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2型糖尿病； 肝硬化； 原發性肝癌； 預后； 相關性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incid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the influence on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Method： 188 patients with cirrhotic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January 2011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86 patients with T2DM， 102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Regular follow-up was performed for all patients， each half of the patients undergoing abdominal B ultrasound and serum tumor standard physical examination. Follow-up to December 2012.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PHC cirrhosis of liver. It was observed during the follow-up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liver cancer cases. Result： The liver cirrhosis with T2DM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21.6 months， simple cirrhosis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23.1 months.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male gender， older than 60 years old， T2DM， body weight （BMI） ≥28 kg/m2， smoking history， drinking history were all th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P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Liver cirrhosi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gnosis； Correla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Drug Administration Hospital in Guangzhou，Guangzhou 510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07.013

目前，我國各類癌癥的發病率均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原發性肝癌屬于消化系統最為多見的一類腫瘤。研究顯示，我國原發性肝癌的發病率明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發病可能與地區、飲酒、環境等因素相關[1-2]。手術治療是目前臨床治愈原發性肝癌最為有效的方法。關于導致原發性肝癌發生的因素，目前臨床研究較多。其中，有研究認為2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2，T2DM）亦是導致患者發生原發性肝癌的重要危險因素[3-4]。為進一步探討T2DM對肝硬化患者發生原發性肝癌的影響及其預后，筆者對臨床188例肝硬化患者進行了臨床資料的回顧性分析，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納入2010年1月-2011年

1月本院收住入院的肝硬化患者188例，其中86例患者合并有T2DM，102例患者為單純肝硬化。T2DM臨床診斷標準參考符合2010年版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T2DM的診斷標準。

1.2 納入標準 （1）臨床診斷符合肝硬化臨床診斷標準者，其中包括致病因素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患者；（2）入組前無肝癌證據，原發性肝癌臨床診斷標準參考年中國肝癌協會專業委員會2000年制定的相關臨床診斷標準。

1.3 排除標準 （1）不符合肝硬化診斷標準者；（2）入組時確診為原發性肝癌或高度懷疑原發性肝癌者；（3）入組時合并有其他系統腫瘤者；（4）臨床隨訪時間短于1年的患者；（5）合并有甲型肝炎病毒（HAV）、丁型肝炎病毒（HDV）感染的患者。

1.4 方法 對所有患者進行定期隨訪，每半年對患者進行腹部B超以及血清腫瘤標志物的檢查，隨訪時間至2012年12月。觀察隨訪期間患者原發性肝癌的發生情況。

1.5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比較采用兩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比較采用 字2檢驗，采用Kaplan-Meier分析肝癌累計發病率，同時進行Log-rank檢驗，影響肝硬化患者發生原發性肝癌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以P

2 結果

2.1 影響肝硬化患者發生原發性肝癌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發現男性、年齡≥60歲、T2DM、BMI≥28 kg/m2、既往有吸煙史、既往有飲酒史等均是導致肝硬化患者發生原發性肝癌的重要因素（P

2.2 影響肝硬化患者發生原發性肝癌的多因素回歸分析 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T2DM、BMI、吸煙史、飲酒史等均是導致肝硬化患者發生原發性肝癌的獨立危險因素（P

2.3 T2DM合并肝硬化患者發生原發性肝癌情況分析 肝硬化合并T2DM組患者原發性肝癌的臨床發病率為17.44%（15/86）；單純肝硬化組患者原發性肝癌的臨床發病率為7.84%（8/10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4 T2DM對肝硬化患者預后的影響 T2DM合并肝硬化患者，隨訪期間死亡率為11.63%（10/86），單純肝硬化患者，隨訪期間死亡率為6.86%（7/102），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字2=1.28，P>0.05）。

2.5 T2DM病程與原發性肝癌發生關系分析 86例T2DM合并肝硬化的患者中，T2DM病程不詳。其余患者中，發生原發性肝癌的患者糖尿病平均病程為（8.72±2.32）年，未發生原發性肝癌的患者糖尿病平均病程為（4.70±0.59）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0.62，P

第2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單獨二孩政策；計劃生育；出生堆積；特點

隨著計劃生育的實施，我國的人口形勢也有了一定變化。首先，婦女生育率降低；其次，人口逐漸出現老齡化；第三，少年兒童人口逐漸減少。如果按照此形式發展，維持現有生育水平，少年兒童的人口比例就會出現持續降低，也必將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產生一定影響；最后，我國的獨生子女家庭也會有一定風險性。隨著獨生子女傷亡率的增加，失獨家庭的問題逐漸受到了人們的普遍管制。且按照現有情況發展，我國的獨生子女比例還會出現增多的趨勢，風險性以及各種隱患就會增加[1]。

一、“單獨二孩政策”的影響人群分析

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我國的生育率也隨之降低，對生育政策進行調整，主要就是為了使出生人口數量增加，使人口的年齡以及性別結構得以優化。在我國范圍內，是一項影響較大的政策，但是許多人認為此次政策調整幅度較小[2]。

首先，對：“單獨家庭”（夫妻雙方一方為獨生子女）產生的影響較大，而不影響“雙獨家庭”（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以及“雙非家庭”（夫妻雙方均不是獨生子女）。在現有的計劃生育中規定，雙獨家庭能夠生育第二個孩子，非雙獨家庭則實施一孩半政策；

其次，單獨二孩政策會對城市以及農村的單獨家庭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多數農村地區，實行的是一孩半的政策，當第一個孩子為女孩時，就可以再生育二孩，政策調整不會對其造成影響，而政策能夠影響的就是第一個孩子為男孩的單獨家庭。

第三，政策調整也會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同存活孩子情況的單獨家庭。但一個家庭中已經有2個孩子，就不會受到政策的影響，對于沒有生育的單獨家庭，調整生育政策就會對其造成影響[3]。

二、“單獨二孩政策”影響生育數以及生育率的特點分析

（一）影響具有地區性特點

“單獨二孩政策”在不同地區會產生不同的影響，調整生育政策會在原政策較為嚴格的地區產生較大的影響，相反，原有政策管理越為寬松的地區影響度就會減小。例如，江蘇以及四川地區，對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較為嚴格，當政策作出調整后，解除了“單獨”婦女的二胎生育限制。

（二）對城鄉的影響程度分析

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時，有較為明顯的城鄉區別，在城市中，較多執行一孩政策，農村地區執行“一孩半”政策較多。

