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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淬火;含碳量;開裂;合格率
2013年第二季度我廠生產了一定批量的40Mn調質板,其中有一定部分的鋼板在淬火處理時發生嚴重“開裂”,既影響產品質量和合格率,又影響合同執行率(完好和開裂板的宏觀形貌分別見圖1、圖2)。為了對影響40Mn開裂的原因進行分析及工藝優化探討,收集了3月份現場實際生產數據301批,其中,淬火后“完好”的樣本276塊,“開裂”的25塊,“完好”合格率91.69%。
圖1 淬火完好鋼板 圖2淬火開裂鋼板
1 影響40Mn淬火開裂因素分析
1.1 單因素的相關分析
不考慮因素間的交互作用,對各單因素與完好合格率進行相關分析。
1.1.1 鋼板厚度對完好合格率的影響
生產鋼板厚度為10.5、11.5和12.5mm三種,統計數據見表1。
據此,做出厚度與完好合格率的相關關系圖,見圖3。
圖3 厚度與完好合格率關系
由圖表可見,鋼板淬火后的完好合格率與鋼板厚度正相關,即在統計范圍內,鋼板完好合格率隨厚度的增加而提高。
1.1.2 鋼板的碳含量與淬火完好合格率的關系
統計樣本鋼板中的碳含量(C%)共分為0.41、0.42、0.43和0.44 四擋,每一擋碳含量對應的完好合格率見表2。
據此,做出碳含量與淬火完好合格率的相關關系圖,見圖4。
圖4 含碳量與完好合格率的關系
由圖表可見,鋼板淬火完好合格率與鋼板碳含量成反比,即隨著碳含量的增加,淬火后完好合格率降低。當碳含量為0.41時,鋼板淬火后沒有開裂發生。
1.1.3 淬火總水流密度與完好合格率的關系
淬火時使用的總水流密度有265.6(水量調整前)和214.7(水量調整后)兩種,與淬火完好合格率的關系見表3。
據此,做總水流密度與完好合格率相關圖見圖5。
由圖表可知,淬火完好合格率與總水流密度負相關,在統計樣本范圍內,鋼板完好合格率與總水流密度成反比,即隨總水流密度的增加而降低。但是總水流密度的減小必須滿足鋼板調質性能指標的要求和其他相關條件的約束。
圖 5 水流密度與完好合格率的關系
1.1.4 總水流密度與完好合格率關系的χ2分析
χ2分析是用于檢驗兩種或多種不同定性變量是否有顯著性差異的一種統計方法。本例運用χ2的四格表進行統計假設檢驗,統計結果見表4。
(1)建立檢驗假設
H0:兩種不同總水流密度的完好合格率相等,π1=π2=pc
H1:兩種不同總水流密度的完好合格率不等,π1≠π2;
(2)計算理論頻數: TRC=nRnC/n
(3)計算χ2統計量
計算自由度ν=(2-1)(2-1)=1
(4)確定概率p值,估計結果:
由于χ2>χ2(0.05,1)=3.84,按α=0.05的檢驗水平,拒接H0,即不同總水流密度對淬火后的完好合格率有顯著性的差別,因此在保證性能指標的前提下可盡量降低總水流密度。
1.2 雙因素的分層分析
1.2.1 厚度與碳含量的交互影響分析
厚度與碳含量對完好合格率的交互影響見表5。
從表3的分層分析可以看出,碳含量0.44、厚度為10.5的鋼板交互作用最為顯著,“開裂”率為60%(總計開裂子板25塊);其次是碳含量0.43、厚度為10.5的樣本,占28%;而厚度12.5、碳含量為0.41的樣本均未發生開裂。
1.2.2 厚度與水流密度的交互作用
厚度與水流密度的交互作用分層分析見表6。
厚度為10.5、水流密度為214.7開裂14塊,占56%;厚度為10.5、水流密度為265.6的開裂10塊,占40%。
1.2.3 碳含量與水流密度的交互影響
碳含量與水流密度的交互影響見表7。
碳含量0.44、水流密度214.7的組合產生開裂的概率最大,占44%;碳含量0.43、水流密度265.6的組合其次,占24%。
綜上所述,碳含量0.44、厚度10.5是高危組合,淬火開裂的概率最大,兩種水流密度與厚度10.5的組合產生開裂的概率其次,但214.7、265.6兩種水流密度影響的差異性不太顯著。各種高危組合均在表中用放大黑體字標示。
2 工藝途徑的優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含碳量越高,厚度越薄,鋼板淬火完好率越低,即淬火開裂傾向越大,尤其是
碳含量為0.44%,厚度規格為10.5mm的組合,開裂概率最大。遂對工藝進行如下的優化:
(1)將鋼中的碳含量內控標準規定在標準要求的中下限,即0.39%~0.41%之間;
(2)對軋制厚度規格較薄的鋼,選擇坯料時,優先選擇含碳量較低的坯子。
對工藝途徑進行優化后,統計鋼板淬火完好率,為達到了99.84%,比優化前提高了8.15%,淬火完好率具有顯著的提高。
過去我們常說,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有計劃,按比例”。聽起來合理,可我們要的是什么樣的計劃?如何判斷兩個不同的計劃哪個好哪個壞?“按比例”也有同樣的問題,我們要什么樣的比例?如何判斷比例的對錯?這一切都是沒有答案的。可它欺騙了大多數人,以為“有計劃,按比例”是對的。市場經濟有盲目性,既無計劃,又無比例,好像還是計劃經濟好。可是,從來沒有人問一聲:什么樣的計劃是正確的?什么樣的比例是正確的?計劃經濟的欺騙性就在此。
憑感覺能不能判斷計劃或比例的優劣?不能說完全不能。當結構扭曲時,會感到經濟發展處處碰壁、增長率受限等。但個人感覺總歸是主觀各不相同,誰的感覺更正確是沒有答案的。而且感覺也回答不了正確的結構應該如何的問題。所以,調結構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正確的結構?然后才能談如何實現這樣的結構。
按照經濟學原理,市場能夠最優地配置資源,正確的結構是由市場決定的。換句話講,結構之所以出問題,就是因為有市場之外的力量,干預了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所以,調整經濟結構使其合理化,方法很簡單,將不必要的干預力量取消。這一回答不但說清楚了什么樣的結構是合理的,也指明了調整結構的方法是恢復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功能。
市場之外的力量有多種表現,如經濟補貼、額外收費、管制價格、禁止進入、不公平競爭等。嚴格講,公有制企業有干預市場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可能不是以營利為目的,夾雜著政治目的。當然,政治目的未必都錯。比如為了收入分配的平等而干預市場,雖然降低了資源利用的效率,但實現了別的社會目標。為了別的目標而干預市場,盡管有其道理,但必須十分慎重。例如,為了減少貧困家庭用電的負擔,對電費補貼,就是錯誤的。因為富人用電超過窮人,補貼的電費更多是被富人享受了。
各種對市場干預,最后都表現為價格扭曲。而且價格又是企業配置資源的關鍵信號。所以,調整結構的關鍵是調整價格,讓價格回歸原位。反過來講,如果空喊調結構,不讓價格回歸原位,怎么喊都是空的。下面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關鍵字:國有企業;運作;市場化問題
眾所周知,無論是哪個發到國家,都存在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為了協調好國有企業市場和市場經濟的關系,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性的難題。再加上我國國有企業具有特殊性,不僅數量眾多,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主要基礎或者載體,所以筆者認為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體制,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是最大的。
一、政企分家問題
在我國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中,以前是按照權利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進行,這也是計劃經濟的要求設置,這種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國有企業管理機構和政府機關管理機構合二為一。在這個時期,政府有權利管理企業,所以國有企業的整個管理體制組織代替了經濟組織,企業家淪為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所以這個時期的企業不能全面開展,并且不具有獨立性,也沒有嚴格的經濟計算制度。簡而言之,就是沒有必須的經濟管理權限,也不用承擔相應的責任,企業運營的優劣,結果都是一樣,處于同一階段的企業員工沒有直接的厲害關系。
當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改革之后,重新定義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將所有權和經營權區分開來。通過這種改革,國家依然具有所有權,企業也重新擁有經營權,重新處理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之后,幫助企業擺脫了國家行政機關的束縛和干預,成為一個獨立的、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實際意義。
但是政企分家的倡議,提出了十幾年,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從實質上說,這種行政管理體制與市場經濟相關要求相悖,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的理論。與此同時,我國的投資資本和決策權,依然處于行政機構的手中,企業想要得到發展就必須依托行政部門,如果實行政企分家,斷了企業的權利來源,那么企業想要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要實行政企分家,就應當進行政資分家,不然政企分家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二、國有企業負擔問題
企業負擔也可以看成是企業內外部在超過其自身承受能力的范圍外的各種經濟壓力,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種類企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以我國國有企業目前的形式來看,主要包括了以下幾點內容:
(一)退休金負擔
退休職工處于在職狀態時,為我國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處于退休狀態后,國家應該發放相應的退休金。以前是將退休金上繳國家財政,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戰略決策上的錯誤,浪費了大量的資金,使得國家無力償還這筆基金。現階段,雖然職工的退休基金留歸企業,但是許多國有企業存在大量虧損,對于這種經濟效益不好的企業,同樣也無法發放這筆基金,也就是說國家將財政壓力轉交給了企業。而且越是老牌企業,退休職工的數量就越多,在筆者的調查中發現,有些企業的退休人員數量甚至超越了在職人員數量,這就加劇了企業的負擔。
(二)冗員負擔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人口基數過大,所以就業人數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中,其中熟練勞動力較少,新人較多。我國國有企業之所以會受到人們的喜愛,就是因為是“鐵飯碗”,這個優越性是民營、外企、合資企業所不能達到的,當然就會成為人們擇業的第一選擇。再加上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相對落后,國有企業用工沒有自主選擇權,不能按照本企業的需求來選擇人才,可以說我國國企的人員是只進不出,越來越多,就成為了企業的負擔。
三、分配原則問題
