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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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論文摘要:實驗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經濟學學科，現代經濟學許多的假設是未經驗證的，在經濟學中引入實驗方法是必然的。從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出發，通過對最后通牒博弈的實驗分析，探究實驗經濟學的意義，以及實驗經濟學存在的局限和問題，得出了實驗經濟學是當今經濟學研究的革新，實驗方法也將成為主流經濟學的重要的研究工具，對經濟學方法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的結論。
瑞典皇家科學院為了表彰弗農·史密斯將實驗作為經濟分析的一種工具，對經濟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于2002年授予他諾貝爾經濟學獎，標志著實驗經濟學已經獲得了理論界的認可，實驗經濟學成為了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時顯示了實驗經濟學的蓬勃發展，在理論界的影響日漸增強，并且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工作中。
實驗經濟學，是指讓實驗對象在設計好的可控環境下行動，借以分析人的行為，總結人的行為模式，驗證和修改經濟學的各種基本假設。如果這樣，經濟學家可以在設計好的可以控制的環境下，根據自己的需要，對經濟學的假設或者那些重大的發現做可重復性的實驗，來驗證其是否具有科學性。
1 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歷程
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從歷史上來看，運用實驗的方法研究經濟的相關問題，得從1738年的“彼得堡悖論”算起，距今已經有270年的歷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認為是學科開端的是1948年張伯倫在課堂上進行的供給和需求的實驗。弗農·史密斯在1962年發表了《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這篇文章不僅標志著實驗經濟學在主流經濟學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也為此后實驗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使得許多經濟學家從事到實驗經濟學的研究中來，經濟學的實驗方法也讓更多的經濟學家所接受，實驗經濟學在經濟學理論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對經濟學方法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薩斯通對效用函數的實驗研究拉開了實驗經濟學序幕，薩斯通用實驗的方法確定了個體的無差異曲線，大約20年后盧西斯和哈特在考慮了現實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進行了薩斯通的實驗。1950年阿萊提出了對人們在面臨不確定性下的選擇進下行了實驗，發現實驗結果與期望效用理論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萊悖論，這是最早通過實驗提出的對期望效用理論的懷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決瑟爾和弗魯德構造了著名的博弈問題“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實驗都是圍繞著重復的囚徒困境及其變型展開的，納什曾經指出實驗中存在許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難在零和博弈中將參與人的行為視作重復博弈，不同階段的人的選擇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張伯倫教授首次在課堂對市場進行了實驗，建立了一個實驗性市場以檢驗競爭性市場均衡的條件，但是實驗的結果卻與競爭性市場均衡結果不一致，但是這也就啟發了當時他的學生弗農·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學工作的第二年，在課堂上以他的學生為對象進行了競爭性均衡實驗，與張伯倫教授的實驗中一對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證券市場所采用的雙向口頭拍賣的集中交易方式，他發現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適度數量的參與者的情況下，市場也能很快地收斂到競爭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證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經濟人不是市場效率的要求，這與人們習慣的經濟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將多次的實驗的結果組成論文即《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發表在了權威雜志《政治經濟學》，也被認為是實驗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2 實驗經濟學中的實例分析
一個很著名的被稱為“最后通牒博弈” 的游戲，該游戲的規則是:兩人分一筆固定數額100元獎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來表決，即A提出的方案是給B一個數額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來決定是否接受該方案，如果B接受這一方案，則按照這種方案進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兩人將一無所得。
在該游戲中，如果我們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只要讓x>0，那么B就應該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會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會接受，否則兩人得到的獎金將會是0，也就是說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會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實上不是如此，設想一下，在如此懸殊的比例下，如果換成你是B，你也會覺得太不公平了，A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獎金，所以你會拒絕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將角色換一下，由你來提出方案，大部分會選擇給B50元，這樣的話，B會更容易接受，可這種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測就顯得毫無意義，就必須通過實驗的方法來找尋其中的規律。
為此，我做了這樣一個關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實驗，我選擇了45個人作為我的實驗對象，事先不給他們任何限制，由他們自由選擇可以分配的方案，即為B提出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案，實驗的結果是31人選擇將該筆獎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還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給B大于給自己的獎金，即x=51 得49元， 另有5人選擇給與B更多的獎金，即使A得到的獎金更少，否則B會拒絕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這次的實驗中只有1人選擇了給B最少的獎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那么我的這次實驗結果完全和“理性經濟人”假設不同，即x較小的時候，人們是會拒絕這種方案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經濟人”。
由于我選擇的實驗對象的樣本數量太少，也沒有完全考慮到各個方面的原因，所以實驗的結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們通過“最后通牒博弈”的實驗可以發現，現有經濟理論的假設是有問題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設都正確，像“理性經濟人”假設就不一定正確，說明人們在決策中考慮的除了利益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從本身利益出發的。由于信息的不對稱、獎金的金額、公平性等因素會導致人們的選擇不同，文化的差異也會導致人們的選擇不同，因此不同國家的人們選擇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與“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不同的。而我們可以利用更加規范化的實驗使實驗具有可重復性和可控性，所以在類似地條件下，不管誰參與的實驗都可以得到相類似的結果。
實驗經濟學涉及了很多的實驗，涉足的領域有:個體決策實驗、博弈實驗、市場實驗、拍賣實驗、風洞實驗等等，在實驗經濟學方面，需要更多的實驗經濟學家做出更多的實驗，以驗證經濟學的合理性。
3 實驗經濟學的意義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是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已經逐漸進入到主流的經濟學當中，通過實驗可以讓人們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來，我們知道實證方法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們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的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其實，這樣的方法有其科學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著缺陷，即理論的假設和數學的推導往往會排除掉人們行為中的非理性行為和不確定因素，是以人們為“理性經濟人”為前提假設的。實驗經濟學就繼承了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產生了重大的意義。
第一，實驗經濟學是以人們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通過數理統計的方法來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的與我們現實世界不一樣的問題。
第二，實驗經濟學可以在實驗室里進行實驗論證，同時可以操控實驗條件和實驗變量，排除那些非關鍵因素和不確定因素對實驗的影響，也就克服了經驗檢驗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實驗經濟學可以重復實驗來進一步論證，用現實的數據代替歷史數據，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經濟檢驗的不可重復性，使得經濟學理論會更加具有說服力。
第四，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成果，同時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具有實踐性和趣味性，把人們的決策行為當作了研究的對象，讓人們參與到實驗環境之中，使人們更具有機會分析他們親身參與所產生的信息，把一些經濟運行的過程納入到了研究領域當中，以便于人們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
第五，實驗經濟學的文獻增長迅速，在《經濟學文獻雜志》的分類體系中增加了一個專門的項目——實驗經濟學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經濟學科。
4 實驗經濟學的問題和局限
