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政策背景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計劃生育政策背景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隨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有力實施，我國的人口要素以及家庭結構、功能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種結構以及功能的轉變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家庭發展能力。所謂家庭發展能力，從家庭可持續生計理論基礎上來論述，指的是家庭在各個生命周期階段所擁有的權利、對家庭的發展任務的決策能力，以及追求更好的家庭生活水平的綜合能力。
家庭發展能力核心要素分別為家庭功能的發展、家庭策略的發展以及家庭稟賦的發展，三者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并且不能夠相互取代。家庭功能是家庭關系結構、家庭規模、家庭適應性等方面的綜合反映;家庭策略則主要指家庭成員對家庭資產的配置、生育的安排、家庭收入方式選擇等實現家庭發展的行為;家庭稟賦則指的是家庭生存發展過程中有助于家庭功能完善的物質基礎。
二、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發展能力的影響
（一）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功能的影響
隨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深入實施，我國的生育率與出生性別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動，并且隨著時間的推進，社會的結婚率、離婚率、死亡率等家庭功能性結構也產生了變化。在計劃生育政策背景下，我國的婚姻家庭逐步朝向小型化、核心化和松散化方向發展。家庭成員的數量減少，家庭資源呈現一種集中化，特別是在獨生子女家庭里，由于獨生子女的特殊性，以及對家庭后續發展的重要意義，造成了許多獨生子女家庭里所有家庭資源集中在子女一人身上，這種過度的資源讓許多獨生子女的生活習慣、生活觀念發生了不良改變，使得獨生子女的性格更加以自我為中心，以至于社會上逐漸形成了“啃老族”的不良風潮，家庭的反哺模式弱化，家庭養老問題尤為突出。與此同時，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家庭成員性別比例進一步失調，導致了家庭生育功能逐漸弱化。
（二）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策略的影響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導致人們的許多生活觀念產生了變化，直接導致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策略發生了變化。在傳統的中國家庭，由于子女眾多，家庭的主要經濟收入大部分都用來養育兒女，少量用來生活消遣。而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子女數量減少，一方面，家庭養育子女的費用減少，在總的經濟收入不降低的前提下，家庭對于資金的自由分配能力上升，消費能力增強;另一方面，子女的減少，家庭對于子女教育資源的投入會更多，父母在有限的資源下必須實現對孩子的教育效益最大化，家庭人均人力資本投資所占比重就會越高，而家庭收入多樣性也會趨于增加。
計劃生育政策下對于城鄉采取二元分治的政策，導致了我國人口素質的參差不齊，造成了城鄉的二元戶籍制度的生成。目前，我國通過對城鄉普遍開放“二胎”政策，統籌推進城鄉改革，實現城鄉一元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為了進一步的改善由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所帶來的城鄉家庭策略的差異性影響。實行城鄉一體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可以采用分階段、有步驟的逐步過渡方式。有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降低人口性別比，加快人口素質提升。
（三）計劃生育政策對家庭稟賦的影響
計劃生育政策背景下，家庭成員數量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家庭結構因此也發生了轉變，例如在我國農村的傳統家庭中，家庭土地一般是按照人口數量分配，家庭人口數量的減少，導致了家庭整體自然資本減少，從而造成了家庭面對生活的機會減少，對于家庭發展過程中的風險不足以應對，對家庭外部沖擊力的回復能力也減弱。而在我國城市，獨生子女家庭的不斷增長，雖然子女人數的減少，家庭結構相對更加穩固，但同時也出現了核心化和集中化的趨勢，也就是所有的家庭資源集中在子女身上，但獨生子女家庭大多面臨著嚴重的空巢家庭風險以及失獨家庭風險，這對于家庭的進一步發展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
第2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關鍵詞】計劃生育；家庭救助；機制探討
0 引言
在邁入21世紀以后我國的經濟水平有了質的飛躍，綜合國力也在不斷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升，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也不斷趨于繁榮、穩定。在這個背景下人口問題成為了我國整體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一直以來我國的人口基數都處于較大的狀態，一方面人力資源確實較為豐富，而另一方面則給社會體系帶來了極大的壓力。計劃生育制度的有效實施給國家的繁榮穩定帶來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相對而言農村的超生現象較城市而言還是較為嚴重，因此從2004年起國家在農村逐漸開展并實施了計劃生育獎勵機制，2007年我國正式出臺了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制度來保證計劃生育貧困家庭的生活質量。在制度中明確規定對于計劃生育貧困家庭，在貸款、扶貧項目以及社會救濟方面應該優先照顧，且地方政府應該給予幫助。通過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的有效實施能夠更好地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的推廣，這對于農村發展乃至國家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1 建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的重要性
建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并落實是當前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務，同時也是我國社會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然需求。通過建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可以對農村計劃生育工作進行有利的導向，并讓農村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協調化，在此基礎上也可以緩解農村貧困人口的壓力，讓農村老齡化問題得到解決。在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的積極推廣下事實上也是保證了廣大農民的實際利益，并促進了農村生育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新農村的建設。
2 目前建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存在的困難及問題
從大環境來看當前農村養老的形勢極為嚴峻，而當前的養老政策以及扶持政策并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在農村計劃生育政策倡導的同時，事實上也加速了農村老齡化現象，特別是養老問題變得十分突出。另外大量的農村務工人員進入到城市當中，從客觀角度上來看這確實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但是在農村卻留下了大量的老齡農民，使得農村老齡化問題更為凸顯。這種現象給建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帶來了嚴重的阻礙。雖然目前農村計生戶獎勵扶助措施形式較多，但是獎勵扶助和養老保障制度依然不夠完善，特別是基層工作不能得到落實。對于獨生子女獎勵扶助政策還存在著一定的缺失。
3 建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的有效對策
3.1樹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意識
對于計劃生育貧困家庭而言，相關的救助對于他們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他們生活的重要支持。從上個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開展以來，獨生子女的數量及比率正在不斷提升。這也造成了我國社會老齡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很多計劃生育貧困家庭在醫療、養老方面出現了很大的困難，急需扶持、救助。從宏觀上來看建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是整個社會穩定繁榮發展的重要一環，同時也是黨委政府必須承擔并落實的重要責任。從國家的發展方向來看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初級階段，雖然已經構建出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保障制度，但是從整體上來看還不夠健全，而建立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能夠讓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更為充實，也促進了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為了讓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能夠以有效的展開，政府方面首先應該樹立起相關的意識，并將這種意識貫徹于實際工作當中，特別是計劃生育管理部門應該在工作中找到切合點，將計劃生育工作與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融合起來，讓計劃生育工作得以深入展開。
3.2充分調動政府職能，對構建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進行統籌
為了讓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構建得到落實，政府方面應該充分發揮職能作用。政府對相關政策進行全面的分析，并對其中的部分內容進行優化以此來帶動整個社會以及非政府組織加入到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推動的隊伍當中。與此同時還應該對計劃生育貧困家庭充分落實好深入調查工作，采取分段協助的方式在政策以及科技扶持的共同作用下來提升計劃生育貧困家庭的實際經濟情況，讓其自身獲取持續發展的能力。另外計生委也應該與政府以及其他機構如勞動局、民政局等部門共同執行合作機制，讓困難戶的基本需求得以實現，并能夠向他們提供針對性的救助。在上述情況下也可以更好地對計劃生育貧困家庭進行管理。為了讓救助機制發揮出實際的效用，相關部門在前期應該充分做好準備工作并對救助資金進行統籌測算，構建好通暢的資金渠道，讓救助工作能夠持續性的開展。
