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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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信用原則是民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著我國市場經濟能夠健康發展的關鍵。本文首先對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內涵及應用領域進行探究，并討論了誠實信用原則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影響，最后針對我國民商法信用原則存在的不足之處，給出了幾點從信用原則方面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策略和建議。
關鍵詞
民商法信用原則；市場經濟體制；誠實信用原則
民法和商法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法和商法共同調整著商品經濟關系，確保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正常運營。民商法的信用原則，是民商法體系中具有雙重調整性、普遍規范性和較強伸縮性，具有法律調整和道德調整的雙重作用，因此其對民商法的完善和發展有重要作用。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完善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如何應用民商法的信用原則，進一步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然成為左右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內涵及應用領域
（一）信用原則的內涵及應用領域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規范的行為標準。我國的法律體系，是基于我國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規范，參考蘇聯和西方的立法體系設立的，因此誠實守信原則在我國民法和商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和完善，加之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我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逐漸加大，誠實守信原則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重要基礎。只有保證我國民法和商法的誠實信用原則適用，才能有效的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才能進一步在現有的民商法基礎上，根據社會對民商法的需要，對民法和商法進一步的完善。信用原則作為傳統道德和現代法律的基礎原則，其不僅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淘汰，反而其作用越來越明顯，甚至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和建設的重要因素。在《合同法》中更是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力、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的重要地位。換言講，誠實信用原則已經成為貫徹民商法的基礎原則之一，影響著民商法在司法領域的應用，并影響著民法和商法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作用。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誠實守信原則是平衡參與經濟活動雙方利益的重要工具，并能夠發揮著平衡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重要作用。誠實守信原則不僅是社會道德的一部分，還具有法律特有的強制性特征。從社會道德方面來說，如果一個人或一個企業不遵守誠實守信的原則，那么其必然會陷入無人交往的境地，必然會導致個人或企業無法參與到正常的社會活動中。
（二）誠實信用原則應用的領域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和商法中的應用是比較常見的，并且體現在物權法和債權法中的諸多方面。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和商法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應用，將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在物權法中，誠實信用原則作為重要原則之一，是構建物權秩序與交易規則的基本工具，其具體的體現就是公示和公信。誠實守信原則在物權法中的另外一個應用就是相鄰權，在這項權利的行使中，誠實守信原則是衡量權利是否被侵害的重要依據。還有一項對所有權的應用就是善意取得制度，該制度根據誠實守信原則，轉讓給他人的財產能夠使第三方合法擁有使用和處置的權利。在債權法中，誠實守信原則可以表現為情更原則、歸責原則兩方面。情更原則主要應用于合同變更和解除時，具體指合同生效后，在合同關系的基礎情事中由于不規則當事人的因素，預防當事人蒙受不合理的損失，。還能夠使另外一合法當事人獲得意外的收益。債權法中的歸責原則，主要是指無過錯責任、公平等原則，該原則一直作為判斷事實行為的標準，對于維護良好的公共秩序和提高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誠實信用原則的重要影響
在市場經濟帶領下，市場交易原則的樹立也越來越多，交換是市場經濟發展動力的基本形式，在人與人交往過程中，彼此的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市場經濟中，誠信更是眾多市場準則中的重中之重。誠實信用是作為市場經濟交換的基礎保證，其行為得以進行的基本倫理前提是誠實守信，即使交換各方有任何一方不相信另一方，則這種交換行為則難以進行。市場經濟領域中的信用，主要指的是參與市場經濟的各方在長期的經濟交往而形成的信任關系和信譽評價。這種信用關系和評價是市場交換的前提，同時，市場經濟的交換必然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它是信用的結果。由此來看，信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不僅是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更是支持市場經濟前進的動力。在無形的經濟發展建設中，城市信用的原則一定要落實到實處，促使市場競爭的良性發展，從而共同推進經濟建設的發展。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倫理原則，同時還是市場經濟效率的資本（這種資本既可以被視為社會資本，也可以被視為道德資本，但它對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是確定的）。綜合來說，在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下，誠實信用原則可以產生經濟效率的資本。雖然其是經濟發展中的外部條件，屬于無形產物，不能夠進行直接的買賣，在技術層次上也不可替代，但是“誠實信用”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確有著重要的意義及作用。盡管在經濟學家眼中，信任和類似的價值觀被看作是經濟活動中的“外部事物”，但是確能夠促進經濟效率的，有利于提升經濟行為中的交換數量和質量。在一定意義上，信用可以被納入產生經濟效果的重要資源之一，市場經濟中的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國家信用、產品信用、消費信用、國際信用以及政策信用、法律信用、司法信用等都是重要的社會資本或道德資本，信用不僅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更是市場經濟的重要資本或資源。
三、民商法信用原則中存在的不足之處
（一）內涵與概念界定不清盡管誠實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的應用比較普遍，并且很多案件或事件中都會應用到信用原則，但我國民商法理論體系中，卻缺乏對誠實信用原則和內涵的統一認定。在諸多的民商法誠實信用原則理論中，包含條款說、立法意志說、雙重功能說等很多不同的理論派別，雖然這些理論派別均從某一方面對誠信原則在民商法中應用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具體的論證，并對其內涵進行了解釋，但由于這些說法均有其合理性，因此現如今的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沒有確切的內涵和定義，這直接導致我國民法和商法在涉及到誠信原則的應用時，缺乏足夠的標準型和理論支持。
（二）誠實信用原則缺乏具體的法律保障雖然誠實信用原則被寫入民法和商法中，但由于誠實信用原則根本沒有準確的理論界定，因而導致誠信原則在使用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混亂。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意味著我國的社會體制仍然在不斷建設和完善中，也也導致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的原因，信用體系建設的并不完善，或許這也正是我國法律理論研究體系中對于誠信原則無法準確定義的原因之所在。由于誠實信用原則缺乏具體的法律保障，較低的違規成本和帶來的較大的收益預期，必然會導致有些個人和企業鋌而走險，導致市場經濟運行的比較混亂，矛盾和信用問題不斷出現。
（三）與其他原則相比，誠實守信原則的序位相對滯后誠信原則應該作為民事立法的根本原則和主要價值追求之一，只有使民法和商法能夠為保護誠信的市場行為的有效工具，才能發揮民法和商法在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然而我國的民商法法律體系中，雖然對誠信原則反復強調，并將其應用于民法和商法中，但卻將誠信原則放置于各項民事法律的末位。這導致我國社會的發展中，對誠信原則毫不重視，最終導致整個社會對誠信守信存在誤解，認為誠實守信在社會公德中本來就處于末位，導致我國社會上的信任危機嚴重，造成了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畸形，并直接影響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甚至影響到了境外資金參與到境內投資的積極性。
四、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策略
（一）明確信用原則的價值內涵能夠更好的實施一個法律條款，首先要把握好其核心內涵，雖然信用原則的法律概念存在分歧，但信用原則作為社會公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法律中的核心內涵是確定的。為了更好的應用誠實信用原則，就要求我們在使用信用原則相關條款時，對信用原則有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交易主體能夠明確信用原則的核心內涵，那么在交易活動中就會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開展交易的基礎，從而在交易活動發生之時正確的行使權力和履行義務。消費者如果在交易活動中明確誠實信用的原則，就能夠利用好法律工具，保證交易的公平和公正，從而降低在交易活動中受到損失的幾率。法律工作者把握好誠實信用原則，當遇到相關案件時就能對案件更準確的分析和審理，從根本上提升法律的公信力。
（二）加強信用原則的執行力度我國民法和商法體系中，對信用原則沒有統一的定義，對違背信用原則的事件也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予以制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由于對誠實信用原則沒有立法保護，導致部分個人和企業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后，根本沒有相應的機制予以處罰，而只能靠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來降低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事件發生的概率，但這個過程是比較緩慢的，不符合我國現階段較快的社會發展速度。這就要求我國法律應該加強信用原則的執行力度，對信用原則的執行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并出臺相應的行政處罰機制，讓信用問題能夠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而從根本上實現對信用原則的保護，降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信用問題出現的幾率。
（三）加強政府引導的同時加強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我國現階段的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這是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決定的。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甚至很長時間內，都會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政府的引導和市場調控仍然是必要的。鑒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中近年來信用矛盾和危機頻發的現狀，政府機構應該積極引導誠實信用原則在市場機制中發揮作用，彌補市場經濟自我調節機制的不足。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速度，并縮短政府參與市場宏觀調控的時間，還要加強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只有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成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信用問題，才能有效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良性、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民商法中信用原則的應用，是民商法完善和發展的基礎之一。由于我國民商法將信用原則的位次后置，以及受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現狀的影響，我國信用原則一直存在問題。要想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兩性發展，就必須了解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內涵，并加強信用執行力度和政府干預效率。
參考文獻：
[1]趙大為．淺談我國民商法制度的完善與發展．法制與經濟．2012（14）．
[2]蘇楠．論民商法的信用原則與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現代商業．2012（3）．
第2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社會和諧機制
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又做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的決定。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競爭的經濟，然而作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了具有競爭的屬性外，還應具有和諧的屬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競爭與和諧的統一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和諧的市場經濟。
一、和諧運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
1.市場經濟和諧運行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全面和諧的社會，其中經濟的和諧是基礎。因為，和諧社會的實質是要處理好社會中的各種關系,協調好人們的各種利益，使人們和諧相處,充分激發社會活力,實現社會的安定團結。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經濟利益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只有首先協調好經濟利益關系，滿足了物質生活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會是否和諧根本上取決于經濟利益關系是否和諧，只有從經濟利益關系出發來構建和諧社會，社會和諧才有堅實的基礎。目前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要構建的和諧社會，應該是在市場經濟和諧運行的基礎上，構建出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狀態。由此可見，市場經濟和諧運行，是理順我國現階段經濟利益關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
2.市場經濟和諧運行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它除了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外，還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具有社會主義的特殊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必須以實現最廣大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既要促進效率的提高，發展生產力，又要防止兩極分化，注重社會公平；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競爭的作用要受到社會和諧目標的約束；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競爭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標的協調和相應政策的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效率與公平、競爭與和諧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的經濟。
