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合作協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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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合作協議范文
教師轉行做農民
黑土地的兒子回報家鄉
什么樣的人讓人欽佩？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答。“我們覺得，有頭腦并且踏實肯干的人最值得欽佩。”在公主嶺雙城堡鎮黃花村的采訪過程中，農民們樸實的話語，說出了他們的心聲，他們合作社的經理段樹峰就是這樣的人。
在一個晴朗的春日，我們對雙城堡鎮黃花村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段樹峰，進行了專訪，在同他的交談中，“真誠”、“務實”是采訪他的過程中，留給記者的最深印象。他給人的感覺總是在思考，在睿智的同時還能感受到一種謙遜，并且他的生活總是那樣忙碌。
1990年段樹峰從公主嶺師范學校畢業，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名教師，之后又辭去教師的工作，從事了一段時間的建筑材料運輸。也許就是這樣敢于從零起步的個性，再加上善于觀察社會動向的敏銳洞察力，當他看到不少農村都興辦農民專業合作社，再加上《農業專業合作社法》的頒布，使段樹峰敏銳地感覺到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一種聯系農民、組織生產、完善鏈條、互助合作、共同發展的好形式。
組建專業合作社，正是把糧食產業做大做強的契機，合作社這種形式也許將是今后農業發展的大勢所趨。雖然家鄉的農民們也都是以種植玉米和大豆為生，但都是“散兵游勇”，種植規模和產品質量都成問題，農民還遠遠沒有意識到農業規模化的優勢。他想，如果自己也在家鄉辦一個合作社，將土地集中起來搞規模化生產，幫助自己的家鄉父老也可能是他事業的最終歸屬。于是，他將這些年干運輸攢下的積蓄全部投入，申請資質，購置機械，農民專業合作社主要分為種植、養殖、種養結合這三種模式，段樹峰根據家鄉雙城堡的實際情況，選擇了玉米和大豆的種植。2013年，“瑞宏種植專業合作社”正式成立。
創立初期舉步維艱
靠的是耐心和踏實肯干
合作社創立初期，段樹峰的“合伙人”只有9位，他們都是段樹峰的親友，是朋友的信任促成了瑞宏種植專業合作社的誕生。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規模化生產的必經之路，但是很多農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并不知道集成農業和規模化生產的好處。在合作社創立初期，做農民的工作，讓他們將土地經營權交與合作社，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現今時期，農村人口結構特殊，村里大部分的年輕人都選擇外出打工，留下年邁的老人和兒童在家留守。這一部分年事已高的農民對于合作社的形式相對容易接受，因為家中缺乏勞動力，土地自己沒有精力種植，交給合作社來種植，不用自己操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有部分中年農民就不太容易接受這種形式――他們自身身體狀況尚允許下地耕作，并且家里的孩子多數在外念書，還沒有成家，他們目前沒有隔代人的負擔。他們將種地當做唯一的“營生”，所以很難將經營權交出。為此，合作社挨家挨戶走訪，向農民詢問家中情況，將瑞宏合作社的優勢向農民一一敘述，仔細講解。許多農民在充分了解了種植專業合作社的好處之后，才意識到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將是一種適合自己的選擇。
目前，瑞宏農業合作社已經從最開始的40公頃土地到2016年的280公頃，再到今年的350公頃。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認可瑞宏合作社，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規模化種植的好處，合作社從農民手中流轉的土地面積在逐年增加，規模越來越大。在機械方面，瑞宏合作社在春季播種時期使用的是東方紅-1104、約翰?迪爾-1404等系列大型拖拉機，秋收選用的8臺約翰?迪爾Y-210大型聯合收割機已經準備“退伍”，現準備購置約翰?迪爾R-230籽粒直脫聯合收割機進行農機升級換代。
農業合作社好處多
省心省力做新時代農民
瑞宏專業合作社享受國家大政策下正常農業補貼，比如購置農機上的一些優惠政策，還有國家農委針對吉林省出臺的政策――“吉林省黑土地米豆輪作保護項目”，200公頃黃豆政府補貼150萬。在產品銷售方面，回收糧食走“綠色通道”，在與市場價格一致的情況下可以免去排隊。
瑞宏合作社采取土地統一管理，統一耕種。大規模的土地面積將使用化肥和農藥的成本全部降低，這也就是規模化生產的優勢所在。
為使農民能夠從產業發展中得到更多實惠，合作社主動提高從農民手中土地流轉價格，每公頃地能給到的而價格高達3000元到4000元（這個價格區間內，土地集成面積越大，單位價格越高），平均每公頃地較市場價格高出1000元左右，使農民愿意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并且提前A付土地款項，實現“零成本”種植；辦理農業保險，確保農民“旱澇保收”。在生產銷售環節，在免費提供技術指導的同時，合作社與中糧信托簽訂了糧食購銷協議，并在同等條件下進行優先收購。
記者來到瑞宏合作社社址的時候，恰逢農民們集合在社里進行地數等數據的核對工作，農民們圍坐在桌前熱烈地討論著。借此機會，記者對農民們進行了一個簡短的采訪，看看農民們對于瑞宏合作社怎么說。雙城堡鎮黃花村村民丁鳳歧告訴記者：“我今年六十多歲了，像我這個年紀，也沒有精力和體力去耕種照料土地，還不如流轉給他，我不用操心，不用下地干活就能收成。而且他給的價格也很高，就拿今年來說吧，他給的價格比市場價還要再高一千，在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我就把土地流轉給合作社了。”在問到段樹峰這個人的時候，丁鳳岐說：“我們都信任他（段樹峰），因為他這個人實誠，是個干實事的人。”
農民們還說，就算是有能力種這塊地，如果把土地交給社里種的話，自己再外出打工的話，就又能多一筆收入。這樣看來，合作社等于是雙贏的一種模式：農民加入合作社之后省心省力，不用親自下地耕種打理；對于合作社來說，將大片土地集成起來進行規模化種植，便于耕種和管理，同時又能在化肥和農藥的價格上與廠家進行協商，降低成本，使利潤最大化。
記者離開合作社的會客室時，農民們還在興奮地討論著今年的春種。對于今年，他們充滿了希望。
與知名大企業合作
走農業合作社新型發展之路
瑞宏合作社積極探索農業發展出路：與中糧信托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科學院作物研究所、吉林省農業科學院大豆研究所都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
中糧信托有限責任公司是由中國銀監會直接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瑞宏合作社與中糧信托合作，加入了中糧信托成立的聯合總社。聯合總社為瑞宏合作社提供農事服務，服務費為300元/公頃。中糧信托聯合總社為土地提供配套設施、優質種子和農藥和技術支持。聯合總社為瑞宏提供的是“良育99”號玉米種子，質優價廉。每年到了3、4月份春耕季節，由中糧信托出土地流轉款，瑞宏合作社先把款項支付給農民。在耕種的過程中，中糧信托全程監管，確保種植的每一個環節都操作無誤，高效生產。在秋收后，中糧信托再以置換的形式，將合作社的糧食全部收購。中糧信托有限公司為瑞宏合作社承擔風險，合作社再為其提供優質的糧食產品，是一種互惠互利、十分健康的合作模式。
2015年8月，瑞宏合作社請到了中國科學院作物研究所主導教授――李少昆院士，來為合作社的玉米種植工作進行技術指導。這一天是所有瑞宏人和黃花村村民都無法忘記的日子――作為玉米種植技術的首席科學家，李少昆院士親自走到田間，對合作社的玉米種植進行觀察、指導。李少昆院士說，公主嶺市所在的這片土地，具備玉米種植的極佳條件，只有科學化、規范化種植，真正將農業科技融入到具體的作物種植中，才能將土地資源優勢發揮到最大。
李少昆院士還積極促成瑞宏合作社在玉米產業方面的其它合作――為東三省部分地區如通遼市開魯縣、四平市梨樹縣、大慶紅旗農場等地做技術配合。由瑞宏合作社出機械（大型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等），到達該地區的農場，收獲的糧食進行就地脫粒，再由中科院方面對籽粒進行水分和特性測試，用于農業科研項目。
瑞宏農業合作社積極謀求發展，力求拓寬農業發展道路，依托公主嶺的土地資源優勢，科學規范種植。隨著合作社的名氣越來越大，許多農業科研機構和企業紛紛主動來到瑞宏，探討合作事宜。
