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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理論
區域經濟是指一定區域范圍內的經濟活動。統籌區域經濟,促進地區協調發展,縮小區域間的發展差距,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則。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都有很大發展,但地區發展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統籌區域發展,縮小區域間的發展差距,不但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不僅關系現在化建設的全局,也關系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此外,協調發展理論經歷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區域均衡增長理論、區域非均衡增長理論兩個階段,我國的區域經濟理論也經歷了均衡發展、不均衡發展到協調發展的演變歷程。據此,研究從理論基礎、內涵、測度對國內外相關的區域協調發展理論進行簡單梳理。
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涵
學者從不同研究內容和視角,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解各有側重。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一是發展過程論。張敦富、覃成林(2001)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指區域之間在經濟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發展上關聯互動的過程。張可云(2007)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在區域經濟發展非均衡過程中不斷追求區域間的相對平衡和動態協調的過程。二是過程狀態論。蔣清海(1995)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指在各區域對內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各區域間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狀態和過程,形成決定這種狀態和過程的內在穩定的運行機制。三是發展模式論。高志剛((2002)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指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是從效率與均衡的角度考慮的,既不同于均衡發展,也不同于非均衡發展的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它具有四個鮮明的特點:首先強調效率與公平兼顧,其次強調適度傾斜和重點發展,第三強調優勢互補,第四強調共同發展。
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論基礎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協調發展理論經歷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區域均衡增長理論、區域非均衡增長理論,包括增長極理論,不平衡增長理論、中心理論、倒U型假說、區域經濟發展梯度轉移理論等。
1.區域經濟均衡增長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的區域均衡增長理論基于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邊際報酬遞減的假定,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會驅動要素合理流轉和配置,實現區域間要素價格的趨同,達到區域平衡發展,區際非均衡狀態的發生只會是暫時的,如果長期存在,一定是完全競爭的條件未得到充分滿足,從而妨礙了要素的跨區域流動。
2.區域經濟非均衡增長理論
佩魯(1950)提出了“增長極理論”,認為經濟增長通常是從一個或數個“增長中心”赫希曼(1958)提出“核心―邊緣理論”和“聯系效應理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聯系既有有利的“涓滴效應”,美國經濟學家弗農(1966)提出“工業生產生命周期理論”,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區域經濟梯度推移論”。
3.區域經濟階段發展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胡佛和費雪(1949)認為區域經濟增長都存在著“標準階段次序”,即自給自足、鄉村工業崛起、農業結構轉換、工業化、服務業輸出五個階段。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的“地區發展階段理論”指出所有國家從不發達到發達都要經歷傳統社會、為起飛準備條件、起飛、趨于成熟、大規模消費、追求生活質量等階段,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應該選擇不同的主導產業。
三、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研究演變
改革開放前,傳統生產力布局理論以及經典作家關于平衡發展的思想支配著我國區域經濟理論,因此,使我國區域經濟理論主要是區域均衡發展理論。到了20世紀80年代,從提高效率的角度出發,理論上形成了區域重點發展論。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的是夏禹龍、馮之浚提出的梯度理論。后來,由于區域差距的不斷擴大,為緩解東西差距,學者們又陸續提出T字型發展理論、二型布局理論等所謂的“區域發展中性論”。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理論界對區域發展問題的研究又進入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新階段。魏后凱(1995)提出了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指出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是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但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地區、各產業的發展需要保持協調;曾坤生(2000)的區域經濟動態協調發展觀也體現了在發展中求協調,注意適時、適地、適度支持某些地區和產業優先發展,以達到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思想。顏鵬飛、闕偉成(2004)立足增長極理論,論述了區域協調型增長極對于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意義。蘭肇華(2005)認為產業集群理論應該是指導我國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的理論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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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生產力布局;廊坊市
生產力布局是指生產力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和配置,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國家、地區、城市)生產力系統的空間分布與組合。生產力布局具有地域性、全局性、長遠性和繼承性等特點,生產力布局合理與否將直接影響生產力系統的整體功能和發展,影響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的宏觀效益,影響國家或地區戰略目標的實現。
一、生產力布局區域協調發展理念的提出
生產力布局的區域協調發展理念是在均衡發展理論和非均衡發展理論的基礎上,吸收兩者的優點,克服其缺點而提出的一種理念。
(一)區域均衡發展理論
區域均衡發展理論是指在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通過生產力的均衡布局,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均衡發展理論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它強調的是區域間、部門間或產業間及其內部的均衡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區域均衡發展理論從理性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方法,忽略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其主張的生產力的均衡配置帶有極強的主觀性和片面性。
(二)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
由于區域均衡發展理論的局限性,非均衡區域發展理論的提出得到了廣泛的重視和應用。非均衡區域發展理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這些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和規律,揭示了不同階段投資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為合理制定經濟發展策略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工具。但一旦某些區域基于初始優勢而超前發展后,這些區域就會借助既得優勢,通過累積因果過程而積累有利因素繼續超前發展,從而強化和加劇了與其他區域間的不平衡,最終造成發達區域越來越發達,而落后區域越來越落后的局面,進而導致一系列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區域協調發展理念的提出
