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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主要采用信函和傳真方式進行。調查表包括3大類、80多個問題,共發出8000份問卷,截止到2005年1月10日,返回有效問卷1065份,有效回收率為13.31%。
本次調查以企業的主要負責人為調查對象,包括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和廠長等等。調查樣本中企業經營者文化程度偏高,大專學歷占26.67%,本科學歷占42.54%,研究生學歷占23.81%,博士學歷占2.22%。樣本所涉及企業,大型企業占47.11%,中型企業占40.12%,小型企業占12.77%,東部企業占54. 24%,中部企業占23.03%,西部企業占 22.73%,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占 56.06%,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占29.70%,私營企業占5.45%,股份合作制企業占2.42%,集體企業占3.03%,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占3.33%。詳見表1。
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企業經營者對本次宏觀調控有較高評價,認為宏觀調控有助于改善企業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2005年經濟走勢和企業經營狀況將“穩中向好”。跨入新世紀新階段,企業發展總體外部環境趨于好轉,政府職能轉變邁出新的步伐,要素市場的培育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部分關鍵領域的改革取得積極進展。但是優化企業發展環境仍需付出艱苦的、極大的努力。相當比例的企業經營者沒有感到外部環境的明顯變化,政府職能轉變尚待根本性突破,要素市場發育仍很滯后,經營管理者市場、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建設亟待深化,壟斷行業改革、信用體制建設問題突出,企業協會、中介組織發揮的作用不夠理想,政企不分、行政干預、選拔任用制度不完善、激勵不足仍是影響企業經營者發揮作用的主要因素,缺少跨國經營的人才、企業規模和品牌實力不夠、對國外情況了解不夠、信息量不夠是影響企業“走出去”的主要障礙。
調查結果還顯示:優化企業發展的環境,需要找準重點和難點,大膽探索,勇于實踐,切實解決好影響增強企業活力和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重大問題。當前,改善企業發展的經濟環境,有必要適當調整有關經濟政策,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深化壟斷行業、融資體制和信用體制等方面的改革,要積極推進政職能轉變,把重點放在精簡政府機構和人員、建立政府問責制度、改革對官員政績的考核辦法等方面,政府為企業創造良好發展環境的著力點,應主要放在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完善市場經濟秩序和建立健全信用體制方面,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應當與建立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相結合,盡快出臺《國資法》及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國有資產各級監管機構的功能定位,促進企業家健康成長,需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建立完善的企業家的激勵約束機制、建立科學化社會化的企業家評價機制、加快企業家市場建設,推進企業家職業化,需要積極推進制度變革,建立健全企業家選拔和任期退休制度、企業收入分配制度、企業產權制度。同時,當前企業經營者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戰略決策能力、開拓創新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通過優先重視提高企業戰略執行能力、研究開發能力和市場營銷能力,提高經營者和員工素質、不斷進行管理創新、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營機制,堅持不懈地推進企業技術進步和信息化建設,努力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等措施,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一、宏觀調控有助于改善企業發展的經濟環境
從1993年到2002年,我國政府先后為克服經濟運行中的通貨膨脹和特別是后期的通貨緊縮壓力進行了艱苦努力,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快速增長時期。但是2003年下半年以來,經濟生活中一些不健康、不穩定的因素也不斷暴露出來。黨和政府審時度勢、總攬全局、正確決策,著力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2004年我國經濟在宏觀調控中渡過了非同尋常的一年。企業經營者普遍認為,這次宏觀調控避免了一次經濟上的大起大落,對企業進一步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一)絕大多數企業經營者對本次宏觀調控有較高評價
這一輪宏觀調控,從多個方面折射出黨和政府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更趨成熟,突出地表現在對宏觀調控時機的正確把握和調控手段的轉型兩個方面。
調查結果顯示,67.59%的企業經營者認為這一輪宏觀調控是及時的,有 15.12%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是有預見性的,17.2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是事后的。可見,這次宏觀調控在時機的把握上恰當的。詳見表2。
在問及這次宏觀調控以何種手段為主時,有66.8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是以經濟手段為主,12.2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是以法律手段為主,另有20. 86%企業經營者認為是以行政手段為主。總體上看,這次宏觀調控綜合運用了各種調控辦法,而以經濟手段為主則是與以往歷次宏觀調控相比最為顯著的特點。詳見表3。
(二)宏觀調控有助于改善企業發展的經濟環境
從企業發展與宏觀經濟的相互關系而言,宏觀經濟“過熱”“過冷”特別是“過熱”往往會掩蓋許多矛盾和問題,不利于深化企業改革,不利于推動企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而持續增長、平穩運行的宏觀經濟才是順利推進企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從企業經營者的反應來看,有26. 7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宏觀調控對企業經濟環境的影響是積極的,60.92%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其影響是中性的,12. 31%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是負面的。可見,這次宏觀調控有保有壓,有張有弛,其成效得到了絕大多數企業經營者的認可。詳見表4。
調查進一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詢問了企業經營者對經濟環境變化的感受。37.69%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當前宏觀經濟良好,57.7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當前宏觀經濟環境基本正常,只有4.5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當前宏觀經濟環境不佳。認為企業發展的產業環境良好、基本正常、不佳的企業經營者比例分別為22.94%、59.94%和17. 13%,認為企業發展微觀環境良好、基本正常、不佳的企業經營者的比例分別為39.94%、52.44%和7.62%。總體上看,90.23%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企業經營發展外部經濟環境良好或基本正常。詳見表5、表6、表7。
(三)2005年經濟走勢的基本判斷――“穩中向好”
在本次調查的樣本中,2004年 65.76%的企業實現盈利,盈虧持平的占24.85%企業,虧損的占9.39%。對于2005年企業經營狀況的判斷, 51.82%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會趨于好轉,40.61%的表示不會發生明顯變化,只有7.58%的企業表示會惡化。企業對未來投資意向的態度也顯示, 2005年將是一個“穩中向好”的年份, 55.79%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企業未來投資意向將增強,37.20%的表示不變,有7.01%的表示投資意向趨于減少。詳見表8、表9、表10。
二、我國企業發展的總體環境有較大改善
在本次調查中,企業經營者普遍反映,跨入新世紀新階段,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以加入WTO為契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堅持整體推進、重點突破、循序漸進,不斷取得新的進展,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正在經歷持續而廣泛的變化,并不斷向好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多數企業經營者認為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有好轉
企業經營者認為,不斷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競爭力,需要積極營造以下十個方面的良好環境,即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清潔優美的城市環境、健全規范的法制環境、合理透明的政策環境、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奮發向上的文化環境、開放活躍的輿論環境、公平公正的融資環境。服務優良的投資環境和誠實守信的信用環境。
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多數企業經營者認為近兩年來企業發展的環境總體趨于好轉。具體來說,除了融資環境以外,認為近年來企業發展的城市環境、法律環境、政策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輿論環境、市場環境、投資環境和信用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的,都超過了半數。詳見表11。
在企業經營者看來,近年來企業發展環境變化最為突出的是城市環境、法律環境、政策環境。78.72%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城市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77.13%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法律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72.04%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政策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說明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企業所在城市面貌發生的顯著變化。也表明我國政府信守加入WTO的承諾,在清理規范各項法律制度、增強政策透明度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得到了絕大多數企業經營者的認可。
調查結果還顯示,61.5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社會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比認為有所惡化的3.66%高出57. 92個百分點,57.93%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文化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比認為有所惡化的2.44%高出55.49個百分點,57.32%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輿論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比認為有所惡化的4.57%高出52.74個百分點, 53.5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市場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比認為有所惡化的10.64%高出42.86個百分點,53. 5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信用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比認為有所惡化的6.38%高出47.11個百分點,52.74%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投資環境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比認為有所惡化的2.44%高出50.30個百分點。
(二)政府職能轉變邁出新的步伐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堅持以國有企業改革為重點和中心環節,配套推進方方面面的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也特別強調了政府機構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加入WTO之后,在前一階段大力精簡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的基礎上,著力點逐步放在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方面,積極醞釀了新一輪的政府改革。