3.和諧運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進經濟增長、帶來高效率的同時，其自發性、盲目性的缺陷會損害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從而引發惡性競爭、短期行為、道德缺失，帶來經濟增長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懸殊，乃至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以及其他不和諧因素。市場經濟的缺陷不僅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相對立，而且同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要求相對立。改革開放30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雖然使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這就為市場經濟消極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從而產生競爭無序和失范、不講誠信、假冒偽劣、欺詐活動等不和諧現象，而這一切都不利于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發展，越迫切需要和諧機制來引導、規范、推進和保障，以維護市場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發展市場經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途徑
市場經濟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發展市場經濟。事實上，市場經濟與社會和諧有密切的聯系，發展市場經濟，有利于不斷增加和諧因素，消除不和諧因素，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途徑。
1.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之間存在著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要求。這些要求與市場經濟的某些屬性有著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本質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第一個要求。發展市場經濟能較好地解決民主法治的問題。因為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如果沒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沒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市場經濟是不能夠運行良好的。同時，完善的法治體系也需要民主作為保障。發展市場經濟，能推動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增強人民的政治參與意識，促使國家民主法治體系的完善。市場經濟越發展越容易促進國家完善民主法治，這就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了必要條件。
其次，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公平正義具有統一性。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公平競爭的經濟，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樣的規則。盡管由于每個人的條件不同，在公平競爭中可能導致結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生產者經營者都以平等的身份進入市場競爭，在競爭中求生存和發展，實現優勝劣汰。因此，發展市場經濟，有利于增強人們的平等意識和公平競爭觀念，從而能較好地解決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
再次，發展市場經濟有利于誠信友愛的建立。市場經濟是以信用為基礎，通過契約為紐帶來維系的，“誠信為本”是現代市場經濟長期生存的法則，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如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背后調節著商品運動，一切商品的價值和質量都要通過市場來檢驗，這有利于樹立人們的質量意識和誠信觀念，為和諧社會的誠信友愛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礎。
通過發展市場經濟，還能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要求創造必要的條件。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為了追求利益，相互競爭，不僅使社會充滿著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決效率問題。同時市場經濟不僅能優化資源配置，還能促使市場規則和法律法規的健全完善，這就為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創造了條件。另外，市場經濟承認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對人的利益的承認和肯定，有利于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質的提高，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2.發展市場經濟能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
社會和諧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長，沒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長，和諧社會將無從談起。盡管物質財富的增長不會自發地導致社會和諧，但社會和諧卻離不開物質條件。因為和諧與貧窮落后是不相容的，一個貧窮落后的社會永遠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和諧。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同樣，貧窮也不是和諧的社會主義。因此，社會和諧的程度最終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并受其制約，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社會和諧的基本前提。而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觀上，它能促進社會資源配置的優化，在微觀上它能充分調動企業和勞動者提高效率的積極性，從而有效地促進生產力迅速發展，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物質基礎。轉總之，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是殊途同歸的，是相容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發展市場經濟。
三、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機制
和諧機制是指為市場經濟和諧發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導手段和控制杠桿。盡管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之間存在著相容性，發展市場經濟能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市場經濟固有的規律和特征決定了市場經濟的和諧是不能自發形成的，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去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機制。
1.堅持以人為本是根本出發點
經濟運行機制必須服從和服務于人類活動與發展的需要，促進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因此，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首先從人出發，尊重人的主體地位，充分保護和激勵人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確保人的權益得以實現。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機制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人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不斷提高，形成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
2.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是基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發展，僅僅依靠法律和制度規范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借助道德的力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道德體系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而新的道德規范還沒有形成，因此積極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確立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遵循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要著力培養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引導人們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競爭與協作、先富與共富的關系，營造扶正去邪、揚善懲惡的社會風氣。在人類的道德體系中，誠信友愛對市場經濟的和諧發展最有價值，要建立企業、個人的信用檔案，完善現代信用體系，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
3.加強法制建設是保證
加強法制建設，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維護市場運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競爭的環境，實現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保證。要建立正常的市場進入、市場競爭、市場交易秩序，規范市場行為，保證公平交易、平等競爭，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要通過一系列法律法規界定各市場主體的產權，明確各自的活動規范，使市場活動在法律規則的框架下展開，引導人們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覺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規范自己的行為，解決所遇到的矛盾；要堅決打擊市場不法行為，真正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運行。
4.健全收入分配機制是關鍵
社會公平是衡量和諧社會的重要尺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和優越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表現。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則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促進社會公平，就必須健全收入分配機制，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構建科學、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要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在科學發展觀提出的“統籌規劃”方法指導下，充分考慮和兼顧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制定社會普遍能夠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強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并以法律形式來調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時還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推進器，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器。因此，必須完善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險等制度，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對失業者給予資助、對困難群眾給予保護，實現全社會的社會保障，滿足每一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發展。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競爭的經濟，也應該是和諧的經濟，既具有競爭機制，也應該有和諧機制，只有把競爭機制與和諧機制有機的統一起來，才能實現市場經濟的和諧發展，奠定和諧社會的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陳永昌:《堅持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的有機統一》.《北方經貿》，2005年第10期
[2]顧枉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建設》.《經濟縱橫》，2008年第1期
第3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中國 市民社會 市場經濟 建構 初探
一、市民社會概念發展演變過程及其主要特征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一詞來自西方,其內涵不斷發生變化。最初是社會和國家的一般用語,與“政治社會”并無不同;后來表示國家控制以外的社會和經濟安排、規章制度等等,是對近代歐洲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相分離的現實的反映。不過,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應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并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產生、發展而逐漸完善起來的。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亞里士多德認為市民社會指政治共同體或城邦國家,其含義與政治社會并無不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自然(野蠻)社會的概念。17、18世紀英國和法國的思想家曾把“市民社會”視為與自然狀態相對應的一種象征著文明、進步、道德的理想社會,為了結束人與人之間彼此“像狼一樣”的敵對的自然狀態,人們必須通過締結契約的方式而結合成“市民社會”。
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是指獨立于政治國家之外并以國家為存在條件的社會物質生活領域。將市民社會看作是私人利益的體系,認為個人是市民活動的基礎,也重視在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的作用,認為市民社會依附于國家。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思想,把市民社會看作是市場經濟中人與人的物質交往關系和有這種交往關系所構成的社會生活領域。認為國家依附于市民社會。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則認為“市民社會”是一個“處在市場經濟和行政國家‘之間’或‘之外’,但與兩者‘相關’的……公共領域”。
現代西方學者柯享和阿拉托在《市民社會與政治理論》一書中說道:“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成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領域(尤其是自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
我個人認為市民社會是一個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內的一種介于“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廣闊領域,它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相對于政治國家而言的一切私人領域和非官方公共領域。它有相對獨立而存在的各種組織和團體構成,是國家權力體制外自發形成的一種自治社會,是衡量一個社會組織化、制度化的基本標志,具有獨立性制度性的特點。市民社會是國家權威和個人自由的緩沖地帶,是“私人利益的體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它包括非國家的社會生活一切領域的秩序、結構和過程。
由此而論,我認為市民社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市民社會相對應的經濟運行形式是市場經濟。市民社會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市場經濟是市民社會的基本建制。市場經濟要求市民社會必須從政治國家中獨立出來。市民社會是以市場經濟為核心的經濟共同體。
第二,自愿性是市民社會成員活動的首要前提。自愿性即非強制性是市民社會成員活動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前提條件,市民社會成員是自發的,為了共同的利益和需要而結合在一起來進行經濟活動、社會交往活動的私域。