為了讓計劃生育貧困救助工作更為規范政府方面特別是計生委應該加強監控工作，并采取嚴格的審批手段來控制救助資金的流動，將相關批準材料進行備案并有計生委匯總，讓救助金額能夠足額到達困難戶的手中[3]。
3.3將惠民政策與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銜接好
對當前的惠民政策要進行妥善的分析，在某些情況下部分惠民政策必然會與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產生沖突，此時就需要構建出良好的協調機制，讓計劃生育為惠民政策的上位政策得到保證，讓計劃生育貧困家庭得到優先性的優惠。對合法生育子女以及非法生育子女進行差異性的對待。落實好聯動以及信息共享機制，讓計劃生育貧困家庭的到優先的實惠。
4 結語
建立完善的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對于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在構建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的過程中，政府方面應該從充分發揮職能同時還要將惠民政策與計劃生育貧困家庭救助機制銜接好，讓計劃生育貧困家庭的生活得到保障。
參考文獻：
[1]楊應敏.開展計劃生育社會保障工作的調查及思考[J].人口與計劃生育，2010（02）：111112
第3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實行30多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全國共少生4億多人，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人口撫養負擔輕、社會儲蓄率高的人口紅利期，緩解了人口快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為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家庭福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我國城鄉婦女平均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6左右（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孩子），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人口增長的速度也大大減慢。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預計到2030年左右我國人口將實現零增長，即人口的出生率與死亡率相等，人口增長率為零。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還需要繼續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成為輿論熱點，有人擔憂我國未來會遭遇低生育率危機導致老齡化以及勞動力短缺等問題。
中國內地目前人口總量13.4億，占世界人口的1/5。雖然人口增長速度減緩，但受人口增長慣性的影響，我國每年新出生人口仍達1600萬左右，預計未來20年總人口還將再增加1億人。目前我國人均淡水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耕地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國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龐大人口規模對經濟社會發展壓力沉重的局面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持續緊張的狀況不會根本改變，這決定了我們必須長期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美國目前人口只有3億多人，但這并沒影響美國發展成世界上人均生活水平高、綜合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人口素質而不是人口數量才是現代國家競爭力的核心。中國目前勞動力人口（9.3億）超過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人口的總和（7.7億），而發達國家創造的產值卻是中國創造產值的5倍之多。中國勞動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勞動生產率低，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大。解決未來勞動力短缺問題主要要靠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是靠放棄計劃生育國策多生孩子。
在人口增長率減緩的形勢下依然要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目前所達到的低生育水平并不完全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而主要是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一旦放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生育率肯定會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反彈。除一些大城市外，中國目前還不會出現某些發達國家那樣人們普遍不愿意生孩子、生育率落到極低水平的局面。
第4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005-0019(2009)7-0285-01
[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現行戶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來。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我國正在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必然給社會的各個方面帶來影響。計劃生育首當其沖,因此,本文研究的重點就是如何使戶籍制度改革與計劃生育相適應的問題。
[關鍵詞]戶籍制度;改革;計劃生育;方法
從我國戶籍制度的發展進程來看,保證了我國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其次是通過控制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的大量遷移,較好地避免了城市人口的過分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城市社會問題;通過一致的人口登記措施,嚴格控制人口的流動,從而起到了預防犯罪、有效偵破案件、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作用;保證了計劃生育工作和人口微觀控制的有效進行,保證了人口統計和人口宏觀控制的順利實施。
1戶籍制度與計劃生育的關系
戶籍管理制度是一項基本的國家行政管理制度,是指政府的相關管理部門對其所管轄的民戶的基本狀況進行登記和管理,其內容包括常住人口登記和上報制度、居民戶口或身份登記即管理制度、暫住人口登記制度、出生人口登記制度、遷移登記制度、變更更正登記制度等。戶籍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統計人口數量,維持社會穩定。而計劃生育是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旨在通過宣傳與教育,并采取其他措施來放慢人口增長速度,控制人口數量,以適應環境的承受力。這兩項措施的范圍及于全國,深刻影響著人們的各個方面。二者之間的聯系既對立又統一,互相促進,互相制約。
戶籍制度建立之初,嚴格限制人口流動,人民群眾被死死的釘在固定的地方。社會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在生產要素的不斷優化組合和流動中實現的,各種社會資源自由式流動,進而能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發揮人力物力的最大效能。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人力資源的流動至關重要,但傳統的戶籍制度不是從社會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出發鼓勵勞動力由經濟勢能低的農村、小城鎮向中等城市、大城市遷移,而是從保護城市的利益出發,采取種種措施,設置重重障礙阻止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它反而鼓勵人口由城市到農村、由發達地區到欠發達地區的流動,使生產要素難以實現最佳配置。這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同時勞動力合理流動的不能實現,遏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利于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這不僅會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也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給現代化建設增加了不必要的制度成本,延緩了我國社會發展的進程。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我國戶籍制度做了相應的調整,不再嚴格限制人口流動,因此,我國人口遷移與流動呈現出大規模的跨區域、長距離的特點。據有關部門分析估計,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流動人口還將以平均每年500萬左右的速度增長。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也均已證明:經濟越發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就會越多。雖然流動人口的增多,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給計劃生育工作帶來一定的問題,但從總體上說,它有利于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有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建設和實現。因此,對流動人口不能排斥和歧視,應注重把流動人口納入當地的戶籍人口管理的軌道,與戶籍人口同宣傳、同管理、同服務,切實維護好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戶籍制度不管是對于人力資源的分配,還是對于人口數量的控制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力,因此,戶籍制度的改革必然會引起計劃生育相關政策的調整。
2戶籍制度改革背景下的計劃生育工作新措施
我國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將逐步全面實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形成由戶口登記、遷移為基礎,居民戶口簿、公民身份證兩種證件和常住、暫住兩種戶口組成的管理制度,以居住地劃分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區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當然戶籍制度的改革面臨一個非常敏感而棘手的問題,就是戶籍性質變更現象普遍化和臺法化后的生育政策該如何制定和掌握呢?
