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礙指導意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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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精神障礙指導意見范文

【關鍵詞】

腦卒中；抑郁；護理

作者單位：136000四平,吉林省腦科醫院

腦卒中的臨床表現除各種軀體癥狀外，常伴有心理障礙，如患病后其生活發生了突然變化，或輕或重的持續性殘疾、功能障礙及并發癥，這些變化使其在家庭、朋友及社會上角色也有變化，從而導致許多情感和行為障礙。其中抑郁障礙較為常見，而抑郁的出現不僅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也妨礙其神經功能障礙的恢復[1]。因此對于腦卒中并發抑郁的患者,我們采取積極有效的科學護理,使患者在最佳的心理狀態下,主動配合治療, 取得滿意效果，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研究對象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我院收治的腦卒中并發抑郁患者60例，其中男39例，女21例，年齡34～80歲，平均61.6歲。腦梗死38例，腦出血22例。經漢密爾抑郁量表(HAMD)評分≥18分，按照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分類，輕度抑郁17例，中度抑郁31例，重度抑郁12例。表現為半身不遂、舌強語蹇、口舌歪斜或意識障礙等。

2 護理方法

2.1 心理護理 腦卒中患者的生活發生了突然的變化，或輕或重的持續殘疾，或患者在家庭和社會的角色發生了變化，患者表現情緒低落、沉默寡言多。首先護理人員要利用機會與患者交流，評估造成情緒障礙心理因素，進行針對性的心理護理，對于焦慮、憤怒者采用宣泄法，對于自責、自卑對生活失去信心的患者采用精神支持療法，要富予同情心和耐心，關心體貼患者，經常與其談心，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針對其存在的問題提出指導意見，告知配合治療護理的益處。鼓勵患者參加力所能及的個人生活照顧、家庭和社會活動，提高其生活樂趣，分散他們的不良情緒和注意力，消除影響患者恢復的不良心理狀態，讓患者正確對待問題，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

2.2 抑郁患者軀體癥狀的護理 腦卒中后抑郁癥的發生有明顯的軀體因素。因此，對抑郁患者的軀體癥狀護理很有重要的意義。如積極治療軀體疾病:①急性期:保持患肢的功能位置，定期翻身叩背，按摩受壓部位，做肢體關節的被動運動，預防并發癥。②恢復期:訓練肢體功能鍛煉，促進肢體功能的恢復。改善睡眠，增加食欲和平均體力活動。抑郁患者心理疾患影響到生理，會產生各種不適癥，如頭痛、失眠、消化系統功能失調、疲乏無力等。也可以為患者做催眠治療幫助患者入睡，以增強抵抗能力。經過睡眠和食欲的改善，患者會精神充沛，抑郁癥狀會逐漸改善或消失。

2.3 用藥護理 對癥狀明顯的患者單純的心理及軀體護理是不夠的，有時候需要給予適當的抗抑郁藥，護理人員應向患者詳細介紹藥品相關的藥理知識，并嚴密觀察藥物的療效和不良反應，部分患者會在用藥后出現口干、頭暈、排尿困難、視物模糊等不良反應，護理人員要嚴密監視患者的體征，發現情況要及時向主管醫師匯報。

2.4 飲食護理 在飲食上給予高蛋白、高熱量、高維生素、低糖低脂飲食。如患者少食或拒食，應多鼓勵患者進食，宜選擇營養豐富、色香味美易消化的食物，以促進食欲。

3 結果

所有患者治療4周，療效評定以漢密爾頓抑郁量表和中華醫學會精神病療效評定標準評定，60例抑郁患者癥狀得以明顯改善，生活質量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痊愈29例，顯效26例，有效2例，無效3例，總有效率為95.00%。

4 討論

腦卒中后抑郁是卒中后常見的精神障礙并發癥，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與康復進程，其發病率各家報道不盡相同。據有關文獻統計在20%～60%之間[2]。其發病機制目前尚不清楚。國內學者報道，腦卒中后抑郁的發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神經生物因素，又有心理因素。患者往往悲觀失望，認為自己是家庭和社會的負擔，這些負性情緒不清除，可直接影響患者神經功能的恢復及生活能力的提高、延長住院時間、增加經濟負擔，也會加重患者的精神痛苦、增加死亡率，因此必須引起臨床的注意，早期發現、早期預防尤為重要。對腦卒中后抑郁患者采取良好專業的護理能提高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社會適應能力，促進患者肢體功能的恢復、保持患者的自尊和提高生活質量。但整個護理是一個艱難而持久的過程，作為護理人員必須具備康復責任心，通過尊重、理解、同情患者的醫護服務,取得患者的信任，鼓勵患者學會傾訴,及時化解其內心矛盾,幫助其解決思想壓力,消除后顧之憂。運用科學手段、恰當方法、和藹的態度對患者進行積極心理疏導，同時加強基礎護理、藥物治療，幫助其消除自卑心理，綜合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護理手段，全面提高適應能力，使機體調整到最佳心理和生理狀態，順利擺脫抑郁。總之，對腦卒中后抑郁患者進行綜合治療護理，最大限度的恢復喪失的功能，以便更快、更好的回歸社會。

參 考 文 獻

第2篇：精神障礙指導意見范文

［關鍵詞］ 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兒童；就診延遲；因素分析

Analysis on factors of affecting ADHD children to visit delay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fi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HD patients to see a doctor in a delayed time.Methods Pediatric patients (n=68） from the outpatient of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e research''who all met the criteria of the ADHD according to the DSM-Ⅳ''the family and environment scale（FES-CV）and self-made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arents of the patients with ADHD.Results Sixty-one patients were involved into this investigation.All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multielement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were typing（Beta=-0.449）''attaining knowledge（Beta=0.369） and father’s culture level（Beta=-0.268） had significance difference.Conclusion There are 3 factors can affect the patients to get medical service''which according to high to low order is （1）the attention-deficit type;（2）lacking of chil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of parents;（3）low education of father.We should enhance the psycho education and advocate aiming at above mentioned problem.

