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發展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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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郵政服務三農基本現狀
縣郵政局所的分布概況：縣郵政下轄21個自辦郵政支局、所，全部建成了全國通存通兌的郵政金融網，縣稱到鄉鎮有汽車郵路6條（含特快專遞），局所到村投遞郵路49條，每天投遞線路里程2600公里。
郵政服務設施設置情況：從調查情況看，郵政局所嚴格履行 《郵政普遍服務標準》要求，郵政局、所網點設置和布局比較合理，基本能滿足大多數用戶的需求，局所名址牌和營業時間牌懸掛整齊，郵筒(箱)設置基本規范，營業網點內設置基本齊全，業務范圍和資費標準公開透明。郵政營業服務情況：郵政局營業人員能佩戴工號亮牌上崗，著裝整齊規范，舉止文明大方；對在郵局辦理業務過程中所提供的服務總體評價良好；在驗視包裹業郵件方面一致認為詳細嚴謹;對郵政業務資費，用戶感覺郵資比較合理。但部分鄉鎮的用戶感覺在郵政局辦理業務路途較遠。
郵政投遞服務情況。總體來看郵件的投遞較為及時準確。在投遞方式上，單位用戶的報刊和郵件均投遞到本單位的辦公室或門衛室。行政村及其行政村以下農民用戶的報刊和郵件均投遞到村委會或固定地點轉交或自取，匯款、快遞和掛號函件一般能投遞到收件人手中，遇特殊情況，委托村委會轉投；在投遞頻次上，縣城實行定日投遞制，即每周投遞7次（特快專遞每天投遞2次），行政村以下每周投遞6次。
郵政服務時限和查詢情況。郵政局所營業時間和信筒(箱)開取時間、頻次符合《郵政普遍服務標準》要求，基本能滿足廣大用戶的用郵需求。鄉鎮郵政所營業廳，每周營業時間為7個工作日，每個工作日保證在8個小時以上，信筒(箱)每個工作日開取1次。對于郵件查詢，用戶普遍認為郵件的查詢服務是方便及時的。
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農村郵政普遍服務設施還缺乏，大部分農村郵件只投遞到村妥投點，由收件人到村妥投點領取，郵政末端服務沒有保障，形成了影響和制約郵政發展的瓶頸問題。有的農民寄包裹、匯款要走幾十里路程，少數鄉無郵局。
二是鄉鎮少數無自辦郵政局所。
三是報刊、信件投遞不及時，郵件短缺、錯投事件偶有發生。發生投遞不及時的現象多在農村，郵政服務的薄弱區域仍然在農村。
由于歷史、經濟方面的原因，農村郵政服務設施條件普遍較差。農村郵政局所服務面積、服務人口都遠遠大于城市地區，建筑設施簡陋，服務功能不全，業務種類不多。與郵政作為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的地位不相協調，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也給農民帶來了不便。因此，改善農村郵政服務條件，全面推進“村郵工程”建設，提高郵政服務“三農”的能力，為建設區域強縣提供現代化郵政服務是郵政部門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郵政部門應加強與政府部門的溝通，爭取政府部門對農村郵政服務設施建設的支持與投入。改善農村郵政服務條件必將對加強城鄉溝通交流，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豐富農民生產生活信息，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等起到積極作用。
改進舉措
一是全面推進“村郵工程”建設。通過在農村設立村級郵政代辦點，彌補農村郵政服務不足，為農業、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流、實物流和信息流服務。逐步解決影響和制約郵政服務發展的瓶頸問題。延伸服務網點，在農村通過建立“村郵站”，使老百姓在家門口既能寄信、訂報，解決農村郵件妥投問題，而且郵政部門還可以依托網絡優勢將優質的良種、化肥等農資產品送到田間地頭，服務新農村建設。
二是要加強郵政普遍服務工作，加大郵政普遍服務設施投入力度進一步提高郵政服務能力。從服務大眾、方便用戶的立場出發，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完善服務功能。投入資金，對支局(所)的硬件環境進行改造，對服務網點內的物品實行定置定位管理，更新網點內信筒等設備，努力為用戶提供整潔、舒適的用郵環境。繼續實施“戶箱工程”，增設居民信報箱，提升郵政信件資料投遞的安全、便捷、時效性。
三是繼續做好當前郵政普遍服務工作，加強鄉郵遞員隊伍建設，選派合適人員充實鄉鎮郵遞員隊伍，使我縣農村居民能較好地享受郵政普遍服務業務。
第2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一、繼續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支持力度。“三農”工作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全局，認真落實強農惠農富農各項政策，進一步加大“三農”投入，在財政資金安排上優先予以保證，保障省委省政府推進“三農”事業發展重大決策部署的落實。發揮好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分門別類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政策，引導社會資本投向“三農”事業，建立健全“三農”投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科學把握支出的政策和方向，加強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供給，加大對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補貼，推進現代農業發展，壯大農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支持欠發達地區農民脫貧等，集中財力解決“三農”領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二、加快涉農專項資金清理整合。按照“四張清單一張網”的要求，深入推進部門專項資金改革，進一步加大涉農專項資金清理整合力度。針對涉農專項資金種類繁多的狀況，按照相關政策對現有的涉農專項資金進行清理，縮減涉農專項的數量。針對涉農專項資金多頭交叉管理的狀況，理順相關部門的管理職責，對相同或相近的項目予以歸并。針對老的專項未及時清理又增加了新的專項的狀況，根據當前改革發展的要求和涉農專項資金實施績效的實際情況，建立動態的退出、調整、存續機制。
三、健全涉農專項資金管理機制。進一步理順省與市縣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關系，省級層面要加強對支農補農政策的研究，對制定的相關政策實施情況進行監督，原則上不具體審批應由縣級政府為主投資、扶持和實施的項目。市縣層面要按照支農補農政策要求，承擔起使用、管理和績效評估等責任，統籌使用好涉農專項資金。進一步厘清相關部門的管理職責，盡量避免工作職責交叉，簡化項目申報環節和程序，提升為廣大農戶和農業經營主體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改進涉農專項資金的分配方式，加大專項性一般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市縣統籌使用能力;加大因素法分配力度，改進完善因素和標的設置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加大市場機制運用力度，從直接補貼為主向間接引導為主轉變，推進涉農專項資金分配方式不斷優化。
第3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農業穩則社會穩，農業興則事業興。回首過去一年，重慶市生豬、牛羊、漁業、柑橘等一批百億級產業鏈逐步成型，建成7400公里行政村通暢公路和4000公里撤并村通達公路，解決215萬人飲水安全問題，完成高山生態扶貧搬遷16.5萬人，改造農村危舊房8.6萬戶，實現450個貧困村整村脫貧……一份份事關“三農”的漂亮答卷擺在面前，讓人不禁心生感慨。
“三農”乃發展之基。自2004年起，中央已連續11年出臺1號文件持續關注“三農”問題，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的實施，使我國農業穩定發展的長效機制不斷完善，糧食生產實現“十一連增”，農民增收實現“十一連快”。
但也要清醒看到，在當前經濟新常態下，農業農村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去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如期召開，深入分析了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現實緊迫性，全面部署了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和具體舉措。
會議強調，農業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礎和支撐，目前仍是突出“短板”。挖掘農民這個最大群體的消費潛力，可以更好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落后，有巨大新增投資需求，用好這個空間，可以更好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做大做強農業產業，可以形成很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大力發展現代農業，重慶一直走在前列。
“在經濟進入提質增效新常態的大背景下，農業發展也到了由注重產量的粗放發展方式向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的集約發展方式的新階段。”重慶市農委主任夏祖相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重慶將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全力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大力發展現代特色效益農業，促進農民增收。
未來，在基礎設施方面，重慶將大力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藏糧于田”將有新的進步。在農業發展觀念上，由“生產導向”向“消費導向”轉變，有效對接市場，消費引導生產。農村改革也將繼續深化，激活農業的發展要素，拓展農業的內涵外延，提升開發價值，增加農民收入。
第4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村市場；農民增收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32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11）07-0014-02
我國“三農”問題長期存在，引起社會的重視卻是最近幾年，因為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我國的三農問題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好不夸張地說,“三農”問題解決不了，就一定會發生社會的大動蕩。可以說除腐敗問題以外，我國目前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如貧富懸殊、就業、貧困、人口、生態環境等均與“三農”問題有密切的聯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沿海地區的加工制造企業遭受嚴重損失，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占據了很大比重，而消費則顯得相對不足。近年來，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偏高，2007年甚至達到了72%，可見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