實驗經濟學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是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僅僅四十多年的時間，仍然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當然也存在著一些不完善的方面，盡管我們知道有部分的實驗確實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實驗經濟學的局限性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實驗經濟學家們不單單要掌握好經濟學，還要系統的了解實驗所要涉及到的相關的專業技術知識，我們知道，實驗經濟學的目的是要研究現今的經濟，揭示現今經濟運行和人們行為的規律，但是即使實驗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擬現實的生活。如果與現實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變量，實驗的控制難度就會加大，使得實驗會越來越難控制，使數據最后也更加難以處理，得不到實驗想要得到的結果。
實驗經濟學中，實驗的參與者的主觀性將會影響到實驗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實驗經濟學家在設計實驗方案的時候，不能夠完全排除個人的偏好和非理性行為，那些實驗參與者在實驗時有可能會考慮設計實驗方案的人，從而有意識地完成實驗的期望，導致實驗的不真實，這樣的主觀因素將是對實驗的極大挑戰，也就會造成許多相同的實驗由不同的實驗者設計或者不同的實驗參與者執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
因此，許多著名的實驗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相同的實驗由不同的研究者設計或者由不同的實驗參與者執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目前還沒有好的系統和方法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5 總結
隨著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較早地配備了獨立的理論體系，但是與其相應的實驗檢驗卻相對滯后，實驗經濟學一經產生，立即顯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實驗經濟學將會轉而會解決更為實際的經濟問題。實驗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理論學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對獨特的理論體系為特征，而是對經濟學研究方式的革新。
實驗經濟學是研究人們行為的經濟學，它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其他的學科的共同發展，它揭示了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并且為此提出了經濟學的前進方向，實驗經濟學是發展歷史比較短的一門新興的經濟學學科，是一門實驗的學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我們知道，隨著實驗環境和實驗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會更加完善，一定會對主流經濟學產生更加重大的影響，成為經濟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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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字] 行為經濟學 局限 發展
一、傳統經濟學的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有四個重要的假設，即：信息對稱、偏好一致、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但市場中發生的經濟現象卻幾乎完全違背了這四個假設。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發現，要完全達到這四個假設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1.信息對稱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信息對稱”，即在商業活動中買賣雙方都可以無償的獲得市場中的全部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信息的了解是全面透明的。但事實上，信息是一種無形的但能給經濟人帶來效用或價值的資源，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有價的，信息的獲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們不可能在信息世界中完全收集到對自己決策有用的信息。由于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忽略了信息不對稱性對經濟活動帶來的巨大影響，使得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經濟現象根本無法用原有的經濟理論來解釋，傳統經濟學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偏好一致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經濟人具有穩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這種偏好不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發生動態的改變，同時，經濟人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發現，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們在認知判斷上可能會隨時因收入狀況、社會潮流、以眾現象、外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還有許多的發現都使人們更加懷疑選擇是否能夠反映穩定、明確的偏好。而偏好一致性假設也違背了自然界動態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得這一假設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3.完全自利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人類行為都是自利的，這一自利的行為還會導致個人和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人們發現，純粹的自利無法解釋慈善事業、自愿捐獻、干旱時的自愿節水、儲蓄能源以解決能源危機，以及犧牲金錢從而對不公平的待遇進行報復等社會現象，無法解釋人類生活中許許多多的“非物質動機”和“非經濟動機”。因為人類經濟行為的動機不僅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觀念導引和“社會目標”引致的成分。社會中的各種千絲萬縷的制約關系也使得我們完全自利的假設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及優勢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3次授予行為經濟學家貝克爾、阿克洛夫、斯賓塞、卡尼曼，這說明非理性經濟學由于其對新經濟現象的良好解釋已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
1.行為經濟學的誕生背景
行為經濟學的誕生有其學術背景。第一，20世紀中期，大量的行為經濟學方面的文獻面世。其中，“期望效用理論”和“貼現效用模型”作為“不確定條件”和“跨期選擇”條件下計算效用值的精確分析工具已經被眾多的主流經濟學家接受。第二，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傳統心理學家所謂的“大腦是一個刺激－反饋器”的理論已經被“大腦是信息處理器”的理論取代。認知心理學家對與“大腦信息處理器”相關的很多問題(比如，“問題解決”、“決策過程”等)的了解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問題的相關性很大。此后，有關方面的比較研究也日益增多。這樣，真正的行為經濟學產生的條件日益成熟。行為經濟學理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具有傳統經濟學理論不同的假設和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表現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新認識和新的挑戰。
2.行為經濟學的特點及優勢
(1)行為經濟學的特點
與傳統經濟學相比，行為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準則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沒有道德的科學。行為經濟學使我們必須承認，人也是有性靈的、活潑的一面，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導致的成分。
(2)行為經濟學的優勢
行為經濟學的創新之處就在于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有機結合，它從實際出發，打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通過建立精密的數學模型、嚴格的推理論證來解釋、研究經濟行為的框架，引入了描述經濟學的成分，對傳統經濟學是一種修正，也是一種補充。因此，行為經濟學已確立的原理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和興趣。行為經濟學的崛起，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基本理論前提提出了挑戰，也進行了拓展。
三、行為經濟學發展展望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涉足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形成了多個分支，其發展較為活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幸福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卡尼曼教授在發表獲獎感言的時候，特地談到了一位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奚愷元和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學。
就當今社會而言，雖然近年來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物質生活的提高而言，人們感覺到的壓力卻越來越大，身體素質越來越差，幸福指數越來越低。據統計，目前80％左右的上班族都處于亞健康狀態，人們常常是在用犧牲健康來換取金錢。這不得不使我們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發展模式，究竟以什么為最大化目標。對此而言，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幸福學。
其實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生活過得幸福，歸根到底人們最終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擁有更多的金錢或財富。即使是從效用最大化出發，對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財富，而是幸福本身，這也應該是效用本身定義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們到底覺得幸不幸福取決于許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包括比較因素、時間因素、環境因素以及各種客觀的評價等等。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最大化財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如何增加社會的幸福感，解決好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人類幸福的關系，是每個經濟學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2.神經經濟學