在本次調查中,30.91%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政府職能轉變有較大進展和很大進展。調查表明。政府轉變職能在自身定位、行為方式和素質建設等方面也邁出新的步伐,企業經營者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多個方面,持基本滿意和較為滿意態度的比例,明顯高于持不滿意態度的比例。詳見表12,表13。
首先,政府自我定位較為明確。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大家都認識到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責在于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在于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對此企業經營者的滿意程度最高,達66.67%。
其次,政府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方式方法正在逐步轉變。本次調查詢問了企業經營者對政府依法執政水平、決策科學化水平和決策民主化水平三個方面的看法。半數和接近半數的企業經營者持相當正面的看法,具體來說,分別有50.00%、49.85%和46.20%的企業經營者對政府依法執政水平、決策科學化水平、決策民主化水平感到基本滿意和比較滿意。
第三,政府服務意識增強,服務能力有所提高。調查顯示,對于目前政府的服務意識、辦事效率和公務員素質,企業經營者表示基本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分別為44.24%、42.25%和38.48%。
(三)要素市場的培育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
大力發展要素市場,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化企業改革、推進企業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黨的十六大提出,要“真正實現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進發,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表明我們對發展要素市場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次調查中,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者對要素市場狀況給予積極評價,表明近年來我國要素市場的培育和建設取得一定成效。詳見表14。
在企業經營者看來,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成效最大,57.5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效果較好和很好,高于認為不佳的52.73個百分點。有超過三成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目前我國技術市場、產權市場、土地市場和資金市場建設成效效果較好和很好,具體數據分別為37.90%、31.91%、 31.31%和31.00%。超過兩咸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目前我國知識產權市場、資本市場、經營管理人才市場建設成效較好和很好,具體數據分別為28.57%、26. 44%和25.23%。
(四)部分關鍵領域的改革取得積極進展
近幾年來,黨和政府堅定不移、堅持不懈地推進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取得明顯進展,企業經營者對此也有積極的評價。詳見表15。
有30%―50%的企業經營者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產權制度改革和建設持積極評價。其中,49.7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近年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有較大進展和很大進展,38.4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近年來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有較大進展和很大進展,29.7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近年來產權制度改革和建設有較大進展和很大進展。
認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取得較大進展和很大進展的企業經營者的比例也超過了認為進展緩慢的企業經營者的比例。其中,31.71%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近年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有較大進展和很大進展,27.88%的企業經營者認近年來金融體制改革為有較大進展和很大進展。
三、我國企業發展環境與企業經營者期望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本次調查的大量數據,一方面反映出近年來我國企業發展環境在不斷改善,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格外關注。這些問題的存在,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距離建成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尚有較大差距。優化企業發展環境仍需付出艱苦的、極大的努力。
(一)相當比例的企業經營者沒有感到外部環境的明顯變化
在前述企業經營者所期望的十大環境中,均有不小比例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變化不大。例如,認為企業融資環境、市場環境、投資環境、文化環境、輿論環境、信用環境變化不大的比例分別達到了48.33%、35.87%、44.82%、39. 63%、38.11%和40.12%。
這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融資環境,認為有一定好轉和明顯好轉的企業經營者不足半數,只有36.47%,而有48.33%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融資環境變化不大, 15.2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有所惡化。其他還有10.64%和6.3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近年來企業市場環境和信用環境有所惡化。詳見表11。
(二)政府職能轉變尚待根本性突破
與以往調查相比,本次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政府在轉變職能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盡管如此,在企業經營者看來,這種轉變似乎剛剛開始,與企業的期望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調查顯示,除了在政府功能定位方面,認為基本滿意和較為滿意的企業經營者超過半數,依法執政水平達到半數,決策科學化水平接近半數以外,在決策民主化水平、服務意識、辦事效率、公務員素質等幾個方面,感覺一般的企業經營者分別達到46.81%、42.12%、41.34%和46.97%的水平,更有12.12%、 13.64%、16.41%、14.55%的企業經營者對政府決策科學化水平、服務意識、辦事效率、公務員素質表示不滿。詳見表13。
調查還顯示,只有12.1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本輪宏觀調控主要采用了法律手段。這表明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方面,運用法律手段仍顯不足。對此,一方面要看到,這新一輪宏觀之所以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是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政府過多干預造成的,采取一些行政手段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另一方面,過多采用行政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對經濟的自主增長機制有較大傷害,也不利于推動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詳見表3。
(三)一些要素市場發育仍很滯后
同樣,雖然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營者對我國要素市場建設給予積極評價,但除了勞動力市場之外,其他要素市場均有超過半數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建設效果一般,認為經營管理者市場、知識產權市場、資金市場、資本市場、產權市場、土地市場建設效果不佳的大約在11%~ 19%之間。最為突出的經營管理者市場、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三個市場,分別有18.84%、18.84%、17.02%的企業經營者認為這些市場建設效果不佳。詳見表14。
如果將認為要素市場建設效果一般和不佳的企業經營者合并計算,兩者合計比例占到了被調查者的近70%。盡管這樣做不一定科學,但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要素市場發育的嚴重滯后。
(四)壟斷行業改革、信用體制建設問題突出
盡管認為多數關鍵領域改革正在取得積極進展,但仍分別有30%~ 50%左右的企業經營者認為調查問卷所列出9個領域的改革進展不大,壟斷行業改革和信用體制建設滯后的問題較為突出。調查顯示,有56.3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壟斷性行業改革進展緩慢,只有13.1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進展明顯,有46.3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進展緩慢,也只有15.4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進展明顯。詳見表15。
馬克思說:“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構成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
現代生產力從其自身構成、性質、結構和功能等方面無疑是一個自成和系統的有機整體,它是有形要素與無形要素、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要素資源與組織管理資源、人與物、價值形態與實物形態的高度統一,是各種構成要素經過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和協同構成的一個對于生產關系和社會環境有著巨大推進作用、開放的、不斷發展演化的復雜系統。
現代生產力系統的主要功能有:一是經濟功能。即推進企業、地區或全球經濟能力提高、產品與勞務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產業升級。二是組織管理創新功能。現代生產力的發展推進了企業組織和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與發展。三是技術創新的保障功能。技術創新、研究與開發都必須以一定的工業水平為基礎,沒有現代生產力提供的工業制造能力和高精度的材料,現代技術體系的進步與發展是不可想象的。四是社會。現代生產力的發展改變了所有制結構及其實現方式,導致了股份公司的兩權分離的管理模式和法人治理結構;資本的社會化和股票的廣泛發行、認購推動了更多的普通人成為資本所有者,中產階級的興起改變了階級與階層構成,現代生產力的發展使得按要素分配已成為必要,而所有這些都推進了經濟的民主化、社會化和大眾化,改善了社會關系。
系統論認為,整體性是系統的最基本的性質之一,整體性就是某種意義不可分割性和非決定性,其核心是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它意味著系統具有諸構成要素所沒有的新的特性。等級性和目的性也是系統的基本性質,系統論認為,系統內部存在著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有目的的、有方向的演化鏈條。現代生產力系統絕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具有開放性、動態性屬性。一方面它自身不斷的反作用于生產力,通過體制設計、分配方式上的創新及產權和資本組織方式上的變革等不斷對生產力發展的模式和方向提供引導和制約。同時,社會經濟環境也不斷地向現代生產力系統輸入各種信息。而現代社會文化價值觀、各種思潮也會影響到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并轉化為宏觀綜合經濟優勢。
二、現代生產力系統的運行機制
歷史唯物主義在生產力運行機制上的觀點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可分割,它們之間既對立又統一,構成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而這個統一整體就是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在生產關系的制約和調控下,生產力由于其自身不斷變革的本性,導致了生產力水平從低級向高級不斷地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和進化是全部社會經濟環境發展的根本力量。
我們認為,現代生產力系統的運行機制是:以一定的生產關系及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為宏觀背景和基礎環境,在自身滿足開放性、整體性、層級性、動態性、存在內部非線性相互作用、遠離平衡狀態等基本前提條件下,那些具有經濟社會和市場有效需求的技術創新作為一種關鍵性的漲落,往往會被人力資源子系統、勞動工具子系統、勞動對象子系統、管理子系統所共同選擇,被企業、國家、全球三個層級從管理調控上認可,同時,由于這些種類的漲落吻合于宏觀社會經濟環境的基本需要,因而這些漲落就會被外界環境和生產力系統共同選中、經非線性相互作用被放大,從而引起現代生產力及經濟結構的巨大變革,最終推動現代生產力新結構的形成和其自身的從低級到高級的演化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提高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管理四個子系統的相互協調性,強化它們之間的交流協作,從整體出發,優化組合,強調宏觀性和戰略目標。第二種漲落就是三個層級之間的相關性和協調機制上引起的漲落,即企業――國家――全球三個層級的非線性協同作用所引起的漲落。如企業與政府的關系的變動、全球經濟與民族經濟之間的協調、國家利益與集團利益、宏觀戰略利益和微觀局部利益、遠期利益和近期利益上的協調等都會形成并引起現代生產力系統對平衡態的偏離,引起漲落。