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國內需求，即拉動內需。而在國內需求的組成中，農村市場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可以這樣說，農村市場一旦崛起，我國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紀元。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了以“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沉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給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實際上，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買方社會，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國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對于大中城市來說，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經飽和。而正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狀態，農民出現增收困難，使得農村消費處于很低的水平，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近70%，而消費額僅為全國消費總額的39%。1998年，僅僅9%的農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機，33%有彩電，有很多的發展空間。假如使農村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與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國的家電產業還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長。而現實情況是，不僅像汽車、電話、大屏幕彩電、電腦、熱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農民渴望而不可及的。這些產品在城市中，已經很難再開拓大的市場，所以要維持這些產業的發展，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是必然的選擇。據統計，農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費需求，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新增兩元的消費投資。但是，消費需求來源于經濟收入，沒有經濟收入的增長，拉動消費就是一句空話。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實際上可以帶動牽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說，農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農村落后的主要標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其關鍵就是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增加農民收入。如果把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提高到城市水平，將會創造出巨大的市場，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環境。“三農”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和政治問題。首先，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糧，心中不慌。吃飯沒有保障，一切都無從談起。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能夠保證，但從長遠發展來看，仍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中國人口基數太大，而且還在增加。隨著人口的增長，對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與此同時，中國人均可耕地面積還在不斷減少。任何時候，中國人民的飯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國人必須養活自己。三農問題不解決好，國家糧食安全就沒有保證。其次，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國，如果沒有2/3以上的農村人口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證廣大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穩定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國經濟要想獲得長足穩定的發展，就必須解決好“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因素，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客觀現實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是要切實保障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供給。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出現閃失。在指導思想上，必須始終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供給。
二是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重要的是擴大農民就業。要內外結合、多措并舉，既要挖掘農業內部的增收潛力，做足種植業結構調整、耕地精耕細作的文章，積極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和旅游觀光農業；又要拓展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增收空間，還要廣辟外出務工經商的轉移渠道。把壯大縣城經濟作為一項大戰略，積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加快鄉鎮企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機會。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是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國現實情況下，城市化的含義不僅限于讓農民進城這一層面上，它的內涵應當是讓農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國民待遇，改變目前的城鄉兩種政策體制安排的局面。至少應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取消包括戶籍限制在內的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和收費，給進城的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改革現有的農村政策，給留在農村的農民以公平的國民待遇。
中國最大的問題在農村。農民富則天下富，農村穩則天下穩，農業強則天下強。一旦解決好“三農”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1]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況分析報告[J].中國經貿導刊,2002.
第5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三農；融資擔保；制度創新
2015年8月13日，國務院《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并出臺《融資擔保公司管理條例》及配套細則，持續加大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業務為導向的政策扶持力度。8月24日，《關于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出臺，對“三農”融資難實施局部突圍的政策“試水”。中央接連推出增進“三農”融資的系列政策，既喻示“三農”融資問題的重要性和艱巨性，也表明在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新常態下，深化“三農”融資擔保問題研究，對化解“三農”融資難困局具有重要意義。
一、“三農”融資擔保體系發展現狀
（一）涉農融資擔保機構發展速度放緩。據中國擔保協會統計，2011年末，全國融資性擔保行業共有法人機構8402家，較2010年末增加2372家，增長39.3％；擔保余額19120億元，較年初增加5374億元，增長39.1％。2012年，《融資性擔保機構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出臺，融資性擔保機構基本結束了盲目擴張的態勢。經過整合優化，機構數量增長速度與融資擔保業務量呈現放緩趨勢，融資性擔保貸款戶數和余額在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中的比重有所下降，2013年末占比分別為9.92％和2.2％，分別比年初下降0.57個、0.04個百分點；2014年末占比分別為9.2％和1.8％，分別比年初下降0.4個、0.72個百分點。
（二）“三農”融資擔保貸款增速減緩。針對“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央因勢利導地出臺了多項扶持政策，各省（市）根據中央精神也相繼出臺政策細則，要求加大“三農”信貸投放。據中國人民銀行貸款投向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末，全國“三農”本外幣貸款余額19.44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98.37%；農戶本外幣貸款余額5.36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1.2倍；農業貸款余額3.4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60%。但是，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不良率也企高不降（2014年保持在2.4%水平），為降低不良貸款率，中央提高涉農不良貸款容忍度，對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等涉農金融機構實行彈性存貸比考核和差異化存款偏離度考核，“三農”融資擔保貸款增長開始進入相對理性的發展軌道。