2016年6月，吉林省農業科學院大豆研究所的李洪來經理來到瑞宏農業合作社，希望能在雙城堡鎮地區，建設“吉育47”號大豆種子的制種基地。建立制種基地意味著所產的糧食又有了一條新的出路，無論是對于合作社還是對于農民，這都無疑是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雙方很快達成了合作協議，2016年下半年，瑞宏農業合作社“吉育47”號大豆制種基地正式建立。
除了“良種”以外，還要有“良藥”，才能成就秋季的大豐收――瑞宏農業合作社所選用的是由吉林吉地公司提供的除草劑。吉林吉地公司李義總經理是位莊稼地里的“制藥高手”，他對于各種農藥藥性了如指掌，常見病蟲害對于他來幾乎是“藥到病除”。段樹峰請李義為瑞宏合作社的土地“開藥方”，量身定制的除草劑不僅使莊稼遠離了病蟲害，而且相較于其他農藥品牌，使用劑量較小，保證糧食的綠色健康。
瑞宏的合作方都是既有實力又實干企業和機構。這些企業與瑞宏之間的合作，更像是一條完整的產業鏈，為糧食生產增加了科技含量，為糧食產品的銷售拓寬了出路。
創業路上的荊棘與玫瑰
低頭實干才能從容面對
2015年，對于靠天吃飯、向土地討生活的農民來說是個夢魘。當年高溫少雨，嚴重干旱，吉林省大部分地區處于絕收邊緣，部分土地甚至顆粒無收。2015年年初，瑞宏合作社以12000元/公頃的價格，共從農民手中流轉137公頃的土地來種植玉米。由于公主嶺地區缺少應對干旱災害的配套井，根本無法緩解災情。百姓直嘆：“這樣的年頭，地里只能種西瓜了。”到了秋收的季節，瑞宏合作社的土地只收了37萬公斤左右的糧食，這只是正常年產量的20%左右。合作社按照約定將所有收獲的糧食全部上交給中糧信托，也無法彌補貸款空缺。面對這樣的困境，如果是普通的人會怎么做呢？也許是整日發愁夜里難眠，也許索性撤出投資，逃離這一切。但是，能成就事業的人畢竟不是普通人，段樹峰并沒有意志消沉，更沒有當逃兵。看著與自己同甘共苦的同事，辛勤勞作的農民，一夜間憔悴了許多卻沒有一句埋怨的妻子，他沒有過多的話語，沉著冷靜地思考著對策。最后，為了能夠延續與中糧信托的合作，由第三方擔保公司――公主嶺市物權融資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代償貸款，瑞宏合作社再分三年、以高于銀行的利息償還物權融資農業發展公司。
有人可能會問，公主嶺地區為什么不建設防災配套設施呢？段總的神情黯然：“想要建設大規模噴灌或者滴灌等一系列措施，單靠我們的實力是無法完成的。設施農業需要強大的財力支撐，如果政府能給予一定的支持的話，才有實現的可能。”今后希望政府能夠幫助農民防災減災的方面加大投入，積極促進設施農業的構建，為農民、為合作社的生產帶來更多的保障和安全感。
人們常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大家共同努力熬過災年之后，原以為能松一口氣，全社上下也都十分期待2016年會是個好年頭，卻萬萬沒想到，天災過去了又遇上了“人禍”。2016年秋天，正值秋收的時節，收成很不錯，整片土地上都洋溢著豐收的喜悅氣氛。在糧食收粒的時候，一個年輕的收割機駕駛員由于操作不當，導致窒息身亡，釀成了悲劇。事故發生后，瑞宏合作社在第一時間撥打了110和119。
后經調查，是由于該員工在操作機器的過程制動分離沒有切開，才導致了身亡。段樹峰當時的心情十分復雜，剛剛度過了災年，還沒有完全從困境中走出來，又遇到這樣一個嚴重的事故。雖然主要責任在于員工自身操作不規范，但畢竟是在工作期間發生的事故，瑞宏合作社被告知需要向家屬進行賠償。面對著失去了兒子的家屬，看著他們悲痛的神情，家屬也表示，賠再多的錢也無法讓兒子回來，“拿錢買不了命，但愿人常在吧。”事故員工的母親說。但段樹峰還是自愿賠償57萬元，這個數目遠遠高于應賠償的數額，他還是希望能夠給老人家多一些安慰。在事故發生之后，段樹峰檢討自身，完善制度，堅決杜絕員工傷亡事故再度發生。
創業是艱難的，從來就沒有一帆風順。“就這樣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過來了，確實不容易。”說這話的時候，段樹峰謙遜地笑了，但他的眼神很堅定――他不后悔。段樹峰的微信朋友圈照片很少，其中有這樣一張：段樹峰跟農民們在田間地頭，穿著短袖布鞋，戴著遮陽斗笠，手里拿著農具干活的照片，配的文字是：“我們的團隊正在努力！”段樹峰的團隊從未停下腳步，對于他們來說，這片土地是他們事業的載體，他們對此充滿了希望。
既然選擇了創辦合作社這條路，無論前方是荊棘還是玫瑰，段樹峰都要與他的同事一道，與他的家人朋友一道，帶著那份對土地的熱愛，對事業的執著，勇敢地走下去。談到瑞宏合作社今后的發展，段樹峰表示，目前還是想把團隊建設作為首要任務。他說：“我覺得目前最需要的還是自身的提升。提高生a能力、將科技進一步與農業生產相結合，按照自己的規劃，穩步前進。”
公主嶺市雙城堡鎮瑞宏種植專業合作社
地址：吉林省公主嶺市雙城堡鎮黃花村三組
電話：0434-6588966
13756885988
第2篇：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合作協議范文
關鍵詞 高校 伙食物資 采購 途徑
中圖分類號：G478.5 文獻標識碼：A
Talking about the Way of University Food Supplies Procurement
ZHANG Fut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university to strengthen food supplies procurement need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upplies procurement， proposed an effective way to college food supplies procurement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as well as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o deal with， and discusses the good "agricultural school butt" several models work， describes the "agricultural school but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work and working procedures.
Key words college； food supply； procurement； way
0 引言
為了進一步做好高校食堂物資采購工作，健全采購管理制度體系，規范采購工作流程，減少農副產品的流通環節，降低物資的價格，緩解學生食堂的經營壓力，促進高校伙食物資采購工作的規范化管理，顯得非常重要，探索高校伙食物資采購工作的有效途徑，是值得我們后勤人思考的問題。
1 高校伙食物資采購工作的現狀
當前，高校伙食物資采購工作的形式多種多樣，采購模式不盡統一，主要表現在：其一，高校普遍存在著“一校一戶辦物流”的做法，沒有跳出傳統的物流管理模式；其二，“小、散、差”的問題嚴重，管理模式、服務質量、工作效率難以滿足高校社會化物資的需要；其三，物資基礎設施相對薄弱，配套性、兼容性較差，不能適應物資量增長的需要；其四，物資采購管理的體制和布置不盡合理，條塊分割，地區封鎖以及行業壟斷等影響了資源的整合和一體化管理及運作；其五，校方支持，政府引導和政策支持還不夠，因而高校伙食物流的發展缺乏統一的政策體系支持，很多政策措施還有待于落到實處。
2 高校伙食物資采購工作的有效途徑
高校伙食物資采購工作的途徑有很多，但方法和模式不同，取得的效果也不盡相同，筆者認為積極推進“農校對接”，是加強高校伙食物資采購工作的有效捷徑，其效果也比較明顯。所以，筆者在此闡述“農校對接”這種比較有效的采購途徑。
（1）通過“農校對接”，可以減少農產品采購的中間環節，可在較大程度上降低學生食堂的采購成本，對做好學生食堂工作，促進高校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傳統的農產品到高校之間的流通渠道：農戶+小販（產地批發市場）+產地批發商+長途運輸戶+銷地批發市場+銷地批發商+小販（銷售商）+農貿市場+高校。高校和農戶之間一般有5～7個中間環節，每個環節至少加價10%，尤其是“最后一公里”，有時價格會漲一倍。（2）開展“農校對接”有利于促進農民訂單式生產，提升農民標準化種植水平，促進農民增收。開展“農校對接”，高校將需求信息及時反饋到生產環節，農戶可以根據高校需求特點，及時調整生產規模和產品結構，有利于實行集約化、標準化生產。（3）有利于建立可追溯源頭的食品安全保障體系。傳統的農校之間流通環節太多，經過多次集散之后的農產品，難以對它們追根溯源，一旦出現安全和質量問題無法找到事故源頭，“農校對接”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4）有利于加快冷鏈物流體系的建設規模和速度，提升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水平，建立農產品現代流通體系。（5）有利于擴大消費，吸收城鄉就業，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4 當前“農校對接”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1）農校之間缺乏專業的配送體系。農產品生產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季節性，農產品必須有強大的配送體系才能確保其價格優勢，單個農戶或單個農業生產組織當前并不具備完善的物流配送能力；而高校分布分散以及需求量不大的特點也決定了單校無法獨立建立與農戶以農業合作社對接的物流配送系統。（2）利益對接機制不完善。當前的“農校對接”僅停留在簽訂產品購銷合同層面上，缺乏從戰略高度上長遠與頂層設計，難以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共同體。（3）供需信息不對稱。當前“農校對接”中，存在農戶不知道高校需求的品種、數量和要求，多是在缺乏引導的狀態下，按照以往的經驗進行生產，沒有針對高校需求作長期規劃，而高校也不清楚農戶生產的具體情況，只是通過簡單的展會、展銷等傳統模式進行溝通，從而導致“農校對接”尚未深入開展，暫時還沒有形成規模化、標準化、專業化的產業體系。
