至整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也會大大影響貧困生研究結果的科學性。經濟貧困的個體容易引發消極的心理、行為上的問題，但是，貧困并不一定對所有個體都能產生負面影響，個別貧困生［7-8］也體現出了一些傳統的優良品質。

而即使受到其負面影響的個體也不一定全部都會產生消極的應對方式。以往的貧困生界定方法［9］主要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即根據個體家庭收入、個體月開支等情況將經濟水平低于正常水平或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個體屆定為貧困生，這些做法存在明顯的不足。

首先，家庭收入的界定方法。即將年收入小于5000元者列為貧困生。具體數值的參照尚無統一標準，有些學者以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為參照。該界定法的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①家庭年收入因各省市縣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較大的差異。例如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偏遠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很大，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也相差巨大。就算是在同一個省，不同地區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千差萬別。是以生源所在的標準還是以學校所在地為準？均有不妥。例如個體在家庭所在地并不夠列為貧困但以學校所在地為標準而列為貧困的，當地政府可能難給其貧困證明。②忽略個體的生活、學習等費用來源的多樣性。部分貧困生存在這樣的情況：雖然家庭經濟并不富足，但可從親友處獲得，如獲得爺爺、外公等資助的，繼承遺產者。不考慮這些因素，將使不少非貧困生也成為研究對象，這無疑大大削減了研究的可信度。③各地消費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別。如深圳物價是成都的1~3倍，在成都一個家庭收入還不算貧困的學生到深圳的大學就讀，難免不會成為貧困大學生。這種“突然”成為貧困生的個體其心理和行為和長期處于貧困的個體肯定存在差異，對貧困生的研究也會造成不良影響。④忽略了個體家庭成員、人均等情況。如個體家庭年收入為2萬，按以往的界定不可能列為貧困生，但其并非獨生子女，其父母還要支付其他子女的學習、生活費用，甚至家庭成員中還有長年臥病在床的情況，家庭突然遭遇變故的，等等。由此嚴重削減了個體的經濟基礎。

其次，個體支出水平界定方法。指以個體月生活費高低為界定標準，一般將月消費在200元以下的列為貧困生。該方法的不足較家庭收入法大：①忽略了性別差異的影響。主要是未考慮到女性消費的實際。現代的女大學生普遍追求外表的形象，減肥風氣盛行，飲食也極為節減，這類大學生月消費自然要比男性大學生低許多。如將這種特例也列為研究對象，則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大打折扣。②個體的月消費情況的動態變化性。如個體剛到校時需要額外添置生活用品；季節交替時患上疾病，醫療費增加；還有個體的服裝、英語四級報名費，等等，這些因素可使個體月生活費變得不穩定。而個體往往又不會把自己的消費情況一一記錄，回答問卷時難免失于真實。③對月支出的概念混亂。如有的學者將月支出視為每月飲食費用，在設計調查問卷時也未能明確其所指，導致被調查者也出現概念混亂。這難免對研究結果造成重大誤差。④各地消費水平差異的影響。如200元每月的生活費在一個小規模城市的大學就讀或許已足夠，而在一個經濟活躍的大城市就讀可能就遠不夠用了。

第三，綜合界定法。指將家庭年收入和個體月支出結合起來的方法。該方法可以將一些特殊情況排除掉，如月支出200元以下但家庭年收入卻大于1萬元的或家庭年收入小于5000元而月支出大于300元的。但是，由于兩個方法本身存在嚴重的不足，結合起來運用相互彌補的作用依然不能有完全避免自身不足。首先，若以家庭年收入5000元和月支出為200元為界線，那么家庭年收入4900元的個體與5100元的個體，以及月支出195元的個體和205元的個體，兩者之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以統計學的原理來說，二者差異并不明顯，缺乏科學意義。其次是個體對家庭年收入的知情程度，對自己月支出的內涵，以及問卷設計不能排除被試對暴露自己隱私的擔憂等，均會對貧困生的研究工作造成嚴重的誤差。

第2篇：個體經濟來源范文

關鍵詞：以房養老；養老方式；模糊數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7-0052-01

傳統的“養兒防老”養老模式對新一代的年輕人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壓力，讓年輕一代有心無力。由于住房是絕大多數家庭的必備品和重要的資產，推出住房養老保險，既可以不改變老年人生活習慣又可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質量，對于和諧社會構建有著重要的意義。