（三）“三權”逐漸成為“三農”融資的有效手段。農村“三權”（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林產所有權）融資抵押試點開展以來，通過試點地區的實踐，目前已取得明顯成效，成為農村重要的抵押擔保貸款。以重慶市“三權”融資抵押試點為例，據該市金融辦統計顯示，截至2014年初，重慶市“三權”抵押貸款已超過480億元，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市所有涉農區縣，2015年該市計劃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1000億元以上，以切實幫助農村增加財產性收入。①
二、“三農”融資擔保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法理支撐，融資擔保法律法規修訂滯后。盡管全國各地農村正在試運行“三權”改革試點，但從法律層面看，“三權”改革缺乏基本法理支撐。如《擔保法》第37條第二款明確提出“農村耕地、宅基地不得抵押”，即目前“三權”中的前“兩權”抵押行為屬于違法；《擔保法》第34條對可抵押財產范圍的定義，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農”融資擔保外延的擴展，使得“三農”融資擔保缺乏創新動力；2010年7月部委聯合了《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相對于《擔保法》的法律層級較低，缺乏有效的約束力及強制力，加之沒有專門的“三農”融資擔保法律法規予以約束，存在非排他性特征，融資擔保公司沒有義務一定要為“三農”提供融資擔保，致使“三農”融資性擔保缺乏源動力———融資性擔保公司常常違規經營，追逐利益，不愿意為“三農”融資提供擔保。
（二）配套服務缺失，阻礙融資擔保業務良性發展。一是“三農”資產產權交易流轉平臺建設滯后。目前，我國只有部分地區建立林權流轉交易平臺，而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下稱“兩權”）流轉平臺即使在試點地區仍處于啟動推進過程中。即當前發生“三農”信貸違約，用“兩權”擔保的貸款無法依法變現抵押品以實現風險轉移。二是農村“三權”確權登記制度進展緩慢。全國“三權”抵押登記做法未達成共識，部分地方不認可融資性擔保機構的抵押登記主體資格，部分地區抵押和公證機構登記手續繁雜且存在不合理收費現象，間接增加了融資擔保機構開展“三農”融資擔保業務的難度與成本。三是溝通“三農”及融資擔保機構的外部征信和評估制度等體制性環境尚未確立。融資擔保機構不能直接共享人民銀行征信系統，數據信息的有效共享存在障礙，導致銀行對擔保機構、擔保機構對企業均無法獲得全面、及時、準確的信息，不利于有效識別和控制風險。
（三）合作機制不暢，銀擔雙方風險與利益不對稱。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市場上處于“甲方”地位，擔保機構則處于被動地位，銀擔合作機制不合理性也始于此。首先，過高的門檻，致使多數擔保機構業務發展空間收窄。其次，“三農”融資擔保機構賴以生存與獲益的擔保杠桿———擔保放大倍數受限于不合理的合作機制。按照國際慣例，信貸擔保基金的擔保放大倍數通常情況下是18倍，而美國擔保放大倍數是50倍，日本放大倍數達到60倍。相比較之下，《暫行辦法》規定，融資擔保機構放大倍數不得超過10倍，在具體操作中擔保放大倍數甚至遠低于10倍之數（見表2）。再次，由于信息不對稱，擔保機構與被擔保方共謀概率增加，銀行為規避機會成本與風險，要求擔保機構對貸款本息全額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意味著擔保公司需承擔所有風險。
（四）市場風險高企，致使擔保機構發展偏離軌道。近年來，受經濟下行等因素影響，企業資金鏈、互保鏈吃緊，風險加大、代償率高是融資擔保機構普遍面臨的問題。由于中國“三農”的脆弱性，使得“三農”融資擔保機構面臨更為復雜、嚴峻的境況。部分農企和融資性擔保機構通過虛假貿易、關聯互保、重復抵押等方式騙取銀行融資后，將資金投入民間借貸、房地產、股權交易等高風險領域進行“內金融化”操作。一方面，直接導致“三農”融資擔保業務萎縮；另一方面，“內金融化”操作風險導致部分擔保公司難以為繼。
（五）風險補償缺位，導致融資擔保業務半途而廢。一是政府資金投入不足。尤其對政策性擔保機構而言，其經營過程中代償風險難以避免，這就需要確保后續補償資金及時到位，但部分地方政府對融資擔保工作不夠重視，致使融資擔保機構資金鏈出現斷鏈。二是有關政策措施不完善或出臺的政策措施落實不到位。許多地方尚未建立農村信貸損失補償機制，資本補充成為難題，融資擔保機構只能使用本公司的資本金維續業務。三是“三農”融資擔保機構資金來源單一，缺乏持續補充資本的能力與承諾。從現實看，許多融資性擔保機構在組建初期沒有充分利用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多元化來激活內部構成，從而導致機構在遭遇一系列代償風險后缺乏持續增資能力。
三、國內外“三農”融資擔保實踐與經驗
（一）美國的復合型信用模式。美國涉農融資擔保體系由商業化金融機構、政府農業信貸機構、農業合作信貸機構共同構筑，采取“商業銀行、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并存的復合型信用模式”。農戶向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下稱“合作社”）遞交貸款申請書；再由合作社派專員對農戶所出示的抵押物價值做出評估，形成評估報告交付合作社；合作社成員以投票方式通過該評估報告后，即履行擔保職責；相關材料由聯邦土地銀行再次審核并通過后，農戶需購買聯邦土地銀行相當于貸款額5％的股份；同時由聯邦土地銀行留用1％的貸款額作為手續費，然后將貸款（貸款額度一般不超過抵押農地評估價值的85％）發放給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將這部分貸款轉交給借款人。在擔保物設定上，聯邦土地銀行將擔保物與貸款資金捆綁起來。一般說來美國“涉農”貸款資金，除了來自股金和公積金外，主要通過發放聯合債券的方式籌集。聯合債券的擔保物是以12個聯邦土地銀行聯合的股金、公積金和農戶所抵押的擔保品為質。
（二）日本的三層級融資擔保模式。日本“三農”融資擔保體系是一個以農業協同組合為核心，即以政府為主導的三層級融資擔保模式。政府不僅為農業發展提供優惠政策，還直接向農協注資，攜手成立農業信用基金協會和農林漁業信用基金協會。農業協會在融資擔保實踐中發揮擔保人作用，以自身的信譽替農戶提供擔保與保證。一是信譽擔保。農戶憑借會員身份以農協組織的聲譽地位和長期與金融部門的信貸合作關系獲得信用貸款。二是保證擔保。農業信用基金協會向農戶收取4%左右的保證費，為農戶提供債務保證。三是建立不良信用處罰機制。為降低信譽、保證擔保過程中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使違約風險最小化，日本農協系統建立了完善的不良信用處罰機制。通過取消貸款資格，解決一次博弈產生的機會主義行為，即通過多次博弈讓參與者在爭取貸款時考慮到違約成本。
（三）印度的自助小組模式。在印度,大多數農戶都會通過自發形式組成“借貸自助小組”。自助小組在整個貸款過程中發揮著擔保責任人的作用，以自助小組的名譽與全體成員資產作為擔保，并對貸款負有償還責任。在風險防范方面，自助小組內成員互相監督，并憑借相互的熟悉程度能夠有效地降低貸款風險。政府對“三農”融資擔保高度重視，通過完善農戶貸款配套制度，建立信貸風險的農業保險分擔機制。在印度，農業保險實行強制保險和自愿保險相結合的形式，農戶在申請生產性貸款時需要辦理強制性保險，但可自愿選取多種農業保險方案。
（四）孟加拉國的農戶聯保模式。一是以格萊瑕銀行為核心向外擴散，在一定區域內，由5個具有同等經濟地位且不存在親屬關系的農戶自發組成聯保小組，形成利益共同體；只要一個小組成員有貸款需求，其他成員都要為這筆貸款進行擔保。二是格萊瑕銀行根據聯保小組成員的資金需求發放貸款，并實行分期償還。三是聯保小組每周會在鄉村中心召開相關會議引導與督促成員誠信貸款，并在日常生產生活進行相互監督，在整個聯保模式中構筑內部風險監測網。
（五）政銀保聯動的“壽光（蔬菜產業）試點”。2013年初，山東省壽光市正式啟動涉農及中小企業貸款保證保險試點。一是政府出臺《涉農及中小企業貸款保證保險試點工作實施方案》，明確融資擔保參與主體的權責，設計了農戶、農企失信懲戒等制度安排；并設立專項貸款保證基金，基金主要來源于財政注資及貸款需求方的資金注入（除政府啟動金1000萬外，對每筆貸款財政另按照1.5%的貸款額度注資，農戶/農企照貸款額度的1%注資）。二是建立銀保協作機制。共享相關客戶信息，在業務受理、風險控制、貸款追回等階段密切配合；實施“保證基金+保險理賠”原則，在風險出現后，先由貸款保證基金支付，不足部分由保險公司與銀行按照既定比例（9∶1）共擔，保險公司當年賠付金額達到年度累計保費4倍時，試點自動停止。三是建立“三農”貸款用途識別機制。對客戶群體及貸款額度進行限定，客戶只能夠憑借真實有效的訂單才可獲得貸款審批，同時單筆貸款不能超過500萬元。
（六）多方合作的“岱山（漁業產業）模式”。岱山田涂作為浙江省舟山漁業的典型代表，其發展壯大，不僅得益于“企業+漁運+漁戶”的漁業發展模式，也得益于完善的融資擔保機制。一是政銀保聯手為休閑漁業破解融資難，以岱山休閑漁業融資擔保為例，當地財政局、農信聯社、人保財險公司聯合制定“政銀保”合作貸款，其中政府注資成立政府財政擔保專項基金，為農企提供擔保。二是打破保證、房產、漁船抵押等傳統擔保模式，探索油品質押、水產品倉儲質押等新型擔保方式。隨著《浙江省海域使用權管理條例》的頒布，及海域海島使用權儲備中心的設立，為海域使用權公開出讓、交易提供了規范化的綠色通道。舟山轄內金融機構適時推出海域抵押貸款，把涉海的休閑漁企海域使用權與土地、碼頭、海岸線、承包權等抵押物混合打包，有效地解決了部分農戶、農企房屋等高流動性資產不足的難題。
（七）風險共擔的“萬寧（種植產業）模式”。海南省萬寧檳榔產業之所以保持直線增長態勢，離不開融資擔保的大力支持。其運行模式即：農戶同檳榔產業專業合作社簽訂合作協議，以此建立起穩定的個人與集體利益共同體關系。在融資擔保環節中，農戶退居幕后，由合作社代表農戶利益，以合作社現有資產及信譽做擔保；同時，合作社與下游企業簽定長期合作協議，下游企業基于利益合作關系為資質良好的合作社提供保證擔保或其他形式擔保，由此形成了農戶、合作社、下游農企共同承擔風險的擔保機制。檳榔作為重點扶持產業，萬寧市政府通過設立風險補償基金為全市檳榔產業鏈上的專業大戶、合作社及特定對象提供擔保與風險補償，為檳榔產業增信，并以2000萬元風險補償基金撬動轄內銀行貸款資金2億元。②為進一步發揮風險補償基金的正效應，還專門出臺《扶持檳榔產業綜合服務方案》用于規范風險補償基金的運作管理，并在風險補償基金擔保項下增加多戶聯保擔保方式，規定多戶聯保的條件限定，強化風控：1.貸款需求方戶數必須大于等于3；2.其中100萬元以下至少3戶，100萬～150萬元至少4戶，150萬～200萬元至少5戶③。
四、完善我國“三農”融資擔保體系的對策建議
（一）營造良好環境，發揮政策導向作用。實踐證明，“三農”融資擔保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在法律層面上，建議修改《民法》《物權法》《擔保法》等法律中對“三農”融資擔保方式的桎梏，如刪除《擔保法》第37條第二款中對“農村耕地、宅基地不得抵押”的規定，將解放農村“三權”內容寫入新《擔保法》及相關法律中，將現階段國家推行農村“三權”改革的政策轉化為法律，理順法理邏輯。對《擔保法》第34條中關于可抵押財產的范圍加以修改，將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地上附著物等都納入其中，擴展“三農”融資擔保外延，讓“三農”融資擔保各類創新模式有法可依。在政策層面上，應充分借鑒國外在“三農”融資擔保中的政策導向作用，盡快適應“三農”融資擔保發展的客觀需要，積極踐行以下配套政策：一是鼓勵發展各類涉農資產專業評估機構，對農戶各類財產的客觀價值進行評估，確保農戶資產能夠以合理價位設立抵押，降低融資擔保機構代償風險；二是修訂行政法規，完善涉農資產抵押登記平臺，規范相關產權取得和流轉登記流程；三是建立農村物權交易中心，以便擔保資產處置變現，切實提高融資擔保機構資產的流動性，實現擔保的再循環。