5 解決“農校對接”工作中困難和問題的應對措施
（1）給予政策扶持。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制定推進“農校對接”工作的相關優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各級政府需要積極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建設，在技術、資金等方面給予指導和支持，并對其生產進行引導和整體規劃。稅務部門也應出臺相應的優惠政策，對“農校對接”各個環節進行稅收減免，讓“農校對接”也能享受到“農超對接”的各項優惠政策。（2）加強采購工作的標準化建設。積極推進高校伙食物資采購的標準化建設，通過確定標準化管理，農戶可以按照高校標準進行生產，形成規模化優勢，降低經營成本，取得規模效益。另一方面，高校通過標準化的采購可以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同時可以穩定采購源頭，避免受市場價格波動影響，進而提升高校伙食工作的標準化水平。（3）建設信息平臺，達到信息共享。加大投入，完成“農校對接”信息平臺的建設工作，搭建農校雙方信息溝通渠道，減少信息失真，降低高校的調研考察成本、交易費用，提高對市場的反應能力；另外，通過信息平臺，可便捷準確地形成規模化的聯采訂單，指導農戶標準化生產，直至最終實現通過平臺進行電子交易。
借鑒農業部前期在推行“農超對接”時所取得的成功經驗，從高校后勤實際出發，實施“農校對接”有三種比較適用的模式：第一種模式，“高校+聯采中心+專業合作社+農戶”。第二種模式，“高校+聯采中心+基地+農戶”。第三種模式，“高校+聯采中心+龍頭企業+農戶”。
各地區和高校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自由選擇這三種模式，先通過聯合采購招標大會實現高校與專業合作社（基地或龍頭企業）雙方的面對面交流，進而從中精選出一批優秀的合作方，按照高校統一的訂單組織農戶進行生產，最后逐步引導合作方專門為高校市場量身訂制系列農產品，以此確保“農校對接”的不斷擴展，穩定運行。
第3篇：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合作協議范文
關鍵詞：三農；融資擔保；制度創新
2015年8月13日，國務院《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并出臺《融資擔保公司管理條例》及配套細則，持續加大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業務為導向的政策扶持力度。8月24日，《關于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出臺，對“三農”融資難實施局部突圍的政策“試水”。中央接連推出增進“三農”融資的系列政策，既喻示“三農”融資問題的重要性和艱巨性，也表明在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新常態下，深化“三農”融資擔保問題研究，對化解“三農”融資難困局具有重要意義。
一、“三農”融資擔保體系發展現狀
（一）涉農融資擔保機構發展速度放緩。據中國擔保協會統計，2011年末，全國融資性擔保行業共有法人機構8402家，較2010年末增加2372家，增長39.3％；擔保余額19120億元，較年初增加5374億元，增長39.1％。2012年，《融資性擔保機構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出臺，融資性擔保機構基本結束了盲目擴張的態勢。經過整合優化，機構數量增長速度與融資擔保業務量呈現放緩趨勢，融資性擔保貸款戶數和余額在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中的比重有所下降，2013年末占比分別為9.92％和2.2％，分別比年初下降0.57個、0.04個百分點；2014年末占比分別為9.2％和1.8％，分別比年初下降0.4個、0.72個百分點。
（二）“三農”融資擔保貸款增速減緩。針對“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央因勢利導地出臺了多項扶持政策，各省（市）根據中央精神也相繼出臺政策細則，要求加大“三農”信貸投放。據中國人民銀行貸款投向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末，全國“三農”本外幣貸款余額19.44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98.37%；農戶本外幣貸款余額5.36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1.2倍；農業貸款余額3.4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60%。但是，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不良率也企高不降（2014年保持在2.4%水平），為降低不良貸款率，中央提高涉農不良貸款容忍度，對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等涉農金融機構實行彈性存貸比考核和差異化存款偏離度考核，“三農”融資擔保貸款增長開始進入相對理性的發展軌道。
（三）“三權”逐漸成為“三農”融資的有效手段。農村“三權”（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林產所有權）融資抵押試點開展以來，通過試點地區的實踐，目前已取得明顯成效，成為農村重要的抵押擔保貸款。以重慶市“三權”融資抵押試點為例，據該市金融辦統計顯示，截至2014年初，重慶市“三權”抵押貸款已超過480億元，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市所有涉農區縣，2015年該市計劃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1000億元以上，以切實幫助農村增加財產性收入。①
二、“三農”融資擔保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法理支撐，融資擔保法律法規修訂滯后。盡管全國各地農村正在試運行“三權”改革試點，但從法律層面看，“三權”改革缺乏基本法理支撐。如《擔保法》第37條第二款明確提出“農村耕地、宅基地不得抵押”，即目前“三權”中的前“兩權”抵押行為屬于違法；《擔保法》第34條對可抵押財產范圍的定義，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農”融資擔保外延的擴展，使得“三農”融資擔保缺乏創新動力；2010年7月部委聯合了《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相對于《擔保法》的法律層級較低，缺乏有效的約束力及強制力，加之沒有專門的“三農”融資擔保法律法規予以約束，存在非排他性特征，融資擔保公司沒有義務一定要為“三農”提供融資擔保，致使“三農”融資性擔保缺乏源動力———融資性擔保公司常常違規經營，追逐利益，不愿意為“三農”融資提供擔保。
（二）配套服務缺失，阻礙融資擔保業務良性發展。一是“三農”資產產權交易流轉平臺建設滯后。目前，我國只有部分地區建立林權流轉交易平臺，而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下稱“兩權”）流轉平臺即使在試點地區仍處于啟動推進過程中。即當前發生“三農”信貸違約，用“兩權”擔保的貸款無法依法變現抵押品以實現風險轉移。二是農村“三權”確權登記制度進展緩慢。全國“三權”抵押登記做法未達成共識，部分地方不認可融資性擔保機構的抵押登記主體資格，部分地區抵押和公證機構登記手續繁雜且存在不合理收費現象，間接增加了融資擔保機構開展“三農”融資擔保業務的難度與成本。三是溝通“三農”及融資擔保機構的外部征信和評估制度等體制性環境尚未確立。融資擔保機構不能直接共享人民銀行征信系統，數據信息的有效共享存在障礙，導致銀行對擔保機構、擔保機構對企業均無法獲得全面、及時、準確的信息，不利于有效識別和控制風險。
