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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實現路徑
作為世界著名的指導思想,在國內外的影響非常大。政治經濟學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建設環境日趨復雜,過去的政治經濟學不能夠完全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這就需要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創新與完善。
一、政治經濟學為什么要創新
1.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揭示世界政治經濟環境與社會背景的學科,因此其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環境的變化,才能夠發揮良好的指導作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創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該時期資本主義制度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社會的主要矛盾沖突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沖突。在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確立階段,該制度在創造高度發達生產力的同時,又在促進社會階層兩極分化,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在此背景下,政治經濟學在揭示資本主義市場基本運行體制與內在本質的基礎上,深度剖析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歷史弊端,科學地預見了新的社會制度必將取代該制度。政治經濟學為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壓迫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思想指導,并且與其他思想、學說一起構成了系統完善的思想理論體系。一百多年過去了,當今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逐漸被打破,社會主義逐漸成為全球重要的社會制度,而資本主義經歷多次經濟危機后,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與修復,與一百多年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天翻地覆的變化。
2.政治經濟學自身發展的需求能否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創新,關系到的長久生命力,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開展。對于任何理論學說來說,只有不斷進行自我更新與完善,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才能夠不被其他學說、理論所取代。科學的理論學說之說以能夠被當今社會奉為經典,究其原因還是其能夠不斷適應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要求,并且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進行發展與更新,以更加適應社會的需求。成熟的理論出自于實踐,只有立足實際,不斷進行自我創新的理論學說,才能夠真正指導實踐。
二、現代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思路與方向
1.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經濟制度以及發展歷程,只有真正將這些“獨特”的東西搞清楚,才能夠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堅定不移地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偉大歷史使命。在這一宏偉歷史藍圖的背景下,只有積極投身于這項偉大的社會主義視野建設,并且積極從中汲取營養元素,才能夠制定出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經濟學指導理論與指導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不應該過分遵從教條主義,而是在堅持將思想基本理論與中國基本國情聯系起來這一基本原則的同時,積極思考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以發展的角度去思考與分析問題,將基本思想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不是當做絕對的“金科玉律”。針對我國當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環境下,積極思考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立場,客觀真實進行總結歸納,將中國已經發生與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與思想結合起來,立足于實際,不斷進行政治經濟學創新。在創新中要始終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深挖的思想精髓,扎扎實實分析基本思想、理論內涵,充分運用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對于這一理論學說進行創新。
2.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同時,積極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其他文明成果。之所以成為當前全球研究的熱點,并且始終保持高度的先進性,究其原因還是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文明成果進行自我完善與更新。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方法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鑒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的基礎上,結合當時資本主義發展實際創立出來的,并且在后來的發展中,不斷吸收西方經濟學等文明成果,最終形成豐富多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尤其是在當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程度遠超過中國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并且借鑒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發展理論,這對于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西方經濟學也存在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將資本主義當做人類發展的最理想社會制度,這顯然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時要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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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研究性教學;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當前研究性教學在國內外大學中得以深入展開,且已取得明顯成效。從研究性教學在課程中的實施來看,研究性教學主要集中于工科類課程當中,且主要以開放實驗室、開設設計型和綜合型的實驗等形式來進行。對于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來說,如何在經濟學專業基礎課程《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開展研究性教學,這類研究和實踐顯得較為薄弱。在對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研究性教學的特點進行了探討后,筆者擬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一、《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開展研究性教學的必要性
1、學科地位日益邊緣化。《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我國高校經管類專業本科生的專業基礎必修課。教學內容主要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部分,在大一第一學期開設,為以后開設其他專業課奠定經濟學基礎理論。然而,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后,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大量引入,《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地位日益邊緣化。誠如邱海平所指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已經是嚴重下降了,甚至是過度下降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已經被嚴重邊緣化了,并且仍然處在進一步被邊緣化之中。《政治經濟學》不再純粹是一門學術課程,更多的成為了一門意識形態課程。大部分高校不斷減少《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課時,甚至部分高校的經管類專業課程設置上還剔除了《政治經濟學》課程。《政治經濟學》課程陷入了“上面重視、基層輕視”“表面重視、實質輕視”的困境。2、課程內容的現實解釋力趨弱。政治經濟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滅亡并且最終將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經濟規律。然而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不但沒有滅亡反而不斷發展,與此相反,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后,社會主義遭遇重大挫折。經濟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機。如何正確回答當今的經濟社會實踐是政治經濟學必須直面的問題。基于上述原因,要穩固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地位和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現實解釋力,一方面需要加強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國際化、應用化、數學化和學派化,必須堅持“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世情為鑒,國情為據,綜合創新”。另一方面,需要在高等院校大力推進研究性教學。