近幾年的研究發現，人們之所以會在經濟行為中產生非理性決策，與人腦的神經生理結構相關。神經經濟學對經濟學的貢獻在于，它放棄了主流經濟學用以解釋人類行為的各種過分簡單的模型，在切實了解人腦精神活動的真實方式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對經濟行為的解釋。20世紀以來的主流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人”假設，認為人類具有穩定而持續的偏好，人們據此作出各種理性的行為決策。在這一框架下，所有明顯不合邏輯的非理，也被解釋為某種理性決策過程的結果。但神經經濟學研究發現，當人們對長期行為進行決策時，他們的決策行為的確符合經濟學教科書假定的“理性決策”過程。而面對短期決策，比如是否立刻進行消費活動時，非理性沖動因素在人腦決策中的作用與猩猩毫無二致。磁共振掃描發現，參與長期決策的主要是大腦額葉前區部分，理性思維主要是在人腦的這一部分進行。而在短期決策時，大腦邊緣皮層的作用則會超過額葉前區，這時產生的決策更傾向于立即滿足需要的原始狀態。在談判的情境下，談判者大腦中并非只有額葉前區皮層處于活躍狀態，大腦皮層深處產生情緒反應的區域同時也被激活。當人們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大腦中名為“前腦島”的部分即被激活，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其強度會超過額葉前區皮層產生的理性思維。既然這種初級大腦活動如此強大，由此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經濟行為總是會走樣。
3.實驗經濟學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的信念十分堅定，實證方法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首先，實驗經濟學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簡化與現實世界不一致的問題。
其次，實驗經濟學家可以再造實驗和反復驗證，用現實數據代替歷史數據，克服以往經驗檢驗的不可重復性。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實驗經濟學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圍，將人類決策行為當作研究對象，把經濟運行過程納入到研究領域，從而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聯系起來形成行為經濟學。而且，實驗經濟學構建了連接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橋梁。
但同時，目前實驗經濟學取得的主要成果還局限在微觀經濟理論，如何拓展其運用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結束語：行為經濟學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延續和發展，是經濟學的一個年輕分支，它所研究的核心領域和經濟學是一樣的，即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問題。但它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更新的觀點，使得經濟學更加貼近于生活與現實，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研究上。可以預見的是，隨著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的逐步完善，它勢必會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到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董保民:《信息經濟學講義》[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第3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
信息經濟學的產生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共同點是以物質產品及服務的生產、流通、分配及相關活動為主要對象,因而被稱之為物質的經濟學。[1]在傳統經濟學中,信息如同空氣、陽光一樣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經濟成本。同樣,廠商、消費者、投資者和政府等經濟行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處理能力,所以經濟行為者的選擇是確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經濟學之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濟行為者不僅不具備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這與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發生了矛盾與沖突。信息經濟學正是在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中,批判了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論,提出了信息搜尋的概念。斯蒂格勒認為,經濟行為主體掌握的初始經濟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這就決定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要做出最優決策,必須對相關信息進行搜尋,而信息搜尋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與成本、產出聯系起來,提出搜尋概念及其理論方法,是斯蒂格勒對微觀信息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繼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經濟行為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不確定性存在情況下的經濟學。在他看來,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阿羅十分簡潔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經濟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精確的數學描述,用“信息結構”一詞來描述經濟決策利用信息的復雜分布及其與決策的對應關系,等等。搜尋理論后來經過薩洛普(S·Sulop)、截維德和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統地發展,成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一。眾多著名經濟學家在不完全信息經濟分析領域的創造性成果,諸如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決策、對策理論、非對稱信息概念以及價格分散理論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經濟分析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領域。
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3]一種主張是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從市場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另一種主張是按照信息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多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這一主張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整體框架,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為信息經濟學“三分法”,即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產業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對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產業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夠較好地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體系相銜接,不僅能夠清晰地勾畫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論體系與內容,而且還能較好地構筑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體系。在這一思路下,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構成理論信息經濟學,而信息產業經濟學則構成應用信息經濟學。
思路二為信息經濟學“二分法”,即按
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與此相適應,將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而把宏觀信息經濟學作為應用信息經濟學。根據這一思路構建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將思路一中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內容歸到一塊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將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這一思路的主張者認為,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將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加以區分,并且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在信息經濟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4]比如委托一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建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信息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委托—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為基礎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資產重組、企業破產與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來約束和規范市場行為,這個規則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共同遵守和不斷創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決策和加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正確處理好企業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持。信息經濟學較為深刻地探討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市場經濟行為的兩個主要現象,即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無論是生產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面臨著不同形式的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生產者面臨著消費者的大量的、復雜的道德風險行為,而消費者也同樣面臨著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選擇和生產者轉移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無論對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應的選擇與對策。
