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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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要］經濟轉軌是近年來研究熱點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傳統經濟學領域，較少涉及生態環境領域。文章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分析經濟轉軌進程中生態環境效應，著重分析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正負效應。總體而言，市場經濟生態環境效應要優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為提高資源配置和資源效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同時也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規避其帶來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關鍵詞］經濟轉軌；管理機制；生態環境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比較多，但對其還沒有形成一個確切的定義。經濟轉軌也叫“經濟轉型”或者“經濟過渡”，主要研究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社會主義世界計劃經濟消解、市場逐步形成的這一過程（胡德寶，2010）[1]；經濟轉軌主要是指社會經濟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變，具體而言主要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轉軌經濟一般情況下，就其原來意義來說，無論“過渡經濟”、“轉軌經濟”，還是“轉型經濟”，其含義并無太大區別，均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轉換（張仁德，2006）[4]。綜上所述，許多學者基于傳統經濟學的視角將經濟轉軌定義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筆者認為經濟轉軌內涵非常豐富，不應僅僅指對資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體制的轉變，還應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的選擇。

目前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傳統經濟學領域，例如市場化轉軌過程的描述和分析[3]、轉軌經濟比較方法論[4]、經濟轉軌過程中自然壟斷行業規制改革及績效差異[5]、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重構[6]、經濟轉軌不確定性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7]、轉軌路徑、經濟增長與轉軌理論范式研究[8]、經濟結構對體制轉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9]等。然而，經濟轉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上述社會經濟效應，它還改變了企業的運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對企業的生態環境決策和政府的生態環境管理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帶來生態環境質量的改變。但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二、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三、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

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

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縱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四、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　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　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　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

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

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

以海洋漁業資源為例，隨著水產品價格不斷升高，以及資源保護、維持水產品資源再生能力的意識極為淡薄，缺乏資源持續利用的觀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漁業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海捕撈過度，水產資源嚴重衰退，傳統的底層魚類資源衰退最嚴重，形成了“見有就補，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惡性循環[33]。又如農村資源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這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斷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者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缺乏資金吸引力。同時由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利用率較低，有限的農村環保資金沒有產生出最大的生態環境效益。目前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現象，資金分散到多個部門，難以達到協調統一效果[34]。綜上所述，市場機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市場體制也有不能企及之處，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市場建設方面的作用。

第2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產權改革 經濟學 經濟體制改革

一、產權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概念

我們通常情況下把產權理解為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人們對資源的使用權利，也可以說是人們在利用資源時必須遵守的適當規則。從直觀上分析，產權主要用于表現人與物之間的某種特定的歸屬關系。其實呢，這種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也從另一方面體現了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此可知，如果只有一個人或者無限制供給資源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出現我們所謂的產權問題。

清晰化以及流動性是產權的兩項重要的基本特征。產權清晰化包含了兩種基本含義：一是產權中所涉及的主體的“人”格化。這主要是指產權的所有者必須是被我國法律認可和承認的人格主體。這些主體通常是指法人或者公民自然人。這一特征是不適合抽象的對象的；二是產權歸屬必須具有獨一性。“一物一主準則”在市場經濟中是維持我國產權市場的正常運行的重要標準。產權制度的第二項基本特征是流動性，產權的流動性有助于提高企業運營效率，有助于實現資源優化合理配置，從而聚集大量社會資本，最終達到與現代的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目的。

二、產權經濟學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分析

1.產權經濟學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

通過總結我國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產權經濟學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理論基礎。產權經濟學是中國經濟學研究中最基礎的經濟理論之一。無論是在理論認識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充分表現了產權的復雜性，因此產權經濟學是我國在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重要挑戰。產權不是單一的某項權利，而是一組圍繞人們財產所結成的權利。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建立起有效的產權激勵機制是重中之重，是整個改革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產權激勵是經濟改革的價值取向。

2.產權經濟學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旋律

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主體內容，其核心是產權制度改革。產權的明晰以及界定問題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微觀基礎。產權制度在法律的保護下和政府部門的適當激勵下，才能有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為產權是發育市場經濟主體的第一要義。

3.市場經濟中股份制改革的精髓是產權多樣化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要求以多樣化的產權主體作為經濟的微觀基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通過相互競爭，推動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而在股份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找到了這樣的一個有效載體即產權多樣化。同時，這也是是產權經濟學的一項重大突破。因此，股份制被稱為20世紀資本主義的一項重大發明。

三、如何應用產權經濟學促進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1.以產權經濟學為第一要義優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