所謂以房養老，是一種產權換現金的模式，即為反向住房抵押貸款。擁有房屋產權的老年人，把房屋產權抵押給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由相應的金融機構綜合評估借款人的年齡、預計壽命、健康狀況房屋的現在價值及未來的增值折舊等因素后，將房屋的價值化整為零一次性或每月或每年支付給房主一筆固定的錢，一直到房主去世為止在整個抵押期間，房主將繼續享有房屋的居住權，并負責維修。當房主去世后，相應地，金融機構將獲得房屋的產權，并對房屋進行處置，可以銷售、出租或拍賣，所得用來償還貸款的本息，金融機構同時享有房屋的升值部分。

福建省老年人的養老方式主要包括子女養老、購買基金、收取房租以及退休金，究竟哪種方式對老年人比較合適？以房養老對福建省老年人究竟是否適用，還需進一步探索。本文將從風險、收益以及可操作性對子女養老、購買基金、收取房租、退休金和以房養老進行分析，期望能找出最適合福建省老年人的養老方式。

（1）風險性。從風險上分析，領取退休金無疑是最具優勢的，退休金是國家按照社會保險制度規定，根據老年人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按月或一次支付，具有法律保障，風險幾乎為零。福建省作為一個經濟大省，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個體經濟收入，都名列前茅，在老年人的退休問題上，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在收取房租方面，福建省作為農民工最主要輸入地，房租收入可以作為老年人最主要的收入，考慮到農民工的個人素質，以收取房租為主要收入的老年人，還是具有一定的不穩定性。購買基金在近年來開展紅火，由于基金相對股票具有專家理財，穩定性高的特點，有大量的老年人購買基金進行養老，但在資本市場上，風險總是存在的，沒有絕對的安全性。而子女養老是中國傳統的養老方式，在家庭觀念濃厚的福建省，養兒防老更是深入人心，從風險的角度出發，風險性介于退休金與收取房租之間。以房養老在福建省還沒正式開展，根據國外對以房養老風險的分析，主要的分析存在于房子的增值和利率問題，但總的來說，風險不大。

（2）收益性。對子女養老、購買基金、收取房租、退休金和以房養老進行收益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購買基金的收益無疑是最高的，近年來國家資本市場表現平淡，持續萎靡，但不能排除將來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能性。退休金作為國家對退休職工生活上的保障，只能滿足其正常生活水平，故其收益不高。而隨著福建省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對臺開發的進一步發展，比將有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來閩，這也進一步提高了房租的收益性。子女養老主要是看子女的收入，福建省的個體收入水平較高，進行子女養老對老年人是不錯的選擇。以房養老在國外開展多年，收益性在眾多養老方式中一直是名列前茅，而福建省的資本化與國外較為接近，本文認為其收益性也較高。

（3）可操作性。不同養老方式的可操作性不同，收取房租、領取退休金和子女養老作為可操作性最強的三種養老方式，不需要老年人進行復雜的運作，很容易的就能取得收入。而以房養老和購買基金需要老年人具備相應的金融學知識，操作難度較大。

根據上文的描述，可以模糊的總結出不同養老方式影響因子的隸屬度。

通過參考不同文獻，對風險性、收益性、可操作性進行賦值，得到A=（0.5，0.3，0.2）

所以子女養老的綜合評價為A·（…）=（0.83，0.17），即有83%的把握說子女養老適合福建省老年人。購買基金的綜合評價為A·（…）=（0.33，0.67），即有33%的把握說購買基金適合福建省老年人。收取房租的綜合評價為A·（…）=（0.56，0.44），即有56%的把握說收取房租適合福建省老年人。退休金的綜合評價為A·（…）=（0.73，0.27），即有73%的把握說領取退休金適合福建省老年人。以房養老的綜合評價為A·（…）=（0.6，0.4），即有73%的把握說以房養老適合福建省老年人。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為經濟大省，福建省在個人收入以及養老福利上的優秀表現，使得子女養老和領取退休金養老可以作為福建省最重要的養老方式，而以房養老作為新型的養老方式，為子女養老出現問題和沒有達到退休金領取標準的老年人提供了一個解決養老問題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1]付有勝.轉變觀念以房養老解決老年危機[J].科學時代，2008，（6）：65-67.

