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的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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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社會協同作為社會管理創新的一項重要內容，其主要內涵是要求無論政府還是其他社會組織不僅要承擔起社會管理的責任，更應該注重建立相互之間――政府部門之間、政府組織與社會組織之間、政府部門與民眾之間的良性協調與互動合作關系。涉及治安管理領域，對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我們應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與闡釋。對治安管理社會協同理論的提出與總結梳理有益于在實際工作中落實社會協同的理念。

一、社會協同理念的提出

對社會協同內涵的認識，首先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當代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社會組織、市場組織是治理的主體。對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是“強政府、弱社會”模式。在大一統的時代對于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并沒有清晰正確的認識，造成了強政府弱社會的不合理局面，在這種模式下，社會完全是政府的附屬品，統治的意味更為濃厚，造成的后果是社會組織發揮作用微弱，政府權力過大、管得過多過死，但在社會治理某些領域中政府并不能發揮完全的作用，而社會組織在更適合其應該發揮作用的領域中卻完全無所作為，這樣不僅造成政府資源的浪費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二是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模式。強調政府與社會要形成互動、加強合作，該模式的優點是將社會至于與國家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我國大政府、小社會的現實局面下，合作模式的構建恐怕還有待更長的時間才能實現。三是“社會協同”模式。“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目標是在十六屆四中全會時首次提出的。十報告在論述社會管理體制時又再次強調了其重要意義，并提出了予以法制保障保證其落實。現在看來社會協同模式是更適合我國現實的一種模式，為什么如此說呢？在這一社會管理體制中，公眾參與是基礎，社會協同是依托，法治保障是根本。在我國的現實是政府治理能力較高，公民社會發育不足。我們還處在培育公民社會的階段，自然不能與西方國家一樣在短期內實現兩者的合作關系，更適合我國當前現實的是以政府為主導，鼓勵和幫扶社會組織的成長，使其逐漸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法律與制度保障是協同治理機制形成。

二、國外關于社會協同的相關理論

目前，世界各國在社會治理中形成的許多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治理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多中心理論、國家―社會互動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等，與我國的社會協同的治理模式存在著共通的地方，應充分借鑒先進理論、尊重我國現實，形成適合我國治安管理工作的社會協同治理理論。

（一）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Theory of Public Choice）于20世紀60年代形成于西方發達國家。其主要觀點是針對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失靈”現象，主張引入市場機制，以市場靈活的特點來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的不足[1]。根據這個理論，警察公共服務同樣需要引入市場機制，目前在西方國家非常發達的私人警務如保安、私人保鏢等在維護社會公共安全中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物品理論

公共物品理論是研究公共事務的一種現代經濟理論。其基本內容是：不同種類的物品和服務可以通過兩個特征――排他性和消費性來進行整理和分類，分類的結果確定了政府和社會（非政府組織）在物品和服務提供中所扮演的角色[2]。一般而言，純公共物品（服務）由政府提供，純私人物品（服務）則由社會和市場提供，而準公共物品（俱樂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資源物品）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能完全依靠社會和市場提供，而應該通過政府和市場、社會的競爭、合作來提供。

（三）治理理論

治理理論，也稱善治（Good Governance）理論、治道，是20世紀90年代流行于西方國家的關于公共事務解決之道的理論。是指政府對公共事務進行治理，它“掌舵”但不“劃槳”，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務，只介于負責統治的政治和負責具體的事務管理之間[3]。關于治理的特征，雖然學者概括并不完全相同，但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尤其是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正如治理理論創始人之一的羅西瑙所說：“治理則是由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這個目標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強制力量克服挑戰而使別人服從。”“它既包括政府機制，同時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4]

（四）多中心理論

當代美國學者E.奧斯特羅姆根據多中心社會秩序、公共選擇、公共物品等理論，在長期實證研究公共事務（尤其是警察服務）的基礎上，主張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提出“權力分散、管理交疊和政府市場社會多元共治”為特征的“多中心理論”，以改變傳統的以政府為中心的“單中心供給”思路[5]。

（五）國家――社會互動理論

國家―社會互動理論的淵源可以追溯至19世紀西方國家的“市民社會”，但其流行卻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社會互動理論主張：關于國家、國家制度及社會、社會制度等的研究，不能單從國家一元的單向的角度來認識，而應該從國家―社會二元的、多向的角度，從國家、社會的互動來認識。即：要批判那種“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國家”分析范式，建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軌型“國家與社會”互動范式。簡言之，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的建立，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結果。按照這個理論，警察制度、治安制度也應是國家與社會組織互動的結果。

（六）社會資本理論

該研究視角運用社會資本理論對社會力量在治安管理中發揮的作用、作用的缺失及對策作以探析。社會資本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間參與網絡，以及體現在這種約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規范。在社會治安管理過程中，社會資本的有效使用往往能夠倍增治理的績效，這也是治安管理自增強機制的動力所在。

上述理論，因為主張政府之外的市場、社會也要提供公共服務，與以往由政府完全提供公共服務的舊理論有很大差異，所以也被合稱為“新公共管理理論”。這些理論應用于公共服務領域中的警務研究，其結論自然就是重視市場、社會在警務中的作用。譬如，自20世紀70年代始，西方國家提出了“private policing”（或privatizing policing、private police）的概念，對社會組織參與治安工作及如何增進社會組織與警察機構的合作，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英國艾莉斯?韋克菲爾德的《Selling Security：The private policing of public space》，提出了“安全被”（security quilt）理論，認為：不同的城市空間場所需要由不同的管理力量參與的各種安全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力量和安全管理模式組織起來，就組合成為覆蓋城市任何角落的“安全被”；在構成“安全被”的力量中，既有代表國家與政府的警察，也有單位與社區的專有安全保衛人員，既有市場化的保安公司，也有各種志愿者和警察輔助力量。

三、我國治安管理“社會協同”的相關理論

（一）治安綜合治理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我國逐步提出了治安綜合治理的思想，強調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在充分發揮政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骨干作用的同時，組織和依靠各部門、各單位和民眾的力量，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違法犯罪，維護治安秩序的穩定。

治安綜合治理理論強調治安問題的根源在社會，治理治安問題的力量在社會，維護治安秩序的主體也在包括政府、單位、社會組織和公眾在內的多種主體。

（二）治安主客體關系理論

治安主客體關系理論，是指維護治安秩序的主體與客體（對象）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的多重關系，一般而言，公安機關是維護治安秩序的主體或主要力量，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其他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公眾也會成為維護治安秩序的主體。

（三）治安、警務（國家警事）社會化理論

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者當時的治安形勢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提出了“治安工作社會化”的觀點，也有的稱公安工作社會化、治安管理社會化。即公安機關不應承擔維護治安秩序的全部責任，而應當將一部分工作職能交由社會組織承擔。近年來，國內學者將西方的公共選擇理論、治理理論等引入，又提出了“警務社會化”或“國家警事社會化”。強調公安機關要按照市場運行的客觀要求，有效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安行政管理體制，在充分發揮公安機關職能作用的同時，實現“社會的事社會辦”；強調警察與社會組織的互動、警察與社區居民的合作，以增進公共安全、提升警務效益。

第2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剛性穩定;內卷化;非正式制度;公共精神。

    加強社會建設,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主題。如何更新社會管理理念、創新社會管理方式、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以及拓寬社會服務領域對實現社會關系和諧和維護社會穩定運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我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過程中,雖然國家也非常注重社會控制,但并未針對社會領域的變化做出重大管理布局,這使得社會經濟領域的一些新問題仍沿用舊有的思維框架進行處理。新時期黨和政府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目的就在于:聯合社會力量,通過社會政策、社會服務、社會工作以及社會公益事業來化解社會矛盾,引導社會能夠進行自我管理與自我治理,培育理性、寬容、和諧、文明的社會氛圍,最終實現社會系統良序運行與協調發展。

    一、對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偏差的剖析。

    我國社會管理創新就是實現社會管理制度、體制、結構、運行、過程與方略的多元性、公共性、動態性、科學性、藝術性、創造性以及經濟性等特性。關于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的模式總結,學界已有一定數量的歸納與分析。本文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的偏差剖析,并提出相宜的“糾偏”之道。

    (一)社會管理中“剛性穩定”思維導致組織“內卷化”

    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是人類從古至今的共同愿望。一方面,社會管理創新的最終效果就是達到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另一方面,社會矛盾也是社會變革與發展的原動力,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在解決社會矛盾之中促進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雖然我國社會總體上是穩定的,但此種穩定卻是一種靜態的“剛性穩定”。“剛性穩定”是指單純地以僵硬的方式壓制矛盾,缺乏韌性、延展性和緩沖地帶,使得管理者時刻處于高度緊張狀態,企圖運用一切資源來維系其所謂的“理想穩定”,最終可能因不能承擔不斷遞增的巨大社會政治成本而導致政治統治的斷裂與社會管治秩序的失范。“剛性穩定”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具體表征為:組織的“內卷化”,它是指一個組織既沒有突變式的發展,也沒有漸進式的增長,而是處于一種不斷內卷、自我復制與精細化的狀態。“內卷化”其實是簡單復制舊有機制,營造出社會管理表面穩定的假象,致使社會管理創新停滯不前,且更進一步積聚社會風險。雖然“內卷化”是現代化進程中政府社會管理不可回避的一個發展階段,但是政府可以在既有的社會管理體制基礎上,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降低通過管、控、壓、罰等行政化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程度,更加善于運用群眾路線的方式、民主的方式以及服務的方式,盡可能通過對話、溝通、協商與協調等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真正實現從重管制控制、輕協商協調向更加重視協商協調的轉變,這樣才能使社會的“剛性穩定”轉變為開放的、動態的、和平有序的以及具有強大自我修復功能的“韌性穩定”。