對于非農業戶口而言，無論是第一個孩子為男孩還是女孩的育齡婦女，都會受到“單獨二孩政策的影響，而針對農業戶口而言，對第一個孩子是女孩的育齡婦女不構成影響。單憑這一點，”單獨二孩政策“對城市的影響就較大。

此外，調整生育政策影響地區間出生人口數量的因素主要包括：生育潛能存量的釋放比例以及釋放進度、生育潛能增量的釋放比例和釋放進度。計劃生育政策在城鎮中實施較為嚴格，導致城鎮中獨生子女比例相對較高，而“單獨家庭”存量以及增量也會相應增大。從此角度來看，調整政策也會對城鎮產生較大影響。但是，生育潛能釋放比例是調整政策的真實反映，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婦女才是政策調整的真正受益者[4]。據相關調查表明，在我國，已婚婦女生育意愿在城鄉之間也存在差別，導致農村生育潛能存量以及增量會小于城鎮，但農村的生育潛能存量以及增量的釋放比例就會高于城鎮。也就是說生育意愿的城鄉差異使生育政策調整對程序影響的程度減小了。即使如此，在政策做出調整后，農村的影響程度還是小于城鎮。

（三）生育數量的內在以外在約束對張力不同地區的影響區別

外在約束就是指生育政策對人們生育數量的影響，影響因素包含政策本身規定的生育數量以及政策執行的是否嚴格。內在約束就是人們對生育數量的自我約束，也就是自己本身的愿望，會直接受到意愿生育水平的直接影響。當意愿生育數量大于規定生育數量時，就會增大內在約束以及外在約束的張力，反之就會降低，甚至消失。

此外，在一些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較為嚴格的地區，執行力度卻不一定大，也會出現超生現象，隨著有較大的理論張力，但實際上卻影響較小，調整生育政策也會產生較小的影響力。

（四）影響不同年齡婦女的生育率

但從生育潛能存量進行分析，政策調整對不同年齡的婦女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從生育潛能增量進行分析，也會受到年齡變化的影響，且與生育潛能存量變化極為類似。從釋放比例進行分析，只有在生育潛能存量（增量）以及釋放比例相結合的情況下，才能將釋放量真正反映出來。據相關調查數據顯示，當婦女年齡低于35歲時，生育潛能存量以及生育潛能增量就會大于35以上的婦女，潛能釋放比例也會隨之提升，因此，調整生育政策，對年齡較低的婦女更有影響力。

三、結語

綜上所述，生育政策的調整會不同程度的影響城鎮以及農村地區，因此需要對生育政策調整進行正確的認識以及理解，并對計劃生育政策加大重視力度以及宣傳力度，對信息管理以及出生監測進行強化。

參考文獻：

[1] 賈玉芳.“單獨二孩”政策對昆山市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的潛在影響分析[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14，22（8）：514-518，525.

[2] 陳志華，肖漢森，陳倩等.重慶市“單獨二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意愿及相關因素分析[J].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14，22（10）：661-665.

第3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生育政策；徐州

        0  引言

        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比例的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比例的7%時,稱為老齡化人口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對徐州勞動人口和社會經濟結構等各個方面產生諸多影響，妥善解決和預防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相關問題，是實現我市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環節。

        1  徐州人口老齡化的特點

        1.1 老年人口的規模大  資料顯示，至2006年底徐州市老年人口總數達132.2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4.2%，80歲以上高齡人口約占老齡人口的16.5%，到2020年將達到190萬，約占總人口的18.5%。

        1.2 老齡化發展速度非常快  2005年全市總人口比2000年減少了8.86萬人，下降0.99%，而同期的老年人口卻增加了16.22萬人，增長了22.8%。顯然，徐州老年人口增長不僅絕對量大，增長速度遠遠快于總人口的增長速度。

        1.3 老齡化在城鄉間的發展非常不平衡  2005年徐州城鎮、 農村 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8.91%和10.78%。

        1.4 老齡化要超前于經濟發展  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的時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在5000到10000多美金，而徐州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金，屬于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的地區，應對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還比較薄弱。

        2  人口老齡化對我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2.1 消費結構面臨轉變  老年人口的增加，用于醫療方面、老年服務的消費需求將增加。對消費總的影響不大，但會引起消費結構的變化。大量資金轉向老年人消費，將直接導致從事生產方面的投資相對下降。

        2.2 影響科技創新  老年人口的增加,會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從而誘發采取貿易措施來保護國內勞動力市場，削弱了技術進步和靈活勞動力市場對長期增長的貢獻作用。

        2.3 勞動力比例下降  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及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2.4 養老、醫療保障壓力加大  隨著人口增長率的下降，生命周期的延長，在不遠的將來，一對年輕夫婦可能要贍養4至6個以上老人。養老壓力和老年人醫療衛生資源消費壓力較大。據統計，60歲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傷殘率是全部人口傷殘率的3.6倍。

        3  現行生育政策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從封閉人口看，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西方人口學家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對老齡化進程的影響研究中，得出了明確的結論：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而導致的平均壽命的延長。這一結論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

        4  建議

        4.1 認清現狀，著眼未來，轉變觀念，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更要重視人口質量和人口結構：徐州的城鄉計劃生育政策存在二元化，既 農村 的二孩生育政策比城市寬松，例如在農村，一方是獨生子女戶結婚，即可生育二孩，而城市里必須是雙方都是獨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等。這些政策很大程度降低了徐州市城市婦女總和生育率的水平，使得城鄉新增人口數量差別加大，導致徐州城市新增人口數量明顯少于農村新增人口數量，反過來由于農村 教育 條件、醫療衛生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和 經濟 條件較差，其新增人口未來的綜合質量明顯低于城市新增人口，從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 發展 ，也不利于解決未來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的調整是要遵循人口自身 規律 的，是要有前瞻性的。例如現在出生的人口只有在15年或20年以后才能進入勞動力人口的行列，屆時如果感到人口過于老化或勞動力不足，再以計劃生育來調節將是無濟于事的。

        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構建小康社會也是一個社會人口素質、人口結構、人口質量的重構過程。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文明加快向農村擴散。由于目前是以城鎮人口數量作為衡量城市化標準的，所以許多城市政府部門往往會出現通過行政區劃的改變，例如“縣”改“市”等方法，來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是卻忽視了城市化發展的質量，忽視了城市化后人口結構、質量和綜合素質水平。城市化不能就城市而論城市，應當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為依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增加高素質人才的“儲備”。

