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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5.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9-09-0051-01
河南滑縣是農業大縣,工業小縣,總人口121萬,其中農業人口103萬,這就意味著滑縣發展重點、難點在三農的問題上,大學生當“村官”,是當前農村發展形勢的必然趨勢。
一、大學生到農村擔任村官的積極作用
1.有利于新農村建設。大學生村官到村任職,用他們相當豐富的知識儲備,先進的文化、先進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為縣域經濟提供人才保障,促進了新農村建設,從而提升縣域經濟發展。
2.有利于提高農村基層干部隊伍整體素質。大學生村官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支隊伍的結構,還帶來了新的事業觀念、新的知識技術、新的工作方式和新的精神面貌。正如大學生村干部常曉飛被安陽市委組織部、市人事局授予“安陽市優秀大學生村干部”榮譽稱號。在2007年5月,他在縣委組織部、鎮有關領導的幫助下,創辦了安陽市天源蓄電池有限公司,專門生產電動車電源。
二、大學生擔任村官存在的不利因素
1.功利性因素是影響大學生“村官”角色認同的重要原因。從大學生村官自身的角度看,大學生剛剛踏上社會,無論家庭還是事業,都有極大的不確定性,而國家的鼓勵政策,比如優先考研、考公務員、不算很低的工資水平、基層鍛煉經歷這些因素就成為大學生選擇做“村官”相對重要的砝碼。所以,當大學生到達實際工資崗位后,這些功利性的因素如果沒有得到實現,或者沒有完全的實現,他們對“村官”角色的認同感就會遭到打擊,進而感到自己的前途黯淡。
2.工作上的“深入”問題。鄉鎮干部對大學生村干部具體工作不明確,讓大學生村干部在鄉鎮當中充當打字員、辦公室人員以及打雜人員,還有一部分大學生村干部工作計劃完全聽從于鄉鎮領導安排工作,其余的時間屬于空閑,完全沒有職業規劃。這樣就會引起鄉鎮領導及村民的不滿,但頗于各方壓力,不得不支持大學生村干部在村任職。這樣的情況下,大學生村干部今后在村里很難開展工作,取得非常明顯的成績。
3.熟悉程度不夠,適應困難。大學生“村官”的生活世界從城市到農村,本來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按照鮑曼的說法:“人們到達一個全新的環境后往往會感到心理上的恐懼、戰栗和不安。”
三、促進“大學生村官”發展的對策建議
1.要為大學生“村官”的成長、成才營造良好環境。首先,新聞媒體應對大學生“村官”給予更多、更加廣泛的關注,通過大力宣傳,營造良好輿論氛圍,讓大家了解、支持這項工作,大學生村官不是去爭權奪利,不是去鍍金添彩,而是真心實意地去發揮才干,并引導更多的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去,服務農村建設。其次,企業、金融機構、科研機構及有關方面要積極參與,共同努力,創建城鄉共建、城市反哺農村的有效機制,如建立科技、法律、投資等方面的數據庫、設立大學生工作“村官”創業基金、舉辦新農村建設論壇等等,實現資金、信息、技術的順暢流通,為大學生“村官”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建功立業拓展渠道。目前,該縣“大學生村干部”已領辦、創辦各類項目110個,其中自辦項目30個,領辦、入股、合伙等其他方式項目80個,年創利潤2 100余萬元,就業人數2 000多人,有力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加快了新農村建設步伐。第三,要為大學生村干部與各高校搭建平臺,使各高校對大學生“村官”工作予以支持,在智力、人力上為大學生“村官”創造條件,為他們提供更多的交流、學習和展示平臺,幫助推廣經驗,解決問題,解疑釋惑,推動大學生“村官”制度進一步完善。
2.要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組織管理體系。一要建立科學的選拔機制,堅持大學生自覺自愿原則,在保證公開、公平、公正的基礎上,確保把有志向、有熱情、有潛力的大學生選。二要加強大學生“村官”的培訓和管理,配備優秀的管理干部,通過教育培訓,切實提高大學生“村官”的工作能力。四年來該縣、鄉共舉辦各類培訓班,培訓“大學生村干部”1 000余人次,并組織外出學習考察,有效提高了“大學生村干部”做好農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三要建立監督、考核、獎懲機制,健全完善科學的考核體系,對工作表現突出的,及時給予獎勵,對工作業績較差、工作能力不勝任、村民不認可的大學生“村官”,經嚴格考察確認后,予以辭退。四要設計好大學生“村官”任期屆滿后的分流導向機制,確保各項優惠政策充分落實,保證長期穩定吸引和留住真正熱愛農村、有能力的大學生扎根建設新農村。
關鍵詞: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生存現狀
2013年,全國高校在校人數接近2600萬人,根據李銀河的研究推測:“同性戀者在我們社會生活中占到成年人口3%-4%。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的總人數,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數據,但大學生作為社會中思想最為開放和最具叛逆精神的群體,大學生同性戀的比例與社會比例至少是一致的甚至更高。按照3%-4%的比例來估算,全國高校的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的人數將達到78萬-104萬,相當于一個中小型城市的規模。[1]隨著文明的不斷進步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大部分國家包括我國對于同性戀的態度都經歷了“非刑事化――非病理化――逐漸人性化”,逐步把同性戀和犯罪,精神病和心里異常區分開。社會和校園對大學生同性戀群體態度也越來越寬容,如2005年,復旦大學為本科生開設有關同性戀的公共課。但是中國依舊是一個傳統道德力量強大的社會,即使絕大多數人對同性戀沒有嚴重的歧視言行,但是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不同程度偏見,將同性戀者視為對傳統道德秩序的離經叛道者。由于同性戀群體自身的特殊性,發生在他們身上的諸如退學,感染艾滋病甚至自殺等問題,常常會與同性戀劃上直接的等號,過分夸大同性戀的危害,如人們總是把同性戀和艾滋病捆綁在一起。以上的論述在下文的調查中都會找到種種佐證。
一、大學生對校園同性戀群體的認知和態度
此次的調查對象選擇了南昌市5所不同院校(南昌大學、江西理工大學、江西省經濟干部管理學院、江西服裝學院、江西省外語外貿職業學院)的本專科生,有效被試共329人,其中男生115人,女生214人;文藝體科生187人,理工醫科生142人。在對以往的調查問卷的分析和總結后,編制了自填式調查表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由64個問題組成,內容包括了個人基本信息,是否有同性戀的傾向、對于同性戀的認知和態度、對同性戀行為和相關問題的認知和態度、對于同性戀的幫助和接納程度、對無影響認識的同性戀的情感態度、對無影響不認識的同性戀的情感態度、對同性戀與問題學生的認知態度、對同性戀與精神病的認知態度,對同性戀與艾滋病和性病的認知態度等10個方面。[2]
通過此次調查筆者初步了解了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基本態度和認知,更掌握了校園同性戀群體所處的生存外在環境。
1、不同性別,不同專業對于同性戀的認知和態度存在明顯差異。
女大學生在“您是否了解同性戀?”、“您是否會平等對待同性戀?”、“您認為同性戀是否是一個正常的心理現象”等關于同性戀的情感態度和行為態度上,遠遠高于男生。在“您是否了解同性戀?”32%的女生選擇了非常了解,47%的女生選擇了一般了解,而男生比例只有13%和24%。在”您是否會平等對待同性戀”問題上74%的女生選擇了是,而男生只有33%。在回答你身邊是否有同性戀的問題上43%的女生選擇了有,而男生只有9%。說明在校園中,女生對于同性戀群體的情感上更寬容,包容性更強。但是通過調查我們也發現,男女生對于同性戀的認知都存在著不同程度誤區和偏差。在對“您認為同性戀產生的原因是什么?”的問題上男生和女生有37%和24%回答是“不清楚,沒有關心過”。說明很多大學生對于同性戀沒有科學正確的認識,了解只是簡單的停留在“性”等敏感問題上,高校也缺乏相應的知識宣傳。在回答什么是您接觸到同性戀的信息渠道時,不管男生女生90%的以上的學生選擇的都是小說、電影和動漫。可以說近年來以斷背山,藍宇為首的同性戀電影,大批通過網絡流傳的日本同性戀動漫和國人的網絡同性戀小說反復沖擊著當代大學生的世界觀,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這些無限美好,純情浪漫的作品,片面美化了同性戀,局限了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正確認識,特別是對于重視感官化表面化的女生影響極大,使得“腐女”變成一種潮流在大學中大肆流行起來,這也是為什么女生對于同性戀的寬容度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不同專業方面,我們發現文藝體的學生比理工醫的學生了解程度更深,在對待同性戀的情感和態度認知上要更好,態度更加寬容。在回答你是對于同性戀的了解程度上文藝體的學生比較了解和一般了解分別為23%和38%,理工醫只有11%和24%;在回答發現“同學是同性戀,愿意與同學繼續保持朋友關系”的文科生達到了67%,而理科生只有40%。這與兩種學生的思維模式和學業壓力有著直接的關系,文藝體的學生思維模式是迂回思維,注重過程,認識問題更見全面,性格外向樂觀,態度中庸平和,理工醫的學生思維模式是直線思維,非對即錯,重視結果,性格內斂低調,態度也較為極端。在學習壓力上文藝體的學生學業壓力輕,課余時間多,課外閱讀和參與社會實踐較多,有較寬的知識面并了解社會的各種動態,而理工醫的學生學習壓力大,每天忙于往返在教室和實驗室中,幾乎沒有精力再了解其他知識。通過對兩類學生的對比,發現對同性戀的認知和情感態度越高,行為態度就越積極;對同性戀的認識越全面,對同性戀態度越寬趨向于寬容、理解和尊重,反之就越反感。