通過總結我國早些年間實行計劃經濟所得到的經驗和教訓的，同時針對我國目前國情，不斷的進行探索和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慢慢的以市場經濟代替了計劃經濟。實踐證明，這確實是一項正確的舉措，在現在的經濟改革浪潮中，我們要銳意進取，不斷開拓新的天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注意以下問題：由于全民所有制在產權制度中是模糊飄渺的，更加無從談起所謂的激勵，這就導致了生產效率低下。因此，要將產權所有制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頭戲。要勇于解放思想，沖破束縛，大膽深化企業經濟改革，促使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從而建立起多元化的、全方位的產權激勵機制，最終達到優化所有制結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效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2.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重視產權多樣化

只有競爭才能促進發展，然而改革開放前所實施的計劃經濟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計劃經濟完全是抄襲前蘇聯的經濟模式，并不適用于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其中全民所有制是一個寬泛而且抽象的概念，它不具備明晰的產權關系，無法形成利益驅動。因此如何在全民所有制中建立起優良的動力機制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歷史課題。因此在現代經濟體制改革中很多企業采用了股份制，通過參股、集股、控股多種方式，形成多元化的經營主體，從而滿足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

3.將產權制度改革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場攻堅戰

產權制度改革是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所遇到的最深層次困擾和較難突破的體制瓶頸。經濟制度是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的體現， 它通常是以政府、企業等單位組織作為支撐點和連接點的， 而產權則是經濟活動的對象以及重要紐帶。運用適當的制度來界定經濟主體的具體責任和相關權益叫做產權的界定。產權的界定主要是為了維護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從而優化配置經濟資源，實現我國經濟有序而且高效的運行。目前有的產權歸屬關系還是很模糊，這一現狀導致部分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疏忽了自己的資產情況，缺少具體人員對國有資產負責。想要盡快改變這一現狀就必須重視產權制度改革。

4.將產權保護作為民法的核心內容

每個公民都希望可以擁有屬于自己的產權并使其不斷增值，因此我們必須將產權的保護作為民法的核心內容。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私企和個體商戶應運而生，我們必須通過法律來保護這部分人的私有財產， 這也是產權經濟學制度改革的基本內涵。

結語：通過不斷地研究和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從而進一步完善和豐富我國的產權經濟學理論。在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靈活運用產權經濟學，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創造出更多的經濟價值。

參考文獻：

[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魏杰,趙超俊.構建新的財產制度[J].國有資產管理,2004,(4).

第3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一　社會市場經濟以及社會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基本含義

根據德國"經濟奇跡之父"艾茵哈特的設想，社會市場經濟就是把市場競爭自由原則和社會利益均衡原則相結合，把個人進取心與社會進步相結合，以社會大眾福利制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體制〔1〕。 因取得社會進步和貫徹福利制是國家的任務，所以國家必須建立對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機制。因此社會市場經濟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市場經濟，二是國家宏觀調控機制、三是大眾福利制。社會市場經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德國取得執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提出的執政綱領，在他們戰后長期的執政中這一綱領得到了充分的實施，在社會市場經濟作為基本國策規定入憲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經一度執政的社會人的遵守。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商品生產與交換為目的，以自由競爭為手段的經濟體制。德國歷屆政府和學術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場經濟是和計劃經濟相對立的一種經濟體制，根據西方社會多年的經驗，因為市場經濟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并發揮個人積極性創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國民經濟發展的自覺的和永久的動力，而計劃經濟則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德國實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其實戰后德國也有實施計劃經濟的機會，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時參與競選的社會就是把計劃經濟作為他們的競選綱領的。但是隨著社民黨人這次競選失敗，計劃經濟的主張在德國似乎永遠失去了支持者，而社會市場經濟成為憲法規定的國策。

所謂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指的是國家利用各種經濟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積極干預的各種制度的整體，這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經濟體制提出的。德國人認為，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并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正如1929-1933年的國際性經濟危機證明的那樣。為協調經濟發展，平衡社會利益分配，緩和階級沖突，國家必須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這是實行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的目的之一。實行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當競爭和限制競爭（壟斷），使始終處于競爭的狀態之中，使國民經濟始終具有發展的動力。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是社會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在市場經濟運轉正常的情況下，國家把經濟發展的一切決定權放手給企業和民間，但是一經顯示國民經濟發展有異常情形，國家則立即施行多種干預手段，對市場進行調整，使其歸于正常。德國人對此的概括是："平時國家不問不管，緊時國家多方出面"。

第4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轉型經濟學；研究主題；研究范式；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17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普遍出現了困難，經濟發展速度持續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謀求用市場經濟來代替傳統的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選擇。雖然基本目標一致，但各計劃經濟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卻不盡相同，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績效更有天壤之別。由此催生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即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對經濟體制的變遷進行動態研究，轉型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各個經濟學流派都對經濟轉型進行了研究，我國一些學者則力圖建立轉型經濟學獨特的理論范式。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極富價值的理論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議。但是，一種統一的、被廣為接受的轉型經濟學研究范式還沒有形成。這將不利于轉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

