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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結構的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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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結構的定義

    第1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結構性問題時常被中國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提起,但對它并沒有很準確的定義。認同結構性問題者認為,結構性問題可能是指中國的服務業與工業發展比例失衡,也可能是指消費與投資比例失衡,還可能是指貿易順差占GDP比重過高,或者收入分配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環境與能源約束等。對結構性問題持有異議者認為,上面提到的各種經濟結構問題可能都不是問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龐大、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世界上并沒有現成的參照系可以比較,因此,中國經濟結構中各種“失調”的比例究竟是否“合理”,并沒有科學的定義。

    本文將其定義為源頭性的、阻礙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經濟結構問題。按照這個定義,上述眾多結構性問題當中最符合定義的是中國的服務業與工業發展比例失衡問題。把結構性問題聚焦于服務業與工業發展比例失衡,主要出于以下兩方面的考慮:

    其一,中國的服務業與工業發展比例失衡是其他一系列失衡現象的源頭,或者說一旦服務業與工業發展比例失衡得到解決,其他的失衡現象也都能大大緩解。

    其二,中國的服務業與工業發展比例失衡確實威脅了經濟可持續增長。工業部門比例過大,等價于工業產品無法被國內市場充分消化,只能通過出口消化國內工業部門產能。如果國外市場足夠大,國內過剩的工業產能通過國外市場消化掉,雖然會造成一系列失衡現象,但收入還能增長(但與國內的消費增長、國民福利改善脫節,財富積累更多表現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如果國外市場不足以吸收國內過度積累的工業品產能,收入增長就難以為繼。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工業部門的重創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金融危機以后,發達國家結束了透支消費的狂熱,集體步入了經濟低增長時期。這意味著中國的服務業與工業發展比例失衡不僅不再帶來經濟增長,而且破壞了國內經濟增長的潛力。

    金融危機以后,為彌補外需下降,宏觀經濟管理當局采取了一系列擴內需、調結構的政策手段。總的來看,這些政策在經濟短期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下一階段,結構調整應該成為宏觀經濟管理的首要目標,以此奠定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政策排序

    解決中國的服務業與工業發展比例失衡問題可以從三方面入手。

    首先,進一步推進服務業的市場化改革。包括:教育、醫療、衛生、物流、交通、通訊、能源、金融、體育、娛樂等行業放松市場準入,積極鼓勵民營資本進入;推進相配套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盡可能取消行政干預和價格管制,加強相關立法和執法,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些改革將有助于吸引資源流入上述服務業,提高服務業相對于工業部門的比例,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機會、改善收入分配、減少經濟增長對能源與環境的過度依賴。

    其次,匯率、能源等重要價格的市場化改革。考慮到匯率水平大致反映了工業品與服務業產品的相對價格,對兩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具有關鍵的價格杠桿作用,匯率市場化改革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制度保障。此外,合理的匯率水平也為諸如石油等資源類產品的價格改革找到了坐標系。如果存在嚴重的匯率低估,即便推進了石油的市場化價格改革,石油價格也可能因為匯率低估而被高估。這些改革的意義在于,利用市場化的價格手段,自發調節資源在服務業與工業部門之間的配置,向合理的經濟結構靠攏。

    最后,調整政府收支結構。包括:財政資源從出口退稅和基礎設施建設逐漸轉向民生開支,尤其是對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教育等基本保障,以及對環境的保護和減稅;通過減持國有股、收繳國有企業利潤、開征資源稅及發行特別國債等方式增加財政收入,并定向用于民生和社會保障開支。這些改革的意義在于迅速找到內需替代外需,降低出口退稅、用民生開支替代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有利于提高服務業相對于工業部門的比例。

    給定政府的行政資源約束(包括財力、行政部門的時間和精力)以及當前面臨的經濟環境,需要在上述眾多對策中分清主次,恰當排序。單純從調整經濟結構的角度看,減低出口退稅和基礎設施建設對于調整經濟結構作用最明顯,調整政府收支結構雖然對于糾正結構性問題作用不突出,但對于緩解過去結構性問題帶來的收入分配惡化和內需不足卻有很大的幫助作用,對未來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支撐。

    第2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齊齊哈爾市 經濟結構 調整 對策

    齊齊哈爾市經濟結構構成要素及現狀

    迄今為止,學術界對經濟結構的定義仍未達成一致。綜合各國學者的觀點,本文將經濟結構定義為:組成國民經濟的各種產業、各個地區、各種經濟成分等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會形成不同的經濟結構劃分體系。有的學者依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將經濟結構劃分成生產力結構和生產關系結構;也有學者從經濟運行層面,按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將經濟結構分為生產結構、交換結構、分配結構和消費結構等。本文把經濟結構統一在一個分析框架中,共有四種要素。

    首先是產業結構要素,齊齊哈爾市是我國老工業基地,在其三大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有較大比例,帶動了經濟增長,但存在的問題也較多;其次是城鄉結構要素,在齊齊哈爾市城市化發展過程中,需要重點考察的是非農業人口增長情況;再次是GDP最終使用結構要素,它是指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和凈出口占GDP的比重,通常用固定資產投資情況來衡量;最后是對外開放結構要素,若某一地區出口程度擴大,隨之可以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這些都會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所以需要用商品出口情況來衡量對外開放程度。在這些要素當中,產業結構要素是核心,合理的城鄉結構要素將為經濟增長提供依托,對外開放結構要素和GDP最終使用結構要素推動各要素協調發展。

    齊齊哈爾市經濟結構中存在的問題

    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齊齊哈爾市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之一。2010年齊齊哈爾市的農林牧漁業總產值362.3億元,比上年增長10%;糧食總產968.1萬噸,比上年增長16.9%。第一產業中大量的資金、勞動力配置在糧食生產上,通過高成本、勞動過密增長推動產量的增加。近幾年,生產率水平較高的畜牧業增速較快,但其占有份額仍未達到實現主輔換位的程度。

    齊齊哈爾市是我國重要的裝備制造工業生產基地之一,制造業產值年增長率大約在30%以上,占據主導地位。目前,第二產業在產業內部結構上存在重工業比重過高,輕工業比重過輕的失衡現象;在所有制結構上存在偏重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設備老化較嚴重,管理與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等問題,因此無法從根本上轉化機制,成為市場主體。

    齊齊哈爾市的第三產業中,住宿、餐飲和金融保險業等傳統產業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服務業中其他眾多領域市場化程度相對比較低,由市場調節配置資源這一基礎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而教育、醫療保健和文化等行業在民營服務業中仍存在政府干預過多的情況;在證券、電信等快速發展的新型產業中,壟斷經營的現象比較嚴重。

    城鄉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在黑龍江省重工業體系建立的過程中,齊齊哈爾市作為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城市建設得到了快速發展。齊齊哈爾市城市化水平近些年提高速度較慢,這同全國城市化水平的持續快速提升形成了較大的反差。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農業現代化和發達工業是城市化提升的基礎,三大產業結構的改變將推動城市化的發展。目前,齊齊哈爾市的第一、二、三產業發展處于結構調整與升級階段,產業結構存在的問題嚴重制約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投資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齊齊哈爾市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主體投資結構方面,主體結構單一、利用外資水平較低;在地區投資結構方面,農業投資總量偏低、農村投資量增長不及城鎮投資量增長快;在產業投資結構方面,產業投資結構協調性欠佳,尤其是第一產業增長速度較慢、投資總量偏少。從投資率看,齊齊哈爾市投資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十一五”期間,差距則進一步拉大。

    對外開放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齊齊哈爾市出口商品結構較落后,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第一,食品、非食用原料等資源密集型產品在初級產品中占有較大比重,具有明顯的資源密集型特征。第二,齊齊哈爾市是全國著名的重工業基地,但在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又以輕工業產品出口為主,其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如雜項制品等占據了主要地位,形成了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錯位,致使產業優勢不能轉化為出口優勢。

    齊齊哈爾市經濟結構的調整策略

    優化產業結構。齊齊哈爾市第一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是打綠色牌,走特色路。按照我國農業部和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制定的關于“綠色食品產業發展行動”計劃要求,齊齊哈爾市需要進一步加強畜牧業、種植業和精深加工基地建設,完善綠色食品產業的規劃,把齊齊哈爾市建設成全國一流的綠色食品基地。