第3篇：個體經濟來源范文

關鍵詞：蘇北 農村青年

生活觀念：更實際，更利益化

盡管時下農村的生活條件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農民的生活水平還是相對較低，也可以說他們剛剛或者說正在解決吃飯問題，談到享受，絕大多數的農村青年可能只能說是農活不再是刀耕火種了，也開始有時間看看電視了，僅此而已。在實際生活中，大部分的農村青年認為“有本事的人，會拉關系的人，與領導關系好的人”容易得到實惠，盡管這與年輕人思想偏激有一定關系，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問題。因此，更實際、更利益化的生活觀念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合情的。但是在大的方面，如“當國家遇到危險或困難時”，70％的人選擇了盡自己的可能給予幫助，10％的人選擇了會獻出自己的一切，沒有一個人選擇與自己無關。這與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也是有一定的關系的。

改革與民主：有所關心，但程度不夠

調查顯示，70％的農村青年目前最關心的改革措施集中在：腐敗、社會治安以及假冒偽劣產品等這些與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是，90％的農村青年“沒有聽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與他們所受到的教育程度是很不相符合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前我們農村的法律宣傳教育工作做的還是有一定欠缺的。60％的農村青年認為本村的村委會主任（村長）的產生方式“與自己無關”，這應該與他們目前的生活方式即以外出打工為主，在家時間較少有直接的關系。

學習與科技：說不清的選擇，但內心還是有著些許不舍

對于以打工為主的農村青年來說，離開學校后是否應該繼續接受教育，80％的人選擇了“說不清”，另外各有10％的人作出了肯定和否定的選擇。而如果他們有機繼續學習的話，大部分的人選擇了“參加各種技能培訓”以及“通過到城市打工”的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時間對于他們這些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人來說是多么的重要。基于同樣的原因，絕大多數的農村青年在最需要學習的內容上選擇了“農業科技知識、法律知識、實用技能以及與自己有關的政策”。在對待新生事物上，沒有一個人因為新技術具有風險性而選擇不響應。

婚戀與家庭：寬容，理解，現實，易于接受新觀念

或許是由于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緣故，70％的農村青年擇偶的影響因素集中在“性格脾氣投合、溫柔體貼、健康、文化程度”以及“聰明能干”上，帶有明顯時代烙印的“出身、成分”以及“老實可靠”則沒有一個人選擇。在對待婚前性行為、婚外戀和離婚問題上，絕大多數的農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樣選擇了更加寬容，更加理解，更加現實的態度，要知道在80年代，“婚外戀”和“未婚同居”在人們眼里還是見不得人的可恥行為。至于在農村青年的婚事大操大辦上，60％的人認為是“形勢及情勢所逼”，導致了婚事大操大辦的愈演愈烈。在對待遺產糾紛上，一半以上的人還是選擇了“據理力爭，實在不行再付諸法律”的方式，而“找村里有聲望的人調解”的方式，則沒有一個人選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說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傳統的家族宗法勢力的衰落。

休閑與消費：物質消費占絕對主體，精神消費有很大的上升

由于當前農村經濟的特殊性，即私營、個體經濟較為發達，農村已經沒有或者僅有很少的土地，因此，農村青年的經濟來源以就地和外出打工為主，這就決定了他們已經沒有了所謂的農閑，而他們主要的休閑時間也就相應的集中到了農歷的新年前后（大約1個月的時間），所以，他們主要的娛樂方式集中在“看電視、打撲克（麻將）、走親訪友”以及“呆著，什么也不干”上也是有著合理的一方面的。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外出旅游”和“去游樂場”成為不少農村青年的新選擇。至于名牌，30％的人認為“名牌顯示身份和有錢”，40％的人認為“名牌質量的好”。如果經濟允許，60％的人會選擇名牌，沒有一個人認為即使有錢了也不會選擇名牌。

