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安全的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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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知識管理尚無統一的定義，不同學者對知識管理的定義不完全相同。通常認為，知識管理指個人、組織或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對知識和知識流動的過程、知識組織機構、知識資產、知識人員進行全方位和全過程的管理，以期實現知識的共享、創新和增值，從而促進知識的價值增值。因此，筆者認為，高校知識管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為實現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規律，運用知識管理相關理論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內、外部知識資源，充分發揮師生員工的潛能，建立知識庫，實現知識的共享和創新，從而達到最佳的知識產出、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的功效管理過程。對于生態安全來說，狹義的生態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即生態系統完整性和健康的整體水映。結合狹義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生態安全是一種宏觀層面的安全，生態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權、生存權、健康享樂權、必要資源權、社會次序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脅的狀態，包括自然生態安全、經濟生態安全和社會（或人文）生態安全，組成一個復合系統工程，它是環境、經濟、社會三大系統的協調配合，共同作用的結果。結合以上生態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高校的生態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態安全、人文生態安全、社會生態系統安全三個方面，即能為師生員工生活、學習、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時高校自身運行良好，具有良好社會影響力，能為地方經濟的振興和科研服務的一種良好的狀態。

二、高校生態安全的知識性分析

1.系統性。

高校是以知識作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跟知識有關。高校自然生態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態環境的建設，樹木花草的種植，自然環境的綠化，校園整體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態學相關的知識作為積累。而高校人文生態安全更需要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精彩紛呈的學術講座和探訪神奇的科學研究，這一切都是在知識的應用和創新中體現知識系統性的魅力。高校的社會生態安全是社會對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和高校社會聲譽的綜合反映和系統的寫照，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體現了其知識的傳遞、升值過程，也正體現了知識的系統性和綜合性。

2.動態性。

高校的生態安全正如知識的學習和提高一樣，不是一個固定不變、一勞永逸的事情，它會受到經濟、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一所高校受其綜合實力、科研水平、師生的生態環保意識、文明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其生態安全狀況呈現動態性，這跟知識的學習一樣，常用常新。

3.艱巨性。

高校生態安全一旦出現問題后進行整治和治理，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超出了前期的投入，所以高校生態安全又具有艱巨性。知識也如是，一旦用在了錯誤的地方，就會產生驚人的后果。例如，攜帶核彈頭的原子彈用在戰爭上，會對人類產生毀滅性后果。當然，對于知識的學習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要達到較高的專業水準更需要經過專業的熏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具有一定的艱巨性。

三、影響高校生態安全的要素分析

高校生態安全包括自然、文化、社會三個方面的影響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直接影響因素，因為自然因素出現問題，生態安全問題就會直接表現出來。文化因素、社會因素是間接影響因素，它們主要是通過自然因素這一中介變量對生態安全產生間接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把自然因素作為文化、社會這兩個變量的中介變量來研究生態安全。要想解決高校生態安全問題，可以從自然、文化和社會這三個因素入手進行研究。把這三個方面作為影響生態安全的3個一級指標，而自然因素又分為高校環境綠化、高校空氣狀況、高校植被情況、高校物種多樣性、高校土地資源、師生居住情況6個二級指標來進行分析；文化經濟因素可分為高校教育教學、高校的科學研究、高校的人才培養、高校的文化傳承4個二級指標來判斷；社會因素分為高校的生態安全意識、高校的生態宣傳力度、高校師生數量、國家對高校的政策、高校規模擴張程度、高校擁有生態技術、高校科技教育經費、高校汽車數量8個二級指標來分析。這樣我們可以從18個二級指標來判斷生態安全的破壞程度，每一個指標有一個合格或良好的經驗值（標準值），用管理學上的專家打分法對高校的生態安全進行評估，邀請專家對這3個一級指標和18個二級指標進行打分，打分結果的平均值作為這個指標最終得分，再根據指標的相應權重，得出總的得分與相應的經驗值比較，判斷高校生態系統的安全程度。

四、高校生態安全教育的現狀分析

1.生態安全教育重視程度不夠。

在一些沒有設立生態、環境資源等專業的高校，其生態安全教育體系尚未形成，如教學大綱、教學計劃、教材編寫、師資配備都不完善，要真正開展非生態專業大學生的生態安全教育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開設了相關專業的一些大學，主要是進行專業課教學，非本專業的大學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相關的教育熏陶。從全國高校來看，每年招收的環境類專業學生不到普通學校招生總人數的0.5%，非生態專業學生占絕大多數，而在非生態專業開設與生態相關選修課的院校僅占全國高校總數的10%左右。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學生沒有選修或必修過生態安全教育相關課程，沒有接受過生態安全教育，這勢必導致大學生對生態安全和生態環境缺乏應有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更不能主動參與環保公益活動。

2.生態安全教學設置不夠合理。

在教學體系方面，許多高校只重視生態專業或是環境專業學生的課程設置，但是在非生態專業或環境專業的學生中，把生態安全教育作為必修課或選修課的非常少。在人才培養規格方面，高校大學畢業生應該是具有生態意識、懂得生態文明、有專業技術的現代人，因此在大學教育教學的培養方案中，就應該含有生態世界觀和生態倫理道德觀的內容；在專業設置方面，對非生態專業的學生來說，雖然不是其專業課，但是高校的課程設置應該包括生態意識、生態的重要性、生態安全危害性及生態安全的基本技能技術等內容，并且有相應的學分。

3.缺乏長遠通識生態安全意識。

生態意識是開展生態安全教育深入開展的前提條件，沒有生態學的相關知識，就不可能對生態安全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認識。以下三種情況都是因為生態安全意識的缺乏導致的生態安全：一是過度開采帶來的生態安全；二是盲目引進外資帶來的生態安全；三是忽視森林資源保護帶來的生態安全。我國的高校生態環境教育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目前雖有幾百所大學開設了環境專業，但在專業學生中的生態環境專業教育不能代替在非專業學生中的生態普識教育，更不能替代生態文明教育。生態安全意識，事關21世紀我國能否順利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構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遠景目標。

五、實施高校生態教育的對策

1.加強高校生態環境建設。

要推進高校生態安全教育，就必須把高校生態安全教育與生態環境建設結合起來。而加強高校的生態環境建設，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加強高校自然生態環境建設。高校要加強綠化，植樹種花，注重校園美化，保護物種的多樣性，維護高校生態平衡，讓人在一個芳香宜人、綠樹成蔭的環境里學習和從事科學研究。二是加強高校人文生態環境構建。如先賢感悟、節能降耗、低碳出行等的生態文明行為，這些均能激發師生踐行生態文明的意識，也能自覺地內化自身素質，提升師生員工內在人文素養，表現為自覺的生態文明行動。三是強化師生的生態環境意識的構建。即讓師生員工樹立良好生態觀，積極主動地投身到高校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生態環境的建設中。反過來，參與又提升了其主體意識，強化了責任。因此，要提升師生的生態環境意識，讓其主動關心生態安全建設，從而慢慢地固化為其行為，養成生態文明習慣。

2.深化高校生態教育改革。

生態學是一門學問，更是一種理念。課堂教育是高等生態安全教育的主陣地，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對高校生態課堂教育模式的改革：一是改革高校的生態課程設置。高校可以在非生態專業、非環境專業的學生中開設生態安全教育選修課，課題內容涉及生態觀、生態建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論述、生態建設的不可逆性等生態安全的特性介紹，以及生態環境破壞帶來的嚴重后果，讓大學生深刻體會到生態安全和生態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二是注重生態環境師資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重點大學或研究生院培養生態教育師資力量，為生態環境教育的開展奠定堅實的師資基礎；另一方面，加強師資對生態安全教育定期培訓，提高高校現有師資對生態安全的教學能力和生態意識。三是寓教于樂，把生態理論教育融于社會實踐中。例如，可以將生態理論融于大學生畢業實踐的調查和學習中，讓他們有針對性地對高校所在的地區的山川河流、廠礦企業、生態環境、物種情況進行實地調查，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這既讓學生了解社會自然環境和生態狀況，又得到相應的科學鍛煉，也為地方政府正確有效地規劃環境治理與城市發展提供科學的方案和依據。

3.加強高校生態實踐教育。

高校應視生態文明素養與人格素質、學術品質和職業素養一樣重要。高校學生處、團委、學生社團等組織是推進生態實踐教育的重要力量，在高校團組織生活會、院校活動中將引進生態環境保護的議題，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能給廣大學生帶來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作用。高校還可以利用校園網、電視臺、廣播站、校報等，開設生態教育專欄，倡導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知識，并且邀請專家作環保講座，交流生態環保的經驗和體會。

4.建立高校生態安全知識庫。

高校的活動是以知識作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高校的教學、科研、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均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因此，高校應該建立一個核心的生態安全知識庫，集中高校的生態安全的理論知識、教學講義、科學研究、生態歷史資料、環境保護、畢業生生態論文、學術交流等知識組成的知識庫。其核心知識庫由校學術委員會作為最高的領導層，任命由校長和學術帶頭人為主的知識主管（CKO）決定其知識共享機制和范圍，下設知識管理辦公室，辦公室由學校的科研處、教務處、校長辦公室、信息中心組成，統一知識庫的日常管理，保證生態安全知識的共享、創新和增值。同時，可以建立校園生態安全知識庫的知識共享機制和知識激勵機制。

5.建立高校生態安全知識鏈。

高等教育是聯系社會的紐帶，具有較高的自由度與開放性。生態意識的形成，生態習慣的培養既可以在高校也可以在社會組織中獲得。因此，高校生態安全教育應該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不能拘泥于某一組織或者范圍內，應該與其他社會組織機構開展合作，把生態安全知識的節點（高校、政府、居民社區、社會民間組織）連接起來，組成一個開放的生態安全知識鏈，讓生態安全知識在整個知識鏈中流動起來，從而在知識流動的過程中，實現知識的共享、傳播與創新。在實踐上，高校可以加強與地方政府、居民社區以及敬老院、中小學等機構的合作。開放的高校生態安全知識鏈，可以有效地運用知識管理的相關理論，讓高校生態安全知識高效運行。

六、結語

第2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生態安全；生態安全問題；公共安全；政府生態安全責任

中圖分類號：D035；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　5194(2009)06－0064-06

眾所周知，當今世界存在著普遍的生態環境問題，當代政府也必須履行相應的生態環境責任。然而，眾多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正在或已經演變為生態環境安全問題，即它們對自然安全和人類安全都構成了越來越明顯的挑戰，由生態環境問題所引發的生態安全事故或突發生態公共事件也開始屢屢顯現，而當代政府自然需要履行在公共安全層面上的生態安全責任。將生態環境問題與安全聯系起來，將政府生態責任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目的既是在于明確當代生態環境問題對于公共安全的危害性和挑戰性，也是在于強調生態安全意識和當代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一、生態安全問題：廣義安全視闊下的生態環境問題

理解生態安全問題應當首先弄清“安全”以及“生態安全”概念。從抽象的意義上說，所謂安全即是特定主體(個體或系統)的生存與發展處于一種相對安穩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種威脅或侵害的狀態。作為安全的主體多種多樣，但最終可大致分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類，而廣義的安全就是包括自然安全或自然界自身的安全以及人類安全或人類社會的安全，狹義的安全通常專指人類安全或人類社會安全。作為安全的具體內容也非常豐富，也可以大致區分為生存與發展兩個方面，廣義的安全既包括生存安全也包括發展安全，而狹義的安全往往專指生存安全。本文擬在上述廣義的安全視闊下討論與解讀生態安全及生態安全問題。

生態安全也可稱為環境安全、生態環境安全、綠色安全等，1977年萊斯特?布朗在《重新定義國家安全》的報告中最早將環境問題納入國家安全考慮。2000年我國國務院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也首次提出了“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的目標。但時至今日，關于生態安全概念涵義仍是眾說紛紜。筆者認為，在廣義的安全視闊下，生態安全應當包括自然生態安全和人類生態安全兩個方面，前者特指自然或半自然生態系統自身的安全，即自然生態系統保持完整、穩定與健康的狀態，是在時間上能夠維持自然生態系統的組織結構和自治功能以及保持對脅迫進行恢復的狀態；后者特指自然生態系統對于人類的安全，即“人類在一定的生物圈空間生存時的相對可靠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狀態”，是人的生活、健康、安樂、基本權利、生活保障來源、必要資源、社會秩序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脅的狀態(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定義)，是自然生態系統能夠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而穩定和持續地提供各種必要和基本的資源和服務的狀態。當然，這二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自然生態系統保持本身的健康與活力是其為人類社會提供持續、穩定資源與服務的前提，而人類所需要的資源和服務本身也體現了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狀態。

當然，生態安全還可以進一步區分為不同層面或不同領域的內容。如按照生態安全的空間尺度，從范圍大小可分為全球生態系統、區域生態系統和微觀生態系統等空間若干層次的生態安全。按照生態安全的生物尺度，包括生物細胞、組織、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生態景觀、陸(地)海(洋)生態及人類生態的不同生態層次，其中任一生態層次出現損害、退化、脅迫，都可以說是該層次的生態安全處于不安全狀態”按照自然體系的不同領域，生態安全也可區分為水安全、土地安全、大氣安全、動植物安全等。按照社會體系的不同領域，生態安全也可區分為經濟生態安全、政治生態安全、軍事生態安全、人文生態安全和社會生態安全等。

生態安全具有整體性、公共性、根本性等許多重要屬性或一般特征，其中，本文需要強調的是：(1)相對性。它既表現在生態安全是由不同因素所構成，它們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滿足程度各不相同，從而生態安全的水平也不相同；也表現在人類及其群體對生態安全的需求重點和程度有所不同，從而判斷生態安全及其程度的標準也就不同；還表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對生態安全及其閾值的認識存在著太多的滯后性和未知性。，(2)動態性。任何層次或區域的生態安全及其程度都會隨著自然生態環境本身的變化而變化，也會隨著人類適應自然生態環境能力的改變而改變。(3)人本性。這首先表現在自然生態安全標準歸根到底是適應于或服務于是否有利于人類自身安全；也表現在如果任何一個或幾個自然生態因子不能滿足人類正常生存和發展的需求，就能說明生態安全是不合格的。