2.1實行雙軌制生育政策:《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已經明確規定,“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因此,暫時不能以“一元化”的生育政策來適應“一元化”的戶籍制度,而應當采取過渡的方式來執行現行城鄉有別的生育政策。目前,在基層調查時,有些計劃生育工作者提出了不少看法,其中一種即在一定時間內,戶口落在村民委員會并分到責任田的,適用農民生育政策;沒有責任田而從事其他職業的,適用城鎮生育政策。采取這樣的辦法執行現行生育政策,既有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也有利于穩定低生育水平,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人員也便于操作。當然了,這種城鄉有別的生育政策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例如當我們不能區分城市,還是農村人口時,我們應該適用怎么樣的政策呢?因此,們現在做的也只能是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做出相應的計劃生育政策。
第5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摘 要: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度變遷過程反映了轉型時期中國特定時空背景下制度變遷的機理:落實憲法賦予的公民的同等權利和創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變遷的主要內容;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對現存治理體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戰是促進制度變遷的主要原動力;制度創新的主體力量是政府,其過程表現為體制內的上下互動。由于制度供給主體的功能局限性導致我國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實施效果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變遷與創新過程中的單一動力作用,建立公民、社會、國家之間的持續互動機制,才能實現制度的有效供給和均衡。
關鍵詞: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變遷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0)04-0082-05
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問題作為轉型時期中國特定時空背景下出現的問題,它的治理政策的變遷一方面是市場轉軌和社會變遷的結果,另一方面又受當前國家模式和政治構架的規制。由于中國處于轉型這個特定時空場域,其復雜性使得我們很難對當前中國制度變遷的機理作全面的透視,但筆者還是希望在綜合各種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有限資料的研究來厘清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變遷的邏輯。
一、權利回歸和模式轉變: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變遷的內容分析
改革開放之后,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化和機制的常規化,以戶籍制度為載體的公共福利制度和行政管理體系依然存在并得以延續。作為行政管理體系一個環節的計劃生育管理體系也深受影響,形成了城鄉有別的計劃生育管理制度及其配套體系。在農村,國家實行的是依托村民委員會體制的計劃生育管理模式;在城市,自20世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城市計劃生育管理采取的是“部門管理”和“戶籍管理”為特征的模式,其具體的管理措施主要是對單位職工采取部門管理,通過行政考核等手段把單位職工落實計劃生育納入各部門的工作責任之中,讓各部門管理其下屬單位,以達到保證育齡職工落實計劃生育的目的。除此之外,對單位體系之外的人,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實行自上而下――市、區、街道,直至居委會,對轄區內無固定單位的居民進行縱向“一竿子插到底”式的行政管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依托于戶籍制度的計劃生育管理模式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流動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也主要圍繞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的管理模式及其配套的福利措施這兩個方面展開:
一方面實行權利回歸措施,改革戶籍制度、逐步剝離戶籍制度所帶有的各種福利措施、賦予流動人口平等公民權等權利回歸措施。1999年國家計生委頒布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流動人口現居住地的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應當向其中的已婚育齡流動人口進行人口與計劃生育宣傳,并組織有關單位向育齡夫妻提供避孕節育措施服務。”2004年頒布、實施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模式與服務工作若干規定》更是明確指出“現居住地應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本地區經常性管理和服務范圍,實行與戶籍人口同宣傳、同服務、同管理”。這些具體措施中間已經涉及到改革現行的以戶籍制度為載體的公共福利制度體系等內容。逐步剝離以戶籍制度為載體的各種福利,使戶籍管理功能回歸本位,使各種福利制度與普遍的公民身份相聯系。雖然制度實踐過程中存在瑕疵,但是改革戶籍制度、給予流動人口平等的公民權利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
另一方面創新流動人口的管理模式,改變傳統的“兩地共同管理”模式,實行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和部門合作的屬地化管理模式。1991年12月26日經國務院批準,由國家計生委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原則強調了現居住地和常住戶籍所在地“共同管理”,沒有規定哪一方應該負主要責任,而且也沒有規定各部門之間的責任、協作、分工等,造成了配合不好,甚至互相推諉現象的發生。新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及其后續的相關文件明確了各部門、各單位的責任,確立了“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的管理模式和部門協作機制。1999年頒布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的第六條規定:“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由其戶籍所在地和現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并且明確了流出地政府和人口計生部門的主要工作職責有“為流出人口辦理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對流動人口開展計劃生育宣傳教育”;“指導流動人口已婚育齡婦女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適時提供隨訪服務”;“與流出人口已婚育齡婦女簽訂計劃生育合同”;“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的信息溝通和反饋工作”等。《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工商管理部門、勞動就業、衛生、房產管理等行政部門應當配合同級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在各自的責任范圍內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2004年開始實施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若干規定》更是進一步明確了各級流動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要“會同公安、民政、勞動與社會保障、建設、衛生、等有關部門”,“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實行綜合決策、綜合治理、共同做好管理和服務工作”,建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綜合管理服務機制”。
二、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變遷的動力機制分析