三、現代生產力系統運行方向的宏觀調控
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作為漲落因素導致了生產力系統的演化發展,深刻地改變了生產方式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面貌的巨大變化。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高科技發展速度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更是一日千里,但這并沒有帶來全社會的真正持續發展。生態平衡、資源枯竭、人口膨脹、環境惡化等問題嚴重地困擾了人類的進程。這種片面強調增長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被社會學家和有思想的經濟學家評價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增長的神話”等。我們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系統的演化固然是社會變革的根本性動力。但離開生產關系和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環境和背景來討論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仍然是一種片面的、機械唯物主義思維方式。科技和生產力并不產生于真空之中,它們以火熱的社會生活為背景,以服務于人類和社會的真正發展為根本宗旨,不從科技、生產力與社會環境及生產關系相互作用出發,單項研究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會有成果的。從國家和全球生產關系及社會宏觀背景出發研究生產力發展是當代歷史唯物主義責無旁貸的任務。
摘要:隨著國內外旅游的快速發展,我國旅游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迫切需要加強對旅游經濟的宏觀管理。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經濟系統的內在聯系和動態運行過程,分析了宏觀旅游經濟的內容和特點,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論述了宏觀旅游管理的目標、職能、過程和特征,為加強我國宏觀旅游管理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關鍵詞:旅游經濟;宏觀旅游經濟;宏觀旅游管理
隨著我國國際國內旅游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國家把旅游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加快培育和發展,迫切需要加強對旅游經濟的管理。在實踐中,旅游管理不僅涉及微觀旅游活動主體,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業的經濟行為和決策,而且涉及到宏觀旅游經濟管理主體,即國家旅游管理部門的宏觀決策與調控,而連接微觀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的橋梁就是旅游市場。因此,旅游管理既包括對微觀旅游活動的微觀旅游管理,對旅游市場活動的市場管理,也包括對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宏觀旅游管理,需要從理論上了解和掌握宏觀旅游管理的目標、職能、過程和特征,才能有效地加強和指導宏觀旅游管理的實踐。
一、宏觀旅游經濟的含義
現代旅游經濟,是一個包括旅游者消費活動、旅游企業經營活動、旅游市場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的經濟子系統,是國民經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系統論角度分析,旅游經濟系統,既體現了旅游活動相關的各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和運行過程(見圖1),還從動態角度反映了整個旅游活動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和規律性。
(一)旅游經濟活動
旅游經濟活動,一般包括三個層面的活動,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動、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活動和旅游組織的管理活動。第一個層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動,通常包括旅游者從購買旅游產品并離開居住地開始,經過一定距離的空間移動而到達旅游目的地,通過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動而滿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選擇、決定和購買旅游產品過程,只有當旅游者購買了旅游產品后才可能成為現實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間移動過程,實質上就是旅游活動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費過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動的消費過程,是滿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內容,也是旅游活動的核心內容。第二個層面是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活動,主要指旅游企業為保證旅游者的旅游活動順利有效進行,直接提供各種旅游服務的所有經營活動過程。由于旅游活動內容復雜、涉及面廣,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許多企業。按照現代旅游經濟系統模型分析,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活動可大致分為旅行商、長途交通運輸企業、旅游接待企業三部分。旅行商的經營服務活動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兩部分,前者的主要職能是銷售旅游產品,招徠和組織旅游者的旅游活動;后者的主要職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組織活動等。長途交通運輸企業、旅游接待企業則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線路,做好旅游者空間運送及旅游活動的所有接待服務活動。主要從事旅游經濟研究、旅游規劃設計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個層面是旅游組織的管理活動,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組織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組織,通過旅游行政管理、宏觀調控、行業自律和中介咨詢等活動,提供旅游信息服務、規范旅游市場秩序、規范旅游企業行為,為旅游者的旅游活動和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活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保證旅游者的旅游活動順利而有效地進行,實現旅游經營者的經營服務目的和旅游組織的管理目標。
(二)宏觀旅游經濟內容和特點
在旅游經濟系統中,宏觀旅游經濟體現了宏觀旅游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和運行過程,是旅游發展過程中各環節、各部門、各地區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而形成的綜合體,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和特點。
1.宏觀旅游經濟,是旅游再生產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而縱橫交錯形成的綜合體。從橫向看,宏觀旅游經濟活動表現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子系統活動同時并存的經濟活動過程;從縱向看,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像一般社會再生產一樣,是按照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子系統活動依次進行,并不斷循環往復的經濟運行過程。因此,這種縱橫交錯的旅游經濟總量和結構的運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經濟再生產過程中各環節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宏觀旅游經濟系統。
2.宏觀旅游經濟,是旅游產業內部各行業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而構成的綜合體。旅游產業是由多種旅游服務要素構成的經濟產業,其既包括直接為旅游者服務的旅行社業、旅游住宿業、旅游餐飲業、旅游運輸業、旅游景觀業、旅游娛樂業、旅游購物業等,也包括部分或間接為旅游者服務的郵電通訊、醫療衛生、金融保險、文化科學、教育培訓、城市建設、環境保護及工農業等眾多行業。其從縱向上表現為各產業、行業和企業之間上下指導和執行的經濟層次關系,從橫向上表現為各產業和行業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協調的經濟序列關系,從而形成多層次、多序列立體交叉的宏觀旅游經濟系統。
3.宏觀旅游經濟,是各區域旅游發展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綜合體。任何旅游者、旅游企業和旅游行業的活動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因此一定的區域旅游布局構成了宏觀旅游經濟的空間表現形式。從縱向看,區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現為國家級、省級、地市級、縣級的上下聯系的區域旅游的層次布局結構,如不同級別的風景區、度假區、森林公園和景區景點等;從橫向看,區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現跨省區、跨地市區、跨縣區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的空間布局結構,體的旅游景區等,從而構成多個旅游區域相結合的宏觀旅游經濟系統。
二、宏觀旅游管理的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是指國家旅游管理機構和相關部門,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旅游發展的總體目標,運用決策、規劃、組織、調控、監督和服務等職能,統籌協調旅游發展中各環節、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關系,實現宏觀旅游經濟的良性運行與發展,不斷提高旅游產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促進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加強宏觀旅游管理,首先必須明確宏觀旅游管理的目標。所謂宏觀旅游管理目標,是指國家促進旅游發展和調控旅游經濟運行的總體目標。由于旅游活動是一種綜合性經濟社會活動,其涉及面廣、環節多、層次多,因此宏觀旅游管理目標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層次性的。從總體上分析,宏觀旅游管理的目標通常可以分為政治目標、經濟目標、社會目標和發展目標四個方面。
1.政治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標,是按照“以人為本”的發展目標和要求,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通過旅游活動的廣泛開展,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不斷增強公民的愛國主義意識,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素養,從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同時,還要充分發揮旅游的“民間外交”功能,通過大力發展國際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進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的交流與合作,提升國家的國際地位和政治影響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國家競爭力等。
2.經濟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的經濟目標,是通過有效配置旅游資源和生產要素,提供質量高、數量多、類型全的旅游產精神文明的建設和協調發展。同時,在有效滿足國內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時,為旅游經營者帶來更多的收益,促進旅游目的地群眾收入增加,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為國家增加更多的稅收和外匯收入,推動旅游服務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從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
3.社會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的社會目標,是通過旅游活動和加強宏觀旅游管理,在滿足國內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進人們相互之間的友誼和理解的同時,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改變傳統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促進旅游企業文化建設和旅游行業職工素質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會就業,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推動與促進旅游目的地各項社會事業的繁榮興旺與發展等。
4.發展目標