（二）完善兩個體系，實現層級擔保信用先行。一是建立政策性“三農”融資擔保體系。2015年8月31日，《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指出“三農”融資擔保在內設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并提出三年基本實現省級再擔保機構全面覆蓋的目標。建議借鑒日本“三農”融資擔保經驗，對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資金來源推動多元化配置，讓民間資本逐利性與資本運營理念先進性融入其中，破解單純的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官僚機制運作虎頭蛇尾、后勁不足等問題。對此，要加快培育一批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實施資本多元化，將利益驅動與政策扶持相結合，建立以政府財政資金為指導和支撐、民間資本參與、分層次的“三農”融資擔保體系，實現“三農”融資擔保業務的低成本、高效和可持續。二是建立“三農”融資擔保信息支持體系。“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借方會采取機會主義策略取代守信行為，這是因為存在這樣風險溢價因素：借方采取背信行為與守信行為利益比較。”而信息充分性與征信制度完備性則通過設立這樣一種制度，將背信行為產生的結果從一次博弈轉向重復博弈，從而有利于較低違約率的形成。為此，建議借鑒日本“三農”融資擔保經驗，一方面，鼓勵農業合作社、政府、第三方信用評級機構攜手打造信用聯網管理平臺，實現與融資擔保機構信用平臺對接；另一方面，按照“三位一體”思維整合信用資源，加快完善社會信用聯合獎懲機制，通過建立信用度積分制，實現對信用行為的量化監測。
（三）創新三個層面，提升融資擔保服務效率。“三農”融資擔保服務效率的提升直接關系到“三農”融資難的破解大局，需要在融資渠道、運作方式、全程保障方面予以創新。一是孵化涉農資本市場，拓展“三農”融資渠道。通過借鑒美國實施土地證券化經驗，積極推動涉農企業進入“新三板”等資本市場，實現直接融資，為自身增信，其股權更是間接融資最優的抵押物，最為融資擔保市場所青睞。二是改進農戶聯保模式，深化農戶融資互聯互保。大膽借鑒印度、孟加拉國實踐經驗，如改良國內農村現行的“五戶聯保小額信貸”模式，推行聯保組團責任人及據綜合信用能力授信機制；轉變現存的“政府+銀行+農業合作社”三線一體運作模式，剔除政府行政干擾因素。三是借力“保險+期貨”方式，創新“三農”保險服務。探索運用“保險+期貨”方式，鼓勵農產交易所與保險機構、農企開展合作，共同推動農產品期貨價格保險產品開發，利用期貨市場發現價格與套期保值功能改變原來農產品價格風險轉移方式和國家對農產品的補貼方式，實現期貨、保險、農業的優勢互補與多方共贏，為“三農”融資擔保提供雙重保障。
（四）推進四項改革，釋放“三農”融資擔保活力。一是深化“三權”改革試點工作，激活農村“三權”金融屬性。借助《指導意見》支持新一輪農村產權改革的契機，在法理上尋求突破，為試點提供支撐,增強各方“三權”改革信心；健全“三權”抵押流轉、評估專業服務平臺，支持以各種合法方式流轉、抵押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建立抵押物品處置機制，農戶違約行為發生后，允許金融機構依照相關法律對農戶抵押物進行處置。二是加快農業保險體系改革進程，建立政策性保險、商業保險共同支撐的現代農業保險體系。通過借鑒印度建立國家性農業保險體系經驗，推行政府貼補普及農業強制保險，鼓勵農戶參與商業保險，突出商業保險高代償率與政策性保險的補貼優勢。三是深化融資擔保風險補償、轉移機制改革。借鑒“壽光試點”成功經驗，通過建立一個積極穩健的損失補償制度對“三農”融資擔保給予正回饋，合理設定風險損失補償上限與停止機制，實現該機制的有效甄別和可持續性，解決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發生經濟損失沉沒成本意愿降低”惡性循環。四是加快銀擔合作機制改革。一方面，以明確合理的擔保放大倍數為突破口，重點加強擔保機構風險狀況管理，實現擔保放大倍數的動態管理，扭轉現存合作機制中二者地位不等、利益不均的局面；另一方面，通過鼓勵資金來源多元化與擔保資源整合，提升融資擔保機構實力，解決銀行門檻高，不愿開展合作等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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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水土保持;“三農”問題;農民創收;解放勞動力;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針對如何選擇最經濟、最有效、并且最可行的“三農”問題突破口,專家學者在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觀點。論文百事通(1)農業產業化、農產品深加工、發展鄉鎮企業的農業發展經濟策略;(2)發展縣域經濟與小城鎮建設;(3)確保農民就業、發展勞務經濟的富余勞動力轉移策略;(4)增加農村投入、加大農村公共品的供給、稅費改革等惠農政策;(5)以新農村為契機解決“三農”問題。
本研究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城鎮化),根據中國現有國情,這將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并可能將自始至終伴隨著社會安定問題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問題。以往“三農”問題突破口的研究,要么考慮過遠,要么一直在圍繞著經濟,卻極少的考慮生態環境的問題。水土保持將可能成為山地丘陵區解決“三農”問題的最佳突破口,不僅能夠發展農業現代化、解放富余勞動力、促進城市化進程,并且保護了山區農村的生態環境,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1“三農”問題
在生態脆弱的山地丘陵區,“貧窮”是“三農”問題解決的最大障礙。農民收入長期得不到提高,農業資本投入長期不足,農業技術停滯,造成了農民教育、技術和經濟的“貧窮”,農民剩有的財富只有土地,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提高生活水平,農民只有擴大開荒面積,增加勞動力,提高農業產量。然而,由于生產技術難以保障,土地貧瘠,人口壓力大,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愈加貧瘠,人民只得再次擴大生產面積,形成“廣種薄收”的局面,導致“貧困-人口壓力-水土流失-生態惡化-貧困加劇”的惡性循環。
2水土保持是中國山地丘陵區“三農”問題的突破口
2.1水土保持是中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
由于中國特殊的自然氣候和地理條件,水土流失十分嚴重,特別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土地資源的過度開墾,草原的超載放牧,亂砍濫伐,森林銳減,以及開發建設過程中亂采濫挖,對地貌植被的破壞,人為加劇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導致耕地減少,生態功能衰退;泥沙淤積江河,形成小洪水、高水位、多險情的局面,給防洪保安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水土流失已嚴重影響到人們的生產、生活和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嚴重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中國頭號環境問題。
2.2水土保持提高農民收入
水土保持改善生態環境,從而增加人口環境容量,使群眾有了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條件,安居樂業有了基本的保障。政府非常重視水土保持工程,將水土保持項目建設成為“富民工程、生態工程、德政工程”。2006年8月,水利部對對2003-2005年農業綜合開發水土保持項目進行了竣工驗收。項目涉及山西、江西、湖南、重慶、四川、陜西、寧夏7省(自治區、直轄市)45個項目區、57個縣。3年來,累計投入6億多元,治理水土流失4783平方公里,治理區年均土壤侵蝕總量減少1227.99萬噸,年糧食總產增長41747.4萬公斤,累計減少貧困人口359877人。小流域水土保持綜合治理是逐步實現“兩改一變”(改廣種薄收為少種高產多收,改單一農業經營為農林牧副業全面發展,變生態系統惡性循環為良性循環)的一項有效途徑。有機結合生物、工程、農耕三大措施,山、水、田、林、路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綜合治理,調整結構,提高效益,實現農田增產增收,經濟持續發展。2002-2006年實施的黃河水保生態工程烏蘭察布市項目,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積7018.8hm??2。項目區累計治理程度達到54.09%,林草覆蓋率達到39.58%,減沙效率為47.1%,保水效率為21.6%,水資源利用率40%,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達到2527元。
2.3水土保持解放勞動力,加速城市化進程??
中國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城市化的過程,農民變市民的過程,就是農村變城市的過程,亦即農業現代化過程。象中國這樣一個擁有8億農民的發展中大國,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安定人民與酷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戰嚴寒,修梯田,積累了豐富的梯田建設經驗。截至2006年底,全區累計建成高標準梯田10.26萬hm2,農村人均0.26hm2,基本農田達到12萬hm2,累計總投資約6.3億元(國家投資1.2億元,群眾投勞折資和自籌資金5.1億元),投工1.23億個,移動土石方6億m3,使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變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基本上實現了大旱不減產,小旱保豐收。梯田建設促進了馬鈴薯、畜草、勞務三大產業的發展,農民年人均從馬鈴薯種植中直接收入1200元,解放勞動力7.8萬人,年人均實現勞務收入780元。
退耕還林工程是林業重點生態工程中涉及面最廣、投資額度最大、政策性最強的一項生態建設工程,主要是解決重點地區的水土流失問題,在保證糧食生產的前提下,力爭25°以上坡耕地和嚴重沙化耕地全部退耕還林。對寧夏南部山區退耕還林還草農戶家庭調查顯示,2002年從事種植業的勞動力比剛實施退耕還林還草政策的2000年減少了13.7%,從事種植業的勞動力的比重也從原來的80%下降到69%,農業中減少的勞動力主要流向建筑業,貿易、餐飲業,交通運輸業等非農行業。1998年以及2003年數據對比,與退耕前相比,全縣總人口增加了0.76%,農業人口減少了0.16%,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中的農業勞動力下降了20.67%,這說明退耕還林對人口資源的分布產生了明顯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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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一、三農問題的現實意義