        不同的生育政策將決定徐州未來人口數量和結構的發展趨勢。我們不能再以計劃經濟的眼光來看待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而是要適應社會時代的變化，適時地將計劃生育政策納入到市場經濟的大舞臺中，調整計劃生育的運行機制。同時，要在穩定現行政策的前提下，認真研究未來人口發展態勢，有針對性地研究各種可供選擇的政策方案。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計劃生育政策的積極作用，而將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消極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4.2 把現行的追求低生育率的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為“低生育率水平與調控人口年齡結構質量并舉”的政策

        4.2.1 具體是指高于生育率更替水平的農村地區，應繼續搞好控制人口數量的工作，使生育率水平降低到2.0左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保持較低水平的主城區，則不再是繼續維持這樣低的生育水平，而是應該采取合理措施，把生育率的上限調控到1.8的合理水平左右，以達到調控人口結構、人口質量的目的，改善出生性別比問題。

        4.2.2 為避免回升過快，作為過渡措施，先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家庭且只有一個孩子的夫婦再生一個孩子，如響應者過少，再考慮全部放開，讓愿意生育者再生一個孩子，當然生育二胎是上限。實際上，受環境污染、結婚年齡越來越遲影響，現在不孕不育的家庭正越來越多，已占12%多；另外受經濟條件和社會綜合因素影響，城區有生育二胎或多胎意愿的育齡群眾比例不高，有的還選擇丁克，不要孩子！因此，對計劃生育搞得好的徐州城區，合理調整生育政策，總和生育率是不會回升過快的。

參考 文獻 ：

[1]龔幼龍，嚴非.社會醫學[m].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1：44-45.

[2]徐州市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z].

[3]徐州市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z].

第4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目前，全國各地已進入地方計劃生育條例修改高峰期，全面兩孩政策更成為近日密集召開的地方兩會關注熱點。

截至28日，廣東、湖北、天津、浙江、安徽等11個省份人大常委會已完成地方計生條例修改，明確全面兩孩的具體實施政策。新華視點記者針對全面兩孩落地的幾個焦點問題進行了追蹤。

生育意愿：兩孩生育意愿持續走低，各種壓力令不少家庭猶豫甚至放棄

生還是不生?這是全面兩孩后很多家庭面臨的選擇。記者調查發現，不少省份在公布地方計生條例修改結果的同時，還詳細公布了全面兩孩 政策實施對當地生育水平影響的預測情況。

如廣東省衛計委介紹，據測算和分析，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2019年至2020年廣東戶籍人口每年多出生15萬至18萬;2019年可能多出生27萬左右，達到峰值，之后逐年遞減。

湖北省衛計委副主任朱惠民表示，按照生育意愿調查的情況，湖北十三五時期出生人口相比單獨政策下多出生50萬人左右，生育釋放主要集中在2019年至2019年間。

根據國家衛計委此前預計，全面兩孩實施后，十三五期間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在300萬人左右，每年出生人口數量將在1750萬至2100萬人之間。

對于全面兩孩后人口增長的預測有一個重要參考依據，就是單獨兩孩政策的落地情況。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的第二年，本該出現的出生人口增長卻沒有如約到來。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655萬，甚至比上年還少32萬。

而2019年也僅比2019年多出生47萬人。因此全面兩孩實施后，各地實際生育水平能否達到預期，引發不少地方兩會代表委員熱議。

國家衛計委分析去年出生人口減少的原因，認為是豬年生肖選擇與育齡婦女數量減少所致。但我個人分析，近年來越來越低迷的生育意愿影響更明顯。浙江省人大代表汪恩峰說，過去生育孩子只求吃飽帶大，現在還希望能養好成才，各種壓力讓家庭對生育兩孩更加猶豫，或者直接放棄。

2019年，全國29個省、區、市的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已有一個孩子的單獨家庭，希望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比例約為60%。

國家衛計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公開表示，單獨兩孩政策落地后，2019年初再對同樣人群做調查，只有39.6%的人希望生育兩孩。

不僅如此，實際生育行為其實更會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山東威海市符合單獨兩孩政策的家庭中，有70%明確表示愿意生育兩孩，但實際申請量不足6%。浙江舟山市《2019已婚育齡群眾生育意愿研究報告》顯示，人們的理想生育數為1.78，政策生育數為1.59，而實際生育數僅為0.96。

河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干部學院教授張原震認為，從單獨兩孩的實施效果來看，80后年輕群體的生育意愿已經顯著降低。

產婦權益：產假相應延長，有地方兩孩津貼減少，職場容易受阻

已完成地方計生條例修改的11個省份明確，女方產假在國家規定的98天基礎性產假基礎上，增加30天至60天，其中四川、寧夏、山東女方產假均增加60天。不過原有一孩晚育、獨生子女獎勵等產假均被取消。

職場女性在生育期間收入是否會減少?不少地區在修改后的計劃生育條例中明確，增加的產假，工資照發，福利待遇不變。保證福利待遇不變，主要靠生育保險中的生育津貼來填補產假期間收入減少差額。

業內人士介紹，生育保險包括產檢生育醫療費用報銷與生育津貼等組成部分。正常繳納生育保險的女性完成生育后，社保部門將根據其個人生育保險繳費基數除以30，再乘以產假天數來計算。比如產前每月工資為5000元，產假為128天，則總共可獲得2.1萬元左右的生育津貼。

記者采訪發現，全面兩孩放開后，相比于生育一孩，生育兩孩的產檢生育醫療費用報銷比例相同，但部分地區的生育津貼額度卻有所減少。

天津、武漢兩地社保工作人員介紹，兩孩計算生育津貼產假天數仍只能按98天計算，兩孩增加30天產假是計生部門的政策，社保部門尚未做出具體調整，因此仍需按原規定執行直至相關文件正式下發。這意味著，按照每月繳費基數5000元標準計算，生兩孩生育津貼要少5000元左右。

兩孩生育數量增加，生育保險等基金支出額度增加，是否會對社保基金收支產生沖擊?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醫保研究室副主任董朝暉表示，從近期來看，全面兩孩政策對生育保險基金支出有一定影響，但生育保險基金前期結存較多，總體上可以承受。