所謂生態安全問題就是指對于生態安全足以構成威脅的生態環境問題，是屬于一種最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烏爾曼曾經認為，對國家安全的造成威脅的應是一項行動或一系列事件：形成極大的威脅并且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使一個國家的居民生活質量受到惡化；或者是，造成的威脅使得一個國家的政府或國內私人的或非政府的實體(個人、團體、公司)可利用的政策選擇范圍顯著地減小。據此，我們也認為，只有當生態環境問題極大或明顯地威脅到特定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與穩定性時，“只有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范圍、程度足以威脅到社會穩定和國家生存時，才能成為環境安全問題”，而“并非所有的環境問題都是安全問題。將一般性質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全部上升為安全問題，是對實際情況的隨意夸大。這樣做只能使維護國家環境安全的目標失去其本來的意義，也容易給反對派以借口。”從一定意義上說，生態安全問題也應該屬于一種最為根本的安全問題。因為對于人類社會而言，生態安全問題不僅意味著威脅到自然生態系統自身的完整與穩定，而且意味著威脅到人類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社會安全等其他安全存在的自然基石或自然載體。進而，我們還可以認為，生態安全問題是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最為根本的問題。因為安全問題本身就是人類社會所面對的基本問題，而生態安全問題則是人類社會所面對的更為基本的基本問題，即最為根本的問題。

與生態安全相對應，生態安全問題也具有外部性、綜合性、復雜性、不確定性等許多屬性或特征。但若與其他生態環境問題以及其他安全問題相比，它的特點主要表現在：(1)根本威脅性。生態安全問題或者威脅到自然生態系統穩定性存在與進化的基礎，或者威脅到人類社會持續性生存與發展的基 石。(2)難以扭轉性。相當一些生態安全問題都是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都是超過了特定的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而一旦超過其自身修復的“閾值”，往往造成難以逆轉甚至一些不可扭轉的后果；即使能夠恢復，也往往需要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和相對于當初預防和及時治理所需的更加高昂的代價。

巴內特(JonBamett)曾經將生態環境安全問題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環境退化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表現為：國民健康水平的下降、經濟活動所依賴的自然資源基礎的減少、環境移民的出現、由于經濟增長的下降和環境資源逐漸稀缺而導致國內動亂的爆發，國家間爆發資源爭奪戰等。第二類是人類活動對于生物圈的循環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的破壞，也稱之為“生態安全”問題。第三類是環境惡化對人類安全構成的威脅，這一類問題關心現在以及將來人類能否居住在一個穩定和健康的環境中。這事實上是從生態安全主體的角度來區分的，而在前述廣義的安全視闊下，它們最終也可以大致歸納為兩大類：第二類的“生態安全”問題就是自然生態安全問題，第一類和第三類可以統稱為人類生態安全問題。此外，我們也可以從其他視角來對生態安全問題進行劃分。如從它們產生原因的角度來看，影響人類安全的環境問題的類型有：自然災害、累積性變化或緩慢發作的變化、突發事故或工業事故、發展項目和沖突與戰爭(《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中的“全球環境變化和人類安全”研究項目中的觀點)等，這其中既有自然災害引起的也有人類不良行為引起的生態安全問題，既有漸進性累積形成的也有突變性事故形成的生態安全問題。從生態安全事件的角度來說，20世紀申葉轟動一時的“世界環境公害事件”、1998年長江和嫩江流域洪水災害、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都是比較典型的生態安全問題。

二、政府生態安全責任：公共安全層面上的政府生態責任

生態安全的意蘊不是傳統的政治學中的國家安全、安全科學中的生產技術安全以及法學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等范疇所能完全涵蓋的，它應屬于一種具有全新意義并且包容性很強的“公共安全”內容。目前，這種“公共安全”還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術語，相應的公共安全管理在國際上也還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公共安全事件在我國也被稱為“公共事件”、“突發性公共事件”或“公共危機事件”等。公共安全管理在美國和澳大利亞也稱為“緊急事態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在新西蘭稱為“民防”(Civil Defense)或“民防緊急事態管理”(Civil Defense Management)。而且，從過去只注重生命和財產安全，到同時關注生態環境安全，也是西方國家緊急事態管理的一大特色”。

所謂公共安全至今也無相對成熟和統一的定義。有人認為：“國際上通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財產以及社會生產、工作生活安全。它包括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和每個公民一切生活方面的安全(從國防安全、環境安全到社會福利保障等)，自然也包括免受犯罪侵害的安全。狹義的公共安全主要包括來自自然災害、治安事故(如交通事故、技術性事故等)和犯罪的侵害三個部分。”基于前述廣義的安全視闊，筆者認為，廣義的公共安全的基本涵義應當指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公眾(包括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的生存和發展(包括工作和生活環境、良好的公共秩序、生命財產、身心健康、民利、自我發展等)處于一種相對安穩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種威脅或侵害的狀態，它包括除完全屬于私人領域范圍之外的所有公共領域或方面的安全的內容。

生態安全屬于公共安全的領域或方面，而且應該是最為根本的領域或方面。因為，“沒有生態環境安全，就沒有社會公共安全”，“一個民族得以長久生存并不斷發展壯大，其主要推動力和重要標志應當是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倘若以土地和水資源為核心的國土資源極其短缺，生態系統不能持續提供資源能源，清潔的空氣和水等環境要素時，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就失去了載體和基礎。”所以，生態環境安全是一種基礎安全或底線安全，它也被諾曼?邁爾斯稱為“始終的安全”。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生態安全責任也就是最為根本的公共安全責任。當然，也可更進一步地說，因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最基本的責任，而政府生態安全責任又是最為根本的公共安全責任，所以它也是最為根本或最為基本的政府責任。此外，如果說政府生態責任就是政府以追求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或人與自然的和諧為價值目標，與特定機構與職位相一致的義務與職責，那么，政府生態安全責任內容關涉的就是自然生態系統平衡與穩定或人與自然和諧狀態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生態安全問題就是威脅這一最低限度的最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生態安全責任又是最低限度或最為根本的生態責任。

公共安全屬于比較典型的公共產品，所以，它一直被視為作為典型公共部門的政府的主要職能。威廉?葛德文就曾認為“政權是為了維護個人安全而設立的機器。”近代早期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家一般都普遍認為，政府應當承擔非常有限的職責，而保護私人生命和財產安全就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主要職能。然而，相對于當代政府的生態安全責任來說，相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現狀與趨勢而言，當代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又有著更為豐富和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時代動因。

首先，當代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是應對當代生態安全問題挑戰的必然要求。應該承認，當代生態安全問題并不都是完全無法預測和確定的問題，而是大量或已經或正在或即將發生的越來越突出的現實問題。聯合國在2005年的《千年生態環境評估報告》中，通過披露諸多生態環境問題事實之后得出結論：如果生態環境繼續惡化下去，人類未來的生存發展將會面臨巨大威脅，尤其危及人類健康與長遠發展。我國學者曲格平在2002年就提出我國的生態安全已經在國土、水、人民健康和生物四個方面突現出來。目前，我國的生態安全問題主要表現在：水土流失和水資源枯竭導致部分地區沙化嚴重、發展受阻，甚至出現生態移民；環境污染致使部分公眾健康與生命遭受損失；一些外來物種入侵對生態平衡的破壞；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等等。面對這些生態安全問題的現實挑戰，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當代政府自然責無旁貸。

其次，當代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是適應當代社會發展先進理念的內在要求。其主要表現為：一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科學發展觀的內容不僅直接包含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安全基本目標，而且也深刻揭示了生態安全的以人為本重要屬性。從一定意義上說，科學發展就是安全發展和發展安全，當然也包括生態安全的發展和發展的生態安全，因為前者就是指發展必須以自然生態與人類 社會穩定性生存為前提，后者就是指發展必須以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持續性提供各種基本條件為保障。，’對于我國政府來說，如果說當前第一要務是發展，那么第一責任就應當是公共安全，而生態安全則為政府根本的第一責任。二是追求生態文明目標的要求。，生態安全既體現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也體現了安全文明建設的要求。其中，生態文明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的文明，而生態安全文明就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文明的最低限度和最為基本要求的文明。與此相應，目前我國政府主要職責也需要不斷地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到生態文明與安全文明建設型政府上來。三是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和平和安全問題的某些方面與持續發展的概念是直接有關的，實際上，它們是持續發展的核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就是發展的可持續性，即發展的安全性，其中當然也應包括作為發展安全核心的生態安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就是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對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而作為人的最為根本需要的生態安全也理應是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之一。因此，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當代政府必須擔當起生態安全責任來。

再次，當代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是適應當代政府創新先進目標的直接要求。其主要表現有：一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服務型政府是以公民本位或社會本位為核心價值理念的政府，它不僅在服務內容上需要把維護社會公正放在顯著位置上，而且在服務方式上也需要具有主要為服務導向而非控制導向的特征。顯然，生態安全不僅代表一部分人或當代人的利益，而且代表全人類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服務型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既是體現公民本位或社會本位的核心價值之要求，也是體現最具廣泛意義的社會公正之要求，還是體現適應生態安全問題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特點的服務導向或非控制導向之要求。二是建設生態型政府的要求。如果說，建設生態文明社會或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首先要建設好生態型政府，那么，建設生態型政府就必須首先要建設好生態安全型政府。因為維護生態安全是生態型政府建設的最為基本的任務，而政府生態安全責任也是生態型政府的最為根本的責任。三是建設責任型政府的要求。責任政府是具有對公民或社會負責理念的政府，而政府責任的具體內容也可表現為包括生態責任、安全責任等在內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諸多方面。政府擔當生態安全責任既是對公民或社會負責理念的內在要求，也是政府責任內容的直接具體體現，是建立在“生態安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礎之上的當代政府責任的直接具體內容。

三、強化當代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主要原則和總體思路

根據當代社會治理以及政府治理的新理論，結合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新特點，筆者認為，應當在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內容、形式以及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強化如下一些原則：

一是生態安全責任內容的多樣統一和相對優先原則。如前所述，生態安全的內容非常豐富，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和層面作不同的區分。所以，相應的生態安全責任內容也是多種多樣，如可分為自然生態安全責任與人類生態安全責任、人類生存的生態安全責任與人類發展的生態安全責任、區域生態安全責任、國家生態安全責任與全球生態安全責任等。一方面，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以及生態安全利益的公共性決定了政府必須堅持這些不同生態安全責任內容的最終統一性原則；另一方面，在特定時空條件下，這些不同內容的責任之間也可能產生一定的矛盾和沖突，因而也需要政府堅持一定的相對優先原則，如人類生存的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自然生態安全責任，自然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人類發展的生態安全責任，人類生存的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人類發展的生態安全責任，國家的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國家內部區域的生態安全責任，全球生態安全責任相對優先于國家生態安全責任等原則。

二是生態安全責任形式的多樣并舉和道德根本原則。政府責任形式通常表現為道德責任、法律責任、政治責任、行政責任或積極責任、消極責任等方面，這些同樣也可表現為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具體形式。為了最大限度地強化生態安全責任，政府必須根據現實需要堅持綜合運用這些多樣的責任形式原則。但是，相對于其他政府責任形式，政府也應當堅持道德根本的原則，即確立生態安全的道德責任應當成為當代政府落實生態安全責任的根本之道。這既是因為生態安全問題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得任何有關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內容都無法準確完整地加以涵蓋與包容；也是因為道德責任在本質上更加賦有自覺性、靈活性和前瞻性，即“道德責任不僅是法律責任的補充，而且是法律責任的提升。如果行政人員能夠具有充分的道德責任意識，他就能夠超越法律制度對他的崗位責任的一切規定，使他的崗位責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這種履行崗位責任的過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補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適時的和不正確的規定得到糾正。”

三是生態安全責任主體的多元合作和政府主導原則。根據當代社會治理理論的要求，生態安全責任主體不能僅僅限于政府，而且應當包括各種能夠承擔這一責任的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政府生態安全的善治也必須堅持政府與其他多元社會主體的合作治理原則，而面向后工業社會的合作治理理論又進一步強調這是一種超越工業社會的工具理性和體現高級價值理性的多元合作原則。而生態安全的高度復雜性、廣泛公共利益性以及眾多生態自治力量的成長都在呼喚這種走向后工業社會的生態安全多元合作治理，這是一種政府與其他多元社會主體建立在真正平等基礎之上自愿自主的合作治理。雖然，這種合作治理強調的不是以政府為中心而其他社會主體只是作為參與主體而存在的治理，但是，在走向這一合作治理的歷史進程中，當代政府仍具有主導地位和發揮主導作用。而所謂政府主導原則就是指政府不僅要在自身不同層面、領域或區域的政府及其部門之間率先進行充分平等協商基礎之上的生態安全合作，也要積極培育和引導社會生態安全自治力量的成長和成熟，還要善于擔當促進和組織政府與社會主體之間以及社會主體之間的生態安全合作之職責。