二、《政治經濟學》研究性教學的嘗試
1、教學內容的取舍政治經濟學是以商品經濟條件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揭示了商品經濟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社會化大生產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運動規律、表現形式及局限性,以及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規律。從教學目標來看,要求學生能運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和方法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與經濟規律,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與問題。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學教材體系建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有程恩富教授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蔣學模教授主編的新版《政治經濟學教材》、衛興華、張宇撰寫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逢錦聚教授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第四版劉樹成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等。這些教材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研究性教學內容。但是對于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來說,上述國家規劃教材主要是研究型大學編寫的適用于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使用,存在層次過高、理論性太強等缺陷,為此,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我們遵循一個原則,緊扣現實經濟問題和地方經濟發展實際,對教學內容進行了調整:一是改變以前課程只講述基本原理和資本主義經濟部分兩大內容的模式,增加了社會主義經濟部分內容的講述。在以往的教學中,由于政治經濟學課程只開設52學時,課時較少,因此在教學中我們只講述商品和貨幣理論及資本主義經濟部分的內容,對社會主義經濟部分不予講述。開展研究性教學后,我們增加了社會主義經濟部分內容的講述。二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納入講述的重中之重。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后,很多人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失敗、的失敗。作為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自然也受到人們的懷疑。因此中國在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經濟方面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最新經驗就是該一問題最好的回答。因此針對當前青年大學生重點講述這一問題,鮮活的事實無疑將是最佳的注腳。三是增加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變化的探討。近年來,資本主義世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及其新發展、當代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新變化、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經濟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等新的經濟現象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也并不是那么完美無缺。因此加強這方面內容的講述無疑有助于青年大學生辯證認識資本主義經濟制度。2、研究性教學方法上,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學法、課題研究指導教學法。研究性教學的本質在于在教學過程中體現研究性能力的訓練特征,讓學生學會研究式學習,學會獲取知識的能力,學會創新知識的能力。研究性教學方法主要是培養學生以科學研究的方式主動學習,不僅學知識,重在學習探究問題的方法,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動手能力。第一,案例教學法要體現本土性和實用性。案例教學法是指為深化對相關原理的認識和系統掌握,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以案例為素材,進行案例分析和討論,從而得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的一種教學方法。在運用案例教學法時,教師選編案例宜使用發生國內的、身邊的一些現實經濟活動中的熱點或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系的經濟現象。如價值理論中有關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教學,就可以學生自已上大學與不上大學為例進行比較分析;講授價值規律時可選擇常德地區的土特產石門柑桔的價格變化為案例。在進行案例討論時宜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要以學生對案例的分析與討論為主,教師點評為輔。第二,課題研究指導教學法。課題研究指導教學法是由于大學生的知識、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指導教師根據課程的內容、性質和要求,幫助學生共同確定研究課題,組建研究團隊,查找和分析課題資料,構架論文結構,指導寫作等。指導教師一定要進行多形式地跟蹤檢查,以確保課題研究質量,從而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在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我們根據課程內容和要求研究了以下研究課題:利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和國民收入的理論即經濟增長理論,分析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應如何轉變;(2)利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分析我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生產過程;(3)利用馬克思的商品貨幣流通理論,分析常德物流企業的經濟活動;(4)利用馬克思的分配理論,分析當前我國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有什么好的改進策略;(5)利用政治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合理性;(6)利用馬克思的對外貿易理論,分析當前我國對外貿易摩擦增多的原因,我國應如何調整對外貿易增長戰略。3、更多地構建校內外實踐平臺,強化實踐教學誠如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目標所說,“旨在引導學生們認識和解決社會主義諸多經濟問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門課程不再過多地對現有制度和現行政策進行論證和宣傳,而是立足實際,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和發展進行分析,使學生們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情況有基本了解。”事實勝于雄辯。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也應如此。這就需要在研究性教學中要更多地構建校內外實踐平臺,強化實踐教學。我們的做法一是邀請相關專家、企業家、政府工作人員深入課堂,結合某一具體課題為學生舉辦報告會,直接與學生互動,當場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二是通過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等形式,有目的地開展實地調研。利用寒暑假時間針對當前經濟熱點問題組織學生進行實地調研,從而了解這些經濟現象的現狀、問題及原因,并運用所學理論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提升學生的能力。
三、結語
為加強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其現實解釋力,極有必要在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開展研究性教學。通過教學內容的調整,教學方法的改進,教學實踐的強化等,讓學生身體力行,自我探究,從而增進教學效果,提升培養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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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強調科學抽象力的學科,要求培養學生們的抽象思維能力。在大學本科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學習中,學生們特別是理科背景的學生面臨著較大的學習困惑和壓力。要做到促進學生對相關知識點的理解、增強學生們在學習過程的收獲感,則需要“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①。對此,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合理運用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相關成果,無疑是實現政治經濟學課程“簡單和通俗”,進而提升政治經濟學課程趣味性和說服力的重要途徑。實現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研教轉化”,實現“以研促教”,重難點是在確切把握相關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適度性、實用性的原則,通過對數理模型相關理論成果的甄選、轉化、引入和運用,明晰知識點的難易層次和教學對象的層次,構建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體系。
一、現有數理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分析