第三,市民社會遵循契約原則。市民社會成員的一切活動是在一定的規則和法理的范圍內進行的活動,是在遵循一定的法律和章程的前提下進行的經濟活動和社會交往活動。
第四,市民社會是公共領域高度發達的社會。市民社會是介于私人領域與公共權威之間的一個領域,是一個非官方的公共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市民社會成員通過自己的理性來討論和評判公共權威及其政策和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等等。
第五,市民社會成員具有人格獨立性。人格獨立性是市民社會成員獨立自主地參與社會活動和經濟領域活動的最起碼的要求,每一個成員都是獨立的個體,具有獨立人格和自主意識,不存在人身依附關系,雖然只有與其他人的聯合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但這種聯合也只是僅僅表現在共同需要的方面,而且是出于自愿,并且個人在聯合中并未失去獨立性,可以說他們之間的聯系是一種純粹的外在關系。
第六,市民社會是由每個各自獨立而又彼此相互依賴的特殊人所構成的聯合體。市民社會的成員本身都是相互獨立的,“具體的人作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為各種需要的整體以及自然必然性與任性的混合體來說,它是市民社會的一個原則。”市民社會的成員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人作為“中介”,達到自己的目的和滿足自己的需要。“我既從別人那里得到滿足的手段,我就得接受別人的意見,而同時我也不得不生產滿足別人的手段。”
二、中國市民社會建構的現實分析
1.中國市民社會產生和提出的背景、內涵及主要特征
(1)中國市民社會產生和提出的背景
市民社會理論在中國的研究主要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國際局勢影響,高度集中的中央權威制度遭到了嚴重的挑戰,中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也同樣遭到質疑,國家與社會沒有真正的分離,可以說國家就是社會,社會就是國家,國家與社會是一元化的結構。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社會自主領域不斷擴大、個體主體自由度不斷增大、生活方式不斷非政治化、新社會組織、新經濟組織、新社會階層不斷涌現,國家對社會全面控制的局面被打破,越來越多的權力要素流入社會,國家與社會一元化的結構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市民社會正在生長、發育和崛起。我們理應順應這種趨勢,積極探索市民社會發生發展的規律,積極建構和培育中國的市民社會。
(2)中國市民社會的基本內涵及主要特征
內涵:就一般意義來說,中國的市民社會乃是指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原則,以自愿為前提和以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議政參政活動的非官方公域。
主要特征:①自發性與人為性并存;市民社會中的新社會組織和新經濟組織,是市民社會成員自發形成的,但是由于我國市民社會發育還不成熟,一些社會組織和團體還要靠國家的力量加以推進和引導。②民間性與官方性并存;市民社會中的組織和團體,是在民間自發形成的,但由于一些團體和組織本身的局限性,還需要政府的控制和干預。③自主性與依賴性并存;市民社會成員的自主意識是第一位的,追求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發揮,但由于市民社會發展的空間相對來說還比較小,對政府的依賴性還有待加強。④分離性與合作性并存;目前中國的市民社會發育還不完善,一些民間組織,在發展的過程中,既要自主自發的形成和發展,表現出一種分離性,但用于本身力量的脆弱,政府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扶植。
2. 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現狀
(1)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市場經濟建設日益完善;(2)社會自主資源和自由空間積聚膨脹;(3)以第三部門為載體的非官方性公共領域大量涌現;(4)法治日益成為社會運行的主要治理機制;(5)公民的政治參與逐漸增加。
3. 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現實必要性
(1)促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2)推進社會主義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需要;(3)抑制權力市場化濫用的需要;(4)促進彈性社會結構生成的需要。
4. 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現實基礎
(1)經濟基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2)政治基礎――國家與社會的分離;(3)文化基礎――契約精神的出現。
5. 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現實困境
(1)借用西方理論的學理誤區;(2)缺乏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3)缺乏構建市民社會所需要的社會文化環境;(4)缺乏相應的政策和法律的保障;(5)作為主體的民間組織發展不夠完善。
三、建構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基本思路
1. 建構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基本目標――超越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二元對立,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使國家權威與個人自由之間有一個緩沖地帶。
2. 建構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以國家培育為主,以市場經濟拉動和民間力量的自然增長為輔。
3. 建構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基本策略――“兩個階段發展論”第一階段為形成階段,其間由國家和市民社會成員共舉;第二階段為成熟階段,其間市民社會成員在繼續發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時,逐漸進入“公域”,參與和影響國家的決策,并與國家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
4. 建構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基本路徑
(1)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鞏固市民社會的前提和基礎;(2)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3)培育市民社會文化,為市民社會的成長壯大提供精神動力;(4)大力培養社會中間階層,加快市民社會主體的形成和壯大;(5)加強法治建設,為市民社會的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四、建構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價值意蘊
1.理論價值
通過本文的研究能夠對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歷史演變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對于發展哲學,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市民社會的理論,促進理論創新,使理論與時俱進,永葆活力,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國市民社會的崛起,也是積極迎合全球公民社會的一個重要舉措。
2. 實踐價值
研究中國的市民社會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迫切要求,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經過20多年的無畏探索和艱苦卓絕的努力,在經濟領域,中國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藍圖已經十分清晰;在政治領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也已經確定;只有在社會領域之中,改革的方向和藍圖還相當模糊。時至今日,社會領域的變革已經成為推進中國整體改革事業的關鍵,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社會領域的支持,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將無法有效運行。所以,研究中國的市民社會,并通過這種研究推進社會領域的健康發展,就成為今日中國學術界面對的最緊迫的“時代任務”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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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當前，市場經濟的大潮沖擊著社會的每一個層面，企業的檔案工作也面臨著一場挑戰。面對挑戰，企業檔案工作應如何加快步伐，改革究竟如何入手；檔案工作新的管理模式包括哪些內容；什么是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檔案館（室）藏體系怎樣布局才有利于檔案作用的發揮？
一、建立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企業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而采取的重大舉措。建立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是企業改革的一項配套措施，是企業檔案工作保持健康發展的必然階段。因為企業制度的創新與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雙方需求和互相補充的。
1.企業改革需要檔案管理制度的創新。在企業改革過程中，無論是轉變經營機制，還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檔案為企業調整組織和產業結構，對外經濟合作、清產核資，進入市場成為具有獨立法人權力競爭者提供重要的信息和依據。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也對檔案工作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為檔案事業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機遇。經濟體制的改革，使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過渡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繼而進入市場經濟。由于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轉換經營機制是企業改革的重點，這便預示著企業檔案工作在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等方面也必將進行一場深刻的變革。
3.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對檔案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企業檔案工作還停留在目前管理狀態，將很難有大的發展。因此，作為企業科技信息管理的組成部分，檔案部門要積極探索檔案工作發展的新思路，著手進行改革，實現檔案管理制度的創新。
二、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的特征
何為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表述，這里試對其基本特征做些描述。
1.經營機制的轉變，將企業推向市場，為了增強市場競爭能力，企業內部的各個部門都要高速運轉，要求檔案以情報、信息的形態出現，比較強的表現在為企業現實活動服務等方面。檔案利用的周期普遍縮短，發生作用的機遇有很大提高，利用方式要求簡便，快速靈活。
2.企業經營范圍的拓寬，使得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也使企業在生產經營管理中不斷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新的檔案成分便與之俱生，檔案的歸檔范圍發生很大變化，需要檔案人員廣泛收集，科學管理，有效地提供利用。
3.統一指導、分級保管是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則。企業的商品經濟屬性和獨立的法人地位確定后，企業便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檔案作為企業自身生產、經營活動的真實記錄，從內容上看，是企業各種實踐活動的結晶，是企業產品更新換代，擴大再生產，增強企業競爭機制不可缺少的信息財富。
4.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將更多地引入效益觀念，實行對內以價值計算服務水平，對外走經營之路，向實現檔案信息商品化過渡。
5.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的基本條件是檔案部門能夠真正獨立地擁有和行使監督、指導、檢查的權利。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檔案資料信息的屬性和流向趨于復雜，檔案的收集保管與利用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是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具有法人權力的經營實體。因此，與之相適應的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便可以表述為：統一指導、分級管理、職能獨立、講求效益。
三、如何建立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
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內容之一，因此，建立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應遵循企業生產經營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原則，把企業自主經營、自我約束機制同企業檔案統一指導、分級管理結合起來，既做到檔案信息資源的合理布局，又實現檔案工作科學化、標準化管理。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1.調整組織結構，設立宏觀指導檔案工作的職能管理部門，其任務包括：(1)負責貫徹實施國家和上級有關法律、法規、方針政策。(2)制定并完善企業檔案管理制度和相應的制約手段，對企業檔案工作進行指導、監督、檢查。(3)制定本企業檔案行業標準，并組織實施。(4)加強檔案管理現代化培訓，全方位提高檔案人員素質。(5)開展檔案科學研究，積極探索、總結、交流企業在加強管理、深化改革、促進檔案工作持續發展的新思路和新成果。(6)加強檔案宣傳出版工作。(7)加強檔案科研項目的立項、研究、申報、評比、獎勵、推廣體系。
2.調整檔案館（室）布局結構，實行分級保管。檔案的布局結構是關系到檔案信息資源能否合理配置和最大限度開發利用的重要因素。所以，調整布局結構事關重大，“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建立現代企業檔案管理制度的難點，必須解放思想，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正確理解和分析“集中統一管理全部檔案”的含義，樹立檔案直接為企業生產經營服務的觀念，為檔案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創造條件。企業檔案實行分級保管的范圍應該以獨立法人實體單位為界限。
3.盡快建立和完善新的服務機制，使企業檔案工作向經營方向發展。實行新的服務機制，是企業員工和檔案人員面臨的一次思想變革，是提高企業整體檔案意識的必然過程。其關鍵是解決好檔案形成和利用的矛盾。應認識到：檔案是形成者在其正常工作期間形成的，對檔案形成者來說，“檔案形成價值”已在其工資獎金中體現出來，歸檔后代表“檔案形成價值”的只能是企業，決不是形成檔案的某個具體部門或個人。而利用價值是再生產過程產生的，與形成者在經濟上也不再發生任何關系。因此，只有企業才能決定檔案的存毀、出售或轉讓。檔案部門實行新的服務機制，就是代表企業來實現檔案信息資產的保值和增值。
第5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直管公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Abstract: straight state-owned public plan is the product of the economy, with low rental FuLiZhi for basic characteristics. Straight state-owned public in our country has economic, social, and life has been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iel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of public management. This paper in meizhou city housing administration dapu county public sale of straight case studies, ensure the value of state-owned assets to improve public housing business management, improv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we mu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change management idea,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market economy to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straight state-owned, speed up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straight state-owned pace.
