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研究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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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一、社區治理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
全球治理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對治理做出了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治理理論打破了社會科學中長期存在的兩分法傳統思維方式，強調管理是一種有效互動的合作過程，認為公民社會也是合法權力的來源，同時，治理也是當代民主的一種新的形式。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單位制的解體，街居制向社區制的轉變，政府主導下的傳統社區管理方式已經不能有效解決城市社區發展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區治理應運而生。在社會資源的配置過程中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使得國內外學者紛紛將希望寄于治理理論，而建立在國家和市場基礎上的有效的治理--善治--是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不足的有效手段。善治是一種最好的治理方式，是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因此社區治理的現實意義即是走向善治，實現合作共治。
二、D市城市社區治理的實證研究
1.調查方法
本文采取實證研究的方法，通過電話采訪和走訪民政局相關部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科、社會組織管理科、社區管理辦公室）、查閱D市政府信息公開的政策文件和在典型社區（二女橋社區、望海社區、新壩社區）發放調查問卷（對象為社區居民，紙質調查問卷60份，電子調查問卷40份，回收問卷94份，其中有效問卷92份）等形式對D城市社區整體情況和典型社區進行統計分析和實地調查。
2.調查背景及概況
近年來，D市以“組織和諧、文化和諧、利益和諧、人際和諧、環境和諧”為根本出發點，以創建“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治安良好、環境優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為目標，不斷提高社區服務水平，扎實推進和諧社區建設，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
截止2013年5月，D市全市轄14個鎮，368個村委會（其中含75個農居），42個居委會，總人口115.23萬人，總面積2340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61.6萬畝。目前，市區現有5個街道、22個社區，常住人口21萬人，市區建成區面積26平方公里。先后創建省級文明社區2個、和諧社區3個、民主法治示范社區10個、綠色社區3個，地市級社區建設示范社區17個。《D市“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規定，到2013年，D城市社區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新體制，農村社區達標率達80%；到2015年，農村社區“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達標率達100%。2013年D城市社區已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新體制，農村社區達標率達82%，已達《辦法》規定水平。
3.問題及原因分析
D市城市社區在組織架構、規章制度、人事管理安排、公共服務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實踐成果，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現代社區管理的標準，但社區治理還未在這個長江以北縣級市中唯一的中等城市里深入人心，與已在全國很多城市得到良好實行的成熟社區治理機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
社區治理主體單一。在D市城市社區生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社區問題越來越復雜化、多樣化，而社區治理的主體仍然停留在政府“一家獨大”的局面，政府全能型的主導地位并沒有改變，政府部門對于社區方面還沒有實質性的放權，只是交給社區居委會來承擔社區管理的相關工作，忽視了社區中其他治理主體的地位和作用。
D目前在民政局登記備案的社區民間組織有30余個，而實際上這些民間組織與社區的聯系仍然是停留在書面層面，實際操作意義上能夠真正起到社區治理主體作用的社區民間組織少之又少。社區居民也因為“熟人社會”的逐步瓦解而很少參與社區治理，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的積極性不高。缺少了社區居民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等社會團體的力量，便缺少了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與合作，公共利益不可能在這樣的模式中最大化。
第2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農村空心化；農村養老保障；社會保障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伴隨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農村人口在年齡結構上的極不合理并產生人口空心化；同時受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和戶籍制度的限制，村莊外延異常膨脹和村莊內部急劇荒蕪，形成了空間形態上空心分布。由人口空心化還逐漸轉變為涉及人口、土地、產業和基礎設施等的農村地域、經濟、社會服務等空心化現象。2012年3月底的《中國鄉村發展研究報告農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認為，“中國農村空心化現象嚴重，應積極推進“空心村”綜合整治，以破解土地供需矛盾，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保?①
經濟水平低下、農民增收困難諸多因素為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帶來了空前困難。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主要以家庭保障為主，社區和政府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但存在資金匱乏、覆蓋范圍窄、保障水平低等問題。與城市空巢老人相比，農村留守老年人由于經濟水平的低下和社會保障的缺乏而更具脆弱性。全面審視農村養老保障成為迫切需要，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形成有效的農村養老保障供給，對于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統籌城鄉發展、促進社會保障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二、農村空心化對農村養老保障的影響
農村社會保障是指國家通過國民收入的分配與再分配，對暫時或永久失去勞動能力及生活困難的勞動者或全體社會成員，由政府和社會依法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建立起來的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通稱”。農村養老保障主要分為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供給方式主要就是家庭供給和社會供給兩大類。家庭供給與家庭結構、家庭經濟水平、可供資源、和養老觀念有關。社會供給與社會政策和制度安排、社會觀念和社會經濟水平有關。
（一）勞動結構老齡化加大農村老人自我供養負擔
在農村，老年人的養老一般依靠自己從事農業勞動來進行自我支持。農村勞動力轉移導致老人的土地經營面積的增大，間接地加重了老人的勞動強度。許多農村老年人還要為子女照料小孩，生產和生活的壓力大大增加。
（二）人口外流削弱傳統家庭供給功能
農村空心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家庭結構和居住安排，留守老人與子女生活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分離，違背了家庭養老模式“就近照顧”的原則，使家庭供給失去了原有的支柱，削弱了老年人依靠家庭養老的基礎，使得老人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成為問題。
（三）政府養老保障支持有限、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缺陷
政府的支持基本上集中在經濟上，但支持力度不大，水平低，難以形成有效的“安全保障網”。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為 60歲及以上的農村老年人提供的保障仍欠完善，按照55元每月，一年僅為660元，按照當前的物價和生活水平，即使是在農村該保障程度仍然偏低。
（四）公共服務空心化導致社區養老保障服務匱乏
社區養老供給體系需要大量的資金和基礎設施作后盾，農村基礎設施匱乏，基層政府財力較弱，社區養老資源十分有限。社區服務覆蓋范圍狹窄，村集體對老年農民的補貼很少，無法大量興建養老院等機構進行集中式養老。老年醫療服務、老年生活料理服務、不能自理老人的長期護理服務等也無法實施。
（五）養老價值觀念變化、子女及老人養老意識淡薄
競爭的壓力使農村青年無暇顧及留守在家的老人，養老意識十分淡薄。他們意識到養老也是社會的責任，希望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認為自己沒有義務掏錢來建養老社區。大部分農民對養老院集中供養的方式也并不認可，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缺乏信心，繳費意愿很弱。
三、農村空心化背景下改善養老保障的對策建議
（一）建立政府-社區-家庭協同養老的保障體系
應當建立以政府為核心的經濟供養體系，以社區為核心的生活照料體系，以家庭為核心的精神慰藉體系。首先，政府應保障農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為其提供穩定可靠的生活來源，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其次，推進社區養老服務設施建設，積極開展社區養老服務，并提供多樣化和個性化的老年服務。最后，強化子女的孝道觀念，滿足老人精神上的需求。政府和社區應當倡導傳統家庭美德，強化社會輿論間接地提高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水平。
（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以改善養老保障經濟基礎
應當以市場為導向，積極引導農業結構調整。農村老年服務組織要充分發揮作用，組織老人在生產上互幫互助。二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基層政府要加強農業技術技能培訓，提高農民應用先進農業設備的能力，以促進生產率的提高，改善留守老人的經濟狀況和生活狀況。
（三）完善土地經營流轉制度提高農村土地養老保障
第一，土地出租收入是農村養老的重要來源，應切實完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妒逡巹潯诽岢觥皥猿趾屯晟妻r村基本經營制度，現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在依法自愿有償和加強服務基礎上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第二，村居民土地養老的主要來源是土地自經營帶來的農業生產收入，促進農村土地規?；洜I，切實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生產收入，進而提升土地養老保障能力。
（四）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
一方面，國家應增加投入，進行區域統籌，增加農村集體供款，解決農民養老保險金不足問題；調整地方財政支出，適度增加養老對農民的養老支出。加大與養老配套的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建立健全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還要盡快建立起可供老年人休閑娛樂的場所和設備。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農村養老保障供給的政策法規如農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增強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支付能力，擴大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覆蓋范圍，調整基礎養老金給付水平。
（五）完善農村社會救助體系發揮補充養老功能
農村社會救助體系中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計生家庭獎扶制度、五保供養制度等是農村養老保障的重要補充部分，其建立完善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第一，建立動態的輔助養老制度。需要建立低保金和計生家庭獎扶金的動態調整機制，避免通貨膨脹對其保障能力的削弱。第二，擴大輔助養老制度覆蓋范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計生家庭獎扶制度應當覆蓋所有農村土地養老、子女養老缺失的家庭。