2、對于同性戀現象趨向于寬容,對于同性戀等方面依舊保守偏見。
在被問及“您是如何看待同性戀現象?時”,有24%的學生表示認可,選擇無所謂的學生達到61%。在對于“學校對于同性戀學生應采取何種措施?”的問題時,57%的學生,選擇了學校應包容和引導,29%的學生選擇了默許,讓其自由發展,10%的學生選擇了采取特殊學生辦法管理,4%的學生選擇了建議勸退。在對于您是否贊成同性戀婚姻的問題調查上,47%的學生表示支持,31%的學生表示無所謂,只有22%的學生表示堅決反對。這說明大學校園里多元化的文化,大學生自身開放獨立的思想,使得他們更容易理解同性戀,寬容度也更高。
但是從另外一些調查數據中我們發現,這種理解和寬容更多是的一種同情和憐憫,甚至有一部分學生對于同性戀極度仇恨和堅決的抵制。在被問“您是如看待看待同性戀之間的時?”,只有12%的表示支持和理解,回答”無所謂的,那是個人自由的”僅有25%,而選擇“覺得惡心,難以接受的”達到了41%,剩余的22%的選擇了“違反人倫,堅決抵制。在回答”您發現您的同學是同性戀,您對他的態度是否有所改變?”,僅有17%的學生回答了“不會”。在對于您身邊或者您知道的同性戀學生是否是問題學生的調查中,有41%的學生認為是“一般問題學生”,34%的學生認為是“嚴重問題學生”,只有25%的學生認為是“正常學生”。在關于同性戀與精神病,同性戀與艾滋病等問題上的調查我們也發現,對同性戀持反對態度的大學生遠遠高于持支持態度的大學生。
從調查中的矛盾可見,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的認識是表面化、局限化和片面化的,對于同性戀群體采取的是一種文化隔離的旁觀者態度,將同性戀文化視為一種傳統文化習慣外的亞文化。大學生對于同性戀現象的寬容更多是出于獨立自主個性和對個人隱私的重視,是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寬容,在尊重和理解的同時,保持一段禮貌的距離,對同性戀的認知表面膚淺,缺乏深層次的了解,對于同性戀行為存在著歧視和偏見,如將同性戀群體視為性者、道德淪喪者或精神病、艾滋病及性病傳播者,對同性戀中的等進行“妖魔化”,喜歡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排擠和歧視他們。所以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的生存環境非常尷尬,既有外環境表面的包容,又受到身邊的各種歧視和偏見,這種環境使得他們異常的焦慮和困惑,無所適從,不敢正視生活,直面人生。[3]
二、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的自我認同和面臨的主要困難。
誠然,在如今的大學生校園中有不少同性戀學生敢于行走在陽光之下,但更多同性戀學生在以異性戀為霸權的主流文化中繼續隱藏在陰暗處。好在,由于網絡的自由和開放,眾多的同性戀網站、社區、聊天室和無數的同性戀QQ群、飛信群和微信群給大學生同性戀群體提供了一個空前繁榮的交流平臺。本次調查通過已了解的兩個高校同性戀QQ群,以郵件的方式向每位成員發送網絡調查問卷和調查說明,共計發放調查問卷237份,回收84份,其中有效65份。從如此之地的回收率看,說明大部分大學生同性戀缺乏自身的認同,選擇躲藏在柜櫥中自我封閉,不愿意直面自己的身份。同時對愿意接收訪談的同性戀大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深入訪談。
1、大學生同性戀群體對自我身份認同。
“身份”:身份就是對“人是什么?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等問題的回答。而身份的自我認同,歸根到底是在回答“我是誰”?,因為解決了“我是誰”,就明白了自身所處的環境,以及在環境中的地位、形象(自我形象和公共形象)和角色以及何謂正確、何謂錯誤,如何待人、別人如何待我等等。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的身份認同,既有都有大學生的普通型,又有同性戀的特殊性,他們的認同不僅對其自身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也對中國未來同性戀群體的生存狀況及發展方向有重大的意義。
在對于確定自己性取向時感受的,13%的同性戀學生選擇了“這是一種生理疾病或精神問題”,52%的學生選擇了“開始有些迷茫,后來順其自然”,35%的學生選擇了“平靜接受”。同性戀學生在回答“您是否會把您是同性戀的消息告知父母?”和“您是否會把您是同性戀的消息告知身邊的同學好友?”,分別僅有3%和5%的學生選擇會。關于對未來婚姻前景的調查,67%的學生選擇“迫于社會和家庭的壓力,與異性結婚”,堅持“同性結婚“僅有14%,剩余選擇“維持單身”。通過研究這些數據和訪談,大學生同性戀者一方面希望等到社會,家人、朋友和同學的寬容、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因為恐懼和害怕外部的壓力,采取了自閉式消極對抗方式,千方百計的隱藏自己的身份。二者之間的沖突讓他們彷徨和迷茫,大部分大學生同性戀選擇逐漸離開正常的世界,與虛假的面目保持盡可能少的社會聯系,把同性戀群體視為生活的中心,形成了割裂式的身份認同。所以大學生同性戀者更易于自我接受,但同時于道德倫理和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而表現出隱秘、消極、不信任和割裂式的特征。[4]
2、大學生同性戀群體面臨的各種困難。
大學生同性戀群體從表面上看去平靜的,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面臨著自身需求和社會環境的各種壓力,心理上自卑、自嘲、自病和自弱,心理健康狀況堪憂,與社會上的各種高危因素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大學生中的弱勢群體。
在被問到“您認為身邊同學對待同性戀的普遍態度時?”,42%的選擇了“明顯歧視和排斥”,38%的選擇了“隱性的歧視和排斥”,僅有20%的人選擇了“理解和支持”。說明同性戀群體自身認為自己在社會中是異類的存在,習慣性自己置身在一個孤立的環境中壓抑自己。在對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的調查更加觸目驚心,十分令人堪憂。87%的被調查者選擇了“抑郁”;74%選擇了“焦慮”;71%的選擇了“困惑”;54%的選擇了“恐懼”;44%選擇了“人際交往困難”;38%的選擇了神經衰弱;甚至有29%的選擇了“有自殺傾向”。心理健康的失衡,又導致了社會功能受損和情緒的泛化。在回答“您在學校的成績如何,是否有學習困難時”的問題,僅有3%的學生選擇了名列前茅,沒有困難,而44%的學生選擇了“較差,學習較困難”。同樣在關于參與校園文化活動、擔任社會工作、人際交往情況和就業等各個學習和生活領域的調查,同性戀學生均表現不佳,存在著諸多的困難,說明很多掙扎于同性戀世界之中的大學生,沒有也不能把精力放在正常的世界中學習和生活,導致成績落后、生活脫節和就業困難等。
在調查中,也發現在大學生同性戀群體中同時存在不少問題。通過調查得知87%的被調查者有過同性戀;66%被調查者有過2段以上同性戀史;31%的被調查者有過5段以上的同性戀史;32%被調查者表示同時有不少于2個;13%的被調查者曾經被犯;11%的被調查者遭受過待。雖然大學生同性戀群體并沒有以往文字和影像描述那么濫性,但卻無法抵抗性的誘惑,缺乏異性戀較穩定的兩性關系,而一旦感情受挫,又沒有傾訴的途徑,極易引發高危隱患。在調查中雖然未發現艾滋病或性病患者,但是有4%和7%的被調查者反應自己所了解的同性戀群體中存在或聽說有艾滋病或性病患者。中國教育對于性教育特別是同性戀教育的缺失,使得大學生同性戀群體只能通過黃和影片等非法途徑獲取相關知識,誤導大學生走上歧路,最終身心受損。
三、通過轉變觀念、健全機制和完善隊伍做好大學生同性戀學生的教育管理
1、學校轉變觀念,變被動為主動,構建寬容開放的校園氛圍。
在以往,中國的高校對于同性戀群體的態度是消極被動,平時不管不問,一旦出現問題,采取的也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法,盡量的保持距離,視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為校園中的“灰色部落“。高校這種“秘而不宣”的態度,既沒有起到保護同性戀群體的作用,反而使得同性戀群體生存環境更加惡劣。要幫助同性戀群體從柜廚出走出,高校必須營造出一個寬松自然的環境。首先要把關注同性戀群體的問題放到一個影響到學校安全穩定和學生成長成才的高度上來,只有重視了,各項工作才能落實;其次利用學校各種宣傳渠道,培養師生的多元價值觀,幫助師生正確認識同性戀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把同性戀和差生、犯罪、精神病和艾滋病患者等科學的區分出來;最后要防止工作的矯枉過正和操之過急,對同性戀群體的工作要把握自愿、隱私和不傷害原則,開展工作時不能大操大辦,只能細水長流,逐步建立和諧、健康、文明和寬容的校園文化氛圍。[5]
2、建全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的教育機制、安全保障機制和互助機制。
高校應積極將大學生性健康教育課納入學校的課程教育體系,普及各類性知識,加強大學生的性文明教育,提倡反對歧視同性戀,視使大學生掌握了較為全面科學的性知識的同時,提高了大學生的性道德,為了大學生同性戀群體創造積極的生存環境。學校應為同性戀群體特設相關課程,一方面教授同性戀大學生交往心理教育,另一方面做好艾滋病和性病的預防宣傳。同時要善于利用第二課堂,如講座、論壇和社團活動等,把各類同性戀教育融合滲透到學生生活和學習的方方面面,促進了他們在同往中的健康和諧發展。
高校應認真對大學生同性戀群體進行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狀況排查,并對他們的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情況實施動態跟蹤機制,對于患病和心理異常的學生要進行預防并安排專人關心,一旦發生異常,要做到早發現、及時預防和有效干預。對于“疑似”同性戀的大學生,要主動幫其聯系專家,追根溯源,尋求對策,對確定為同性戀的大學生要幫助他們適應新身份,對于確定不是或兩者之間的要幫助其進行矯治。