Keywords: public straight;state-owned assets; value
Abstract: “Public House” is the product of the planned economy in China; a low-rent welfare system 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Public Hous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y, society and daily lif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of public housing management. The article has the instance of Housing Authority to sell “Public House”, to ensure that the value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is increasing in Meizhou City Dapu County. In order to improve public housing management business andimprove operational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we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management concep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market economy to operate and manage “Public House” and accelerate the market-oriented pace of “Public House”.
Keywords: Public House; state-owned assets; increasing value
中圖分類號：F123.7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前言：國有直管公房是產權屬國家所有，由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代表政府直接管理的房屋。長期以來肩負著福利分房和住房保障的社會職能，是計劃經濟時代行政配置體制下公共積累的一種產物。隨著我市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直管公房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也隨之暴露出來。為盤活我局直管公房資產，促進公房管理良性循環，經縣政府批準同意我局對地處鄉鎮的直管公房公開出售，所得款項專款專用，用于縣城購買商鋪，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跟據我局提供的資料，從2004年底開始至2006年處置舊房基本完成，全縣共處置出售鄉鎮舊房（直管公房）728間，145600平方米，回收資金5340萬元，專款專用，全部回購縣城優良資產（主要是商鋪、縣場、住宅等物業7500平方米），這些物業按當地現在房價計算價值達1.8億元，增長約3.4倍，實現了國有資產大幅度增值，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加快推進國有直管公房市場化步伐對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具有重大意義。
1 直管公房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思想觀念滯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已經轉變為市場經濟，特別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國有直管公房的基本屬性也發生變化，而我們的思想觀念和管理觀念沒有隨之變化，沒有把國有直管公房融入市場進行商品經營，而是停留在計劃經濟的時代，把國有直管公房仍然當作一種社會福利，管理方式、管理手段還是沿用過去的一套，明顯與市場經濟的要求格格不入，與市場經濟的新形勢極不相適應。
第6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經濟轉型指的是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等轉變，通過結構轉變與體制轉軌之間的相互作用，共同推進經濟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穩定持續快速的發展。這是市場經濟體制趨于完善，現存經濟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經濟制度轉型的過程。通過經濟轉型來實現國民經濟體制和結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企業沒有生產決策權、財務控制權、產品銷售權、價格制定權和收入權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因此企業財務會計制度和財務管理均圍繞國民經濟核算進行。從而形成圍繞非財務指標的考核形式；實行市場經濟后，企業業績評價開始以財務指標為主，比較重要的業績評價指標是以會計利潤為基礎的評價體系。但轉型后企業開始注重可持續發展，并且知識產權比重增加，而鑒于會計利潤本身存在著局限性，其與企業的實質價值相關性比較低，會計利潤指標與轉型期業績評價匹配度出現了較大的差異，因此，為了適應新經濟時代的要求，諸多學者們開始思考EVA業績評價法在轉型時期的應用。
EVA不僅考慮了債務成本，而且將權益成本等所有其他成本均考慮在評價體系內。并且對會計數據進行大量調整，以期通過這種調整更真實的反應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轉變了傳統的會計利潤法下重視短期利益的弊端，向關注企業可持續價值增值發展。更能適應轉變時期業績評價。
2.淺談經濟轉型
我國經濟轉型起始于1978年黨的，這次大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國策。此后，我國正式步入經濟轉型階段。我國經濟轉型始終堅持明確的目標和正確的指導思想，在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與參與下，以我國獨有的漸近式轉型路徑發展。從經濟轉型至今我國漸進式轉型大體存在以下轉型路徑：
2.1 轉型初期：有計劃商品經濟時期（1984-1991年）
1978年我國開始從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型。轉型路徑是先農村后城市；先體制外后體制內；對國有企業進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后，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先改革微觀體制，后改革宏觀體制的。這種轉型路徑是我國所獨有的，漸進式的轉型路徑對我國經濟轉型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轉型早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先后實行了農村改革（1979-1981年），和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改革（1978年在四川試點）。這些在當時看來是很溫和的改革舉措但對以后的轉型帶來了深遠影響。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賦予了我國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創造了體制外商品經濟環境，并且，使商品經濟開始合法化地向體制內滲透。二是積累了轉型的經驗并進一步清晰了以后轉型的發展方向。
2.2 轉型中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時期（1992-2001年）
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質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正式取代計劃經濟體制成為我國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我國經濟轉型取得了具有里程碑般意義的成功。到1994年隨著我國計劃、財稅、外貿、金融、投資等五大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因此，1992年是我國經濟轉型步入新階段的起始年分。
2.3 轉型深化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與完善時期（2002年至今）
2002年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第一年，在我國入世承諾條件和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力推動下，我國經濟轉型步伐再次加快。這一時期稱為經濟轉型深化期，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我國與國際經濟正式全面接軌是在2002年，在這一年我國對外開放進程明顯加快，國際化競爭環境最終形成；這一年以后我國對外貿易規模持續高位增長的事實可以印證這一論點。（2）國企改革繼續深化，國家對國企的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作出了新的調整和要求；以國有控股和參股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產權結構改革和國企法人治理結構建設，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得到越來越多的推行。改革較好的解決了國企“兩權分離”的問題，國企法人財產權及企業屬性基本確立。（3）2002年以后國家對國企的發展作出新的要求即切實擔負起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擔當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和發揮對市場的強大影響力等是國家賦予國企的新的戰略任務和要求。四、我國的勞動、人事、分配和養老保險等制度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邁進，市場在生產要素配置上的主導作用全面確立。因此，我們認為我國經濟轉型進入深化期始于2002年。
3.VA業績評價體系的起源及內涵
經濟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簡稱EVA，是一種企業價值評估的方法，其思想源于剩余收益，莫頓·米勒和佛蘭科·莫迪利安尼等把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第一次應用于公司財務，他們認為應當把企業的經濟模型和相關財務指標結合起來形成投資項目的判別工具；他們還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將EVA作為核心指標來評估企業價值和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使管理層和投資人的利益保持一致。美國斯特思·思騰爾特管理咨詢公司的合伙人根據長期實踐經驗總結出，當前流行用會計準則下的利潤總額、凈利潤和每股收益等指標來衡量公司業績存在嚴重缺陷，使用EVA評價方法更能體現企業的真實價值。
公認會計準則下編制的會計報表中不包含資本成本這一關鍵信息。傳統的會計方法以利息費用的形式反映債務融資成本，但是，它忽略了投資者的股權資本，認為投資者投入對于公司來說是免費的。但實際上，對于投資人來說，股權資本是他將同一筆投資轉投于其他風險程度相似的企業所獲取利益的代價。只有當企業當年的利潤超過所投入的資本成本，企業才能為股東創造財富。而會計利潤沒有考慮股權成本，從而夸大和扭曲了它能帶給投資人的權益增值。EVA是企業調整后的營業凈利潤減去其現有資產經濟價值的機會成本后的差額。顯然用EVA評價指標計算出來的經濟附加值一定小于企業的經營利潤，EVA理論顯然更加理性。
4.轉化期EVA業績評價體系的問題及改進措施
4.1 業績評價體系存在的問題
4.1.1 對于不同規模、不同成長階段的企業其可比性較差，缺乏統一性的指標確定規范
隨著EVA在國外及國內的應用推廣，其實際實施效果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關注。通過相關文獻的回顧和梳理，我們發現EVA在企業的縱向比較（即單個企業實施EVA前后的業績對比分析）和橫向比較（即實施EVA的企業與未實施EVA的企業或者實施EVA的不同類型的企業業績對比分析）中效果不好。因EVA只是一個絕對指標，而每個公司都有其特殊性，最基礎的其資本及結構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具有相對性。而在不具有相對性的情況下，比較公司的EVA來判斷企業業績就顯得不可靠。這是其缺點之一。
4.1.2 公司理財環境的不確定性造成資本成本估算的可靠性差
我們知道EVA的計算公式為：
EVA=NOPAT-kw*（NA）
其中kw是企業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NA是公司資產期初的資本成本。
公式中的NOPAT是以報告期營業凈利潤為基礎，經過調整而得到的。盡管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為確定資金的風險成本提供了理論模型，但是確定公司的系統風險β也是非常困難的。
4.1.3 以會計利潤為基礎經調整的NOPAT無法避免粉飾，舞弊性