“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三農”問題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近些年，“三農”問題極其引人關注。“三農”問題是確保我國糧食安全和農產品的供給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雖然我國的糧食產量與日俱增，但食品的安全并非得到保證。隨著人口的增長，對食物的要求也越來越多樣化，我國每年還要從外國引入進口糧食，由于我國農業生產技術落后，農民缺乏積極性，導致我國糧食自給率下降，所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首先，要想維護社會長久和諧穩定，就要解決好“三農”問題，我國有一半人口來自于農村，如果農村的人口不穩定，必然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增加農民的收入，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是國家長久治安強有力的保障。其次，要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要解決好“三農”問題，要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是在農村，如果農業不發達，就沒有穩定的物質基礎，如果農村的經濟相對落后，國民經濟也無法提高，如果沒有農村的普遍小康，全國的全面小康也無法實現。最后，要想保持經濟穩步向前，就要解決好“三農”問題，根據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可知，農村是一個消費潛力非常大的群體，加大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不斷地擴大內需，才能使得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二、目前三農問題的主要表現
（一）目前我國農業問題的主要表現
農業供給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沒有農業就沒有食物，當然就不會存在其他行業，所以農業是基礎。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產業。我國農業都是以家庭經營為主，農業就是農業經營者對動植物生命活動的控制過程，目前我國的農業存在很多值得關注的問題。首先，我國農業人多地少，環境惡劣，經常大量使用有害的農藥，使本來缺乏的水資源也被污染，而且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都不合理，農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實行，不僅調整了我國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改善了我國農業生產結構，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其次，農村的人口都偏向老齡化和婦女化，身體強壯的青年都外出打工，不僅無法生產出優質的農產品，競爭力非常弱，而且生產效率也非常低。如今逐步緩解和根除了我國糧食和其它農副產品一直供不應求的局面，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我國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我國其它領域的經濟改革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最后，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設施不完善都會制約我國農業的發展，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的需要。
（二）當今中國農村問題的主要表現
農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農村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穩定問題、留守問題、環境問題。農村不斷地出現土地糾紛，房屋的拆遷重建、利益分配不均都會引起農村的不穩定，農村的不穩定必然會阻礙社會的穩定。如今，農村的青壯年外出打工，強大的勞動力不斷流失，使得農村的留守老人、兒童、婦女不斷增多，生活質量受到影響，老人缺乏兒女照顧，妻子與丈夫缺乏溝通，兒童缺乏關愛，必然會對農村的和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隨著生活質量不斷提高，農民也在不斷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房屋建造到沿路或是沿街，導致農村里的居民變少，生活在原住房的居民生活條件極差，不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愿景。
（三）當今中國農民問題的主要表現
農民歷來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最基礎的角色，每次社會的變革和革命都會被推動到最前沿，并且往往最終起著關鍵性作用，但是在不同區域間、不同階層間的經濟交往中仍然處于劣勢，農民問題日益嚴重。雖然經濟在不斷發展，但是農民的收入水平還是很低，在城市打工的農民由于沒有市民身份，很多待遇無法享有，致使合法權益無法保證。農民經濟地位的低下導致文化上受歧視，教育基礎設施的相對落后使得在很多農村地區出現了大學生荒，而農村大學生回流現象非常少，農村的人才呈現有出無進的態勢，而城市出身的人才更不會愿意走向農村。
三、解決三農問題，促進我國農村未來發展
要想促進我國農村未來發展，首先就要解決好“三農”問題，使農業、農村、農民同步發展。
（一）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加快農民的市民化
黨的十八三中全會提出城鄉一體化發展，首先就要使農民轉變為市民身份，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否則會導致城鎮勞動力匱乏，農村的發展也將停滯不前。城鎮化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城市也就成為了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現代標志。目前，農村的人口都向城市流動，財產權利和發展機會都得不到平等對待，應該對符合條件的農民轉為城鎮居民戶口，讓他們享受城鎮住房、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待遇。推動農村和城鎮協調發展，對個別城市的人口規模進行控制，在體制上和制度上開始變革，取消二元戶籍制度和身份限制政策，從農民的就業問題、住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四個方面解決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轉市民問題，使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獲得基本權利和平等的待遇。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
解決“三農”問題中的農業問題是個關鍵，現代農業是未來中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的農業問題不僅是生產問題，而且是人和物如何并存的問題，農產品的穩定產出、糧食的安全都是農業發展的前提，農業的發展又是城鎮化的前提，也是制約因素。要想實現我國農業的現代化，農民的市民化是首要任務，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還要進行徹底的土地產權改革，保證土地全民所有而不是私有化，實現土地共同經營，并且對農業現代化提供技術支持和資金援助。農業的現代化不僅會為公民提供更優質的產品，也是實現中國繁榮富強的重要短板。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過程
農民的市民化轉變，使得農村的現代化逐漸變為現實，但是農村的發展問題也是需要關注的。對農村的改造，開發和環境保護，都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標志，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黨的十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個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經濟的發展會受到環境的制約，所以要注意保護環境問題，合理開采土地和種植方式的改變，把生態環境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建設結合起來，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四）解決“三農”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最重要的是要做好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
加快城鎮化建設，是“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越來越多的農民流動到城市發展，但實現城鎮戶口的權利得不到滿足，是現階段城鎮化過程中要解決的首要難題。改變這一現象，最根本就要在宏觀上對體制進行改革和制度改革，城鎮化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想充分實現這一目標，讓農民進入城市后收入穩定、有房住、有學上、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得到保障，就要政府參與支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正確的政策選擇，解決農民的固有身份，實現人口自由流動，讓各類生產要素在政府的宏觀引導下自由配置，以防市場扭曲。解決“三農”問題，是實現農業和農村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出路，為更好的實現農村現代化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四、結語