非均衡發展策略雖然帶來了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但地區差距越來越大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地方政府參與區域競爭,各地區在減免稅費、供應廉價土地和低價格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惡性競爭,如遍地開花的開發區,以及慘重的環境代價等。隨著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提出,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區域間均衡協調發展成為新時期生產力布局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但由于各個地區的資源稟賦、經濟基礎、技術條件等的不一致,必須重新審視和理解這種均衡與協調,這里的協調應該是一種經濟導向而不是地理導向的均衡,而這里的均衡更多地強調的是協調而非均等。因此,區域協調發展應該是在充分認識不同地區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合理確定勞動地域分工,促進經濟、社會和生態復合系統協調發展,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地域統籌,促進區域社會福利水平的均等,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區域協調與均衡發展。
二、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
區域協調發展是指與地區資源環境稟賦相協調、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區域生產力布局狀態。其目的是在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實現以人為中心的生態、經濟、社會的綜合協調發展,即追求三者綜合效益最大化。其中,自然生態是基礎,經濟發展是手段,社會進步是結果。區域協調發展意味著人口、經濟、資源與環境協調在空間上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經濟物品和經濟活動的最優空間配置,意味著資源投入在一定的空間內將獲得最大收益,最大限度地發揮各地的經濟潛力和優勢,以空間優勢換取區域競爭力;同時使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要素和諧有序,整體效益最大化。在生產力布局中,可以讓那些開發成本低、資源環境容量大、發展需求旺盛的地區承擔更高強度的社會經濟職能,對這樣的地區進行高強度的開發;而對生態價值高、開發難度大的地區,則使其主要承擔生態維護功能,嚴格控制開發強度。
三、區域協調發展的原則
區域協調發展理念強調的是差別化的區域開局原則,即 根據不同區域的具體條件,使其在布局中擔負不同的功能,允許具有較好發展條件的區域進行高強度的開發,提高經濟社會發展效率,對需要強化生態保護的區域則采取有限制的發展策略,限制保護區域的開發強度和人口密度,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區域生態發展的安全,同時,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公共財政投入提高保護區域的公共設施配套程度和生活福利水平,促進區域社會發展的公平。
四、廊坊市生產力布局分析
廊坊位于京津冀要塞位置,周邊500公里半徑內有以北京、天津為代表的1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11座,常駐人口2億多。依托周邊(以京津為主)交通資源,拓展自身交通優勢,形成了依托中心城市和空港、海港發展經濟的獨特區位優勢。但從廊坊的經濟發展來看,區位、人力成本、市場等優勢資源等有待進一步轉化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競爭優勢。廊坊經濟發展和生產力布局現狀主要表現在:
根據廊坊產業空間布局狀況、京津產業空間布局規劃和廊坊交通干線規劃情況,在加快發展廊坊、燕郊等開發區(園區)的同時,廊坊市在“十一五”規劃中確定了開發勝芳、揚芬港、淑陽、牛駝等10個新的園區,加快構筑“兩帶一軸一中心”的發展格局。“兩帶”,即環北京產業帶和環天津產業帶。“一軸”,即沿廊滄高速公路特色產業軸。“一中心”,即作為全市政治文化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市區。通過“兩帶一軸一中心”格局的構建,增強對京津產業轉移的承接能力,提高對項目投資的吸附能力,強化對產業聚集的支撐能力,進而從整體上加快我市與京津產業融合的步伐,加快我市縣域之間、城鄉之間的整合步伐,在空間上實現全市產業的協調快速發展。
在這一空間布局的指導下,廊坊中心區和北部、中部、南部經濟區等四個區域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發展特點,這些構成了尋求適合廊坊發展特點和發展要求的空間布局的主要依據。其中,廊坊市區是全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近年來,市區基礎設施建設明顯加快,城市功能日趨完善。廊坊經濟技術開發區已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功能完善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北部地區區位、交通條件優越。該區賴地利之便與首都經濟聯系密切;畜牧養殖及加工、家具制造等特色產業明顯,專業化市場發育較為成熟;但大型工業企業和拳頭產品相對缺乏,產品加工深度不足;第三產業的發展明顯落后于第二產業。中部地區毗鄰京津,交通比較發達,但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且發展不平衡,但后備資源豐富,開發潛力大;農業基礎較好,但受困于水資源缺乏,致使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受到很大局限;與北部和南部地區相比,鄉鎮企業較少。南部地區靠近天津市,區位、交通條件比較優越,但生產條件差,水資源缺乏;非公有制經濟較為發達,但規模小、檔次偏低;專業化市場特色明顯。從總體發展格局來看,廊坊各區域之間還應在“全市一盤棋”的指導思想下,促進各區域的協調均衡發展,進一步實現生產要素向重點地帶集中,從而形成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結構互補的區域格局。
在廊坊的生產力布局中要想體現區域協調發展理念,必須對所屬區域有一個清晰把握,即通過科學的分析確定哪些地區應該以開發為主,而哪些地區要以保護為主,從而確定不同地域的承載功能。最終形成全市一盤棋、各區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區域經濟格局,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根據各地所承擔的不同發展功能形成全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
針對廊坊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困難與矛盾,如區域經濟差距的客觀存在、地區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的不同略等,需要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實際情況,根據區域經濟發展規律,采取產業、財政、貨幣等政策適時進行引導與調整。一方面要通過區域規劃和政策,引導和調動各區的積極性,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另一方面要進一步要打破行政分割,健全市場經濟機制,努力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區域合作機制,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間自由流動,鼓勵支持各地區開展多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協作和技術、人才合作,形成全市共同發展的區域發展格局。
關鍵字:廣東 區域協調 對策
2002年,廣東省第九次黨代會上提出了區域協調發展戰略,2011年1月23日廣東省委書記參加省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汕尾代表團分組討論時強調,“十二五”重點解決廣東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必須把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放到突出位置。
廣東省根據區位分布以及經濟的發展程度劃分為珠三角、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四個經濟區域,珠三角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9市。東翼指汕頭、汕尾、潮州和揭陽4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陽江3市。粵北山區包括韶關、河源、梅州、清遠和云浮市。廣東四大區域的劃分與其他省份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而且相同區域的不同城市之間在政府頒布的部分措施上又具有某些相同性,因此通過對廣東四大區域的研究來分析廣東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廣東四大區域經濟發展狀況
GDP是衡量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2000年珠三角占全省GDP的75.2%,而其他三個區域不到四分之一。2006年,區域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珠三角占全省GDP的將近80%。2009年珠三角、東翼、西翼和山區分別占全省GDP的79.4%、6.7%、7.2%和6.7%。分析表明,2000—2006年之間珠三角地區GDP占全省的比例逐年上升,而與此同時東翼、西翼以及山區的比例逐年下降, 2006年到2010年,廣東省各區域之間GDP占全省的比例幾乎保持不變。
二、廣東經濟區域發展新特點
(一)培育粵東西北增長極
2012年2月廣東省政府公布了粵東西北三個區域的“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綱要,要使粵東西北成為全省重要的經濟增長極,充分發揮粵北山區的資源優勢以及東西兩翼的臨海優勢。培育多個增長極,是廣東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經之路,2012年廣東“三個規劃綱要”提出各區域的空間布局,其中粵東地區要構建“點圈一體、塊帶結合”的空間發展布局;粵西地區要構建“三核、四軸、兩屏”的國土開發格局和“三區、四帶”的產業空間布局;粵北地區要構建“五極、七軸、三片”的空間結構和“融南聯北、承東拓西、區內協調”的區域布局。
(二)實施轉型升級