經濟增加值計算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其是以會計利潤為基礎調整的結果。而計算的經濟增加值和會計調整項目幾乎全部來自財務報表和會計賬簿，這其中的許多數據無法從公司的公開財務報表中獲得。例如，研發費用及培訓費用體現在管理費用及營業費用中，很難得到具體的數據。對于這些數據，因為具有管理人員的自然控制性，數據的真實性難以確定。而在我國，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人為控制因素較大，現行會計制度與會計準則尚不完善，這都會導致會計數據部分失真。目前，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存在虛假披露情況，這些因素都嚴重影響稅后營業利潤與投入資本的調整，為了提高企業經濟增加值，管理者可以通過安排收入和費用的確認時間來操縱利潤，達到增加短期經營業績的目的。從這一意義上說，經濟增加值并不能杜絕所有粉飾報表業績的行為。
4.1.4 EVA反應企業經營的最后結果，而未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對其進行評價，因此也存在滯后性
EVA過分強調現實效果，使管理者不愿意投資于創新性產品或研發新技術。并且其評價反映企業經營最終結果，不能反映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客戶關系管理、內部運營以及創新等具體狀況，更不能有效地分析經營過程當中的問題癥結，很難解釋企業內在的成長機會，增加了企業對未來預期的難度。
它依賴于歷史財務數據，如利潤、資產的折舊、資金成本、公司的資本規模等。滯后的財務指標只能反映公司目前的狀況，是對企業以往業績的評價，很難對以后的業績做出預測。一些超前業績評價指標沒有被包含在當前的EVA管理評價體系內。例如，在EVA管理評價體系下的部門經理，其資產管理有可能選擇繼續使用陳舊設備來提高部門的EVA值，如果陳舊設備的生產效果不佳，必定將損害產品的質量，從而影響客戶滿意度與企業的未來價值。因此，僅建立在EVA之上的公司戰略價值管理體系，指標具有滯后性，將使其無法對公司長期戰略進行及時和有效的評價，更無法對戰略的變革進行管理。
4.2 優化業績評價體系的措施
4.2.1 通過絕對量向相對量的轉變，增加其可比性
凈利潤是企業利潤總額扣除所得稅后的余額。EVA經過調整的NOPAT扣除所以所有資本成本后的剩余權益。不同的公司其經營范圍，資本結構，公司規模，營業性質等存在著諸多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公司也因其經營年份所處的環境，經營年份的投資決策等的不同引起絕對量的EVA其可比性變得不優合。而用EVA評價企業的業績只能提供企業業績的相關信息，對于企業在行業中關于盈利性和競爭性所處的地位則無法比較。我們考慮，通過引入公司的市場價值，將EVA與公司市場價值相比較，使其成為一個相對量，從而變的更可比。
4.2.2 與BSC結合，減弱其滯后性，從而關注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BSC是以信息為基礎，系統考慮企業業績驅動因素，將企業戰略目標與企業業績驅動因素相結合，多角度評價企業業績和動態實施企業戰略的戰略管理系統。它以組織戰略和遠景為核心，從財務、顧客、內部運作過程、學習與成長四個角度說明公司的遠景與戰略。其中，財務是對過去業績的評話，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是用來驅動未來業績的評估。
BSC可以對公司長期戰略進行及時和有效的評價，對戰略的變革進行管理。BSC解決了傳統管理體系中不能將公司的長期戰略和短期行動聯系的嚴重缺陷，從而使其成為戰略管理體系的基石。其既強調結果也對獲得結果的動因、過程進行分析，能全面、客觀、及時地反映企業經營業績狀況和戰略實施的效果，同時為企業戰略的制定、調整提供了依據。
因此將EVA和BSC結合來評價公司的業績可以消除EVA引起的評價滯后性。
4.2.3 增加本土化的研究，使其更適用在中國的企業，以減少粉飾行為
EVA產生于市場經濟高度發達、資本市場相對完善的美國，主要被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型企業所采用，相關研究結論是否適用于像我國這樣的轉型國家尚未可知。因此，未來我們須解決EVA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如根據我國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的現實情況研究EVA在我國應用的適用性、企業如何實施EVA以及要達到的實施程度，并且根據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來選擇調整事項，根據我國資本市場的實際情況來選擇權益資本成本的計算方法等。
通過這種本土化研究，我們可以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措施，以減少因調整事項，權益資本成本不適用而帶來的EVA評價的不適用性。而本土化后也能隨之減少我國管理層依據我國會計政策所做的粉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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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利益分化 矛盾 利益整合 政府職責
社會利益的分化，是體制轉軌時期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它涉及每個經濟主體、每個社會集團和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決定它們對改革進程和社會變革的態度。利益分化一方面激發了社會要素的活力。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能否在全面認識利益分化問題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利益協調，使利益驅動作用得到正確發揮，使利益矛盾和沖突得到正確處理，從而使各利益主體的利益能夠在彼此協調的基礎上穩定快速地得到實現，已經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
一、利益分化及其矛盾的產生
利益是人類生存、發展和享受的各種需要的總和。凡一切與人的生存、發展和享受相關的對象都屬于利益的范疇，根據利益的社會性質和特征可以歸為三大類：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文化利益。人類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獲取利益、維護利益或者爭得利益，從而使得社會利益關系一次一次地得以調整和重組，并進而推動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和發展。
分化的含義包含著差別化或者說差別擴大化的意思。在這里，利益分化并不是一般的利益差別，本文所講的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會結構性的變革而使得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發生重組并進而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發生急劇變化的過程。所謂社會利益分化，也就是指社會群體出現了利益差異，利益要求發生了分歧，簡言之，就是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利益分化具有如下的一些基本特征：利益分化表明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被打破：一種新的利益關系迅速形成；利益差別迅速擴大。
利益分化促使利益矛盾的產生，利益分化意味著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要求又會強化群體之間的利益差異，不同的利益要求往往互相沖突，在沖突中各利益群體或者會互相妥協。達成比較一致的利益共識，形成“雙贏”或“多贏”的局面。但是，如果群體間的利益沖突不能形成有序的互動，無法達成共識，則會進一步強化利益分歧，最終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潰。
總之，對于利益分化我們應該有一個總體的把握：一方面，利益分化的社會也并不因此而停滯不前，相反，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甚至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利益分化和由此帶來的利益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一定的難題和困境。但是重要的是后者，我們應看到，利益的過度分化則會給社會帶來分崩離析的打擊。因此，如何控制利益分化的程度，縮小群體外的利益分化，適當拉開群體內部的收入檔次，促使分化向“有序”和“有利”的方向發展。是我國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的主要目標。
利益分化實際上帶來了所謂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層次推進，社會資源的占有狀態的逐漸改變，出現了利益重構與利益分化使得利益集團多元化的趨勢開始呈現并將繼續發展：社會精英集團開始形成；農民階層的利益將更加面臨困境：隨著改革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利益分化過程，城市下崗、失業人員以及農村失去勞動能力的困難戶等社會邊緣群體不斷擴大：利益分化的程度將日趨嚴重。
二、利益協調的重大意義
盡管利益準則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準則，因而人們的利益追求是其社會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一個社會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尤其是過度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是影響社會穩定也是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目前由于利益分化所帶來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日益嚴重，面對社會轉型所導致的利益格局的變動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價值規范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社會要能夠得以正常地生存并良好地運轉，我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進行利益整合。從實踐意義上說，沒有利益整合。改革就無法推行下去，利益協調對于推進社會發展有重大意義。這是因為：
首先，利益協調是國家治理特別是維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宗旨的需要。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高度的利益分化不是其國家治理的根本宗旨。特別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更要防止兩極分化的貧富差別。
其次，利益協調將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鍋飯”“鐵飯碗”等平均主義的利益分配導向嚴重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承認利益差別、拉開分配檔次能夠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但是，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過度的利益分化也會導致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嚴重挫傷。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很多勞動群眾的利益絕對受損或者相對受損的情況下，必須進行利益協調。
最后，利益協調還將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運行。根據的基本觀點，盡管生產決定消費，但是如果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的社會，其絕少數社會成員掌握并控制著社會的絕大多數資源和財富，在這樣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購買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社會的消費能力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而這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總而言之，要使社會得以穩定持續發展，有效地避免利益高度分化，實現利益的平衡發展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利益整合過程中的政府職責
所謂利益整合，就是對社會個體和集團的利益進行調整，消除利益主體間的磨擦和沖突，使其協調和均衡，形成和諧統一的社會利益整體。它包括：肯定和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合法利益，約束逐利行為使之規范有序，取締非法利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責任無疑是巨大的。作為一種公共權力，國家或者說國家權力的執掌者一政府之所以產生，正是為了協調社會的利益沖突，解決社會的利益矛盾。當然，政府控制利益、協調利益的責任要通過政府的積極作為來實現，這些具體的積極作為可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三方面來具體分析。
政治方面，政府通過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保護公民的生命安全及其各種合法權益以及保護國家和個人的財產不受侵犯，來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從而從總體上維護社會的利益格局。