（六）弘揚傳統尊老文化加強養老保障的道德支持
為了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也應從道德角度出發，大力弘揚中華民族敬老、愛老、養老的傳統美德和孝道觀念，營造有利于農村老人的身心健康的良好社會氛圍。一方面，要加強家庭的尊老敬老氛圍，使子女切實擔負起養老敬老的家庭責任。另一方面，要加強尊老敬老的社會輿論氛圍，使社會整體對老年人養老保障有有力的道德支撐和輿論約束。
四、小結
農村空心化趨勢對農村養老保障產生嚴重的影響和挑戰，使數量巨大的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問題日益嚴峻。政府和社區必須盡快負起責任，明確各個養老保障供給主體的責任，對養老保障資源進行整合，構建適合農村生產生活、符合農村老人養老需求的政府、社區、家庭協同的養老保障體系。
[注釋]
①《中國鄉村發展研究報告農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R].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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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企業項目投資一般具有期限長、初始投資成本高、對企業未來發展影響大的特點。隨著環境法規的不斷完善和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不斷強化，企業在進行具有重大環境影響的項目投資決策時，必須充分考慮所面臨的環境風險，并將相關的環境成本因素全面納入決策變量中。
一、企業項目投資決策中的環境成本因素
按照我國《環境保護法》（1989）的規定，企業必須對擬開展的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客觀評價，采取必要的措施將環境影響降至最低。同時，按照我國“三同時制度”的規定，企業在進行新建、擴建、改建和技術改造項目時，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即便配置了防治污染的設施，項目上馬后依然會有一定的環境影響。我國企業在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中，對項目的市場前景和必要性的描述往往不惜重墨，但對其環境影響的敘述卻顯得輕描淡寫。在項目財務評價指標的計算中，幾乎不考慮環境成本因素。
環境成本廣為接受的定義來自于聯合國國際會計和報告政府間專家工作組第15次會議文件《環境會計和報告的立場公告》（1998）。該文件指出，環境成本是企業本著對環境負責的原則，為管理企業經營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企業因執行環境目標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美國環境保護署（epa，1995）將環境成本分為以下類別：一是傳統成本，包括資本設備、原材料和物料等的成本；二是潛在隱藏成本，包括隱藏在間接費用庫的成本和或有成本，如管理成本、遵循監管的成本、培訓、監督、保險和潛在損害的成本；三是象或關系成本，包括為了協調與管制者和社區的關系而發生的成本；四是外部成本，包括企業不負有法律責任的環境降級，以及不能保證通過法律制度予以補償的對人類及其財富的負面影響等。
具有重大環境影響的項目投資決策，應采用完全成本（total cost）的概念，它因包含環境成本而區別于傳統成本概念。完全成本評估（tca）是指將環境成本納入資本預算的行為，是組織在做出投資決策時，對投資的全部成本和成本節約進行的長期的、綜合的財務分析活動（epa，1995）。c.jasch（2009）指出，組織應考慮所有的潛在重要的可能影響投資回報的環境成本，如物質流成本、場地恢復成本和與特定或可能于未來的法規相聯系的成本。
采用完全成本評估的程序和方法，將環境因素納入項目投資決策中，兼顧項目投資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舉措。如果企業在投資決策中忽略了環境風險和環境成本因素，有可能使看起來利潤豐厚的項目最終失利。
二、企業項目投資決策中的環境成本案例分析
（一）案例企業的項目概況
mn公司是一家專業生產陶瓷纖維的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率先在同行業中通過了iso9001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和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公司產品暢銷全國，并遠銷海外60多個國家和地區。該公司在其“莫來石纖維磚技術改造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中，分析了莫來石纖維磚作為一種隔熱隔溫材料的市場前景。預計國內的市場容量高達10萬噸以上，而目前的產品生產能力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公司以自有生產技術為依托生產的莫來石纖維磚產品，填補了國內空白，達到了國內領先水平。項目的主要經濟技術指標如表1所示。
該項目投資回收期比較理想，稅后凈現值比較可觀，內部收益率、總投資收益率和項目資本金凈利潤均比較樂觀。根據這些財務評價指標判斷，該項目在財務上具有可行性，能為企業創造較高的經濟效益。
公司在其可行性研究報告中分析了莫來石纖維磚的環境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生產過程中，使用天然氣作為燃料，可能會產生少量的空氣污染；混料機、精加工機等設備均產生噪聲；工程使用的原料主要有煤矸石、藍晶石粉等，這些粒狀物料在運輸過程中都會產生一定的粉塵，危害人體健康；在原料輸送、落料過程中有礦物粉塵產生。
公司減弱環境影響的措施主要有：一是粉塵處理。嚴格控制進廠原料的顆粒度，配料車間設置通風除塵系統，配料系統實現自動化、機械化，盡量減少原料的人工搬運和裝卸次數等。二是噪聲處理。采取密封廠房，操作人員在隔聲操作室內工作，種植喬木綠化帶。三是廢氣處理。項目采用天然氣進行熱處理，會產生少量廢氣，采用18米煙囪排放。四是污水處理。項目在生產過程中，不排放含有有害（毒）物質的污水。五是廢料處理。生產中產生的廢料主要是廢品磚，全部回收作為莫來石纖維磚或澆注料的原料。六是環境綠化。
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該項目設備先進，布局緊湊、工藝流程合理，生產及輔助生產設施所產生的廢氣、粉塵、廢渣及噪聲均經過有效措施治理，符合國家有關環境保護標準，預計建成后，若各類控制措施實施、管理得當，將不會對附近生態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二）項目投資決策所忽略的環境成本因素
案例企業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雖然專門分析了項目的環境影響和環境保護問題，但在其所列示的經濟技術指標和資本預算中，忽略了環境成本因素。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環保設備投資預算不足
該項目工程使用的原料主要有煤矸石、藍晶石粉等，這些粒狀物料在運輸過程中都會產生一定的粉塵，危害人體健康。容易產生粉塵的地點有廠區原料庫、配料車間等處。該項目設計了4條生產線，但總計配置4臺除塵器，顯然不足。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氣和廢水，基本缺乏控制。該項目預計生產期為10年，除塵器等環保設備的使用壽命可能不足10年，設備的重置未予考慮。
2.廢棄物的管理和處置缺乏預算
轉貼于
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品全部回收，似乎沒有造成浪費。廢品沒有產生銷售收入，但卻占用了大量的原料資源、能源和人力，對于廢品成本的考慮不足。資料顯示，環境成本中，廢物處置成本通常只占到1%～10%，廢棄物的物料購買成本卻占到40%～70%（c.jasch，2009）。該企業對于廢氣和廢水的管理和處置所帶來的成本也沒有充分考慮。
3.環境稅費和日常環境義務缺乏預算
資源稅和排污費等在可行性研究報告的財務測算中未提及，對于因造成外部環境影響所應承擔的環境義務毫無考慮。項目定員近500人，每年工資和福利費按照每人每年20 000元進行預算，顯然不能補償職工在工作環境中承受的健康風險。項目建址距離居民區1公里以上，但廠區的廢氣、廢水和噪音顯然仍會對周邊居民帶來不利影響。對于公司所應承擔環境義務缺乏考慮，低估了項目的總支出。
4.項目結束后的棄置義務和環境恢復義務缺乏預算
項目投資期為10年，項目終結后資產的棄置和環境恢復需要占用一定的資源，而項目預算中未予以任何考慮。
項目的市場前景具有不確定性，或許不能實現預計的銷售收入；但項目的成本卻是確定要發生的，對環境成本的忽略，嚴重低估了項目的現金流出額，其結果可能會使看起來很有吸引力的項目變得不再有吸引力，或者不再具有財務可行性。完全成本評估作為一種納入環境因素的財務評價方法，有利于克服傳統投資評價方法的不足，從而有助于做出正確的財務評價和投資決策。
三、建立納入環境因素的項目投資決策機制的對策
傳統的投資評價方法在進行財務分析時沒有考慮到環境風險和環境成本因素，導致企業錯誤判斷項目的盈利能力，引起決策失誤，甚至會影響到企業的戰略決策。建立納入環境因素的項目投資決策機制，需要著重解決以下問題：
（一）強化企業管理層的環境責任意識
隨著倫理學向企業和企業管理的引入，以及企業環境管理理念的重新構建，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自己是龐大社會體系中的一個組成單元，企業自身與其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息息相關。企業為社會創造了物質財富，但也消耗了自然資源，并向生物圈中排放了大量的廢棄物。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所產出的“三廢”和有毒物質等，對自然環境造成了損害。從道義上講，企業作為重要的社會組織，在節約資源能源消耗、控制污染排放和維護環境質量方面，擔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企業不僅要遵守國家的各項環境保護法規，還要主動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在進行項目投資決策時，管理層要特別關注項目對于環境的影響，勇于承擔環境治理成本和環境義務，并將其納入資本預算中。
（二）加強企業環境會計核算
我國目前尚缺乏系統的環境會計規范，與環境有關的事項通常是在發生明確的財務影響時作為常規的財務會計問題進行處理。例如，按照國家或地方政府環保機關的規定交納的排污費，列入管理費用；企業設置的環境機構和工作人員的經費支出，列入管理費用；違反環境法規的罰款和責令停業的損失、環境污染對他人造成損害的賠償以外的損失，列入營業外支出等等。加強環境會計核算，有利于準確確定企業成本，增強企業的危機感；有利于抑制企業短期行為，促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把企業自身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協調起來。加強企業環境會計核算，同時也是項目投資決策的測算基礎和依據。環境會計系統可以提供包括環境管理成本、物質流成本、違規成本以及或有負債相關成本等相關信息，從而對管理者投資決策過程提供支持。
第4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自然保護區；國外研究
近代自然保護運動大約興起于19世紀初，美國國會于1872年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公園。我國于上世紀50年代也開始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步伐。但是直到改革開放前，發展速度都很慢。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發表的《寂靜的春天》向人們揭示環境污染對生態系統產生所產生的嚴重后果。1972年，丹尼斯·麥多斯等人發表了《增長的極限》研究報告，預言增長即將達到極限。提出了“持續增長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發展”的概念。同年，巴巴拉和雷內的《只有一個地球》的問世。再次強調了人類生存與環境的重要關聯。
Paul和Merlin研究了自然保護區與地方發展之間關系的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之類問題。他們的研究表明，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保護和地方社會經濟可以共同發展，但是這兩者之間確實存在對立的關系。具體地說，在地方社會福利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時，很好地實現自然保護的目標是可能的。但是，這兩者進一步向更高水平發展時，政策制定者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取舍。也就是說，在地區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與保護區的生態保護的過程中，兩者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