在數理政治經濟學方面,以吳易風、丁堡駿、白暴力、張忠任、陳恕祥、馮金華、馬艷、張銜等為代表的國內學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凱維茨、斯威齊、森島通夫、羅默等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積極運用各類數理模型來科學表達政治經濟學中的數量關系,不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數量分析②。其中,吳易風、張忠任、馬艷等學者以學術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數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學術體系的構建(見表1.1)。
表1.1數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學術體系
著作作者體系內容體系特點
《數理政治經濟學》(2006)張忠任商品、價值和貨幣;資本循環、周轉和再生產;資本運行的具體形式;國際經濟過程;幾個理論與方法的問題。以國內兩本優秀《政治經濟學》教材為參考底本,推進了從“研”到“教”的轉化工作;強調對相關理論謬誤的甄別和批判,強調數理表述對原意的遵循;內容覆蓋面廣,對國外相關理論熱點和爭鳴把握全面和準確。
《現代政治經濟學數理分析》(2011)馬艷價值理論模型;剩余價值理論模型;價值轉型理論模型;平均利潤率變動規律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地租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失業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再生產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國際不平等交換理論與實證分析。數理分析廣泛使用了幾何學、矩陣翻書、微積分、差分方程等現代數學工具;運用統計計量方法進行了系統的實證分析;強調對當代現實經濟活動的重新抽象,來加強政治經濟學數理分析的現代性建設。
《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2012)吳易風商品和貨幣;資本和剩余價值;資本主義工資;資本積累及其歷史趨勢;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借貸資本和信用;資本主義地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突出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強調數學模型在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工具性和適度性;建立了較為全面的馬克思經濟學的數學體系;以主干性專題來搭建馬克思經濟學數學體系基本框架。
這些代表性體系的構建,無疑都是對政治經濟學數理研究的完善和發展,不僅回應了近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相關詰難,而且從數理分析出發進一步論證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具有很強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同時,由于這些學術體系的理論性、科研性很強,具體組成內容在模型的復雜程度、數學工具的選取等方面都有所差異,使得難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難度較大的內容超出了本科階段的學習要求。另外,學術熱點與教學要點并非完全對應。一些重要的學術熱點,并非是本科《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需充分細致講授的教學要點,比如被譽為政治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的轉型問題等。因此,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運用數理模型,需要我們基于數理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構建本科政治經濟學教學中的數理模型體系。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體系構建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文字敘述與數理分析的主次關系
正如吳易風教授所說,數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復雜問題簡單化,也能夠解決一些語言文字無法解決的經濟學問題③。比如,在地租理論中,政治經濟學教材常提到“土地的價格與地租額成正比,與利息率成反比”,這一知識點如果不結合數理分析將很難理解。
但是,政治經濟學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學思維方法,主要運用的是科學的抽象法。在現實中,數學方法和語言文字一樣,也不能解決所有經濟學問題,模型分析容易趨于理想化狀態而喪失科學性。而且,數理分析的過度還會使得教學目標異化,使得授課內容“為了數量化而數量化”。因此,具體到教學過程中,我們依舊要將文字敘述作為政治經濟學知識點講授的主要形式,而數理分析則是次要形式。
(二)數理分析內容的難易差異
數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斷豐富和發展,總體而言理論性和科研性都比較強。由于研究熱點本身的深度,以及構建模型和數學工具選取的難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難度較大的科研成果已經超出了本科階段的學習要求和范圍,難以作為教學內容轉化的來源。比如“轉形問題”,以及相關的狹義或廣義動態轉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論中地租虛擬價值模型,在資本循環中的產業資本職能形式數學模型等等。
(三)結合文理背景的分層教學
對于理科出身的學生而言,《政治經濟學》容易給這些學生帶來“學不到東西”、“沒有太多收獲”等感受,使得他們學習興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加入數理分析的內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學生們特別是理科出身學生的學習興趣。
而且,本著因材施教的原則,在構建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分析體系的過程中,可以嘗試分層教學操作,對數理分析內容進行劃分。比如,在地租理論中,“地租與地價”的數理分析既適合文科學生學習,又適合理科學生學習。但是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的數量分析,難度和對數學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轉化為面向理科學生的授課內容。在此過程中,結合授課對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層教學格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的體系構建初探
我們基于《政治經濟學》本科課程的總體講授框架,參考政治經濟學數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別是代表性學術體系,兼顧數理模型運用應注意的問題,對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數理模型運用的體系構建進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價值。涉及交換價值的計算;勞動生產率的計算;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價值的數學表達;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數量關系。
(二)貨幣與貨幣流通量。涉及四種價值形式的數學表達;價值價格的數量關系;貨幣流通的數量模型;修正的貨幣流通量公式。
(三)資本和剩余價值。涉及剩余價值率的分類討論;剩余價值生產中的“西尼耳謬論”和批判;剩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關系。
(四)資本的循環與周轉。涉及產業資本三種循環形式;預付資本的總周轉測度;總周轉公式的引申;可變資本周轉對剩余價值量的影響;保本點的計算。
(五)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市場實現。簡單再生產及其實現條件;擴大再生產及其實現條件;簡單再生產實現條件與擴大再生產實現條件的聯系;實現條件推導中的若干數理分析;費里德曼增長模型簡述。
(六)資本主義的分配。涉及資本主義工資,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的數理表達,實際工資增長悖論,工資率與剩余價值率的關系;平均利潤和平均價格,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商業資本參與分配后的平均利潤率測度;土地價格理論模型,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理論模型。
(七)資本主義發展趨勢。涉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與相對過剩人口形成,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的數理分析。
其中,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數量關系、剩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關系、保本點的計算、費里德曼增長模型簡述、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理論模型等內容,作為分層教學的內容,主要面向理科學生講授。
1.教材的選擇不能體現其民族地區地方高校的特點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政治經濟學使用的教材與全國其他高等院校趨同,其民族地方特征未能體現。民族地區高校的學生知識準備相對欠缺,一些涉及政治經濟學相關方法,如:數學分析法、模型分析方法等未能學習和掌握,學生學習到政治經濟學中相關知識時,只能是一知半解,教師難以開展系統的教學活動。民族地區高校政治經濟學的教材一般都選擇全國統編教材,目前使用的是由逄錦聚等主編的面向21世紀政治經濟學教材(第四版),內容龐雜,采用的數據陳舊,理論內在邏輯關系不緊密,涉及地方尤其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熱點、難點和具體問題的內容案例很少。
2.政治經濟學教學師資薄弱教師的教學水平直接關系到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的問題,師資問題是決定教學環節的關鍵因素。民族地區地方高校師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數量少,結構不合理,知識老化。教授政治經濟學的專業教師數量少,教師年齡普遍偏大,青年教師比例少,教學能力不高,難以完成教學任務。師資培訓的經費欠缺,教師參與學術交流的機會很少,教學和科研水平難以提高,教學質量得不到保障,不能滿足培養人才的需求。