經濟方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同樣需要切實履行其應有的社會經濟責任，并且為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政府這種責任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責任更加重大。目前，我國正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但是，由于市場的實際運作總是偏離理想設計狀態，加之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可能解決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社會問題，從而也就需要政府的力量進行糾正。為此，政府在協調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政府首先要履行和保護產權。產權是由法律明確
界定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必須明確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者，生產經營權的占有者和收入的獲益者，它包括資源的使用權、收入權、轉讓權等基本權利。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下，所有者不會出現“空缺”，每個經濟人都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從而使資源配置最優化。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政府不僅要界定和保護公有產權，而且還應該保護合法的私有產權。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有利于穩定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使他們安心企業經營，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政府要實現對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管理責任。微觀經濟，是指國民經濟中以經濟個體為主體進行的那一部分經濟活動。微觀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基礎。是政府管理經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又不能象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企業統的過死，原則上。政府對微觀經濟應當放開搞活。具體來說，可以采取價格機制、勞動保護、保護和促進競爭基本途徑來實現對微觀經濟的管理。
在宏觀經濟的管理方面，政府具有更為重大的責任。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目標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因為宏觀經濟的穩定是整個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前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穩定宏觀經濟可以采取提供基礎設施、政策調節的基本手段來實現。通過積極的經濟政策，可以推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將起到協調利益、平抑利益過度分化的作用。
第三，在社會管理的許多領域，政府具有分配資源、協調利益的責任。這些的責任包括：
1 推進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
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的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國民素質的提高，而這又取決于教育的發展。在傳統的兩極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受過高等教育，多數人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這使人的發展機會不平等，從而實際上也使利益的分配不平等不公正。在現代社會中，教育被視為人類生存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政府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其本身也就是協調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
2 促進收入分配的公正與合理
在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者的收入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這極大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市場經濟的體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義傾向，但是也有可能導致收入過分懸殊、兩極分化嚴重的結果。因此，政府有責任通過某種管理性的措施，擔負起緩解社會收入分配懸殊的責任。
3 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既是對公民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也是對社會經濟體制正當運行的保證。一個社會，如果僅僅有激勵的競爭機制，而無相應的風險規避機制，也是不行的。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有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其成員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資料。
第8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字：第三部門；制度創新；成本效應
一、文獻回顧
（一）“第三部門”的定義
“第三部門”這一概念首先由列維特等人于1973年提出，目前學術界關于“第三部門”的定義并沒有完全達成共識，大多認同“第三部門”是除政府部門和企業以外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一切志愿團體、社會組織或民間協會等向社會提供服務的組織。
塞拉蒙認為，“第三部門”有6個基本特征：“正規性”、“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
在中國，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第三部門”幾乎不存在，但又確實存在一些從形式和運作機制上不同于政府和企業的社會組織，因而中國學者大多傾向于從推動和促進非營利組織發展的角度出發，不將定義限制得過于嚴格。例如康曉光就認為只要是依法注冊的正式組織，從事非營利性活動，滿足志愿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稱為中國的“第三部門”。
（二）“第三部門”起源的一般解釋
“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分析主要包括經濟背景分析和經濟原因分析。經濟背景分析是對“第三部門”興起的經濟大環境的研究，經濟原因分析是借用經濟學工具對其興起的本質原因進行論述。
西方關于“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由美國經濟學家韋斯布羅德（1974）提出的政府失靈理論，該理論通過論證政府和市場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局限性，從功能上證明“第三部門”存在的必要性。不過該理論更多的是說明了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互補關系，并沒有揭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產品或服務只能由“第三部門”提供。在此基礎上，美國法律經濟學家漢斯曼（1980）提出了合約失靈理論，通過分析市場的局限性（信息不對稱）及“第三部門”的特征（受“不得分配盈利”約束），解釋了在市場機制與第三部門之間選擇后者的原因。但事實上，政府失靈理論和合約失靈理論都未能很好地解釋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合理分工問題。而且從比較研究的角度看，為什么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第三部門”的結構及分布領域各不相同？于是，學者們又從社會傳統文化因素考慮“第三部門”的產生。譬如James （1987）的實證研究證明：荷蘭和比利時的文化多樣性比較高，所以在他們多樣化的社會需求條件下，形成了較大規模的第三部門。
我國理論界對中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社會學和經濟學這兩大領域。從社會學研究角度看，如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后“市民社會”的出現和新的社會中介組織的成長，已成為90年代以來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孫立平，1992、1994；鄧正來，1993、1998；王穎、折小葉，1993；謝維和，1993；王穎，1994；孫炳耀，1994；張靜，1998）。并已從理論概念的引入到關注本土經驗的實證研究（陳健民、丘海雄，1999；孫立平等，1999），以及從單一的國外經驗模式介紹向綜合的比較研究分析轉向（王紹光，1999）。
從經濟學角度看，目前對中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經濟分析更多的是對其經濟背景的分析，如康曉光（1999）在《轉型時期的中國社團》一文中曾指出中國社團是“集權體制松動”的產物；鄧勝國（2004）、俞可平（2004）及王紹光（2004）等在對中國第三部門發展環境的研究中也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是引發第三部門產生的其中一個環境因素。
對經濟原因的分析目前仍處于對西方研究理論的梳理及引進階段，在研究方式上也大多借用西方的研究方式，重點集中于應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及合約失效等經濟學理論（郭國慶，1995；謝岳，2000；李勇軍、路金亮，2002；謝蕾，2002；張建川，2004）。在引入西方理論的過程中，部分學者也意識到國外理論解釋中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局限性，并進行了一些探討，其中田凱（2003）在《國外非營利組織理論述評》一文中指出韋斯布羅德的“政府失靈”理論的前提和條件在中國并不適用；康曉光（1999，2004）也撰文指出不能把中國社團的迅猛發展看作是對西方語境里的“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的反應，因為當時的中國既不存在市場經濟體制，也不存在民主政治體制。
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開始應用其他經濟學理論分析“第三部門”的起源問題，希望能找到適用于中國國情下的“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經濟理論。例如申毅（2003）在《非營利組織興起的經濟分析》一文中通過對非營利組織興起的經濟分析解析非營利組織興起的一般規律；劉霞，張丹（2004）在《經濟學與組織學交叉視野下的公民社會》一文中從經濟學和組織學的交叉視野，探究其宏觀和微觀的成因。雖然這些學者嘗試用其他經濟學理論為分析我國“第三部門”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分析的對象仍是西方社會的“第三部門”，并沒有將我國“第三部門”興起的特殊性考慮在內。
（三）幾點評論
西方有關“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經濟解釋以“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最具代表性與普適性，但這些經濟理論在解釋我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就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市場失靈”理論的假設前提是市場經濟體制，即“第三部門”的產生是對市場經濟體制失靈的一種反應。回顧中國“第三部門”的出現時機，可以發現一個事實：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并不存在市場經濟體制，其計劃經濟體制從某種程度上看是一種集權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理論上既不允許“第三部門”的存在，也無法提供其存在所需的空間。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改制過程中，市場關系和所有權的重新確立，使得政府之外的公共領域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具有存在的空間。因此，確切的說，中國的“第三部門”是對計劃經濟體制失靈的反應。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國家代議民主制政府的投票決策方式，政府決策往往只是代表了中位選民的意見，而不能滿足其它選民的需求。因此，政府提供公共品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出現“政府失靈”。但該理論也是基于一個前提：即代議民主制政府特定的運作邏輯無法滿足各階層選民的需求。這與中國“第三部門”產生的政治制度環境存在較大差異。中國的政府失靈更多地是由于集權政治體制引發的政府資源配置、社會治理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失靈，而不是投票決策方式導致的失靈。因此，與西方的“政府失靈”認為“第三部門”是對民主政治體制失靈的反應不同，中國“第三部門”是對集權政治體制失靈的反應。