［Key words］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child；visit delay; factor analysis

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是兒童期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已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極大關注［1］。目前已公認兒童ADHD可隨年齡發展進入青春期，甚至成年期；也是成人主要精神障礙之一，并可伴有其他精神障礙和心理社會問題，導致學業、工作、婚姻、社會交往等諸多方面功能損害。ADHD通常于7歲前起病［2］，而臨床中患兒就診年齡在9～11歲居多。就診年齡明顯延遲于起病年齡，造成治療延誤。近20年來，國內外對于ADHD的病因、臨床表現和治療方案等方面做了相當多的研究工作，但對延遲就診因素方面的文獻尚無報道。因此，本研究對影響ADHD患兒就診延遲的相關因素進行了專項研究，提出相應對策。盡量減少延遲就診現象，力爭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以提高患兒生活質量。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1.1.1 病例來源 全部病例來源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科門診的ADHD患兒，取樣時間為2004年3～7月。

1.1.2 入組標準 （1）符合美國精神疾病和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診斷標準；（2）病程≥1年；（3）排除抽動穢語綜合征伴隨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排除其他功能性疾病所致的注意力障礙；排除器質性疾病所致的注意力障礙；排除目前患有嚴重軀體疾病。

1.2 一般資料 共調查病例68例，其中有7例患兒家屬對調查不合作或未完成調查（10.3%）；最終接受并完成調查病例61例。其中男35例，女26例。發病年齡為2～7歲，平均（4.2±1.35）歲；就診年齡為5～15歲，平均（8.67±2.04）歲。就診延遲時間為1～10年，平均（4.48±2.23）年。

得知就診途徑消息來源：報紙宣傳24例，雜志宣傳3例，電視宣傳6例，廣播宣傳1例，網上宣傳1例，學校建議19例，親朋好友建議7例；其中，媒體宣傳占57.3%''親友建議占11.5%，學校建議占31.2%。家長所歡迎的兒童心理衛生宣教的方式為醫院社會宣教16例，學校宣教27例，電視宣教7例，報紙宣教8例，科普書籍1例，網絡宣教2例；其中，媒體宣傳占29.5%''學校宣傳占44.3%''醫院講座占26.2%。家長認為有益于患兒心理健康的宣傳形式為個人或集體心理咨詢輔導20例，學校普查23例，學校科普宣傳11例，電視4例，報紙2例，雜志1例；其中，建議心理咨詢輔導占32.8%''學校普查占37.7%''學校科普宣傳占18%''媒體宣傳占11.5%。

家長關心的兒童心理衛生知識項目中，關心兒童人格趨向或氣質的16例，關心兒童心理問題早期發現與防治30例，關心心理障礙診治知識7例，關心情緒行為問題的8例；其中，有意了解兒童人格趨向或氣質的占26.2%，希望了解兒童心理問題早期發現與防治的占49.2%，需要了解情緒、行為等心理障礙知識的占24.6%。

對健康概念理解準確的有25例（40.9%），不準確的有36例（59.1%）。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者8例（13.1%），未接觸者53例（86.9%）。

1.3 研究方法

1.3.1 研究設計 （1）調查時間和方式：對2004年3～7月的ADHD患兒父母進行問卷調查。（2）所有調查對象的一般資料、家庭環境資料、就診情況資料等，均來自門診就診的ADHD患兒家長的無記名填寫記錄。（3）診斷及評價工具：①診斷標準：美國精神疾病和統計手冊第4版（DSM-IV）；②使用工具：家庭環境量表（FES-CV）。自編簡明就診因素問卷。

1.3.2 統計學方法 資料及時整理，輸入計算機，采用SPSS10.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處理。

2 結果

2.1 t檢驗及單因素方差分析 t檢驗：比較在兩種不同的情況下來就診時間的差異。其中，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與接觸過心理衛生知識的比較，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家長不認為患兒有心理問題的與認為患兒有心理問題的比較，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家長自認患兒健康與家長認為患兒不健康的家庭中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初次就診于綜合醫院兒科與初次就診于兒童精神科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心理衛生宣教形式項和有益心理健康形式項中媒體與學校宣傳比較，患兒延遲就診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家長對待患兒態度一致性、批評形式一致性、情感的一致性、家長對患兒情緒行為問題的情緒反應項以及反應的一致性、家長對患兒心理障礙治療態度項、是否與老師交流項、是否認為被歧視項、是否忽略其他表現項、有心理問題是否就醫項、是否就診安定醫院項的比較中，患兒延遲就診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單因素方差分析：比較以上三種不同的情況下來就診時間的差異。其中，不同分型的個性之間延遲就診時間差異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以Ⅰ型最高，Ⅱ型最低，見表1。其余所有分類資料（包括：得知就診途徑項、感興趣的心理知識項、健康概念項、家長對待患兒態度項、批評患兒形式項、對患兒情感投入項、家長對患兒心理障礙的態度一致性項、家庭結構項、批評話題內容項、批評語氣項、經濟收入項、居住環境項、父親職業項、母親職業項）的延遲就診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雙變量相關分析 對問卷的資料進行簡單相關分析，檢驗出對延遲就診時間存在線型相關的因素。其中，父親文化Spearman相關系數rs=-0.302，P=0.018；親密度Spearman相關系數rs=-0.331，P=0.009；知識性Spearman相關系數rs=-0.310，P=0.015；控制性Spearman相關系數rs=0.305，P=0.017。