勞動與致富：勞動可以致富，但并不是致富的主要手段

“勞動致富”這一傳統觀念正日益受到挑戰，如果有機會選擇，60％的人選擇了“經商”和“辦廠”，沒有人選擇“規規矩矩務農”，也沒有人選擇“進城打工”，但是“進城打工”和“從事特色農業”對于文化水平有限的農村青年來說，不失為最現實可行的選擇。對于看待已經致富的人，選擇的較為雜亂，“能力強，有文化、有技術，運氣好，膽子大，有背景”，甚至“會騙人、違法經營”等都有一定的人選擇 ，這不能不說明了當前農村青年人生觀、價值觀的迷茫和錯亂。在關于致富的目的上，70％的人選擇“過上富裕的日子”和“為了兒女過的更好”上也能很好的說明這一點。此外，大多數人認為“缺少資金，缺少信息”和“缺少有用的社會關系”是影響致富的主要因素。

其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每個青年人都向往外面的世界，農村青年也不例外。然而，農村畢竟還是較為封閉的，大多數農村青年理解“外面的世界”的途徑有：“電視，廣播，報刊雜志”以及“聽別人介紹”。進城打工雖然“能多賺點錢”，也可以“開闊眼界、更新觀念”，但是進城打工也有著較為復雜的痛苦，主要表現在“被城里人瞧不起、找不到合適的活干”和“受到欺負沒有人管”等三大方面，尤其以“被城里人瞧不起”為最。另外，30％的人愿意和“情投意合”的人交朋友，30％的人愿意和“有知識、有才華”的人交朋友，還有20％的人愿意與”對自己有實際幫助”的人交朋友。相應地，交朋友的主要目的也就集中于“交流情感，獲取信息”和“辦事方便”上了。對于影響目前和未來生活的眾多因素中：“掙很多錢，接受良好的教育”和“事業成功”，100％的人認為很重要。80％的農村青年認為“保護環境”非常重要或重要，僅有一個人認為環境問題不重要。此外，大多數人認為“身心健康，建立美滿的家庭，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信守自己的承諾，希望別人把自己當作成人對待”等也是重要或一般的。有意思的是，竟然沒有一個人認為“干與現在不一樣的工作”是不重要或者說是說不清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盡管當前蘇北農村的經濟發展勢態較為良好，發展速度較快，但農村青年們的整體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事業上的功利主義和盲目的怨天尤人；精神生活上的空虛和貧乏；人生觀、價值觀上的迷茫和錯亂。為此，我們在對待當前農村青年的發展問題上，應該在扶持其事業發展的同時，開展豐富多彩的農村精神生活，進而從根本上調整他們的發展觀念，幫助他們樹立積極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技術說明：

調查對象：18—27歲中國公民（男9人，女1人）

調查時間：2003年8月6日—2003年8月9日

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第4篇：個體經濟來源范文

關鍵詞：黑龍江；農村集體經濟；經營方式

一、前言

黑龍江省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全省耕地11745.15萬畝，占全國總耕地面積9.72%，是我國人均耕地資源最富足的省份之一。2010年，全省糧食作物播種面積17182.1萬畝，糧食總產量突破千億斤，達到5013萬噸（1002.6億斤），總量位居占全國第二（河南省糧食總產量5437.1萬噸），占當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的9.2%（數據來源：《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54頁；《2010年黑龍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相關調查資料）。為我國糧食實現“七連增”做出了重大貢獻。與產糧大省緊密關聯，黑龍江農村經濟總收入中，農林牧漁業收入是主體，非農業收入比重過低。2010年，全省農村經濟總收入2873.72億元，其中，農林牧漁業收入1587.3億元，占55.2%，非農業收入的比重僅占44.8%，大大低于全國84.2%的平均水平。非農業產業發展嚴重滯后，深刻影響著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及成效。為了解糧食主產區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現狀，探索其有效發展的途徑，課題組在黑龍江省農委法規處的支持與配合下，于2011年6月上旬，對哈爾濱市阿城區及肇東市進行了調查（調查樣本：阿城區、雙豐街辦及勝祥村、愛民村、椴樹村；肇東市、昌五鎮及一街村、二街村；海倫縣前進鎮雙發村與六合村、共合鎮共青團村、永和鎮經建村，以及上述9村農戶問卷23戶，其中，有效問卷22戶），獲得了對東北糧食主產區農村集體經濟經營狀況和經營方式的初步認識。