在堅持上述原則的前提下，強化當代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總體思路主要表現為：

一是不斷確立政府生態安全責任的理念基礎。這一理念顯然是生態意識、安全意識和責任意識的有機集合體。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當代政府需要從關注一般生態環境問題意識上升到同時關注生態安全問題意識，從關注傳統的國家安全意識上升到同時關注作為非傳統國家安全的國家生態安全意識，從關注生態安全的法律責任意識上升到同時乃至主要關注生態安全的道德責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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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旅游資源；資源安全；旅游目的地；評價指標    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開展各項旅游活動的載體．在旅游業蓬勃發展的同時，旅游資源在開發利用的過程中，由于各項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措施不到位、經驗缺乏、加上旅游者自身安全意識淡漠以及對旅游安拿問題研究相對滯后等諸多原因，旅游資源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如稀之寶的敦煌壁畫和雕，面臨風化剝落的威脅；北京故宮、天壇、頤和園的漢白玉浮雕、銅制品，遭受酸雨的侵蝕；一些曾揚名滅下的蘇州園林和庭院，正從地圖上消失；舉世聞名的云南石林，也越來越受到人為的破壞……與此同時，旅游地傳統的民風民情文化逐漸被異化、沖淡或消失等等．自然旅游資源遭到破壞，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更新但也不能恢復原生態，人文旅游資源一旦被毀將就水遠失去，旅游資源安全問題應該引起足夠關注．因此，深入旅游資源安令研究，加強旅游資源安全管理，對旅游資源進行安全評價，查找、分析和預測旅游資源安全系統存在的危險、隱患，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對策，以實現旅游資源的永續利用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1旅游資源安全的概念

1．1旅游資源的定義國外把旅游資源稱作旅游吸引物(touristat—tractions)，它不僅包括旅游地的旅游資源，而且還包括接待設施和優良的服務因素，甚至還包括舒適快捷的交通條件．而在我國，學者們基于不同的視角，對“旅游資源”概念的具體界定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認識，提出了許多關于“旅游資源”概念的表述．但對“旅游資源”的定義比較確切和規范的是：“所謂旅游資源是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凡能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并可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各種事物和因素．”(《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gb／t18972—2003)》)根據《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標準，旅游資源主要包括地文景觀、水域風光、生物景觀等8主類，31亞類，155基本類型．涵蓋高山、峽谷、森林、火山、江河、湖泊、海灘、溫泉、野生動植物、氣候、歷史文化古跡、古建筑、民族風情、現代建設新成就、飲食、購物、文化藝術和體育娛樂等類型．

1．2旅游資源安全的概念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物質生產資料，是旅游活動最基本的載體．換句話說，旅游資源安全關系到一個國家或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穩定，旅游資源安全的內涵和意義深遠．谷樹忠，等人(2006)在綜合各種解釋和理解的基礎上，提出“資源安全”的基本定義，所謂資源安全，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持續、穩定、及時、足量和經濟地獲取所需自然資源的狀態或能力．這個概念揭示了資源安全的本質，在我國使用較為廣泛．鑒于此，我們可以得出，旅游資源安全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可以獲得穩定的旅游資源供給，同時旅游資源基礎難以依存的生態系統處于良好或免遭不可恢復破壞的狀態．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旅游資源需在數量、質量、結構和功能上保證持續、穩定的供給．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求，也需考慮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各地區在旅游開發利用時，做到有一定的旅游資源賦存量或儲備量，以備及時、持續的利用．二是人們在旅游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要保證旅游資源基礎的生態系統不被破壞．旅游資源也是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對外進行著物質、能量的交換，以維持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平衡．此外，我國也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試圖去分析和探究旅游資源安全的本質內涵．如：從經濟學觀點來看，是指其對一個地區旅游業可持續發展起到支撐和保障作用．具體來說是指旅游資源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始終處于一個良性循環狀態．在旅游生產中的資源安全，是指旅游資源的占有和使用過程，以及原始提取、加工改造中，旅游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的改變、可利用范疇的延展或局限；在旅游資源分配中的資源安全，是指旅游資源開發利用中所獲利益的再分配問題；在旅游產品交換中的資源安全，是指旅游產品在市場流通渠道中的暢順；在旅游資源消費中的資源安全，是旅游者對作為旅游產品載體的旅游資源的占用與消耗．消費結構越合理，旅游資源利用效率越高，對資源的破壞越低．從可持續發展觀點看，旅游資源安全是指是在生態與自然資源的承載力基礎之上，旅游業的發展要以不破壞其難以生存的自然資源、文化資源及其他資源為前提，堅持“以人為本”觀念，運用科技創新方法，維持生態系統與人文環境的動態協調，實現可持續利用資源并且有助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利用．由此可見，旅游資源安全的內容豐富，需要深入探討．2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的“天一人一機\"系統旅游資源安全系統是一個龐大的系統，通過對旅游資源安全的概念和內涵的研究，我們將影響旅游資源安全的因素分為三個子系統，即旅游資源安全狀態應由生態子系統(天)、行為子系統(人)和保障機制子系統(機)三大子系統組成(如圖1所示)，

2．1生態(天)子系統生態子系統是天然稟賦狀況，是旅游資源安全的基礎，為旅游資源安全提供基本保證．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主要由旅游資源的種類、數量、結構、質量和資源的承載能力等組成．一地區旅游資源稟賦種類、結構的多樣性增加了旅游資源供應的安全性，也滿足多樣性的旅游需求，促進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旅游資源的質量越高，開發利用的成本越低，利用效率越高，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過度開發，所以旅游資源的安全程度也就越高；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需要數量做保證，某種程度上說，數量越多越安全；另外資源的承載能力和抵御自然等災害能力越高，則安全的保證程度越大，反之資源短缺、脆弱，安全的可靠程度就低．保證旅游資源的生態子系統的安全，就是要維持生態系統在數量、種類、結構等方面平衡，實現旅游資源的自我更新和恢復．

2．2行為(人)子系統行為子系統是人類的行為對旅游資源安全影響的直接作用力，主要包括旅游資源開發利用行為、旅游企業經營行為、以及旅游者行為等構成．旅游資源安全問題的很大方面由人為因素造成的，例如：開發商在景區的大量建設、過度開發；旅游企業過分商業化、舞臺化，扭曲民俗旅游資源的原始性；旅游者的不文明行為，旅游者外來文化對旅游地的傳統文化的沖擊等．旅游資源的行為子系統的安全，就是樹立科學合理的旅游資源開發利用觀念，防止n-目開發、重復建設、模仿跟風；規范旅游企業的經營，防范經營過程中造成生態破壞；嚴厲禁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為，減少旅游者的“碳足跡”．

2．3保障機制(機)于系統旅游資源安全的保障機制子系統主要為生態、行為子系統的安全提供組織制度和物質技術保障，它由安全管理組織、安全政策制度、安全資金技術、周邊禮區保障、事故保險等方面內容組成．安全管理組織是整個旅游資源管理的組織保證；安全政策制度關系到旅游景區安全管理的有力執行；旅游資源安全狀況離不開資金、技術的支撐；旅游資源合理開發利用離不開劇邊禮區的支持；旅游資源安全保險是規避、化解旅游資源利用過程中遇到風險的有力手段．保障子系統的內容共同為旅游資源安全的提供安傘保障．在旅游資源安全系統中，生態子(天)系統安全為旅游資源安全提供皋本保證；行為(人)子系統安全決定于行為作用力的正負，正向作用力可以減少旅游資源發利用中的損失，是旅游資源安全系統的重要推動．保障機制(機)子系統是為旅游資源安全的生態、行為子系統提供管理支持、資金和技術等保障，是生態子系統和行為子系統安全的重要調控．3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3．1旅游資源安全的研究現狀關于資源安全的評價研究成果較多，如王禮茂(2002)分析了影響資源安全5個主要因素(資源本身的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運輸因素、軍事因素)，并在此基礎上，選擇了14項指標，初步組成了資源安全的評估指標體系；姚予龍、谷樹忠(2002)研究了資源安全的機理，闡釋了資源安全的經濟學含義；梁亞紅(2008)。在明確影響自然資源安全的主要因素(資源因素、政治因素、運輸因素、經濟因素、軍事因素、技術進步和資源替代因素)基礎上，構建了含有資源稟賦狀況、資源開發狀況、資源進口安全、政治安全因素、經濟安全因素、運輸安全因素、軍事安全因素7個一級指標，23個二級指標的自然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指標內容較為全面．然而，國內外關于旅游資源安全層面的研究不多，學者大多是探討旅游資源的評價。和旅游資源安全『口j題產生的原兇12-14~，認為主要南自然破壞和人為破壞造成；另外，我國還有些學者針對旅游地生態安全進行_r評價，如曹新向(2006)¨根據生態足跡模型，并以人均旅游生態足跡和人均旅游用地承載力的比值米確定旅游地生態安全的狀況，構建旅游地生態安全評價的指標體系；周國海(2009)¨以生態安全理論為基礎，應用壓力一狀態-響應(p．s．r)模型建立了旅游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壓力指標反映人類活動給環境造成的負荷，狀態指標表征環境質量、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的狀態，響應指標表征人類面臨環境問題所采取的對策與措施．它較好地反映了自然，經濟，環境，資源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這些研究都是旅游資源安全的重要內容，對于構建旅游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不乏有啟示意義．3．2旅游資源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根據旅游資源安全的概念和系統分析，以及參考已有的相關文獻，同時按照層次分析法的結構，提出旅游資源安全評價的指標體系，共分三層次(包括目標層、準則層、因素層)，共23個指標，其中生態(天)子系統包含8個指標，行為(人)子系統包含9個指標，保障機制(機)子系統包含6個指標，具體見表1．

3．2．1生態(天)子系統指標構成生態子系統的評價指標是用于判斷其對日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狀況的影響程度，包括：①旅游資源的總量，反映了目的地旅游資源的稟賦狀況．總量越多，可利用的空間越大；②旅游資源品質，反映了資源的價值和抵御災害的能力．資源價值高，往往旅游資源的品質、等級也高；同時品質好的旅游資源，保護的壓力越大，對整個資源的生態系統安全影響較大；③旅游資源結構，反映了旅游資源的多樣性，結構多樣，利用空間越大，越利于生態的平衡；④自然災害發生概率，概率高，對整個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和資源安全的破壞程度越大；⑤植被覆蓋率，影響了生態的自我恢復和生態系統的平衡性；⑥旅游資源承載力，反映資源容量的大小，容量越大，破壞程度越小；⑦旅游資源的退化速度，資源生態系統有進化過程，但是退化速度過快，直接影響生態的自我更新和生態平衡；⑧工業“三廢”排放量，目的地工業企業排放的“三廢”，造成的酸雨等物質對自然資源破壞嚴重．

3．2．2行為(人)子系統指標構成行為子系統的評價指標是用來衡量旅游者、開發商、旅游經營者的行為和資源保護意識對旅游資源安全的影響程度，包括：①旅游資源的儲備率，合理的預留儲備有利于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②旅游資源綜合利用率，利用率越高，使用價值和程度越高，有利于保護旅游資源；③景區新增建設面積，影響了植被覆蓋率和生態系統平衡；④本地居民人口增長率，人口增加，資源需求量增加；開發利用和破壞的機會加大；⑤旅游接待人次增長率，接待人次增加，對旅游資源的需求量越大，影響到旅游資源的承載力；⑥本地文化異化現象，文化異化對本地文化是一種破壞，不利于文脈的傳承；⑦游客行為，文明的出游行為，對資源安全有利；反之，給景區景點造成破壞和環境污染；⑧旅游企業經營行為，反映了旅游資源保護意識，也影響到旅游資源安全；⑨本地居民資源保護意識，直接關系到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狀況，影響到旅游資源安全．

3．2．3保障機制(機)子系統指標構成保障機制子系統的評價指標是用于衡量保障措施和手段對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狀況的作用大小，包括：①資源保護的法律規范制度，制度健全，管理規范，旅游資源開發使用和保護越合理，旅游資源越安全；②管理人員的結構，管理組織結構合理，職責落實到位，責任到人，資源越安全；③資源安全教育和宣傳情況，宣傳教育以提高旅游資源保護意識，規范人們的行為，較少對旅游資源的破壞；④資源保護的資金技術投入，資金技術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不投入也不利于保護，關鍵是科學的支配資金和利用技術；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條件，開發利用的限制條件越多，門檻越高，開發的難度加大，直接減少了對旅游資源的破壞；⑥旅游資源保險狀況，保險是化解和規避自然災害對旅游資源造成的破壞，對旅游資源的保護和災害防范有利．