    齊齊哈爾市第二產業調整方向在于重點發揮工業化的主導作用,最終形成一種全新的工業可持續發展模式。雖然齊齊哈爾市的重工業比重較大,但其屬于優勢行業,尤其是在重型機械裝備、重型數控機床、重型鐵路貨車等領域處于全國領先地位。齊齊哈爾市需要采取非均衡推進模式,大力加快此類國有企業的信息化進程,以機床、重型裝備制造為突破口,重點推廣數控加工、現代管理和網絡等信息技術,以信息化促進工業化。

    齊齊哈爾市第三產業調整的主要方向是建立市場體系和城鄉社會化服務體系,促進第一、二、三產業協調持續發展。傳統產業如金融保險、房地產、社會服務業等戰略產業,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大開放力度,加快市場化進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此外,需要突出發展旅游、科技服務和信息咨詢等新興產業。

    加速推進城市化進程。齊齊哈爾市需要繼續推進城市化進程,走新型城市化道路。首先,齊齊哈爾市應充分利用城市群的紐帶關系,促進城市規模發展。齊齊哈爾市位于“哈大齊”工業走廊西北部,可通過強化與哈爾濱、大慶之間的交通與信息聯系,提高物流的流通效率和信息共享程度,進而提高自身發展速度;其次,齊齊哈爾市需要建設以市區為中心的都市經濟圈,發揮自身在產業、地理和人文等方面的優勢,促進人口和產業的聚集;再次,夯實農業的基礎地位,加快鄉村工業和農村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轉移農村剩余勞動生產力,引導鄉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或農業勞動力轉為非農業勞動力。

    改進固定資產投資結構。首先,增加第一產業中農業投資量。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應適當提高農村投資比重,重點支持水庫建設,農田改良、農村新能源建設、綠色產業開發等基礎農業建設,進而推進齊齊哈爾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次,改進和優化投資環境。通過建立規范統一、透明公開的外商投資準入制度,規范政府工作行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一系列措施,增強外商投資的吸引力。再次,增加優勢產業投資。可將裝備制造業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點,全面推廣“非均衡推進”模式,進行產業投資結構調整改造,提高競爭優勢。

    優化出口貿易結構。出口商品特色化。在齊齊哈爾市出口商品中,食品等資源密集型產品占有較大比重。目前,綠色食品逐漸受到國內外消費者的青睞,而齊齊哈爾市農業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較好,具有開發綠色食品的先天優厚條件。齊齊哈爾市需要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把綠色食品生產與農產品加工業、商業貿易業有機結合起來,拓展產業鏈條,形成優勢產業。同時,加快優質、安全的綠色糧食、綠色蔬菜、綠色水果和綠色畜產品的生產,增加此類產品的出口份額。在工業制成品出口方面,首先,齊齊哈爾市需要增加輕工業的投入,加快對輕工業優勢產業的培育,增強輕工業產品出口的持續競爭力。其次,充分發展裝備制造工業,注重資源利用效率,使其逐漸向集約型生產方式轉變,形成輕工業與重工業互相促進,相互依存的局面。

    第二,提高出口商品質量。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一是必須嚴格按照參照國際標準,對其全面推進質量管理,建立起配套的質量管理制度和質量保證體系,從而提高產品質量。二是企業必須進行技術創新,加大技術投入資金,增加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同時,由于許多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尚處于絕對劣勢,所以應對此類傳統產品進行更深層次的加工,積極開發差別化產品,提高產品的附加值。

    第3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所謂循環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而不是機械論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與傳統經濟相比,循環經濟的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其特征是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在這種經濟中,人們高強度地把地球上的物質和能源提取出來,然后又把污染和廢物大量地排放到水系、空氣和土壤中,對資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為廢物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與此不同,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質和能源要能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降低到盡可能小的程度。

    次貸危機

    次貸危機又稱次級房貸危機,也譯為次債危機。它是指一場發生在美國、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起的風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場隱約出現流動性不足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8月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

    在美國,貸款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話賬單,貸款無處不在。當地人很少全款買房,通常都是長時間貸款。可是我們也知道,在這里失業和再就業是很常見的現象。這些收入并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入的人,他們怎么買房呢?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他們就被定義為次級信用貸款者,簡稱次級貸款者。

    由于之前的房價很高,銀行認為盡管貸款給了次級信用貸款者,如果貸款者無法償還貸款,則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來還,拍賣或者出售后收回銀行貸款。但是由于房價突然走低,貸款者無力償還時,銀行把房屋出售,但卻發現得到的資金不能彌補當時的貸款+利息,甚至都無法彌補貸款額本身,這樣銀行就會在這個貸款上出現虧損。

    一個兩個貸款者出現這樣的問題還好,但由于分期付款的利息上升,加上這些貸款者本身就是次級信用貸款者,這樣就導致了大量的無法還貸的貸款者。正如上面所說,銀行收回房屋,卻賣不到高價,大面積虧損,引發了次債危機。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

    第4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環境污染;聯立方程模型

    一、問題的提出及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數量一直高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外資(FDI)也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背后的基礎性驅動因素。[1]然而,FDI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環境壓力。作為強大經濟引擎的FDI,其是否對中國的環境污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FDI影響環境的機理是什么?這些問題的回答和解決,無疑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

    國內外已有大量關于FDI與環境污染關系的研究,研究結果也眾說紛紜,相關結論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一是有益論。Birdsall(1993)、Lopez(1999)等認為跨國公司通過向東道國傳播綠色技術,從而有利于東道國的環境污染減少。[2]Porter(1995)、Kevin Grey (2002)、 Lyuba(1999)、David(2001)、Jeffery(2002)認為跨國公司建立和推廣TNCs(全球控制),示范帶動東道國企業實行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使東道國環境得到改觀。[3]鄧柏盛(2008)、劉燕 (2006)、許士春 (2007)的研究也表明FDI對環境有改善作用;[4]二是損害論。較普遍的看法是東道國較弱的環境規制會吸引環境規制較高國家的投資,從而使東道國成為污染避難所。Zarsky (1999)Smarzynska(2001)、Kolstad(2002)等人的研究證實了“污染避難所”假說。[5]應瑞瑤、周立(2006)、吳玉鳴(2007)、溫懷德等(2007)利用計量模型實證結果表明,FDI對中國生態環境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應;[6]三是折衷論。該觀點認為FDI的環境效應是復雜多維的,不能一概而論是利或弊。如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5)、Keydiche(1993)、Runge(1994)以及Dean(1992)等認為,[7]應根據一國經濟發展階段、居民收入水平、環境政策等情況,辯證、動態的角度綜合考察FDI對環境的影響。

    綜合上述研究文獻,我們發現這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1)研究結論不一致甚至相互沖突,這不僅降低結論的科學性,同時也使決策者無所適從。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討這些結論不一致的原因。遺憾的是,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2)眾所周知,經濟-環境構成相互作用的大系統:一方面,經濟增長影響環境,另一方面,環境也制約經濟發展。現有研究中一般只考慮經濟對環境的影響而對環境反作用于經濟方面則較少考慮,建立的模型大多是基于經濟影響環境的單向模型。這種忽視環境對經濟的反作用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所得出的結論出現偏誤(Dinda,2004);(3)FDI與環境污染之間絕不僅僅是簡單的“規模擴大導致污染增加”的單一邏輯關系,還應該存在一個復雜的傳導機制,比如,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Verbeke,2002)、收入效應(Panayotou,2000)和政策效應(Runge,1993)等。然而,現有研究對FDI具體通過怎樣機制對環境產生影響并未做深入探討;(4)既有研究大都側重于從宏觀層面整體上考察FDI對環境的影響,很少從行業層面來具體研究FDI對環境的影響。

    鑒于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筆者在借鑒JIE-HE(2005)研究思路的基礎上,[8]建立一個基于FDI―經濟(產出、結構、技術)―環境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試圖在以下方面進行新的研究探索:(1)采用聯立方程模型,系統刻畫各變量之間“雙向”乃至“多向”的相互作用關系;(2)力圖從規模、結構、技術和環境規制等方面探究 FDI影響環境的內在機理;(3)試圖從產業層面來考察規模、技術、結構效應以進一步印證分析結論。