3.政治經濟學傳統的教法與測試方法亟待改革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教授政治經濟學的大多數老師仍采用傳統的板書方式授課,上大課,老師臺上教,學生臺下聽,“滿堂灌”致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未能調動起來。民族地區地方高校的辦學條件在不斷改善,大多數學校已建有多媒體教室,但其設備現代化程度不高,同時由于教師年齡偏大在運用多媒體教學設備、收集材料、PPT制作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如:不熟練、收集材料困難、PPT制作難度大、備課量大等因素,致使政治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抽象的理論、數據分析、模型等,需要用課件影像資料來形象深動地闡明,而得不到運用,使其問題更加復雜化和抽象化,傳統的教學方法既單一,教學效果又不佳。政治經濟學很是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要運用理論去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接受檢驗,由于受傳統考試方法的影響,政治經濟學課程的考核基本是通過期末閉卷考試,既簡單又單一,造成學生只關注書本知識、死記硬背、脫離實際,很難體現對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具體問題的實際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學生創造性的發揮。
4.政治經濟學教學實踐環節缺失政治經濟學既有較高的理論性,又有很強的實踐性,尤其重視實踐經驗的總結,應用性很強,但民族地區高校由于受傳統教學模式的影響,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教學實踐,加之高校擴招,教師教學任務繁重,很難抽出時間組織學生深入到基層、企業、經濟開發區等去調研,一些涉及本民族地區的重大經濟現象、重大經濟問題、熱點、焦點、民生的問題,無法從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找到答案,從而削弱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指導價值,削弱了高校為地方經濟建設的服務功能,極大地挫傷了教師與學生“教”與“學”的積極性。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進的建議
1.結合民族地區的實際著力充實教材內容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政治經濟學在使用全國統編教材的同時,應結合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教學大綱和補充教材編寫工作中,以政治經濟原理為指導,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成熟的案例來突破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熱點和難點引導學生討論,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激發創造性,完成學習任務,實現培養目標。
2.通過引進和培養人才,建立一支結構合理而又穩定的師資隊伍民族地區地方高校大多數建校時間短,師資力量還比較弱,高學歷、高職稱教師達不到要求,而且教師隊伍不穩定,為此應集中力量重點解決教學骨干教師的問題,一是要實施人才引進計劃,積極爭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出臺各種優惠政策,搭建科研平臺,創建能引得進、留得住、出成果的人才引進機制,通過人才的引進,優化師資結構;二是要通過“西部計劃”、“教授工程”等措施將優秀教師送到重點院校進修學習,提高專業知識水平,通過培養改善師資結構;三是要大力支持和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國內學術交流活動與合作,要求教師深砧教材,掌握學科發展前沿,發現學科新問題,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學能力;通過以上措施從而形成一支結構合理較為穩定的師資隊伍,確保政治經濟學教學的穩定發展和質量的不斷提高。
3.與時俱進,充分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改進教學方法政治經濟學理論性較強,傳統的教學方法是教師從基本概念范疇出發,通過邏輯推理、抽象思維在黑板上一步步演繹出一般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然后圍繞這些原理引用一些事例加以分析和證明,教師把備課、教學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疇的界定和邏輯推理上,追求理論體系的邏輯性、完整性,因受課堂時間的制約而理論聯系實際顯得有些欠缺,學生學習時感覺抽象難理解乏味,難以激發學習興趣。而通過多媒體運用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文字、圖形、影像、語音等方式來演示教學內容,將政治經濟學中許多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論、復雜的邏輯關系直觀、清晰地表達出來,其教學效果,具有十分明顯的作用,為此教師應努力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面對現代化多媒體教學手段提出的更高要求,教師要熟練和掌握多媒體的運用,要求教師要制作自己的課件,通過課前大量的準備、課件的制作,在課堂教學時節省傳統板書時間,傳授大量信息,既改變了傳統單一的教學方法,使教師的教法更具靈活性和創造空間,又有利于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同時民族地區地方高校要克服辦學經費困難的矛盾,積極爭取多方支持,加大投入力度,加強現代化多媒體教學設施的構建完善,為教師的教學提供力所能及的硬件設施,為實施現代化教學手段提供前提基礎。
改革傳統考核的方式,注重對學生的全面考核。課程考核既是對學生學習過程掌握知識程度的檢測,又是對教師教學效果的檢驗,主要是考核學生對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靈活運用基本原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根據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特點,考核可采取口試、作業、討論、案例分析、筆試等形式,考試和口試主要是考核學生基礎理論和相關實踐問題分析的能力;課堂討論、案例分析和作業主要考核學生的綜合運用能力,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新意識。
論文摘要:經濟學研究需要從“問題”中升華出政治經濟學的“最高理論”—總體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以這一科學范式作為明確的理論指導,其主體內涵是通過勞動過程整體歷史(演化)觀,重建政治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內生于歷史邏輯過程。這一范式并不意味著對于勞動價值論的任何的放棄,而是著眼于將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具體經濟理論邏輯及現實邏輯作為分析范式中的重點。
一、引論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其表述的涵義有二:其一,政治經濟學只有“一門”,就是總體表達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政治經濟學的階段特征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其總體性,而只會是顯露出政治經濟學的內部結構隨歷史研究對象的發展而發展的特性;其二,廣義體系與狹義體系的區分,既是相對的,又是歷史發展的,因此,如果說依據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將誕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劃分為:處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和處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那么,后一體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體系為既定前提和發展條件,從而顯露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經濟學在本質上應具有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質。總之可以說,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政治經濟學不斷發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種內在歷史結構。
首先,簡要的說,在政治經濟學創立的初期(對應于經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為了資本主義革命批判任務的客觀需要,經典作家確立的根本研究任務是,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的結合,并最終促成“科學批判分析”。通過這一初創的研究,政治經濟學被規定為關于唯物史觀的總體經濟學表達,是關于唯物史觀的總的經濟學證明和運用。這一時期的經典總體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等。
其次,相應在政治經濟學的逐步科學形成和發展時期(其典型標志和核心形式是經典作家圍繞《資本論》的研究),也正是通過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在資本主義對象內科學結合的完成,以《資本論》這部光輝著作的系統創作為載體,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闡釋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資本論》是一項“范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它科學地認識到“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而“到目前為止,總的來說,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歸根結底,《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不僅僅是關于方法論本身的,也是對于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的一種奠基。