大學生同性戀群體有極強的身份意識和群體界限,高校應建立同性戀大學生的互助機制,發揮群體的作用,通過同性戀大學生中的優秀分子與其他同性戀大學生積極交流,發揮榜樣的力量,通過群體內的溫暖、接納和支持幫助同性戀大學生釋放壓力,互幫互助,共同進步。
3、完善隊伍建設,促進同性戀群體的健康和諧發展。
思政工作者作為學生工作的第一線,在關心和幫助同性戀群體上有著異常重要的作用。學校應對思政工作者特別是輔導員(班主任)進行同性戀相關科學知識的專業培訓,使他們正確認識同性戀現象在日常的教育和工作中能夠祛除歧視,公平的對待每一個同性戀學生,在思想上能夠用愛和寬容去理解他們,成為他們的知心人。思政工作者也是大學生同性戀群體的預警者,一旦大學生同性戀發生危機狀況,起著預防、發現、上報和處理等多重功能。[6]
學生黨員和學生干部作為學生中的榜樣和帶人頭,一言一行都影響著身邊的同學。學生黨員和學生干部要充分發揮離同學最親、最近和最了解的優勢,在班級中倡導用無條件的寬容、接納和支持的方式對待同性戀學生,建立同性戀大學生的班級支持系統,幫助他們走出困惑和煩惱,重新面對美好人生。(作者單位:1.南昌大學人文學院;2.南昌大學建筑工程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系南昌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成果《大學生同性戀群體校園生存現狀調查及其教育與管理對策研究》,項目批準號12XSZ15。
參考文獻:
[1]張超,胡新宇.中國高校同性戀調查[J].中國社會導刊.2007(09)
[2]鄭小蓓,張秋媚,陳岳標,詹海都.大學生對同性戀態度問卷的初步編制[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7(07)
[3]張涵,孫婷婷,王鵬.大學生對同性戀的認知和態度調查[J].中國性科學.2008(09)
[4]王建明.高校同性戀者群體內部組織初探――以華東某高校為例[J].江蘇社會科學.2006(S2)
我建議工商局、消協加強“大學生村官”網絡隊伍建設,聘請“大學生村官”擔任農村消費維權監督員,組建一支高素質的“大學生村官”維權服務隊伍,以暢通農村消費維權渠道,切實維護農民消費者合法權益。
一是擇優選聘,擴展維權網絡。在全區各鄉鎮選聘綜合素質較高“大學生村官”擔任消費維權流動隊隊員,初步解決鄉鎮消費維權人員不足、農村消費維權不夠到位、農民消費投訴不暢通等難題,爭取通過幾年的努力,逐步擴大消費維權網絡,實現楚州農村維權全覆蓋。
二是發揮優勢,提高維權水平。 “大學生村官”文化素質和工作熱情較高,接受新事物能力強,能較快投入到消費維權工作。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具有先天的工作崗位優勢:一方面,“大學生村官”在基層工作,可以充分利用進村入戶的機會深入宣傳消費維權知識,提高農民群眾的維權意識;另一方面,“大學生村官”頻繁接觸農村、農民事務,更加了解農村維權現狀和需求,也能及時處理身邊發生的消費糾紛,有效維護農村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將“大學生村官”引入消費維權隊伍,對全區消費維權隊伍水平的提升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是強化培訓,提高維權能力。因未接受專業、系統學習,“大學生村官”消費維權能力相對較弱,為此,楚州區工商局、消協要加強法律法規教育,在提高實戰能力上進行培訓指導,定期向“大學生村官”維權服務隊員講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發放維權知識讀本,并讓我們親身參與消費維權的各項實踐活動,使我們盡快掌握消費維權知識,我們將定期與轄區工商所人員聯系,匯報工作開展情況,在培訓和實戰中提升我們的維權能力。
很明顯,投訴信所反映的事情確實存在。早在去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徐雙敏教授曾《湖北省大學生“村官”現狀調研報告》,稱六成大學生“村官”不在村,超過七成“村官”打算報考公務員。報告分析,“村官不在村”,主要的原因是被上級抽調,到鄉鎮、縣干活去了。而這次濮陽的情況,也屬于“村官不在村”,但原因卻不同,是村官一邊掛著職務,一邊到外去兼職干活了。
輿論批評大學生村官“不像話”,既然做村官,就應該心系農村,踏實在農村工作,怎能一邊有著村官的身份,享有村官的好處(按照有關政策,大學生村官在日后考研和考公務員中都有一定的優惠),一邊卻不務正業?大學生村官這樣做當然不妥,可是他們之所以能這樣輕松地到社會上干活,一定程度上與村官無事可干有關。
我國大學生村官工程的初衷,是用大學生的才能去建設新農村,同時也給大學生基層鍛煉的機會。中央為之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可是,具體到地方,卻少有完善的對接機制,有的地方的鄉村并沒有考慮怎樣利用好這樣一批學生,只是出于完成任務接收這批學生,不對上崗學生進行培訓,沒有使用的規劃,沒有帶教的老師,沒有明確的工作安排,也沒有管理的規章,就由學生自我發揮。在地方看來,這些學生也沒有長期扎根農村的打算,不過是在農村來謀一個“身份”、掙一段經歷。
如此一來,原本想到農村大干一場的大學生村官,很快就變得心涼,很多事想做也不知從何做起,于是覺得農村無所事事,就更不用說一些本來就是沖著村官考研、考公務員優惠政策而去應聘的大學生村官了。在這種情況下,有的村官就可能閑得無事,到外去干活了,這總比耗費青春好,而沒有外出的,則利用這段時間,準備復習考研、考公務員。
(一)促進農村村級干部隊伍整體素質的提高。近年來,大批中青年農民紛紛外出務工,使村級干部隊伍建設面臨困境。文化層次低,年齡老化,工作能力有限、方式簡單、積極性不高等老大難問題一直伴隨著這支隊伍。女大學生村官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這一狀況,為廣大農村干部隊伍增添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二)有利于更新農村傳統思想觀念。盡管女大學生村官在經驗等方面有不利的因素,但他們整體科學文化素質較高,思想觀念先進,法制民主科學意識較強,思維敏捷,視野寬闊,給農村帶來很多新鮮的東西,有利于農村干部在科技文化素質、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民主法制、科學意識等方面的整體進步。
(三)促進了農村和諧社會的建設。女大學生村官整體素質較高,對國家政策、方針和措施的認識更多。對于農民權益的保障缺失,她們往往能敏銳地察覺,也常常能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仗義執言。能夠自覺地按照國家有關法律依法辦事,能夠充分聽取廣大村民意見。
(四)調動了農村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對于許多畢業于農業院校或相關專業的大學生來說,她們在農村工作期間充分發揮了她們的專業特長,把一些新知識、新技術和新理念帶到農村,在經濟建設方面發揮了很強的帶動作用,較好地解決了村級基層組織建設薄弱、經濟發展相對落后、醫療等社會事業水平較低等實際問題,得到了廣大村民的廣泛贊譽。
女大學生村官除了具備以上特點外,還有性格柔順,認真細致,親和力更好,富有同情心,更善于和人溝通等優勢,便于與農民溝通,能更有效的化解各種矛盾,有利于農村和諧社會建設。她們能歌善舞,有文化,有文藝專長,也有利于加強農村新文化建設。
在調查和接觸中,女村官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反映出來的許多問題非常值得深思。
在調查中,不難發現當前女“村官”們剛進村都會面臨一些困惑,如專業不對口、所學東西用不上,村里情況復雜、人際關系難處理、村里人缺乏認同感,水土不服、工作無從下手等。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就是“三難”:異地環境融入難、崗位作用發揮難、農村工作安心難。
首先是部分地方對大學生村官的工作關心、支持不夠,村官截留現象存在,不利于農村一線干部隊伍的優化和農村工作的推進。對農村建設人才缺乏的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過來還造成人才浪費。
其次是后期政策不定性,造成女村官們工作不安心、不穩定。第一,性別的差別,農村干部以男性居多,村書記也大多是中年男性,為了工作更快地進行,他們大多會選擇男村官。第二,待遇的差別。由于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不同,各地村官的待遇也不一樣。貧富不均的現象,使得很多村官在農村工作很難安下心來。第三,缺乏長效管理機制。大學生村官工作期滿后,后期管理的問題、掛職期滿以后的安置問題,大學生村官都對自己期滿后的出路表示擔心和迷茫,這就直接加劇了村官不安心、不穩定工作的情緒,使他們難以扎根農村、深入工作,同時也使村干部、村民,覺得村官到農村工作是暫時的,不可能長久,拉開了村民、村干部和大學生村官之間的距離,使雙方不能更加融洽的融合到一起。
最后是女村官們自身思想定位的不到位。部分到村任職的女大學生村官把到農村任職當作曲線就業的“跳板”,當作一種在就業壓力和優惠政策引力下作出的無奈選擇,缺乏真正熱愛農村、扎根農村,在農村建功立業、實現自我價值的思想基礎,對適應農村艱苦環境、條件的心理準備不足,承受能力較差,時機一旦成熟,就會自然“流失”。
鑒于目前女村官們的現狀,為了使這一政策能夠有效的得以實行,能夠使大學生短期的服務產生長遠的效益,使農村發展有良性循環。建議應做出以下的努力:
(一)加強制度建設。一項好的政策出臺后,必須有一系列措施來保證政策的落實。通過與村民的接觸,許多村民還不知道村子里來了大學生村官,這說明村官政策還有宣傳不到位、落實不到位的情況。要充分認識到大學生村官是一項戰略工程,而不是權宜之計。所以,第一,要逐步建立完善相應的配套措施,諸如建立健全必要的法律、法規,以防止大學生村官過于頻繁的流動。第二,要通過制定更多的政策和待遇,比如說: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在對大學生村官定期考核后,對于優秀分子,可以選拔進入鎮公務員系列,或者是選拔進入鎮領導班子等,以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為農村留住優秀人才。第三,對于到任的大學生村官,不能置之不理,而應當是進行定期的培訓,以達到在彌補理論與實際相脫節的基礎上提高其服務的能力。