    二、理論分析、實證模型及數據

    (一)理論分析

    1.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傳統理論中生產要素主要包括物質資本(K)、人力資本(H)、勞動力(L),環境資源等被認為是取之不竭的而未予考慮。事實上,經濟與環境構成相互影響的大系統:經濟增長會影響環境質量,而環境(惡化)反過來也會制約甚至阻礙經濟增長。因此在本文中,環境(E)作為一種要素納入經濟產出模型:

    Y=f(K,FDI,L,H,E)(1)

    2.經濟(產出、結構、技術)對環境(規制、污染)的影響。在眾多分析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模型中,我們認為Grossman和Krueger的分析框架最為簡潔、最具解釋力。Grossman和Krueger(1991)創造性地將經濟對環境的影響分解為三種效應――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環境)技術效應。[7]據此,并考慮現實中日益突出的政府環境規制因素,可將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表達為:

    E=e(Y,S,T,R)(2)

    其中,Y代表經濟規模。通常認為,經濟增長往往伴隨導致經濟活動副產品――污染排放的增加;S代表經濟結構,因為,經濟增長會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變動對環境產生影響:當一國經濟處于工業化階段時,第二產業比重的上升將帶來環境污染的加重。而當一國經濟結構處于后工業化階段時,產業結構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將帶來更小的環境壓力。Antweiler等(2001)利用格蘭杰檢驗證明FDI是產業結構變動的重要原因。[9]這樣,FDI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可表達為:

    S=W(FDI)(3)

    T代表技術。FDI對環境技術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投入產出效率的提高,二是清潔技術的采用,三是技術的溢出作用。Lecchumanan等(2000)研究發現,FDI有益于一國的技術進步從而提高一國的環境水平。Verbeke(2002)認為,技術進步會提高自然資源利用率,使資源得以大量節約進而減少污染排放和生態破壞。FDI對環境技術水平的影響可表達為:

    T=k(FDI)(4)

    R代表環境規制。 環境規制是指一個國家和地區以環境保護為目的而制定并實施的環境標準、排污規定、治理費用投入等各種保護環境的政策、措施的總和。當一國采取嚴厲的環境規制時,污染產業的比重降低,規制對環境產生正面的影響;反之,寬松的環境規制導致國內企業大量排污的同時,也會誘使國外污染產業轉移國內從而惡化本國環境。一般來講,伴隨收入水平(Y)提高公眾環境需求將增加,進而要求政府實施更嚴厲的環境規制。這樣,環境規制的影響因素可表達為:

    R=g(Y,E)(5)

    3.產出對FDI的影響。根據投資意圖, FDI有垂直型(vertical)和水平型(horizontal)之分(Copeland,2001),水平型FDI偏重東道國的市場潛力(我們用收入Y來表征),垂直型FDI則青睞東道國的勞動力等低成本(用工資W來表征)資源。這樣,FDI的規模可表達為:

    FDI=(Y,W,R)(6)

    可見,FDI與經濟、環境之間不是單向影響而是交互影響的復雜關系。一方面,FDI與產出之間、產出與環境之間、環境污染(E)與環境規制(R)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雙向反饋機制。另一方面,FDI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規制效應等途徑影響環境。

    (二) 模型設定及變量說明

    由上述分析我們知道,FDI、經濟、環境構成互為反饋的大系統,使用單一方程無法刻畫變量之間交錯影響的復雜關系。受JIE -HE模型的啟發,我們嘗試將這些變量相互作用的關系組建聯立方程系統。聯立方程組具體構建如下:

    lnEt=p10+p11lnYt+p12lnSt+p13lnTt+p14lnRt+x1t(7)

    lnYt=p20+p21lnKt+p22lnLt+p23lnHt+p24lnFt+x1t+p25lnE+x2t(8)

    lnSt=p30+p31lnKLt+p32lnFDIt+x3t(9)

    lnTt=p40+p41lnTt-1t+p42lnFDIt+x4t(10)

    lnRt=p50+p51lnEt-1+p52lnTt-1+x5t(11)

    lnFDIt=p60+p61lnTt-1+p62lnWt+p63lnRt+x6t(12)

    其中,下標t表示年份。式(7)為污染方程。在Grossman and Krueger(1991)將影響環境污染的因素分解為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技術效應的基礎上,我們加入了政府環境規制因素;式(8)為產出方程。除了傳統影響產出的生產要素外,環境污染變量E也作為一個要素被加入方程;式(9)為結構方程。我們選取外商直接投資FDI和資本勞動比率 K/L作為解釋變量,用來考察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結構的影響;式(10)為技術方程。基于Antweiler(2001)的研究,我們將FDI作為影響技術的重要變量;式(11)為規制方程。它表明公眾收入(Y)提高、環境污染的日趨嚴重,政府會加強環境規制;式(12)是根據傳統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建立的方程。為了考察環境規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我們在方程中加入環境規制變量R。

    (三)變量選取以及數據來源

    考慮到研究問題的專注性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以中國1988-2007年間的數據來考察FDI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我們以中國工業SO2排放量來代表環境污染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相應各期,單位為萬噸。參考JIE-HE(2006)的研究,中國用當年工業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與其初年(1988)排污強度乘積表征結構效應(S)。“排污強度始終為初年數值”的做法剔除了技術對經濟結構的影響,這符合環境污染的結構效應定義。同時,考慮到污染重的企業一般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我們選用資本勞動比率(K/L)的變動來反映產業結構的變動。

    影響產出的投入要素包括:(l) 國內資本存量(K)。數值設定為全國資本存量減去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差額。全國資本存量2000年的數據直接引用了張軍(2004)的估計,[10]2000年之后的數據按照張軍的方法計算后予以補齊;(2)外資存量F 及流量FDI。具有溢出效應和參與生產的FDI應是存量FDI。鑒于統計年鑒中所列FDI數據實際上是增量FDI,并非存量FDI。為此我們利用公式:Ft+1=(1-δ)Ft+ FDIt,將流量FDI換算為存量FDI,折舊率仍參照張軍的9.6%.計算結果略;(3)人力資本H。陳釗等(2004)估算了中國各個省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01年及以前的人力資本直接取自陳釗等的估算結果,[11]此后六年我們按照陳釗等的估算方法將其補足;(4)勞動力投入L。以各地區年末就業人員數來度量,單位為萬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相應各期。

    對于其它指標,我們用歷年工業總值代表產量水平(Y),采用職工年平均收入代表工資水平(W)。鑒于完成投資額可真正反映政府在當地環境管理上付出的努力和決心,我們選取中國歷年工業污染治理項目完成投資來代表該地區實際環境規制的寬嚴程度(R),數據同樣來自《中國環境年鑒》。工資、產量、環境治理投資額等數據都統一按1990年價格進行折算。

    三 、計量分析結果及其經濟含義

    廣義矩估計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 GMM)是將準則函數定義為工具變量與擾動項的相關函數,使其最小化得到參數的估計值。GMM方法允許隨機擾動項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而且不需要知道隨機擾動項的確切分布,所得到的參數估計量比其他參數估計方法更合乎實際、更穩健。[12]因此我們采用GMM方法對聯立方程進行估計,下表是利用Eviews軟件計量的結果。以下是對各種效應的具體分析。

    1.規模效應。規模效應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增加將引起工業總產出的增加,工業產出規模的擴大將使污染排放增加。根據估計結果,FDI存量增加1%,工業總產出Y將增加0.22個百分點。而產出增加1%,會帶來污染增加0.84個百分點。這樣,FDI存量增加1%,最終導致污染排放增加0.185個百分點。

    2.結構效應。FDI的進入影響中國產業結構進而影響污染排放。 由式(6),結構變量S對FDI的彈性為負,說明外資流入導致中國經濟結構朝清潔型結構轉變,進而減輕了污染水平。具體地講,FDI增加1%,將導致結構“清潔化”0.026個百分點。而產業結構每變動1%,污染排放將變動3.4個百分點。這樣,FDI帶來的結構效應為-0.084個百分點,即對環境產生了積極影響。

    3.環境技術效應。FDI的進入帶來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誘致技術擴散會降低污染排放。具體地,FDI增加1%,將導致技術水平提高0.04個百分點。而伴隨技術進步1%,污染排放將減少0.72個百分點。這樣,技術進步引起的污染排放減少0.029個百分點。