一、轉型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在轉型經濟學的發展和形成過程中，有三個重要概念，即過渡、轉軌和轉型。與之相聯系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這幾個概念，是理解轉型經濟學的前提。社會主義國家出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改革措施，是轉型經濟學的源頭。國內外學者一般將改革與轉軌、轉型嚴格區分開來。如周冰(2004)認為，改革與轉型或轉軌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論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論的目標是直接指導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而轉型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的純理論研究，其目標是對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作出科學的闡釋。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論規范不同，改革理論研究的母體是經濟學，而轉型經濟學從一出現就是以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世界銀行(1996)指出，轉軌涉及到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深刻、系統性的變化；當改革能夠滲透到社會最基本的游戲規則，能夠對規范行為和指導組織活動的制度加以改變時，才發生轉軌。波蘭G?W?科勒德克(2000)認為，改革的焦點是調整與完善現有制度，而轉軌是改變制度基礎的過程，是由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替代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過渡、轉軌和轉型三個概念的核心內涵是一致的，都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但它們各自所突顯的重點并不相同(周冰，2007)。“過渡”一方面表明邏輯的起點在計劃經濟、終點在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兩頭明確的狀態，而另一方面強調的是一種不穩定的變化過程。轉軌也同樣暗含了兩端明確的意思，但轉變的內容更狹窄，即經濟調節機制從“計劃軌”向“市場軌”轉化。而轉型強調的是這個變動過程的性質，屬于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改變，是從一種體制模式到另一種體制模式的轉換，起點雖然還是計劃體制，但終點則出現了動態和不確定的特征。目前這三個關鍵詞在很大程度上還被混用著，核心的內涵還沒有很大的爭論。但從學科發展的角度看，轉型是最能準確表達這一研究領域和對象的術語。

靳濤(2005)和周冰(2007)把轉型的概念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體制轉型或者說是經濟轉型，指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是最狹義的轉型，也是轉型經濟學目前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第二個層次是社會轉型或者說國家轉型，是指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加上政治制度轉型。第三個層次是文明的轉型，指社會或國家轉型再加上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這是最廣義的轉型。顯然，經濟轉型是整個轉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礎，而且經濟轉型本身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國家和中國的轉型實踐說明，對于成功的體制轉軌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條件，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協調一致的政策措施對轉軌更有積極意義(王蘊，2005)。主張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分的觀點實際上還沒有理解經濟轉型的特有規律，將政治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起來的分析，可以作為第二個層次轉型理論的主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文明的轉型，顯然不能局限在經濟學領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種社會科學領域，而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二、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幾種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

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弗萊堡學派、新制度學派等為代表，其中，貨幣主義和新制度學派的影響最大。貨幣主義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僅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允許當事人的自愿談判，不管權利初始界定如何，影響資源配置的外部性都會得到解決。他們的主張集中體現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穩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

在“休克療法”指導下的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而中國的轉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對此，他們又認為，轉型取決于各國經濟改革中的結構性因素和初始狀態，中國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義。如“休克療法”的倡導人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1994)等人認為，中國是作為一個農業國家開始改革進程的，而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面臨的則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沖突。因此，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內部條件，或者說是“經濟落后”的產物。但是，中國的改革正面臨著產權陷阱，改革前景不容樂觀。

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研究的是市場的運作，而不是研究市場的生成問題。而經濟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變化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社會性變革，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范式在這里都難以發揮作用。根據他們的理論，計劃經濟被打破之后，市場體系會迅速發揮作用，但實際上，新體制的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2、新凱恩斯主義的范式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繼承凱恩斯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保證市場經濟有效運轉必要條件的思想，強調轉型過程中的政府應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能像

“華盛頓共識”那樣做一個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統地論述了“后華盛頓共識”的主張，該共識大大加強了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為使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必須采用多樣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貨膨脹、治理預算赤字和往來帳戶赤字、穩定產量和促進長期增長、審慎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等。在競爭政策方面，主要有促進貿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促進私有化、確定管理控制機制等。錢穎一(1999)認為，“后華盛頓共識由簡單的轉軌公式諸如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轉向關注制度建設，以及分析制度的影響”。文貫中(2001)進一步指出，“后華盛頓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將發展的目標定得更加廣泛和長遠，并且讓政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起更加積極的作用”。“后華盛頓共識”把轉型與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強調競爭的作用，認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新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個關于市場生成和發展的理論。雖然它強調了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著重于闡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對市場內在缺陷的認識提出的，沒有明確區分轉型條件與市場條件下政府功能的實質性不同。德?維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開出的轉型方案，即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與新凱恩斯主義的“后華盛頓共識”并不能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更不能給世界帶來繁榮。