（三）合作機制不暢，銀擔雙方風險與利益不對稱。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市場上處于“甲方”地位，擔保機構則處于被動地位，銀擔合作機制不合理性也始于此。首先，過高的門檻，致使多數擔保機構業務發展空間收窄。其次，“三農”融資擔保機構賴以生存與獲益的擔保杠桿———擔保放大倍數受限于不合理的合作機制。按照國際慣例，信貸擔保基金的擔保放大倍數通常情況下是18倍，而美國擔保放大倍數是50倍，日本放大倍數達到60倍。相比較之下，《暫行辦法》規定，融資擔保機構放大倍數不得超過10倍，在具體操作中擔保放大倍數甚至遠低于10倍之數（見表2）。再次，由于信息不對稱，擔保機構與被擔保方共謀概率增加，銀行為規避機會成本與風險，要求擔保機構對貸款本息全額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意味著擔保公司需承擔所有風險。
（四）市場風險高企，致使擔保機構發展偏離軌道。近年來，受經濟下行等因素影響，企業資金鏈、互保鏈吃緊，風險加大、代償率高是融資擔保機構普遍面臨的問題。由于中國“三農”的脆弱性，使得“三農”融資擔保機構面臨更為復雜、嚴峻的境況。部分農企和融資性擔保機構通過虛假貿易、關聯互保、重復抵押等方式騙取銀行融資后，將資金投入民間借貸、房地產、股權交易等高風險領域進行“內金融化”操作。一方面，直接導致“三農”融資擔保業務萎縮；另一方面，“內金融化”操作風險導致部分擔保公司難以為繼。
（五）風險補償缺位，導致融資擔保業務半途而廢。一是政府資金投入不足。尤其對政策性擔保機構而言，其經營過程中代償風險難以避免，這就需要確保后續補償資金及時到位，但部分地方政府對融資擔保工作不夠重視，致使融資擔保機構資金鏈出現斷鏈。二是有關政策措施不完善或出臺的政策措施落實不到位。許多地方尚未建立農村信貸損失補償機制，資本補充成為難題，融資擔保機構只能使用本公司的資本金維續業務。三是“三農”融資擔保機構資金來源單一，缺乏持續補充資本的能力與承諾。從現實看，許多融資性擔保機構在組建初期沒有充分利用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多元化來激活內部構成，從而導致機構在遭遇一系列代償風險后缺乏持續增資能力。
三、國內外“三農”融資擔保實踐與經驗
（一）美國的復合型信用模式。美國涉農融資擔保體系由商業化金融機構、政府農業信貸機構、農業合作信貸機構共同構筑，采取“商業銀行、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并存的復合型信用模式”。農戶向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下稱“合作社”）遞交貸款申請書；再由合作社派專員對農戶所出示的抵押物價值做出評估，形成評估報告交付合作社；合作社成員以投票方式通過該評估報告后，即履行擔保職責；相關材料由聯邦土地銀行再次審核并通過后，農戶需購買聯邦土地銀行相當于貸款額5％的股份；同時由聯邦土地銀行留用1％的貸款額作為手續費，然后將貸款（貸款額度一般不超過抵押農地評估價值的85％）發放給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將這部分貸款轉交給借款人。在擔保物設定上，聯邦土地銀行將擔保物與貸款資金捆綁起來。一般說來美國“涉農”貸款資金，除了來自股金和公積金外，主要通過發放聯合債券的方式籌集。聯合債券的擔保物是以12個聯邦土地銀行聯合的股金、公積金和農戶所抵押的擔保品為質。
（二）日本的三層級融資擔保模式。日本“三農”融資擔保體系是一個以農業協同組合為核心，即以政府為主導的三層級融資擔保模式。政府不僅為農業發展提供優惠政策，還直接向農協注資，攜手成立農業信用基金協會和農林漁業信用基金協會。農業協會在融資擔保實踐中發揮擔保人作用，以自身的信譽替農戶提供擔保與保證。一是信譽擔保。農戶憑借會員身份以農協組織的聲譽地位和長期與金融部門的信貸合作關系獲得信用貸款。二是保證擔保。農業信用基金協會向農戶收取4%左右的保證費，為農戶提供債務保證。三是建立不良信用處罰機制。為降低信譽、保證擔保過程中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使違約風險最小化，日本農協系統建立了完善的不良信用處罰機制。通過取消貸款資格，解決一次博弈產生的機會主義行為，即通過多次博弈讓參與者在爭取貸款時考慮到違約成本。
（三）印度的自助小組模式。在印度,大多數農戶都會通過自發形式組成“借貸自助小組”。自助小組在整個貸款過程中發揮著擔保責任人的作用，以自助小組的名譽與全體成員資產作為擔保，并對貸款負有償還責任。在風險防范方面，自助小組內成員互相監督，并憑借相互的熟悉程度能夠有效地降低貸款風險。政府對“三農”融資擔保高度重視，通過完善農戶貸款配套制度，建立信貸風險的農業保險分擔機制。在印度，農業保險實行強制保險和自愿保險相結合的形式，農戶在申請生產性貸款時需要辦理強制性保險，但可自愿選取多種農業保險方案。
（四）孟加拉國的農戶聯保模式。一是以格萊瑕銀行為核心向外擴散，在一定區域內，由5個具有同等經濟地位且不存在親屬關系的農戶自發組成聯保小組，形成利益共同體；只要一個小組成員有貸款需求，其他成員都要為這筆貸款進行擔保。二是格萊瑕銀行根據聯保小組成員的資金需求發放貸款，并實行分期償還。三是聯保小組每周會在鄉村中心召開相關會議引導與督促成員誠信貸款，并在日常生產生活進行相互監督，在整個聯保模式中構筑內部風險監測網。
（五）政銀保聯動的“壽光（蔬菜產業）試點”。2013年初，山東省壽光市正式啟動涉農及中小企業貸款保證保險試點。一是政府出臺《涉農及中小企業貸款保證保險試點工作實施方案》，明確融資擔保參與主體的權責，設計了農戶、農企失信懲戒等制度安排；并設立專項貸款保證基金，基金主要來源于財政注資及貸款需求方的資金注入（除政府啟動金1000萬外，對每筆貸款財政另按照1.5%的貸款額度注資，農戶/農企照貸款額度的1%注資）。二是建立銀保協作機制。共享相關客戶信息，在業務受理、風險控制、貸款追回等階段密切配合；實施“保證基金+保險理賠”原則，在風險出現后，先由貸款保證基金支付，不足部分由保險公司與銀行按照既定比例（9∶1）共擔，保險公司當年賠付金額達到年度累計保費4倍時，試點自動停止。三是建立“三農”貸款用途識別機制。對客戶群體及貸款額度進行限定，客戶只能夠憑借真實有效的訂單才可獲得貸款審批，同時單筆貸款不能超過500萬元。
（六）多方合作的“岱山（漁業產業）模式”。岱山田涂作為浙江省舟山漁業的典型代表，其發展壯大，不僅得益于“企業+漁運+漁戶”的漁業發展模式，也得益于完善的融資擔保機制。一是政銀保聯手為休閑漁業破解融資難，以岱山休閑漁業融資擔保為例，當地財政局、農信聯社、人保財險公司聯合制定“政銀保”合作貸款，其中政府注資成立政府財政擔保專項基金，為農企提供擔保。二是打破保證、房產、漁船抵押等傳統擔保模式，探索油品質押、水產品倉儲質押等新型擔保方式。隨著《浙江省海域使用權管理條例》的頒布，及海域海島使用權儲備中心的設立，為海域使用權公開出讓、交易提供了規范化的綠色通道。舟山轄內金融機構適時推出海域抵押貸款，把涉海的休閑漁企海域使用權與土地、碼頭、海岸線、承包權等抵押物混合打包，有效地解決了部分農戶、農企房屋等高流動性資產不足的難題。
（七）風險共擔的“萬寧（種植產業）模式”。海南省萬寧檳榔產業之所以保持直線增長態勢，離不開融資擔保的大力支持。其運行模式即：農戶同檳榔產業專業合作社簽訂合作協議，以此建立起穩定的個人與集體利益共同體關系。在融資擔保環節中，農戶退居幕后，由合作社代表農戶利益，以合作社現有資產及信譽做擔保；同時，合作社與下游企業簽定長期合作協議，下游企業基于利益合作關系為資質良好的合作社提供保證擔保或其他形式擔保，由此形成了農戶、合作社、下游農企共同承擔風險的擔保機制。檳榔作為重點扶持產業，萬寧市政府通過設立風險補償基金為全市檳榔產業鏈上的專業大戶、合作社及特定對象提供擔保與風險補償，為檳榔產業增信，并以2000萬元風險補償基金撬動轄內銀行貸款資金2億元。②為進一步發揮風險補償基金的正效應，還專門出臺《扶持檳榔產業綜合服務方案》用于規范風險補償基金的運作管理，并在風險補償基金擔保項下增加多戶聯保擔保方式，規定多戶聯保的條件限定，強化風控：1.貸款需求方戶數必須大于等于3；2.其中100萬元以下至少3戶，100萬～150萬元至少4戶，150萬～200萬元至少5戶③。
四、完善我國“三農”融資擔保體系的對策建議
（一）營造良好環境，發揮政策導向作用。實踐證明，“三農”融資擔保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在法律層面上，建議修改《民法》《物權法》《擔保法》等法律中對“三農”融資擔保方式的桎梏，如刪除《擔保法》第37條第二款中對“農村耕地、宅基地不得抵押”的規定，將解放農村“三權”內容寫入新《擔保法》及相關法律中，將現階段國家推行農村“三權”改革的政策轉化為法律，理順法理邏輯。對《擔保法》第34條中關于可抵押財產的范圍加以修改，將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地上附著物等都納入其中，擴展“三農”融資擔保外延，讓“三農”融資擔保各類創新模式有法可依。在政策層面上，應充分借鑒國外在“三農”融資擔保中的政策導向作用，盡快適應“三農”融資擔保發展的客觀需要，積極踐行以下配套政策：一是鼓勵發展各類涉農資產專業評估機構，對農戶各類財產的客觀價值進行評估，確保農戶資產能夠以合理價位設立抵押，降低融資擔保機構代償風險；二是修訂行政法規，完善涉農資產抵押登記平臺，規范相關產權取得和流轉登記流程；三是建立農村物權交易中心，以便擔保資產處置變現，切實提高融資擔保機構資產的流動性，實現擔保的再循環。