    (二)社會管理中嵌入監管缺位影響管理效能。

    社會網絡理論認為組織是由多個社會行動者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組成的集合。社會網絡理論將組織的結構理解為由其中的行動者通過某一特殊類型的紐帶聯系起來的一張網,并主張行動者之間聯系的類型、范圍、強度以及網絡位勢能對組織效能的發揮產生重要影響。社會網絡理論從經驗層面論證了所有行為都是嵌入到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組織也是嵌入到具體的關系網絡中的。嵌入之所以能對組織效能產生影響,是因為它能提供信任、傳遞有效的信息以及促進問題的解決三個方面的獨特功能。因此,嵌入監管能使社會管理主體培育良好的認同權威,這種權威不同于剛性化的權力運作,它來自于社會管理主體在一定的社會規范下與社會管理客體互動的產物。一方面嵌入監管有助于社會整合的實現,另一方面社會整合實現過程也是社會管理主體在社會層面汲取資源和權威不斷拓展的雙向互動與彼此支持的過程。我國地方政府的社會管理創新更多地呈現出一種外在于社會的“類別化”管理特性。隨著改革的深化與社會的變遷,傳統的單位認同式微,新的集體認同缺位,民眾的社會預期處于不穩定與質疑的狀態,民眾的社會互信度呈現出較低的水平已經成為常見現象,這些因素勢必會影響這種“類別化”社會管理效能的有效發揮。別外,地方政府在社會管理創新過程過于注重“硬”體制機制整合,在挖掘新集體認同的“軟”文化層面卻動力不足。

    (三)社會管理中非正式制度供給匱乏削弱管理效度。

    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作用的制度其實包括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地對社會行為確定的規范,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一旦確立就會形成制度剛性對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交往中自發形成并被人們無意識接受的價值道德規范、風俗文化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內在行為規范。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非正式制度不可缺失,即使在正式制度非常完備的現代國家,也不可能把人們行為的一切都置于正式制度控制之下,仍然存在由非正式制度進行調整的空間或領域。一些轉型國家的制度化過程經驗也表明: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不均衡和不相容,整體制度變遷則不可能成功。如果說正式制度供給是社會演進“函數關系式”的一個常量,那么非正式制度影響則是此函數式的一個重要變量。兩種制度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發揮的效能和作用的力度可能存在差異,但有效的整合可使社會管理效能更為顯著。我國地方政府往往重視正式制度對行為的規約而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對行為的影響。現實也表明,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兩者都可以影響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及效能。社會管理創新應更加注意區域治理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持續互動過程。社會管理依賴于區域精神、參與精神以及治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撐,社會管理正式制度的創設要以非正式制度為基礎,這樣才能將正式制度內化為非正式制度,以達到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

    (四)社會管理中社會組織的限制性困境與適應性創新問題。

    學界對社會組織的理論淵源、定義、功能、其與國家的關系、自身能力的建設以及成長的動力困境等作了較為詳細的研究,也論證了其具有緊密聯系民眾、維護民眾利益、整合民間資源、積累社會資本、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以及提升管理效能等積極特性,因此社會組織被賦予在我國社會管理中發揮“準”主體性作用。我們在肯定社會組織的積極特性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由于文化氛圍的缺失、資源汲取的困境以及制度認同的處境,社會組織的積極特性在我國當前的政治生態下很大程度上是處于一種“應然”狀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中所培育的社會組織的功能能否得到有效發揮是有疑問的。這種社會組織所履行的職能其實是屬于傳統的社區服務,其對社會管理客體的服務屬于政府規定的程序性任務。由于受到權力資源依賴、自身能力建設以及公眾的信任度等因素的制約,社會組織在動員社會資源、開展社會協同和培育自我發展的社區組織等方面的功能必定是較弱的。地方政府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如何擺脫社會組織這種限制性困境以達到適應性創新,筆者認為目前切實可行的辦法是:①社會組織的他律,涉及到法律環境、政府監管以及社會監督等,為社會組織的創設、發展與運作提供良好的環境;②社會組織的自律,由部門、聯盟或組織內部的成員共同制定規則,以此約束自己的行為,實現內部的自我監管,保護自身的利益;③提升社會組織的責信度,包括強化自主性、增強公信力、弱化行政性、提升運作能力以及內化組織集體認同等。

    (五)社會管理中社會工作專業隊伍建設應系統提升。

    隨著對我國當前社會問題的性質、結構與原因認識的加深以及對人本理念的認同內化,政府在社會管理領域越來越強調平等協同式管理。平等協同式管理認為要想使民眾真正地認同,就要尊重民眾,講道理釋規范。在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社會工作可以從制度與功能兩個維度對社會管理發揮協同作用。與其他工作方法相比,社會工作具有獨特的優勢;與其他專業人才和專業機構相比,社會工作人才和專業社會工作機構具有獨特的優勢;與傳統社工相比,專業社工是專業人員的行為活動,其任務都具有特定的諸如社會公平、社會團結、社會整合、社會分配、社會福利、社會發展、社會穩定以及社會秩序等社會性目標,它的基本社會功能是通過幫助弱勢人群、劣勢人群與災民等“有需要”的人群來“解決問題和需求滿足”以發揮社會公平、社會團結及社會福利等作用。我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中社工隊伍建設問題在于:社工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低;社工人才的教育、使用、評價、激勵等管理機制尚未建立健全;社區社工社會認可支持程度弱;社工運作獨立自主性低等。各地社會管理創新中需要大力發展的不是以往行政性、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而是以專業為基礎、以助人為宗旨的社會工作,是以民間組織與職業社會工作者為主體的社會工作。這種專業化的社工模式既要適應本區域社會文化環境,又要對開展社會工作所在社區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體制進行嵌入,更要主動與所在地行政機關協調與溝通,最終實現其社會服務、社會支持以及助人自助的目標和功能。

    二、對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理念與政策的思考。

    通過對各地社會管理創新的文獻搜集、實地調研、經驗總結以及模式對比,筆者認為地方政府在今后深化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切入。

第3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人民調解；社會管理創新；法治

中圖分類號：D915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9-0029-04

“社會管理”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概念，通常在兩種意義上被人們加以使用。狹義的社會管理通常被看作是政府的一項具體職能，與政府的政治管理、經濟管理職能相對，具體來講，其所涉及的范圍一般也就是社會政策所作用的領域。[1]廣義的社會管理則主要是指政府和社會組織等主體對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進行組織、協調、監督、控制以及服務的過程。[2]（P4-6）可見，廣義的社會管理概念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綜合性概念，本文正是在廣義的立場上使用社會管理這個概念，即強調社會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國家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包括具有一定公共管理職能的社會組織以及其他的社會團體、公民個體等群眾力量，而社會管理的對象主要是指各類社會公共事務。

為什么當下國家和政府十分強調社會管理需要創新，而又應如何做到創新呢？

筆者認為人民調解制度正是對社會管理創新的理念作出最好詮釋的版本之一，特別是2011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的《人民調解法》將人民調解納入了規范化的法治管理，彰顯了國家對享有“東方一枝花”美譽的人民調解制度的肯定和重視。根據《人民調解法》第2條的規定，人民調解，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的活動。此外，這部法律還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人民調解員、調解程序、調解協議等方面作出了詳細的規定，這些法律規定后面都體現著一種強烈的人文價值關懷，即國家充分尊重和發揮民間力量的能動性來解決社會糾紛，實現社會和諧。同時，《人民調解法》的出臺既是國家對以往經驗的重要總結，又是對未來社會的美好規劃。因為在過去乃至于現在，人民調解的價值事實上還未得到社會主體的充分尊重和認識，誠如棚瀨孝雄所言：“盡管審判外的糾紛處理與審判一樣關系到每個人的權利實現問題，但到目前為止法律實際工作者和訴訟法學者卻有一種只把視線集中在審判制度上的傾向。”[3]（P77-78）正是基于筆者對現實與理論之考察與關懷，擬從人民調解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所體現的法治價值維度進行分析，以期喚起人們對人民調解制度本身更多的重視與關懷。

一、實現良法之治

“良法之治”的法治理念早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就已被提出，然而，它的光芒曾一度被淹沒在“規則之治”的陰影之下，用法律的“形式理性”來控制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構建法治秩序的做法曾具有相當的普適性。然而法治建設作為實踐的產物，并不能像理論家設計的一樣完美，隨著社會的變遷，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也日益顯露。于是，人們開始對法治建設進行深刻反思，從司法的角度來講，那種以國家審判權壟斷糾紛解決的模式未必就是法治現代化的標志。現代法治應該是兼容并蓄的，正式的通過國家法律的控制體系與非正式的社會控制體系之間并不完全對立，而是可以共存，甚至互為補充的。社會管理過程中堅持的“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恰好與“良法之治”的法治理念不謀而合。也只有在這樣的語境之中，人民調解于現代法治的正當性才可以得到正名。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人民調解在處理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型糾紛時，有助于填補立法的空白，形成新的規則或習慣。這種規則或習慣甚至有可能會作為一種法外力量影響法律規范的形成和司法過程。在此意義上，人民調解有助于推動法律的發展和完善。其二，《人民調解法》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調解。因此，人民調解在糾紛化解的過程中，十分堅持和強調對國家法和司法公信力的維護與尊重，同時人民調解員還常會援引民間規范、情理與道德，這不但不會降低國家法的權威，反而有助于國家法律深入基層社會。其三，從人民調解的效果來看，更符合法治的社會需求。雖然訴訟程序是解決糾紛的最終手段，但不一定就是最佳手段。實踐證明，司法并不是萬能的，對于某些特殊類型的糾紛解決，也體現出無所適從。相反，人民調解機制以它特有的親和力回應著當今社會糾紛解決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公力救濟之不足。不僅關注到了法律效果，也兼顧到了糾紛解決的社會效果。

從理論上講，人民調解制度也有助于培育公民社會的基因。“公民社會”最早出現于18世紀，一開始使用的是“市民社會”的概念，用于指代脫離原始生活狀態的文明社會。隨著古典自由主義觀念的興起，“市民社會”力圖揭示的是其與國家之間的消極對立關系。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一些國家先后發生了規模浩大的社會運動，致使這些國家紛紛陷入了社會管理的危機，“市民社會”不再強調其與國家間的對抗和制約關系，反而重視與國家間的良性互動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后，“市民社會”理論更加關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政治訴求，并以“公民社會”代替“市民社會”的概念。如今“公民社會”理論無論是在社會學還是政治學的語境中，都體現為對公民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的積極鼓勵，以實現國家所維護的普遍利益與公民社會所捍衛的利益之間的總體發展平衡。[4]（P22-23）人民調解制度中涉及的關于調解主體的多元化構成機制充分體現了公民社會之價值主張。

第4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to refine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which develop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But the refining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is issue and gives a reasonable limit to the refining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關鍵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實踐；價值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ideology；practice；value

中圖分類號：B0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26-0315-03

0 引言

當前，中國學術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注意力集中指向提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無疑是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和發展開拓了有一種方向。但是，縱觀人類歷史，我們不得不為這種行為的未來效果產生出深深地憂慮，因為，要提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面臨的問題不少，需要排除的干擾更是繁多。