3、演化經濟學范式

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來自于達爾文主義，其奠基者凡勃倫與現代開拓者納爾遜、溫特都把達爾文主義作為其類比和隱喻的基礎。凡勃倫是第一個將“演化經濟學”作為專業術語使用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成為演化經濟學重要的靈感來源。經濟演化思想在奧地利學派那里被廣泛應用，經典例子是門格爾有關貨幣從物物交換經濟中有機和自發地演化出來的理論，哈耶克等人則試圖為個人自由和自發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強有力的論證。現代演化經濟學發源于美國，以1981年博爾丁出版的《演化經濟學》和1982年納爾遜、溫特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為標志，演化經濟學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從動態演化的視角理解社會經濟過程，已經成為分析和描述復雜經濟現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為解釋持久的經濟變化過程，生產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要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前提的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換言之，它關鍵取決于“新奇的創生”。新奇的創生是永無休止的經濟變化的原因，在演化經濟學的框架中它被處理為經濟系統內生的。演化經濟學把創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基本區別。

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了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他將“北京共識”概括為：“1、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如中國的經濟特區)；2、堅決捍衛國家和利益；3、循序漸進，不斷精心積聚具有不對稱能量的工具(如外匯儲備等)”。他明確表示，“北京共識”的靈魂是“創新”和“實驗”。賈根良(2006)認為，“北京共識”的精髓與演化經濟學的經濟政策觀之間存在著驚人的聯系。基于演化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經濟轉型會發現，一項良好的經濟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統觀和過程觀，前者注重的是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則強調的是時間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歷史的沉淀、現在的選擇、未來的不確定、新奇以及保持變遷的連續性等。在此基礎之上，經濟政策的演化觀必然要堅持最小限度打亂原理、試驗性政策學習和質量型經濟政策等基本主張。

雖然經濟演化理論對轉型過程的研究非常有啟發意義，但演化經濟學范式也并不能成為最佳范式的選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經濟學對轉型過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轉型的本質特征。演化經濟學所考察的是經濟系統的一個長程的、自發的、漸變的過程，它考察的是這種變化的動力、機制和方向。而轉型則是較短時間內整個經濟系統結構性的變化，它是急劇發生的。從歷史長程來看，這種變化只是“系統演化路徑上的分叉或者突變的那一個點”，“轉型的結束正是一般意義的制度演化的開始”(周冰，2007)。在轉型過程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力量對比與矛盾沖突，尤其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演化經濟學很難對這些關鍵的力量與矛盾作出細致、深入的考察。從演化范式的政策觀來看，它還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

4、制度變遷范式

制度及其結構決定了人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激勵機制，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和經濟組織演進的軌跡，歷史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就要到制度變遷中去尋找原因。根據熱若爾?羅蘭的定義，轉型是“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因此，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理論來解釋、研究轉型過程就成為一種最常見的現象，在這方面的文獻數量也最多。制度變遷理論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需求一供給”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轉向老制度主義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則多用演進博弈論的分析工具。雖然制度變遷理論到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還不能稱其為一個獨立的范式，但由于這一理論強調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而且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正契合于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體制改革的理論需要。因此，制度變遷理論在轉型經濟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的理論工具。樊綱(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兩種改革成本并將其用于對兩種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則基于制度變遷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認為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問題。舊馮濤(1996)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始終貫穿著一條利益誘導、利益補償、利益替代的戰略主線，可以總稱為“替代型”的改革戰略。楊瑞龍(1998)通過中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分析，提出了“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的理論假說。周業安(2000)提出一個分析中國制度變遷的初步的演進論框架，并認為內部規則的逐步發育和強大的過程，是中國市場化的本質。黃少安(2000)基于對中國經濟轉型過程的研究，提出制度變遷的三個假說，豐富了制度變遷理論。劉(2004)則將轉型方式劃分為突變式制度變遷和演進式制度變遷。

在單項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很容易確定制度變遷的主體，從而可以進一步確定制度變遷的成本、收益、動力、阻力等關鍵性概念。但是，轉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羅蘭所謂的“大規模的制度變遷”也并不是單項制度變遷涵蓋范圍的簡單擴大。“轉型指的是整體意義上的制度系統的結構和性質的改變，由于這種變化程度的劇烈和顯著，以至于使得改變之后