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政府也是一個“經濟人”單位。一般認為,政府通過制度創新提供制度安排所要實現的目標有兩個方面:一是經濟方面的目標,即實現財政收入最大化。政府力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加速經濟增長,從而使財政收入最大化,政府將為每一個利益集團設計不同的財產權利。由于存在所謂的競爭約束和交換過程中的費用約束,在使財政收入最大化與降低交換中的費用,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存在持久的沖突。二是政治方面的目標,即實現政治支持最大化。我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度變遷,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用上述理論來解釋。由于城市流動人口規模的日益擴大,在東莞等市區甚至已經超過居住地的人口規模,流動人口管理成本越來越高。同時,由于流動人口的管理無法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網絡之中,流動人口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國家試圖通過新的制度安排保障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贏得民眾廣泛的政治支持。具體而言,我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變遷的動力機制可以從三個維度來厘清:從宏觀層面分析,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國家為適應市場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需要主動作出的制度調整;從中觀層面分析,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反映了當前的行政調控機制無法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是國家治理機制應對社會變化的適時調整;從微觀層面分析,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反映了國家破除了舊有的利益壁壘,維護民眾公民權利、實現利益均衡、重塑合法性基礎的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呈不斷上升的趨勢。根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的統計,我國的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年的7000萬增加到2003年的14億,10年內翻了一番,流動人口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其中15歲到35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以上。[1]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2]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日益龐大,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工作的壓力也不斷加大,為了適應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需求,國家需要適時對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政策作出調整,對流動人口的計生工作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反映了當前的行政調控機制無法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是國家治理機制應對社會變化的適時調整。現代國家的構建和治理理論告訴我們,現代國家建立的過程就是國家權力不斷向社會滲透的過程,對社會的組織化、網絡化管理不僅是現代國家構建的基礎,也是國家有效治理的前提條件。有調查表明,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率比戶籍人口要低10%左右。而且,流動人口的違法生育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根據國家人口計生委2005年對江蘇、廣州等6省市的調查,農民工計劃外生育約占各地違法生育總量的50%―80%,其中深圳、廣州、東莞三市,農民工違法生育分別占各市違法生育的95%、87%、61.6%。[3]由此可見,當前的行政調控機制已經無法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治理。1999年國家計生委頒布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和2004年開始實施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若干規定》都明確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實行現居住地和戶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的原則”,并規定了流出地和流入地地方政府和計生部門的職責,其中流出地政府和計生部門有“為流出人口辦理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的信息溝通和反饋工作”等;流入地政府和計生部門有“負責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日常管理,并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納入當地計劃生育管理”等職責。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網絡管理一直沒有建立起來。根據國家人口計生委2006年組織開展的第六次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資料和國家統計局2005年全國1%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各省上報的跨省流入18―49歲人口數量為4849.9萬人,而各省上報的跨省流出人口總數為5429.6萬人,跨省流出人口比跨省流入的數量多580萬人,據此我們可以推算,至少有580萬人沒有納入流動人口“屬地化”管理范疇。而其中各省上報的流入人口中已婚育齡婦女為1225萬人,但是上報的流出人口中已婚育齡婦女總數為1743.2萬人,中間存在518.2萬的漏統,所以我們可以說“盲區”中的人口以已婚育齡婦女為主,其比例高達89%。[4]
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反映了國家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利益壁壘,維護民眾公民權利、實現公民資格基礎上的利益均衡。據廣東省統計,2002年廣東省流動人口孕產婦死亡率占全省孕產婦死亡總數的83%,是廣東省常住人口孕產婦死亡率的4倍多。流動人口中新生兒破傷風發生數占全省新生兒破傷風發生總數的97.3%,是全國新生兒破傷風發生率的23.3倍。[5]國家計生委農民工計劃生育與和生殖健康調研組的調查顯示,至少72%的計劃生育手術費由農民工自己負擔,大約80%的農民工從未獲得過免費的避孕藥具。流動人口的權利保障措施無法得到落實。所以國家計生委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在第九條就規定:“流動人口現居地的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應組織有關單位向育齡夫妻提供避孕節育措施服務”,2004年頒布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若干規定》更是要求,“現居住地應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本地區經常性管理和服務范圍,實行與戶籍人口同宣傳、同服務、同管理”,以期打破舊有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利益壁壘,將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都納入國家社會治理網絡體系,賦予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同等的公民權利,實現對流動人口基本權利的保護。
三、體制內的上下互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變遷的過程分析
一般而言,制度創新主體不外乎三種:個人、個人之間自愿組成的合作團體和政府機構。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戴維斯和諾思認為,制度創新可以在上述三級水平上同時進行。個人、個人之間自愿組成的社會團體的創新在一個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原則下是可以大量存在的。但是在中國,由于集權政治框架的規制,制度變遷主要表現為體制內利益的調整和均衡,提供制度安排、實施制度創新最主要主體的主要是政府。而在政府內部,制度創新又表現為政府層級的差異,越是權力中心的最高層越可能成為制度創新的“第一行動集團”,而下一級的政府機構則充當“第二行動集團”唐興霖教授將制度創新的決策者和首創者稱為“第一行動集團”,在制度創新過程中幫助“第一行動集團”獲得利益并分享追加利益的稱為“第二行動集團”,“第一行動集團”最先認識到現行制度的弊端,預見到潛在利益,并最終提出制度創新的方案;“第二行動集團”執行、維護“第一行動集團”所作出的制度創新方案,他們共同努力,促成制度創新。,高一級政府作為“第一行動集團”直接提供制度安排,或者為下級政府――“第二行動集團”的制度變遷設立整體性的邊界和方向。“第二行動集團”一方面執行、維護“第一行動集團”的制度創新方案,另一方面在“第一行動集團”所規制的制度框架與邊界范圍內繼續進行制度創新并將其制度創新的有益成果反饋給“第一行動集團”以尋求其制度成果的法制化和規范化。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度變遷遵循政府內部上下互動的邏輯,它的主要路徑選擇為:中央政府一方面直接提供制度措施,地方政府執行該制度措施,另一方面為了考慮各地的不同情況,中央政府又為制度創新設立整體性的方向與邊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設立的方向與邊界范圍內展開一系列制度創新,其中卓有成效的制度創新成果將會被法制化和規范化,從而作為一種確認的制度被推廣。