2.3 采取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分析影響來就診時間的相關因素 將所有具有顯著性意義及相關性的項目進行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檢驗出對延遲就診時間存在線型回歸關系的因素。其中，方程內選入3個變量：資料的確定系數修正R2值為0.472，對方程檢驗F=16.952，P=0.0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由標準回歸系數（Beta）可見，3個自變量對延遲就診時間的影響從大到小依次為分型（X1）、接觸知識（X2）、父親文化（X3）。回歸方程為：y=4.760-1.293X1+2.423X2-0.627X3。對方程內變量單獨檢驗，自變量分型、接觸知識、父親文化對因變量延遲就診時間有顯著性影響，P值分別為0.000，0.000，0.009，見表2。 表1 不同分型均數的多重比較

表2 回歸分析

3 討論

ADHD是發生于兒童時期，與同齡兒童相比具有明顯注意力集中困難（注意持續時間短暫）和活動過度或沖動的一組綜合征。癥狀發生在各種場合（如家里、學校和診室）。男童明顯多于女童［3］，其預后并不樂觀。患兒發病年齡多在3歲左右，就診年齡多數為7～10歲。所以ADHD患兒存在就診不及時問題。

本研究結果顯示68例調查病例中有7例患兒家屬對調查不合作而失訪，占10.3%，說明有的患兒家長對就診、兒童心理衛生和家庭環境問題關心程度不足。患兒發病年齡為2～7歲，平均（4.2±1.35）歲；就診年齡為5～15歲，平均（8.67±2.04）歲；就診延遲時間為1～10年，平均（4.48±2.23）年。由此可見，延遲就診的情況有待于探討。

本研究顯示出不同分型對前來就診時間的影響最大。而各分型之間來就診時間差異也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以Ⅰ型最高，Ⅱ型最低。考慮Ⅰ型為注意缺陷型，其表現不易被家長所發現或并不認為是病態，因此患兒就診延誤。而Ⅱ型為多動沖動型，該型的表現易被家長發現而較早就診。

家長是否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是第二位的影響因素。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家庭中的患兒就診時間明顯延遲于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家庭（P<0.01）。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家長缺乏兒童心理衛生知識，只看重學習成績，誤認為孩子學習好就行，而不注意兒童的綜合素質培養、心理發育的健全和社會適應能力的高低，對于初露端倪的心理問題家長未予足夠的重視，認為學習好可以取代一切，導致智商較高的患兒因學習成績尚可而延誤就診。有些家長則認為ADHD患兒的某些表現只是孩子有壞習慣、淘氣貪玩，或認為某些表現在孩子長大后可以自愈，而未能把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提到治療日程上，以致患兒就診時間的延遲。

父親文化程度是第三位的影響因素。雖然家庭親密度、家庭知識性和家庭控制性未列入回歸方程中，但考慮家庭親密度、家庭知識性和家庭控制性與父親文化程度有相互作用，故前三者可通過父親文化程度因素起作用。由于我國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因此，父親的在家庭中的控制性較強，導致父親的文化水準在家庭中起著重要作用，甚至可能會影響家庭的知識性。因為知識程度低，不講求生活質量而致使家庭親密度也較低。可見，由低文化程度父親控制的低親密度家庭往往延遲就診。這推測與家長缺少相關知識、忽略患兒的表現、諱疾忌醫等情況有關，但具體原因有待于擴大樣本進一步探討研究。

Thomas指出，較早地使用中樞興奮劑可緩解ADHD的癥狀，提高ADHD的認知功能，改善ADHD的行為問題，并在ADHD患兒與父母、老師及同伴的社會關系上起到良好地促進作用（如：服藥后負性和攻擊減少；同伴的接納度提高；對兒童產生正性的影響等）［4］。Wilens也指出，如長期合理治療，到成人時一般預后是好的，預后不好者占治療組的1/5以下。一般有合并癥者預后較差，所以加強干預和治療該亞組是很有必要的。ADHD導致學校、社會、職業功能受損，且常有共病，包括吸煙、物質濫用。ADHD患兒一生都伴隨功能減低和共病，大量證據都表明長期和短期治療的重要性，而且長期治療可以減少ADHD個人各種功能的減低。可見，如果患兒及時就診接受治療，預后就可能比較良好。因此，針對影響延遲就診的因素，應采取相應措施，改善ADHD患兒就診的情況。

注意缺陷型最不易被家長發現，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家長和低文化程度父親易造成就診時間延遲較長的情況發生。從這些因素中可見，面向家長的兒童心理衛生知識的科普宣教非常重要，尤其是對父親的宣傳教育應屬重中之重。

本研究提示，對健康概念理解不準確的有59.1%。未接觸過兒童心理衛生知識者86.9%。ADHD患兒家長認為有益于患兒心理健康的宣傳形式為學校普查占37.7%''心理咨詢輔導占32.8%''學校科普宣傳占18%''媒體宣傳占11.5%。可見，在學校中進行普查和科普教育以及媒體科普宣傳應為今后工作中的重點。

因此，從學校的角度和社會媒體角度出發，對家長，尤其是擔任父親角色的男性，并對教師加強兒童心理衛生知識教育宣傳的力度，增強家長、教師識別患兒患病信號的能力，提高患兒就診率，早發現，早治療，早受益。

中國17歲以下未成年人約3.4億。其中，4.31%～5.83%的兒童有ADHD。在2004年國務辦公廳轉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精神衛生工作指導意見》中，強調降低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為問題發生率是重點工作目標之一。因此，加強兒童、青少年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預，減緩心理行為問題和精神疾病上升趨勢，加強預防，提高就診意識是兒童精神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參考文獻］

1 徐通''蘇淵''俞麗萍''等.父母對注意障礙、多動綜合征患兒就診的心態分析.中華兒童保健雜志，1998，6（1）:35-36.

2 沈漁?.精神病學，第4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575-581.