的制度在形態分類的意義上不能再歸入原來制度的同一類型，因此才稱之為體制轉型”(周冰，2007)。簡單地用單項制度變遷的理論來解釋整體性的制度結構的變遷，不僅難以得到對轉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會因遺漏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變量而得出片面的結論。

三、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前景

轉型經濟學的起點是計劃經濟，終點是市場經濟，中間是轉型過程。目前，對于轉型經濟學兩頭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資源，但對于轉型過程，也就是轉型經濟學的核心研究領域，還沒有十分恰當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這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還沒有對轉型的本質進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眾多的理論范式都企圖“用一個子集的特征去規定全集的特征”(陳甬軍，2000)。“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當前對過渡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分析過于依賴已有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觀點組成理論拼盤，對過渡經濟學分析問題做出的回答和解釋，必然導致邏輯混亂和各種觀點之間的邏輯不一致性”(張新，2005)。因此，無論從經濟轉型層次，還是從國家轉型層次，轉型理論研究急需一種統一的范式。

國外對轉型理論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凱恩斯和制度范式為主，熱若爾?羅蘭的《轉型與經濟學》是轉型經濟學的第一部綜合性著作。作者應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工具，闡明了他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成功和失敗的理解。但該書并沒有提出轉型的一般理論，更沒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國內學者出于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困境的思考，同時也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性吸收，對于轉型經濟學抱有極大的熱情與期待，希望借此來構建我國的理論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有的學者從我國特殊的轉型之路著手，雖然沒有提出獨立的轉型研究范式，但卻構造了自成一體的理論框架。如樊綱(1993)指出我國漸進之路的本質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從發展戰略轉變的角度來揭示我國轉型的內在邏輯；張軍(1997)從價格雙軌制人手解釋了我國改革的路徑和方式；厲以寧(1996)則在發展經濟學的框架內納入轉軌的條件，提出了轉型發展理論；周振華(1997)則以體制轉型為約束條件，研究了狹義的發展問題；胡家勇(2003)則認為，轉型的實質是政府轉型，從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轉型。

第5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規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活力喪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展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的弊病，就越發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道德規范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道德關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規范從一部分習俗規范演化而來，以信念、習慣和內心情感等內在因素為基礎，以善與惡、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作為評價尺度，在輿論和教育等強制力下發揮作用。人們遵行道德規范往往基于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出是自覺行為。而所謂道德失范，也叫違規、越軌，是指社會群體或個體偏離或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主要是指對社會發展和進步有負面作用的破壞性越軌行為。要弄清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基于對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強烈社會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實踐主體—人的主觀世界及價值觀的沖擊的分析。

第6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非正式制度變遷；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8-0048-02

在30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實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與此同時，在非正式制度領域，卻出現了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經濟信用的嚴重失常，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場行為，各種各樣的尋租等現象，這些在市場化體制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越來越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固和完善。為此，筆者針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著眼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角度提出一些自己淺薄的看法。

1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表現市場化制度變遷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以求強求富為目標取向，通過自上而下的人為選擇過程而導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續的非正式制度卻更多地表現為以適應傳統的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意識形態和風俗習慣體系。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兩種不同層次的制度之間產生了強烈的摩擦、震蕩和沖突。相對于市場化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社會信用的缺失

我國正處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之中，信用缺失現象還相當普遍。例如：商業交易中大量的欺詐行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資本市場中欺騙瞞報、虛假信息披露和惡意炒作不乏其例。信用缺失已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嚴重危害，不僅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而且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成本。

12行為方式的非理性

所謂行為方式的非理性，就是指人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行為決策缺乏可靠的基礎，主要受情緒的支配。例如在投資領域，當投資者情緒樂觀時，樂觀的預期導致投資激增，經濟擴張，反之，投資萎縮，經濟衰退。在當前表現尤為突出的是一些盲目的從眾行為，人們的行為普遍缺乏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這與市場經濟文化中“經濟人”的理性預期和理性經濟行為是相違背的，這種情況不僅導致了支撐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的缺失，還導致了因重復建設和從眾決策而產生的低水平、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嚴重過剩和產業結構的嚴重趨同，最終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功能的正常發揮。

13價值目標偏向，價值判斷失衡

目前，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性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造成了一些人價值取向的混亂、偏離和失衡。如誠實勞動和守法經營未能蔚然成風。而過度投機和一夜暴富的心態卻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傳統關系社會的影響依舊普遍存在，凡事均通過關系來加以解決。這說明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心態已被嚴重扭曲，社會經濟運行的文化基礎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平、公開、公正等觀念和秩序相去甚遠。

2導致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原因導致我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非正式制度變遷嚴重滯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非正式制度變遷自身具有的自發性、漸進性等特點導致的原因，也有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道德規范缺位和政策實施力度不足等原因。

