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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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關鍵詞】行政補償；體系；法律責任
在我國，行政補償法律制度一直以來不為我國學界所重視，更不為立法機關重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行政補償制度在實踐的過程當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行政補償制度的實踐并沒有相應的法律理論作支撐，更沒有制定統一的《行政補償法》，難以適應現代法治社會建設的需要。雖然有多涉及行政補償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但是這些法律性文件的立法層級較低，使得我國行政補償的的立法零散，缺乏系統性，法律效力層級不高。這種情況下，研究我國行政補償制度，對完善行政補償制度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行政補償制度的含義
（1）行政補償的概念。城市拆遷是我國經濟和社會不斷發展的一大產物，可以說行政補償制度與城市拆遷具有相通性。要研究我國的行政補償制度，必須從行政補償制度的概念和特征入手，最首要的便是要對行政補償的概念進行界定。何謂行政補償？學界對行政補償定義的表述差異不大，但是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把行政補償作為國家賠償的一部分而混合運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則逐漸把行政補償和國家賠償進行了區分，概括起來行政補償的含義可以從狹義、廣義兩方面來理解。狹義的行政補償是指行政主體為公共利益需要，在公用征收的基礎上造成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受到特別損失時所給予的補償。狹義的行政補償在各國被廣泛接受 。例如日本有學者認為：“行政上的損失補償，即在特定的情況下，行政主體行使合法的公權力，為了社會公共利益，而給國民帶來的損失，根據社會全體成員公平負擔的觀點，為了調整國民的特別犧牲，而進行的財產補償。”廣義上的行政補償不僅包括行政機關的合法行為給行政相對人帶來的損害補償，還包括無特定義務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實施的無因管理行為而遭受特別損失時所給予的補償。也就是說行政相對人沒有義務為公共利益而為相關行為，卻因主動實施該行為而遭受了損失。因此我國有學者認為：“行政補償是指行政機關因實施合法行為造成行政相對人的權益損失，或者因為相對人為社會公共利益而使自身利益受到損失時，行政機關依法補償行政相對人損失的一種行政救濟行為。”（2）行政補償的特征。通過行政補償的定義可以看出行政補償有以下特征：第一，行政補償須以國家行政機關以合法的行政行為或者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為社會公共利益而使自身權益受到特別損失為前提。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民事個人行為不導致行政補償，行政機關的違法行政行為也不產生行政補償的問題，只會產生行政賠償責任。第二，行政補償的情形有兩種：一種情形是行政主體合法行使行政權力的行為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遭受特別損害；另一種情形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為社會公共利益而使自身權益受到特別損失。第三，行政補償以無義務的特定人為對象和以特定人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使自身合法權益受到特別損失為內容。只有行政機關的合法行為導致無義務的特定人因為社會公共利益需要，而使自身合法權益遭受特別損害時，根據公平原則，國家才會對因為公共利益需要而使自身合法權益受到特別損害的無義務的特定人給予補償。第四，導致行政補償的行政行為是國家因社會公共利益需要而作出的，所以應該由國家作為行政補償的主體。但在行政補償的實踐中，行政相對人直接向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主體要求賠償更為合適。
二、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歷史發展以及法律保護現狀
（一）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歷史發展
行政補償制度體現了近代以來國家對公民財產權既保護又限制的思想，且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后興起的，行政補償制度在封建專制統治下的中國是不可能確立的。到了民主革命時期，才逐漸可以看到行政補償的蹤影。1944年1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地權條例》，這一文件規定被學界認為是我國行政補償的最早規定。黨的以來，我國的行政補償立法在逐步加快，在資源管理領域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行政補償制度。特別是在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把公民私有財產權保障和征收、征用補償條款明確載入憲法。比如憲法明文規定了“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二）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法律保護現狀
1.憲法及憲法性法律對行政補償制度的保護。對公民財產權保障和土地征收、征用補償條款在很早之前就已經納入憲法范疇，已經明確寫入憲法。憲法在經過四次修正案后在2004年把公民私有財產權保障和土地征收、征用補償條款也明確載入憲法。土地征收補償或征用補償與私有財產權的征收或征用補償在憲法中分別加以規定，體現了我國保障公民合法財產，為土地征收或征用補償提供了基礎。
2.其他法律對行政補償制度的保護。對集體土地的征用是行政補償的主要形式。根據現行的《土地管理法》相關法條規定，土地征用是國家基于社會公共利益，以給予補償為條件，在一定期限內強制對集體土地所有權之外的土地他項權利為利用，待特定的社會公共事業完成后，將土地歸還給集體所有并適當補償。緊急征調損失補償，緊急征調損失補償具體規定在《防震減災法》第38條之中。行政機關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對其已經授權的合法行政行為予以變更、撤銷、廢止時，使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遭受損失的，也應當給予補償。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對行政相對人造成了事先無法預見的附隨損害后果，致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遭受損失時應當給予補償。從上述關于行政補償的法律法規中可以看出我國的行政補償制度是以土地征收、征用補償為核心，內容涉及到行政征收或征用補償的原則、標準、方式以及救濟等。
三、我國行政補償制度存在的問題
（1）行政補償的立法缺乏系統完備性。雖然我國的行政補償制度在一些法律中有規定，但是缺乏統一的規定。早期制定的許多規范性法律文件的適用范圍狹窄，且針對性過強。單行法律法規難以窮盡行政補償問題，使許多行政補償問題無法可依；法律規定過于簡單，缺乏具體程序規定，使得公民利益受到損失而得不到任何補償。單行法律與有關法規的規定，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雖然可適當給予一定的補償規定在關于行政補償制度的法律中，但法律對于具體怎么補償沒有明確的規定。（2）行政補償的范圍不明確。我國行政補償的范圍過于狹窄，主要體現在：單行法律和法規沒有明確具體的行政補償范圍；我國行政補償主要補償財產權所受到的損失，對人身權受到的損失補償的力度不大；我國行政補償只補償直接損失，不補償間接損失。行政補償范圍太窄，不利于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護，更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甚至有可能讓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3）行政補償的標準模糊。行政補償標準是根據行政相對人實際損失程度確定補償數額的準則，沒有行政補償標準，就無法計算出行政補償數額，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就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現實生活當中，行政主體為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行使職權致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受到特別損失，或者無特定義務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為社會公共利益協助公務而使自身權益受到損失時，由于行政補償標準不統一，導致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彌補，行政補償糾紛日益增多。關于行政補償制度的法律規定中也并沒有明確規定適當補償。（4）憲法中的補償條款缺乏補償原則的規定。行政補償的原則是行政補償制度中一個重要的問題，直接決定著國家彌補相對人損失的程度。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憲法的規定，可以說是行政補償制度的一大進步，但不足的是，憲法中的補償條款缺乏補償原則的規定。
四、完善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建議
（1）制定行政補償法。筆者以為，在我國目前的法律條件下，制定一部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一樣統一的行政補償法，可以解決行政補償的一些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我國不承認判例，不能依靠判例來不斷地完善行政補償的類型；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的憲法中缺失行政補償條款，更不能在訴訟中加以引用憲法。為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能夠讓行政相對人得到合理的賠償，必須完善行政補償制度。從有效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角度來看，要制定《行政補償法》，使受害人獲得補償救濟有法律的明確規定。我國可以在借鑒國家賠償法的基礎上，制定行政補償法，使那些受到損害的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能夠得到有效彌補。（2）明確行政補償的范圍。行政補償范圍的確定不僅體現了一個國家行政補償的寬窄程度，還決定著行政相對人行政補償請求權的范圍。由于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制度、文化傳統、法治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各個國家對其規定不盡相同。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對行政補償制度的立法和實踐來看，筆者認為行政補償的范圍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相對人因合法行政行為而受到損失的補償。具體包含如下內容：對行政征收征用的補償、行政機關的其他合法行為致使相對人受到損失時，應當給予行政補償等。其二，相對人因社會公共利益而受到損失的補償。具體包含如下內容：當公民為協助公務而使人身或者財產受到損失時，應當由行政機關給予補償；當公民為社會公共利益而使人身或者財產受到損失時，應當由行政機關給予補償；行政主體限制相對人合法權益致損的補償等。但是因國家實行宏觀政策造成的損失和公民的自我損害等行為不屬于行政補償的范圍。筆者認為，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對人權保障的重視，行政補償范圍不僅包括直接損失，還應包括精神損失和間接損失。（3）明確行政補償的標準。行政補償標準是行政補償的核心問題，補償標準的公正與否直接關涉公民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的損失能否得以有效彌補。行政補償的標準可參照行政賠償的標準，以補償相對人的實際損失為原則。行政補償的標準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分析，選擇合適的標準，而不是嚴格按照一個標準。我國關于行政補償標準的指導原則主要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憲法并沒有明確規定行政補償標準的指導原則。筆者認為在制定我國行政補償標準時應當將公正合理確定為行政補償的基本標準。關于公正合理，通常應以完全補償為衡量標準，同時輔以一定條件下的合理補償。