在各種公共物品的理論研究中，一種屬于政府與市場之外的“第三條道路”的研究途徑正成為一種廣為接受的方法。傳統的保護區建設、管理管理遭遇了很多問題：首先是投資不足，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政府手中有限公共資源不會優先投入到環境建設中；其次，自然保護區作為一種長期的環境工程項目，其績效標準難以確定，無法準確衡量；第三，自然保護區為地區帶來的附帶成本（直接成本與機會成本），以及為整個社會帶來的外部經濟均無法控制，使得保護區管理問題進一步復雜化（附帶成本引發當地社區的不滿，而外部經濟帶來搭便車問題）。另外，市場途徑也存在很多問題。第一，自然保護區提供的是純公共物品，市場主體缺少提供這一產品的動機。第二，如果政府通過合同承包的方式雇傭私人企業提供的話，會產生大量的監管成本。并且，績效衡量問題依舊難以解決。最后，缺乏法律權威的私營單位在處理當地社區關系時將更加困難。顯然以上兩種途徑都無法解決保護區與社區關系的問題。第三條道路主張一種多方參與的多元網絡治理模式，政府、市場、個人、國際組織都將是治理的主體，但相互之間并不存在隸屬關系。政府處于這一網絡的中心，負責維護規則與秩序，但并不干涉其他組織的活動。這種治理形式的好處在于：民間組織與個人比政府機構掌握更多公民偏好的信息和地方的時空信息；市場主體在恰當的規則環境下更具活力和效率；而政府部門擁有前者不具備法律權威和專業技術資源；每一類行為主體都擁有于獨特的優勢與資源，在適當的網絡結構中，系統的整體效益將超過個體效益的總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斯特羅姆對于公共池塘資源的研究就是是之一研究途徑的代表。她提出，人們可以通過一種被稱為“自組織”的形式（self-governance）來對公共池塘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利用，無需過多的政府干預，也避免了資源的過度開采。這種自組織沒有官僚制那樣標準化的機構設置，更強調的是自組織與當地的傳統、習俗、宗教等相適應。她在《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中指出“激勵是規則的結果，這些規則用于獎勵和約束各種活動的收益與成本”。可見，在一定的規則體系，保護區的居民們可以自己通過成本—收益分析，決定做一名保護區的積極管理者，或者蓄意的破壞者。這一規則體系就是保護區制度激勵的重要來源之一。
可以說當今國外的相關研究主要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出發，對自然保護區發展的各方面進行了研究。主要有一下幾個特點：第一，強調了保護區周邊居民利益對于保護區管理的重要性；第二，公民參與對于自然保護區建設、管理的積極影響成為一種共識；第三，將經濟、環境和社會等多個維度的發展目標相結合對自然保護區的建設、管理進行分析。最后，公共池塘理論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的被引入到自然保護區的研究當中。可以看出，自然保護區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環境建設問題，其涉及的地區發展、公民權益等問題逐漸得到了更多的學術關注，因此保護區與周邊地區的關系正成為自然保護區研究的一個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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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社會治理創新；高校；現代公民教育；重塑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2-0056-02
黨的十以來，“社會治理創新”與“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兩個重要課題。但二者并非是兩個不同的領域，恰恰相反，“社會治理創新”與“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是緊密相連的，“社會治理創新”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需要重新定位和考量的重要內容，而“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成功與否也必將關系到“社會治理創新”的成效。因為二者的核心都在于“人”的因素，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人”，而社會治理的關鍵在于依靠“人”。所以，高校重視和完善現代公民教育是和諧社會建設及社會治理創新的需要。通過現代公民教育讓大學生辯證地協調好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與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同時，高?，F代公民教育也是法治社會建設的需要。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高地，更應該加強現代公民教育，培育知法守法的好公民。而民主社會建O也迫切需要高校加強現代公民教育。在現代化進程中，沒有合格的公民及其政治參與，現代民主政治就無從談起。
因此，將高?，F代公民教育與社會治理創新緊密聯系在一起，將使公民教育研究產生新的理論生命力。這應當成為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目前關于公民教育的相關研究多借鑒國外經驗和實踐探索，所以此類問題的研究仍是薄弱環節，值得我們總結和探索“中國經驗”。尤其是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下，以社會治理創新為視域，以我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為大背景，深化高?，F代公民教育研究，更能體現“中國特色”，增強“四個自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高等學校肩負著前所未有的重任，必須牢固樹立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重新思考全面深化改革，突出公民教育的重要地位，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培養和輸送優秀的社會主義公民，使其成為中國改革發展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
一、現代公民教育需要正確認識與素質教育、人文教育、通識教育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等概念的關系
現代公民教育不等于素質教育、人文教育、通識教育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要加強高?，F代公民教育首先就必須要厘清這幾者之間的關系。素質教育一度成為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顯學，加上當前國家和高校都在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被當做“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一劑良藥，但是這兩者并不能完全使學生成為一個合格的“現代公民”。本研究認為，人文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是現代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而素質教育、通識教育是與應試教育相對應的，是教育改革的一種價值和方向，其中所包含的大部分內容與現代公民教育是相同的，但又有“遺漏”。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必須補齊“現代公民教育”這門課，既要“重技”，也不能“輕道”，須在專業教育與公民教育之間尋求一定的平衡，真正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讓更多的教師、大學生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優秀公民?，F代公民教育也應該注意與素質教育、通識教育相互補充和促進。同時，在我國開展公民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中國公民，因而需要中國本土文化的參與[1]。原生性的市民社會文化背景是我國與西方大學生公民教育首要的區別。在西方社會中，公民教育實際上是經過長期歷史積累而形成的一系列具有普世價值體系的觀念的推廣[2]。因此，高校開展公民教育，還應該充分吸收我國傳統文化中“公民教育”的精華，以此為根，不斷豐富和融合現代民主法治等內容。
二、現代公民教育需要不斷豐富和優化方式方法
現代公民教育不是說教?，F代公民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公民素質和公民能力，讓學生進入社會后能夠實現“無縫隙過渡”，適應社會、適應職場，依法履行自己作為現代公民應該行使的義務和權利。公民教育課程具有綜合性、價值性、生活性和實踐性等性質和特征[3]。因此，高校在加強公民教育改革的時候，應不斷豐富和優化教育方式和方法，提高教育實效。一是要創新課堂形式。實踐證明，理論的說教、單向的灌輸、結構化的試卷，在公民教育上并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公民教育固然要讓學生了解現代公民知識，但是更重要的是內化為自身價值和行為規范，因此公民教育的課題不能局限在學校和教室，可以在政府部門、企業，也可以在社區。二是要變革教學方式。在公民教育中，教師可能是在年齡、知識、閱歷、經驗等方面更具有優勢，但這并不代表教師的公民能力就一定比學生強。因此，公民教育更需要變革教師的思想，讓教師放下“權威者”的身份，扮演好組織者、策劃者、幫助者的角色，加強與學生的互動溝通和交流討論，教學相長。三是要開發系統科學的專業教材或閱讀書籍。公民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對教育的目標、內容及進程等進行合理設計，從而在教育的每個階段都有相對應的書籍，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而教材或書籍的內容應更多采用案例、故事等形式，尤其是要突出新形勢下“社會治理”的內容，避免空洞而枯燥。
三、現代公民教育需要做到“走出去”和“引進來”
期望學校依靠自身去發展民主公民所需要的技能和道德將是不切實際的，人們學會成為負責任的公民，不僅在學校，而且還在家庭、鄰里以及公民社會中的各種其他群體和場所[4]?，F代公民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大學生的公民意識和公民能力，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公民。而這恰恰更多的是需要在社會大場域中來鍛煉和實現的，這就需要高?，F代公民教育將課堂搬進社會，讓學生在豐富的社會實踐中習得這些知識和技能。因此，現代公民教育要走出“象牙塔”。在這方面，美國和英國在開展服務學習方面有許多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開展的活動包括學生辦社區報紙，做指導手冊、資源指南、廣播電視節目；學生對社會問題主動開展研究，撰寫研究報告，提議開展社區活動等[5]。我國高校的公民教育可以借鑒美國高校的社區參與、志愿者服務等。同時，在招生、畢業等環節都可以設置相應的分值和權重。高?，F代教育“走出去”的不僅僅是學生，也需要學校本身和廣大教師“走出去”。只有學校與社會建立了良好的外部關系，教師真正了解了真實的外部社會及外部社會發展和需要，才是公民教育的基礎。另一方面，公民教育還需要“引進來”，引進真實社會生活中的案例，引進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社區等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組織的工作者，讓他們成為高校的教師，為大學生講述真實的公民生活經歷和經驗。
四、現代公民教育需要高校加強軟件和硬件建設
完善、系統的現代公民教育離不開頂層設計以及培養方案的制定實施，同時需要高校在體制機制上創新探索，在師資隊伍建設、教學內容、教學模式、考核方式等方面以效果為導向進行改革，并加大現代公民教育專項資金、科研經費和設備的投入。其中，在軟件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將現代公民教育作為一個體系，而非僅僅是一門課程；在教育理念上提升到與專業教育、技術技能培養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重視，讓現代公民教育成為學校領導層、管理層及基層教職工的共識，從而圍繞這一共識開設合理的課程，建設結構優化的師資隊伍，在全校構筑起重視現代公民教育、加強現代公民教育的良性教育生態。在硬件方面，需要高校加大投入，在教室、教學設備、研究所等方面做到配套完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現代公民教育不能走傳統課堂灌輸、空洞理論說教的老路子，必須以教育有效性為導向、以切實提高大學生現代公民意識和能力為目標，創新教育場所和教育方式，大力加強現代公民教育基地建設，尤其是要加強學校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社區等外部組織的聯系，建立協同開展現代公民教育的伙伴關系和教育基地，為大學生接受現代公民教育提供真實、生動的實踐機會和活動案例，保證高?，F代公民教育的科學有效。
五、現代公民教育需要發揮大學生組織和新媒體的優勢
如今，“互聯網+”、“數字時代”、“信息時代”、“微時代”等名詞，已經成為這個社會最鮮明的特點，正在不斷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和學習習慣，高等教育也正在這樣的大潮下發生著深刻的變革。這對高校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挑戰是要高校打破傳統、打破常規，敢于創新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機遇在于高?？梢岳矛F代科技來實現新的發展。當代大學生有著鮮明的個性特征，具備了良好了獲取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因此，高校公民教育也必須變革教育方式，充分利用新媒w等途徑，發揮微信、微博、移動客戶端“兩微一端”的教育作用，擴大公民教育的影響和效果，提高大學生的公民意識和參與能力；還要發揮組織的平臺優勢，整合高校共青團、大學生社團、志愿者組織等力量，擴寬現代公民教育的組織渠道和參與機會，讓學校參與更多的社會治理實踐，更好地行使公民權利、履行公民義務，為進入社會扮演好公民角色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劉霞.中國傳統文化與公民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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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馮建軍.公民教育課程及其設計[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10.