（二）完善兩個體系，實現層級擔保信用先行。一是建立政策性“三農”融資擔保體系。2015年8月31日，《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指出“三農”融資擔保在內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并提出三年基本實現省級再擔保機構全面覆蓋的目標。建議借鑒日本“三農”融資擔保經驗，對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資金來源推動多元化配置，讓民間資本逐利性與資本運營理念先進性融入其中，破解單純的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官僚機制運作虎頭蛇尾、后勁不足等問題。對此，要加快培育一批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實施資本多元化，將利益驅動與政策扶持相結合，建立以政府財政資金為指導和支撐、民間資本參與、分層次的“三農”融資擔保體系，實現“三農”融資擔保業務的低成本、高效和可持續。二是建立“三農”融資擔保信息支持體系。“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借方會采取機會主義策略取代守信行為，這是因為存在這樣風險溢價因素：借方采取背信行為與守信行為利益比較。”而信息充分性與征信制度完備性則通過設立這樣一種制度，將背信行為產生的結果從一次博弈轉向重復博弈，從而有利于較低違約率的形成。為此，建議借鑒日本“三農”融資擔保經驗，一方面，鼓勵農業合作社、政府、第三方信用評級機構攜手打造信用聯網管理平臺，實現與融資擔保機構信用平臺對接；另一方面，按照“三位一體”思維整合信用資源，加快完善社會信用聯合獎懲機制，通過建立信用度積分制，實現對信用行為的量化監測。
（三）創新三個層面，提升融資擔保服務效率。“三農”融資擔保服務效率的提升直接關系到“三農”融資難的破解大局，需要在融資渠道、運作方式、全程保障方面予以創新。一是孵化涉農資本市場，拓展“三農”融資渠道。通過借鑒美國實施土地證券化經驗，積極推動涉農企業進入“新三板”等資本市場，實現直接融資，為自身增信，其股權更是間接融資最優的抵押物，最為融資擔保市場所青睞。二是改進農戶聯保模式，深化農戶融資互聯互保。大膽借鑒印度、孟加拉國實踐經驗，如改良國內農村現行的“五戶聯保小額信貸”模式，推行聯保組團責任人及據綜合信用能力授信機制；轉變現存的“政府+銀行+農業合作社”三線一體運作模式，剔除政府行政干擾因素。三是借力“保險+期貨”方式，創新“三農”保險服務。探索運用“保險+期貨”方式，鼓勵農產交易所與保險機構、農企開展合作，共同推動農產品期貨價格保險產品開發，利用期貨市場發現價格與套期保值功能改變原來農產品價格風險轉移方式和國家對農產品的補貼方式，實現期貨、保險、農業的優勢互補與多方共贏，為“三農”融資擔保提供雙重保障。
（四）推進四項改革，釋放“三農”融資擔保活力。一是深化“三權”改革試點工作，激活農村“三權”金融屬性。借助《指導意見》支持新一輪農村產權改革的契機，在法理上尋求突破，為試點提供支撐,增強各方“三權”改革信心；健全“三權”抵押流轉、評估專業服務平臺，支持以各種合法方式流轉、抵押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建立抵押物品處置機制，農戶違約行為發生后，允許金融機構依照相關法律對農戶抵押物進行處置。二是加快農業保險體系改革進程，建立政策性保險、商業保險共同支撐的現代農業保險體系。通過借鑒印度建立國家性農業保險體系經驗，推行政府貼補普及農業強制保險，鼓勵農戶參與商業保險，突出商業保險高代償率與政策性保險的補貼優勢。三是深化融資擔保風險補償、轉移機制改革。借鑒“壽光試點”成功經驗，通過建立一個積極穩健的損失補償制度對“三農”融資擔保給予正回饋，合理設定風險損失補償上限與停止機制，實現該機制的有效甄別和可持續性，解決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發生經濟損失沉沒成本意愿降低”惡性循環。四是加快銀擔合作機制改革。一方面，以明確合理的擔保放大倍數為突破口，重點加強擔保機構風險狀況管理，實現擔保放大倍數的動態管理，扭轉現存合作機制中二者地位不等、利益不均的局面；另一方面，通過鼓勵資金來源多元化與擔保資源整合，提升融資擔保機構實力，解決銀行門檻高，不愿開展合作等難題。
參考文獻：
[1]趙愛玲.中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2]白欽先，曲紹光.各國政策性金融機構比較[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
[3]Wright.Ivan:Farmmortgagefinancing[M].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Inc,1924.
[4]武翔宇等.印度的小額信貸:自助小組一銀行聯結[J].農業經濟問題,2009，(1).
第4篇：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合作協議范文
臨沂：精準滴灌 金融產品不斷創新
在沂南縣岸堤鎮合興村，有一位人人稱道的孝子――牛俊祥，他的老母親于2012年查出結腸癌晚期，牛俊祥為母親手術加上后期化療支出了5萬余元，直到現在，孝順的牛俊祥每月仍要拿出近千元為母親進行術后維持，這使他的日子十分艱難。2016年，他的生活迎來了陽光，經過評級授信，他無抵押無擔保就獲得了扶貧信貸資金4萬元，發展養豬50頭，年收益2萬元，一舉改變了困境。
蒙陰縣垛莊鎮椿樹溝村位于蒙山深處，全村13戶人家，貧困戶占一半。2013年，央視“舌尖上的中國”欄目在該村拍攝《蒙陰煎餅》后，各地游客紛至沓來。該村貧困戶劉宗安申請貸款5萬元辦起了農家樂，節假日游客天天爆滿，年收入幾萬元，一舉摘掉了“窮帽子”。他說，“過去也想搞，但手里沒有錢，現在政府給貸款，不用擔保還貼息，這點賬一年就能還上，過去他們喊俺劉老窮，現在都叫俺劉老板。”
金融扶貧改變了牛俊祥、劉宗安等貧困戶的人生，這些案例，只是臨沂市開展金融扶貧的縮影。
作為革命老區，臨沂市貧困人口數量為44.2萬人，任務非常繁重。2016年，臨沂市在全省率先開展金融扶貧試點，本著“政府作為、責任共擔、風險可控”的原則，引進政策性擔保，一方面政府的風險可控，另一方面金融部門的風險可控，以少量的財政資金撬動金融投入，推動產業脫貧。
金融扶貧要開展，搞好評級授信是前提。臨沂市設立了“721”信用評級指標，以誠信情況確定貧困戶的信用等級，誠信情況占70%，家庭收入占20%，其它情況占10%，發給《貸款證》，貧困戶憑證和村、鎮的證明，就可以到信用社貸到允許額度的資金。及時還款的，還可申請增信。
與此同時，臨沂市實行風險共擔，著力打破風險困局。去年，臨沂市引入省農業融資擔保公司提供擔保，實行擔保公司、政府和承貸金融機構風險共擔的模式。縣兩級風險補償金達到了1.31億元，兩級貼息資金達到0.57億元，按照貸款放大10-15倍的標準，發放貸款至少15億元。主要推出了兩種信貸方式：一種是“富民農戶貸”，直接針對有勞動能力、有產業發展愿望的貧困戶，額度一般在5萬元以下；另一種是“富民生產貸”，針對有意愿帶動貧困戶增收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或各類經營主體，額度一般在300-500萬元。對富民生產貸執行2%的擔保費率，省農業融資擔保公司（其他擔保公司）、財政和承貸金融機構按5：4：1（6：3：1）的比例支付代償；對富民農戶貸按照擔保、政府和金融機構6：3：1比例或政府與金融機構9：1比例支付代償，把銀行的風險降到了最低。
不僅如此，臨沂市還實行財政貼息。對“富民農戶貸”到期還本還息的，財政全額貼息；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或各類經營主體給予3%的年貼息。這種以“免抵押、免擔保、基準利率、J款貼息、風險補償、評級授信”為主要特點的扶貧信貸，解決了農戶困難，也解決了銀行之憂，具有很強的適用性。截至2016年底，全市各類金融機構共發放貸款20.19億元，已有4.74萬名貧困群眾受益，占全省的52%；“富民農戶貸”7267人貸款2.66億元；“富民生產貸”涉及經營主體485個貸款17.54億元，按照每承貸5萬元帶動一人脫貧的要求，直接帶動40167人脫貧增收。
金融扶貧信貸資金的精準投放，有力支持了產業發展，同時取得了帶動脫貧的明顯成效。山東歡樂家食品有限公司是蒙陰縣一家從事果品深加工的龍頭企業，該公司向縣農商行申請發放富民生產貸300萬元，并積極履行扶貧責任，采取多種方式吸納帶動當地貧困群眾增收。一是安排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20多人到廠務工就業；二是扶持貧困戶發展黃桃產業，為63戶貧困戶免費發放桃苗15000株，價值6萬多元；三是通過“公司+基地+貧困戶”模式與貧困戶簽訂“訂單協議”，納入公司生產基地，提供生產技術指導和服務，全部兜底收購。富民生產貸，成為蒙陰縣多項產業的源源活水。
蒙陰縣在富民農戶貸、富民生產貸的基礎上，還開發了富民集體貸和分布式光伏發電貸、小額創業擔保貸、小微企業扶貧貼息貸、農業新型經營主體“融資增信”貸、富民發展貸、扶貧互助資金等多款差異化信貸產品以及種養植保險、健康類保險兩類保險產品。針對農戶種養殖風險高、抗風險能力弱特點，蒙陰縣還為貧困戶貸款人購買了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和種養殖保險等商業保險，目前已為325戶貧困戶借款人統一購置人身意外傷害保險，投保金額1625萬元，有效防范和降低了貧困農戶借款人還貸的風險，提高了承貸銀行對貧困農戶放款的積極性。