3．3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旅游景區安全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采用層次分析法與德爾菲法相結合的方法來進行權重的賦值．通過旅游景區管理者、旅游者、院校專家們組成德爾菲小組，對評價指標的相對重要性進行了兩兩互判，構造判斷矩陣，然后按照層次分析法的步驟，使用yaahp0．5．2軟件進行計算，分別計算出準則層、因素層各個評價指標的權重，并使用軟件通過了一致性檢驗，評價因子權重的計算結果見表2．由表2可以看出，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系統中，行為子系統和保障子系統的權重值分別為：0．3528和0．3771，對旅游資源安全的影響程度較大，生態子系統的權重值為0．2702，說明先天的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是自然稟賦，是旅游資源的一種生態進化和演化過程，而后天的人為因素對旅游資源安全的影響和破壞顯著．三個子系統的各自指標權重情況：生態子系統各指標中，自然災害發生的概率影響相對較大，權重值為0．1592；工業污染物排放對旅游資源直接造成破壞，權重值為0．1179；退化速度是衡量資源安全的破壞速度，權重為0．1179；旅游自然的稟賦狀況，如總量、品質、結構等影響也不小；植被覆蓋率和資源的承載率也不容忽視，其權重值分別為0．1015，0．1122．在行為子系統中，根據權重值可以分成三層面，其一是本地居民的資源保護意識和行為，分別為0．1433，0．1199和0．1226，對旅游資源安全的影響較大；其二是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旅游資源的儲備率和綜合利用率權重值分別為：0．】199和0．1147；其三是新增因素的影響，有新增建設面積、新增加的本地人口和旅游人次以及本地文化異化，這些方面也是旅游資源安全的重要制約因素．在保障子系統中，資金技術的投入和教育是重要的保障措施，其權重值為0．1948和0．1884；制度規范、管理隊伍和利用的條件相對也比較重要，分別為0．1649，0．1704和0．1595；從目前看來旅游資源安全保險的作用還不是很明顯，權重值為0．1221，但是未來旅游資源安全保障的一項有力措施．4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管理的策略通過目的地旅游資源安全系統的內容分析和評價指標體系的權重值確定，可以了解影響旅游資源安全的因素及其程度．為更加全面加強旅游資源的安全管理，實現旅游資源的可持續性，本文提出如下相應的策略：4．1加強生態(天)子系統的安全管理對于目的地旅游資源的生態系統安全，要求在旅游資源數量、質量、結構、承載率、抵御自然災害和文化旅游資源“文脈”的傳承等方面加強安全管理，保證旅游資源的多樣性，旅游資源結構的合理性和“文脈”的永續傳承，維護旅游資源生態系統的平衡，實現可持續性的旅游資源需求．具體措施有：①在旅游資源數量上，根據《中國旅游資源普查規范》，對目的地旅游資源總量進行摸底，統計出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各自的數量，建立旅游資源檔案，并調查分析旅游資源的狀況，正在開發利用的旅游資源需加強管理；對于尚未利用且瀕臨滅絕的旅游資源，加強保護、做好檔案記錄，使其自然進化；對于新發現的旅游資源，既要保護也要科學轉化利用，維護旅游資源數量的多樣性．②在旅游資源質量上，按照《中國旅游資源等級評價辦法》，對目的地旅游資源等級進行評定，并依據等級采取保護措施．③在旅游資源結構上，既要保護自然旅游資源，人文旅游資源更需重視，以維持旅游資源的協調．自然旅游資源遭到破壞具有一定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夠稍微復原；而人文旅游資源破壞，將永遠消失．通過建立生態博物館、合理的“舞臺化”等方式，讓人文旅游資源得以永續傳承．④對于旅游資源的承載率，在對旅游資源規劃開發時，需要依據國家標準計算出旅游環境容量，為防止旅游高峰期因旅游容量超載導致事故發生和資源受損．⑤自然災害是造成旅游資源危害的最重要的因素，為此，需針對在自然災害中經常受損的旅游資源，通過安全技術構筑安全防護攔，強化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⑥文化旅游資源是易損資源，雖然文化資源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一旦不注意保護，亦易失傳．根據文化資源的等級申報相應級別的文化或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確定好相關傳承人，使人文旅游資源的“文脈”得以傳承．

4。2加強行為(人)子系統的安全管理加強行為子系統的安全管理，形成科學合理的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程序，促進游客養成文明的出游行為，促使目的地旅游企業規范經營，增強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文化認同．行為子系統管理的具體措施：①要貫徹執行土地、城建、林業、園林、水利等部門對資源開發利用行政許可，提高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準人門檻，健全科學的旅游資源使用審批．對旅游資源規劃開發方案需連同有關部門認證，建立科學合理的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程序．②規范目的地旅游企業的經營行為．旅游管理部門樹立科學的經營觀，注重長遠利益，引導旅游企業守法經營，嚴格禁止盲目跟風、模仿，重復建設給旅游資源造成的破壞．同時在限制旅游景區內企業的數量，在經營期間強化環保觀念．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為也一再影響了資源的安全，景景點垃圾成堆、廢氣物難以處理，給生態環境帶來壓力，致使物種滅絕，畢態失去平衡．為此，倡導文明出游，“低碳”出行，減少“碳足跡”，景區適當給文明出游的旅游者予獎勵．④旅游者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生活方式、著裝禮儀等，目的地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影響，有的產生了“異化”和“崇拜”現象，甚至“文化沖突”等行為．為此，目的地需設立文化體驗區，讓游客參與當地的文化活動，使其了解文化淵源，不斷增強主客雙方的文化認同．

第4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土地生態安全評價；土地資源；生態安全；桂西

中圖分類號：F299.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9-0154-04

目前，不少國內外學者已從生態安全(the Ecological Security，ES)的角度研究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生態安全(ES)[1]是當前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研究的前沿課題，是整個生態系統可持續利用的核心基礎，沒有生態安全，生態系統就不可能持續發展。資源安全是生態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資源安全是資源安全的重要方面之一。

一、土地生態安全的定義

生態安全問題是近年來提出的新概念，生態安全一般有廣義和狹義的兩種理解，前者包括自然生態安全、經濟生態安全和社會生態安全[2~4]，后者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即生態系統完整性和健康的整體水映。

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相關的論述幾乎屬于空白，眾所周知，土地生態系統是地表、地上、地下特定土地空間內由植物、動物以及微生物構成的生命系統與由氣候、土壤、地貌、巖石、水文等構成的環境系統復合而成的整體[5]。因此，土地生態安全（the Land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LRES）是指特定研究區域內土地資源所處的生態環境，處在一種沒有或少有污染威脅的健康、平衡可持續狀態，同樣也包括土地自然生態安全、土地經濟生態安全和社會生態安全，且土地自然生態安全是土地生態安全的核心基礎。

二、土地生態安全評價基準體系

根據區域土地生態環境安全判別原則，土地生態安全評價基準體系如下：

生態安全值

三、桂西地區土地安全評價

1.研究區域概況

桂西地處廣西西部，百色地區中部，云貴高原與南嶺丘陵的過渡地帶，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右江上游，位于東經106°07＇-106°56＇，北緯23°33＇-24°18＇之間。現轄百色市和河池市，由于貧困、緊張的人地關系和典型生態環境，已成為影響其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限制因素，迫切需要尋找生態上合理、技術上可行的土地可持續利用途徑。

2.桂西地區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土地資源生態安全評價指標的選擇不僅要考慮生態環境狀態，更要反映出對生態安全有潛在影響的重要因素的變化以及人類活動的影響；另外也要考慮生態安全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根據區域性、科學性、整體性、代表性、敏感性、可比性、非兼容性、動態發展性、協調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同時考慮到區域土地資源生態安全各評價因子的復雜關系和研究區域的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狀況水平參考國內外相關成果[6~8]，從土地資源生態安全的自然屬性、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三方面建立桂西地區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目標層A：桂西地區土地生態安全評價A；系統層B：土地自然生態安全系統B1、土地經濟生態安全系統B2、土地社會生態安全系統B3；狀態層C：土地資源數量C2、土地資源質量C2、土地經濟投入壓力C3、土地經濟產出能力C4、土地人口承載指數C5、土地整治能力指數C6；變量層D：人均耕地面積D1、耕地有效灌溉面積D2、耕地動量動態平衡率D3、森林覆蓋率D4、水土流失面積比率D5、土地抗災能力指數D6、土地多樣性指數D7、耕地生產力指數D8、農田旱澇保收率D9、土地石漠化率D10、人均GDPD11、單位耕地面積農機總動力數D12、單位耕地化肥農藥負荷D13、單位耕地糧食產量D14、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D15、農民人均純收入D16、人口密度D17、公路密度D18、城鎮化水平D19、區域開發指數D20、就業率D21、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D22、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D23。

四、桂西地區土地生態安全綜合評價與分析

1.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

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權重（W）的確定是一項探索性很強且難度大的工作，本研究采用層次分析法來確定權重。通過設計調查問卷，征詢有關專家的意見，在獲得有關專家學者打分評價結果的基礎上，構造判斷矩陣，然后計算各矩陣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在一致性檢驗的基礎上進行總排序得到各層次指標的權重。

變量層D1～D23對目標層A的總排序結果（即各指標相對于總目標的權重）為：0.0873、0.0246、0.0207、0.1326、0.2396、0.1053、0.0416、0.0342、0.0330、0.0612、0.0058、0.0620、0.0147、0.0196、0.0039、0.0039、0.0289、0.0067、0.0289、0.0136、0.0136、0.0092、0.0092。通過計算：CI=0.0615，RI=1.0980，CR=0.0561≤0.10。所以變量層D對目標層A的層次總排序通過了一致性檢驗，具有較為滿意的一致性。

2.評價指標安全指數

根據相關文獻，筆者采用以下方法計算土地生態安全評價各指標的安全指數[7~0]：

其一，安全趨向性為正向。如以“安全”為標準值，且實際值（x）≥(s)，（s）為標準值，則安全指數為1；否則，安全指數就為x/s。如以“不安全”為標準值，且x≤s，安全指數就為0；否則，安全指數就為1－x/s。其二，安全趨向性為逆向。如以“安全”為標準值，且x≤s，則安全指數為1；否則，安全指數為x/s。如以“不安全”為標準值，且x≥，則安全指數為0；否則安全指數為1－x/s。通過計算，桂西地區土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安全指數如表所示：

3.評價指標單項安全值

土地生態安全單項指標的安全值計算的數學模型:S＝P＇×W，其中，S為土地生態安全的單項指標安全值，P′為單項指標的安全指數，W為單項指標的權重。計算得出單項指標安全值如表2所示：

4. 綜合評價及分析

確定綜合安全值，常用的數學方法是很多的，如指數和法、指數積法以及指數加乘混合法等。本文采用指數和法進行計算。通過計算得到2004年桂西地區土地生態安全綜合值：

百色市綜合安全值：其中百色市0.6564，右江區0.8264，田陽縣0.6591，田東縣0.6914，平果縣0.5458，德保縣0.6071，靖西縣0.5505，那坡縣0.6311，凌云縣0.5662，樂業縣0.6807，田林縣0.8136，西林縣0.7905，隆林縣0.6089。

河池市綜合安全值：其中河池市0.6899，金城江區0.8063，南丹縣0.7444，天鵝縣0.6922，鳳山縣0.6085，東蘭縣0.6185，羅城縣0.6695，環江縣0.8540，巴馬縣0.7114，都安縣0.5255，大化縣0.6375，宜州市0.7643。

從計算結果和示意圖可以看出：河池市、百色市各縣、區、市土地生態安全值存在著明顯差異。

5.桂西地區土地生態安全差異分析

（1）右江區、田林、西林、金城江區、南丹、環江、巴馬、宜州市等處于“良好”狀態，土地自然資源數量都比較豐富，人均耕地面積相對較高，土地資源質量方面也較好，森林覆蓋率都相對較高，自然生態安全系統的安全值都在0.5481以上，而經濟和社會生態安全系統的安全值優勢不太明顯，但總的來說都與本文所用的國際、全國、全區標準尚有差距。因此，在該區域要充分發揮其土地自然資源的優勢，加強土地資源的保護，提高其土地自然生態安全性。

(2)百色市、田陽、田東、德保、那坡、樂業、隆林、河池市、天鵝、鳳山、東蘭、羅城、大化等處于“一般”狀態，其主要原因是土地自然生態安全系統的安全值相對較小，社會和經濟生態安全系統的安全值相對較高，該區域必須加強土地自然生態安全的保護，在開發中給予保護，同時保證經濟和社會生態安全系統的健康發展。

(3)平果、靖西、凌云、都安等生態安全都處于“較差”狀態，其主要原因是自然資源相對缺乏，自然生態安全子系統的安全值相對較低，一般都在0.3587~0.4257之間。經濟生態安全子系統的安全值在0.0570~0.0884，社會生態安全子系統的安全值在0.0677~0.0789之間，綜合安全值在0.5255~0.0.5662之間，所以該區域必須加強土地自然生態安全建設，同時不能忽略經濟和社會生態安全建設。

五、對策建議

1.尊重自然，重視土地生態自然修復的能力

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尊重自然，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加快植被恢復，實現土地生態的自然修復，必須千方百計創造出能充分發揮土地生態的自我修復能力的條件。

2.制定保護耕地政策，確保耕地質量，提高耕地生產力和抗災能力

耕地保護特別是基本農田保護是維護生態安全的一項重要任務，大力推行復墾、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積。強化耕地質量保護，控制農田污染，保護農業的生態環境，提高農業土地生態環境質量。同時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土地自身和社會的抗災能力。

3.控制“三廢”，加大對土地生態建設的投入，改善土地生態環境

土地生態環境建設與土地污染防治要貫徹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原則，嚴格控制工業“三廢”污染。同時應當重視和使用生態農業技術，從思想上扭轉重施化肥的傾向；在耕作方式上，在實行不同農作物輪作的同時，要適當增加養地作物；在作物病蟲草害防治方面，建立并推廣病蟲草害的綜合防治技術體系，減少農藥對土壤及生態環境的破壞。

4.調整產業結構，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制定區域產業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區域生態安全的因素。要大力開展土地生態環境的維護和整治，停止一切對土地生態環境的破壞，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可循環產業，限制有污染產業的發展。由于土地資源承載力的限制，我們實際上已不具備繼續粗放外延擴張的條件，必須走出一條以提高效益和質量為中心的土地資源節約型的發展道路。

5.樹立生態安全觀

土地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區域生態安全受到威脅，直接的原因都是由于民眾或其他社會主體不當行為引起的。因此，要維護區域的生態安全，改善土地生態環境，最主要、最基本的就是喚醒人們的生態安全意識，樹立生態安全觀念，將維護和改善土地生態環境作為一切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基本準則。

6.控制人口增長，加速城市化進程，緩解人地矛盾

在土地資源不可能增加的情況下，人口的增長始終是土地資源供求的主要矛盾。控制人口增長是緩解人地矛盾，促進人地平衡的根本措施。從非農用地管制來看，重點在于非農業建設用地的土地利用結構調整和土地利用方向的置換，實現非農用地的高效、有序利用，減輕非農業發展對農地用途轉換需求的壓力，從而更好地實現耕地資源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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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現代都市農業 農業經營形式 多效能特征

隨著社會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世界的許多城市面臨著生態、食品安全以及持續發展的危機。為了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給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優良的生活空間、保護農耕文化，現代社會開發了都市農業。都市農業就是在城市經營農業，這種經營模式是在近代都市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與古代都市農業有很大不同。古代都市農業的經營項目多為城郊獵場和城市園林景觀，故它只有休閑娛樂功能。在古代人類尚未形成在城市發展農業和利用農業發展都市的觀念，也沒有意識到城郊種養、獵場經營、園林景觀建植本身就是農業經營行為。真正的現代都市農業源于1898年美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概念和“把積極的城市生活的一切優點同鄉村的美麗和福利結合在一起”的農業經營觀念，真正的都市農業生產始于1919年的德國。1919年德國政府開始建立 “市民農園”，在城里開發供市民自給自足的小菜園，并制定了“市民農園法”。[1]為了推動現代都市農業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我們將現代都市農業的定義、普適性經營形式以及多效能特征介紹如下。