    4.環境規制效應。方程(1)中政府環境規制沒有通過檢驗,說明了政府環境規制不力。造成環境規制效力不顯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員處在“晉升錦標賽”體制之中,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顯示性業績――GDP增長率,往往會放松環境污染以增強競爭優勢。[13]方程(8)顯示FDI的流入與規制強度正向關系,表明“污染避難所假設”一定程度上在中國存在。對此,World Bank(1997)指出,中國地方政府面臨環境質量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沖突。[14]這一問題同樣反映在FDI領域,表現為各級政府為了發展本地方經濟,不斷降低環境標準以吸引外資進而帶來環境質量的惡化。

    我們將FDI通過經濟規模、經濟結構、技術和環境規制等渠道影響環境的機理進行梳理,并匯總整理為下圖。從下圖可以看出,FDI對環境污染影響途徑中,規模效應最大(0.185%),依次是結構效應(-0.084%)和技術效應(-0.029%)。總的來講,FDI每增加1%,導致中國環境在原有水平上惡化0.072%。FDI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機制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在FDI―經濟―環境交互作用框架下建立聯立方程系統,利用中國1988―2007年數據對FDI影響環境的機理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1.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技術水平是影響中國環境污染的三個決定因素,環境規制對環境作用效果尚不明顯。

    2.FDI帶來的經濟規模的擴大增加了污染排放,引致的經濟結構的優化和技術水平提高減少了污染排放。具體表現為:FDI每增加1%,通過經濟規模的擴大導致環境污染增加0.185%。FDI通過改善經濟結構和提高技術水平從而對環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分別使污染排放分別減少0.084%和0.029%。總體效應是,FDI每增加1%,將使污染排放增加0.072%。

    3.較為寬松的環境規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的一個重要因素,“污染避難所”現象在中國高速發展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可以得出這樣幾點政策建議:在未來發展階段,要想改善FDI對中國環境的不利影響,一要著力調整FDI投資的產業導向,充分實現其正的結構效應;二要努力提升FDI質量,提高環境技術溢出的正效應;三要改進環境規制,避免“污染避難所”現象。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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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張 軍等.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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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李子奈,葉阿忠.高等計量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13]陳 剛.FDI競爭、環境規制與污染避難所,世界經濟研究[J].2009(6).

    [14]World Bank. Is globalization causing a“race to the bottom”in environmental standard? [R]. PREM Economic Policy Group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Group, 2000.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FDI Impact on Environment:Study on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Zhang Xuegang1 Zhong Maochu2

    第5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摘要:林業經濟結構的優化勢在必行,是確保林業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對于提高林業經濟發展價值有著重要作用,有效的對林業經濟結構數據進行分析,結合實際情況對林業經濟結構進行優化與革新是確保林業經濟系統穩定的重要舉措,因此本文就林業經濟結構的優化進行分析,并總結出林業經濟結構優化的主要措施與方案。

    關鍵詞:林業;經濟結構;優化

    近年來,環境的不斷惡化使林業發展不斷受到重視,但由于林業規劃范圍的巨大,導致林業維護與管理所需的經濟支出過高,需要林業能夠以自給自足的方式,滿足林業發展的需要。而今雖然林業經濟結構體系已經形成,但其中所存在的問題還有待解決,進一步對林業經濟結構進行分析與梳理,同時根據實際情況對現有的林業經濟結構進行優化,對于建立完善的林業基礎經濟結構有較為深遠的影響。

    一、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

    1987年在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的領導之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向聯合國提交一份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在報告里提出了我們應致力一條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并且對可持續發展作了明確的定義:既滿足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能力的發展可持續發展包括三個方面的內涵: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效益評價分析

    1.林業的生態效益

    林業的生態效益是指林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生態方面的正面影響森林兼具有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等三種效益在這三種效益中,經濟效益往往最先受到關注。但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情況下,生態價值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而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有著密切的聯系。林業的生態效益可以創造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實質上有巨大的經濟價值,林業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有時一致的。

    2.林業的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林業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二者之間具有互相依存、互相矛盾、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關系。在忽視生態環境而過度追求經濟增長時期,盡管當期的經濟增長速度相當快。但后期的經濟發展卻受到了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而增長環境惡化的巨大報復,使得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或萎縮。在既重視經濟效益又注重生態效益的時期,不僅當期的經濟快速發展,而且后期的經濟增長也能保持著良好的增長勢頭。

    三、推進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1.依靠科技發展林業

    科技興國是我國的基本戰略方針,不僅適用于推動國家的全面發展,同樣適用于推動林業的迅速發展。現階段的林業科技相對完善,以林業發展的科技應用不僅包含線下的生產與管理,互聯網的線上林業管理模式也已逐漸形成,大部分的林區也均實現了林業區域的全面現代化網絡覆蓋,為林業發展奠定了基礎。推進林業可持續發展應從三個方面出發,首先是林業技術方面,應采用符合林業發展的需要的現代科學技術對林業管理及規劃方面的問題進行解決。其次要在林業現代化設備方面發揮科技的重要作用,采用先進的林區病害防治與監控設備,升級現有的林區基礎設施,使其能夠為林業的發展提供有利的保障。最后在信息化建設方面,應及時的做好相關的強化措施,將林區的信息管理技術深入基層,進而構建完備的林業信息化管理體系。

    2.建立林業科技體制創新制度

    林業經濟結構較為特殊,一旦在管理過程中出現問題,將導致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因而需要相關部門根據林業管理的實際情況,不斷的對林業管理體制與林業規劃制度進行創新,使其做到與時俱進,進而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林業發展時刻需要向規范化與標準化邁進,而維護規范化發展的根本在于體制的改革,通過不斷的創新,利用現有的資源優勢,對林業體制進行優化,以科學合理的眼光看待林業體制中的問題,從而建立可靠的林業體制創新制度。

    3.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

    林業分布范圍較為廣泛,加強基礎研究對于提高林業基礎設施建設有著重要作用,需要根據林業分布的實際情況,對區域的林業發展做專項的基礎研究,不應以一窩端的模式,統一的進行規劃,以便基礎研究能夠在林業發展中發揮作用。林業基礎研究與應用技術研究主要從三個方向抓起。第一是生態系統方向,應以構建生態系統和諧發展為基礎,進行生態系統的監測與管理研究,進一步解決生態系統維護方面所遇到的問題。第二是苗木種植方向,要以林業可持續發展為研究的主要目標,將現有的林業資源進行整合,從而提高苗木的成活率與培養水平。第三是生產加工系統方向,要對現有的木材加工系統進行優化,從加工與制造方面出發,對工藝與水平進行全方位的提升,使其木材的經濟價值得到有效提升,進而促進林業產品出口與銷售額度,提升林產品的基本層次。

    四、林業生態效益的實踐

    1.林農結合式

    加強林農合作,采用林農一家的方式,將農業與林業進行有機結合,從而促使農業發展與林業發展做到互利共贏。現階段部分地區的農業發展與林業發展存在著一定的沖突與矛盾,使用林農結合的方式,則有效的解決了該問題,并大大的提高了農業產值,同時確保了林業發展的穩定,為基礎的林業管理提供了諸多的便利條件,使農業發展與林業發展均能從中受益。

    2.造林規模化

    林業造林不應以區別對待的眼光看問題,要從經濟適用的角度解決造林面臨的難題,將小規模的林區造林進行集中化管理,以此構建經濟型林業發展體系。

    3.造林多樣化

    采用多踴的以林養林方式.有的以發展苗木養林.有的以發展林木加工養林.有的以發展經濟果林養林農民還采取林苗結合、林禽結合、林菜結合、林果結合等方式,提高林地產出和經濟收益《森林法》的立法目的就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其宗旨是:保護、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資源,加快國土綠化,發揮森林儲水保土、調節氣候、改善環境和提供林產品。在這一立法宗旨中,充分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目的運用法律體系保護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有效保證。

    五、結語

    可持續發展是林業經濟結構的核心要素,以科學合理的基本理念,提高林業生產效益與經濟效益,對于確保林業經濟結構的穩定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期,以綠色經濟發展為主體的林業結構體系逐步形成,標志著林業發展不再以維護與管理為主體,而是以經濟結構為林業發展的主要目標,因而在該背景下,以實際情況為基礎對林業經濟結構進行分析與優化,對于保障林業的穩定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第6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皖江示范區;經濟結構;發展方式