宏觀旅游管理的發展目標,是通過加強旅游宏觀管理,不斷豐富旅游活動內容,為旅游者創造良好的旅游環境,促進旅游企業健康發展,推動旅游業和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生態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為實現旅游目的地及整個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從宏觀旅游管理的階段性目標看,一般可以分為近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遠期目標。近期目標主要是實現旅游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更好地滿足人們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標主要是實現旅游行業結構和旅游區域布局的合理化,實現旅游經濟持續健康地增長與發展;遠期目標是實現旅游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同時,還必須為后代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生存與發展的條件。
三、宏觀旅游管理的職能
宏觀旅游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旅游管理組織,客體是宏觀旅游經濟活動、運行和發展,簡言之,宏觀旅游管理就是國家對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管理。正確理解宏觀旅游管理的涵義,還必須注意宏觀旅游管理與微觀旅游管理、旅游市場管理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并正確把握宏觀旅游管理的主要職能。
(一)宏觀旅游管理和微觀旅游管理的區別和聯系
宏觀旅游管理和微觀旅游管理的區別,主要是管理的對象不同。微觀旅游管理的對象,通常是指對旅游者活動和旅游企業經營活動的管理,是以個體旅游活動為客體的管理;而宏觀旅游管理則是對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經濟總量和結構變化為客體的管理。宏觀旅游管理和微觀旅游管理的聯系,主要表現為兩者是互為前提的。微觀旅游活動是宏觀旅游經濟活動的細胞,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必須以微觀旅游活動為基礎,因此宏觀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觀旅游管理基礎之上的;同時,由于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直接影響著個體旅游活動的進行,因此宏觀旅游管理又是微觀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條件,并對微觀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協調作用。旅游市場是連接個體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的橋梁,決定了宏觀旅游管理和市場管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旅游市場管理,不僅包括對微觀旅游活動的作用和影響,對旅游市場的規制、監督和調控等,也包括在宏觀旅游管理指導下,對旅游市場機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發揮,因此旅游市場管理是宏觀旅游管理的對象。但是,在具體的旅游市場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觀旅游管理的職能和內容,如對微觀旅游活動主體的監管,對旅游市場供求的調控等,因此旅游市場管理與宏觀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聯系的。
(三)宏觀旅游管理的主要職能
宏觀旅游管理,通常是通過各種管理職能對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進行管理。從旅游管理的實踐看,宏觀旅游管理的職能主要包括決策、規劃、組織、調控、監督和服務等方面。
1.旅游決策職能
是指政府對旅游發展目標、發展模式、發展重點和政策措施做出選擇和決定的職能,其貫穿于整個宏觀旅游管理的全過程。在現階段,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處于完善過程中,因此政府決策職能在旅游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色的“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模式,各級政府在旅游發展目標、發展重點和促進旅游發展的各種措施方面,還發揮著重要的決策職能和主導作用。
2.旅游規劃職能
是根據旅游決策職能確定的
旅游發展目標和發展重點,對旅游資源配置和生產力要素進行統籌安排的職能。如政府通過制定旅游發展戰略和規劃,統籌安排和配置旅游資源要素;通過確定實現旅游發展目標的政策措施,促進宏觀旅游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通過采取各種宏觀調控方法和手段,促進宏觀旅游經濟有效地運行等。
3.旅游組織職能
是為了有效實現旅游決策目標和規劃的要求,建立旅游組織體系、配備相應人員、明確職責權力、調配旅游要素的職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機構,促進旅游中介組織和旅游企業發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體制,明確政府旅游部門、行業中介組織、旅游企業之間的權責利;開發和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調控職能
是對旅游決策目標和規劃實施過程中的內外關系、發展變化進行協調和控制,以保證旅游決策目標和規劃的順利實現。如政府通過制定產業政策,調控生產要素價格,實施各種稅收政策,實行轉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經濟杠桿等,調節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縮小地區差別和貧富差距,實現旅游經濟統籌協調地發展。
5.旅游監督職能
是通過建立健全法律體系,提供完善的法規和制度,規范旅游市場主體行為,保護各類產權主體的合法權益,規范旅游市場秩序,維護良好的旅游環境,限范不正當的旅游競爭行為,創造公平、公開和公正的旅游競爭環境,促進旅游企業在競爭中優勝劣汰,不斷提高旅游服務質量和經濟效益。
5.旅游服務職能
是政府通過提供各種旅游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提供各種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公共設施、供水供電等公共產品和安全救援、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等公共服務,為旅游者的旅游活動和旅游企業的經營服務活動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和外部條件。
四、宏觀旅游管理的過程
宏觀旅游管理過程,是作為管理主體的國家旅游管理機構,運用宏觀旅游管理職能作用于管理客體的過程,簡言之就是宏觀旅游管理系統的有效運轉和發揮作用的過程。宏觀旅游管理系統的運轉過程,是通過旅游的宏觀決策系統、宏觀執行系統、宏觀調控系統和宏觀信息系統,在時間上有序、在空間上并存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下,共同對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和發展發揮作用的過程(圖2)。
1.旅游宏觀決策系統
是國家宏觀層面的決策系統,其決策內容包括確定旅游管理體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規、旅游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調控旅游經濟總量和結構變化,實現區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進旅游經濟增長,統籌協調旅游發展等。由于旅游宏觀決策是一種高層次的決策,因此對旅游行業、旅游區域、旅游企業的決策具有重要的指導性。為了保證旅游宏觀決策的科學化,必須根據有關的政策規定和各種信息,按照科學的決策程序,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做出科學的宏觀決策,以指導宏觀旅游經濟的有效運行和發展。
2.旅游宏觀執行系統
是實現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系統,即完成旅游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再生產過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旅游宏觀執行系統的有效實施,離不開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的共同作用。計劃機制,是通過國家的旅游發展規劃和指導性計劃,保證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方向和目標;而市場機制,則是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促進宏觀旅游經濟活動按照客觀經濟規律有效地運行和發展。段綜合形成的調控系統和監督機制,是正確執行旅游發展戰略和規劃,促進宏觀旅游經濟有效運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三者有機結合而形成監督和調節旅游宏觀旅游經濟活動的調控機制,并及時發現宏觀旅游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反饋旅游宏觀決策系統和執行系統,及時進行調控,保證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有效進行。
4.旅游宏觀信息系統
是有關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統,是旅游政策子系統、旅游統計子系統、旅游會計子系統、旅游市場情報子系統及相關信息子系統的綜合體。旅游宏觀信息既來自于旅游宏觀調控系統的有關情況,又來自于宏觀旅游經濟系統運行的結果,不僅是旅游宏觀決策的重要依據,對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旅游宏觀信息工作貫穿于整個宏觀旅游管理的全過程。
五、宏觀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觀旅游管理,既是對旅游全行業的管理,也是對宏觀旅游經濟活動和運行的管理,因此,宏觀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觀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宏觀旅游管理的權威性
宏觀旅游管理的依據是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因此宏觀旅游管理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強烈的行政權威性。一方面,宏觀旅游管理必須通過制定和實施各種法律、法規和政策,來促進和保障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實現國家發展旅游的目標和任務。另一方面,宏觀旅游管理又必須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場機制,規范旅游企業行為,保護旅游者合法權益,維護旅游市場秩序,確保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有序地進行,促進旅游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如果宏觀旅游管理沒有權威性,則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必將是盲目、混亂和低效率的,也就無法實現旅游發展的目標和任務。
2.宏觀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觀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動和調控旅游經濟運行的行為,因此其具有很強的政策性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宏觀旅游管理必須體現政府鮮明的政策傾向,即體現國家發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標,認真貫徹落實國家對旅游發展的總方針和總決策,確保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動廣泛性和旅游經濟的綜合性,要求宏觀旅游管理必須正確處理各部門、各層次、各環節的關系,而統籌這些關系具有較強的政策性,即必須依法行政,按照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合理的協調和正確的處理,才能使旅游發展獲得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
3.宏觀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動是一種綜合性社會文化活動,為保障旅游活動的順利進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必然涉及眾多的行業和部門,不僅協調范圍廣泛,而且協調難度也比較大,使宏觀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經濟管理,而是一種全局性、綜合性較強的宏觀管理活動。因此,在宏觀旅游管理中必須正確處理好全局與局部的關系,一方面必須遵循旅游活動規律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特點,從全局上統籌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購、娛等旅游素,確保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順利地進行;另一方面,必須立足全局來協調處理好各局部的關系,使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盡量避免“政出多門,多頭管理”,不斷提高宏觀旅游管理的整體效率和效果。
4.宏觀旅游管理的服務性