一、現代都市農業的定義

（一）都市農業的定義回顧

現代的都市農業概念最早出現在1930年出版的《大坂府農業報》上，但作為學術名詞則最早出現在日本學者青鹿四郎1935年發表的《農業經濟地理》一書中。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開始研究都市農業理論，最早把都市農業表述為“城市農業區域”或“城市農業生產方式”。1977年，美國農業經濟學家艾倫·尼斯在《日本農業模式》中，明確提出“城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概念[2]。都市農業術語出現后，農業經濟學、農村社會學學者紛紛探索都市農業的本義。（1）美國農業經濟學家歐文·霍尼（1950）認為都市農業是在都市周邊地區的都市楔形農田上進行的綠地建設和發展園藝業、果林業[3]。（2）德國學者史密特（1996）將都市農業定義為一種位于城內或環城區的產業，它生產或養殖、加工或運輸各種食用和非食用的產品，然后使用城市或城市周邊地區大量的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產品和服務，反過來為該城市地區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資源以及產品和服務[3]。（3）德國學者穆斯蒂爾（1998）將都市農業定義為在城市或城市周邊地區從事的農業生產活動[4]。（4）中國學者俞菊生（1999）認為都市農業包括城市內鑲嵌插花狀的小塊農田、庭院和陽臺綠化、城鄉結合部的近郊農業、遠郊甚至環大都市經濟圈在內的適宜大都市市場需要的農業[5]。（5）中國學者張強（1999）認為都市農業是地處城市郊區的農業以及市區擴展而劃入市區的農業[6]。（6）中國學者宋金平（2005）認為都市農業是處在大城市邊緣及間隙地帶，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資金、市場優勢，進行集約化農業生產，為國內外市場提供名、特、優、新農副產品和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并具有休閑娛樂、旅游觀光、教育和創新功能的現代農業[7]。（7）中國學者張林成（2005）認為都市農業是分布在城市內及其周圍地區或者大都市經濟圈內，緊密依托城市、服務城市的特殊形態的農業，是以生態綠色農業、觀光休閑農業、市場創匯農業、高科技農業為標志，以園藝化、設施化、工廠化生產為手段，以大都市市場需要為導向。融生產性、生活性、生態性于一體，優質高效和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的現代農業[8]。

如上定義有個共性，就是強調都市農業的地域性和經濟活動類型。從這個角度講，可以把德國學者穆斯蒂爾的定義看成是這類定義的高度概括。但是，如果從概念體系的內部結構完整性和外部功能配合性的要求來衡量，這這些定義都存在明顯的不足。從內部結構完整性來看，這些定義都丟失了都市農業的主體、生產目的、生產種類、產品等核心內涵；從外部功能配合性來看，都沒有與城市生態環境、食物供應系統、鄉村農業等相關概念建立配合關系。為此，需要對都市農業概念進行重新界定。

（二）都市農業的新定義

受如上定義的啟發和滿足概念界定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要求以及轉變傳統農業發展方式的需要，我們將都市農業界定為：一種發生在市內或市外周邊地區的，由城鄉居民經營的，能提高市民生活質量、能為市民提供勞動就業和農業教育機會、能改善城市生態環境和促進城鄉社會協調發展的多效能農業生產模式。這樣界定現代都市農業，能引導都市農業朝著多效能方向發展，使都市農業走上科學發展軌道。其合理性如下。

（1）這種定義強調了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現代人只有轉變常規農業經營方式，才能消除農業的負外部性效應。現代社會在都市區域開展農業生產，就是要轉變農村地區破壞生態環境、缺乏人文關懷的常規農業經營方式，挖掘農業的經濟功能、生態功能、人文功能和社會功能，使農業成為改善城市生態、為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優質生活空間的產業系統。

（2）涵括了目前出現的都市農業的所有經營類型。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地都市農業出現了種植農業、養殖農業、樓宇農業、園林農業、觀光農業、農家樂、休閑農業、體驗農業、教育農業等經營類型。都市農業概念應該涵括這些經營類型。

（3）概括了都市農業經營主體。現在從事都市農業的人不僅是城郊農民，還有市內的園林園藝工人、居家賦閑的退休市民、城市家庭主婦等。我們在定義中用“城鄉居民”一詞概括了這些都市農業經營者，強調了都市農業的經營主體。

（4）規范了都市農業的生產區域。都市農業應該特指在城市區域進行的各種農業生產。界定都市農業概念必須確定其區位范圍和地理空間。如果都市農業定義不限定在城市區域，在實踐上會產生許多誤解，在操作上難以與鄉村農業劃定邊界，也不便于都市農業的行政管理。所以，在定義中突出都市農業的生產區域是必要的。

（5）突出了都市農業的多重功能和產品特性。都市農業能為城市提供生態環境、安全食物、勞動就業、休閑娛樂場所、環境與農業知識教育場所；提供強身健體、愉悅身心、緩解精神壓力、陶冶情趣的生活方式。這些產品與服務以及生產功能是都市農業區別鄉村農業的一個根本特點。

二、現代都市農業的經營形式和經營現狀

作為城市區域的農業發展方式，都市農業應該成為一種產生經濟、生態、人文、社會效益的農業發展方式和發揮經濟、生態、人文、社會功能的農業發展方式。自現代都市農業興起以來，世界各地出現了新奇各異的多效能的都市農業經營形式。

（一）都市農業主要經營形式

（1）郊外生態防護林業。這是人類為了調節城市氣溫、涵養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治理洪澇災害、改善城市生態環境，在城郊地區開發的一種都市農業。這類經營領域在食物短缺的時空環境里不受重視。在過去，許多城市郊區本應成為生態防護地帶，但被一座座工廠、養殖場和一塊塊蔬菜基地所占領。結果造成城市周邊地區水土流失嚴重、地表和地下水枯竭、空氣質量下降。有了這些教訓以后，人類才重視郊外生態防護林業。如近年，法國用財政在一些城郊山區和島嶼建立了7個無住戶的國家級自然生態保護區[9]。近些年我國一些特大城市也開始重視這種都市農業。如北京，在2005年制定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中提出，將重點支持京津風沙源治理、建立第二道綠化隔離帶、營造水源保護林；又如上海，在“十一五”規劃中也提出，要把上海城郊結合部建設成為城市的綠色屏障、安全空間、城市生態補充基地。

（2）郊外食物農業。這是建在生態防護林業帶和城市之間的，給市民提供安全糧食、蔬菜、水果、肉食蛋禽、奶制品等食物的一種都市農業。其經營領域包括蔬菜種植、糧食生產、家禽家畜養殖、水果種植、食品加工等。由于市民需要足量的、安全的食物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因而郊外食物農業將向生態化、優質化、集約化、工廠化、產業化方向發展。另外，發展郊外食物農業，要以都市市場為軸心、要注重資金、智力、信息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要注意引進工業生產管理技術和生物技術以及信息技術，尤其要以生產優質安全的高檔農產品為經營目標。只有這樣郊外食物農業才能獲得較大的發展空間。

（3）城市園林園藝農業。這是都市農業服務城市的主要表現，也是人類通過農業手段為城市提供綠色空間、園林景觀、綠色公共活動場所、優質空氣的重要領域。這種農業活動有悠久歷史，自古以來，人類就重視城市園林園藝建設。現代市民把城市園林園藝美化視為都市農業的重要領域，并利用園林園藝工程美化城市空間。如法國，用綠籬帶將住區與工廠、高速公路及污染區隔開，以營造寧靜、清潔的人居環境；一些新城刻意保留部分農業用地，在城內種植蔬菜和花卉，制造農業景觀。巴黎大區在城市規劃中劃定了自然保護區和農業保護區，提出要將農田、河谷、森林、公園等綠色空間聯結起來，形成貫穿整個大區的綠色脈絡[10]。城市園林園藝農業包括郊外景觀林木、草業、花卉生產和市內綠化、美化工程兩大領域。前者是城市園林園藝農業的初級產品生產過程或原材料供應過程，生產地主要集中在城郊農村。后者是城市園林單位或郊區園林園藝公司將郊區的林木、草皮等其他植被移栽到城市住宅區、街道和道路兩旁、街心花園、市內公園以及其他綠化地帶的過程。兩者是園林園藝市場的供求關系，是相輔相成的。郊外景觀林木、草業、花卉生產是市內綠化美化工程的基礎，為城市綠化和美化生產源源不斷地供應原材料；市內綠化美化工程是郊外景觀林木、草業、花卉生產的價值體現，為郊區景觀林木、草業、花卉生產提供了強大需求。城市園林園藝農業發展過程就是這兩種生產的協同過程。

（4）城郊旅游農業。城郊旅游農業屬旅游農業，源于西方市民鄉村旅游，在國外有70多年歷史、在中國有30年歷史。但世界各國對其稱呼不同，德國叫“度假農莊”；日本叫“度假農業園”；澳大利亞叫“休閑牧場”；奧地利叫“農家旅游”；韓國叫“觀光休閑農園”。它有農業公園、觀光農園、體驗農園、教育農業等四種經營形式。農業公園就是經營者在農業生產中融入城市公園經營元素，將農業生產場所轉變為城鄉居民觀賞、游覽的城郊公園；觀光農園就是城郊農戶將農業生產和農作物生長以及農產品觀賞或采摘活動成片開發為供市民旅游的場所；體驗農園就是城郊農戶用租種方式將耕地轉化為供市民體驗農業生產過程和農業勞動樂趣的場所；教育農業是郊區農業經營者或市政府為了給城市孩子提供一個了解農業知識和農業生產過程的機會而開發出來的都市農業經營模式。城郊教育農業是在城市傳播農業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經營方法各不相同。如日本是把城市子女送到郊區農戶家寄宿并參加農業勞動；法國將其作為農業職業培訓方式。法國政府規定凡從事農業者都要在教育農場接受農業職業教育培訓，為此建有1000多家教育農場，并受制國家農業部門職業培訓中心。法國的城郊教育農業效果比較好。

（5）市內樓宇農業。這是城市內的居民在城市樓宇間可用空間里從事種植和養殖的多功能農業經營方式。樓宇農業的產生源自市民對田園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對住區生態環境的高要求。世界上解決了食物保障問題的市民一般把從事樓宇農業作為調節和美化生活的手段，而處于食物供應短缺狀態的市民一般把發展樓宇農業作為家庭食物供給的一條途徑。但是在農業生產受到工業化污染的情況下，一些市民也重視樓宇農業生產，將它作為解決食物安全的一種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市內的樓宇農業成為城市食物農業的一部分。市內樓宇農業根據生產地點不同，有多種經營方式：第一，自家庭院、陽臺、樓頂甚至外墻等狹小空間的綠化與美化種植，包括室內、陽臺、庭院種植觀賞性植物和水果植物、盤載蔬菜、小動物飼養，室外墻壁植草和藤蔓植物種植；第二，樓盤間空的綠化和美化種植，包括種草、植樹；第三，旅館飯店接待大廳的美化種植，包括移動的盆載植物和固定的植物裝飾；第四，社區公共活動空間的綠色種植，包括街道綠化美化種植和鋼架吊盆蔬菜種植。

（6）都市文化農業。這是農業經管者借用文化產業經營技術，通過開展文化活動促進當地農業發展和利用農村文化資源，給市民提供優質農產品、文化旅游服務、農業手工藝品、農村文化產品，從而獲得較高經濟收入的農業經營形式。主要有四種經營方式：第一，民俗旅游。這是經營者以民俗事象為經營內容、以文化旅游社區為經營空間，為市民提供旅游服務的文化農業經營形式。都市發展民俗旅游具有優勢，因為都市人多，旅游服務需求量大，而且交通區位好，所以都市民俗旅游發展比較快。第二，農耕文化展覽。這是經管者按照農業發展歷史線索通過實物和文字資料將農業文化在展覽館展示出來的文化農業經營形式。這種經營項目具有較強的農耕文化傳承價值，我國已出現這種都市農業經營方式。第三，農產品展覽。這是經管者借助會展文化，在城市空間和特定時段，舉行的農產品交易活動。世界各地許多大城市年年舉辦農產品展覽會。第四，節慶農業。這是經營者利用節慶活動促進農產品銷售和發展農業經濟的經營形式。舉辦農產品文化節的目的不在于做博物館式的陳列展示，而在于將一種有別于鄉村的、農業社會的日常生活模式與情境氛圍分享給市民和外地來客。

（二）都市農業經營現狀

國外比較重視都市農業，發展比較快，形成了一定規模，在解決糧食安全方面發揮出特殊功效。有專家估計，目前全世界有8億人口從事都市農業經營，其中的2億人口從事銷售，他們中有1.5億人是全職的（Smit et al，1998）[11]。由于世界各國的食物供應水平不一樣，各國經營都市農業的重點領域不同。

在農業欠發達國家，不僅從事都市農業的家庭很多，而且主要從事食物生產。如生活在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坦桑尼亞、烏干達和贊比亞等國城市中的6.5億市民中，就有2.5億人通過都市農業獲得部分食物。都市農業不僅是糧食短缺國家的市民解決食物自給的重要途徑，而且也是他們提高農業食物品質的辦法。如有專家稱，在哈瓦那，城市菜園明顯提高了農戶家庭及其所在社區的食物數量和質量(尼科·巴克，2005)；在低收入家庭消費的食品中，城市家庭食物自產比例不斷提高。有專家統計，在東雅加達市，市民家庭食物自產達到18%；在坎帕拉市，市民家庭食物自產達到60%；在內羅畢市，市民家庭食物自產已達到50%（Mougeot，1994）[11]。