參 考 文 獻
[1]詹明，賴華子.完善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思考[J].價格月刊.2007（2）
[2]李曉新.論我國行政補償制度的原則與范圍[J].行政與法.2008（10）
[3]賈秀琴.完善行政補償制度的思考[J].中國國情國力.2009（2）
第2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關鍵詞】農村 拆遷 成因 解決
一、案例介紹及其爭議焦點
被拆遷人劉鵬鵬是某村一農民，由于縣政府實施舊城改造計劃，劉鵬鵬家的房屋被列入了拆遷的范圍，隨后政府拆遷小組就劉鵬鵬家的房屋拆遷補償與劉鵬鵬多次進行協商，但一直未達成協議。劉鵬鵬認為其占地面積600平方米的房屋及其附屬設施，至少應得到300萬元的補償費，而政府提出的補償費用盡然只有150萬元，故劉鵬鵬一直居住在其房屋，當起了專業的“釘子戶”。后經過權威的房產評估機構評估，認定劉鵬鵬的房屋及其附屬設施價值200萬元，遂政府將對其補償費用提高到210萬元（其中200萬元為劉鵬鵬的房屋價值，10萬元作為對其搬遷的獎勵），但劉鵬鵬一口咬定，那個補償文件的補償標準過低，不給300萬堅決不同意拆遷。因為不能拆除劉鵬鵬的房屋，政府的舊城改造計劃不能順利進行。
本案中的爭議即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不能就拆遷補償費用達成一致意見，因而被拆遷人當起了“釘子戶”，導致拆遷難以進行。
二、本案中上述爭議產生的原因
缺乏專門的法律法規。在我國，雖然近年來進行了許許多多的農村房屋拆遷工作，而且農村房屋拆遷糾紛也是此起彼伏，但是政府從未就農村房屋拆遷補償制定一部專門的法律法規進行規制，而是在部分法律中直接規定參考適用《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遷條例》等法律法規，或者直接規定由當地政府制定相關文件。筆者認為這樣的做法實屬不妥：首先農村房屋拆遷是一個大工程，值得制定一部效力較高的全國統一適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其次，《土地管理法》側重國家對土地的管理規定，而并不將農村房屋拆遷作為其規制對象，顯得不夠專業；而《城市房屋拆遷條例》也只是針對城市的房屋拆遷進行規制，在我國，農村與城市的土地制度是有很大差別的，因而《城市房屋拆遷條例》也很難適用到農村房屋拆遷中來。因此需要制定一部專門規范農村房屋拆遷的法律。
拆遷補償標準低。不管是已有的《土地管理法》還是《城市房屋拆遷條例》，或者當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拆遷補償法律文件，其規定的補償標準都比較低。這種補償標準低不僅體現在每一項目的補償標準較低，而且還表現在補償的項目不夠完善，沒有充分考慮到被拆遷人的處境。筆者通過查找相關文件，仍未發現有任何一部拆遷法律法規或者地方規章有關注到被拆遷農民的日后生活和就業問題，農民本來生活在他世世代代居住的庭院里，但是突然讓他們住進了高樓大廈，給他們的農業耕作帶來很多不便，有的地方甚至在拆遷的時候也同時將農民的土地征收，使得農民更是無業可抄，精神更是陷入空虛之中。若是在此種情況下，還不對農民進行較好的一個物質補償，農民當然不樂意，糾紛也因此產生。
政府服務意識差。政府服務意識差、失信于民，使得百姓對政府的行為缺乏認可，即使是完全合法的行為，在百姓看來就是政府官員貪贓枉法，非法作出的。事實上，在拆遷中政府部門枉法行政的行為也確實屢見不鮮，有時候往往拆遷房屋的面積和地段都差不多，但是，政府給出的補償費用卻相差懸殊。而只要被拆遷人鬧騰的比較厲害，政府就會大額增加其補償的標準。在這種背景下，只要涉及到拆遷補償，哪怕政府給出的補償非常合理，拆遷戶都會想當然地認為給出的標準低，必須鬧，只要鬧就會多給錢，因而各種糾紛就不斷了。
三、關于本案爭議的解決途徑
針對上述爭議產生的原因，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上述爭議：
（一）制定一部專門規范農村房屋拆遷的法律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由于一部專門規范農村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使得在農村房屋拆遷補償的實際操作中，出現了種種矛盾糾紛，更嚴重者可能鬧出人命。故筆者認為，針對這一情況，現階段我國急需制定一部專門規范農村房屋拆遷補償的法律，使得政府工作部門或者被拆遷農民在解決房屋拆遷補償費用問題的時候，能夠有法可依，從源頭上減少糾紛的產生。同時，基于我國目前尚無關于農村房屋拆遷補償的法律文件，故考慮到法律文件的急迫需要性與我國的現實情況，筆者認為也可以考慮先由國務院制定一部行政法規，以解決各地此起彼伏的拆遷糾紛，待時機成熟后再制定法律。
（二）適當提高農村房屋拆遷補償標準
農村房屋拆遷糾紛產生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利益驅動，許多農民就是為了獲得一個更高的補償額才去當釘子戶，才會冒著生命危險去與政府對抗。因此，適當提高拆遷補償的標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對農村房屋拆遷補償的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應高于城市，尤其不應該以上一年度平均收入為參考進行補償。因為一方面農村居民每年的收入都是很少的，以收入為標準進行補償顯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能夠享受到較好的社會保障，而對于農民來說，最大的社會保障就是那塊地，且農民在精神上也依賴于那一片土地，因此對農民的補償應該適當地提高，必要時可以高于城市。
（三）提高政府服務意識
政府失信于民，源于政府職能的淪陷。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已經論述的很清楚了：人民通過公共契約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政府集權力于自身，其承擔著運用公權力對社會進行管理的職能，若其不能積極行使權力，定分止爭，使百姓安居樂業，其首先已經違反了公共契約，則社會公民有權利解散共同體，那么政府將面臨的危險。從我國法律的規定來看，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同時也承擔著為納稅人服務的公共職能。所以應積極提高政府的服務意識，積極為百姓服務，建立人民可信的政府。只有人民對政府產生信任，百姓才能夠積極配合政府部門的拆遷工作，才能減少拆遷糾紛。
第3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關鍵詞：土地征收；補償款；農民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5-0039-02
經濟發展要走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道路，這是一個不可擋的過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各種行業規模的日益擴大，必然會加重城市的空間壓力，城市建設用地越來越緊缺，為滿足城市建設用地的需要，國家大面積征收農村集體土地，失地農民越來越多。特別是近幾年來，土地征收速度越來越快，征收面積數額相對較大，做好土地征收后農村土地補償分配工作，尤其是及時足額將土地補償款發放到失地農民手中，妥善安置被征地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不僅關乎農民的切身利益，也將影響地區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乃至農村經濟社會的穩定大局。
一、農民征地補償費發放的現狀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迅猛推進，縣域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可避免的出現土地征收現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2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盡管中國《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應當給予補償做了明文規定，但補償標準不夠合理，補償方法相對單一，補償安置責任不夠明確具體，且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補償費發放環節落實不到位。目前，中國大部分地區對征地的補償采取一次性安置補償，給失地農民發放一次性安置補助費，將失地農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完全推向社會和市場。但由于法律制度、政策體制等原因，征地補償費的發放在執行環節遭遇棚架，失地農民無法真正得到應有的補償款項。他們只能拿到補償標準很低的征地補償款，有些甚至連法律所規定的較低標準的土地征收補償費用也往往不能兌現，許多地方政府還進一步壓低土地補償費用，真正發放到失地農民手中的補償款卻寥寥無幾。失地農民生活困難，更無法應對現在社會的通脹壓力，逐漸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創業無錢”的邊緣群體。利益受損的同時，不滿情緒也在上升，農民抵制征地，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在不斷加劇。這些基層矛盾逐漸演變發展勢必影響地方政府工作的開展，影響地方經濟的發展，阻礙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
二、被征地農民補償費發放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土地征收中造成被征地農民補償費受侵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相關法律制度的規定性因素，也與中國現在的政策體制相關，還有政府利益本位取向與自律不足的因素。
1.補償程序不完善，缺乏農民的參與協商機制。補償過程中雖有公告和聽證的規定，但缺乏農民實際參與聽證的保障渠道，被征地農民難以充分行使知情權、參與權和申辯權。法律規定征地補償方案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補償方案制定后才公告告知農民，對農民提出的意見只在確需修改的情況下才改動補償方案，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參與權。此外，發生糾紛后，法院往往以征地補償案件不屬于民事案件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護不能實現。現有的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沒有規定對裁決不服的救濟途徑，《土地管理法》第16條規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處理”。該規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權屬糾紛的救濟途徑，而不包括土地征收補償糾紛的處理。根據現行《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征收各方不能對征地補償標準達成一致意見的，由征收部門裁定，而且該裁定為終局裁定，相對人不能向人民法院。這種制度安排給征收方以過大的權力，而被征收方連起碼的司法救濟權都沒有，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又得不到合法合理的征地補償款項時救濟無門，極易造成對被征收人利益的損害。