宏觀旅游管理的服務性特點,強調宏觀旅游管理必須服務于旅游活動和宏觀旅游經濟運行的客觀需要。既要通過加強宏觀旅游管理,為旅游者活動和旅游企業經營活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和公共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旅游者的消費需求和旅游企經營的需要;又要通過科學地引導旅游者的消費活動,規范旅游企業的經營行為,促進旅游市場機制作用的有效發揮,維護良好的旅游市場秩序,創造一種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和條件,保障旅游活動有效地開展,促進宏觀旅游經濟正常地運轉,實現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經濟特性的會計環境,密切關聯著會計主體以內的客觀環境。會計活動這一范疇的要素之和,就被設定成這一總環境。由此可見,會計環境代表著會計進展的根本基礎,有序銜接著內外的環境。從現狀看,會計架構下的這種環境,可以分出內部架構中的分支環境、對應情形之下的外部環境。會計特性的內部環境,包含本源的理念價值、整體態勢下的預設文化、關涉的工序及路徑等;外部環境包含會計關涉的多重要素,如法律特性的要素、文化特性及科技特性的關聯要素。應注重的是,內外部框架下的這種環境,在變更及演化的進程中,會帶來偏大范疇的影響。會計環境及關涉的信息質量,存在互通的關聯。為此,應當建構信息檢驗特有的體系,促進信息質量的提升。有必要注重主客觀架構下的多重影響,尋找質量提升的實效路徑。
二、會計經濟環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外部影響
會計經濟環境這一范疇的本源概念,整合了內外架構下的多重要素。為此,若要明辨信息質量表征著的多樣影響,就應辨識關聯著的內外環境。外部架構之中的真實環境,包含宏觀態勢下的環境要素、對應著的經營環境。這兩者都密切關聯著信息質量。
1.宏觀態勢的總體經濟
經濟環境表征出來的多樣影響,包含這一時段的經濟結構、市場關涉的文化水準。不同層級以內的經濟結構,會對應預設的使用者;不同特性的使用者,會經由需求的變更,來影響預設的信息質量。例如:市場化的層級越高,歷史計量特有的客觀性,也會隨之提升。帶有市場化特性的信息,會改善原初的會計質量。從現狀看,我國接納了公有制這一主體、存留著多樣特性的所有制。如上的所有制,促動政府去運用這一會計信息。政府表征著國有資產特有的管控主體,也帶有稅收征管這一獨有身份,參與慣常的經濟流程。企業架構之內的組織主體、債權人及供應商、企業聘用的職員,都被劃分為這個范疇的使用者。除此以外,投資者特有的維權認知不佳,監管關涉的部門,應被設定成弱勢群體這一范疇的保護主體,也運用著如上的會計信息。國際范疇以內的貿易頻次遞增,這樣的態勢下,跨國特性的多重公司,也漸漸興起。財務信息特有的運用主體,布設在偏廣的范疇之內。金融市場延展的情形之下,帶有可比特性的會計信息,也正被注重。資本市場細分出來的金額源頭、預設的市場范疇、資本關涉的供應主體,都影響傳遞著的信息質量。資本市場帶有信息互通的路徑性能,也帶有資源配置獨有的屬性。會計信息及關涉的傳遞質量,在總體態勢的資源調配中,有著凸顯出來的側重價值。
2.政治范疇內的環境
國內架構中的政治環境,表征著某一時段之內,國家預設的政治路線、宏觀特性的總方針。社會生活的主導,就涵蓋著這一環境。在特定時段中,社會架構之內的政治環境,影響著這個時段的會計流程,也關涉這個時段之中的會計地位、凸顯的會計作用。帶有直接特性的這種影響,凸顯著長時段的意義。對政治環境特有的辨識及解析,主要應明辨經濟事務特有的管控手段。市場調和附帶著干預這一狀態之下,帶有混合特性的經濟政策,漸漸被接納了。政府特有的干預性能,正在遞增著;政府范疇內的會計影響,也會隨之遞增。發達國家范疇的行政權力,正在朝向會計的領域滲透;這一滲透傾向,突破了擬定的職業限制。我國經由長時段的計劃經濟,仍舊存留著過度干預這一弊病。國有特性的經濟,仍會占到明晰的主置;行政權特有的干預路徑,帶有合理的特性。為此,怎么在這一時段的政治中,獲取衡平態勢下的制約路徑,是應被審慎考量的。創設出來的會計經濟環境,應帶有公平公開特有的屬性。
3.法律架構之下的環境影響
法律關涉的多重因素,可被劃歸成帶有典型特性的法律體系。具體而言,大陸法系預設的嚴謹體系,凸顯出明晰的可操作特性;暴露出來的偏多疑難,都能經由成文法預設的路徑,妥善予以化解。與之對應,英美法中的思維路徑,則凸顯判例這樣的思維;制定好的法律條文,是依靠判例發展起來的。英美法系預設的這種框架,有著靈活特性及及時性。比對來看,大陸法系基礎上的會計職業,預設的準則不是很發達;英美法系基礎上的這一職業,卻制定了自律的發達規則。這樣的架構之內,會計職業關涉的多重準則,也凸顯了高層級的優越特性。財務特性的關聯體系,都建構了自有的保障機制。然而,財務信息關聯著的保障路徑,卻帶有偏大差異。大陸法系預設的這種架構,涵蓋著權威態勢下的多重法條;英美法系預設的完備架構,包含本源的準則指引等。在我國,會計準則依循的設定主體,被劃歸成財政部。會計行業依循的多重準則,是經由宏觀架構下的國家規制,予以擬定的,而不是經由民間化特性的流程,予以建構起來的。這樣一來,會計關涉的行業,就要接納宏觀特性的政府指引。官方制備出來的這種準則,比對民間范疇以內的行業準則,會凸顯出更高層級的權威特性,也更易去審慎落實。這些要素建構了信息質量管控中的重要保障。然而,民間組織特有的規模偏小,組織架構之內的力量,凸顯了薄弱的總傾向。擬定出來的關聯準則,在后續的實施中,沒能通過信息互動并交流。這樣的狀態下,就缺失了互動中的集思廣益,縮減了準則的質量。
4.潛在特性的社會環境
社會范疇以內的總體環境,也關涉著會計信息預設的總質量。人們創設出來的多重文明,涵蓋著本源特性的價值觀念、各個層級內的道德規制、慣用的文字及語言、帶有群體特性的認知及理念。文化凸顯出來的穩定特性很強,這樣的特性,對于供需架構之下的會計流程,都產生偏大的總影響。例如:崇尚權威這一表征程度、群體表征出來的保密程度、關聯著的保守心態。除此以外,各個時段之內的教育水準、會計范疇以內的人才聚集態勢、會計依循的技術、數值處理特有的現有水準、帶有科研特性的信息處理,也凸顯著明晰的影響。我國是典型特性的、集體主義架構下的文化。這樣的狀態下,人本特性的機制,若沒能提升到預設的法制層級,那么很難保證應有的信息質量。集體主義特有的多重文化,建構了互通中的障礙。這是因為,集體主義建構起來的文化屏障,會阻擋住互通中的信息順暢。集體主導之下的小團體,阻隔了不同范疇內的透明互動。
三、探索完善途徑
第一,應當建構新會計準則特有的信息披露,提升原有的披露水準;第二,應健全既有的法規規制,對擬定好的關聯準則,妥善予以規范,縮減它的不確定特性;第三,應當建構適宜特性的人才機制,促動人員素養的層級提升;第四,公司治理依循的總體架構,應被審慎調和;平日之內的治理路徑,也要注重細節特性的治理手段。除此以外,還應著力去凈化總體環境,創設誠信的會計氛圍。應當明晰的是,依循會計流程得來的多樣信息,都應帶有精準的特性。經由多重的規制,來維護這一范疇之中的會計信息精準。預設明晰的規范,以便供應連續的活動指引。
四、結語
關鍵詞 碳排放; Hi_PLS; 宏觀驅動因素
中圖分類號 F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0-002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5
能源消費及其引起的碳排量增加與氣候變暖等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所廣泛關注的熱點論題之一[1]。我國的能源消費隨著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口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劇而迅速增長。由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也迅速增加,由此產生的對環境破壞性影響也同樣受到社會各界和廣大學者的普遍關注。能耗碳排量可以看成是由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及其結構、富裕程度、技術水平、能耗總量與效率結構、經濟水平與結構、教育文化水平、衛生條件和先天的自然環境與資源條件等多種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綜合結果。那么,在這些影響因素中,哪些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哪些是不太重要的影響因素呢?搞清楚這個問題可以為我們設計和制定與碳減排相關的政策與機制時提供理論保證和科學依據。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外大多學者對該問題的研究往往側重于某單方面或者幾個方面的影響因素驅動作用,如:人口、經濟與能源方面要素[2-16],科學、技術進步方面要素[17-19],空間地理方面要素[20],商品出口[21],家庭規模與總戶數[22],工業化[23]及旅游活動[24]等,把所用這些要素綜合起來考慮的研究仍較少。為彌補這一不足,本文提出采用化學計量學中常用的一種方法――遞階偏最小二乘法(Hierarchic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Hi_PLS)進行該主題的研究,Hi_PLS方法正好可以把上文提出的所用要素綜合起來考慮,根據模型運算的結果,可以很快區分出哪些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哪些是不太重要的影響因素?哪些是最不重要的影響因素?為此,本 文擬以我國(大陸地區)為例,通過收集其在1952-2006年的總體碳排放量數據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的大量宏觀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1 研究假設
碳排量主要是由燃料燃燒而引起的,因而,能源消費的絕對量是引起碳排放量增長的最直接原因,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一點本文不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中論及的宏觀驅動因素變量即假定為:除了能源消費量、能源消費結構及能源消費效率等與能源有關的因素之外的所有其它如人口、社會、經濟、衛生、技術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因素的統稱。可以得出,這些宏觀驅動因素并不是總體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它們或多或少對碳排放增加有一定的影響和相關作用,因而,辨別出哪些宏觀驅動因素是最主要的和最不主要的,對我們進行相關機制設計時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假定的各個宏觀驅動因素變量及其單位、縮寫、反映出來的具體內涵、所屬的Hi_PLS模型子塊與子塊編號如表1所示。賈俊松:中國能耗碳排量宏觀驅動因素的Hi•PLS模型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10期
2 數據來源與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數據,其來源可分為兩個:
(1)碳排放總量數據來自于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CO2信息分析中心數據集(CDIAC, http: //cdiac.ornl.gov/ftp/ndp030/nation1751_2006.ems )。
(2)各主要宏觀影響因素變量數據則來自于中國歷年統計資料,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具體研究年限確定為1952-2006年。
2.2 方法說明
采用的研究方法為遞階偏最小二乘法Hi•PLS,該方法是在傳統PLS方法的基礎上進行改進而形成的。用該方法進行本文主題的研究比較少見,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義之所在。
傳統PLS方法集成了多元線性回歸、主成分分析和典型相關分析的優點于一身,是這三類模型的結合[25]。早在1966-1973年,伍德就陸續發表過一些文章,涉及到偏最小二乘方法的一些思想,1983年正式提出了偏最小二乘法這個稱謂。該方法初期應用領域集中在實驗科學(如,化學計量學),主要用于解決實驗樣本點數較少的情況下,多變量之間相關關系的回歸建模分析[25-26],后期應用領域不斷擴展。傳統PLS運算過程可簡述為:首先對自變量X和應變量Y的變量組進行數據標準化;然后分別從自變量X和應變量Y中提取出第一對主成分t1和u1,使得它們之間的協相關關系達到最大(根據主成分分析原理,要使得提取出來的兩個主成分均能最大的代表原變量組的信息,即每個主成分的方差要達到最大,同時根據典型相關原理,要使得兩個主成分之間相關性達到最大,即相關系數要最大,因而綜合起來,就是要使得兩個主成分之間的協相關系數達到最大);第一對主成分被提取之后,分別實施自變量X對t1的回歸和應變量Y對t1的回歸,如果回歸精度已經達到滿意的精度,則計算終止,否則,將利用X被t1解釋后的殘余信息以及Y被t1解釋后的殘余信息進行第二輪的成分提取。如此往復,直到達到一個滿意的精度為止[25]。
從式(4)可知:對于P個自變量,如果它們在解釋Y時的作用都相同,則所有的VIPj都等于1。因此,據此可以把VIP值大于1的認為是主要的影響因子(驅動力),VIP值小于1的可認為是不重要的影響因子,也有資料把VIP值在0.8以下認為是不重要因素[8]。為討論方便,本文把VIP值在0.5-1之間的因素認為是不太重要因素,VIP值在0.5以下認為是最不重要因素。
這種傳統PLS存在如下不足之處:如,對含有較多自變量的模型,分析時不容易解釋,又如不能對自變量進行篩選和識別。本文采用的遞階偏最小二乘法Hi_PLS則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這個缺陷。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將自變量集合劃分為若干子塊(sub-block),使得在每一子塊中的變量均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含義。然后,分別建立每一子塊與因變量的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底層模型,Base Model),提取相應的偏最小二乘成分;再使用在各子塊中提出的偏最小二乘成分作為自變量,與因變量建立整體的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頂層模型,Top Model)。遞階偏最小二乘建模示意圖見圖1[27]。
具體地,本文以中國碳排放總量數據作為因變量Y,反映我國在一定時期內的醫療衛生、藝術、文化、教育、金融、對外貿易、郵電業務、運輸系統及經濟水平、人口狀況、自然環境條件等36個宏觀影響因素組成自變量集合X,構建本文分析的數據庫。首先,將該36個自變量劃分成為醫療、藝術、教育文化、金融外貿、郵電運輸、自然環境、財稅投資、GDP和人口9個子塊(表1),構建9個底層模型,并分別執行各子塊對Y的PLS回歸,提取出相應的成分;然后,把從9個底層模型回歸提取出的成分作為自變量,構建1個總體的頂層模型,執行PLS回歸。
3 結果與分析
3.1 結果
采用Hi•PLS模型回歸的結果如表2所示。根據其中頂層PLS模型的解釋Y能力指標(R2Y)可知,Hi•PLS模型的結果是十分理想的(R2Y值為0.991>0.982,0.982為所有底層模型中的解釋Y能力的R2Y指標最大值),這一理想結果的效果圖也可以直接從圖2看出。
3.2 分析
為進行對照分析,我們還對本文主題進行了傳統PLS模型的回歸,其結果如表2中的模型11所示,可以看出,與傳統PLS模型相比,采用Hi•PLS的結果要更好。這是因為兩者在解釋X能力上相差不大(0.883≈0.884),而Hi•PLS模型的回歸效果卻明顯要好(0.991>0.989)。
此外,與傳統PLS模型相比,Hi•PLS模型的優越性還體現在結果的解釋方便性上。圖3表示了Hi•PLS模型頂層VIP圖(a)與傳統PLS模型VIP圖(b)的對比情況。
從傳統PLS模型VIP圖(圖3b),我們僅僅可以看出:這些宏觀驅動因素的重要性大小依次為:YShzz,WJgzg,POPu,YSkzz,WJbz,WJgjs,GDP1,YSmyqc,YSgl,YStl,POPT,WScw,WSjgry,GDP,GDP2,YDhj,TZny,GDP3,TZkxyj,WJzz,WJgb,SHss,SHczzc,SHczsr,TZjbjs,JRhj,WMjk,WJgx,WMck,JRwh,POPr,ZRczmj,ZRgdmj,ZRnzwzmj,ZRszmj及YSbytt。詳細分析如下,首先,對我國碳排放增加最不重要的驅動因素為藝術表演團體個數YSbytt,因它對應的VIP值僅為0.25左右(圖3b,VIP