    一、引言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貫徹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經濟結構可以從宏觀層次、中觀層次、微觀層次觀察和分析。經濟結構包括收入分配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等。經濟發展方式有外延型和內涵型、粗放型和集約型、內需為主型和外需為主型等。經濟發展方式包括發展速度、機制、結構、質量和效益等。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體制健全、經濟結構合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就能得到很大改善,經濟就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經濟結構對經濟發展方式有重大影響。

    二、皖江示范區經濟結構調整的現實依據

    經濟結構是發展變化的,它與經濟發展階段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是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根據工業化的規律和歷史經驗,在不同的工業化階段,第一、二、三產業的比重是在不斷變化的。在農業經濟時代,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比重較大,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第二產業的比重逐步增加,以致占據主體地位。實現工業化后,生產要素加速向第三產業流動,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中的比重增加并逐步取代第二產業的主體地位。現在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農業的比重會進一步降低,第二產業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業有很大發展潛力。只有了解這種發展規律和正確認識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才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經濟結構調整目標。

    2010年,國務院批復《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范圍包括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池州、滁州、宣城和六安市的金安區、舒城縣,共59個縣(市、區),國土面積75730平方公里,總人口3094萬人,分別約占全省的54%和45%。示范區建立以來,皖江城市搶抓機遇,開拓進取,經濟實力實現較快增長,基本實現三年打基礎的階段性目標,已經具備再創新一輪發展的基礎性條件。

    按照初步核算資料計算,2011年,皖江城市帶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0348.52億元,增長14.4%,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9個百分點。經濟總量比2009年增加了3748.22億元,比2000年增加了8715.12億元,占全省比重由2009年的65.7%上升到67.63%,而2000年此數據僅為56.3%。2011年,皖江示范區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增加值4543.95億元,比上年增長26.5%,占全省比重67.06%。

    從以上數據來不難看出,皖江城市帶正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面臨著雙重任務,主要任務是加快工業化進程,完成實現工業化的任務,還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我省首要的任務是實現工業化,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進程中,逐步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用新型工業化帶動城鎮化。因此,皖江示范區新一輪結構調整應該向以下幾個方面發展,即增長方式呈現節約集約,增長動力實現內需拉動,增長結構顯現工業主導,增長趨勢體現可持續發展,其實質就是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促進皖江示范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三、“十二五”時期皖江示范區經濟結構調整面臨的瓶頸

    1.現代服務業發展不足,內部結構尚需優化。目前,皖江示范區正處于工業快速發展時期,優先發展工業是示范區承接產業轉移的主題,也是加快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十一五”以來,皖江示范區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006年的39.6%回落到2010年的31.1%,5年來回落了8.5個百分點。2010年皖江示范區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也低于全省36.7的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70%的比率更是相差甚遠。2009年,在服務業內部結構中,以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和住宿餐飲業為代表的傳統服務業增加值占37.6%,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高于全省

    0.8個百分點;而以金融業、房地產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占21.5,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低于全省2.4個百分點。所以,皖江示范區現代服務業仍然處于較低的發展層次,服務業的市場化、專業化和社會化程度普遍不高,實現皖江示范區由工業型經濟為主向服務型經濟為主的轉變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與努力。

    2.區域發展不均衡,加速發展任務艱巨。一是從工業化水平看,2011年,滁州(51.7%)、宣城(52.1)和池州(49.5%)的工業化率低于全省54%平均水平,皖江示范區中工業化率最高的是銅陵(74.7%);二是從城鎮化率來看,合馬蕪銅城鎮化率位居全省及皖江示范區之首,銅陵最高為74.9,其余4市均低于全省44.8%的平均水平,安慶最低僅為39.1%。三是從人均GDP看,合馬蕪銅4市最高,其余4市均低于全省25659元這一平均線。

    長期以來,省會合肥市和皖江城市帶一直是我省經濟的重要增長極。2011年僅合蕪馬3市就占全省GDP的四成以上,占皖江示范區六成以上,高出皖北六市的一半。綜合實力的懸殊,促使優勢資源不斷向發達地區集聚,形成強市愈強,弱市愈弱的格局。因此,在區域發展中,應加快形成強市帶弱市的南北對接機制,以技術交流、人才交流、政策傾斜、省內區域間產業轉移等多措并舉,促進全省區域經濟全面協調發展。

    3.區域中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調整和方式轉變壓力加

    大。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受益于資源,也受制于資源。隨著國際國內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資源型城市的發展波動較大,發展的穩定性也較差。近年來,這種不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省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的速度、質量和效益。

    皖江示范區8市中,馬鞍山和銅陵兩市都因資源建市,然而,作為建立在資源基礎上的城市,其形成的資源依賴性、經濟結構的單一性以及節能減排和環境污染等掣肘,受國內外市場和宏觀調控政策影響較大,不僅影響著其自身可持續穩定健康發展,而且也會對整個皖江示范區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影響。從產業結構上看,2011年,兩市第三產業比重分別為26.1%和23.4%,比全省分別低6.4和9.1個百分點;2011年,兩市工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4.3%和14.2%,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別低5.3個和5.4個百分點。同期GDP分別增長12.1%和12.6%,居全省第14位和第10位,位次均有所后退。工業結構中資源型傳統行業比重超過七成,這種產業結構減弱經濟結構自我調整的彈,經濟發展的抗風險能力較弱。

    四、“十二五”時期,皖江城市帶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

    經濟結構調整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在強調它的緊迫性的同時,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它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調整經濟結構應該以增量帶動結構優化,以創新促進產業升級。以增量帶動結構調整,比單純調整存量容易,但存量也不是就不能調整,如可以調整三次產業的比例、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進出口結構等。以創新促進產業升級,什么是“創新”,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是,創新不僅是技術創新,其中還包括市場和組織管理的創新。靠技術創新可以促進產業升級,但技術創新的難度是相當大的,如果技術上沒有重大突破,產業結構就很難升級。所以,皖江示范區在“十二五”時期,在抓好技術創新的同時,還應在市場和組織管理的創新上下功夫,要用消費結構的升級引導市場和組織管理的創新,即使在沒有重大技術突破的情況下,靠市場和組織管理創新也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當前,皖江示范區經濟結構調整主攻方向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要進一步調整三次產業的比重,優化產業結構。產業結構調整就其實質來說就是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間的重新組合,從三次產業的發展與演變情況來看,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并進而影響經濟發展。2011年,皖江示范區生產總值中,三次產業結構為

    9.2:58.5:32.3,分產業看,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4.1%、18.5%和10.5%,就產業結構來看,與2009年相比,一產和三產比重分別下降了1.2和4個百分點,二產比重上升了

    5.2個百分點;就全省來看,2011年全省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

    13.2:54.3:32.5,與之相比,皖江示范區的一產和三產比重分別低了4和0.2個百分點,二產比重要高4.2個百分點。從比較結果來看,皖江示范區的產業結構優化趨向明顯,但是總體結構依然偏重,主要是三產比重偏低,一產和二產比重過大。

    同期,皖江示范區的工業化率達到50.1%,首次突破50%;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占全省65.4%,工業集中度達到71.2%,從數據上來看,皖江示范區在“十二五”時期整體上已邁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由此可知,工業是這一區域經濟總量擴張、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力和主方向。當前,皖江示范區三產結構處于產業結構加速轉型的關鍵時期,今后的三次產業結構調整,還應繼續調低第一產業,但要保證農業貢獻的絕對量將大幅度增加;第二產業在穩定增長的同時,要注重質量和效益的提高,提升工業的核心競爭力,實現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目標;要盡快大幅提升第三產業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比重,尤其是要大力發展金融、保險、商務服務、科研、信息、教育等為代表的生產性和知識型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皖江示范區的產業結構優化,不僅為自身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還會通過示范作用,給全省的產業結構優化提供了現實的參照系,引領全省的產業結構不斷的提高和優化。

    2.要加快發展支柱產業群。皖江示范區作為國家級示范區,應引導大型骨干企業集群發展,以“大企業、大品牌、大產業”為特色的“群象經濟”,形成支柱產業群,帶動全省和示范區經濟大發展。過去往往注重單個企業的競爭優勢、單個支柱產業的發展,主張“抓大”,打造“大型航母”。然而,世界越來越多的地區,如“第三意大利”、美國硅谷、印度班加羅爾的成功經驗表明:區域國際競爭力不在于單個企業的優勢,而在于是否具備企業群的競爭優勢。發展相關配套產業高度集聚的產業群,是使皖江示范區經濟“突出重圍”的最有效辦法。產業鏈的優化和產業聚集度的大小對全省和示范區經濟發展的作用至關重要,兩者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進,只有產業鏈沒有形成一定的集聚度,或只有產業集聚度沒有完整的產業鏈,都不能產生持久的競爭力。支柱產業群一方面可以形成區域品牌,以企業群的面目出現在市場上,一個產業或品牌在空間上大規模集中起來,可以大幅度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與效益,刺激創新,在形成集群競爭力的同時,還拉動了地方經濟的強勁增長;另一方面,支柱產業群是縮小地區差距、實現落后地區跨越式發展的捷徑。