21非正式制度變遷受其內在的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的影響傳統道德文化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思想傳播和滲透。已深深積淀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形成了種種陳舊的價值觀念、生活習俗等。這些因素必然以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阻礙和遲滯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首先，傳統道德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在經濟生活中的直接危害就是造成人們商品經濟觀念淡薄、時效觀念較差、平均主義嚴重。其次，對和諧與謙讓人生態度的過度崇尚，是導致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競爭精神和開拓精神消減的原因。再次，德智傳統的盛行和法治傳統的缺失，導致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須堅持的法制原則難以落到實處。最后，重群體輕個體，抑制了個人的自主精神和創造精神的發揮，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原始推動力。

22道德規范缺位是我國非正式制度變遷滯后的主要原因在轉軌過程中，與舊的經濟形態相適應的那一套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體系，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從而開始消解，并逐漸喪失了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調控功能，而新的價值觀體系和道德規范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從而造成了社會道德領域的真空狀態。長期以來，以小農經濟和產品經濟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形態所出現的種種弊端，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破這種經濟結構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而引入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和結構模式。以多種所有制經濟結構、大工業經濟、市場經濟等為主要特征的新的經濟形態，本質上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體系，然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新道德的傳播及其為人們普遍接受并發揮作用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在舊的道德規范體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規范體系又無法馬上建立的這段時間里，由于缺乏統一的價值評判標準和行為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必然是盲目而混亂的，表現出對新舊道德規范的困惑和迷茫。在這種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舊的倫理規范之上來行事，并出現大量的越軌行為。

23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制約了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進程

正如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都離不開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輔助作用一樣，任何非正式制度作用有效發揮，也依賴于正式制度的支撐。以當前誠信危機為例，除涉及上述原因外，法律制度建設中的滯后就是一個尤為重要的原因。從法律的角度分析，導致當前我國社會中產生誠信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我國缺乏一套統一的健全的誠信法律體系。②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產權不夠明晰，產權制度建設滯后。現代誠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經濟主體和公共的產權邊界，存在理性的激勵，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脫胎而來，在我國原有的體制下，缺乏經濟主體獨立產權的概念，不能給守信者以激勵，相反卻產生了大量不道德競爭等違反誠信原則的商業行為。

3對深化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的幾點思考31堅持以人為本，樹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發展觀所謂“以人為本”，就是指發展要體現對人的關懷，滿足人的基本權利和需求，以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目標。社會主義制度是把人的全面發展當做社會最高發展目標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達到這個目標的辦法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最有效途徑。因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沿著“以人為本”的目標推進。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既要考慮現在，又要考慮未來。以人為本中的“人”，既是自己身邊的人，又是全社會的人；既是現在已經存在著的人，也是將來要出現的人。想問題，做事情，搞改革，謀發展，即要在單個人身上體現以人為本。

32以誠信為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信用體系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經濟越發達越要求誠實守信，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文明的基石。針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誠信缺失問題，借鑒國際經驗和一些發達地區的成功做法，分步實施，有序推進。首先必須凈化恪守信用的社會環境。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努力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文化環境。一是通過各種宣傳、教育方式，利用學校、企業、社區、行業協會等組織機構廣泛開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養和教育。二是提高社會主體的守信意識和維權知識，并能自覺參與監督和抵制失信行為。三是引導和培養市場主體重視自身信用程度的社會評價，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其次必須加強恪守信用的法制建設，建立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客觀上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法律支持體系。為此，要健全法律體系，對各種非誠信行為有明確的法律規范、限制和懲處，做到有法可依。最后，必須規范恪守信用的企業行為。鑒于當前的實際情況，加快企業信用建設要結合企業制度創新來進行。要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使企業盡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市場主體。避免產權不清、司法公正性欠缺和透明度不夠等給企業失信創造機會。要著力完善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機制，特別是企業內部有效的授信管理和嚴格的獲信管理，加強企業控制自身信用風險的能力，以促進企業不斷拓寬市場、最大限度地降低財務費用開支。培養企業品牌意識、形象意識，樹立信譽就是市場、信譽就是客戶的觀念，不斷增強企業維護自身信用的自覺性。要重視企業文化的創建，用先進的文化理念武裝企業，使依法治企和依德治企得以很好地落實。