1991年,鑒于流動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和計劃生育的嚴重性和迫切性,國務院“第一行動集團”頒布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對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作出了“兩地管理”的模式的規定,此項法規的頒布標志著我國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進入規范化階段。各地在該項法規的規制下進行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問題的管理。但是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化和機制的常規化,該法規在實踐過程中權責不明和管理不到位等問題,國務院又適時調整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的管理模式。1999年,國務院頒布了新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確立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由其戶籍所在地和現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現居住地管理為主”的管理原則。按照這一新制度原則,各地努力開展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模式的執行和改革。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已有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了地方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一些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級市還制定了相關的管理辦法。許多地區都建立了統一的外來人口領導協調機構,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管理體制之中。同時,根據2004年7月份國家計生委政策法規司的調查結果。全國31個省(區、市)人口計生委均設立了不同類型的流動人口計生管理機構(包括專門的流動人口管理處、掛靠在相關處和事業單位性質的流動人口管理站(辦));全國76%地(市)級人口計生部門設置了流動人口管理機構;約78%的縣(市、區)級人口計生部門設立了流動人口管理機構;25%的鄉鎮(街道)級設置流動人口計生管理機構。圍繞著“第一行動集團”提供的制度成果的推廣和執行在各層下級政府得到了有效的落實。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還在中央政府設立的制度邊界和框架內進行制度創新,并謀求制度措施的法制化和規范化。2001年國家計生委、民政部、中國計劃生育協會聯合發出了《關于加快城市社區人口與計劃生育與工作改革的意見》,并以2001年年底在杭州召開全國城市社區計劃生育會議的形式對包括社區計生管理機制建設在內的全面推進城市社區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改革做出了部署,明確提出了“依托社區、建立‘屬地管理、單位負責、居民自治、社區服務’的城市流動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機制”。[6]根據這一制度精神,各地方開始探索適合本地特色的流動人口管理模式。其中有代表性制度創新成果主要有:(1)上海的“目標管理責任制”模式:以全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管理辦法》和《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員計劃生育管理辦法》為指針,把外來流動人員計劃生育管理納入本轄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目標管理責任制,增加經費投入、強化服務意識、增加相關管理者的責任。(2)武漢的“三長責任制”模式:以公安局長、工商局長、計生委主任為主,勞動、人事、城建、房地、交通、衛生等相關部門共同參與的流動人口計生管理模式。它是一個多部門參與配合、共同負責的綜合管理機制。(3)濟南的“兩位一體”模式:依托暫住人口管理服務站,發揮暫住人口協管員和基層計生工作人員兩支隊伍的合力作用,在基層形成“兩位一體”的管理機制。(4)寧波的“社區化管理”模式。把流動人口融入社區管理的模式,為流動人口提供社區化的管理和服務。[6]這些制度創新成果都先后作為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成果得以法制化和規范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推廣。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的管理制度的變遷都是體制內政府主動供給的產物,其中既發揮了中央國家機關的政策主導作用,又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是一個在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框架內上下持續互動的過程。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運用“需求――供給”的理論架構來分析制度變遷,提出了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的理論,肯定了政府在建立制度安排方面的價值。但同時林毅夫也強調,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集團利益沖突以及社會科學知識的限制等等,政府可能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政府提供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功能局限性。這點在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中也表現突出,例如2004年頒布和實施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模式與服務工作若干規定》要求:“現居住地應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本地區經常性管理和服務范圍,實行與戶籍人口同宣傳、同服務、同管理”(簡稱“三同”)。但是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由于各地方政府不愿承擔更多的義務和責任以及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一些正式、非正式的制度壁壘的存在,所謂的“三同”管理和服務遠沒有“同”起來。綜合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府變遷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我國,由于受集權政治框架的規制,制度創新主要表現為由政府充當創新主體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由個人、社會組織充當制度創新主體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很難啟動,其創新成果也很難得到法制化和規范化。作為一種社會規范體系的制度,它的變遷與創新應該體現為國家、社會與制度之間交相互動的過程,而不應是單一動力作用的結果。個人特別是由個人自愿組成的社會團體的制度創新對制度供給的平衡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作為人們為一些共同目標而結合到一起的團體或實體的社會組織的發達與否,不僅體現著社會發育的完善程度,而且還會切實影響制度措施的實施效果。換句話說,發達的社會組織影響制度的運行和創新,既可能成為制度執行的主要力量,也可以成為制度創新的重要載體。鑒于當前轉型時期社會組織不發達這個特定的時空背景,政府除了應該承擔制度供給的主體職能之外,更應該放松管制空間,為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提供制度空間,并積極尋求與社會組織和團體的合作,鼓勵其進行制度創新,并將其創新的有益成果法制化和規范化,以期實現對社會的合作管理和善治。
參考文獻:
[1]朱玉,周婷玉.全國流動人口十年內翻番.省略/new/php/20050106/38170.php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主要數據公報[J].北京市工會干部學院學報,2006(2).
[3]國家計生委農民工計劃生育與和生殖健康調研組.對農民工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問題的調研與建議[J].人口與計劃生育2006(2).
[4]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展規劃司.2006年全國人口形勢變動特點[J].人口與計劃生育,2007(11).