在發達國家，都市農業的重點是生態恢復和生態保護。如英國想通過發展都市生態防護和園林園藝農業措施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目前英國在20多個城市的原用于工業生產的土地上實施所謂的“城市農莊計劃”。如德國采用生態保護農業措施恢復城郊礦山廢地生態，如埃森市將城市內原來用于煤礦開采的土地轉變成為都市農業規劃用地，在廢地上發展都市農業，改善城市生態環境。又如城市國家新加坡就是通過發展都市農業，不僅改善了國家生態環境，把新加坡變成了世界著名的花園國家，而且已經改變了國家農業食物生產短缺的現象，實現了肉類供應完全自給和25%的蔬菜的自給（Smit et al，1995）[12]。

在我國都市農業發展比較全面。郊外生態防護林業、郊外食物農業、城市園林園藝農業、城郊旅游農業、市內樓宇農業、都市文化農業等具體經營領域，在我國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發展。我國的省會城市都建有郊外蔬菜生產基地，為市民提供了豐富的新鮮蔬菜，甚至為城市超市提供一定數量的有機農產食品。我國一些特大城市還建設了郊外生態防護林體系。基本上所有大城市都興辦了旅游農業，尤其是農家樂幾乎每個大城市都有。一些特大城市還發展了文化農業，如北京有316個郊區行政村開展了民俗旅游，民俗旅游接待戶達13819戶。北京房山區的韓村河村于2003年就修建了500多平方米的農耕文化展覽館；大興區的龐各莊鎮于2004年建起了占地面積2.3萬余平方米的國內首家西瓜博物館。大興區于1988年首創性舉辦了西瓜節，到此已舉辦18屆；大孫各莊鎮舉辦葡萄采摘節；北務鎮舉辦蔬菜采摘節；李橋鎮舉辦西甜瓜采摘節；北石槽鎮舉辦鮮杏采摘節；龍灣屯鎮舉辦果品采摘節，他們以節慶方式招攬人氣，以城區市民的廣泛參來實現農產品的促銷。現在北京農產品文化節已成為全國各市仿效的范式。

三、都市農業的多效能特征

都市農業是現代多功能農業的一種，能產生經濟、人文、生態、社會效益，能發揮經濟、人文、生態、社會功能，具有多效能特征。

（一）都市農業的生態效益與生態功能

都市農業的郊外生態防護林業、園林園藝業、農作物種植，向城市提供綠色生態環境、綠色的生態屏障、綠化隔離帶，營造綠色景觀，保持清新寧靜的生活環境。都市農業還可以防止和減輕都市外來不利因素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與危害。都市農業與市內園林綠化美化農業一起還扮演著城市清道夫的角色，不僅大量地、持續地接受、儲存、消納、降解、凈化都市排出的氣、水、固體廢氣物，而且將城市中大量排出的食物殘渣及其他生活垃圾通過農業的有效利用變為資源，從而減輕對環境的損害，保持城市的正常運轉。同時都市農業減弱了城市的熱島效應，防止市區無限制地擴張，維護了農村地面自然景觀。市內樓宇農業還擴大了城市種植空間，促使室內氧氣與二氧化碳得到平衡、能增加空氣濕度、降低室內溫度、吸收空氣中被污染的灰塵和廢氣，幫助市民建立了一個宜居的小氣候。就北京城郊食物農業產生的生態效能來說，2002年僅京郊農田生態系統在調節大氣成分方面就產生了49.3億元生態價值；在凈化環境方面產生了109.63億元生態價值；在蓄水方面產生了6.03億元生態價值；在生態服務方面產生了293.4億元生態價值[13]。

（二）都市農業的經濟效益與經濟功能

由于都市農業具有經濟上的區位優勢、接近城市市場、擁有龐大的購買力旺盛的消費群體、具備走集約經營和發展設施農業所需的資金、技術、土地、勞動力、信息等生產要素，而且產業分工比較發達，所以，都市農業的經濟效能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1）極大地提高了農戶的增收能力。根據文化等人的研究，北京從事都市農業生產的農戶人均純收入，2002年為5880.1元，2003年為6496.3元，其增幅為約91%。這種水平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根據近些年的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統計，我國農民的年均人平純收入不過3000元，只有北京郊區農民年均人平純收入的50%；全國農民年均人平純收入增幅約為20%，其增幅能力不到北京郊區農民的一半[14]。（2）促進了城郊第三產業發展。都市農業直接促進了郊區農村旅游業、物流業、畜牧業、種植業的發展，間接促進了郊區農村交通運輸、通訊、服務業的發展。同時推動了郊區農村市場體系的發育和發展，對周遍農村地區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輻射作用。更主要的是都市農業提高了農村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在農業走上設施化生產、精確化生產、優質化生產軌道方面起了促進作用，改變了農業經營落后面貌。以北京都市農業為例，到2003年為止，農機化程度達到70.4%；設施農業面積達到9.06%；節水設施控制面積達到81.2%；農戶計算機擁有率達到16%。這是鄉村農業無法達到的[15]。

（三）都市農業的人文效益與人文功能

都市農業的環保生產相對常規農業的化學化生產，使農業具有了人文關懷特點和人文效能，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提高了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都市農業為市民提供了享受田園生活和從事養生勞動的機會，豐富了市民精神生活、鍛煉了市民身體，加強了市民生活保健，提高了市民的幸福指數。（2）改善了市民生活環境。都市農業通過農業生產改善了城市空間結構、降低了城市污染，促進了室內外的碳氧平衡，為市民創造了宜居環境。（3）滿足了市民的食物安全需求。都市農業為市民提供蔬菜、糧食、肉奶、水果等食物，豐富了城市食物供應。同時通過生產無公害的、綠色的甚至有機產品，為市民提供了安全的、優質的、有營養的農業食物，減少了“病從口入”的概率，為市民身體健康建立起了食物保護屏障，滿足了市民對高品質食物的需求。（4）傳播了農耕文化、改變了市民文化結構。都市農業通過發展會展農業、體驗農業、教育農業，較好地向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傳輸了農業知識、農藝、農耕精神，直接促進了農耕文化的傳播。同時也提高市民對農業重要性的認識水平。另外都市農業通過發展樓宇農業、鄉村旅游、休閑觀光、采摘活動，使市民的審美文化和認知文化發生結構性變化。

（四）都市農業的社會效益與社會功能

都市農業是溝通城鄉的產業形式，具有較強的社會效能：（1）都市農業利用工業社會提供的物質設備和生產技術進行農業生產，和在工廠內從事園林園藝生產，使得社會的第一、第二產業得到有機結合。（2）都市農業使農民進城，在城市內部進行農業生產；同時為市民下鄉旅游提供休閑娛樂場所，為市民體驗農業提供耕地，促進了城鄉居民的直接互動，有利于市民與農民的結合。（3）都市農業加速了工業文化和農業文化、城市文明與農村文明的交流，這有利于消除城鄉居民的文化隔閡，為城鄉一體化奠定了文化基礎。（4）都市農業為城市家庭婦女提供了新的工作機會，使她們通過都市農業更好地控制家庭資源，提高了低收入城市家庭婦女的地位。（5）都市的設施農業、觀光休閑農業吸收了城市剩余勞力，如達累斯薩拉姆的都市農業在1999年為城鄉35000個家庭提供了工作機會；內羅畢的都市農業在1999年為15萬個家庭提供了工作機會；哈瓦拉都市農業在1999年為城鄉居民提供了3萬個帶薪工作機會，緩解了城市就業壓力[16]。（6）都市農業加速了逆城市化進程。逆城市化是城市居民把自己的居住地向城市郊區轉移的現象，這有利于對緩解城中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生態惡化問題。都市農業為市郊社會公共產品的生產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加速了市郊交通、教育、供排水系統、電力、公共休閑場所的建設速度，有利地吸引著市民向郊區轉移。所以，都市農業是我們解決城市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生態惡化等社會問題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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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1.廣東海洋大學海洋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湛江 524088；2.廣東海洋大學海洋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廣東 湛江 524025）

摘要：海洋生態安全對于海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人類不合理的開發、利用海洋資源，使海洋生態系統不斷遭到破壞，制約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海洋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國海洋生態安全總體形勢嚴峻，本文在分析影響海洋生態安全因素的基礎上，從加強海洋生態道德建設、加強海洋環境監測、建立防災減災體系、國際協作等七個方面提出加強海洋生態保護、保障海洋生態系統健康穩定發展的對策。

關鍵詞 ：海洋生態安全；影響因素；對策

1海洋生態安全的內涵及特征

海洋生態安全對于一國國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環保局就在報告中指出，“不管從每年的開支情況來看，還是從海上力量，至少在70年代，美國的海洋規劃基本上一直與本國國家利益聯系在一起”，“國家安全利益在制定國家海洋政策和規劃時發揮了關鍵性作用”[1]。

1.1海洋生態安全的定義

關于海洋生態安全的研究，我國學者對海洋生態安全的概念給予了不同的表達與理解，但是多集中在狹義概念上。

丁德文從安全角度認為海洋生態安全是與人類的生活及生產活動相關的海洋生態環境及海洋資源處于良好的狀況或不遭受不可恢復的破壞[2]。

張素君認為，海洋生態安全是指海洋環境及其海洋生物所組成的海洋生命系統處于不受或少受破壞與威脅的一種狀態，海洋生態系統內部及人類與海洋整個生態系統之間保持正常的功能與結構。海洋生態安全包括海洋生物安全、海洋環境安全及海洋生態系統的安全[3]。

張珞平認為，海洋生態安全即“海洋環境安全”，它要求人類更多地關注海洋生態系統將來的健康和風險，在對海洋環境產生負效應之前就制定政策、采取行動，而不是海洋污染或被動的海洋環境保護，它是海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觀[4]。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海洋生態安全是由海洋生物及海洋環境組成的海洋生態系統結構穩定、功能正常的一種健康狀態。

1.2海洋生態安全的特征

一個地區海域的整體安全要由海洋經濟安全、海洋社會安全、海洋文化安全、海洋政治安全、海洋軍事安全、海洋科技安全、海洋生態安全等要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海洋政治安全、海洋軍事安全、海洋科技安全和海洋經濟安全、海洋社會安全等是致力于海洋生態安全的良好環境，海洋生態安全是其他方面安全的載體。海洋生態安全與其他方面的安全具有明顯的不同特點。第一，全球性。全球海洋總面積為3.6億平方km2，約占地球總面積的71％。地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水球。因此，海洋生態安全是全球性的問題。第二，長期性。海洋生態安全的維護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政府及相關部門、社會公眾必須給予長期的關注和重視。第三，代際性。海洋生態安全的“效益”和海洋生態危機或治理海洋生態危機成本會在“代際”間轉移[5]。第四，滯后性。海洋災害不可預測，帶來損失巨大，影響了海洋生態安全的及時維護。第五，不可逆性。在生態方面，一個生態系統最大供應能力等于其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超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可能導致不利的結果，打破生態平衡[6]。一旦海洋生態系統的有序性和穩定性被打破，往往造成不可預料且不可逆的后果。

2海洋生態安全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影響因素分析

2.1我國海洋生態安全總體形勢與存在的主要問題

現代海洋科學開發技術及海洋資源利用技術不斷進步，海洋活動迅速壯大，但海洋經濟在展現蓬勃發展勢頭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資源與環境問題。就海區而言，渤海沿岸污染較嚴重，東海和黃海次之，南海污染較輕[7]。總之，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海洋生態安全存在的問題有：

2.1.1近海生態系統退化海洋生態系統多種多樣，典型的海洋生態系統有紅樹林、濱海濕地、珊瑚礁等，其生態作用巨大，維系著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所需的多項資源。我國的濱海濕地和河口面積大約為500萬hm2，是極其重要的兩大海洋生態系統。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濱海濕地每年正在以2萬多hm2的速度銳減，潮間帶濕地累計喪失57%。目前，黃海南部、東海沿岸濕地生態服務功能已下降30%～90%，主要的河口生態系統大多處于亞健康甚至不健康的狀態。

2.1.2海洋沙漠化目前，世界石油消費量的60%是通過海上運輸到達消費地的。由于運輸不當或油船失事及海上開采石油泄漏等原因，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重達100萬噸。此外，還有大量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油排入海洋。一些科學家估計，每年傾注到海洋的廢油達200萬～1 000萬噸，這些石油和廢油在海面上形成一種油膜，產生“海洋沙漠化效應”。

2.1.3海洋生物多樣性銳減在海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我國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我國海洋生物群落的結構趨于簡單，海洋生物多樣性指數及海洋生物均一性指數均處于較低水平。近20多年來，渤海潮間帶生物、魚類種類多樣性、底棲貝類等明顯降低。海洋魚類種類減少、魚類產量下降，漁民捕獲物正在朝小型化、低值化、低齡化方向發展。中華白海豚、文昌魚等珍稀瀕危生物的數量也急劇下降。

2.1.4海平面上升科學家研究發現，1993年以來，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3 mm，而且這一趨勢還在不斷加劇[8]。據《2013年中國海平面公報》顯示，近30多年來，我國沿海海平面呈波動上升趨勢，年均上升速率為2.9 mm，高于全球平均水平[9]。伴隨著海平面的持續上升，海水入侵、風暴潮等海洋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10]。

2.2影響海洋生態安全體系的主要因素分析

2.2.1自然因素

2.2.1.1海洋災害頻繁自然災害具有突發性、不可抗拒性、關聯性的特點，目前人類還無法阻止自然災害的發生。海洋生態環境復雜，給自然災害的治理更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我國沿海地區風暴潮、海嘯、地震、臺風等的發生頻繁，因此而遭受的經濟損失占各類自然災害總經濟損失約10%，可以說海洋災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海洋生態安全。據國家海洋局的《2013年中國海洋災害公報》報導，2013年，各類海洋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63.48億元，死亡（含失蹤）121人。從歷年的海洋災害公報和海洋統計年鑒等資料來看，我國主要海洋災害的主要特征，如下表1所示[11]。