    3.推進自主創新、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安徽省這些年發展的最大收獲之一,就是全省上下對自主創新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選擇已逐漸成為共識,對科技創新的理念認識逐步深化。皖江示范區正處于發展的關鍵機遇期。國際經驗表明,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左右時,則進入了以創新為主的發展階段,未來發展必須依靠科技創新;當前皖江城市帶發展面臨的資源、能源、環境等一系列瓶頸制約問題,只有依靠自主創新和發展方式轉變才能解決;皖江示范區工業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正在為向工業化后期階段做過渡的準備,在目前階段,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逐漸遞減,創新日益成為支撐和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因素。在這個發展的戰略選擇關口,要么創新、要么落后,這是所有國家和地區面對當代科技與產業變革的必然選擇。這個階段是科技投入快速增長、科技實力大幅提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顯著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皖江示范區的當務之急是應該實施創新驅動戰略。

    在具體操作方式上,應圍繞解決技術風險、體制問題、組織方式、產業化應用、管理創新五大問題為抓手,抓產業創新聯盟、抓體制和機制創新,清除多種障礙,在財稅、金融等方面創造條件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要加強國際合作,引導國內外包括風險投資基金和私募基金等在內的多種社會力量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例如2012年8月,皖江示范區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內的首只本土基金,注冊資本達7億元的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投資基金在馬鞍山市成立,必將為皖江示范區內裝備制造業、原材料產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金融保險業和現代農業等產業中的企業及項目進提供融資需求。

    參 考 文 獻

    [1]杜少先.調整優化經濟結構 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N].吉林日報.

    2010(12)

    第7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論文關鍵詞:現代服務業,株洲,產業結構優化

     

    “十一五”時期,株洲市堅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三次產業呈現相互促進、互為支撐的良好態勢。株洲市三次產業結構由2005年的13∶50.5∶36.5調整為2009年的10.5∶54.7∶34.8。服務業對經濟的支撐作用增強,生產業實現增加值143.3億元,年均增長16%,快于GDP增幅2.2個百分點,占GDP比重為14%,年均提高0.5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0%;文化產業發展加快,增加值由2005年的21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48億元,占GDP比重由4%上升到4.7%。2009年工業對株洲市經濟增長貢獻率為55.3%,拉動株洲市經濟增長7.85個百分點但工業高增長背后的高投入和高消耗,將給株洲經濟下一步的持續健康發展帶來很大壓力。在當今和未來世界經濟中,服務業是增長最快的行業,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化水平,主要取決于經濟結構中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比重。

    一、現代服務業的內涵界定

    “現代服務業"是中國所特有的提法,在國外,現代服務業的提法多為“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畢業論文題目,美國學者傾向于使用“知識服務產業”來描述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將其定義為以提供技術知識或專利為主并支援制造業發展的服務業,或具有技術背景的服務業。該定義偏重以技術服務為特征的硬知識服務。歐洲學者傾向使用“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并嘗試給予描述性的定義。穆勒等人廣義地將其定義為主要為其他公司提供有高知識附加值的服務公司。這種一般性定義難以反映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形式和活動的多樣性。邁爾斯等人認為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是指那些顯著依賴于專門領域的專業性知識,向社會和用戶提供以知識為基礎的中間產品或服務的公司和組織。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兩大類:面向新技術集中使用者的傳統專業服務如促銷廣告、金融服務、會計和法律服務等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知識密集型服務如軟件設計和其他計算機相關活動。

    雖然目前關于現代服務業的專著、論文和課題日益增多,現代服務的內涵目前尚沒有一個明確的統一界定。在我國現行的統計制度和對服務業的分類中,并沒有“現代服務業”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具體分類條目,對于現代服務業的內涵和界定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對于現代服務業的涵義和分類,我們綜合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以及服務業的服務對象和功能后認為,“現代服務業”是指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形成的以知識技術為支撐的新興服務業和隨著現代經營理念、社會需求變化,在傳統服務業的基礎上不斷變革和升級的新型服務業的總稱。現代服務業一般具有以下五個基本特性:高技術性、知識性、高增加值性、從業人員高素質性和動態性,主要包括以下四大類:(1)基礎服務業,主要包括通信服務和信息服務、交通等;(2)生產和市場服務業,包括金融、物流、批發、電子商務、農業支撐服務以及中介和咨詢等專業服務;(3)個人消費服務業,包括教育、醫療保健、住宿、餐飲、文化娛樂、旅游、房地產、商品零售等;(4)公共服務業,這類服務主要是由政府提供的,是免費提供或收取最低費用的服務, 包括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務、義務教育、公共衛生、醫療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務等。這些現代服務業用現代化的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服務方式改造提升傳統服務業,創造需求,引導消費,向社會提供高附加值、高層次、知識型的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它具有現代與傳統的交融性、要素的智力密集性、產出的高增值、供給的多層次性和服務的強輻射性等特點。現代服務業廣泛滲透在服務業各主要行業和領域,不斷服務著社會,方便著生產、豐富著生活,成為城市國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

    二、發展現代服務業對株洲產業結構優化的意義

    產業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表明,現代服務業加速發展期一般發生在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由低收入向中上等收入水平轉化的時期。在該時期,逐步發達的現代服務業可以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供良好的創業氛圍,并與現代制造業形成互動機制,從而強力拉動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兩型社會建設下,株洲迫切需要加快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一)是“兩型社會”建設和株洲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需要

    現代服務業具有能耗低、污染小、效益高等特點,有利于突破資源約束瓶頸,減輕環境壓力,是株洲實踐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必須大力發展的產業之一。株洲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在發達的現代服務業基礎上,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進而實現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發展道路。由此可見,現代服務業在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沒有現代服務業的支撐,工業化只能停留在比較初級的階段。這是由于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在工業產品的附加值構成中,純粹制造環節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而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中物流與營銷、研發、人力資源開發、軟件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會計審計、律師等專業化生產服務和中介服務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并逐漸成為企業提高競爭效益的主導因素。另外,隨著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畢業論文題目,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為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條件和支撐,科學技術不僅直接推動了服務經營模式和管理模式的轉變,而且推動和影響了市場機制和政府監督方式的完善。加快現代信息技術成果在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應用,可以促進產業技術進步和創新,更好地實現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目前,株洲正處在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第二產業仍是株洲發展的主要動力,但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增強,現代服務業在產業結構升級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期刊網。同時,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第二產業的發展也需要現代服務業來推動和。因此,借鑒先進地區發展的經驗,在大力發展第二產業的同時,努力發展面向生產的現代服務業,可以為新型工業化提供高水平的生產中間投入,占領經濟價值鏈的中高端環節,不斷挖掘經濟效率提高的源泉,從而加快株洲工業化進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二)是提高株洲城市服務功能的需要

    城市發展以產業為支撐,城市伴隨著工業化、國際化進程而發展壯大。當前,株洲正處在工業化和快速城市化階段,隨著區域一體化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株洲城市經濟總量在整個國家、地區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城市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大都市必然產生大服務。株洲是湖南省“一點一線”區域經濟帶的重要城市,也是全省經濟最發達的長、株、潭“金三角”一隅,擔負著為都市圈內其它城市提供生產服務和發展機會、帶動都市圈整合發展的任務,擔負著吸引外部經濟要素、對外輻射經濟功能的窗口和樞紐職能。株洲本身要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和完善城市功能,全面推進城市現代化發展,同樣離不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三)是株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需要