第6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20世紀之前，資本主義國家因工業化的刺激人口激增，轉移過剩人口的方式是強制的政治性移民，人口的數量增長并沒有成為關注的問題。直到20世紀40年代之前，發達國家認為人口問題主要是增長緩慢，因此導致經濟增長停滯。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生育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下降很快，人口在加速增長，世界至此才開始關注人口增長問題。
至70年代，“人口問題是發展的中心問題”已成為世界的共識。但在人口政策上仍然存在爭論，不過主張降低生育率和減緩人口增長的意見已成為主流。至80年代，各國普遍認識到人口快速增長是發展的障礙，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也都采取了控制人口增長的人口政策。
至90年代，世界各國已達成共識：承認各國在充分尊重個人權利的情況下制定人口政策的合法性。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也由單一的數量控制逐漸轉變為實現人口素質的提高和人口結構的改變，而發達國家也愈來愈關注過低生育率帶給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
韓印日三國的人口政策
與中國相近文化背景的韓、印、日三國的人口政策，或許對我們評價與預期當前人口政策的近期與遠期效應、規劃將來人口政策的走向有些許啟示。
朝鮮戰爭以后，韓國出現了人口高峰期，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長率達29‰，為此，韓國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計劃方案，目標是到1970年，人口增長率下降到20‰。盡管這一方案促使韓國婦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至19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達到生育年齡，政府進一步加強人口政策，對獨生子女夫婦實行獎勵，將流產和絕育合法化。然而自1990年代開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問題迫使韓國政府又一次調整人口政策，鼓勵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別比。
印度是第一個將人口控制作為國家計劃主要內容的發展中國家。早在1951―1956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印度政府就已提出了“節制生育”的理念。到了上世紀6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已開始由城市擴展到農村。到上世紀70年代，由中央統一嚴密管理計劃生育工作，這種沒有緩沖帶的高壓政策不僅與文化、習俗、宗教等碰撞，而且引起了政治騷亂，計劃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斷。上世紀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其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沒有女性保障、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等配套政策，該項人口政策并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頒布了《國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點是轉變生育觀、完善各項配套政策。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制定限制生育率與人口增長的國家。日本國會在1948年通過了《優生保護法》，以應對戰后嬰兒激增及有力的公共保健政策所致死亡率下降而帶來的人口快速增長的沖擊。至20世紀50年代末，日本的出生率就已降至40年代末葉的一半。但是，近年來，日本政府重新修訂了持續多年的人口政策，轉而實施獎勵生育的措施，以應對快速的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問題。
中國人口政策走向應考慮的因素
縱觀三國人口政策的發展軌跡，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普適性的認識：首先，人口政策受制于人口戰略，而一個國家的人口戰略服從于國家的宏觀發展戰略。現在我們樹立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人口戰略立足于人口發展（即人力資源開發），人口政策不僅要考慮人口數量的控制，而且要考慮人口素質、人口結構的變化。
其次，人口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找到本國經濟發展規律與本國人口發展變化規律的最佳結合，政策制定上的任何偏頗可能導致政策要么短視，要么不具當前實踐性。
再次，人口政策實施效果受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影響。相同的制度設計在不同的國家實施效果會很不一樣甚至相反。沒有普適的人口政策設計，只有普適的發展理念與價值取向。同時，政策實施還需要相關的社會多方面的制度配套保障。
第7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為了進一步加快新時期計劃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轉變,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作為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XXX區開展了計劃生育服務需求及獨生子女家庭現狀調查活動。調查共發出問卷2萬份，實際收回18188份，回收率達90.9。通過匯總分析發現育齡群眾需求呈現出"五個最"：
一是最渴望掌握避孕節育知識，育齡群眾的知識需求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群眾最需要得到的是避孕節育知識，占總服務需求9.7，占知識需求的31.4，對生殖保健知識、政策法規和五期知識的需求也較大，知識需求無明顯兩極分化狀況，呈平穩多元分布。說明一方面避孕節育始終是廣大已婚育齡婦女關注的話題，是計生工作者永恒的服務主題之一，同時也表明隨著時代的發展，群眾的知識需求呈現出多樣化、個性化趨勢。
二是最迫切需要生殖保健服務，育齡群眾的技術服務需求呈現擴大化發展趨勢：對常見婦女病查治需求明顯增多，占總需求13.6，占技術服務需求的36。對健康保健服務、隨訪服務、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等需求也呈上升趨勢。說明群眾已從過去單一生殖保健服務需求擴展到對健康促進需求，從關注自身發展到關注男性健康等諸多方面。
三是最急需解決就業困難，育齡群眾的生產服務需求呈現出與時俱進的發展趨勢：各類人群致富愿望強烈，調查中生產需求排列前二位分別是：就業技能培訓占36.8，要求提供致富信息占32.1。生產服務需求急劇增多，說明育齡群眾當今面臨著就業、子女教育、養老等生產、生活方面的巨大壓力。如果育齡群眾生產需求得不到滿足，生活得不到保障，將嚴重制約他們參與計劃生育的自覺性，生產、生活問題前置，相關服務必須先于生育服務而進行。
四是最重視關心孩子的健康成長，育齡群眾對生活服務需求呈現出多層面化的發展方向:大家最關注獨生子女的成長，選擇子女教育占生活服務需求的41.6。表明現今社會中，廣大獨生子女家長望子成龍心切，期盼著孩子早日成才。這也對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一個需要長期服務的課題。育齡群眾的生活服務需求多層面化：有的對生活服務需求遠遠超過對生育服務的需求，對于不同的需求層面要有區別對待、有重點對待，對于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如特困獨生子女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就業、子女就學、醫療等問題的特殊需求一定要給以特別的關注、對待，才能服務好這類特殊人群，提高服務的整體工作水平。