相較于生育兩孩獲得生育補貼額度減少，職業女性關注的就業與晉升等方面的權利保障，在生育兩孩中所受影響更大。

一位浙江省政協委員說，他在調查中發現，有15%受訪女性擔心生育兩孩會導致職位變動或影響職務升遷，生育加劇原本就存在的隱性就業歧視。

到底是生還是升?湖南省政協委員張琳說，生育是社會和家庭賦予女性的職責，因就業權利無法得到平等對待，很多女性正面臨著比生第一胎更艱難的抉擇。盡管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保護懷孕及哺乳期婦女的合法權益，但由于執行力度不夠、違法成本低，女性維權很艱難。

生育政策：生育數量短期不會放開，基層計生需要生得好管得住

從2019年實施單獨兩孩到啟動全面兩孩，中間間隔僅兩年。因此，計劃生育政策短期是否還會繼續進行調整引人關注。

業內專家表示，判斷生育數量政策是否需要調整，總和生育率1.8即一對夫婦平均生育1.8個孩子，或將成為重要參考指標。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表示，中國并非人口越多越好，也非越少越好，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8左右，是我國人口發展戰略研究中根據基本國情確定的目標。

全面兩孩放開后五年內總和生育率預計將有所提高，但此后將隨著受教育程度與城市化水平提升等因素緩慢下降。翟振武說，如果此后總和生育率下降明顯，就可能隨之調整計生政策，甚至出臺鼓勵生育措施。

多次參與國家人口政策咨詢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人口政策調整執行成效要有相當長時間才能得出結論，十三五期間對生育數量限制的政策調整可能性不大。

全面放開兩孩并非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外生育三孩、四孩等違規行為，仍然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計劃生育工作仍是基層重要工作內容。

國家衛計委明確，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主要目標任務未完成、嚴重弄虛作假、違法行政造成惡劣影響等情形，實行一票否決。

第5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 制度變遷;生育決策;經濟增長;綜述

[中圖分類號] F0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維持了高速穩定的增長態勢，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而這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眾多的勞動人口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了極大貢獻。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紅利”效應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人口老齡化”作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一個突出現象，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了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內容。不論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老齡化”都與我國的人口控制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近些年來出現的一系列人口現象都與我國的人口政策，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從而影響著人類的行為方式。可以說，制度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國，計劃生育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其對于人口變化和家庭生育決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經濟學家也探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而這一影響途徑是用人口作為中間變量的。近些年來，新家庭經濟學的興起，特別是用微觀經濟原理解釋家庭生育決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廣泛傳播，為研究家庭行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時間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名詞――“失獨家庭”，也是本文寫作的背景之一，所謂“失獨家庭”是指獨生子女由于出現了各種意外傷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養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這種狀況對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殘酷的打擊。而且根據有關機構的估計，目前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且每年以7.6萬個的數量增加，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脆弱性和復雜性。不僅如此，計劃生育制度實施以來，雖然促進了我國向低生育率的轉變，為經濟增長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因此，面對這一問題，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分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該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另一種認為應該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計劃生育政策。

二、生育決策理論相關研究綜述

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是人口理論中的一個重大主題，而經濟學對于人口問題的關注則由來已久。眾所周知，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一個典型的雙向關系，人口變動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經濟發展又推動著人口結構和數量的轉變。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科學，而家庭作為經濟的微觀主體之一，更是經濟學家所重點關注的領域，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家庭活動則推動了一門新的學科，即“新家庭經濟學”。新家庭經濟學主要研究家庭生育決策;家庭成員的就業決策與勞務分工;以及家庭組織經濟問題等。因而，生育決策理論作為新家庭經濟學的一個核心主題，得到了經濟學家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并建立了若干種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模型，用以解釋經濟發展中的生育率變化以及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家庭生育決策。

在家庭生育決策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理論主要包括：萊賓斯坦的“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貝克爾的“數量質量替代”理論，卡德威爾的“財富流”理論，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給與需求模型”和“生育率臨界假說”。

這些年來，面對國外學者對于生育決策問題不斷涌現的學術成果，國內學者依據本國國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解釋和學說。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認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決于孩子帶來的期望效用，而非實際效用，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來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從而達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風險最小化原則”，他們認為風險最小化原則表明我國農村地區夫婦決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時，其內在的動機是為了分散風險，即通過選擇生育數量來規避風險，使風險得以減弱。應當說明的是，風險最小化原則和效用最大化原則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風險最小化原則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則的函數式表示，但其最明顯的區別在于政策含義，風險最小化原則要求通過降低風險來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國家對少生的家庭進行補償，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則要求通過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來降低生育意愿。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風險最小化無疑更為適用。

周雙超（1996）則認為傳統的成本―效用理論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孩子對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這一事實，他認為孩子對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對孩子的需求主要分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當孩子是奢侈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大，當孩子是必需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小，因此，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父母對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父母對孩子的需求趨向于向奢侈需求轉變。

經典的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決策行為的工具和視角，但是它的運用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基礎上，一般的基本假設包括：家庭生育決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家庭中的個體均為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每個家庭中的個體是完全自由的，其對于出生人數和出生間隔完全可以自主決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又是一種生產物品，他具有消費性和生產性;市場環境是完全競爭市場，即商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經濟形態為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關系高度發達且無處不在。

只有滿足以上的假設條件，其通過模型得到的結論才能夠成立，顯然，對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來說，其假設條件并不完全滿足。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龐大的13億人口，市場經濟制度遠未建立完善，且在廣大農村地區，商品經濟遠未成熟，收入水平還較為低下，存在著自然經濟的殘留思想和觀念。因此，簡單的套用西方經典理論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注重本國國情，從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和吸收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注重不同的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方法，從而得出符合我國實際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我國的家庭決策和家庭活動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點，例如：①父母一般會撫養子女到成家立業為止，即當子女完婚后才會真正脫離父母撫養，因此，家庭撫養子女的時間要長于西方國家。②家庭養育子女成本的內容比西方國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費用，通常還包括買房，結婚等費用。③具有濃厚的“養兒防老”的傳統，子女的保障效用極為重要，這源于深厚的傳統思想觀念，較為落后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家庭養老”的傳統。④我國的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中具有濃厚的“宗族文化傳統”，“傳宗接代”，“人丁興旺”等觀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壓力較為明顯。⑤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較強，家庭的生育決策空間較小，絕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數量為0-2個。⑥經濟處速發展中，經濟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都深刻而明顯，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因素較之西方國家更為復雜和多變，因此，需要更為多樣且細致的分析。