2.現行的政策體制存在缺陷。目前中國的征地安置補償款項都是按照現行行政管理級別層層劃撥的，市縣確定安置費用后，將款項撥付到鄉村一級，再由鄉村對失地農民進行補償安置。盡管《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私分、平調、挪用、截留土地補償費，但現行這種體制弊端是中間環節多，利益多頭，容易造成土地征用費被地方財政、鄉鎮村截留甚至鄉領導、村干部私下里瓜分，被征地農民拿不到足額的應得的安置補償費用，正常的權益受到侵害。容易激化與地方政府間的矛盾，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與諧。
3.地方利益的驅動。全國經濟利好的大體局勢帶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信心和決心，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出于利益本位思想和政績至上的觀念，盲目招商引資，為上大項目，出政績，不惜犧牲農民利益，以零價格出讓土地，以吸引投資者的眼球。或者是先征再補，甚至是征而不補。投資者享受投資優惠政策的同時，被征地的農民卻得不到合理妥善的安置。地方財政沒有土地收益，拿不出征地安置補償費，只好犧牲被征地農民利益。在這種不良利益驅動下征收土地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地方政府贏得了政績，外來投資者賺得盆滿缽滿，但損失最大的還是土地被征收的農民。
第4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我國行政征用存在的問題緣于我國現行行政征用法規的不完善，相關規定均分散在各單行法規中，因此亟待頒布統一法規，整合現有分散立法。鑒于行政征用在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發達國家一般都是通過專門的立法予以規范。如法國專門制定的《公用征收法典》，日本的《土地征用法》，雖然法律的稱謂上存在差異，但都詳細規定了本國行政征用行為的內容，對行政征用的程序規定特別突出。缺乏統一標準的弊端是各單行立法之間容易發生沖突，后果是行政征用實踐混亂甚至無所適從。目前，我國的行政征用制度發展還很不成熟，故而立法應采用統一法典與單行法相結合的方式更具有可行性。筆者認為，我國立法制定統一行政征用法典應該涵蓋如下內容：行政征用權行使主體、行政征用權的設定、行政征用的條件、行政征用的范圍、基本原則、行政征用一般程序、補償的一般標準、法律責任等內容。為了配合統一法典的實施，應設立單行法，這些單行法要依據統一法規定設立，針對復雜多變的具體情況，作出靈活的規定，如適用特殊情況下的征用特別程序等內容。既要避免單行法之間出現真空地帶，又要防止重復立法，還要避開法律之間的沖突，實現總體協調。國家發展公共事業所必需的資源，只有選擇行政征用的方式，才是國家在市場無法發揮作用配置社會資源的情況下，發揮國家公權力獲取社會資源的主要方式。故而，制定行政征用法典中要包括“有限政府”思想，還要規定實現公共利益的同時又要保障私益的實現。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國行政征用實踐面臨的諸多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以利于實現行政征用法律制度整體協調，從而達到更好地實現公共利益與更好地保護私益的平衡發展。此外，應整合現有法律中的征用條款。首要遵循的原則就是不能違反行政征用的一般原則，保持制度整體上的協調和統一。但畢竟行政征用橫跨行政管理的多個領域，因此，應當允許單行法根據實際需要做出變通、靈活的規定。比如《物權法》中規定行政征用的適用前提，就限制在因搶險、救災等緊急需要這種狹小的范圍，但其后規定的“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是需要在統一的行政征用法下進行細化的，具體要明確征用的主體、被征用主體的權利以及行政征用具體適用程序和補償程序。如果沒有后面的工作，這個法條可能就只是個參照國外立法為追求法律體系完整而規定的可有可無的擺設。即便真的適用這項法律條文，在很多細節方面都是無法可依，可能會讓處于這種法律關系之中的雙方都無所適從，也不能對自己行為的后果做出明確的預期。因此，在行政征用基礎理論研究深入和相應法律頒行的前提下，對分散于眾多單行法中的條文進行整合和細化，既是一項繁重的任務，也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明確行政征用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
我國現行憲法、行政法規中，在限定行政征用的適用條件時，一般都規定了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對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卻都沒有進一步給出明確的定義，同時也沒有對公共利益的具體表現情形作出明確的規定。正是因為在法規上缺乏對公共利益的準確含義進行界定，公共利益的話語權和解釋權都被掌握在行政主體手中，而行政主體在實際行政征用活動中，經常基于各種其他利益考量，對公共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釋，自由裁量權行使得過于寬泛，甚至有時是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之實。因此，必須在立法中明確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由于其抽象性和不確定性，對其進行準確的界定，可能從理論上能夠進行闡釋，但法律應該考慮其操作性。因而單純定義的方法，很難避免公共利益在實踐操作中被隨意解釋。為了解決立法上出現的普適性和操作性之間的緊張關系，較好的方法是概括性的規定再加列舉具體情形。比如在日本的《土地征用法》中就詳細列舉了35項共49種具體情況，從而較為有效地解決了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問題。我國現行的法規，既缺乏總括性規定，也缺乏具體情形的細化規定。最近頒布的“新拆遷條例”有了明顯的進步，在該條例的第8條用5個條款外加一個兜底條款的形式，明確符合公共利益，可以進行房屋征收的情形。①盡管“新拆遷條例”是關于行政征收的，但對于完善行政征用活動中的公共利益明確界定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總之，在完善行政征用過程立法中，可以借鑒“新拆遷條例”的做法，將行政征用中可能的公共利益情形予以分條列明，再輔以司法解釋和典型案例，那么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濫用行政征用權的現象就會明顯改善。
完善行政征用程序
法定的程序是行政行為本身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之一，行政相對人利益需要規范的行政程序保護。然而，我國行政征用立法重要內容之一的行政征用程序一直不夠完善，除土地征用方面外，其他方面的都缺乏征用程序。程序缺位已成為我國行政執法實踐的桎梏。為改變我國重實體輕程序的立法缺陷，除了我國憲法需要規定征用必須有法律依據并且遵循法定程序方可進行外，沒有其他途經可言。有了憲法保駕護航，公民私有財產權才能真正得到保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有序發展。（一）立法設定公共利益的程序行政征用相關立法及執法實踐表明，我國缺乏界定公共利益的程序規定。行政征用作為剝奪或限制相對人合法財產權的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決策性和強制性，必須嚴格界定其目的是為了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定的程序具有正當性，可以限制行使權力的隨意性，而確認的公共利益是程序正當性的前提。如在土地征用實踐中，要對所征用土地基于“公共利益”統一列出清單，并且界定征用土地建設項目的公益性。相關行政征用權主體可以借鑒日本允許行政相對人參加到土地征用的程序中。相應的審批機構應通過聽證會的形式、網絡投票形式、走訪相關部門、專家、群眾等形式廣泛聽取民意，在匯集多方智慧基礎上，將土地征用相關文書發回項目所在地，明確告知行政相對人征用土地的范圍和用途，再次聽取行政相對人意見。（二）完善行政征用公告及通知程序由于我國的兩公告在內容上有重疊之處，故將二者該合并合并，該修改修改，該廢除就廢除，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而對于登記形式，可由集體經濟組織統一對農民情況進行統計，將由農民個體登記改為由集體經濟組織為單位進行登記。這種方法便民高效，可以節約行政成本，提高制度運行效能。（三）完善評估程序和相應的救濟程序目前在具體的行政征用實踐中，經常引發糾紛的原因是由于對被征用財產的估值程序及救濟程序設置不夠完善，對被征用財產的評估價值過低，嚴重偏離市場價格，最終導致相對人不能獲得公平補償。發生糾紛之后，也不能通過正常的救濟程序進行補救。在這一點上，可以借鑒“新拆遷條例”上的規定，明確規定評估必須以市場價格作為基準，①規定評估機構的選定方法，②對評估價值不服的公平救濟程序。
完善行政征用補償的法律制度
由于行政征用補償的標準高低和是否落實到位，和被征用人的利益能否得到較好的維護息息相關，我國行政征用補償法律制度的滯后，也直接影響到了補償的實踐操作，引發了許多糾紛。因此，應適時制定統一的《行政補償法》。目前，行政征用在現實中被廣泛運用，遍布行政管理的各個領域，而每一種類的行政征用都要涉及到補償問題，同樣也面臨著公平補償問題。行政補償是對合法行政行為侵害的補償，行政征用和行政征收只是種類繁多的行政行為中的兩個類別，同時行政補償直接關涉利益分配，十分敏感和重要，因而有必要在行政法領域，就行政補償問題制定統一的《行政補償法》。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本文的研究主題只是行政征用，但在補償問題上，卻跳出了這個范圍，大膽地主張制定統一的《行政補償法》，從而使所有種類的行政行為補償有法可依。目前，世界各國關于行政補償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統一立法模式，即制定一部統一的《行政補償法》，或者將補償和國家賠償并列規定在國家責任法中；第二種是分散立法模式，即將補償的法律規定散見于各個具體的行政管理單行法規中，這種模式一般和憲法司法化①或者判例制度②相結合；第三種是統一和分散相結合的模式，既有行政補償的統一立法，同時根據具體管理領域的需要，做出特別的補償規定。通過對比可以發現，第三種模式較為有效地解決了原則和具體之間的矛盾。因而完善我國的行政補償領域的法律制度，建議采用第三種模式。統一的《行政補償法》應對行政補償的一般性問題做出明確的規定，比如行政補償的適用范圍、原則、侵害行為類型、責任構成要件等。目前我國的行政補償主要適用于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和移民三個領域，為了更好地實現公益和私益的平衡，可以將適用范圍進一步擴大。補償標準要逐漸向市場公平價格靠攏，補償數額要逐漸涵蓋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補償方式以現金補償為主，輔以其他形式，比如返還財產、政策優惠、稅收減免、就業照顧、技術支持、貸款扶持等多種形式。總之，從行政補償的物質基礎上看，我國近年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財政收入和綜合國力穩步增長。從行政補償的觀念基礎上看，公民權利意識不斷強化，適當的行政補償也是改善民生，藏富裕民的重要手段。從行政補償的立法基礎上看，行政補償的基礎理論研究不斷地走向深入，原有存在于單行法律法規的行政補償制度也為體系化和統一立法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因而制定一部統一的《行政補償法》，不僅很有必要，而且還存在可行性。
完善行政征用的保障法律制度行
第5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關鍵詞:城中村;失地農民;法律保障
一、“城中村”失地農民的保障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有關土地征收的具體法律法規存在矛盾或含混不清