第三,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運用和具體發展時期(即對應于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的研究),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確實嚴重忽略了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這一關涉體系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具體表現為理論與法乃至內容與方法在方法論研究上的開始斷裂,致使在實際運用與理論具體操作中的批判邏輯和建設邏輯的兩分研究的狀況及趨勢逐漸得到強化。在教學中,政治經濟學被兩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完全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脫離,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對立,的正統研究方法日漸教條化。這一硬化的“正統’,一定程度上已經破壞了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使“歷史”成為簡單和斷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復雜和連續、累積的。所以,誠如盧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所謂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從總體方法論角度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涉及對象的一種總體分析和全面理解,即總體政治經濟學不僅包括狹義分析(對于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特殊經濟系統分析),必然同時包括廣義分析(對于人類勞動和生產過程的總體一般分析),或者說,在科學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之內,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不可偏廢、有機統一的。雖然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發展屬性,使這一結合乃至統一同時具有顯著的時代性和歷史階段性特征,但總體性仍然是內在的分析邏輯。從這一意義而言,我們將要剖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應該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有機統一,以及深層次地包括了理論與方法的有機統一分析,等等。
二、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科學內涵
這一理論剖析,可集中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和邏輯框架的兩個有機聯系方面。
先來看第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伴隨著方法論的不斷發展而得到發展和成熟,所以,迄今為止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作為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和經濟實現形式,突出體現為一種“總體經濟結構分析方法”。簡單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會總體經濟結構被表達為“生產方式十生產關系”,準確地說,是以特定形態生產方式為基礎、與之相結合并反映其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因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在層次劃分上可以區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具體生成系統,表明生產關系生成系統本身決不只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部,而且它作為“最高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必然由“較低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所決定,這就是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據這一分析,看來波普爾將馬克思學說系統地簡化為一種“決定論”來理解的真正危險之處不是在于“歷史決定論”本身,而是在于人為制造了歷史決定論與科學決定論的邏輯矛盾。簡言之,馬克思關于決定論的論述所包括的三個層級關系,即物質技術或生產力決定層級、經濟或生產關系決定層級以及社會意識形態決定層級,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辯證的。馬克思的科學敘述一再表明決定論是科學的整體決定論,其基本邏輯是:生產力對于總體社會經濟系統的決定不會是簡單、直接的,或者以某種線性形式進行,而是伴隨有社會中介條件和過程的不斷生成的一種經濟結構形式的決定,本質上乃是一個生產力決定作用的逐步社會累積發展過程。
第一,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變遷過程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本質結構和發展結構,這一分析最終可以表明,政治經濟學始終是一門關于真正意義的動態經濟過程分析的歷史科學。具體而言,包括勞動過程、生產組織及相應的所有制一產權一管理制度三個子系統構成內容層級。它表明:(1)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真正基礎乃是特定歷史形態的勞動過程(演化)結構,包括社會經濟系統所需的全部技術條件和物量基礎兩方面內容,通過技術結構(即勞動的物質技術條件組合系統)向社會結構(即勞動的社會組織條件或分工和協作系統)的對接和轉換,從而最終實現勞動物量的社會化;(2)生產組織對于實現勞動與生產方式的結合始終具有直接的社會中介作用,內生于從特定勞動過程向社會生產方式進行歷史變遷和轉化的過程之中;(3)因而,勞動過程和生產組織一起進一步真正構成了生產社會性質的現實基礎,決定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特殊結合方式的具體形態,即表現為具體的所有制形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產權形式和經濟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運行形式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形式結構,相應,這一具體分析是為了充分揭示和展現經濟有機體的內在運行機理以及表層結構,從而使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數理表達特性,如可以表征為“在時間和空間里有確定位置的一個經濟整體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關系”,等等。作為本質層次的外化和實現,經濟運行形式對應地具體化為社會勞動形式、社會生產形式以及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運行層級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勞動過程本身包含著勞動方式(作為勞動的物質技術和社會組織條件)和勞動形式(作為勞動結合和交換形式)而言,作為社會生產力的表層結構,勞動形式不過就是特定形態的勞動分工和協作或勞動技術組織條件的社會實現形式;(2)作為勞動(分工)形式的直接社會加總—“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會生產形式在內涵上即表現為生產者之間的具體不同的社會經濟聯系形式,表現為基于特定生產組織形態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產組織的自給自足資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業生產組織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等;(3)同樣,完整的生產社會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勞動和生產組織的社會性質以及勞動和生產過程運行的社會全貌,因此系統包括以所有制、產權及管理制度為基礎的或與之直接對應的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這顯然同時是特定社會生產關系在內容構成上的具體化。
總起來看,生產力決定社會生產過程或經濟結構的變遷和運行的機制是這樣的:特定勞動過程一社會勞動形式一生產組織一社會生產形式一生產的社會形式。它的深刻內涵包括:(1)總體生產方式包括勞動方式(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生產形式(作為宏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以及生產的社會形式(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本身)三個層次⑩,從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用運動具體化為完整生產方式內部結構的運動;(2)從勞動過程到生產過程的社會總合的經濟運動,作為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一般原理的具體運用,無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經濟理論,并可能重塑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研究邏輯路徑;(3)從科學決定論的方法論出發,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構造”,勞動過程理論的時代和現實意義在于賦予勞動價值分析的結構內涵,從而可能重塑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的內部理論構成關系,實現勞動過程分析和剩余價值分析的內在結合。
進一步從第二方面看,從完整勞動過程二重性(包括勞動技術過程和勞動社會過程)出發,需要將《資本論》中的狹義邏輯論證框架—作為“商品一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擴展為總體邏輯論證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因為不僅馬克思的科學資本主義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直接的統一,也就是同時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的“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以及“從反面來表述它的規律”兩方面的內容要素,而且《資本論》本身也是勞動二重性邏輯的直接展開,也就是分別作為“資本主義本質論”和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在《資本論》中,勞動技術過程的直接規定是勞動過程的自然屬性,勞動社會過程的直接規定則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的社會屬性,從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規定性上勞動二重性與生產二重性取得了內在的一致,并構成社會抽象勞動一資本關系基礎上的“資本積累一經濟結構”圖式。但是,即使僅就資本主義過程而論,社會生產或資本積累過程也總會與特定勞動過程相聯結并以之為基礎,反過來,每一勞動過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則會推進一種新的社會積累體系或結構形式。由此使得這種分析本身帶有兩個新特點:
第一,價值決不只限于狹義價值,而首先是一個總體價值的概念。在資本主義過程中,狹義勞動技術過程被直接簡化和還原為勞動社會過程,社會總資本代表了簡單勞動過程的完全的社會加總,社會價值關系體現為既定社會總需求結構下的社會抽象勞動關系。在廣義勞動歷史演化過程中,由于社會總需求結構不變假定的放松,價值首先體現為一種“勞動效用關系”—作為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概念,其真實內涵是總體勞動過程視闌對于簡單勞動過程視闌的替代。總括兩方面的論述,價值總體地乃是“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總體價值概念表明:價值作為社會作用中介,也是一個總體過程,是“勞動過程一商品一資本”過程與“勞動過程一企業一資本”過程的一種復合。關于前一過程,馬克思給出的社會經濟總攬的公式是“商品價值構成”,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物質形態,引出狹義資本總公式;相應,對于后一過程,則可以相對給出“企業價值構成”的社會經濟總攬公式,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人力形態,引出人力資本的社會規定。由此,基于完整的價值概念,可以得到總體資本形態,也就是作為物質資本形態和人力資本形態的統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總體資本規定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與資本的總體形態對應,資本總體規定則作為歷史規定(積累起來的歷史勞動過程)和社會規定(積累起來的社會抽象勞動)的統一,或者說,乃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這一規定使資本概念成為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最為突出的表征,從而通過總體資本的社會作用中介,經濟總過程事實地裂變為“勞動過程一價值一私人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以及“勞動過程一價值一公有資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前一過程發展了資本和勞動的社會對立關系,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則確立了私人資本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導地位:資本是“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資本所有權是“一種普照的光”,“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因而擁有“支配一切的權力”;后一過程發展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生產協作關系,使得“企業所有權”能夠游離于資本所有權進行經濟生長,從而企業不僅作為勞動生產率單位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微觀基礎,也同時作為產權經濟組織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現實基礎和社會載體。總括兩方面的論述,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處在于,它不僅是一個從具體勞動過程向抽象勞動過程進行社會轉化和還原的價值增殖過程,而且更為重要的,還是一個在生產專業化以及生產和諧兩方面均占有效率優勢的價值和諧過程。根據這一觀點,無疑,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對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將體現在對于“只有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生產經營信條的歷史否定和揚棄,而且必將體現在實際勞動過程現實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
總之,對于總體政治經濟學而言,商品不再簡單地成為(或表現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單元形式,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歷史和“被決定”的范疇,替代它的將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概念—勞動過程;而既然社會經濟系統首先面對乃至需要解決的是無數個千差萬別的單個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問題,那么,經濟學不僅需要分析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單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細致地理論剖析和闡明它們各自在總體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內部有機聯系,并努力地將之推進到經濟運行的現實表層結構進行分析。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
以上的論述并不表明勞動價值論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體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顯其中心的地位與作用,尤其是作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內核基礎。因此,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乃是在于,科學確立勞動價值論和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具體理論層面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打通勞動價值論發揮功能的兩個基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實現理論與方法的一體化。這一研究是通過不斷理論建設和利用完整、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來達到的。具體而言,從理論基礎的角度,勞動價值論與價格理論、企業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之間的邏輯聯系,除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論述的狹義價值生產、創造和轉型及狹義價值流通、實現和分配諸理論,還應當包括具有廣義內涵的價值創造、轉型乃至實現和分配等理論;與此相應,從方法基礎對應的角度,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必然會進一步具體化為基本經濟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勞動的平均一邊際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勞動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從而,在總體政治經濟學體系內,通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的對接以及有機結合,最終能夠實現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科學意識形態功能和科學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統一。
從現實邏輯看,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結構和層次性的認識問題,則成為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重點分析中的難點問題。這是因為:其一,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就其實質而言,乃是社會主義總體經濟結構變遷過程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及運行模式的不斷變革和調整,因而需要整體處理好經濟變遷過程與經濟運行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在經濟轉型、發展與經濟改革間創設適當的制度和結構形式作為調整工具變量和中介條件;其二,從勞動價值論的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內涵出發,單純的經濟分析只是有助于經濟結構的數量特征的認識,而無助于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的質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實現單純著眼于經濟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間”與著眼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層結構分析的“制度化空間”的互補和結合;其三,與新古典對于市場的看法完全相反,馬克思框架內的市場概念既非完全靜態的,又非純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種“制度演化空間”,因此,由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而引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構建,既是一場涉及經濟全局的深刻的大規模制度變遷,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又同時是介于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的中間過渡與連接地帶,從而是具有設計性和靈活性的一種自覺秩序,這極大地增進了經濟實施和操作過程中的異常復雜性、不確定性,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正具有前無古人和偉大空前的經濟實踐的內涵屬性。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 均衡 發散
【中圖分類號】G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5-0067-02
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有著其鮮明的階級立場,就是要尋找最廣大人民特別是無產階級的現實解放的道路,不堅持甚至否定這個立場,無條件認同西方經濟學的所謂價值中立原則就會消解政治經濟學于無形。但是,今天的時代與馬克思研究與創作《資本論》的時代畢竟有了很大的變化:無產階級的境遇已經有了較大改善在某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進入了“福利主義”;資本已經從絕對短缺走向相對過剩而勞動力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則出現了相對供給不足的情況;知識經濟時代無形的智力資源越來越成為真正的資本;前蘇聯和改革開放前中國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實踐遇到了破產或重大挫折;包括西方與西方經濟學在內的西方社會科學使我們對宏大敘事背景下主體的重要性與經濟學中微觀的領域都有了比以往更細致的認知;中國已經完全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學生對知識的接受已經進入了碎片化與云時代,如此等等。這些時代的變化就要求我們在講授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傳統的內容時既要站穩立場又必須求新求變。所謂站穩立場就是要以宣傳、傳播、解釋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為主,不如此,政治經濟學作為獨立課程的存在就沒有必要。所謂求新求變就是要力爭觀點均衡與思維發散,除了介紹的基本觀點,還要介紹西方經濟學的相關觀點;除了經濟學內容,還要介紹其他學科的相關認識。下面我就以自己在“資本的來源”與“資本的特征”教學中的內容安排為例,淺談一下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采行觀點均衡與發散思維方法的嘗試與努力。