第6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 “城中村”;社會治理;少數民族聚集;新疆庫爾勒
中圖分類號：C95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3677/65-1285/c.2015.06.08
“城中村”①作為城市的夾縫地，是一種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現象，它們已經成為城市社會治理的薄弱區，成為困擾許多城市發展的頑疾。
當前，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結構依然存在，城市與農村不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化層次、產業布局，還是在社會保障、民眾收入、職業分布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距。在城市―農村的二元分析框架下，早期研究者認為“城中村”的形成完全是一個被動過程。例如，敬東指出，“‘城中村’源于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或城市急風暴雨式的城市建設和快速城市化，于是把以前圍繞城市周邊的部分村落及其耕地納入到城市用地范圍，……在這些用地上以居住功能為主所形成的社區稱為‘城中村’?！盵1]8后來一些學者有不同解釋：“對于土地出讓中經濟補償數額的多少，‘城’‘鄉’雙方并非總能順利達成一致。為降低補償成本，也為了避免處理與‘城中村’相關的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管理問題，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開‘城中村’，村鎮也樂意保留原有的居住方式與社區關系，這是‘城中村’產生的直接原因。”[2]153
近些年，隨著新疆庫爾勒市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鐵克其、恰爾巴格、英下近郊3鄉大部分村莊被拆遷，成為城市部分，但是由于拆遷的不完全，一些村莊變為典型的“城中村”?！俺侵写濉泵娣e的不斷擴大和流動人口的快速聚集，給城市治理和維護穩定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庫爾勒市對于“城中村”治理有許多創新之處，例如，在安置上開辟新模式，對被征地農民實施就地安置、“插花”安置②，使各族群眾共住一個小區，加深了解，增進民族感情;通過市場、門面房出租或經營、各類資產入股等多種途徑，使被征地農民獲得租金、薪金、股金等方面收入;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工作機制等方面引入城市街道社區治理模式，實施村改居、鄉改辦，加大被征地農民“農轉非”力度，使被征地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同質化的生活條件等。盡管如此，庫爾勒市在“城中村”治理方面依然面臨很多的難題和瓶頸，探索一條適合少數民族聚集的“城中村”社會治理模式尤為重要。
一、庫爾勒市“城中村”治理面臨的瓶頸
（一）拆遷補償壓力大
這是當前庫爾勒市“城中村”面臨最棘手的難題。2010年～2015年是庫爾勒市城市化推進最快的幾年，大面積的拆遷改造在短時間內進行。調查走訪發現，由于不同年份拆遷補償的價格標準不一，從每平米500元到每平米4 000元不等;同一時間段，不同地點的拆遷價格也不同。對此，村民意見很大。此外，一些村民違規建房，且漫天要價，也影響了拆遷補償工作的正常開展。
（二）流動人口管理難度大
庫爾勒市的“城中村”是流動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南疆籍流動人口的聚集地。據庫爾勒市統計局所得數據顯示，有近15萬的流動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及周邊的城鄉結合部，如庫爾勒市的海力帕爾村有村民2 500余人，而流動人口就有5 000余人。盡管庫爾勒市的“城中村”大部分已經被拆遷，但依然有大量的平房區用于出租。這些租住人員大多從事小商貿和建筑等行業，文化層次較低，民族成分復雜、流動性大，管理難度很大，治安、維穩任務艱巨。
（三）問題不斷產生
除了多年累積問題解決難度越來越大，新的問題仍在不斷產生，深層次的矛盾逐漸呈現，其中多數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從近年來群眾反映的問題看，大部分集中在房屋拆遷補償、農村土地征占等方面，拆遷帶來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成為群眾上訪的重要誘因。各級政府及村委會在解決問題上耗費很大精力，壓力和難度也在日益增大。
（四）違規建房極為嚴重
由于歷史原因，庫爾勒市的“城中村”幾乎沒有統一的建設規劃，因而導致村民所建的房屋高低不一、雜亂無章。近幾年的拆遷補償，很多人一夜變富，致使很多將被拆遷的村民投機取巧，想盡辦法蓋房子，違法用土和違法建設屢禁不止，隨意搭建成風，部分街道的胡同道路不足2米寬的人造“一線天”比比皆是。
（五）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生活難
庫爾勒市很多農村居民瞬間變成城市人，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遷造成村民各方面的落差，使他們面臨很多的不適應感，甚至有些茫然，“這種典型的社會變遷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墮距’和‘文化墮距’，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和制度建設未能形成同步轉型” 。[1]93很多村民還保持著原來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無法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甚至對城市文明有一定的排斥。再加上“城中村”村民大多失去耕地，在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尤其是就業問題，由于沒有專業技能、文化水平較低，致使就業渠道狹窄、再次就業率低。
二、庫爾勒市“城中村”治理難的原因分析
（一）社會各階層利益追求細分化給社會治理帶來不利影響
庫爾勒市作為新興城市，特別是作為南北疆交流樞紐、“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城市，城市規模在短短幾年內快速膨脹，致使社會階層的分化越來越明顯，隨之各階層間的利益沖突增多。通過城市拆遷補償，很多“城中村”居民一夜變富，而一部分人依然生活在貧困邊緣，使得原本平等的村民間社會地位差距瞬間拉大，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在這樣的局面下，一些村民不顧相關的政策法規，試圖通過大量違規建房來獲得高額拆遷補償。而當政府不予承認時，又借助上訪等手段要求維護自己的利益。當利益訴求依然得不到滿足時，就會對地方政府產生不滿、不信任，甚至仇恨，致使黨群、干群關系緊張，社會治理難度加大。
（二）“城中村”社會治理機制出現的新問題沒有適時調整
盡管庫爾勒市的新型城鎮化在全疆處于領先地位，甚至在很多方面有先行先試的特權，但是在對“城中村”治理中依然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
一是治理主體間的權責關系不夠明確。一方面市、鄉兩級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上沒有真正跟上變化的形式，致使行政主體間權、責部分管理混亂，政策實施力度不夠，甚至出現漏管現象。另一方面村委會自治管理職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很多時候只是充當政府基層上傳下達信息的站點，部門村干部不作為的現象時有發生。
二是社會治理體制、機制不夠完善?！俺侵写濉北M管還被稱為村，但是其治理已經大大區別于傳統的村莊模式，因為“城中村”面臨的社會問題、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無論是政策法規方面，還是社會治理組織內部的規章制度方面，都需要根據發展形勢不斷做出調整和革新。如鄉政府和村委會職責定位清晰與否？對違規建房情況，能否快速處理解決？此外，庫爾勒市的“城中村”的村民及村干部絕大部分是少數民族，對以漢語下達的文件理解困難，更多是通過別人轉達了解內容，存在理解偏差。
（三）“城中村”管治中的單一性和多元性沖突
“中國的城市社會管理最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從‘人治’到‘法治’，從傳統城市管理到‘現代性’意義的‘城市管治’?！盵3]210在“城中村”的管治中，如果摻雜太多的人為因素，就會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形成社會的不滿。從治理者主觀角度認為只要站在大多數人利益的立場上管治就是正確的，而沒有真切了解利益主體的訴求，于是急功近利、大拆大建時有發生，缺乏人文關懷。而從村民的角度，部分村民“等、靠、要”思想嚴重，只想政府按照最高標準給予補償，這就造成治理者與村民各自利益方向出現偏差，表現為基層干部與村民間的沖突不斷。
（四）村民對城市化的認知差異大
城市化過程較早融入城市生活的村民和有相對穩定的職業和收入的村民會更多地認可城市化，對快速城市化給他們生活帶來的便利和改變給予積極肯定;而對于那些過去一直從事農業勞動的中、老年人，由于很難找到穩定的職業，他們會對城市化有一定的抵觸，他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沿襲著過去農耕時候的習慣，對于沒有農耕的生活具有恐懼感，因此很難在短期內融入到城市文化中去。
三、提升少數民族聚集城市“城中村”社會治理水平的路徑探析
（一）對“城中村”拆遷補償合同梳理兌現，對現有土地房屋面積重新測繪確權
當前，庫爾勒市所有的矛盾聚集在拆遷補償上，拆遷補償幾乎涉及所有村民，村民手中很多合同沒有得到及時兌現，如庫爾勒市海力帕爾村，從村委會調查了解到村民手中有近5 000個沒有兌現的合同，一些合同是5年前甚至更久前簽訂的，對此，農民怨聲很大。解決這些問題的當務之急是成立州、市、鄉共同參與的專項整治小組，各部門協調規劃，核查農民手中的補償合同，對于合法正規的合同給予重新認定，并根據合同的時間給出新的兌現時間。
“城中村”違規建房屢禁不止，要控制這種局面，可考慮以下操作模式：一是將“城中村”土地國有化，政府分片區集中買斷，一次性給予補償，這樣有利于產權明確，可以在政府框架下開發，避免“小產權房”問題;二是盡快對現有土地、房屋進行科學測繪，并下發正式文件告知村民，一旦確權登記后5年內沒有允許不能改建增加面積;三是由政府負責，村委會參與，對村集體土地進行靈活改造開發，確保村集體土地保值增值，使每位村民受益。
（二）規劃建設“互嵌式”社區安置模式
庫爾勒市的“城中村”少數民族占大多數，在村民安置時，要充分考慮民族間的互嵌式環境建設?？梢試L試在漢族較為集中的小區周邊建設安置小區，政府給予補貼低價出售;在安置小區附近引進企業、商業進駐，給予優惠政策。
另外，積極開展村改居、鄉改辦工作。先在集中連片農民安置小區建立農村社區，引入城市社區管理模式，增強社會化服務功能，再打破原有村莊界限，重新調整劃分與城市街道、社區的行政區域，逐步撤銷村民委員會。近期庫爾勒市批準了鐵克其鄉成立9個社區、恰爾巴格鄉成立5個社區、英下鄉成立2個社區的方案，這就打破了原先少數民族聚集村莊的居住環境，有助于建設各民族間“互嵌式”居住環境，有利于民族團結。
（三）規范、完善“城中村”治理主體的內部機制建設
“城中村”作為社會發展、變革中的特殊存在形式，其改造所需的龐大資金及隨后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使得改造過程舉步維艱。“‘城中村’的改造可能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有的可能要花一兩代人的時間，并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可以改造好的?！盵4]5相比一般村莊，“城中村”面臨更多的社會問題和治理難題，特別是維穩形勢嚴峻的背景下，需要不斷創新和完善治理主體內部的制度建設，進而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庫爾勒的大多“城中村”村委會缺乏機制建設，致使很多工作沒有制度可依，很多時候靠村長、書記的個人理解行事。針對這些情況，應當根據鄉、村所應承擔的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職責要求，不斷完善相關機制，既要對村委會工作職責和服務明確規定，又要建立和完善村集體資產透明公開、財務管理等相關制度。
（四）“城中村”治理要體現治官在先和民生為要
庫爾勒市的“城中村”改造和治理，帶來了激烈的利益博弈，隨之出現和與民爭利，故在對其的改造和治理中，既要先治官，又要凸顯利民。
在治官層面上，首先要做的是對所有相關部門的官員進行清查，特別是城建、拆遷部門，對有問題的人員該處理的處理、該停職的停職。之后重新完善機構設置，尤其是對城建局、拆遷辦的人員加強入崗考核。在部門新人員工作之先就健全制度，運作盡可能將權力和利益分離，讓權力運行過程完全處于法律和民眾監督之下。
在利民層面上，要將發展成果盡可能惠及到每一位村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繼續堅持和創新3個結合：貨幣安置與新居建設相結合，置換新居與分類安置相結合，住宅安置與不動產經營相結合。積極推進安居富民工程，不斷完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妥善解決被征地農民安置問題。此外，要全面落實居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政策，提高和改善被征地農民生產、生活條件。