二、村域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

阿城區和肇東市都位于哈爾濱都市經濟圈內。阿城區位于哈爾濱市東南23公里，面積2445平方公里，總人口58萬。2010年，全區耕地面積119.4萬畝，其中，糧食種植面積108萬畝（其中，水稻21萬畝、玉米75.7萬畝、大豆9.3萬畝）。糧食總產量11.49億斤。肇東市是國家商品糧和畜產品的重要生產基地，它南距哈爾濱53公里，地處松嫩平原腹地，面積3905平方公里，總人口93萬，其中，農村人口63萬，耕地面積378.5萬畝，2010年，全市糧食作物播種面積378.69萬畝，總產量53.8億斤，位居黑龍江省縣級首位，全國縣級第三位。

樣本縣域經濟中農業比重都比較重。2010年，阿城區地區生產總值190.85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25.42億元，占13.3%；農村經濟總收入90.3億元，其中，農林牧漁業收入21.9億元，占24.3%，非農產業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達到75.8%，但是仍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0年，肇東市位居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第87位，該市地區生產總值305.4億元，第一產業增加值62.4億元，占20.4%；綜上所述，樣本縣域農村經濟中的非農產業發展仍然相對滯后，這是研究樣本地區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及狀況的重要條件或經濟背景。

如果，將村域經濟主體分為農戶經濟、村級集體經濟和村域新經濟體（專業合作社等），調查發現：農戶經濟水平及農民人均純收都不低，村級集體經濟普遍比較貧窮，專業合作社等新型集體經濟尚處在發育過程中。

（一）家庭經營第一產業和外出務工是農戶經濟的兩大主要經營方式

在“雙層經營體制”下，農戶經濟也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個層面。農戶經營狀況及其方式可以通過農民人均純收入及其結構指標而獲得。近年來，樣本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實現快速增長，阿城區從2006年的4768元增長2010年的8588元；肇東市由2006年的4101元，增長到2010年的7898元，2010年人均純收入均高于全國（5919元）和全省（6210.7元）的平均水平。

深入到調查村的農戶問卷得到：樣本地區戶均人口3.18人，戶均勞動力2.27人，勞動力平均贍養人口1.4人；戶均承包耕地面積26.14畝（人均8.21畝），加上“四荒地”及土地流轉因素帶來的土地變動，戶均實際經營土地面積34.77畝（人均10.93畝），在22戶農家中，承包經營土地面積最多的一家為74畝（人口4人），最少的一戶是8畝（人口2人）。這一組數據進一步證明，黑龍江省農村家庭承包經營的土地面積相對富足和成規模，一般情況下，通過土地經營即可基本保證家庭生活溫飽需求。

農戶家庭生產性資產已有一定的基礎，問卷戶平均每戶擁有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2.78萬元，其中，生產性用房1.38萬元，農業機械0.69萬元，役畜0.57萬元，其他0.14萬元。從農戶家庭經營方式看，家庭經營和外出務工是主要經營方式，家庭經營中又以經營第一產業占據對優勢（見表1）。樣本地區農戶經濟溫飽有余、富裕不足或小富即安的態勢比較明顯。

（二）村級集體經濟普遍貧窮，補貼、發包及“一事一議”籌資是主要來源

我們選擇村域經濟在當地縣域經濟中中等偏上水平的兩個鄉鎮（街辦）做深入調查，獲知如下（見表2）。

2010年，阿城區雙豐街道和肇東市昌五鎮共21個行政村中，當年無經營收益的村11個，占總村數52.4%。根據當前農村村域社區基本公共服務需求，村集體經濟可支配收入低于5萬元的仍然屬于貧困村，兩鎮（街道）當年經營收益在5萬元以下的共4個村，占19.0%。當年經營無收益和收益低于5萬元的合計達到71.4%，而50萬元以上較高收益的村只占4.8%。樣本鄉鎮（街辦）村級集體經濟經營的這種狀況，基本反映了近幾年來黑龍江省域內村級集體經濟的總體面貌。據了解，2010年，黑龍江全省黑龍江省共有9033個行政村，當年無收益的村4496個，占49.8%，收益低于5萬元的2207個，占24.4%，兩項合計74.2%。