第4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實踐教學；計量分析；博弈分析
一、引言
新古典效用理論認為，不確定條件下的最終效用水平是每種結果的效用乘以客觀概率加權后形成的，且在決策過程中偏好是穩定不變的。法國經濟學家阿萊（1952）通過實驗發現，決定期望效用水平的是主觀（而非客觀）概率，而且決策者的偏好是不穩定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4）從有限理性出發，借助心理實驗，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前景理論），標志著行為經濟學的誕生。行為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是以經濟實驗為基礎的，從國際上看，美國等發達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在一些大學里設立了基于行為經濟學的實驗教學中心，針對具體的課程項目，開發專門的創新創業實驗平臺，指導學生的創造發明活動。近年來，國內一些知名院校圍繞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進行了系統規劃和建設，逐漸形成了以實驗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為核心學科，以個體和群體行為的心理機制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實驗教學平臺，主要包括行為決策實驗室、腦神經實驗室、視覺認知實驗室及人力資源測評實驗室，上述實驗教學平臺為大學生創新創業活動的開展提供了有效服務。雖然國內外知名院校在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但對于國內大多數高等院校而言，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仍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許多院校的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主要采取課堂演示、問卷抽樣等方法進行講授，這樣會存在以下弊端：首先，學生僅僅從理論層面感知什么是行為經濟學，無法深入理解行為經濟學的本質應用；其次，教師僅僅通過演示文稿或課堂問卷調查等方式進行實驗教學，無法將自己授課思路完全展示給學生，影響實驗教學質量；第三，單一的講授方式難以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影響實驗教學效果。因此，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通過學科交叉實現實驗方法創新，對于提升行為經濟學的教學質量，推進大學生創新創業活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基于計量分析的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方法創新
自從丹麥經濟學家弗里西（1930）創設了計量經濟學會以來，計量經濟學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且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計量方法技術和方法不斷升級，為經濟實的開展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通過引入Eviews和Stata等專業的計量分析軟件，采用相應的計量方法，對具體的行為經濟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方法創新研究①田樹喜韓穎（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遼寧沈陽110169）摘要：行為經濟學是一門以經濟實驗為基礎，研究有限理性當事人經濟行為決策的新興學科。目前國內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存在眾多問題，急需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手段，應用計量分析和博弈分析方法，豐富和創新行為經濟學的實驗教學，實現行為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及經濟博弈論的學科交叉，提升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質量及大學生創新意識。關鍵詞：行為經濟學；實踐教學；計量分析；博弈分析學案例開展實驗教學，成為行為經濟學實驗方法創新的重要方向。通過與相關網站建立數據鏈接，同時面向企事業單位、政策決策部門進行走訪調研，獲得了實驗數據資源，并對原始數據進行分類和標準化處理，形成了基于經濟行為計量分析數據庫和案例庫資源，為行為經濟學實踐教學的方法創新提供基礎支持。
（一）計量分析方法
計量經濟學是一門依據統計資料，采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變量之間數量關系的交叉學科。其中，經濟學為計量經濟學提供理論基礎，數學為計量經濟學提供研究方法，統計學為計量經濟學提供資料數據。計量分析方程主要包括經典假設下的單方程分析方法、聯立方程分析方法以及時間序列分析方法等，其中，單方程分析方法研究的是單一經濟現象，聯立方程分析方法研究的是經濟系統問題，而時間序列分析方法是通過數據挖掘經濟變量之間的行為聯系。由于許多行為經濟學問題都體現出很強的時序性，所以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在行為經濟學領域應用廣泛。時間序列計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平穩性分析、均值方差分析、協整分析、因果分析、誤差修正分析等等，應用上述時間序列計量方法對市場上的非理性經濟行為進行實驗分析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由于金融市場上投資者行為的不確定性和非理性，金融時間序列經常表現出波動異常的情況，導致市場風險加劇。針對這一特征，應依托自回歸條件異方差（ARCH）系列計量模型分析方法進行創新性實驗設計。ARCH模型首先是由恩格爾（1982）最早提出，該模型的主要思想是時間序列隨機誤差項的條件方差與它的前期值顯著相關，因此，如果某一時間序列的本期條件方差與前期隨機誤差項線性關系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該時間序列的波動存在顯著的自相關效應，形成非理性的波動積聚。為了規避ARCH模型中多個解釋變量之間可能產生的多重共線性，勃列斯福（1986）提出了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GARCH）模型，來分析時間序列條件方差的波動特征。恩格爾（1991）進一步拓展了指數型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EGARCH）模型來計量時間序的非對稱波動效應。下面本文以行為經濟學中“羊群效應”為例，闡述ARCH系列模型計量方法在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的創新應用。
（二）實驗案例分析
“羊群效應”原指牛、羊等動物成群地覓食、活動的行為，引申到人類社會是指某（類）決策者與大多數人一樣去思考、感覺和行動。學者們將“羊群效應”定義為后繼者在觀察到前面行動者行為的條件下，會做出獨立于個人思考的盲從決策。“羊群效應”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金融市場在這種群體活動的狀態下，行為人必然經常受到其他行為人和整個行為環境的影響，產生攀比、模仿及互相傳染的行為傾向。在市場出現突發事件的過程中，這種非理性的從眾行為會達到相當高的程度，眾多同方向的預期導致價格偏離均衡，并形成套利限制。在心理的作用下，這種非理性無法互相抵消，反而互相加強，由此產生“羊群效應”。2015年，中國股市上演了“過山車”式行情。年初，受人民銀行量化寬松以及融資融券業務拓展等系列利好因素的影響，中國股市迎來了杠桿式上漲。以上證綜合指數為例，該種指數由3月份最低的3286點上漲到6月份最高的5166點，市場上形成了“追漲”羊群效應。但從6月中旬開始，以人民銀行出重拳清理配資為導火索，中國股市開始急速下跌，到8月下旬，上證綜合指數又跌至2850點，市場形成了“殺跌”的羊群效應。針對中國股市在2015年投資者非理性的“羊群效應”案例，本實驗組織學生收集股票市場實驗數據，借助Eviews軟件進行實驗分析：首先采用ARCH系列模型檢驗股票市場的波動積聚效應，進一步利用EGARCH模型檢驗市場上是否發生了非對稱波動的杠桿效應，隨后，以實驗結果為依據，從投資者的行為心理視角分析“羊群效應”的形成原因。通過上述實驗教學，可以使學生直觀地分析股票市場的暴漲暴跌以及投資者的行為心理，實現計量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交叉結合運用，提高實驗教學效率。
三、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博弈方法創新設計
傳統微觀經濟理論認為，市場上信息是充分和對稱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引導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也實現集體利益最大化，因此，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不存在沖突。博弈論認為，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對稱是常態，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也經常存在沖突，經濟學應針對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系進行直接研究。自從美國數學家納什（1950）開創了非合作博弈研究范式以來，博弈論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博弈分析方法也成為行為經濟實驗創新的重要方面。應用博弈分析方法開展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需要引入Z-tree和Matlab等專業軟件，同時，行為博弈實驗教學還需要借助130相關的心理實驗設備作為實驗平臺。
（一）博弈分析方法
博弈（game）是指一些個人或組織，面對一定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的規則下，同時或先后，一次或多次，進行策略選擇并加以實施的過程。基于對參與人的理性假設不同，博弈可分為完全理性博弈和有限理性博弈，其中，應用于行為經濟分析主要是有限理性博弈分析方法。有限理性意味著博弈方往往不會在一開始就找到最優戰略，必須通過學習和試錯找到最優策略；有限理性也意味著至少有部分博弈方不會采取完全理性的均衡策略，因此有限理性的均衡策略是不斷調整和演化的結果，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結果，且即使達到了均衡也可能再次偏離。另一方面，基于對參與人所處信息環境的假設不同，博弈論又可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其中，應用于行為經濟分析主要是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方法。不完全信息意味著參與人不完全了解對手的類型和信息狀況，往往依據貝耶斯條件概率預測對手的策略選擇，因此均衡策略是不確定的，只能以一定的概率出現。下面本文以“歐洲債務危機”中當事方的行為選擇為例，利用不完全信息環境下有限理性的博弈分析方法，闡述博弈論在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方法中的創新應用。
（二）實驗案例分析