廣東省各區域積極實現企業升級轉型,部分地區產業轉型升級已經初步顯現出成就。作為“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專業型示范基地”的佛山市建筑陶瓷基地已經建成中國陶瓷城、中國陶瓷產業總部基地等為代表的全球最大的陶瓷專業市場群落。據統計,2011年佛山建筑陶瓷出口總額達27.3億美元,同比增長18.6%,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例超五成。同時潮州陶瓷產業在轉型升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斷摸索新的升級路徑,走出了一條低能耗、低污染、循環利用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崛起”新路。據統計,2011年潮州市陶瓷出口10.3億美元,同比增長9.5%,首次突破10億美元大關。日用陶瓷、工藝陶瓷和衛生陶瓷的年出口量分別占全國的30%、40%和50%。陽江廚具用品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注重品牌的培育,打造區域國際品牌。
(三)海洋經濟發展
“十一五”期間,廣東省開始注重海洋經濟的發展,打造珠三角、粵東、粵西三大海洋經濟區。廣東省利用其臨海的區位優勢,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海洋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2009年,廣東主要海洋產業總產值為1075.86 億元,連續多年位居全省前列,海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2009年一、二、三產業比重為6∶44∶50,呈現高級化的結構特征。粵東粵西地區毗鄰南海,擁有優良的港口和海岸線,其發展海洋經濟可以加強與相鄰國家和地區的聯系。
(四)產業轉移園建設初見成效
產業轉移園的建設不僅推動了產業的轉型升級,而且能夠縮小珠三角與粵北以及東西兩翼的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2005年3月,廣東政府出臺了《關于廣東省山區及東西兩翼與珠三角洲聯手推進產業轉移的意見(試行)》,拉開了廣東省產業轉移工業園建設的序幕。各個地區紛紛開始規劃建設產業轉移工業園,經過幾年的發展,各個城市的產業轉移工業園蓬勃發展,深圳(潮州)產業轉移工業園主要承接珠三角、臺灣、海峽西岸經濟區產業轉移。廣州(梅州)產業轉移工業園、珠海(揭陽)產業轉移工業園、東莞石碣(興寧)產業轉移工業園等積極探索發展道路,發展特色產業,通過制定各種優惠政策招商引資。江門產業轉移工業園采取“一區兩園”的發展模式,近幾年蓬勃發展,目前,江門產業轉移工業園累計引進工業項目160個,計劃總投資286億元,其中超億元項目52個,超10億元大項目8個。清遠承接珠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先后興建了清遠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清遠華僑工業園、清遠民族工業園、清遠循環經濟產業園等產業轉移園,為取得連續7年全省經濟增速第一做出了貢獻。
三、區域協調發展對策
(一)增強政府調控作用,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
由于區域經濟差異與其他經濟現象一樣,雖然有著一定的內在運行規律,但是仍然可以對其進行人為干預,使之符合某種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需要。從廣東區域協調發展的全局出發,根據不同區域自然環境、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發展階段等因素,明確各區域的發展戰略,從而確定適當的財政轉移支付、稅收、金融等政策的實施。
(二)延長產業鏈,提高產業增加值
粵北以及東西兩翼地區多數產業集中在服裝、玩具、農副產品、紡織等等,這些產業對技術水平要求較低,產品檔次低,粵北以及東西兩翼在今后應該著力培育高科技企業,延伸企業的產業鏈條,培育品牌,把主導產業做強、做精、做大。
(三)配套產業的發展
加快基礎設施的發展,粵北地區是山區地帶,粵東粵西是丘陵地帶,這三大區域交通不便,內部路網等級結構不協調。發展與生產企業發展所必須的研發、金融、物流、會展等配套服務設施的建設,加強道路、供電、供水、通訊等基礎設施配套的建設,是加快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
(四)發展總部經濟
發展總部經濟,能夠吸引企業總部集群布局,形成集聚效應,并通過“總部—制造基地”功能鏈條輻射帶動生產制造基地所在區域發展,在發展總部經濟時應強調要素稟賦不同的區域之間進行合作分工,進行企業價值鏈的空間分解,從而使得整個區域形成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實現經濟發展的共贏。廣州、深圳憑借優越的經濟發展條件,總部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騰訊、比亞迪等一批行業龍頭以深圳為總部基地,向全國乃至海外輻射發展。珠三角總部經濟應該與粵北以及東西兩翼地區合作發展,培育主導產業,加快總部經濟的發展,實現各區域總部經濟的合作。
(五)加強合作,優勢互補
區域合作可以實現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優勢互補、優勢共享或優勢疊加,同時,區域合作為要素流動、有效分工提供了保障,促進要素向最優區位流動,促進區域經濟專業化的深化,保障經濟運行效率與效益。2008年粵北山區三次產業從業人員結構為54.9∶19.8∶25.3。大量勞動力集中在第一產業,說明山區勞動力潛在的供給能力較強。粵北山區及東西兩翼土地面積是珠三角的3.3倍,人口是珠三角的2.3倍,而用地價格只有珠三角地區的1/3—2/3;勞動力價格僅為珠三角的2/3;電價也普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投資成本優勢明顯,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加強珠三角勞動力密集的產業與粵北山區和東西兩翼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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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集聚已越來越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影響因素,伴隨著產業的集聚與擴散,由此引致的區域分工也在不斷形成和演變。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發生了明顯變化,其中一個變化是以地區專業化為特征的產業集聚的發生與擴展。近年來,東部產業的不斷轉移擴散以及隨后在西部地區的再集聚,則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上述問題。產業集聚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空間經濟現象,其結果是不同產業在地區間分布的不均衡,由此也直接影響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諸多方面。一種觀點是認為產業集聚促進了經濟增長,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產業集聚是導致地區差距的重要原因,還有一種觀點則是在承認上述正面及負面作用的同時,分析如何通過產業集聚實現區域經濟間的協調發展。
從理論基礎看,主要是基于克魯格曼的中心外圍模型,通過放松模型中的不同假定,從而得出相關的結論,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較多文獻。另一方面,由于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是一個受到密切關注的現實問題,大量的實證研究對此也進行了充分的探討。上述研究的框架基礎是新古典經濟學,在這一框架下分析了產業集聚、擴散及其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同關系。集聚與擴散實質可以看成一枚硬幣的兩面,其交互作用造成了產業空間分布的不斷變化,同時也使區域間分工發生著變化。基于這一考慮,本文的研究采用了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也就是探討產業集聚與擴散對區域分工形成及演變的影響。從斯密開始,就已經認識到了分工的重要作用。斯密分析的主要是企業內分工,隨著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拓展,從企業間分工、產業分工一直到區域分工都逐漸受到重視。
關于產業集聚與區域分工的關系問題,目前的文獻也開始有所涉及:垂直分工與產業集聚、專業化分工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從中國省級區域看,地區專業化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的關系。總體而言,目前的研究已經認識到產業集聚與區域分工(地區專業化)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但缺乏對兩者之間作用機理的理論分析。在此,本文以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為基礎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本文的結構如下:首先是通過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構建基本模型,闡釋產業集聚(擴散)與區域分工間的關系,其次是在此基礎上分析產業集聚與擴散對區域分工形成及演變的影響,最后是相關結論及對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啟示。
二、結論及對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啟示
無論是從全球層面還是國家及地區層面,產業的空間集聚及擴散都是伴隨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事實,而其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理論與實踐的關注。本文以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為基礎,將產業集聚、擴散與區域分工的形成及演變聯系起來,分析了兩者之間的相互關聯條件。在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中,產業集聚在促進東部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東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差距。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實現中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就變得越來越迫切。如果把分工、產業集聚和地區差距結合起來,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收入水平的趨同;二是地區之間實現分工,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的趨同,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是地區之間實現分工。由于中國是一個大國,自然條件和經濟以及社會條件的空間分異決定了不同地區比較優勢的不同,這也就造成了區域間分工的差異,而產業集聚與擴散的交互作用則是推動區域分工形成及演變的重要動因。改革開放后,伴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產業的空間分布逐漸向東部地區集聚。近些年來,東部地區的相關產業又開始向西部地區擴散并形成再集聚。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如果上述擴散與再集聚過程能夠順利實現,就會為中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一種思路:也就是以動態比較優勢的變化為基礎,以產業集聚與擴散為推動力促進區域分工的形成與演變。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防災減災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5-0127-02