(二)加強鎮、村的領導對大學生村官政策的理解,打破傳統的舊思想。在與大學生村官的交流中,發現許多村官都無法真正的參與到村子的管理事務中去,尤其是女性,村干部大部分認為女孩子在村里沒有什么能干的,只能做些端茶倒水和電腦文書的活。因此,這種觀念必須加以改變,作為領導,應當按照農村的實際需要,一開始就應當明確或制定大學生村官的工作任務或工作目標,一方面能讓他們明確工作的方向,同時也感覺到了肩上的壓力,另一方面也讓他們能真正參與到實際的基層工作中,而不只是作為一種擺設。這樣有利于形成良性競爭,促進大學生村干部隊伍的長期發展。
大學生村官作為村級組織重要成員,在村級組織建設中應當始終走在前列、承擔繁重任務、發揮骨干作用。揚州市注重發揮1650名大學生村官的獨特優勢,著力將他們培養成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實踐者、促進者、引領者和示范者,成為夯實黨的執政基礎的生力軍,全面提升了農村基層組織的科學發展本領和社會管理能力。
激發敢創業、勇發展的工作熱情。著力將大學生村官培養成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實踐者。揚州市充分激發大學生村官的創業熱情,主動回應大學生村官的發展訴求,推動大學生村官積極投身農村經濟發展,真正成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生力軍。一是調優配強經濟薄弱村大學生村官。為改變全市集體經營性收入在20萬元以下經濟薄弱村的現狀,2011年市財政拿出4000萬元對52個經濟薄弱村重點幫扶。揚州市堅持把大學生村官作為改造經濟薄弱村的重要力量,對大學生村官進行優化組合,把96名具有創業意愿、創業能力、創業項目的大學生村官有計劃地向經濟薄弱村集聚,增強經濟薄弱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二是幫助扶持大學生村官創業。市級設立超過1億元的創業扶持資金,出臺《大學生村官創業扶持資金管理辦法》,解決大學生村官創業的資金瓶頸。2011年,市財政專門拿出460萬元資金資助了73名大學生村官創業,市委組織部聯合金融機構實施“創業富民、陽光育才”再擔保融資工程,提供貸款超過1000萬元。成立創業專家導師團50個,舉辦創業培訓班26次,培訓1600人次。目前,全市共有287名大學生村官創辦、領辦、合辦創業項目170個,吸納群眾就業2000余人,促進農民增收1400多萬元。三是引導大學生村官創新村集體增收機制。引導大學生村官根據所在村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可用資源,通過合理開發荒廢資源、發展現代高效農業、盤活閑置廠房校舍、組建專業合作社等方式,探索多元化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路徑。今年以來,全市大學生村官通過股份分紅、繳納租金等方式,為村集體增收200余萬元。清華大學法律碩士、大學生村官李偉租用集體閑置土地。創辦“遠大養蜂專業合作社”,每年向村集體繳納租金近4萬元。
發揮有激情、思想活的群體特點,著力將大學生村官培養成完善村級活動陣地功能的促進者。揚州市于2008年完成了200個村部改造任務,目前已建和在建的村級綜合服務中心176個。針對村級活動陣地管理水平較低、服務項目少等問題,揚州市充分發揮大學生村官頭腦活、知識新、素質比較全面的優勢,引導他們主動參與村級活動陣地的維護管理工作,促進村級組織活動陣地功能更加齊全。一是推動活動陣地的規范化建設。引導大學生村官按照“服務區域最大化、辦公面積最小化、社會效益最優化”的要求,加強村級綜合服務中心設施配套,打造融便民服務、科技服務、就業創業服務、醫療服務、文體活動等于一體的綜合服務陣地。二是增強活動陣地的服務功能。發揮大學生村官專業特長和個人優勢,促進活動陣地功能的升級改造、提質增效,實現農民審批辦證、小病治療、農技培訓、信息咨詢、文化娛樂不出村,為農民提供“零距離”服務。設立大學生村官服務窗口,開展形式多樣的便民服務活動,推動活動陣地的服務功能逐步完善。三是提高活動陣地的使用效能。引導大學生村官利用陣地廣泛開展“”、民主評議黨員等黨內活動,定期召開村民代表、民主議事、民主理財等會議,推進村級組織黨務、政務公開。出臺《大學生村官推進新農村文化建設“五個一”工程的實施意見》,引導大學生村官組織一次理論宣講、開設一次農民論壇、完善一座農家書屋、用好一處文化陣地、建設一支文化隊伍,全市近50%的大學生村官組織群眾成立合唱團、秧歌隊、鑼鼓隊、舞龍隊等文體活動隊伍1056個,800多名大學生村官擔任了農村民主法制宣傳員、黨員遠程教育網絡信息員,組織開展群眾性文體活動、義務勞動、農村實用科技講座等。
依托懂科技、善傳播的文化優勢。著力將大學生村官培養成運用村級信息網絡的引領者。2010年底,揚州市建成農村黨員遠程教育站點2765個,行政村通光纜和自然村通寬帶、通有線電視基本實現全覆蓋。但由于基層干部年齡老化、新技術掌握不快,村級信息網絡利用率偏低。針對這一實際,揚州市充分發揮大學生村官科技素質強、信息素養高的優勢,引導他們主動承擔科技惠農的責任。一是運用先進手段完善信息網絡系統。大學生村官主動提高網絡的資源開發、管理維護等技能,逐步建成農村黨員干部遠程教育網、便民服務網、有線電視網和互聯網“四網齊全”、作用發揮明顯的村級信息綜合服務平臺,提升信息服務設施和信息資源共享水平,確保村級組織的信息網絡更加先進適用。二是借助信息網絡平臺傳播農業科技。堅持把農業專家科技信息服務平臺(“農服通”)向大學生村官免費開放,引導他們超前學習、率先實踐、傳播推廣。真正發揮現代農業技術網絡的作用。大學生村官問聰針對本村羅氏沼蝦品種單一的實際,借助“農服通”學習羅非魚養殖技術,建起全村首個“轉型示范魚塘”并向群眾推廣。三是整合信息資源建設村級網站。以大學生村官QQ群、微博聯盟為基礎,鼓勵大學生村官建設村級組織網站,積極組織信息資源上網,全面宣傳和推介村級經濟、文化,推動村級各項事業的發展。
把握可塑性強、發展潛力大的整體趨向,著力將大學生村官培養成村級組織帶頭人的示范者。揚州市不斷完善培養選拔機制,促進大學生村官成長為發展經濟能力強、民主法治素質強、促進和諧本領強的村級組織帶頭人,更好地發揮他們的示范引領作用。一是注重在基層實踐中鍛煉。將新聘大學生村官安排進村和社區“兩委”班子,擔任副書記、副主任或書記助理、主任助理,分管一方面工作,讓他們參與經濟發展、維穩、征地拆遷等中心工作,在基層具體工作中經受鍛煉。二是注重在多個崗位上歷練。加大大學生村官跨區域、多崗位交流力度,安排他們參加農業結構調整、矛盾調處、人口普查、文明創建等多崗位實踐,促使他們在不同崗位上增強能力素質。三是注重在重要崗位上磨練。探索建立優秀大學生村官脫穎而出的科學選拔任用機制。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標準,突出群眾滿意,通過公推直選等方式,及時把優秀大學生村官選拔到村和社區“兩委”正職崗位,讓他們在重要崗位上經受更多磨練。全市現有115人擔任村(社區)“兩委”正職,一批優秀大學生村官進入鄉鎮黨委領導班子,295人被列為鄉鎮(街道)領導班子后備干部。
關鍵詞 :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村落環境;影響因素
一、概念綜述
1.村落環境
本文的村落環境是相對于大學生村官而言的,是指大學生村官所在的村落的本身環境的總合。一般情況下,它包括村落的物質狀況和人文狀況,物質狀況包括自然環境、村落經濟發展水平。人文狀況包括風俗習俗、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宗族或家族勢力。
2.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
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是指,大學生村官與所處的村落的人之間通過交往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直接的心理關系。而這里所指的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并不是指單個大學生村官與其他人之間的一切關系的總和。而是特指大學生村官在擔任村官期間在工作或生活中與村落中的人所形成的關系。由此我們可以把大學生村官的人際關系分為兩個維度。第一,與上級的人際關系。第二,與村民的人際關系。
二、研究意義
“根據梅奧的人際關系學說,人首先是一個“社會人”,他并不完全只追求金錢,他有社交、心理方面的需要,即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友情、安全感、歸屬感等需要,而且后者往往更為重要。良好的人際關系總是能給人正向的激勵。”①由此可知,大學生村官在村落中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十分重要。只有在農村中發展了和諧的人際關系,才能更快地適應農村生活,才能滿足大學生村官社交、心理方面的需要,才能更好地激勵大學生村官投入到工作當中去。此外,“根據人際關系理論,組織中除了存在著古典管理理論所研究的為了實現組織目標而明確規定各成員相互關系和職責崗位的正式組織之外,還存在著非正式組織。這種非正式組織的作用在于維護其成員的共同利益,使之免受其內部個別成員的疏忽或外部人員的干涉所造成的損失。”②非正式組織對組織目標的實現度有著巨大影響,當非正式組織對組織目標正向支持時,組織目標更容易達成,當非正式組織對組織目標負向反對時,組織目標的實現就可能遇到重重阻礙。相應的,農村是一個“人情社會”,除了正式組織外,往往存在著由無數復雜人際關系而構成的“非正式組織”。只有與這些“非正式組織”搞好關系,才能更好、更快地解決問題、調解糾紛,實現組織目標。由此可見大學生“村官”的人際關系不僅是大學生“村官”工作激勵和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更是順利達成工作目標的必要條件。
三、對既有文獻的梳理與評價
到目前為止,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影響因素的研究時間不長、為數不多。但是我們仍可以按照不同的影響因素將文獻分類評述。
1.大學生自我特征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