說到資本的來源就不能不提到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這一部分的教學中我采取了三個典型的案例:第一,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第二,罪惡的黑奴貿易;第三,丑惡的鴉片貿易。通過這三個案例,我會讓同學們記住一系列冷酷的數字:1714年至1820年,英國有600萬英畝以上的土地被圈占;100噸的船運了414名奴隸,船上每個奴隸分得的空間只有5.5英尺長,16英寸寬,400多年的黑奴貿易使得非洲共損失了1億多人;鴉片大量輸入,不僅使幾百萬中國人感染惡劣的嗜好,也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特別是國家財政遭受重大破壞和損失。在這些形象化的素材后面,再引入馬克思的經典名言: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是用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資本來到人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學生自然可以高度認同。但是僅僅談到血與火還是不全面的。于是我又安排了資本來源的第二個內容,就是科技與創新,也安排了三個案例:第一,珍妮機與工業革命;第二,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故事;第三,蘋果成為全世界現金流最充沛的公司。通過這三個案例,我會讓同學們了解獲得資本除了骯臟其實還有陽光的路徑,這就是科技發明,這就是全面創新。沒有蒸汽機提供的動能就不會出現大規模工廠化生產的生產模式;沒有珍妮機就不會有英國毛紡業的強大競爭力;沒有喬布斯的創新思維,蘋果就不會成為世界上到目前為止現金流最充沛的公司。這樣一來,“血與火”同“科技創新”;“骯臟”與“光明”就達到了均衡,使學生就不會對資本產生偏激的原罪論,也激勵他們應該有夢想通過自己的創新與努力去積攢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僅僅如此,我覺得教學還意猶未盡,所以我加上了第三塊的教學內容,介紹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新教的節儉理念有利于早期資本的積累,而對于誰才是上帝選民的疑惑或恐懼則催生了人們不懈的奮斗精神,把這樣一個看起來與經濟學無關的經典名篇放在這里教學恰到好處,它引領了資本產生的第三種路徑:個人的勤儉與奮斗。至此,我們就對資本來源的教學真正形成了一個均衡的觀點也培養了同學們的發散性思維,實際上我在課堂上還鼓勵同學們自己去思考,發現,找出第四種、第五種直到更多的路徑。
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述評
資本積累、階級斗爭與空間生產
基于SSA新進展的SSSA和CSSA理論創新
基本定理的一般證明
為什么說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
經濟學中國化的過程與機理探討
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納什討價還價解”及其改進
從學術規范的角度審視凱恩斯對待馬克思的態度
西方經濟學者視角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及其啟示
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與我國私營企業勞資關系的實質與特征
馮·維塞爾的社會經濟學與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
關于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兩大思潮的再研究
為什么要創建中國的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流派?
“新常態”下“微刺激”政策的理論意義
達龍·阿塞莫格魯的制度增長理論評述
財政赤字與國家公債——凱恩斯主義視角的考察
科學知識社會學視角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西方經濟學者論恩格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貢獻
西方經濟學者視角中科斯經濟思想與馬克思的關系
關于存在固定資本時價值量的計算與價值轉形
韋斯科普夫對利潤率動態的研究及其局限
基于席勒資產價格分析重新界定通貨膨脹
斯密“無形之手”思想發展及其影響再探討
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經濟學發展趨勢與中國經濟學的新建構
“瓊·羅賓遜的遺產”和經濟學的批判與回歸
金融發展過度:最新研究進展評述
市場和政府的功能強弱性及其互補作用
公共債務擴張的機理與效應研究述評
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從李嘉圖到馬克思
經濟危機背景下的經濟危機理論:馬克思的視角
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地租理論的比較研究
財富觀的演進及對構建科學財富觀的啟示
斯拉法的計算錯誤與價值的歷史轉型過程
穩定配置與市場設計:合作博弈理論的擴展與應用
論凱恩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貢獻
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發展觀簡析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的恩格斯及其啟示
馬克思經濟增長模型中的靜態最高與最低增長率
經濟危機理論的比較與詮釋:馬克思和明斯基
關于經濟中不同發展水平均衡陷阱理論的探索
經濟發展的實踐、增長理論的進展與文獻的轉向
理性疏忽:內涵、模型及其對經濟分析的意義
主觀預期與客觀約束——一個利益“最大化”的現實路徑
公私利益選擇與公共品供給動態有效性:經濟思想史的視角
價格總水平上漲的微觀機制——貨幣政策失效
論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特質
【關鍵詞】 方法論;實證主義;規范主義;證偽主
一、方法論的定義與作用
在對經濟學方法論的爭論與發展進行具體而詳細的描述之前,必須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定義和作用有一個清晰的說明。方法論的定義也不不是一成不變,隨著經濟學理論的進展而改變,甚至有人說是經濟學理論的變化與發展而導致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的發展與變化。其實,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二者的關系其實是相互促進的。按照馬克?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定義:“方法論這個術語有時是用來指一門學科的技術步驟,這就完全成為方法的同義詞。然而,這個術語更經常地是用來指對論證一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經濟學方法論是指在經濟學領域中用來指導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關于這個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騷?威廉?思諾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家就一直在關心上述問題。關于方法論的作用問題,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方法》一文中寫到:“在政治經濟學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學的分支中,先驗方法是唯一確定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后驗方法或具體經驗法,作為一種達到真理的手段,對這些科學來說是不適用。但仍能證明,后者在道德科學種仍具有重要價值,它不是發現真理的方法,而是檢驗真理的方法,將因干擾項帶來的不確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爾?豪斯曼的提法,經濟學方法論的作用如下:“經濟學的方法論”理解為經濟學所運用的科學哲學,而科學是人類認知活動的一部分,科學哲學因而是認識論。
二、歸納與演繹方法之爭
歸納與演繹是任何學科都要用到的兩大方法,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也不例外,對于這兩種方法的結合應用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在該書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實實在在的事例來說明他的觀點,也采用了演繹的方法來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結論。在那個時代,數學本身的發現所處的階段以及它在經濟學的應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繹方法都是比較簡單。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并沒有遵循他的這一“二重法”路線,尤其是經過詹姆斯?穆勒與大衛?李嘉圖之后,經濟學方法基本拋棄了斯密的綜合法,轉到所謂的演繹-規則路線上去了。李嘉圖無疑是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這后來則導致了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歸納與演繹的激烈爭論最突出的兩次爭論:一次是發生在18 世紀馬爾薩斯的歸納主義與李嘉圖的演繹主義之爭;另一次是19 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的歸納主義與英國的奧地利學派的演繹主義之爭。此后,爭論并未結束。
古典歸納主義認為:“科學始于觀察,觀察是建立理論陳述的基礎”。歸納法是建立科學理論的方法。如果滿足歸納原理的條件,從有限單位觀察的陳述中歸納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學理論發展是真實知識的積累和遞增。經驗事實是真實,歸納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科學知識是不會錯。運用歸納主義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對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歷史資料進行詳盡的研究,得出他的勞動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歸納的方法,又運用抽象演繹法分析經濟問題,提倡歸納和演繹二重法。馬爾薩斯強調歸納法,他根據其掌握的某些史實,運用絕對稀缺等概念,歸納出了“人口論”。