總之，要做好少數民族聚集城市“城中村”社會治理工作，既要借鑒發達地區成功的治理模式，又要結合本地實際，，探索一條符合自身特點的治理模式。
注釋：
①城中村，通常指在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不斷推進過程中，位于城區邊緣農村被劃入城區，在區域上已經成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權屬、戶籍、行政管理體制上仍然保留著農村模式的村落。
②“插花”安置，即將征地農民化整為零，分散安置在其他地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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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可以說，改革的陣地又進一步推進到了縣級醫院這個微循環中。
讓病人足不出縣，足不出社區，就能治療常見病，這是當今深化醫改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的主打措施，但是三級衛生網絡的改革，不是光靠一兩個政策就能解決的問題。
有專家認為，加強縣級醫院的醫療服務能力是應當的，但是單純靠改革縣級醫院這個微循環，很難解決問題，作為大動脈的三甲醫院的醫療人才不下沉，只是加強縣級醫院的硬件措施，是無法留住患者的。
專家認為“縣級醫院的樓和設備都是可以通過錢解決的，但是人才解決不了，雖然現在政策已經制定了三甲醫院的對口支援縣級醫院以及醫生的多點執業，但是配套措施都還沒有出臺，三甲醫院人才下沉還沒有動力，現有的患者已經讓三甲醫院忙不過來，哪有時間去縣級醫院?必須要出臺強有力的措施，才能解決縣級醫院的人才問題。不解決主動脈三甲醫院的問題，微循環的縣級醫院還將缺血?！?/p>
食品安全，不可因算經濟賬而耽誤一秒
楊振威
2010年12月15日，衛生部監督局網站對是否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劑――過氧化苯甲酰和過氧化鈣公開征求意見。根據征求意見的公告稿顯示，自2011年12月1日起，禁止在面粉生產中使用過氧化苯甲酰和過氧化鈣。
如果最后這個禁止時間節點成真，如果這個禁令是有關部門的真實意圖，那筆者到有許多疑問開始搞不明白了。
一是食品安全事關黎民安危，事關社會穩定。食品中是否添加化工原料，絕對算得上一門學問。要不要添加，這時候其實需要聽聽專家意見，怎么能因公眾的個人喜好便決定其生死?
二是既然主管部門都有意向不添加，至少說明政府主管部門已經充分獲有不添加的科學理由，那又何必要征求民意做戲?
三是如果不添加也沒啥影響，添加后的潛在危害目前仍不可知，那為何不堅決取締，非得要因考慮相關方的經濟利益而網開一面，拖延一年，豈不是在拿公眾安全開玩笑?
四是如果添加也沒什么影響，繼續執行一年也沒任何風險問題，那還何必費這個勁，勞這個什子，逗大家玩?
不管怎么說，給食品中添加化工原料，都是一件需要十分小心謹慎的事。我們不能一概否定說添加化學原料就一定不好，但也絕不能拿民眾的健康、生命去做實驗，去拿經濟利益核算交換。
環境污染治理成本5年增長75.4％
根據2010年12月25日公布的《中國環境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8(公眾版)》，和2004年相比；2008年我國環境退化成本增長了74.8％，虛擬治理成本增長了75.4％。這意味著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在環境和生態方面所付出的代價日益增大。
《報告2008》指出，2008年的生態環境退化成本達到12745.7億元，占當年GDP的3.9％。其中環境退化成本(指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各種損害，如對農產品產量、人體健康、生態服務功能等的損害)8947.5億元，生態破壞損失(指森林、濕地、草地和礦產開發)3798.2億元，分別占生態環境總損失的70.2％和29.8％。
第8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城市治理；公共服務；多元主體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10X（2014）05009306
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1]（P4）。伴隨治理理論的興起，城市治理問題也日益引起重視。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城市治理的概念、參與者關系、治理模式等進行了廣泛的探索。近年來，隨著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我國學者也對城市治理問題展開了研究，盡管對于城市治理有著不同的界定，但大部分定義究其本質內容而言是一致的。城市治理是指城市范圍內政府、私營部門、非營利組織作為三種主要的組織形態組成相互依賴的多主體治理網絡，在平等的基礎上按照參與、溝通、協商、合作的治理機制，在解決城市公共問題、提供城市公共服務、增進城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相互合作的利益整合過程[2]。城市治理的核心是城市政府向市民社會提供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務。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國經歷了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這使城市治理中的公共服務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加強城市治理中的公共服務體制改革研究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城市治理中公共服務的發展
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及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深入推進，我國城市治理中的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就。
（一）城市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治理理念由經營導向逐步向服務導向轉變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轉變政府職能、構建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的政府改革思路逐漸明晰。黨的十報告提出要“構建起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指出，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城市治理的理念也逐漸產生變化。改革開放之前以及初期，我國的城市治理主要是以行政手段為主，包括戶籍、治安等方面的管理。改革開放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漸向經濟建設轉移，城市治理進入了所謂的“城市經營”模式，即“城市政府運用市場經濟手段，將各種可以用來經營的城市資源資產化，以實現資源配置最大化和最優化，從而提升城市價值”[3]。在這種經濟利益至上的城市經營理念指導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矛盾。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政府逐漸意識到要從“經營導向”向“服務導向”轉變，從單純強調經濟的發展型政策向更具公平性的保障型政策轉變。
（二）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由單一的政府壟斷變為多元主體競爭格局
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下，城市公共服務由政府統一提供，這導致政府管了許多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近年來，政府在發揮主導作用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各類公司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作用，探索了公共服務的多中心供給模式。
一方面，政府作為提供服務的責任主體發揮了主導作用，逐年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力度，確保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持續發展。為了發揮各類公司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在社會服務方面的作用，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進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如《關于加快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意見》（2000年）、《關于支持社會力量興辦社會福利機構的意見》（2005年）。2012年《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創新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引入競爭機制，積極采取購買服務等方式，形成多元參與、公平競爭的格局，不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另一方面，公共服務提供主體逐漸由單一的政府壟斷轉變為多元主體競爭格局。政府將競爭引入公共服務領域，讓更多的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等成為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城市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成為當前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組織發育發展的一個大趨勢。根據競爭性和排他性的不同，政府積極探索不同的改革方案，例如衛生防疫等純公益事業繼續由政府承擔；市政、園林等服務實行企業化管理，對外招標承包；弱勢群體服務等由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作為服務供給主體；將基礎設施公共產品如供水、供電等壟斷行業逐漸開放，通過市場競爭提升其服務質量。政府則著力加大對公共服務的價格和質量進行監督。
（三）城市政府質量管理逐步得到重視，城市公共服務的制度化、標準化探索不斷涌現
20世紀90年代以來，質量管理運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正如美國質量管理學家約瑟夫?M?朱蘭（Joseph M.Juran）所說：“20世紀是生產率的世紀，21世紀是質量的世紀?！背鞘姓|量管理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城市治理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增強競爭實力乃至形成自身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由于服務是城市政府的核心價值所在，因此，城市政府質量更多的是屬于服務質量[4]（P48）。近年來，一些城市陸續進行了提升公共服務質量的創新探索。如2007年杭州市上城區的“政府管理與公共服務標準化”建設，即借鑒企業標準化管理思路，以制定具體職能管理標準、構建政府職能標準化體系為基礎，以信息化技術為支撐，以規范公權、保障民權、服務民生為目的，全面推進政府行政職能的標準化管理，使每一項具體事項都有標準可依循、可操作、可評價，從而進一步加強政府行為的自我規范和約束，提高政府質量。
（四）城市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得到顯著增強，不同空間、不同人群的服務均等化水平不斷提高
城市治理的職能要求增強城市公共物品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在許多經濟發達地區，外來人口比例大幅度提升，如2011年廣東全省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動人口約有4000萬，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有2100萬[5]。但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化結構，使大多數外來人口沒有真正融入城市文明中去。近年來，隨著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許多城市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嘗試，外來人口享有的服務逐漸增加。以中山市為例，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中山市的外來常住人口達165萬余人，占常住人口的53%。2009年10月，中山市在借鑒國外移民經驗的基礎上，以探索梯度式、漸進式戶籍改革和普惠型公共服務為核心內容，采用量化計分模式，率先在全國推出流動人員積分管理制度（以下簡稱“積分制”），即根據本行政區域范圍內的人才需求和財政承受能力，綜合考慮流動人員在當地的工作年限長短、個人素質高低、社會貢獻大小、遵紀守法等情況，采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積分登記，每年安排一定數量的入戶、入讀公辦學校、入住保障性住房指標給流動人員，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市民化。