總而言之，對于西方理論的應用應當重視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框架，絕不能生搬硬套，更何況，西方生育決策理論中的很多結果尚需實證檢驗，很多理論還存在空白和有待發展之處。與西方經典生育決策理論相對應，我國學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國的實際和國情，更加關注特殊的文化體制因素對于生育決策行為的影響。但是，我國學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對于理論的重視不夠，多傾向于利用西方現有理論進行實證分析，而缺少對于模型的構建與理論的創新。另外，對于西方生育決策模型的運用缺少前提，片面的運用從而導致錯誤的結論。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觀范疇，缺乏對宏觀變量影響的研究。

三、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性研究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制度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它決定了社會主體在社會生活中可以選擇的行動方式。二是制度是人們結成的各種經濟、社會、政治等組織或體制，它決定著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展開。按照制度的層次，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實施機制。制度包含著激勵和約束的雙重功能，制度的變遷推動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也對人產生不同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促使人的行為的改變，同時也改變著人的決策方式和權衡關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導致不同的經濟環境，不同的經濟環境導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發生變化，家庭中的個體面對著成本和效用的變化會做出不同的生育決策，體現著制度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下面將簡要介紹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

曾毅和舒爾茨（1998）主要研究農村對于生育率的影響。他們運用羅吉斯特多變量回歸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進行相關數理統計分析，他們認為在集體所有制的“大鍋飯”體制下，實際上會對農村生育多孩的夫婦給予了一種經濟補償，而的推行則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客觀上取消了對生育多孩夫婦的補償，從而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過數值分析，他們得出結論：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傾向于少生孩子，同時加強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則通過將博弈論內容引入生育決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從而證明了在沒有制度控制下，當公共領域中存在大量資源，且實行平均分配制度，人們此時傾向于多生孩子，從而導致了“公地的悲劇”，這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將會導致家庭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場經濟體制且產權明晰的條件下，家庭傾向于少育孩子。

與此類似，鄭龍真，史清華（2006）通過調查樣本數據，運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較了無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得出在無制度控制下家庭將會選擇多育孩子以爭奪公共資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條件下，人們將會減少孩子的生育數量。張華寧、陳紀平（2009）的研究利用產權經濟分析的方法，通過在人口增長率的統計分析中加入政府產權制度效率參數和計劃生育政策強度參數，通過將實證分析和邏輯推演相結合，得出兩個基本結論：一是由于產權制度的變遷，不同的產權制度導致不同的績效，由于產權界定具有規模經濟性質，隨著產權制度體系效率的提高，導致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而導致過剩人口數量逐步減少，人口增長率下降。二是由于產權界定不完全，導致人們擁有多個孩子以獲取更多的公共資源，從而導致“非生產性”過剩人口的增加，進而導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對于計劃生育制度變革是否會引起家庭生育決策的變化，即是否會引起生育率的反彈，學界基本上呈現兩種態度。顧寶昌（2010）提出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即放開二胎不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也不會導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陳華（2012）的研究表明調整現行人口制度的時機還不成熟，在短時期內將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導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彈。

通過不同學者對正式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產權制度、農業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計劃生育制度等社會經濟中的一系列制度都會對家庭生育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對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的變化產生影響。

四、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根據有關部門的估計，我國因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少生的人口達到3.38億。同時也大大加速了我國人口轉變的進程，人口轉變是指從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狀態轉變到兩者都很低的狀態的過程。根據國際經驗，人口轉變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21]在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對生育的有力控制，經過30年時間，我國便進入了第三階段，即通常發達國家處于的階段。與我國相同收入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國家均處于第二階段，因此，我國人口的迅速轉變無疑是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

與我國人口轉變過程迅速推進相伴隨的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和“人口紅利”效應，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在全部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7%，即被稱為老齡化社會。據此推論，由于2000年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將超過20%，成為名符其實的“銀發國家”，這對于我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將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增長也長期受到“人口紅利”的積極影響。“人口紅利”是由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據標準的定義，“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較低，這種總人口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征使社會負擔較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和投資率處于高位，且絕對量不斷增長，另外，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不斷增長，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高速發展。

很多經濟學家都對“人口紅利”的增長效應進行了研究和檢驗。其中，蔡P（2004）通過運用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法得出，東亞奇跡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應歸結于人口結構因素。同時，他認為大約23.71%應歸功于人口紅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認為高的勞動參與率會促進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進而加速經濟發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回歸系數為0.109，-0.113，且均顯著。一般而言，年輕化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推高儲蓄率，主要因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導致收入增加，從而導致儲蓄增加，而且，年輕人的儲蓄意愿和能力也較高。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一步引發了人口轉變，產生了“人口紅利”效應，根據預測，在2000-2030年間，勞動負擔系數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間，勞動負擔系數將逐步上升，到2050年將上升至64.36%，屆時，我國將由“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

由此可知，21世紀的前30年，將是我國利用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在當前學者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中，既出現了許多成果，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對于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研究，多側重于將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標相聯系。而人口紅利對于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分配結構以及就業結構的影響的分析較薄弱。二是對于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與傳導途徑的分析較模糊。三是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紅利并存的階段，這一特殊的人口現象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參 考 文 獻]

[1]加里?斯坦利?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62-214

[2]李小平.期望孩子的交易價格及其在生育控制中的應用[J].中國人口科學，1992（5）：49-56

[3]彭希哲，戴星翼.試析風險最小化原則在生育決策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1993（6）：2-7

[4]周雙超.生育需求的經濟分析[J].人口與計劃生育，1996（2）：41-44

[5]盧現祥，朱巧玲.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20-432

[6]曾毅，舒爾茨.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對生育率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1998（1）：129-143

[7]王水雄.生育的博弈模型：中國的例子[J].社會學研究，2002（6）：82-94

[8]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決策與我國低生育水平穩定機制的轉變[J].人口研究，2004，28（6）：2-18

[9]鄭龍真，史清華.農村家庭生育行為的博弈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6（3）：29-33

[10]王躍生.制度變革、社會轉型與中國家庭變動――以農村經驗為基礎的分析[J].開放時代，2009（3）：97-115

[11]張華寧，陳紀平.理性人口過剩：人口的產權經濟分析[J].經濟管理，2009（7）：166-171

[12]顧寶昌.中國人口：從現在走向未來[J].國際經濟評論，2010（6）：95-111

[13]朱中仕，陳華.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劇的認識[J].人口研究，2012，36（4）：103-112

[14]蔡P.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機制改革的理論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01（6）：1-8

[15]黃步云.家庭生育選擇行為的經濟學分析[J].西北人口，2005（1）：61-64

[16]鄭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9（2）：93-102

[17]王金營，顧瑤.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條件、問題即對策[J].人口研究，2011（1）：74-81

[18]蔡P，都陽，高文書等.勞動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現實[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0-40

[19]蔡P.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8（2）：2-9

第6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7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University level, is their psychological maturity, personality and tend to improve and st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self-development goals and career goal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and mental health for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ritical role in talent.