1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術類屬問題

之所以要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術類屬問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肯定該學術研究的方向和辯證地否定永恒理論的可能產生。也就是說，是要避免萬能理論的誕生。

自從人類步入了知識占領一切的文明時代，這個世界上就不再存在其他任何事物可以超越知識成為人類一種亞本能性地逐代薪火相傳之物。可以說，知識已經成為人類之精神的代名詞，成為人類于這個物質世界的最獨特的自在性。所以，任何優秀的人類文明成果，無論它先進與否，在最終，都必須在知識的界域里占據一席之地，否則就只能成為傳說，直至被湮沒于時間之河或消失在歷史之后。

而當知識形成以后，后人予以處理的方式，如今已形成一種分門別類的傳統，雖然已有越來越多的前沿學者重新覺察到知識映照的對象其實是只有相同的一個，但這絲毫不妨礙人們片面看世界的客觀性和人們分專業研究世界的合理性。也就是說，無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終都必須成為某種專業門類的學術。于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術類屬問題就成為一種關涉二者能否很好地在人類文明中長久地占有一席之地的關鍵問題。

目前，在中國國內，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較系統地包容和深入研究的“顯學”，主要是政治學，還有哲學和法學的研究分支。除此以外，還應有法學全部、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心理學、新聞學、民族學和戰爭學等，但問題是這幾個學術門類是否樂意承擔這種極可能是出力不討好的學術任務，前蘇聯的倫理學興衰史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警示性參考實例。另外，還有幾種讓人懷疑其是否有在中國國內開設的學術門類也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掛鉤，即，人類學、倫理學、意識形態學、精神現象學、神話學、形而上學。還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宗教學也是可以以某種或某些特殊方式進行系統地介入的，但需要審慎有原則。

這樣一來，我們就很難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一個輕易地學術類屬劃分：出現這種文明成果涉及較多學術門類的現象，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該文明成果來自于我們人類唯一的世界，帶有這個世界對人類知識而言是唯一的反映對象的本質，即二者只是從某種特定的角度來看世界；另一方面卻是因為中國國內目前現有的學術門類無法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較全面且系統地深入研究，為此，有必要創立一個新的學術門類以解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實效用重大與學術類屬尷尬的問題。這樣的一個學術門類，不妨稱為“實踐學”，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學術類屬，可下分到社會主義實踐學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實踐學的分支，并僅僅于少數有實力的高校在博士研究生學習階段開設，且在相應的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中采用量才而用的方針，在筆試中，不妨使用“封閉學習一周”+“依據學習內容書寫論文”的考試辦法。開設這樣一個學術門類的好處是，既能開創辯證唯物主義學術研究的新篇章，又能在確保學術研究的方向的基礎上使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學術研究蓬勃發展，并且不會對當今世界上廣泛存在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擁護者們形成強烈刺激。

2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關系問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同為一體，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卻不能因為主觀情感而避談二者的具體區別，認清了二者的具體區別，我們才能準確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具體關系，進而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煉鋪設好作業基礎。

第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雖然同屬一體，但這種同源性是基于現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而非某種形而上的邏輯或結構，這是我們準確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具體關系的首要原則。如果脫離了這一原則，一切都會變得無法正確結論。第二，就目前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基礎框架，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只是擁有了一定的利于建構的方法、方向和范圍。第三，相對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較為具體，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使獲得建構也必然是內容抽象，這是由二者的學術效力所決定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極強的形成經典的現實要求和學術訴求，那么其普適力和形式必然要基于某種不朽之物，譬如實踐標準，也只有基于實踐標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在有朽的需要中尋找出不朽的方向，即成為經典。第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的第一手材料。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甘愿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的第一手材料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才能芬芳常在，同時，這也預示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于要成為經典，其時空穿透力和內涵的縱深及廣延都將優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兩種預期，是每一個中國人和熱愛中國的人都會有的對未來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期許。

3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術邊界

給思想安上翅膀，它固然會有自由翱翔，但若一味追求天空背棄大地，它最終唯一可以擁抱的卻只有死亡。這個道理告訴我們，不能在最終回歸現實實踐并為之服務的學術和理論，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尷尬，因為這種存在的唯一本事就是否定存在本身。當然，比較委婉的說法是，這些學術和理論是不夠負責任的。順著這種語氣，應當說，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有責任保證其對時代和歷史負責，即保證其可以良好地回歸現實實踐并為現實實踐服務。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唯一需要遵守的原則，其余的，都是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衍生出的方法和工具。

4 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主體的選擇

要想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經典，從根本上需要解決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過程具備經典的解釋力和對現實世界具備經典的普適力這兩個問題，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的過程也是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種好辦法的成功過程。在這里我們采用實踐三要素的分析法來探尋這種辦法。從實踐的主體要素來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主體有著三個不同層次的定義，一是較狹義地僅僅指無產階級，二是相對廣義地指一切在具體行為上擁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貢獻的人，三是從極長遠的角度上指向全人類，具體采用哪種主體，要根據社會主義實踐的具體需要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解釋力和普適力需要，而且三者也相應地有著不同的實踐客體和實踐方法、工具。如果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主體定義為無產階級，那么一整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過程勢必將牽動中國當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因為中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生產資料分配制度，這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主體定義將對中國當前的所有制制度形成一定程度的否定，所以，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主體定義方式是不能適應當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需要的，也就是說該定義方式是不恰當的。而且，由于歷史的趨勢是向良好方向發展的，這種已不適應當前需要的定義方式也不會在未來變得恰當。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最關鍵的原因在于，隨著中國建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權，中國的無產階級已經從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上規定的無產狀態轉變為規定的公共占有生產資料的狀態，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說已變成是“公產階級”。而另一方面，人們只有在獨自占有和獨自使用一定的有朽的物質生產資料的情況下才能滿足生存、生活和發展的基本本能要求。也就是說，公有的問題最終還是要落實到每個人的“獨自占有”和“獨自使用”上才能得以解決，這就從理論上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包容適當地私有現象提供了有力的論證。在這兩種情況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當前的實踐主體就不再可能是從狹義上嚴格定義的無產階級，而只能是相對廣義地指一切在具體行為上擁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做出貢獻的人，同時也是中國當前對“人民”的確切定義。但是，話又說回來，基于廣義上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實踐過程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實踐全部并無二致，這就使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主體只能是全人類而不是其他。

5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客體

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主體定義為全人類，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相應的實踐客體的確定。

首先，對應全人類的實踐客體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所有非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遲早會變成“公產階級”，所有的非無產階級在最終要么被改造為“公產階級”，要么就是被消滅，在這種情況下，明顯地在理論上有朽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客體也就同樣變得容易隨時間演進變朽，即變得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實踐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展的需要，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客體定義為所有的非無產階級，那么，在客觀實際上，中國學術界就是從較敏感的社會意識形態層面直接對他國形成強烈干預和影響，進而會造成一種中國在理論上構建成熟的霸權思想的嫌疑。而事實上，中國一向奉行防御國防戰略以及和平共贏外交策略，從未有著以某種霸主姿態強行推進他國進行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造的想法和行為，所以，不能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主體定義為所有的非無產階級。如果既要保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觀的實踐客體具備經典性，又要保證該實踐構建最終具備較強的現實可行性，那么唯一合理的建構立足點就是與全人類這個范疇構成在邏輯上和現實上的一起共存卻又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不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現實實踐的根源即包含著科學性和徹底革命性的批判精神的事物。于是，我們發覺，追求經典效應的最終結果使我們極為接近以創造新的宗教或神話為本質的行為，這種發現將促使我們保持警醒和慎重。同時，我們的選擇也不再可能變得輕而易舉，而是立足現實和歷史的基礎上進行系統和長遠地考慮。

6 一個不得不說的前價值觀問題

就目前而言，當前現實世界風靡全球的主流價值觀主要有科學、自由、民主這三種，所有接觸現代人類文明的人們都會深受這三種價值觀的影響，都會在日常生活中享受這三種價值觀帶來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后的各種便利，并且都會在不自覺中形成主動傳播這三種價值觀的習慣，同時也都會主動地利用這三種價值觀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但是，問題在于，一般人是不會在花大力氣準確理解科學、自由、民主這三種價值觀之后才去使用的，這就使得這三種價值觀本身為全人類服務的嚴肅屬性與其使用的任意私有之不嚴肅事實之間產生了很難調和的矛盾。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任何為人服務的事物在最終都必須落實到個人享有才能達到理論之目的，私有就成為人類社會諸多包圍人之范疇的實體中最遠離社會和全人類的無法拋棄的精神軀殼。這種反映客觀的邏輯推演，最終在當今世界形成了兩套在理論上和現實上都相統一的現代文明體系，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提倡私有，在整個社會的結構上都體現了這種理念，而社會主義立足全社會，則在全社會大力貫徹公有的原則。從某方面說，這兩種現代文明體系曾經在理論上和現實上都是走向了極端，并且都在歷史上多次地為自身的極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前，雖然說兩種現代文明體系都已經從極端中稍有脫離，但這種脫離并未在理論上和社會結構上實現，所以必將由兩種現代文明體系承擔的因極端而生的代價還將在未來陸續出現。這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所不得不面對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我們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客體所要面對的根本問題。

要解決公私固有矛盾，采用一方消滅另一方的策略已經被證明是有問題的，那么是否將矛盾轉化就可以解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矛盾轉化的實質定義是暫時擱置對立和斗爭，將矛盾雙方的具體狀況進行改變，從而使得矛盾雙方的主要訴求發生一定程度的偏移，卻并非是解決了原有矛盾。而且，矛盾轉化策略的最大弊端是，一旦矛盾雙方的暫有訴求得以滿足，原有矛盾就會再次展現出來，而且會因矛盾雙方的改變而變得更為復雜。

這樣一來，良好解決矛盾的唯一辦法就只有調和一種途徑，即在肯定矛盾雙方的基礎上構建另一套辯證的體系對雙方的關系進行某種特別定義和管理。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說，則是要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對私有理念的壓制和對公有理念的弘揚，而事實上，這一正是所有管理理念和理論所要面對的根本性問題，而政治理論，正是社會管理的邏輯。

參考文獻：

[1]雷韻.邊民生活中的國家權力——以廣西那坡縣洞灑屯為例[J].文山學院學報，2013（01）.