2.2.1.2氣候變化全球性海平面升降，主要與氣候變化有關。氣候變冷，冰蓋擴展，液態水較多變為固態水，海水也因受冷而體積縮小，導致海平面下降；氣候變暖，冰蓋消融，固態水較多變為液態水，海水也因熱而體積膨脹，引起海平面上升[12]。

2.2.2人為因素

2.2.2.1海洋環境污染嚴重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調查：海洋環境污染已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十大環境禍患之一。海洋環境污染包括固體垃圾污染、有機物污染、石油污染、放射性污染、有毒化學物質污染等。海洋環境污染造成海洋環境惡化，威脅海洋生物生存，造成海洋生態系統極不穩定。其中，大面積的石油泄漏嚴重威脅著海洋生物多樣性[13]。

2.2.2.2過度捕撈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及人類對海洋科學技術的大量使用，使得漁民捕魚的速度大大超過海洋的天然補給能力，造成魚類種群、魚類數量大量減少，甚至面臨滅絕的威脅。目前，我國每年魚類總量減少1%。

2.2.2.3外來水生生物入侵外來水生生物入侵與土著生物爭奪有限的生存繁育空間，不僅影響土著生物的生存，還威脅著海洋環境安全。外來入侵的水生生物往往孤立于新駐地生物鏈之外，沒有競爭天敵，可以迅速發展成為新駐地的優勢種群，造成新駐地生態系統不同程度的破壞，如福壽螺、鳳眼蓮等。同時，外來水生生物入侵還可能造成轉基因生物風險，嚴重影響海洋生物多樣性[14]。20世紀90年代年起，我國不慎從臺灣等蝦病流行海域引進了帶病毒的苗種，導致對蝦病害大規模流行，造成土著物種遺傳污染[15]。

2.2.2.4人口趨海移動人口趨海移動造成海洋環境壓力，威脅海洋生態安全。沿海地區優越的自然條件，更適合人類居住生存及發展經濟。調查表明：離海岸100公里的沿海區域擠著全球60%的人口。在人口過千萬的16個大城市中，有13個是沿海城市，每天大約有3 600人在向沿海地區移動。由此可見，人口趨海移動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大量人口趨海移動必然造成沿海地區生存空間不足、沿海地區海洋環境污染加重及其他海洋生態環境問題[16]。

2.2.3制度因素

2.2.3.1法律制度保障我國海洋生態安全最主要的是《海洋環境保護法》，但是嚴峻的海洋生態狀況表明：《海洋環境保護法》這一基本法在保護海洋環境方面存在諸多不足。如在防治海洋漁業污染方面遲遲未出臺具體規定；在法律主體規定方面欠缺科研機構的設置規定，對行政管理協調規定不力；在法律制度方面未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循環利用制度、生態恢復制度、許可證制度等共有制度；在法律責任方面未健全責任體系[17]。

2.2.3.2組織管理制度目前我國實行分散型海洋生態管理體制。各部門間職責分散，相互之間難以協調，這給我國海洋生態保護政策執行及實施帶來了很大的障礙[18]。

2.2.3.3財政支持當前，我國海洋環境保護和海洋生態治理財政支持不足，缺乏相關資金投入，造成相關海洋生態科技治理技術滯后，嚴重影響我國海洋環境質量[19]。

2.2.4技術因素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對海洋環境保護投入基礎性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科技進步，這對我國保護海洋環境、發展海洋經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海洋水域生態環境是我國發展海洋經濟的命脈，但是由于對海洋環境保護的基礎性科學研究長期投入不足，使得海洋經濟發展與海洋環境保護壓力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許多問題已嚴重制約我國海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技術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海洋環境保護基礎性研究薄弱；第二，許多嚴重制約我國海洋經濟發展的關鍵性環境保護技術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3加強海洋生態保護的對策建議

針對近年來不合理地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導致的種種海洋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海洋資源進行管理，對海洋環境污染、海洋生態系統退化加以維護及治理，以實現海洋產業結構優化，促進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

3.1加強海洋生態道德建設

海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有賴于協調人與海洋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人們只重視海洋漁業、海洋油氣、海洋交通運輸業、濱海旅游業等的發展，不顧海洋天然補給力，將人類與海洋對立起來，嚴重阻礙了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鑒于此，人類必須改變傳統的思維模式，淡化人類主體意識，變征服海洋為人與海洋協調共存發展，自覺按照海洋生態規律調整人類開發行為，加強海洋生態道德建設，讓人們在尊重海洋、保護海洋的前提下發展海洋經濟。

3.2加大海洋環保資金投入

防止海洋環境污染和海洋生態系統破壞是一項公益事業，而海洋環境保護工作也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持，因此，各個沿海地區政府應該因地制宜，將海洋環境保護經費納入政府預算，以政府撥款為主，建立海洋環境保護專項資金，同時建立靈活籌集機制，開辟其他籌資渠道。此外，沿海地區政府還可以積極爭取海洋油污染防備基金、全球環境基金、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的援助。

3.3完善海洋資源與海洋環境功能區劃

3.3.1加強海洋生態區劃為進一步增強沿海地區海洋生態的宏觀管理，國家海洋局及各級地方性海洋管理部門應該在主體功能區劃及海洋功能區劃的基礎上劃定海洋功能區，在海洋生態保護方面實施分區和分類的調控措施，確定不同海洋生態區域主導作用、海洋環境質量目標及海洋生態保護措施，實現以生態功能和環境容量為基礎構建的海洋生態安全新格局。

3.3.2加強海洋生態保護區建設根據海洋調查及海洋生態監測結果，各級海洋管理部門應該有目標、有計劃、有重點的選擇海洋自然保護區，保護紅樹林、濱海濕地、珊瑚礁、河口等海洋生態系統，加快構筑管理完善、類型齊全、規模適度的海洋保護區新布局。同時建立總體規劃，完善規章制度，做好海洋保護區巡護及執法，規范海洋開發項目，推進海洋保護區的升級。

3.4加強海洋環境監測

各級沿海地區政府應該在提高海洋開發整體效益的前提下，加強海洋管理基礎建設及海洋保護區基礎建設，特別是建設海洋環境監測系統，建立海洋生態監控區，開展高時空、高頻率的海洋生態監測，及時掌控海洋生態環境的變化情況，調整、控制海洋資源開發強度，保證海洋生態系統天然補給力及自然修復功能。嚴格按照相關技術標準和規范布設站位，適當加密，對入海排污口監測要增加頻次，擴大覆蓋面；對入海排污口開展普查，對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的入海排污口要有重點監測站，定時定點監測，及早發現海洋災害，有效做好海洋防災減災，積極開展海洋災害預測、預報工作；對主要河流入海口實施實時在線自動監測。

3.5建立海洋防災減災體系

我國海洋災害具有發生頻繁、破壞性大、不可預測等特點，因此加強海洋防災減災工作對保護海洋生態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國家要加強海洋防災減災工作必須加大防災減災工程的建設，在整個海洋防災減災工作體系中，觀測是基礎，預報是手段，減災是目的，是整個工作的落腳點，健全海洋防災減災救災業務體系尤其重要。構建海洋防災減災救災業務體系，具體應該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實施災前工程防御；第二，強化應災預警響應；第三，推動災中調查統計；第四，參與救災體系建設；第五，開展災后損失評估[20]。

3.6加強法治建設

3.6.1修訂有關法律

3.6.1.1修訂憲法將海洋環境保護、海洋資源開發等內容加入《憲法》修訂中，充實海洋資源開發利用及海洋環境保護相關內容。

3.6.1.2修訂《刑法》加強海洋生態安全犯罪的處罰力度，補充海洋生態安全犯罪的具體內容、量刑標準。

3.6.1.3修訂《環境保護基本法》和《海洋環境保護法》明確海洋生態保護的具體概念、目的、方法、原則、制度等相關內容，對海洋生態保護的方針政策、體制、機制、制度提出統一化、規范性的要求[21]。

3.6.2完善各種單項資源與環境保護法第一，通過法律實施細則、法規等形式進一步明確和細分《漁業法》、《海洋法》、《礦產資源法》、《稅法》中與海洋生態保護相關的規定；第二，加快海岸帶管理立法。明確海岸帶的定義、范圍、海岸帶開發利用及保護的基本原則和制度、海岸帶綜合管理機制等方面的內容，盡快出臺海岸帶管理相關的法律；第三，加快我國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立法。生物多樣性安全必須被視為一個整體元素的生態安全[22]。我國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立法，應該對建立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制度、制定中國海洋生物多樣性評價標準和保護規范、建立海洋自然保護區、建立海洋自然保留區等方面加以規范。

3.7加強國際協作

開發和保護海洋需要協調各沿海國家關系、加強國際合作，維護海洋生態安全應當從全人類共同安全的高度出發，建立國際間有關海洋生態安全與沖突的預防機制；互相交換有益國家海洋生態安全的情報與信息。加強國際間海洋資源開發利用合作，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爭取國際資金，防治、監控影響全球海洋生態安全的污染源。在不侵犯國家主權的原則下，協調好各個國家對重要海洋資源開發利用，促進海洋資源利用合理化、有序性及適度性，防止過度開發海洋資源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新的重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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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外來物種；定義；入侵；特點；防治

1 外來物種的定義

外來物種指的是出現在其過去或現在的自然分布范圍以及擴散潛力以外的物種、亞種或者以下的分類單元。包括其所有可能存活、繼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者繁殖體。外來入侵物種具有繁殖能力強，生態適應能力強，傳播能力強等特點。

據有關文獻記載，中國已知的外來歸化植物達600余種，其中外來雜草就有108種。目前，嚴重危害我國的外來動物約有40余種，其中昆蟲類的有美國白蛾、濕地松粉蚧、松突圓蚧、稻水象甲、松材線蟲、美洲斑潛蠅、蘋果綿蚜、蔗扁蛾、葡萄根瘤蚜、馬鈴薯甲蟲、二斑葉螨、紅脂大小蠹、小楹白蟻等。其它的外來動物，如東非的褐云瑪瑙螺；南美洲的大瓶螺；北美洲的麝鼠；南美洲的海貍鼠；前蘇聯的松鼠等。引進的外來魚類也對生態系統和湖泊的本地魚種構成巨大的威脅，如草魚、鳙、鰱、麥穗魚、太湖新銀魚、子陵吻鰕虎魚、波氏吻鰕虎魚等。目前，對農業危害較大的外來微生物或者病害，如馬鈴薯癌腫病（Synchytrium endobi-oticum）、水稻細菌性條斑病（Xanthomonas oryzicola）、棉花黃萎病（Verticillium alboatrum）、大豆疫病（Phytophthora megasperma）、柑橘黃龍病、木薯細菌性枯萎病（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manihotis）、柑橘潰瘍病 （Xanthomonas citri）、煙草環斑病毒病、鱗球莖莖線蟲（Ditylenchus spp.）等。

2 外來物種入侵的特點

2.1 涉及面廣、物種類型多

據統計，全國34個省、直轄市以及自治區均發現入侵物種。目前，我國共建立了1500多個自然保護區，覆蓋約全國總面積的9%，除少數偏僻的保護區外，其余保護區都能找到外來物種。涉及的物種從脊椎動物（哺乳類、兩棲爬行類、鳥類、魚類等）、無脊椎動物（昆蟲、軟體動物、甲殼類等）、植物，到病毒、細菌都有。

2.2 涉及的生態系統多

幾乎所有的生態系統，從森林、水域、農業區、草原、濕地到城市居民區等都可見到。其中，以熱帶島嶼以及低海拔地區的生態系統受損程度最為嚴重。

2.3 帶來嚴重的危害

目前，我國已明文停止原始森林的亂砍亂伐，嚴禁人為進一步破壞生態系統。在此情況下，外來物種已經成為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當前生態退化等問題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對于南方熱帶、亞熱帶地區和水域生態系統，外來物種已經上升為首要的影響因素。

3 外來物種的防治

3.1 加強已入侵生物的治理，防止其進一步擴散

對已經嚴重入侵的有害生物，要迅速建立外來入侵生物信息庫，包括其分布、控制方法與技術、生物生態學特性、國外防治經驗等，并及時更新信息，跟蹤其發展蔓延與危害程度變化的情況，為治理提供安全可靠的科學依據。同時，應對已入侵的有害生物徹底根除，應由環保部門組織農業、衛生、林業、科技等其它相關部門制訂專門的工作計劃，采用物理、化學、機械、人力以及生物等多種防治手段相結合的方法，對入侵的有害生物進行滅活，同時，也要防止殘體的后續影響，控制入侵生物繼續蔓延和擴散。

3.2 加強對外來生物入侵的預防

建立典型生物群落數據庫、生物物種數據庫、外來物種數據庫、鄉土物種數據庫等，并對每年新入侵的物種以及新發現的物種都進行動態跟蹤。同時，加強法規建設，盡快出臺外來物種入侵條例；加強濕地保護的相關法規，加強野生植物、動物、農業、林業等方面的立法，使得防治工作有法可依，切實有效的使管理規范化、法制化。除了檢疫部門和海關要對入境的旅行者攜帶的行李，各種交通工具和各種貨物加強檢查外，還需要進行生物引種的個人、企業和部門對引種生物的生態影響進行及時準確的評價，并且提交影響評價報告書，提出科學合理的防范措施，經由環保行政主管部門同意才可以實施引進。同時，引進的單位和個人要對外來物種采取隔離或者緩沖區等相應的防范措施，建立監測檔案并進行環境監測。對于擅自引進外來生物而造成嚴重后果的，應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給予一定的處罰。