2008年伊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沖擊，希臘政府率先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由此導致財政赤字大幅增加。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宣布，當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到GDP的12%，累計的公共債務將達到GDP的113%，遠超過《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上限。2009年12月，三大評級公司（穆迪、標普、惠譽）紛紛下調希臘債務評級，歐債危機由此拉開大幕。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長期原因在于歐洲國家人口老齡化、高勞動力成本等因素導致的經濟增長緩慢。沉重福利負擔使社會支出不斷增加，形成收支缺口，收支缺口擴大導致信用風險上升。歐債危機爆發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歐元區自身的體制性缺陷，即統一的貨幣政策與獨立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歐元誕生后，由歐洲央行制定統一的貨幣政策，歐元區各成員國仍保有獨立的財政政策，歐洲央行以控制通脹為首要目標，控制貨幣發行，這樣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歐元區各國不得已采取財政擴張政策應對，導致過度負債。面對債務危機，歐洲央行和危機國均面臨兩難選擇。從行為博弈角度出發，歐洲央行有（救助、不救助）兩種行為策略；危機國政府有（緊縮、不緊縮）兩種行為策略。如果歐洲央行采取救助策略，危機國的最優策略則是不緊縮，但這樣會導致危機國的道德風險問題，并會引發其他國家效仿；如果歐洲央行采取不救助策略，危機國的最優策略則是選擇緊縮策略，但這又會引起國內民眾的不滿，引發國內動蕩。現實中，歐洲央行和危機國難以準確預測經濟形勢的變化，因此處于不完全信息環境中，同時，面對不確定的經濟形勢，博弈方難以形成理性決策，因此，歐債危機爆發以來，一直在持續發酵，各方難以形成均衡的策略選擇。依據上述分析，本實驗將學生進行相關分組，逐次分別擔任歐洲央行和相關危機國角色，利用Z-tree軟件，采用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博弈方法分析歐債危機的形成和蔓延，實現經濟博弈論與行為經濟學的有效結合，拓展行為經濟學實驗研究方法，激發學生創新思維。
四、結語
在當今信息化和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利用網絡信息平臺和仿真模擬數據資源，將計量經濟學和經濟博弈論等工具引入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中，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學、管理學以及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為行為經濟學的實驗教學方法創新提供了切入點，并且取得良好效果。行為經濟學實驗強調在經濟研究過程中的心理學、管理學及社會學等學科的引入，但并不拘泥于相關學科的固有研究方法，而是銳意創新，尋找更適合自己實際需要的研究方式，實現行為經濟學實驗教學“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從有到優”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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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理性經濟人；行為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
一、理性經濟人假設發展與反思
(一)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價值扭曲
“經濟人假設”被提出的最初，自私原則雖然存在于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之中，但并不構成行為人處理經濟活動的首要處理原則。亞當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曾經說過，人們在處理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并不總是以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如同人們會出于善心去幫助他人，而使自己付出精力或者是金錢卻無法得到物資上的回報，只是看到受幫助之人感到快樂，便有足夠的滿足感。熊彼特在其撰寫的《經濟分析史》中，特別論述了“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概念設計存在明顯的缺陷，并用新的另一種概念來闡述個體主義方法論并不是包含抽象的邏輯，而只是一種能被現實運用的思維手段，是研究方式中一般形式的存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同其他學科一樣，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不斷實現自身的理論創新。經濟學發展的過程其實有著“百家爭鳴”的特點，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把爭論的焦點放在“米塞斯與蘭格之爭”，即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哪個更勝一籌，40年代的“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則是聚焦在當時困擾經濟學家關于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商業周期和經濟危機該如何應對，60年代“兩個劍橋之爭”，在如何有效分配資源上提出了兩種主要路徑，70年代由于滯漲困擾著全球經濟，“滯脹之爭”在貨幣學派、供應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之前展開論述，及至80年代如何有效的提升國家經濟活力，出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化運動”(董志強，2016)。新古典經濟學在人性假設上不斷向個體的“價值”傾向。特別是從20世紀60年代起，經濟學的微觀層面對于博弈論研究的加深，理性經濟人假設所強調的利己原則更是被推到更高的一個檔次。在經典博弈論中，博弈的參與者對面臨的經濟活動所做出的策略決定會受到其他參與者的影響，這就是概念上的“共同知識”(Commonknowledge)，“理性經濟人”中假設個體是絕對自利的正是“共同知識”現象存在的基礎。鑒于這種共識的影響，博弈中的參與者通過這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本能來研究和推測競爭者的策略，然后根據預期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以使自己處于有利地位，產生了雙方在某一行動上的行為交流和“納什均衡”。正是建立在互動過程之中，新古典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早已在實質上發生重大的轉變，也就是原本只是“方法論”現在將“個體”提出出去，從此其成為理論意義上的“個體”，并且獲得了某種特定假設的“個人”——在一切的活動中做出盡可能對自己有利的選擇，并將它轉化成為自己的行動(葉航，2016)。眾所周知“節約悖論”(ParadoxofThrift)的提出，是為了研究微觀中的個人。勤儉節約是一種美德，可以為個人增加儲蓄，可以提高人們應對風險的能力，對個人來說這真的是一件好的行為，可從整體，國家的角度來說卻并不一定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當人們的消費水平下降會引起社會經濟活動投資部分的減少，進而使國家的經濟缺乏活力，嚴重的情況下可能導致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的地步。“節約悖論”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存在與實際經濟行為嚴重不符合的現象，顯示了新古典經濟學不單單把“個體主義方法論”同“整體主義方法論”直接對立起來，并毅然地選擇前者。
(二)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缺陷
1.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使經濟學現實應用受到框定
阿里爾魯賓斯坦(1997)認為當行為主體能夠掌握所有的信息并能分析，同時能在任何情況下明確自己的喜好，最終根據這些結果的反饋做出符合理論上的行為，才能界定成為“理性經濟人”。這也就意味著一切事物所有的變化是不需要存在的，形成了一個靜止的過程。可想而知這樣的研究結果必然是與現實的社會運行大相徑庭。然而，包括經濟增長、創新等在內的這些社會現象都是經濟運行中的動態過程，基于“理性經濟”人這個假設基礎來解釋以上現象，便就存在明顯的矛盾。
2.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并不符合稀缺性
人類在實踐的過程中必然是要消耗資源的。經濟學的研究正是建立在物資稀缺性的基礎上，資源并不可能根據人的需要無限提供，并且人們會因為先天的能力的束縛，無法自由的獲得和處理信息。一般來說，信息總是會針對特定的需要而存在。信息的傳遞需要通過工具來獲得，有些信息還要為其支付相關的費用，那么信息就成為一件商品了，它是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種資源而存在，必定具備稀缺性。信息繁多的情況下，個人是無法來解析和分辨的，完全信息在現實中是一種無法達到的狀態(趙志強，2018)。可見，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并不能夠與稀缺性這一條件相符合，之間是矛盾的。
3.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拋開了市場和競爭的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為了證明市場在經濟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作用，維護市場的絕對地位，確立自由市場制度，通過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構造完全競爭市場理論，認為政府的作用會使市場的作用減弱。然而，在完全競爭市場假設條件之下，理性經濟人具備了現實世界中個體所不擁有的四種能力，他們知道市場供求之下運行的最佳點。為此他們可以不去了解別人的產能信息就能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生產量。所以，整個社會的運行都在理性人的計劃之內，那么市場和計劃的分配方式并沒有實質上的區別。因此，以完全理性假設的角度來思考，資源是可以通過計劃的方式來達到最佳配置的，也就是不需要市場的作用。
二、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比較
理性的經濟主體這一假設始終存在于傳統新古典經濟學之中，通常稱“經濟人”或“理性人”假設，這樣就刻畫出一個簡化而又便于描述其行為的經濟主體，基于此進一步解釋社會經濟運行當有的現象。在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過程中，無法避免的便是被錯誤使用。最為常見的非合理運用，就是為了將復雜的現實問題通過理論來說明進行標準化，導致的與“理性”相背離情形，比如，起初新古典經濟學對小農行為的分析和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后彎曲的描述。隨著學者對經濟學研究的深入，發現其實這些問題的出現是源于理性行為的假設缺乏全面的約束導致的。這些問題也從側面說明：對于經濟學的研究，不能只是簡單地將“理性”行為作為所有經濟現象研究的出發點，要結合所分析問題的經濟主體行為的特有約束條件進行合理的“理性”行為假設。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得益于隨著學科研究的深入，使得學科基礎假設的約束條件得到放松。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在理論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現實社會經濟的運行過程中，若想通過理論來描述，則會遇到種種困難。正是基于實踐的差異，經濟學家所做出的解釋一般基于這樣的理由：首先，理性的論述是抽象化的概括，又或是經濟主體行為上的平均，并不與現實中經濟主體的行為存在牢固的聯系；其次，弗里德曼在某種程度上認為理論假定的存在并不都是把現實因素包括在內，理性人假定與現實的不符，并不會影響根據這個理論所推導出來符合結論的結果。正是由于該假設的缺陷，赫伯特西蒙始終認為理性人“完全理性”假定是不能簡單的接收，應該采用“有限理性”進行替代，但是，“有限理性”并非一些經濟學家簡單的認為約束條件下的完全理性，而應作為具有特定解釋含義的理論。心理學作為研究經濟主體個體行為的有效手段，通過實驗、調查等方式挖掘一些行為人對待經濟活動的偏好、認知和策略，而這些正是被理性經濟人假設所忽略的重要事實。行為經濟學的這一學科通過將心理學和經濟學實驗方法有機結合，其實也是對理性人假定發出挑戰，從而奠定了其作為經濟學的又一重要分支。基于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跨領域的學科合作，往往會被認為是對新古典經濟學顛覆，但馬修拉賓(2004)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結論不應形成新的一套研究體系，而是基于已有的研究理論的框架對其進行改造和豐富。行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立足于已有的主流假設，特別理性假設。雖然行為經濟學無法完全接收完全理性假設，但并不就等同于認為經濟主體始終是非理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存在是有著一定的現實依據的，亦是包含了必不可少科學實踐的成分，并且符合個體經濟行為的重要表現，經濟主體在很多的場合下都是利己的，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的更為明顯。如果否認這一點，經濟學研究的框架將受到巨大沖擊，研究意義將變得的黯淡無光(陳茁，2018)。對經濟主體行為研究的成果表明，經濟主體在所謂的“理性”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總是會受到認知及系統性的對完全理性的偏差。