第5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論文關鍵詞]司法建議 社會管理創新 價值 運用

作為一項“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司法建議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是有其現實需要的。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司法建議制度就已出現，并成為司法機關參與社會綜合治理的一種方式。2009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于當前形勢下做好行政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高度重視”司法建議。充分說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和社會各界對于司法建議制度功能的重視以及對于司法建議工作、特別是能否得到反饋的具體問題的關心。這表明對于司法建議制度在學理上再也不能泛泛而談，否則難以回應社會現實的需要。

一、司法建議性質法理分析

在目前一個多元化、綜合性的司法職能體系中，司法建議作為參與社會管理職能的履行，對其性質定位問題，成為學者對司法建議學理分析中觀點碰撞的主要焦點。關于司法建議的法律性質，目前理論界有三種觀點，即職權（權力）說、職責（義務）說、權責一致說。持職權（權力）說的人認為，司法建議是法律授予人民法院的一種特殊職權；持職責（義務）說的人認為，司法建議的內容是要求人民法院在行使審判權的過程中發現不宜由法院直接處理的問題時，有向其他機關提出建議的義務，因而它是人民法院的一種職責；持權責一致說的人認為，司法建議既是人民法院的一種職權，同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種職責，是職權與職責的統一。界定司法建議的法律性質為何，需從司法建議的與司法裁決、軟法①等類似制度的比較研究中獲得認知。筆者認為，司法建議本質屬性是一種建議，是一種綜合性的司法權，它既包含有監督成分，如對行政法制的司法監督，又包含有司法指導成分，如對金融企業內部財務管理的司法建議。因此，司法建議是人民法院的一項法定職權，它來自法律的明確授予，可稱之為司法建議權。

二、司法建議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價值功能

司法建議已經成為法院延伸司法審判職能，實現審判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重要工具和法院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形式和載體，為化解社會矛盾、增強全社會法律意識、提高社會管理水平、促進社會安定與和諧、建設法治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司法建議是能動司法的有效舉措

司法建議作為人民法院的任務之一，其目的是宣傳法律，教育人們遵紀守法，自覺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享受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人民法院通過對案件的開庭審理，使當事人和旁聽群眾受到法制教育，了解哪些行為是法律允許的，哪些行為是法律禁止的，從而依法行事；通過對審理的案件的分析，采用以案講法、以案說法的方式形成司法建議，并有針對性地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使相關行政機關認識到自己行政行為的違法和不當，加以糾正和改進。這是人民法院通過審判活動，在尊重司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按照“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要求，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正確履行憲法和法律職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在保護權益、解決糾紛、管理社會和實現公平正義功能的有效舉措。

（二）司法建議是推動社會管理創新的有效途徑

我國現正處在經濟發展的高峰期，生產力水平有了極大提高，社會管理方面的諸多問題不斷暴露出來，人民法院作為處理社會矛盾糾紛的重要機關，通過審理、執行行政案件，介入行政爭議，能夠清楚地發現行政機關在社會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如果能夠適時地結合審判實際，有針對性地加以研究，提出司法建議，對行政機關以警示教育作用，使被建議行政機關認識到存在問題的重要性、嚴重性，自覺克服和糾正，這對于行政機關及時創新社會管理措施，堵塞漏洞，提高社會管理水平，依法正確履行社會管理職責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司法建議是實現辦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的有效方法

當前，我國社會生活正發生著巨大變化，社會經濟處于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社會矛盾集中凸顯，社會管理正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妥善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努力做到“案結事了”，必須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人民法院作為國家審判機關，從辦理好每一個案件出發，要著眼于從源頭上徹底解決糾紛，預防和減少類似問題的發生，對于在審判活動中發現的行政管理等問題，以司法建議的形式，向行政機關提供系統的解決方案，可以為被建議行政機關提供決策的依據和參考，使行政機關從有利于體現民生、解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出發，及時調整行政管理決策，認真履行職責，提高行政執法的能力和社會管理水平，實現“兩個效果”的有效統一。

三、司法建議在參與社會管理創新中的適用

（一）司法建議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正當性界定

司法建議是人民法院以審判機關的身份參與所有社會組織和公民共同承擔的社會管理活動，是契合司法監督角色與社會公共組織角色的共同職責，而應運產生的一種有效形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法建議本身就具有司法監督和服務社會的雙重性質，既包含有司法監督的內容，輔助司法監督目的的實現，又服務社會、參與社會管理。但回到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如何將司法建議觸角正當、合法地延伸至社會管理中，這是解決司法建議正當性問題的關鍵所在。按照西方政治哲學家們提出的權力邊際理論，司法活動的最大半徑只能通達與履行法定職權直接關聯的事項，除此之外，司法權不能再行擴張。這就決定著人民法院服務社會也應存在一個權力邊界，遵循依法行使司法權的原則，而不得越權。

因此，司法建議的制發應遵循以下原則：（1）合法性原則。合法性原則要求司法建議的作出符合法律，不與法律相抵觸。這一原則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司法建議依法作出，即該類司法建議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有關問題而提出，而非通過其它途徑（如新聞媒體、理論研討會等），不構成對其他單位和組織正當行使職權的干預。二是司法建議的內容合法，所提對策建議具有明確的法律政策依據，且對相關事宜的處置屬于被建議對象的法定職責范圍。（2）可行性原則。可行性原則要求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議時針對特定的問題，所提對策建議較為具體明確，可操作性強。（3）時效性原則。時效性原則要求該類司法建議所涉及的問題重要而緊急，需要立即引起被建議單位的重視，否則會造成重大損失，釀成嚴重后果。

（二）司法建議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適用范圍

第6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一、電力企業社會保險管理工作現狀

電力企業的社會保險管理起步較早，經過多年的實踐和探索，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管理模式。

1.逐步完善養老保險管理機制通過近年來的不斷改革，電力企業在養老保險體系的建設方面日趨完善，逐步實現了養老保險管理機制。通過建立補充養老保險，改善了離退休員工的實際待遇。隨著養老保險改革的不斷深化和推進，針對電力企業員工的工作特殊性與危險性，加強對電力企業社會保險管理專業團隊的學習與管理，建立了與社會保險管理相關的監督與獎罰制度，社會保險的保障功能得以在電力企業實施與實現，基本消除電力員工的后顧之憂，保障電力員工的切身利益。

2.不斷完善醫療保障機制電力企業是一高風險的企業。企業的生產現場是動態變化、風險性不確定的場所，員工的安全有較高的風險性。工作在一線的員工往往面臨高空、高溫、工頻超高電場和工頻磁場的危害。作為電力企業的領導及社會保險管理團隊，要有居安思危的安全風險意識。根據電力行業的特殊性，目前已逐步建立并改進企業社會保險險種，使員工可以享受到較好的公共衛生服務，并在身患疾病時，能獲得較為及時、完善的醫療保障和福利待遇，加強了一線員工的職業健康保護和有效控制職業健康的風險。

3.加強工傷、生育和失業保險的管理工傷、生育和失業保險與所有員工當前利益直接相關，良好的管理狀況可以有效保護員工利益。幾年來電力企業按照工傷、生育和失業保險政策，及時足額繳交保險金，為員工申請工傷、生育和失業保險待遇奠定一定的基礎。同時，企業在員工中積極開展宣傳工作，提高員工對工傷、生育保險基本政策的認知度，使員工能與人資部門密切配合，共同及時申報相關待遇，保障企業和員工的合法權益。

二、電力企業社會保險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企業員工對社會保險的認知度不夠盡管幾年來，國家對社會保險制度進行了大力的改革，推出了不少新的政策。但是，電力企業很多領導及員工，對社會保險缺乏全面而準確理解，致使電力企業對社會保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不能及時解決，一拖再拖。如有些人認為參保繳費能少則少，繳納社會保險費用是一種浪費；還有些部門與員工仍然對工傷的認識存在誤區，造成未能及時申報工傷保險待遇。這些不正確的思想觀念，將影響員工的切身利益，導致社會保險工作管理難度增大。

2.醫療費用的使用缺乏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目前社會上普遍存在醫療保險參保人員利用自己的醫療費用代替家屬購置藥物，更有甚者，借助醫療保險購買營養補品及家庭日常生活必須品，鉆社會保險的漏洞。同樣，部分電力企業員工中也存在有類似行為，進一步加重了電力企業的社會保險的負擔。

3.缺乏專業的社會保險管理人才有些電力企業領導沒有重視到社會保險工作的重要性，沒有安排專職人員從事相關社會保險工作，而是將社會保險工作分配給兼職人員或財務等部門人員擔任。由于他們沒有受過相關專業知識培訓，或受過短期培訓，知識量不夠，在日常工作任務過于繁重時，容易導致工作中出現錯誤，工作效率低下，嚴重影響社會保險工作開展及工作質量。

三、加快建立與完善電力企業社會保險管理措施

作為我國重要的產業支柱—電力企業，建立一套科學、完整、可行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十分必要的。社會保險是穩定電力企業員工生活的保障，是穩定電力企業員工全身心投入電力生產的重要保證。電力企業領導及相關部門必須高度重視，將社會保險管理工作提到工作日程議事中，更深層次的去思考，把它當作一項關系到企業穩步發展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障法》的出臺，使得電力企業在制定各項保險制度時，變得更加有法可鑒，有據可依，為電力企業在制定社會保障制度的過程中，明確了員工權利義務的范圍、管理制度、資金運籌方法以及社保系統的性質劃定等等。要解決目前電力企業社會保險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建立和完善電力企業社會保障制度，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進一步優化社會保險管理機制一是必須要加強管理模式創新。所謂加強社會保險管理模式的創新，就是重新整頓社會保險管理機構，減少不必要的勞動。要提高企業保險的辦事效率，避免物力財力的浪費。二是必須要對社會保險管理方法進行創新，可以建立統一完備的數據庫資源系統，引進、借鑒先進的管理方法，對電力企業所有員工開放檢索平臺，讓參保職工隨時可以方便的查詢與個人相關的社會保險基本知識，充分利用社會保險中的資源信息，獲取相關的社會保險知識，提高員工的保險意識和工作效率；三是必須對管理制度的建設進行加強，例如，可以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把社會服務水平與管理水平進行評比掛鉤，用這樣的方法來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和工作積極性。