現行土地法律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轉為城鎮居民以后,原屬于其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屬于國有土地。這一規定突破了1954年憲法有關征地只能“為了公共利益”這一限制條件的規定,實際上為征收農地轉用非農建設提供了一種合法形式。但是產生了一個矛盾:對于非公共利益的農地轉用,不經過征地是違憲,因為不符合“全部城市土地為國有土地”的憲法準則;征地也違憲,因為不符合為了“公共利益”才可征地憲法準則。又比如,《土地管理法》第16條規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處理”。但土地使用權轉讓過程爭議發生的原因有那些情況,爭議發生后如何處理,法律沒有確切規定。因此,在征地過程中農民的權益受到損害時,利用法律無法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對“公共利益”范圍界定不明確
我國現行《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該規定可以理解為要對集體所有土地進行征收,就一定得符合公共利益的,非為公共利益,不得對集體土地進行征收。但具體什么情況下征地才符合“公共利益”,哪些征地目的不是為了“公共利益”,這些卻沒有明確規定。就目前來說,國家只要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隨時都可以對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強制征收,并且按照《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5條的規定對征收這種法律行為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提出異議,如對征收土地的補償費用有異議也只能提請批準征地的政府裁決,但征收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收土地方案的實施。而且對土地征收的目的是否是為了“公共利益”也沒有嚴格的審查機制。在我國《土地管理法》中,既沒有土地征收申請、批準前,有關機關對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的事前審查,也沒有土地征收被批準后,被征收人認為土地征收目的不具有合法性時的事后審查。只規定了土地征收必須經過國務院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對被征收人認為土地征收目的不符合法律規定時的救濟機制也沒有任何規定。
(三)法律規定的征地補償偏低
《土地管理法》第47條是現行征地補償的主要法律依據。該條第1款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按照土地原有用途補償,不能反映土地的位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均耕地面積等影響土地價格的因素,其實質是將土地僅僅看作一種生產資料,沒有考慮到土地負載的眾多社會功能和農民的財產權,從根本上忽視了土地私益性;該條第2款規定:“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到十倍。……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征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根據該規定,征地(耕地)補償分為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三種,其本質不是對土地價值的補償,而是對地上物的補償;具體補償數值主要根據該土地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產值來加以確定,對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種植結構、農業耕地水平的差異缺乏體現,無法反映被征土地的區位價值,同時使得補償價值極易波動,導致同一區位地塊補償價格懸殊;孤立地考慮耕地作為農作物生產的年產值,忽視了被征耕地一旦轉為非農用地所飆升的級差價值,農民被排除在土地增值利益的分配之外。該條第6款規定:“依照本條第2款的規定支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可以增加安置補助費。但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能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這是我國征地補償的法定最高標準。土地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賴以生存的基礎,失去土地的農民的損失除集體土地承包使用權所能創造的實際價值外,還包括生活保障,就業安置等方面的損失,即使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最高補償標準,也是明顯偏低。
(四)對非農用地的征用安置補償法律沒有規定
我國的《土地管理法》對征用農民集體所有的農用地的補償方法做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但對征用農民集體土地中非農業用地的實施方法和補償標準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與解釋。《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雖然對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方法做出了比較具體的規定,但該條例的實施對象僅限于城市規劃區內的國有土地,不適用于針對農民集體土地上房屋及附屬物的拆遷行為;而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也同樣沒有包含適用于上述問題的規定。2004年11月由國土資源部正式公布的《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確定了新的征地補償標準。按照保證被征地農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則,允許征地補償標準突破由《土地管理法》所規定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按統一年產值30倍計算的上限。另外也涉及到了可制定區片綜合地價的內容,以及比從前更為靈活的征地安置措施。但是針對非農用地,特別是農民宅基地等土地的征用補償,依然未做出較為明確的規定。
二、健全和完善“城中村”失地農民法律保障機制的思考
(一)完善法律規范,健全法律體系
由于“城中村”農民的宅基地與城市居民的房屋用地的性質和來源有很大區別,村民又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給城市居民的許多社會保障,絕不能套用《城市房屋拆遷安置條例》;同時,“城中村”又是農民土地被征用后的最后居留地,不能適用《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征地補償辦法。為此,必須進行新的立法,或修訂現行法律,使政府的改革行為合法,保障農村和農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保護集體資產、個人財產不被損害;對“城中村”的拆遷安置和土地征用行為予以規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土地收益的分配上盡可能對村民和投資方有利。完善對征收農村宅基地的補償和拆遷安置的法律規定。就“城中村”中以房屋為主的農民私有財產的拆遷安置補償方式和標準制定相關法律,確定法律適用,使其在“城中村”改造的實踐中有法可依。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土地征用條例的修訂與實施,從法律上建立完善土地征用目的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征地價格及補償標準聽證制度、土地征用爭議司法仲裁制度。地方政府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分配機制、安置辦法、管理體制操作程序,對村集體組織獲得國家的土地補償后的使用或者分配做出具體規定。要修改行法律法規關于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不能出租、轉讓和抵押等的規定,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規劃,只要在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之內,應當通過開發商和土地所有者進行平等的談判,讓土地所有者――農民集體經濟組織與用地方直接談判和交易。
(二)明確界定“公共利益”,避免侵犯農民合法的土地權益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規定國家征用土地的權利僅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國只是原則性地規定了土地征收必須符合“公共利益”,但具體什么是符合“公共利益”,卻沒有明確規定,這種方法給予了國家行政機構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也給予了國家司法機構極大的法律解釋權,他可以確定某種特定用途是否符合公共需要的性質,因此我國應采取更為明確的立法方式確定“公共利益”的范圍。規范土地征收程序,以保障土地征收的公平正義。在土地征收過程中,要注重被征收土地者在整個過程中的參與,保證在征用農民土地的過程中土地權利人有充分的參與權和知情權。讓他們在征收的目的性、征收的范圍、征收補償安置和補償安置費用在使用、管理方面都有充分的發表意見的機會,并能夠采取足夠的措施保護其合法權益。
(三)確定合理的征地補償標準,按時兌現補償款
一是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補償費標準。土地征用補償要充分考慮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的實際。應該以農民征地補償費全部進入社保測算能領到城區最低生活保障金作為參照系,將現行補償標準提高。這僅僅是靜態預期補償標準,今后應逐步調升。國家應該通過立法,提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補償標準,并確保征地補償安置經費支付到位。政府要通過壟斷土地一級市場,適當降低稅、費,調整土地出讓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補償標準。
二是在統一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片區綜合價”。堅持市場化方向,根據城市發展總體規劃,按地段、地類等將城市土地劃分成若干個區片,每一區片確定一個相對合理的基準地價,在統一征地時,實行統一的補償標準。合理的征地補償標準應以保護農民的權益為基本出發點,同時兼顧補償的公平合理性。處理要考慮土地征用前的價值外,還要考慮土地的區位、土地的預期收益、供求狀況、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合理補償標準是按照公平的市場價格兼顧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給予補償。在土地權利的市場價可以確定的地方,如城市郊區和經濟發達地區普遍采取“公平市場價”的方法,在公平市場價難以確定的地方,以公平市場價為基準,同時規定最低補償標準,即定下限不定上限,但補償不得低于最低補償標準。
(四)以保障農民權益為核心改革土地制度
首先,要明晰土地所有權的真正主體。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的股份制改革,將包括土地在內的集體資產核資折股,量化到農民個人,組建初級股份合作社,讓每一個村民擁有一份相應的股權,按股給農民分紅利。只有實行這種土地農民所有制,才能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使農民的土地權益從根本上得到保護。其次,要合理界定土地使用權主體的權利范圍。明確農民土地使用權是涵蓋承包權、經營權、抵押權、入股權、繼承權和轉讓權的具有交換價值的獨立資產。再次,要完善土地征收制度。把現行強制性的行政征收行為轉變為交易性的市場購買行為,積極推進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流轉,打破國家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實現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同樣用途、同等價格、同樣收益的目標。允許和鼓勵農民以租賃、參股等方式參與土地收益的二次分配,獲得長期穩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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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英國：補償安置拆遷戶