關鍵詞:二胎化 總和生育率 性別比 老齡化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alysis education strategy

作者簡介:宋瀟,(1985年――),女,漢族,山東省威海市,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隨著生育政策對我國人口再生產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越來越突出,對我國生育政策未來選擇的探討也就成了我國人口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盡量擴大一孩家庭比例,實施”更加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另一種觀點堅持全面放開二胎,就像上世紀70年代末剛實行計劃生育時提出的那樣,“一個少了,三個多了,兩個正好”。關于人口問題的爭論已經白熱化。

事實上,任何一項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盲目的,都有其產生的社會背景與時代意義。“一胎化”的中國獨生子女政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對于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一胎化”的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確實存在其不足之處,它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特殊產物。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被更加科學、合理的生育政策取代是歷史的必然。因而,我認為,放開二胎政策是最佳選擇,但當人口數量控制在恰當的規模后,放開二胎政策,使人口數量圍繞人口更替水平波動是合理的,它既可以解決獨生子女政策本身的弊端,又可以緩解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胎化的獨生子女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弊端:

一、政策性弊端

(一)對政策理念的錯誤解讀:計劃生育政策不等于獨生子女政策

計劃生育是一種隨社會現代化發展應運而生的新生活方式。在20世紀中葉與后期,我國為了發展經濟、控制人口快速增長,大力推行計劃生育,這是符合中國國情需要的。但是,在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一胎化“的獨生子女政策是把計劃生育政策推向極致的一種做法。[1]計劃生育在國際上被視為家庭計劃,從中國看可以說是國家計劃,但并不是只生一個才是計劃生育,計劃生育就是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將廣義的計劃生育政策用狹義的獨生子女政策代替是一種簡單化的錯誤觀點。計劃生育政策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2]由于民族、地區、城鄉的差異,計劃生育存在多元變式。[3]認為放開二胎政策就是計劃生育走到頭了,取消獨生子女政策就是不計劃生育的做法是有偏差的。

(二)、對實施效果的偏差評估:總和生育率出現較大幅度反彈

人口統計年鑒的數據表明,與1968年的6.45相比,實施“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總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非常快,在20世紀80年代初已經接近2.1的替代水平。1980年以后總和生育率受底線影響,下降速度有所放緩。1981年到1983年甚至出現反彈,超過了70年代末期的水平。有學者認為這是過于嚴格的”一胎化“政策所帶來的逆反性生育造成的現象。[4]因此就總和生育率來看,20世紀80年代初,經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控,已經達到比較理想的水平,采取獨生子女政策后,總和生育率反而面臨反彈的威脅,不利于人口結構健康安全發展。

(三)對具體執行的無效監督:處罰擋不住政策外的“違法生育”

從微觀層面上看,獨生子女政策是一個不為群眾看好的并沒有被很好地遵守的社會公共政策,其主要的表現就是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依賴群眾違反政策生育的普遍化,具體體現在群眾因違反政策超生與超生后遭受處罰的范圍之大、人數之眾。一個家庭的生育行為應該是理性的,是進行了慎重的思考后作出的抉擇,任何人都不會輕易的地去違現行的各項法規。而“違法生育”正是群眾在權衡了成本與收益后作出的“理性”選擇,與受到的處罰相比,生育第二個子女所帶來的收益遠大于處罰付出的成本,這導致群眾即使超生遭受處罰也要生育。我國推行計劃生育,其出發點是為了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長,處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如此剛性的政策手段依然擋不住政策外的眾多“違法生育”。

二、結果性弊端

(一)出生性別比例失調

從生育意愿的價值體系上看, 中國傳統的生育意愿無疑是一種早、多、男生育價值體系。傳統上, 早生多生是家庭滿足期望的孩子性別結構的唯一自然方法和途徑。當個體行動者生育意愿在“ 早” 、“ 多”這兩個方面無法再繼續體現出來, 唯一可以做得到的是在“ 男” 字上做文章。有研究顯示, 如果出生性別比為106的話, 一個家庭要想保證至少有一個男孩, 則需要生育1.82―1.94個孩子。在目前我國人口數量控制仍然嚴格的前提下, 性別選擇成為人們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其行為結果表現為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偏高。[5]因此, 我們可以說, 我國現行生育政策進一步強化了生育個體行動者的性別選擇意識, 使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

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 也可以得到這個結論。1950、196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別比, 不僅正常, 而且十分穩定, 它基本上在正常范圍內變化。這說明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原本就是正常的, 而不存在生理上的偏高。但自1980年代以來,, 隨著以控制出生子女數量為主要內容的生育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后, 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明顯升高。1985年以來除個別年份以外, 出生人口性別比都在110以上, 出現了明顯偏離正常值的異常升高且逐年上升的趨勢。表列出了一年主要年份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數據。從中可以發現, 我國出現人口性別比是在逐年升高的。喬曉春認為, 1980年代以前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正常并不表示中國人沒有男孩偏好的傾向, 只是這種傾向在沒有人口政策的制約下, 不是通過直接選擇性別來實現的, 而是通過多生育來實現的。因此, 它沒有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升高。獨生子女生育政策實施以后, 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 就只好在追求出生嬰兒性別上想辦法, 從而使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

(二)潛在家庭風險增加

有一個事實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風險越大。[6]隨著時間的推移, 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家庭開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轉變為“高風險家庭”。我們已經有了幾千萬獨生子女家庭,其數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恐怕是驚人的。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存在一定比例的獨生子女,但倘若獨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為主體,其潛在的風險無論如何都是不應該被忽視的。潛在的風險一旦爆發就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帶來預想不到的嚴峻挑戰。從現在的眼光看,“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7]不同風險之間構成了無法掙脫的鎖鏈, 就好像生態學的“蝴蝶效應”,其連鎖反響是巨大的、不可忽視的。應該承認,風險只是發生問題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變的。但在繼續鼓勵“只生一個孩子”的導向下,風險的放大卻是必然。所以,“獨生子女文化”一旦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繼續風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總和生育率低于1.3, 即育齡婦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數不超過1.3 個)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長的內在活力,那將是十分危險的事情。過分陶醉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暫時的勝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等于獨生的做法必將使我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三)老齡社會危機加劇