但是,在Hi•PLS模型中,我們可以很方便做到這一點。首先從表2可以看出,在9個底層模中,模型2在執行PLS回歸,得不出有效結果,這表明模型2所代表的變量與中國能耗碳排量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即藝術表演團體的數量(藝術水平)不是碳排放的主要宏觀驅動因素。而其它8組均可以看成是我國碳排放的主要宏觀驅動因素,它們分別是郵電運輸活動(0.982)、教育文化活動(0.979)、人口數量(0.965)、金融外貿活動(0.937)、財稅與投資活動(0.927)、經濟發展水平GDP(0.898)、醫療衛生活動(0.823)及自然環境條件(0.554)。再根據圖3a中的頂層PLS模型VIP順序圖,可知這8組變量各自對應的反映其自身主要信息的第一對PLS成分為重要驅動因素,而第二及其以上對數的PLS成分均不需要考慮,因為它們的VIP值均≤0.5($M9.t2,$M4.t2,$M4.t3,$M7.t2,$M8.t2,$M7.t3,$M7.t4,$M7.t5及$M3.t2均≤0.5,圖3a)。這8組變量第一對PLS成分的VIP排序為$M5.t1,$M3.t1,$M9.t1,$M8.t1,$M4.t1,$M1.t1,$M7.t1及$M6.t1(圖3a),據此,可將它們的驅動作用按照重要性大小依次排序為:①郵電運輸活動、②教育文化活動、③人口數量、④經濟發展水平(GDP)、⑤金融外貿活動、⑥醫療活動、⑦財稅投資活動、⑧自然環境條件。
進一步分析可知:驅動因素組⑧幾乎沒有反映出人類的各種生產和生活等活動強度,而驅動因素組①-⑦所反映出來的領域具有一定的人類活動強度,因此,可以認為,我國碳排放重要的宏觀驅動因素來自于人類生活和生產等活動強度均較大的領域(如,郵電運輸活動與教育文化活動等)及人口數量與經濟發展水平,不重要的宏觀驅動因素則來自于幾乎無法反映人類活動強度的領域(如,自然環境要素和藝術表演團體的個數等)。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與傳統PLS模型相比,Hi•PLS模型用于我國碳排放主要宏觀驅動因素的分析更加有效,解釋起來也更加方便,解釋的結果也更加具體細致。
對我國能耗碳排量最沒有驅動作用的是藝術表演團體的個數,此外,其它幾類要素按照驅動作用的重要性大小可排序為:①郵電運輸活動、②教育文化活動、③人口數量、④經濟發展水平(GDP)、⑤金融外貿活動、⑥醫療活動、⑦財稅投資活動及⑧自然環境條件,因而,可以進一步認為我國碳排放重要的宏觀驅動因素來自于人類生活和生產等活動強度均較大的領域(如,郵電運輸活動與教育文化活動等)及人口數量與經濟發展水平,不重要的宏觀驅動因素則來自于幾乎無法反映人類活動強度的領域(如,自然環境要素和藝術表演團體的個數等)。
4.2 討論
遞階偏最小二乘模型是在傳統的偏最小二乘模型的基礎上發展而形成的。這兩種方法在化學計量學領域應用廣泛,對于樣本個數不多的案例,是十分適宜的。而本論文研究涉及的研究年限較長,研究變量也較多(36個,9組),因而得出的最終結果還是比較籠統,解釋效果仍比較宏觀。盡管如此,該文作為階段性的成果之一,啟示我們下一步需要考慮其它的方法與該方法結合,或者對本文的PLS模型進行改進,繼續進行本文主題的研究,以便作出更加細致具體的研究成果供決策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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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安徽省 投資環境 對策研究
一、投資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指標體系構建的原則
1、體現評價內涵、突出評價目標原則
投資環境涵蓋范圍很廣,要將所有因素都選作指標體系的指標,既不可能也沒必要。每次投資環境的評價的具體背景與要求不一定相同,從而其相應規定的評價內涵與評價目標也不一樣,因此指標體系的構建首要的原則是體現其評價內涵和突出其評價目標。
2、系統性與針對性原則
投資環境是一個由多個因素和子系統構成的綜合性復雜系統,其評價指標體系應全面系統的反映各系統及其構成要素。
3、可比性、可操作性與穩定性原則
可比性要求評價指標要求反映投資環境的縱向可比,又要求反映橫向可比。可操作性是指,在反映了基本內涵的前提下,選取的指標盡量少,并避免含義相同的或相近的指標重復出現,同時做到指標含義明確,具有一定的現實統計資料作為基礎。在穩定性方面,構成指標體系的指標,應是變化比較有規律的,那些受偶然因素影響大起大落的指標要盡量少選。
4、遵循國際慣例原則
為適應發展外向經濟、參加世界經濟大循環的要求,投資環境評價無論是為了指導內資投向,還是為了引進外資,其指標體系設計都應該遵循國際慣例原則,與國際接軌,這是內在驅動力。
5、具有監控、預警功能的原則
評價指標體系除了能反映投資環境現狀,還應具有監控、預警、預報投資環境變化的功能,使投資環境決策者能夠對投資環境進行預測,以便采取相應的對策、措施。
(二)構建總體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以上五大原則,參考國內外有關學者對投資環境所做的研究成果,結合安徽省的實際情況,構建了由一層4個指標、二層16個指標、三層28個指標組成的三層指標體系,見表1。指標體系中的指標都是直接定量指標,可以直接用數量表示出來。一個地區投資環境共由七大要素構成,自然地理環境、基礎設施、經濟環境和社會服務環境四大要素的指標可直接量化,社會政治環境、法律環境和文化環境三大要素的指標難以直接量化,本文用一些相關量化指標間接來表示。
二、投資環境縱向比較分析
本文選取《安徽省統計年鑒》(2006—2010)中原始數據,運行 SPSS16.0實現因子分析,通過分析求得因子載荷矩陣,然后根據主成分分析所得到28個公因子總方差中的累計貢獻率大于或等于85%的要求,決定所選取的公因子數目。根據運行結果,方差貢獻率排在最前面的3個公因子可解釋變量總方差的97.871%,能比較全面的反映所有信息,所以采用前3個公因子。3個公因子的總方差解釋見表2。
如表2所示,第一個公因子的方差貢獻為74.799%,第二個公因子的方差貢獻為13.07%,第三個公因子的方差貢獻為10.001%,前三個公因子的累計貢獻率達到97.871%,所以提取前三個公因子。
用SPSS16.0經過Quartimax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由旋轉后的因子載荷陣可以很明顯的得到每個公因子上的高載荷指標,第一個公因子上高載荷的指標有:x24、x2、x5、x14、x17、x22、x19、x7、x13、x8、x9、x23、x18、x16、x28、x20、x27、x16,可見公因子1是綜合因子。第二公共因子上高載荷的指標有x12、x11、x25、x21、x10,可見公因子2是宏觀經濟環境因子。第三公共因子上高載荷的指標有x2、x15、x1,可見公因子3是生態環境因子。
由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可以得到安徽省近5年因子得分及排名,見表3。
從因子綜合得分可以看出,安徽省投資環境狀況呈上升增長趨勢,2010年投資環境綜合得分為0.8447,排名第一,2009年為0.71600,而2008年為-0.0344,可見2009年較以前有一個較大的飛躍,主要得益于軟、硬環境都有大幅度的改善,加之全國整體宏觀經濟環境的良好運行。由表可以看出公因子1是每年遞增的,而且每年增加的幅度也不小,總體的投資環境呈變好的趨勢,從公因子2可以看到,2007年宏觀經濟環境突然變差,而在之后幾年逐年好轉,說明投資環境對于外在的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會發生一定的變化,由因子3可以得出生態環境在2006—2009年間有好轉趨勢,在2010年突然下降,生態環境惡化,所以我國得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不能以資源的消耗來換取經濟的發展。
三、優化安徽省投資環境的建議和對策
通過本文對安徽省投資環境所進行的縱向分析,我們看到了安徽省投資環境在綜合能力和能源消耗方面有所改善,但也找出了安徽省投資環境在經濟水平、對外聯絡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對改善安徽省投資環境提出一些改進措施。
(一)優化經濟環境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把經濟建設作為安徽省的中心任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調整經濟結構,采取措施,把經濟增長真正轉變到依靠科技、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上來。積極推進國民經濟和加強社會信息化,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可持續發展。
(二)優化對外聯絡設施環境
進一步加快鐵路、公路以及機場建設,以擴大規模、優化結構和提高運輸能力為重點。進一步開放公路建設市場,加快建設步伐,提高建設質量。鍵全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形成省內連接市縣鄉村、省外通江達海的交通網絡。
(三)優化社會保障環境
要發揮好社會保障體系的作用。在社會保險范圍內,要嚴格管理養老保險,失業等社會保險金的繳納、運用和償付的各個環節。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并做好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制度并軌工作。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和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費全部社會化發放,城市的“低保”做到應保盡保,逐步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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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別過大造成社會不穩定,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是“拉美化”國家的現狀,而中產階級占社會大多數的社會比例現狀,則被稱作“歐美”模式,這是社會穩定的象征。中國自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開始進入了一個矛盾凸顯的時期,如果社會保障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很可能步拉美國家的后塵。而理財可以運用微觀戰術,中觀戰役和宏觀戰略,幫助中國避免拉美化問題。
微觀戰術涉及的主要是個人,政府理財與百姓家庭理財有著質的不同,政府手里控制的資金是“公款”,必須在法律框架內使用,老百姓的錢則是“私款”,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我國經濟可望進入新一輪較快增長期,個人的投資策略應偏向于抵御通脹壓力,人們應該選擇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通脹風險的投資品種,筆者粗略列出10種供參考。其收益分別是①銀行儲蓄1.8%1/年、②憑證式國債3.81%5/年、③分紅保險(現金分紅)4%(增額份紅)16.26%中長期、④銀行柜臺國債4.2%短中期、⑤交易所市場國債4.2%短中期、⑥銀行理財產品3.1%短期、⑦貨幣市場基金3%短中長期、⑧房地產6.97%短中長期、⑨市場原始股票95.6%短中長期、⑩上市發行股票(上海)一7.86%(深圳)一5.32%短中長期。其中①②③種無風險,④⑤⑥風險系數1%,⑦⑧風險系數2%⑨風險系數3%⑩風險系數4%,風險系數依次遞增。隨著市場的變化,這些數字也會有相應的變化,絕不能夠死記照搬,要靈活處理各種信息,調整自己的理財計劃,以獲得最佳收益。
中觀戰役同企業的理財息息相關。財務管理環境既包括宏觀的理財環境,也包括微觀的理財環境。其中,微觀理財環境主要是指企業的組織形式、企業的生產、銷售和采購方式等。企業理財的要領就是靈活地經營,進行要素配置,大的原則就是追求做到第一,或者是做到唯一,抓住每一次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機遇,順勢而為,創造財富。
宏觀戰略層面要由國家來適當調節。宏觀理財環境主要是指企業理財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文化環境。宏觀理財環境是企業進行財務決策難以改變的外部約束條件,企業在進行財務決策時更多的是適應它們的要求和變化。經濟的核心是市場,市場的核心是金融,金融的核心是選擇誰來作為經營者,概括的說,如果是在分業經營的基礎上,銀行的經營者應選擇專業人士,尤其是有會計認證資格的人員,應當成為銀行經營者的首選;如果是混業經營的金融環境,銀行的經營者就要選擇有上市企業從業經歷的人來擔當,因為,在分業經營的環境中,銀行的領導就是政府的出納,如果沒有市場經驗,無異于拿著納稅人的血汗錢做風險投資。
[關鍵詞] 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效應;傳導機制;拉姆齊模型
1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效應傳導機制有效性評價機制
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是指政府以稅收減免等為激勵機制,來促進企業更多地生產環保汽車,消費者更多地消費環保汽車,為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消費的普及創造有利、寬松的經濟環境,使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的局面得以改觀,并最終實現綠色環境的形成和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策略。其政策主體是各級政府;政策對象是汽車生產企業或汽車消費者;政策目標是提高環保汽車率,促進綠色環境的形成和可持續經濟的增長;政策工具是稅收減免等。各級政府依據自己的偏好,在反復研究與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出臺并實施環保汽車稅收政策后,其首先作用于汽車生產企業或汽車消費者,企業或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與政府進行博弈,在達到雙方的博弈均衡后,政府、企業或消費者將面對著一個最優的稅收減免率,在此稅收減免率下,企業開始生產或增加生產環保汽車,汽車消費者首選購買環保汽車,環保汽車數量由此開始增加,從而促進環境良性發展、經濟可持續增長、人民生活質量水平提高。可以看出,環保汽車稅收政策的制定、實施及其發揮效率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博弈過程和政策效應由微觀向宏觀的傳遞過程。環保汽車稅收政策的有效性,不僅表現為環保汽車率和經濟增長率的預期與實際的一致性,而且還受政策科學性和政策傳導機制有效性的影響。因此,環保汽車稅收政策的有效性,具體表現為政策的科學有效性、政策效應的有效性和政策傳遞機制的有效性。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的評價應圍繞這3個方面來進行。需要注意的是,從上述3個方面對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進行評價,還需解決非常關鍵的評價基準確定的問題。考慮到環保汽車稅收政策的制定、實施及其效率的產生過程,是一個博弈過程和效應傳遞過程,環保汽車稅收政策的有效狀態也就是一個博弈均衡狀態和一個經濟運行的均衡狀態。因而,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的評價基準應取自于圍繞該項政策而形成的政府與企業或汽車消費者的博弈均衡解,以及基于可持續消費這一經濟變量的宏觀經濟均衡解。又由于庫克曼模型給出了政策主體與政策對象的博弈均衡解,拉齊姆模型給出了基于均衡的由微觀到宏觀的經濟傳導機制,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運用庫克曼模型和拉姆齊模型來測算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的評價基準,并在此基礎上,通過預期指標、實際指標與基準指標的比較,全面完成該項政策的科學有效性、政策效應有效性和傳導機制有效性的評價任務。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評價的機制如圖1所示下載論文。