（五）新媒體在城市公共服務中的運用越來越普遍，智慧城市建設獲得廣泛認同
2008年以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引領城市通向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的未來，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城市”的發展遠景。智慧城市將新一代的IT技術運用于城市各行各業，把傳感器嵌入和裝備到城市各種物體中，達到城市人、物、功能系統之間的無縫連接、協同聯動和智能感知，最終實現對城市各系統需求做出智慧的響應、決策和行動[6]。作為未來城市發展的全新理念，目前智慧城市已被越來越多的城市接受，這些城市期望通過智慧化的行動，應對城市發展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及“城市病”，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目前，我國至少有120個城市或地區將智慧城市建設列入“十二五”規劃或制定了行動方案，預計“十二五”期間全國將有600個至800個城市建設智慧城市[7]。
二、我國城市治理中公共
服務發展面臨的問題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城市沖突和矛盾以各種方式體現出來，城市治理中的公共服務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城市政府職能有待于進一步轉變，尤其是監管職能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歷了7次較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其中1988年進行的改革已明確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然而，目前這一改革目標仍未完全實現，這導致了公民對公共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與公共服務不足之間的矛盾突出，近年來發生的公共食品藥品衛生安全、公共安全等突發性事件也暴露了服務型政府建設面臨的困境。在市場化進程中，現行的城市基礎設施監管體制也存在一定問題：一是監管目標不明確，往往在處理融資需要、保障社會公共利益、促進行業健康發展三者關系方面顧此失彼；二是監管機構間的監管權分配不合理；三是政府監管的職能不明確；四是監管內容需要調整補充；五是監管手段及其運用有待改進；六是監管規則有待完善，缺少專門規范城市基礎設施市場化操作的法律規范[8]（P2427）。
（二）多元主體參與格局有待于進一步推動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公共服務提供的多中心格局逐漸形成，但市場、社會發揮的作用仍有待于進一步提升。首先，在城市經營過程中，由于政府自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模糊，導致政府以外其他利益主體的參與不足。政府通過城市經營，大規模介入一些可以引入市場競爭的公共經濟領域，由此導致的壟斷加劇了公共物品市場競爭的不公平性，對民間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也進一步阻止了民間和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公共領域的愿望。其次，非營利組織行為的動力不足。一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自主性不足，二是非營利組織的志愿不足和過度營利化。上述問題導致了非營利組織在城市中的發育不足、參與不足，其自身內部的治理機制也有待于進一步完善[9]（P206221）。
（三）政府服務質量有待于進一步提高，以解決城市政府行政體制和行政執行的滯后性
城市政府行政發展滯后會影響城市政府服務質量。當前，城市政府行政發展的滯后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行政體制方面的滯后性。如在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方面，政企關系仍未完全理順，企業還沒有真正走向市場；在政府行政決策方面，決策過程的科學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程度仍有待提升。二是政府行政執行方面的滯后性。這主要表現為“部門主義”、“地方主義”和導致“尋租現象”的行政行為。
（四）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依然嚴峻
城市化發展三十多年來，我國城市已成為城鄉人口、城鄉文化和城鄉價值觀的匯集之處。然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享受著不同的住房、醫療和養老等公共服務，眾多農民工在公共服務的享有方面受到諸多限制。一是義務教育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被排斥在城市公立學校之外。二是就業方面，關鍵崗位歧視、“先本市，后外地”的現象依然存在。三是住房信貸等服務差別較大，非戶籍人員不能購買經濟適用房，不能租賃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四是公共衛生服務領域還沒有完全深入到外來人口群體。五是沒有建立針對外來進城務工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所有的城市職工在政策上普遍享受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大保險，但外來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大多數不享受任何保險待遇。
（五）智慧城市建設有待進一步推進
目前，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設逐漸起步，并取得了顯著成就，但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仍存在差距。首先，缺少頂層設計是智慧城市建設的最大瓶頸。據《中國智慧城市發展評價與研究報告（2012）》顯示，在智慧城市建設興起的過程中，許多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設過于急躁，一些智慧城市建設項目未經科學的規劃和論證就貿然啟動，致使城市基礎設施條件與智慧城市建設的長遠規劃嚴重脫節。其次，信息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目前，現有的信息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還有大量的信息資源處于閑置和浪費狀態。
三、國外城市治理中公共服務的實踐經驗
國外城市治理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較早，雖然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由于國情不同，具體的治理模式有很大差異，但也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
（一）強調城市公共服務的多元供給體制，普遍推行以市場化、社會化為主要趨勢的公共服務改革
城市治理的過程就是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調整過程，不同的利益需求和作用使城市治理也相應地呈現不同的模式。瑞典政治學家喬恩?皮埃爾（Jon Pierre）根據參與者、方針、手段和結果將種類繁多的城市治理方式歸納為管理模式、社團模式、支持增長模式和福利模式[10]。隨著20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私有化，許多西方國家在城市治理過程中嘗試以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方式，降低政府機構財政開支以提高行政效率，一些政府專注于提供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服務領域。同時，鼓勵各種非營利組織和社會公眾參與興辦公益事業和提供公共服務，形成以政府為主導、各種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的服務供給格局，其社會化的主要形式包括非營利組織的供給、社區供給和公民個人自愿供給。目前，在國外城市治理過程中，社會主體的參與程度不斷提高。隨著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程度的日益加深，城市民主制度也日益完善，如政府鼓勵利益相關者全過程參與城市治理，參與公共服務決策、政策的實施以及監督，這不僅可以協調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還提高了治理效率，提升了公共服務水平。
（二）突出城市社區的服務功能
城市治理的社區化是城市治理多元化的必然要求，“社區的政府”或“社區擁有的政府”正在成為西方國家城市追求的目標[11]（P30）。為適應日益靈活多變及復雜化的城市發展需求，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許多西方城市試圖將城市管理的權力分權化并將重心下移，即將管理權力逐漸下放到基層職能部門，上層政府傾向于承擔一些整體性與一般性事務，下層政府負責具體的繁雜事務。上述做法突出了城市社區的治理功能，體現了多中心治理的趨向。
（三）重視城市政府質量管理
20世紀80年代末，質量管理被正式引入美國城市政府，如1981年美國聯邦質量研究所的成立。1993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第12862號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設定顧客服務標準，包括七項內容，即確認行政機關的實然顧客與應然顧客；調查顧客期望的服務項目與品質，了解顧客對現有項目的滿意度；公告服務標準，以此衡量成效；效法企業標桿，提升服務顧客的標準；給予顧客多元化的服務與輸送方式；保證信息、服務以及申訴制度簡明易用；確保顧客申訴途徑暢通[12]。此后，各國城市積極仿效私營部門的做法，開展了ISO9000族標準的質量認證工作。
（四）重視公共服務的決策和監管問題
每個階層都有著不同的利益需求，科學民主的公共決策可以將其進行有效的整合。如法國政府除了經常以公共商議、公共調研等方式直接聽取市民意見外，還會采用公眾調查和民意測驗等辦法了解民意。盡管最近二十多年來，多數國家和地區普遍采用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措施來推行公共服務改革，但政府仍沒有放棄監管職責?！笆袌鍪ъ`”和“第三部門失靈”是公共服務監管的基本前提。對于經營性公共服務，一般由獨立的監管機構來行使監管職責；對于社會性公共服務，一般通過加強立法、成立專門的監管機構以及發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來實現監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逐漸重視績效評估并將其廣泛應用于公共服務評估領域。
（五）關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供給公平問題
自20世紀70年代起，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公平問題就開始在國外得到關注。一般認為，空間公平就是享有公共服務設施利用的機會均等。公共服務設施分布的空間公平，不僅要保證特定范圍內每個居民獲得均等的設施服務，而且在使用這些公共服務設施之后，每個居民都能夠享有更為平等的生活環境[12]。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公平、利用公平及（滿意度）結果公平都屬于空間公平的目標。
（六）廣泛認同智慧城市建設
“智慧城市”建設對于一國增強核心競爭力及爭取未來發展機遇等有著重要影響，已逐漸在全球范圍內獲得廣泛的認同。2008年奧巴馬上臺不久即將“智慧城市”上升為美國國家戰略。2009年通過的美國《經濟復蘇與再投資法案》進一步強調了在醫療、網絡寬帶和能源等領域中物聯網技術的應用。世界上許多國家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墨西哥等先后基于物聯網技術制定了智慧城市的建設戰略。
四、推動城市治理中公共