2.進一步樹立合理科學的觀念社會保險管理工作是電力企業管理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要求管理和服務共存。在實際的工作中就要求電力企業社會保險管理團隊要進行三個方面的改變，即工作作風、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其一必須要有過硬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有高度的責任心，其二要樹立為他人服務的觀念，堅持做到公正、公平、公開的工作原則，其三要有分辨事非的能力，科學、合理的為電力企業員工做好相關的福利保障，保護電力企業員工合法的個人利益及電力企業的利益。作為電力企業的社會保險管理團隊及一員，要熱愛保險事業，要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水平以及業務水平，要有勇于創新的思想與熱情，在工作中不斷發現問題，勤于思考，主動為電力企業員工的社會保障服務。

3.加強對醫療費用等社保資金的監控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監管體系應形成以法律監督，政府行政監督，財政、審計、監察等部門專門監督，經辦機構上對下監督，執法部門對應參保行為人監督，群眾、社會和輿論監督為一體的監管網絡。如加強醫療費用產生過程的三個關健環節即事前監控、事中檢查、事后審核，對不合理的醫療消費和醫療行為提前做出預警，最大程度縮短對醫療費用支出的反應時間和距離，扭轉后付制結算的弊端，從上至下構建社會保險監管責任體系，體現專門監督、互相監督、社會監督、群眾監督，使各項決策能夠準確的落實到位，確保社會保險工作良性發展。

4.進一步完善企業的保障體系電力企業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時應該創新思想觀念和正確領導。由于社會保險管理內容延續歷史時期長，工作協調性要求高，操作方面執行難度相對較大，所以電力企業要明確自身責任，求真務實，責任到人。一要創新思路，強化責任。在電力系統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中，要根據實際情況，引進國內外先進的管理思路，創新社會保險相關的規章制度；強化社保組織的領導責任制度，建立責任組長，加強組織，做到責任到人。二要提高工作效率，完善領導管理體系。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不斷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率和準確性。三要借鑒相關先進的經驗，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電力企業在制定相關社會保障制度過程中，應當大膽借鑒相關企業或國外比較成熟的成功經驗，結合電力企業的自身特點，從目前電力企業員工的需求出發，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

第7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在逐一列出及整合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主要決定了任何個人企業是否在首次獲利成功或失敗，并在所選擇的市場中持續有獲利的表現。換言之，關鍵點是在于設計如何妥善地委任及管理。因此，設計是每一個企業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和所有其他商業活動技巧一樣需要去管理，所有的公司是為提供消費者產品或服務而存在，也必須從草圖設計或是將已有的想法畫下來。當然，對那些擁有公司或是在當中工作的人需要更多的則是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合理的薪水、社會上的互動、智識上的價值以及任務需求，皆是導致企業及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有時候，特別是大公司，有些雇主甚至是次級管理者，也是依賴公司提供的消費者購買品而喪失了一些生活的基本要求。若是開始自得意滿時，設計會被忽略而導致過時的產品或服務，消費者會拒絕并選擇另一個較佳的公司；假使持續忽略的話，這市場便會永遠消失，其問題更為復雜之因是在許多市場因素中不再只是提供滿足消費者的足夠需求量、或是適合的需求，消費者不再期待去從適合的事物中去尋找適合的產品品質及表現。與近來不同的是，挑戰有時只是去監定一個特別的產品中一或二個制造商可以提供有用的及耐用的事物，這些最基本的生活品質，現在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更進一步的，購買者愈來愈有心理準備去付較高于一般品質的產品之費用而只為了享受，例如最先進的科技或是有吸引力的外表，但是，消費者任何的探索皆有相同的特性如有特色、變化性、彈性以及金錢價格。同樣的高于平均的品質、信賴度水準決定了設計舞臺上更大的空間，可吸引消費而不只是一般價格或是獎金的吸引消費者，也導致了成功的供應商更佳獲利率。

好的設計代表成功的生意

有些評論者談到，現今競爭市場設計是決定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們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從短缺時期中的穩定性革命，幾乎任何產品，無論是壞的設計及制造皆可找到一穩定的市場，經由1960及1970年代供需平衡后，重點便擺在價格競爭、送貨速度以及基本品質水準。今日許多制造商皆能達到相近的價格、品質、耐用性及信賴度。設計決定因素出現后，不同的滿足需求及變異性使得消費者可做一選擇。

在戰后期間，對于制造方法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可靠性及耐久性，有較佳的項目及品質控制，只有一小部分是與設計有相關的。今日除了設計之外，產品的品質要求比其他要項之影響來得更大。

基于這部分，愈來愈多的各類產品制造商已和汽車公司達成共識--外型或是表現通常是消費者做決定的關鍵性要素；相同的是，汽車的外型已經成為保持市場利基及刺激的主要修改要素，我們現在也發現適用于其他產品的相同現象。如越過光譜，從高傳真機到登山靴，從長柄鍋到沙發，從電腦到地毯─外型總是影響消費者購買的主要因素，消費者將會付多少錢以及他們多快會重覆購買。

雖是如此說，但若說外在的形狀是惟一關心的因素則是錯誤的，產品的技術層面仍是十分重要的。事實上，在產品功能性的觀點上來說有更新的利益觀點，但并不是因為之前的品質重要性而是因為許多的新技術可去利用。便宜、可信賴的電器，包含精密儀器及電腦裝置，也意指著許多傳統（以及不是那么傳統）的產品有了新的生命，這例子包含縫紉機、電話答錄機、打字機、照相機以及家電產品。這些持續性的影響是對于更多的產品創造力及能力有著更敏銳的愛好（但不只是那些可并入電器類的產品），如嬰兒車、裝潢系統、花園的設備以及旅行箱的要件等。

和產品本身一樣的是，經過包裝的內容販賣物在今日已特別的重要，這象徵著愈多的新裝潢的店已在高級的街道上出現，假使有些零售商及裝橫師日漸被取代并且重新設計以符合新產品的條件，當然這些主體皆會被保留、或是重新喚醒消費者利益以保持販售水準，除了產品包裝及展示外，所有伴隨而來的相關文獻必定需要。在雷射印表機時代，從劣質的照相影印機印出的有斑點的文件并不會令人有高品質印象的聯想。

相同的爭論也適用在服務上：競爭的力量提升了基本的水準到相同水平直到設計成為主要的差別要素，在任何價格的范圍內，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如旅館連鎖業、航空業、銀行業、保險公司、或是零售店，似乎不論公司皆走向同質化，但是適當的利用設計可以使一個公司獲得利益并超越其競爭者，而這也是藉由開發市場的一部分所得來的。

例如，許多保險公司為特定的族群（超過50歲，不抽煙者、自由工作者等等）擬定新的策略，然后去加強特定的不同處，利用圖表設計去制作特別的小冊子、建議格式及相關需求文獻，盡管傳統保守派對于改革的腳步甚慢，少數保險公司正對他們之顧客關系做一徹底改革，利用主要的等級設計改善生意上表現，這也必須隨著技術一起去做，服務不只是獨特性、也是持續性，太多不相關的設計概念將會混淆消費者及缺乏方向及品質控制。

設計的不安性

所有設計提及的需求皆被認為與產品、市場、會計、商業功能同價，并且需要相同的管理技巧，有些管理者的反應會有二種狀況，不是去忽略種種的證據及拒絕設計重要性，或是可認知設計的重要性但仍將責任加諸于其他項目上，管理者將不會夢想著讓財政狀況，或是個人對產品決定走下坡（例如），或許會從設計可做的任何事物去拉近距離。

厭惡設計的原因通常著重于實際面上及文化層面上的解釋，其中受爭議的一點是：管理者當在下決定性好壞的判斷、或是適當不適當的設計時，典型地會感到較大的困難及不安，因為他們的技術知識似乎都是分析法則中獲得（例如機械或是會計）。常常的，他們在未做好準備時便處理相關非類似的設計概念之個案，杰出的視覺（比手寫來得佳）資訊，以及主觀評估公式化的需求，特別的是，他們將不會去評估設計個案的結果。

除此之外的解釋則是外觀的利基點，顏色及外型將會被視為主要的女性關鍵點，而許多男性并不能適用（或是提出并不適合）。因為管理仍繼續由男性操控，特別是高階層主管，缺乏對設計之愛好，另一文化上的影響或許有關系；在教育上，早期的專門意指直接非學術性的相關創造性主題，如：藝術設計及手工藝研習，剝奪了聰明學生發展相關領域技術的機會。

這部分可能落實到產業及明顯的許多公司--即使有些依賴改革可振興公司之好的設計，但皆需由可管理控制會計，致力于現有活動而不是培養新想法的人去加以管理。

無論這些解釋的要旨為何，亳無疑問地是，當需要去做有關于設計及管理設計個案的決定時皆會有些許的不安，達成好的設計結果需要的，不再是不確定性而是其他的管理工作

。

成功的關鍵在于在設計個案開始之前的充份準備工作，以及設計開始運作時的控管工作，許多的不成功設計發生是由于管理者對于什么是他們所需要去達成的事沒有清楚的概念，或者是因為他們無法按步就班地確定計劃是否會有正確的結果，設計的方向及控管必須由公司大部分高級主管制定，但是少部分公司明顯藉由理事會主題認知去認定設計、甚至少部分分配特定的責任給予管理者，但大部分捏造設計為重要之事。

管理者與設計師不同的看法

當管理者及設計嘗試去了解彼此的觀點時，心態在改變，但仍舊對于目賭文化的沖突有興趣。對于已達成共識的管理者來說，設計則是一可增加產品及服務之附加價值的資源，假使使用得當，就像聰明地把錢花在廣告上或是制造系線的流線，設計上的投資可以產生良好的利潤并且增加一個企業的獲利率；相反的，設計師則會著重在他們工作中其他優先項目，并且反對嘗試去測量在財政及計畫項目中他們的努力結果。

與設計師對話有時可顯示出更寬廣的關心事物，例如：改善環境的渴望，使大眾對藝術及設計的品味提高或者甚至去幫助社會或政治改變，然而，管理者可會把重點放在這些項目較佳或較少，他們主要的設計興趣幾乎一成不變地稱為”設計為了利益”。相繼地，什么是好或壞的設計有著愈多的不同。在商場上的說法是好的設計簡單定義是銷售得好，但有時設計師批評受大眾歡迎的設計而以得獎設計成果加以代替，以世俗的眼光來說似乎顯得難懂且不實際。

即使彼此看法是如此分岐，當設計雜志及設計獎企劃了產品特質如家俱時，卻又是易于圖示，大眾銷售項目已很少被涵蓋進去，即使它們可能為數百萬消費者購買，呈現出的是金錢更高的價值以及提供了相當多的工作機會及展望，在那些似乎充滿怪異主題的相片中有著一些商業的潛力。有些不凡及怪異的想法或許對于評估新方向提供了一目標。但不幸的是，關于每日事物的變遷，有時對非設計者是完全無法理解的，而且難以發覺設計師能簡單地去解釋過程，非科技語言。