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內涵
“機制”指的是有機體的構造、功能和相互關系,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機制的重要性在于機制能自動發揮作用,即只要一啟動機制,事物就會向著機制所規定的方向前進(楊莉莉、楊宏起,2008)。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則是指協調目標、協調主體、協調客體、協調工具以及協調程序等要素的有機結合、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形式及其運動原理與工作方式。其運動原理就是:區域協調主體運用協調工具,按照一定的協調程序,作用于協調客體,最終實現預定的區域協調目標這樣一個過程(樓洪豪,2008)。實際上,區域協調發展問題不僅包括區際間的協調問題,而且也包括區域內部的協調問題。本文主要討論引入防災減災因素后區域經濟內部協調發展機制的構建問題。
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相關主體分析
郝壽義等(2008)認為,能夠實現一定經濟空間(經濟區域)組織和運行的最少類別的微觀承載對象即為區域經濟主體。現代空間經濟是一個社會化大生產型經濟,各類參與者在其中活動并發生相互關系。參與者包括自然人(或自然人的集合)和各種法律實體。
1.政府。作為區域經濟協調主體的一種類型,這里的“政府”是指具有經濟職能的各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或機構,在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關系中獲得主體資格。它體現了經濟性與管理性相結合、統一性與合理性相結合的原則。從設置原則上講,它應遵循職權法定、權限適當、權責對稱等原則。由于轉型期中國經濟整體發展處于一種“政府主導”的制度約束之中,政府必然是最重要的一類區域經濟的協調主體(賀代貴、蔣悟真,2007)。
2.市場主體。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離不開市場,而市場的運行離不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于任何區域來說,企業、居民顯然應該作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主體,發揮相應的功能。
3.各種非盈利組織。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參與的個體眾多,除包括消費者、企業、行政、事業單位外,還包括各類非營利組織(NPOs)。如社會中介組織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NGO)。一般來說,這些組織獨立于政府與市場主體,為政府干預市場、市場反饋政府和市場主體之間的聯系起中介作用的主體(賀代貴、蔣悟真,2007)。如工商業者協會、消費者協會、工會、資產評估機構、交易中介機構等等。從特征上看,具有中介性、公共性、民間性。各種非盈利組織是政府與普通市場主體的連接者,是區域經濟協調主體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4.區域協調組織。一般而言,區域經濟能否做到協調發展有賴于區域協調組織功能的發揮。這一區域協調組織可以由各級政府現有的部門來承擔,也可以由NGO等組織來承擔,也可通過設立相應的專門區域協調機構來實現這一功能。
三、防災減災條件約束下各相關主體的利益分析
1.政府。毋庸置疑,在中國目前的區域經濟運行中,各級政府依然表現為“強勢政府”。作為強勢政府,則必然是區域經濟協調中最重要的協調主體。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通過運用自身的力量和意志,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來協調區域經濟的發展。一般來說,災害的發生對政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主要表現為對區域的經濟、社會的破壞性影響。災害有自然引發的災害和人為引發的災害之分。人為引發的災害對政府的危害會更大,這會直接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而這繼而又會影響到政府及官員的政績。
2.企業。政府的協調行為最終必然指向具體的市場主體,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一個主要方面其行為及運行績效必然會影響到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自然災害的發生對企業的影響不容忽視,尤其是對依賴于本土特殊資源的企業,有時幾乎是毀滅性的。
3.居民。災害的發生,不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對于身處災害區的當地居民來說其影響無疑是巨大的。甚至還可能必須背井離鄉,承受巨大的心理、社會成本與壓力。此時,則需要借助于外力,如人、財、物、技術以及由政府或其他組織采取組織移民等方式來抵御災害造成的傷害。
4.非贏利組織。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體之一,非贏利組織也必將會受到政府協調行為的影響。作為第三方的非贏利組織,雖未遭受直接利益損失,但其獨立、公正、非贏利特性、科技實力等方面的特性,使其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如充分發揮其在環境承受力的評估、監督等方面的能力。
政府協調行為的績效大小,最終需要通過具體的非贏利組織和市場主體的生存及發展環境的改變來體現。理想的協調關系應該是政府及時地從非贏利組織和市場主體獲得反饋,糾正或修正自身錯誤或不合適的協調行為。因此,應當充分發揮非贏利組織和企業、居民參與政府協調行為的規劃和變動的積極性,使其能享有充分的話語權和監督權,以實現協調行為的最佳效果。
四、基于防災減災的區域經濟內部協調發展機制構建
根據前面對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的理解,一個完善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應該包括目標、協調內容、協調主體、協調手段、協調程序等要素(孫海燕,2007)。
圖1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構建
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構建的過程中應該突出防災減災的重要性。遵照“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原則,促使防災減災的良性循環(鮑文,2008)
圖2防災減災良性循環
1.明確政府的責任與義務,樹立正確的政績觀。長期以來,中國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衡量和地方政府及官員政績的考核,主要是看經濟指標,其中又以經濟指標中的“速度指標”為核心。這種考核辦法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和急功近利行為,在促進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客觀上又誘發了災害的頻發,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有必要建立與完善衡量地方經濟發展與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科學方法與標準,應該通過立法、監督等手段對各級政府的權力進行適度限制,引導地方政府及官員樹立科學的政績觀,改變目前僅以GDP作為各級政府及官員考核指標的考核機制。
2.促進信息透明化,實施有效監督。信息透明化程度低,是目前制約政府政務公開的主要因素之一。出臺相關政策措施,促使公共信息、公共決策透明化。
目前中國區域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監督機制不健全。企業、居民、新聞媒體的監督渠道并不十分暢通;行業協會的半官方性質等均顯示出中國區域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監督機制尚不健全。要構建有效的監督機制,首先,要保證監督渠道的暢通;其次,信息的透明(包括政府決策信息、資源承受力評價等公共信息);再次,要積極引導、扶持,努力提高企業、居民、尤其是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非贏利組織的監督意識與監督能力。
3.適度開發。以“5?12”汶川大地震為代表的自然災害的發生引發的深層次啟示之一是政府、企業對各地的開發應適度,一定考慮到當地資源環境的承受力。要建立適度約束機制,對資源環境進行評級,明確其是否適合開發,并確定其適度開發的強度。建立完善的資源環境開發預警機制,限制不適當的開發活動的進行,規范資源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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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區域 經濟 社會 發展 城市群 中部崛起
科學發展觀是總書記站在時代的高度上在揭示過去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總結以往歷史經驗教訓,規劃未來科學發展道路的基礎上所提出的重要戰略思想,它主題鮮明、內涵豐富,強調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對于湖北這樣一個地處內陸、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中部省份來說,具有鮮明的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湖北作為中部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肩負著促進中部快速崛起的重大歷史使命,在新時期、新階段,保持湖北經濟平穩、健康、較快增長,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湖北全面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湖北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撐,對于湖北省各地區發揮自身優勢,形成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湖北區域發展的現狀,以及所面臨的問題