參考文獻：

第7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根據德國"經濟奇跡之父"艾茵哈特的設想，社會市場經濟就是把市場競爭自由原則和社會利益均衡原則相結合，把個人進取心與社會進步相結合，以社會大眾福利制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體制〔1〕。因取得社會進步和貫徹福利制是國家的任務，所以國家必須建立對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機制。因此社會市場經濟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市場經濟，二是國家宏觀調控機制、三是大眾福利制。社會市場經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德國取得執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提出的執政綱領，在他們戰后長期的執政中這一綱領得到了充分的實施，在社會市場經濟作為基本國策規定入憲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經一度執政的社會人的遵守。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商品生產與交換為目的，以自由競爭為手段的經濟體制。德國歷屆政府和學術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場經濟是和計劃經濟相對立的一種經濟體制，根據西方社會多年發展的經驗，因為市場經濟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并發揮個人積極性創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國民經濟發展的自覺的和永久的動力，而計劃經濟則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德國實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其實戰后德國也有實施計劃經濟的機會，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時參與競選的社會就是把計劃經濟作為他們的競選綱領的。但是隨著社民黨人這次競選失敗，計劃經濟的主張在德國似乎永遠失去了支持者，而社會市場經濟成為憲法規定的國策。

所謂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指的是國家利用各種經濟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積極干預的各種制度的整體，這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經濟體制提出的。德國人認為，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并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正如1929-1933年的國際性經濟危機證明的那樣。為協調經濟發展，平衡社會利益分配，緩和階級沖突，國家必須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這是實行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的目的之一。實行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當競爭和限制競爭（壟斷），使企業始終處于競爭的狀態之中，使國民經濟始終具有發展的動力。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是社會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在市場經濟運轉正常的情況下，國家把經濟發展的一切決定權放手給企業和民間，但是一經顯示國民經濟發展有異常情形，國家則立即施行多種干預手段，對市場進行調整，使其歸于正常。德國人對此的概括是："平時國家不問不管，緊時國家多方出面"。

所謂大眾福利制，就是使德國公民享受全面的社會保障的制度。按德國基本法的規定，福利制是德國建立的四大原則之一，也是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目的之一。所謂社會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一詞，在德語中本來就有大眾福利的意思。追求利潤當然是市場經濟的動力，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目的卻是為社會公眾造福。因此在德國，有關國計民生的農業、交通、郵電等行業長期以來并不完全服從于市場經濟規則，也就是說這些行業并未全部進入競爭機制，因為它們不能完全著眼于利潤。在這些部門曾經保留著很大的國營經濟成分（但是從1995年1月1日起德國鐵路、航空公司、和郵政電訊實行了私有化改造，即按照私營公司的形式進行了重新組合，現在的德國國營企業僅僅只有魯爾區的幾個煤礦）。另外德國還對社會的高收入階層實行累進稅制，并以國家財政支持對雇員的養老、醫療、失業等實行全面的保險，并對職業教育、兒童教育、低收入房租、貧困者的社會救濟等方面進行補貼。

第8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于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征。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于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征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于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于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后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于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于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并傾向于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征，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松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余，那么，在放松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后，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會財富，由于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沖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而不至于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現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于強調收入的稅制。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征收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于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于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并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個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據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于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并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于一個范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于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于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征，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余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征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后，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

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杰，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并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系通過法律框架規范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于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系，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系，從而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范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于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

第9篇：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范文

我國文化產業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是，從當前整體的情況來看，還面臨著很多的調整和問題。因此，進一步探討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改革面臨的新形勢，并結合當前的形勢提出相應的對策，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針對新形勢下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面臨的復雜背景，本文從文化產業管理體制的含義出發，對當前我國文化產業面臨的形勢進行分析，并針對其中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和方法，以此為深化我國文化產業體制改革提供參考。

關鍵詞：

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

一、文化產業管理體制的含義

姬汝茂認為，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是有關政府在管理文化產業方面具有的政府職能、組織體系、管理方式以及政府與文化單位間的關系，處理的規范和準則等等。通過管理體制，從而規定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管理等相關活動的特征。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講，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是對社會文化價值的一種反映，并在不同時代下，因生產環境、文化氛圍等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價值。

二、新形勢下的文化管理體制改革背景

我國是從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和管理都是由國家全部包辦。政府在該過程中既充當所有者和管理者，同時也扮演著經營者和舉辦者的角色，成為一個全能的選手。文化機構則依附于政府，通過政府這個機構，實現對文化企業的控制和管理。在這樣的方式之下，文化產業的發展存在著非常非常嚴重的“政事不分”和“管辦不分”的特點，從而導致其一方面弱化了政府在調控當中的宏觀作用，同時也進一步弱化了社會辦文化產業的積極性。最終的結果導致行政力量對文化產業的管理效率低下，缺乏自身活力等嚴重的后果。而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開始逐步完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各項政策和管理已經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同時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我國文化產業開始面臨著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如在電影行業中，大量進口影片開始進入中國，沖擊著中國的電影文化市場。而隨著外國企業大量進入我國文化市場從事文化經營和服務，它們憑借自身在資金和管理方面的實力，對這塊未被開墾的處女地的誘人利潤有清楚的了解，對中國文化市場，他們志在必得。因此，加快我國文化市場管理體制的改革，成為當前迫切的任務。