用阿城區、肇東市和海倫縣村級問卷數據，可以獲得更加詳盡的關于村域經濟基本情況以及村級集體經濟運行的狀況。

表3顯示：樣本地區平均每村有10.2個村民小組、6.1個自然村，701.3戶、3154.8人，外來農戶47.1戶、人口174.1人，表明黑龍江省村域規模普遍較大，外來人口占到一定的比例。從村域勞動力就業情況看，村均勞動力1513.2人，其中常年外出665.6人，占44%，從事家庭經營的占56%。從業結構同樣反映出農戶經濟的兩大經營方式。從土地資源占有情況看，村均耕地資源15297萬畝，其中，承包到農戶的14452.8畝，占94.5%；村均機動地607.2畝；村均林地和山地面積547.6畝，其中集體統一經營31.1畝，占5.7%；村均四荒地資源55.6畝，可養殖水面12畝。從村集體經營收入看，村均18.7萬元，其中統一經營收入0.5萬元、占2.7%，發包及農戶上交收入6萬元、占32.1%，房地產租賃收入1.1萬元、占0.6%，上級補貼收入7.8萬元、占41.7%，單位扶持和社會捐贈0.06萬元、占0.3%，一事一議籌資3.2萬元、占17.1%，表明糧食主產區村級集體收入主要依靠三大來源，一是上級補貼，二是土地發包及農戶上交，三是“一事一議”籌資。

（三）村域專業合作社等新型集體經濟尚在發育中

近年來，黑龍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迅速，全省約四分之一的農戶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到合作社的生產經營中。目前，黑龍江省在工商部門注冊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1.43萬個，其中，從事種植業的合作社近7500個，養殖業的合作社近4000個。在調研的9個樣本村中，只有二街村的合作社有一定的發展，共有玉米種植合作社、蔬菜合作社、養牛合作社和蛋雞合作社四個合作社，分別有100戶、30戶、30戶、70戶入社。

三、村級集體經濟的經營方式

樣本地區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相對比較單一，表3已經清楚地反映出，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單一，主要以土地發包經營為主，而集體直接經營較少，房地產租賃以及投資收益等經營方式，只在極少數村有。

（一）集體資源發包經營

集體資源主要是“機動地”、“四荒地”、磚瓦窯廠、可養殖水面等資源。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擁有這些資源的所有權、處分權和收益權，而其經營權則通過公開競標的形式承包給農戶或企業，發包價格隨著市場價格變化有所調整，承包期限一般為3-5年，個別情況下也有承包20年的。收費方式一般采取中標農戶或企業在中標第一年一次清，也有按承包年限平均逐年交納的。正因為如此，樣本村集體經濟組織都擁有或多或少的“機動地”或“四荒地”等資源，但卻只有不到50%的村當年（2010年）有發包及農戶上交收入。案例如下：

勝祥村有“機動地”350畝，承包期限3年，承包費3年5萬元，一次清；另外該村還有一個磚瓦窯廠，承包期限20年，一次性付款70萬元，這些收入前些年已經用于村級公路建設，因此，2010年沒有發包及上交收入。

愛民村有400畝“機動地”，承包期限3年，承包費3年共4萬，分3年交付承包費，所以，2010年該村有1萬元的發包收入。

椴樹村有450畝“機動地”，按20年期限發包，2010年沒有發包收入。

街村有“機動地”800畝，三年一招標，每年15萬元承包費，因此，村集體每年的發包和上交收入比較穩定。

二街村共有“四荒地”1800畝，三年一招標，從2009年開始以招標形式發包，每年承包費27.5萬元；另外有“機動地”200畝，同樣三年一招標，每年收入5萬元。2010年，該村集體經濟僅資源發包收入就達到32.5萬元。

上述案例告訴我們，村級集體經濟資源的管理和經營方式，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糧食主產區（非農產業不發展地區）村級集體經濟的收入水平，只要抓住了這個環節，黑龍江農村及其相同地區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將實現較大增長。

（二）村集體直接經營

直接經營是指集體經濟資源由村集體經濟組織直接生產經營、管理和收益，村集體經濟組織直接行使管理權。眾所周知的原因，自時期的社隊企業至改革開放時期的村辦企業，數次熱潮數次衰落，不僅留給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留下巨額債務，而且給村組干部和農民群眾留下嚴重的心里陰影――村集體辦企業不可能成功，村辦企業留下的不是財富而是債務，這種根據“歷史經驗”形成的否定認識，在黑龍江農村干部和群眾中影響尤甚，我們所調研訪談的村莊中，無論是村干部還是農民群眾，都對村集體辦企業的做法持否定態度。昌五鎮干部反映，該鎮以前各村都有村辦企業，后來都垮了。因此，在樣本地區村集體幾乎都無直接經營企業的方式，3個縣（市、區）9個村的問卷結果，只有二街村集體直接經營飼料加工企業，年收入4.8萬元。