第8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醫療制度，給予人民群眾更好的醫療保障，我國不斷擴充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增加醫療機構數量，提高財政支出水平。在這一背景之下，各地區計劃生育管理部門必須改變管理方式，進行管理創新，從而促進計劃生育財務管理的有序進行。
一、基層計劃生育財務管理現狀
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對我國計劃生育的開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計劃生育服務站的財務管理具有非盈利性的特點，其有效性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具體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計劃生育的宣傳工作。計劃生育是我國一項基本國策，為了更好地促進人民群眾的參與，基層計劃生育服務站要加強對其宣傳工作，促進政策的實施。
其次，對計劃生育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現在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越來越追求信息化、科學化，傳統的管理方式已經不適應目前的管理需求，所以各部門應該定期加強對工作人員的培訓，提高其工作水平。
再次，對藥品的管理工作。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過程當中還要涉及到許多醫藥品的使用，如果藥品管理不善也會影響管理整體水平。
最后，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的服務工作。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計劃生育的財務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多樣性。由于基層計劃生育服務站屬于我國的事業單位，其經費支出都屬于財政范疇，所以其財務管理也是采取財政預算經費管理辦法。隨著經濟的發展，使得社會對計劃生育的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計劃生育的工作內容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基層計劃生育服務站不僅要完成國家規定的政策性活動，同時還需要進行一些盈利性的活動，而這些活動的開展都給基層的財務管理工作帶來一定的困難，財務部門一定要切實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進行管理，保障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當前基層計劃生育財務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基層計劃生育管理工作存在中眾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缺少專業的財務管理人員。在基層計劃生育單位，許多進行財務管理的人員并不具有相關的專業知識，他們大多數是憑借著自己原來的工作經驗進行工作，這
98
樣的工作方式缺少一定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導致財務管理過程混亂，賬目不清。現如今，財務管理工作過程中越來越強調財務人員的專業性，但是基層財務人員的不合理利用導致人才的價值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隨著財務管理的科學化、信息化發展，也使得各機關單位對財務管理人員提出更高的要求，他們普遍追求復合型的管理人才，其人員不僅要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要有一定的業務技能，能夠很好地處理基層財務管理工作。
2.財務制度亟待完善
規范化的制度是管理工作有序進行的前提條件，基層單位應該根據相應的法律制度制定與之對應的管理措施，使得基層計劃生育的財務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基層財務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缺乏動態的監督體系。財務管理過程中缺少有效的監管，各部門對財務管理工作不夠重視，使得內部工作人員的工作隨意，管理渙散。其次，支出流程的不規范。由于缺少有效的管理制度，使得工作人員在批準款項支出時隨意性大，沒有按照規定的流程進行實際的操作，導致管理工作難以實施。最后，內容的不真實性。由于工作人員工作隨意性大，導致財務內容缺少真實性，尤其一些財務工作者利用職務之便，隨意更改款項金額，給基層工作單位帶來一定的損失。
3.財務管理工作缺乏實效性
財務工作的合理進行，主要是在保障工作質量的同時還要提高其工作的效率和效能，旨在更好的促進基層財務管理工作的開展。財務管理部門必須結合內外兩部分進行準確核算，從而反映出最真實的賬目情況，但是由于內外財務管理存在一定的實效性差，導致工作開展的效率較低。另一方面，財務部門沒有針對目前的發展形勢樹立正確的財務管理工作目標，使得工作開展沒有跟上信息化的發展進程，處在一個滯后的狀態。
三、完善基層計劃生育財務管理工作的策略
1.構建動態管理機制
基層計劃生育財務管理工作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管理部門應該采取動態的管理模式，工作者要結合社會發展狀態進行適度的調整，使整個管理動作部門都能夠根據管理機制的不同進行適度的調整，使管理模式更加完善，管理方法更加有效。動態管理機制的制定需要管理部門自上而下相互配合，使部門員工都具有一定的財務管理意識和財務管理紀律意識。
2.對計劃生育服務站的財務管理進行規范，促進收支平衡
要想提高計劃生育財務管理的效率，必須采取規范化的管理措施，切實保障每筆金額的正確性。財務管理工作要與上級相互配合，確保財政收支相互分開，保證賬務的清楚明確。資金的收入和支出都要按照正常程序進行，確保金額的準確性。計劃生育服務站除了收取的醫藥費以及服務費用外還包括一些罰款，對于這些資金的收繳一定如實上報上級財務管理部門。同時對于部門的財務支出要做好財務預算，明確財務支出細則，為保障計劃生育服務站工作的正常運行，一定要準備足夠金額的儲備金。
3.提高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素質和能力
管理人員的素質水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財務部門的工作效率，有效的計劃生育財務管理工作是建立在高素質人才基礎之上的。基層服務站應該配備專業的財務管理人員，同時要對人員進行定期培訓，使得財務工作者能夠更加高效的完成財務管理工作。在培訓的過程中要給工作人員宣傳國家的政策措施，提高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和綜合素質，將其培養成具有高素質水平和專業技能的復合型人才。
4.完善調解資金結構，提升資金使用效益
第9篇：計劃生育政策背景范文
關鍵詞：二胎政策；logistic回歸；二次曲線模型；人口預測
基金項目：華北理工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對人口出生率的影響研究──以唐山市為例，編號：X2015228。
一、背景