第6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一、本科生微觀經濟學的教學目的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社會科學，現代經濟學是以微觀經濟學為基礎形成的一套邏輯體系。高校本科生微觀經濟學教學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幫助學生正確認識現代經濟學的邏輯體系。要想實現讓學生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問題，就要求經濟學教師不僅要講授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分析框架，還要培養學生像經濟學家那樣具有思考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在有了明確的價值判斷和對所處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和其他約束條件有了清晰認識的基礎上，才能讓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的經濟原理和分析框架來選擇或建立合適的分析模型，進而對現實經濟問題進行分析研究。
二、微觀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大量的教學內容。微觀經濟學內容繁多，集合了大量經濟學學家的思想、觀點與研究成果，而經濟學的發展也歷時幾百年，如此繁雜的思想內容想在有限的一個學期教學時間內讓學生了解并掌握，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現在國內很多高校選用中國人民大學高鴻業先生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作為主講教材，以這本教材為例，全書共涉及十一章，很多章節的講解，至少需要十個以上學時才能完成，而近年來許多高校的經濟學課程的總課時都被不同程度的壓縮，這就更加加重了微觀經濟學如此繁多的內容卻無法得到足夠的授課時間保證的問題。
(二)課程內容抽象。很多學生反映在開始學習微觀經濟學的時候，感到困難和困惑，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可能是：首先，微觀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日常生活行為的學科，它研究個體單位如何做決策以及這些決策如何相互影響，因此學習這門課需要較高的抽象思維，而這門課的開課時間大都在大一下學期或者是大二的上學期，基本上是學生們首先接觸到的一門專業課，因此由于學生的前期訓練不足，所以往往是帶有更多感性地分析問題，缺少理性的分析，尤其是對于一部分文科學生以及前期數學等學科學習不是很好的學生而言;第二，微觀經濟學既然是解讀人類行為與社會現象的學科，就需要一定的社會經驗與人生閱歷，很多大學低年級的學生這方面的經驗是不足的，因此很難形成對現實的抽象和解讀的能力，學習經濟學的感覺自然很難在短時間內形成。所以，學生在開始學習微觀經濟學的階段容易有學起來困難的感覺。
三、解決的對策
(一)扎實的前期課程準備。在微觀經濟學的前期課程設置上，學生已經具備了邏輯學、高等數學、概率論、線性代數、統計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應用等學科的學習基礎，這些課程的學習是學習微觀經濟學必要的前期準備。在經濟學的教學當中，教師可能面臨的問題就是學生前期課程體系學習的不完整或者是部分課程還沒有開課，這種情況對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和教學無疑是一種障礙，很多課程的學習應該在微觀經濟學開課之前予以完成。
比如，微觀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會遇到非常多的圖表，這就要求學生除了要看得懂圖表，還能夠正確、熟練地描述圖表，說明事物間的聯系以及發展的趨勢。同時，學生要會自己動手繪制圖表，這種繪制圖表的方法更多的是應用計算機軟件去繪制，比如excel，明確了變量之間的關系，采集了正確的數據，會應用不同的軟件建立數字型圖表，比如最簡單的曲線、散點圖、餅形圖、柱形圖等。
另外，我們現階段學習微觀經濟學的思想和架構更多的還是借鑒西方的經濟學體系，這就要求學生要想學好微觀經濟學就要有扎實的英語基礎，除了教師課堂的講授以外，教師應介紹有代表性的英文版微觀經濟學著作讓學生們課后閱讀和學習，條件允許的話，應對這門課程實施雙語教學，或者即使是中文授課，在一般的國內經濟學經典教材中也有大量的英文詞匯，書后一般都有專業詞匯的中英文對照表，這些都是學生們應該掌握的。
還有，學生良好的數學基礎是學好微觀經濟學的關鍵，比如微觀經濟學中的彈性，線性與非線性的斜率，最大值與最小值，拐點的問題等等，基本上每一章都離不開高等數學微積分的內容，還有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知識，等等。如果涉及到中級或以上的微觀經濟學知識的話，線性代數、線性規劃、數學分析等知識也會用到。就是說，系統、完整的數學學習是學好微觀經濟學的保證，尤其是想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這門學科。
(二)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感覺。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感覺，可以通過鼓勵學生多關注和了解社會、經濟時事，積極參與各項社會實踐活動，培養學生能夠運用學到的理論知識解決現實生活當中遇到的問題;鼓勵學生大量閱讀經濟學以及經濟學以外學科的著作。經濟學本身就是一門和各門學科都有聯系的綜合學科，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利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解決社會科學中的問題，比如經濟學中廣泛應用的均衡理論，就來自于物理學;而數學的推導是經濟學分析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經濟學還涉及比如歷史學、地理學、法律等其他許多學科的知識內容。所以，大量的課外閱讀，對各個領域知識的了解有助于學生擴展思維，更好地理解經濟學。
(三)案例與習題的運用。除了傳授課本上的知識以外，教師應該注重案例的引用，因為微觀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日常生活行為和決策的學科，所以學生的學習離不開案例的分析，正像微觀經濟學所研究的規律和定理基本上都來自于現實生活一樣，要使學生真正理解經濟學的知識內容，還要讓他們知道每個知識點應用在實際生產生活中的意義，以及如何利用所學的知識去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所以，案例的研究和討論在微觀經濟學的教學中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學好微觀經濟學離不開做題，很多學生反映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和知識點在聽課的過程中即使都聽懂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做題，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會遇到一些困難，沒有解題思路或者覺得和理論部分銜接不上，而經過了習題訓練以后，學生們對知識點的理解則更加深入，也激發了學生對學習微觀經濟學的興趣。
(四)傳統與現代教學手段相結合。多媒體的教學手段是目前微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學方法，特別是一些資料、案例和復雜的圖表通過多媒體的演示可以節約大量的時間，多媒體可以生動地將微觀經濟學的模型圖直接呈現給學生，尤其是可實現一種動態的生成過程，比如蛛網模型，就可以通過多媒體的演示將蛛網模型的動態形成過程演示給學生。但是，在實際教學當中發現，如果全部的教學內容都通過多媒體來實現，效果也未必就好，比如一些需要數學推導過程的定理和證明，如果只是通過多媒體的演示，學生的理解未必深刻，如果通過教師板書的書寫推導，每個過程進行詳細的講解，學生的理解會更加深刻，對一些曲線圖形和方程的討論可鼓勵學生運用已經學過的知識自己進行推導或求解，這樣既可以培養學生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又可以節約有限的教學時間。所以，多媒體和傳統的教學手段相結合是比較適合微觀經濟學的教學手段。
四、結論
本文認為學好微觀經濟學這門課不僅需要學生扎實、完善的前期課程準備，還要求教師在教學方法上要靈活多樣，單純以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模式很難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這要求教師通過正確的方法引導學生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自己去發現和解決問題，使他們能夠真正的理解經濟學的理論、掌握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使學生產生對學習經濟學的興趣，并能夠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同時，如果教師能夠聯系中國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分析和講授，恰當地運用西方經濟學中的理論和方法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則可以幫助學生實現利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第7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行為法經濟學 法律經濟學 理性選擇理論 經濟理性 法律實踐
一、前言
法律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一個法學和經濟學整合的邊緣學科，經過短短四十多年的蓬勃發展，已經在法學、經濟學理論研究領域及社會經濟和法律實踐領域顯現其日益強大的影響力、生命力。一般認為，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1960）（注：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的發表，開辟了法律經濟學的新時代；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1972）（注：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四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則標志著法律經濟學進入蓬勃發展期。隨著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深入，我們注意到，法律經濟學在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注：目前法律經濟學涉及的經濟理論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交易費用分析、比較制度分析等，其中微觀經濟學理論是法律經濟學的經濟基礎；其方法主要有：實證分析、規范分析、均衡分析、博弈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文化與歷史分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分析等。）研究傳統法律問題，并因此而激發人們極大興趣的同時，也逐漸引發了人們一些質疑。典型的例證是，一些學者從質疑有限理性理論到行為經濟學的形成再到行為法經濟學概念的提出，（注：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1550.他們在該文中首先使用了“ 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他們將矛頭指向法律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根基——理性選擇理論。他們認為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具有嚴重的缺陷，以此為基礎產生的結論即使不應是直接拒絕，也是值得懷疑的。其中，行為法經濟學論者直接把焦點放在以波斯納為代表的主流法律經濟學上。到底行為法經濟學對目前的主流法律經濟學將產生何種影響？主流法律經濟學如何應對行為法經濟學所揭示的主流法律經濟學的局限性？法律經濟學將何去何從？如何把行為法經濟學應用到我國法律實踐？本文試圖通過分析行為法經濟學與傳統法律經濟學之間的沖突與協調來探討以上問 題。