在英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征用土地都比較謹慎行事，必須依據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實施的《強制征購土地法》。在拆遷戶賠償方面，拆遷戶將得到其受損利益的市價。在此基礎上，在《強制征購土地法》實施的第二個月，拆遷戶可以得到10%的額外補償。如果拆遷戶是生意人，還理應得到一筆由于搬遷造成商業損失的補償。若賠償價格協商未果，將進入司法裁決。
努力補償安置拆遷戶是英國政府的法定職責。而對于開發商，重新安置拆遷戶可以減少支付給被拆遷戶的賠償金額。正因為如此，英國的拆遷戶都能得到較好的補償或安置。如北愛爾蘭有一位流浪漢，叫哈里?海洛斯，30多年到處流浪，回到倫敦后，在一所療養院舊址上找到了一個9平方米的角落作為落腳之地，雖然享受社會保障，但他還是以撿破爛為生，在這里已經持續生活了20多年。一直到2005年，這個療養院舊址賣給了房地產商，投資8000萬英鎊，在此建造英國最昂貴的公寓（周圍地皮總價將高達1.3億英鎊）。哈里和他住處的9平方米地皮成了富商中的眼中釘，頻頻派人上門拜訪他，哈里說：“我明白你們的來意，無非想趕我走，我住在這里20多年了，我不怕任何人，沒有人能趕走我。”哈里把此事告訴了他常去的一家免費公立醫院的醫生，這位醫生為哈里請來了為窮人打官司的免費律師，律師告訴哈里，根據《居住者權利法》，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居住超過20年而無人提出異議，他就擁有這塊土地，但前提是必須證明你自己居住的年限，比如自來水、電費賬單等，而哈里卻拿不出來。當法院來人調查時，這里的街坊鄰居，包括這里的醫院工作人員、社區和公園管理員，甚至巡邏警察都紛紛站出來為哈里作證。2007年3月7日，法院將一份由倫敦地政局頒發的編號為ZG1870156的地契送到哈里手里。開發商只好用高價來向哈里收買這塊9平方米土地，但哈里拒絕了開發商40萬英鎊的巨款（約合人民幣500萬元），而堅持要住在這里。
美國：通過協商或訴諸法律
在美國，凡是政府出面的拆遷行為在法律上稱為“政府行使國家征用權有償征收私人財產”。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明確指出，行使“國家征用權”必須滿足三個必要條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拆遷；對拆遷戶提供“公平補償”；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美國各州根據第五修正案制定了各自的法律法規。
為了建設道路、學校或者用于國防事業而征用土地，人們通常能夠理解這是為了公共利益。近年來，因為質疑當地政府的拆遷行為“不是為了公共利益”，美國拆遷戶的訴訟案件增多。這些案件中，地方政府的征地往往伴隨著經濟開發和把土地轉讓給其他私人的行為，并聲稱這樣做能夠復興舊城，增加就業。但拆遷戶指責地方政府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為自己謀取利益，濫用了國家征用權。
至于拆遷補償的標準，雙方以公平市場價格為基準進行協商；協商不能解決的，要么放棄，要么訴諸法律。這類案子鬧到聯邦最高法院的也不少。在法院有關各地拆遷糾紛的判決中，地方政府勝負參半，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仔細研究。美國是一個強調保護個人利益的國家，但對公眾利益并非不管不顧。美國不乏為了一棵樹、一棟樓而修改整個道路或者建筑設計施工方案的案例，不過總的來看，美國地方政府和居民在征地特權的法律糾紛中各有輸贏，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在動用拆遷特權問題上更加謹慎，而民眾也漸漸習慣了更多地考慮公共利益。
韓國：依法通過談判來解決
關于土地征用與房屋建設，韓國出臺了《城市開發法》和《土地補償法》。如果開發商想拆除某住戶的私有房屋來建大樓，那么一場漫長的談判就開始了。
首先，要由雙方認可的中介認證機構對土地價格做出基本評估，以此為基礎，雙方開始討價還價，內容涉及房屋、草坪、樹木、圍墻、石階、狗屋等等，甚至如果房主在院子里先墊過一層沙子然后又鋪了地磚，這沙子與地磚都要分別計入補償費之內。
如果有一處臨街的房屋，房主聽說拆遷動議了，突擊把房子改造成飯店，這個法律不予認可。但是，如果某一處房屋原來是飯店，現處于歇業之中，那么拆遷前宣布飯店恢復營業，開發商就沒有辦法了，只能按飯店給予高價補償。
第7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關鍵詞:拆遷行政法補償聽證
近年來，我國的城ili建設步伐明顯加快，伴隨著舊城改造，一人批老住戶步入了拆遷戶的行列。由拆遷帶來的糾紛呈上升趨勢。且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由拆遷帶來的較為激化的矛盾。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拆遷這一關系人民根本利益的領域承待法律規范。
一、拆遷矛盾原因分析
1.立法理念、法律意識方而:拆遷是指為城市建設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經有關機關許可而拆除權利人房屋并給予補償、安置的行為。拆遷涉及房屋所有權人的所有權問題。所謂房屋所有權是指權利人對其所有的房屋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該項權利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個人均不得非法侵害。拆遷從性質上講應該屬于對公民則-產的征收。我國法律中雖沒有明確規定“私有則一產神圣不可侵犯”，但法律對“保護公民個人的合法則一產”在《憲法》中作了承諾。也就是說:保護公民個人合法則一產安全是國家的法定義務而長期以來，在中國的法律傳統中，公法文化一直占絕對優勢，私權利一直得不到應有的俘重和有效地保護，無法同公權利相抗衡。在公民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強調犧牲個人利益服從國家、集體利益。與之相對應，國外則非常強調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公民個人的土地，皇帝的馬也不許跑。”而在我國，拆遷實踐中的“釘子戶”一詞就反映著拆遷者與被拆遷者的對立關系，暴露出立法理念之落后。
2.法律體制方而:我國日前拆遷工程相當浩大，涉及到許多樣眾的切身利益。這方面的矛盾糾紛呈上升趨勢。然而，在這一領域尚沒有一部統一的《拆遷法》這方面的法律依據主要是國務院在2001年6月6日第40次常務會議上通過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實施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稱《條例》)。各地政府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依據此條例制定了當地的拆遷管理規定。如:1997年北京市頒布了《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關于拆遷補償方法，規定比較混亂，因此帶來了實際操作中的混亂現象。
3.執法方式與水平方而:城ili拆遷辦公室是專門管理拆遷事務的機構，執掌著拆遷人權。目前存在著較多的違反法律程序、野蠻拆遷等情況，反映出執法方式粗暴單
一、執法水平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被拆遷人的感情導致了此類矛盾的激化。
二、行政法視野中的拆遷問題
1.關于拆遷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問題
現代法治國家一般都將立法納入司法審查。例如在英國，無論是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只要超越權限，法院都可行使審查權。而在我國的實踐中，有這樣一種情況:在被拆遷人對一此拆遷規則表不疑問時，尚沒有較有效的解決途徑。這與我國現有的行政法律制度有關。我國《行政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所確定的行政訴訟受案范困僅限于具體行政行為，而排除了抽象行政行為。2003年4月25日，《法制日報》以《公民狀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為》為題報道了南京市江寧區的一件由拆遷糾紛引出的案中案。案件中的江寧區政府在上位的拆遷法規已修改多年的情況下，不及時修改當地的拆遷法規，仍然沿用7年前的祈行辦法，以致被拆遷人因此損失數白萬元，被拆遷人憤而狀告政府立法不作為，其訴訟請求被駁回。而對一些地方政府以行政立法的方式損害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司法的活動空間很小，這也就使得當事人處在了一種投告無門的境地。故許多學者強烈呼吁擴人行政訴訟受案范困。有的學者還卞張從社會公共利益關系出發，一切行政行為都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不周延性
(1)《條例》尚未規定被拆遷人有權利參與拆遷的決策過程及監督拆遷過程。飛政府行政公開是現代社會的一人趨勢，而在我國的拆遷實踐中，許多拆遷決策存在著暗箱操作的現象，都是政府一言為定，不容被拆遷人的質疑。如果被拆遷人有參與拆遷決策過程的機會的話，會減少不少矛盾。另外，《條例》也未規定被拆遷人有權利參與監督拆遷過程。
(2)《條例》并未明確提出聽證程序，只在第八條規定:“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在發放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同時，應當將房屋拆遷許可證中載明的拆遷人，拆遷范困，拆遷期限等事項，以房屋拆遷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而未要求“房屋拆遷卞管部門在審查拆遷人拆遷補償安置方案時，應當聽取被拆遷人的意見。”
(3)《條例》第十六條規定:“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或扦拆遷人、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經當事人申請，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的，由同級人民政府裁決。裁決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當事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自裁決書送達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拆遷人依照本條例規定已對被拆遷人給予貨幣補償或扦提供拆遷安置用房、周轉用房的，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這一規定存在兩個問題:首先，裁決公正的前提是地位中立，而城市規劃和拆遷或授權開發商拆遷本身就是政府行為，而且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追求所謂政績的愿望與商人追求經濟利益的目標相結合，于是政府和開發商之間有了更多的默契，由此產生的政府的裁決的公正性就可想而知了。其次，“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的規定使被拆遷人如果對拆遷補償不滿，即使選擇了行政訴訟，也只能“帶著鐐銬跳舞”，無法改變被強制拆遷的命運。這就,,致一些被拆遷人采取非理性的方法來處理問題。
3.其它法律法規存在的問題
我國尚沒有系統地規范房地產評估方面的法律法規。目前多數房地產評估機構依附于行政權力而存在，其出具的評估報告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因此，有關部門有必要盡快制定相關措施。另外，有些地方性的法規雖然打著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旗號，但在實際立法過程中并沒有把被拆遷人作為權利主體來保護，而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以方便拆遷為目的。這些都是立法中需要改進的。