（三）房地產租賃經營

房地產租賃經營，是鄉村工業化、城市化以及鄉村非農產業發展的伴生物，因此，與糧食主產區鄉村非農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的情況相一致，樣本地區村級集體經濟房地產租賃行為較為稀少。樣本村中，勝祥村的冷庫租賃，租賃期10年，每年有0.2萬元房地產租金收入；二街村集體有20平米的街面房17間，每年租賃收入9.5萬元。

（四）補貼收入

補助收入即政府轉移支付，是村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財政等有關部門的補助資金。村級組織的基層治理職能和社區公共服務職能是縣鄉（鎮）政府職能在農村的延伸，村級組織履行職能的報酬理應由公共財政支出。因此，應該把財政對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補助收入，看成政府必須支付給村級組織對基層治理和社區公共服務的報酬。在這個意義上，補助收入也是村集體的經營方式之一。

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對村域社區生產、村民生活及社區公共服務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2010年，樣本村平均，每村集體經濟總支出14.3萬元，其中，村干部及社區固定工作人員的工資4.8萬元、村內各項務工補貼0.8萬元、村級組織辦公費用4.3萬元、環境衛生及治安巡邏費用0.7萬元、村民醫療社保及福利2.3萬元、文體活動費用0.1萬元、用于村域農業生產服務（溝渠路維修水電等）1.3萬元（見表4）。在村域公共設施建設、村民福利等許多方面，公共財政的陽光尚不能完全覆蓋，大多數情況下，只能依靠村級組織自己想辦法解決，而村級的各項管理和服務最終只能由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買單。

四、促進糧食主產區村級集體經濟有效發展的政策建議

第一，黑龍江農村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內在動力不足，村干部積極性不高。集體經濟與村民利益關聯度尚不夠緊密，村民尚未意識到發展集體經濟對農戶個體經濟和村莊公共服務的推動作用。

第二，就黑龍江而言，村集體可用于經營和開發的資產少、價值低。實行家庭承包后，土地、山林等大都承包給家庭和個人，農村稅費改革后，家庭承包已不向集體上交收入；集體可以用來發包、出租的資產主要是一些機動地、荒山等，甚至，文章調研的很多村莊已沒有可發包的資產，也就沒有經營收入。

第三，就村級集體的資源管理而言，有的村集體資源發包期限過久，一承包出去就是10年或20年，一次性付費，結果不能根據市價及時調整承包費，也就無法增加村集體收入；就村級集體經濟收入的經營方式而言，方式較為單一。目前阿城區和肇東市村集體經濟來源主要是土地承包款、集體資產租賃和補助收入等。但集體資產租賃等收入并不是每個村都有，相當一部分村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機動地的土地承包款，村集體經濟收入來源相當狹窄。

因此，要促進糧食主產區村級集體經濟的有效發展，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宣傳力度，使村干部和農民了解到村集體經濟的性質、作用和其所能帶來的利益，明確自己在集體中的相關權利和責任。對于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地方政府要給予引導、鼓勵和扶持。

第二，加快推進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支持村集體在盤活土地資產和充分利用土地資源方面有更多的選擇空間，使農村集體土地盡快轉化為發展集體經濟的物質基礎。

第三，建議鞏固現有的發展模式，積極拓寬集體經濟收入來源渠道，努力探索集體經濟發展的新形式。通過產業帶動增收，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與推進農業產業化、完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結合起來，興辦農民專業合作社，增加農民收入；通過承包、租賃等形式，創辦形式多樣的經濟實體，增加村級經濟收入。對空置的辦公用房、舊廠房等進行改造利用，通過建設標準廠房，采用承包、出租等方式，取得長效收入；根據村莊的區位和資源特點，選取適合本村發展的產業，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探索出適合本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路徑。實踐證明，一個村莊如果沒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而僅靠外部“輸血”，是注定沒有活力的，也是不可持續的。要有效地解決農村集體經濟開發增源問題，必須要積極拓寬發展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