第3篇：精神障礙指導意見范文

【關鍵詞】更年期；心理特點；保健；女性

【中圖分類號】R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7484（2012）14-0339-01

更年期綜合征困擾著不少中老年女性。女性在40歲左右，生理上便會逐漸進入一個新的轉折時期，我們稱之為更年期[1]。 這時，隨著卵巢功能的逐漸衰退，女性體內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分泌也會逐漸減少乃至消失。世界衛生組織（WHO）人類生殖特別規劃委員會提出“更年期”易名為“圍絕經期”，圍絕經期系指卵巢功能衰退的先兆（40歲左右）到最后一次月經后一年[2]。當婦女從生育功能旺盛期走向衰退期的過渡時期，它包括從臨床上、內分泌學及生物學上開始出現絕經趨勢的跡象，其臨床分期為絕經過渡期、絕經與絕經后期。絕經過渡期即卵巢功能衰退的征兆到最后一次月經[3]；處于更年期的婦女易發生各種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問題，而更年期健康是老年健康的基礎，因此搞好更年期婦女的保健至關重要[4]。

1 更年期婦女的身心特點：

女性更年期的四大癥狀[5] 通常來說，絕經后的婦女在更年期會出現以下四大癥狀： 一、潮熱――是更年期女性經常遭遇的癥狀。 二、心悸――也就是心慌，也是更年期最常見的癥狀之一。 三、精神、神經癥狀表現異常。 四、腰酸背痛――是更年期婦女骨質疏松的早期癥狀。

1.1生理特點

1.1.1 月經紊亂：是更年期婦女最普遍、最突出的表現。月經經常延遲，甚至幾個月才來潮一次，經量也逐漸減少。

1.1.2 陣熱潮紅：是更年期主要特征之一，部分婦女在更年期內由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血中鈣水平也有所下降，會有一陣陣地發熱、臉紅、出汗，伴有頭暈、心慌，持續時間為一兩分鐘或12分鐘～15分鐘不等。

1.1.3 心血管及脂代謝障礙：可能會出現冠心病、糖尿病。

1.1.4 神經、精神障礙：有的婦女，血壓上下波動較明顯，可能有情緒不穩定，易激動，性格變化、記憶力減退等。

1.1.5 運動系統退化：出現腰、背四肢疼痛，部分婦女出現肩周炎、頸椎病。

1.2 心理特點

1.2.1 心理敏感性增強，感覺易敏感。過份的敏感，把發生在周圍的一些不愉快事件強行與自己聯系，聽了風就是雨。

1.2.2 特別關注流言蜚語在一些單位里，總有一些人喜歡傳播小道消息，或是流言蜚語，某些更年期婦女就是這些傳播的積極參與者和受害者。當流言蜚語被夸大，失實時，造成人際關系的緊張，對更年期婦女來說，又是一種惡性刺激。

1.2.3 盲目懷疑 尤其對一些涉及到其本身利益的事無端地盲目懷疑，如晉級、加薪、分房中的一些決策沒有滿足其本人的愿望時，她就會盲目懷疑。

1.2.4 情緒不夠穩定，易激動，易怒，易緊張焦慮。

1.2.5 注意力不夠集中，不易集中自己的思想，不易集中自己的精力。

2 更年期婦女保健知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要對更年期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認識到更年期是女性在進入老年期前必經的生命階段，要想獲得一個健康的老年期，就必須有一個健康的更年期。

2.1做好宣傳教育 通過各種形式提供有關更年期生理和心理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與溝通，指導更年期婦女合理就醫、飲食鍛煉和用藥等問題。

2.2 注意個人衛生盡量穿寬松及容易加減的衣服，內衣以純棉為宜。更年期婦女保健知識首要的一點就是注意個人衛生，并堅持定期檢查。

2.3注意調整飲食的搭配，合理營養。適當補充豆制品，多食新鮮蔬菜和瓜果。

2.4加強鍛煉生活規律但避免緊張和勞累，同時堅持腦力勞動，要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不間斷地學習思考防止大腦發生“廢用性萎縮”。

2.5 戒掉煙酒、咖啡及含咖啡因的食品；要在醫生指導下，適當地服用激素和鈣來防治神經失調、骨質疏松、生殖器老年萎縮等。

2.6處于更年期的女性還應解除顧慮，培養積極樂觀的情緒，注意生活規律、勞逸結合、合理飲食，保證足夠睡眠，適當進行體育鍛煉，防止過胖，這些也都是改善更年期綜合征的必不可少的保健措施。

2.7定期去醫院體檢

應每隔6～12個月做一次婦女病及腫瘤普查，定期體檢，做好疾病的篩查工作，做到無病早防，有病早治。

3 討論

了解有關知識，保持心情舒暢，積極參加文娛活動，這個是女性更年期保健中最重要的。 對一些嚴重憂郁癥和更年期偏執患者，多采取暗示療法，鼓勵患者積極參加集體活動，轉移患者的注意力，以增強患者的生活興趣及戰勝疾病的信心；還要指導家屬多陪伴、多溝通、多理解，鼓勵患者說出自己的憂慮，以減輕心理壓力，同時傳授自我調節與自我控制不良情緒的方法。夫妻和睦相處是調節心理的好配方，還要做到起居有規律，勞逸結合，避免精神過度緊張和不良刺激。加強身體鍛煉，如散步、練太極拳等，增強全身血液循環和神經系統的調節作用。同時營養要均衡，要注意補鈣和多種維生素等，使她們在實踐中認識到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不虛弱，心理、生理、社會的良好適應才是健康人。

參考文獻

[1] 徐芾.更年期婦女保健.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4：19-22.

[2] 李淑杰.女性更年期綜合征心理護理[J].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09，（06）.