在現階段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應當實行市場化分配體制,也就是將市場化收入分配機制和市場化資源分配機制相結合。但是目前,國有企業分配原則問題是國有企業制度改革的重要問題,它不僅關系到了國有企業與國家、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內部協調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難點問題。出現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是存在勞動收益權,不存在資產收益權,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大部分收益歸國家所有,企業得到剩下收益中的一般,個人只能得到最少的一部分,無論是管理層還是一線員工對于工作的積極性都被限制了。
在改革之后,就應當促使國有企業員工既擁有勞動收益權也擁有部分國家資產分配權,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員工工作的熱情,促使國有資產保值或者升值,也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安定。
四、內部組織結構問題
對于企業內部組織關系來說,組成部門有三大力量,包括了經營系統、思想政治工作系統和企業工人。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國有企業現代生產的主要特點就是具備了復雜的技術裝備,對生產過程涉及的機械化水平要求較高。隨著國有經濟的機械化水平和自動化水平不斷增強,科學管理水平也需要提高,但是現階段,我國國有企業完全達不到這個要求。許多管理層的管理水平較低,管理方式較為單一,在生產過程中不能進行統一指揮,在發生生產問題時不能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各個部門相對獨立,不能相互配合。
五、產權問題
將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之后,為處理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創造了較好的契機,它強化了企業的利益關系,擺脫了國家的束縛和干預。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發現,僅僅依靠這兩種分權,依舊不能處理好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這主要是因為兩權分離沒有真正觸及到國家與國企之間的財政關系,經營者可以自負盈,但是不能自負虧。再加上兩權分離后,企業并沒有得到處置資產的權利,所以還不能成為真正市場的主體。
參考文獻:
[1]陳工孟.國有企業改革與現代企業市場化問題[J].經濟科學,1998,03:15-21.
[2]李怡群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課題組 李保民(組長).建立國有企業市場化用人機制[N].首都建設報,2009-06-26005.
關鍵詞: 收入分配公平 社會主義經濟 福利 政府效能 市場機制 共同富裕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普遍掀起了一場政府改革運動。政府再造、政府管理創新成為一段時期內各國政界、學界乃至社會各界所津津樂道的熱門話題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政府管理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和任務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些為政府管理創新提供了廣泛的實踐和理論背景,然而我國的政府管理創新并非一帆風順,在管理創新的重點、方向、步驟和目標的選擇上,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與分歧。因此,對政府管理創新的價值取向進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政府管理創新的基本價值取向
政府管理創新是指由于行政環境、行政任務的變化引起的行政職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風、政府政策法規、行政體制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新變化。從總體和一般的角度來考察,政治、經濟體系的運行邏輯是,經濟上的每一次相對重大的變化都可能改變政治運行狀態乃至改變政治運行規則,而政治上的這種良性回應也推動著經濟的發展和進步。黨的以來,隨著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與時俱進”不斷調整和改革,中國政府管理經濟的模式在經歷了政府控制經濟(計劃經濟)、政府主導經濟(雙軌制)的歷史階段之后,轉變為政府推動經濟(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確立到完善在探索中朝著成熟的目標不斷邁進。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決定了政府管理必須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的管制運行狀態中解脫出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對接,建立服務市場主體的“親市場”的現代政府。而市場經濟本身也給政府管理創新提供了壓力和啟發。其實,縱觀當前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政府改革,莫不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回應,同時也無不廣泛借鑒了市場經濟的諸多原則和方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的政府管理創新同樣是以市場經濟的深入為邏輯起點的。
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政府管理創新的基本價值選擇。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建立市場制度,而政府管理創新是建立市場制度的關鍵從管理創新的總體趨勢來看、削弱管理職能,加強服務職能是一個大方向和總體目標政府管理創新在于:首先,保證市場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但是,市場機制不能自發產生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也不能自發地堅持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和走共同富裕之路。因此,政府必須高度重視在市場經濟中如何保證社會主義方向,這也是社會主義政府管理創新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其次,促進社會公平分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由于市場的作用和人們對利潤的瘋狂追逐,必然引起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平只有通過政府的調控作用才能維護勞動者正當的勞動收入,規范不正當經營或過高的利潤收入,從而促進收入分配公平化。最后,加強宏觀調控。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不可避免地引起經濟波動,出現周期性的衰退或高漲,甚至產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實現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國家職能一項繁重的任務,在穩定經濟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通過建立有效的制度,引導資源配置,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可以實現經濟結構的平衡和穩定金融秩序,減少資本市場過度投機,減少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因素,克服經濟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確定性。
重新界定政府職能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是政府管理創新的重要內容。由于市場失靈和市場有效之間,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并非截然對立,并且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公、私之間的界限可能會發生變化,這就增加了界定政府職能的難度。由于我國國情的特殊性,我國政府必須把市場經濟國家經過幾百年建立和不斷發展完善、政府分階段完成的各種職能集中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就決定了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轉變的特殊性和艱巨性。這種特殊性和艱巨性要求政府一并執行和實現多重職能:(1)創造有效率的良好市場環境;(2)為市場提供必要的規則和制度框架,維護市場競爭性和規則性;(3)駕馭市場化進程,糾正市場失靈和彌補市場缺陷,著力培育市場,完善市場經濟體制:(4)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加強宏觀調控,適度干預經濟;(5)解決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大量問題,尤其是清除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留下的弊端;(6)解決轉軌國家普遍面臨的轉軌性衰退問題,并促進宏觀經濟的增長與穩定;(7)完成十分艱巨的經濟結構改造和產業結構調整任務等。
二、提高政府效能,鍵諾社會進步和協調發展是赫管理創新的核心價值
關鍵詞:企業;存貨管理;資金周轉;市場風險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01
一、引言
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市場經濟的大浪淘沙,必然會淘汰一批批落后的企業。其實在這些事件的背后,都隱藏著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企業的資金鏈沒有跟上。試想,通常企業的存貨率在總資產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存貨部分沒有利用好,企業資金的運轉當然會步履維艱。當前我國企業在存貨的管理上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對存貨的利用率也比較低,第三方物流的介入比較困難,市場風險評估遠遠不夠,這些都影響著企業資本的順利流通和企業的持續性發展。
二、存貨管理的現狀及問題
(一)存貨管理不完善。目前,不少企業在管理存貨制度上存在著嚴重的不足。企業管理制度不完善,責任歸屬不明確,營私舞弊現象時有發生。企業內部控制體系的完善可以及時糾正存貨記賬中人為的錯誤。同時,存貨的核算和計價也不夠準確。由于企業的存貨品種繁多、數量很大,在記賬中通常采用的是計劃成本而非實際成本,二者在數值上會出現很大的偏差。存貨記賬的復雜化會加大存貨核算的難度,即使是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中也很難反映出來。存貨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積壓,或因為時代的進步而淘汰。