要想解決“三農”問題，首要解決的就是城鎮化問題，其核心就是使農民向市民身份的轉變，農業現代化的本質就是農民的現代化，加快實現農民的身份的轉變，讓農民融入到城市生活，實現城鄉一體化。用現代技術去改造農業和農村面貌，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建設一個美麗的新農村，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要求。總而言之，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把農民、農業和農村三個方面作為一個整體，不可分割，要有側重點的對待，再依靠政府的力量實行體制改革和制度轉變，突破固有的階級和階層上的歧視。隨著城鎮化的實現和“三農”問題的解決，讓我國農業更強，農民得到平等待遇，農村呈現為安居樂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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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論文摘要】21世紀我國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系統工程，與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它的解決將是當前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保證；可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利于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可加速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此外，它的解決對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農業停滯、農民貧窮、農村落后的“三農”問題是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21世紀中國面臨的話多挑戰中，“三農”間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不僅是關系到9億農民的生存發展問題，也是關系到整個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時再次將“三農”問題列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在這種背景下，探討“三農”問題與我國各大主要宏觀經濟間題的關系，為最終解決棘手的“三農”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三農”問魔與擴大內需
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約我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費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另一方面是農村消費市場長期啟而不動，潛在消費需求不能轉化為現實購買行為。因此，采取措施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已成為當前實現擴大內需的關鍵一環。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阻礙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約農民消費的首要因素。我國農村還處于消費水平與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變化的階段，還沒有進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階段。因此，對低收人階層的農民來說，其收人增加，消費支出也會相應增加，收入增長的預期提高，消費傾向也隨之提高。但是近幾年來，農村家庭純收人增長率呈下降趨勢:19%年為9.00!0,1997年為4.6%,1998年為4.3%,1999年為3.8%,2001)年為2.1%o(1996--1999年數據轉引自:《宏觀經濟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頁;2000年數據轉引自:《宏觀經濟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農民純收人增長緩慢導致購買力嚴重下降，并直接影響到農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提高農民收人已成為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的重要前提。為此，必須多渠道、多途經提高農民收人，包括增加農產品供給和減少農業人數雙管齊下;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繁榮小企業和小城鎮，擴大9億農民的就業空間和收人來源等等。
(二)農民負擔過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農民的支付能力，從而影響了其消費水平的提高。黨的后的農村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是農民收人逐漸增加的同時，其負擔也與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和各種攤派現象十分突出，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因此，必須大力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村行政機構改革，從治本上杜絕各種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擴大農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而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增加農民的消費熱情，擴大農村需求。
(三)消費環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民消費能力的實現。比如，農村基礎設施落后，阻礙了耐用消費品在農村的普及，從而影響了廣大農民的購買積極性。因此，國家要努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創造條件。一方面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農戶自我資金積累的投資機制。通過改善農村交通、通信條件，既可使農產品及時轉化為商品，增加農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業品能夠及時組織進來，解決農民賣難買難的問題。針對目前農村消費的熱點是家用電產品，應加快農村電網、電視轉播站等基礎設施建設。
總之，農村消費市場是一個有著廣闊前景和巨大發展空間的市場，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是擴大內需的重點。而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換句話說，“三農”問題的解決是擴大內需的重要保證。
二“三農”問題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
(一)入世使解決“三農”問題顯得更為迫切。
人世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從農業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和農民部分消費品支出的減少(由于部分進口消費品價格低于國內同類消費品價格)，相應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決貿易爭端。但同時也在農業經營和非農產業等方面給農民收人帶來挑戰。我國主要的農產品如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生產成本較國外高，因此價格偏高，造成農產品出口困難;同時，在質量方面由于過去缺乏產品國際標準意識，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同樣缺乏競爭力。根據WTO的有關協議，我國將在s年內取消所有的配額和數量限制。農產品的進口關稅也將削減到14.s%一巧%，而且對國外農產品的進口也不得使用非關稅措施。因此，農民期望像過去那樣通過農業經營增收將很困難。從非農業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國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開始回落，經濟效益下滑，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收人遞減。人世后，我國一些規模較小、設備落后、職工素質不高的鄉鎮企業將受到嚴重的沖擊，這些企業的兼并破產在所難免。而另一方面一些發展較快的新興產業面對激烈的國內國際市場競爭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變得更困難。據有關專家預測，人世后中國農民將有966.2萬人失業，這必然形成新的就業壓力，給農民的就業增收帶來嚴重的影響。應對人世后帶來的上述種種問題，根本的途徑是實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
(二)解決“三農”問題與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本質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實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基本著眼點在于優化品種、提高質量，從整體上提高農業的素質，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是導致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增多。在目前這個階段如何將這部分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需要研究許多新的課題.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堅持所有制的多樣化，實行多種經營;(2)要堅持技術手段的多層次，不同技術層面的行業可吸納不同素質的勞動力;(3)要大力促進服務業的發展。由此可見，農業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不僅是農業的內部問題，而且牽涉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也就說，現階段“三農”問題不過是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縮影，“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通過調整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來實現。
在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結構中，無論產出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不盡合理，而且就業結構轉換的速度也滯后于產出結構轉換的速度。根據統計資料，200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為15.9%,第二產業為50.9%，第三產業為33.2%，而1991)年則分別為27.1%,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過去十年間，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業和建筑業的份額正好有大體的增長，而第三產業卻基本維持在同一個水平，未見明顯的增長。再從就業結構上看，目前大體上是，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吸納就業人數為50%，第二產業為22.5%，第三產業為27.5%，而1991)年則分別為60.1%,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產業吸收的就業人數變化不大，而第三產業卻有很大的增長。