[3] 賀采芳.女性更年期綜合征治療中的心理干預[J].中國療養醫學，2008，（10）.

第4篇：精神障礙指導意見范文

[關鍵詞] 抗抑郁藥；認知行為；療法；產后抑郁癥

[中圖分類號] R74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09（a）-0042-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effect of antidepressants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on postpartum depression. Methods Sixty cases with postpartum depression from December 2014 to December 2015 in Corelle Hospital，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even and odd-numbered admission，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antidepressants，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in addition.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each dimension score of SCL-90 of two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each dimension score of SCL-90 of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HAMD scores of two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01）； HAMD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2 weeks， 4 weeks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DAS score of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or P < 0.01）. DAS score of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Significant effective rate and general effective rate of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Antidepressants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 can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Antidepressants；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Postpartum depression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嚴重的精神疾病，以心境低落為重要特征，伴有焦慮、激越、無價值感、自殺觀念、精神運動性遲滯和各種軀體癥狀和生理功能障礙[1]。抑郁癥素有“隱性殺手”之稱，其自殺的掩蔽性、完整性和成功性等特點常常使人防不勝防。該癥已成為危害個人、社會的一個嚴重的衛生問題[2]。根據WHO的預測，到2020年抑郁癥/自殺將位居中國總疾病負擔的首位。產后抑郁是臨床上一種特殊類型抑郁癥，通常指產后6周內發生的、可持續整個產褥期或更長時間的一種常見的精神障礙[3]。因此，及時了解產后抑郁癥的發生情況，應用科學的方法治療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采用抗抑郁藥聯合認知行為療法治療產后抑郁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12月～2015年12月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以下簡稱“我院”）診斷為產后抑郁的患者60例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產后6周內發病。②符合抑郁癥的診斷標準，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抑郁量表[4]17項得分超過17分。③入組時常規檢查正常。④入組后停止哺乳。排除標準：①合并心、肝、腎嚴重疾病者；②合并糖尿病者；③濫用藥物者；④癲癇患者；⑤藥物過敏者。所有納入研究的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我院醫學倫理會批準。脫落標準：中途撤除知情同意或產后無法訪視者，導致資料缺失無法進行本研究統計分析的視為脫落。在出現產后抑郁后拒絕心理干預或藥物治療者，也視為脫落，但已收集到的資料可用于統計分析。剔除標準：本次研究中受訪圍生期婦女合并排除標準中任意一項者，其資料視為不可用，不予統計分析。60例患者按照入院單雙號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每組各30例。兩組患者入組時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采用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藥物（商品名：舍曲林，輝瑞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80141）抗抑郁治療，舍曲林50～100 mg/d，合并有睡眠障礙的患者，加用苯二氮類藥物鎮靜催眠。藥物治療8周。研究組在此基礎上加用認知行為療法。認知干預分為5個程序：讓患者進行角色扮演，想象自己面臨的能夠引發焦慮抑郁的場景；讓患者評價自己的焦慮抑郁水平；指導患者察覺壓力情景下產生的焦慮抑郁認知；幫助患者重新進行自我評價，檢查這些想法；指導患者評價焦慮抑郁水平情況。具體操作方法：采用小組與個體相結合的方法。小組形式：每組5例患者，通過講座的形式，向患者講解產后抑郁癥的相關知識，患者在講座上可進行討論和提問，促進溝通，幫助患者體驗情緒，鼓勵患者間交流經驗。個體健康教育：針對患者具體情況制訂健康教育計劃，一對一會談，回答患者問題，采用多種方法向患者講解抑郁的相關知識，指導科學育兒，幫助患者轉換角色；一對一輔導幫助患者面對負性情緒，耐心聆聽患者的訴求，通過詢問、交談、鼓勵、疏導等促使患者積極治療；除此之外還要與家庭成員進行一對一溝通，讓家庭成員多陪伴，給予支持，減少不良刺激；一對一的心理支持每周2次，共進行8周。小組形式第1個月每周進行1次，隨后每2周進行1次，共進行8周。

1.3 評價方法

治療前后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5]對患者癥狀進行評價，該量表包括軀體化、強迫癥狀、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精神病等10個因子，共90個癥狀評分，每個條目根據程度評1～5分，評分越高越嚴重。治療前及治療后2、4周及8周分別采用HAMD量表對患者抑郁情況進行評價。治療前后采用功能失調性狀況評定量表（DAS）[6]對患者進行評價。DAS屬于自評問卷，由40條項目組成，用以評估人們潛在的較深層的認知結構，按個體對這些功能失調性狀況的同意程度來評分，分數越高表明被試者認知障礙越嚴重。臨床療效[7]根據HAMD評分判斷，共有17個條目，根據HAMD的減分率≥75%，或者總分≤7分為痊愈，顯著進步為減分率≥50%，進步為減分率≥25%，無效為減分率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SCL-90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SCL-90評分各維度得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后，兩組SCL-90評分各維度得分均顯著低于治療前，差異均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治療后，研究組患者SCL-90評分均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見表2。

2.2 兩組治療前后HAMD評分

治療前兩組HAMD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治療后HAMD評分均顯著下降，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治療后2周、4周及8周，研究組HAMD評分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或P < 0.01）。兩組隨著治療時間的延長，HAMD評分均呈顯著下降的趨勢，治療后2周評分顯著低于治療前，治療后4周評分顯著低于治療后2周，治療后8周評分顯著低于治療后4周，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1或P < 0.05）。見表3。

2.3 兩組治療前后DAS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DA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后研究組DAS評分顯著低于治療前，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治療后研究組DAS評分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對照組治療前后DAS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4。