三、解決拆遷矛盾之法律構想
要想徹底解決城市建設中的盲目與無序狀態，從根本上保護公民的權利不受侵害，僅靠行政命令是不夠的。為了防止推土機下的悲劇”的發生，需要從立法理念、法律體制、執法方法等層而解決拆遷矛盾。
1.樹立正確的立法理念
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不應該把被拆遷人放在政府拆遷的對立面上。要改變政府的行政觀念。政府行政的最重要目標，不應當是修了幾條步行街，招了多少商，引了多少資，而應是為當地的群眾提供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西方國家拆遷一條街道往往要醞釀四五年甚至七八年，我國香港的街道少有筆直，都是因為他們用了最充分的時間進行平等的協商，直到雙方都覺得公平為止。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基于平等基礎上的拆遷法律法規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
2.完善我國現行的有關拆遷的法律法規
(1)規范建設項目的審批程序
對涉及拆遷的，在規劃審批前應以適當的形式予以公示，充分聽取被拆遷人等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建設上程規劃方案一經批準，建設單位不得擅自變更;確需變更的，必須經過規劃部門審批;城市規劃行政部門在批準其變更前，應重新進行公示。
(2)應明確提出聽證程序
《行政復議法》第四條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履行行政復議職責，應當遵循合法、公正、公開、及時、便民的原則，堅持有錯必糾，保障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行政處罰法》專門對行政機關作出某此行政處罰決定前，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就組織聽證的程序作硬性規定。可見，聽證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在此基礎上，《條例》應明確提出聽證程序，要求“房屋拆遷主管部門在審查拆遷人拆遷補償安置方案時，應當聽取被拆遷人的意見。”只有充分體現透明度原則，才能提高行政效率。
(3)確立合理貨幣補償機制
公共利益的成本當由受益人均衡負擔，這是現代社會的共識。因此，對城ili建設中的利益受損者，應進行及時、充分、合理的補償。《條例》規定，被拆遷房屋的評估辦法及搬遷補助費和臨時安置費的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或規定。從目前的情況看，各地的評估辦法和補償標準、補償程序均不相同，拆遷補償標準較混亂。且補償標準一般都是政府說了算，較少聽取樣眾意見。而目前的拆遷矛盾在很人程度上是由執行的補償標準相對于市場房價偏低引起的。因此應賦予樣眾在補償標準上的“話語權”，從而提高透明度，使補償趨向于公平。有學者建議，國家可制定統一的《征收補償法》，確立評估辦法和補償標準的制定辦法，明確評估和補償的程序。
3.就政府而言，應嚴格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必須強化聽證程序，確保被拆遷方的知情權。依據相關法律的精神，在拆遷當事雙方不能就拆遷補償安置等問題達成一致，經做工作仍無效的情況下，對涉及拆遷住戶多、影響而廣、補償數額人的糾紛應舉行聽證。根據拆遷行政程序規定和拆遷實踐，筆者認為，把舉行拆遷聽證的時機選擇在經多次做工作拆遷當事雙方仍不能就拆遷安置補償事宜達成一致，拆遷行政部門在下達拆遷行政裁決之前較為適宜。這樣做便于充分聽取拆遷當事雙方的意見，也為即將下達的行政裁決提供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確保行政裁決的公正拆遷聽證應以公開的方式進行，不但拆遷行政機關和利益關系人參加，一般公眾經允許亦可參加旁聽，新聞記者也可以采訪。拆遷聽證應遵守法定程序。聽證結束后，行政機關負責人應對聽證結果進行審查，作出相應決定。
依法行政，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現在有不少地方政府走的是“強硬派路線”，以權壓人，以勢欺人，根本沒有把拆遷戶放到平等的談判位置。在利益之爭中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嚴格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而是按拆遷辦單方面的意志行事，甚至或通過停水停電等違法方式逼人就范，或通過造成既成事實來強迫拆遷戶接受。其結果往往是事與愿違。拆遷方式應當依法確定，具體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實體方面，依照法律規定，對被拆遷人足額進行補償、安置，不能利用評估或地位的優勢克扣、減損補償、安置數額，侵害被拆遷人的利益;一是依據法定程序拆遷，對不能達成協議的，可提請拆遷主管部門裁決。裁決生效后或被拆遷人不服的且拆遷人提供周轉用房的方可強制拆遷。同時，拆遷部門應改進執法方法。這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經驗。據報道，沈陽市在“金廊”拆遷過程中，走的是市場化路線”補償金額通過"市場評估定價”。為保障被拆遷人及承租人的利益，還設定了最低補償線。為盡快完成拆遷工作，采用現金獎勵的辦法，并采取了分時間段獎勵措施:拆遷人會后25日內搬遷完畢的，每戶獎勵4000元人民幣;拆遷人會后35日之內搬遷完畢的，獎勵3000元人民幣。這種“以柔克剛”、人性化、靈活務實的解決問題的思路，更適應當下的樣眾的心理。無論是經濟效益，還是社會效益，都遠遠好于一此地方的野蠻拆遷。只有依法行政，才能真正俘重人的俘嚴，達到拆遷的最終的目的，即為了滿足的人更高層次的社會需要。
另外，政府要采取措施，為拆遷戶提價供經濟適用房和中低價商品房，以從源頭上減少拆遷矛盾。
4.應暢通被拆遷人的權利救濟渠道。
現實中，被拆遷人權利救濟渠道的不通暢是造成拆遷矛后激化的重要原因。為此，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拆遷爭議，同時享有拆遷糾紛的最終裁判機關的地位。同時，考慮到拆遷涉及一些專業知識，應組建由與拆遷雙方沒有利害關系的專業人士組成的裁判機構，公正而高效地裁決拆遷糾紛，既維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又保障城市建設項目的順利進行。
拆遷本來是為人民樣眾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的一件好事然而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丙加上一此部門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導致“善花”結出“惡果”。筆者認為，只有全面廓清立法理念、改善現有法律體制再加上有關部門依法行政、人性化執法，才能真正把好事辦好，最終使人民樣眾受益。
【參考文獻】
第8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被明確的寫進了我國的憲法,這標志著我國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得到了空前的、廣泛的肯定和重視,并從一般的民事權利上升到了憲法權利的層面。但是僅僅依靠一則憲法條款不足以使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得到切實的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護規范仍待完善。本文試通過對公私財產權憲法保護的比較,闡述私有財產權憲法保護的現實路徑。
一、公私財產權憲法保護之比較
在我國,長期以來全民所有制最受重視,集體所有制次之,而私有制則常常被忽略。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個體和私有經濟漸漸有了法律地位,但總擺脫不了它對公有制的依附地位和服務作用。在此,筆者主要從歷史和現狀兩個層面對公私財產權的憲法保護差異作一比較,以期揭示私有財產權憲法保護之不足。(一)公私財產權憲法保護之歷史比較1954年憲法確認了“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同時規定了普通公民的生活資料所有權與私有財產的繼承權,并明確規定“國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財產破壞公共利益”,可“依法對城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實行征購、征用或者收歸國有”。這些規定實際上是對公民行使私有財產權的法律限制,即不得侵犯公共財產,公民私人財產權保障必須以公有財產權的實現為前提,公有財產權優先于私有財產權保護原則通過憲法條款確定下來。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繼承了1954年憲法關于公私財產權的憲法規定。規定普通公民對其勞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享有所有權,但國家對公民私人財產可以依法“征購、征用或者收歸國有”。1978年憲法重申1975年憲法的上述規定。公民的私人財產保護仍以公有財產權保護為前提。1982年憲法及其4個修正案分別規定了對不同性質財產權的保護原則。1982年憲法重申了“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同時重新規定了“公民對私有財產的繼承權”和享有對“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1988年修正案將公民財產權的保護主體延伸到私營企業主并將財產權內容擴展到土地使用權。1993年修正案關于農村的規定,將農民財產權的內容拓展到農村土地承包權,突出了農民作為財產權主體的地位。1999年修正案確認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是重新規定了對農村承包戶、個體工商業者、私營企業主等非公有制主體的私有財產權保護作。2004年修正案進一步完善了公民財產權的憲法保障,它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原則。此時,公民的私有財產權保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法律的尊重,具有了其自身的憲法地位。以上幾部憲法關于公私財產權保護的調整,體現了我國對私有財產權日益重視的態度。與私有財產權的憲法保護條款不斷調整相反,公有財產權保護條款的穩定性說明了國家一直把對公有財產權的保護至于絕對至上、不容侵犯的位置。私有財產權的憲法保護相對于公有財產權來說,仍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受保護的程度與公有財產權相比還是相當低的。(二)公私財產權憲法保護之現狀比較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順應這一變化,2004年憲法第13條作了如下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而公有財產權的憲法保護條款仍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比較這兩個條款可以發現,我國現行憲法對公共財產所有權給了相對于私人財產權更高的憲法評價,與之相適應的是,憲法對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也是不同的,存在傾斜狀態。憲法第12條規定: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而第13條涉及到私人財產的保護時,規定的力度卻沒有那么強硬: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這種行文格式表明,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利沒有神圣性,或者至少說明私有財產權沒有公有財產權那么神圣,而國家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也只是依照法律保護,缺少禁止性的規定,這樣的條款使得私有財產權難抵公權力或非法的入侵。
二、私有財產權憲法保護中存在問題及分析