被譽為“中國長毛兔之鄉”的蒙陰縣，長毛兔、肉兔存欄量700萬只，是中國第一養兔大縣。本刊記者在蒙陰縣采訪期間，一位養長毛兔五六年的合作社負責人興奮地告訴記者，他聽說縣農商行正在為全縣的養兔戶開發一種新產品，兔子在養殖過程中發生死亡可獲理賠。當然，縣農業部門也會加強養殖技術培訓。他對這個新產品很是期待，因為這將促進全縣長毛兔養殖的大發展。他養兔幾年來，養殖中的死亡率控制和規模擴大這兩個讓他最煩惱的問題，將很快得到改善。
記者隨即向縣農商行了解得知，目前他們正準備實行保險抵押融資，即由養殖企業或農戶購買兔養殖保險，然后以保單為抵押向銀行融資。目前，縣扶貧辦、縣農商行、保險公司與益達兔業和金麥爾兔業等龍頭企業之間已經形成初步合作協議。
金融扶貧的不斷創新，政府、保險業、擔保業的共同發力，改變了金融機構以往“嫌貧愛富”的運作模式，把金融的活水，源源不斷地注入到急需金融支持的農村。在幫助農村地肥水美、農民富裕、企業興旺中，金融機構也將在共生模式下獲得更大成長空間。
菏澤：分類扶持 農戶企業各如其愿
牡丹素來寓意高貴富裕，而牡丹之鄉――山東省菏澤市卻因地處偏僻，資源匱乏，經濟水平一直位于全省倒數。作為山東省脫貧攻堅主戰場，菏澤多項金融扶貧舉措成績斐然，形成了“脫貧攻堅，金融先行”的良好格局。
為解決精準識別貧困對象的資金需求，人民銀行菏澤市中心支行在全省人民銀行系統率先設立金融扶貧協調辦公室（以下簡稱金協辦），積極探索創新金融扶貧精準識別對接機制，構建“鄉鎮初選、聯合甄別、統計推介、分類扶持”的金融精準識別對接程序，及“由易到難、逐步推進、動態調整、全面覆蓋”的金融對接原則，并在全省深入開展金融精準扶貧融資需求對接百日攻堅活動，為不同縣區量身打造金融扶貧方案。
經由菏澤市金協辦的指導促成，成武縣支行與縣扶貧辦聯合舉辦了“成武縣金融精準扶貧貸款對接會”，與30個經營主體達成合作協議，協議金額4100萬元，與260戶貧困戶達成了合作協議，協議金額1300萬。鄄城縣組織舉辦了“示范鎮精準扶貧銀企對接會”，相關銀行則與支持意向企I分頭簽訂了資金對接協議書，達成了近7000萬元的資金支持框架，直接帶動219戶貧困戶就業。
有了強有力的制度和“大后方”作支撐，菏澤市扶貧辦組織全市銀行緊密結合當地實際，精心打造了一批以“1+N+M”“銀行+電商+貧困戶”等為代表的金融扶貧模式，設計了“富民生產貸”“富民農戶貸”等實用性強、辦理門檻低、項目收益期短的金融產品，為貧困戶脫貧提供融資服務。
“1+N+M”模式是指通過“1”家銀行為“N”個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和綜合服務，鼓勵引導“N”個企業吸納“M”個貧困戶在家門口實現就業。
2016年以來，菏澤鄆城縣政府通過出臺鼓勵扶持政策，支持返鄉農民工、大學生投身扶貧事業，鼓勵引導創業企業向貧困村布局，吸納部分年齡偏大、有一定勞動能力、無一技之長的貧困群眾就近就業脫貧。
2014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堿店村民譚江衛，多方籌措14萬元，回鄉開辦了藍雨汽車座墊加工廠，憑著過硬質量和良好口碑，生意日漸紅火，卻苦于資金有限，不能擴大生產。縣領導了解后，安排縣扶貧辦、鎮政府和縣農商行找到譚江衛，宣傳國家扶持政策，鼓勵他在座墊廠設立“扶貧就業崗”，通過吸納貧困戶就業，帶動貧困人口脫貧，并幫助他申請到了50萬元優惠利率貸款，解決了資金難題。
目前，通過集中生產和分散加工相結合，譚江衛不僅實現了企業擴大生產，而且還吸納了堿店村及周邊10余個村60多名貧困群眾在廠或在家務工，短短幾個月就帶動了20多戶貧困戶脫貧。
堿店村77歲高齡的貧困戶郭玉蓮和老伴無法從事體力勞動，如今她借助“1+N+M”模式的政策，就近在村里的藍雨汽車座墊加工廠手工編織汽車座墊，不僅能照料老伴、料理家事，一個月下來還有1200多元的收入。如今座墊廠像郭大媽這樣65歲以上的貧困戶就有七八個，每人每天編織座墊的加工費能拿到40多元，年輕、體力好的貧困戶最高能掙到110多元。
一家銀行的貸款幫助了以譚江衛座墊廠為代表的“N”個小企業，繼而帶動“M”個以郭玉蓮為代表的貧困戶，“1+N+M”模式的“杠桿作用”應用于脫貧攻堅，以最小的人力資源撬動了更多貧困戶的脫貧內生動力，真正實現了從“輸血”到“造血”的無縫銜接。
另一方面，針對有發展產業愿望和能力，但苦于缺乏資金的貧困戶，菏澤市為他們量身打造了“富民生產貸”和“富民農戶貸”兩款金融扶貧精品，想貧困戶之所想，盡力為貧困戶脫貧保駕護航，并能夠有效激發貧困戶自主脫貧的意識。
互利共贏是當初設計、實行“富民生產貸”、“富民農戶貸”的出發點和宗旨。一方面，當下企業申請商業貸款存在貸款難、貸款貴等問題；另一方面，部分貧困戶由于受到年齡或身體狀況、家有病人或孩子等限制，無法外出務工，“富民生產貸”的適時出現，既緩解了企業的資金需求，節省了部分利息支出，促進了企業發展；又能吸收周邊貧困戶就業打工，有效促進貧困戶脫貧致富。截至目前，全市已對定陶區中遠蔬菜專業合作社、金碩農業合作、 巨野縣恒豐果蔬、單縣盛源香業等600多家各類經營主體發放了“富民生產貸”。
菏澤市單縣郭村鎮吳三廟村素有手工做香的傳統。吳三廟村委會與盛源香廠合作，發揮香廠自身優勢，建設盛源香業扶貧就業點，安排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從事制香，每天工資在70元以上；勞動能力弱的貧困戶則被安排包裝衛生香，每天也能掙到30-50元，熟練工每天可收入60-70元。衛生香包裝用工量大，且簡單易學，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在家也能做，非常適合貧困人員就業。2016年6月，村支書吳玉東想擴大規模，帶動更多的貧困走上致富脫貧之路，但因資金周轉緊張，遲遲未能實現。他想到了“富民生產貸”，通過鄉鎮遞交了“富民生產貸”申請審批表。對于能帶動貧困戶脫貧的盛源香業，縣扶貧辦也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積極協調銀行為其發放了40萬元優惠利率貸款用于擴大規模。目前，盛源香業已吸納21名貧困人員到扶貧就業點包裝衛生香，年收入可達8000-20000元，實現了貧困人員就業增收。不僅如此，該項扶貧產業還能輻射周邊十幾個村莊，帶動周邊380余名貧困人口就業，惠及貧困戶100多戶，為該鎮貧困戶脫貧提供了有利條件。
而更能惠澤貧困戶發展產業的，當屬“富民農戶貸”。凡是有勞動能力、有致富愿望、有生產經營項目、有信貸需求的貧困戶，都有資格申請5萬元以下、3年以內、免擔保、免抵押、基準利率放貸、財政全額貼息的“富民農戶貸”。為了進一步鼓勵貧困戶積極參與，菏澤市出臺一系列便民（貧困戶）政策，將申請手續簡化成五步，即貧困戶完成申請――所在村初審――所在鄉審核――所在縣復查――銀行審定后，即可放貸。2016年以來，菏澤市組織轄區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發放扶貧貸款59.24億元，其中針對建檔立卡貧困戶累計發放17.21億元，直接支持貧困戶13083人；針對扶貧生產經營主體累計發放42.03億元，幫扶貧困人口6154戶、17315人。
第5篇：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合作協議范文
關鍵詞：農產品加工；經濟結構；調整
襄陽市市委市政府針對襄陽市襄城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的總體思路是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主要發展旅游業、商貿物流業，尤其強調襄城區要把旅游業作為本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以旅游促進襄城區經濟和社會各行各業發展。這一發展戰略對于發展綠色GDP，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襄城區經濟可持續發展有深遠影響。
但是若過度依賴旅游經濟拉動區域經濟發展，會存在著諸多不利因素，也存在著一定的市場風險和不可預見性。加上襄城區地處漢江以南，是襄陽市政治教育行政中心。既有襄陽古城老城區、又有正在開發建設的城市新區，如檀溪新區、龐公新區，以及規劃建設的襄南新區，還有臥龍、歐廟、尹集三個鄉鎮，屬典型的城市二元結構，因此，我認為應該在以旅游產業為主導的情況下，結合襄城區自然條件和區位優勢，重點在食品加工業上下大功夫，尤其要大力扶持特色農產品（林果業深加工如：獼猴桃、藍莓、核桃、葛粉）加工業的發展壯大以及畜產品（牛肉、豬肉（野豬肉）、奶制品）加工業的發展，經過5到10年的發展，將特色食品加工業和畜產品加工業作為一個戰略性產業來發展，盡快形成另外一個龍頭產業來帶動農民農村農業的發展，同時也可以形成農產品加工產業產業鏈，與本區的旅游業錯位發展，協同發展，壯大襄城區的經濟實力，提升襄城區綜合實力。最終形成兩個龍頭，多業支撐的襄城區經濟發展架構。
為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在5到10年內培育在本市有突出地位、在周邊地區有重要影響的農產品加工龍頭產業集團，產值過100億元的企業兩家，過50億的4家，10億以上的企業10家。提升我區在全市農產品加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和農產品加工業的集聚力、輻射力和有效帶動力、影響力，為我市打造漢江流域中心城市農產品加工中心，構建全省農業強市作出應有的貢獻。