2.4 兩臨床療效比較

研究組顯效率、有效率均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或P < 0.01）。見表5。

3 討論

了解產后抑郁癥的影響因素，探討產后抑郁癥的防治措施，對降低產后抑郁癥的發病、提高母兒身心健康水平具有積極的意義。當今，產后抑郁的高發生率已經成為威脅婦女、嬰兒健康和家庭和睦的公共衛生問題，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婦產科和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重視；最近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精神衛生工作的指導意見》作為我國新時期的精神衛生政策，已明確提出“要積極采取措施”研究和防治抑郁癥等重性精神疾病；在《中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做好孕產期婦女的心理保健和孕產婦常見心理行為問題的識別及處理工作，減少產婦產后不良心理反應發生率”[8]。

國內外對圍生期婦女身心健康狀況的研究證實，圍生期婦女處于情緒障礙發生的高風險中[9]。鑒于產后抑郁的高發病率，嚴重影響著婦女心理健康，是嬰兒生長發育、智力行為發育的不利因素，對家庭及社會造成極大危害[10-12] ，如媒體常常報道的產后自殺和擴大化自殺（殺嬰）。因此了解產后抑郁癥的影響因素，探討產后抑郁癥的防治措施，對降低產后抑郁癥的發病、提高母兒身心健康水平具有積極的意義。

產后抑郁病因不明，發病機制撲朔迷離，多數學者孤立地采用諸如生活事件、家庭內暴力、社會支持、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等因素研究產后抑郁的發病并不能較好說明產后抑郁發病的可能機制[13]。既往研究多關注產后抑郁的易感因素，且大多單因素，并未進行社會-心理-生物學系統研究。對產后抑郁的防治，早年多采用激素治療，防治也更多關注產前或產后的心理和社會支持，而心理干預對產后抑郁作用如何也局限于小樣本研究，且療效也不盡人意。

產后抑郁癥患者情緒低落是突出的癥狀，患者也會察覺自己情緒不正常，但大多時候歸咎于環境或者他人[14-17]。產后抑郁癥患者常常對日常活動缺乏興趣，感覺不愉快，自責、自卑、內疚感強烈；自我感覺反應遲鈍。遇事老向壞處想，對生活失去信心，自認為前途暗淡，毫無希望，感到生活沒有意義，甚至企圖自殺。意志活動減低，難以專心工作，不愿意參加社交互動，或者愿意參加，但缺乏勇氣與信心。患者被動，依賴心理強，對事情不愿負責任。有80%的患者因頭痛、頭昏、失眠、身痛、耳鳴、眼花等癥狀就醫，部分癥狀可長期存在，但加重或者緩解不明顯。

認知行為治療的主要著眼點為患者不合理的認知問題，通過改變患者對己、對人或對事的看法與態度來改變心理問題[18-19]。認知行為治療的理論假設認為，人的情緒及行為改變與其認知是密切相關的，通過改變不恰當的認知方式，可以達到改善情緒及行為障礙的目的[20-23]。經過多年的臨床應用，認知行為治療對抑郁癥的療效已初步得到肯定[24]。認知行為治療可以用于許多疾病和心理障礙，如抑郁癥、焦慮癥、神經性厭食癥、障礙、藥物依賴、恐怖癥、慢性疼痛、精神病的康復期治療等。本次研究中，在藥物治療基礎上給予患者認知行為治療，結果顯示研究組患者的臨床療效顯著優于對照組，癥狀自評量表評分顯著改善。

綜上所述，抗抑郁藥結合認知行為療法對產后抑郁癥能夠顯著提高臨床療效，值得臨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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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精神障礙指導意見范文

【關鍵詞】右美托咪定；咪噠唑侖；高血壓腦出血；鎮靜

鎮靜鎮痛治療已成為高血壓腦出血術后的常規治療，鎮靜治療可以降低顱內壓，減少顱內再出血機率，提高患者生存率，但鎮靜劑對患者可能產生不良反應，出現呼吸抑制、低血壓、心動過緩等情況，而對于術后非機械通氣的患者，更需嚴密觀察患者各呼吸指標。臨床上常選擇右美托咪定及咪達唑侖，本研究擬比較兩者用于高血壓腦出血術后非機械通氣患者的鎮靜效果及不良反應發生的情況，為臨床提供參考。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54例我院神經外科手術治療的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術后呼吸平穩，順利拔除氣管插管返回神經外科ICU。既往明確有高血壓病史，入院時患者明顯煩躁不安、躁動，ASA分級Ⅰ-Ⅱ級[4]，經頭部CT診斷為腦出血，行開顱血腫清除術或血腫清除術加去骨瓣減壓術。隨機分為右美托咪定鎮靜治療組（D組）和咪噠唑侖鎮靜治療組（M組）。右美托咪定鎮靜治療組27例，男21例，女6例，平均年齡為（58.5±10.2）歲，體重（68.7±14.5）K，出血量為30-50ml，其中基底節15例，丘腦出血4例，腦葉出血4例，丘腦基底節破入腦室的4例。M組27例，男19例，女8例，平均年齡為（59.7±10.9）歲，體重（67.3±14.2）K，出血量為30-50ml，其中基底節16例，丘腦出血3例，腦葉出血3例，丘腦基底節破入腦室的5例。入選患者排除以下情況：嚴重肝、腎功能不全者；合并其他嚴重疾病者，如惡性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精神障礙及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其年齡、性別、體重、ASA分級構成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治療方法病人術后常規給予止血、脫水降顱壓、抑酸、營養神經及維持水電解質平衡治療，對術后血壓仍高的病人（收縮壓>160mmHg），靜脈應用硝酸甘油泵入，并根據血壓調整劑量，使收縮壓波動在120-160mmHg之間，當用量小于10ug/min患者收縮壓仍低于140mmHg時停用。D組術后0.5-1小時給予右美托咪定1ug/Kg，首劑10min內靜推完畢，繼續靜脈輸注按0.2-0.7ug.Kg-1.h-1的速度持續靜脈泵入，將患者達到Ramsay評分Ⅱ-Ⅳ級的劑量為維持劑量。M組術后0.5-1小時予靜脈注射咪達唑侖0.05mg/kg負荷量后，以0.03-0.20mg?kg-1?h-1的速率靜脈泵入，兩組均以患者達到Ramsay評分Ⅱ-Ⅳ級的劑量為維持劑量，維持24-72小時后根據患者的耐受情況和舒適性評判，監測生命體征趨于平穩，逐漸減少右美托咪定用量或直接停用。術后24小時復查顱腦CT，判斷再出血情況（血腫量超出20ml，中線偏移大于1cm）。