(二)利用率低,成本加大,資金周轉緩慢。傳統的存貨思想在實踐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的生產由政府主導,企業生產的多少與政府掛鉤,企業并沒有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去安排生產。這樣的結果可能是旱的旱死、澇的澇死:一些企業存貨較多而生產不了,另外一些企業則成了“無米之炊”的局面。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還在繼續影響著企業的運營模式,市場憑空哄搶、抬高市價,背離了市場的真正需求。存貨的利用率低,企業為存貨加大成本的投入,資金的周轉也相對緩慢。再者,我國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國內的生產總體過剩,而保守型消費導致消費的不足,存貨的比例將大大增加。養老保險制度的不甚完善,使國內的消費仍然止步于事后消費的保守時期,超前消費實施困難。消費的不足制約著生產的發展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也制約著存貨的資金周轉。
(三)企業“自力更生”,第三方物流介入力度不夠。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社會化和全球化趨勢不斷顯著。聯營企業的強強聯合是企業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條可供參考的道路。但不少企業在運營中,仍然堅持自力更生的理念。在沒有專業知識和技能時,一手挑起存貨的保管和核算工作的大梁,殊不知這樣會浪費更多的財力物力,也可能因為技術知識的局限,對存貨的保管不當而造成毀損。第三方物流的介入為企業的存貨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方案。在現實的企業發展中,企業并沒有很好的利用第三方物流。
(四)市場風險的評估不足。市場經濟是變化著的經濟,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會導致市場需求發生變化,企業預期的銷售目標也可能會出現一系列問題,存貨的價值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可能會“縮水”,致使企業蒙受巨大損失甚至面臨破產的風險。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導致產品的更新換代速度加快,產品的流行壽命周期也在縮短,這些對企業的存貨管理都是極大的挑戰。
三、存貨管理的解決策略分析
(一)完善管理,健全制度。企業首先應當努力建立健全存貨的管理制度。在日常的存貨管理中,實行存貨管理的分級、分部門管理責任制,以實現層層管理、互相監督、互相制約,杜絕現象的發生。同時,加強企業的定期清點和核算。在清點的過程中,及時發現存貨的現存狀況和質量狀況,以市場實際價值進行核算和清點。對各種存貨分門別類進行清點,以保證企業存貨的數量和質量不至于因為人為原因而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二)提高存貨的利用率低,加快存貨的資本周轉速度。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國的某些機構、學者通過調查、分析和舉辦各種學術講座來了解、交流和學習企業的存貨管理理論和管理經驗,以期達到提高企業的存貨管理水平和效率。企業應緊跟市場經濟的步伐,根據自己實際的生產需要采購相應的生產原材料,實現產、供、銷在資金鏈上的總體平衡。這樣,企業的存貨不至于過多,也不會占用過多的公司資本,加大公司資本的流通速度。同時,存貨可以在市場上短時流通,不會因為數量太大而長時間被公司保存而過時淘汰。
(三)充分利用第三方物流。企業的存貨管理應綜合企業自身的內外部資源,充分利用第三方物流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條件。企業和第三方物流各有所長,第三方物流在企業存貨的管理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這對企業自身資金的周轉也是極為有利的。同時,企業存貨的倉儲和保管也是企業在存貨管理中的一項重要開支。第三方物流的介入,可為企業節省一些因經驗和技術不足所導致的不必要的開支。因此,第三方物流的介入,使企業在存貨管理方面做到了利益的最大化,減少了企業在生產和銷售環節中的后顧之憂。
(四)合理評估市場風險。即使在充分的市場調研之后,企業的生產也不可能和市場的需求保持步調一致。市場對企業存貨需求的高度具有不確定性致使存貨是企業在生產中必然導致的結果。企業在生產某一類產品時,要立足長遠,考慮市場的飽和度,減少商品的積壓。由于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在生產時是相對先進的產品,在經過了一定的銷售期后,又有新的產品開發出來且迅速占領了人們的消費市場。存貨的貶值速度的加快也使企業存貨的風險大大增加。
企業存貨的管理,是我國企業在生產經營中舉足輕重的環節之一。消費的保守與滯后的背后,帶來了國內生產的相對過剩。企業存貨的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存貨周期的延長,存貨資本的周轉緩慢。第三方物流遭到冷遇,企業對市場風險的評估不足,都將影響企業在存貨方面的效益。企業必須密切關注在存貨方面出現的各種問題,加強內部的各種管理制度,提高存貨的利用效率,為企業資金的正常流動和運轉提供可行性,確保企業的穩定、持續、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992年春,美國發生了兩大城市新聞。
其一是3月底芝加哥市在維修橋梁時,施工單位誤將橋樁打人地下排水系統,引起河水倒灌入城,市中心大部分重要建筑物中安放供電設備的地下室淹水,不得不停電封閉,上百萬人從高樓中撤出,市中心停止運營數天,損失達10億美元。第二次是4月29日,洛杉磯白人警察毆打違章駕駛的黑人,引發騷亂,市中心的“韓國城”及一些商業區被搶燒一空,經聯邦政府出動軍隊才得平定,損失數十億美元。在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發生的是“天災”,暴露了長期只講利用,忽視維修的美國大城市基礎設施的老化間題。第二大城市洛杉磯的“人禍”更為復雜,而下層市民對城市貧富兩極化的不滿則是根本原因。這兩場災難,終于引起國會及政府對城市間題的重視,通過了“城市援助法案”,撥巨款補助受害城市。
正是由于城市災害的發生及城市援助法案的通過,“公平規劃”(EqnityPlalining)才應運而生,成為當前美國規劃界的熱門話題,甚至不少規劃院系在醞釀開設有關課程。公平規劃的中心是如何正確評價城市問題,以求公平地利用城市法案提供的城市復興資金,為下層市民提供援助。然而,如何實現“公平規劃”迄今尚無定議。
其實,規劃的公平性歷來是規劃理論的中心問題之一。在市場經濟下,市場力被認為是調節經濟活動以至社會活動的主要因素。那么,規劃有何作用?規劃師的主要職責何在?諸家爭鳴,眾說紛紜。被當代規劃理論泰斗卡斯泰爾(M.Castelis)譽為“20年來最優秀的規劃理論著作”的《在公共領域中的規劃》(Phnning仇thePublicDomain,作者JohnFriedmann為洛杉磯加大教授)對以上問題有詳盡的討論。長期以來,規劃被認為是一門技術,如同一切技術一樣,,規劃的社會功能是提供解決問題的手段。
由于在評價“手段”時,著重點往往在其解決間題的效率,故效率也成為評價規劃優劣的標準.與此對應,作為技術人員的規劃師,其職責是為決策者提供可選用的方案,即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法。規劃師的這種社會角色,決定了規劃師必須尋求決策者的支持,以便“向權力講授真理”(wildasky,1979)。這種觀點在60年代末遭到挑戰。反對者認為,如果規劃師只為決策者服務,那么誰來保護非決策者
的利益?雖然在理論上決策者可代表全部公眾利益,但在西方市場經濟中,各利益集團的影響遠大于一般公眾,所以決策者往往是大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而非公眾的代言人。60年代民權運動中成長的一代規劃師以公眾代言人為己任,由此產生公眾參與、辯護規劃等一系列新的規劃內容.在這些規劃師看來,規劃不僅是一門技術科學,更是一門社會科學。規劃師不僅是技術人員,更應是社會工作人員。如果說技術科學慣于以效率作評價,社會科學則更多以公平作評價。
時至今天,美國規劃師討論的中心問題之一仍是:規劃師對社會的主要貢獻是什么?由于60%的規劃師在政府機構工作,因此他們在工作中往往面對某種“良心上的困惑”。一方面,他們越來越看到社會不公平帶來的城市問題,因此希望社會變革(socialChans“),以根本解決城市問題。另一方面,由于社會變革過于激進,目前看不到實現的可能,大多數規劃師只能做些社會改良(Soc誡Reform)的工作,在現實條件下盡可能為公眾利益做些實事,更注意“社會公平”的間題。但做這類工作的同時,他們又不無困惑地感到這種改良只會幫助延長現有體制的壽命,而變革這個體制才是他們的真正愿望。
他們之所以忽略物質性規劃(Physicalp如ning),不一定是輕視物質性規劃的作用,而是因為在現有體制中,大多數物質規劃只是為既得利益集團作錦上添花,而非為最需要幫助的下層市民雪中送炭。若將有限的城建資金用在美化城市的項目上,則低收入住宅,衰落區復興等出于“公平”考慮的項目將更為減少。
(二)市場經濟下的規劃工作及其社會功能
在Friedmarm看來,西方市場經濟下的規劃工作應包括以下內容。
1、經濟規劃(全國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投資規劃(以促進經濟增長)、就業規劃、貨幣政策規劃、貿易規劃、收入分配規劃、戰略性物資規劃(如能源),及各部門規劃(農業、交通規劃等)。
2、社會規劃(全國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保護市場經濟下受害者的規劃(如失業保險、轉業培訓規劃等)、社會福利規劃及各專項規劃(住房、保健、教育、老年人及幼托規劃等)。
3、環境規劃(全國性、全省及地方性):包括防污染規劃、公共土地管理規劃、水資源管理規劃、資源節約規劃、野生生物保護規劃、稀有環境保護規劃、能源規劃。
4、城市規劃(地方性):包括用地規劃(區劃法、公共設施布局)、地方通規劃(道路、公交)、對外交通規劃、城市再開發規劃、城市設計、歷史地區保護規劃及社區規劃。
5.區域規劃(全國性、各省):包括自然資源規劃(灌溉系統、水力資源、主要河流流域規劃)、區域經濟規劃(以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及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人口遷移及安置規劃(包括自發流動及被動搬遷)、大工業遷址規劃、區域交通規劃及農業區發展規劃。
6.國民安全規劃。
綜觀以上各項規劃,可發現它們的共同特點:其基本工作內容仍是“公共事務”,其主要服務對象仍是“公眾”。因此,市場經濟下規劃的社會功能是:
1、指導經濟穩定成長,為經濟發展服務。
2、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尤其在私人投資無意經營的領域內的公共服務,如公交、公路、大型水電站等。
3、提供公共補貼,以資助某些有利全體公民的項目(如工業搬遷、農田占用補貼)。
4、保護公共利益,協調利益沖突,防止因追求利潤的市場力過于膨脹而影響公共或其他個人的利益(如制訂用地規劃、區劃法、防污染法、野生生物保護法等)。
5、調節社會分配,為市場經濟受害者提供補貼,以減少兩極分化。
不論這些功能有多少可以實現,其基本出發點顯然在于對“公平”的考慮,而不是對“效率”的考慮。其原因是“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雖能促進效率的提高,卻無法提供公平的分配。