總的來看，雖然我國學術界已經認識到西方理論在解釋我國“第三部門”起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但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仍處于對西方理論的小范圍修正階段，并沒有提出系統的，權威的，具有普適性的，并與中國國情相聯系的，可以很好解釋我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經濟理論。
二、關于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分析
從經濟學視角看，“第三部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是由制度環境所決定的，而制度安排又反作用于制度環境，因此，對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制度背景進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其興起的內在原因。本文通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找出“第三部門”興起和發展的經濟層面的邏輯和意義，從而為“第三部門”的普適性找到經濟學的理論依據。
（一）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背景
中國“第三部門”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而出現并發展起來的，它的興起有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原因，這些原因發端于集權體制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失敗。
一方面，通過經濟市場化，重構了市場關系和所有權，引起國家—社會關系的變更，其結果是集權體制的松動，產生大量自由流動的資源、自由活動的空間以及多元利益主體，為“第三部門”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非秩序化競爭較為明顯，民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同時，受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響，市場經濟的特征發揮得并不顯著，這種經濟環境也促使“第三部門”的產生。
結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看“第三部門”的產生，可以發現其起源于傳統計劃經濟的改革，與市場經濟組織幾乎同時產生，前者追求的是利潤，后者則體現了公益性（或互益性）的努力，并不存在特定的對“市場失靈”反應問題。因此，本文嘗試采用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及成本理論來分析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原因。
（二）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原因——制度原因
當原先的制度失靈時，一種新的制度安排或組織形式便會出現，來實現帕累托改進或希克斯改進。因此，“第三部門”的興起和發展在制度層面必然有其特定原因。
與國外“第三部門”大多是誘致性制度變遷不同，我國的“第三部門”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而引起的誘致性制度變遷。
第一，從制度變遷的時間看：我國“第三部門”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出現的。這一階段，我國先是堅持計劃經濟主導模式，政府則扮演著“全能政府”的角色，強調依靠行政權力配置資源，具體表現為集權政治體制。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原有的集權體制模式遭到質疑，市場經濟模式倍受推崇，政府開始實施強制性制度變遷，逐漸放松對經濟干預。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卻由于經濟體制改革中非秩序化競爭的加劇而降低，同時，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響較多，使得市場經濟的特征發揮得并不是十分顯著，這使得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陷入理論和現實的雙重尷尬境地，政府關于經濟與政治領域的改革也并沒有得到公民的完全認可。此外，國際社會“第三部門”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政府——市場——第三部門三方互動的社會控制和管理機制，從而為通過制度移植來達到社會的最終協調和穩定帶來了希望。因此，在強制性制度變遷基礎上，我國的“第三部門”開始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歷程。
第二，從制度變遷的空間看：通過體制改革，重構了市場關系和所有權，引起國家——社會關系的變更，其結果是集權體制的松動，產生了大量自由流動的資源、自由活動的空間以及多元利益主體出現；同時，轉型過程中由于原有的低效率制度的逐步廢除，新制度又尚未完善，出現了嚴重的制度“雙重失落”，即國家領域和市場領域在轉型期間無法涵蓋社會管理的所有領域，亦不能解決社會發展的全部問題。因此，按照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必須具備某些來自制度不均衡的獲利機會的觀點，兩個領域之外的第三域就存在著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可能和契機，即第三域屬于制度變遷的空間。“第三部門”迅速崛起的空間恰好位于存在著制度變遷空間的第三域。因此，從制度變遷的空間看，中國“第三部門”的興起應該是其準確占據誘致性制度變遷空間的必然結果。
第三，從制度變遷的主體形式看：我國“第三部門”起源于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強制性制度變遷）首先起源于農村，制的廢除與的實行，使得農村中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于的核心是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作為生產主體的獨立經營的農民需要有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來學習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并且，改制后分散經營的農民也需要新的組織形式來改變其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地位。在這種背景與需求下，中國農村出現了第一批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自下而上的“第三部門”。同時，也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城市中國家—單位—個人的結構，單位影響力逐漸弱化，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重構：一方面，游離于單位制以外的利益主體需要新的組織形式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一個中介性組織來溝通政府和多元利益主體。可見，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我國“第三部門”的主體形式表現為一種以自我管理為管理方式，以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為組織屬性的組織形式。
（三）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原因——成本效應
從微觀層面看，“第三部門”興起和發展于政府和市場之外有其成本效應上的原因。
1.生產成本效應
“第三部門”的基本組織屬性——志愿性使其在人力輸入上主要依靠志愿勞動力，在物力和財力的輸入上主要依靠志愿者、社會捐贈以及政府的財政支出。政府和企業則不同，前者受財政預算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后者受資金約束。在資源輸出上，“第三部門”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上大多有特定的目標人群，采用自助方式，既有效節約產品的生產成本和組織資源的消耗，又滿足目標人群多元化的需求。因此，“第三部門”的志愿性使得它在資源輸入和輸出上，具有比政府和企業更低的生產成本。
2.交易成本效應
一方面，與政府體制中單一的權利控制中心和科層制的組織模式相比，“第三部門”自我管理的方式及相對扁平的組織結構減少了組織監督和控制的成本，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時，“第三部門”民間性（包括我國“第三部門”的特殊情況——官民兩重性）使得“第三部門”更接近基層民眾，對基層多元化的需求能作出更快捷的回應，從而降低兩者之間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從科斯的交易成本擴大理論出發，可以證明，政府將部分職能轉移給“第三部門”，雖然增加了訂立合約和進行監督的成本，但這些都低于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
科斯定理認為企業生產目標的確定減少了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從而大大降低了交易費用。那么依此思路，企業就具有代替市場機制，節省費用的性質，而與企業相比，“第三部門”特定的組織屬性——志愿性、非營利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又具有比一般企業更低的交易成本，具體體現在三個層次：第一，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效應：由于企業需要對其內部生產者之間的利益進行協調，必然會產生相應的管理成本，從而導致企業存在追加交易費用上升的可能性。而志愿者作為“第三部門”主要的生產者，他們共同的價值取向（公益或互益性），既降低了組織動員的成本，又減少了生產者之間的隱性摩擦和協調成本，從而有效降低了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交易費用。
第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效應：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的最明顯的交易成本是由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度量產品品質費用。一方面，在某些領域，消費者缺少足夠的信息來評估產品的質和量；另一方面，如果產品由企業提供的話，他們很可能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對稱關系中所占的優勢地位欺騙消費者，謀求自己利潤的最大化，產生道德風險。盡管市場的很多方式可以降低這種不確定性，但過高的交易費用使得市場和普通企業都很難支付。而“第三部門”的非營利性及其對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能較好的解決這一問題，非營利性的特征使其無須為了增加利潤而夸大其產品的內在品質，而對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又使得其非常重視自身的社會形象，認為夸大產品品質而失去誠信的代價是巨大的。因此，“第三部門”可以作為減少和消除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因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度量產品品質費用的一種資源配置機制。
第三，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效應：由于私人品消費具有競爭性與派他性，因此，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費用最典型的是對公共品的消費。由于公共品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無法避免“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基于“理性人”的假設，消費者對公共品的支付意愿為零。除非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費用低到能有效地使消費者進行協商，最終達成共同付款的協議。但這種情況在一個大規模的集團中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消費者之間各自應該支付多大份額的價款進行談判和協商是極其困難的，成本相當高，足以阻止最后協定的形成。布坎南認為可以通過消費者俱樂部來解決這一問題。消費者俱樂部也是“第三部門”（互益性），該組織通過向消費者成員收費的方式，增加消費的排他性，有效解決了公共品的生產問題，并通過準入性收費來克服“搭便車”的擁擠現象。
綜上所述，對起源的經濟分析有助于理解“第三部門”在中國興起的特殊的經濟環境，即集權體制的失靈，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的降低，市場經濟特征的模糊。同時，通過經濟原因的分析，了解到“第三部門”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其興起和發展在制度層面有其特定原因；而其特定的管理方式、組織屬性及組織結構，使其具有良好的成本優勢，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印證了“第三部門”的興起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經濟邏輯和經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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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 經濟轉軌 財政制度創新 體制與政策