近幾年來,湖北經濟社會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社會各項事業欣欣向榮,特別是去年以來,以武漢為中心、周邊城市共同組成的大武漢城市圈申請成為國家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獲國務院正式批準后,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不僅大大加速了武漢城市圈內區域一體化進程,極大地促進了圈內各城市的經濟發展,而且對于湖北加快經濟建設、實現早日崛起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據有關部門統計,武漢城市圈占全省總面積的31.1%,圈內人口占湖北總人數的51.6%,城市圈2007年實現的GDP超過了全省的60%,其中僅武漢一地GDP就達到了3142億元,約占湖北的35%,而到2008年,武漢的GDP更是突破4000億元大關,一年之內GDP增長1000億,成績喜人。然而,我們也應看到,在武漢城市圈加快發展、加速騰飛的同時,鄂中、鄂西等城市由于歷史、地理、政策等原因,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城市發展遠遠落后,可以想象,隨著城市圈內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以武漢為中心的城市圈將繼續加速鄂東地區單極經濟快速發展,鄂中、鄂西大片地區可能被單極強勢經濟吸納、搶奪而不斷被弱化、邊緣化,形勢嚴峻。
湖北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僅極大地制約了湖北區域一體化統一大市場的形成,造成了嚴重的區際貿易壁壘和地方保護主義,更為重要的是,它可能影響到湖北加快經濟發展、早日實現中部崛起的重大戰略目標,因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區域協調發展問題,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03年,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強城鎮建設工作的決定》,首次提出,將宜昌和襄樊確定為我省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并提出了發展策略:宜昌和襄樊要充分發揮區位交通和周邊城鎮相對密集、人口與產業較為集中的優勢,優化和整合資源,做好大都市區發展規劃,實現區域內城鎮合理分工和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形成強有力的群體效應,更好地發揮其對省域西北部地區和西南部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與武漢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帶動全省城鎮整體發展。宜昌襄樊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確立改變了湖北以往“一特五大”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了“一主兩副”的經濟發展格局,從戰略布局上極大緩解了湖北區域發展不協調問題,隨著武漢整體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特別是在圈內資源整合速度不斷加快、區域一體化進程愈加明顯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好好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發揮宜昌襄樊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作用,讓他們能夠真正肩負起帶動和輻射周邊城市和地區的職責,進行跨行政區域的資源整合和輻射帶動,以防止廣大鄂中、鄂西南、鄂西北等城市在鄂東城市群快速發展的同時被迅速邊緣化,事實上,某些城市經濟雖有些發展,但邊緣化趨勢也已經凸顯。
二、對于解決湖北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政策建議
城市群戰略是現代社會保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效途徑。對于現階段,湖北區域經濟發展而言同樣具有現實的意義。城市群組合一般具有三個基本條件:即地理空間形態緊密、交通發達、經濟聯系密切,我們認為,湖北可以依此建立另兩個城市群,即以宜昌為中心、兼顧荊州、荊門和恩施的荊宜荊都市圈和以襄樊為中心、兼顧隨州、十堰和神農架襄隨城市圈,這樣的城市圈構想不僅涵蓋了省內所有的二級城市,防止了鄂西部分城市的邊緣化趨勢,更重要的是,它將有效的整合省內各種資源,消除地區貿易壁壘和地方保護主義,促進地區的優勢產業重組和結構升級,最終形成三個城市圈之間優勢互補、良性互動、 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1.荊宜荊城市圈:在地理位置上,除恩施以外,其余三地同處長江、漢江流域,域內形態多樣,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商品油生產基地。交通方面有漢宜高速、長荊鐵路、荊沙鐵路和正在修建的滬蓉高速和漢宜鐵路,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立體域內交通網,未來幾年中,隨著交通網的不斷完善,圈內各城市均可覆蓋在一小時交通網絡內,恩施到宜昌也只需兩小時,符合城市群引力半徑,同時,各地之間的產業互補性也非常明顯,宜昌以精細化工、生物醫藥、機械電子為特色,荊門以石油化工、醫藥為特色,荊州以機電、紡織、水產品加工業為特色,恩施則以煙草、旅游為特色,這些產業完全可以重新調配布局,實行資源優化配置,另外,由于地理位置比較接近,這幾個城市之間有相似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底蘊,而在觀念上、文化上和風俗上的趨同性也可以讓各城市之間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統一開放的區域大市場。就目前而言,都市圈內各城市之間的區域合作可以從阻力最小且各地均能獲利的旅游業下手,積極做好旅游這篇大文章。湖北省今年提出要建立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重點打造這一片旅游產業,四地可以此為契機,把三峽――三國文化統一規劃,打包推出,鄂西南各市均能從中獲利,如果多方共同努力,可望在不久的將來形成一個有巨大影響的的旅游目的地,使鄂西南豐富的旅游資源最大限度的發揮效益。隨著圈內優勢資源的重新整合,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將使四地之間的合作充滿著巨大的潛力。
2.襄隨城市圈:對于襄樊、隨州、十堰和神龍架而言,建立襄隨城市圈,整合資源,抱團發展同樣具有現實的意義,四地同處鄂西北地區,地理位置相鄰,除神龍架以外,襄樊距十堰和隨州的距離均在200公里以內,雖然與宜昌等圈內城市間距相比偏遠,但四地之間的交通非常發達,域內有襄渝鐵路、漢丹鐵路、襄荊高速、襄十高速、孝襄高速,以及正在規劃的十宜鐵路 ,這些立體交通網將四地串聯在一起,方便了各地之間的交流與聯系,在產業結構上,除了神龍架重點打造旅游而以外,其他三市均有一個相似點,即重點發展汽車工業,在省委省政府2005年制定的《湖北省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把襄樊建成重要的汽車生產基地和優質農產品生產加工基地,支持十堰建成全國重要的商用汽車生產基地,支持隨州加快發展專用車及汽車零部件和高新技術產業,三地之間可重點打造汽車工業,實行資源的優勢重組、產業分工和結構升級,對于三地而言,發展汽車工業,共同打造鄂西北的新車城,前景廣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襄隨城市圈屬鄂西北地區,與河南陜西兩省鄰近,特別是十堰、襄樊和隨州分別與河南的南陽、駐馬店和信陽毗鄰,區位地理優勢讓這種省際貿易和邊際貿易具備了可能性,事實上,各地之間的交往由來已久,襄隨城市圈的建立可以擺脫過去那種分兵作戰、力量過于分散的弱點,真正走向一條互利雙贏之路。
另外,倡導建立荊宜荊都市圈和襄隨城市圈,也是基于宜昌和襄樊雖是省域副中心,但其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對鄂中、鄂西地區缺乏輻射能力的現實的基礎上提出的。筆者認為,城市的首位度優勢能夠有效的整合圈內資源,協調相互關系,避免貿易摩擦和惡性競爭、強化中心城市的經濟實力與輻射能力,只有建成城市圈,形成城市圈中的首位城市,宜昌和襄樊的省域副中心地位才能真正確立,才能拉動周邊地區經濟增長,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對于保持湖北經濟社會較快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它是湖北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平穩、健康、較快增長的客觀要求,也是湖北構建中部崛起重要戰略支點的緊迫需要,我們相信,荊宜荊都市圈和襄隨城市圈的建立必將對緩解湖北經濟發展不平衡現狀、最終實現湖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關鍵詞]欠發達地區 城鎮化 轉型 舉措
[中圖分類號]F2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3)02-0068-03
城鎮化事關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廣大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需要抓住機遇,順應新形勢,走有自身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一、城鎮化發展的轉型
(一)地位與作用的轉變
城鎮化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從最初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與結果,轉向作為促進結構轉型、創造擴大需求、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和內容。
(二)動力基礎逐步多元化