自20世紀80年代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長期處于低水平狀態，自1991年至今基本都低于1.3%。生育率低已經造成我國勞動人口比例下滑、老齡化問題加劇，子女養老負擔過重。計劃生育的實施雖然控制了我國人口規模，但由此產生的問題不可小視。2013年11月，我國提出“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旨在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減輕子女養老負擔，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男女比例失調的現象。然而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國僅有不足1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與官方預計的每年增加200萬人相去甚遠。2015年10月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開放二胎，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在整個社會對全面二胎政策的激烈討論的背景下，本項目聚焦于全面放開二胎后人口結構的預測及對影響生育行為因素的探究。
二、調研方案設計
本次調查采取多階段抽樣方式進行，第一階段為唐山市六區（路北區、路南區、古冶區、開平區、豐潤區、豐南區）已育居民，第二階段為根據各區的人口分布分別選取若干街道，第三階段為街道小區的居民。樣本量的確定是利用公式為n=Nu？琢/22S2（Nd2+u？琢/22S2），其中總體N為唐山市總人口（數據來源：唐山統計年鑒），d=0.095，？琢=0.05。由抽樣調查方法原理和預調查的結果，S2=0.64，確定了樣本量應為476，共發放問卷500份，有效收回443份。
三、調查數據分析
1、生育意愿調查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生育一胎的有306人，已生育二胎的有128人，已生育三胎及三胎以上的有9人，現有二胎生育率為30.93%；二胎政策全面開放后，生育一胎的其中計劃生育二胎的有135人，沒有計劃生育二胎的有171人，二胎生育率將達到44.12%。
在計劃生育二胎的人中，有18.6%的人表示會在一年內生育二胎，有53.2%的人表示會在2-3年內，有25.9%表示會在4-5年內，有2.3%的人表示會在6年及其以上，也就是說，將近有98%的人會在五年內生育二胎。
2、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
（1）對于問題“決定您不生育二胎的原因”。根據調查數據顯示，20.5%的人認為生育二胎會影響婦女的工作和事業，13.2%的人是因為高齡產婦生育二胎危險性太大，41.8%的人是因為家庭負擔太重，9.6%的人認為優生優育，10.3%的人是因為頭胎孩子不支持，4.2%的人是因為身體不好。
（2）對于問題“決定您生育二胎的原因”。根據調查數據顯示，34.9%的人是希望兒女雙全，12.3%的人覺得一個孩子有風險，21.5%的人是因為迫于父母長輩的壓力之下，15.1%的人是為了減輕孩子將來的養老負擔，16.2%的人認為一個孩子不利于其成長。
（3）對于問題“撫養孩子在哪方面壓力最大”。根據調查數據顯示，有19.3%的人表示是在孩子的日常生活費用上，有46.5%的人表示是在教育費用上，有8.8%的人表示是在醫療費用上，有22.7%的人表示在無人照看孩子問題上，僅有2.7%的人表示撫養孩子沒有壓力。
（4）為了充分了解在二胎政策全面開放下影響二胎生育意愿的各種因素，本文基于logistic回歸，對被調查者的年齡（x1，連續變量）、戶口所在地（x2）、頭胎子女性別（x3）、及家庭月收入（x4）與他們的二胎生育意愿（y）進行分析。對原始數據進行擬合，共進行了三步。第一步，Nagelkerke R^2為0.374，比較接近于0，說明擬合優度較低，且頭胎子女性別的Sig為0.105（大于0.05），不顯著，故將其剔除；第二步，Nagelkerke R^2為0.618，且年齡的Sig為0.748，不顯著，將其剔除；第三步，Nagelkerke R^2為0.87，較為接近1，說明擬合優度較好，且各變量均通過檢驗，結果見表1。
戶口為農村1與城鎮0是否會生育二胎的優勢比為3.083，說明農村戶口較城市戶口而言，二胎生育意愿更強；家庭月收入的優勢比為1.138，說明收入越高二胎生育意愿越強。
3、人們對全面開放二胎政策的態度
對于問題“是否支持全面開放二胎政策”，有73.7%的人表示支持，有6.5%的人表示無所謂，僅有9.8%的人表示反對；在對開放性問題“請談談你對我國生育政策的看法”中，有6.3%的人認為我國在近幾十年的飛速發展中，國民素質有所提升，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質的改變，我國已經不需要約束人們的生育行為，甚至在若干年后，可能要制定鼓勵人們生育的政策。
4、人口預測模型的建立
（1）構建二次多項式曲線模型。自上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長期處于低水平狀態，由此造成的人口老齡化、低生育率等社會問題亟待解決。2014年，我國各省市陸續開始實施單獨二胎政策。由此，我國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國策迎來了新一輪的改革。并且于2015年10月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決定全面開放二胎。為了避免2014年由于單獨二胎政策的實施對調查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了1991―2013年唐山市總人口數據（數據來源：唐山統計年鑒），并假設2014年實施全面開放二胎政策。
根據1991―2013唐山市總人口的趨勢特征，構建二次多項式曲線模型，得決定系數r^2的值為0.996，F檢驗的Sig值為0.000，說明此曲線回歸方程擬合優度較好，得到二次曲線方程：y=65.642x2+35667.874x+6610190.858。
（2）二胎政策開放后總人口的預測。問卷顯示，在443份問卷中，已生育多胎的有137人，生育一胎的有306人，其中會生育二胎的有135人，98%的人表示在五年內生育二胎，本文在考慮構建模型的合理性以及實際性的前提下，認為第一批次中愿意生育二胎的家庭將會在未來五年內全部生育二胎，2013年唐山市總人口為7474038人，育有一孩的婦女共有815052人，估計全面二胎政策開放后平均每年出生率增加值為：
？琢=■=0.0066
根據二次曲線擬合方程可計算出2014―2034年唐山市的總人口（y14，y15，…，y34）。因為死亡率較為穩定，假設開放二胎政策后2014―2034年每年的死亡率不變，開放二胎政策后的人口增長率為現有人口增長率與出生率增加值的和。因此，二胎政策開放2014―2034年的唐山市總人口為Yij'=Yij'-1（1+Yij/Yj-1+？琢），其中ij∈[14，34]，y13為2013年唐山市總人口。
得開放二胎政策后總人口與未開放二胎政策的總人口比較如圖1所示。
由上圖可以看出，全面開放二胎政策后，唐山市總人口將會逐漸緩慢增加，沒有出現人口激增情況，并于2034年達到9530636人，與未開放二胎政策的數據相比，多了123萬人，增加了勞動力，緩解了人口老齡化、性別比例失衡等問題。
四、結論
通過本次調研，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人們普遍支持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實施，且在開放二胎政策下，人們生育意愿低于50%，不會造成人口激增或人口大爆炸，人口呈緩慢增長趨勢，且有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男女比例失衡等問題。
第二，二胎生育意愿與頭胎子女性別無關，渴望生育一兒一女，說明人們的觀念已發生變化，生男生女都一樣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城鎮戶口與農村戶口對人們的生育意愿有顯著影響，農村戶口的二胎生育意愿明顯高于城鎮戶口。
第三，被調查者中家庭收入越高二胎生育意愿率越大，且沒有計劃生育二胎居民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負擔太重，無法承擔撫育二胎的費用，其中在孩子教育方面上承擔的經濟壓力最大；另一方面，生育二胎的婦女需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照顧孩子，會嚴重影響到她們的工作和事業。若要切實提高民眾的生育意愿并將其轉換為生育行為，政府部門應加強對婦女工作上的保障，加大對教育事業的資助。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