1.3監測指標觀察比較兩組術后心率、呼吸頻率，血氧飽和度，由于術后物尚未完全代謝，會對觀察指標產生影響，故從術后4小時開始監測至術后24小時，每4小時監測一次，分別記錄T1（術后4小時）T2（術后8小時）T3（術后12小時）T4（術后16小時）T5（術后20小時）T6（術后20小時）。同時記錄24小時內呼吸抑制（呼吸頻率

1.4統計學處理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χ±s）表示，組間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P

2結果

2.1應用不同鎮靜劑的兩組患者各時間點心率、呼吸頻率及血氧飽和度水平比較，經t檢驗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2.2兩組病例24小時內不良反應及顱內再出血比較見表2。

D組呼吸抑制的發生率顯著低于M組（P=0.038），低血壓發生率、心動過緩發生率及顱內再出血的發生率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

3討論

鎮靜治療已成為腦出血術后常規治療，鎮靜的作用很多：①消除或減輕患者身體不適；②改善患者睡眠；③降低機體代謝，減少氧耗；④防止因煩躁加重出血；⑤防止墜床或意外拔管[7]。

本試驗中所用右美托咪定，其作用位置不是大腦皮質，而是在與睡眠、覺醒、情緒有關的藍斑核。藍斑位于腦橋前背部，接近第四腦室下壁喙部末端。藍斑是腦中合成去甲腎上腺素的主要部位。去甲腎上腺素于藍斑核合成后能夠興奮腦的大多部位，導致腦的覺醒狀態加強，并使得腦的神經元對未來刺激做好準備。右美托咪定與藍斑核內α2受體突觸前膜、突觸后膜的受體結合，抑制去甲腎上腺素的釋放，從而抑制大腦皮質覺醒反應，達到鎮靜、睡眠、抗焦慮的作用。而咪噠唑侖屬短效苯二氮蒂類藥物，特征是用于催眠時誘導入睡快，半衰期更短，不會在體內積聚。本研究對兩者鎮靜作用及不良反應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兩者在預防再次腦出血方面無差別，但右美托咪定組較咪噠唑侖組呼吸抑制發生率低，故非機械通氣病人使用右美托咪定更安全。在低血壓、心動過緩發生率上無顯著差異，且發生后較易糾正，但兩者均可能出現低血壓及心動過緩情況，在臨床應用中，在監測呼吸、血氧飽和度的同時，也要嚴密觀察血壓、心率變化。

綜上所述，在高血壓腦出血術后非機械通氣患者鎮靜治療方面，與咪噠唑侖相比，右美托咪定對患者呼吸抑制作用小，故使用右美托咪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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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精神障礙指導意見范文

1.1骨科疾患和老年疾患是康復醫學學科發展的重要方向

交通事故、運動競技導致骨折、脊髓損傷（截癱）及顱腦損傷等創傷日益增高，其后期功能康復使康復治療技術成為首選。同時，老年康復迫在眉睫。中國科學院2009年的資料顯示，未來40年我國人口老齡化將導致神經退行性疾病發病率顯著上升，解決認知、行為與精神障礙，實現個人的身心全面健康已成為國家的迫切需求[7]。

1.2康復醫學的信息化和工程化發展

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建設信息化康復醫療機構，實施遠程康復醫療及遠程康復技術培訓，密切康復機構與社會的聯系，密切康復專業人員與傷殘人士的聯系，達到康復醫療信息的資源整合、互聯互通及信息共享。同時，虛擬技術（VT）、增強技術（AT）、康復機器人技術、人腦-電腦介面技術（BCI）及其他多種實用適用輔助技術和產品-輔助器具。這種康復醫學與工程技術的深度結合，將促進康復醫療技術含量的提高和技術創新，極大地提高康復成效，改善患者認知功能，提高其生存質量。

1.3康復醫學專業人才培養逐步接軌國際標準

隨著康復醫學的科研和學科建設不斷深入，將進一步完善康復專科醫師規范化培養制度，進一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康復治療師專業教育將逐步向以下方向發展：①從設置康復治療單一專業轉為設置PT、OT，并逐步開設言語治療專業；②逐漸規范PT、OT教育的課程設置、教學大綱等；③建立開設PT、OT專業評估準入制度；④建立物理治療師、作業治療師的職業系列和資質認證及準入制度；⑤培養和建立一支勝任專業教學的師資隊伍[10]。2四川省康復醫學教育的問題與困難2.1基礎教育落后，教育資源分布不平衡四川省近年來康復醫學教育發展迅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但是相對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仍有較大差距，在康復專業人才的培養數量和質量上離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康復需求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國康復醫學碩博士點大部分在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國家級康復醫學教育培訓基地大多分布在上海、南京、武漢、廣東等東南地區[2]。在四川康復醫學各層次辦學機構中，有3所學校舉辦研究生教育，4所學校舉辦本科教育，4所學校舉辦專科教育，3所學校舉辦五年制高職教育，11所學校舉辦初中起點中專教育。特別是在康復醫學高層次教育中，僅有四川大學開展了康復治療學的本科、碩士、博士和博士后流動站于一體的教育體系及實踐。