以1978—2002年的轉軌全過程為大背景,我們發現,財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整體改革進程中始終處于聯系其他諸項改革的樞紐位置,并在新舊體制轉換的各個聯結點上發揮著承前啟后的傳導功能。從總攬的高度對中國財政體制變動的實踐進行邏輯梳理和規律探討,不僅有利于深化對財政制度創新深刻性的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財政制度的創新進行前瞻性的思考。
一 財政體制變遷的階段性分析
財政制度創新與經濟轉軌進程之間有著深刻的互動關系,財政體制變遷的階段性劃分,或者說具有創新特征的階段性劃分應服從于經濟轉軌的創新背景。1978年以來的中國財政體制變動可以3個標志性事件來貫穿:一是延續較長一個時期的財政放權讓利、分灶吃飯的體制與政策;二是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劃分稅種為基礎而確立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財政一稅收體制框架;三是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市場需求不足而實施至今的積極財政政策及公共財政取向的改革。
1.財政體制與政策運行的第一階段以放促活,即以“分灶吃飯”、“放權讓利”的體制促動微觀經濟活力和市場機制形成(1978—1993年)。財政體制經歷了三次大的變動:(1)1980年以前的“統收統支”體制。財權集中于中央,中央財政根據國民經濟計劃核定地方的收入數額,按企業事業的行政隸屬關系,核定地方的各項支出,然后根據收支指標,核定地方的收入留成及中央補助數額。(2)1980—1984年的“劃分收支、分級包干”體制,又稱“分灶吃飯”體制。根據各種財政收入性質和企業、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將財政收入劃分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與地方調劑分成收入;按企業、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劃分,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列中央財政預算支出,由地方管理的,列地方財政預算支出,中央再專項設置一部分資金用于解決特殊問題;以1979年為基數確定地方的收入、支出基數,五年不變。(3)1985—1987年的“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體制。基本按第二步利改稅后設置的稅種,將財政收入劃分為中央財政固定收入、地方財政固定收入和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原則上按行政、企業、事業單位的隸屬關系,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支出;以1983年為基數確定地方收支基數,五年不變;實際執行中將地方固定收入與共享收入加在一起,確定一個中央與地方的分成比例,實行總額分成。(4)1988年以后各種形式的包干體制。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辦法;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辦法;上解額遞增包干辦法;定額上解;定額補助。
2.財政體制與政策運行的第二階段分稅立制,即確立以分稅制為基本特征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財政體制(1994年至今)。1994年財稅改革的重點是工商稅制和分稅制財政體制:(1)以公平稅負和簡化稅制為核心,建立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其他稅種相配合的工商稅制,以解決稅制復雜、重復征稅等突出問題。(2)在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實行分稅制改革,按照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按照稅種統一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并建立中央和地方兩套稅收征管機構;以1993年地方收入為基數核定對地方的稅收返還數額,并逐年遞增。
3.財政體制與政策運行的第三階段多重磨合,即在積極財政政策應對經濟周期和確立公共財政取向改革的多重目標中,磨合財政體系內部職能、體制、管理的多重關系(1998年至今)。(1)1998年下半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防止經濟失速,財政政策由適度從緊調整為積極擴張,通過大量發行國債吸納沉淀資金、降低金融系統風險、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以刺激和拉動經濟增長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思路。(2)公共財政取向的改革主要著眼于財政管理層次,包括三項內容;部門預算改革,將部門的各種財政性資金(包括預算外資金)逐步納入一本預算中編制;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通過建立國庫單一賬戶體系,逐步對財政資金進行集中收繳和支付;政府采購制度改革,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實行預算管理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逐步以競爭、擇優、公正、公平、公開的形式使用財政性資金,以購買、租賃、委托或雇傭等方式獲取貨物、工程和服務。
二 財政制度創新的機理與績效評價
1.第一階段改革在總體上都具有通過財政體制的調整與退讓,打破“大一統”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釋放舊體制活力、醞釀新機制形成的特征。這種特征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和分配結構的變化。改革首先在農村啟動,主要的財政政策是增加投入、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以承包制調整分配結構,增加農民收入;企業改革方面,主要是財政對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對非國有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在這些改革過程中,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1979年國民儲蓄部門結構中,家庭部門、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的比重分別為23.6:42.8:33.7,到1991年變動為70.5:4.1;25.9,家庭部門的迅速上升意味著“大一統”的分配格局被打破。二是經濟運行和資本積累模式的變化。在改革價格機制、建立商品交換關系方面,財政采取了供給、需求雙向補貼的方式來抵消通貨膨脹,實現平穩過渡。1978年財政用于支持價格改革的補貼支出為11.14億元人民幣,1992年增加到321.61億元。在資本積累模式方面,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帶來了家庭部門收入比重的上升和社會資金的增加,社會資金的增長促進了相應的儲蓄一投資動員機制的形成,金融逐步替代財政成為社會資本積累的主要模式。三是財政自身地位與狀況的變化。在放權讓利過程中,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31.2%連續下滑,到1994年降到11.2%.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下降到1992年的38.6%.財政在不斷減收增支的壓力下,只能通過大量增加銀行借款來維持運轉,1979年財政向銀行借款90.2億元人民幣,占當年財政支出的7.1%,1992年借款額達到1241.1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28.3%.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漸進的制度激勵效果是明顯的:一方面,體制退讓打破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格局,放權讓利的實質是擴大了地方配置資源的權力,形成了各地在其隸屬關系內開展創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變化促進了多元化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市場化價格機制的形成。
在已有的改革回顧中,關于這一階段財政的地位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財政的日益積弱和數度面臨收支危機而不得不做出的被動調整常常受到指責。事實上,從經濟轉軌全局而言,財政一直居于啟動和支撐改革的樞紐地位,財政體制的連續退讓、補貼的增長、借款的增長都有服從改革進程的制度創新的內在合理性。對于這一階段財政制度創新的經濟績效,筆者曾用突破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原理來解釋其全局意義(呂煒,2001)。按照納克斯的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緩慢、長期難以擺脫困境的原因在于“低收入”水平的制約,這既是供給方面低儲蓄、資本短缺、生產率低下之因,也是需求方面低購買力、投資引誘不足之因,供給與需求受此制約而陷入惡性循環。納克斯提出的辦法一是外部資本注入,二是內部強迫儲蓄(納克斯,1986)。但當時中國面臨改革與發展的雙重任務,根本不具備那樣的條件,實際的經濟啟動采取了“財政收入超分配一提高家庭企業部門收入水平”的結構性調整。財政退讓策略啟動和支撐這一階段改革的邏輯順序為:財政讓利在分配領域的突破帶來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個人、企業的利益得到認可和增長,脫離計劃控制的貨幣剩余增多,由此孕育了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的出現,并自動創造了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儲蓄動機與投資動機導致金融地位凸顯,金融的成長又反過來推動儲蓄一投資的轉化。由分配領域發動的這一系列改革,還伴隨著計劃控制的必然削弱,市場化的價格機制和商品交換的基礎關系得以建立。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反作用于生產過程,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經濟運行的商品化、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貨幣資本化所帶來的資本運動不斷擴張,以市場配置資源、以資本再生產推動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逐步確立。
2.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第一次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的分配關系的調整,在財政改革史上具有轉折點的意義。整個經濟制度質的演進意味著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單純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已不再適應下一階段的要求,政府公共支出責任的增強需要一個全新的財政體制框架來承載。就經濟運行而言,市場與政府關系調整的核心是配置資源權限的劃分,即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權,并提供相應的財力保證,這是整個經濟體制變遷作用于財政體制的更為深刻的內涵。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無疑適應了這一變遷,其內在合理性也在于此。
這樣的判斷可以從1994年改革前后的財政、經濟狀況來印證。改革前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財政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正效率遞減、負效率上升,作為過渡性策略的體制設計已經不能適應演進中的經濟運行要求。突出的一點是按行政隸屬關系實行的利益分權模式越來越助長地區經濟封鎖和市場割裂,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而各地按行政隸屬范圍設置的保護性措施,形成了“塊塊”之間的封鎖,不利于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與此同時,以財政退讓政策提高企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的政策初衷與實際效果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隨著情況的變化,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提高已不再是單純減稅讓利可以解決的。二是在漸進轉軌的過程中,多種規則并行的矛盾導致財政體制的分割局面,并直接導致財政收入的分割與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