服務體制改革的建議2020年是我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時間節點，為爭取在2020年建成符合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體制機制比較完善、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顯著增強、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的服務型政府，我們還需要繼續探索。
（一）圍繞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有待于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進，而不能將改革局限在機構調整、提高效率等層面。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域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奔涌煺毮苻D變，需要調整政府維護性職能、經濟性職能、社會性公共服務職能之間的比例，控制和降低維護性公共支出，穩定經濟性公共支出，增加社會性公共服務支出。轉變政府職能還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總要求指導下，堅持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管辦分離等原則，統籌規劃和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形成科學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二）進一步推動城市公共服務中的多元主體合作治理，提升公眾參與度
城市治理中遇到的一些難題單純通過市場或者政府手段都難以解決，甚至會出現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失靈，這就需要引入多元化的供給主體，充分發揮市場和社會組織的活力?；A教育等公益性很強的公共服務仍主要由政府直接提供；公益程度相對較弱或不宜由政府直接組織的公共服務交由非營利機構承擔；另有一些公共服務由政府出資購買。在這一過程中，首先，要充分發揮各類公司企業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重要作用。政府可以通過降低準入門檻，實行優惠政策等手段，打破國有事業單位的壟斷地位，引導各類企業和民間資本進入社會服務領域。其次，要充分發揮各類社會組織的作用，加大對公益類民間組織的扶持力度，如完善民間組織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加大資金投入、制定發展規劃、加強合作等。
（三）加強城市政府質量管理
加強城市政府質量管理，需要重視三個方面。一是推動制度創新。城市政府是制度創新的主體，為此我們需要提高城市政府實施質量管理的主動性。二是強化過程管理，尤其是行政決策、行政執行和行政監督這三個過程的管理質量，切實增強城市政府實施質量管理的有效性。三是降低管理成本，有效提高城市政府質量管理的實效性。
（四）加強城市公共服務的決策、監管和問責機制
我們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來解決公共服務決策機制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建立和完善重大行政決策調查研究制度；二是完善依法行政決策機制；三是推進行政決策的公示和聽證制度；四是逐步建立并完善行政決策專家咨詢制度；五是建立行政決策責任制。在決策過程中，充分發揮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的作用，重視網絡民意表達機制的運用。我們還需要建立有效的監管和問責機制。盡快推行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主要內容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強化基本公共服務的行政問責。要建立科學的評估框架、評估程序、評估機制，并將評估的結果與干部的選拔、任用相聯系，在此基礎上建立行政問責制度，加強政府對公共服務供給的監管。此外還要加強對私人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監管，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媒體和社會公眾的力量，實現社會服務的透明、高效、規范。
（五）以需求為導向，協調好城市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和差異性
居民及其群體生活的多樣性是城市的最基本社會特征之一，除均等化以外，城市公共服務應具有多樣性和以需求為導向的特性。不同群體對相同的公共服務的依賴程度并不相同，因而城市治理也應根據不同群體的需求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政策，并隨著居民需求的變化而調整，建立需求識別和反饋的動態機制。因此，首先要保證城市中不同的群體都同時享有最基本的城市服務，在此基礎上，制定差異性的公共政策，采取有針對性、個性化的服務措施，使社會各階層人群的期望都得到合理的滿足。
（六）重視新媒體在城市公共服務中的運用，打造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可以改變政府、公司和人際交往的方式，提升公共服務的水平，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智慧城市發展評價與研究報告（2012）》指出，要基于城市在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格局中的總體定位，對智慧城市建設進行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并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智慧城市發展戰略。此外，智慧城市建設還需要重視以下幾點：一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以有效實現多個信息網絡的融合，快速分析各種信息，從而及時處置一些突出的問題和矛盾；二是通過推進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來進一步促進智慧城市建設；三是以加強社會建設和民生工作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支撐點，使不同的群體都能共享智慧城市建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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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區治理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電子商務 農村 治理模式 演化路徑 案例分析 產業集群
中圖分類號：F320；F7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1-007-03
一、前言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國農村電子商務近兩年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勢頭。農村電子商務的典型代表“淘寶村”始于2009年，其特指大量網商聚集在某個村落，以淘寶為主要交易平臺，以淘寶電商生態系統為依托，形成規模和協同效應的網絡商業群居現象。截至2015年12月，“淘寶村”總量從十位數躍進到百位數，突破200個，活躍賣家超過7萬家，這種“星火燎原”之勢也引起了學術界和媒體的高度關注。
參考邁克爾?波特（1998）提出的產業集群理論，農村電子商務產業具有明顯的集群化特征，主要表現為：第一，處于某特定的村、鎮區域范圍內；第二，緊密圍繞單一或者少數特色農村產業；第三，大量處于電子商務價值鏈相同環節和上下游環節的農戶家庭、企業、銷售部門、網絡技術服務部門、物流、其他支撐機構聚集在一起；第四，這些主體和機構在政府、行業協會的支持下，在某種治理模式的主導下分工、合作、創新，形成產供銷一體化有機群體。
從辯證的角度看，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發展創新了農村經濟改革模式，促進了農村人口再就業和新型城鎮化步伐，但是初期產業集群的天花板現象也逐漸顯現。比如低端復制的產業模式僵化、同質化惡性競爭日趨激烈、電商生態系統脆弱、區域空間狹窄、管理效能低下等問題層出不窮。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更深層次來研究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機制問題，以期促進集群內各主體（企業、政府、行業協會等）競爭和協同創新的效率。
櫬耍本文將在產業集群治理理論的基礎上歸納我國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治理的典型模式，分析集群治理模式的內在演化機理，提煉演化不同階段的治理特征。
二、集群治理的定義概述
治理的本質內涵是對社會或經濟系統內各種關系的協調，集群治理是治理本質的實踐延展。集群內部各種主體（包括上游供應商、企業、下游買方以及政府、協會等）基于權利分配的關系構成了產業集群的治理結構，它是主體在共同演化過程中相互博弈的結果。從集群的制度層面觀察，集群治理是制約和激勵集群內部主體經濟活動的各種協調機制的集合，該集合囊括了社區規范、市場自治和層級控制三種微觀治理機制。其中，社區規范是指集群主體基于互利、互信等非強制性規范開展經濟活動和協調主體關系的治理機制；市場自治是指集群主體（主要是企業）依據價格信息和市場競爭原則開展活動的自發性和自治性治理機制；層級控制是指集群內少數特定主體（主要是政府）憑借政治或經濟的權威影響力集權控制參與者行為的治理機制。這三種機制缺一不可，從制度層面共同構成完整的集群治理框架，協同發揮對一個經濟系統的協調作用。本文將以制度層面的集群治理理論為基礎分析中國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治理問題。
三、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治理模式
在社區、市場和層級三種治理機制的交織作用下，我國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根據領導者的差異，治理模式主要分為農戶自組織型、地方政府主導型、創新平臺型和多邊協作型四種形式。
（一）農戶自組織型治理模式
這類治理模式下，農戶通過血緣親緣關系口碑相傳認識互聯網，經由親友鄰里幫帶開設網店，并在網店運營利益的驅使下自主管理內部事務，開展平等互惠的競爭與合作。這類產業集群的內部主體以數量眾多的農戶家庭為主，即使出現較大規模的企業，也不能帶來整體性的影響。市場自治在這類治理模式中起到主導作用，社會規范也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而層級控制的治理機制則表現較弱甚至缺失。然而，農戶自組織型治理模式的集群內部關系結構不穩定，當越來越多的農戶參與經營，便會發生惡意壓價、創意抄襲、商業模式僵化、人才掠奪等突破現有制度約束的過度競爭行為。
比如蘇北沙集鎮東風村的家具網絡銷售產業，起先是由大學生孫寒引入產業雛形和經營模式，后來鄰里鄉親競相模仿，在全村得到快速擴張，并帶動鄉鎮家具產業從無到有，實現年銷售額3億元的驚人規模。沙集電子商務集群具有典型的農戶自治的治理特點，集群成員多數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戶，農戶們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分工合作，形成了圍繞家具生產、加工、網絡營銷、配送、售后等產業活動的全過程產業鏈。但是，隨著沙集品牌的傳播，沙集模式被周邊縣鎮快速復制，加之集群內部網商數量的增加，導致同質化競爭日趨激烈，沙集一些經營能力較弱的網商甚至開始退出。同時沙集沒有自身平臺，主要依靠淘寶、京東、亞馬遜等第三方平臺，隨著平臺化賣家的不斷加入，沙集也暴露了同平臺競爭力不足、銷售渠道狹窄等問題。
（二）地方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
這類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嵌入農民網商、服務商、生產商等多邊關系，通過出臺政策、建立機制、培育網商、尋找資源、設計載體、搭建平臺等工作主導當地農村電子商務的生成與發展。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具備了全局性、戰略性和長遠性的特點，同時由于政府具有強制力、公信力，且比農村企業、合作社、協會等治理主體擁有更多的資源，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形成規模、凸顯成績。這類集群以層級控制的治理機制為主，社會規范和市場自治的治理機制相對弱化。然而，地方政府主導的治理模式也受制于政府的能力水平，且可能出現治理邊際模糊的問題，阻礙企業和網商的主觀能動性和創新能力的發展。
浙江桐廬農村電子商務集群，就是典型的政府治理案例。2012年下半年，桐廬縣政府按照省市的“電商換市”戰略部署，對桐廬縣發展縣域農村電子商務進行頂層設計，確立了“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立足生態，從無到有，全面謀劃，系統推進”的原則。縣政府規劃并實施了“啟蒙”、“初步發展”、“提升發展”三階段任務，建成200個村站點，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農村淘寶村級服務站全覆蓋的縣?？h政府還積極和電子商務龍頭企業阿里巴巴開展深度合作，在選人選點、物流配送、人才培訓、宣傳推廣、策劃運營、技術支撐、傭金體系、考核激勵和農民權益保障等各個方面不斷地進行探索，基本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桐廬模式”，桐廬電商生態體系初具雛形。