一般認為,“公平”和“效率”是兩個同樣重要,卻又難以兼得的目標。追求“公平”,往往影響效率,反之亦然。西方市場經濟下規劃對公平的側重,我認為是由于市場經濟根本出于鼓勵竟爭,以提高效率,故自身已有高效率的優點,而“公平”正是其弱處,故市場經濟即使為了自身的存在,也需有注重“公平”的規劃來作平衡。相反,計劃經濟的特點是把分散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集中,再在某些原則(主要是“公平”或“均富,’)下重行分配,故自身已有公平的優點,不足之處則是大鍋飯帶來的低效率,因此歷來計劃經濟下的規劃工作更強調“效率”,所提出的“城市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均基于“低投人高產出”的效率目標。這被認為是“合理化”,或合乎理性的。社會生活中有兩種合理化。
一是力求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利益的合理化,以“效率”為目標,可命之為“市場性合理化”。二是以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利益的合理化,以“公平”為目標,可命之為“社會性合理化”。兩種合理化的共同點是都迫求最大得益,不同點是如何分配這種得益。在市場性合理化看來,利益集團當仁不讓地要享有得益,對社會性合理化來說,公眾分享得益才是目標。由此可見,在市場經濟下,規劃工作應更注意社會性合理化,規劃師在職業道德上應更注意維護全體公眾的利益。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規劃工作如果運行正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能保持計劃和市場兩方面的優點,規劃工作將能發揮更大作用。但由于這種體制的建立和成熟尚待時日,鑒于西方市場經濟的經驗教訓,對我國引入市場經濟后的規劃工作有以下推論:
1、引人市場機制后,規劃工作中的經濟因素的影響會急劇上升,可以說全部規劃工作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受經濟效益的牽制。從正面看,規劃將有更多資金渠道來落實。另一方面,自發的市場規律將更多影響從用地布局到城市設計這一系列物質規劃的成果。在用地布局上,利益集團(如三資企業)的發言權會上升。在城市設計或詳細規劃中,不僅為了美化環境或保持特色,其他經濟考慮如吸引顧客、增加店面、增加營業額等都是重要目標。
2、正因為經濟或“物”的因素不可避免地會上升,規劃工作應從重視“效率”轉向重視“公平”,即保證全體公眾的長遠利益。規劃師要防止見物不見人,應化更多功夫在研究人的活動上,因為正是人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才造成物質環境的變化。這里的“人”應包括全體市民的活動,不只是特定利益集團的活動。例如,對于大型項目,一定要有“項目影響評價研究”,討論該項建設對城市用地、交通、就業、稅收、基礎設施、游憩等各方面的影響。
3、引入市場經濟后,經濟活力增強,建設活動也會增加,規劃工作應力求保持對城市發展的控制。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城市的經濟表明,越是城市大變動時期,越是需要城市規劃作協調。可以說,規劃就是對變化的管理。決策過程應廣泛反映出各方意見,但決策大權應保持在規劃部門手里。各種法規(如執照法、區劃法、仲裁法等)是保證規劃部門管理城市發展的依據。
4、城市規劃的實踐證明,公眾利益只有通過公眾參與才能保證。決策者+規劃師不等于公眾,無法代表全部公眾的意見。規劃師要代表公眾的利益,只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讓群眾認可規劃師對他們利益的代表性。
5、計劃經濟下的規劃主要是調節各公有部門間的利益(公對公)。引入市場經濟后,由于各種經濟成分在市場中的利益不一定相同,“公”“私”間的利益沖突將會出現。協調“公”“私”(包括外資企業)間的利益將會成為規劃工作的內容之一,“公平”作為規劃原則的重要性將會突現。規劃師應既不歧’視,也不偏袒任何一方,以保證公眾或弱小利益集團的正當利益不被犧牲,而公平的基礎是法規。
6、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新事物,要重視新條件下的規劃理論建設。世界上有過市場經濟下的規劃理論,也有計劃經濟下的規劃理論,但缺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規劃理論。實踐工作往往使人注意個別問題的解法,理論才能使人反思諸如“做了些什么?為誰做?”這樣的問題,從而在更深、更高層次上提出解決辦法。
7、經濟條件的改善將會有利于規劃方法的現代化。但是現代的方法論(如系統論)及新技術(如計算機和遙感)只能提高“效率”,無法取代對“公平”這一目標的追求。有了好的方法不等于有了好的目標。目標,或價值,是倫理學和哲學問題,方法論無法替代倫理學和哲學。
論文摘要:中國運輸在和世界巨頭同場競技的舞臺上如何揚長避短、把握住新一輪發展機遇,是業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建立完善的運輸統計體系是今后的一項重點基礎工作之一,我國當前的傳統運輸統計體系具有怎樣的局限性,這是文章的討論內容。
運輸,被業界稱為“第三利潤源”,被媒體稱為“21世紀最大的行業”,被老百姓稱為“金飯碗”。21世紀運輸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運輸行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引人注目。現代運輸業正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的新興產業之一,發展勢頭迅猛。然而當前,我國傳統運輸統計體系已成為我國運輸統計體系發展的一大障礙,本文就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一、傳統的儲運統計受計劃經濟的影響
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傳統的運輸統計主要是針對我國物資企業而制定的,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物資由計劃調撥改為市場自行采購后,物資企業的職能發生了大的變化,大多數企業通過重新定位,努力轉變經營機制,多數的物資企業憑借自己的資源優勢,紛紛向運輸企業轉型。但是運輸統計工作由于受人員和資金等相關因素的影響,并沒有隨著經濟的轉型而發展,這樣就導致我國的運輸統計不適應現代運輸活動,造成了二者之間的脫節。
至今,我國政府及科研機構還沒有建立一套系統完整的運輸統計指標,也沒有設計出與我國運輸發展同步的運輸統計體系,現在的運輸統計仍然采用傳統的儲運統計指標體系和方法體系,主要從物資的購進、物資的儲存和物資的銷售三部分來衡量物資企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受此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國運輸學者在運輸的定量研究中經常遇到極度缺乏有關運輸產業的基礎經濟統計資料,以及沒有全面的運輸統計數據的問題,運輸學術研究還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持,大量研究的數據支撐只是某一年份的估計值,還不能靠數據來“說話”。用這些指標來衡量運輸規模雖然有一定的科學性,但卻不能真實反映運輸的全貌。此外,國內運輸研究中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比較少,系統分析少。例如:對國內集裝箱的研究,往往局限在數量的對比,產生這種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國目前集裝箱方面的官方統計數據偏少,反映集裝箱運輸的結構數據,如集裝箱碼頭岸線、集裝箱碼頭泊位、集裝箱碼頭投資情況、重箱情況、中轉情況等數據不全,很難展開系統的定量研究。以上種種原因使我們現階段對運輸的理解始終處于定性的認識水平上,難以衡量現代運輸產業的成本投入和社會產出的經濟效益,也無法較為準確的衡量現代運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二、運輸統計體系不全
目前,我國運輸管理體制是按照行業分設部門進行管理的,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相應的管理部門,與運輸直接相關的部門很多。傳統的運輸業分布在物資、商業、貿易、倉儲、交通運輸等部門之中,牽涉統計的部門有統計局、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鐵道部、交通部、信息產業部、民航總局、公安部、財政部、海關總署、工商總局、稅務總局、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中國運輸與采購聯合會、中國交通運輸協會等十幾個單位,長期各自為政、封閉發展,形成了物資統計、商業統計、市場統計、交通運輸統計、儲運統計等統計分支,這些單個的統計的內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都不能綜合反映現代運輸活動的全貌。將全社會的運輸過程分割開來,不僅影響了各種運輸功能和運輸服務方式的協調發展,同時也由于部門利益所在,造成了運輸資源的浪費和運輸資源整合的難度。
盡管各部門運輸業的數據有很多,由于多頭管理、行業分割等因素,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和單位認可的寥寥可數,對這個行業進行一個數量描述也成為難題。中國運輸與采購聯合會協會研究室主任賀登才在談到關于運輸數據難以取得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曾頗為無奈的說“我們大概知道國家2003年的運輸成本占GDP的比重是21.4%,但這還是中國運輸與采購聯合會推算出來的一個數據”。
據統計,目前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運輸主管部門的基本結構如下:37個省區市中,由綜合經濟部門負責的有32個,占86.5%;由商務部門負責的有1個,占2.7%;由交通部門負責的有4個,占10.8%。37個省區市里,由經貿委(經委、交委)系統負責的有20個,占54%;由發改委的經貿流通系統負責的有14個,占38%;其他系統3個,占8%。這種縱橫交叉的多頭管理體制,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政出多門、標準不
一、相互制約、難以協調等問題。
運輸復合型的產業特征及我國目前的管理體制框架,迫切要求研究探索中國特色的運輸管理新機制,以適應我國現代運輸發展的需要。同時,運輸業相關指標均沒有公開的統計資料,也沒有權威的統計方法和基礎數據,急需市場需求的統計數據作為運輸業發展的可靠依據,以避免出現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等問題。
三、運輸統計方法不夠完善
運輸統計信息的來源應該是多元化,雖然在傳統的儲運統計中,有一些優秀的統計方法,如平均數法、指數法、時間序列法等,但它們本身有一個共同的局限,就是統計指標使用上的單一性和孤立性。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許多統計軟件如SPSS統計軟件和SAS統計軟件等已經逐漸為大家認識和掌握。我們可以在對傳統優秀統計方法進行吸收的同時,加強最新統計方法在運輸中的應用與創新,如經濟效益綜合評判指數、模糊統計法、回歸與相關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方法都需要在這一領域加以應用。