為適應經濟新常態，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之路，襄城區民營經濟已經在襄城區經濟結構中占有相當比重，但總體規模偏小，單個企業規模更小，也比較分散，缺乏大企業支撐，不利于形成產業集群，沒有規模，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民營經濟難以進一步做大做強。關于如何推動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市委市政府已經先后出臺了若干政策性措施，從行政和法律層面針對襄陽市民營經濟發展中存在和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提出優化行政領域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就我區民營經濟發展問題，應結合我區經濟結構中優勢和劣勢，以及自身的實際，走自己的特色發展之路。將農副產品加工業尤其是特色農產品加工作為未來5到10年我區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突破口來重點謀劃，重點加以推進。具體如下：
一、為順應市委市政府關于《襄南宜一體化發展規劃》的要求，我區應該盡早在產業方面與鄰近的九集鎮對接，爭取在我區尹集與九集之間建立特色農產品加工園區，形成加工產業帶，以促進雙方民營經濟的發展要求，實現雙方產業一體化發展。可以重點選擇我區新207國道、305省道以及襄荊高速圍合區域重點加以推進，爭取納入十三五襄陽市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力爭進入湖北十三五規劃的籠子和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
二、在新建園區重點建設和發展特色農產品（林果業深加工如：獼猴桃、藍莓、核桃、葛粉）加工園和畜產品（牛肉、豬肉（野豬肉）、奶制品）加工園。
1.就林果業發展方面，我建議深加工園區生產基地建在我區，獼猴桃、藍莓、核桃、葛粉等原料生產可以南漳、保康為種植基地，采用綠色有機肥種植，采用公司加農業合作社再加農戶的模式，實行種植訂單生產銷售一體化經營模式，可以密切上下游產業鏈合作和多方穩固的戰略利益的共享。關于加工原料來源數量和質量方面，我認為是有一定把握的，主要依據是南漳保康已經是中國有機谷的核心區和拓展區，《中國有機谷發展規劃》已經獲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湖北省發改委正式批復，并正式納入《長江中游城市群規劃》，需進一步上升到國家層面加以重點推進。獼猴桃、藍莓、核桃、葛粉等特色林果類產品適合有機谷種植，我建議盡快啟動我區與中國有機谷（湖北文東集團--建設經營單位）戰略合作協議，將我區定位為中國有機谷總部研發中心，依托該集團在中國有機谷南漳保康種植基地，在園區開展加工、研發、物流、倉儲、配送業務，以實現產業集群和特色農產品產業鏈的發展和壯大。積極引進加多寶集團發展獼猴桃、草莓、茶葉、杜仲養生、藍莓飲料，引進智強集團合作開發智強核桃粉、葛粉等。
2.就畜產品（牛肉、豬肉（野豬肉）、奶制品）加工園建設方面，在奶制品生產上，我認為應該大力引進蒙牛、伊利乳業集團。依托我區比較豐富的草場資源，并根據這兩大集團對養牛場建設的面積、種牛的選育、人工草場的種植技術、衛生標準、工人操作規范、運輸條件等等要求，在鄰近南漳的丘陵山地選擇一定區域規劃建設優質奶牛培育繁育中心和檢驗檢疫中心，建設符合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的奶牛原料奶源基地，在尹集農產品特色加工園區積極籌劃蒙牛、伊利工業園區，大力發展優質袋裝奶、奶粉等牛奶制成品，并配套物流倉儲配送中心建設用地，在十三五規劃中應該預留其發展用地，為以后招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充分利用南漳有機谷，大力發展有機肉用牛、野豬生產，在尹集和臥龍規劃建設肉牛工業園區、野豬肉深加工中心，并依托襄荊高速、麻竹高速、外環高速、焦柳鐵路和蒙西華中重載鐵路（在建）在尹集建設物流配送中心。
以上思考建議，符合襄陽市經濟發展戰略，符合我市關于襄宜南一w化發展總體規劃，也符合襄陽市對我區經濟發展結構調整的總體定位。同時，也有利于改變我區城鄉二元結構，解決我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推動我區城鄉一體化發展步伐。
參考文獻
[1]劉春月.淮安培育食品千億元產業的產業集群發展研究[J].經濟師，2015，01：196-197.
[2]韓東鶴.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研究[D].哈爾濱商業大學，2013.
[3]宋國宇.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評價與結構調整研究[D].哈爾濱商業大學，2011.
第6篇：農業合作社與農民合作協議范文
保險具有扶危濟困的天然屬性，直接面向的是最廣大的貧困人群和社會弱勢群體，因此保險參與精準扶貧可謂順理成章
銀行因具有直接信貸投放和風險管控等功能優勢，可引導資金實現精準投放，保障實現“造血式”長效脫貧致富機制。典型代表如建設銀行，不斷推動金融扶貧模式創新，運用專業化手段實現“精準滴灌”
與貧困縣簽署合作協議，成立專門的扶貧部門或小組，是多數券商結對幫扶通常的打開方式。不少券商高管都是親自掛帥出征，紛紛派遣陣容豪華的領導班子，奔赴扶貧前線
達則兼濟天下。
對于現代企業來說，想要獲得更長遠的發展，應該勇于擔負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社會環境的優化、努力促進社會福利增長，不斷反哺社會。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到“精準扶貧”，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實現社會幫扶和精準扶貧有效對接。作為國內經濟重要支柱的金融機構自然要成為“最大力擔當”。
《投資者報》記者注意到，現行模式下，僅僅依靠救濟式扶貧并不能徹底改變貧困人口的處境。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扶貧方式需要創新，變“輸血”為“造血”。
精準扶貧是一項長期工作，其能夠持續發展，重點在于事前宣傳以及事后推廣。尋找金融機構行業扶貧成功的案例，并且將經驗推廣出去，這對于持續關注金融機構的《投資者報》來說既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義務。為此《投資者報》本期推出的封面專題，就準備來挖掘各類金融機構的精準扶貧故事。
保險：扶危濟困本質與扶貧天然契合
保險具有扶危濟困的天然屬性，直接面向的是最廣大的貧困人群和社會弱勢群體，因此保險參與精準扶貧可謂順理成章。
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曾多次強調，保險助推脫貧攻堅大有可為。具體而言，一是具有放大效應，通過保險市場化機制，放大財政補貼資金使用效益；二是具有普惠功能，通過大數法則覆蓋所有貧困人口；三是具有精準特點，對因災因病等不同原因致貧返貧的貧困人群開發有針對性的扶貧保險產品。
俗話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但是，單靠自身的力量實現脫貧致富還是存在諸多現實障礙和困難。
比如，貧困農民開展生產普遍存在貸款難的問題，保險公司可以通過發展農村小額貸款保證保險等產品，和銀行共同承擔信貸違約風險，實現銀保互貸，達到農民想貸就能貸款的效果。
在這方面，太平財險鼓勵通過農業保險保單質押、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保證保險、農房財產權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等方式，拓寬保險增信路徑，低成本盤活農戶資產。
比如，通過全新農業保險的頂層設計，實現與農業產業的深度融合。2017年，陽光產險在集團公司統一部署下，將重點推進產品扶貧，以產品創新為抓手，精準對接廣大貧困地區群眾的保險需求。堅持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雙線并行，在傳統財產保險和人身意外保險的基礎上，大力開發價格保險、指數保險、保證保險等創新型產品，努力覆蓋貧困地區群眾全方位的L險保障需求。同時加大產品整合力度，結合當地群眾的實際需求，開發保障面廣、費率靈活的套餐產品，通過提高運營效率、擴大保險責任、加大費率優惠，進一步降低貧困群眾保費負擔。
此前太平財險與中農金保為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聯合推出了優質農產品“雙保險”計劃，計劃推廣至全國1000個優質農產品原產地的1000個農產品品種。“千縣千品”計劃中，由太平財險承包的每件農產品都可以通過記錄的二維碼追溯到生產過程中的各種質量指標以及保單信息，讓消費者“買的放心，吃的安心”。這樣對于農產品銷售也是一個重大的促進作用。