這類文獻通常把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因素歸結于大學生自身的性格特征、交往能力、職業規劃,張慧(2011)通過對湖北省的實證調研發現,大學生村官的人際交往與村官的個人因素有關,如性格特征、交往能力、畢業院校、職業規劃等,其中大學生的性格特征特別是性格的成熟度對大學村官的人際交往影響最大。她認為“從大學生‘村官’個體的角度來看,他們大部分是剛剛畢業的學生,缺乏人際交往的技巧,人際交往過程中表現出‘學生氣’,還停留于根據自己的喜愛來選擇交往對象的階段。”③所以在村官上崗之前要對其進行適當的培訓,讓大學生對村官崗位有一定的認識,樹立正確人際交往觀念,提高自身人際交往能力。余迎(2012)基于對淮北市杜集區的實證研究,得出大學生人際關系與大學生村官的自我認知和交往方式相關,他認為“大學生村官和當地村民之間的人際交往,就是通過相互之間的順應和不順應,以及在順應與偏離之間的平衡,來達到彼此之間的傳播平衡的。不管是入鄉隨俗還是堅持自己,這樣兩種狀態在大學生村官身上并不互矛盾,只要他們能在這兩種狀態中找到一種平衡。”④
2.政策環境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
這類文獻通常把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因素歸結于政策的地方落實情況如工作借調、培訓效果等,如林美如(2011)認為村官的人際適應與組織部門的培養和管理現狀、政策落實情況、期滿出路相關。她認為“完善大學生村官的多方保證機制,優化大學生村官的管理服務體系”有利于大學生村官的人際適應。
3.社會環境對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
這一視角的文章注重于社會輿論、城鄉結構、父母態度、村民態度等社會支持因素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趙錦山(2008)在對山西省大學生村官的個案研究中發現村官人際關系與城鄉二元結構、社會資本、心理需求層次、社會互動等因素相關。特別社會輿論與大學生村官人際滿意度有著強關系。對于個體大學生來說,當周邊的輿論對其支持時,大學生村官的人際滿意度更高。再如周汝文(2011)認為,大學生村官的人際適應與社會資本相關,特別是父母的支持對大學生快速適應農村生活,融入農村有很大幫助。
通過對既有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以往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研究以實證研究為主,但范圍基本上局限于一個省或市,樣本總量不大。本研究亦采用實證研究,但本研究在全國范圍內取樣,涉及31個省,抽樣4528。此外,在以往的研究通常注重大學生村官自身特征如性格特質、畢業院校類別、交往能力、職業規劃等;政策的地方落實情況如工作借調、培訓效果;社會輿論如媒體環境;他人的態度如父母態度、村民態度;而忽略村落本身的環境。本文探究村落環境與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相關性,并探討村落環境各維度對大學生人際關系各維度的影響力的大小。
四、資料來源及研究設計
1.資料來源與概況
本研究的數據資料來源于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大學生村官成長成才機制研究”[12JZD043],該項目就全國31 省向4528名大學生村官發放問卷并收回有效問卷4252張。
2.研究框架(圖)
3.研究假設
假設1 村落環境與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相關性顯著。
假設2在村落環境所有維度中,語言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的影響最顯著。
假設3在村落環境所有維度中,村長和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的影響最顯著。
4.研究方法
⑴訪談法。先期對全國12 個省(直轄市)、36個市(縣)的36名優秀村官,72名普通村官進行了個別訪談,對108個村的村民、村干部進行了集體訪談以及對108個鄉鎮的國家干部進行了集體訪談。分別采用了關鍵行為事件訪談法、集體訪談法、個別訪談法等。
⑵問卷調查法。在對先期訪談錄音整理的基礎上,對訪談材料進行篩選、編碼,形成問卷,向31個省發放問卷共回收問卷4528份,刪除無效問卷276份,問卷有效回收率93.9%。
⑶數據分析法。在問卷回收后,對其進行編號整理。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19.0對數據進行分析。本研究將使用如下的數據分析方法。
①加權平均方法。村落環境大分為物質狀況和人文狀況,物質狀況分為經濟發展水平、自然環境,人文狀況可以分為語言環境、村長和支書的工作作風、宗族或家族勢力。這五個維度同樣選取各問題來測量(詳見表2-2)。對題目進行重新編碼,使自變量與因變量等級方向一致。再在各維度中,對問題分值加權平均,得出每個維度的分值。(問卷采用李克特量表,題目設計中,1為非常不符合,5為非常符合)。在與上級的人際關系維度上,我們用問題“我感恩上級對我工作的支持”,“領導很放心把事情交給我處理”來測量,在與村民的關系上,通過SPSS19.0 因子分析降維,我們選取問題“答應了村民的事情我盡量會去做”,“我能與群眾打成一片”,“我很樂意處理村里的瑣事”來測量(問卷采用李克特量表,題目設計中,1為非常不符合,5為非常符合)。在各維度中,對問題分值加權平均,得出每個維度的分值。
②描述性統計。描述樣本的基本情況,如年齡、學歷、性別及其所占的比例。
③獨立樣本的T 檢驗。檢驗性別與大學生人際關系各變量的差異性。
④單因素方差檢驗。檢驗不同學歷、年齡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各變量的差異性。
⑤Person 相關分析。探究村落環境和大學生人際關系的相關性及顯著性。
⑥回歸分析。本研究采用回歸分析法來探究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并比較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力的大小。
五、數據分析
1.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的樣本來自31個省4528名被試者,本研究最終進入數據分析的統計數為4252,具體見表。從表2可以看到男女村官的比例不是很大,女性只是略多一點,而且大多數村官的年齡在21~25、26~30 兩個年齡段。學歷層次大多數為本科,這符合大學生村官的實際情況。大學生村官作為一種新生的職業,基本上以新生代的大學生為主。
2.差異性分析⑴性別與各變量的差異性分析。表4顯示了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村官在人際關系各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通過分析我們發現,F值和T值的顯著性水平都大于0.05,因此可以認為在95%的置信區間,對與上級的人際關系和與村民的人際關系都沒有顯著差異。
⑵年齡與各變量的差異分析。表5顯示了不同年齡的大學生村官在大學生人際關系各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顯著性水平都大于0.05,這說明在95%的置信區間,不同年齡的大學生村官對與上級的人際關系、與村民的人際關系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⑶學歷與各變量的差異分析。表5顯示了不同學歷的大學生村官在大學生人際關系各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顯著性水平都大于0.05,這說明在95%的置信區間,對于與上級的人際關系和與村民的人際關系沒有顯著差異。
3.相關性分析本節主要分析村落環境各變量和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這里主要運用spss 的Person 簡單相關系數來分析變量之間的相關性。
由表6可知,村落環境和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相關度達到17.9%。故假設1成立。
由表7可知,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語言環境、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宗族或家族勢力與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人際關系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且度呈正相關,其中語言環境與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人際關系相關度最高,達到35.8%。在大學生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方面,村落環境的五個變量也均在0.01的水平上相關性顯著,且自然環境、宗族或家族勢力與上級人際關系呈負相關,經濟發展水平、語言環境、村長村支書工作作風與上級人際關系呈正相關,其中經濟發展水平與上級人際關系兩者相關度高達36.1%。
這里主要運用SPSS的Person簡單相關系數來分析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但這樣的分析有一定的缺陷,因為相關分析解釋的是變量之間相互的聯系。但它無法說明因果關系,即無法明確哪個是因變量,哪個是自變量。故我們在做相關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4. 村落環境與大學生人際關系的因果關系分析
我們在剔除非相關變量的基礎上,進一步來分析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用spss19.0做回歸分析,整理所得下表8:
⑴村落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影響性分析。以村落環境中村落經濟發展水平、自然條件、語言環境、村長和支書的工作作風、家族或宗族勢力為自變量,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關系為因變量做回歸分析。整理得出模型1,模型的R方為0.129,調整R方為0.128,也就是模型1的整體擬合度為12.8%。村落環境的各因素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人際關系均在0.01的水平上影響性顯著,且均為正影響。其中語言環境的影響性最高,經濟發展水平次之。故假設2成立。
語言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之間的影響力達到33.4%并呈正影響(beta值為0.334),即語言環境提高1個單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提高0.334個單位。也就是說,語言越一致,越容易溝通,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人際關系就越趨向于融洽。語言對于人際交往的重要性很多學者都有論述,“如美國社會學家米德(Mead,George Herbert)在結合了庫利、托馬斯等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符號互動理論,該理論認為,人的行動是有社會意義的,人們之間的互動是以各種各樣的符號為中介進行的,人們通過解釋代表行動者行動的符號所包含的意義而做出反應。符號是指所有能代表人的某種意義的事物,比如語言、文字、動作、物品甚至場景等。語言是所有符號中最豐富、最靈活的一個符號系統,通過口頭語言、身體語言(包括表情與體態)等人們可以傳達各種意義,實現人們之間的復雜交往。”⑤該理論無疑強調了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的作用。再如時蓉華(2005)把人際交往看成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之間的那種對于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共享和理解過程。“其中語言符號主要是指人們語言溝通時所運用的字、詞;而非語言符號是指人們身上所承載的非言語類的符號,主要指肢體語言。該觀點主要強調的是,這種互動雙方或多方共同享有和理解的過程。”⑥由此可見,語言作為一種互動的符號,在大學生村官與村民對事物的理解起著重要的作用。結合我國實際,在我國大多數村落中的村民仍用方言進行溝通,特別是南方地區和少數民族邊遠地區,方言不但種類多,而且差異極大,有些地方不但有自己獨特的口頭語言,甚至還有自身獨特的書面語言,外來村官很難聽懂讀懂。不同的語言符號造成了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隔閡,這是阻礙大學生村官與村民達成人際和諧的重要因素。消除這種障礙因素最好的辦法無疑是聘用當地的大學生村官。這也是制定村官政策所要考慮的一點。
村落經濟發展水平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之間的影響力達到15.7%(beta值為15.7),村落經濟越發達,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就越可能融洽。這同樣能用社會交換理論來解釋,經濟越發達的村落,對管理、專業技術知識的需要越強烈,故通常對大學生村官呈歡迎的態度,而大學生村官的知識和管理技能的確也能為村民帶來“社會報酬”;而在村落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村落經濟通常還以農耕經濟為主,沒有支柱的產業,簡單的農耕經濟使村官無用武之地,而村民往往會認為,村官的出現不但沒有帶來實惠,反而占用了資源。從而導致村官與村民之間的人際不和諧。其次,根據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社會網絡理論人們更傾向于與同質性的人交往,即與自己年齡、地位、思想、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相似的人交往。經濟越發達的村落,往往更開放、受教育程度越高,與城市的生活方式越相似,村官與村民之間差異也越小,村民與村官容易相互接受。
⑵村落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影響性分析。以村落環境中村落經濟發展水平、自然條件、語言環境、村長和支書的工作作風、家族或宗族勢力為自變量,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關系為因變量做回歸分析。整理得出模型2,模型的R方為0.215,調整R方為0.214,也就是說模型2 的整體擬合度為21.4%。由模型可知,經濟發展水平、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宗族或家族勢力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人際關系在0.01 的水平上影響性顯著。自然環境與語言環境在0.01的水平上影響性不顯著。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性最高,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次之。故假設3不成立。
村落經濟發展水平,這個看似與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無關聯的因素,卻能在大學生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上達到33%的正向影響力,即村落經濟發展水平提高1個單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人際關系提高0.33個單位。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村落經濟越發達,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越好。這種情況的產生,可能是因為,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村官經濟待遇、福利等也比欠發達的地區要好,這使經濟發達村落的村官比較重視所在的職位。而在現行體制下,上級對村官的晉升、考核等方面均有較大的影響,這使得村官盡力搞好與上級的關系。其次,“根據布勞的社會交換理論,人是理性的,人們進行的任何行為都以獲得“社會報酬”為基礎的,是具有目的性的。所以個體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為他們都從他們的相互交往中通過交換得到了某些需要的東西。”⑦在經濟發達的村落,上級通常需要大學生村官這種新生事物。因為經濟發達村落往往已經擺脫了簡單的農耕經濟,村落里通常有一到兩個支柱產業,使村落管理出現復雜化、專業化趨勢,就更需要素質較高的大學生村官輔助上級進行管理。通過大學生村官的輔助,上級能得到想要“社會報酬”,也更樂意與大學生村官處好關系。故經濟較發達的村落的村干部對大學生村官更為歡迎。再次,相較于欠發達的村落,經濟發達的村落通常與城市的差距小,這使這些村的干部眼界更開闊,也使村干部與大學生村官的思維更趨同。
此外,村長村支書的作風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關系影響力也不小。Beta絕對值達到17.5%并呈正影響,也就是說,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提高1個單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人際關系提高0.175個單位。究其原因是在絕大對數情況下,村長或村支書就是大學村官的上級。在4252份問卷中,大學生村官擔任村長、村支書助理的達到90%。所以,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特別是進入到兩委班子的難易程度,往往會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關系產生一定影響。
綜上,村落環境與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顯著性相關,假設1成立。但是各維度的影響力不同,村落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影響方面,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語言環境、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均影響性顯著。其中語言環境的影響性最高且為正,經濟發展水平次之。故假設2成立。在村落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人際關系影響方面,經濟發展水平、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宗族或家族勢力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人際關系在0.01的水平上影響性顯著。自然環境與語言環境在0.01 的水平上影響性不顯著。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性最高且為正,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次之。故假設3不成立。
引文注釋
①②程方正.現代管理心理學[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93-94,95-96.
③張慧.大學生村官人際交往現狀研究—基于湖北省調查研究[J].2011(6).
④余迎.大學生村官與當地村民的人際傳播一基于淮北市杜集區大學生村官的一項實證研究[J].2012(5).
⑤喬治·H·米德. 趙月瑟譯.心靈、自我與社會[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213-216.
⑥時蓉華.社會心理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4—135.