1.經濟效益綜合評判的統計方法。經濟效益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用于企業的經濟效益考核和評價,以及同行業不同企業的經濟效益橫向對比。通過考核、評價、對比,發現優劣和問題,明確前進的方向。但如何考核并形成結論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因此需要一個綜合評價的指標體系與方法。常見的有經濟效益綜合率法、經濟效益平均指數法和綜合功效系數法等。
2.模糊統計法。模糊統計法是指把模糊數學的思想應用到統計方法中,對運輸活動進行模糊處理的有效方法。具體有模糊聚類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判法等。其中利用模糊聚類的方法可以對運輸企業進行評價和歸類,利用模糊評判的方法可以評價運輸企業的經濟效益以及對運輸方案進行經濟分析和效果評價。
3.回歸與相關分析法。在運輸領域中,一種現象的變化往往依賴于其他現象的變化,一種現象的變化也常常影響著其他現象的變化。回歸與相關分析法主要有一元線性回歸分析、多元回歸、非線性回歸等方法。我們可以利用回歸與相關分析的方法進行運輸企業的利潤與運輸費用的相關分析,也可以通過與運輸相關因素的分析,對運輸數據進行推斷或驗證。
4.因子分析法。在進行運輸成本分析時,我們可以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出哪些因素是對運輸成本影響最大的。這樣我們在今后的運輸活動過程中對這些因素加以控制,從而達到降低運輸成本的目的。
5.價格指數法。價格指數法是人們通常對價格總水平升降變動程度的習慣稱謂,是反映價格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運輸行業可以根據價格指數確立運輸成本,進行利潤分析活動。
參考文獻
關鍵詞: 市場經濟;企業發展;問題;研究
0 引言
如今中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格局已初步形成,它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嶄新的概念,是同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
1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及內在規律
1.1 市場發揮基礎作用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計劃經濟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根本的區別,按照經濟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是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調節者;而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價值規律不起調節作用,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是國家的指令性計劃。市場經濟具有平等性、競爭性、法制性和開放性等一般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其支配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最主要的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波動,供過于求時上漲,供不應求時下跌,各個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動,決定和調整自己的生產和經營,從而維系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的平衡。
1.2 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就必須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和利益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在我國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做到這一點較為容易,盡管政府的行政干預至今還不少。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具有一定的困難,需要政府和企業一同融入市場改變以往的思路和做法,根據新機制重新調整逐步解決。
1.3 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調控豐富經驗的科學總結,是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只有很好地處理增長與穩定的關系,才能既促進經濟增長,又保持經濟穩定。
2 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特點
國有企業是一種特殊企業,它的資本全部或主要由國家投入,其全部資產或主要股份歸國家所有。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是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它擔負國家經濟管理、調節社會經濟的職能。國有企業往往享有許多國家給予的政策性優惠和某些特權,但同時它也受到國家和有關主管部門的政策性限制,要優先保障國家和社會需要,滿足國家調節經濟的要求,其營利性體現為追求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有時利微或無利也得經營。國有企業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都起著重要作用。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事事靠上級主管部門,照他們的指令辦事,經濟效益好壞不在乎,沒有改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活力。在如今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也轉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徹底打破了雇傭關系上的“鐵飯碗”和分配中的“大鍋飯”,這就要求其必須努力適應市場,參與市場競爭。經營得好,就能不斷發展壯大,經營者和職工也能增加收益,否則就要承擔虧損甚至破產的風險。
3 國有企業如何運用市場力量發展
3.1 改變思想,正視自身的優劣勢 國有企業一直是政府支持和扶植的對象。改革開放之前黨的槍指到哪里企業就打到哪里,企業的領導沒有經營自,無權獨立做出生產、投資、雇傭等決定,加之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權力過于集中,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大大削弱了其與市場的聯系,因此國有企業適應能力差,市場意識淡薄。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點深化、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擁有龐大組織結構的國有企業其劣勢日趨明顯,進一步造成了部分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升高,不良資產增多,服務水平下降等市場競爭力不足的負面現象。若想在如今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生存下來,首先就要正視企業的不足,正確認識市場競爭,它不是摧毀企業的洪水猛獸,而是企業贏得技術創新、管理提升、規模發展的動力。只有從思想上進行根本性地轉變,準確把握競爭機制,抓住市場機遇,改變人員依賴思想,改進生產管理方式,才能帶領企業走出老模式融入市場的大潮。
3.2 充分研究市場規律,尋找新的出路 作為國有企業的領導,其不僅肩負著企業職工的希望,同時也擔負著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任。在現階段如何更好地生存下去是擺在國企領導面前的一個難題,僅僅依靠政府的扶持、政策的支持、行業的壟斷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昔日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一些大國企都紛紛破產或重組,一個個慘痛的事實告訴我們那是行不通的,只有靠充分研究市場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尋求自身突破,迎合市場經濟需求,找準企業的市場定位,完善內部結構,提高產品質量,豐富產品品類,加強產品創新,完善后期服務等增值項目。真正做到換位思考,站在用戶角度考慮問題,站在用戶的角度推銷產品;運用社會規范創造共識,與客戶找到共識觀念;采取互惠雙贏的策略;強化市場團隊的信任與合作,才能逐步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與此同時還要加強對世界先進企業地研究與學習,與時俱進,大力發展民族文化保護民族品牌,將自身優勢最大化,為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迎得一席之地。
3.3 加強企業成本管理 企業要爭奪市場和生存發展空間,就必須加強成本控制,作為國家經濟支柱的國有企業經歷了從不太計較成本到需要成本控制合理才能生存的轉變。然而成本的降低不是無原則、單純的,還需要與企業的發展戰略想結合,使其達到一個相對平衡。很多企業在進行成本控制時,不考慮企業當前的戰略,忽視了成本控制應服務于企業戰略的關鍵問題,導致成本控制與企業戰略脫節,未體現戰略目標。國有企業的生產成本較高要想在短期內達到一個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水平,不僅需要對成本進行詳細的計算、分析,還需結合企業的長遠發展規劃及戰略目標,分階段、分步驟地做好成本控制,進而更有效地落實企業的發展戰略。