不難看出，上述關于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數字存在著某種不相一致的問題。例如，第三產業產出比重沒有多少增加，但就業比重卻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可見第三產業對勞動力有很強的吸納能力。但目前我國第三產業比重仍然偏低。國際上達到平均發展水平的國家，無論在產出還是就業方面，第三產業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雖然就綜合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來看，我國已經達到國際平均發展水平，然而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離50%a仍有較太差距。可見，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不盡合理，急需進行調整和優化，尤其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條件，以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最終解決“三農”問題。
三、“三農”問魔與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一)解決“三農”問題將為加速我國城市化進程創造條件。
根據國際經驗，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的，而我國城市化水平卻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也滯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對我國的發展很不利。我國城市化滯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國初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將城市定位為生產城市，制約了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2)是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3)是農村特殊的工業化道路，即發展鄉鎮企業“務工不進城”對城市化進程會發生一定的阻潛作用;(4)是對城市化認識上的偏差。比如認為工業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等，無形中也成為我國城市化的侄桔。
解決“三農”間題和解決我國城市化間題有著高度的相關性。不論是近期還是長遠，解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農就業，而增加非農就業的主要途徑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把更多的農民變為非農民。有關專家指出，我國人多地少，要讓大批農民轉到城市，使農民的比重由現在的70%降到30%的時候，“三農”問題才真正解決。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也是實現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這樣一種單一的經濟發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業化不可能單靠少數城市人來推動;另一方面，農業是個弱產業，面臨三大風險—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產品賣難)、技術風險(農業技術投資回報率不穩定)，人世后，三大風險尤為嚴峻。因此，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單靠農業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走農村經濟工業化的道路，使供應、生產、加工、銷售形成一體化經營，農村工業化同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首先，農村工業化是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器。農村工業企業一開始就抓住我國城市工業中相對薄弱的環節和方面，立足于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有較大的勞動力吸納能力;其次，從長遠看，農村工業化是增加農民收人，縮小城鄉差別的根本途徑。農民增收緩慢，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犧牲農民利益來換取城市工業發展的歷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比農業部門高，從而導致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存在。勞動生產率提高是促進農民增收，使農民由貧變富的關鍵。而農村工業化正是提高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最佳選擇。再次，農村工業化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基礎。我們所說的農村工業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鎮日益工業化，這樣，可為鄉村城鎮化提供基礎和依托。歸根到底，農村工業化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民的素質低:二是資金缺乏。而農村工業化將可以解除這兩個制約因素，實現農業的產業化和集約化經營，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從而實現農業現代化。超級秘書網
四、＂三農”問皿解決與西部大開發及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關系重大
(一)“三農”問題的解決與否還會牽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成敗。西部大開發首先是西部廣大農村的大開發，而不能只是幾個城市的大開發。東西部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農村，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應當把解決西部地區“三農”問題作為大開發的戰略重點之一。就廣西而言，作為一個相對落后的農業大省，更要重視“三農”問題，要繼續推進科技興桂、科技興農戰略。從區域發展看，一方面桂東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礎、發揮地緣優勢，保持較快增長勢頭，率先實現農業產業戰略性調整，推進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并對桂西北起良好輻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發展生態農業，開發特色農產品，增加農業科技含量，并可嘗試搞旅游農業。同時，桂西北還應重視人才引進，培養、開發當地人力資源，從整體上提高農業人口素質，這也是解決我區“三農”問題的重要方略。
第9篇：三農發展報告范文
【關鍵詞】服務三農面向三農財稅政策
一、農行股改“面向三農”面臨的主要矛盾
農行股改按照“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的方針進行，這意味著農行將定位于“三農”，按照完全的商業化模式經營運作。農行商業化經營的本質屬性與面向“三農”這一弱質產業的政策要求要完全統一起來，存在許多矛盾需要財稅政策化解。
矛盾之一：縣域農行運作困難，內部矛盾重重。首先是商業運作追求高效與業務辦理效率低下的矛盾。例如，在上級行授信額度內辦理還舊借新業務，中行、工行、建行一般1-2天就可以辦完，而農行常常需要3-4周甚至超過1個月的時間。其次是農行中小企業信貸準入門檻較高與涉農客戶小額信貸需求的矛盾。再次是農行員工的整體知識、年齡結構與業務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最后是現代商業銀行規模大、科技構成高與農行縣域支行、營業網點營業條件差的矛盾，嚴重制約縣域行的業務發展。
矛盾之二：縣域金融生態環境較差，競爭不公平的矛盾。一是部分地區農戶和中小農村企業信用意識較差，甚至利用假破產、資產重組等形式惡意逃廢銀行債務，直接影響了農行的經營效益；二是農村金融市場中目前還沒有建立誠信與擔保體系，涉農金融機構之間信息閉塞，不能對惡意違約行為進行有效鉗制；三是部分地區農行的網點被撤，營運體系不健全、作用有限，不能滿足資金需求小、信息風險大的農戶、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四是銀政合作仍需加強。一方面，財稅支農資金沒有發揮應有作用，資金多頭管理，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另一方面財稅與農行之間缺乏有效的對接方式，農行為政府項目的資金配套受到諸多約束，人為限制了農行的發展速度。
矛盾之三:面向“三農”與“商業運作”兩個目標、兩種責任、兩套考核體系的矛盾。“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是一個完整體系。一方面，農行要面向“三農”，服務縣域；另一方面，作為商業銀行，農行還必須商業化運作，實現價值最大化、風險最小化。這兩個目標、兩種責任、兩套考核體系如何兼顧，農行在實際工作中很難把握。沒有嚴格的財稅支持指標考核體系和監督，二者很難兼顧，容易形成新的巨額不良資產。
矛盾之四：地方政府對“三農”貸款投入期望值高與現有信貸準入要求嚴的矛盾。雖然農行基層機構是一級法人體系下的商業金融授權機構，但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經濟發展需求，會利用各種手段對農行經營施加影響。這一情況過去曾普遍存在，今后也不可避免，特別是在農行服務“三農”的定位明確后，各級政府對農行增加“三農”貸款投入的期望值會更高。而農行作為商業銀行，貸款的準入條件在股份制改革之后將更嚴格、更精細，出現不良貸款之后對責任人的追究將更嚴厲。在嚴格的市場準入標準、評級授信要求和責任追究機制下，服務“三農”的職能很難充分發揮。
矛盾之五：股東價值回報最大化與服務“三農”整體收益偏低的矛盾。農行股改到位后，股東結構將多元化，無論是國家投資者、戰略投資者，還是廣大股民都要求回報最大化。但“三農”產業和縣域經濟客戶存在投入大、生產周期長、資金回報率低、風險系數高的基本特征，與純粹的商業銀行經營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將給農行經營業績和市場形象帶來很大壓力。
矛盾之六：監管標準的一致性與服務對象風險系數差異性的矛盾。農行市場定位于面向“三農”，但在現階段，“三農”畢竟還是弱質產業，縣域經濟的客戶群體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在這個市場環境中做業務，面臨的風險相對會大一些。但是，目前監管部門對農行的監管標準與其他商業銀行是一樣的，這個矛盾很難處理。
矛盾之七：服務三農與歷史包袱沉重、持續發展后勁相對不足的矛盾。近年來，隨著政府加大企業重組力度和加速產業結構調整，農行2000年以前支持的一批農村企業陸續走向衰亡，帶來了沉重的經營負擔。農行2007年末不良貸款余額8065.1億元，需要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高達6539.95億元，即使將資本金轉為撥備，缺口仍將達5186億元。（參見表1，表2）。
資料來源：根據2007年《中國農業銀行調研報告》整理
以上這些矛盾，即使農行股改完成仍將長期存在，需要持續的財稅政策支持。
二、財稅政策支持農行股改“面向三農”的理論依據
依據之一：糾正因農村金融主體陷入博弈困境造成的市場功能扭曲