長期低生育水平使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迅速老化。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恰逢生育高峰出生的這批人規模巨大,而這批人的后代卻相對少。因此,當這批人陸續進入老年的時候,中國人口結構即迅速老化。我國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達到了國際老齡化標準――― 65歲及以上人口占7% ,2003年已上升至8.5% 。并且,今后十幾年,我國老齡化速度還會加快,到2020年,老齡人口可能達到4億。而且我國老齡人口逐步走向高齡化。到2050年我國的60～69歲、70～79歲和80歲及以上年齡人口數分別將是2000年時的2.7倍、3.7倍和7.9倍,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人將近億人。[8]放開二胎政策,首先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導致中青年的不堪重負。人口迅速老齡化使我國的養老負擔迅速增加,養老負擔的增加,必將導致社會總儲蓄減少,進而使社會總投資下降,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嚴重的問題還在于我們是“ 未富先老”,發達國家一般在人均G D P 5000～10000美元時進入老齡社會,而我國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況下進入老齡社會的,我國社會保障體制很不完善。[9]特別是獨生子女的父母進入老年的時候,他們將不可能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依賴于幾個孩子提供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而更多地要轉向對政府和社會的依賴,這必將對我國尚不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提出嚴重的挑戰。第二,放開二胎政策可以促進勞動力年齡結構優化,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勞動力年齡結構也將逐漸趨于老化。歷史發展的經驗證明,科學技術的發現發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年輕人來完成的,而人口老齡化必然會使科學技術的發展缺少活力。同時,老化的勞動力也必然會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

(四)人文關懷道德缺失

在20世紀之前,絕大部分的思想家都推崇人口的增長。在實際上,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推崇人口的繁衍。“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多子多福”的概念,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實實在在是嚴肅道德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在古代社會,人的生存和繁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以傳統的角度來看,一胎化是不符合倫理道德的一個政策。從人們的自由權的方面,開放二胎是絕對附和倫理道德的行為。因為節制生育是對生育自由權的限制。要控制人口過度增長問題的途徑不應該是以限制一個家庭最多能夠生多少胎,而是以發展經濟的方法來達到,這種方法是比較自然和符合倫理。從家庭倫理的方面來看,開放二胎可以確保家庭的和諧和穩定。因為在一個家庭里面,父母自由擁有子和女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孩子們擁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家庭的大小事務,在父母年老之后,孩子們齊齊執行養育父母的責任,是倫理道德所推崇的事情。而且,在養兒防老的心態下,擁有多個孩子比擁有一個孩子還來得更保險。從自然倫理來看,開放二胎甚至多胎是從以前就開始延續的自然定律。繁衍是生物的自然定律,因此,一胎化所引起的節育、避孕和墮胎都是違反自然定律的,是不符合倫理。而在節育、避孕和墮胎的層面來看,是違背宗教的倫理。宗教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天注定而且是神圣的,由社會和人們刻意去控制是違反。

獨生子女政策出臺的初衷并非是作為一項長期性政策來執行的,其所針對的也僅僅是第三次人口高峰可能帶來的人口資源危機。[10]因此獨生子女政策部應該等同于長期性的計劃生育國策,完全有調整的可能和空間。現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是計劃生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最大阻礙,只有調整生育政策,中國計劃生育管理才有可能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才能成為和諧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王滌,關于調整中國生育政策需要解決的幾個基本問題[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09(5)

[2]郭志剛等,從政策生育率看中國生育政策的多樣性[J].人口研究 ,2003年(5)

[3]梁中堂,山西省翼城縣“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政策實施效果的人口學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1997(5)

[4] 湯兆云,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生育政策因素[J].公共管理高層論壇,2009(3)

[5] 喬曉春,性別偏好、性別選擇與出生性別比[J].中國人口科學,2004(1)

[6] 顧寶昌、徐毅,中國嬰兒出生性別比綜論[J].中國人口科學,1994(3)

[7] 穆光宗,我國人口發展戰略的反思和抉擇[J].社會科學論壇,2008(6)

[8] 穆光宗,和諧社會拒絕風險家庭[J].邊緣趣味,2009年(1)

第8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按照國際公認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以上，或者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0％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國家統計局2001年3月28日發表的《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8811萬人，占總人口的6．96％，同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1．39個百分點。2005年底全國1％人口抽樣顯示，我國總人口數達到130756萬人，其中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055萬人，占總人口數的7．7％，我國已經真正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1964-2004年的40年間，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了1倍以上，而老年人口的規模增加了3倍；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比例也增加了]倍以上，但是規模卻增加了6倍。2006年9月21日，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了《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規劃指出，“十一五”期間，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續增長，到2010年將達到1．74億，約占總人口的12．78％，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132萬，占老年人口總數的12．25％。中國人口在迅速老齡化的同時，也在迅速地高齡化。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將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之一。據預測，中國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將在2030年左右到來，中國在21世紀上半葉將長期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關系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人口再生產類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必由之路。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人口轉變的趨勢，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或遲或早。各國都將進入老齡化社會。龐大的人口基數給我國的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嚴格的計劃生育制度促進了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我們應該正確理解我國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總量控制之間的關系。

從人口學角度分析，人口老齡化程度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第一是生育水平，第二是預期壽命，第三是人口遷移．人口遷移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中國的人口國際遷移數量相對很小，而人口在國內的遷移，只會增加或減緩一個地區的老齡化程度，不會改變整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育率的下降意味著出生人口的減少，同時也意味著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上升。生育率下降得越快，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得越快。而死亡率的下降又使老年人口壽命延長，使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對于中國來說，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盡管計劃生育的開展對中國的老齡化起了一定加速作用，但除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外，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是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81年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男性為64．55歲，女性為67．47歲。而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計算，2000年全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2．43歲，其中，男性為70,65歲，女性為74．33歲。