3.4 優化組織結構,提高人員素質 企業發展的根本是人,龐大的組織機構似乎是優勢,但人員知識水平的差距、生產工人技術水平的局限性在經濟體制調整之后逐漸顯現。如何激發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和聰明才智,使人員知識結構水平更適應企業的發展,在采用多種方式調動現有人才工作積極性、加強一線工人技術更新學習的基礎上,引進現階段企業發展需要的新型人才成為當務之急。只有有效地運用市場機制,采用現代人性化企業管理方式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企業文化的績效、培訓體制,構筑公平、公正的員工提升平臺,努力提高管理人員的組織管理能力、一線員工的技術生產力和工作效率,充分激發科技人員的創新能力,打造認真、團結、奮進的精英團隊,引領國內工業科技發展,努力與世界同行業先進水平接軌,才能更好地適應市場發展的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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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90年代末,盡管在經濟學科分類中,把數理經濟學作為應用經濟學學科中數理經濟學一級學科里的二級學科,但是中國經濟學界對數理經濟學還是采取一種不接受的態度,在介紹和引進西方經濟理論和學說時,極少有人予以關注,或一概斥之為“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玩弄數學游戲的裝飾品”。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不管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理論研究,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理論建設,數理經濟學起著或即將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國際經濟學界自不必言,就是在中國,在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軌當中與之后,數理經濟學的重要性不會在我們習慣上所稱的“西方經濟學”之下。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更為重要。當面臨著“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的理論危機而研究西方經濟學理論時,中國經濟學界非常注重兩本著作,一是薩繆爾遜與諾德豪斯的《經濟學》,二是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一致的評價是,認為前者將新古典的微觀經濟分析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綜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綜合”體系,后者以微觀經濟理論為基礎,邏輯推導出宏觀經濟理論,使微觀與宏觀經濟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的理論體系,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新古典理論范式的新綜合。我們不得不佩服這種“戴高帽”式的研究方式的渲染作用。
其實,薩繆爾遜的《經濟學》也好,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也罷,都只不過是大學一年級采用的初級經濟學教科書,專為學生學習經濟學方便而提供的一種入門式導論性課程而已。從研究的角度看,真正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并非“范式”,而是西方經濟學家研究問題時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與進步缺少的也正是先進的研究方式與精確的研究方法。因為只有研究方法正確有效,才能真正能夠解決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理論問題。比如說,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性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已被正式提出和認可,但是,采用中國傳統經濟學那種通常采用的思辨式論證方法就不能或根本不可能科學地解決這一問題。從近代經濟思想史可以了解,阿羅(K·JArrow)和德布魯(G·Debreu)采用公理化分析方法最終證明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相容性問題,從1874年瓦爾拉斯提出一種一般經濟均衡模型開始,到1954年阿羅和德布魯共同建立了私有制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首次利用不動點定理證明模型中均衡價格的存在性為止,其間經歷了整整80年之久。那么,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容性問題應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和運用什么樣的工具才能有效
地解決這一問題呢?總不能說問題的提出就是問題的解決!根據不完全統計,就這一問題的討論,全國發表在各種報刊雜志的文章、論文不下500篇,許多人都自稱他們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中央電視臺在中華學人節目中還專門報道了山東某高校一位學者已經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根據本人的研究了解,在找到新的研究工具之前,是不可能圓滿地解決這一問題的。
科斯說過,“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市場經濟制度基礎也只有私有制一種;但歷史并沒有對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證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礎上也能建立市場經濟,則這是真正的中國特色”。可見,這個問題并非一個簡單的理論問題,而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一個理論難題。為此,相對于“瓦爾拉斯之謎”,我們可以把科斯的這一論斷稱之為“新瓦爾拉斯之謎”!顯然,一種難題就不可能靠用通常的簡單的方法來解決,反之,能用通常的簡單的方法來解決的問題就不能算是一種難題,這就需要尋找一種先進的研究方式或研究工具,那么它們又是什么呢?根據科學學的觀點,一門學科存在的充分條件是要有自己的難題,一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條件是它能夠解決難題。要問“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它必須找到自己的難題,而且必須解決這一難題。解決難題必須靠嚴密的科學方法,薩繆爾遜的《經濟學》能提供嗎?不能,但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也許會對我們有所幫助。數理經濟學能幫助我們學會如何找到一種正確的經濟研究方法,這正是這門經濟學科的科學價值所在。因此,重視對數理經濟學的研究,不但對數理經濟學學科本身,而且對促進中國經濟學的進步與走向國際化是非常重要的。
二、數理經濟學是一門形式理論經濟學,是用數學形式來表示經濟范疇和經濟規律并進行演繹的精確化經濟學分支。它尋找一組與經濟理論內容相吻合的特殊公理結構,探索經濟理論體系在邏輯上的一致性,揭示經濟學原理中隱含的經濟變量間的函數關系,并提出規范性的原則或定理,進行推導以得出精確的結論。
從研究范圍可以將數理經濟學分為廣義數理經濟學與狹義數理經濟學。廣義的數理經濟學研究經濟理論的數學表達,探索經濟理論體系與結構,研究新的數學方法在經濟學領域應用的相容性;狹義的數理經濟學則研究經濟系統的穩定性、最優性和存在性。
數理經濟學嚴格來說是一門定性的學科,它研究一類可定量化的定性經濟系統。數理經濟中的公理化內容是嚴格定性的,它只追求形式上的同構性。它也研究經濟變量并確定一定的經濟關系,但只是給出它們之間質的聯系,而無須確定其具體量是多少。
三、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演化對經濟理論的需求,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重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傾向于經濟政策逐漸轉到重視對基礎理論、經濟主體行為以及經濟機制的研究。同時,經濟理論工作者也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過去經濟理論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進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難保證對所討論問題的前提的規范性,前后推理的邏輯一致性和嚴密性,同時也就極難保證研究結論的準確性、易實證性和理論體系的精密性,也無法更好地實現中國經濟學科知識的積累與增長。顯然,缺少嚴格的科學研究方法,是我國經濟理論研究嚴重滯后于現實經濟發展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影響我國經濟理論繁榮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學是一門用模型來思維的科學(凱恩斯語),而數理經濟學則恰好是一門用數學模型方式來思維的經濟學。現代數理經濟學既是經濟理論又是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借助于數學這一嚴密的語言,數理經濟學把自亞當·斯密以來200多年發展起來的現有的經濟理論精確化,把經濟理論的基本概念與術語進行嚴格的形式化定義,構成可供嚴密思考的數學模型,形成嚴密的理論體系,并且在構造理論模型的同時,對理論工具(方法)本身來說,經過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工具(方法)的選擇過程中,逐漸淘汰落后的研究工具與方法,引進新的或改良已有的研究方法,使數理經濟學充滿息息生氣,成為一門繁榮的科學。中國理論經濟學的發展也應該吸取數理經濟學的精華,不但要使自己的理論體系更加嚴密,而且還要使自己的理論也具有選擇工具(方法)的功能,從而更好地實現中國經濟學科知識的積累與增長。
科學進步理論的觀點認為,用不同的方法獲得不同的理論知識之后,理論還要經受檢驗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知識。如果把理論看成是一個相關的系統,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輸入的是一些假設和條件,輸出的是結論或觀察結果,而中間則是一系列從假設推出結論的步驟,一種理論只有經受過對應性、一致性、可精簡性和普適性檢驗之后,才能被認為是正確的,這就是模型構造的過程。模型的這種構造過程同時也是一種選擇藝術。理論是抽象的,從而是現實的簡化。換言之理論就是現實的模型。理論創造的目的是要使現實世界成為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用一個虛構的框架來取代現實世界,因此,理論又是具體的。數理經濟學很好地融進了這種模型選擇的藝術。現代數理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經濟機制設計理論就體現了這種抽象與具體、科學與藝術的統一。經濟機制設計理論產生的背景與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場著名的“社會主義計算的合理性”大論戰有關。1920年,新奧地利學派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計算》為題,指出計劃經濟由于不存在市場,從而缺乏經濟計算的標準,而沒有計算就不可能獲得維持經濟運轉的信息。
由于社會主義沒有私有制和市場,因此不可能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從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哈耶克更進一步具體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邏輯上雖然可以進行合理計算的,但社會主義經濟機制是個高度集中化的中央計劃,每一個基層單位或企業要先向中央機構傳遞有關技術、成本、消費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由中央機構制定詳細的計劃下達給企業,這就需要知道消費者的偏好、企業的生產技術條件,并且還要列出幾百萬個以上的供給和需求聯立方程式進行求解,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使知道這些信息并能解出這些方程式,但解出并得出結果之后,它們所依據的信息也已經過時了,這又需要重新計算它們。因此,社會主義在實際操作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以蘭格和勒納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社會主義摒棄私有制但可以利用市場機制,而且完全可以通過計劃模擬市場的方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場大論戰雖然以沒有勝負的結果而結束,但是數理經濟學家利奧·赫維茨(Leo·Hurwicz)則通過總結這場大論戰的成果,利用構造模型的方式創立了經濟機制設計理論。