傳統的演繹主義者李嘉圖在他的著作中所運用的演繹方法帶來了結果的確定性,使得李嘉圖的繼承者們看到了將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像牛頓物理學那樣精確的科學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圖把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式直接運用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情況,這種偏好被熊彼特稱之為“李嘉圖惡習”。在李嘉圖之后“邊際革命”更是帶來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大量運用的先兆。亞當?斯密主張二重法,是看到了歸納和演繹的各自作用,注重歸納法的傾向性在馬爾薩斯那里得到了強化,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繹方法來建立理論體系。穆勒也認為在社會科學中歸納法失靈,強調演繹法是惟一適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又繼承了亞當?斯密的二重法。可見,從斯密到穆勒,中間盡管經歷了歸納法與演繹法的論戰,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歸。
三、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
經濟學方法論第二個重大的爭論是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這二者的區別在J.N.凱恩斯的《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方法》一書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區分以來,就一直是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其實歷史上經濟學人很早就開始了經濟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反思。歸根結底,這體現的是方法論上的質疑,即經濟學是實證的還是規范的。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實證經濟分析和規范經濟分析的論戰,由來已久。這場爭論以哲學上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之爭為基礎,是科學哲學在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延伸,其實質是科學哲學將命題分析方法滲透到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結果。
這場爭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爾和約翰?穆勒,首次有意識地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和“藝術”的區分形式表達了令人們所熟知的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視野。在此之前,薩伊曾將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相比擬,認為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一樣,是實驗科學的一部分,并試圖通過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區分將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等逐出經濟學領域,他并未有意識地做出實際意義上的實證與規范的區分。在西尼爾和約翰?穆勒那里,主張將實證和規范經濟學區別為“科學”和“藝術”形式。“科學”是一系列現實經濟的真理命題,指實證經濟學;“藝術”則是一組規范性的經濟準則,指規范經濟學。
西尼爾則直接指出經濟學家根本就不應該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議。這種超科學的倫理價值導向會不可避免地援引價值判斷,帶上利益主體的主觀偏好,影響理論的科學性。討論實證與規范的區分,不能不提到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休謨提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人們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此命題在事實領域與價值領域之間做了一刀切的邏輯區分,被稱為“休謨的鍘刀”。其意在表明事實領域和評價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合乎邏輯的嚴格區分。其后經濟學一直圍繞“二分法”進行爭論。
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對實證和規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區分,提出經濟學“三分法”,即實證經濟學、規范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藝術。他認為,實證科學可以被定義為關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統化知識體系;規范科學可定義為關于事物“應該是什么”一類問題的標準的系統知識體系;而“藝術”,目標是產生出準則,是實現給定目標的規則系統,是為達到目的而遵循的規則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論述中的“規范科學”溝通了政治經濟學的“實證科學”與“藝術”之間的橋梁這一提法,為由來已久的實證與規范之爭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經濟學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爾和約翰?穆勒的“實證―規范”二分法,凱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和接受。
四、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
經濟學的發展到了20世紀,特別是隨著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的興起,引起了經濟學方法上的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真正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導入經濟學的是哈奇森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原理》一書。認為科學經濟學所研究的應當是經驗上可驗證的命題,對于應當加以驗證的是經濟學命題的假定前提還是其預言,沒有明確的態度,到了本世紀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有關方法論之間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正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
在薩繆爾森看來,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所謂的“有意義”是指在理想條件下做出的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可以想象這個假說能夠遭到反駁。薩氏所關注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后來他由操作主義轉向描述主義就更加表明了他的這種偏好,不過經濟學家應力求擴大經濟學的客觀解釋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則代表了一種被稱之為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傾向。認為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假說,使之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對于理論的預測已經放寬到不僅可以對尚未發生的現象,甚至可以對業已發生的現象做出預測。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要比薩繆爾森的更加靈活、更具有實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對理論的假設前提的檢驗是不必要的。假設前提的虛假甚至不是它的缺點,是實證經濟學的必要與優點,這類假設在某一特定領域是虛假的,在另一更廣泛的場合則是可以加以驗證。
他的這一看法也不乏批評者,認為弗里德曼關于假定的概念過于籠統,并區分假定的不同類型,甚至沒有區分初始條件、輔助假說和邊界條件這三種假定。薩繆爾森認為,精確的預言并不是理論之有效與否的唯一貼切檢驗,檢驗假定并不比檢驗預言來得困難,檢驗前者所需的證據并不一定難得,其檢驗結果也并不一定更為模糊。檢驗假定的意圖有可能產生重要的領悟,有助于說明檢驗預言所產生的結果。薩繆爾森將弗里德曼的方法論稱之為“弗氏扭曲”,這種方法論實際上認為一種理論的缺點越多,理論就越好。他認為這是科學的墮落,任何一種精確的科學決不會采用這種方法論。但是經過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其實無論是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還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二者之間并無實質上的差異,二人實際上分享著共同的問題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來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即對所謂的防御方法論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實的指責。
五、結論
中國的經濟學發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對于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和借鑒才剛剛起步,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鑒于我國的經濟體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別,需要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發展真正適合自己的理論,這其中是離不開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與研究。
一方面要認真扎實地研究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方法論爭論,了解其演變的歷史,弄清其何以產生的根由、轉向和結果,這無疑有助于提高我們理論思維能力和準確理解西方主流經濟學;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借他山之石,促進我國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才有可能推動我國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經濟學方法論上尋找突破口也許是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2]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3]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