2康復專業人才匱乏、專業化程度低

中國現階段需要康復治療師11.47萬人，人才缺口達10.09萬人。按未來5～10年所需，有待補充康復醫師3000～5000名，目前康復醫學專業教育還存在著缺乏規范化等問題，影響培養質量[11]。康復醫療機構及服務集中在大中城市，而縣、鄉，尤其農村基層缺乏基本而必要的康復服務。我國政府提出，到2015年每個有康復需求的殘疾人都將得到康復服務。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加速康復醫學人才培養。四川省乃至全國康復教育發展都面臨著起步較晚，發展不足，康復從業人員數量少，學歷層次低，專業化程度不變的問題。康復專業人才的數量和質量亟需提高。

3缺乏統一的康復醫學辦學標準及專業評估制度

目前四川省乃至全國各院校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沒有統一的標準，對于專業基礎及專業課程的界定不是很明確。同一課程在不同院校的分類不同；課程名稱及教材亦無統一的標準，專業課程繁多，名稱及學時數都缺乏可參考的標準[12]。康復專業人員臨床康復知識和技能培訓比較薄弱，康復醫學師資不僅數量少，而且質量也不高。有些師資僅經過專業知識的進修或短期培訓即上崗，甚至有的院校只能臨時聘請從事臨床工作的康復醫師授課，教學理念和方式陳舊，教學水平參差不齊。而部分院校教學基地建設滯后，病種相對單一。

4四川省康復醫學教育發展對策

4.1確立分層次培養目標，著眼康復專業醫師和治療師的培養

康復醫師：康復醫學與理療學是在臨床醫學下設立的二級學科，研究生培養包括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其培養模式與臨床醫學其他專業一致。培養目標是培養具有扎實的康復醫學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能，能獨立處理臨床常見病和疑難病，具有一定的組織管理能力和教學能力，了解康復醫學發展方向、新進展、新技術及相關科學研究方法的高級人才。學生畢業被授予醫學專業學位或醫學科學學位，畢業后從事臨床醫師工作或研究工作。康復治療師：根據國務院學位辦在2011年3月8日頒布的新學科目錄設置，其中醫學技術以獨立全新的一級學科面貌出現在我國的醫學門類中。該學科主要是培養緊密配合臨床醫生醫療服務工作中掌握特殊醫療技術與醫療技能的高級治療師，其中包括康復治療學。康復治療專科教育、高職教育和中專教育的教學目標應該是培養臨床應用型治療師，康復治療本科教育的教學目標應該是培養臨床應用型和學術型治療師。目前，我國還沒有康復治療師的研究生教育，應探索和建立康復治療師的研究生教育，盡快培養出能與國際接軌的高水平康復治療學人才。

4.2加強“雙師型”康復醫學師資培訓和專業實踐教學

很多院校實踐證明，醫校合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是適應國情的最佳醫學教育管理體系。康復教研室與康復醫學科有機結合，康復醫學教育與科學研究、醫療衛生服務相互促進、互為支撐。康復醫學專業教師均為醫院康復醫學科臨床醫生。康復專業理論與康復醫療服務實踐結合，發揮“雙師型”師資在教學中無可比擬的優勢作用。要加強培養學科帶頭人，鼓勵骨干教師在職深造，提高學歷層次等。同時，在教學培養計劃中要側重康復治療技術的教學，增加其理論和實踐教學。

4.3發揮各級康復醫學專業學會的作用

發揮參謀和智囊作用，為教育和衛生行政部門指導和規范院校康復醫學教學提供參考建議。制定《康復醫學教育最低標準》；協助審議和認證康復醫學專業開辦資質；統一規范和指導康復亞專業的課程設置和教材編寫；指導、培訓康復專業人員通過國家專業職稱考試。

4.4實施康復醫師、康復治療師和康復護士的規范化培訓

建立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為龍頭、各地市醫院為核心的四川省康復醫學教育培訓網絡，加強與各級醫療機構協作發展，形成了“華西主導、全省參與、院際協作、合作共贏”的聯盟模式。根據地區實際，充分利用各類資源，有計劃地開展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康復專業人員培訓。對縣級以上醫院康復人員，進行康復醫學理論和治療技術的在職培訓，提高其對臨床常見疾病的康復治療水平。對省市級以上醫院康復業務骨干和社區康復醫生、治療師進行全脫產學習，重點加強康復治療師培訓。建立省級康復治療師培訓基地，逐步完成在崗康復治療師全員培訓。同時建立制定康復醫師、康復治療師和康復護士培訓大綱和教材，逐步建立完善康復醫學專業人員繼續教育制度。

4.5加強區域協作，建立康復醫療協同網絡

以成都為主導，綿陽、自（貢）瀘（州）等地協同，構建三角試點創建示范區，以網絡信息技術為手段，以信息、知識、資源共享為基礎，以人才培養、技術支持、醫療服務、管理咨詢及科技產業發展為核心內容，培養師資、搭建培訓網絡和交流平臺，以在位教育和在線教育為手段，搭建起全省城市社區和農村衛生人才的畢業后教育、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體系。發揮華西康復優質資源的輻射作用，集合四川各院校康復教育資源，統籌規劃，優勢互補，探索網絡聯盟協同發展模式，為城市社區和農村地區不斷培養和輸送核心適宜技術的康復醫學專業人才，改善和提高基層康復醫學人力資源配置，帶動西部康復醫學技術水平的提升。

4.6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

適應康復醫學全球化發展趨勢，充分發揮國內外康復醫學學術團體和專業機構的資源優勢，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合作，追蹤和引進世界先進康復醫療技術。引進國內外優秀康復人才來川工作，同時不斷提高本地化康復醫學人才素質，組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優勢學科和專家隊伍，推動康復醫學事業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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