赫維茨注意到,論戰的雙方盡管各執一方,但有幾點卻是共同的,就是信息及其信息分散是什么?它們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在什么意義下認為信息成本是大還是小?數理經濟學家不僅僅需要對這些概念的外延與內涵進行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構造一個模型來討論經濟機制和信息之間的關系。人們需要一個統一的模型來研究什么是信息分散化經濟機制,這一模型應能夠包括信息分散化過程,信息集中過程,市場經濟機制、計劃經濟機制,以及
它們之間的各種組合形式的機制,因為僅僅把一個個的機制如市場機制或計劃經濟機制分別加以研究是不夠的。顯然,模型的構造過程就是一種理論抽象過程,因為它不是簡單地把它們拼湊在一起,而是用一個統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經濟機制放在一起進行研究的。經濟機制設計理論把經濟組織過程中的可設計性高度揭示出來,具有普遍的方法論上的意義。從整體性來說,這個理論是非常抽象的,它能把任何一個經濟機制作為研究對象,例如它不但可以把市場機制、計劃經濟機制或它們的各種組合形式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同時還可以把無窮多種其他機制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從廣度上來說它所研究的對象大到整個經濟制度的一般均衡設計,小到對某個經濟活動的局部均衡設計。從個別性來說,它又非常具體,對所要研究的具體機制,它能得出非常詳細的結果。再進一步地,經濟機制設計機理論推引出這樣一種普遍性問題:任給一個目標(社會的或經濟的)在分散化決策的前提下,如何設計一個經濟機制(方式、規則、法令等),使得經濟主體的個人利益和設計者的預定目標相一致呢?可見,經濟機制設計理論同時滿足了對應性、一致性、可精簡性和普適性的檢驗。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數理經濟學領域中所取得的每一進步,幾乎全部可以概括為逐步改善對模型的選擇,從而使它更加符合真實的經濟世界。同時,我們也將領悟出一種理論創造的真諦。
四、構造數理經濟學模型需要“原型”,這里的原型所指的就是經濟理論的存在背景。在我國經濟理論界,經過十幾年艱難的理論探索,應該說理論的選擇已經完成: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經濟改革時期,各種理論的競爭是必然,理論的替代也是自然的,但是我們可以說,把中國數理經濟學的“理論原型”確定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應該是相對穩定的,現在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建立起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方法論,使構造的數理經濟模型與我國的經濟現實相符合。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的基本性質及其研究的方法論,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及其理論體系的方法論特征。
從理論模型方法的選擇角度看,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過程也就是探索理論選擇的更合理方法的過程,與西方私有制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是以一種完全競爭系統為研究的出發點不同,我們認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是一種競爭合作系統。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表明,在整個經濟系統中,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具有較高程度的競爭性特征,而勞動市場則具有合作性特征,所以總體市場的特征恰恰是競爭合作的。競爭合作經濟系統可以較為完備地描述公有制市場經濟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本質特征。與一般的社會沖突行為不同,經濟主體的市場競爭行為的結果并不是零和性的,即一方所失就是另一方所得,而是得失之間有剩余。有剩余是經濟系統與其他系統的主要區別。有剩余就要再次進行瓜分,于是就有商量、協商、談判、勾結等既競爭又合作的行為。再者,從經濟系統的結構來看,作為一種契約結構的企業“可以替代市場”(科斯語),使一種由有組織的基本單位為基礎的經濟體制具有更高程度的合作性質。完全競爭經濟的概念對自由(無組織)的市場制度的描述是恰當的,但是,它對有組織(具有企業結構)的市場制度的描述則顯得相當空泛,只不過是“自由商業領域中的一個空洞無物的花架子”(熊彼特語)。相形之下,競爭合作經濟的概念內涵則要豐富得多。對競爭合作行為,對策論方法可以作出精確的描述與解釋,并直接應用于經濟理論研究。競爭合作經濟正是基于對經濟系統的這種本質認識,以及找到對策論這種恰當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提出來的。以競爭合作系統為研究出發點而得以發展的中國理論經濟學將要證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相容性這一理論難題。
合作對策論方法非常適合于競爭合作經濟系統的研究,是研究該系統的有效理論工具。以數理經濟學家夏普利(S·Shapley)、蘇比克(M·Shubik)為首的耶魯學派在合作對策論研究上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成果。合作對策與非合作對策方法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允許局中人事先形成協議而后者則不能。在非合作對策中,局中人不許事先商定如何選擇策略,對已取得的收益(或報酬)也不許在局中人間進行重新分配。而在合作對策中,對局中人不作這些限制,他們可以進行充分的合作,允許事先商議,交流信息并協調他們的策略,在結局后并可以對局中人所得利益的總和進行重新分配。由此可見,非合作對策集中研究局中人的個人理性決策對博弈結果的影響,而合作對策則側重于探討如何取得合理的或公平的可能性條件對可接受結果的影響。合作對策論方法用來表達競爭合作經濟系統,將會演繹出與傳統經濟理論許多不同的新的性質,為經濟世界中豐富多樣的各種競爭合作現象提供科學的解釋。
五、在完成尋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原型和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的基本性質之后,構造數理經濟學模型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再根據原型,運用“清醒的觀察(凱恩斯語)選擇性態良好的模型,這是數理經濟學研究的一道程序。“清醒的觀察”是什么意思?凱恩斯指出,好經濟學家是很少的,因為運用清醒的觀察選擇好的模型的天才看來是非常少的,雖然這樣做并不要求有高度專業化的知識技術。很顯然,他所指的是經濟學家敏銳的透視力,并利用它來理解模型的方法論特征的能力,而這一點,恰恰是非常困難的。正如前所述,一旦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原型和系統的基本性質已經確定,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要整理出認識公有制市場經濟的規律及其理論體系的方法論特征,使所構造的數理經濟學模型與我國的基本經濟現實更加吻合。這也就是說,認識的方法論模式也必須通過篩選而確定下來,才能有利于模型構造者進行清醒的觀察。
從認識方法的角度看,我們認為,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體系的特征是非均衡的、集中化的、控制的和解釋性的相反,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原型的中國經濟學的新理論體系的特征應當是均衡的、分散化的、激勵的和設計性的。
一般均衡理論家哈恩(
F·Hahn)曾經指出,均衡是個未能被人們、甚至未被經濟學家充分理解的基本概念。均衡是一種只與市場相聯系的理論概念,一個市場被看作處于均衡狀態是指買賣雙方都不打算改變他們的出價。然而,一般均衡理論關于均衡的含義卻使用了一個限制性的定義,即認為假如成交價格是均衡價格,那么市場上買方按照價格愿意購買的數量恰好就等于賣方按照該價格愿意賣出的數量,這時市場就處于均衡狀態。但是可以證明,從市場均衡的一般意義來說,市場的供需平衡只是一個充分條件,而不是一個充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單個市場極難保證處于均衡狀態,只有各個市場間的相互作用才能確保均衡狀態的存在。所以,均衡分析方法論主張通過找出一套相對價格,而不是單個的市場均衡價格來了解一個經濟系統的性質。
市場均衡的最準確模型是由瓦爾拉斯的“拍賣喊價”形象地給出的,人們對外在環境發出的信號作出反應而進行討價還價摸索地進行。沒有任何一個集團可以控制這一過程,因為每個人的具體情況是如此復雜多樣,以致沒有一個“能人”能通過某些巨大的交換臺或計算機,有意識作出與之對應的計劃或安排。“拍賣喊價模型”能體現了均衡概念的最本質特征,不但具有非常廣泛的社會科學意義,契約模型、合同模型、協商模型等多種不同種類的社會科學模型都只不過是它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與社會系統的本質特征是同構的: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系統,系統中的個人間的相互適應,產生出一種“自發的秩序”,與生物過程一樣通過自然過程形成的整體,體現了機能上的有機結合。但是人們的計算能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預測和提供這種多樣性的任務,而多樣性正是自然力量的創造性特征。“清醒的觀察”到這一模型的普遍性意義是經濟學對社會科學作出的重大貢獻,正如熊彼特所聲稱的,瓦爾拉斯在120年前所寫的《純粹經濟學要義》一書中所闡發的這一模型,其意義可稱得上是“精確的經濟學的一部大”。
人們計算能力的有限性意味著分散化的合理性是其自然的特征,從經濟學理論上看,這種分散化可以解釋為信息分散、利益分散、決策權分散。特別是信息分散化問題把空間因素納入經濟模型的構造要件中來,通過特定經濟機制的作用,信息從一個經濟活動主體傳遞到另一個經濟活動主體,這就造成了用于傳遞信息的空間。信息空間大小決定著傳遞質量的優劣與成本的高低,信息空間大,傳遞的信息量就大,速度就快,質量就好;相反,就會造成信息擁擠。但是大的信息空間將會提高信息傳遞的成本,影響信息傳遞的效率,因此人們總是在信息空間大小與信息傳遞的成本高低之間進行選擇。數理經濟學家把這種選擇關系抽象為信息空間的維數與傳遞指標之間的關系問題,信息空間的維數決定著傳遞指標的多少,因而可以從信息空間的維數大小來評價經濟效率的優劣。只有信息傳遞方式最為簡潔同時信息空間維數最小的經濟機制才是最有效率的。顯然,分散化是構造市場經濟理論模型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特征。