提出這些問題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這些未來展望的根本基礎，主要觀點是將設計視為一商業資源，是在商業利益競爭中的一重要決定性要素，這并不表示非利益或非商業組織有關之設計，他們設計計畫的目的不盡相同，但是決定設計方向的技巧是相同的，簡報的設計師及運作中的個案也都是相同的。

設計是什么？

在我們對設計管理做進一步的了解之前，我們應該先對設計是什么以及設計師做什么有些概念，”設計”這字經常使用（也許太常了），字典定義成計畫或方案，這字有時也用來表示最終結果，特別是設計過程的外形一如我們稱做”車子設計”。

也許對設計常識的了解是最佳的入門觀念，我可以當成是外觀的形狀，或是事物的物質配置，如，形狀、草圖、色彩、織法、圖案等等，有時以科技的角度去看待設計則是一個產品或是使用便利性，包含人體工學的觀點和經濟學相似的是，購買價格或服務價值顯現時，也許會看出（正確地）某些部分和設計相關。

使用設計常用的理由是可幫助發現轉化成成功的改革--或是擴大一個現有的改革之用處，許多的例子可證明基本的改革市場潛力已因設計而多元化發展。

同樣地，有關于設計技巧上的好的想法可從我們個人生活經驗擷取，在同時間或是我們大部分有的，例如：裝飾房間、重建造花園、或是作衣服、所有設計在于我們去改變現存的狀態，就能達成新型、較有用或較具吸引力的結果。我們可稱這是精細的調節去達成一個適合我們需求的結果，而且這是一個思考設計的好方法。

如此精細的調節暗示了我們已經對入門觀念有了基礎的產品概念，而且幾乎總是如此，設計必定從一張白紙開始的說法是個神話，在99%的新品個案中，更多或更少的范圍，是由一現有產品衍生出來的，對于那些管理設計計畫者來說應對各式各樣有益的相互關系有重要的認知，善用設計師的時間，較快速的個案計畫等等。

留意有于設計的描述也著重在消費者的需求，設計可清楚地定義這些需求；設計師很少提供所有他們需要的資料并且他們必須知道如何自己去尋找，所以設計是一個較廣泛、比一般想像中更為復雜的活動，理所當然地不應該被視為一個為回應特定的輸入而產生的產量的黑盒子。

設計師做什么？

為了去解決設計管理相關工作的問題，我們需要去思考培養設計師工作之問題，靠一些公眾意見及討論去決定，似乎對設計師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困擾。設計的定義，如以下從教科書（Jones1980）列出的項目，描述了大范圍的認知：

一個目標導向的解決問題活動。

對于相關產品狀況給予滿足。

從現有的事實跨越到未來可能性事物的想像力。

有關于大眾產品的部分檢查因素。

這些描述并非完全地互相有關系，但彼此是不相同的，對于那些對設計尋求一簡單的理解之管理者來說可強調其不同。

設計也許被當成在行銷問題（或時機）中適當解決方式之前置準備工作，這些問題可能是清楚或不露痕跡的，在任一個案中，設計的關鍵性活動是重新檢視相關的表徵或環境，并明確地定義或再定義問題。然后分析，重覆、評估以往習慣被剝奪的可能解決方式。

在設計過程的部分，許多活動應是相關的，包含培養新奇的想法，重新檢視以及修改現有概念進行實驗制作樣本，并尋求有建設性的意見及其他的判斷，因此，那些從事此工作的人必定具有創造力、分析力、組合能力以及溝通能力，再加上現今解決方式之技術知識及現今與未來的設計趨勢。

在設計產品時需要特別的技術包含了解使用者需求、渴望、品味及優先愛好之能力，選擇正確的材料及制造過程的能力，創造完全合乎審美觀念、人因工程學、品質及經濟效益之產品的能力，以及能以圖樣及說明與企業內工作的人溝通設計最后完成階段。

設計過程之模型

事實上，有些設計師負責承辦的案子和那些沒有設計部門的公司是相似的，因設計工作管理的方法與技巧已經為管理者所認知（也許用一種有經驗方式，例如，定義設計問題），也將設計工作及其他專門知識視為同等重要，像判斷一個固定的設計方式，為了能精確地落實管理觀念去思考建構一設計過程的模型是有用的，但綜括來說，試圖去建構一典型的設計模型是有其危險性，不只是它暗示了一個適用于所有狀況的普通方法。因此，它著重在于在一模型方式可在設計工作的關鍵點上加以應用敘述。

問題系統化解決方式之發展

結果轉化至產品及市場

基本的簡單模型可在圖1.1看到，在許多的公開設計作品中可發覺相似的模型，這模型的主要缺點是它的直線型式可達成一完美的設計，但在設計過程中且需要一后續進一步的工作。現實生活中這并不真實，設計非十全十美，但仍可找出一些特別的優點，即使不是這個案例，持續性的市場變動也會為進一步的設計工作創造需求，直線型的模型架構缺少了市場反應的相關描述。

將設計表現成一環狀的過程是較實際的，即使有時也會中斷（例如：一個不適用的新材料）。因此，導致其他螺旋狀部分之內部及外部有所沖擊；其次，螺旋狀的形式可將之前獨立出的各部分活動緊密的結合。

電腦輔助系統連結其他電腦控制過程已將發展及轉化階段連結起來。最后，科技將會對極快的設計過程造成極大的影響，大量產品或服務的多元性是可能的，并可滿足消費者的個人需求。在圖1.2的四個階段，有一連串的獨立活動。

設計專門術話

設計師所用之語匯為管理者及非設計師者造成了因擾。在產品工作中，”產品設計”及”產品設計師”的說法常被使用，但是各式各樣的項目名稱則通常是在個別計畫中或多或少所需之特定項目。

包裝設計

大部分的產品是以不同的內容物呈現在消費者面前，因此包裝則是在產品中具有重大影響的一部分，而相同的，服務也愈多的包裝伴隨著說明及個人提供的制式服務等等。事實上，銷售表現依賴著包裝因素比基本產品或服務來得高。然而，包裝設計師關心的是材質的選擇（塑膠、紙類、玻璃等等）以及制造過程連同外觀、色彩、裝飾及標題。

圖案設計

圖案設計的專家與許多型式的設計相關（包含包裝設計），如簡介手冊的編排、辦公室文具、產品的銷售賣點及運輸工具之標識。在所有的設計工作中具有創造性的監賞力是必須的要素，但圖案設計師必須具有更佳之技巧高階層或低階層之個案適當使用可傳達不同的色彩及外觀，如何將印刷品的編排做一平衡以達到易讀性皆是圖案的基本原則。

建筑設計

這是設計之另一專門領域，通常更細分為室內及室外之工作。建筑物是產品中一項特別的型態并且大部分的程序皆和其他設計相類似，特別是在服務業，外觀及草圖皆是由地方上的承包商隨意處理。現在，消費者及使用者對于建筑物的設計愈挑剔，公共建筑物及酒吧是個好例子─對于建筑設計如何在商業優勢影響來得大比提供之基本產品（啤酒、葡萄酒、食物等等）。在零售商部分，愈來愈多的公司不只將注意力放在建筑物的設計也尋求其他設計領域的持續性聯絡，包含產品包裝及標幟。

有更多的專門領域─織品設計、珠寶設計、展示設計等等，但大部分細分的領域皆已討論過，除了會令非設計者產生混淆外，這些各領域分野的實際問題是公司會有許多不同的設計活動導致困擾的增加及概念沖突。為了避免這些狀況，設計要素必須利用公司識別系統去加以整合及系統化對于消費者供應商及其他族群表現適當及統一的形象。在一具有良好企業識別的公司內，產品、服務、建筑物、公共用品及文具皆是共享之統一特性，如標準的”空間風格”，色彩喜好及獨特的外形或形式。有時，設計手冊會編算這些細節、紀錄并規定經核準的設計格式。

認知企業識別的重要性以及所有相關設計專門領域是生意成功的重要關鍵點，只是專心于一個領域，如產品設計是極危險的，例如電腦業。對此，則有極大的認知，基本的產品是當然的，但是售后服務、周邊設備及資訊系統也必須提供，消費者必須再去確認他們所購買設備是否是可靠、安全的系統（但涉及到他們本質上了解程度），經過整合，高品質的設計可提供較高層次的再保證，也與供應商之產品其他活動相互連結，但是，對于一個公司內部進行設計方法仍有障礙，伴隨而來的可能是創造性及改革的反對沖擊，設計師及其他人害怕他們所做的努力會大打折扣。

對于產品設計更深一層之困惑存在于所謂的工業設計及工程設計之間的區別；前者是與消費者或使用者相關的產品觀念，特是外形及風格，后者著重在產品結構與功能以及更經濟地制造。但是，工業設計所需要的技術通常與工程設計部分重疊，有時會與建筑學或及人因工學相關的法則重疊。在這多個案中，此重疊部分幾乎不可能在工業設計及工程設計中做一明顯區別，正確的只能稱做整體設計----或只是設計。不幸地，在許多公司其界限仍舊存在，為了了解設計最大商機，對管理者來說并不容易去克服。

第8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今天，幾乎整個人類都浸泡在經濟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開始枯萎，哲學成了不合時宜的“文物”。所以，“批判”這個帶有濃重理性色彩的詞語幾乎被人們忘卻，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感性地體驗著“競爭”的樂趣。但是，在近現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詞曾經紅火過，在今天回憶起這個詞語，或許能夠獲得些微的學術樂趣。因為一個無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時代，可能恰恰是從激烈的批判時代衍生而來的。象法蘭克福學派這樣的批判理論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揀起批判的“眼鏡”呢？

我們知道，在德國哲學家眼中，“批判”一詞是倍受青睞的。自從康德用“三大批判”構建起哲學大廈以來，批判就成了哲學家手中的法寶。在黑格爾哲學解體的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曾使批判泛濫過。在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再一次濫用批判，把哲學批判發展到頂點，以致于再也無路可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批判的終結，因為，這種批判對現實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絕對否定，使哲學不再是人類的理性，而完全成為哲學家憤世嫉俗的牢騷。