理想的城鎮化模式必然是以產業發展為基礎,以就業崗位增加為前提,與農業發展相適應。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引起的產業和人口集聚,是推動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隨著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各區域立足自身資源條件探索差異化的城鎮化模式,充實豐富了城鎮化的動力基礎,工業化不再是城鎮化發展的唯一驅動力。近年來中西部地區還普遍出現了優質教育、醫療等資源向縣城集中的趨勢,帶動了縣城人口規模的擴大和縣域經濟的繁榮,這是在內生性消費需求動力下的城鎮化擴張和發展,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以工業化產生供給的驅動模式。內生性、文化性和基于各地差異性的要素,必定是帶動城鎮化的新興動力,也是最持久的動力來源。
(三)質量轉向
學術界有觀點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受此影響,自2002年以來的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周期中,一些地方政府推動城鎮化的積極性很高,問題表現在城鎮建設用地快速擴張,以“圈地”形式造成農民“被城鎮化”,目前這種片面追求速度忽略城鎮化質量的發展思路已逐步開始轉變,各地不再以單一的人口城鎮化率作為衡量城鎮化水平的唯一標準,而是按照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要求與內涵,從經濟績效、社會發展、生態環境、居民生活、空間集約、統籌城鄉等指標,綜合評價城鎮化發展水平,在保證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前提下,加快推進城鎮化速度。
(四)突出城市群
城鎮化道路究竟是優先發展大城市還是優先發展中小城市(鎮)更符合中國國情,目前仍存在爭議。不同規模城市在城鎮化進程中的角色與作用不盡相同,產生的復合效應也有所區別。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以城市群(圈)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既是順應了城市化的發展趨勢,實際上也是否定了大、中、小城市在城鎮化進程中的對立性,調和了不同觀點的爭議。因為城市群(圈)本身是由不同等級規模的城市體系構成,以城市群(圈)為主體形態,要求不同等級規模的城市在城市群的框架規劃下各司其職,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有分工有協作,在推進一體化融合過程中實現城鎮化的最大效益。因此,“十二五”時期推進城鎮化,必然要依托城市群(圈)為地域組織形式,提高空間組織效益。
(五)生態文明成為共識
城市是一個復雜的自然和社會生態系統,城市可持續發展要適應生態環境的多樣性,適應其資源潛力和社區需要。隨著對全球氣候的關注和發展低碳經濟形成共識,城鎮化演進中人們越來越關注生態環境的保護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城市型產業代替傳統的資源消耗型產業,清潔生產和循環生產等新的生產方式開始出現,許多老城市日益朝清潔型、生態型和適宜居住型方向轉化。生態環境優美幾乎是所有國際性大都市的共同特征,也是現代城市社區共同追求的目標之一。建設生態文明,要求以生態文明的理念引領城鎮化進程,即通過綠色建筑、綠色交通、綠色基礎設施、綠色小區、綠色產業等來共同構建新型城市,實現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
(六)空間格局落實主體功能區
“十一五”規劃針對我國區域空間開發秩序失衡、國土利用效率低下的情況,提出了主體功能區的規劃理念,即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未來發展潛力,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域,按照主體功能定位調整完善區域政策和績效評價,規范空間開發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間開發結構。“十二五”規劃仍然延續主體功能區劃的理念,更為具體地按三種類型區域來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即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可見,隨著主體功能區規劃付諸實施,必然改變以往各區域不顧資源條件和實際可能,盲目追求工業化、城鎮化的現象,根據各區域在更大范圍內承擔的職能來選擇發展方向。推進城鎮化過程需要立足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來適度集聚產業和人口,形成差異有序的城鎮化格局。
二、欠發達地區的應對舉措
城鎮化作為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與依托,其進程和質量直接決定了該區域全面建成小康目標的實現。因此,城鎮化進程中的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協調、城鎮化速度與質量匹配,必然要求欠發達地區順應城鎮化發展的趨勢,自覺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在轉型與提升中實現城鎮化的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重視規劃的引導作用
增強規劃的前瞻性、科學性和權威性,發揮好規劃的指導、引領和調控作用。推進城鎮化必須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的空間指導和調控功能,做深做細城鎮建設、土地利用和交通發展等規劃,形成總體規劃、重點規劃、專業規劃等各類規劃定位清晰、功能互補、銜接有序的統一的科學規劃體系。編制片區和跨區域的城鎮體系規劃,指導城鎮合理布局,協調發展。按照中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縣級市、縣城和重點建制鎮等層次,科學規劃城鎮發展方向,突出重點,分類指導,梯次推進。
(二)培育城市群作為主體形態
以城市圈(群)作為城鎮化的主體形態,通過城市圈(群)的內部協作與整合,放大集聚產業與人口的規模效應。欠發達地區城鎮體系發育滯后,面臨做大城鎮規模與培育城鎮專業化職能的雙重任務,這就更需要通過科學的規劃安排和必要的行政調控,依托區位、資源和產業優勢,推進城市圈(群)的融合步伐與一體化進程,放大城市圈(群)的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實現設施共建、資源共享、環境共保、經濟共榮、社會共進,提高城鎮的綜合承載能力。
(三)強化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驅動
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背景下,要素集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趨勢日益明顯,欠發達地區在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基礎上,需要實施高端高質高效產業戰略,發展高技術、高效益、低消耗、低排放的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實現產業集群、人口集中、發展集約、服務集成,推動城鎮化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鑒于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與區情,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作為創新的主要戰略,逐步提高集成創新、原始創新的比重,促進傳統制造業的升級和生產業的壯大,以產業優勢和資源稟賦為依托,以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為支撐,有效引導創新要素、創新技術向新興產業集聚,加大運用新技術、新成果、新工藝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力度,著力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的專業化、標準化和規模化,走低碳、綠色、可持續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四)壯大縣城及村鎮多極節點
縣域是城鄉統籌的重要載體和城鎮化的重要陣地,發達地區城鎮化的水平質量與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度相關,而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實力整體偏弱,且就地城鎮化帶動能力不明顯。因此,順應發展規律與形勢,欠發達地區需要加快發展縣域中心城市和重點中心鎮,使之成為聚集產業的“結”、吸引農民的“點”、縣域經濟發展的“極”。應當加大縣域突破的力度,按照賦權、放開、搞活的思路,給予縣域中心城市發展最大可能的支持,促進二三產業向縣域中心城市集聚發展,培育壯大特色優勢產業,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通過擴容提質,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區域政治經濟;問題研究
1.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經濟政治特征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的統一。經濟結構的特點反映了經濟發展方式的特征。關于國家的經濟結構合理問題應考慮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和國內國外因素等。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中,由此形成區域經濟結構中重化產業的較高比重,目前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水平還跟不上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經濟結構中產業結構的不平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承載力與支撐力的經濟政治綜合內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除了經濟發展方式由從前的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以外,其內涵還包括政治體制和管理體制的轉變。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從努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應當綜合分析如何協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以及轉變經濟結構的發展方式下的企業行為、市場行為以及政府行為,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場經濟機制來達到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與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2.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下加快區域經濟政治發展的有效措施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下加快區域經濟政治發展,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必須通過堅定不移深化改革來推動。應將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區域經濟政治發展擺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