分散化必然導致激勵的普遍存在。數理經濟學研究的結果表明,激勵是對稱性經濟結構破缺的產物。例如,經濟結構的一種微觀的經濟利益結構就是這樣,凡一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會有利益與代價,這種利益與代價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對稱性的利益結構是利益與代價相等的結構。但是當利益與代價不對稱時就會產生激勵問題:利益大于代價時,他就會做并把它做好;當利益等于代價時,他可做可不做;當利益小于代價時他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顯然,個人、組織和社會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社會中每一個經濟單位都會出現激勵問題。從經濟體制的轉變上看,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原有對稱性的集中結構經歷分散化過程形成了經濟活動中不同層次上的不對稱性,孕育了契約關系,特別是形成了委托關系,這就在體制中產生了一種博奕結構,于是就需要一種能夠激勵經濟主體提供真實信息的內容和手段,這樣就演化出了激勵機制。具有博弈結構的經濟制度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如何通過某種制度的安排促使或誘導人們努力工作。
某種能夠把人們的自利行為和互利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激勵機制就稱為激勵兼容機制,它既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又是一種制度優劣的檢驗標準。一個經濟機制是否運行良好要看它能否提供內在的動力(激勵)使人們努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一個經濟制度如果沒有能夠產生激勵機制,就意味著這種制度力量正在衰竭,這個制度就不可能長期存活下去。但是,在自利的行為下,有效的資源配置和社會成員如實地顯示他們的偏好,即使是在分散化私有制市場機制下也是不可能達到的,這就是著名的激勵兼容不可能性定理。赫維茨證明了,即使對只有私有商品的經濟社會,只要這個經濟社會中的成員數量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經濟機制,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計劃機制,能夠導致帕累托最優配置,并且讓每個社會成員激勵出真實地顯示自己的偏好。但是,有一種結論是肯定的,就是缺少激勵機制的經濟就更沒有效率。集中化減少激勵,分散化增加激勵,而激勵使分散更為有效,分散化鏈條使激勵無限逼近激勵兼容。數理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探索將會揭示出更多令人激勵的嶄新結論。
尋找激勵兼容配置的等價形式導致了經濟機制設計方法的廣泛應用。正如前面分析得出的結論所指出的,設計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論特征,這一特征當然也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所具有的。如何設計出一種方法、方案或機制,使得每個社會成員都不虛報自己的偏好與信息,從而使整個經濟系統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資源配置有效,經濟持續發展,這正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中國經濟體制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從而也就規定了中國理論經濟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內容。
經濟機制的可設計性減少人們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照搬某種現有的模式。經濟學不像物理學一樣具有很強的實驗基礎,經濟實驗的成本太大,代價太高,因而用設計代替實驗,通過模型來理解經濟現實,預測將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關設計合理性的爭論比起“事后諸葛亮”聰明的解釋無疑將體現了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進步。
六、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的偉大實踐,是一場前無古人的宏大制度革新系統工程。正因為如此,外國經濟學家在不同場合、不同地點與不同對象跟中國經濟學家進行學術交流時就同一問題問道: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理論是什么?這是使中國經濟理論界感到十分尷尬的問題,因為直到現在似乎尚沒有明確的答案。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沒有找到自己的基礎理論,但另一方面,卻有如此眾多的中國經濟學家都在極力構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體系,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經濟理論研究最不令人滿意的事情,沒有基礎理論的理論體系不就是一座座空中理論樓閣而已!
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沒有基礎理論?這是中國經濟學界最終要給予明確答復的理論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論證以公有制為主體,促進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存在著其基礎理論,是一項嚴肅的卻又是相當艱難的研究課題,但又要必須極力予以解決。顯然,尋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只能靠中國經濟學家來完成。我們不能期望西方經濟學家來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恰恰是在這一關鍵問題上,數理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可以為尋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這一重要的理論任務服務。
數理經濟學注重分析經濟系統的最優性、穩定性和存在性問題,三者之中存在性問題最主要。一個經濟系統只有明確地說明它具有存在性,系統的最優性和穩定性才有著穩固的基礎。如果一個經濟系統無法找到它的存在性,論證它的最優性或穩定性是沒有什么理論意義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集中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經過前蘇聯和東歐眾多經濟學家,其中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康托洛維奇在內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實現這種經濟系統最優性、穩定性的基本條件,但卻無法證明這種經濟系統的存在性。如果說前蘇聯的解體宣告了集中化計劃經濟的失敗(或它的制度運行的生命周期就為70年左右)不是某種政治力量的作用,或制度力量的衰竭,從經濟理論方面來考察,恰恰說明了集中化的計劃經濟系統沒有存在性。這充分顯示了現代數理經濟學方法的預示能力:遵循科學的方法建構的經濟體制具有“永葆青春”的能力,違背經濟科學規律構造的經濟體制只有有限的“生命周期”。數理經濟學理論的預示與現實的啟迪都給予我們一個明確的結論,經濟系統的存在性問題是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于是我們可以推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存在性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問題。
經濟系統存在性的證明運用的是一種經濟公理化分析工具。經濟學的公理化研究由美籍法裔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德布魯首創于1959年,迄今為止已有40年的歷史,但現在尚不為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熟悉。嚴格地說,經濟公理化分析語言不是數學,而是經濟學家用來進行嚴密思維的與集合論語言相類似的一種理論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家必須熟練掌握運用這種嚴格的標準的現代經濟分析方法,通過構造一個準確的公有制市場經濟均衡模型并找到恰當的證明方法,才有可能科學地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統的存在性問題。在這方面,數理經濟學家可能會比其他經濟學家做得更好。
七、早在80年代初,赫維茨在多次訪問中國后說:“我所以對這個國家感興趣,不僅僅因為它是一個美麗的國家,還因為我是一個經濟學家。你們當然比我更清楚,最近幾年內中國的經濟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不久的將來還要進行很多重要的改革。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對你們的經濟改革是有幫助的,但現代數理經濟學的幫助可能更大。我不是中國經濟政策問題的專家不打算談這方面的問題。我要講的是一些分析問題的方法和技術,它們有助于研究經濟改革的各種可能性和后果”。赫維茨指出了現代數理經濟學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時期經濟理論建設的作用。很可惜,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理論界有意無意地忽視數理經濟學的這種重要性,使得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不能像其他科學一樣進行有效的分工,推遲了中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研究力量的積蓄。
作為一個完整的學科系統,經濟學也應像其他“直正的科學”一樣,具有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工程技術三個完整的層次。中國經濟學家也應根據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進行有效的選擇,集中有限的研究資源和短暫的生命周期,在一兩個學科領域里真正做點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研究工作。這比現今那種無所不能、包打天下、追逐熱點、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研究風氣,無疑將是一種進步。從學科性質上看,數理經濟應是經濟學的基礎科學,就如同理論物理是物理學的基礎科學一樣。重視對數理經濟的研究,對于中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健全完整的經濟學學科系統,形成經濟研究分工機制,最終促進中國經濟學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稿日期】199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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