三、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存在的問題

(一)改革滯后，發展秩序紊亂

在管理體制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為宏觀管理體制。在這方面其主要存在著政府過多地干預經營管理，并出現政府職能交叉、缺位、多頭管理等問題。受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當前政府還存在統管不同文化產業，并可直接參與和決定文化產業自身的運行，從而使得文化產業游離在了市場經濟體制之外，使得其嚴重缺乏活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在微觀運行機制方面，政府過多地干預了文化市場，而對其中的價格、產品質量、市場執法方面卻缺乏監管，缺乏相應的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由此這些問題導致文化市場發展混亂，盜版、欺詐等行為更是屢見不鮮。

(二)投資渠道單一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活動逐步活躍起來，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對于文化產業來講，面對充裕的民間資本，其投融資渠道卻比較單一，很大程度是依靠企業自身資金來源和政府財政投資。資金缺乏，成為影響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障礙，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確的民資引導政策。

(三)管理體制缺乏活力

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較晚，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也比較落后，在文化市場中，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問題仍為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如其中的行業分割問題，文化、新聞、廣電和出版等部門包攬了從宏觀調控到微觀的所有運營管理方面，企業運行等仍然采用計劃經濟體制管理思維；其次，針對一些區域分割，很多文化資源的流動受到區域壁壘的嚴重影響，從而不利于整個文化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結構優化。同時，由于缺乏現代企業的經營方式，文化市場方面很多的規范和注入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也沒有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嚴重阻礙了市場不同主體的活躍程度，使得整個文化市場在建設中缺乏活力，并帶有嚴重的行政干預的色彩。

（四）管理方式與手段比較落后

在管理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在用人機制方面，沒能形成流動機制和淘汰機制，導致在文化產業中冗員過多，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文化程度也比較低。在管理手段方面，存在著“重行政、輕法律，重管理、輕市場”的現象，嚴重影響著對文化市場的管理。如在管理中，通過條例、決議等方式直接干預文化市場的建設，忽視市場機制在文化產業建設中的作用，從而導致文化產業的產出比較低下，人力資源也嚴重浪費。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很多，如長期計劃體制影響、思想觀念的滯后、政策法規不健全、管理方式落后等等。

四、加快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

面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形勢，只有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才能更好地實現我國文化產業的長遠發展。因此，筆者提出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第一，樹立全新的文化產業管理體制管理思想。俗話說改革的前提是思想的轉變。只有廣大的管理者在改革中樹立改革的思想意識，才能夠更好地為文化產業管理體制改革奠定基礎。同時科學劃分各級管理部門的職能，使得各個部門在實踐中做到權責分明，分工明確。同時進一步優化文化管理部門結構，以此使文化部門能夠適應市場變化的需求。第二，加快文化管理體制的創新。體制性創新是新時期文化產業競爭的關鍵所在。政府要逐步轉變自身的“壟斷性生產和提供者”的角色，并創造各種政策和環境，為文化產品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同時創新文化發展的模式，采用多元化的市場主體，并將這種多元化的市場主體作為文化產業發展的突破口，從而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產業。同時培育一批以國有資本為主導的混合企業，并加快在法律法規、審批制度、監管制度方面的建設，從而構架更為開放、有序的文化市場體系。第三，構建完整的國有文化產業管理監督體制。國有文化產業資產在當前的形勢下數量龐大，從業人員也非常多。因此，做好對國有文化產業資產的管理成為發展的關鍵。因此，必須充分做好對國有和私有之間的產權界定，為國有文化產業的管理奠定基礎，同時按照“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的要求，實現對國企的現代化的管理。第四，加快當前的投融資體系建設和人才培養。大力推進文化產業中的合并、兼并、重組等，從而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品牌的優秀文化企業；同時加快對我國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拓展企業資金來源的路徑，為實現文化產業的發展注入強大的資金驅動力。對此，應放寬民資進入文化產業的門檻，允許更多有實力的企業和資本進入到資本市場，從而增強文化產業的活力。

五、結語

總之，文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我國管理體制的改革，而只有正確認識到文化產業發展中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才能從思想上、行動上實現我國文化產業的大發展。

作者：祖令 單位：河南藝術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1]陳世香.大部制視角下地方政府文化管理體制改革進程及其挑戰[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0（05）:3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