關鍵詞: 大學生村官創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4)-1-0001-02
一、 陜西省大學生村官創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一)大學生村官創業政策的相關內容解讀
1、依照規定貸款還款
大學生村官創業的貸款金額是1萬至8萬不等,政府和相關的金融機構推出的貸款方式是金融貸款,也包括財政補貼。針對特殊情況采取靈活的貸款政策,在確定個人信譽的前提下,隨時用隨時支取,而且可以循環使用。要求在3年內按照銀行的利率歸還創業貸款的金額。
2、財政撥款,銀行經辦
陜西省的財政部門每年安排專用的大學生村官創業基金,專門支持大學生村官進行創業,每一年都有具體的撥款金額。政府會根據招標結果確定由哪家銀行負責,中標的銀行會按照法定的手續對申請創業基金的大學生按時發放貸款。
3、創業資金的審核由銀行負責
大學生村官創業資金的發放是由中標的金融機構審核辦理的,我省得財政部門再根據申請的具體情況撥款,把所撥款項分解到下屬的縣市區,保證了專款專用。
(二)政策的主要特點
1、貸款利率較之普通貸款偏低
政府對優質的大學生村官提供創業貸款本身是屬于一種扶植政策,融機構考慮到大學生的實際情況,銀行堅持微利的原則,給大學生收的貸款利率是比一般情況下偏低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大學生的還款壓力,同時會大學生村官提供的方便。
2、大學生村官創業貸款的擔保方式更加多樣
普通的貸款擔保方式比較單一,對于大學生村官也不是特別合適,因此針對大學生村官的創業貸款采取了多種多樣的擔保方式,例如可以對工農業生產設備的使用權進行抵押,對創業項目之間互保等,不同于以往單純的法人擔保和實物擔保抵押。這種靈活性的政策可以擴大貸款的覆蓋面,增加飽和度。
3、還款方式更加靈活多樣
大學生村官的還款能力畢竟是有限的,針對大學生的具體還款能力和實際創業當中的難度,財政部門也采取了一些優惠政策,可以再3年之內一次性的付清,也可以猜3年內分期進行償還,這樣就會減輕大學生村官的還款壓力。
二、 陜西省大學生村官創業政策對鼓勵全國的大學生創業具有重要意義
(一)可以緩解就業壓力,鍛煉大學生的自身能力
大學生村官創業對于緩解就業壓力,鍛煉自身能力有重要的意義,據筆者調研結果,在大學生村官任期屆滿后的流向問題上,陜西省大部分村官都希望期滿后參加公務員考試,可是有限的公務員招錄名額根本滿足不了日益龐大的村官隊伍,而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大舞臺,鼓勵大學生村官自主創業,不僅可以解決期滿后的出路問題,還能鍛煉自身為人處世的能力,使自己獲得力量。
(二)可以提高農村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
給大學生村官創業進行經濟扶持,能夠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到農村的建設當中,會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能夠解決農民迫切知道的技術難題,例如病蟲害防治、農業結構的改革、良種的培育、農作物的深加工、鄉鎮企業的發展等等,大學生村官的創業之路也就是農村經濟的發展之路,通過大學生發揮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創造力能夠調動一個地區工農業的發展,從而提高新農村的建設水平。
(三)帶動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朝著科學化發展
農村的基層政權建設關系到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是聯系政府和人民的橋梁,基層政權建設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農村的和諧發展。而大學生村官有知識、有素質、有見識,能夠把民主公平的意識傳播到農村建設當中,有助于農民群眾按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活動。通過大學生的先鋒帶頭作用,能夠帶領百姓建立一個民主和諧的村委會,從而推進農村的積極建設,推進政治文明,維持社會穩定。
三、陜西省政府推進大學生村官進行創業的具體舉措
(一)嚴把關口,確保選聘質量
陜西省對大學生村官創業問題高度重視,嚴把村官選聘關口,組成了以省委常委為代表的領導小組,主要工作是協調大學生村官的選聘工作,以“優選”為選拔大學生村官目標,目的是優化整體大學生村官的隊伍結構。
(二)開展崗前教育,促進學生從心理貼近群眾
大學生從學校直接走進了農村,生活環境發生了變化,角色也從學生跨越到農村管理者,這種感情的轉變并不是靠學生自己就能立馬進入角色的,為此陜西省政府對這些大學生村官進行了崗前的教育培訓,幫助大學生村官從內心上接受自己的工作,接受自己的角色,從而把群眾當家人,從行動上幫助群眾更好的進行生產工作,更好的生活。
(三)提高大學生的待遇,促進其更好的為農村進行工作
很多大學生都會去大城市工作,而農村條件十分艱苦,大學生村官也會存在一些生活感情上的困難,為了解決大學生村官的實際困難,陜西省政府在政策上爭取給予大學生村官一些好的待遇,首先在經濟條件上,陜西省政府給每位大學生村官每年進行財政補貼,增加工資待遇,發放安置費用等等,同時針對大學生村官的養老、醫療保險、人身意外保險以及生育險等等,也積極完善,全部撥款由縣市區的相關財政部門承擔,爭取減輕大學生村官的后顧之憂,更好的扎根農村,貢獻光和熱。(五)積極開展職業培訓,提高綜合素質
第一是鼓勵大學生村官和老村官進行交流溝通,大部分的大學生村官在學校學習了很多知識,但是卻沒有在社會上進行實踐的機會,對于社會發展、工作類型、社會交往一無所知,這是大學生村官的軟肋,因此政府組織了崗前培訓,陜西省也因此建立了老干部帶新村官的幫教機制,同時鼓勵大學生之間進行溝通交流,取長補短,以幫助大學生村官更快的熟悉村里的業務,更快的把自己所學的內容運用到村級的管理當中;第二,在大學生上崗前進行專項的培訓,因為部分學生接觸農村的機會比較少,對農村的情況不了解,這就會增加他們在村里進行管理的難度,因此陜西省政府開展了崗前培訓,主要的培訓內容包括中央對農村的政策、農業生產中應用的科學技術、農村發展的現狀、先進的生產技術等等,這些培訓的課程能夠快速的讓大學生村官掌握村里的實際情況,以在工作中有針對性的進行工作;第三,陜西省政府積極與高校進行合作,委托高校開展大學生村官的短期培訓課程,讓大學生了解村官對于農村發展的重要性,推進優秀大學生投入到農村建設當中,同時潛移默化的把農村的情況傳遞給大學生,這些切實可行的村官課程直接推進了大學生村官素質的提高,一部分學生也表現出來回到屬地農村進行工作的愿望。
四、 結論
到目前為止,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影響因素的研究時間不長、為數不多。但是我們仍可以按照不同的影響因素將文獻分類評述。
1.大學生自我特征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這類文獻通常把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因素歸結于大學生自身的性格特征、交往能力、職業規劃,張慧(2011)通過對湖北省的實證調研發現,大學生村官的人際交往與村官的個人因素有關,如性格特征、交往能力、畢業院校、職業規劃等,其中大學生的性格特征特別是性格的成熟度對大學村官的人際交往影響最大。她認為“從大學生‘村官’個體的角度來看,他們大部分是剛剛畢業的學生,缺乏人際交往的技巧,人際交往過程中表現出‘學生氣’,還停留于根據自己的喜愛來選擇交往對象的階段。”③所以在村官上崗之前要對其進行適當的培訓,讓大學生對村官崗位有一定的認識,樹立正確人際交往觀念,提高自身人際交往能力。余迎(2012)基于對淮北市杜集區的實證研究,得出大學生人際關系與大學生村官的自我認知和交往方式相關,他認為“大學生村官和當地村民之間的人際交往,就是通過相互之間的順應和不順應,以及在順應與偏離之間的平衡,來達到彼此之間的傳播平衡的。不管是入鄉隨俗還是堅持自己,這樣兩種狀態在大學生村官身上并不互矛盾,只要他們能在這兩種狀態中找到一種平衡。”④
2.政策環境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這類文獻通常把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因素歸結于政策的地方落實情況如工作借調、培訓效果等,如林美如(2011)認為村官的人際適應與組織部門的培養和管理現狀、政策落實情況、期滿出路相關。她認為“完善大學生村官的多方保證機制,優化大學生村官的管理服務體系”有利于大學生村官的人際適應。
3.社會環境對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這一視角的文章注重于社會輿論、城鄉結構、父母態度、村民態度等社會支持因素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影響。趙錦山(2008)在對山西省大學生村官的個案研究中發現村官人際關系與城鄉二元結構、社會資本、心理需求層次、社會互動等因素相關。特別社會輿論與大學生村官人際滿意度有著強關系。對于個體大學生來說,當周邊的輿論對其支持時,大學生村官的人際滿意度更高。再如周汝文(2011)認為,大學生村官的人際適應與社會資本相關,特別是父母的支持對大學生快速適應農村生活,融入農村有很大幫助。通過對既有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以往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研究以實證研究為主,但范圍基本上局限于一個省或市,樣本總量不大。本研究亦采用實證研究,但本研究在全國范圍內取樣,涉及31個省,抽樣4528。此外,在以往的研究通常注重大學生村官自身特征如性格特質、畢業院校類別、交往能力、職業規劃等;政策的地方落實情況如工作借調、培訓效果;社會輿論如媒體環境;他人的態度如父母態度、村民態度;而忽略村落本身的環境。本文探究村落環境與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的相關性,并探討村落環境各維度對大學生人際關系各維度的影響力的大小。
二、資料來源及研究設計
1.資料來源與概況本研究的數據資料來源于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大學生村官成長成才機制研究”[12JZD043],該項目就全國31省向4528名大學生村官發放問卷并收回有效問卷4252張。
2.研究框架(圖)
3.研究假設假設1村落環境與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相關性顯著。假設2在村落環境所有維度中,語言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的影響最顯著。假設3在村落環境所有維度中,村長和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的影響最顯著。