總之，外來生物入侵的問題涉及到社會各個領域，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我們應加強公共教育，提高全民的防控意識，讓全民都參與到防治外來生物入侵的行動中來。通過媒體介紹國內外管理控制方面的經驗教訓，讓公眾認識到外來物種問題是全民生態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把對外來物種的防控變成全民自覺行動。

參考文獻

第8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土地生態安全；DPSIR修正模型；物元分析法；耦合協調分析；舟山市

中圖分類號：X24；X826；F3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16-4158-07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6.021

土地作為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不可再生的主要資源，是一個國家或區域發展的根本性制約因素。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迅猛推進，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早期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帶來的土地生態安全問題逐漸顯露并持續惡化。學界關于土地生態安全問題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土地生態安全是生態安全領域下屬的一個概念，目前并沒有一個公認的界定，但一般意義上包括以下3點：一是土地生態系統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續，二是土地資源（或土地生態系統）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穩定的生態服務或保障，三是在確保土地生態系統自身健康和可持續的前提下，土地生態系統能夠提供給人類生態服務[1]。本研究基于第三點對土地生態安全展開研究。在當前中國大力推進城鎮化并以此拉動內需的大背景下，城鎮化對土地資源的需求急劇增長。準確評價一個城市的土地生態安全并以此做出對策分析，對科學推進城鎮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土地生態安全指標評價體系構建和各指標權重科學確定是評價工作的基礎，科學的評價方法是研究結果是否全面、科學、準確的決定性因素。在指標體系構建方面學界目前主要采用EES模型、PSR模型、DPSIR模型，其中DPSIR模型是由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基于原有PSR模型存在不能把握系統結構和決策過程、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只能通過環境狀態指標間接地表述等缺點，對PSR模型進行進一步修正所提出[2]。基于EES模型，部分學者采用熵權法與物元分析法相結合、熵權法與集對分析法相結合或層次分析法與物元分析法相結合的模型對土地生態安全進行評價[3-5]。在PSR模型方面，有學者基于熵權法、層次分析法或熵權法與層次分析法相結合的權重計算方法，分別與綜合指數法或物元分析法相結合得到評價模型[6-9]。另有學者基于DPSIR模型提出DPSIR模型與TM影像或TOPSIS模型相結合的修正模型[10-11]。在綜合考量各個模型的優劣后，本研究提出基于物元可拓理論與耦合協調分析的DPSIR修正模型對土地生態安全進行評價。DPSIR模型構建的指標體系充分、全面地反映了土地生態安全現狀及各指標間的聯系，使指標具有準確的評價能力。采用熵權法對權重進行計算能夠保證其客觀性和科學性[12，13]。物元分析法與耦合協調分析相結合的評價模型兼具物元分析法能夠無丟失地準確反映實際情況的特點和耦合協調分析能夠對各系統間聯系做出動態評價的特點。模型全面、準確地反映了土地生態安全現狀，并能夠基于各系統間的動態聯系提出科學的應對建議。本研究嘗試采用該修正模型對舟山市土地生態安全做出評價。

1 基于DPSIR模型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研究基于DPSIR模型的內涵構建指標體系，并按照模型對各系統間應具有內在聯系的要求，分別從生態敏感地減少、土地污染壓力增大與生物多樣性棲息地減少3個方面選取指標。在具體指標的選取思路上，以土地污染壓力增大方向為例，以單位土地廢水負荷作為土地污染壓力增大的替代指標，并以此為核心選取鏈式的5個指標：工業總產值、廢水排放總量、單位土地廢水負荷、糧食作物總產量、企事業單位污染治理資金。工業的發展會引起廢水的增加。因此，工業總產值為驅動力，廢水排放總量增加為驅動力造成的壓力。在土地面積不變的情況下廢水排放總量增加會導致單位土地廢水負荷的加大，即壓力改變狀態。土地狀態的變化會影響糧食作物的產量，并直接影響人類的生存，即狀態產生影響。人類在感知到影響后采取措施，加大污染的治理力度，增加治理資金以作為響應，即影響帶來響應。此外，在生態敏感地減少方面，研究選用水土流失面積作為生態敏感地減少的替代指標，以此為核心指標選取5個鏈式指標：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除綠地外建設用地面積、水土流失面積、治理水土流失面積、當年圍墾已利用面積。在生物多樣性棲息地減少方面，選取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作為生物多樣性棲息地減少的替代指標，以此為核心選取5個鏈式指標：總人口增長率、城市征用土地面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造林面積。在指標性質上，正向安全性指標定義為指標值越大土地生態越安全，負向安全性指標定義為指標值越大土地生態越不安全。在指標權重的確定上，研究選用熵權法進行計算。具體權重的計算不再做過多的介紹。基于上述說明，得到土地評價體系（表1）。

3 舟山市土地生態安全實證研究

3.1 研究區域概況及研究數據來源

舟山市位于浙江省東北部，地處北緯29°32′-31°04′，東經121°30′-123°25′。行政區劃為全部舟山群島，有大小島嶼1 391個，其中有人居住的島嶼103個，礁3 306座。全市東西長182 km，南北寬169 km，區域總面積2.22萬km2，其中海域面積2.08萬km2，土地面積1 440.12 km2，海岸線總長2 444 km。歷年平均降水量1 356.3 mm。2010年舟山市地區生產總值為644.3億，其中第一產業占9.6%，第二產業占44.5%，第三產業占44.9%，工業與服務業發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為112.13萬人。

4 小結與討論

本研究基于舟山市案例，將DPSIR模型、熵權法、物元分析法與耦合協調分析有機結合。在指標的選取方面采用DPSIR模型對指標體系進行構建。選取的指標科學、合理，對舟山市土地生態安全具有準確的評價能力。采用熵權法對指標的權重進行計算。熵權法基于信息論的基本原理，在指標權重的計算上有著客觀準確的優勢。在評價方法上，本研究提出了結合物元分析法與耦合協調分析的綜合評價模型對對象進行評價，得到如下結論。

1）研究利用該模型全面地分析了舟山市土地生態安全現狀及各系統間的動態聯系，研究結果與舟山市土地生態安全現狀基本吻合。對于舟山市現存的發展困境，建議制訂系統的、全面的宏觀性戰略，尤其要重視土地的污染問題和生物多樣性棲息地的保護重建工作。此外，在產業結構上舟山市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并減少工業的比例。

2）該模型既保留了物元分析能夠無丟失地全面評價對象現狀的特點又有耦合協調分析能夠對對象做出動態評價的特點。在處理生態安全問題上，將抽象的、難以界定的土地生態安全系統化、簡單化，將定性的生態安全量化、數據化。同時，將一個個單獨的問題納入一個整體，從整體上考慮處理方案，這對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起到很大的助力。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國在一些指標上缺少完善和準確的評定標準。因此，該模型在構建經典域與節域方面存在缺陷和遺憾，部分指標在經典域和節域的劃分上只能參考以往學者在相關方面的研究以及其他地區在這些指標上的實際值。經典域與節域的不完善會對土地生態安全的評價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相信隨著學界對土地生態安全研究的深入，對指標的評價標準將會愈加明確，而該修正模型也將更具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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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態安全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礦區；礦區資源環境安全；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38-0061-02

礦區在我國社會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國的礦區不僅是礦產賦存、生產和供應基地，而且還具有社區的功能。我國國情決定了對于礦區這類特殊的區域，資源環境是其持續發展的最根本基礎，沒有良好的資源環境條件，礦區的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所以開展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1研究對象的界定

1.1礦區

目前對礦區的不同界定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從礦山企業的角度出發還是從礦區行政區劃來考慮。無論從何種角度出發，都可以發現礦區是一具有空間有限性和連續性的特定地理范圍，是具有一定空間功能、聚集功能、連接功能等的社會群體所在區域，并有其自身特有的自然環境特征。本研究認為，作為分析研究論及的礦區理論上可以有三種劃分方式：第一種是以行政管轄范圍劃分，這種方法劃分的礦區具有明確的邊界；第二種是以礦山企業范圍（井田）的邊界線劃分，即由幾個礦井所組成的井田范圍，這種劃分也有明確的邊界；第三種是以生態功能區劃的劃分方式，這種方法劃分的礦區并沒有明確的邊界線，而是根據區域生態結構和功能來確定范圍。

1.2礦區資源環境

在資源環境科學中，資源環境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自然資源，即人類財產的來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二是環境，即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及其質量。

自然資源是指在一定條件下人類所能開發和利用的自然環境因素的總稱或對象；自然環境，一般指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地球表層的自然因素。

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是針對同一自然界而言的從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而產生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就所指的具體客觀事物而言，兩個概念實質上并不存在截然區別的界限。由于一個自然體兼有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特性。因此，資源和環境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個自然體表現的兩方面功能。實質上，資源問題與環境問題是緊密相關的，環境問題可以說就是資源問題，或資源問題包括環境問題。因此，礦區資源環境安全涉及很多方面。本著突出重點的原則，筆者認為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研究應側重于礦產開發引起的其他自然資源與環境安全的影響。故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研究對象即為礦區除礦產資源外的其他自然資源與環境，包括土地資源及其相關環境、水資源及其相關環境、大氣資源及其相關環境等。它是礦區人類活動的基礎，是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要素。

2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定義與內涵

資源環境安全是指一定區域無論是當代還是后幾代人都可以持續、穩定和經濟地獲取自然資源，同時，又使人類生存發展所依賴的自然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處于良好狀態或處于不受或少受破壞與威脅的狀態。資源環境安全是一個具有空間層次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對于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筆者認為人類在礦產資源開發的過程中，應對礦區其他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破壞和恢復控制在良好的狀態范圍內，即資源環境破壞及其整治后不應威脅礦區人類生存和發展，應能為礦區持續發展、礦區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提供良好的資源環境基礎。它具有以下含義：

（1）礦產資源的充分、合理開發。這是保障國家層次上的礦產資源安全所要求的。

（2）礦產開發對礦區其他自然資源及環境的影響或破壞應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使其在礦區資源環境承載力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而不使其遭受毀滅性的破壞。

（3）對不可避免的資源環境影響或破壞要盡可能對其治理，并恢復到良好的狀態，以維持資源環境的功能。

（4）保障礦區資源環境安全即是保障當代及后代礦區居民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

因此，礦區資源環境安全是一個多目標的決策問題，它要求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要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兼顧，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兼顧，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兼顧。從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含義可以看出，礦區資源環境安全是與礦區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對應的，當資源環境承載力超載時，資源環境系統不安全，反之則安全。

3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系統的特點

礦區由于礦業生產的特點，與一般區域有著很大的特殊性，所以威脅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因素也相應具有特殊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

3.1累積性

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對其他資源環境的破壞具有很強的累積性。目前礦區出現的任何資源危機或資源環境問題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較長時期沉淀的結果。累積性要求所進行的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研究能涵蓋一定的時間、空間范圍。

3.2突發性

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災變通常呈現突發性，這是由礦區資源環境系統自身性質決定的。礦區資源環境系統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處于動態的平衡之中，當人們開發利用煤炭資源獲取所需要“負熵”的同時，將不同程度地影響或打破這種平衡，包括自然資源環境系統內的平衡和自然資源環境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間的平衡，使煤炭資源環境系統熵增大。而且這種演替過程往往呈逆向的，在時間上包括漸變與突變、連續與間斷、波動與周期等各種演變形式；在空間上，則是系統內部各要素的消長、進退和更換、環境結構和功能變動、演化和重構、環境質量的退化等。

3.3滯后性

由于累積性的特征，礦產開發對其他資源環境產生的后果顯露要相對滯后一段時間，一些現象在開采初期是沒有表征或是不易觀察到的。但當表現出來以后，安全狀況就已經很嚴重了。因此，在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研究中，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提前做出調控決策，防患于未然。

3.4時空動態性

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總是處于不斷的發展中的，它與礦區的發展階段和生命周期是相對應的。因此必須要有一套有效的評價、監測預警的技術系統，當前“3S”技術（GIS、GPS及RS）能很好解決這些問題。

4礦區資源環境安全與礦區可持續發展

礦區可持續發展研究，著眼于因礦產資源開發而形成并且受資源開發直接影響的區域進行的分析研究。礦區可持續發展具體包括資源利用的可持續、環境可持續、經濟可持續以及人口與社會可持續。將礦區資源環境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內涵作比較，不難看出，對礦區可持續發展而言，保障資源安全意味著應有資源利用的可持續，生態環境安全意味著應有環境可持續；而只有資源環境安全才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由此可見，礦區可持續發展強調或包括了資源環境安全。資源環境安全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基礎，離開這個前提條件，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都不可能實現。礦區資源環境安全強調的是一種基礎性作用，而可持續發展是指一種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目標或戰略，這種發展模式有助于保障礦區資源環境安全。

實施體現資源生態化利用、符合循環經濟架構的綠色開發戰略是實現礦區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資源環境安全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前提和基礎，也是衡量區域發展可持續性的重要判據。資源環境安全的概念來自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核心，即人類需求滿足、公平以及自然資源環境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協調發展。

（1）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發展的最終訴求，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滿足人類需求應以可持續發展為前提，可持續發展所強調的需求滿足是指基本需求及社會發展需求。

（2）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同時，應考慮到代際公平。代際公平，實際上是自然資本與物質資本在時間上的轉換。無論是可耗竭自然資源還是可更新自然資源，都要求當代人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利用應以不破壞后代人的生存與發展為前提。

（3）對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應是在維持資源環境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由于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可避免要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和破壞，而生態環境的保護有制約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因此，礦區資源環境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從自然資源持續利用及人類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考慮，都應協調礦產資源開發與資源環境培育的關系。

5結論

對于礦區這類特殊的區域，資源環境是其持續發展的最根本的物質基礎，沒有良好的資源環境條件，礦區的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本文主要對有關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探討，包括研究對象即礦區及其資源環境的界定、礦區資源環境安全的內涵及其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等問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