一、把“批判”寫在旗幟上

法蘭克福學派是由眾多理論家組成的一個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們在社會批判理論的旗幟下聚攏在一起。

社會批判理論對現存社會進行的激烈批判涵蓋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們都難以望其項背。具體地說，社會批判理論是一種致力于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要求在總體上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全面把握社會發展的泉源。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運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現成結論去度量現代資本主義，到把與弗洛伊德主義等現代西方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再到最終形成一套獨立的社會批判規范和方法為止，法蘭克福學派在的名義下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盡管遠非徹底但卻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蘭克福學派奠基時期，霍克海姆在題為《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這篇社會批判理論的綱領性宣言中，就提出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以堅決的批判，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正義、人道的社會。霍克海姆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而批判的時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論就是適應批判的時代要求的批判理論。

在霍克海姆看來，傳統理論是產生于現存社會制度并把現存社會制度作為自然的、永恒的東西接受下來的理論，它以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為宗旨。它在對歷史事件加以解釋時，以為與操縱物理自然過程相似，都要求積累一大批知識，甚至是一套經過整理的假說提供的知識。由于積累知識的需要，理論的概念總會被絕對化，變成了具體化的意識形態范疇，而理論的批判功能卻因此與它絕緣了。傳統理論的理論活動特點“不管是象在歷史學和其他具體的描述性學科里那樣，問題在于綜合大量資料并獲得普遍規律，學者特有的主動性(即理論活動)都是接受、改造實際知識，使它合理化。”[1]因而傳統理論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有著修補功能，善于發現現存社會枝葉上的不和諧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現存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卻被作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為檢驗和排斥任何新產生的不諧和因素的標準。

霍克海姆認為，與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獨立于現存社會制度之外，把現存社會制度理解為一個系統的過程。在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批判中破壞一切既定的、事實的東西，證實它們的不真實性，從而加以否定。他說：“批判理論關注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會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現存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絕承認現存社會結構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適宜的和富有價值的因素。批判理論從具體的、現實的、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出發，去認識他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所遭受的異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文化意識形態危機，尋找個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論拒斥對社會歷史作抽象的、邏輯的探討，要求具體地分析社會歷史的現實狀況和發展進程，它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主體-客體統一的和運動著的總體。

因此，批判理論超越一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一種現實的、具體的人的立場和政治實踐，它除了對廢除社會不公正感興趣之外，再無其它要求。也就是說，批判理論是從屬于反對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斗爭的，是這個斗爭的產物和一部分，它自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是獨立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對這個社會展開批判的。

二、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霍克海姆認為社會批判理論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論懷疑既定的社會存在是現實的人的先決條件。

霍克海姆說，盡管批判理論“產生于社會結構，但它的目的卻不是幫助這個社會結構的任一要素更好地運行；不管從它的主觀意圖還是從其客觀意義來說，都是如此。相反，當較好的、有用的、恰當的、生產性的和有價值的范疇被人們在現存社會秩序中加以理解時，它懷疑它們，并拒絕承認它們是我們對之無能為力的非科學的先決條件。”[3]因為，“在采取了批判態度的人看來，現存社會整體的兩面性是一個有意識的對立。他們認為現存經濟形式及由此產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又是人類目前能夠并且已經給自己提供的組織的產物。因此，他們認同于這個整體，并認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這個整體是他們自己的世界。同時，他們也感受到，社會可以與非人的自然過程、可以與純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擬，因為由戰爭和壓迫支撐著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個統一的自覺的意志的創造物。這個世界不是他們自己的世界，而是資本的世界。”[4]

批判理論之所以認同現存世界的整體，其目的正在于否定這個整體。因為這個整體無非是由勞動分工和階級劃分構成的社會結構，無非是由個人活動之間的盲目作用決定的，一旦批判理論使個人活動從盲目性之中擺脫出來，納入有計劃的范疇，就能夠實現對這個社會結構整體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不同。

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在一種“確定的框架”中活動，他與既有社 會是統一的。批判理論則不同，它是一種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論的主體“‘作為’科學家，學術專家把社會現實及其產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東西”，但他的目的則在于“試圖消除個人目的性、主動性、合理性與那些社會建立于其上的勞動過程關系之間的對立”，“期待一種新型的勞動組織”，把知覺給予的客觀實在“認作是原則上應該由人類控制的產物、或至少在將來會實際上由人類控制的產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個人的功能，也不是個人的總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體是處在與其他個人和群體的真實關系之中的、與某個階級相沖突的、因而是處在與社會整體和與自然的關系，網絡中的特定個人。這種主體與資產階級哲學中的自我不一樣，他不是一個數學點；他的活動構成了當前社會。”[6]

再次，批判理論的唯一功能就是變革社會。

霍克海姆認為，批判理論超越于階級利益而不受這種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態度的人“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對具體歷史狀態的表達，而且還是促進變革的力量。”[7]批判理論不準備系統闡述某個階級的感情和觀念，它是與那些要求替無產階級代言的理論不同的。同樣，批判理論與一切資產階級學說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它“不會為既存的現實服務，而只能吐露那個現實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環節上可能發現的荒謬和錯誤有多么不可辯駁，不管那種可能表明是復仇行為的錯誤有多么多，批判理論事業的總趨向是不接受所謂人類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論并不寄希望于財產關系的變革和新的社會合作方式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增長，而是謀求社會性質的變革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對于持批判態度的人，“他的職業就是斗爭”，通過他的斗爭實現社會的根本變革。由于批判理論具有超越于階級利益和超越于現實社會的性質，所以，它徹底變革社會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論的目標是徹底消除現存社會的非正義和追求未來社會的合理狀態。

霍克海姆說：“批判理論追求的目標-社會的合理狀態，是由現存的苦難強加給它的。”[9]現存的苦難是批判理論的動力和源泉，因為現存的苦難能夠促使人們要求建立起一個合理社會的趨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為偶然地認識到自己的東西。同樣，正是現存的苦難把追求未來合理狀態的努力放置在對現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論看來，對現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當代社會轉化為一種正義社會的活動。對于批判理論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遠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動態統一，它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對具體的歷史狀況的表達，而且旨在促進社會變革。所以，批判理論是一種超越現在的現實，它關于消除社會分裂和非理性狀態的見解，它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在其批判中不斷地得到更新。

在法蘭克福學派以后的成長過程中，霍克海姆對批判理論作出的上述規定得到了證實。馬爾庫塞、弗洛姆，甚至哈貝馬斯都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方面表現非凡的人物。他們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單面性”的指責，對晚期資本主義國家合法性的懷疑都體現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這種批判遠非是積極的，因為它把現實的社會存在與現實的人割裂開來，把批判的主體限制在獨立于現實社會之外的少數科學家、學術專家之列，試圖超越一切階級，用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來取代革命階級的價值評判，所以，它走上了絕對懷疑論的道路。它不僅懷疑現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對自身的存在也產生懷疑。在這種絕對懷疑的前提下，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也必然會在“不斷超越”的要求中化為烏有。

三、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

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以“否定的辯證法”作為其哲學基礎的。

早在1941年，馬爾庫塞在其《理性與革命》這部專門探討黑格爾主義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論敏覺嗅到了否定的辯證法的思想，試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提供“否定的”哲學基礎。1947年，霍克海姆與阿多爾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出版，標志著他們親手建立起來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否定的辯證法已初具體系的雛型。1966年，阿多爾諾發表了《否定的辯證法》這部專門著作，從而使否定的辯證法理論得到了系統而全面的闡述。

在《理性與革命》中，馬爾庫塞極力去發現“批判的黑格爾”，他不僅在早期黑格爾那里發現了作為政治學范疇的國家整體和作為倫理范疇的文化整體的否定內涵，而且，通過對黑格爾邏輯體系的考察，把握客體、主體、實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疇所標示的否定統一體；通過對黑格爾精神哲學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換關系整體、法律制度整體對個體的否定，并進一步超越這種否定，從未來的意義上理解被黑格爾規定為普魯士現實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統一起來的自由個體的聯合”。馬爾庫塞甚至干脆把黑格爾哲學稱作“否定的哲學”。

在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邏輯學”、“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分篇考察中，馬爾庫塞繼續探求可供社會批判理論汲取的質料。馬爾庫塞認為，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自我意識必然證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對立的兩個領域，一個領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勞動，以至于勞動限定了他的整個存在；另一個領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擁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由于這種擁有和占有而使其成為主人。”[10]由于這兩個領域的存在，自我意識就只能從其“對立”的意識中獲得自由。因為，作為客體的整體束縛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維的領域，進入自我意識完全實現了自己的世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對現實持積極的“否定態度”。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積極的“否定態度”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所正在身體力行的。

“否定的辯證法”這個詞是由阿多爾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中提出來的，它是社會批判理論徹底反傳統的標志。就如阿多爾諾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話中所指出的：“否定辯證法是一個蔑視傳統的詞組。”

辯證法這個概念已經蘊含著否定的含義，即通過否定達到肯定，馬爾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也已極力證明“否定性”是辯證法的基本特征。阿多爾諾認為僅僅去發掘辯證法的否定內涵還不夠，必須在“辯證法”之前冠以“否定的”這一定語，才能更徹底地突出辯證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會批判理論的絕對否定性。因為，在社會批判理論這里，否定就意味著批判、革命。既然他們從不準備在現實社會中發現物質革命的主體，去完成物質的行動，而僅僅期望通過自己的理論批判去實現社會變革，那么在他們理論的旗幟上寫上“否定的”一詞，也許能起到驚世駭俗的作用。

阿多爾諾認為，辯證法是一種尊重客觀事實的思維方式，是關于社會和自然的對抗的普遍解釋原則。當然，作為普遍解釋原則的辯證法決不停留在對表層的解釋上，而是要求對現實的內在聯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辯證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爾諾認為，否定的辯證法正是從這一點開始了它的思維進程的。否定的辯證法的任務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稱性，在事物之中體驗這種不相稱性。”否定的“辯證法不必害怕被指責為不管事物的對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堅持客觀的、對抗的固定觀念。在未平息的總體中，任何個別的事物都是不平靜的。”因為，“辯證法傾向于不同一的東西。”[11]

阿多爾諾所理解的辯證法只有一個原則，即絕對的否定，他說：“被否定的東西直到消亡之時都是否定的”。不過，阿多爾諾一再聲明，這種絕對否定的辯證法決不進行抽象的否定，而是進行現實的否定，即堅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認可的現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會意味著肯定，他說：“否定之否定并不會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證明這種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認為否定之否定能夠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話，那只能是一種一開始就從肯定性出發的唯心主義幻想。