    由于株洲二產業中重工業比重偏大,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從資源消耗來看,“十一五”前三年株洲市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1.8%,完成“十一五”節能總目標(21%)的64.9%。2008年單位GDP能耗為1.39噸標準煤/萬元,絕對量高于全國0.288噸標準煤/萬元,高于全省0.165噸標準煤/萬元。從污染排放來看,“十一五”期間二氧化硫總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削減25.2%,化學需氧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削減2.4%。至2008年底,這兩項指標分別完成“十一五”減排目標的87.7%和14.8%。目前株洲市重化工化趨勢短期難以扭轉,現有產業結構與發展模式下,“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問題仍然比較突出。現代服務業是消耗資源最小的產業,也是排放污染物最少的產業。從能耗和污染排放水平來看畢業論文題目,與第二產業相比較,現代服務業單位產值能耗很小。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是加快株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是有效緩解能源資源日益短缺、提高資源利用率的迫切需要。

    (四)是株洲緩解就業壓力的需要

    現代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大,勞動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并存,在吸納勞動力方面有獨特優勢,是擴大就業的主攻方向。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既是株洲優化經濟結構的戰略要求,也是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就業質量的最現實的選擇。調查顯示,對第三產業投資一萬元,可以解決7-8個人就業,而同樣的投入,在第一產業中只可以解決一個人就業,在第二產業中可以解決1.7個人就業。第三產業產值和就業超過第二產業是完成工業化的一個顯著標志,加快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為第三產業的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和就業空間。2004年至2009年末,株洲在第三產業吸納就業人員由64.8萬人發展到72萬人,解決了大批從一、二產業轉移出來的富余勞動力。從2005年起,服務業的就業人數開始超過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其中發展較快的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近年來,隨著株洲國有企業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及因高校擴招而延緩至今的就業高峰問題,株洲同樣面臨著沉重的就業壓力。立足株洲實際,加快發展具有株洲特色的現代服務業,必將為緩解就業壓力提供重要幫助。

    現代服務業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強大動力。信息傳輸業協調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使產業結構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而升級。科技、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等生產服務業為三次產業提供服務形式的生產資料,提高產業效率,推動產業升級。教育、物流、金融業為三次產業提供高素質人力、充足的物力和強大的財力,推動產業效率提高。商務服務業提高資源配置的綜合效率,促進產業優化。投資環境改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信息化、社會化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加強,都離不開現代服務業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黃華.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廣東經濟[J],2008年第12期

    [2]申樸,孔令丞.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產業結構優化路徑的選擇[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3]株洲市統計局.株洲市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 tjcn.org/tjgb/201003/6920.html,2010-03-05.

    [4]株洲市統計局.“十一五”株洲經濟社會發展綜述[EB/OL].

    hntj.gov.cn/sxfx/zzfx/201011/t20101122_81596.htm, 2010-11-24

    第8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 比較優勢戰略 經濟結構演變

    一、全球經濟失衡概念界定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失衡的加劇和對各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深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受到了廣泛關注。對于“全球經濟失衡”的定義并不多見,IMF在2002年提出了外部失衡(External Imbalances)的概念,較為學界認可的定義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Rodrigo de Rato的定義:“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與該國貿易赤字相對應的貿易盈余則集中在其他一些國家。”他進一步指出“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自那時起,討論全球經濟失衡的國內外文獻大多將全球經濟失衡等同于經常賬戶失衡,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指的是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和美國對外負債增加(Cooper,2005;Bordo,2005;Hausmann,2005)。上述概念偏重于實體經濟層面。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在貨幣金融世界找到源于實體經濟失衡的映射:伴隨著全球各國間經常項目的不平衡,必然存在全球各國間資本與金融項目的不平衡。一個經濟體在出現經常項目出現差額一定也在存在方向相反的資本與金融項目的差額。這就需要在全球經濟失衡的定義中加入資本與金融項目失衡的內容,而且意味著,全球經濟失衡同時伴隨著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大規模流動。宋玉華等(2011)將世界經濟失衡定義為世界經濟固有的結構性失衡,表現為:國際范圍內經濟增長結構失衡、國際經常賬戶結構失衡、國際金融結構失衡、國際儲蓄投資結構失衡,以及各國內部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失衡。綜合上述分析,本文采用盧瑾(2012)定義的全球經濟失衡概念。即為:在全球范圍內,少數國家的經常賬戶差額規模越來越大且長期持續,并造成國際資本巨額跨境流動以及債權債務在這些國家過度積累,形成經常賬戶失衡、資金流動失衡與債務失衡等一系列經濟現象,從而給這些國家的國內經濟和全球經濟的長期發展持續地帶來不穩定沖擊的現象。因此,當前的全球經濟失衡有著以下兩種表現:第一實體經濟層面上,全球生產和支出格局差異。第二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國幣體系加劇了全球經濟不平衡。

    二、全球經濟失衡機制分析

    概括地講,本輪全球經濟失衡特點一是失衡幅度越來越大,二是失衡日益集中于幾個對世界經濟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且涉及的數額越來越大,領域越來越寬,從經常項目表示的實體經濟的嚴重失衡,到全球資產泡沫體現的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從2004年到2008年,美國經常項目賬戶逆差占美國當年GDP比重分別為5.3%,5.9%,6.0%,5.2%,4.9%,美國一個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持續占全球經常賬戶逆差的一半以上,其中2006年高達全球全部經常賬戶逆差的75%。2007年底全球前五個經濟體占全球貿易順差和逆差總量高達60%。世界上經常項目逆差大部分集中于美國一個國家,中東產油國、中國、日本、新興亞洲經濟體積累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經常賬戶順差。圖中數據給出了主要經濟體間經常項目平衡占GDP比例。

    可以看到,發展中經濟體在經濟失衡中的角色十分重要。部分學者、美國國會議員(如Edwards(2007),Nicholas(2007)等)認為中國的調整尤其是人民幣升值、擴大內需對全球經濟失衡的糾正至關重要。Richard Portes (2009)建議發展中國家推進本幣國際化進程,他認為如果可以用本幣進行國際借貸,則發展中國家還會放棄不斷積累外匯不斷積累外匯儲備,改變追求經常賬戶盈余的戰略。同時,IMF(2005)、Rato(2006)等提出,要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需要“集體行動”和“一攬子”政策,無論處于盈余國家還是處于赤字國家,都應該承擔全球經濟失衡調整的責任。在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的過程中,國際政策的協調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較高的實施難度。Kinberly(2010)曾構建出一個涉及多國多部門隨機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發現美國私人儲蓄率上升,發達經濟體的緊縮財政、匯率的有序調整、亞洲新興經濟體需要增加內需,這對金融危機后全球失衡調整至關重要。

    對于目前的世界經濟總體失衡,國內外許多文獻已經就失衡原因提出了若干解釋,但事實上,許多原因本身就是世界經濟失衡的一部分,如全球儲蓄過剩、美國生產率的大幅上升、美國儲蓄投資不平衡、中國等國家的匯率盯住機制等等。尤其是站在美國視角,美國認為當前經常項目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他經濟,尤其是市場經濟和資源出口國的過度儲蓄。過度儲蓄造成市場需求不足,美國利用其融資優勢,將其他經濟的儲蓄轉化為美國的支出,從而補償了國際市場的需求不足,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也就是說,世界其他經濟的過剩儲蓄正“擠入”美國的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和國內支出,而非美國的儲蓄不足在“擠出”其他地方的國內消費(Summers,2006)。如果在其他經濟沒有減少過度儲蓄的條件下,美國貿然減少其過度消費,那么就有將世界經濟拖入衰退的危險(Choyleva,2006)。

    同樣,基于中國視角的研究同樣很多,最普遍觀點就是全球經常項目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國際分工和貨幣體系,如果新興市場經濟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的產業結構得不到根本改變,美元本位的貨幣體系繼續維持,則全球經常項目失衡就會成為一種常態(樊綱等,2006)。全球失衡的主要責任在于美國,尤其是美國當局肆無忌憚地推行赤字財政和弱勢美元政策,極大地扭曲了全球市場私人主體的決策行為,對其他經濟體的政策調整施加強大壓力。

    事實上,本文的視角強調世界經濟結構的演變及有效的調節手段的缺乏才是世界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前文已經提到,在界定“全球經濟失衡”時,提出了的經濟失衡基本特點:實體經濟層面上,全球生產和支出格局差異;制度層面上,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國幣體系加劇了全球經濟不平衡。根本原因還在于結構的演變,輔之以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因素。