積極加強宏觀調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加快區域經濟政治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要進一步增強宏觀調控的預見性和針對性,積極運用各種規劃計劃、金融、財稅政策等經濟和法律手段實施調控,更大程度地積極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區域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要進一步擴大區域的消費需求。應進一步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斷增強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要進一步出臺和完善促進區域消費的政策和有力措施,積極培育和構建區域的消費熱點,不斷推動區域消費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同時,要積極加強區域基礎設施建設,以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區域經濟政治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
要進一步加大區域的各項投資規模,同時注重規模的合理化,不斷優化各項投資結構。當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的過程中,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一步優化區域投資結構,同時,政府應繼續加大對我國“三農”的投資力度,積極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向公共事業等民生事業傾斜,不斷促進區域經濟政治的發展。同時,積極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帶動作用,進一步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
深化體制改革,建立科學的政績考核體系,為加快區域經濟政治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要進一步加強和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抓好政府體制改革,逐漸使得政府從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應切實履行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以及公共服務四大職能。地方各級政府應積極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采取有效措施減少和進一步規范政府行政審批。
應建立健全全面的政府評價體系和績效體系。當前,考核政府和政府官員政績不僅僅唯GDP是從,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背景下,除了看GDP之外,還要考察教育和文化發展水平、社會保障程度、社會失業率、人均收人水平、法制環境、市場秩序、治安狀況、資源利用效率、環境和生態保護、科技創新成果、醫療衛生狀況以及誠信程度。總之,要在現今和今后一段時間內逐步形成有助于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評價考核體系。
加強統籌協調,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下加快區域經濟政治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要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下城鄉區域均衡發展。政府應進一步統籌和推進我國區域城鎮化和工業化,不斷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完善公共設施建設。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推進新農村建設,采取有力措施積極落實各項惠農政策,進一步通過財政、稅收等政策手段加大對“三農”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進一步改善農村的各項生產生活條件,不斷夯實和鞏固“三農”的基礎。
要增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下區域的平衡發展。政府應采取有力措施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的總體發展戰略,進一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北地區的傾斜力度,不斷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實施好差別性區域政策,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下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要加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下區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政府應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障措施,積極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建設。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支持力度,大力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積極促進公共事業的不斷發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下的區域經濟政治發展是事關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事關我國經濟政治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戰略問題,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下的區域經濟政治發展,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加快區域經濟發展,不斷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然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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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SWOT分析;保稅港區;發展戰略
【中圖分類號】F7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2-736X(2012)03-0067-04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功能單一的保稅區無法滿足中國更好地參與全球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需要。因此,2005年,保稅港區應運而生,成為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帶動區域發展的試驗基地。作為中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重要創新,保稅港區將成為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重要溝通橋梁和紐帶。對中國保稅港區進行SWOT分析,有利于發揮優勢,把握機遇,彌補不足,應對挑戰,制定出適合中國保稅港區發展的策略,促進保稅港區又好又快發展。
一、我國保稅港區概述
自2005年6月以來,國務院先后批復設立上海洋山、天津東疆、大連大窯灣等14家保稅港區。國內首個保稅港區――上海洋山保稅港區封關運作以來,港口區域短時期內就進入比較成熟的運作階段,國際航線逐漸匯聚,集裝箱吞吐規模不斷擴大,保稅港區的優勢逐漸體現出來,全國各地掀起了申辦保稅港區的熱潮,一些原有的依托港口的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也紛紛申請向保稅港區轉型靠攏。
2006年8月31日,國務院批復成立了天津東疆保稅港區和大連大窯灣保稅港區。2007年9月24日,國務院批準設立了海南洋浦保稅港區,填補了西南保稅港區的空白。2006年設立的蘇州工業園綜合保稅區也按照保稅港區政策執行,形成了全國保稅港區“4+1”的格局。至此,保稅港區已成功起步并開始進入全面發展階段。2008年,國務院先后批復成立了8家保稅港區,我國保稅港區進入了快速擴張和發展階段。2009年至今,國務院又批復設立了煙臺保稅港區和福州保稅港區。至此,保稅港區的全國布局逐漸成型。中國保稅港區的區位結構布局如圖-1所示。
14個保稅港區中僅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是內陸沿江保稅港區,其他均屬于沿海保稅港區。各保稅港區的面積從3.71平方公里到10平方公里不等,其中天津東疆保稅港區規劃面積10平方公里,是目前我國面積最大的保稅港區。規劃面積為7平方公里以上的保稅港區有11個,占總數的78.6%。保稅港區整合了原來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出口加工區等多種外向型功能區,具體功能包括倉儲物流,對外貿易,國際采購,分銷和配送,國際中轉,檢測和售后服務維修,商品展示,研發、加工、制造,港口作業等功能。目前,部分保稅港區已經完全進入了封關運作階段,封關之后運作逐漸成熟,集裝箱吞吐規模逐漸擴大,國際航線不斷匯聚。以上海洋山保稅港區為例,2007-2011年集裝箱吞吐量分別達到600萬標準箱、1010.77萬標準箱、1309.86萬標準箱,平均每年增長17%。2007年和2011年,洋山保稅港區靠泊船舶分別為566艘次、1130艘次,其中完成干線集裝箱船舶裝卸分別為168艘次和365艘次。