2拉姆齊模型及擴展研究簡介
2.1 拉姆齊模型
弗蘭克·拉姆齊(F.P.Ramsey)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數學家和邏輯學家,1928年,在他發表的《儲蓄的數學原理》(《經濟學雜志》1928.12)一文中,通過在確定性的條件下對最優經濟增長的分析,推導出滿足最優路徑的跨時條件,闡述了動態非貨幣均衡模型中消費和資本積累原理。此模型被稱為拉姆齊模型。拉姆齊研究的中心問題是跨時資源的分配,即在任何時刻,國民產出有多少應該分配給消費以產生當前效用,又有多少應該儲蓄并投資以提高未來的產出和消費,從而產生未來的效用。拉姆齊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如下:
(1)假設。①經濟中只有一種商品的生產,沒有人口增長,沒有技術進步,人是長生不老的;②商品生產的投入要素為資本K和勞動L,生產函數為Q=F(K,L);③產出品一部分用于消費C,余額部分用于儲蓄S,儲蓄增加資本存量K′,即Q=C+S=C+K′;④消費者從消費中得到的效用為U(C),工作的痛苦用負效用V(L)表示,并定義兩者之差為享樂程度A,即A=U(C)-V(L);⑤消費者通過消費或儲蓄存在一個最大享樂程度B,其也被稱為極樂。
(2)拉姆齊模型的構建:在上述假設下,拉齊姆認為,進行足夠的儲蓄以最終達到極樂或無限地近似達到極樂是2.2 拉姆齊模型的擴展研究
近些年,有關拉姆齊模型的擴展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從而為我們運用拉姆齊模型測度宏觀層面的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評價基準值提供了可能。目前,有關拉姆齊模型的擴展研究成果主要有羅默的兩期消費替代模型和兩期閑暇替代模型、拉姆齊—卡斯—庫普曼斯經濟增長模型。其中,對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評價具有指導意義的模型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卡斯(Cass)和庫普曼斯(Koopmans)把拉姆齊的消費者最優分析引入新古典增長模式后,所構建的拉姆齊—卡斯—庫普曼斯經濟增長模型。其分析框架如下:
(1)假設:①廠商。第一,在經濟中,存在大量相同的廠商,每個廠商的生產函數為:Y=F(K,AL) ,且其滿足新古典條件和“稻田”條件;第二,廠商在競爭性要素市場雇傭工人、租賃資本,并在競爭性產出市場出售其產品;第三,廠商將勞動的有效性A的取值給定,A以g速率外生地增長;第四,廠商最大化利潤;第五,由于企業由家庭所有,因此,企業產生的任何利潤歸于家庭。②家庭。第一,經濟中有H個相同的家庭,每個家庭的規模以速度n增長;第二,家庭的每一成員在每個時點供給一單位的勞動;第三,家庭總是將其擁有的、數量為K(0)/H的初始資本租借給廠商;第四,不存在折舊;第五,在每個時點上,家庭將其收入(勞動收入、資本收入、分配的利潤收入)在消費與儲蓄之間進行分配,以便最大化其終身效用;第六,設C(t)為t時每一家庭成員的消費,u(.)為瞬時效用函數,L(t)為經濟總人口,L(t)/H為每個家庭成員數,u(C(t)L(t)/H為家庭在t時期的總瞬時效用。ρ為貼現率,ρ越大則相對于現期消費,家庭對未來消費估價越小。從而家庭效用函數為:
2.3 拉姆齊模型對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測度的適應性分析
拉姆齊模型是一個微觀向宏觀的經濟傳導機制,我們將拉姆齊模型引入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評價基準值的測算,是期望依據微觀層面的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評價基準值來測算宏觀層面的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評價基準值。
拉姆齊模型對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測度具有較好的適應性,這主要是因為:
(1)拉姆齊模型測度指標與宏觀層次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考核指標具有一致性。在拉姆齊—卡斯—庫普曼斯模型中,消費可以是可持續性消費,可持續消費增長速度反映的是環保汽車等環保產品可持續消費的不斷提高而引致的居民可持續消費的增長速度,或者說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而可持續消費的可持續性,是指當代人滿足消費發展需要時不能超過生態環境承載力的限制,消費要有利于環境保護,有利于生態平衡。它既要求實現資源的最優和永續利用,也要求實現廢棄物的最小排放和對環境的最小污染。從而該模型的測度指標與宏觀層次的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考核指標具有一致性,使我們很容易將該模型轉化為宏觀層次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評價基準的測度模型。
(2)拉姆齊模型是建立在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拉姆齊—卡斯—庫普曼斯模型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測算,是基于微觀層面的勞動收入量即消費能力的,也就是說勞動收入的增長水平決定著可持續消費的增長量,而社會環保產品的普及與發展能極大地促進勞動收入增長和消費能力的提高。這實際上所反映的就是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的傳遞機制。于是,我們可以利用該模型來反映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效應的微宏觀傳遞過程與結果,使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有效性的微觀評價與宏觀評價相銜接。
(3)拉姆齊模型和庫克曼模型具有同樣的基本假設前提。根據對兩模型分析的結論可以看出,拉姆齊模型與庫克曼模型具有基本一致的假設前提,即完全信息假設。這種一致性,為這兩個模型的有效銜接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基礎與前提。
3基于拉姆齊模型的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效應傳導模型
該表達式為與庫克曼模型相銜接、基于拉姆齊模型的反映環保汽車稅收政策效應微宏觀傳遞均衡路徑的政策效應傳導模型。
4結論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庫克曼模型是微觀博弈均衡模型,拉姆齊模型是政策效應傳遞模型。微觀博弈均衡模型表明,期望環保汽車量增長率受稅收減征比率、潛在環保汽車量增長率、環保汽車需求彈性和政策目標關心度參數的影響。當潛在環保汽車量增長率、環保汽車需求彈性和政策目標關心度參數一定時,期望環保汽車量的增長就取決于環保汽車稅收政策力度,即稅收減征比率的高低。一般說,稅收減征比率越大,期望環保汽車量增長也就越快,反之則越慢。當環保汽車需求彈性較大,政府對環保汽車的發展重視程度較高時,減稅措施對促進環保汽車數量的增長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當環保汽車需求彈性趨于零時,是否實施減稅政策才會是不重要的。
政策效應傳遞模型反映了環保汽車稅收政策的宏觀目標,即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提高的情況。該模型表明,期望可持續消費(環保汽車)增長率受期望環保汽車量增長率、資本邊際產品、即期效用函數的風險規避系數和貼現率4個因素的影響。顯而易見,該模型是從社會再生產過程來探討消費的增長問題的。從社會產品的生產來看,社會可持續產品的增加必然會增加社會可持續收入,而從社會可持續產品的使用來說,社會可持續產品的使用構成消費和投資的內容,消費和投資從消費者角度就是一個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問題,從而消費者就有一個跨期替代的問題。因而,本文所關注的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消費增長問題,而是一個可持續消費增長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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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環境價值是企業未來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實施環境管理將成為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優勢。目前,我國在企業環境會計管理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缺乏操作性強、適于推廣的環境會計管理體系,缺乏對資源環境的價值分析、成本估算及有效信息披露。文章探討循環型工業企業的環境會計管理問題的同時,提出了應構建扁平化組織機構、建立財務業務一體化信息集成平臺、環境會計要素界定、加強環境作業成本分析和預算控制、引入獨立環境報告等一系列具體措施。
【關鍵詞】循環經濟 環境會計核算 作業成本 預算控制 獨立環境報告
一、環境會計研究綜述環境會計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以1971年比蒙斯(f.a.beams)撰寫的《控制污染的社會成本轉換研究》和1973年馬林(j.t.marlin)的文章《污染的會計問題》為代表。環境會計是從環境影響的角度對傳統會計系統下的經濟活動予以研究,圍繞著自然資源如何補償這一主題,著眼于高效利用資源,對環境會計各要素做出確認、計量和報告。
(一)國外環境會計研究:尚無共同接受的專業標準國外環境會計研究是宏觀視角和微觀視角并存的局面。宏觀方面,研究視角開闊得多,環境會計早已超出會計學范疇,而是通過對與環境有關指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相應經濟學模型的測算和分析,為國家決策提供依據。微觀方面,研究重點集中在信息披露方面,包括對財務信息和非財務信息披露。
1.環境會計研究開展較早的國家。
美國是最早對環境會計和報告提出規范要求的國家。美國環境管理署(epa)早在1980年就根據《綜合環境反映、賠償和責任法》,又稱《超級基金法》,要求對環境清理成本的潛在責任方予以確認和揭示。1985年,修改為《超級基金補償和再授權法》要求對規定的化學物資和危險物資進行專門報告(hutchison,2000)。[1]美國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fasb)則制定了相關準則,以幫助企業正確預計其具體的環境費用,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也對企業環境報告與信息披露實行監管。sec了《財務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條例》、《非財務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條例》、《財務報告政策》、《會計專門公告》,主要涉及環境風險事項、環境負債、環境清理成本等具體會計與報告問題。sec與epa達成協議,由epa按季向sec提供各公司的環境信息,sec利用這些信息來評估企業是否對與環境有關的問題做了恰當足夠的披露。sec對一些環境問題嚴重而未能適當披露環境負債的企業進行處罰。日本是目前世界上環境會計體系發展得較完善的國家之一。
日本在2002年頒布的《環境會計準則(2002年版)———為環境會計準則2002年版的理解》由《環境會計準則2002》、《問題與解答》、《事例編》三部分組成,就環境會計的定義、環境報告的內容、環境要素的確認計量等給出具體標準。2004年3月,頒布了《環境報告書指南2003》,明確環境報告書的定義和基本機能,還頒布了《環境成本分類細則2003》,更為詳盡地列示環境成本分類。2005年2月頒布《環境會計指南2005年版》,6月頒布《環境管理會計方法工作指南》。英國在1997年頒布了一份適用于所有企業的文件《環境報告與財務部門:走向良好實務》,鼓勵最大的350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它們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瑞典、荷蘭分別于1998年和1999年把環境報告的編制和披露列為對企業的強制性要求。澳大利亞也在1999年的《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法案》中要求企業在年度報告中提交環境報告。
2.聯合國及其國際組織的相關研究進展。1998年2月,國際會計和報告準則政府間專家工作組(isar)通過了《環境會計和報告的立場公告》,要求將環境成本、負債等確認和披露列為重點,這是目前國際上第一份關于關于環境會計和報告的系統完整的國際指南。[2]歐盟1990年《有關環境信息公開自由指令》,鼓勵成員國企業設立環境目標,推行環境管理體系和報告制度,1993年了《環境管理與審計計劃》(emas)。1992年英國世界上第一部有關環境管理制度的國家標準文件bs7750。1996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起草全球性環境管理和環境審計標準文件iso14000系列,強調了環境管理的系統觀與過程觀。2003年,聯合國、歐洲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世界銀行等五大組織在總結各國環境經濟核算經驗的基礎上,了《綜合環境經濟核算seea-2003》的最終修訂版本,把國際宏觀環境經濟核算推向一個更高水平。
(二)國內環境會計研究:相對滯后,實務操作性不強相對于國外開闊的研究視角,我國環境會計研究范圍與國外的微觀環境會計研究范圍大致相同,研究重點放在會計計量、財務報告、會計信息、會計信息系統領域。環境會計要素是環境會計研究的基礎,本文擬從環境會計要素角度,研究環境會計要素的界定及核算問題。經文獻查閱,學者們主要圍繞環境會計要素內容、計量單位、計量基礎和計量方法進行研究。長期以來,人們對環境會計研究對象的認知角度不同而出現了對環境會計要素的不同認識。汪小英(2002)認為環境會計是圍繞自然資源的耗費應如何補償這一主題,運用會計學的理論和方法,對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的學科。[3]