    世界經濟結構變化的核心是經濟機構主體的多元化,即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從新興經濟體的整體經濟實力、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經常賬戶和外匯儲備等方面都有所表現。這一格局中,作為中心的美國收益頗多,但國家風險較大。首先,對于美國來說,能夠享受大量的廉價商品與低成本的融資。僅僅承擔著持續的貿易赤字和對外負債,然而由于國家大量購買美國資產,資本的回流致使貿易赤字保持不斷。雖然引起美國的債務不斷增加,但是美國利用這部分借貸資金可以向國外進行投資。所得到收益遠遠高于借貸的成本。從這點上講,也使得巨額的外債得以延續。對于國家特別是東亞新興經濟體而言,它們需要依靠對美國的出口來拉動經濟持續增長,因而順差難以消除或大幅度減少。積累起的巨額美元外匯儲備在遭受美元貶值壓力時,面臨外匯儲備減值的風險,也限制了國內貨幣政策有效性。而在另一方面,外匯儲備由于缺乏良好的投資渠道,更多地用于購買收益率較低的美國長期國債,因此導致了新興經濟體被迫“貼補”美國。

    要解釋由亞洲各國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導致世界經濟結構變化,“比較優勢”戰略是最適當不過的。比較優勢戰略的基礎是資源稟賦結構,各國的資源稟賦不同,比較優勢不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豐富,而資本稀缺,與發達國家相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報酬率就會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邊際報酬率,全球生產性資本根據資本收益率高低與利潤最大化原則進行配置,促使從發達國家流動到發展中國家。這種趨勢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增強,而發達國家制造業生產相對萎縮,進而,在全球范圍內勢必形成發展中國家本國總產出高于總支出,發達國家本國總支出高于國內總產出的格局。比較優勢戰略就是根據一國的資源稟賦發展產業,通過市場機制和經濟的對外開放,由價格機制向國內生產者顯示該國要素和商品的供求及相對稀缺性,并通過這些相對價格引導能夠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部門發展,從而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各個國家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加入國際分工,從而形成對外貿易比較優勢結構。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豐富,發達國家資本和技術資源豐富,據此形成的貿易格局是: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進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基于以上理論分析,全球產業基本格局的形成與變化也在經歷了以美國-日本-東亞-東盟和中國沿海地區的順序到目前的制造業通過產業鏈分割、外包與加工貿易等形式的模塊化整合。例如,生產環節遷移到發展中國家,而設計、包裝、物流、營銷等附加值較高的環節仍然保留在發達國家。從這個角度講,追根溯源,全球經濟失衡的基本格局是由全球的產業格局決定的,產業格局受全球分工格局影響,分工格局由發達國家的輸出資本來主導。發達國家為母公司的跨國公司根據資本收益率的高低不同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資本,而資本收益率卻又決定于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差異和變化致使形成現在的國際分工和貿易格局。以中國為例,2009年進口額的55.2%由外資企業完成;其中出口55.9%由外資企業實現。中國83%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和75%的電子產品出口均是由跨國公司完成的。在美國,關聯公司內部貿易比例達到其進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這些都將影響中美經常賬戶平衡關系并加劇兩國的貿易不平衡程度。雖然發展中國家通過經常賬戶順差獲得大量美元資產,但是在全球化生產格局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發達國家的輸出資本,這些資本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導致了發達國家的產出小于支出水平,而發展中國家的產出大于支出水平。

    以比較優勢理論下分工格局和產業轉移的角度看,實體層經濟層面的失衡是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差異所決定的,并由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所主導的。從比較優勢的角度看,全球經濟失衡是基于全球比較優勢的動態格局,更多的資金、人才和技術被配置到發展中國家,形成現在的生產和分工格局。發達國家包括資本性收益在內的收入和財富規模較高,在全球的支出格局中人均支出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總支出也遠高于本國總產出,因此全球生產與支出格局的不一致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1]Cooper.R., America’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s Not Only Sustainable, It Is Perfectly Logical Given the World’s Hunger for Investment Returns and Dollar Reserves[J] Financial Times, 2004,November 1

    [2]黃梅波,熊愛宗.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困境與出路.[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

    [3]宋玉華等.世界經濟失衡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2.6

    [4]彭志文.全球失衡與中國開放經濟宏觀動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5]樊綱,關志雄,姚枝仲.國際貿易結構分析:貿易品的技術分布.[J]經濟研究2006

    [6]盧瑾.全球經濟失衡:特征、機制及可持續性.[M]世界圖書出版社2012

    [7]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第二版).[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第9篇: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1工業工程概述

    工業工程,即IndustrialEngineering﹐簡稱IE,是一門新興的工程科學。當前比較被認可的對于工業工程的定義,是美國工業工程師協會于1995年修訂的,指出工業工程是從事整個系統的設計及運用的一門科學,主要是利用數學、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學科的專業知識,通過工程分析與設計的原理和方法,進行相應的規劃和預測,同時對所取得的成果進行評估。從定義方面看,在所有社會活動中,只要有動作的出現,都可以利用工業工程的原理原則,以及工業工程的一套系統化的技術,經由最佳途徑,達到相應的目標。工業工程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工業工程主要是以工程技術為基礎,配合科學管理的技巧和方法,對問題進行發現、解決和預防;(2)工業工程的最終目的,是通過管理的運作,確保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是與成本或者經濟效益相關的內容,如管理制度、作業方法、設備等,都應該充分掌握并且加以改善;(3)工業工程是一門應用科學,其操作理論必須能夠符合實際應用的需要,因此,相應的工程師應該具備良好的身體力行的能力,確保理論與實務相得益彰,以確保管理效果;(4)工業工程主要是運用重點管理的技巧,在所面臨的問題上做出重點突破。

    2工業工程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作用

    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工業工程可以推動企業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等的轉變,對于企業管理水平的提升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得到了企業管理人員的充分重視和廣泛推廣。工業工程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推動工程項目建設

    從目前來看,影響企業經濟運行質量以及效益提升的關鍵,是經濟結構不合理,而重復建設和“大而全”、“小而全”,則是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突出表現,同時也是當前我國經濟素質和效益偏低的根源。對此,企業管理人員應該及時更新觀念,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對上述問題進行解決,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調整,順應市場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市場為導向,通過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推動企業資源逐漸流向市場需求大、能耗少、效益高的工程項目和產品,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調整。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擁有一套科學完善的方法體系,才能夠避免出現“丟三落四”的現象。工業工程方法體系的出現,有效滿足了現代企業管理的需求,推動了產業結構成功調整,進而促進了工程項目建設的順利展開。

    2.2實現科學再就業

    在經濟發展的帶動下,企業改革的深化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人員的流動日益頻繁,職工下崗也難以完全避免。做好職工的下崗再就業,直接關系著企業的深化改革以及社會的穩定,是企業發展中面臨的最為敏感,同時也是最為棘手的問題,如果不能對其進行有效處理,則很可能會影響企業職工的情緒,影響企業的穩定發展。對此,應用工業工程體系中的工作研究技術,可以有效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將其企業生產成本。工作研究中,包含了方法研究和作業測定兩種技術,前者是指通過程序分析、操作分析、動作分析等措施,探索出完成工作任務的最為經濟合理的方法,減少人力、物力等的消耗,推動方法的標準化;后者是指結合時間研究、工作抽樣、標準資料法等,對相應的作業標準進行確定,為生產操作提供可靠指導,主要是在方法研究的基礎上,對生產時間和輔助時間等進行分析和探索,減少無效時間,制定標準時間。簡單來講,通過方法研究,可以得到最佳的程序和方法,實現定崗的目的,在此基礎上,結合作業測定,對標準時間進行制定,就能夠達到定額和定遠的目的。結合工效學的相關原理,可以制定出科學合理的選拔和培訓計劃,提升下崗職工的綜合素質,推動其再就業。

    2.3增強企業競爭力

    現代企業實現扭虧增效的關鍵,是加強內部管理,苦練基本功。對此,應用工業工程意識,可以完善質量管理,對質量成本進行嚴格控制,對職工的質量行為進行規范,實現企業管理模式的轉變,結合市場實際需求,實現質量和效益的提高,推動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強化。例如,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現場管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和生產力,提升企業生產系統的整體效益,是IE的核心,同時也是企業現場管理優化的目標。在現場管理中,IE的基本應用思路是:在保持投資不變的情況下,立足企業現有條件,通過對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對生產流程進行優化,對操作方法進行改進,從而有效消除各種浪費,提升企業的生產質量和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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