“否定的辯證法”是“社會批判”的哲學表述。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中，阿多爾諾表明了一種思想傾向，即對一切現實的和有可能成為現實的東西的作出絕對的否定。當然，對于社會批判理論來說，一切現實的存在無非是傳統的凝結，對現實的批判也就意味著與傳統的徹底決裂。因為，在他們眼中，現實存在著一切，無論是觀念形態還是物質形態的東西，都已經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桎梏，人類的未來必須以現實的一切徹底毀滅的前提下。這無疑是一種激烈的歷史虛無 主義，是對社會革命一詞的誤解。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歷史的延續，不僅人的現實存在必須不斷地從傳統的存在中汲取其精華，而且，關于人類社會未來的設計也需要以傳統的存在為前提。所以，面對傳統必須作出理性的抉擇。

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進和發展的環節，社會的進步正是通過否定之否定來實現的。而社會批判理論則把否定看成是絕對的東西，認為現實和未來之間是絕對對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現實的所謂未來，只能是虛幻的、不具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的烏托邦。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行政學系

注:

[1] [2] [3] [4] [5] [6] [7] [8] [9]霍克海姆:《批判理論》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頁,第235頁,第198頁,第198-199頁,第200頁,第201頁,第205頁,第206頁,第206頁。

[10]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頁。

第9篇：社會管理的理論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需求層次理論；馬斯洛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23(C)-0140-02

一、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概念的國內外差異

社會保障在構建民生社會的進程中愈加受到重視，但其內在構成卻與國際慣例的社會保障內涵存在較大差異。在我國，社會保障的范圍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和優撫安置四大塊，社會福利目前僅僅被放在社會保障的內在架構中。在西方國家，常與“社會保障”同義使用的是“社會保險”一詞。學界對此也有不同意見。如民政部原社會福利與社會進步研究所所長陳良瑾就認為：“在中國，社會福利僅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屬于狹義的社會福利范疇。”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沛認為：“宏觀意義上的社會福利目標：促進社會公平與公正，提升社會成員生活質量，推動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微觀意義上的社會福利目標：以保障社會成員的生存為基礎，以提升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為追求，以專業化的手法和政策性制度為保證，以各種網絡化與社會化服務為內容，為社會成員提供和諧的生活、工作及休閑環境。”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尚曉援則認為：“社會保障在國際社會政策的研究中一般是指由國家或由立法保證的、旨在增加收入安全的制度安排。社會福利的含義則寬泛和含糊得多，一般指作為人類社會，包括個人、家庭和社區一種正常和幸福的狀態。”在她看來，社會福利的目標是全社會福利狀態的和諧完備，而收入保障只是這種完備狀態達成的條件之一，社會福利不該成為以收入安全為目的的社會保障的一部分。從管理架構上看，目前我國社會福利領域的工作由隸屬于民政部的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負責，下設福利彩票（綜合）處、慈善和社會捐助處、老年人和殘疾人福利處、兒童福利處。因此，在實踐領域，我國目前的社會福利發展還屬于“狹義的社會福利”階段，并不包括社會保障的制度安排。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涵義國內外存異的內在原因。實際上，我國學界和政策界之所以把在西方以社會保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更換為社會福利制度的主體，并在政策實踐中來以此設計中國特有的“大保障、小福利”的制度，這與我國以社會保險為社會安全保障體系主體的社會政策有著深刻的聯系，而并非僅僅是一種翻譯過程中概念的混淆。社會福利除了主觀感受，還需要制度實體予以保證，其供給既包括政府強制推行的部分，也包括與社會文化、民眾富裕程度等多種因素有關的志愿性多元主體的福利供給。兩種供給主體的作用程度，與國家的歷史傳統、民主程度和較關鍵的國民財富狀況等變量相關。因為這些變量在各國均有差異，我們可以說，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尚未達成一個統一的定義，這種差異，與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有關。

二、從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的視角分析社會福利需求的滿足

福利的服務對象是人類社會，目的是滿足人的需求，社會福利的狀態雖然很難量化，但總始終與安定富足的物質生活、靜謐美好的精神世界緊密相關；這種福祉獲得的狀況有高有低，但都很難脫離從物質保證到精神滿足、從貧瘠福利到富足福利的發展態勢。這里引入美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

（一）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在馬斯洛看來，人都潛藏著五種不同層次的需要，分別為生理、安全、情感、尊重、自我實現的需求。人在不同的時期對需求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勵人行動的主要原因和動力。人的需要是從外部得來的滿足逐漸向內在得到的滿足轉化。

1、生理上的需要

這是人類維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饑衣食住行等的方面的要求。生理需要是推動人們行動的最強大的動力。當滿足到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為新的激勵因素。

2、安全上的需要

這是人類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擺脫事業和喪失財產威脅、避免職業病的侵襲、接觸嚴酷的監督等方面的需要。

3、感情上的需要

這一層次的需要也叫歸屬與愛的需求，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友愛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伙伴之間、同事之間的關系融洽或保持友誼和忠誠；人人都希望得到愛情，希望愛別人，也渴望接受別人的愛。二是歸屬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種歸屬于一個群體的感情，希望成為群體中的一員，并相互關心和照顧。

4、尊重的需要

內部尊重就是人的自尊，是指一個人希望在各種不同情境中有實力、能勝任、充滿信心、能獨立自主。外部尊重是指一個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別人的尊重、信賴和高度評價，能對社會滿腔熱情，體驗到自己活著的用處和價值。

5、自我實現的需要

這是最高層次的需要，它是指實現個人理想、抱負，發揮個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與自己的能力相稱的一切事情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是在努力實現自己的潛力，使自己越來越成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二）需求的五個基本層次在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建設中的體現

1、生存需求的社會保障實踐供給

在社會保障領域，生存需求的滿足旨在保證民眾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有序穩定，增強的合法性。收入保障是滿足人的生存需求的最基本的要素。因此一方面應該提高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另一方面應該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占經濟發展速度的比重。當前，我國存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災害救濟以及廉租房等政策，都是政府在民眾基本生活領域給予幫助和確認。而以繳費制為形式、自助為核心的社會保險，尤其是養老保險，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繳費者的后顧之憂，使其基本需求在經濟上獲得保障。

2、安全需求的社會保障實踐供給

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應對公民尋求安全的需求，除了市場化的商業保險，在特定領域政府須有作為。如安全需求在社會保障的社會保險領域得到了充分表現。其中，應對工作風險的工傷保險、失業保險乃至養老保險等，都是對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那些危及身體、事業等重要安全因素的經濟上的防風險保證。

3、情感需求的社會福利實踐供給

金錢帶來的物質保證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的正常交流與社會關系的確認，各種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工作、多元參與的軟福利的提供正是針對人的情感需求提供的供給。例如，開展針對孤寡老人的慰問、舉辦留守兒童見父母活動和暑期興趣班等。在香港和臺灣，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在幫助需要的救助對象時，往往加以精神溝通交流，注重情感福利的輔助供給。

2011年7月，南京市開通了“社區百老惠”、“金陵微志愿”等微博平臺，組建志愿隊伍，提供針對空巢老人的交流溝通志愿活動，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獨居老年人群的情感空缺，活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促進了老年社會福利的增進。

4、尊重需求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實踐供給

尊重的需求是內在自尊與外在尊重的結合。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不僅要保護受助者的隱私，提供有尊嚴的保障，還應不斷提供多種幫扶，使受助者掌握技能走出幫扶從而獲得自尊。目前，面對殘障人士、失業人群的技能培訓、心理疏導乃至崗位的設計和提供，不僅在心理上提供了福利，滿足了這一群體受眾的部分精神需求，也在實質上通過技能和崗位提供了持續的自助可能，這種增權使受助者的被尊重獲得了現實保證。

5、自我實現需求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實踐供給

自我實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提供的醫療、教育等多方面的福利都是一種作用于此的綜合福利。自我實現的達成，不僅需要受眾的自我努力，也涉及政府的積極福利供給作為，多元福利供給主體的出現和全社會供給―吸納這種福利自助文化的養成等多方面。

（三）從需求發展規律看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供給的內在應然關系

馬斯洛認為，低層次需要獲得相對滿足后，才能發展到更高層次的需要，而高層次的需要發展后，低層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對行為影響作用降低而已。在某一特定時期總有某一層級的需要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并處于主導地位，而其他的需要則處于從屬地位。在社會保障的概念中，依據“保基本需求”的原則，主要有兩個組成部分，一是個人繳費制的社會保險，另一部分是政府財政為主要保證的社會救濟。如果說社會保險與社會救濟是對基本尊嚴的保障，那么社會福利的高層設計則是對人類美好福祉的提高和推動，它為尊重、個人價值、愉悅等因素的實現提供途徑和手段。其供給既有政府財政供款，也可以來自企業捐助（輔以稅惠激勵）、志愿團體對口型的貢獻乃至社會個人的助他行為。其中，精神愉悅、交往溝通乃至自我實現的福利，很大程度上依托社會福利的多元設計。例如，非政府慈善組織、社會工作者提供的留守兒童心理陪護、殘障人士就業培訓等等。其中社會助他文化的培養、互惠機制的設計、法律激勵或抑制作用的條款設計，對于最終達到助他行為成為社會文化共識、行為有序、福利提供對口有效十分重要。

三、結語

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因各自對于需求的滿足不同，承擔不同功能，二者具有明顯的差異。從需求層次的階梯型來看，最先受保的基本需求應由社會保險和特殊者救濟來實現；而整個社會的尊嚴增加、幸福感增強、民眾潛能得以展現，則需要人本的社會文化、規范的制度、多元主體的福利供給，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個互助到認同直至養成的過程。當前中國社會中，民生社會的推進、民間新傳播媒體的發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著這種發展性的轉變。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不同層次設計愈加成為共識：既包括面對經濟弱勢群體以政府主責的社會救濟，也包括應對工業化和勞動力加速流動以及老齡化趨勢而設立以自保為核心的社會保險，還包括涉及國家實力、政權穩定、壯大中產階級的社會財富再分配設計，以及旨在促進民族素質提升和社會和諧發展的社會多元福利的供給。

厘清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關系，建立和完善社會福利體系，是中國民生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陳良瑾．中國社會工作百科全書[M]．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

[2]周沛．社會福利體系研究．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7．

[3]尚曉援.“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的再認識[J]．中國社會科學，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