扶貧先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則是脫貧致富的根本，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在這一方面，保險業將大顯身手。
中國平安除了援建學校、志愿支教、教師培訓等傳統的方式外，還在今年成立了教育公益理事會，由馬明哲擔任第一任理事長。平安希望通過規范化、系統化的管理體系，全力提升農村的教育發展水平，縮小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利用互聯網技術優勢，平安還搭建了公益平臺。
2016年，平安人壽聯合幕天公益成功為1000個鄉村課堂圖書角募集建設資金，并通過“捐書助教”活動籌集到10萬余本書籍，超出預期目標171%。擁有過億客戶的平安金管家APP支撐起“最大書籍捐贈公益平臺”的目標，而百萬名平安壽險業務員和上千家門店為好書從城市流向鄉村提供了一個巨大而暢通的網絡。同年，在平安支教行動中，中國平安積極利用互聯網創新公益形式，通過夢想置換、知識眾籌以及網絡支教，將互聯網與公益深度結合，突破了以往支教參與方式單一的瓶頸，打造了“超越時空”的愛心支教。
銀行：多項舉措創新 籌集扶貧資金
在眾多的金融機構中，銀行因具有直接信貸投放和風險管控等功能優勢，可以引導資金實現精準投放，保障實現“造血式”長效脫貧致富機制。因此，商業銀行需要積極擔負這樣的社會責任。
普惠金融、精準扶貧的任務要求金融服務重心下沉。為此，銀行業積極推進鄉村營業網點布設，不斷加大縣域的信貸投放力度。
政策性銀行方面，2016年5月份，國家開發銀行扶貧金融事業部正式掛牌。農業發展銀行在總行成立扶貧金融事業部，省市縣分別成立扶貧機構，實現了對832個國家級貧困縣的金融服務全覆蓋。
商業銀行也在貢獻自己的力量。本身根植于縣域經濟的農業銀行，2016年持續深化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突出“三農”特色考核，將三農金融分部考核結果納入分行綜合績效考核。充分保障縣域業務發展需求，傾斜配置信貸資源、費用和固定資產。
《投資者報》記者注意到，銀行在精準扶貧上也是力爭多樣性，不斷推動金融扶貧模式創新，運用專業化手段實現“精準滴灌”。
譬如，去年年末，建設銀行用于精準扶貧的貸款余額高達948億元，比年初增長173億元，增速22%。據介紹，建行通過信貸支持貧困地區企業及個人，帶動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就業和增收超過8.63萬人次；通過信貸支持農田水利、生態環境改造、交通基礎設施、學校建設等項目，惠及眾多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有效地激發了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
此外，建行通過創新電商扶貧模式，助力貧困地區產品走出去，善融商務企業商城貧困地區入駐商戶累計交易金額超過11億元，有效激發了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
已經在扶貧路上走了21年的工行，截至去年年末，各項扶貧貸款余額合計930億元，同比增加273.5億元。
工行的做法是緊密圍繞建檔立卡貧困戶和貧困地區脫貧需求以及政府發展規劃，制定扶貧政策，確定扶貧項目，因地制宜，精準扶貧，相繼開展了金融扶貧、綠色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救災扶貧等一系列方法。
譬如金融扶貧方面，工行總行優化“創業擔保貸款”，將最高貸款額度由8萬元調增至10萬元，支持貧困戶創業。在吉林，推出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質押方式的“惠農貸款”，幫助農業合作社，農業大戶購買農機具；在貴州、，推出旅游貸、藏宿貸融資方案，支持當地農民經營家庭旅館脫貧致富。此外，運用“電商+企業+貧困戶”的互聯網精準扶貧新模式，繼續推動貧困地區的農業企業、小微企業在融e購平臺上線，擴大銷售渠道，通過企業的發展實現下游農戶的脫貧和電商人才的培養。
在將金融精準扶貧引向深入的過程中，銀行業金融機構探索完善財政資金和金融資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協同扶貧的良好機制，加強政銀之間、金融同業之間的交流合作，推進資源共享，提升扶貧效能。
例如，農行充分發揮“政府+金融”的協同作用，逐步探索出以“政府增信、產業帶動、銀政聯動、便利惠農”為特點的精準扶貧有效模式。據介紹，“政府增信”，即積極引入政府風險補償基金、政策性擔保公司、保險公司、財政直補等政府增信機制，發揮政府代償作用，解決貧困戶抵押擔保難題。“產業帶動”，即將信貸支持重點與地方優勢產業相結合，主動對接政府主導的產業帶動項目，形成“輸血+造血”的長效扶貧機制。“銀政聯動”，即充分發揮地方政府、駐村工作隊等在客戶推薦、農村信用體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輔助貸前調查、貸后管理和逾期催收，提升貸款保障程度。“便利惠農”，即積極爭取地方政府貸款貼息政策，并通過合理設計結息周期和還款方式，為貧困戶享受扶貧政策提供各種便利。
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投資者報》記者也注意到，商業銀行面臨一個尖銳的問題，自身逐利本性與精準扶貧政策性、公益性之間的內在矛盾，即如何才能同時兼顧好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的責任。
除了政府對于扶貧機構有獎懲激勵，還需要探討經濟化的手段方式。譬如通過市場手段發行票據、專項柜臺債券等方式。
比如農行在4月12日到4月18日間，通過全國各網點、個人網上銀行分銷國家開發銀行發行的首期30億元的易地搬遷扶貧專項柜臺債券。該債券品種采用3年期固定利率品種，利率預計在3.87%到3.95%。國開行按照微利或保本的原則發放長期貸款，中央財政將給予90%的貸款貼息。農行這次創新將拓展扶貧資金來源，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向脫貧攻堅重點領域。
興業銀行承銷的“貴州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扶貧中期票據”，是全國首單扶貧中期票據，也是同時發行的首批兩單扶貧票據之一，這標志著銀行間債券市場在推進金融精準扶貧上的創新突破。本筆扶貧中期票據注冊金額10億元，首期發行5|元，期限5+N年，債項評級為AA+級，發行利率為5.39%，低于同類非扶貧債券。債券募集的資金將用于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長順縣和威寧縣，支持兩地高速公路服務區建設。市場普遍認為，精準扶貧和市場化的信用增進是本期債券的最大亮點。
在籌集扶貧資金方面，比如民生銀行，早在2008年就成立了中國銀行業第一家公益捐贈基金，5年內每年拿出稅前利潤的0.8%～1.2%用于公益捐贈，這在中國銀行業乃至中國企業界均是一大創舉。2008年以來，民生銀行累計公益捐贈金額已接近20億元。
券商：34家公司與貧困縣結對幫扶
相比其他金融機構，券商的扶貧任務更有壓力，因為未來證監會還可能將扶貧成果納入券商分類評價標準。
去年，證券業協會公布了三批“一司一縣”結對幫扶倡議行動名單，其中有34家券商與41個貧困縣結對。
證券公司怎么扶貧？《投資者報》記者從券商公布的2016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中看到，不少券商高管都是親自掛帥出征，紛紛派遣陣容豪華的領導班子奔赴扶貧前線。
與貧困縣簽署合作協議，成立專門的扶貧部門或小組，是多數券商結對幫扶通常的打開方式。
在2015年券商公益支出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國信證券，在2010年就啟動了“金色人生”人才培養計劃，截至2015年年底，共資助學生1027人次，覆蓋全國20多個地區，總資助金額為287.45萬元；2016年，公司啟動對廣東河源龍川縣巖鎮山池村三年共計1034萬元資金投入的對口幫扶計劃，目前已完成781萬元扶貧款項撥付，村道硬底化、垃圾池建設、自來水工程等基礎設施項目均已陸續開工建設；2016年8月，公司積極響應中國證券業協會開展“一司一縣”結對幫扶行動的倡議，結對新疆麥蓋提縣，從發展特色農業、支持企業生產、企業融資等方面開展幫扶工作。
此外，公司還捐資100萬元支持中國證券業協會在山西省臨汾市隰縣、汾西縣開展的定點幫扶；出資80.17萬元捐建貴州省三都打魚民族學校學生食堂；捐資南方科技大學科研建設到捐資心理健康基金會開展抑郁幫扶計劃；捐建贛州敬老院、捐資撫恤環衛工人；捐款170余萬元助力廣東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國信證券一直不遺余力地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公益活動，獲得廣泛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