通過比較憲法中關于公私財產權保護的差異,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雖然我國憲法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的調整和強化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但是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仍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第一,公私財產權的憲法地位不平等。在私有財產權的憲法保護條文中,既沒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樣,也沒有禁止條款,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力度要明顯低于公有財產權。公私財產權的等差保護最根本的原因應歸結于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基于這樣的政治因素,使不同的財產權利在憲法中處于不同的地位,公有財產權必然優先于私有財產權受保護。但是從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公有財產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防止有人用社會占有去奴役別人這個使命;但絕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排斥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相反只有直接占有生產資料的個人獲得發展,整個國家和社會才能獲得發展。這表明國家與公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誰優先于誰、誰的地位高于誰的問題。第二,私有財產權的憲法保護角度不是從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是從基本經濟制度的角度出發的。各國憲法大多承認私人財產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并將其放在基本權利中加以規定,而我國憲法私人財產權保障條款則是放入社會經濟制度的規范體系之中。自由權、生命權和財產權是公民的三大基本權利,沒有財產權,公民的基本權利就不完整。把私有財產權排除在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之外,就必然導致憲法基本權利體系的缺失,不利于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追溯究竟,還是由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國家和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忽視了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然而,憲法對私有財產權的保障,旨在對一種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的財產權的保障,而非對各種現存的財產分布狀況或者實然的財產秩序的保障〔1〕,因此,應當把私有財產權納入公民基本權利體系,這樣才能給予公民基本權利強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三,我國現行憲法對公民私有財產權保障制度的規范不具體、不嚴謹。現代財產權的憲法保障制度,其規范的內容主要蘊含了三重結構:即:不可侵犯條款(或保障條款)、制約條款(或限制條款)、征用補償條款(或損失補償條款)。〔2〕可見,憲法上的私有財產權屬于一種特殊的“防御權”,即公民于國家公權力對其私有財產所實施的不當侵害時做出防御,并在實際侵害發生的場合下可獲得救濟的一種權利〔3〕。我國現行憲法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條款雖然包括了以上三重結構,但是仍存在以下兩個缺陷:一是,我國憲法缺乏對“公共利益”明確具體的確定。關于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財產的規定只涉及了“根據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中“公共利益”沒有用法律來界定,導致了現實中許多侵犯個人權益的事情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大旗下進行的。二是,我國憲法中缺乏明確的公正的征用補償條款。憲法規定了可依法給予補償,但是對補償的原則和標準缺失一般性的規定。不合理的補償也是一種剝奪,所以憲法必須明確規定對私有財產的征收征用給予正當的補償。否則,在實踐中要求對各種損害私有財產權的行為承擔賠償或補償責任在救濟時就缺乏根本性的法律依據,補償是否公正、合理無從認定。
第9篇：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范文
[關鍵詞]生態補償；財稅政策；路徑分析
生態補償最早是一個自然科學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生態補償作為保護生態環境的一項經濟手段，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開始出現并逐步成為環境政策的一個重要領域，其核心內容是生態保護外部成本內部化，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改善、維護和恢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調整相關利益者因保護或破壞生態環境活動產生的環境利益及其經濟利益分配關系，以內化相關活動產生的外部成本為原則的一種具有經濟激勵特征的制度。
財稅視角下的生態補償涵義更加廣泛，其政策涵義是一種以保護生態服務功能、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的，運用財政稅收手段，調節生態保護者、受益者和破壞者經濟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財稅政策是生態補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財稅視角下考察生態補償路徑，有助于拓寬生態補償的理論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態補償與生態稅收政策
生態補償資金籌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態稅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來源。借鑒國外先進的生態稅收建設經驗，完善生態稅收政策，建立與生態補償機制相適應的生態稅收體系，是稅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經濟、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需要。
(一)完善資源稅1拓寬資源課稅范圍。(1)應擴大資源課稅的課征范圍，征稅范圍除包括自然資源中礦產資源(非金屬礦原礦、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礦、石油、天然氣、煤炭)和鹽之外，應開征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2)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3)將稀缺性的可再生資源納入資源稅征稅范圍。(4)擴大土地征稅范圍，將在農村占有土地用于非農業生產納入土地使用稅征稅范圍之中，對于農民居住用地給予稅收優惠，平衡城鄉之間土地使用稅的稅收負擔。
2建立多層次的資源課稅體系。完善的資源課稅體系應該涵蓋開采者開發資源、生產者耗費資源、消費者消費以資源為原材料而生產的產品及對其產生的廢棄物處置的整個過程。可在各個環節，根據各自的特點，設置相應的稅種，形成協調統一、目標一致的資源稅體系。(1)在開采階段，可以設置資源稅。引導資源的合理開發，限制在資源開采過程中發生“采富棄貧’’的現象。(2)在生產階段，設置生態稅。首先在生產過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資源以及不可再生資源，對以稀缺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為原料進行生產的行為征稅；對生產過程中使用替代品行為給與一定的稅收優惠。其次根據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限制生產行為對自然環境產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彎路。(3)對產品的消費行為，可以通過科學地設置消費稅稅目，對消費行為和消費習慣進行限制或鼓勵，通過引導消費行為，誘導消費方向，間接影響資源品在生產中的運用和資源的開發。這種間接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效果更好。(4)對廢棄物的處置征收環境保護稅，使企業產生的外部成本通過稅金的形式集中起來，為國家治理環境提供資金保證。通過上述各環節的協調統一，實現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
3合理設計資源課稅的計稅依據和稅率。對資源課稅的計稅依據和稅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慮分兩個層次進行：首先以開采量為計稅依據，設計合理的定額稅率，在這一層次主要解決對絕對地租的分配問題。即所有權壟斷應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銷售價格為計稅依據，設計合理的比例稅率，在這一層面上解決相對地租，即經營壟斷帶來的超額利潤。將資源課稅的計稅依據從銷售數量改為開采量，使企業積壓的資源產品也負擔稅收，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使企業從關心本企業微觀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資源的開發，引導企業珍惜與節約國家資源，避免過度開采。以銷售價格為計稅依據，使資源課稅的稅額隨著資源的價格的變動而變動，價格杠桿和稅收杠桿相互協調，發揮調節作用。
(二)調整消費稅為了增強消費稅的環境保護效應，籌措生態補償資金，應對現行的消費稅進行改革。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將天然氣、液化氣、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類產品作為應稅消費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環境破壞的產品(如電池、殺蟲劑、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納入征稅范圍，達到以較低的成本刺激廠商或個人減少污染。適當提高含鉛汽油的稅率，以抑制含鉛汽油的消費，推動汽車燃油元鉛化進程。在繼續實行對不同排氣量的小汽車適用差別稅率的基礎上，應對排氣量相同的汽車，視其是否安裝尾氣凈化裝置而實行區別對待，并應明確規定對使用“綠色”燃料的汽車免征消費稅，以促使消費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選擇。
(三)開征環境稅在生態經濟建設過程中，各國都在努力尋求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稅制建設的最佳結合點，環境稅收政策日益發揮重要作用。各國政府的生態環境稅大致可分有以下幾種：
1對污染排放物進行課稅。征收此類稅的目的是利用稅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經濟活動。主要稅種有二氧化碳稅、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固體廢物稅、垃圾稅等。
2對有污染環境后果和資源消耗較大的產品征稅。征收此類稅的目的在于通過課稅促進企業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環使用，減少廢物的遺棄與排放，減輕環保壓力，并能節約能源。主要稅種有油稅、舊輪胎稅、飲料容器稅等。