4.研究方法⑴訪談法。先期對全國12個省(直轄市)、36個市(縣)的36名優秀村官,72名普通村官進行了個別訪談,對108個村的村民、村干部進行了集體訪談以及對108個鄉鎮的國家干部進行了集體訪談。分別采用了關鍵行為事件訪談法、集體訪談法、個別訪談法等。⑵問卷調查法。在對先期訪談錄音整理的基礎上,對訪談材料進行篩選、編碼,形成問卷,向31個省發放問卷共回收問卷4528份,刪除無效問卷276份,問卷有效回收率93.9%。⑶數據分析法。在問卷回收后,對其進行編號整理。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19.0對數據進行分析。本研究將使用如下的數據分析方法。①加權平均方法。村落環境大分為物質狀況和人文狀況,物質狀況分為經濟發展水平、自然環境,人文狀況可以分為語言環境、村長和支書的工作作風、宗族或家族勢力。這五個維度同樣選取各問題來測量(詳見表2-2)。對題目進行重新編碼,使自變量與因變量等級方向一致。再在各維度中,對問題分值加權平均,得出每個維度的分值。(問卷采用李克特量表,題目設計中,1為非常不符合,5為非常符合)。在與上級的人際關系維度上,我們用問題“我感恩上級對我工作的支持”,“領導很放心把事情交給我處理”來測量,在與村民的關系上,通過SPSS19.0因子分析降維,我們選取問題“答應了村民的事情我盡量會去做”,“我能與群眾打成一片”,“我很樂意處理里的瑣事”來測量(問卷采用李克特量表,題目設計中,1為非常不符合,5為非常符合)。在各維度中,對問題分值加權平均,得出每個維度的分值。②描述性統計。描述樣本的基本情況,如年齡、學歷、性別及其所占的比例。③獨立樣本的T檢驗。檢驗性別與大學生人際關系各變量的差異性。④單因素方差檢驗。檢驗不同學歷、年齡對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各變量的差異性。⑤Person相關分析。探究村落環境和大學生人際關系的相關性及顯著性。⑥回歸分析。本研究采用回歸分析法來探究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并比較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力的大小。
三、數據分析
1.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本研究的樣本來自31個省4528名被試者,本研究最終進入數據分析的統計數為4252,具體見表。從表2可以看到男女村官的比例不是很大,女性只是略多一點,而且大多數村官的年齡在21~25,26~30兩個年齡段。學歷層次大多數為本科,這符合大學生村官的實際情況。大學生村官作為一種新生的職業,基本上以新生代的大學生為主。
2.差異性分析⑴性別與各變量的差異性分析。表4顯示了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村官在人際關系各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通過分析我們發現,F值和T值的顯著性水平都大于0.05,因此可以認為在95%的置信區間,對與上級的人際關系和與村民的人際關系都沒有顯著差異。⑵年齡與各變量的差異分析。表5顯示了不同年齡的大學生村官在大學生人際關系各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顯著性水平都大于0.05,這說明在95%的置信區間,不同年齡的大學生村官對與上級的人際關系、與村民的人際關系均不存在顯著差異。⑶學歷與各變量的差異分析。表5顯示了不同學歷的大學生村官在大學生人際關系各變量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顯著性水平都大于0.05,這說明在95%的置信區間,對于與上級的人際關系和與村民的人際關系沒有顯著差異。
3.相關性分析本節主要分析村落環境各變量和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這里主要運用spss的Person簡單相關系數來分析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由表7可知,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語言環境、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宗族或家族勢力與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人際關系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且度呈正相關,其中語言環境與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人際關系相關度最高,達到35.8%。在大學生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方面,村落環境的五個變量也均在0.01的水平上相關性顯著,且自然環境、宗族或家族勢力與上級人際關系呈負相關,經濟發展水平、語言環境、村長村支書工作作風與上級人際關系呈正相關,其中經濟發展水平與上級人際關系兩者相關度高達36.1%。這里主要運用SPSS的Person簡單相關系數來分析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但這樣的分析有一定的缺陷,因為相關分析解釋的是變量之間相互的聯系。但它無法說明因果關系,即無法明確哪個是因變量,哪個是自變量。故我們在做相關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4.村落環境與大學生人際關系的因果關系分析我們在剔除非相關變量的基礎上,進一步來分析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用spss19.0做回歸分析,整理所得下表8:⑴村落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影響性分析。以村落環境中村落經濟發展水平、自然條件、語言環境、村長和支書的工作作風、家族或宗族勢力為自變量,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關系為因變量做回歸分析。整理得出模型1,模型的R方為0.129,調整R方為0.128,也就是模型1的整體擬合度為12.8%。村落環境的各因素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人際關系均在0.01的水平上影響性顯著,且均為正影響。其中語言環境的影響性最高,經濟發展水平次之。故假設2成立。語言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之間的影響力達到33.4%并呈正影響(beta值為0.334),即語言環境提高1個單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提高0.334個單位。也就是說,語言越一致,越容易溝通,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人際關系就越趨向于融洽。語言對于人際交往的重要性很多學者都有論述,“如美國社會學家米德(Mead,GeorgeHerbert)在結合了庫利、托馬斯等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符號互動理論,該理論認為,人的行動是有社會意義的,人們之間的互動是以各種各樣的符號為中介進行的,人們通過解釋代表行動者行動的符號所包含的意義而做出反應。符號是指所有能代表人的某種意義的事物,比如語言、文字、動作、物品甚至場景等。語言是所有符號中最豐富、最靈活的一個符號系統,通過口頭語言、身體語言(包括表情與體態)等人們可以傳達各種意義,實現人們之間的復雜交往。”⑤該理論無疑強調了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的作用。再如時蓉華(2005)把人際交往看成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之間的那種對于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共享和理解過程。“其中語言符號主要是指人們語言溝通時所運用的字、詞;而非語言符號是指人們身上所承載的非言語類的符號,主要指肢體語言。該觀點主要強調的是,這種互動雙方或多方共同享有和理解的過程。”
由此可見,語言作為一種互動的符號,在大學生村官與村民對事物的理解起著重要的作用。結合我國實際,在我國大多數村落中的村民仍用方言進行溝通,特別是南方地區和少數民族邊遠地區,方言不但種類多,而且差異極大,有些地方不但有自己獨特的口頭語言,甚至還有自身獨特的書面語言,外來村官很難聽懂讀懂。不同的語言符號造成了大學生村官與村民的隔閡,這是阻礙大學生村官與村民達成人際和諧的重要因素。消除這種障礙因素最好的辦法無疑是聘用當地的大學生村官。這也是制定村官政策所要考慮的一點。
村落經濟發展水平對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之間的影響力達到15.7%(beta值為15.7),村落經濟越發達,大學生村官與村民人際關系就越可能融洽。這同樣能用社會交換理論來解釋,經濟越發達的村落,對管理、專業技術知識的需要越強烈,故通常對大學生村官呈歡迎的態度,而大學生村官的知識和管理技能的確也能為村民帶來“社會報酬”;而在村落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村落經濟通常還以農耕經濟為主,沒有支柱的產業,簡單的農耕經濟使村官無用武之地,而村民往往會認為,村官的出現不但沒有帶來實惠,反而占用了資源。從而導致村官與村民之間的人際不和諧。其次,根據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社會網絡理論人們更傾向于與同質性的人交往,即與自己年齡、地位、思想、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相似的人交往。經濟越發達的村落,往往更開放、受教育程度越高,與城市的生活方式越相似,村官與村民之間差異也越小,村民與村官容易相互接受。⑵村落環境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影響性分析。以村落環境中村落經濟發展水平、自然條件、語言環境、村長和支書的工作作風、家族或宗族勢力為自變量,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關系為因變量做回歸分析。整理得出模型2,模型的R方為0.215,調整R方為0.214,也就是說模型2的整體擬合度為21.4%。由模型可知,經濟發展水平、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宗族或家族勢力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人際關系在0.01的水平上影響性顯著。自然環境與語言環境在0.01的水平上影響性不顯著。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性最高,村長村支書的工作作風次之。故假設3不成立。
村落經濟發展水平,這個看似與大學生村官人際關系無關聯的因素,卻能在大學生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上達到33%的正向影響力,即村落經濟發展水平提高1個單位,大學生村官與上級的人際關系提高0.33個單位。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村落經濟越發達,村官與上級人際關系越好。這種情況的產生,可能是因為,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村官經濟待遇、福利等也比欠發達的地區要好,這使經濟發達村落的村官比較重視所在的職位。而在現行體制下,上級對村官的晉升、考核等方面均有較大的影響,這使得村官盡力搞好與上級的關系。其次,“根據布勞的社會交換理論,人是理性的,人們進行的任何行為都以獲得“社會報酬”為基礎的,是具有目的性的。所以個體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為他們都從他們的相互交往中通過交換得到了某些需要的東西。”⑦在經濟發達的村落,上級通常需要大學生村官這種新生事物。因為經濟發達村落往往已經擺脫了簡單的農耕經濟,村落里通常有一到兩個支柱產業,使村落管理出現復雜化、專業化趨勢,就更需要素質較高的大學生村官輔助上級進行管理。通過大學生村官的輔助,上級能得到想要“社會報酬”,也更樂意與大學生村官處好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