二、我國保稅港區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又稱為態勢分析法,它是由舊金山大學管理學教授韋里克于1980年代初提出來的,是一種較客觀而準確地分析和研究對象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的方法。其中,SWOT分別代表:Strengths(優勢)、Weaknesses(劣勢)、Opportunities(機遇)、ThreNs(挑戰)。對保稅港區所面臨的環境狀況采用SWOT分析,能夠全面準確地把握我國保稅港區的發展狀況及存在的機遇和挑戰,為制定保稅港區的發展戰略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
(一)我國保稅港區的優勢分析
1.政策疊加優勢。保稅港區是中國目前開放層次最高、政策最優惠的特殊監管區域,疊加了各類特殊監管區域的優惠政策,享有稅收優惠政策、免證政策、加工貿易政策和寬松的外匯政策等。
2.功能整合優勢。保稅港區具有口岸、加工、物流三大功能,整合了各類特殊監管區域的功能,有效克服和彌補了功能相對分割獨立所出現的無序、缺位和管理運作難度大等問題。
3.顯著的區位優勢。保稅港區設立在國家對外開放的口岸港區,大多數位于沿海或是沿河地區。依托發達的城市經濟和通過完善的交通設施與廣闊的經濟腹地相連,具有建設港口的優越條件。
(二)保稅港區的劣勢分析
1.偏離國際主航線,國際中轉處于劣勢:我國保稅港區并不處在美洲航線和歐亞航線的主航道上,國際中轉的區位優勢明顯不如鄰近的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國的自由港。
2.保稅港區的法律定位仍不明確。保稅港區的監管涉及海關、外匯、檢驗檢疫、稅務和工商等部門,各監管部門對于保稅港區定位和地位的認知存在不小的分歧,各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性不夠,迫切需要在國家立法層面給予統一定位。
3.發展起步較晚,產業結構相對單一。保稅港區雖然都具有口岸、加工和物流三大功能,但從保稅港區的實際運作來看,物流功能發展較快,出口加工和稅收等政策的持續調整,導致出口加工和貿易等發展相對滯后,產業結構相對單一。
(三)保稅港區的機遇分析
1.傳統海關監管模式有待突破轉型。傳統海關監管區存在功能區分割獨立、監管手續過于繁瑣以及多頭管理等問題,導致其監管成本增加和急需轉型升級。保稅港區正是在傳統海關監管區基礎上的創新。
2.政府的大力支持。保稅港區的設立和發展不僅是海關監管制度的重要創新,得到了檢驗檢疫部門、外匯管理部門等部門的相關優惠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積極支持保稅港區的建設,出臺了各項保障措施,為保稅港區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發展機遇。
(四)保稅港區的挑戰分析
1.來自周邊發展較完善的自由貿易港的競爭。我國保稅港區主要處于大陸的終端港口,屬于加工型港口。但目前中轉型與加工型的港口往往結合在一起,成為綜合型自由港。鄰近的香港和新加坡港等都是著名的自由港城,與我國保稅港區存在較大競爭。
2.降低關稅和零關稅的沖擊。中國加入WTO之后,關稅平均水平逐年降低。特別是從2010年起,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絕大多數貨物實行零關稅,只有10%的貨物可以收取保護性關稅,而保稅港區本身就享受保稅、退稅、免稅的稅收優惠政策。因此,加入WTO和自貿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稅港區的政策優勢和弱化了保稅港區的功能,保稅業務將受到零關稅或低關稅沖擊的影響。
三、我國保稅港區的SWOT組合矩陣
構建保稅港區的SWOT組合矩陣,如表-1所示。表-1橫向為機會(O)、挑戰(T),列向為優勢(s)、劣勢(w),表中矩陣部分為組合策略。
四、我國保稅港區的發展戰略
(一)保稅港區的發展戰略目標
保稅港區的建立與運營必將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但我國現有保稅港區業務模式、管理體制建設尚未完全成熟,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時期,保稅港區的建設需要進一步向著更高的目標前進。
目前來看,我國保稅港區的發展目標主要有國際航運中心、自由貿易區、離岸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等。每個保稅港區可根據自身區位特點、腹地情況和政策優勢等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目標。目前,我國保稅港區的發展戰略目標如表-2所示。
(二)保稅港區的國際航運中心戰略
國際航運中心是一個功能性的綜合概念,是融發達的航運市場、豐沛的物流、眾多的航線航班于一體,一般以國際貿易、金融、經濟中心為依托的國際航運樞紐。世界主要國際航運中心城市有倫敦、紐約、鹿特丹、新加坡、香港等。
我國自由港區的建設還處在探索階段,各方面的服務配套設施還不夠完善。我國港口集裝箱國際中轉比例普遍較小。但在港口位置、腹地依托方面,我國保稅港區擁有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條件,建成國際航運中心是我國保稅港區發展的必然選擇。
我國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有廣闊的經濟腹地作支撐,位于三大經濟圈的保稅港區如天津東疆保稅港區、上海洋山保稅港區、廣州南沙保稅港區可以逐步向以腹地貨物集散服務為主的國際航運中心轉型。而且,上海洋山保稅港區、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廈門海滄保稅港區等,接近國際航道,具有天然深水港,可以大力發展國際中轉業務,向著以中轉為主的國際貿易目標前進。其他保稅港區可首先形成區域性航運中心,再逐步向國際航運中心目標接近。如大連大窯灣保稅港區、青島前灣保稅港區可首先建成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海南洋浦保稅港區和廣西欽州保稅港區可依托北部灣優勢,建成面向東盟的區域性航運中心。
(三)保稅港區的自由貿易港戰略
真正自由貿易港(又稱自由港)是指設在國家與地區境內、海關管理關卡之外的,允許境外貨物、資金自由進出的港口區。對進出港區的全部或大部分貨物免征關稅,并且準許在自由港內開展貨物自由儲存、展覽、拆散、改裝、重新包裝、整理、加工和制造等業務活動。目前世界集裝箱港口中轉量排名第一的新加坡港、第二位的中國香港,均實施自由港政策,吸引大量集裝箱前去中轉,奠定了其世界集裝箱中心樞紐的地位。
與香港、新加坡等自由港比較,我國現有的保稅港區還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現在自由度、開放度較低;管理制度不成熟;配套設施不完善等方面。我國的保稅港區除在貨物進出口及其區內加工、貿易上實現了同樣的保稅外,在其他功能上還有著較大的區別,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港。我國保稅港區演變為自由港要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獲得國家層面自由港改革探索政策,條件成熟時,進行建立自由貿易港區的改革探索。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借鑒國際自由港政策,拓展保稅港區功能,不斷完善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內涵,更好地發揮保稅港區功能,為保稅港區向自由港的過渡做好準備。
自由貿易港的建成需要我國保稅港區持續不斷地提升自身硬件條件與服務水平,加強與國際港口、物流企業的合作。在建設自由港的道路上,我國有些保稅港區可利用自身條件,首先建成在一定區域實內現的自由貿易區,再向自由港的形式過渡。
(四)保稅港區的離岸金融中心戰略
離岸金融中心是指設在某國境內但與該國金融制度沒有聯系,且不受該國金融法規管制的金融機構所進行的資金融通活動的離岸金融市場集中的地區。保稅港區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金融支持環境。
國際實踐證明,離岸金融市場對于國內金融深化,促進外資利用,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有著巨大的作用。發展離岸金融功能也是保稅港區向著自由港的方向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國的保稅港區可以開展倉儲物流,對外貿易,國際采購,分銷和配送,國際中轉,檢測和售后服務維修,商品展示,研發、加工、制造,港口作業等功能。這些功能的良好運行都離不開良好的金融環境支持。離岸金融業務的開展能夠給保稅港區各項業務的交易結算帶來方便。
(五)保稅港區的毗鄰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保稅港區的“毗鄰區域”指的是與保稅港區相鄰的臨港產業園區、物流園區、出口加工區、技術開發區、綜合配套服務區等相鄰區域等港口發展支撐地帶。港口的發展離不開其所處的毗鄰區域的經濟、物流、人才支持,毗鄰區域的經濟發展也與港口的繁榮與否息息相關。
“協調”的含義是“和諧一致、配合得當”。對于保稅港區與其毗鄰區域來說,保稅港區毗鄰區域協調發展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保稅港區的發展與其毗鄰區域的發展保持協調同步,二者發展程度相互一致,發展階段處于相同的層次;二是保稅港區的發展與毗鄰區域發展相互配合,毗鄰區域的經濟發展帶動港口的發展,港口的繁榮又為毗鄰區域的經濟發展提供動力支持。
1.毗鄰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意義。回顧國內外保稅港區的發展歷程,保稅港區在獲得自身高速增長的同時,承擔著帶動毗鄰區域和腹地經濟發展職能,其制度外溢效果明顯。保稅港區的發展,無論在區域、功能、產業方面,都不是單一的,而是與毗鄰區域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兩者在政策、規劃、信息、運營、監管、人才等方面互動作用日趨顯著,帶動了以保稅港區為核心的周邊區域經濟的發展。保稅港區要實現發展目標,必須有效地處理保稅港區與毗鄰區域的關系,建立起與毗鄰區域間的互動機制,運用和完善政策條件,創新管理機制和技術手段,打破行政體制的限制,促進保稅港區與毗鄰區域的溝通和融合,實現產業互動、功能互動、規劃互動、信息互動、運營互動、監管互動,推動兩者向互通共榮方向發展。
2.毗鄰區域協調戰略的實現途徑。國內保稅港區的發展經驗表明,與毗鄰區域互動,應主動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1)功能關系。保稅港區不能完成的功能需要由毗鄰區域協調解決。(2)產業關系。保稅港區區內產業發展要對毗鄰區域產業具有擴散和帶動效應;毗鄰區域產業發展也要盡可能鏈接保稅港區內國際物流業。(3)區域關系。毗鄰區域要做好保稅港區擴區的規劃和準備。(4)機制關系。建立保稅港區與毗鄰區域內協調管理與發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