農業由于內在的弱質性和高風險性導致農村信貸的風險高于一般工商業貸款，農行的風險自然也高于其他金融機構。農村信貸的高分散性、信息不對稱性等特點也增加了農行的經營成本。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指出：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機制將導致帕累托最優狀態，但是當市場的不完備、信息的不對稱性以及非充分競爭等經濟特征普遍存在時,市場機制將不能自行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這就是著名的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GreenwaldandStiglitz，1986)。特別是由于加重成本、路徑依賴、資產專用性等因素的存在，微觀經濟易于陷入博弈的困境。如果用外部邊際收益（marginalexternalbenefit，MEB）來表示因為增加一個單位的農村資金投入而給社會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則它可以用以解釋前述正向外部效應如何導致了社會信貸資金資源在農村信貸域中的扭曲配置。
正外部效應與資源配置效率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所提供的帶有正的外部效應的農村資金投入數量，縱軸表示有關的交易價格、效益和成本。S和D曲線分別表示該投資的市場供給曲線和市場需求曲線。MSB曲線表示社會邊際收益，它包括了融資者所獲得的私人邊際收益MPB和外部邊際收益MEB。S和D曲線相交于U點，相應的市場交易價格為P1，均衡數量為Q1。這時，融資者所獲得的私人邊際收益就等于其所愿支付的交易價格P1。但是由于外部邊際收益的存在，此時的社會邊際收益MSB處于P2的水平。根據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只要社會邊際收益和私人邊際收益不一致，依據私人邊際收益做出的投資決策肯定不是具有效率的。
這樣，從效率的角度看，MSB曲線與S曲線的交點所決定的農村資金投資數量和交易價格才是最具有效率的。此時農村資金投資的供給數量為Q2，社會邊際收益為P3。顯然，Q2大于Q1。也就是說，當存在正的外部效應時，社會上的農村資金投資供給將會處于不足的狀態。例如,在農業產業領域,許多項目需要高額的投入,完成之后卻易產生“外逃”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產業就會傾向選擇等待接受農業企業的“技術外溢”策略，而不是發展農業產業，當所有的銀行都選擇了這種“最優”的等待策略時,農村資金就可能陷入停滯狀態。這也正是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在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資源最優化配置的功能被扭曲時，當農村資金外溢時，當農行面向三農時，財政稅收作為“第三方”加以支持和調整就具有了必要性和重要性。
依據之二:財政支持農行“面向三農”即是支持三農，是農村公共財政職能的實現
農行不論是歷史與現狀都姓農，其本質是與三農緊密聯系的。農行建立之初衷就是為農業發展、鄉村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改善服務的，農行自建立那天起從未脫離三農領域，盡管近年來商業運作有弱化三農的趨勢，但其在農業的資金投入仍然高于任何一家商業銀行。根據農行年報，農行60%的網點、51%的員工分布在縣域，截至2006年末，農行縣域貸款和城市行管理的涉農貸款共計1.7萬億元，占全部貸款的55%。農行金融結算網絡不但為客戶提供服務，還為其他商業性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給算等服務，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屬性和公共服務職能。這里，我們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決定因素作簡單的模型分析，樣本數據取1999年至2005年，以農戶家庭的人均純收入（y）為被解釋變量，以農產品價格（P）、對農村的信貸投入（I，采取人均信貸來衡量，即包含農業的貸款投資，也包括對鄉鎮企業的信貸投資）、農村從業人員的就業結構（L，用農村中從事非農人員數與從事農林牧漁的人數比值反映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財政支農資金（F）作為解釋變量，運用OLS法對其對數形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并還原，得到如下的模型結果（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
Y=2.739750L0.677054F0.140460I0.207506P0.188964
從模型結果可知，各變量均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的統計量檢驗。并且模型結果不存在自相關問題。同時方程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99%的F檢驗。另外調整后的R-squared高達0.997269，說明模型具有較大的擬合度。因此，從回歸結果看，我們可知對農村的信貸投資，對農戶家庭收入具有正向的影響，即信貸投資每增長1%，農戶人均純收入可增長0.21%。因此，在當前的客觀條件下，農行1.7萬億的涉農貸款對于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深遠意義，另外也意味著當前農村對金融的需求遠未達到飽和狀態，存在供給缺口，需要通過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來完成。
依據之三：金融協調政策與財政支農政策的整合理論
愛德華·S·肖說過，金融體制缺乏效率的問題，不可能只由金融機構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決。金融體制的改革應與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進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時如不同時采取正確的國內稅收刺激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僅僅改革金融制度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推進農行改革，財稅政策的配合至關重要，財政的無償投入與商業性銀行的有償投入相結合，二者能夠達到共同的政策目標。財政支農政策與農行“面向三農”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的著眼點，都是針對農村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三農”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的歸宿，都是力求“三農”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涉農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實施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因此，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農村財稅政策與農行改革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農村金融產業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三農”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三、建立與完善支持農行股改“面向三農”的財稅體系
（一）清晰界定農行“面向三農”的含義，是建立支持農行股改財稅體系的前提
“面向三農”的股改方針既是一種改制方向性的要求，又是一種農行市場定位，體現在具體操作上的要求很高。農行怎樣運作，才算是符合“面向三農”的定位，政府與農行之間必須達成制度共識。只有這樣，對農行而言，才不至于無所適從；對政府而言，才可能對農行有著量化、一致、穩定、規范的系統考核。從目前看，對“面向三農”的含義界定仍不清晰。我們認為建立支持農行股改財稅體系，“面向三農”必須由權威部門加以明確，并在政府與農行之間形成高度共識，以便于雙方在實際工作中有所遵循。
（二）農行面向三農的財政支持體系
1.財政投入政策體系。財政投入是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資金來源，增強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需要通過加大財政投資規模來實現。（1）農村社會保障、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部門具有提供準公共產品的功能，需要政府直接、持續的資金投入與資金扶持。（2）農行歷史上曾經承擔了巨大的政策性信貸任務，形成的大量不良資產理應由財政予以消化（建立支農風險金），其核心資本嚴重不足，可由財政部分的注資或入股。
2.財政補貼政策。財政補貼是由財政安排專項資金進行的一種補貼，是直接或間接向農行提供的一種無償的轉移支付。與財政直接投入相比，財政補貼具有規模小、靈活性強等特點，是政府鼓勵與支持農村金融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對于農行而言，更適用于財政補貼的運用。如國家對三農信貸的利息補貼，對設施農業的補貼，對農村貧困學生的助學貸款貼息等等。
（三）農行面向三農的稅收支持體系
1.農行涉農業務流轉稅制的改革。農行縣域業務營業稅改革可分為兩步進行：第一步保留現行營業稅制，降低稅負、擴大范圍。我國目前尚不具備廢除農行縣域業務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條件。第二步是改征增值稅。應當按照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將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征稅范圍先行擴大到農行縣域業務，對大部分業務實行基本免稅法征收增值稅，對手續費、咨詢費等征收增值稅。同時,取消農行縣域業務征收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2.農行縣域業務所得稅制的改革與完善。（1）降低所得稅稅率,減輕農行縣域業務的稅收負擔；（2）修改稅前扣除規定，規范和統一稅基。取消計稅工資限額，與農行縣域業務經營有關的支出和費用應當允許在稅前據實扣除；放寬涉農業務壞賬核銷標準，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在稅前計提專項貸款準備金；統一和提高固定資產的折舊比例；將預提稅改按應計提項目的實際匯款額征收；（3）按照涉農金融業務的不同和所屬區域不同來制定優惠政策，對貧困縣金融業務可規定較低的稅率，給予較多的稅前扣除，對國定貧困縣的涉農業務免征所得稅；對中西部、東北和海南的縣（縣級市），以及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省定貧困縣經營所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或先征后返專項用于增加風險準備以提高風險覆蓋能力；（4）取消縣域農村銀行機構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5）降低縣域存款準備金比率；（6）提高稅前損失準備金計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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