可見,其所指的環境資產就是自然資源資產。王冬蓮、曹建安(1999)認為環境會計是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確認為環境資產,實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有償耗用制度。[4]其所指的環境資產包括自然資源資產和生態環境資產。許家林、王昌銳(2006)在依照會計確認標準對環境資產和環境成本的內涵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只有符合資產確認標準而被資本化的環境成本才構成環境資產的主張。[5]朱紀紅(2006)則從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角度研究,探討了環境成本及收益對企業經營成果的影響。[6]許亞湖(2006)以外部環境因素為對象,從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環境四個方面探討企業進行環境成本核算時應重點考慮的因素。[7]王維鴻(2007)從環境會計科目設計角度,認為不需打破傳統會計理論體系,只需在現有財務會計科目體系基礎上,增設與環境有關的一級或明細科目。[8]對環境會計計量單位,大多數學者主張采用定量與定性結合,以貨幣計量為主,同時兼用實物單位。
耿建新、張宏亮(2006)認為宏觀環境會計核算的環境成本數據嚴重虛擬化,不能轉化為企業等微觀主體的會計成本,難以形成對微觀主體的激勵作用。所以,應加強會計協調與研究工作,實現會計制度、會計準則與環境核算制度的接軌。[9]對于環境會計計量基礎,具有多重性,如現行成本、重置成本、邊際成本、機會成本和替代成本等。對環境會計計量方法,主要有機會成本法、影子價格法、替代品評價法、預防性支出法、恢復費用法、市場價值法、人力資本法、資產價值法、調查評價法等。[10]綜上所述,發達國家在環境會計和報告方面的理論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許多國家都在研究環境會計核
--> 算方法,理論研究和實踐上取得很大的進展,但還沒有制定出一套公認的環境會計核算模式。21世紀的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長,使我們既成為經濟大國,又成了一個資源消耗、環境污染較嚴重的國家,這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關鍵因素,循環經濟勢在必行。與國際會計界在環境會計問題方面的積極態度和取得豐碩成果相比,我國會計界的研究略顯薄弱。本文從環境會計管理角度,研究工業企業如何體現由循環經濟帶來的資源節約,減少環境污染損失,并合理量化為貨幣價值,以經濟核算與管理發展促進循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二、目前循環型工業企業環境會計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很多與環境相關的原始信息未被收集很多與環境相關的原始信息未被收集,如產出廢棄物、環保投資、企業誠信、資源消耗產出率等。這些信息之所以未被收集,主要原因是:(1)環境成本的界定不清楚;(2)目前外部環境成本大多沒有納入環境會計核算范圍之內,如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污染環境而造成居民健康損害和財產損失、動植物損害等,企業不愿意考慮相關信息的存在;(3)某些信息的評價和收集必須有企業外部人員的參與。
(二)環境會計要素核算內容的界定問題企業要進行環境會計核算,首先應理清環境會計要素核算范圍。然而,環境會計要素確認、計量是會計一大難題,目前存在種種爭議,如環境資產,傳統會計認為,資產是企業擁有的或控制的能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那么,環境資產是否為企業為生產產品而購入的自然資源,還是僅僅包括達到了國家環保標準的環保設備、無形資產及環保存貨;企業占用的生態環境(如森林、湖泊)是否屬于環境資產;企業為了保護環境、防范生態破壞,在制造和使用產品過程中對環境的維護支出如何進行資本化、費用化界定;環境支出如何進行成本歸因,將其分配到產品中;核算時環境明細科目如何細分,目前許多企業只在管理費用、營業外支出等明細科目中體現“排污費”“、綠化費”“、環保罰款”,而其他環境支出未能細分,如企業環保投資、人員經費、環境預防支出等未能很好體現,沒能抓住節省成本的機會等等。
(三)財務流程遠離業務流程,難以發揮財務分析、控制職能
1.缺乏環境預算的科學編制及控制。
(1)環境預算編制比較粗放。許多企業只注重產品生產預算、銷售預算,不重視環境預算。環境預算反映的角度較單一,如只反映環境費用支出預算,如排污費等,缺乏從產品、客戶、渠道、區域等支出流向角度分析費用形成原因及其結構。
(2)環境預算控制中很少有增值意義的預算分析。企業日常會計管理以核算為主,不直接參與生產經營活動,缺乏價值管理,對企業經營活動全過程缺乏事前、事中、事后控制。固定預算體系過于僵化,缺乏有彈性的環境預算體系,無法及時有效比對環境預算指標與企業價值量的發展變化情況,難以加強對各部門環境措施的監管。
2.缺乏利用作業成本法進行環境成本價值分析。目前企業較多使用傳統的制造成本法核算,缺乏從產品設計、生產、銷售的全過程角度進行作業分析,更談不上利用作業成本法對環境成本進行價值分析。作業成本法優點在于對企業進行成本價值分析,通過控制每個作業中每一個成本點的增值,實現對各種資源的調配和平衡。
(四)傳統財務報告不能全面評價企業業績
1.缺乏獨立的環境報告。目前我國環境會計具體準則空缺的情況下,有學者提出企業應首先考慮采用補充報告模式,[11]以彌補我國企業財務報告中關于環境報告的缺陷。即保持原有的會計核算體系不變,通過增加會計科目、會計報表、報告內容等方式,反映環境成本、預算執行情況、績效等。但這種方法有局限性,因為企業環境績效中有很多因素是不能貨幣化的,有些項目雖然能貨幣化,但在計量上不可靠,不能夠完全包含環境績效評價體系所要求的信息。
2.未將企業環境會計核算與宏觀環境經濟核算銜接。開展宏觀環境經濟核算需要企業會計核算的支持。目前來看,無論是seea還是我國已有的環境核算體系框架之中,都沒有強調甚至忽略環境國民經濟核算與企業會計核算的銜接問題,使宏觀環境會計核算與微觀企業環境會計核算相脫節:一方面企業會計核算提供的數據不能直接為環境國民經濟核算所用,加大了數據取得與處理成本,另一方面,宏觀環境會計核算的環境成本數據嚴重虛擬化,不能轉化為企業等微觀主體的會計成本,難以形成對微觀主體的激勵作用。所以,應加強會計協調與研究工作,實現會計制度、會計準則與環境核算制度的接軌。
三、循環型工業企業改進環境會計管理的建議
(一)企業各部門協同運作,構建扁平化的組織機構過去企業組織體系按照職能部門來劃分,各部門往往從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出發,相互信任和合作關系較差,難以合理處理資金流、物流和信息流問題。而扁平化的組織機構能合理整合企業資源計劃,使企業流程達到最佳運行效果。企業應成立專門的環境和能源小組,或稱環境管理中心,從各部門中抽出人員組成統籌制定循環經濟發展策略、指導和協調各部門,避免出現權責不清、推諉扯皮現象。
(二)建立財務業務一體化的信息集成平臺財務業務一體化平臺應包含一個大型的中央數據庫和按價值增值單元建立的眾多分數據庫。當環境業務發生時,業務部門將經過確認的單據保存在業務單據數據庫文件中,會計部門通過平臺將環境信息轉換為環境記賬憑證;當企業需要從財務和業務視角生成相應報表時,通過生成報表系統從共享數據文件中實時獲取數據,自動生成相應的環境報表。另外,每個價值增值單元可預先置入相關的環境預算指標,當價值活動未達標時,自動發出警示信號,提示要采取相應改進措施。
(三)企業環境會計要素核算內容的界定應根據資源環境的產權界定結合我國目前實際情況,企業一方面通過商品交易購入自然資源(如土地使用權、水、礦產等),另一方面,還無償占用企業所在地的生態環境(包括森林、湖泊等)。企業擁有自然資源的經營、收益權,但同時應承擔對環境資源的維護及補償責任,對環境資源的維護及補償成本應納入環境會計核算體系中。對環境的顯性破壞應計量并披露在會計報表中,對環境的隱性破壞由于計量困難,則應在會計報表附注中作為強制事項進行相關披露。
1.環境資產。環境資產的確認應符合資產概念并結合環境特點。企業購入的自然資源(如水、電、煤、天然氣、工業原料、金屬或非金屬礦物、生物資產等),當然屬于環境資產,另外,達到保護自然資源目的是要花費代價的,同樣形成環境資產,如煙塵、污水處理固定資產購置及其改造、環保無形資產(綠色產品標志認證費、環保研發支出中可資本化的部分、外購的排污許可證費)、環保存貨的購置等,均屬于環境資產。另一方面,與我國宏觀環境經濟核算體系相銜接,企業無償占用的環境資源應在備查簿中反映。
2.環境負債。環境負債是由于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應當由企業承擔的、需要以資產或勞務償付的義務。因此,環境負債包括企業通過借款購置環境設備和存貨、運營過程中發生應付環境費用、應付罰賠款、隱性負債等,可能涉及短期或長期借款、應付債券、其他應
--> 付款、長期應付款等環境負債。
3.環境所有者權益。環境所有者權益為環境資產減去環境負債的結果,反映企業所有者在環保工作中體現出來的社會責任和績效。環境所有者權益還應包括財政撥付的專門用于治理環境污染的基金,社會統籌的環保基金,企業從稅后利潤中提取的環保基金等用于環保的專項基金。
4.環境收入。綠色產品、清潔產品、利用“三廢”生產的產品銷售收入,可直接認定為環境收入。我國從2008年開始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里也有相應政策,即企業利用環保設備生產產品取得的收入,按90%作為應稅收入。企業因環保制度的執行而享受稅費返還、獎勵等也應認定為環境收入。此外,現行會計核算對于節約的成本費用不進行賬務處理,但此事項屬于環境事項,是企業實行環保政策后,對于廢物再利用所實現的負流出,應視同環境收益。因此,企業利用“三廢”產品,如廢水、廢物再利用所節約的成本費用、取得環保低息或無息貸款的減息收入均可作為環保收入核算。
5.環境費用。若一項支出不產生未來效益,或未來效益不符合確認環境資產的標準,那么此支出應確認為環境費用,計入當期損益。可按環境費用性質設置明細賬戶,如“環境研究費用”(如環境研發機構運作費用、綠色產品、環保設備研究費用及人員工資等)、“環境預防費用”(如環境監測費用、日常維護費用等)“、環境治理費用”(如對大氣、土地、水污染的恢復支出、停工損失、環境資產減值損失、排污費、環境稅費)“、環境發展費用”(包括公眾形象成本,即與企業環境業績相關的企業形象支出)等。
6.環境利潤。環境收入減去環境費用后的結果,反映企業的環保業績。
(四)加強企業環境作業成本分析和環境預算控制
1.利用作業成本法對環境成本進行分析和有效控制。企業涉及環境事項的環節主要有:(1)產品設計;(2)資源采購;(3)產品制造;(4)儲存、運輸;(5)廢棄、回收;(6)廠區環境美化。首先,將發生的環境成本歸集到相應作業成本庫中:產品生產消耗環境資源作業、職工健康損失作業、大氣污染損失作業、水污染損失作業、噪音污染損失作業、土壤污染損失作業、廠區環境美化作業。其次,按成本動因將環境成本分配到產品成本中去。成本動因是環境資源消耗量(包括研發、生產、回收、美化階段)、職工人數、設備工時、二氧化硫排放量、粉塵排放量、廢水數量、噪音大小(分貝)、土壤中酸堿或重金屬含量等。
2.建立同步化環境預算控制體系。預算的編制應以責任中心的劃分為基礎,企業環境管理中心制定專門的循環經濟發展規劃,確定循環經濟發展的近期和遠期目標及推進步驟,并針對形勢變化進行滾動修訂。環境預算下,各項支出的用途都清晰地與產出結果相聯系,實現績效與預算的匹配。(1)生產部門編制單位產品消耗物料定額,根據生產流程制定環境支出標準。(2)采購部門編制材料的期初期末庫存預算,并對采購渠道、采購質量做出說明。(3)銷售部門從產品、客戶、銷售地區等多個角度編制環境預算,為企業資源優化配置提供依據。(4)非生產部門編制自身消耗物料定額。(5)信息管理系統匯總企業各責任中心的各種物料總需求量、耗用量、產品銷售狀況。系統自動顯示業務活動的本月預算數、本月預算已經執行數、年度總預算數、本年預算已經執行數等信息,對預算進行審批和控制。
(五)引入獨立報告模式,并與宏觀環境經濟核算銜接
1.引入獨立環境報告模式。我國目前環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由兩部分內容組成:《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與《中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前者側重于對資源的核算,同時兼顧了環保支出與環境成本;后者側重于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實物量與價值量核算。企業采用獨立環境報告模式,即保持原有的會計核算體系不變,另外根據我國宏觀環境經濟核算框架的要求,在企業正常會計核算基礎上對環境事項進行單獨反映,一方面對現有企業會計信息系統沖擊較小,另一方面,由于數據與宏觀環境經濟核算銜接,避免了宏觀環境會計核算數據嚴重虛擬化以及不能轉化為企業等微觀主體的會計成本的現象。獨立環境報告應進行價值量和實物量混合編制,價值量包括環境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費用、利潤、環境現金流量變動等,實物量包括環境資源投入量、產出量信息。
2.構建企業環境會計核算表,與宏觀環境經濟核算銜接。企業環境會計核算表應由環境實物量核算表、環境價值量核算表、環境保護投入產出核算表組成。
(1)環境實物量核算表:環境實物量核算表包括兩部分內容:①目前納入資產核算的環境資產實物量和未納入資產核算的生態資源實物量。反映企業環境資產和生態資源的現有存量。②環境污染實物量。包括水污染、大氣污染和固體污染實物量。主要是從污染量角度,反映水、大氣、固體的污染狀況。
(2)環境價值量核算表。與上述環境實物量核算表相對應,環境價值量從貨幣單位核算角度,反映企業環境實物對應價值或價值的減損。環境價值量核算表包括兩部分內容:①目前納入資產核算的環境資產價值和未納入資產核算的生態資源價值;②環境污染損失。包括顯性損失和隱性損失,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和固體污染帶來的環境罰賠款、清理費用、失去的訂單、對商譽造成破壞、或有負債等。目前難以用貨幣計量的事項則根據其重要性程度持續披露。
(3)環境保護投入產出核算表。環境保護投入產出核算表主要從當期流量角度反映企業環境保護力度和效果。包括兩部分內容:①環境保護投入。反映企業環境資產的增加、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付出或耗用環境資產而發生的環境費用;②環境保護產出。包括企業環境收入,反映環境保護效果。四、結論目前我國企業環境會計管理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如與環境相關的許多原始信息未被收集、環境會計要素核算內容存在爭議、財務流程遠離業務流程、缺乏科學的環境預算管理及作業成本分析、現行企業財務報告體系未能獨立披露環境信息、微觀企業環境會計核算與宏觀環境會計核算相脫節等。在探討上述問題的基礎上,提出應構建扁平化組織機構、建立財務業務一體化信息集成平臺、環境會計要素界定、結合企業生產經營環節進行環境作業成本分析和預算控制、引入獨立環境報告及構建環境會計核算表等一系列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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