3對造成其他社會公害的行為征稅。如為了控制噪音對人類生活環境的危害，針對飛機和工業交通所產生的噪音，根據噪聲水平和噪聲特征征收噪音稅；為減少城市交通壓力，改善市區環境開征擁擠稅。㈨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落實，在我國開征環境稅已經非常必要。目前，我國環境稅課征對象可暫定為排放的各種廢氣、廢水和固體廢棄物。對于一些高污染產品，可以以環境附加稅的形式合并到消費稅中。在開征環境稅的初期，為易于推行，稅目劃分不宜過細，稅率結構也不宜太復雜。可考慮將現行的水污染、大氣污染、工業廢棄物、城市生活垃圾廢棄物、噪音等收費改為征收環境保護稅，發揮稅收對環保工作的促進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費制度
逐步擴大排污收費的范圍，將各種污染源納入收費范圍內，制定嚴格的征收標準，加大收繳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將環境要素成本量化納入企業生產成本，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的原則，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態補償機制。
二、優化生態補償財政投入政策
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生態補償資金豐腴程度不同，補償能力差別較大，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財政轉移支付是生態補償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實施的手段。
(一)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的幾個相關問題
1轉移支付規模。在安排財政轉移支付生態補償資金時，首先應合理確定轉移支付規模，一方面在總量上要有足夠的數量保證，解決生態補償公共支出責任的縱向不平衡和緩解地區間財力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實現各地的基本生態補償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應有上限，如果轉移支付規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圍，會在資金分配過程中造成交易成本無謂增加和效率損失。財政轉移支付的額度應使財政收支的縱向不平衡達到既能保持上級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損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轉移支付對象。中央的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應在全國范圍內根據需要確定重要支持對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區的天然林保護和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對全國的生態安全至關重要，應成為國家財政進行生態補償的重點地區。各級地方政府根據本地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的實際情況，在本級預算范圍內確定轄區內的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對象。
3轉移支付結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環境污染情況的加劇，在加大財政調控力度的同時，應優化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的結構。以科學發展為主線，注重加強政策引導，著力推進結構調整、節能減排、自主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二)構建多層次的生態補償財政分擔體系
1中央政府財政轉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時，主要針對全局性的補償問題，將全國作為一盤棋，通盤考慮，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生態效益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改進轉移支付辦法，突出對生態地區的轉移支付，設立重點生態區的專項資金和西部生態補償與生態建設基金。對欠發達縣實行稅收增量返還和激勵性轉移支付辦法，促進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2省級財政轉移支付。省級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應根據本省具體情況，合理安排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向、規模，明確投資重點、分配使用原則和專項資金的使用范圍等內容。重點是對重要生態功能區的支持，關注本省欠發達地區的生態補償的落實。設立環境整治與保護專項資金，整合現有市級財政轉移支付和補助資金。在資金安排使用過程中，市級各部門明確傾斜性的生態環境保護項目，結合年度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目標責任制考核結果安排項目。根據當地排污總量和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測算，安排補償資金的額度，原則上應按上年度轄區內環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補償資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區生態環境項目設立地方補償資金，并可在補償計劃上單列出對物權受限人的補償。設立這種多層次的補償資金可以對地方環境保護起到刺激作用，同時形成上下多層的互動機制。
3建立鄉鎮財政保障制度。首先，針對由于分稅制改革帶來地方鄉鎮財政收入減少的現狀，縣財政通過轉移支付補足鄉鎮生態補償資金缺口。其次，針對部分鄉鎮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所做的犧牲，縣財政應將增加生態保護補償預算資金，列入每年度財政預算。
財政投人是構建生態補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應根據不同的生態保護和生態補償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財政補償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對環境保護建設的投入力度，補償維持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公共資金。
(三)建立財政補貼、財政投資有機融合的財政補償機制
對于外部效應較大的公用設施、能源、交通、農業以及治理大江大河和治理污染等有關國計民生的產業和領域，財政投資應采用直接投資方式進行，以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對于收益率較低的生態保護項目，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有限，應采取財政補貼方式，使這些項目的收益率能夠有利于調動投資者參與生態保護項目的積極性。財政補貼的方式可以直接的補貼方式支付給投資于生態保護和生態維護的項目或投資者，也可以隱蔽的財政貼息的方式提供補貼，或者采取以獎代補的方式提供補貼，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
三、建立生態補償財稅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生態補償法律體系
目前，我國生態補償的各種法律規定散見于一些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之中，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生態補償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規，以對生態補償的基本原則、基本制度、主體、對象、范圍、標準、方式、資金來源等作出總體性規定，而且，現行的生態補償法律規定缺乏可操作性。生態補償政策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政策與法律相比缺乏安定性、連續性與強制性。
要解決生態服務提供者與受益者之間在環境資源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問題，應該盡早實現在生態補償領域國家層面的立法，明確補償主體的法律義務和責任，創建和完善生態補償法律制度。其主要內容就是從法律制度上確立由生態服務功能的受益者支付生態效益的相應費用，解決無償享有生態服務或環境效益的問題，并彌補生態環境保護者的損失。同時，在法律上進一步完善由生態環境的破壞者承擔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負外部性或將外部性成本內部化，并對環境違法行為進行重罰，提高違法成本。在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法律制度作為必不可少的“硬約束”，在生態補償方面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建立多層次生態補償資金渠道
除了通過生態稅收籌集生態補償資金外，應使生態補償資金多元化，為生態補償提供充足的資金。
1推行綠色金融貸款。合理利用信貸資金，引導信貸資金支持生態補償項目；有效利用國債這一有利的籌資手段，動用社會閑置資金進行生態補償，解決資金缺口問題；考慮發行中長期特種生態建設債券或彩票，籌集一定的資金；提高金融開放度、資信度和透明度，保持投資制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創造良好的條件，積極吸引國外資金直接投資于生態項目的建設。
2完善生態環境治理備用金制度。對新建或正在開采的礦山，應以土地復墾為重點建立生態補償保證金制度。所有企業都必須在交納一定數量保證金后才能取得采礦許可，保證金應根據每年生態損害需要治理的成本加以征收，要能滿足治理所需全部費用。保證金可以通過地方環境或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征收上繳國家。也可以在銀行建立企業生態修復賬戶、政府監管使用的方式交納。若開采企業未按規定履行生態補償義務，政府可動用保證金進行生態治理。
3建立生態補償與生態保險協調體系。針對生態風險引入生態保險，建立生態風險分散機制，并通過生態保險籌集生態補償資金。生態保險在保護參保雙方利益的同時，對由于環境污染給受害方造成的損失進行賠付，并對保障生態安全的措施進行補充撥款。保險機制可以成為使生態環境損失大大降低的風險調節器與管理手段。這種直接的經濟激勵機制的應用可以作為對社會與自然相互關系調節的傳統經濟手段與法律手段的有益補充，也是污染者付費原則得到實施的生態經濟手段。生態保險實質上不僅是用來對受害人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而且對投保人來說是生態環境損害的預先安排，保證生態損失發生后能夠有效消除損失。
(三)建立財政、稅收、環保三部門聯動機制
為加強排污費的管理，應完善排污費的核定、征收、使用各環節的規章制度，并建立財政、稅收、環保三部門聯動機制。排污費由環保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污染者排污的種類、數量和排污費數額進行核定，地稅部門負責代為征收，銀行入庫，財政統管，從根本上解決環保部門吃排污費的問題，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環境保護和生態補償的新機制。
(四)構建生態補償機制社會參與和統一操作平臺
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和公民的廣泛參與，需要各利益相關方的協調配合和相互監督。通過政府宏觀調控引導、市場機制有效配置、法律法規的約束、倫理道德的規范，建立有效的社會參與機制、社會監督機制、利益協調機制，構建相對統一的政策運行和協作平臺，保障我國生態補償政策體系得以有效實施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