（三）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
這里的創新平臺是指在農村電子商務集群內部為電子商務經營者實現創新和價值鏈提升提供服務的組織。這類組織的核心成員可能是第三方行業協會、合作社、專業市場或者領軍企業等。創新平臺是由相對于法律制度等公共秩序而言的一種組織化的私人秩序團體組成，當地政府直接干預的作用較弱，它既具有社會性，也具有一定的經濟性。創新平臺能夠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向社會提供類似俱樂部式的產物。
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是我國涌現的首個以“服務平臺”為驅動的農產品電子商務模式，在遂昌縣5萬人口的縣城聚集了幾千家網店。2013年1月8號，淘寶網全國首個縣級館“特色中國――遂昌館”開館，主營各種特色農產品。遂昌縣以行業協會、合作社為主導，建立了農戶向合作社負責、合作社向電商協會負責、電商協會向網店主負責的層層負責的規范制度，創造了C（農戶）2B2C（網店）農村電商模式。在兩個C之間增加了一個平臺環節B，扮演這個B的就是電商協會與合作社。其中合作社面向農戶負責原材料采購、組織生產加工、指導技術、檢驗質量，電商協會面向網店負責技術培訓、技術咨詢、制定質量標準、供貨、配送。在合作社和協會搭建的服務平臺上，遂昌縣的農村電子商務圍繞農產品價值鏈上的主要環節開展了比較規范的專業化分工和協作。
遂昌模式是典型的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協會、合作社作為農村電商集群的平臺組織者控制了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而將其他次要和輔助環節通過層層外包分配給農戶、網商、其他機構。這類團體作為平臺組織者和上下游農戶、網商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契約或承諾，并和電商集群外部的供商、客戶、政府、相關機構進行直接聯系，擔當了農村電商集群的“守門人”。這種治理模式在信任、互惠、聲譽等非正式規范的基礎上開展生產、經營活動，以社區規范的治理機制為主，層級控制和市場自治的治理機制為輔。這種模式有效控制了農村電商集群內部的過度競爭，有序協調了各個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生產效率，但是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和靈活創新性可能受到抑制，需要平臺予以保護和引導。
（四）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
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是聯合當地政府分支機構、電商協會、領軍企業、網商等主體協同治理電商集群的模式，市場、規范和層級機制能在這種模式中和諧地各自發揮作用，促進了集群的穩定發展。Brown認為，多邊協作治理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治理模式，它不僅實現了多邊力量的均衡，還保證了治理行為的有效性。從網絡關系上分析，上下游關系的農產品生產者、網商能夠實現平等議價，并在當地政府、相關機構的協調與制度保障下建立互利互惠的關系；競爭關系的網商之間可以基于資源互補的前提實現戰略性的協作從而達到規模效應；在政府、領軍企業或電商協會的帶領下，網商也有機會和集群外部的電商知識型機構、公共服務機構或其他群外主體實現交流與合作。
四、農村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徑
（一）演化的內在機理
上述農村電子商務集群的治理模式均為某一時間橫截面上表現出的治理特征。隨著治理環境的變化，農村電子商務集群的治理模式將發生動態演變。例如，江蘇顏集鎮花卉電商集群，在2005―2008年期間主要處于自組織階段，村民自發進行花卉電商的創新創業，跟隨者模仿進入。隨著網商規模的擴大，惡性競價、產業區域局限等問題也開始暴露；2009―2011年，隨著電商農戶的需求逐漸多樣化和規?；摰貐^出現了“淘寶花卉批發市場”，專業市場為農戶提供了多樣化的花卉品種，提供了鑒定、培育技術，創新了“一件”、“月末結賬”等合作方式，成為一個多功能的電商服務平臺，使顏集鎮發展到以創新平臺為主導的治理模式階段；在2012年以后，政府積極進行政策干預，引導農戶進行升級轉型，大力推進培訓、引入合作資源、出臺扶持政策，促使電商集群從創新平臺型治理階段向多邊協作型治理階段轉化。
根據集群演化理論解釋，隨著競爭的加劇和環境不確定的提升，現有治理模式所代表的制度安排將無法有效協調企業雙邊或多邊關系，企業的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創新效率降低，創新風險提高。集群參與者為了對抗日益加劇的經營風險或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便會自發或者人為地突破現有的治理框架，在治理結構、治理機制、主體行為三個方面產生變革的需求。這三者的交互作用不斷影響現有治理模式，當正向作用小于負向作用，則集群的治理模式潰敗，產業萎縮消失；當正向作用大于負向作用，則成功的經驗被不斷積累固化，原有的關系特征被改變，新的雙邊多邊關系確立，新的制度和規范形成，集群過渡到新的治理模式。
（二）演化的過程與特點
農村電子商務集群因為面臨的環境、先導機制和集群參與者各有差異，因此其治理模式的演化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在案例調查和分析中，課題組發現淘寶村電商集群在早期形成階段往往有自組織型治理模式的特征，并且以此為原點發展出5條一般性的演化路徑。路徑一：農戶自組織型地方政府主導型；路徑二：農戶自組織型創新平臺型；路徑三：農戶自組織型多邊協作型；路徑四：農戶自組織型地方政府主導型多邊協作型；路徑五：農戶自組織型創新平臺型多邊協作型。這5條路徑是治理結構、治理機制和主體行為共同影響的結果，他們的發展演化經歷了雛形、失效和再造三個階段。
1.雛形階段。在農村電商集群發展初期，由于電商行業規模較小，技術、服務、制度等條件尚不成熟，村民們選擇了交易成本較低的自發組織形式，其形式具有較強的臨近性、親緣性和社會同構性。主要特點表現為：（1）治理結構。網商主要在集群內部開展上下游供應鏈的合作與競爭，根據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時間進行雙向選擇，治理結構呈現線性垂直的特點。（2）治理機制。由于沒有真正形成規模化企業、電商品牌或是地域影響力，地方政府部門、行業機構參與協調和管理的積極性不高，治理機制以市場自治為主。（3）主體行為。由于缺乏政府、行業協會及其他機構的介入，從事電商的農戶作為市場的主體而存在。他們根據價格信號和互助原則開展交易活動，通過模仿、借鑒、人員流動來促進新知識和新技能的學習。
2.失效階段。隨著產業逐漸成熟，先行示范作用吸引其他村鎮模仿，從而導致從業人員激增，市場日益飽和，集群開始從自組織的有序狀態走向無序和混亂。負面影響表現為：（1）過度模仿和復制導致電商產品類型單一，營銷模式僵化，制約創新。（2）市場飽和、供需失衡導致網商通過偷工減料、侵奪知識產權、爭搶人才、惡意競價等惡性競爭的手段來謀求生存。當然，市場的失效也為資源整合與關系重構提供了條件，正面影響表現為：（1）小網商可能在這場競爭中消失或者重新定位，較大規模的網商獲取了更多的市場份額并逐漸成長為領軍企業，網商們通過重構供應鏈關系建立起以領軍企業為核心的穩定的合作關系。（2）創新不足所帶來的惡性競爭促使網商開始探索與群外企業、行業協會、合作社、培訓組織、專業市場等的合作，以求擴大經營規模、獲取貨源渠道、創新營銷思路、拓展分銷渠道等。（3）市場自治和社區規范的失靈要求地方政府探索政府職能介入的方式和方法。這些創新實踐活動具體通過集群的治理機、治理機制和主體行為表現出來，但是這個階段的集群治理模式還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3.再造階段。失效期過后，農村電商集群面臨兩種選擇，衰敗或者新生。衰敗意味著創新的治理嘗試失敗，集群走向衰退；新生意味著集群治理模式成功演變到一種新的穩定狀態。本階段集群治理模式的演變趨勢可以歸納為上面提出的五條路徑。
路徑一：在地方政府積極參與治理并取得良好成效，集群通常會向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發展。其集群特征主要表現為：（1）治理結構。網商在地方政府的權威治理下共享公共服務設施、終端產品市場和外部戰略資源，關鍵資源通過政府設立的規章制度進行有效配置，治理結構呈現線性水平的特點。（2）治理機制。地方政府的治理職能在集群中起到主導作用，治理機制轉換為層級控制為主。（3）主體行為。地方政府通過出臺政策、建立機制、培育網商、尋找資源、設計載體、搭建平臺等舉措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優化資源配置。網商受制于地方政府，與初始階段相比，網商內部突出表現為協作與共享，并加強了與集群外部的聯系。
路徑二：在地方政府較少參與治理或是治理成效不佳，又或是主要采用點對點扶持戰略的情況下，集群通常會向以行業協會、領軍企業、合作社、專業市場等為核心主體的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演化。其集群特征主要表現為：（1）治理結構。行業協會、領軍企業等代替政府參與集群治理，通過平臺為網商提供資源、技術、周邊支持服務，網商在平臺的規劃協調下促進了角色分工與合作，治理結構呈現線性水平的特點。（2）治理機制。創新平臺的民間組織性質決定了集群內部的合作分工建立在非正式社區規范的基礎上，治理機制轉換成以社區規范為主。（3）主體行為。電商協會、領軍企業、合作社、專業市場等民間組織創新了服務平臺，為網商提供供應鏈優化與管理、產品質量認證、技術服務、咨詢培訓、物流配送等服務，并和網商形成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經濟利益關系。網商受制于創新平臺，與初始階段相比，網商內部突出表現為合理的分工協作，并在產品、價格、服務等方面逐漸形成了差異化策略，同時網商與外部的聯系也得到增強。
路徑三：當地方政府和創新平臺核心主體協同發揮了治理作用并卓有成效，同時網商內部的自發治理也被保持或激發，則三者合力推動集群治理模式演化成為混合的治理體系，即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其集群特征主要表現為：（1））治理結構。地方政府和創新平臺核心成員共同治理電商集群，集群的開放程度高，網商通過各種渠道與產業外部加強了聯系，治理結構呈現網狀特點。（2））治理機制。多元治理主體共同參與集群治理，治理機制轉換為市場、層級和規范三者的混合機制。（3））主體行為。地方政府參與協調、保障制度和引入資源；創新平臺核心主體整合優化集群資源，為網商提供服務支持并創新合作模式；網商在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的雙重作用下發展到戰略性協作和有序競爭的階段，并進一步加強了與外部的交流合作。
此外，地方政府主導型治理模式隨著政府與多邊關系的深入合作，可能衍生出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而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當核心組織出現嚴重的決策失誤而失控，地方政府治理角色的加入，也可能將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轉化成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因此有可能出現另外兩條演化路徑：從自組織治理型模式到地方政府主導型（創新平臺型治理模式），再到多邊協作型治理模式。
五、結束語
現階段打破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瓶頸，開拓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格局有必要從治理研究入手，其中治理模式的研究是其重點之一。另外，治理模式的形成和演化會受到集群主體成員、產業類型、地理環境、技術環境和社會網絡關系等因素的影響。本課題組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調查，廣泛收集調研資料，構建合理的理論模型，從影響因素的角度研究變量對治理模式演化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從而完善對農村電子商務集群治理模式的系統性研究。
[基金項目：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編號：Y201223532）；溫州市科學計劃項目（編號：R20140133）；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Y20122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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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溫州大學甌江學院，溫州大學科技處 浙江溫州 32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