二、行為法經濟學的概念
行為法經濟學的起源可追溯到1974年西蒙（Simon）對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作出了系統的批評（注：西蒙：《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在隨后的一系列學術研究中完善了這一概念，（注：Simon（1982），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2 Vol.，Cambridge，Mass.：MIT Press.）認為當事人在經濟決策過程中面臨認知和計算能力兩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發了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聯袂研究經濟行為的發生機制和實際決策過程如何影響最終作出 的決策。到20世紀70年代，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維爾斯基（ Amos Tversky）通過吸收實驗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重構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模型，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行為經濟學”學派。（注：2001年美國經濟學會最高榮譽—— 克拉克獎章得主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Gary S.Becker）、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卡尼曼為行為經濟學的代表人。）隨著“經濟 學帝國主義”向法學研究領域的延伸、法律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擴張——從市場行為領域到非市場行為領域，法律經濟學背后的經濟理性選擇理論（主要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局限開始引起法律經濟學界的注意。如托馬斯。尤倫（1997）《法和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一文中對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注：作者強調，最近研究認知心理學者和熟悉這方面知識的經濟學者們根據實驗性的與理性選擇理論難以印證的結果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們至少從以下四個方面對理性選擇理論的含義提出了疑問：（1）當精心設計的試驗中的主體知道對合作剩余的分享有違廣泛接受的公平理念時，他們似乎拒絕互利的交換；（2 ）在另一些需要進行若干個階段的交易的試驗中的主體似乎并不設計理性的策略；（3）由于有限理性，絕大多數決策者的選擇背離了理性選擇理論的預計，例如那些從事相同價值的拍賣的主體成了“贏者詛咒”的獵物，并且人們保持著這種狀態，盡管一項其他的選擇可能有利得多；（4）并不像理性選擇理論預示的那樣，實驗證明人們對不確定的結 果不采取決定。）特別是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法律經濟學的行為方向 》一文的發表，標志著行為經濟學正式進入法學研究領域——行為法經濟學開始闖進主流法律經濟學的視野，并悄然啟動了法律經濟學界的“行為革命”。
行為法經濟學將心理學的研究視角和理論引入到法律經濟學分析中，其焦點落在主流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假設與人類的真實行為不一致。他們認為建立在反映非現實的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上的分析結論（注：包括經濟分析與法律經濟學分析。）會導致錯誤的預測，通過運用從心理學、實證研究、行為實驗中得到的經驗材料和理論方法來全面驗證理性選擇理論，揭示了眾多“反常現象”。大部分學者公認的行為法經濟學定義為：運用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成果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法律目標的手段，提高法律經濟學的預測力和解釋力。（注：Jolls， 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 —1550.他們在該文中首先使用了“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概念。）行為法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是在質疑理性選擇理論中的理性預期、（注：理性預期概念由穆特（Muth，1961）引入，并由盧卡斯（Lucas）、普累斯科特（Prescott）等學者完善，他們完善了20世紀60年代以前對預期的定義和建模，并得到廣泛的應用，最終形成理性預期學派，成為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主流。這里說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嚴格來說，指的是理性預期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穩定偏好、擁有充分的信息處理能力四大假設的基礎上，（注：詳細論述可參看Thaler（1996），Doing Economics Without Homo Economics，。in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s：How Do Economists Do Economics？（Steven G.Medema and Warren J.Samuels eds.））提出反映人類真實行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這些因素會使人們作出與理性選擇理論相背的決策 ——即“反常現象”。具體分析及法律例證如下：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律經濟學、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 （注：對“理性經濟人”持異議的論述最早可追溯到經濟學家凡勃倫，而西蒙的有限理性論可謂對理性經濟人或理性選擇理論的最權威的批評之一。以科斯、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從交易費用角度對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理性選擇理論進行了批評，放松了“制度不相關假設”，阿羅等信息經濟學家對“完全信息”假設提出了質疑，開創不完全信息的經濟學分析，博弈論則進一步放松了“獨立決策”的假設。此外社會學、經濟心理學等都對理性選擇理論提出了批評。霍奇遜：《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主張以“有限理性”假設作為分析基礎。行為法經濟學認為人類行為偏離理性選擇理論的無限理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1）決策過程中的真實判斷行為表現出與理性預期所推斷的無偏預測的系統偏差，即有限理性會導致人做出判斷 誤差。啟示和偏見（Heuristics and Biases）通過影響行為人對未來時間的概率判斷， 來改變行為人的最終決策。這在行為法經濟學中早已觀察到，并進行了分析。啟示具體包括了代表性啟示、現成性啟示；偏見包括過于自利偏見（Self-serving Bias）、自信偏見、偏見的自我強化、“事后諸葛亮”偏見、固執先見、潛意識偏見等。（注：代表性啟示指行為人夸大事件現象與本質之間的認識趨勢而錯誤地做出判斷；現成性啟示指人們是通過很容易想起的事例來判斷概率，結果造成較高權重被分配給突出或容易記住的信息。自利偏見、自信偏見、偏見的自我強化主要指行為人常盲目認為能夠進一步改善自身的利益，或人們往往只按照自身的觀念來表述信息或描述事實等。“事后諸葛亮”偏見、固執先見、潛意識偏見則分別指人們在事件真實發生后所做的概率判斷常高于 實際概率，先入為主，行為人的潛意識偏見會導致其作出錯誤的概率判斷。參見魏建《行為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一個簡單介紹》，《新制度經濟學研究》2003年第2期。） （2）人類決策偏離了理性選擇理論中的預期效用理論。（注：預期效用理論是傳統經濟學 分析的奠基石之一。）其中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是偏離預期效用理論的最典型 例子。此外，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沉沒成本（Sunk Cost）與稟賦效應一樣，都 對人類決策產生影響，使得人類決策行為有時出現與最大化目標不一致的現象。（注：Kahneman and Tverskey在“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發表在1979年Econometrics第47期：263—291）一文中提出“期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作為預期效用理論的替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應理論以及基本點，指出人們 在不同的基準點上表現出來的風險態度不一，而預期效用理論認為人們的風險態度不會隨著基準點的變化而不同。稟賦效應說明行為人對擁有的財產功利評價要高于對不擁有 的同樣財產，損失厭惡就屬于稟賦效應的一種。）
2.有限意志。行為經濟學已經強調，限于有限意志，人們往往不能堅持選擇與最大化自身總體效用相一致的行為。行為法經濟學將有限意志歸結到（1）習慣、傳統、嗜好，（2）生理欲望（Cravings）以及（3）多重自我 （Multiple Selves）。這三類因素導致行為人無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體效用、無法對多重效用目標進行排序，最終令決策偏離效用最大化軌跡。如嗜好與習慣的形成。
3.有限自利。行為人無論是在經濟活動中還是在法律事務中，其行為除了表現出不同類型的有限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外，還會表現出有限自利。貝克爾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個體決策在更多的情況下是受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等影響，并沒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實現，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東西，比如“公平”、“社會認可”等。Kaplow and Shavell也曾提出人們對公平的偏好應該納入經濟決策等行為決策分析中。（注：可參見 Kaplow and Shavell（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pp.337-681；以及《理性選擇理論與法經濟學的發展》一文。）
4.行為法經濟學在法律中的應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理論在經濟學中已經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行為金融學的發展可見一斑，其在法律經濟學中的前景明朗。行為法經濟學試圖將以上論斷融合到法律程序、法律實體以及和法律體系的分析和改善之中。目前行為法經濟學已經開始將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方面的理論運用到法律經濟分析中。其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注： 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 Vol.50：pp.1471—1550.他們在該文中首先使用了“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
（1）將有限理性分析納入到行為人決策過程中需要對不確定事件進行概率判斷的法律分析。如環境立法涉及代表性啟示和現成性啟示的分析；關于訴訟當事人就法院審判結果進行談判可用自利偏見、稟賦效應進行分析；政府對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教育除了可用代表性啟示和現成性啟示的分析外，還能用自信偏見來研究；契約談判的失敗分析，可以融入自利偏見分析；法律事實或法律規則的研究都涉及事后諸葛亮偏見等。