一些學者在計劃生育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方面進行了量化研究，結果表明，從20世紀70年代起至第三次人口普查，實施人口控制使0～14歲人口比例由假如沒有人口控制的39．7％降到實際控制之下的33．5％；65歲老年人口的比例則由4．4％提高到4．9％．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如果沒有計劃生育對人口的控制，0-14歲少年人口比例會由39．7％降到36．4％，而實際上，是由33．5％降到27．7％,65歲老年人口的比例也由不控制的4．9％上升到5．6％。由此可見，計劃生育實際上促進了中國人口由年輕型轉向成年型，而不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沒有實施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會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進入老齡化。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有利有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使公共政策相對最優，以最小成本換取最大收益，并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調整。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由于人口的慣性增長，人口數量仍然逐年增長，人口老齡化程度也逐年提高。提高生育率，只會使我國的總撫養比上升，加重少兒撫養負擔，不會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因為我國不存在絕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我國的人口問題具有特殊性，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將是一個長期的基本國策，不能因為其產生一些問題而放棄。

三、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

從現在到2030年前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準備期，非常關鍵。一方面，這一時期是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階段。據全國老齡辦預測，中國在這一時期平均每年增加596萬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28％，大大超過總人口年均0．66％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3．51億。相對2030年到2050年人口老齡化最嚴峻時期，這一時期為我們應對老齡化社會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提供了一個緩沖期。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也是我國人口紅利期。這一時期內生育率將平穩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因此，在未來25年中，應抓住機會，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加快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積極迎接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要在全社會樹立正確的老齡觀，積極開發老年人才。全社會要轉變觀念，充分認識到老年人口是社會的寶貴財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社會中蘊藏豐富的老年人才，只有被開發才能轉變為有用的社會資源。要重視老年學的教育和科學研究，積極開發老年人才市場，建立國家老年人才信息數據庫和老年人才信息中心。積極搭建老年人才服務平臺，開拓老年人才參與社會的渠道。發展老年教育，開發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資源，建立終身教育體系，以高素質應對老齡化。

第二，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發展經濟，為迎接老齡化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經濟發展是社

會保障的基礎，社會保障的程度取決于經濟發展的水平。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都是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的挑戰主要不是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不足問題，而是深刻地體現在我國勞動力質量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如果提高生育率，多生的1～2億人口將導致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上升，給我國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增添新的壓力，使社會保障資金更加緊張，不能有效地緩解老齡化問題。因此，我國應利用“人口紅利期”，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安排好勞動力的合理有序遷移，努力使經濟增長模式由勞動力密集型逐漸向勞動力需求量小的技術技能型轉變，而不是通過提高生育率來解決老齡化問題。

第9篇：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出生監測；生育率；出生性別比；破宮產 中圖分類號：R 174 文獻標志碼：A

出生監測工作是我國綜合疾病監測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長期、系統、連續地收集人群的出生資料，并進行整理、審核和綜合分析，了解人群的生育水平、嬰兒健康狀況、婦幼衛生資源需求情況。黃浦區從2004年開始進行覆蓋全區全人群的出生登記工作，并于2008年建立了出生醫學信息網絡直報信息系統，實現了出生登記的網絡信息化管理。其監測結果可以反映一定歷史時期和社會經濟狀況下人群健康狀況、婦幼保健工作狀況和醫療衛生水平及人口變化趨勢和規律，從而為制定婦幼衛生保健策略和人口發展戰略規劃提供科學依據。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人口資料來源于上海市公安局定期公布的人口數和人口結構。出生數據來源于上海市出生登記信息系統，該系統為全人群登記系統，覆蓋全市所有法定接產醫院，登記每例嬰兒出生信息。本數據為2014年黃浦區戶籍活產兒信息和黃浦區接產醫院出生的非上海市戶籍活產兒信息。

1.2指標

生育水平：生育水平采用粗出生率、總生育率、年齡別生育率和總和生育率衡量

總和生育率=5×各年齡組生育率之和（婦女按每5歲間隔分組）；

出生人口結構：出生人口結構采用出生人口性別比衡量

1.3統計學分析

數據采用Microsoft Office Access進行數據的整理與核查，并采用統計軟件SAS 9.2進行統計學分析。

2結果

2.1生育年齡

2014年黃浦區出生人口總數為11 089人，其中滬籍出生人口為7 643（68.92%）人，非滬籍出生人口為3 446（31.08%）人。黃浦區戶籍新生兒母親的平均年齡為29.35歲，年齡最小為16歲，最大為45歲；非滬籍新生兒母親平均年齡為29.37歲，年齡最小為16歲，最大為48歲。2014年黃浦區新生兒母親年齡構成情況，滬籍新生兒母親的年齡分布較非滬籍更為集中。見圖1。

2.2生育水平

2014年上海市黃浦區戶籍人口的粗出生率為8.87‰，總生育率45.67‰，總和生育率為1.17。2014年黃浦區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可以看出峰值生育年齡為27歲，峰值生育率為104.65‰。見圖2。

2.3出生性別比

2014年黃浦區戶籍新生兒的出生性別比為105.29，非滬籍新生兒的出生性別比遠高于滬籍新生兒，達113.90。

對不同年齡段母親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分析發現，出生性別比隨著母親的年齡升高而略有下降。從學歷來看，母親學歷高，新生兒的出生性別比稍低。而出生產次對滬籍和非滬籍新生兒的影響相反，滬籍新生兒第一產性別比略高，為105.94，第二產后出生性別比降至101.36；相反，非滬籍新生兒的出生性別比隨產次的增加而升高。見表1。

2.4分娩方式

2014年，黃浦區總的破宮產率為48.32%，其中滬籍為49.54%，高于非滬籍的45.62%水平。雙、多胎的破宮產率超過90%，遠高于單胎的破宮產率。值得注意的是，早產的破宮產率本市戶籍為61.34%，非本市戶籍為73.74%，高于非早產的破宮產率。從出生體重看，低體重和超重兒的破宮產率高于正常體重兒，另外非本市戶籍早產兒的破宮產率高于滬籍早產兒，滬籍超重兒的破宮產率高于非滬籍超重兒（表2）。

3討論

2014年黃浦區戶籍人口生育水平較2013年略有上升，但仍處于較低水平，總生育率為45.63‰，較2013年上升了7.86‰；總和生育率為1.17，較2013年增加了0.17。這可能與二胎政策放開有關，也不排除滬籍人口對生肖的偏好導致2014年生育率突增，如2007年的突增和2008年的回落及2012年的突增和2013年的回落。黃浦區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多年保持在1的水平，一般經驗表明，人口變化趨勢往往帶有巨大慣性，甚至暗含自強化機制，一旦總和生育率降至1.5水平，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將會變得極為困難，所有已經步入這種狀態的國家，尚無重新達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先例。因此，黃浦區生育水平的變化趨勢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