（2）在涉及對法律后果進行評估的法律行為決策（如制定法律和設定法律程序）分析中增加有限理性研究。具體體現在：政府對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教育需要對稟賦效應、損失規避進行探討；合同法中的強制性條款分析也離不開稟賦效應的分析。
（3）通過有限理性分析，鑒別侵權法的嚴格責任和過失的效率選擇因素：預防是單方的還是雙方的。因為認知能力的錯誤判斷和局限及對于風險理性行動暗示了預防是單方的還是雙方的之間的區別。如果損害雙方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損害將不太可能發生，從而減少了發生事故的社會成本，但是損害雙方不一定有經濟學所假設的算計能力。即是說，處理不確定的結果的認知的局限性可能是決定預防是單方的還是雙方的，相應的應選擇過失責任還是嚴格責任的獨立因素。
（4）有限自利理論應用大部分集中在行為人將偏離正常決策軌道的環境，如為了追求公平與正義等法律規范所倡導的價值而愿意承擔額外的貨幣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等。又如訴訟過程中訴訟雙方各自為追求勝訴或對已有利的判決等而力求通過自身的努力（包括賄賂法官）來尋求改變法庭審判結果的機會，以及法律嚴禁通過市場交易規則（即使這些交易對當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原則）手段來購買人身和精神產品等。
三、行為法經濟學與主流法律經濟學的觀點碰撞
我們不難看出，行為法經濟學以行為經濟學為理論基石。而主流的法律經濟學——以波斯納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乃是經濟理性主義假說的主要主張者，認為法律主體會以一種理性主義的方式而為法律行為，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石。行為法經濟學與主流法律經濟學爭論的焦點自然而然地落在經濟理性——理性選擇理論的有效性之上，這也是行為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爭論焦點。具體來說，行為法經濟學與主流法律經濟學的觀點碰撞，集中在理性選擇理論假設條件上——理性預期、效用最大化、穩定偏好、充分的信息處理能力。
（一）理性的程度
在弄清楚行為法經濟學對主流法律經濟學的沖擊之前，有必要分析“理性”之一概念。理性經常被認為是區別人與動物的自覺的合乎邏輯的行為過程。傳統的理性定義主要關注的是一種做出決定的行為過程。理性、自覺等概念在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 、經濟學家那里爭議很大。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將理性作為一種技術性術語來描述經濟主體的行為特征——行為人擁有必要的能力和知識去做一致的、效用最大化的選擇，更技術性地說，他們將理性定義為滿足偏好完備性公理、反省性公理和傳遞性公理（注：具體分析請參考平新喬《微觀經濟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4頁。），屬于完全理性。由于在學術中精確性的要求，理性概念逐漸脫離了其習慣用法而變的模糊化。經濟學家中對于這一前提性假設是否成立仍有爭議。行為經濟學家發現，經濟主體的具體行為往往不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認為的那么理性的。（注：波斯納的認為，這些無理性行為只是偶然現象，因而不能被理論化。然而心理分析理論認為無理性行為并不像波斯納認為的那樣是任意的，拉康認為那是一種固定的可預見的心理結構。此外，還可以從哲學認識論、經濟認識論角度分析理性概念。馬濤：《理性崇拜與缺憾 ——經濟認識論批判》，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米塞斯：《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將“理性”定義為一種行為方式，這種行為方式滿足（1）適合實現制定的目標，（2）而且在給定條件和約束的限度之 內，這也可稱為是對經濟理性的定義。
回到主流法律經濟學和行為法經濟學中的理性概念。波斯納為代表的主流法律經濟學將法律經濟學的實質定義在研究理性選擇行為模式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法學，以人的理性化全面發展為前提的法學思潮，其堅持利益最大化原則，依賴效率標準來衡量法律制度，認為行為人具有完全理性。（注：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納并不認為所有的個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這些假設必然是真的，但堅持理性選擇模型是已被經驗、實證研究所證明的、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法律經濟學中所說的完全理性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所說的存在差別，前者以制度相關為前提，后者以制度不相關為前提。可參看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四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12—20頁。）而行為法經濟學中的“有限理性”理論，認為行為人受認知能力和知識等因素限制，只能實現有限的理性。顯而易見，主流法律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均承認“理性”概念，分歧在于理性的程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確保消費者的知情權，第16條至25條對經營者的義務進行了明確規定；《產品質量法》第26條至39條就生產者、銷售者的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作出具體規定；這些法律的設定正是基于消費者的理性有限而不是完全理性，從而真正地保證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同樣，各國對證券市場上的信息披露都作出嚴格的規定和監管，其基本假設也是現實的有限理性投資者。
正如西蒙所說，理性選擇主義者看重選擇的結果而非過程，行為而非心理；行為經濟學所主張的有限理性屬于經驗主義的理性，偏重過程而非結果，心理而非行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理性分別與行為法經濟學中的這種經驗主義的理性相區別，可以分別稱其為實體主義與程序主義（或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二元對立。程序主義理性認為人們只能在其知識與信息的限度之內做出選擇，它需要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背景。可以說，行為法經濟學的理性程度假設更符合現實世界人類行為模式，也道出了主流法律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的缺陷。
（二）偏好
第8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第9篇：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范式理論;經濟學;范式轉換
［中圖分類號］F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2）31-0136-03
經濟學家(特別是理論經濟學家)對庫恩的范式理論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們運用“范式”理論來解釋、評價重要經濟理論的形成,以及它們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正如L.約翰遜所說：“過去10年中,經濟學家對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法模式已給予相當多的注意,以解釋經濟學的發展……還可以證明,作為一種可供選擇的普遍方法,庫恩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潛在價值。”
1 經濟學范式的構成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庫恩以“范式”概念為基礎對科學革命進行了系統論述。其所謂范式,就是一組共有的方法、標準、解釋方式和理論,或者說是一種共有的知識體。“范式”是一門學科成為科學的必要條件和成熟標志,任何一門學科只有具有一定的范式,才能成為科學。庫恩范式的含義不僅體現在哲學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社會學和構造功能方面,庫恩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
由于經濟學所固有的特點,使得其范式與自然科學的范式不僅在研究對象上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檢驗標準、解釋方式及理論構造等方面存在很大區別。經濟學的范式一般是以基本行為假定為基礎,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平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同的經濟學理論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的一般范式范圍,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內容性質、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結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2 經濟學范式的轉換
利用范式概念,庫恩研究了科學革命,在他看來,所謂科學中的革命,就是這樣的一種范式向另外一種范式的轉換。
他認為,科學形式中出現的危機使新的范式的產生成為必然,從而導致了這種范式的轉換,在一個公認的范式中,科學家們的活動被稱為“常態科學(常規科學)”而科學發展一般具有以下的模式,前科學常態科學危機科學革命新常態科學。常態科學與前科學的區別,在于是否具有范式。
一旦形成了被學術界所公認的范式,此后科學發展便進入了“常態科學時期”。此時,范式指導整個學科的研究活動,而當科學發展遇到危機時,通過新的范式發展來推動科學的發展。
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經歷了多次的重大的變化。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從重商主義、重農主義階段到古典經濟學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過程。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1776年)所提及的斯密教條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勞動價值論和以市場機制 “看不見的手”的學說,為經濟學確立了公認的學科框架,此外他的企業理論學說突出了分工與專業化在既定資源下的配置與效率問題。李嘉圖、西斯蒙第、薩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隨者,并增添了資源稀缺性的條件。爾后杰文斯等人倡導的邊際革命對斯密范式進行了增補。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所產生的凱恩斯主義則是對古典經濟學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不能解釋失業與過剩現象,而凱恩斯則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論”,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支撐。薩繆爾森等將以上理論綜合通稱為“新古典經濟學”。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運用30多年以來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煩,凱恩斯主義并不能解決經濟“滯漲”現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論應運而生,如貨幣學派、新自由主義、新制度學派等。此外20世紀80年代西方還誕生了新凱恩斯主義,以復興凱恩斯主義。而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復活古典經濟學,通過這種分析方法,他們發展了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